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9to5Mac：是一家“致力于成为科技界最具影响力的媒体”，该媒体以报道苹果公司新闻和产品而知名，是全球苹果爱好者和行业人士的重要信息源之一。近年来，也有多篇报道设计中国监控技术以及相关科技伦理。

一、9to5Mac：苹果公司多次硬刚各国政府，唯独在中国面前低头

科技媒体9to5Mac是一家专注于苹果公司产品和新闻的英文网站。近日，9to5Mac刊出一篇题为《苹果敢于对政府说“不”的传统，在中国明显缺席》的文章，指出苹果在美国、英国、印度等地，曾多次“挺身对抗不合理的政府要求”，但“在中国，情况截然不同”，该公司反复以“在每个运营国家都遵守当地法律”为由，选择配合中国当局各类打压言论自由的要求。

文章封面

文章以印度为最新案例指出，印度政府曾拟要求所有手机厂商强制“预安装”且不可卸载一款所谓的“安全应用”。该应用名义上是帮助客户找回丢机，实际上则意味着所有手机可被政府追踪。然而，苹果公司并未接受，而是直接拒绝了该方案。结果，印度当局先取消“不可卸载”，最终连“预安装”要求也一并撤回。9to5Mac称，这一案例显示了苹果在部分民主国家愿意付出谈判成本，捍卫用户隐私与产品原则。

此外，作者还回顾了美国圣贝纳迪诺与彭萨科拉两起枪击案中苹果公司的表现。在两起案件中，FBI曾要求苹果开后门解锁嫌犯的 iPhone，苹果以此事“事关重大，不容退让”为由拒绝。在英国，当局推动削弱 iMessage 端到端加密，苹果甚至放话宁可撤出 iMessage 和 FaceTime，也不会同意降低安全标准，最终英国政府“悄然退让”。

然而，文章批评道，在中国，同样涉及信息自由与隐私的议题上，苹果的表现却截然不同。评论列举道，在苹果中国区应用商店 App Store 中，《纽约时报》、Quartz 等新闻媒体应用因报道不合宣传导向被下架，逾四百款 VPN 应用被移除，苹果还陆续下架了与香港抗议、LGBT 社群相关的应用。

其中，最具争议的是 iCloud 中国用户数据的本地化。苹果公司应中国当局要求将数据迁往由地方国企运营的服务器，并在极为谨慎的隐私措辞之外，事实上“移交了 iCloud 加密密钥”，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法律框架下可取得任意中国 iCloud 用户的数据，与其在其他国家极力维护加密机制的姿态形成鲜明反差。

为何同一家公司在不同司法辖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底线？文章指出，“苹果在中国面临的风险再高不过了”：中国既是重要消费市场，也是关键制造基地，一旦被排除，苹果现有硬件供应链几乎难以为继。但同时，苹果也为中国带来巨额制造和出口收益，北京未必愿意轻易放手。在这种高度相互依赖的结构中，苹果似乎选择了风险最小、却也是道德争议最大的一条路——在西方高举隐私与人权的旗帜，在中国则选择“顺应法律”。

最后，作者在文章的结尾鼓励苹果公司至少应该去尝试一下：“那么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苹果选择像在美国、英国和印度那样对抗中国政府，会发生什么？最终苹果或许会败下阵来。中国政府向来以强硬手段应对诉求未被满足的情况。但若这家 iPhone 制造商至少能尝试抵制中国政府某些更具压迫性的要求——哪怕只是试探性地试水——也值得期待。或许会失败，但其尝试本身值得尊重，说不定某些诉求还能成功争取？”

二、CSW：疫情之后，中国宗教迫害变本加厉

近日，宗教自由倡导组织全球基督教团结联盟 (CSW) 发布了一份报告《党权至上：中国将立法与政策武器化以压制宗教信仰自由》，指中国当局在后疫情时代对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打压，正走向制度化和日常化。

报告封面

多名中国人权律师与学者共同参与撰写了该报告，在“镇压的框架”一章中指出：“作为一个以无神论为意识形态根基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始终抱有潜在的敌意，视其为可能威胁国家稳定与意识形态统一的政治因素”，“通过政策、法规和司法实践，中国共产党实施了多层次的打压措施，同时在符合政权利益时对宗教给予有限容忍，加以利用”。

报告还称，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及之后变得更加独裁。在此背景下，宗教自由的空间也同步收缩，打压从粗暴清场转向“更为隐蔽和系统性的控制形式”。

首先，在法律层面，报告引用习近平2014年的讲话称：“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作者认为，在宗教法制领域形成了“法律文本本身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为执法者在面对不同宗教团体与个体时提供了极大的弹性解释空间”，这使宗教行为得以随时被政治化与刑事化。

其次，报告讨论了“宗教中国化”这一中共关键的宗教政策。报告引述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表述，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作者表示，这“简而言之：无论你的信仰为何，你首先必须信仰中国——更具体地说，是信仰党及其意识形态。党的信条必须凌驾于你的宗教信条之上。”

在这一框架下，各宗教被要求围绕“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写教义。报告举例指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被要求推动“具有‘中国主题’的注解版《圣经》、模范讲道和标准化教科书”，各地教会“正在粗糙地将地方民俗文化与《圣经》教义相融合：福建的‘八福神学’、东北的‘感恩神学’以及山东的‘孝敬神学’。这些并非神学的发展，而是对其的歪曲”。甚至“传统的赞美诗正被带有党派色彩的‘中国化圣乐’所取代，这些音乐以宗教的韵律赞美共产党”。

报告同时还提到了多个教会遭到迫害的案例。比如，山西临汾圣约家园教会在2022年一次家庭夏令营中遭警方突袭，“拘留了30多名成人和40名儿童”。两名传道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其间“他们遭受了酷刑，被剥夺睡眠和食物……被强迫连续四晚五天不许睡觉，前三天仅提供一个馒头和一杯水”。

在贵州，贵阳仁爱归正福音教会长老张春雷因在Facebook上转发批评宗教政策的文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因收取14400元奉献金被指控“诈骗罪”。报告认为，该案显示“转发文章被定为‘煽动颠覆’，奉献款被指‘诈骗’”，司法手段被用来“消灭独立教会”，而类似定罪“可能成为常态，威胁宗教团体的合法性”。

在更宏观的判断上，作者形容当下局面是一种“完成时态”的迫害：“党已将自身缠绕在公民社会和信仰之上，不是猛烈一击，而是缓慢、耐心、无情地收紧”，他表示，“真正的根除……是通过切断其与下一代的联系来实现”。在民族地区，“语言是记忆的支柱，因此，它也必须被清除……这不是通过激烈的对抗，而是通过系统性的遗忘。这不是同化，而是精心设计的文化灭绝”。

最后，该机构在结语中呼吁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义务，“保护每个人的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权利”，废除相关侵犯宗教自由的法律条款，并保障宗教团体“在不受国家干涉的情况下选择其宗教领袖和导师的权利”。同时，全球基督教团结联盟也敦促各国政府将宗教或信仰自由纳入对华政策核心，而不要只是为了赚取外交利益而进行“技术性人权”对话。

三、党用AI“精致”独裁：ASPI指中国正重塑社会控制体系

12月1日，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发布了一份报告《党的AI：新一代人工智能如何改写中国的人权版图》，指出中国正利用新一代人工智能（AI）技术，将既有的社会控制体系升级为“精密仪器”，用来管理民众、筛选信息，并延伸到国境之外。报告形容，中共正在打造“一个借助AI、用于在国内外锁定特定群体的治理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由AI驱动的“压制与人权侵害”体系。

报告封面

报告写道，中国的“人工智能安全”并非以个人权利为中心，而是被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有一整套相关的法律体系，比如《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此外，再加上关于算法、深度合成、生成式AI的管理办法，中国当局将“颠覆国家政权”“损害国家形象”“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国家目标转化为可被模型自动识别和拦截的“风险类别”。报告指出，新的国家标准要求训练数据中的“非法或不良信息”占比不得超过5%，其中最大一块是“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在内容层面，ASPI构建了一个约200张图片的数据集，包括“六四”、2019年香港反修例抗议活动、支持维吾尔人和西藏的集会、法轮功示威等，再用中英文向多款中美AI大模型提问，要求解释图片背景和意义。报告发现，部分中国模型在涉及天安门、新疆、西藏、法轮功等议题时，会“拒绝回答、模糊处理，或在回答后附上一段关于平台规范和敏感内容的自我审查说明”，而同样的图片在欧美模型上则更常获得具体描述。

比如，报告提到了一则典型案例：2009年伦敦法轮功抗议的照片。报告指出，当使用英文提问时，有模型会提及中国政府对该团体的打压；而在简体中文的提问下，同一模型则使用官方语言，将法轮功描述为“对社会公共安全和个人身心健康构成极大危害”，并提醒用户要“自觉抵制邪教渗透”。ASPI认为，这种双语差异显示出模型在不同语言环境中被要求“对齐”该语言的政治边界。

报告第二部分则勾勒出了一条“AI司法管线”：前端是依托人脸识别、声纹、轨迹分析的“智能警务”，中段是协助检察机关筛案、为法官提供量刑建议的“智慧法院”，末端则是监狱内对在押人员的行为预测和风险评分。其中，该机构点名科大讯飞是“基于大模型系统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并警告这种“效率提升”，实际削弱了程序透明度和纠错空间，使结构性歧视和错误判决更难被察觉和纠正。

此外，在少数民族管理与跨境维稳方面，报告注意到，中国正投入资源构建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朝鲜语等“小语种”大模型，用于“舆情分析”和“公共意见监测”。由于商业机构对这些语言需求有限，因此研发动力主要来自国家，其目标是“在文本、视频、音频等各层面全面提升监测和处置能力”，并计划沿“一带一路”推广，用于监控境外社群。

ASPI还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AI监控技术出口国”。从平台级内容审查系统，到智能警务解决方案，再到远洋渔业的“智能渔业平台”，中国企业正把在国内反复测试的技术与治理逻辑打包输出。报告以毛里塔尼亚、瓦努阿图附近海域为例称，借助AI预测渔汛和船队路径的中国渔船队，“在技术上远远领先于当地小规模渔民，进一步挤压后者的生计空间”，构成一种“被技术放大的不平等”。

最后，ASPI提醒，各国在讨论AI治理时，“不能只把中国视为技术竞争者，而必须把其以控制为核心的AI安全观，视为一种跨境人权风险”。一旦这些模型通过API、开源权重和海外项目广泛流通，受到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国内，而是整个世界。

人大举手，政协拍手

宾语｜文

宾曰语云（ID：Lzkj328）｜出品

今年4月份以来，重庆亿万富翁何某某诉澎湃新闻、城市青年网、宾曰语云、记录刘杰等媒体、自媒体名誉侵权案，先后在重庆市渝北区法院开庭。

11月上旬，渝北区法院判媒体全部败诉。法院认为，媒体使用“淫乱”一词描述其行为构成侵权。主审法官、民一庭副庭长李超法官以“小偷”作比：即便某人曾因盗窃被判刑，媒体在报道其其他行为时也不能称其为“小偷”，否则即为不当。

这起被检察机关指控、法院判决无罪的案件，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被三名女性指控强奸被法院判决无罪后，此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又有多名女子多次指控何某某强奸。

依何某某睚眦必报的性格，澎湃新闻等众多媒体只是用“淫乱”二字对他行为进行如实客观的描述，都能被他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正义”为名，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诉讼，检察机关公诉他涉嫌强奸，最后被法院判无罪，何某某于1998年12月30日被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刑事拘留，到2000年1月24日被宣判无罪，被关押了390天的何某某既不申请国家赔偿，也没有对指控他强奸的那些女子提起任何刑事控告和民事诉讼。

此后十多年间，又有那么多的女性指控他强奸，他也只是选择忍她、让她、由她、避她、耐她、不理她。让人感觉他如同《寒山拾得问对录》里的诗僧拾得。

寒山问曰：“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该如何处之乎？”

拾得答曰：“只需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重九检刑诉字(1999)第383号】记载，被告人何某某，生于1962年，重庆市人，大专文化，捕前系重庆市“万X成”集团公司总裁，因涉嫌强奸，于1998年12月30日被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刑事拘留，1999年1月28日经九龙坡区检察院批准，同月29日被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依法执行逮捕。

被告人何某某涉嫌强奸案，经重庆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处侦查终结，于1999年3月29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其后曾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

第一起：1994年6月16日下午14时半，当时任重庆伏X溪汽车修理厂厂长的被告人何某某在其家中，采取暴力和威胁手段，对前来收取货款的重庆边境贸易总公司“安X”汽配门市部营业员王某某实施强奸，由于被害人王某某强烈反抗，被告人何某某强奸未遂。

第二起：1998年12月22日上午11时许，被告人何某某在重庆西亚大酒店1203号房间，将前来推销图书的重庆XX图书有限公司职员许某某强行按倒在床，强行将其奸淫。

第三起：次日上午十时许，被告人何某某在重庆XX大酒店2103号房间，又对许的同事李某实施强奸，由于被害人李某强烈反抗，被告人何某某强奸未遂。

公诉机关认为 : 被告人何某某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和威胁手段强奸妇女(其中一次强奸既遂，两次强奸未遂)的行为，已触犯刑法规定，犯有强奸罪，依法应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刑诉法规定，将被告人何某某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

何某某的辩解

重庆九龙坡区法院“（1999）九邢初字第432号”《刑事判决书》载明。对于检察机关的指控，被告人何某某辩解：

他与王某某在其家中因争夺传呼机发生过抓扯，但并未对其实施强奸；

与许某某在西亚大酒店1203房间确实发生了两性关系，但许出于自愿，是为了推销其图书；

与李某在该酒店2103房间因书的内容、价格发生争吵，并未对李实施强奸。

法院查明的事实

法院审理查明，1994年6月16日上午，重庆边境贸易总公司下属“安X”门市部女营业员王某某到重庆伏X溪汽车修理厂收货款，当时任该厂厂长的被告人何某某称出纳不在，无法付款。王某某则一直跟着何某某，声称收不到款不回去。当日14时许，王某某到何某某家二楼，当时何家底楼有工人在搞装修。

不久，楼下工人王某志等人听到楼上有女人哭闹声，王某志便故意在楼下喊何某某。之后王某某从楼上下来，让王某志等人看其手上的伤，要王某志等人为她作证。

王某某到汽修厂后，又告诉该厂职工何某容 : 向何某某收款还要“睡觉”。当晚，王某某又告诉其男友李某某何想强奸她，并由李某某陪同于次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接受了公安人员对其身体检查，发现胸乳、颈部有红斑点。

法院判决书载：以上事实有多名证人作证，“均经庭审质证属实，足以认定。”

“对于公诉机关提供质证的被害人王某某陈述，由于王某某关于何某某对其实施强奸的内容得不到其它证据印证，其他证人均从王某某口中得知何对其实施强奸的内容，而被告人何某某予以否认，公诉机不能提供证据排除被害人王某某陈述与被告人何某某辩解之间的矛盾，故对王某某陈述，本院不予采纳。”

【点评：就因为何某某不承认，法院对于受害人的陈述便“不予采纳”。】

对于公诉机关对被告人何某某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和威胁手段强奸许某某的指控，法院审理查明，事发前，许某某从有关资料中获悉了被告人何某某的通讯地址，并同何取得了联系。何要许在当日十一时前赶到重庆西亚大酒店见面。

许便叫上同事李某一起赶往西亚大酒店，并按照何的要求，许一人赶到1203房间同何见面，李某在大厅等候。

许某某在何的房间呆了约1小时，其间二人发生性行为。

之后，许将李某叫到1203房间，为何某某与李某双方做了介绍。李某向何某某简要介绍所推销书的情况，并留下通讯号码。三人在一起吃了午饭后分手。当晚被告人何某某给李某打电话，要李某到西亚大酒店谈购书的事，但李未去。许某某也给何打电话询问购书事宜，何答复以后再说。

次日上午，被告人何某某又同李某电话联系要李送一套书到西亚大酒店，并开好发票。李某叫上许某某一起赶到西亚大酒店，李某又按照何的要求一人到2103房间送书，许某某在大厅等。

不久，李某哭着离开何的房间，并给许某某打电话，要许上楼接她，并骂何是流氓。当日中午，李某告诉其男友蔡某何某某对她实施强奸但未遂。下午，蔡某等人找到何某某，双方发生争吵，何某某向公安机关报案。

【点评：请注意一个细节，何某某要许某某赶到大酒店见面，许叫上同事李某陪同，何要求许一人到1203房间见面，李某在大厅等；第二天，何某某又要求李某送书到大酒店，李某叫上许某某陪同，何某某故伎重演，要求李某一人到房间送书，许某某在大厅等。如果心里没鬼，为什么不能在酒店大厅谈事情？为什么非要一个人到酒店房间见面？】

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法医学鉴定书，证实从许某某的内裤上检出A型人精斑，与被告人何某某血型相同，并结合被告人何某某当庭供述，可以证实何某某与许某某发生了性行为;

【2】证人王某证言，证实是王帮李某送书到何某某的房同;

【3】证人黄某、陈某某证言，证实看见李某进入何某某房间，不久便听到房间内有女人尖叫；

【4】证人蔡某证言，证实李某告诉他，何某某在西亚大酒店2103间对其实施强奸但未遂；后蔡带人去找何某某，与何发生争吵，何（向）公安机关报案。

法院判决书载：以上证据，均经庭审质证属实，足以认定。

法院认为：对于公诉机关提供质证的被害人许某某陈述，许称在房间内系被强奸，而被告人何某某则辩解系许自愿发生性关系，二人陈述内容相互矛盾，许的陈述得不到其它证据印证；另一被害人李某的陈述，同样也得不到其它证据印证；证人黄某、陈某某证言也不能证实2103房间内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故对许某某、李某就房间内发生的事实的陈述内容，法院均不予采纳。

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何某某犯强奸罪，虽有被害人陈述，但与被告人何某某口供相矛盾，被害人陈述内容又得不到其它证据印证，故证据不足，指控被告人何某某犯罪不能成立。据此，依照刑诉法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何某某无罪。

本案留下的疑问

【1】女营业员王某某找何某某收货款，跟到何某某家二楼，不久，楼下工人王某志等人听到楼上有女人哭闹声，王某某指控何某某想强奸她，何某某辩解他与王某某因争夺传呼机发生过抓扯，但并未对其实施强奸。何某某为什么要与王某某争夺传呼机？两人为什么会发生抓扯？王某某手上为什么会有伤？王某某为什么会告诉其男友说何想强奸她并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人员对王某某身体检查，何某某与王某争夺传呼机，怎么会把王某某的胸乳、颈部部位抢出红斑点？

【2】许某某找何某某推销图书，何某某为什么约其在大酒店房间见面，并且只要求许某某一个人进房间，与陌生女子在酒店房间里呆了约1小时？既然何某某辩解是许出于自愿，是为了推销其图书，为什么事后许某某会翻脸不认，告其强奸？

【3】事发头一天，何某某为什么在大晚上给李某打电话，要李某到西亚大酒店谈购书的事？被李某拒绝后，次日上午，何某某又主动与李某电话联系要李送一套书到西亚大酒店。不过是一套书而已，何某某为什么不在酒店大厅，而是要求李某一人到2103房间送书？李某为什么会哭着离开何的房间，并骂何是流氓？

更大的疑问是，依何某某睚眦必报的性格，众多媒体只是如实客观地报道了他刑事控告媒体人被法院依法驳回的消息，都能被他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正义”为名，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诉讼，那么多的女性指控他强奸，检察机关公诉他涉嫌强奸，最后被法院判无罪，何某某于1998年12月30日被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刑事拘留，到2000年1月24日被宣判无罪，被关押了390天的何某某为什么不申请国家赔偿，不反诉那些女性的“诬告”行为？

此后十多年间——

2013年12月12日渝北区法院第四审判庭的调查笔录证实：证人熊某某证明，2011年11月底12月初，她到何某某家里做保姆的第六天的晚上10点多“我正准备睡觉，何在二楼说手机不见了，让我帮他去三楼找，然后他就跟我强行发生了关系”。法院所做的笔录中，熊某某明确表示何某某与其“强行发生了关系”。

2011年，何某某被抓后，他公司的部门经理余某云也被抓。渝北区法院第四审判庭对余某云所做的调查笔录证实，何某某家经常换保姆，“后来很多保姆反应何对保姆动手动脚。我了解何只要是女人都不放过。有个保姆 50岁左右，建锋厂的跟我说过，保姆一般都是早上做清洁，做饭，中午李某回来吃饭，何也中午吃过就走，保姆买菜回来何让保姆按脚，何就要跟保姆发生关系，保姆原话跟我说: 你怎么能看上我们这样的人?李某（指何某某的妻子）这么漂亮。保姆后来说被何强行发生关系了，还说何威胁她，说要杀她孩子，保姆就没有报警。何给了1000元要了解（结）此事，后来这个保姆告诉了她丈夫，她丈夫还要找何理论。后来知道后，我就不再给何介绍了，怕出事。”

从1998年到2013年，长达13年时间，多名女子多次指控何某某强奸，他为什么不对指控他强奸的那些女子提起法律诉讼？

今年7月15日、8月11日两次开庭，何某某本人向法庭提供的“证据组三”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2)渝0112民初27138号民事判决书（第14页第二段）有这么一段话：

不知何故，何某某到处起诉当初引用了这段话的澎湃新闻等官媒，却至今未对这段话的源头——他的前妻李某进行任何形式（刑事控告或起诉名誉侵权）的追究？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2民初4502号民事判决书中，李某起诉的事实与理由中明确表示何某某“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且与他人长期保持事实婚姻关系并生育子女。”

渝北区法院对上述多名证人所做的笔录，与李某的起诉的事实与理由得到了相互印证。

对于李某的诉讼请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2民初4502号民事判决书表示“李某请求与何某某离婚及婚生子跟随其生活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奇不奇妙？

开不开眼？

佩不佩服？

这就是渝北区法院不顾一切保护的对象！他可以淫，他可以乱，媒体不能说他“淫乱”，谁说谁侵权！

何某某起诉谁， 法院就判谁败诉。所有被何某某起诉的媒体，凡是文中有“淫乱”二字的，全部在重庆市渝北区法院输了官司。

主审法官、民一庭副庭长李超法官在11月3日、11月11日的案后答疑中多次指出，“无论何某某到底做了多少淫乱的事情，多少不正当的行为，媒体都不能用‘淫乱’去评价他”。

本周，多家官媒报道了《民警玩忽职守致强奸案未及时侦破，女子一年后再遭性侵》的消息，说的是一名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女子疑被嫌疑人丁某强奸后，处理警情的民警张某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职责，导致该女子被强奸案未及时侦破，未归案的犯罪嫌疑人时隔一年多后再次对该女子实施性侵。11月28日，安徽省萧县人民法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该案一审判决书，以张某犯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与何某某比起来，丁某又算得了什么。与何某某案件的某些承办人比起来，被判玩忽职守罪的张某又算得了什么。（作者：宾语）（宾曰语云微信公众号：lzkj328）

【之前文章回顾】：

审判长对天发誓“枉法裁判遭天打雷劈”，后又承认：“可能判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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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渝北区法院：淫乱富翁的名誉权重于泰山，不容任何人侵犯！

重庆李超法官“天打雷劈”式判案，亵渎法律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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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法院这份判决对全国所有媒体带来的法律风险

当判决给“淫乱”遮羞，法律究竟为谁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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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法院回应“女检察官淫乱光碟事件”查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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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宾曰语云  ID号：lzkj328

编辑 |夏荷 

审稿 |宾语

出品 | 宾曰语云  ID号：lzkj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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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宇琛

2025年11月底，北京，两家中国最顶级的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与《环球时报》，几乎在同一时间，为一场网络风暴按下了快进键。

它们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风波进行了宣判：

她的挑战已“狼狈”失败，她的辩解是“不诚实的”。

这场看似正常的国际政治摩擦，最终的判决书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一份来自《环球时报》旗下环球网的、充满情绪化羞辱的8秒钟大字报视频，和一段由中央电视台旗下“小央视频”制作的、经过技术处理的13秒鬼畜短片。

这背后，隐藏着一场由国家机器精心驱动、无数自媒体跟风狂欢的网络猎巫行动。

这场狂欢是如何被组织的？它使用了哪些被明令禁止的手段？

当一台国家级的舆论机器决定杀死一个女性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时，它会分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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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巫行动，通常从确立一个无可辩驳的罪行开始。

在官方媒体的叙事里，高市早苗的原罪始于2025年11月22日的南非。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现场：

她迟到了约一个小时。

这个事实本身或许平淡无奇，但在成都传媒集团旗下红星新闻发布的视频里，它被渲染成了一场极具戏剧张力的悲剧。

视频开场，高市早苗走下专车，踏上红毯。整个画面被处理成极度缓慢的慢动作，背景音乐是一段悲伤的小提琴独奏。

这不像是一国首相的登场，更像是一场：

耻辱之行（walk of shame）。

紧接着，当她进入会场时，镜头从人群后方拍摄，让她看起来像是在探头探脑地偷窥。

文字则毫不含糊地指出：

她打断了另一位领导人的发言。

这种如同电影悲剧桥段般的视听语言，成功地将一个可能因交通、安保等多种复杂原因导致的程序性瑕疵，不成比例地放大为一场关乎个人品格和国家颜面的公开处刑。

这种渲染，巧妙地利用了公众对守时这一基本职业道德的朴素认知，成功地将一个程序问题，上升为了一个道德污点。

一旦迟到的原罪被确立，下一步，就是为这个罪行，寻找一个充满合理解释的动机。

2

舆论机器很快为高市早苗的迟到，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充满性别色彩的解释：

她前一天花了几个小时，用来挑选衣服。

这个信息点，源于高市早苗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段分享。她解释说，因为有参议员提醒她，作为首相，在外交场合的着装代表国家形象，如果穿着廉价，可能会被对方轻视。

这段本意可能是展现亲民或解释工作细节的个人分享，被迅速抽离了所有语境，成为呈堂证供。

一场由新华社、中国新闻网、红星新闻等多家权威信源协同推动的叙事构建开始了。

新华社旗下的《新华每日电讯》在其短视频中，将她的动机直接定义为：

想要在外交谈判中占上风。

中国新闻网则更进一步，引用匿名的日本人分析，为她进行了一次远程心理诊断：

看来高市早苗内心深处，觉得自己被人瞧不起。

至此，一个完整的、充满偏见的叙事闭环形成了：一个内心自卑、又渴望占上风的女人，因其肤浅的、对穿搭的过度在意，最终在重要的国际场合上，犯下了迟到的职业错误。

这套逻辑之所以畅通无阻，因为它精准地切中了社会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古老偏见：

女人的原罪，始于她对自身形象的过度关注。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潮新闻，在其制作的新闻播报式视频中，更是将这种偏见推向了极致。在一位专业女主播字正腔圆的播报中，高市早苗的挑衣服被描绘成一种虚荣、肤浅、缺乏职业素养的行径。

有趣的是，在这套叙事里，男性政治家对自身形象的管理——比如精心选择领带的颜色以传递政治信号——通常被解读为严谨、注重细节、充满智慧的身体语言。

而到了高市早苗这里，同样的考量，则被轻易地定义为：

虚荣。

这种双重标准，深刻地揭示了这场舆论攻击的厌女内核。它不在乎事实的复杂性，只在乎如何将目标人物塞进一个早已预设好的、充满负面刻板印象的女性形象中。

3

当迟到和穿搭为高市早苗构建了一个不专业的职业形象后，舆论机器的下一步，是攻击她作为人的稳定性，即她的情绪。

靶子，被精准地对准了她的面部表情：

微笑。

在G20峰会的一场记者会上，高市早苗在回答提问前，礼貌性地与不同方向的记者进行眼神交流，并全程保持微笑。这个不到10秒的正常互动，在中国青年网旗下的“青蜂侠”发布的视频中，被解构成了一场精神失常的表演。

视频开场，在高市早苗低头准备、抬头微笑的瞬间，画面上叠加了一行黄色字幕：

(高市OS:) 先笑一下吧。

这种虚构的内心独白（OS），瞬间将一个礼节性的微笑，定义为一种刻意的、有预谋的假笑。

紧接着，视频对她的微笑进行了病态化的量化。

在记者说话期间，她的脸上被不断打上字幕：

（再笑一下）、（笑X3）。

当她最终找到提问记者的机位，再次露出笑容时，视频进行了多次带有闪光灯效果的定格放大，并配上了“笑X5”、“笑X6”的计数。

通过这种显微镜式的审视和重复计数的网络亚文化手法，一个连贯的微笑，被切割成了一系列机械的、过度的、不自然的动作。

视频的标题，为这场表情审判给出了最终的病理化诊断：

表情过于丰富！五秒内连续变脸展现招牌尬笑。

这是一种经典的污名化手段，即将政治上的分歧或厌恶，转化为对其精神状态的攻击。通过暗示对方情绪不正常，来釜底抽薪地否定其一切言论和行为的合理性。

对于女性政治家，这种攻击尤为常见和有效，因为它能轻易地与社会上对歇斯底里、情绪化的刻板印象相结合。

最终，视频在她一个笑容灿烂的定格画面旁，贴上了一个熊猫头表情包，上面写着四个字：

我不理解。

这句评论，并非来自某个真实的网友，而是视频制作者自己。它代替所有观众完成了最终的审判：她的行为是如此怪异，以至于无法理解。

从不专业到情绪失控，从一个职业小丑到一个情绪疯女人，对高市早苗公众形象的第一轮绞杀，至此构建完毕。

这为后续更具侮辱性、更赤裸裸的人格攻击，铺平了道路。

4

如果说前文的攻击，还披着一层讨论职业素养和情绪管理的外衣，那么接下来的狂欢，则彻底撕下了伪装，演变为一场针对高市早苗作为女性之人格与身体的、赤裸裸的围猎。

这场围猎的核心武器，不再是经过剪辑的事实，而是一系列精心生产、包装并被赋予了权威认证的侮辱性标签。

在这场舆论风暴的所有标签中，“妈妈桑”无疑是其中最核心，也最恶毒的一个。

它的诞生与进化，完美地展示了一场网络暴力，是如何从匿名的网络黑话，一步步登堂入室，最终成为被主流话语接纳的专业词汇。

考古这场标签的演化史，一个名为“狐说”的自媒体账号贡献卓绝。

在其发布的视频中，解说员用戏谑的配音，模仿高市早苗的内心独白：

我叫早苗，他叫川普……他夸我的时候，我开心的像条狗。

紧接着，视频开篇的特写画面上，打出了一行字：

这嘴脸跟盛开的菊花一样。

这句将女性笑容与特定身体部位进行关联的粗鄙评论，为后续所有的性骚扰叙事定下了基调。它标志着，对高市早苗的攻击，已经从对其公共行为的批判，转向了对其身体和性魅力的想象与消费。

这颗充满恶意的种子，很快在舆论场中找到了更体面的表达方式。

深圳卫视旗下的媒体品牌“直新闻”，在其发布的视频中，引用了一位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的专业分析。在节目中，唐湘龙带着一丝轻蔑的笑容，将高市早苗在外交场合主动、热情的身体语言，与日本一种特殊的娱乐场所职业进行了类比。

他详细地描述了这种风格的特征：

她会主动地蹭……会主动地去挽你的手……会绕到你后面来，突然间头呢倾到你前面去，跟你咬耳朵。

在完成了这套充满色情化想象的行为素描后，他为这种外交风格，正式授予了一个专业的名字：

银座妈妈桑。

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污名化标签。它同时完成了对高市早苗作为女性（将其物化为取悦男性的服务者）、职业政治家（将其外交行为定义为不正当的拉客）和日本人（利用了对特定职业的刻板印象）的三重羞辱。

从此，妈妈桑外交一词，像获得了专家认证的权威术语，开始在网络上病毒式传播。

自媒体“士口加”在其视频中，将高市早苗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拥抱、与韩国在野党党首李在明的互动，全部纳入这个框架进行分析，并配以轻佻的旁白：

这妈妈桑的能力，不是盖的啊。

当这个标签在自媒体和市场化媒体的舆论场中被反复测试、确认其巨大的传播效力后，它最终被更主流的舆论领袖所吸纳。

凤凰网旗下的知名时政IP“唐驳虎主笔”，在一个分析大国博弈的宏大叙事视频中，虽未在正片里直接说出，却在作为视频延伸部分的抖音文案里，轻描淡写地写下了一句总结：

日本政坛如今搞成了一种“妈妈桑外交”。

至此，“妈妈桑”的进化之路全部完成。它从一句匿名的、肮脏的网络黑话开始，经由境外专家的包装，被境内官媒背景的媒体合法引进，最终被头部时政IP盖章认证。

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骂人词汇，而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用来分析和解构国际政治的专业工具。

5

在“妈妈桑”这一核心标签的统领下，对高市早苗所有身体语言的色情化解读，变得名正言顺。

一个名为“史话风云”的历史类自媒体，发布了一段制作精良、极具电影感的视频。视频开篇，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介绍，而是直接用充满暗示性的词汇，将镜头对准了高市早苗的身体和眼神。

在经过调色的、充满氛围感的慢镜头中，旁白用磁性的男声说道：

公开场合“被搂肩”，神情“深情款款”，眼睛里面都快拉出“丝”来了。

被搂肩的被动语态，暗示了一种半推半就的亲密；深情款款和拉丝，则是将正常的外交注视，赤裸裸地定义为一种充满情欲的凝视。

视频的旁白继续将这种想象推向高潮，他对着高市早苗手舞足蹈的画面，用一种长辈训诫晚辈的口吻问道：

咋的，你搞这儿“追星”啊？早苗，你怕是不是忘了，你好歹也是一个国家的首相啊。

这种将公共外交行为降格为私人追星，并亲昵地直呼其名、以你还太年轻的口吻进行说教的姿态，暴露了一种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视角，以及对女性政治人物进行评判和规训的潜意识欲望。

“直男财经”发布的视频，则将这种凝视总结得更为理论化。视频开篇，旁白就给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论断：

她的外交舞台不是议会，而是秀场。为悦己者容是她的外交手段，性感的肢体语言是她的外交策略。

为悦己者容，这句源自中国古典文学、带有浓厚男权色彩的成语，在这里被当作一个专业的政治分析术语。它粗暴地将一位现代女性政治家的所有形象管理，都定义为取悦男性的行为。

这套逻辑的背后，是一种古老的偏见：

女人化妆打扮，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男人。

从眼神拉丝到为悦己者容，这场舆论运动系统性地将高市早苗的身体从她的政治身份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个可供观赏、意淫和消费的女性符号。

6

如果说“妈妈桑”和色情化凝视，还只是在传统的男性-女性二元框架下对高市早苗进行攻击，那么雌竞一词的引入，则标志着这场网络暴力，完成了对女性内部关系的终极污名化。

在“直男财经”那段充满史诗感的视频中，解说员在描述完高市早苗如何谄媚男性领导人后，话锋一转，将镜头对准了她在G20峰会上与另两位女性领导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的互动。

画面中，她们热情地拥抱、亲密地交谈。这本是展现女性领导人之间团结和友谊的正常场景。

然而，视频的旁白却给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定义：

她对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也展开了“雌竞”式的外交攻势。

雌竞，这个源自网络厌女文化、充满生物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黑话，其核心含义是指女性之间为了争夺男性资源（权力、财富、注意力）而进行的交配竞争（mating rivalry）。

这是本次调查中，首次有视频在旁白中，如此明确和系统性地，将这个词用于分析女性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动。

这一话语创新的恶毒之处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女性之间存在真正友谊、合作和政治联盟的可能性。

在它的逻辑里，只要有超过一个女人在场，她们之间的一切互动，都必然是围绕着某个不在场的男性（在这个视频的语境下，暗示的是一旁感到不适的马克龙）展开的竞争。

它将国际政治的舞台，彻底降维成了一场庸俗的：

后宫甄嬛传。

这种叙事，不仅是对高市早苗、梅洛尼和冯德莱恩三位女性领导人的极大侮辱，更是对所有在公共领域中奋斗的女性的系统性贬低。

它试图在公众心中植入一个思想钢印：

女人之间没有政治，只有战争。

从妈妈桑到雌竞，这场由官方媒体引领、无数自媒体参与的网络狂欢，最终完成了对高市早苗作为女性这一身份的立体化、全方位的绞杀。

她被成功地塑造成了一个：对上（男性强权）只会谄媚，对下（其他女性）只会竞争的、彻底丧失了政治主体性的怪物。

7

这场针对高市早苗的网络狂欢，其恐怖之处不仅在于语言的恶毒，更在于其高度的组织性和协同性。它并非一群乌合之众的偶然聚合，其背后是一台分工明确、高效运转的舆论机器。

解剖这台机器的运作模式，远比单纯陈列那些污言秽语更为重要。

综合分析这批视频素材的来源，一个清晰的、三层结构的叙事金字塔浮出水面。它展示了一场现代网络舆论战，是如何自上而下地进行议程设置，又是如何自下而上地进行语言创新的。

金字塔的塔尖，是中央级官方媒体。

以中央电视台旗下的“小央视频”和《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网”为代表，它们扮演着最终审判者的角色。它们的视频最短，信息最纯粹，几乎不提供任何过程性信息，而是直接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下达最终判决。

环球网的8秒大字报视频，直接宣判了：

高市早苗狼狈相已经败露。

小央视频的13秒鬼畜短片，则用技术手段，宣判了她的辩解是：

不诚实的。

这些来自权力顶端的圣谕，为整场舆论风暴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合法性基石。

金字塔的塔身，是官方背景的市场化媒体和头部时政IP。

以成都传媒集团的“红星新闻”、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潮新闻”、深圳卫视的“直新闻”，以及凤凰网的“唐驳虎主笔”为代表，它们是这场战役的主力军团。

它们的任务，是将塔尖下达的判决，包装成更具可看性、更易于传播的新闻故事。它们拥有更精良的制作，更懂得如何调动观众的情绪。

红星新闻用悲情慢镜头渲染迟到的悲剧感；潮新闻用专业女主播的形式，增加攻击的权威性；直新闻则通过引用台湾专家的手法，为侮辱性标签提供合法性外衣。

它们是连接官方意志与民间情绪的变速齿轮。

金字塔的塔基，是各类自媒体。

以“狐说”、“史话风云”、“直男财经”、“一楠财经”为代表，它们是这场舆论战的前线斥候和语言实验室。它们不受传统媒体的束缚，最大胆、最出格，负责生产和测试最具攻击性的侮辱性标签。

“狐说”贡献了菊花的想象，“史话风云”贡献了眼神拉丝的描述，“直男财经”则开创性地引入了雌竞的理论框架。

这些在塔基被证明具有强大传播效力的黑话，会迅速被塔身乃至塔尖的媒体所观察、筛选和吸纳，最终完成一次从民间到官方的合法化逆袭。

这三层结构紧密配合，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自我循环的回音室。塔尖定调，塔身放大，塔基创新。

每一个身处其中的行动者，都精准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8

在这台机器的运作中，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技巧是信源洗白（Source Laundering）。几乎所有的攻击性视频，都极力避免以第一人称直接进行辱骂，而是巧妙地将攻击性言论的来源，转嫁给一个看似客观中立的第三方。

最常见的手法，是引用匿名的：

日本网友。

在潮新闻、中国新闻网、新华社等权威媒体的视频中，日本网友群嘲几乎成了标准配置。这种手法旨在制造一种连日本人都看不下去了的假象，仿佛视频的制作者只是一个公正的国际舆情搬运工。

至于这些日本网友是谁，样本量多大，观点是否具有代表性，则完全无人关心。

更高级的手法，是引用：

台湾专家。

“直新闻”对唐湘龙言论的引用，是这一手法的经典案例。它成功地将“妈妈桑”这一极度本土化、充满歧视色彩的标签，伪装成来自海峡对岸的专业锐评。

这种隔岸借炮的策略，既能达到攻击目的，又可以完美地规避直接进行人身攻击的责任。

更具迷惑性的，是官方媒体的：

内部互引。

新华社旗下的《新华每日电讯》，在其视频中明确标注信息来源是同属新华社的《参考消息》。《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网，则直接将自家评论员“北平锋”的文章标题做成视频进行传播。

这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权威性的自我循环论证：

我用我的左手，来证明我的右手说的是对的。

这种种信源洗白的艺术，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

将一场精心策划的主观攻击，伪装成一出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

9

当对高市早苗的个体攻击达到极致后，这场舆论战并未就此停止，而是开始了一场更为宏大的叙事升级。

其目标，是将其个人的不堪，与整个日本的国家命运和历史罪责进行绑定，从而完成一场从人格谋杀到历史审判的终极跳跃。

“一楠财经”发布的长篇人物小传，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它将高市早苗的癫狂，归因于她童年所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在一个重男轻女家庭中形成的叛逆性格。她后来在政坛的所有选择，则被轻飘飘地概括为一句：

打不过就加入。

这句充满犬儒主义的嘲讽，将一个女性在父权体系下的复杂生存策略，彻底简化为一种机会主义的投降。通过这种原生家庭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的叙事，高市早苗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个体，而成了一个被历史和童年所诅咒的、命中注定要走向极端的悲剧人物。

而“唐驳虎主笔”的视频，则将这场审判推向了全球舞台。

视频将高市早苗的言论，直接定义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导火索。法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各自独立的外交行动，全被解读为是围绕中国点名批评高市早苗这一核心事件展开的站队。

最终，视频以一个居高临下的诘问收尾：

当下这个国际秩序，你们（五常）到底还要不要了？

通过这种极致的升维打击，对高市早苗个人的批评，被巧妙地转化为一场关乎全球秩序和历史正义的宏大叙事。她被成功地塑造成了一个危害世界和平的坏女人。

至此，这台舆论机器完成了它最后的轰鸣。它不仅杀死了一个女性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更以她的尸体为祭品，完成了一场民族主义的盛大献祭。

10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端。

那条由红星新闻精心制作的、充满悲情慢镜头的G20红毯；那件被新华社定义为想要占上风的精心挑选的服装；那场被小央视频用技术手段扭曲了声音的党首辩论；那张最终宣判她狼狈相已经败露的环球网大字报。

这些碎片化的罪证，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被反复拼接、解读、传播，最终构建起一个坚不可摧的囚笼。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场看似针对高市早苗个人的网络狂欢，其本质是一场由国家机器主导、无数账号参与的、系统性的网络性骚扰。

其使用的语言、视觉符号和叙事框架，完全符合：

中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关于以言语、文字、图像…方式实施性骚扰的定义。

这场狂欢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并非高市早苗的政治立场，而是施暴者工具箱的迭代。当一个国家的最高喉舌，开始熟练地运用网络暴民的语言和手法，并将其包装成新闻和锐评时，它所摧毁的，不仅是一个外国政客的形象，更是本国公共讨论的底线与理性。

它向所有人，尤其是所有试图在公共领域发出声音的女性，传递了一个清晰而残酷的信号：

任何对权力的挑战，都可能招致一场与政治立场无关的、针对你性别身份的、彻底的人格谋杀。

当围猎一个疯女人，成为一场流量巨大、官民同乐的政治正确时，这个猎场里，再无一个安全的人。

所以，当一台精密的国家机器，需要靠妈妈桑和雌竞这样的词汇来赢得一场舆论战争时，它真正展现的，究竟是力量，还是虚弱？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5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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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扯淡的事有点多。

在云南宣威一群内要求儿童母亲汇报末次月经的时间。

这操作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还让学生去统计妈妈的月经。

月经时间这类隐私还在群里统计。

有的干部的脑子啊，还得好好改造一下。

不过这件事让人如此紧张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让人联想到臭名昭著的“月经警察”。

在齐奥塞斯库当政的罗马尼亚，就曾出现至今都让人反感的月经警察。

齐奥塞斯库曾颁布770号法令，目的是禁止堕胎避孕，强制生育提高人口数量。

在那个时期，罗马尼亚当局会安排人专门进行妇科检查，询问月经和生育情况，以防止避孕堕胎。

这些执法者，就被讽刺为月经警察。

虽然臭名远扬，但效果是显著的。

所以今天，当看到“统计月经”的荒诞操作，人们才会条件反射般紧张。

因为历史的阴影，有时候比冠冕堂皇的解释跑得更快。

有了这些前车之鉴，再遇到人口危机时，就容易让人往那方面联想。

现在的出生率，已经很低了，很多小区，也看不到几个新生儿。

以前搞计划生育，不让你生那个好操作，看到孕妇强制打胎就是。可现在催你多生，这就有点难了。总不能强制人工授精吧。

最近避孕套都要因征税涨价了。搞得大家用避孕套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万一没用避孕套怀上了，再配上打胎的难度，这不就是间接催生了吗？

通过这些动作，我们能感受到人口危机，可大家不想生孩子，不敢生孩子，又岂是统计月经时间能解决的？

这两天正在热议的新国标电动车，底层人民的重要出行工具，很多家长用来接送孩子。

可现在改成那个所有人都嫌弃的样子，就是真的没有为消费者考虑。

这个设计，对带娃的家庭充满了恶意，没有储物空间，也不能带孩子。这让人还怎么敢生孩子？生了怎么带孩子？

如果觉得人口危机已经很严重了，应该做的不是统计月经，而是减少折腾。

各种政策配套都要跟上，方便家长带娃，才敢多生孩子。

如果处处都是拦路虎，这就是在跟当前鼓励生育的政策作对。

与其费劲吧啦的统计月经时间，不如少一点管制，别去折腾底层人，这样大家才会更有生育的意愿。

让人民轻松一点，

生育意愿自然就多一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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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法》草案目前已进入三审专家咨询阶段。修法带来希望，但草案中仍存在许多模糊地带。对监狱体系而言，法条从纸面落地，仍须跨越更深层的结构性障碍。

撰文_丰烨

编辑_海沙

平台编辑_cc

去年9月，程东平迎来了“出监教育”。那天，监区狱警告诉他：“出去后不要再参与敏感活动，好好工作，听从安排。”

他点点头，没有多说。

41岁的程东平曾系狱近2年。2022年8月，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他和其他受害者到郑州上街维权，之后被判“寻衅滋事罪”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

出狱前的最后一个晚上，程东平在昏暗的监室里坐了很久。高墙改变了他，让他看清了一些原本模糊的东西——规则的另一面，以及“权力”在封闭空间里如何被无限放大。

程东平出狱1年多后，2025年9月，《监狱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_（以下简称“草案”）_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

这是这部自1994年施行以来的法律，第一次被系统性修订：条款从78条扩至118条，新增“申诉”“罪犯基本医疗”“通信与会见权”“社会保险接续”“犯罪记录封存”等内容。

据最高检消息，今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修改包括《监狱法》在内的多部法律，称“法因时而立，因时而进”。

参与《监狱法》修订建言的法学专家詹华说，这次修法的核心是让“监狱更规范、服刑者更顺利回归社会”。

2025年9月8日，《监狱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图_网络）

但他也坦言，这次修法不是主动改革，而是被现实问题逼出来的。目前草案进入三审专家咨询阶段，即将表决，他对未来持积极的态度。

只是，这份“积极”仍在等待落实。多名律师、社工、刑满回归社会人员提及，草案中仍有许多模糊地带；而服刑者的权利要从纸面落地，仍须跨越更深层的结构性障碍。

板蓝根不再“包治百病”

在当下的监狱体系里，许多问题被以“制度”的名义隐藏。在草案被列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之前，监狱系统其实已在着手改变。

罗惘是华东地区一所中型监狱的狱警。那是一座刚重修过的现代化监狱，关押着超过千名服刑人员，工厂、操场、医疗室一应俱全。

两年前，监区连续发生了几起死亡事件：有的因自残，有的因医疗延误。罗惘记得最清楚的是2022年冬天，一个中年犯人突发脑溢血，审批救治的手续一路上报，但批下来时，人已经没了。几个月后，又有服刑人员因慢病恶化去世。

这在监狱里算是大事。自上而下的问责接连不断，会议一场接一场。会上传达的核心要求只有一句——不能再出事。

从那之后，狱内医疗的处理逻辑不再“一刀切”。过去服刑人员喊身体不舒服，狱警往往凭经验判断，“小毛病”就扔出板蓝根或藿香正气水。“在里面，板蓝根和藿香正气水‘包治百病’。狱警甩出来的时候，从不会关心它有没有用。”在西南地区从事法律援助的魏敬律师说。

而现在，为了规避风险，狱警们几乎有求必应。罗惘说，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事出在自己头上”。

2023年4月18日，四川汉王山监狱为服刑人员提供健康体检和慢性病筛查。（图_澎湃新闻）

对患病的服刑者，《监狱法》修订草案新增了26条内容，明确提出“要给予及时治疗”。其中第七十五条还称：“国家保障罪犯基本医疗。罪犯基本医疗的药品目录、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目录参照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换言之，未来服刑者不仅可以得到医疗保障，还享有一定比例的医疗报销。

罗惘说，在监狱制度里，“多做多错”有时是个通用俗语。狱警上报服刑者的健康问题，有时会被领导打回来——“这点小问题，让他熬一熬。”此外，监狱这种微型社会里等级森严，老狱警一句话足以定调，年轻狱警无法越级决策。久而久之，不论大病小病，不到危机时刻大家索性一刀切。

魏敬接触过的服刑人员中，有人患精神类疾病，申请就医迟迟未批。还有人因慢性病被拖延治疗，直到出现贫血、肾功能损伤的症状后才被送往医院。

河北一名出狱人员回忆，自己因急性胃出血求医时，狱警以为他装病，两人起了争执。送医途中，手铐被锁得太紧，手腕磨出了血。返回监仓后，他的复查被耽搁，驻监医生只是例行问询，没有任何检查。药物往往是分装的小袋——吃完拉肚子，反映上去，只换来一句“要吃就吃，别废话”。

然而，在服刑者身心健康方面，明确的基本医疗保障只是草案的一部分。有研究者指出，草案的另一面是强化思想教育。

比如，草案新增“监狱工作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坚持未明确定义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罗惘的感受是，这些原则不仅针对服刑者，也约束着狱警。

去年起，罗惘所在的监狱每周都要组织至少3次针对于服刑者的思想学习，课程涵盖政治、党建、法制和爱国主义教育。法制的内容，会请相熟的公安系统指导员来讲课；爱国主义教育则让监舍的班长先行学习报纸上的革命故事，再同其他人在课室内进行分享。

监狱的劳动场所内还配置了电子屏，滚动播放各种党代会的视频素材。就在前段时间，针对八项规定，监狱还在大礼堂连开了几天分享会，要求所有服刑者全部参与，后续还得提交参会笔记。

2022年国庆期间，四川监狱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图_网络）

对于这些课程，监狱给的口号是“让刑期变成学期”。对服刑人员来说，学习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拿到积分或工分，用于减刑。

罗惘记得有次学习《新闻联播》，主题是“中美贸易战”。一个服刑人员在本子上写下“美国垃圾”。罗惘问他为什么这么写，对方一本正经地说：“美国就知道欺负人，要是打仗，我一定站在党这边。”罗惘哭笑不得。

有时候，罗惘想，对服刑者而言，不仅身体疾病在监狱中得不到保障，心理上留下的烙印或许会更深。

他深知这些“正能量”课程对于人的改造毫无用处。过去虽然也有类似的学习课程，但一个月不会超过2次，也很少会和减刑挂钩。他觉得，如果草案顺利落地的话，类似的学习可能会更多。

罗惘还觉得，笔记和心得也会带来一定的灰色地带，“现在还好，但以后如果减刑和学习评比挂钩的比例越大，那狱警主观决策权也就大了，自然有人会以此做些手脚。”

旧法漏洞

在服刑人员的权利体系中，申诉、控告与辩护权早被写入法律，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被层层限制。相比现行《监狱法》，此次修订草案中对该部分的调整，显得尤为关键。

草案明确规定：

“监狱收到罪犯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后，需要转送其他机关处理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转递，不得扣压。”

“监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将罪犯提出申诉、控告、检举，作为认定其不服从管教、没有悔罪表现的依据。”

“监狱转递申诉、控告、检举材料后，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告知罪犯；如有特殊情况，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五个工作日。”

在詹华看来，这三条新增条款实质是对旧法漏洞的修补。过去，许多监狱往往将“申诉”视为服刑人员“不认罪悔罪”的表现，直接影响其减刑、假释等权利。服刑人员因此身处“想申诉却不敢申诉”的困境。

2004年12月10日，湖北洪山监狱，服刑人员正在参加减刑宣判。（图_网络）

一名曾因参与维权运动而被判“寻衅滋事罪”的刑满出狱人员告诉水瓶纪元，他曾几次试图申诉，却被狱警警告：“要是还不认罪、不认罚，就让你牢底坐穿。”他明知那是威胁，却无力反抗。他还发现，不认罪的服刑人员往往会被“特殊对待”，管理强度更高，处境更难。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刑辩律师屈振红则表示，不少申诉材料在监狱内部被无理由扣压，甚至服刑人员给律师寄送文件也常遭遇查扣。在她代理过的案件中，有服刑者甚至因坚持申诉而被认定为“不服管教”，随后被异地关押。

北京泽博律师王飞也坦言，即便旧法早已明确“监狱应当及时转递申诉材料、不得扣压”，但各地在执行中仍存在“变形”做法。

“监狱方往往将认罪、悔罪作为减刑前提，这与申诉权本身是相冲突的。”他解释道，一旦申诉，就意味着“不认罪”，即便表现良好，也难获减刑。很多冤案中的申诉者，就是在这种环境里被压抑。

曾代理过刑事申诉案件的徐凯律师指出，草案虽然已明确禁止这种绑定，但最高法现行司法解释中仍保留了模糊表述——“对罪犯正当申诉，不得不加分析地认为是不认罪悔罪。”

徐凯认为，这种“不得不加分析”的措辞，给了执行端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也让新法的落实存在不确定性。

“这是理念问题，”王飞总结道，“很多监狱仍然把‘认罪’当作管理目标，但认罪不是服从，认罪也不该成为改造的唯一标准。”

除了申诉层面，对与申诉权密切相关的“会见制度”，《监狱法》草案也作出了调整。

草案中规定，服刑者有权“与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会见”。与此同时，会见、通话的范围被扩大至经监狱长批准的“有利于罪犯改造的其他人员”。

北京西城区一所看守所内，一名在押人员正在与律师会面。无论是在看守所还是在监狱，许多律师都曾经历“会见难”的情况。（图_网络）

许多律师都曾经历会见被延搁的情况。魏敬说，按司法部规定，只要律师提供三项材料——律师证、律所证明、委托书，监狱就应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但实际上，48小时只是订立在纸上的参考而已，“拖上个几天很正常，更多的几个月也有可能。”

魏敬私下了解过原因，一方面是监狱人手不够；另一方面可能是当事人涉及敏感案件，比如有过上访、维权的经历，或是在狱中持续不断申诉，被判定为“不服从管教”，狱方就会变相延迟审核会见的周期。

王飞则告诉水瓶纪元，他会见在西藏某监狱服刑的当事人的申请，曾被整整拖了八个月。而有时即便会见得以实现，对话的过程会被层层加码，有一次会见前他曾被狱方要求提供“会见提纲”。

王飞认为，草案的出现是积极信号，但“修法之后，如何落实执行，才是最难的一步。”

新的模糊边界

在一些法律界人士看来，《监狱法》修订草案的一个令人争议之处，在于生成了新的模糊边界。

现行《监狱法》第47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监狱检查。监狱发现有碍罪犯改造内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然而，“有碍改造”该如何理解，具体内容又该如何划定，现行法律并未明确划定。

以罗惘的实操经验来看，虽然没有具体规定，但“有碍改造”是一分为二的。

明面上指的是“不服罪”。他和同事们的操作是，如果信件中有写到让家属帮忙找律师辩护，则会直接划叉，再统一交到负责收寄信的办公处。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信件会被投入垃圾桶中。

而藏在暗处的辨别方式是：“我觉得这里不好”。罗惘记得，有服刑者在一封信里写了很多自己在监狱吃的苦，被关禁闭，为了减刑不停加班换工时积分，还提到在监狱被狱警欺负。

“这样的内容肯定不能出去。”罗惘说，万一惹了事，家属举报，大家都麻烦。

《监狱法》修订草案针对上述现实问题作出了调整。第六十七条明确指出：“监狱应当依法保障罪犯的通信权利。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安全检查。发现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犯罪活动的信件，应当扣留并依法作出处理。”

但魏敬的疑问是，和“有碍改造”类似，“危害国家安全”这一表述该由谁来定义，是否有明确的内容边界？他担忧，如果没有外部监管和公开机制，模糊表述可能成为新的“口袋罪”，让通信权在现实中形同虚设。

一名服刑人员从狱警手中接过信件。（图_网络）

通信的限制并不止于服刑者写出的信件，还涉及收信问题。徐凯曾给一名服刑人员寄信，系统显示“已签收”，但当事人从未收到。

徐凯多次追问，却无人告诉他信被拦在哪个环节、出于何种理由被拦截。即便家属或律师发现信件被扣留，也无法获得解释或申诉通道。通信权成了形式上的权利，缺乏实际保障。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这涉及草案修订的另一核心争议，即监狱权力边界被扩大。

詹华表示，监狱系统运行着两套规则——一套是对外公开的《监狱法》；另一套是内部的执法手册。

内部手册不对外公开，却在实际操作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监狱可以依据它进行内部监督、执行规范与权力自律。詹华认为，这种机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防止权力滥用，但也意味着外界无法真正了解监狱的运行逻辑与决策过程。

“外界对监狱权力扩张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说，“但从内部看，系统也存在自我约束的能力，尤其是最近一年来，司法系统已启动一系列自上而下的监督行为。”

2025年1月，广西西江监狱，两名狱警正在进行巡逻工作。（图_网络）

这在草案中也有体现。修订的法律首次提及，监狱实行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准确公开执行刑罚中的法律依据、程序、结果，主动接受监督。不过，草案同样点明：“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监狱秩序的信息，不予公开。”

詹华说，狱务公开给家属、媒体与公众，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外界的误解以及内部各种乱象的滋生，并以此推动法治。

但他也强调，狱务公开其实是一个中国式概念。在西方国家，狱务公开归属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监狱“执法公开”的内容里。在我国，监狱管理局虽然隶属于司法部,是政府的一部分，但其信息公开不属于政务公开的范畴。

劳动与规训

尽管草案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法律，但想起过去的遭遇，程东平仍感后脊发凉。在他看来，权利写在纸上，但现实的墙太厚。

除了制度设计与执法实践，中国监狱内部的劳动与生活条件也曾长期受国际舆论关注。程东平说，在监狱里提劳动环境和权利只会给自己带来风险。在监狱里，一切都在强调“服从”和“纪律”。

夏天的日子，车间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但空调不开，因为监区规定“节能”。金属粉尘落在皮肤上，久了会刺痛。他曾提出能否开空调或是想办法吸取粉尘，却被告知：“这些事我们会处理，你不要多想。”但第二天，他的劳动指标就被悄悄提高。

程东平还记得有一天，车间有位年轻人因为头晕而倒下，狱警却先质问他是不是“故意逃避劳动”。年轻人不敢说话，只说自己会继续干。

他回忆，大部分情况下，每日工作8小时，旺季可能到12小时，而报酬寥寥——大部分人一个月拿不到200元。但劳动本身不是最累的，真正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达标考核”。

每个工作都有产量指标，达不到就会影响“表现分”，表现分关系到电话、会见次数和减刑机会。

“在这里，劳动不是劳动，权利也不是权利，是秩序的一部分。”程东平说。

关于监狱内劳动时间和劳动报酬等，《监狱法》修订草案明确规定：“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的规定执行；在季节性劳动等特殊情况下，可以调整劳动时间；罪犯有在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休息的权利；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

但魏敬说，从既往经验看，首先劳动报酬很难执行。监狱内部的劳动，男监有不少体力活，女监相对轻松，做些制衣工作，但工资收入都低得“可怜”且和刑期相关。比如，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的刑期，一个月的收入大约是几百元。刑期3年至5年的，一个月收入只有100元左右。

同样，在劳动休息和劳动时间方面，魏敬说，多数监狱中，服刑人员的劳动任务往往与减刑或权利获取挂钩。例如，盗窃罪犯即便判了十年，若想获得减刑，就必须态度良好并积极退赃。但现实是，许多服刑人员根本无力退赔，只能通过服从管教、超额劳动来争取积分或减刑。这种制度安排在无形中增加了压力，也让劳动成为他们“唯一能掌控的事”。

2008年3月7日，重庆一所监狱中，服刑人员正在使用缝纫机工作。（图_网络）

以魏敬熟悉的西南地区监狱为例，服刑人员每月只能购买三至四次生活用品，每次上限500元，且种类有限。零食、调料等日常食品受到严格管控，生活乐趣被压缩到最低。

他还记得有服刑者向他形容，“吃火锅”是在监狱内部最幸福的时刻，但那不过是一根火腿肠，用冷水泡开，加上方便面调料和豌豆碎末，这种拙劣的“仪式感”，是他们能拥有的少数生活慰藉。

《中外法学》杂志在《现代西方国家监狱制度比较》中指出，欧美国家的监狱在设计之时，劳动与教育就被视为改造核心。

从制度上看，美国提供职业训练和监狱工业机会；法国实行政府管理劳动和特许制劳动，收入部分自由支配、部分用于司法或储蓄；德国尤其关注青少年教育和职业训练，强调社会接触和改造。假释和监外执行制度普遍存在，表现良好的服刑人员可申请提前释放或临时外出，由专门委员会审核。

詹华解释，草案提出的核心是希望通过更规范的制度，一方面让监狱方面有法可依，有了具体的执行抓手，避免执法过程当中的权利滥用；另一面是更好地保障服刑者的权利。

但詹华也指出，监狱只是冰山一角，看守所与留置场所的权力运行同样需要关注。在全球视野下，监狱内部的细节不仅是管理问题，更涉及司法文明、权力边界以及服刑人员改造和社会重返的核心议题。当权力的边界重新划定，真正的司法文明才有可能在高墙之内萌芽。

王飞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不论草案修订还是近年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口供依赖”的讨论，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效率与公正的权衡。

断层的接续

监狱学者芮佳瑞在《监狱法论》中指出，监狱应承担让人回归社会轨道的功能。这亦是此次《监狱法》系统性大修的题中之意。

相比以往版本，草案第60条提出了“符合条件的犯罪记录封存”，第79条涉及出狱后社会保险的“接续与保障”。

2024年出狱后，孔熙在一家玻璃工厂找到临时工作。几天后，同事发现他用着一部苹果第四代手机，他因盗窃入狱的过往因此被揭开。老板没细问，第二天就让他走人，工资也没结。

孔熙承认自己犯过错，但觉得，“进去一趟，人就脏了，怎么洗都洗不掉。”

后来，他试过不下20份工作，最短的只干了十几天。不是工资低得活不下去，就是对方一查犯罪记录就赶人。想要开滴滴也只能借别人账号，根本干不长久。

有参与公共事件后入狱的刑满出狱人员也表示，求职时稍具规模的企业都要无犯罪记录证明，这成为他无法翻越的高墙，无奈之下只能改名换姓。

程东平说，外面有句俗话叫“案底带一辈子”。一旦留下案底，很难正常就业。摆到现实当中，连保安、网约车司机都需要“无犯罪证明”。

当下，许多企业要求应聘者提供无犯罪证明，这成为许多轻罪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图_极目新闻）

律师金宏伟一向关注“轻罪前科”的问题。他曾撰文表示，“案底带一辈子”已经实质化为一种附加刑。我国40多部法律，如《公务员法》、《教师法》等，都规定剥夺受过刑事处罚者的从业资格。

《罪犯矫正学概论》一书中有数据显示，在重新犯罪的人员当中，因为释放后无法就业的占到60%以上。

詹华认为，犯罪记录封存的核心在于保护个人权利，即便曾经犯罪，也不应因记录被无限制使用而剥夺其社会权益。相关机关在处理个人事务时，应尽量将其视作“无犯罪记录”的状态。例如，在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时，即便有轻微犯罪，也应允许封存。

他还表示，德国和北欧国家的实践也以宽容和权益保护为主，但国内制度尚未全面出台。目前，对轻微犯罪（如三年以下或最高刑为六个月的案件），正在探索开具封存证明的方式，封存期限仍存在争议，一年以下被认为更为合理。由于立法主题的限制，监狱法本身无法直接解决犯罪记录封存问题。

《财新》杂志也在近期的报道《轻微犯罪记录封存怎么做？调研建议以危险驾驶罪进行试点》中提及，最高法院咨询委调研组认为，刑释人员长期遭受歧视，部分永久性犯罪附随后果等于宣告“社会性死亡”。该调研组建议先选取部分罪名开展试点，后总结实践经验，完善立法；并建议优先考虑案件量大、社会影响面广的危险驾驶罪等罪名。

屈振红指出，一些涉及职务犯罪的公务员或国企人员服刑后社保被停，出狱后再就业和就医都受影响。如果司法部和人社部能通过配套规定解决社保衔接问题，对他们的社会重建具有关键作用。

李建此前曾是处级干部，因职务犯罪入狱七年，后减刑两年。出狱后，社保、医保全无，为了重获退休保障，他只能重新补缴近20万元的保险金。

草案还提及司法矫正和帮教，增加了心理辅导、社会适应教育等条款，要求监狱关注服刑人员心理健康，帮助他们恢复社会功能，降低重犯风险。但在长沙市地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创始人朱聪看来，对刑满出狱者而言重新开始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漫长的重建。

这家社工服务中心主要救助和帮扶街头的流浪者。据她统计，流浪者中至少一半有案底。过去数年，她和同事通过长期个案陪伴——补证件、找栖身地、重建生活节奏——协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詹华还表示，建言的专家团中，亦有学者指出，国务院早在相关公告中提出将“刑满释放人员”称为“回归社会人员”。他说，在名称上消除烙印，或许也是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的重要一步。

程东平说，有些问题不是靠人和法律就能改变的。不过，讲述本身或许就是一种抵抗，或许能带来改变。

（文中程东平、李建、罗惘、魏敬、孔熙、詹华为化名）

今天又刷到一个帖子

所谓滨崎步“一个人的演唱会”信息不实，系彩排期间被偷拍，摄像团队人员公开致歉

如果你愿意自己动动手指，

打开滨崎步的 Instagram，你会看到一段非常简单却足以让所有争议闭嘴的事实：她确实在上海做了一场完整的演出，并亲自发布了现场照片与感谢文案。

她在动态里说的是：

‘虽然有一万四千个空位，但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粉丝的巨大爱意。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演出之一。谢谢两百位中日团队、乐手与舞者。’

这段话是她亲手发的，也是全世界公开可见的。

一个歌手如果只是在彩排，绝不会用『one of the most unforgettable show ever to me』，用『this stage』，用『made this show happen』这种正式演出才会用的措辞。

如果你把照片放大看，会发现现场灯光、投影、彩纸、团队站位、伴舞服装全是‘正式演出规格’。彩排从来不会开全灯、不会放全特效，更不会开全员服化道。这种规模的舞台，彩排和正式演出有肉眼可见的巨大差别。

真正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媒体（观察者网之流）把一个摄影师的虚构内容，当成了‘能抵消艺人本人发言’的铁证。

这就像当事人亲口说‘我本人确实在场’，媒体却要说‘不，她没有，那只是彩排’，硬要把虚构当事实，把公开资料当噪音。 

事实只有一份，但谣言可以有很多版本。

滨崎步本人、官方团队、舞台照片、Ins 原文，是事实。

一个违规偷拍被抓的摄影师，是谣言。

事实天然优先级更高。

我读初中时，学校经常举办篮球比赛。我们班的篮球队的5个同学，在同年级的三个班里算是打得好的。我经常看篮球比赛，并为自己班的同学加油。

有一次，和一个同学聊天，不知怎么聊到了集体荣誉感的问题。那个同学指责我没有集体荣誉感。他说：“你看我们班篮球经常得第一，这难道不是我们班的荣誉吗？”

我说：“这怎么是我们班的荣誉呢？这只是他们自己打得好，是他们自己的荣誉。我们又没有上场打，怎么也有荣誉？”

同学说：“虽然我们没有上场打，但他们是我们班的人，他们赢了，就说明我们班厉害，就是我们班的集体荣誉。”

我说：“为啥啊？他们打球确实厉害，我也为他们喝彩。可你的球技还是很差，难道集体荣誉能让你的球技好起来？”

刚刷到一个视频，讲湘超中，XX市的足球队踢得好，视频中的人说：“我们XX市的人就是优秀，优秀的人应该得到尊重。”我就想起了初中时跟同学的这段对话。XX市的足球队踢得好，那只能说明这个足球队优秀，怎么就变成了你也优秀了呢？

为了这个叫“集体荣誉感”的玩意儿，我没少跟人发生矛盾。我能够理解他们讲的逻辑，但我难以理解他们怎么会真的认同那个逻辑。

比如学校搞卫生评比，看到同学们挥汗如雨，我就觉得没必要。我觉得，卫生这东西，只要干净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和别的班级争名次。卫生评比落后了，有的同学非常沮丧，我免不了要安慰一句：“卫生评比得没得第一名，一点都不影响个人的升学，无所谓的啦。”结果同学们纷纷愤怒地谴责我集体荣誉感淡漠。

现在同学们早已星散多年，谁还记得当年的“集体荣誉感”呢？

后来我明白了，从小到大的各种班级评比，其实就是为了规训学生的集体主义思维。

再后来，我还理解了，在人们理解经济规律上，集体主义思维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历史上的集体劳动、集体食堂，给人们留下惨痛的记忆。

当然了，我不是说人们只应该分散化，不应该进行大规模的合作。市场经济下，人们进行自愿的联合，规模多大都行。有的企业几百万员工进行合作，那也没问题。拿体育比赛来说，有很多全国性的、国际性的市场化竞赛联盟，规模非常巨大，在这样的比赛中，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支持某些队伍、运动员，享受个体化的观赛乐趣，非常好。

前些天看到一个短视频，讲刘备、诸葛亮为了所谓的“兴复汉室”，让蜀汉老百姓付出巨大代价。益州在刘璋治下，民殷国富，而刘备夺得益州后，短短几年，变成“益州疲惫，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六出祁山，“男子当兵，女子当运”，沙场血流沃野，益州田地荒芜，民不聊生。

是姓刘的当皇帝，还是姓曹的当皇帝，跟四川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姓刘的当皇帝，四川老百姓就脸上有光？难道四川老百姓还能享受到什么好处？不还是刘家皇室那帮人享受好处吗？四川老百姓不还是供养刘家皇室吗？

可是，在长期的集体主义思维下，历代许多人真的认为“兴复汉室”是大义，他们说四川老百姓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是应该的。

你说安徽出了个朱元璋当皇帝，安徽人脸上就有光？不要说安徽了，再缩小一点，具体到凤阳县，朱元璋是凤阳人，他的祖宗坟墓在凤阳。他把凤阳定为“中都”，强迫江南富翁搬迁充实凤阳，按说，凤阳人脸上有光？

可凤阳人最终还是认清了真相。历代外出逃荒的凤阳人，他们唱的花鼓词，最有名的是这几句：“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你是皇帝的老乡也没用，只要皇帝爱折腾，你就只能过苦日子。

凤阳人不再以“我们这里出了个皇帝”为荣。他们明白了，皇帝是皇帝，韭菜是韭菜，皇帝跟韭菜之间，根本就不是什么“我们”。

两家人别说一家话。

而后来的凤阳小岗村村民私下搞承包制，反倒让农民告别了挨饿的日子。对于普通人来说，切记，市场才是你的朋友。

风起皆因缝隙大，水浊多由守者昏。

很多荒诞，并非突然发生，而是一路纵容、一路沉默，才到了现在如此明目张胆的地步。

先来看现实里发生的事情，已经“荒诞”到什么程度了。据新京报消息，云南一地出现了要求女性汇报“末次月经时间”的情况，连记者都感到难以置信。

采访得知，“系村医排查孕情”。

首先，甭管你用什么理由，这个行为本身是不是已经严重侵犯他人隐私了？也不看看自己调查的、要求别人上报的是什么信息。

可显然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这点，所以直接在群里“@所人人，并称都要报”。

虽然记者采访后解释称什么方式不对，应该“一对一”。但还是老问题：即便一对一，即便是假装体面，即便理由是“孕情排查”，那也必须征询对方同意，才能要求对方告知这般隐私的问题。换言之，这个理由根本无法支持他们那句“所有人，都要报”，后者已经带有强制的性质。隐私不该是他们一句话就能撬开的门。

防诈的时候，经常会说老百姓不注重个人隐私。现在想来，竟如此可笑，是我们自己不在意隐私吗？恐怕更关键的问题，出在权力和隐私的边界，一直保持在“模糊”的状态中，那种模糊，就像一条随时能被踩过、甚至被抹掉的粉笔线。以至于人们已经无法分辨：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什么是能拒绝，什么又是不能拒绝。

比如上述新闻所提要求女性提供自己末次月经时间的情况，实际上就是能拒绝的。可大多数人不知道啊，在加上对方咄咄逼人且严厉的态度，配上官方的背景，结果可想而知。

更荒唐的是，一旦强制发生过一次，它就会成为下一次的“试探基础”。

这是必须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倘若这种要求他人报告月经时间的事情都能光明正大的发生，那么下一次呢？会不会出现更疯狂、更荒诞不经的要求，夫妻之间的生活、矛盾，在官方眼里，与透明何异？

该静偏喧嚷，该动却无声。

毫无疑问，这种事情，压根不需要他们来管，但他们偏偏要插手。反之在那些需要他们插手的事情上呢，又表现的沉默，甚至沉默到令人心酸、心塞。

今天的另一条新闻，在网上已经引发大量争论：男子在银行取了170万出来，歹徒在门口精准狙击。关键在于：该男子和歹徒搏斗时长接近20分钟，银行里的人就在里面看着，制止就不说了，居然连报警都不报，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平日里，老百姓取个自己的钱，他们比谁都更急，手伸得比谁都长。动不动还能扯到派出所，就仿佛银行跟派出所快要一体了。可这会儿，真正需要他们伸手的时候，近20分钟的时间，那么危及的时刻，居然不报警。

有力装无力，无责却争先。

这类荒诞，其实都有同一种底色：该硬的时候没硬过一次，该软的时候却一次比一次硬得离谱。

有时候不得不说，在这些方面真的是本末倒置的太严重了，否则也不会经常在网上曝出老百姓的各种不满。就如上面那个要求女性报告末次月经时间的事情，不荒诞到这种程度，记者会去采访吗？人们又会在网上沸沸扬扬的议论吗。

答案，是否定的，不会，人们才没有这个空，更没有这个闲情逸致。

说到这里，想起另一起事件，也是被网友们“偷偷”议论了很久，成都徐欣蕊事件。可能不少读者都多少知情，好几年前这个父母双亡，名叫徐欣蕊的女子，举报社区党委书记在图书馆打麻将赌博，没想到自己却被街道与民警强行送入精神病医院。之后无论外界怎样追问，这个人都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只不过这么久过去了，也就直到今天，才有财新网站出来，站在无数网民的角度发了篇报道，问他们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对此事进行回应。

财新网写得多好：积极回应社会热点事件，不是地方政府的自选动作，而是中央的规定动作。不回应，舆情就不存在吗？热点事件就可以自行消失吗？

只可惜，仍旧无下文。这不也是一种“该管的、该回应的、该调查的”，却没人管、没人回应、没人调查吗。

界破无人愿补缝，权狂最怕少人声；

沉默若成护身符，荒诞自会卷土生。

荒诞之所以越来越大胆，是因为越界没有代价，沉默成了默认。一句“排查孕情”，如此肆无忌惮的侵犯老百姓的隐私，便作罢了；一句“视线被遮挡”，储户在银行门口被抢，跟歹徒搏斗近20分钟，就与他们没任何关系了；一场沉默，网民追问了多年的事情中是否涉及不公、涉及权力对普通人的报复，就烟消云散了。

权力不怕吆喝，只怕有人追问；荒诞不怕曝光，只怕习以为常。该管的不管，不需要管的却把手伸到老百姓床上。这种风气不停下来，恐怕只会越陷越深。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维权网：是关注中国人权的非政治性非营利的知名公益组织，由一群志愿者运营。其每个月都会发布的《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是记录中国维权人士遭遇的重要平台。

一、寒冬：哈萨克斯坦政府疑似受中方压力拘押境内人权组织

近日，长期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 NGO 组织寒冬 (Bitter Winter) 披露，哈萨克斯坦再度大规模拘押人权团体“阿塔珠尔特·哈萨克人权组织” (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 的成员，其中包括多名曾公开作证新疆“再教育营”的亲历者和家属。该机构称，这是一起“长臂管辖”的案例。

文章封面截图

据悉，阿塔珠尔特长期收集新疆被拘押者的证词，据称已录制逾一万段视频，是最早系统揭露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反恐扩权”与大规模拘禁政策的草根组织之一。多年间，其成员屡遭罚款、短期拘留与骚扰，然而，寒冬表示本轮打压是一次明显升级。

报道指称，导火索是一场发生在杜拉特口岸附近的小型抗议。四十余名阿塔珠尔特支持者在边境一侧焚烧中国国旗与国家领导人画像，高喊反共口号，其“罪行”在当局眼中只是“作证、烧旗和要求正义”。随即，至少十六人于阿拉木图等地被拘押。

这些抗议者提出三项诉求：其一，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出生于新疆的哈萨克斯坦公民阿利姆努尔·图尔干拜 (Alimnur Turganbay)。他被指已按要求注销中国户籍与护照，却仍于今年 7 月在杜拉特口岸被伊犁州国保人员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图尔干拜的妻子古勒达丽雅·谢里扎特(Guldaria Sherizat) 因持续上街抗议并到外交部上访，已被哈国警方拘捕十五次，累计罚款逾两千三百美元，全家长期处于监控之下，却始终未获任何实质回应。报道形容，她在体制缝隙中成为一种“韧性象征”。

第二项诉求是暂停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入境政策。示威者批评，中资国企与矿业公司大量购买土地与不动产，掠夺地下资源并污染河流。示威者指出，在政府高调宣传“友好合作”的同时，社交媒体上却弥漫着对中国经济与意识形态渗透的怨气。第三项诉求，则是释放所有被关押在新疆营地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民众。

然而，寒冬批评哈国当局回应模糊且不透明。目前，被捕的十六人迄今未收到正式逮捕令，亲友也拿不到任何书面程序文件。亲北京的媒体与亲政府账号则开始放风称，“行政拘留已升级为刑事案件”，却拿不出正式文书。文章认为，这些人被困在一种“卡夫卡式的悬置状态”：被指控，却没有明确罪名；被关押，却难以启动正常司法程序。

寒冬引用部分活动人士的话表示，他们相信哈萨克斯坦政府正在“试水”——观察西方民主国家与国际人权组织的反应。如果国际社会保持沉默，更严厉、更加配合北京利益的打压措施可能随之而来。

此外，报道也提到，阿塔珠尔特创办人谢里克然·比拉什 (Serikzhan Bilash) 目前在美国流亡，他同时批评中共、莫斯科的帝国野心以及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的威权统治，曾多次遭起诉与羁押。他警告称，“除非国际社会重视此事，否则哈萨克斯坦亲北京、亲俄的政府将成功地扼杀少数敢于记录新疆罪行的声音”。

最后，寒冬表示，“哈萨克斯坦或许希望将自己塑造成中立、务实、合作的形象。但当公民因发声而被监禁时，中立便不复存在。当沉默能换来贸易协定时，务实就变成了同流合污。当北京决定谁可以抗议、谁必须消失时，合作就变成了屈服。”图尔干拜、谢里扎特以及其他十六名被拘留的活动人士的命运，“不仅仅是哈萨克斯坦的问题；它衡量着世界是否会挺身而出反对镇压，还是会放任北京的触角继续伸向深渊。”

二、倾听他们的真实处境：中国留学生不是问题，而是对话的关键

在地缘政治紧张、西方对中国怀疑和恐惧情绪双双升高的当下，中国留学生成了西方政治界讨论的对象。

伦敦国王学院学者姚嫣然 (Yanran Yao) 近日在《中国连线》上发表一篇长文，指出，“如今，超过一百万名中国大学生出国留学。但在有关他们留学经历的讨论中，他们的声音却很少被听到。”在安全、意识形态与经济算计的喧嚣之中，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反而成了沉默的当事人。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开篇就点明当下的困局：“在中西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留学生面临着来自双方的猜忌。西方国家既不倾听也不支持他们，甚至还辜负了他们——这样做既是战略上的错误，也是道德上的错误。”作者指出，在美国、澳大利亚收紧签证、强化“外国影响”立法、限制学术交流后，英国的舆论与政策也在悄然右转。

姚嫣然表示，从家庭与教育结构看，中国成为最大留学生来源国并不意外。“对于许多中国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家庭而言，送子女出国留学——费用往往是国内学费的十倍之多——是对美好未来的一项重大投资。”以英国为例，中国学生超过 15 万，是规模最大的留学生群体，每年贡献数十亿英镑的学费与消费。

然而，他们在校园与舆论场上常常遇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尽管中国留学生在经济上举足轻重，但他们常常面临误解、忽视和歧视。”文章用一句高度概括的句子，呈现他们进退失据的处境：“如果他们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学科以及前沿技术，就会被指责为走私知识回国；如果他们表达的观点与西方共识相悖，就会被视为北京的潜在宣传员；如果他们在课堂上保持沉默，就会被斥为能力不足、令人‘窒息’或者阻碍融入。”

作者以自己在香港与英国多年的教学与研究经验指出，中国学生“是受害者，而非敌人——他们夹在充满敌意的东道国社会和祖国的庇护之间。”文章引用国际学生调查数据显示，“约有 35% 至 41% 的中国学生曾报告遭受种族歧视”，新冠疫情期间反亚裔情绪高涨，更让许多人意识到“反共”与“反华”、“反中国人”之间的界线有多么模糊。

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也承受来自祖国与准官方社团的隐性政治压力。文章指出，“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这使他们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来自与中国关系密切团体的压力，例如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在这样的双重审视下，“大多数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是‘基层大使’，必须‘把中国的故事讲好’，否则就有可能被党视为不忠。”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在中国的未来，他们会“避免点赞某些社交媒体帖子或避免公开表达观点”，形成系统性的自我审查——既不敢在西方公开“批中”，也不敢真正违背国内的政治红线。

此外，高校本身的制度性无知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误解。作者将这种缺失称为“中国素养”的不足：很多英国院校“错误地将中国学生的特殊需求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将其与其他国际学生群体的问题混为一谈。”一个典型案例是，“利物浦大学在考试季发送了一封关于学术诚信的邮件，邮件中只将‘作弊’一词翻译成了中文，并解释说‘中国学生通常不熟悉这个词’”，在学生群体中引发哗然。

在政策层面，作者批评了将中国学生当作“工具变量”的安全化思维。美国曾以大量削减中国学生签证来展示强硬姿态，“结果却损害了自身的高等教育领域，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增强了中共的合法性”，因为这让后者得以自我包装成“留学生利益的捍卫者”。而眼下，英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中国学生最青睐的目的地，正处在一个重新定义对华与对留学生政策的关键窗口期。

文章最后提醒，不能只把中国学生视为“资源”或“风险”。“中国留学生不仅仅是资源或工具；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在人生这一重要阶段，他们面临着各种复杂的压力。”西方高校真正应该做的是，“认可他们的价值，不仅意味着询问他们能为我们做什么，更意味着首先倾听他们的需求，并兑现我们对他们的承诺：安全、尊重和机会。”

在作者看来，只有当西方社会愿意真正倾听这一批“政治断层线上的年轻人”，愿意把他们当作有主体性的个体，而不仅仅是威胁、筹码或桥梁，西方所自诩的民主价值与制度韧性，才可能在与中国及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变成切实的实践而非抽象的口号。

三、维权网：十一月中国新增46名良心犯

维权网（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于 2025 年 11月 30 日发布《十一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报告显示，上期名单中的 38人已刑满释放，1人狱中被迫害致死，并获悉有 3 名被羁押者被判刑，18 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了我们又搜集的被刑事拘留、被精神病的11人以及被判刑的35人，共计 46人。被捕的主要原因包括从事宗教活动、少数民族维权、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的 38 人名单：

冯瑞英、高方强、高洪宾、桂敏海、胡跃霞、

李洪山、林丽红、刘秀云、聂丽娜、普化（藏）、

孙淑清、孙淑霞、田晓平、王建辉、王容媛、

吴春雄、张利辉、张少杰、李芝湘、朱美玲、

姜晓燕、李彩侠、杨美华、代露、 周引力、

姜秀琴、马秀芹、王成美、张秀珍、王苹、

杨益凡、谢丽萍、孙学、 杨丽君、图雅、

黄春子、崔晓乐、邢文香、

2. 本期获悉狱中羁押者遭判刑的 3人名单：

4年6个月：孙承浩、

3年：郭兴梅、

1年10个月：赵长慧、

3. 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被精神病的 11人名单：

徐欣蕊、葛志慧、沈爱斌、浦兴娣、沈晓玲、廉长年、廉旭亮、付娟、邵华煊、陈健、刘雪云、

4. 本期新增被判刑的 35人名单：

14年：艾合麦提江·居麦、

13年：阿不都卡德尔·加拉里丁、

9年：姜德新、

8年：韩丽华、

7年：段晓荣、

5年7个月：李琴、

5年：钟芳琼、付鸿、

4年10个月：冯俊英、

4年：郜孟花、李振英、国月霞、刘兆宏、李清、姜云天、

3年10个月：于春艳、

3年6个月：梅广芹、梅广丽、

3年：于永利、程桂君、刘宗珍、郑洪玲、余秀琼、赵俊芳、

2年：张文萍、韩艳文、张秀群、

1年9个月：富云平、

1年6个月：钟庭菊、

1年1个月：苗桂君、

11个月：田秀芬、赵春艳、李淑珍、王玉兰、

6个月：刘燕、

5.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被迫害致死的1人的名单：

陈妍：辽宁本溪法轮功学员，女，2025年约45岁，她原本在某国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只因她坚持修炼法轮功遭迫害而被迫失去公职。2015年，陈妍因发法轮功资料被便衣绑架，被关押在本溪市看守所，后被判刑3年。陈妍2024年7月14日在本溪市溪湖区柳北车站附近发放和粘贴法轮功资料时被录像，随即被警察抓捕，被关押在本溪市看守所，期间她遭到非人折磨，致使身体、精神都很差，法院三次欲非法对她庭审未遂。2025年5月15日，本溪市溪湖区法院人员到看守所强行开庭，于6月26日宣判，其被判刑5年，并罚金五千元。刑期至：2029年7月13日。陈妍此前被羁押在本溪市看守所，期间遭酷刑虐待。2025年11月5日被转监到辽宁省女子监狱，三天后11月8日，她便悲惨离世，终年45岁。在给陈妍尸体穿衣服翻身时，从陈妍嘴里流出黑色粘液。监狱要求陈妍的父母签字，火化遗体，陈妍的父母坚决不同意。陈妍的父母要女儿死亡的真相。现在陈妍的遗体存放在沈阳市回龙岗殡仪馆。

报告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 1713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 11 人、无期徒刑 17 人、有期徒刑 1423人，刑期不明 29 人，羁押未判 262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或强迫失踪情况未完全记录。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可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5 年 11月 30 日）第122期（共1713人）》。

该道歉的另有其人…

欢迎加入第158号“吴老师读友群”

26日下午，香港发生重大火灾，现已造成44人遇难，58人受伤，另有279人失联，估计凶多吉少。

27日凌晨——实际上就是今天深夜——昆明某火车站发生列车撞击施工人员事故，导致11人死亡、2人受伤。

如果说城市大火一半是天灾一半是人祸，那火车站的这起撞人事件则百分百是人祸。

今天凌晨0点35分，一群本应于0点50进入轨道开展维修作业的工人已经开始换轨施工。

一辆检测地震设备的试验列车以114公里的时速呼啸而至。

惨剧毫无悬念地发生了——奇迹在电影里才有，现实生活中永远不会有奇迹。

如果说大火面前众生平等，而这样的悲剧性的事故中，遭难的永远都是最普通的人。

昆明火车站的“通报”写道：“11月27日凌晨，检测地震设备的55537次试验列车在正常通过昆明洛羊镇站内曲线处时，与进入线路的施工作业人员发生碰撞，造成11人死亡、2人受伤……该站运输秩序已恢复正常，伤员救治和相关善后工作正有序展开……”

这份通报的措辞大有讲究。

首先是列车“正常通过”，巧妙地指出事故责任不在车站方而在维修方。

其次是列车与工人发生“碰撞”。我实在无法用语言去分析撰写这份情况通报的人用“碰撞”这个词时是怎样的心态，但我坚信：他不是随便使用了这个词，而是经过了反复斟酌，目的是淡化钢铁列车撞击并辗压血肉之躯的惨烈。

再者，通报强调“秩序已恢复正常”。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惨剧发生后，秩序正常和情绪平稳成了重中之重。

尽管通报“对遇难人员表示沉痛哀悼，对遇难者和伤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但这段文字真的读不出丝毫对生命的悲悯，更没有自责的味道。

有遇难者家属及网民在通报帖子后质问：“11条人命仅换来秩序恢复？”

昆明火车站没有费心去解释、安抚，而是傲慢地关闭了评论区，717条评论，全部被隐匿了。

我不懂火车的管理机制，但在这起事故中，无疑是调度机构有重大缺陷，甚至有可能它的调度机构一直就这样玩忽职守，之前没出这类的事故靠的只是运气。

说它玩忽职守，不是无知下的乱盖帽子。

首先，今年年初，铁路部门开始实施“3分钟一联控”机制，通过CTCS-3级列控系统，实现列车最小追踪间隔3分钟的运行控制。

据报道，该系统包括轨道设备、无线网络传输和列车控制系统，通过算法实现列车精准定位和秒级控制，通过实时监控和动态调整，降低追尾风险。

如果连一大堆活人都发现不了，如何避免追尾？

专业人士认为，本次事故中，“动态信息互通系统形同虚设”。

其次，铁路部门有所谓的“天窗期”管理制度，有施工天窗、维修天窗和垂直天窗、V型天窗之说。

本次事故就是维修天窗出了问题，尽管施工人员被安排0：50分钟进场，但他们提前了至少15分钟，显然“天窗期”管理制度只是写在了纸上。

通报还说，铁路部门将会“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全力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稳定”。

这样的承诺，太多了。至于如何整改、整改得如何，没有人知道。

2021年6月4日，K596次列车在兰新铁路甘肃金昌境内时，撞死9名线路上的作业人员。

2024年6月4日，黑龙江绥佳线一列货车撞死6名施工人员。

看看当年的通报——

同样表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坚决防范和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的，也没有人看到他们如何“防范和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我们看到的只是类似事故一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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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聊微博的淡出，并没有冒犯的意思，因为这个世上并没有什么不朽之物，淡出是万事万物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微博上线都十六年了，即便不如当初热闹，但在今天的简中互联网，也投射了极为恢弘的余辉。况且，这个黄昏还可能很漫长。

起因是我之前关注的一个X博主Manya Koetse，她是波兰人，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她在2013年做了一个网站，名字叫“微博趣闻”（whatsonweibo.com)，就在前不久，她在X上发了一篇很长的文字，说她的网站要更名为“聚焦数字中国“（eyeondigitalchina.com），大意是十几年起的这个名字如今已经配不上她的初衷。

Koetse还算是对华友好派，做这个网站目的是，通过搜集微博热帖，帮助西方人克服那些刻板印象，去了解真正塑造当代中国的社会潮流、对话和情绪。但这样一个知中派，也开始意识到，作为一面映照中国的镜子，微博开始变得残缺、模糊。我可以直接搬运一段她的原文：

“自2010年代末以来……人工智能驱动的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用户获取信息的方式，抖音、快手和小红书等平台比微博更能根据用户行为定制信息流，因此广受欢迎。这催生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媒体生态系统，其核心不再是微博，而是微社区”。

老外对中国互联网的感知，时差还是挺大的。在鼎盛时期，大约2008到2015年，凭借开放的时间线和热搜机制，微博成为一个接近公共广场的网络空间。从温州动车追尾到乌坎村民维权，从郭美美到“表哥”杨达，所有用户，无论职业、阶层、地域，都暴露在同一套议程和同样的言论之下，用围观改变中国。

但这一切在十年前就戛然而止。随着一连串外部环境变化，微博失去了观察中国社会的样本意义，一个以批判、监督、辩论为底色的公共舆论时代，渐次退潮。

新一代的产品又如过江之鲫，鱼贯而出，先是2014年微信上线，熟人社交就开始从微博剥离，在那之前连我自己都会在微博上发布徒步活动的通知，分享私人照片，但之后就转移到朋友圈了。接着，2016年抖音上线，进入全民抖快的短视频时代，微博的娱乐属性和高频次打开的优势也不复存在。

不过，微博影响力的相对衰落，反映在数据上则要滞后好几年，有意思的是，微博的用户增长一直延续到去年，月活跃用户从2018年的4.62亿增长至2024年的5.90亿。日活跃用户则从2018年的2亿增长至2024年的2.6亿。

只是，营收的曲线和用户增长曲线并不吻合，微博的营收在2018年至2021年间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并在2021年达到峰值（约22.6亿美元），但此后开始缓慢持续回落，到2023年总营收逐步降至17.5亿多美元。

许多用户的使用习惯，已变成刷一下热搜就走。虽然用户数在增长，但停留时间大幅减少，由此拖累了广告收入。对于广告主来说，微博基于热搜和话题的品牌曝光模式，相比抖音、快手等能提供从“内容到交易”闭环，已经代际落后，而微博过于依赖的阿里等超大客户的投放并不稳定，从而导致了商业化失速。

在经历一连串环境变化后，微博被迫蜕变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

有时是官方公告栏，遇到重大社会事件，微博成为了官方发布蓝底白字通报的渠道，以及网民单方面接收信息的场所，而非互动的平台。评论区往往开启了“精选”或仅允许特定账号评论。

更多时候变身情绪角斗场，正常的理性讨论空间被压缩，取而代之的是极化的情绪。性别对立、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饭圈互撕成为了流量的主导。理性的声音因为容易被扣帽子、被举报或被淹没在谩骂中，从而选择了自我噤声。

虽然有种拾荒的感觉，但我现在每天还会刷一刷微博。毕竟很多时候，只有在微博上才能知道，韩松老师又点了哪家的重庆小面，郝倩老师传来了怎样毁三观的欧洲衰败的第一现场，王小峰老师搬运的洋甘菊对肿瘤的最新抑制研究，特别是转世过多次如今叫“做个乌鸦也好”的木老师展望楼市后续，诸如此类的光怪陆离，在微博还是有很多。

我手痒在微博上搜了下“微博冷清了”，微博智搜几乎在数秒之内就给出了答案：

“微博的活跃度下降是近期多个用户观察到的现象，表现为博主停更、互动减少、内容冷清。其背后原因复杂，主要包括：明星与饭圈文化式微，微博赖以生存的热搜生态受到冲击，明星发声减少，饭圈争议被监管收紧，导致内容吸引力下降；平台内容生态恶化，争议性话题和评论区戾气影响用户体验，用户因惧怕言论风险而“只看不说；用户分流至其他平台，如小红书、抖音等短视频或生活方式平台吸引了大量活跃用户，形成跨平台迁移；此外，算法推荐机制不够精准，信息流中充斥营销号与旧内容，削弱了用户参与感。尽管如此，仍有观点认为微博的竞争压力减小为坚持输出优质内容的博主带来了新机遇，只要内容扎实，仍能留住核心用户。总体来看，微博的‘冷清’是结构性变化的结果，而非单一因素所致。”

用更简洁的人话来说，现在的微博之所以显得冷清，是因为有质量的讨论消失了，大V们结伴而来，又结伴而去。留下的只有娱乐八卦、官方通报、极端情绪的宣泄以及饭圈控评。因此，现在的冷清不是公共性崩塌的开始，而是崩塌后的残余。

尽管如此，微博依然是中国有影响力的公共舆论场，你要想围观昨天罗永浩和华与华未遂的约架，最佳观赏机位还是在微博。微博在快速事件传播、名人热搜、品牌公关和公共危机反应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公共讨论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更为碎片化和影像化。微博曾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公共广场结构，而取代它的新平台正在将这个广场分解为无数相互隔离的、算法驱动的兴趣圈层。

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算法主导一切，复杂的社会议题被压缩成15秒的情绪宣泄或反转剧本，被快速切换和碎片化中被溶解，沦为情绪的素材或简单的口号。当公众失去耐心进行论证时，深度思考被感官刺激取代，公共讨论也就失去了其严肃性，公共舆论的土壤被娱乐化彻底沙化。

小红书的崛起，代表了另一种趋势。人们更关注具体的、个人的生活方式，用露营、穿搭、职场吐槽、旅行攻略回避宏大叙事，甚至以反消费主义的姿态滑入消费主义的无尽循环。这也许是年轻一代网民温和的逃避，但也未必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当一代人的公共记忆随着微博淡出而淡出时，那并非只是流量统计上的一次下滑，而是社会公共性结构的再一次蜕变。那个试图通过网络围观、理性辩论，来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主义阶段，已经结束。

这提示着人们，网络公共性不像网络连接那样自动维持。它需要刻意的设计、制度的保护与文化的培养。

人们习惯把技术看作进步的同义词，忽略了所有技术系统都在塑形我们的社会结构。今天，用户从一个共同的中心广场，撤退到了各自私密、分散的小院子和娱乐场，当用户习惯了算法投喂下的沉默，圈层内的自嗨，跨越阶层、跨越圈层进行对话的能力和意愿也不复存在。

当我们再一次面临重大冲击时，人们必将为因缺乏共识机制而付出代价，再一次地表现为茫然与撕裂。

这是达叔的第1908篇原创

大家好，我是达叔。

一个想和大家一起慢慢变富的家伙。

昨晚小号文章：

高中生变教授，江苏科技大学郭伟，低配版交大陈进，如果不去评院士，能平安落地？

分享了一个高中学历，愿力巨大的家伙，成功成为江苏科技大学首席科学家，随后又陨落。

达叔给分析了一下，如果他操作更丝滑一些，是有机会继续蒙混过关的。

就如同万科的文章，如果没有楼市这轮超预期下行，万科等管理团队，也能蒙混过去。

要市场化处理万科，万科股债双杀，居民轻微失信原则上不再公示，地产转折到了

以下内容，只代表个人观点，不一定对，随便看看。

时间

回家吃饭，达婶问，香港发生的火灾，你看到了么？

消防车在超级火灾面前，很渺小，很无力。

达叔说，看到了。

2010 年，我当时刚毕业没多久，正在静安寺隔壁的某个头部三甲医院，拜访客户。

也是 11 月份。

突然，整个医院都乱套了，隔壁警报齐鸣。

上海静安寺后面，胶州路上的教师公寓失火了，很多受灾居民，被紧急疏散到周围各个医院。

那天，达叔就在现场，客户都去帮忙了，印象极其深刻。

和香港这个火灾相比，都是所谓施工引发的责任事故。

胶州路教师公寓是节能施工改造，电焊工违规操作，把电焊溅落物引燃脚手架上的易燃材料。

引发了立体火灾。

也是先抓了“无证电焊工”。

香港是第一时间把几个项目负责人，都给抓了。

香港大火更离谱一些，竟然使用的是柱制脚手架、易燃防护网，这些都是在大陆一线城市被淘汰的玩意。

是香港建筑业，不知道有先进的建筑工艺么？

世界级房价，房地产的鼻祖城市，肯定知道建筑业最前沿技术。

有先进技术，但在市场上并不使用，一定是因为老旧的技术阻拦，形成了存量利益共同体。

就如同滴滴打车刚出来，出租车公司集体反对，汽车刚出来，马车协会一致反对。

这在经济学里，有一个专业名字叫：

卢德主义。

每次技术进步，都会有既得利益反对。

被捧到天上的香港，在技术层面太不思进取，过分保护落后产能。

从香港建筑产业升级的角度，这一场大火，应该有机会成为转折点。

大陆从 1990 年代，逐步淘汰竹制脚手架，转向钢制脚手架，背后并不是观念上有多高级。

本质，还是算账的利益驱动，东大过去 20 年，迎来了全球罕见的城市化推进速度、超大规模基建需求。

是建筑工业化、标准化、超大规模推动了这个转型。

而香港竹制脚手架协会，并没有那么多订单，没有大量新增订单，只能维持小规模存量业务，养活既有的一点从业人口。

于是，就开始扯非物质文化传承，百年历史，成熟行业传承体系。

放眼望去，全球所有城市，只要动不动就提传承、讲历史、一定是目前手头上的事不够牛逼。

未来不够吸引力、当下没钱赚，就只能找补历史、扯传承。

能把大火的责任，全部推在竹制脚手架上么？

不能。

就如同，不能把上海胶州路的大火，全部推在几个临时工身上，说他们是无证电焊工。

老旧高层住宅，本身就存在先天安全隐患。

香港火灾小区宏福苑，是 1983 年操盘手资助的公屋，楼龄 42 年，是香港第一代高层住宅。

消防系统老化，烟雾报警器没校准。

而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是 1990年代建的教师住宅，火灾时不到 20年楼龄，是次新。

都是高层住宅，上海 28 层，香港 31 层。

都是在施工，火势形成烟囱效应，快速蔓延。

工程领域的问题

上海大火之后，被扒出来的问题是，工程层层转包。

上海的总包方是上海市静安区建设总公司，把工程转包给子公司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

子公司，再把工程拆分给 7 家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再找个体员工，来干电焊等高风险作业

利益自上往下分配，风险自下往上承担。

底层人永远赚最少的钱，干最累的活，冒最大的风险。

所以达叔清晰告诉自家孩子，以后不要干太辛苦的活，任何一个工作，但凡你觉得太辛苦，一定是跑偏了。

停下来，重新再选择。

香港火灾，被扒出来是维修资金，1.8 个亿被挪用，只有很小资金，真被用在消防设施升级。

其他大部分资金，都被挪到其他非核心项目上去了。

2010 年，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火灾之前，这小区房价是多少？

2.5万/平

最高峰时期，2022-2023 年价格也涨到过 10 万/平。

经历过一场大火，烧死了几十人，叠加楼市下行，

2025年 11 月，现在这个小区有 4 个挂牌，价格是：

5-6 万/平。

被烧掉的房子，一切正常么？

被烧到那栋，不太正常。

整栋大楼，过去十几年时间，被水泥全部封死，被时间定格在这里，成为墓碑大楼。

达叔遇到每个事，都喜欢记录下当下的感受，会持续追踪后续的报道，看个体在重大热点事件里，后续的命运。

大火之后，逃生出来的人，被安排到了哪里？

周围的五星酒店居住。

住了多长时间？

没多久，舆论关注结束之后，就被弄出来了。

赔偿方案是怎样？

2010 年，上海赔偿方案是：

每个遇难人员，活的 96 万元的赔偿和救助金，其中法定赔偿一次性给 65 万，帮扶救助给31 万。

受伤人员按照伤残等级，也给一次性赔偿。

房屋损失赔偿，按照市场价格、全额赔偿。

如果居民想继续要这个房子，就又静安区建设总公司，负责修复、赔偿费用和贬值损失。

不要房子的，就支付货币赔偿。

不要货币，也不要房子，还可以由这个责任单位，给这同地段、提供一个新房期房，以市场价折算。

站在第三方，看方案是不是很完美？

截止到 2011 年 7 月份，赔偿工作没搞完。

只有 16 户同意理赔方案，其他大多数居民，都认为方案不合适，没有签约。

签了 97 份过渡安置房租补贴协议，每平方、每月补贴 100 元房租，先租房过渡。

时间来到 2025 年11 月，香港大火又起来了，15 年过去，上海火灾补贴，有结束么？

还是没有。

大楼被水泥封住，僵持在这里了。

不要只关注宏达叙事，要关注每个热点背后，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如何被改变的。

万一遇到事，如何操作，才能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当然，达叔祝大家，永远都不要遇到这些烂事。

学点真的。。

11月29日，周六，上海，线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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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人权观察：是一个非营利、非政府的国际人权组织。其宣扬的核心价值是：“致力于捍卫世界人权的使命。我们的工作以国际人权法和人道法为依归，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人权观察每年针对大约90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发布超过100份调查报告和简报，经常获得各国和国际媒体广泛报导。

一、人权观察：土耳其对维吾尔人保护急剧弱化，部分人士被迫签署“自愿返中”文件

长期以来，土耳其因文化与宗教相近，被视为全球维吾尔社区最重要的避风港之一，接受了大量流亡维吾尔人。然而，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11月12日发布的调查报告却指出，土耳其近年来因移民政策收紧以及与中国关系升温，正迅速成为维吾尔族群体的“高风险地区”，甚至部分在土耳其居住的维吾尔人面临拘押、驱逐及被送往中国的危险。人权观察批评，这表明该国对维吾尔人的保护正在“显著倒退”。

报告封面

该报告的内容主要来自当事人访谈、相关裁决文件和官方记录。其中，20名受访者包括13名维吾尔人、6名律师和1名土耳其政府官员。报告开篇便引用了一名受访者的话：“我什至不敢出门，就算只是去买些日用品之类的东西，因为我不想再被抓进遣返中心。”人权观察表示，这反映了部分维吾尔人在当地的普遍处境：居留不稳定、随时可能被拘押以及担心遭遣返中国。

该报告特别关注土耳其移民管理部门近年来广泛使用的“限制代码” (restriction codes) 制度。根据文件显示，“G87”等代码被用于标识所谓“公共安全威胁”，导致持有该代码者可能无法续签居留、无法取得公民身份，甚至面临立即驱逐的风险。

人权观察批评土耳其当局往往未提供明确依据，也缺乏透明程序。比如，受访律师称，一些维吾尔人仅因邻里纠纷、行政误会，甚至在刑事调查中最终被判无罪，结果被当局套用了该限制代码。“限制代码就像一张黑箱操作的标签，一旦被贴上，几乎无法推翻。”

报告还记录了至少三起维吾尔人在拘押期间被迫签署“自愿返回”声明的案例。部分人在签署后被遣送至第三国，再转移给中国。当事人称签署文件时遭受威胁，或被告知“不签就永远无法离开遣返中心”等。2018年至2025年期间，媒体已披露至少33起维吾尔人在土耳其被拘押的事件，但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已公开的部分”。

此外，人权观察还发现，许多土耳其法院在审查维吾尔人的驱逐案件时，将限制代码视为事实依据，但却很少解释相关证据或具体威胁来源。多名维吾尔人申请难民身份或签证延期也遭到拒绝，然而人权观察表示当局并未能提供充分的拒绝理由。部分受访者还指出，在缺乏有效司法救济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长期处于身份不稳定的状态，难以工作、租房或合法出行。

人权观察强调，中国政府自2017年以来在新疆地区实施大规模任意拘押、酷刑、强迫文化同化等政策，而这些行为已被国际人权机构认定构成危害人类罪。该机构指出，若维吾尔人被遣返中国，极可能面临拘押、审讯、酷刑，甚至强迫失踪。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当局的驱逐行为可能违反国际法中的“非驱回原则”（non-refoulement）——即禁止将个人遣返至可能遭受迫害或酷刑的国家。报告呼吁土耳其政府应立即暂停针对维吾尔人的驱逐行为，并废除缺乏立法基础的限制代码制度。

报告将这一变化的原因归结为自2022年以后中土外交关系紧密、国内反移民情绪上升以及移民管理趋于严格。

最后，人权观察呼吁土耳其政府恢复对维吾尔群体的保护机制，并确保拘押程序、居留审核及难民申请流程的透明性。此外，报告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在新疆实施针对维吾尔人的迫害，并结束对海外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行为。

二、小布什研究所：威权政体借体育“洗白”，中国案例再受关注

美国小布什研究所11月17日发布了一篇名为《威权政体如何利用体育掩盖人权侵害》的分析文章，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威权政府正日益将体育赛事作为“形象工程”的关键工具，用以转移外界对人权议题的关注，并借此强化国内外的政治叙事。文章强调，体育不再只是娱乐或团结社会的路径，在国家操控下也可能成为掩饰结构性问题的手段。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以北京冬奥会为主要案例，指出中国在争取和主办大型国际赛事时，正面临持续的人权质疑。报告写道，国际社会曾因新疆维吾尔人议题与香港民主运动的镇压而对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提出强烈反对。在赛会开幕式上，一名维吾尔族运动员担任点火者的安排，被外界普遍视为象征性动作。报告指出，这一安排“旨在转移外界对中国在新疆实施暴行的关注”。

报告认为，中国在赛事期间通过高度管控的信息环境塑造统一叙事。文章指出，部分运动员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批评性言论遭到删除，而一些亲北京网络意见领袖则被推至前台。同时，海外观众在观看相关内容后，会被自动推送宣扬中国共产党成就的宣传视频。作者认为，此类操作与国家长期建立的媒体结构相呼应，使体育画面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叙事形成合力，从而有效遮蔽了制度性批评。

小布什研究所的分析尤其指出，一旦赛事正式开跑，国际舆论往往迅速从人权关注转向赛事本身，“对中国行为的愤怒随之平息”。报告认为，这正是体育“洗白”的典型逻辑：赛事制造的情绪动员会短暂压倒公共领域对人权议题的追问。

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体育策略并非孤立行为，而是典型的威权国家情感政治操作。这些国家透过举办国际赛事、打造明星运动员和制造“民族自豪感”，在国际争议背景下重塑自身形象。报告引用了一句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当人们被比赛吸引时，往往忽略一个国家的问题。”在该机构看来，这正是威权政体长期操作体育叙事的根本动因。

最后，小布什研究所强调，体育组织与民主国家需要建立更明确的规范，包括提升公众对“体育洗白”现象的认知、保护敢于表达政治立场的运动员，以及将重大赛事的主办权与人权记录挂钩等。“只有在制度上强化透明度，才能削弱威权政体利用体育转移公共关注的能力。”

三、被挖空的高原：西藏采矿业涉及强迫劳动

人权基金会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近日发布了一篇聚焦西藏采矿业的报告，指出随着该产业不断扩张，随之而来的强迫劳动风险也在增加。报告指出，在乌鲁木齐以西的维吾尔地区之外，西藏正成为中国“绿色能源转型”下的新资源前沿，矿业扩张叠加国家贫困治理、劳动力转移等政策，可能构成对当地藏人的系统性压迫。

报告封面

报告先从历史切入，表示自1950年代中国接管西藏以来，北京不仅重塑宗教、教育与社会结构，也意图掌控这片土地上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铜、锂等新能源产业关键材料。这一政策目标贯穿几十年，但在近十年随着全球新能源产业加速，相关开采活动陡然增长。

在中国官方叙事中，藏区农牧民被“转移就业”，进入工业、建筑和采矿企业，以实现“脱贫”与“就业结构升级”。但人权基金会认为，这类“劳动力转移”“就业吸纳”等术语往往是强制政策的委婉表达，与在新疆广泛记录的劳动力转移机制具有高度相似性，例如“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务输出”和“吸纳就业”等，并强调这是一个统一的政策体系，而非地方政府的个别选择。

报告表示，中国的矿业企业自2000年代后大举进入西藏。该机构回顾了典型案例：2010年，中国黄金集团在拉萨附近修建嘉玛铜矿，迫使当地百余户牧民搬迁至新建村庄。随后的矿区污染导致牲畜死亡、村民患病。当藏人抗议时，遭遇武力镇压与逮捕。

然而，这些案例并非孤立。人权基金会强调，此类被迫搬迁 (resettlement) 和定居化政策已在整个高原普遍存在，使原本自给自足的牧民不得不依赖政府提供的生活补助、就业岗位，削弱了其传统生活方式。报告分析了两家重点企业：紫金矿业与中国黄金国际资源公司。

紫金矿业在2020年收购巨龙铜矿后，积极与县级党委合作，开展职业培训并向矿区“输出劳动力”。官方报道显示，仅2022年就“输出劳动力170人”，完全采用与新疆相似的政策语言。

中国黄金国际资源旗下的华泰龙公司则在参与政府“脱贫”计划后，大量“吸纳、安排”藏族农牧民进入嘉玛矿区工作。报告指出，“吸纳”一词是典型政策术语，用于描述通过政府主导的劳动力转移实施就业安排。该机构强调，目前并无直接证据证明西藏劳工遭受与新疆同等强度的强迫劳动，但其制度框架、政策术语、实施方式高度相似，值得警惕。

报告特别指出2023年自治区法律：若劳动力“三次拒绝”政府安排的工作，将被削减或取消最低生活保障金。由于许多被迁移的牧民已失去传统生计，这种惩罚机制构成事实上的强制。该报告还指出，藏区矿山普遍具备强安保系统。嘉玛矿区曾建立武装部队，招聘大量安保人员以“防范非法集会”。紫金矿业则与华为合作发展AI系统，用于矿区管理。该机构认为，这些举措强化了企业“监控与压制不满”的能力。

再加上矿业本身高风险的劳动环境，外界难以获知真实的工作条件。报告引用了一则知乎帖子，表示许多藏族工人面临“12小时连轴工作、不允许休息”的工作环境。

最后，人权基金会呼吁国际机构开展独立调查，尤其是对紫金和中金等企业的劳动力转移、职业培训及就业吸纳机制进行核查。报告警告，“以中国工业增长之名，藏族矿工可能正遭受苦难与虐待”。而这一矿业模式可能将西藏推入“在改善民生名义下的深度剥夺”，而新能源全球供应链也可能因此沾染强迫劳动的风险。

Emotional Damage

近日，《光明日报》刊发陈品高署名文章《倾尽心力，为我可爱的祖国》，文中引用一句广为流传的“金句”：“我是流水线上的普通车工，为了回击高市早苗的挑衅，我向班组长申请，从本月起，我每月无偿多加5个班。”

此文一出，舆论沸腾。有人热泪盈眶，赞其“平凡中的伟大”；有人转发高呼“这就是中国脊梁”。可我却忍不住想问一句：

什么时候开始，无偿加班成了爱国的标配？

高市早苗的言论固然荒谬，值得批驳。但回击一个政客的狂言，难道要靠让工人多干30小时不拿一分钱来证明决心？这逻辑荒诞得令人窒息——仿佛国家尊严的基石，不是法治、科技与制度，而是一群人自愿放弃休息权、报酬权，用透支身体的方式“争气”。

更讽刺的是，这句话出自“网友留言”，却被主流媒体郑重引用，升华为“万众一心”的象征。可现实中，多少工厂连法定加班费都拖欠？多少打工人因拒绝996被约谈、被优化？当“自愿无偿加班”被捧上神坛，那些依法维权、要求合理工时的劳动者，反倒显得“不够爱国”了？

这不是动员，这是道德绑架。

 这不是热血，这是精致的剥削话术。

试想，如果这位“车工”真的存在，他多加的5个班，企业省下了多少人工成本？他的社保是否足额缴纳？他的腰椎间盘突出有没有人管？没人提这些。

大家只关心他的“奉献”够不够感人，够不够用来反击日本政客。

于是，一场本该严肃的外交议题，被简化为一场劳动伦理的献祭仪式——你越苦，越光荣；你越不计报酬，越“爱国”。

可真正的强国，不该建立在“自愿被剥削”的基础上。

 一个值得骄傲的民族，应该让每个劳动者体面工作、按时下班、拿到应得的每一分钱。而不是一边高喊“人民至上”，一边把“无偿加班”当作精神勋章别在他们胸前。

高市早苗们当然该骂，但回击他们最好的方式，不是让工人多流汗，而是让中国制造更强、法治更严、社会更公平。

 当我们的芯片不再被卡脖子，当我们的标准成为世界规则，当我们的工人下班后能安心接孩子放学——那才是对挑衅者最有力的耳光。

请别再把“无偿加班”写进爱国诗篇了。

 那不是光，那是沉默的火把，烧的是普通人本就不宽裕的人生。

——祖国强大了，爱国，可以奉献，但已不需要再牺牲劳动者的尊严和时间。

读高中的外甥特意来找我探讨一个问题，他看到我要去香港开讲座，主题是“吃不起饭的人真的存在吗”，他很不理解：

生活在大城市，有手有脚的年轻人，怎么会没饭吃呢？

外甥提出这个疑问是很有底气的。16岁的他利用暑假时间在连锁餐饮店做兼职，挣到了四位数的收入，工作期间还有员工餐可以吃。

既然未成年的学生都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兼职赚到吃饭的钱，为什么这些成年人还做不到呢？

作为还没有经济独立的学生，有这样的想法我是完全理解的。他没有意识到，他打完工后回家住的房子是有成本的，没打工的日子在家吃的饭其实也是有成本的。兼职工作一个月挣的一千块钱，对于有家庭支撑的他来说是额外的纯收入，可以全部作为零花钱使用。

但对于一个脱离原生家庭的人来说，兼职挣的一千来块钱，要在广州这样一座城市生活一个月，要支付房租水电，要安排一日三餐，还有上下班的交通费、手机话费，其实是根本不够的。

那为什么不找一个工资几千块的工作呢？

嗯……通常也只有没经历过社会的人才会问出这个问题吧？考虑到基本常识的读者绝大部分是成年人，这个我就不多做解释了。

总之，长期来说，有手有脚的年轻人生活在大城市，只要不是有特殊情况，挣个基础温饱总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在没有存款，甚至有负债的情况下，是完全有可能陷入暂时的困境，在短时间内面临吃饭困难的。

这张图片是我周二晚上在暖加公益的组织下给广州的露宿“街友”送水送饭时拍摄的。在这位大哥的头顶上，是两位在玩滑板极限运动的年轻人。

时空，在这一刻折叠。

过去一年多，我的“帮困境人士买饭3天”活动已经为超过300人买了饭，在此过程中也听到了很多的故事（系读者主动告知，我不会问的），我是完全能够理解并共情这些困境情况的。

大多数人在得到几天的支持后都可以暂时缓过气来，重新回到温饱的生活轨道，这也是支持我持续做这个项目的最大动力。

当然，我也在思考和探索更好地为这些潜在的困境人士提供支持的方案。

本周六下午，我将在香港的过滤气泡工作室分享一些“暂时吃不上饭”的故事，也分享一些我的思考。

欢迎大湾区的朋友们到场交流。

过滤气泡工作室是由方可成老师发起设立的公共空间，会不定期举办很多有意思的活动，也推荐港深的朋友们去探索体验～

文 | 难得君

最近中日关系有些紧张，网络上又冒出了各种“必有一战”的声音。说这些话的人，似乎战争是场电子游戏，输了可以重来。

仅仅是上海飞往东京的直达航班有53个，加上中转的，差不多七八十趟。这些航班满载着商务人士、留学生、探亲的普通人。

现实世界里，人们依然在往来，在交流，在为生活奔波。

我们这代人，大多没经历过真正的战争。对战争的理解，很多来自影视剧。

可惜，我们看到的太多战争片，与其说是反战片，不如说是战争宣传片。

镜头里，士兵们穿着笔挺的制服，发型一丝不苟，女兵妆容精致得像要去参加晚会。他们轻松地消灭敌人，自己毫发无伤。战争在这些作品里，成了一场华丽的冒险。

这让我想起《拯救大兵瑞恩》开头的奥马哈海滩。那个场景里，有士兵拿着自己被炸断的胳膊，茫然地走在沙滩上。这才是战争的真实面貌，血腥、混乱、充满恐惧。

好的战争片，应该让人看了之后更加珍惜和平。

而我们的一些作品，却在悄悄美化战争，让年轻沙雕觉得打仗很酷，很轻松。

仔细观察那些最好战的声音，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几乎从不谈论自己或家人上战场的可能性。

如果你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军，他们会说在后方从事生产也是支援战争。问他们会不会让孩子参军，他们会说尊重孩子的选择。

这些人精明得很。他们知道战争真要来了，最先被送上前线的不会是他们的孩子。

就像口罩期间，有条件的人早早去了国外，而普通人则要面对封控和物价上涨。

乔治·奥威尔说：“所有的战争宣传、所有的叫嚣、谎言和仇恨，都来自那些不上战场的人。”

一辆坦克百公里耗油400升，一架战斗机飞行一小时花费几十万，航母一天光是油钱就要烧掉数百万。这些费用，最终都要由每一个纳税人来承担。战争一旦开始，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历史书上写着抗战十四年，军民伤亡三千五百多万。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

但现在有些年轻人，受神剧影响，以为打鬼子就像切瓜砍菜一样容易。甚至有位大学生读者很认真地留言，如果不是游击战牵制了二百万关东军，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就完蛋了。

实际上，关东军鼎盛时期也不过百万人，后期大量被调往太平洋。

历史真相在娱乐化叙事中被模糊了。

俄乌战争已经两年多，物价飞涨，男性被大量征召。鹅普通人的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说这些话，肯定会得罪不少人。有人会觉得你不爱国，有人会骂你懦弱。

但真正的勇气，不是在网上喊打喊杀，而是敢于面对残酷的真相。

我非常、非常热爱我的祖国！

因为，爱国不需要理由，

但需要一丁点智商。

真正的爱国，是深爱这片我们祖祖辈辈生存的土地，希望这片土地上的同胞，活的有尊严、有自由、能够享受到公平和正义、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善良、热爱和平的民族。勤劳是真的，但是否每个人都善良、都热爱和平，可能要打上个问号。

在互联网的某些角落，好战之声往往最响亮。这让人担忧。

写作这样的文字，总要承受各种压力。但想到如果因为我们的沉默，让更多年轻人真的以为战争是件轻松的事，我就觉得这些话必须说。

如果你也认为和平珍贵，如果你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面对战火，请支持那些坚持说真话的创作者。你们的每次点赞、每个转发，都是在为我们共同期待的和平未来投票。

这个世界会变好，不是因为少数人的大声疾呼，而是因为多数人的默默坚持。愿我们都能成为这坚持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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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君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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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胜利了，我有什么好处？

特殊日子聊几句私房话，老铁请进

“现在是南极时间11月16日上午6点钟，在这片远离尘嚣的纯净之地，我热烈祝贺新东方32周年的生日快乐！现在的南极几乎24小时充满阳光……”

老俞似乎没有意识到，当他在南极享受阳光之时，他的很多员工已经连续上了十几个小时的课，为自己的脱发、肾虚、以及勉强够还房贷的工资而发愁。

南极的极昼，阳光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办公楼的深夜，灯光也常明不熄。

这是同一家公司的两面，也是两种不相通的人生。

说实话，俞敏洪的这封信，是发错对象了，如果他是发给正在搂着超模的合伙人和股东们看，或许会赢得“老俞也是不闲着”的赞许。

但给自己的员工看，简直就是“麻木不仁”。

这封内部信全文提及17次“我”和5次“南极”，却新东方员工当下的工作压力鲜有提及。就像雷布斯这两天怒怼媒体断章取义，却丝毫不提那些被大火带走的生命。

口口声声梦想，字字句句吃人。

有新东方的员工在社交媒体调侃：

“今夜，所有xdfer（新东方人）都是南极人。”

“亲爱的老板，你虚无又狡黠的红字，仿佛在不经意间炫耀着你那被员工血汗染透的成功。”

一些人在南极看冰川，一些人在办公楼熬夜。深夜的工位上，有人双眼紧盯着续费率报表，有人反复修改着明天的课程方案。

但在南极的冰雪世界里，老俞看到的是“浩瀚的洁白、翡翠般的冰山和无边的宁静”，冰川在极昼的阳光下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其实这种反差也是合乎逻辑的：

没有员工的熬夜加班，哪有老俞看“地球的极圈正五彩斑斓……”

据网友统计，俞敏洪乘坐的“夏古号”邮轮一人入住价格最高为148万元，人均消费30万。

而新东方教师月平均工资约8000元，一趟南极旅行费用相当于一位普通教师连续工作多年且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

当俞敏洪在邮轮上举杯欢庆时，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员工正在出租屋里盯着KPI发愁。当他在颂扬企鹅精神时，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见不到南极企鹅的肉身。

“南极没有牛马，牛马会冻死饿死，南极只有牛马的主人。”

俞敏洪终于用“背单词”“考研留学”，把南极企鹅兑换到手了，这是“优绩主义”最完美的自恋循环：

老板用员工的加班时间，兑换了诗和远方，然后回头告诉员工，这就是奋斗的意义。

放在多年前，俞敏洪的励志叙事曾是无数人追捧的精神标杆。

但今天，这份精神引领却失灵了，今天的年轻人需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

俞敏洪却还在习惯性地使用着老一套——以自己和自己的事业来作为激励的素材，把自己打造成KOL，引起教徒们的顶礼膜拜。

曾经，董宇辉和俞敏洪在直播间互动时说：

“一群活在阴沟里的人，每天指责阳光耀眼，他用道德来要求你，因为你有道德，但你没法用道德要求他，因为他没有原则。”

俞敏洪表示赞成：“这种活在阴沟里的人，很容易把活在阳光下的人，或者说给人阳光的人拉下去。”

你看这两位，一唱一和，阳光积极，寓意深刻。

但只要仔细一品，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两个“成功人士”的商业互吹，甚至还还有点对平凡者的恶毒：

只要是人，就没有一个想生活在阴沟里，你看见了，能伸手拉一把，你就是阳光。你看见了，上去砸砸嘴，露出鄙夷的神情，你也就是阴沟本沟。

就拿老俞来说，从徐小平到董宇辉，合伙人走了一批又一批，难道他们不想始终靠近阳光吗？

万物生长，没有人会嫌太阳耀眼，除非你是假太阳，是监狱铁架上的探灯。

赚钱了就是赚钱了，对自己的用户负责就好，对自己员工慷慨了就行。

不要在安全的时候勇敢无比、在免费的时候慷慨激扬、在浅薄的时候煽情励志、在骗人的时候真诚大方。

追逐太阳的时候，希望你们这些爱把梦想发在微博上的企业家也保留点人性，善待自己员工，善待自己用户。

至于良心，可以没有，咱也就不强求了，毕竟股东们也要赚钱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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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的朱女士因“拉人进微信群”遭湖南石门警方跨省传唤，原因是她涉嫌“侮辱的行为”。朱女士就“被跨省传唤”一事向石门县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11月16日，她收到了石门县公安局的不予处罚决定书，被认定违法事实不成立。

据南国早报报道，9月28日上午，正在开会的朱女士被传唤。她看到有8人站在工作单位门口，其中5人来自石门县公安局。一名民警称，她被传唤的理由是涉嫌侮辱的行为，并给了她一份石门县公安局传唤证。

朱女士称，她自认为没有侮辱过他人，当时民警也未告知具体的侮辱行为，所以她拒绝在传唤证上签字。

随后，她被强制传唤，带到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山风景名胜旅游区分局。在该局的办案中心，对方对她进行了搜身，将她随身携带的手机、记录仪和录音笔放进储物柜，并让她换上了一件橙色的马甲和拖鞋。

朱女士说，民警称她拉高某入群后，对方转发了一篇涉嫌侮辱他人的文章。

“我问他们，我哪个行为涉嫌侮辱，对方没有回答。”朱女士说，自己并不认识高某，事后她查询发现，这篇文章涉及湖南省石门县纪委副书记吴某军，在被举报后文章已删除。

朱女士还表示，有一名刘姓博主一直在举报吴某军，并在网上征集对方的违法违纪线索，自己并不认识刘某，“我之前维权的事也被刘某写进了微博，所以他们怀疑是我指使刘某写的文章。”朱女士说，她被警方跨省传唤，或许和她之前的维权经历有关。

当天下午，警方结束询问后将朱女士送回单位。

“他们让我坐在审讯椅上，限制我的肢体动作，甚至连喝水都要请示。”朱女士说，如果自己或群友涉嫌违法，她有义务配合警方调查，但民警在传唤过程中的行为已涉嫌滥用职权。10月10日，她向石门县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石门县公安局曾于10月17日回复称，警方是接到群众报警后依法开展工作，已接到朱女士的行政复议申请，会在规定时间内按程序回复。

11月16日，朱女士称收到了石门县公安局寄来的不予处罚决定书。

该决定书显示，2025年9月18日、20日，吴某军、孙某英分别向公安机关控告：其被网络侮辱诽谤。经查，有证据证明高某被朱女士实名注册的微信号拉进石门县多个微信群后，转发了侮辱、诽谤孙某英、吴某军名誉、人格的博文。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高某所转发的博文系朱女士要求转发，故违法事实不成立。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对朱女士不予处罚。

关于此事，有网友表示“公民有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义务，但警察也不能滥用职权”。

那么，朱女士的行为是否涉嫌“侮辱他人”呢？

北京执诺律师事务所行政法律事务部主任朱久林律师向“法度law”分析认为，侮辱是以暴力或者辱骂等行为方式，公然贬损他人人格或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根据目前的新闻报道，朱女士只是将他人拉进群聊，并不构成侮辱。

朱久林律师说，警方是否涉嫌滥用职权，还需要相关部门进行判断。“但本案在办理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首先，警方在受案时，朱女士没有任何初步的违法事实，所以警方不应该作为行政案件来受案。其次就是在传唤的过程当中，警方应当告知被传唤人传唤的理由。此外，被传唤人到办案中心后，警方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与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相悖。”

朱久林律师表示，对于违法的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追究相应的行政违法行为的责任。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论，破坏了中日关系。

最近很多人都在骂她，也在骂日本。两国的关系极速降温。

中方甚至还发出了旅行警告，说日本太危险了，不要去旅游。

反正每天与日本相关的话题，一直待在热搜榜上。

而今天，我看到日本官员低头听中方讲话的视频，也上了热搜。

视频中中方官员气质碾压日本官员，日本官员一直在点头哈腰，看起来就像领导在训话。

而胡锡进也发了这条微博，并配上哈哈大笑的表情。


虽然我也想中国胜利，但从这张照片来看，似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日本人，日本人出于长期的礼貌训练，说话一直都是点头哈腰的。

我刚毕业那会儿，在工作上，接待了日本客户。那个日本客户，说句话就对我点头哈腰，一个中年人，对我一个小年轻，点头哈腰，甚至鞠躬。

搞得我也要回礼，跟着点头哈腰，接待两小时，腰都要断了。

后来又去了两次日本旅行，这样点头哈腰，真的就是日本人的日常。

所以，我们看日本官员的表现，好像只是出于礼貌的点头哈腰，虽然看上去确实在表面上，中方占据上风。

那气质，那眼神，很有感染力。但实际上，还是要从谈判结果多方考虑。有没有达成目标。

而胡锡进的评论区，除了有几个跟着嘲笑的评论，更多的人在嘲笑他是阿Q。觉得这样的意淫没什么意义。

而且很多人也都知道日本人的礼仪。


所以评论区的网友，还是有很多清醒的。这样的自嗨没啥意义。

是啊，中日两国的矛盾，就是要从各个方面打败日本。

要从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民生等等方面击败日本，而不是用别人的礼貌来自嗨。

所以老胡这哈哈大笑，他到底知不知道这是日本人的礼貌行为？还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样让大家以为，我们陷入一种，又赢了的胜利的情绪，而掉以轻心。

我只想提醒大家，不要因为日本人点头哈腰，就放松警惕。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大家觉得呢？欢迎留言区讨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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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碳简报 (Carbon Brief)：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网站，专注于报道气候科学、气候政策和能源政策的最新动态。

一、被困在数字之网：中国对朝鲜脱北者的数字监控

11月13日，朝鲜人权数据库中心 (NKDB) 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结果指出，中国的数字监控系统并没有放过在华的“朝鲜脱北者”们，反而成为控制他们的工具：脱北者既被默许滞留，也被数据监控系统持续记录、识别与追踪，处于“被允许存在，但不被允许隐藏”的灰色地带。

报告封面

首先，报告指出，中国官方长期将朝鲜脱北者定义为“非法入境者”，并保留随时遣返的政策选择。然而，自习近平上台并于2013年启动“天网工程”以来，地方公安愈发依赖数字技术管理这一群体。比如，在北方乡村地区，对于一些被贩卖、与中国男性建立事实婚姻的朝鲜女性来说，一旦身份被发现，当地公安就会要求登记姓名、出生地、家庭成员、居住地，甚至采集指纹、虹膜与血样。

许多受访者起初误以为，这种登记是取得某种“合法身份”的预备步骤。然而报告强调，这实际上构成了一套从“身份识别—登记—持续上报—监控”的技术化治理体系，逐步让她们陷入无法摆脱的监控网络。“她们无法看到监控自己的公安机关，却被这些机关随时通过手机定位、通话拦截、强制上报等方式观察。”

报告显示，86.3%的脱北者在中国拥有智能手机，而其中近三成意识到微信等应用可能被公安用于监控。部分受访者表示，当地公安会要求她们安装特定APP，照片自动记录时间与地点，“发出去的每一个图像都将像是一张行踪汇报单”。

50%的受访者直言，他们“感觉手机受到监听”，有人认为通话被拦截，有人觉得聊天记录被查看。心理压力由此成为一种“日常性内化的监控机制”，促使她们主动规避、主动汇报，呈现类似“数字全景监狱”的效应。疫情期间，这种控制进一步加剧。没有身份证的脱北者们无法申领健康码，无法穿越村落与检查站，只能依赖熟人代购食物。其中有36%的受访者表示，即使生病也因害怕暴露身份而选择硬扛，不敢就医。

朝鲜人权数据库中心指出，29.4%的受访者曾被公安采集生物信息，19.6%曾被要求进行身份或户籍登记。许多人在登记后虽未立即被遣返，但被要求定期向公安汇报动向——即便公安没有明确要求，有些人也会“主动天天报备”，因为深知自己的“非法居留”身份随时可能被利用。报告指出，这种“自我规训”是数字监控的关键：监控并不是始于暴力，而是通过不透明的权力关系，让弱势者主动顺从。

在接受访谈的脱北者中，不少已在中国生活数年甚至十余年，建立了家庭与事业。然而，从2020年起，随着公安更频繁要求“出行前报备”“安装指定应用”和“上报家庭照片和定位”，越来越多人感到“不逃走就会被抓住”。

在调查中，51.8%的受访者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身份证导致生活极度不稳定”，另有12.9%因担心“假身份随时会暴露”。对她们而言，中国的数字监控不是抽象的“科技治理”，而是切实改变命运的高压系统。

最后，该机构强调，外界常将关注点放在“强制遣返”事件上，而忽视了脱北者在中国生活期间承受的“长期、持续、无形的压迫”。中国的数字监控技术原本用于治理公民社会，却在制度性歧视下成为管理“无证群体”的强力工具，让脱北者“在被允许留下与被随时驱逐之间摇摆”。

二、中国电动汽车快速普及助力中国降低碳排放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其减排目标能否实现将对全世界的气候变化造成深远影响。今年上半年，专注于气候变化的媒体碳简报 (Carbon Brief) 就曾刊文，表示受益于清洁能源政策，中国的碳排放增长在过去一年出现逆转。

在今年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碳简报再次发文，表示“自2024年3月起，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连续18个月持平或下降”。其中，2025年第三季度，中国排放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文章封面截图

该机构虽然尚未确认全年是否净下降，但文章认为，在九月录得约3%同比下降后，“全年总量下降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不过，文章也强调，这依然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排放量是否真正下降，还将取决于第四季度的走势。

具体来看，不同行业的表现分化明显。该机构将这次碳排放并未增长的主要原因归功于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的快速普及使交通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下降了5%。另一方面，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收缩也使水泥与建筑材料生产相关排放在三季度同比下降7%，而金属行业（如钢铁）则下降1%。”

此外，作为二氧化碳排放的主力，2025年第三季度中国电力相关排放同比基本持平。文章将原因同样归结于能源转型：尽管用电需求大幅上升（增长6.1%），但可再生能源增长迅速。“2025年第三季度，太阳能发电量同比增长46%，风能发电量同比增长11%。”这意味着太阳能、风能等非化石电源几乎覆盖了新增需求，因此化石燃料发电排放才得以保持平稳。

然而，中国化工行业却出现排放增加的问题。包括塑料、化纤、乙烯等行业的产量大幅增长，从而使石油需求、油制品消费在除交通以外的部门增长了8%–10%。文章表示，如果这一情况持续，可能会抵消其他行业减排的努力。

不仅如此，报告虽然称赞中国的碳排放进入“不增长”阶段具备象征意义，但中国在“碳强度”（编者注：碳强度是指每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排放峰值”方面仍然面临重大挑战。比如文章指出，中国的2021—25五年规划强调的碳强度下降目标为18%，但该机构估计，到2025年底预计只能实现约12%的降幅。而在排放峰值方面，报告表示中国虽承诺“2030年前”达到排放峰值，但尚未公布明确的峰值年份。

最后，报告表示：“为了实现其2030年的主要气候承诺，即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65%的碳排放强度，中国需要在未来五年内减排约22%—24%。”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该机构认为中国的能源转型迫在眉睫，“清洁能源的增长率需要远高于中国在2035年承诺的每年新增200吉瓦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的最低水平——除非能源需求增长率出现急剧且意想不到的放缓。”

三、中国记者董郁玉狱中荣获2025年国际新闻自由奖，保护记者委员会呼吁立即释放

本月底，保护记者委员会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 将在纽约举行第35届年度国际新闻自由奖颁奖典礼，以表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捍卫者。今年共有五位获奖者，分别来自中国、厄瓜多尔、吉尔吉斯斯坦和突尼斯，“以及一位美国新闻自由的捍卫者”。其中，中国的获奖者是2022年以“间谍罪”被逮捕入狱的记者董郁玉。

文章封面截图

据悉，董郁玉是一名中国资深记者，曾任《光明日报》社评论部副主任。2022年，他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被捕。2024年11月，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其七年有期徒刑，董郁玉于次月提出上诉。2025年11月，其上诉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

他的文章被广泛认为倡导中国进步改革，包括支持法治和宪政民主。董先生也曾为《纽约时报》中文网站撰稿。董先生的入狱凸显了中国以间谍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打压记者的趋势日益增长。

11月13日，保护记者委员会在得知北京高院维持原判后，立刻发表了一篇声明，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董郁玉，并允许他与家人团聚。

保护记者委员会亚太区主任易碧丽表示：“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决定。今天的裁决表明，中国决心不给董宇宇应有的公正”，“与外交官对话是记者的日常工作，而不是间谍活动。中国必须立即释放董宇宇，否则就是在向世界发出一个信号：其宣称的公开对话目标不过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