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该文原文已被删除（凤凰网），本文转自网易号。

这几天n多大v被封大家知不知道？所以本文用什么角度写很重要，写的不好就要嗝屁。

所以在考虑再三之后，我们决定以批判的角度去写这篇文章！提醒大家要警惕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不要被金钱迷惑头脑，我们为社会做贡献是不需要钱的，我们是牛马，连命都可以不要，为了早日实现宏伟蓝图，我们一定要拼命干活！

之前的几个月，很多外企纷纷裁员或者离场，对于中国员工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离职补偿了。

10月份传的沸沸扬扬的是奔驰。

奔驰裁人N+11！

有30年员工拿80万，百万高管可达400万，仅限2025年2月奔驰中国销售与金融部。

而国内企业BJ奔驰同年8月只给法定N/N+1，差距十倍……

外资肯按最高标准买工龄，合资能省就省。被裁者手握几十万，休息两个月再求职，不抢岗位，内卷瞬间降温。

很多网友认为若所有国内企业都照此执行劳动法，把员工当自己人：

1.赔偿足，没人怕失业；

2.不内卷，双休与8小时自然回归；

3.消费升，企业也受益。

大家真把员工当人，裁员都体面，职场就不再是丛林。

显然，这是资本主义企业的糖衣炮弹！怎么能给那么多钱？给那么多钱让国内那些企业怎么办？这不是故意挤兑人吗？

目的实在太阴险！不惜给员工丰厚离职金也要恶心一下国内其他企业！有类似操作手法的外企很多，比如花旗，随便一个员工也有大几十万的离职金：

花旗中国裁员3500人，早上10点开的大会宣布裁员，6月内签字走人n+6，7月n+3，9月n+1。

并且所有人不论什么时候签字，社保公积金和薪资统一结算到9月。相当于每人每月再多3个月。

再往前算，微软中国裁员，n+8

再往前算，大众中国裁员最高赔偿N+6，保时捷n+6，23年高通上海裁员，普通员工n+4，资深无固定期限合约员工n+7，且没有三倍封顶限制。

我们把时间推到2019年，甲骨文（Oracle）宣布关闭中国研发中心并裁员900人，当月签字，n+6, 6，下个月月中前签字，n+1

再横向对比下国内民营企业，不说这种+5+6+7了，你们见过多少裁员是正儿八经按照 N+1赔的？

甚至于说，你们见过多少民营企业是正儿八经走裁员的而不是想办法找员工漏洞直接把人开掉的？

很多网友认为，外企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本和技术，还有对劳动法和契约，对人的尊重。这直接体现在工资待遇和离职补偿上。

当年富士康搬到郑州后，郑州附近的厂子普遍涨了一波工资，因为当时你不涨，是真招不到人，而郑州富士康产能搬走后，紧跟着又降了波工奖。台资企业的待遇在外资中算不上很好，但就凭富士康加班时间有限制，加班绝对付加班费，离职绝不拖欠工资这几点，国内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都还做不到。时至今日，郑州航空港园区最高工价，还是富士康扩招工人给苹果代工那会儿。

从离职赔偿也能看出来差别。国内大厂裁员，通常的操作是先各种逼迫转岗架空你，或者直接给你一刀砍掉立马走人，事情闹大之后协商，最后再来一波竞业协议，离职赔偿能给个N+1的，都属于良心大厂。外企大厂裁员，相对都比较体面，N+1是底线，有些不错的，能直接给到N+7甚至更多。

以国内职场现在的内卷程度，外企离开了，打工人会失去很多选择。国内绝大多数企业是做不到外企的人性化和对契约的尊重的，打工人除了接受更激烈的内卷之外别无选择。大量外企的到来极大的优化了国内的商业和职场环境。但外企走了呢，我们国内的营商环境并没有因此就变得更好，甚至连带着就业市场也跟着会变得压力更大。

外企离开后吃下市场份额是简单的，但承接外企其背后的全球价值、创新基因和对劳动者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困难，国内企业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差距。

从某方面说，外企的裁员补偿，掀开了国内企业的遮羞布。

在以前的认知里，外国资本家黑心，剥削压榨工人。可今年外企因经营不善或战略调整进行裁员，其公布的裁员补偿令国人咋舌，国内尚没有这么优厚的补偿。福特汽车离职人员可获得N+3+5000xN的补偿，国内企业裁员看这补偿汗颜不，说资本主义资本家剥削，可比国内的所谓企业家们良心一百倍。东莞日企裁员一普通员工工作五年，各项离职补偿高达十五万元。

而这次佳能中山的离职补偿再次把国内很多企业按在地上摩擦。

这是补偿方案，正儿八经的2.5N+1！

很多基础部门的员工都能拿到40多万的离职金。

现场一片和谐：

这样的场面几乎不可能在很多国内民企看到：

一个老员工，月薪5000，干了24年，按照劳动法现行标准，他能拿到13万补偿，而按照佳能中山工厂的方案，他能拿到35万+的补偿。这笔钱，在当地能付一套房子的首付了!尤其是那种技术骨干补偿金奔着50万就去了!而一个在佳能只干了3年的员工，月薪5000的话，也差不多能拿到8.25万的补偿金，这和法定标准的2万元相比，直接翻了四倍多!这哪里是裁员?这简直是发巨额年终奖!

对了，佳能还额外给了你5个月就业支援金(大概几万块)，外加1万多的额外补贴!有网友拿到了63万。

一切都安排的妥妥当当：

而且只要你需要，佳能的老板亲自给你写推荐信帮助你再就业：

裁员这事儿，国内企业玩的是躲猫猫，法律边上蹭蹭，急了还动手，跟街头斗殴似的，看得人心里发毛。

佳能倒好，一把钱撒出来，厚得让人愣神，说糖衣炮弹，这糖衣厚得能当棉袄穿了，暖和得叫人不敢信。

企业的责任，本是个文明词儿，但在咱这儿，成了稀罕货，仿佛老古董，摆着好看，用起来烫手。

这是更早的之前佳能的补偿方案，也是足够优厚：

网友们都傻眼了：

在日本佳能的国内工厂上班，各种休假都有、还有免费的日语培训、也包住宿，到点就发工资，雷打不动，而且五险一金是足额缴纳！住宿是8人间，但是是那种木头的上下铺，很结实，每个宿舍都有免费的100兆wifi，水电费每月好像还有100额度，宿舍园区也挺安静的，吃饭几乎免费，宿舍楼下有操场跑道篮球场，旁边还有室内体育馆，里面有羽毛球篮球场地，楼上有台球，乒乓球台，这些都是免费的，他们真做到了没有离职难，你自离了也不会少你一分钱，你拿到这三四十万的补偿金出去找工作，完全就是带资入场！

而我们现在，人们见了好处，先疑心是不是陷阱，黑暗里待久了，光一来反倒刺眼，怕烧着——这不是光太亮，是眼生了锈。这背后，是那股子奴性没褪干净，信任早就塌了，道德也滑坡，善意得裹上阴谋的皮才显得正常，不然就是傻子。

企业该有的担当，在中国成了奢侈品，这反差照出国民性的俩面儿：一面是明晃晃的剥削，跟割韭菜似的；一面是把善意拧巴了，当成别有用心。

网友评论：

佳能彻底关闭前的一幕。

高管们齐刷刷站在门口送别最后一批员工。

很多员工一步三回头，看着远处还站在那里相处数十年目送大家离开的高管们。

虽然已经没有人监督，整个厂区已经空空如也，但是保洁大叔依然恪尽职守，按照规范要求认真浇完最后一波水：

领导依然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个走：

几个视频大家看下：

很多网友评论：

本文是批评文章，希望大家擦亮眼睛，这是典型的恶意补偿，用铜臭迷惑我们广大的工人阶级，大家千万不要被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迷惑！我们要坚定不移的摈弃离职金这种概念，干活就是奉献，奉献怎么能谈钱呢？要学习老黄牛的精神，拼命干活，不求回报，这才对。

最后我们想对国内的很多企业说一句加油鼓励的话： 那麻莉莉！

文｜李宇琛

2025年11月底，北京，两家中国最顶级的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与《环球时报》，几乎在同一时间，为一场网络风暴按下了快进键。

它们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风波进行了宣判：

她的挑战已“狼狈”失败，她的辩解是“不诚实的”。

这场看似正常的国际政治摩擦，最终的判决书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一份来自《环球时报》旗下环球网的、充满情绪化羞辱的8秒钟大字报视频，和一段由中央电视台旗下“小央视频”制作的、经过技术处理的13秒鬼畜短片。

这背后，隐藏着一场由国家机器精心驱动、无数自媒体跟风狂欢的网络猎巫行动。

这场狂欢是如何被组织的？它使用了哪些被明令禁止的手段？

当一台国家级的舆论机器决定杀死一个女性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时，它会分几步？

1

猎巫行动，通常从确立一个无可辩驳的罪行开始。

在官方媒体的叙事里，高市早苗的原罪始于2025年11月22日的南非。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现场：

她迟到了约一个小时。

这个事实本身或许平淡无奇，但在成都传媒集团旗下红星新闻发布的视频里，它被渲染成了一场极具戏剧张力的悲剧。

视频开场，高市早苗走下专车，踏上红毯。整个画面被处理成极度缓慢的慢动作，背景音乐是一段悲伤的小提琴独奏。

这不像是一国首相的登场，更像是一场：

耻辱之行（walk of shame）。

紧接着，当她进入会场时，镜头从人群后方拍摄，让她看起来像是在探头探脑地偷窥。

文字则毫不含糊地指出：

她打断了另一位领导人的发言。

这种如同电影悲剧桥段般的视听语言，成功地将一个可能因交通、安保等多种复杂原因导致的程序性瑕疵，不成比例地放大为一场关乎个人品格和国家颜面的公开处刑。

这种渲染，巧妙地利用了公众对守时这一基本职业道德的朴素认知，成功地将一个程序问题，上升为了一个道德污点。

一旦迟到的原罪被确立，下一步，就是为这个罪行，寻找一个充满合理解释的动机。

2

舆论机器很快为高市早苗的迟到，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充满性别色彩的解释：

她前一天花了几个小时，用来挑选衣服。

这个信息点，源于高市早苗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段分享。她解释说，因为有参议员提醒她，作为首相，在外交场合的着装代表国家形象，如果穿着廉价，可能会被对方轻视。

这段本意可能是展现亲民或解释工作细节的个人分享，被迅速抽离了所有语境，成为呈堂证供。

一场由新华社、中国新闻网、红星新闻等多家权威信源协同推动的叙事构建开始了。

新华社旗下的《新华每日电讯》在其短视频中，将她的动机直接定义为：

想要在外交谈判中占上风。

中国新闻网则更进一步，引用匿名的日本人分析，为她进行了一次远程心理诊断：

看来高市早苗内心深处，觉得自己被人瞧不起。

至此，一个完整的、充满偏见的叙事闭环形成了：一个内心自卑、又渴望占上风的女人，因其肤浅的、对穿搭的过度在意，最终在重要的国际场合上，犯下了迟到的职业错误。

这套逻辑之所以畅通无阻，因为它精准地切中了社会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古老偏见：

女人的原罪，始于她对自身形象的过度关注。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潮新闻，在其制作的新闻播报式视频中，更是将这种偏见推向了极致。在一位专业女主播字正腔圆的播报中，高市早苗的挑衣服被描绘成一种虚荣、肤浅、缺乏职业素养的行径。

有趣的是，在这套叙事里，男性政治家对自身形象的管理——比如精心选择领带的颜色以传递政治信号——通常被解读为严谨、注重细节、充满智慧的身体语言。

而到了高市早苗这里，同样的考量，则被轻易地定义为：

虚荣。

这种双重标准，深刻地揭示了这场舆论攻击的厌女内核。它不在乎事实的复杂性，只在乎如何将目标人物塞进一个早已预设好的、充满负面刻板印象的女性形象中。

3

当迟到和穿搭为高市早苗构建了一个不专业的职业形象后，舆论机器的下一步，是攻击她作为人的稳定性，即她的情绪。

靶子，被精准地对准了她的面部表情：

微笑。

在G20峰会的一场记者会上，高市早苗在回答提问前，礼貌性地与不同方向的记者进行眼神交流，并全程保持微笑。这个不到10秒的正常互动，在中国青年网旗下的“青蜂侠”发布的视频中，被解构成了一场精神失常的表演。

视频开场，在高市早苗低头准备、抬头微笑的瞬间，画面上叠加了一行黄色字幕：

(高市OS:) 先笑一下吧。

这种虚构的内心独白（OS），瞬间将一个礼节性的微笑，定义为一种刻意的、有预谋的假笑。

紧接着，视频对她的微笑进行了病态化的量化。

在记者说话期间，她的脸上被不断打上字幕：

（再笑一下）、（笑X3）。

当她最终找到提问记者的机位，再次露出笑容时，视频进行了多次带有闪光灯效果的定格放大，并配上了“笑X5”、“笑X6”的计数。

通过这种显微镜式的审视和重复计数的网络亚文化手法，一个连贯的微笑，被切割成了一系列机械的、过度的、不自然的动作。

视频的标题，为这场表情审判给出了最终的病理化诊断：

表情过于丰富！五秒内连续变脸展现招牌尬笑。

这是一种经典的污名化手段，即将政治上的分歧或厌恶，转化为对其精神状态的攻击。通过暗示对方情绪不正常，来釜底抽薪地否定其一切言论和行为的合理性。

对于女性政治家，这种攻击尤为常见和有效，因为它能轻易地与社会上对歇斯底里、情绪化的刻板印象相结合。

最终，视频在她一个笑容灿烂的定格画面旁，贴上了一个熊猫头表情包，上面写着四个字：

我不理解。

这句评论，并非来自某个真实的网友，而是视频制作者自己。它代替所有观众完成了最终的审判：她的行为是如此怪异，以至于无法理解。

从不专业到情绪失控，从一个职业小丑到一个情绪疯女人，对高市早苗公众形象的第一轮绞杀，至此构建完毕。

这为后续更具侮辱性、更赤裸裸的人格攻击，铺平了道路。

4

如果说前文的攻击，还披着一层讨论职业素养和情绪管理的外衣，那么接下来的狂欢，则彻底撕下了伪装，演变为一场针对高市早苗作为女性之人格与身体的、赤裸裸的围猎。

这场围猎的核心武器，不再是经过剪辑的事实，而是一系列精心生产、包装并被赋予了权威认证的侮辱性标签。

在这场舆论风暴的所有标签中，“妈妈桑”无疑是其中最核心，也最恶毒的一个。

它的诞生与进化，完美地展示了一场网络暴力，是如何从匿名的网络黑话，一步步登堂入室，最终成为被主流话语接纳的专业词汇。

考古这场标签的演化史，一个名为“狐说”的自媒体账号贡献卓绝。

在其发布的视频中，解说员用戏谑的配音，模仿高市早苗的内心独白：

我叫早苗，他叫川普……他夸我的时候，我开心的像条狗。

紧接着，视频开篇的特写画面上，打出了一行字：

这嘴脸跟盛开的菊花一样。

这句将女性笑容与特定身体部位进行关联的粗鄙评论，为后续所有的性骚扰叙事定下了基调。它标志着，对高市早苗的攻击，已经从对其公共行为的批判，转向了对其身体和性魅力的想象与消费。

这颗充满恶意的种子，很快在舆论场中找到了更体面的表达方式。

深圳卫视旗下的媒体品牌“直新闻”，在其发布的视频中，引用了一位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的专业分析。在节目中，唐湘龙带着一丝轻蔑的笑容，将高市早苗在外交场合主动、热情的身体语言，与日本一种特殊的娱乐场所职业进行了类比。

他详细地描述了这种风格的特征：

她会主动地蹭……会主动地去挽你的手……会绕到你后面来，突然间头呢倾到你前面去，跟你咬耳朵。

在完成了这套充满色情化想象的行为素描后，他为这种外交风格，正式授予了一个专业的名字：

银座妈妈桑。

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污名化标签。它同时完成了对高市早苗作为女性（将其物化为取悦男性的服务者）、职业政治家（将其外交行为定义为不正当的拉客）和日本人（利用了对特定职业的刻板印象）的三重羞辱。

从此，妈妈桑外交一词，像获得了专家认证的权威术语，开始在网络上病毒式传播。

自媒体“士口加”在其视频中，将高市早苗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拥抱、与韩国在野党党首李在明的互动，全部纳入这个框架进行分析，并配以轻佻的旁白：

这妈妈桑的能力，不是盖的啊。

当这个标签在自媒体和市场化媒体的舆论场中被反复测试、确认其巨大的传播效力后，它最终被更主流的舆论领袖所吸纳。

凤凰网旗下的知名时政IP“唐驳虎主笔”，在一个分析大国博弈的宏大叙事视频中，虽未在正片里直接说出，却在作为视频延伸部分的抖音文案里，轻描淡写地写下了一句总结：

日本政坛如今搞成了一种“妈妈桑外交”。

至此，“妈妈桑”的进化之路全部完成。它从一句匿名的、肮脏的网络黑话开始，经由境外专家的包装，被境内官媒背景的媒体合法引进，最终被头部时政IP盖章认证。

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骂人词汇，而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用来分析和解构国际政治的专业工具。

5

在“妈妈桑”这一核心标签的统领下，对高市早苗所有身体语言的色情化解读，变得名正言顺。

一个名为“史话风云”的历史类自媒体，发布了一段制作精良、极具电影感的视频。视频开篇，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介绍，而是直接用充满暗示性的词汇，将镜头对准了高市早苗的身体和眼神。

在经过调色的、充满氛围感的慢镜头中，旁白用磁性的男声说道：

公开场合“被搂肩”，神情“深情款款”，眼睛里面都快拉出“丝”来了。

被搂肩的被动语态，暗示了一种半推半就的亲密；深情款款和拉丝，则是将正常的外交注视，赤裸裸地定义为一种充满情欲的凝视。

视频的旁白继续将这种想象推向高潮，他对着高市早苗手舞足蹈的画面，用一种长辈训诫晚辈的口吻问道：

咋的，你搞这儿“追星”啊？早苗，你怕是不是忘了，你好歹也是一个国家的首相啊。

这种将公共外交行为降格为私人追星，并亲昵地直呼其名、以你还太年轻的口吻进行说教的姿态，暴露了一种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视角，以及对女性政治人物进行评判和规训的潜意识欲望。

“直男财经”发布的视频，则将这种凝视总结得更为理论化。视频开篇，旁白就给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论断：

她的外交舞台不是议会，而是秀场。为悦己者容是她的外交手段，性感的肢体语言是她的外交策略。

为悦己者容，这句源自中国古典文学、带有浓厚男权色彩的成语，在这里被当作一个专业的政治分析术语。它粗暴地将一位现代女性政治家的所有形象管理，都定义为取悦男性的行为。

这套逻辑的背后，是一种古老的偏见：

女人化妆打扮，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男人。

从眼神拉丝到为悦己者容，这场舆论运动系统性地将高市早苗的身体从她的政治身份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个可供观赏、意淫和消费的女性符号。

6

如果说“妈妈桑”和色情化凝视，还只是在传统的男性-女性二元框架下对高市早苗进行攻击，那么雌竞一词的引入，则标志着这场网络暴力，完成了对女性内部关系的终极污名化。

在“直男财经”那段充满史诗感的视频中，解说员在描述完高市早苗如何谄媚男性领导人后，话锋一转，将镜头对准了她在G20峰会上与另两位女性领导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的互动。

画面中，她们热情地拥抱、亲密地交谈。这本是展现女性领导人之间团结和友谊的正常场景。

然而，视频的旁白却给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定义：

她对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也展开了“雌竞”式的外交攻势。

雌竞，这个源自网络厌女文化、充满生物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黑话，其核心含义是指女性之间为了争夺男性资源（权力、财富、注意力）而进行的交配竞争（mating rivalry）。

这是本次调查中，首次有视频在旁白中，如此明确和系统性地，将这个词用于分析女性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动。

这一话语创新的恶毒之处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女性之间存在真正友谊、合作和政治联盟的可能性。

在它的逻辑里，只要有超过一个女人在场，她们之间的一切互动，都必然是围绕着某个不在场的男性（在这个视频的语境下，暗示的是一旁感到不适的马克龙）展开的竞争。

它将国际政治的舞台，彻底降维成了一场庸俗的：

后宫甄嬛传。

这种叙事，不仅是对高市早苗、梅洛尼和冯德莱恩三位女性领导人的极大侮辱，更是对所有在公共领域中奋斗的女性的系统性贬低。

它试图在公众心中植入一个思想钢印：

女人之间没有政治，只有战争。

从妈妈桑到雌竞，这场由官方媒体引领、无数自媒体参与的网络狂欢，最终完成了对高市早苗作为女性这一身份的立体化、全方位的绞杀。

她被成功地塑造成了一个：对上（男性强权）只会谄媚，对下（其他女性）只会竞争的、彻底丧失了政治主体性的怪物。

7

这场针对高市早苗的网络狂欢，其恐怖之处不仅在于语言的恶毒，更在于其高度的组织性和协同性。它并非一群乌合之众的偶然聚合，其背后是一台分工明确、高效运转的舆论机器。

解剖这台机器的运作模式，远比单纯陈列那些污言秽语更为重要。

综合分析这批视频素材的来源，一个清晰的、三层结构的叙事金字塔浮出水面。它展示了一场现代网络舆论战，是如何自上而下地进行议程设置，又是如何自下而上地进行语言创新的。

金字塔的塔尖，是中央级官方媒体。

以中央电视台旗下的“小央视频”和《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网”为代表，它们扮演着最终审判者的角色。它们的视频最短，信息最纯粹，几乎不提供任何过程性信息，而是直接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下达最终判决。

环球网的8秒大字报视频，直接宣判了：

高市早苗狼狈相已经败露。

小央视频的13秒鬼畜短片，则用技术手段，宣判了她的辩解是：

不诚实的。

这些来自权力顶端的圣谕，为整场舆论风暴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合法性基石。

金字塔的塔身，是官方背景的市场化媒体和头部时政IP。

以成都传媒集团的“红星新闻”、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潮新闻”、深圳卫视的“直新闻”，以及凤凰网的“唐驳虎主笔”为代表，它们是这场战役的主力军团。

它们的任务，是将塔尖下达的判决，包装成更具可看性、更易于传播的新闻故事。它们拥有更精良的制作，更懂得如何调动观众的情绪。

红星新闻用悲情慢镜头渲染迟到的悲剧感；潮新闻用专业女主播的形式，增加攻击的权威性；直新闻则通过引用台湾专家的手法，为侮辱性标签提供合法性外衣。

它们是连接官方意志与民间情绪的变速齿轮。

金字塔的塔基，是各类自媒体。

以“狐说”、“史话风云”、“直男财经”、“一楠财经”为代表，它们是这场舆论战的前线斥候和语言实验室。它们不受传统媒体的束缚，最大胆、最出格，负责生产和测试最具攻击性的侮辱性标签。

“狐说”贡献了菊花的想象，“史话风云”贡献了眼神拉丝的描述，“直男财经”则开创性地引入了雌竞的理论框架。

这些在塔基被证明具有强大传播效力的黑话，会迅速被塔身乃至塔尖的媒体所观察、筛选和吸纳，最终完成一次从民间到官方的合法化逆袭。

这三层结构紧密配合，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自我循环的回音室。塔尖定调，塔身放大，塔基创新。

每一个身处其中的行动者，都精准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8

在这台机器的运作中，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技巧是信源洗白（Source Laundering）。几乎所有的攻击性视频，都极力避免以第一人称直接进行辱骂，而是巧妙地将攻击性言论的来源，转嫁给一个看似客观中立的第三方。

最常见的手法，是引用匿名的：

日本网友。

在潮新闻、中国新闻网、新华社等权威媒体的视频中，日本网友群嘲几乎成了标准配置。这种手法旨在制造一种连日本人都看不下去了的假象，仿佛视频的制作者只是一个公正的国际舆情搬运工。

至于这些日本网友是谁，样本量多大，观点是否具有代表性，则完全无人关心。

更高级的手法，是引用：

台湾专家。

“直新闻”对唐湘龙言论的引用，是这一手法的经典案例。它成功地将“妈妈桑”这一极度本土化、充满歧视色彩的标签，伪装成来自海峡对岸的专业锐评。

这种隔岸借炮的策略，既能达到攻击目的，又可以完美地规避直接进行人身攻击的责任。

更具迷惑性的，是官方媒体的：

内部互引。

新华社旗下的《新华每日电讯》，在其视频中明确标注信息来源是同属新华社的《参考消息》。《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网，则直接将自家评论员“北平锋”的文章标题做成视频进行传播。

这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权威性的自我循环论证：

我用我的左手，来证明我的右手说的是对的。

这种种信源洗白的艺术，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

将一场精心策划的主观攻击，伪装成一出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

9

当对高市早苗的个体攻击达到极致后，这场舆论战并未就此停止，而是开始了一场更为宏大的叙事升级。

其目标，是将其个人的不堪，与整个日本的国家命运和历史罪责进行绑定，从而完成一场从人格谋杀到历史审判的终极跳跃。

“一楠财经”发布的长篇人物小传，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它将高市早苗的癫狂，归因于她童年所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在一个重男轻女家庭中形成的叛逆性格。她后来在政坛的所有选择，则被轻飘飘地概括为一句：

打不过就加入。

这句充满犬儒主义的嘲讽，将一个女性在父权体系下的复杂生存策略，彻底简化为一种机会主义的投降。通过这种原生家庭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的叙事，高市早苗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个体，而成了一个被历史和童年所诅咒的、命中注定要走向极端的悲剧人物。

而“唐驳虎主笔”的视频，则将这场审判推向了全球舞台。

视频将高市早苗的言论，直接定义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导火索。法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各自独立的外交行动，全被解读为是围绕中国点名批评高市早苗这一核心事件展开的站队。

最终，视频以一个居高临下的诘问收尾：

当下这个国际秩序，你们（五常）到底还要不要了？

通过这种极致的升维打击，对高市早苗个人的批评，被巧妙地转化为一场关乎全球秩序和历史正义的宏大叙事。她被成功地塑造成了一个危害世界和平的坏女人。

至此，这台舆论机器完成了它最后的轰鸣。它不仅杀死了一个女性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更以她的尸体为祭品，完成了一场民族主义的盛大献祭。

10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端。

那条由红星新闻精心制作的、充满悲情慢镜头的G20红毯；那件被新华社定义为想要占上风的精心挑选的服装；那场被小央视频用技术手段扭曲了声音的党首辩论；那张最终宣判她狼狈相已经败露的环球网大字报。

这些碎片化的罪证，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被反复拼接、解读、传播，最终构建起一个坚不可摧的囚笼。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场看似针对高市早苗个人的网络狂欢，其本质是一场由国家机器主导、无数账号参与的、系统性的网络性骚扰。

其使用的语言、视觉符号和叙事框架，完全符合：

中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关于以言语、文字、图像…方式实施性骚扰的定义。

这场狂欢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并非高市早苗的政治立场，而是施暴者工具箱的迭代。当一个国家的最高喉舌，开始熟练地运用网络暴民的语言和手法，并将其包装成新闻和锐评时，它所摧毁的，不仅是一个外国政客的形象，更是本国公共讨论的底线与理性。

它向所有人，尤其是所有试图在公共领域发出声音的女性，传递了一个清晰而残酷的信号：

任何对权力的挑战，都可能招致一场与政治立场无关的、针对你性别身份的、彻底的人格谋杀。

当围猎一个疯女人，成为一场流量巨大、官民同乐的政治正确时，这个猎场里，再无一个安全的人。

所以，当一台精密的国家机器，需要靠妈妈桑和雌竞这样的词汇来赢得一场舆论战争时，它真正展现的，究竟是力量，还是虚弱？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5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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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压根儿不知道滨崎步是谁。

直到听说她的亚洲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因“不可抗力”在开演前一天的11月28日被强制喊停，我才第一次知道这名歌手。

那一刻，她成了我的偶像，不是因为她的歌，不是因为她唱功多强，也不是因为她长得多甜美，而是因为她用优雅给了荒唐一记响亮的耳光。

试想，100名中方舞台工作人员连轴转五天搭台，100名日本团队成员拖着行李满怀期待飞来，数万歌迷订机票订酒店，只为了一睹她的风采。结果好了，开演前一天的上午，一纸“不可抗力”通知，一切归零。

换成别人，大可以耸耸肩：

票款已收，责任不在我，散了吧。

但她没有。她选择在空无一人的现场，将整场演唱会，从第一首歌唱到最后一首。

整整三个小时，她一个人，对着空荡荡的舞台，空荡荡的椅子。

她说：“我把大家都想象成坐在那里。”

那一刻，场外的粉丝听哭了。

空馆演唱录制完毕，她承诺，等到“合适的时机”，免费公开给所有买了票的人。

这不只是敬业，这是尊重。

既是对歌迷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那一刻，所有想通过取消演唱会撩拨情绪的人，都被她狠狠打脸。

你们以为歌迷会恨日本艺人？对不起！反而有无数本不是她粉丝的人为她点赞，夸她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更有像我这样早已过了追星年龄的人心甘情愿为她鼓掌。

有的人越猥琐，她就越挺拔。

更别提在演唱会被取消的当天，她还在IG为香港祈福，并要求当晚演出全体观众尽量避免穿红衣，舞台取消一切红色元素和火焰特效，只因“香港的朋友一直给我们满满的爱，我不想在他们伤心的时候还出现红色和火焰”。

这样一个温柔又硬核的女人，却被某些人用最粗暴的方式对待。

我真的不知道真正丢脸的人是谁？

比她更惨的是大槻真希，演唱进行到一半，突然全场断电，工作人员“冲”上台一番耳语，并夺走她的麦克风，把她“护送”下台。

那一刻的镜头里，她脸上写满了惊愕与难以置信！

我不知道要多龌龊才能做出中途拉闸这种事。那不是几岁小孩才做的事吗？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居然做这种事，真是丢脸，丢脸丢到他姥姥家去了！

因为对日本右翼不满，就惩罚所有日本艺人，包括亲华艺人？就道德绑架歌迷？就拿契约精神和国际信誉当草纸？这不是爱国，这是小孩子摔玩具。这是自己在外面受了气，就回家拿老婆孩子出气的窝囊废！

滨崎步用一场对着空椅子的完整演出告诉所有人：真正的强者，不是把怒气发泄到无辜者身上，而是在荒诞不经中，依然把承诺履行到最后一秒。

我成了她的粉丝。

因为她让我看见，一个人可以活得多高级。

那些躲在“不可抗力”背后动手动脚的人，大概一辈子也想不通这一点。

《监狱法》草案目前已进入三审专家咨询阶段。修法带来希望，但草案中仍存在许多模糊地带。对监狱体系而言，法条从纸面落地，仍须跨越更深层的结构性障碍。

撰文_丰烨

编辑_海沙

平台编辑_cc

去年9月，程东平迎来了“出监教育”。那天，监区狱警告诉他：“出去后不要再参与敏感活动，好好工作，听从安排。”

他点点头，没有多说。

41岁的程东平曾系狱近2年。2022年8月，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他和其他受害者到郑州上街维权，之后被判“寻衅滋事罪”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

出狱前的最后一个晚上，程东平在昏暗的监室里坐了很久。高墙改变了他，让他看清了一些原本模糊的东西——规则的另一面，以及“权力”在封闭空间里如何被无限放大。

程东平出狱1年多后，2025年9月，《监狱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_（以下简称“草案”）_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

这是这部自1994年施行以来的法律，第一次被系统性修订：条款从78条扩至118条，新增“申诉”“罪犯基本医疗”“通信与会见权”“社会保险接续”“犯罪记录封存”等内容。

据最高检消息，今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修改包括《监狱法》在内的多部法律，称“法因时而立，因时而进”。

参与《监狱法》修订建言的法学专家詹华说，这次修法的核心是让“监狱更规范、服刑者更顺利回归社会”。

2025年9月8日，《监狱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图_网络）

但他也坦言，这次修法不是主动改革，而是被现实问题逼出来的。目前草案进入三审专家咨询阶段，即将表决，他对未来持积极的态度。

只是，这份“积极”仍在等待落实。多名律师、社工、刑满回归社会人员提及，草案中仍有许多模糊地带；而服刑者的权利要从纸面落地，仍须跨越更深层的结构性障碍。

板蓝根不再“包治百病”

在当下的监狱体系里，许多问题被以“制度”的名义隐藏。在草案被列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之前，监狱系统其实已在着手改变。

罗惘是华东地区一所中型监狱的狱警。那是一座刚重修过的现代化监狱，关押着超过千名服刑人员，工厂、操场、医疗室一应俱全。

两年前，监区连续发生了几起死亡事件：有的因自残，有的因医疗延误。罗惘记得最清楚的是2022年冬天，一个中年犯人突发脑溢血，审批救治的手续一路上报，但批下来时，人已经没了。几个月后，又有服刑人员因慢病恶化去世。

这在监狱里算是大事。自上而下的问责接连不断，会议一场接一场。会上传达的核心要求只有一句——不能再出事。

从那之后，狱内医疗的处理逻辑不再“一刀切”。过去服刑人员喊身体不舒服，狱警往往凭经验判断，“小毛病”就扔出板蓝根或藿香正气水。“在里面，板蓝根和藿香正气水‘包治百病’。狱警甩出来的时候，从不会关心它有没有用。”在西南地区从事法律援助的魏敬律师说。

而现在，为了规避风险，狱警们几乎有求必应。罗惘说，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事出在自己头上”。

2023年4月18日，四川汉王山监狱为服刑人员提供健康体检和慢性病筛查。（图_澎湃新闻）

对患病的服刑者，《监狱法》修订草案新增了26条内容，明确提出“要给予及时治疗”。其中第七十五条还称：“国家保障罪犯基本医疗。罪犯基本医疗的药品目录、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目录参照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换言之，未来服刑者不仅可以得到医疗保障，还享有一定比例的医疗报销。

罗惘说，在监狱制度里，“多做多错”有时是个通用俗语。狱警上报服刑者的健康问题，有时会被领导打回来——“这点小问题，让他熬一熬。”此外，监狱这种微型社会里等级森严，老狱警一句话足以定调，年轻狱警无法越级决策。久而久之，不论大病小病，不到危机时刻大家索性一刀切。

魏敬接触过的服刑人员中，有人患精神类疾病，申请就医迟迟未批。还有人因慢性病被拖延治疗，直到出现贫血、肾功能损伤的症状后才被送往医院。

河北一名出狱人员回忆，自己因急性胃出血求医时，狱警以为他装病，两人起了争执。送医途中，手铐被锁得太紧，手腕磨出了血。返回监仓后，他的复查被耽搁，驻监医生只是例行问询，没有任何检查。药物往往是分装的小袋——吃完拉肚子，反映上去，只换来一句“要吃就吃，别废话”。

然而，在服刑者身心健康方面，明确的基本医疗保障只是草案的一部分。有研究者指出，草案的另一面是强化思想教育。

比如，草案新增“监狱工作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坚持未明确定义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罗惘的感受是，这些原则不仅针对服刑者，也约束着狱警。

去年起，罗惘所在的监狱每周都要组织至少3次针对于服刑者的思想学习，课程涵盖政治、党建、法制和爱国主义教育。法制的内容，会请相熟的公安系统指导员来讲课；爱国主义教育则让监舍的班长先行学习报纸上的革命故事，再同其他人在课室内进行分享。

监狱的劳动场所内还配置了电子屏，滚动播放各种党代会的视频素材。就在前段时间，针对八项规定，监狱还在大礼堂连开了几天分享会，要求所有服刑者全部参与，后续还得提交参会笔记。

2022年国庆期间，四川监狱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图_网络）

对于这些课程，监狱给的口号是“让刑期变成学期”。对服刑人员来说，学习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拿到积分或工分，用于减刑。

罗惘记得有次学习《新闻联播》，主题是“中美贸易战”。一个服刑人员在本子上写下“美国垃圾”。罗惘问他为什么这么写，对方一本正经地说：“美国就知道欺负人，要是打仗，我一定站在党这边。”罗惘哭笑不得。

有时候，罗惘想，对服刑者而言，不仅身体疾病在监狱中得不到保障，心理上留下的烙印或许会更深。

他深知这些“正能量”课程对于人的改造毫无用处。过去虽然也有类似的学习课程，但一个月不会超过2次，也很少会和减刑挂钩。他觉得，如果草案顺利落地的话，类似的学习可能会更多。

罗惘还觉得，笔记和心得也会带来一定的灰色地带，“现在还好，但以后如果减刑和学习评比挂钩的比例越大，那狱警主观决策权也就大了，自然有人会以此做些手脚。”

旧法漏洞

在服刑人员的权利体系中，申诉、控告与辩护权早被写入法律，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被层层限制。相比现行《监狱法》，此次修订草案中对该部分的调整，显得尤为关键。

草案明确规定：

“监狱收到罪犯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后，需要转送其他机关处理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转递，不得扣压。”

“监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将罪犯提出申诉、控告、检举，作为认定其不服从管教、没有悔罪表现的依据。”

“监狱转递申诉、控告、检举材料后，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告知罪犯；如有特殊情况，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五个工作日。”

在詹华看来，这三条新增条款实质是对旧法漏洞的修补。过去，许多监狱往往将“申诉”视为服刑人员“不认罪悔罪”的表现，直接影响其减刑、假释等权利。服刑人员因此身处“想申诉却不敢申诉”的困境。

2004年12月10日，湖北洪山监狱，服刑人员正在参加减刑宣判。（图_网络）

一名曾因参与维权运动而被判“寻衅滋事罪”的刑满出狱人员告诉水瓶纪元，他曾几次试图申诉，却被狱警警告：“要是还不认罪、不认罚，就让你牢底坐穿。”他明知那是威胁，却无力反抗。他还发现，不认罪的服刑人员往往会被“特殊对待”，管理强度更高，处境更难。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刑辩律师屈振红则表示，不少申诉材料在监狱内部被无理由扣压，甚至服刑人员给律师寄送文件也常遭遇查扣。在她代理过的案件中，有服刑者甚至因坚持申诉而被认定为“不服管教”，随后被异地关押。

北京泽博律师王飞也坦言，即便旧法早已明确“监狱应当及时转递申诉材料、不得扣压”，但各地在执行中仍存在“变形”做法。

“监狱方往往将认罪、悔罪作为减刑前提，这与申诉权本身是相冲突的。”他解释道，一旦申诉，就意味着“不认罪”，即便表现良好，也难获减刑。很多冤案中的申诉者，就是在这种环境里被压抑。

曾代理过刑事申诉案件的徐凯律师指出，草案虽然已明确禁止这种绑定，但最高法现行司法解释中仍保留了模糊表述——“对罪犯正当申诉，不得不加分析地认为是不认罪悔罪。”

徐凯认为，这种“不得不加分析”的措辞，给了执行端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也让新法的落实存在不确定性。

“这是理念问题，”王飞总结道，“很多监狱仍然把‘认罪’当作管理目标，但认罪不是服从，认罪也不该成为改造的唯一标准。”

除了申诉层面，对与申诉权密切相关的“会见制度”，《监狱法》草案也作出了调整。

草案中规定，服刑者有权“与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会见”。与此同时，会见、通话的范围被扩大至经监狱长批准的“有利于罪犯改造的其他人员”。

北京西城区一所看守所内，一名在押人员正在与律师会面。无论是在看守所还是在监狱，许多律师都曾经历“会见难”的情况。（图_网络）

许多律师都曾经历会见被延搁的情况。魏敬说，按司法部规定，只要律师提供三项材料——律师证、律所证明、委托书，监狱就应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但实际上，48小时只是订立在纸上的参考而已，“拖上个几天很正常，更多的几个月也有可能。”

魏敬私下了解过原因，一方面是监狱人手不够；另一方面可能是当事人涉及敏感案件，比如有过上访、维权的经历，或是在狱中持续不断申诉，被判定为“不服从管教”，狱方就会变相延迟审核会见的周期。

王飞则告诉水瓶纪元，他会见在西藏某监狱服刑的当事人的申请，曾被整整拖了八个月。而有时即便会见得以实现，对话的过程会被层层加码，有一次会见前他曾被狱方要求提供“会见提纲”。

王飞认为，草案的出现是积极信号，但“修法之后，如何落实执行，才是最难的一步。”

新的模糊边界

在一些法律界人士看来，《监狱法》修订草案的一个令人争议之处，在于生成了新的模糊边界。

现行《监狱法》第47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监狱检查。监狱发现有碍罪犯改造内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然而，“有碍改造”该如何理解，具体内容又该如何划定，现行法律并未明确划定。

以罗惘的实操经验来看，虽然没有具体规定，但“有碍改造”是一分为二的。

明面上指的是“不服罪”。他和同事们的操作是，如果信件中有写到让家属帮忙找律师辩护，则会直接划叉，再统一交到负责收寄信的办公处。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信件会被投入垃圾桶中。

而藏在暗处的辨别方式是：“我觉得这里不好”。罗惘记得，有服刑者在一封信里写了很多自己在监狱吃的苦，被关禁闭，为了减刑不停加班换工时积分，还提到在监狱被狱警欺负。

“这样的内容肯定不能出去。”罗惘说，万一惹了事，家属举报，大家都麻烦。

《监狱法》修订草案针对上述现实问题作出了调整。第六十七条明确指出：“监狱应当依法保障罪犯的通信权利。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安全检查。发现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犯罪活动的信件，应当扣留并依法作出处理。”

但魏敬的疑问是，和“有碍改造”类似，“危害国家安全”这一表述该由谁来定义，是否有明确的内容边界？他担忧，如果没有外部监管和公开机制，模糊表述可能成为新的“口袋罪”，让通信权在现实中形同虚设。

一名服刑人员从狱警手中接过信件。（图_网络）

通信的限制并不止于服刑者写出的信件，还涉及收信问题。徐凯曾给一名服刑人员寄信，系统显示“已签收”，但当事人从未收到。

徐凯多次追问，却无人告诉他信被拦在哪个环节、出于何种理由被拦截。即便家属或律师发现信件被扣留，也无法获得解释或申诉通道。通信权成了形式上的权利，缺乏实际保障。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这涉及草案修订的另一核心争议，即监狱权力边界被扩大。

詹华表示，监狱系统运行着两套规则——一套是对外公开的《监狱法》；另一套是内部的执法手册。

内部手册不对外公开，却在实际操作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监狱可以依据它进行内部监督、执行规范与权力自律。詹华认为，这种机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防止权力滥用，但也意味着外界无法真正了解监狱的运行逻辑与决策过程。

“外界对监狱权力扩张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说，“但从内部看，系统也存在自我约束的能力，尤其是最近一年来，司法系统已启动一系列自上而下的监督行为。”

2025年1月，广西西江监狱，两名狱警正在进行巡逻工作。（图_网络）

这在草案中也有体现。修订的法律首次提及，监狱实行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准确公开执行刑罚中的法律依据、程序、结果，主动接受监督。不过，草案同样点明：“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监狱秩序的信息，不予公开。”

詹华说，狱务公开给家属、媒体与公众，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外界的误解以及内部各种乱象的滋生，并以此推动法治。

但他也强调，狱务公开其实是一个中国式概念。在西方国家，狱务公开归属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监狱“执法公开”的内容里。在我国，监狱管理局虽然隶属于司法部,是政府的一部分，但其信息公开不属于政务公开的范畴。

劳动与规训

尽管草案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法律，但想起过去的遭遇，程东平仍感后脊发凉。在他看来，权利写在纸上，但现实的墙太厚。

除了制度设计与执法实践，中国监狱内部的劳动与生活条件也曾长期受国际舆论关注。程东平说，在监狱里提劳动环境和权利只会给自己带来风险。在监狱里，一切都在强调“服从”和“纪律”。

夏天的日子，车间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但空调不开，因为监区规定“节能”。金属粉尘落在皮肤上，久了会刺痛。他曾提出能否开空调或是想办法吸取粉尘，却被告知：“这些事我们会处理，你不要多想。”但第二天，他的劳动指标就被悄悄提高。

程东平还记得有一天，车间有位年轻人因为头晕而倒下，狱警却先质问他是不是“故意逃避劳动”。年轻人不敢说话，只说自己会继续干。

他回忆，大部分情况下，每日工作8小时，旺季可能到12小时，而报酬寥寥——大部分人一个月拿不到200元。但劳动本身不是最累的，真正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达标考核”。

每个工作都有产量指标，达不到就会影响“表现分”，表现分关系到电话、会见次数和减刑机会。

“在这里，劳动不是劳动，权利也不是权利，是秩序的一部分。”程东平说。

关于监狱内劳动时间和劳动报酬等，《监狱法》修订草案明确规定：“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的规定执行；在季节性劳动等特殊情况下，可以调整劳动时间；罪犯有在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休息的权利；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

但魏敬说，从既往经验看，首先劳动报酬很难执行。监狱内部的劳动，男监有不少体力活，女监相对轻松，做些制衣工作，但工资收入都低得“可怜”且和刑期相关。比如，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的刑期，一个月的收入大约是几百元。刑期3年至5年的，一个月收入只有100元左右。

同样，在劳动休息和劳动时间方面，魏敬说，多数监狱中，服刑人员的劳动任务往往与减刑或权利获取挂钩。例如，盗窃罪犯即便判了十年，若想获得减刑，就必须态度良好并积极退赃。但现实是，许多服刑人员根本无力退赔，只能通过服从管教、超额劳动来争取积分或减刑。这种制度安排在无形中增加了压力，也让劳动成为他们“唯一能掌控的事”。

2008年3月7日，重庆一所监狱中，服刑人员正在使用缝纫机工作。（图_网络）

以魏敬熟悉的西南地区监狱为例，服刑人员每月只能购买三至四次生活用品，每次上限500元，且种类有限。零食、调料等日常食品受到严格管控，生活乐趣被压缩到最低。

他还记得有服刑者向他形容，“吃火锅”是在监狱内部最幸福的时刻，但那不过是一根火腿肠，用冷水泡开，加上方便面调料和豌豆碎末，这种拙劣的“仪式感”，是他们能拥有的少数生活慰藉。

《中外法学》杂志在《现代西方国家监狱制度比较》中指出，欧美国家的监狱在设计之时，劳动与教育就被视为改造核心。

从制度上看，美国提供职业训练和监狱工业机会；法国实行政府管理劳动和特许制劳动，收入部分自由支配、部分用于司法或储蓄；德国尤其关注青少年教育和职业训练，强调社会接触和改造。假释和监外执行制度普遍存在，表现良好的服刑人员可申请提前释放或临时外出，由专门委员会审核。

詹华解释，草案提出的核心是希望通过更规范的制度，一方面让监狱方面有法可依，有了具体的执行抓手，避免执法过程当中的权利滥用；另一面是更好地保障服刑者的权利。

但詹华也指出，监狱只是冰山一角，看守所与留置场所的权力运行同样需要关注。在全球视野下，监狱内部的细节不仅是管理问题，更涉及司法文明、权力边界以及服刑人员改造和社会重返的核心议题。当权力的边界重新划定，真正的司法文明才有可能在高墙之内萌芽。

王飞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不论草案修订还是近年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口供依赖”的讨论，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效率与公正的权衡。

断层的接续

监狱学者芮佳瑞在《监狱法论》中指出，监狱应承担让人回归社会轨道的功能。这亦是此次《监狱法》系统性大修的题中之意。

相比以往版本，草案第60条提出了“符合条件的犯罪记录封存”，第79条涉及出狱后社会保险的“接续与保障”。

2024年出狱后，孔熙在一家玻璃工厂找到临时工作。几天后，同事发现他用着一部苹果第四代手机，他因盗窃入狱的过往因此被揭开。老板没细问，第二天就让他走人，工资也没结。

孔熙承认自己犯过错，但觉得，“进去一趟，人就脏了，怎么洗都洗不掉。”

后来，他试过不下20份工作，最短的只干了十几天。不是工资低得活不下去，就是对方一查犯罪记录就赶人。想要开滴滴也只能借别人账号，根本干不长久。

有参与公共事件后入狱的刑满出狱人员也表示，求职时稍具规模的企业都要无犯罪记录证明，这成为他无法翻越的高墙，无奈之下只能改名换姓。

程东平说，外面有句俗话叫“案底带一辈子”。一旦留下案底，很难正常就业。摆到现实当中，连保安、网约车司机都需要“无犯罪证明”。

当下，许多企业要求应聘者提供无犯罪证明，这成为许多轻罪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图_极目新闻）

律师金宏伟一向关注“轻罪前科”的问题。他曾撰文表示，“案底带一辈子”已经实质化为一种附加刑。我国40多部法律，如《公务员法》、《教师法》等，都规定剥夺受过刑事处罚者的从业资格。

《罪犯矫正学概论》一书中有数据显示，在重新犯罪的人员当中，因为释放后无法就业的占到60%以上。

詹华认为，犯罪记录封存的核心在于保护个人权利，即便曾经犯罪，也不应因记录被无限制使用而剥夺其社会权益。相关机关在处理个人事务时，应尽量将其视作“无犯罪记录”的状态。例如，在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时，即便有轻微犯罪，也应允许封存。

他还表示，德国和北欧国家的实践也以宽容和权益保护为主，但国内制度尚未全面出台。目前，对轻微犯罪（如三年以下或最高刑为六个月的案件），正在探索开具封存证明的方式，封存期限仍存在争议，一年以下被认为更为合理。由于立法主题的限制，监狱法本身无法直接解决犯罪记录封存问题。

《财新》杂志也在近期的报道《轻微犯罪记录封存怎么做？调研建议以危险驾驶罪进行试点》中提及，最高法院咨询委调研组认为，刑释人员长期遭受歧视，部分永久性犯罪附随后果等于宣告“社会性死亡”。该调研组建议先选取部分罪名开展试点，后总结实践经验，完善立法；并建议优先考虑案件量大、社会影响面广的危险驾驶罪等罪名。

屈振红指出，一些涉及职务犯罪的公务员或国企人员服刑后社保被停，出狱后再就业和就医都受影响。如果司法部和人社部能通过配套规定解决社保衔接问题，对他们的社会重建具有关键作用。

李建此前曾是处级干部，因职务犯罪入狱七年，后减刑两年。出狱后，社保、医保全无，为了重获退休保障，他只能重新补缴近20万元的保险金。

草案还提及司法矫正和帮教，增加了心理辅导、社会适应教育等条款，要求监狱关注服刑人员心理健康，帮助他们恢复社会功能，降低重犯风险。但在长沙市地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创始人朱聪看来，对刑满出狱者而言重新开始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漫长的重建。

这家社工服务中心主要救助和帮扶街头的流浪者。据她统计，流浪者中至少一半有案底。过去数年，她和同事通过长期个案陪伴——补证件、找栖身地、重建生活节奏——协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詹华还表示，建言的专家团中，亦有学者指出，国务院早在相关公告中提出将“刑满释放人员”称为“回归社会人员”。他说，在名称上消除烙印，或许也是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的重要一步。

程东平说，有些问题不是靠人和法律就能改变的。不过，讲述本身或许就是一种抵抗，或许能带来改变。

（文中程东平、李建、罗惘、魏敬、孔熙、詹华为化名）

今天又刷到一个帖子

所谓滨崎步“一个人的演唱会”信息不实，系彩排期间被偷拍，摄像团队人员公开致歉

如果你愿意自己动动手指，

打开滨崎步的 Instagram，你会看到一段非常简单却足以让所有争议闭嘴的事实：她确实在上海做了一场完整的演出，并亲自发布了现场照片与感谢文案。

她在动态里说的是：

‘虽然有一万四千个空位，但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粉丝的巨大爱意。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演出之一。谢谢两百位中日团队、乐手与舞者。’

这段话是她亲手发的，也是全世界公开可见的。

一个歌手如果只是在彩排，绝不会用『one of the most unforgettable show ever to me』，用『this stage』，用『made this show happen』这种正式演出才会用的措辞。

如果你把照片放大看，会发现现场灯光、投影、彩纸、团队站位、伴舞服装全是‘正式演出规格’。彩排从来不会开全灯、不会放全特效，更不会开全员服化道。这种规模的舞台，彩排和正式演出有肉眼可见的巨大差别。

真正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媒体（观察者网之流）把一个摄影师的虚构内容，当成了‘能抵消艺人本人发言’的铁证。

这就像当事人亲口说‘我本人确实在场’，媒体却要说‘不，她没有，那只是彩排’，硬要把虚构当事实，把公开资料当噪音。 

事实只有一份，但谣言可以有很多版本。

滨崎步本人、官方团队、舞台照片、Ins 原文，是事实。

一个违规偷拍被抓的摄影师，是谣言。

事实天然优先级更高。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浣溪沙杜甫｜日本官员低头听中方讲话，胡锡进很高兴，评论区很清醒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问题的言论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当局通过官媒造势、甚至发出旅游警告等方式，进一步激发部分对日本本就“恨之入骨”的中国人的仇日情绪。

11月17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抵达北京，次日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会面。金井正章一行人低头听中方讲话的画面被中国网民称是在“被领导训话”。胡锡进等人也在微博发帖“自嗨”。

然而，在这些微博评论区中，不少网民嘲讽胡锡进之流的“阿Q精神”。

微信公众号“浣花溪杜甫”将部分网民留言截图，并发布评论文章《日本官员低头听中方讲话，胡锡进很高兴，评论区很清醒》。该文很快便被删除。同时，“浣花溪杜甫”也疑似因本文遭到永久封禁。

被删文章写道：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论，破坏了中日关系。

最近很多人都在骂她，也在骂日本。两国的关系极速降温。

中方甚至还发出了旅行警告，说日本太危险了，不要去旅游。

反正每天与日本相关的话题，一直待在热搜榜上。

而今天，我看到日本官员低头听中方讲话的视频，也上了热搜。

视频中中方官员气质碾压日本官员，日本官员一直在点头哈腰，看起来就像领导在训话。

而胡锡进也发了这条微博，并配上哈哈大笑的表情。

虽然我也想中国胜利，但从这张照片来看，似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日本人，日本人出于长期的礼貌训练，说话一直都是点头哈腰的。

我刚毕业那会儿，在工作上，接待了日本客户。那个日本客户，说句话就对我点头哈腰，一个中年人，对我一个小年轻，点头哈腰，甚至鞠躬。

搞得我也要回礼，跟着点头哈腰，接待两小时，腰都要断了。

后来又去了两次日本旅行，这样点头哈腰，真的就是日本人的日常。

所以，我们看日本官员的表现，好像只是出于礼貌的点头哈腰，虽然看上去确实在表面上，中方占据上风。

那气质，那眼神，很有感染力。但实际上，还是要从谈判结果多方考虑。有没有达成目标。

而胡锡进的评论区，除了有几个跟着嘲笑的评论，更多的人在嘲笑他是阿Q。觉得这样的意淫没什么意义。

而且很多人也都知道日本人的礼仪。


所以评论区的网友，还是有很多清醒的。这样的自嗨没啥意义。

是啊，中日两国的矛盾，就是要从各个方面打败日本。

要从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民生等等方面击败日本，而不是用别人的礼貌来自嗨。

所以老胡这哈哈大笑，他到底知不知道这是日本人的礼貌行为？还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二、木蹊说｜俞敏洪在南极享受阳光，他的员工却在忍受黑暗

亲爱的各位新东方人：

此刻，我正站在南极的冰雪世界中。四周是浩瀚的洁白、翡翠般的冰山和无边的宁静。

冰川在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时间的力量与坚守的意义。

现在是南极时间11月16日上午6点钟，在这片远离尘嚣的纯净之地，我热烈祝贺新东方32周年的生日快乐！

现在的南极，几乎24小时充满阳光，我在明媚的阳光下，向每一位参与过或者正在参与新东方事业的人，表达深深的感谢……

上述文字来自在南极享受阳光的俞敏洪向新东方员工发出的“慰问信”。

该信引起部分新东方员工和网民的不满。

微信公众号“木蹊说”对此发布评论文章，但该文遭到删除。

文章节选部分写道：

老俞似乎没有意识到，当他在南极享受阳光之时，他的很多员工已经连续上了十几个小时的课，为自己的脱发、肾虚、以及勉强够还房贷的工资而发愁。

南极的极昼，阳光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办公楼的深夜，灯光也常明不熄。

这是同一家公司的两面，也是两种不相通的人生。

[…]这封内部信全文提及17次“我”和5次“南极”，却新东方员工当下的工作压力鲜有提及。

口口声声梦想，字字句句吃人。

有新东方的员工在社交媒体调侃：

“今夜，所有xdfer（新东方人）都是南极人。”

“亲爱的老板，你虚无又狡黠的红字，仿佛在不经意间炫耀着你那被员工血汗染透的成功。”

一些人在南极看冰川，一些人在办公楼熬夜。深夜的工位上，有人双眼紧盯着续费率报表，有人反复修改着明天的课程方案。

但在南极的冰雪世界里，老俞看到的是“浩瀚的洁白、翡翠般的冰山和无边的宁静”，冰川在极昼的阳光下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其实这种反差也是合乎逻辑的：

没有员工的熬夜加班，哪有老俞看“地球的极圈正五彩斑斓……”

据网友统计，俞敏洪乘坐的“夏古号”邮轮一人入住价格最高为148万元，人均消费30万。

而新东方教师月平均工资约8000元，一趟南极旅行费用相当于一位普通教师连续工作多年且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

当俞敏洪在邮轮上举杯欢庆时，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员工正在出租屋里盯着KPI发愁。当他在颂扬企鹅精神时，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见不到南极企鹅的肉身。

“南极没有牛马，牛马会冻死饿死，南极只有牛马的主人。”

俞敏洪终于用“背单词”“考研留学”，把南极企鹅兑换到手了，这是“优绩主义”最完美的自恋循环：

老板用员工的加班时间，兑换了诗和远方，然后回头告诉员工，这就是奋斗的意义。

放在多年前，俞敏洪的励志叙事曾是无数人追捧的精神标杆。

但今天，这份精神引领却失灵了，今天的年轻人需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

三、评论尸｜微博衰落到了什么程度呢？“What is On Weibo”要改名了

微博用户@评论尸 近日发布了一篇帖子，由网站“What is On Weibo”改名事件评论当前微博的衰落。该帖已被删除。

Ta写道：

微博衰落到了什么程度呢……一个（对华比较友好）的荷兰民间汉学家Manya Koetse从2013年起运营了一个叫What is On Weibo的网站，定期翻译和解释微博上的热点事件。

近期，她宣布这个运营了12年的网站要改名了，新名字叫Eye on Digital China了。

她发了一篇长文解释为什么要改名，总结下来就是微博已经不再能够代表中国的社交舆论风向，并且和抖音、快手和小红书比起来，显得老古董。

他们的内容也开始转向解释这些新平台上的中国网民在关注什么话题， 微博的权重已经显著降低。再挂着Weibo的名字，不再能反应网站的实际使命——向英文读者解释中国主流网民最近在关注什么。
新网站里依然会给微博保留一席之地，但从微博来的内容将不再是重点。

Manya Koetse原帖部分内容翻译如下：

自从我2013年开始做网站以来，中国的社交媒体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网站起源于一个简单的好奇心：微博上都有什么？那时我觉得很多英文媒体只关注中国被审查的内容，而忽略了那些真正影响中国社会的趋势、讨论和舆论。

自201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上对中国以及各代群体关注的问题不仅急剧增加，中国内部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由AI驱动的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用户获取信息的方式，影响到从娱乐和新闻到网络话语的方方面面。比起微博，抖音、快手和小红书等根据用户行为定制信息流的平台更受欢迎。这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在线媒体生态，不再是“微博式”的微博贴文，而是“micro-communities.”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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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宇琛

2025年11月25日，成都市成华区。来自山东青岛的于凯律师与同行律师杨晖，抵达了挂着“成都市精神卫生中心”与“成都市德康医院”多块牌匾的大门前。他们此行的目的很明确：

探视已被强制收治在此长达八年的徐欣蕊。

但最终，他们无功而返。

一份由律师现场整理的谈话笔录，为这场跨越八年的治疗给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真相：在这套严丝合缝的闭环逻辑里，把徐欣蕊送进精神病高墙的人，拥有决定她是否痊愈的：

唯一解释权。

1

成都市德康医院的门口挂着很多块牌子。除了医院的招牌，还有成华区残疾人联合会、第八人民医院联盟医院等头衔。这些金光闪闪的铜牌在成都阴沉的天空下暗示着一个事实：

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治病救人的场所，更是基层治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神经末梢。

律师于凯和杨晖是带着法律条文来的。根据《精神卫生法》，非自愿住院必须极其审慎，且患者有权要求出院或由监护人接回。但当他们真正坐在院长唐某的对面时，才发现法律在这里遭遇了物理学的困境：

阻力太大。

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女性院长。唐院长看起来比徐欣蕊更像一个受害者。面对关于收治合法性的质疑，她承认手续上确实存在：

历史遗留问题。

但紧接着，话锋一转，她强调医院也是没办法。在她的叙述中，徐欣蕊目前生活在三科病房，没有绝食，甚至没有受到虐待，一切都在合规的轨道上运行。

但当律师追问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她现在是否已经康复、是否可以出院？”时，唐院长展示了高超的语言艺术。她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反复强调一个逻辑：

谁送来的，谁接走。

这是一个经典的死循环：徐欣蕊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她的监护权被移交给了送她就医的社区街道办；如果要出院，需要监护人签字；但监护人认为她有病，拒绝签字。

约瑟夫·海勒在半个世纪前的《第22条军规》就预言过这类困境：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出院，但如果你申请出院，就证明你没疯，所以你必须留下。在德康医院的三科病房里，徐欣蕊面对的是一种更朴素的真理：

疯癫不是一种病理状态，而是一种行政状态。

根据律师的一级录音证据显示，唐院长对外界的关注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她认为医院在：

替政府分忧，却莫名其妙背上了非法拘禁的黑锅。

在谈话的最后，这位院长甚至抛出了一个在当今互联网上万能的防御性词汇，她怀疑这件事背后有人在操弄：

是不是有什么境外势力在背后指使？

一个成都本地的孤儿，在只有几百本藏书的社区图书馆工作，因为举报领导打麻将而被关了八年。如果这都能扯上境外势力，那这个势力的手伸得未免也太长了点，甚至伸进了：

麻将桌的抽屉里。

2

时间倒回八年前。

2017年的徐欣蕊，拥有一份让许多人羡慕的履历：大学本科毕业，年轻，在成华区猛追湾街道石油社区的图书馆工作。那是一个安静的、充满书香的闲职。按照一般的人生剧本，她会在这里安稳地度过一生。

但她犯了两个错。

第一个错是她太较真。彼时的社区书记似乎对麻将的热爱超过了对图书的管理。在图书馆这个本该静穆的空间里，麻将声此起彼伏。这或许是四川的一种松弛感，但在刚毕业的徐欣蕊眼里，这是对公共资源的侵占，更是违纪。

于是，她做了一个年轻人的选择：

实名向四川省纪委举报社区书记带头赌博及其他问题。

她按下了举报键，以为会等来正义的裁决，没想到等来的是：

一群将她强行带离的人。

她想解决问题，但对于某些基层管理者来说，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显然更符合：

成本效益。

第二个错，也是最致命的错，是她的身世。

根据公众号“有戏Hopeful”披露的信息，徐欣蕊父母双亡，是家中的独生女。在基层治理的逻辑学里，这都不算一个软肋，而是一个完美的：

软柿子。

没有父母，意味着没有直系亲属会为了她去上F、去闹事、去拼命。没有兄弟姐妹，意味着她在社会网络中是一个孤岛。只要切断她与外界的联系，她就是一个可以被随意揉捏的橡皮泥。

于是，甚至不需要经过复杂的司法程序，仅仅由派出所和社区出面，她就被定义为了精神病患者，并被送往了成都德康医院。

在那之后，她的人生被强行按下了暂停键。图书馆的麻将声或许停了，或许没停，但徐欣蕊再也没能回到那张办公桌前。她从一个有血有肉的公民，变成了一个只有编号的：

收治对象。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曾冷峻地指出，社会通过将不正常的人隔离，来定义所谓的正常。在石油社区的某些领导眼中，一个不懂人情世故、敢于举报领导的下属，显然是最大的不正常：

为了证明领导是对的，必须证明徐欣蕊疯了。

3

回到2025年的德康医院。

于凯律师向唐院长提出了查看病历的要求。唐院长拒绝了。理由依然是那句万能的：

保护患者隐私。

这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荒诞：

把一个大活人关起来，不需要保护她的隐私；让她接受长达八年的强制服药和可能的电击治疗，不需要保护她的隐私；但当律师想要查阅她到底得了什么病时，隐私权突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

据一位接近德康医院内部的人士透露，实际上医院内部对于徐欣蕊的情况心知肚明。甚至：

德康精神病院五科谢主任承认“徐欣蕊病情稳定，早可出院”。

但在“谁送来谁接走”的铁律面前，医学诊断书不过是一张：

废纸。

只要石油社区不来接人，徐欣蕊哪怕在病房里考过了注册会计师，她也是一个需要被治疗的精神病人。

这不仅仅是医院的悲哀，更是医学的耻辱。当白大褂成为了权力的拘束衣，希波克拉底誓言就变成了一句笑话。

于凯和杨晖律师走出了德康医院的大门。身后的那几块铜牌依然闪闪发光。他们知道，真正锁住徐欣蕊的，不是医院的铁门，而是一张看不见的大网。

要想解开这个结，他们必须去寻找那个系的结的人：

石油社区。

而在那里，一个更荒诞的真相正在等着他们。那将是整个基层治理图景中，最令人细思极恐的一块拼图。

4

如果不把她送进去，她可能会自残，甚至危害社会安全。

在石油社区的会议室里，面对律师的质问，社区负责人给出了这样一个充满温情的理由。

但当律师们将目光投向墙上的公示栏时，一个惊悚的细节让所有温情的面纱瞬间破碎：原来负责裁决纠纷的裁判员，和负责制造纠纷的运动员，在一个身体里完成了完美的：

内循环。

成华区猛追湾街道石油社区，一个典型的城市基层自治组织。

2025年11月25日下午，于凯和杨晖律师走进了社区办公楼的六层。会议室里的气氛从一开始就剑拔弩张。坐在对面的是社区周副书记（男）和一名主任（女），旁边还有一位专门负责记录的工作人员。

双方都没有寒暄，非常有默契地掏出了手机，互相对着拍摄。镜头对准镜头，像是一场无声的枪战。在这个充满不信任的空间里，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

呈堂证供。

律师们的诉求很简单：徐欣蕊有表姐，不属于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监护人的三无人员。社区作为居委会，强行代理监护权并将人送进精神病院长达八年，涉嫌滥用职权。

周副书记的回答滴水不漏。他咬死徐欣蕊就是三无人员，社区的代管是迫不得已，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

如果不送医，她在外面出了事谁负责？她当时的状态很危险，可能会自残，甚至伤害他人。

这套说辞听起来无懈可击，充满了家长式的关怀。但在场的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徐欣蕊所谓的危险状态，恰恰发生在她实名举报社区书记之后。

在这里，安全被重新定义了。把你关起来，你就不会自残，更不会去举报，对你安全，对社区更安全。这是一种双赢，除了失去自由的那个：

代价之外。

面对律师关于举报信的追问，社区干部们选择了顾左右而言他。他们反复强调程序的合规性——是派出所和上级部门共同决定的，社区只是执行者。

这种平庸之恶的踢皮球战术，让整个对话陷入了胶着。直到律师走出会议室，在这栋办公楼的墙上，发现了一个名字。

5

我在非虚构写作中常常发现，有时候我写下的现实比小说更像小说。

于凯律师在走访调查中，先是去了辖区的猛追湾派出所，希望能以非法拘禁报案。但在派出所的警务公示栏上，他们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照片上的男人身穿警服，目光如炬，警号010520，岗位是：社区警务队。他的名字叫：

刘健。

这本身没什么奇怪的。但在随后到达的石油社区党组织成员公示栏里，律师们再次看到了这张脸。

照片一模一样，名字一模一样。唯一的不同是，这里的头衔变成了：

石油社区党委副书记。

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闭环。

这是一个核弹级的实锤。它解释了这八年来所有的死结：

为什么徐欣蕊报警没有用？为什么律师打110举报非法拘禁，接警的派出所却说无权处置？为什么社区能如此顺滑地调动警力将人送进医院？

因为刘健就是那个连接点。他既是身穿警服的执法者，又是社区里的：

党务干部。

当徐欣蕊因为举报社区问题而成为麻烦时：

作为社区副书记的刘健需要解决麻烦。

而当需要动用强制力将人送走时：

作为警察的刘健拥有合法的暴力工具。

最后，当徐欣蕊试图报警求助时：

接警的依然是刘健的同事，甚至是刘健本人。

这是一场完美的魔术。左手是执法的威严，右手是基层的自治。当这两只手长在同一个人的肩膀上时，徐欣蕊就注定走不出那个圆圈。

这个被称为警民融合或穿警服的社区副书记的制度创新，在很多宣传稿中被称为：

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但在徐欣蕊的案例中，这最后一公里成了：

她通往精神病院的单行道。

原来负责裁决纠纷的裁判员，和负责制造纠纷的运动员，在一个身体里完成了完美的内循环。

在刘健的照片旁边，是石油社区党委书记罗晓娟的照片。在这个严密的组织架构图中，每一个格子里的人都各司其职，维持着社区的稳定与和谐。而在格子之外，那个叫徐欣蕊的名字，已经被：

彻底抹去。

6

发现了双面人的秘密后，于凯律师意识到，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孤立的违法行为，而是一个已经运转了八年的精密系统。

这个系统由四个齿轮咬合而成，每一个都为了自身的利益或免责而转动：

齿轮一：医院。

德康医院不仅是一个医疗机构，更是一个拥有长期稳定客源的生意。

徐欣蕊作为三无人员由政府供养，这意味着她的治疗费用是由：

民政局或医保基金全额买单的。

对于医院来说，只要人不出去，这就是一张长期的饭票。所以唐院长必须坚持“谁送来谁接走。”

齿轮二：社区。

石油社区通过送走徐欣蕊，消灭了一个不稳定的举报源。只要拥有监护权，他们就能永远让徐欣蕊闭嘴。所以周副书记必须坚持她是“三无人员。”

齿轮三：派出所。

以刘健为代表的警力，为这个流程提供了强制力的背书。他们将行政拘留无法解决的问题，转化为医疗收治，从而规避了法律审判的繁琐程序。所以警方必须坚持这是“医疗纠纷。”

齿轮四：民政局。

作为出资方，民政局本该审核资金使用的合规性。但在稳定的大局下，花钱买平安成了默认的规则。

这四个齿轮互相咬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徐欣蕊就在这个黑洞的中心，被一点点吞噬。

律师们试图用法律的扳手卡住其中一个齿轮，比如去民政局查询账目，或者去市公安局提级报案。

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他们将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踢皮球艺术。那是一种将责任像滚烫的煤球一样在各个部门间传递，却始终不落地的：

绝技。

7

你们这个事儿，不归我们管。

这是律师于凯在成都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从派出所到民政局，再到市公安局，每一扇门都对他打开了一条缝，然后又迅速：

关上。

2025年11月27日，当于凯拿着登机牌站在成都天府机场的安检口时，他知道，这场关于寻找的旅程不得不画上一个句号。飞机即将起飞，而徐欣蕊依然在那座以德康为名的医院里，等待着一个也许永远不会到来的：

签字。

前一天，在发现了双面人刘健的秘密后，于凯律师决定不再在这个完美的基层闭环里打转，他们选择了提级报案——直接找上级部门。

这一天的行程，堪称一场教科书级别的：

踢皮球观摩课。

第一站是成都市民政局。既然派出所说是政府救助，社区说是代管，那这八年的医药费总得有人出

如果是财政拨款，就涉及公款使用；如果是骗取医保，就涉及诈骗。

但民政局的大门比医院还要难进。门卫森严，律师只能在门口通过内部电话与社会救助处沟通。

电话那头的公务员语气礼貌而疏离。面对是否骗取国家资金的质问，对方记录了问题，然后给出了那个熟悉的回答：“涉及个人隐私，不予公开。”

把一个大活人关了八年不叫侵犯隐私，查一下这八年花了纳税人多少钱反倒成了侵犯隐私。

在这个逻辑里，隐私权就像一块橡皮泥，需要遮羞的时候它就变大，需要稳定的时候它就消失。

如果不给看账本，那就报警。于凯拨打了110。

他在电话里明确举报：

猛追湾派出所和石油社区涉嫌非法拘禁。

按照常识，举报派出所应当由上级机关或者异地公安处理。

但仅仅过了十几分钟，于凯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的单位让他感到一种黑色幽默般的荒谬：

猛追湾派出所。

那个被他举报的单位，打电话来处理他的举报。电话里的警察语气强硬，对于110把警情分流给他们感到不满，并直接定性：

这不归他们管。

于凯在电话里愤怒地质问：

你们是被举报人，依据法律应当回避，怎么能由你们来处理对自己的举报？

沟通再次陷入了无效的死胡同。

在去市局之前，于凯律师还曾亲自前往猛追湾派出所。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姓曾的副所长。

面对面的交锋比电话里更加直接。曾副所长试图用一个程序问题来堵住律师的嘴：

你不是家属，也不是当事人，你凭什么来问这个事？

这是一个在基层执法中常见的“身份门槛”。如果你不是利害关系人，你就没有资格发问。在这个逻辑里，法律问题被巧妙地转化为了一个资格问题。

但于凯的反击精准而有力，他没有纠结于“亲属”的身份，而是直接搬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身份：

我是公民。根据法律规定，任何公民发现犯罪线索，都有权利和义务向国家机关举报。

这句回答让谈话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它绕开了所有关于“家属”、“委托”的程序壁垒，直接回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一个公民在举报一起可能持续了八年的非法拘禁罪时，需要什么资格？

但沉默之后，派出所给出的最终答复依然是：

这事儿，我们管不了。 

既然电话、当面报案行不通，那就只能向上一级继续报案。律师们来到了成都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在市局大门口，律师足足等了：

一个半小时。

最终，刑警支队四大队的杜大队长不得不出来接待。但他显然没打算把这个烫手山芋接在手里。

他拒绝制作正式的询问笔录，更拒绝出具《受案回执》。

于凯搬出了公安部的硬性规定：

公安机关接受报案，必须当场进行，当场制作笔录，当场出具回执。

这是著名的“三个当场”。

但在杜大队长那里，这三个当场变成了：

三个不管。

“我不给你回执。”

杜大队长说得理直气壮。

在那一刻，于凯感到了生理上的极限。长期的奔波、激烈的争论以及面对高墙时的无力感，让他的心脏剧烈跳动。不久，因心脏剧烈不适，于凯吞下了一片：

硝酸甘油。

药片在舌下融化，苦涩的味道蔓延开来。这或许是整场行动中最具象征意味的一幕：法律的救济像这颗药片一样，虽然被吞下去了，但只能缓解症状，治不好这个系统性的顽疾。

8

在现实世界碰壁的同时，虚拟世界的战斗也遭遇了降维打击。

律师和志愿者们试图将调查的情况发布在网络上。一篇题为《徐欣蕊被强制收治八年：法律何在，公义何在？》的文章刚刚发出不到两小时，就变成了那个熟悉的红色感叹号：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删帖的速度快到让人惊叹。这说明：

虽然有关部门在解决问题上效率不高，但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方面，效率却高得惊人。

与此同时，一些关于医院内部情况的碎片信息开始在网络上流传。据微博账号保护医保披露，精神病院内存在对不听话患者的电击、捆绑等强制措施。

虽然这些信息的真实性难以一一核实，但它们像是一阵阵阴冷的背景音，侧面烘托出墙内那个世界的恐惧。

公众号“有戏Hopeful”在文章中写道：

“治疗她的不是药，是恐惧；控制她的不是医生，是沉默。”

徐欣蕊，就是那个被静音了八年的姑娘。而现在，所有试图为她发声的人，也正在被一个个静音。

2025年11月27日，一张山东航空的登机牌显示，律师于凯即将乘坐SC4860航班离开成都。在那个名为“徐欣蕊事件研究”的微信群即将被解散的时刻，律师于凯在群里发出了一张照片，并留下了最后的一句话：

返青岛。成都，再见。

这不是一次凯旋，更像是一次无奈的撤退。

飞机轰鸣着滑向跑道，巨大的推背感将人死死按在座椅上。随着高度的攀升，成都这座繁华的城市逐渐变成了一张平面的地图。

在那个庞大的城市肌理中，德康医院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点。而在那个点里，某个病房的一张铁床上，徐欣蕊依然在那里。

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也许她在想那张八年前的麻将桌，也许她在想那一封没有回音的举报信，也许她已经什么都不想了，只是在药物的作用下，安静地看着窗外的天空。

我们寻找徐欣蕊，其实是在寻找一种确定性。

这不仅仅是徐欣蕊的故事：

如果你也是独生子女，如果你也没有权势背景，如果你也碰巧看到了那一桌不该看的麻将，如果你也像她一样相信规则并按下了举报键，你会是下一个徐欣蕊吗？

在飞机穿过云层的那一刻，阳光刺眼而冷酷。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真相：

并没有人在寻找徐欣蕊，因为那个被关在笼子里、被定义为疯子的徐欣蕊，才是这个系统最需要的徐欣蕊。只要她还在那里，某些人的安全感就在那里。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5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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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1月28日10时18分，经历逾43小时，香港特区政府宣告，大埔区宏福苑大火完成灭火及救援工作。截至11月29日下午15时，根据已确认遗体，此次火灾已造成128人遇难，仍有150人情况未明。
作为政府在1983年开放出售的保障性住房“居屋”，宏福苑的住户多为香港的中低收入人群。他们大多在80-90年代，三十岁左右买房，如今成为年近七旬的老人，与伴侣、子女共居或独居。他们的子女许多在居屋中出生、成长，如今步入中年，成为第二代住户。
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香港的“夹心阶层”：既没有贫穷到能申请只租不卖的“公屋”，又无力负担私人住宅，通常做着文员、力工等基础工作。
惨重损失与一项维修工程有关。2024年7月，宏福苑因老旧开启维修，承建商的工程总费为3.3亿港元，由1984户住户平摊，平均每户需承担16到18万港元。这是独属“夹心层”的困境：只有中低收入群体才能入住的居屋，在成为必须维修的旧楼后，又给他们带来超负荷的压力。
付出高额维修款后的一年半里，住户们与工程方使用的易燃建筑材料共存。封窗用的发泡胶板，最终促使大火迅速蔓延。
普通人对抗拮据处境的最多手段，是忍耐与节省。当大火烧进屋内，极致压缩的夹心生活，被火焰迅速吞噬。

陷于大火的人们

得知自家所在小区起火时，67岁的陈燕芳正在医院看病。

消息是开车路过宏福苑的亲人打电话告诉她的。11月26日下午15点过，她赶到现场，目睹火焰在大楼外墙攀升，“成条柱噉样烧上去（像柱子一样向上燃烧）”。她赶回自家所在大楼，看到消防车停在门口，整栋楼被浓烟笼罩。

香港发生了过去70余年来最惨重的一次火灾。截至11月29日下午15时，根据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数据，此次火灾已造成128人遇难，当中一名死者为消防员，另有83人受伤。失联名单中，确认144人安全，仍有150人情况未明。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11月26日下午14点51分，消防处接到火警，香港新界大埔的社区宏福苑起火。当时，宏福苑的8栋31层高楼都在维修工程中，大楼外墙覆盖着棚网与棚架。F座宏昌阁底层外墙棚架率先冒出火光，仅六分钟火焰便延烧到四楼，随即一路窜升至高层，向邻近楼栋蔓延。

半小时内，火势扩散至邻近的6栋大楼。最终，大火烧遍7栋住户超200户的高楼，超过1500户人家陷于火海。

大埔区坐落于香港新界东北，远离港岛、九龙等繁华核心城区，这里生活节奏缓慢，以中低收入家庭与老年人居多。
宏福苑的住户，也以60-80年代的两代人为主。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在宏福苑居住的4643人中，有36.6%为65岁以上老人，40至64岁占30%。

他们多是香港的中低收入人群。宏福苑在1983年1月开放申请售卖，是香港第一代“居者有其屋计划”的房屋，是由香港政府组织兴建、面向中低收入市民出售的保障性住房。

这类房子简称“居屋”，通常以“苑”命名。当年，宏福苑每个单位的面积在50平米上下，第一批售价平均14万左右，是市场价的五到七折。

在当年入住“居屋”的，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香港的“夹心层”：既没有贫穷到能申请只租不卖的另一种保障性住房（简称“公屋”，通常以“邨”命名），又无力负担市场价下的私人住宅。

如今，这群青年成为年近七旬的老人，与伴侣、子女共居或独居在屋中。而他们的子女，许多在居屋中出生、成长，步入中年。

11月28日上午10点过，在宏福苑西北侧广福商场的平台，陈燕芳从援助物资中挑走一个黄色的卡通水杯。她身上仍然穿着26日事发当天的灰色外套和牛仔裤，烫染的棕色短发顶部有白色发根。手中拎着的蓝色大袋子里，装着她在现场拣的市民捐助衣物。

图丨陈燕芳在广福商场平台，展示安置点情况

宏福苑的这套房子，是陈燕芳1994年买下的，50平米，两室两厅，售价约50万港币。

住进这套房子，是陈燕芳和丈夫作为香港中低收入群体，在一公里半径内完成的第一次阶层跨越。

最初，陈燕芳和丈夫、大儿子一起挤在祖母的狭小公屋居住。直到90年代，一家三口才申请上自己的公屋，在邻近宏福苑的广福邨，租住上一套30平、一室一厅的房子。

再次怀孕后，她辞去文员工作专心照料家庭，也开始和丈夫筹划买房。家庭收入不足以购置更好的房产。两人再次研究起港府计划，提交了购置邻近居屋宏福苑的申请——这里不仅更大更宽敞，还意味着他们终于有机会在香港，购入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在90年代寸土寸金的香港，要申请上居屋并不容易。按照针对公屋居住者的政策，陈燕芳先填写了资格证明书，再由香港房屋委员会“摇号”决定优先顺序。

她足足等了两年。丈夫是普通的公司职员，当时每个月收入六七千港币，一半都用来还房贷。剩下的资金两人省吃俭用，供两个儿子读书。

入住宏福苑小区H座805室的那天，一家四口开启了新生活。31年间，陈燕芳的两个儿子相继成家，独立搬出去，各自生育。50平方的空间，与30载的记忆，陪伴着夫妻二人步入晚年。

起火当天，丈夫和陈燕芳一样有事外出。两人幸存。

站在大楼门口，看着火光漫天。陈燕芳突然意识到，除了此刻身上口袋内的手机、钱包、钥匙，她什么都没带走。

封闭窗户之后**

火灾发生后，11月27日，3名涉事工程公司宏业建筑的负责人，因涉嫌误杀罪被拘捕。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专案小组，针对维修工程可能涉及的贪污行为启动调查，于28日先后拘捕11名人士，包括工程顾问、棚架工程分判商及承建商负责人等。

贪污疑云中，多为中低收入的宏福苑住户，长期生活在危险的密闭空间之中。

自2024年7月起，宏福苑的8栋住宅大楼同时开始维修。大楼的外墙，被绿色的棚网和竹制棚架遮挡，而住户的窗户外部被发泡胶包裹。据财新报道，维修动工之前，工程方告知住户，这是一项保护措施，可以避免工程期间有碎石掉落击中玻璃窗。

据有关部门初步调查，包裹窗户的发泡胶正是此次火灾造成巨大伤亡的重要因素。火灾始于低层棚网，继而引燃发泡胶，急速蔓延至邻近楼栋。点燃的发泡胶又导致玻璃爆破，大火窜入室内，造成多栋内外同时起火。

在宏福苑一年半的维修期间，陈燕芳家中的阳台被封闭，三台空调被强制拆去两台。

屋子里闷热潮湿，不见天日，她过着有“密室感”的生活，“系好阳光顶啊，我乜都唔知，大风乜都唔知，好压抑嘅（是阳光好的天我也不知道，大风天也不知道，好压抑）。”

她也想过搬出去住。但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她想应该难再容下两位老人。

大楼维修期间，71岁的林力和陈燕芳过着相似的日子。除了留在宏福苑，他“没有选择”。

1983年，林力买下宏福苑E座21楼的一室。退休后，他和儿子同住一屋。晚年，林力身体不好，没办法继续工作，没有稳定收入来源，靠退休金生活。

更多被发泡胶遮蔽的面孔，闪现在失联求助的网页中：90岁坐轮椅的老人及其护工。独居的80几岁婆婆。七八十岁的老夫妇。一位被困于厕所、手机没电的老人。一位凌晨6点发来最后一条消息的爸爸。还有好几个钟未饮奶的15个月婴儿。

宏福苑的8栋31层高楼，每层有8户人家。作为居屋，小区设计的初衷之一便是用最小空间容纳最多的人。在每户实用面积不到五十平的空间里，拆分出两间卧室、厕所和客厅，平均一家住进3到4口人。

这一逻辑也延续至每家每户。在可见的画面中，人们在逼仄中努力建构生活，有对室内空间的极致利用。

入户处只留一个转身的余地。接着紧贴置物架与鞋架，躲避遮眼藤蔓般的雨伞、杂物、塑料袋，扭身举手按响厅堂的灯光。

厨房塞进冰箱、水池与灶台后，只剩一块仅供一人站立的空间。碗筷凌空架柜，排气扇纸一般做薄贴在窗上，笊篱、锅铲等物挂满空墙。

餐厅客厅合二为一，是一些多代家庭与护工的共享区域。一切家具秉持小巧原则，三座沙发不容躺卧，方形餐桌下堆满塑料储物箱，电视机紧贴墙面，高空用电视柜辟出一片猫咪容身的窝。

谁要提前回屋休息，只需起身绕过他人，客餐厅立时宽敞许多。然而，三步长两步宽的次卧与一间稍大的主卧，除床之外，也要储存全家数十年来积攒的什物。

一些住户分享，宏福苑的高楼窗外，在维修前本可望见吐露港、马屎洲，与香港多山多林的半岛丘陵地貌，提示着世界的广阔，这曾是他们喜爱这里的原因。

而维修的一年半间，许多住户和陈燕芳、林力一样，住在隔绝光线、密不透风的家中，忍受阴暗湿热。一则发布在社交媒体，2024年10月拍摄于宏福苑宏昌阁的房屋视频显示，当时厨房、客厅、卧室的7扇窗户均贴上发泡胶。即使在白天，室内的四盏灯也全部打开。

2025年6月30日，有业主在社交媒体上自称“网中人”，表达对工程结束的期待，“成为网中人整整一年啦，盼望着重见光明的日子。”

他们最终看见火光。一张住户拍摄的照片显示，当火势蔓延，窗外火光透入发泡胶，映红了整间卧室。紧贴火光的墙面书架上，摆放着五六十只布娃娃，床上堆着衣物和被褥，窗前悬挂着四只防尘袋中的Labubu。

当火焰烧穿封窗的发泡胶，楼外攀爬而来的大火侵袭室内，他们数十年间用物品与记忆竭力填满的狭小空间，顷刻变成灰色。

图丨11月27日晚，仍有浓烟从宏福苑顶部冒出

痼疾与隐忧

看到大火消息的起初，同样在居屋长大、35岁的张嘉伟就产生了一种“会很严重”的预感。

在香港做房产中介这一年半以来，每当有人来找张嘉伟咨询宏福苑购房，他的回答只有一个：“不推荐购买。”

他认为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和上一辈，都清楚居屋的隐患，“都是从这出来的”。“如果我卖给别人，出现这样的事（火灾），我心里能不愧疚吗？”

张嘉伟的父母是广东人，80年代来到香港务工后，在屯门购置了一套居屋。他在那里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寒暑假。居屋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也是他在香港最熟悉的地方。

穿梭在香港各个楼盘的这些年，他意识到，许多居屋都存在类似的结构瑕疵：除了极易形成加速火势的烟囱效应外，多数居屋没有防火隔断。

在结构设计的隐患外，老旧楼房的维修工程，也暗含灾难更根源的线索。自2012年起，香港实施“强制验楼计划”，全港数千幢楼龄超过30年的大厦须按规定接受检验与维修。

楼龄已有42年的宏福苑，在2016年收到政府的强制验楼法令，要求对公共部分及外墙进行修葺。

香港居屋实行房委会统筹监管、私营物业执行、业主法团自治的三层架构。一旦居屋被要求维修，业主法团就要自行主导维修决策，并筹齐款项。

2024年，宏福苑业主法团通过的维修方案备受瞩目。有当地媒体报道，承建商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总费为3.3亿港元，由1984户住户平摊，平均每户需承担16万至18万港元。住户必须在约半年内交齐款项，否则可能被告上法庭。

许多住户都与法团产生激烈矛盾。他们质疑价格不合理，收费急促，乃至怀疑承建方与业主法团间存在利益输送。

除却贪污可能外，张嘉伟觉得3.3亿的费用有另一层原因。老旧楼宇的外墙是瓷砖或水泥材质，一旦老化脱落，必须搭建大型脚手架才能进行安全维修，而搭棚是整个维修过程中最贵的环节。相比之下，新建的玻璃幕墙楼宇，其外立面本身是耐久材料，无需频繁大修，因此成本远低于老式楼宇。他认为，这笔高价费用是历史遗留问题的集中爆发，是几十年来旧楼缺乏日常修缮、维护的结果。

当时每月收入仅有退休金的林力，感到维修费用构成了不小的压力。一些住户发现维修款甚至比当年购房的价格还高。有人反问法团方，“如果拿得出钱，我就不会住这里了。你想想是不是？”悖论无人理会。维修工程在争议中执行。
只有中低收入群体才能入住的廉价“居屋”，在成为必须维修的旧楼后，又给他们带来超负荷的压力。这是独属于“夹心层”的困境：那些租住“公屋”的住户，不必为维修款操心。

11月27日晚上，距离宏福苑两站地铁、也在维修中的居屋穗禾苑，紧急召开了居民大会。

不少居民表示担心悲剧重演。穗禾苑的一楼电梯口张贴着告示，“禁止在外墙竹棚及大厦范围内吸烟”。

宏福苑大火后，张嘉伟去了趟穗禾苑，发现这个楼龄45年的小区，几乎面临和事发前宏福苑相似的情景。

9座大厦因维修均围上绿色棚网，其中一座已开始拆棚拆网。在楼宇内部，可以看见每层楼外架设的竹棚，窗外视线被绿色棚网遮盖，不时有碎渣往下掉落。有居民公开表示，家中厨房窗户被不明材质的白色板封着。

图丨穗禾苑外围，因维修围上绿色棚网

图丨穗禾苑内部视角，窗外视线被绿色棚网遮盖

据公开资料，穗禾苑采用错层式十字型设计，每三层共用一部电梯，每三个单位共用一条楼梯。类似设计也见于后期落成的翠瑶苑、兴民邨、祈德尊新邨等小区。而宏福苑则采用弹性十字型设计，同一楼层围绕中央楼梯和电梯井布置八个独立住宅单元，可容纳八个家庭，被香港居民俗称为“八面来风”。

在1981年至1991年间落成的许多居屋都采用类似结构。然而，这类设计也存在消防隐患。例如，宏福苑在厕所与厨房外侧设置了槽式通风天井，虽有利于通风采光，但一旦发生火警，天井便会与电梯井一样形成强烈的烟囱效应，导致火势迅速向上蔓延。

有业内人士分析，此次宏福苑的五级火警扑救困难，正是由于高层建筑内部形成的烟囱效应。楼梯间、电梯井等竖向通道，在火灾中成为烟火迅速上升的路径，加速了整个建筑的燃烧。

住在穗禾苑的老街坊们，也有多人认为居屋存在消防隐患。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舍不得搬离这里。

这些老旧居屋里，承载了他们半生的回忆。他们习惯了早晨去熟悉的菜市场，再顺路吃顿早茶，与楼下熟悉的老街坊们唠家常。存了钱的老人，会资助子女，帮助他们购置新房产；没存上钱的家庭，子女便会继续留在这，一代又一代。
11月28日一早，71岁的林力站在东昌街社区会堂门口。会堂内铺着不少床垫，门口贴着满员标识。

除了这个会堂，火灾发生后，大埔区内开放了多个庇护中心。政府物色了近1000个临时单位供灾民居住1-2周，并计划后续安排约1800个过渡性房屋及房协单位。灾后，香港特区政府注资3亿元，派发紧急补助金、慰问金等，统筹安排心理、医疗、殡葬等多方力量进行支援。此外，有关部门正巡查全港所有正在进行外墙维修且搭建棚架的楼宇，检查物料阻燃标准。

11月27日晚上九点，火灾发生已过去30小时，在距离受灾的宏福苑最近的大埔墟地铁站外，挤满了自愿捐赠物资的香港居民。

火灾发生后，这里成为了一处物资收集站。牙膏、纸巾、泡面等生活物资会在这里聚集，再由义工开车运送至各个救助站。一位香港市民提了一袋从家中整理的旧衣物匆忙赶到。下班后，她跑遍附近的紧急收容所，都称物资充足。

图丨11月27日晚，广福商场平台聚集的志愿者们

广福商场平台上，义工们忙了一夜。从各地赶来的人，搬着成箱物资汇聚到此。受灾住户们在这里自行拿取需要的用品。现场提供了心理疏导、创伤安抚等服务。

拿着黄色卡通水杯的陈燕芳，等到了前来会合的丈夫，一起前往安置场所。她得知那里只有两张床和一张书桌，限制两周居住时间。陈燕芳还没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

在东昌区社区会堂的林力，正等待儿子接他前往新的住处。

29岁那年，他买下宏福苑的这套一居室。那时，他从事器械维修工作，每个月收入两三千港币。作为小区最早的一批居民，42年来，林力在宏福苑成家立业，生下儿女，“我以为我会永远住在这。”

火灾发生时，林力刚出门五分钟。后来他得知，自己居住的宏泰阁正是火灾最猛烈的区域之一。

这是达叔的第1908篇原创

大家好，我是达叔。

一个想和大家一起慢慢变富的家伙。

昨晚小号文章：

高中生变教授，江苏科技大学郭伟，低配版交大陈进，如果不去评院士，能平安落地？

分享了一个高中学历，愿力巨大的家伙，成功成为江苏科技大学首席科学家，随后又陨落。

达叔给分析了一下，如果他操作更丝滑一些，是有机会继续蒙混过关的。

就如同万科的文章，如果没有楼市这轮超预期下行，万科等管理团队，也能蒙混过去。

要市场化处理万科，万科股债双杀，居民轻微失信原则上不再公示，地产转折到了

以下内容，只代表个人观点，不一定对，随便看看。

时间

回家吃饭，达婶问，香港发生的火灾，你看到了么？

消防车在超级火灾面前，很渺小，很无力。

达叔说，看到了。

2010 年，我当时刚毕业没多久，正在静安寺隔壁的某个头部三甲医院，拜访客户。

也是 11 月份。

突然，整个医院都乱套了，隔壁警报齐鸣。

上海静安寺后面，胶州路上的教师公寓失火了，很多受灾居民，被紧急疏散到周围各个医院。

那天，达叔就在现场，客户都去帮忙了，印象极其深刻。

和香港这个火灾相比，都是所谓施工引发的责任事故。

胶州路教师公寓是节能施工改造，电焊工违规操作，把电焊溅落物引燃脚手架上的易燃材料。

引发了立体火灾。

也是先抓了“无证电焊工”。

香港是第一时间把几个项目负责人，都给抓了。

香港大火更离谱一些，竟然使用的是柱制脚手架、易燃防护网，这些都是在大陆一线城市被淘汰的玩意。

是香港建筑业，不知道有先进的建筑工艺么？

世界级房价，房地产的鼻祖城市，肯定知道建筑业最前沿技术。

有先进技术，但在市场上并不使用，一定是因为老旧的技术阻拦，形成了存量利益共同体。

就如同滴滴打车刚出来，出租车公司集体反对，汽车刚出来，马车协会一致反对。

这在经济学里，有一个专业名字叫：

卢德主义。

每次技术进步，都会有既得利益反对。

被捧到天上的香港，在技术层面太不思进取，过分保护落后产能。

从香港建筑产业升级的角度，这一场大火，应该有机会成为转折点。

大陆从 1990 年代，逐步淘汰竹制脚手架，转向钢制脚手架，背后并不是观念上有多高级。

本质，还是算账的利益驱动，东大过去 20 年，迎来了全球罕见的城市化推进速度、超大规模基建需求。

是建筑工业化、标准化、超大规模推动了这个转型。

而香港竹制脚手架协会，并没有那么多订单，没有大量新增订单，只能维持小规模存量业务，养活既有的一点从业人口。

于是，就开始扯非物质文化传承，百年历史，成熟行业传承体系。

放眼望去，全球所有城市，只要动不动就提传承、讲历史、一定是目前手头上的事不够牛逼。

未来不够吸引力、当下没钱赚，就只能找补历史、扯传承。

能把大火的责任，全部推在竹制脚手架上么？

不能。

就如同，不能把上海胶州路的大火，全部推在几个临时工身上，说他们是无证电焊工。

老旧高层住宅，本身就存在先天安全隐患。

香港火灾小区宏福苑，是 1983 年操盘手资助的公屋，楼龄 42 年，是香港第一代高层住宅。

消防系统老化，烟雾报警器没校准。

而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是 1990年代建的教师住宅，火灾时不到 20年楼龄，是次新。

都是高层住宅，上海 28 层，香港 31 层。

都是在施工，火势形成烟囱效应，快速蔓延。

工程领域的问题

上海大火之后，被扒出来的问题是，工程层层转包。

上海的总包方是上海市静安区建设总公司，把工程转包给子公司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

子公司，再把工程拆分给 7 家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再找个体员工，来干电焊等高风险作业

利益自上往下分配，风险自下往上承担。

底层人永远赚最少的钱，干最累的活，冒最大的风险。

所以达叔清晰告诉自家孩子，以后不要干太辛苦的活，任何一个工作，但凡你觉得太辛苦，一定是跑偏了。

停下来，重新再选择。

香港火灾，被扒出来是维修资金，1.8 个亿被挪用，只有很小资金，真被用在消防设施升级。

其他大部分资金，都被挪到其他非核心项目上去了。

2010 年，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火灾之前，这小区房价是多少？

2.5万/平

最高峰时期，2022-2023 年价格也涨到过 10 万/平。

经历过一场大火，烧死了几十人，叠加楼市下行，

2025年 11 月，现在这个小区有 4 个挂牌，价格是：

5-6 万/平。

被烧掉的房子，一切正常么？

被烧到那栋，不太正常。

整栋大楼，过去十几年时间，被水泥全部封死，被时间定格在这里，成为墓碑大楼。

达叔遇到每个事，都喜欢记录下当下的感受，会持续追踪后续的报道，看个体在重大热点事件里，后续的命运。

大火之后，逃生出来的人，被安排到了哪里？

周围的五星酒店居住。

住了多长时间？

没多久，舆论关注结束之后，就被弄出来了。

赔偿方案是怎样？

2010 年，上海赔偿方案是：

每个遇难人员，活的 96 万元的赔偿和救助金，其中法定赔偿一次性给 65 万，帮扶救助给31 万。

受伤人员按照伤残等级，也给一次性赔偿。

房屋损失赔偿，按照市场价格、全额赔偿。

如果居民想继续要这个房子，就又静安区建设总公司，负责修复、赔偿费用和贬值损失。

不要房子的，就支付货币赔偿。

不要货币，也不要房子，还可以由这个责任单位，给这同地段、提供一个新房期房，以市场价折算。

站在第三方，看方案是不是很完美？

截止到 2011 年 7 月份，赔偿工作没搞完。

只有 16 户同意理赔方案，其他大多数居民，都认为方案不合适，没有签约。

签了 97 份过渡安置房租补贴协议，每平方、每月补贴 100 元房租，先租房过渡。

时间来到 2025 年11 月，香港大火又起来了，15 年过去，上海火灾补贴，有结束么？

还是没有。

大楼被水泥封住，僵持在这里了。

不要只关注宏达叙事，要关注每个热点背后，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如何被改变的。

万一遇到事，如何操作，才能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当然，达叔祝大家，永远都不要遇到这些烂事。

学点真的。。

11月29日，周六，上海，线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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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辑注：截至发稿时，本文在兽楼处微信公众号上提示：“此内容暂时无法查看”。

1983年9月开始，香港新界大埔的宏福苑开始“入伙”，也就是收楼，办理入住。它是八幢31层的高楼，可以容纳1984户居民，是香港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的资助房屋，类似内地的经济适用房。

香港人给这个计划起了个响亮的名字：

居者有其屋。

这样宏伟的计划，背后是香港强大的财政能力。虽然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中间有很多波折。但1983年开始，香港经济迎来了新黄金时代。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让香港顺利完成转型，从一座制造业城市，逐渐变为世界转口贸易的中心。

那一年，霍英东投资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开业，李嘉诚创办的汕头大学正式开学，产业的血肉共生，让香港迎来连续12年的出口黄金期，年均出口额涨幅达到史无前例的：

24%。

1

在宏福苑筹划建设时，香港房委会的设计师为“居者有其屋计划”量身打造了一种新的建筑结构：

弹性十字型大厦。

同一楼层围绕中央楼梯和电梯井，会布置八个独立住宅单元。这意味着，可以容纳八个家庭的入住。香港人把这种房型，叫做八面来风。

弹性十字型大厦最明显的优势，就是既解决了邻里的对望，又增加了空气对流。从户型图上就能看出，大门旁的厨房开多了一扇窗户，可以通风，或者用来晾衣服。多一扇窗户，对很多香港人来说非常重要。

对急需房屋的香港政府来说，更重要的，它是能把容积率发挥到最大。

（后来香港人在弹性十字型大厦的基础上，发明出容积率更高的Y形居屋，并成为公屋的主力户型，那就是后话了。）

弹性十字型大厦出现之前，香港的私人住宅和公共房屋普遍在10至20层。而从宏福苑这批项目开始，香港开始出现超过30层的居民楼。

香港的楼越来越高，越来越密，与此同时，街区越来越窄。设计师的巧思，和城市规划者的决心，让香港在有限的土地中，塞入了尽可能多的居民。

香港开始折叠。

2

2025年11月26日14点51分，宏福苑的宏昌阁冒起了一缕黑烟。在火灾面前，弹性十字型大厦的优点，全部变成了缺点。

宏福苑的八面来风，原本是为了增加空气流通，如今却加剧了火势蔓延，有人说，它很像：

瑞士火炬。

十分钟后，大火吞没了整座大楼。

火势刚起，有路人拍下了视频，并上传到了社交平台。视频里的人们大声疾呼：

起火了！警报怎么不响啊！

起火十分钟后，39岁的消防员何伟豪和队友们到达火灾现场。很快，现场的火警警报升为三级，一个小时内，连续升到了四级，然后是五级。香港的火警五级意味着：

火情难控，必须禁止消防员上楼。

大火也蔓延至宏泰阁、宏新阁，8幢大楼中，有七幢陷入了火海。此时，何伟豪遇难的消息也已经传来。

至此，香港史上最大的火灾酿成，截至目前：

94人遇难。

3

2016年，房屋局就对宏福苑发出强制验楼令。

香港楼龄超过三十年的私人大厦，比例将近一半。这些老房子，随时需要接受强制验楼令。

验楼报告显示，宏福苑存在多项安全隐患。2023年，宏福苑业主公开招标，最后中标的是宏业建筑工程，一家有20年历史的专业维修工程公司。

宏业建筑请来的鸿毅建筑师公司为工程顾问。

去年1月份，业主立案法团通过了维修方案，年久失修的宏福苑，终于决定重整外墙了。

这是个大工程，光是维修经费就超过了3亿港币。

而这些经费，摊在1984户家庭身上，至少要付16-18万，宏业建筑要求业主们在9个月内筹齐资金，六期全部付清。

对于普遍市值400万的房子来说，这是很大的一笔开支了。

按照原本的计划，维修工期是一年整。然而，就在维修期间，旧法团被踢出局，新法团上任。今年年底应该完成的工期，被硬生生推到了半年以后。

为了省钱，新法团还专门开了会，讨论不做部分工程项目。比如说取消外墙纸皮石的透明面漆，这样就能省下1500万港元。

但省钱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房子太老了，外墙窗眉必须重建，施工过程中还发现钢筋不足需要补救，又是一笔额外的费用。

房子老了，最难的不是维修，而是在维修的过程中，那些时不时冒出来的新问题。用社会学的话来说：

这是结构性问题。

4

不敢想象，宏福苑的居民这一年是怎么过的。

他们的窗外，要被绿色棚网围上整整一年。棚网包裹着的，是香港随处可见，但并不美观的：

竹鹰架。

竹鹰架的规整度，比铁制脚手架差远了。

除此之外，宏业建筑做了一件很反常理的事。他们为了刷漆，把所有人的窗户：

都贴上了发泡胶。

事实证明，在火灾中，竹鹰架、棚网、发泡胶，都成了助燃剂。

香港的劳工处有要求，棚架高于15米，围网必须防火：

但也只是建议而已。

他们当然知道，建筑商为了节约成本，基本上还是会用不具阻燃功能的普通网。毕竟，阻燃网的成本，比普通网高一倍。而且阻燃网容易老化，一次用完得扔；普通网就可以一直用。

按照重案组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他们发现了建筑外墙用的保护网、防水帆布、塑胶布，并不符合防火标准。

也就是说，宏福苑居民窗外的所有东西：

没有任何一个是防火的。

5

内地早在2021年就全面禁止使用的竹木脚手架，在香港依然是主流。

为了把它保留下来，香港人想了很多理由，从成本到文化，从地理到历史。劳工及福利局为此专门统计过，从2018年到2024年，建筑地盘竹棚的工业意外致命个案数目，有22起。

但政府始终没有办法，游说劳工福利局的是竹业协会等组织。他们以保住饭碗和传统手艺的名义，拒绝金属棚架的更新。

最大的抵抗力量，是香港拥有竹棚职业资格证的工人，大概有4000多人。一名竹棚师傅的日薪可以高达3000港元。而金属棚架工人，只有1300-1500港元，相差一倍。

因为工程事故频出，今年3月17日，香港发展局不得不宣布，要在公共工程中”推广金属脚手架使用”。这意味着建筑署将要求至少50%的政府项目采用钢架。

虽非明令禁止，这一政策被视为竹棚退出公营建设的开端。

为此，竹棚技工开始维权：

会打烂我哋香港四千工友慨饭碗，影响渠哋慨家庭同生计。

发展局算了一下，实际上采用了金属棚架的项目只有：

2个。

6

超高层建筑衰老的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

衰老最可怕的不是单个器官的衰竭，而是整个系统的连锁崩塌。宏福苑看起来那么简单的外墙维修，尚且如此困难。以至于能把四十年来积累的隐患、疏忽、纰漏一个个点燃，最终酿成了前所未有的一场大火。

不敢想象，一座满是宏福苑的城市，未来会是怎样？1983年之后，香港比宏福苑容积率更高的公屋，比比皆是。

过去四十年，大陆几乎所有城市，包括很多县城，都沿着香港的足迹，解决了很多现实问题，让城市容纳下更多人。但宏福苑以一种惨烈的方式，宣示了这种模式的隐患。

衰老的城市，会冷酷地执行代际清算，将代价精准地转嫁给最无力承担的群体。

看到香港宏福苑火烧连船的新闻，我第一反应是那种久违的、灰沉沉的震惊，那是香港啊，一个在我们心里象征着秩序、现代、繁荣、亚洲标杆的城市，如今却用漫天火光告诉世界，曾经的东方之珠，成了这个嗨样。

这场大火是香港回归以来最严重的火灾，也是自上世纪以来第二惨烈的城市灾难。1918年，香港跑马地马场大火，600多人罹难。这次，火烧了八栋楼，一共1984户，44人确认遇难，279人失联。以香港这种高密度城市的逃生条件来看，失联基本意味着遇难。这个数字，放在哪里都算是超级灾难。

让人心痛的是，失联人口中大量是老人。香港的老龄化速度远快于内地，许多老楼里住的都是体弱、行动缓慢的长者。他们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迅速撤离，也没有力量去推门、打破玻璃、冲下楼梯。

外媒有张现场照片，真是一图胜千文。

宏福苑建于1983年，居大部分住户是中老年本地人。老龄化、楼龄高、居住密度大，本来是香港城市肌理的一部分，本不该成为灾难的导火索。然而外墙翻新工程使用的竹棚架，加上一层便宜的易燃尼龙网，外加连续几天异常干燥的大风，还可能有工人抽烟，这些条件叠在一起，酿成了一场罕见的灾难。

竹棚架，一直被视为“香港特色”。在城市形象宣传里，它是本土工艺，是传统智慧。工会也长期强调竹棚架成本低、可塑性强、技工队伍成熟，是香港建筑行业的文化资产。但只要去看香港近20年的大型火灾，就会发现竹棚架和易燃围网几乎都是常客。

阻燃网一张90港币，尼龙网50。阻燃网晒过容易脆化，不能重复使用；尼龙网可以反复套上再拆下，施工队节省成本肯定首选这个。香港消防条例规定得明明白白，但是在实际中却偏偏大量使用。这不是香港管理层的系统性失职？

这场火灾的惨烈，背后是香港城市治理能力的整体滑坡。

香港曾经以严格的建筑条例、强效的监管体系著称。楼宇外墙要翻新、要搭棚架、要换材料，每一步都要申请、审批、验收。可现在的香港，法规还在，但执行越来越松。监管部门人手削减、流程外包、责任外移，各方都不愿承担监管成本。

不知道有没有人意识到，如果不是这次五级大火，今天还有多少人会想起香港？

曾经的“港澳台”，香港永远排在第一位——华人世界的金融中心、文化中心、电影中心、华语世界的桥头堡。港剧、港片、港星、港式制度、港府的效率、消防的专业、楼宇的整洁、社会的繁荣……它曾经是华语世界想象现代城市最具象的模板。如今新闻里有关香港的词汇是这样的：楼市冰冻、移民潮、贫富悬殊、产业空心化、年轻人北漂、治安案件、政府治理能力滑坡……没有一个是好的标签。

过去十年左右，香港的国际地位、经济动能、社会秩序、行政效能，都在持续走低，且肉眼可见。

从机场航班下降，到高等教育人才流失；从财政赤字到房市下行；从社会撕裂到公共服务质量下降，香港处处透露着一种集体焦虑。只是港人一直没时间停下来反思，因为事件一个接一个，风暴此起彼伏。

这场大火之后，香港建造业监管部门能否逃过追责？很难。八幢楼被火一把连烧，这是天灾，更是人祸。这样级别的都市灾难，不可能没有政治后果。那谁应不应该负责？这里就不点名了。

我用粤语来骂骂香港这些官员：

又唔识做，又唔肯做，打工都係交行货，真係班废柴。

以前的港媒很厉害的，图样图森破的老梗，就是因港媒而生。今天的港媒，还有以前那么犀利吗？希望他们雄起。

宏福苑这次外墙翻新，预算超3.3亿港币。平摊到每户16至18万港币，也就是人民币15万，这个钱不算少，很多香港人，尤其是住在这种老楼里的人，不一定能拿得出来。

那问题来了，如果不修呢？

不修就意味着，外墙掉落砸死人、渗水腐蚀钢筋、结构受损变危楼。香港因此立法规定，超过一定年限的住宅必须强制维修。

香港地少人多，高层林立，这是不得已，可内地不一样。内地不缺土地，但这些年也在疯狂建高层。三十层、四十层、五十层，动辄上千户。从2010年到2020年，是中国高层住宅爆发式建设的十年。现在看上去一切光鲜，但等它们到三十年、四十年楼龄时，会发生什么？

只要活得久，很多人都会面临这些问题——

如果维修，一户要拿出十几万，你和你的邻居都拿得出来吗？\
如果政府强制执行，那会引发多少社会冲突？\
如果政府不执行，那会埋下多少安全隐患？

内地的人口密度虽不如香港，但高层更多、材料更复杂、施工质量参差不齐，一旦进入老化周期，其风险只会更大。过去十几年，房地产成了中国经济的主引擎，大家都以为买了一个可以传世的资产。但现实是，高楼的寿命不是无限的，到了某个点，维修成本甚至会超过房子的价值。

这是城市化必须面对的老问题，而我们刚刚走进这个周期。

愿逝者安息，愿香港醒来，也愿我们都能从这场大火里看见未来。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澎湃新闻｜随意屏蔽新闻报道，腾讯成了媒体“总编辑”？

11月14日，澎湃新闻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对腾讯的“檄文”，痛批腾讯对澎湃新闻视频号“影子调查队”的审查屏蔽。但该文也被删除。

文章写道：

新闻报道中使用带货主播公开的画面，是否构成侵犯肖像权？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条的规定，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

显然，腾讯方面判定影子调查队的新闻报道侵犯肖像权，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影子调查队视频号，是经过严格审核，认证了红V新闻机构标识的媒体账号，是依法取得新闻资质、承担新闻采编责任的机构身份。红V的意义，本应是让公众在纷乱信息中迅速识别可信来源。

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信息聚合平台可以仅凭一方投诉，就把新闻媒体的报道直接“处理掉”？这背后，平台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按照《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通过采编、发布、转载、删除新闻信息，干预新闻信息呈现或搜索结果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

对新闻报道的审核是为了保障真实性与合法性，不是为了迎合投诉者的诉求，平台成了“自动化总编辑”，不问内容是否属实、是否违法，也不问投诉是否合理，直接“屏蔽”了事。

如此一来，说轻了，就是让一些违法违规者滥用投诉机制，借机干预新闻信息呈现；说重了，就是商业平台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粗暴干涉。想给受众呈现什么、不呈现什么，故意营造“信息茧房”不能由信息聚合平台来独断。

网络内容治理并不反对投诉制度，但制度的前提是证据、是调查、是复核。

此外，《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明确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加强对本平台设置的广告位和在本平台展示的广告内容的审核巡查，对发布违法广告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然而，影子调查队曝光揭露了某知名品牌牛奶涉嫌虚假宣传的问题，腾讯方面未对违法广告进行处理，却将影子调查队的新闻报道给“处理了”。

换句话说，平台并没有在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核职责”，让投诉方轻松获得“信息删除权”。

政策鼓励权威媒体优先传播，这是为了避免谣言先行，不让违法违规、误导群众的信息和行为占上风。但当平台在商业关系、用户投诉、传播流量之间权衡时，红V不再是优先，而成了“高风险内容”。

一旦企业认为报道“不利”，就投诉；平台为了避免麻烦，先“屏蔽”；新闻机构若想澄清，还要反复申诉。

这不是正常的互联网内容治理，而是一种变相的“软封堵”。

新闻要被监督，但监督不是“删帖键”。新闻报道当然可以被质疑、被反驳、被追责。但监督新闻的是法律、是专业伦理、是主管部门，而不是平台的简单投诉审核机制。

[…]当投诉可以直接导致新闻消失，那就意味着谁不愿意被报道，谁就能通过“投诉”让新闻不存在。平台拥有技术权力，但技术权力不能越过法律权力，更不能越过新闻应有的公共价值。

二、建设性意见｜“赤裸小孩”官方通报不方便讲的那些话，我们要看懂暗示

11月11日，云南大理州和南涧县联合工作组通报了此前网传“野人小孩”、”犬化小孩”的调查情况，不过他们用的标签是“赤裸小孩”。

我仔细看了文字通报和配发的视频，对通报的核心事实部分，例如是亲生父母、没有邪教、没有拍视频牟利，我基本是认同的。

不过，大家也要理解“官方通报“的局限性，有一些话作为官方是没办法讲的，有一些话是地方政府不想讲的，这就只能通过细节的表述来看懂暗示。

上述文字来自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被删除的文章《“赤裸小孩”官方通报不方便讲的那些话，我们要看懂暗示》。在该文中，作者项栋梁以对官方就“野人小孩”的通报进行“分析”的方式进行质疑。

文章节选部分写道：

孩子此前绝大部分时间处于赤裸状态，通报前几天才习惯穿衣服，但通报只能说现在好多了。

通报里，民政局工作人员小王说，这些天来孩子变化明显，他已习惯穿上衣服鞋子，也越来越愿意和人交流。

这些话大家要看明白，官方的重点是“向前看”，告诉大家在政府的帮扶干预之下孩子已经有很大改善。但换个角度，也可以作证孩子直到通报的这几天才习惯穿上衣服鞋子， 才开始愿意和人交流。

变化明显，意思就是跟之前完全不同；

已经习惯穿衣服鞋子，意思就是之前抗拒穿；

越来越愿意和人交流，意思就是之前拒绝和人交流。

甚至，直到被干预接近一个月后，孩子仍然没有完全习惯穿鞋。在公布的视频里，工作人员带孩子玩沙子，提醒他不要把鞋子弄脏，孩子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把鞋子脱掉。

孩子父亲李某某的自述也佐证了“孩子长期不穿衣服“是事实。

针对网络上关于”从来不给孩子穿衣服”的质疑，李某某说，事实并非如此，“平平患过湿疹，天气暖和时不喜欢穿衣服，但他觉得冷了也会主动找衣服穿，从来没有因为着凉生过病。”

这种辟谣方式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从来不给孩子穿衣服“是谣言，因为偶尔孩子冷得受不了了会主动找衣服穿。但大家关心的重点从来都是3岁半的孩子为什么大部分时间没穿衣服。

孩子经常像狗一样四肢爬行，但因为没有发现虐打的外伤，所以通报基于落后的观念认定不存在虐待。

联合工作组相关人员介绍，经公安机关调查，结合证人证言、医学鉴定及日常行为观察， 。

大理方面对“是否存在虐待儿童”的调查有一个基础逻辑，是通过医学检验孩子有没有外伤痕迹，这是《刑法》的逻辑，是对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

之所以我国早在《刑法》之外单独制定一部《未成年保护法》，是因为刑法保护的是一个人最低限度的权益，制约的是那些显著凶残的暴力行为，而未成年人所需要的保护和照顾远在刑法的标准之上。

没有外伤痕迹，可以推定不存在暴力殴打，但按照一个正常人的朴素认知，长期放任孩子赤裸爬行、在地上取食，难道不是生理和精神的双重虐待吗？

然而，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对于家庭暴力是有明确定义的：

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要是按照这个定义，这对父母可能还真不构成虐待儿童的家庭暴力……

三、金无忌｜我在北京“被上访”的两年

微信公众号“金无忌”的作者是一名在北京工作了十几年的“北漂”，2024年的一月，作者在闲逛时突然被警察盘查问话，在被带走后，作者被告知自己成了一名被重点关注的“上访人员”。

作者在《我在北京“被上访”的两年》文章中，讲述了这一段经历，但该文遭到删除。

文章写道：

我是一名北漂，在北京工作十多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成了“上访人员”，享受着警察盘问、查身份证、驻京办核查、属地调查的待遇，持续了两年。

我实在忍不住想说说：这一切还要从2024年初说起，当时正值寒冷的一月，我在北京后海南锣鼓巷闲逛，有个警察突然叫住我，让我拿出身份证检查，我配合了他。这种情况我在北京遇到过多次，基本走个流程一分钟就完了。但这一次不一样，警察说，我的身份信息有些问题，让我等等。

我问有什么问题，他没说，而是用对讲机叫来了另一个警察，那个警察到了之后简单问了我几个问题，意思是我还要到警察局配合调查。我当时也是闲逛，想知道我究竟有什么问题。于是在北京第一次坐上了警车，警察在车上还很客套地和我聊天，十几分钟后带我到了南锣鼓巷附近的派出所。这个派出所在一处四合院，院子堆满了落叶。

我在警务室等待期间，有值班警察给我录了笔录，笔录的内容只有两行字，我的身份年龄等，为何到派出所？我说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笔录就真这么如实记录了，我签字按手印了。然后，这个警察就让我在警务室等，等啊等，等了一个小时，没人管我。

我问警察，我可以走了吗？他说刚才那个找我的警察有事出去了，让我等等。我又等了一个小时，再询问的结果是要等我户籍地的驻京办核查。我于是又等了一个小时，驻京办官员才姗姗来迟。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驻京办官员没有对我作任何核查，直接把我给接走了。到警局外面，我还在想着我为何被滞留。驻京办官员说你没事，回家吧。我一时火大，没事你让我在派出所呆这么久。驻京办官员说，我核查了你的身份证，你不是上访人员。“我们也是从五环外匆匆赶来，路上一个多小时。兄弟！我是为你好。”他说，这是北京警方的问题，现在快到春节，他们扩大检查范围，误把一些人员划到重点监控区了。

那一晚，我从六点被叫到派出所，结束都十多点了。我以为这只是一场误会。

没想到，两个多月后，我在前门又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又是警察拦住我让我去警局，这一次我不干了，我说前阵子刚刚被检查过，我是被误划入黑名单的人员，我在北京有正常工作，不是上访人员。

此后，这类的事发生多次。我开始疑惑，我为何成了北京警方的重点关注对象？直到我去故宫玩，我才知道真相，我真的是上访人员了。

那一次我带着家人去故宫，在长安街地铁就被拦下了，又是到警务室作登记，后来警察还和我老家打电话确认。打完之后，值班警察又把我领到另一个警察处，在他的协助下我才顺利到故宫。我在太庙游玩的时候，遭遇同样的问题。我留了个心眼，瞄了一眼警察的身份证核验器，上面隐约写着：“新冠疫苗”几个字。原来，我是疫苗问题的上访者。

不对啊，我从来没有因新冠疫苗上访过，这在我身上根本不可能发生。曾经，确实有新冠疫苗上访者找过我，但仅此而已，难道接触上访者自己也会变成上访者，就像新冠病毒一样感染？我无法理解，一定是哪错了，可我找不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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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企业的环境治理能⼒和⽔平，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也是企业的主体责任！更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种体现” ——涉事⼯⼚

“律师”传达通报（11⽉16⽇）：

“福尔摩斯⽩”传达的信息要素⻬全：

权威主体： 绵阳市⽣态环境局检测站。

⾏动范围： “全覆盖的环境取样⼯作”，包括“⽔样、⼟样、⼤⽓样”，覆盖了“公司驻地区域”、“⽯红村群众反映区域”以及“⽅圆⼏公⾥范围” 。

最终结论： “⽬前相关部⻔已将检验结果通报给问题反映群众, 在全部环境监测过程中, 未发现有异常数据！” 。

这段陈述的⽬标⾮常明确：以覆盖范围之“全”、检测主体之“权威”，来⽀撑其结论之“不容置疑”。在公关策略中，这属于“硬着陆”式的危机应对，即通过权威机构的背书，试图⼀锤定⾳，终⽌公众的质疑和讨论。

1、【福尔摩斯⽩：真相只有⼀个】。这个特意改的名字本身就有表演性，它暗示⾃带⽆可辩驳的、逻辑严谨的“真相”。

2、“未发现有异常数据！”这句话并不等于“没有污染”，不等于“过去⼏个⽉没有污染”，也不等于“环境是安全的”。它回避了关键问题：排放是否是间歇性的？“异常”的标准是什么？以及最重要的——它与居⺠的感官体验是否⼀致？

那个刺眼的感叹号，更像是⼀种公关宣告，⽽⾮科学结论。

3、“已将检验结果通报给问题反映群众”

这是⼀个“程序闭环”的声明。潜台词是：我们已经⾛完了所有流程，此事实质上已经“办结”。

涉事⼯⼚和⽩“律师”的聊天（11⽉12⽇）：

1、

“我们这边已经按照相关部⻔, 组织的省级相关⾏业专家…给出的专家意⻅进⾏了提升改造, ⽬前基本要完成了!”

“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的法律法规, 没有对过磷酸钙⾏业要求安装尾⽓在线监测的要求, 我们接受专家建议, 主动安装尾⽓在线监测设备!”

“增加了很⼤的成本压⼒…但是我们也愿意承担这种环保⽅⾯的投⼊, 拿实时数据说话”

A

⼯⼚代表⽤极⼤篇幅强调其“主动性”：“按照……法律法规, 没有……要求安装尾⽓在线监测的要求, 我们……主动安装尾⽓在线监测设备!” 。

“主动” 是这⾥的关键词。 然⽽，通报的另⼀处⼜提供了关键的上下⽂：“我们这边已经按照相关部⻔, 组织的省级相关⾏业专家到我们公司实地考察后, 给出的专家意⻅进⾏了提升改造”。

将这两段话并置分析，可以清晰地还原出⼀个“被动-主动”的逻辑重组：

事实逻辑： 污染引发投诉 -> 监管介⼊（“相关部⻔组织的省级专家”） -> 专家给出“意⻅”-> ⼯⼚ 被迫 “提升改造”。

公关逻辑： ⼯⼚（省略投诉和监管介⼊）“接受专家建议” -> “主动”安装了超越法律要求的设备。

这种“将被动包装为主动”的策略，是企业在环保合规压⼒下最常⽤的“洗⽩”⼿段。它试图将⼀个由公众压⼒和监管⼲预驱动的结果，包装成⼀个由企业责任感驱动的起因。

B

“成本压⼒”= 巨⼤牺牲： 强调“很⼤的开销”，是在博取“同情分”，并暗示这种“牺牲”是巨⼤的，是“诚意”的体现。

⼯⼚的论述，故意混淆了“没有法律要求安装某⼀特定设备”（尾⽓在线监测）与“没有法律要求监测和处理尾⽓”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先，相关的⾏业技术标准明确规定了⼯⼚的末端治理义务。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肥料制造业（含氮肥、磷肥、钾肥等）》的相关要求，“过磷酸钙酸解反应尾⽓应收集处理… 使其⼤⽓污染物排放符合相应排放标准的规定”。法律法规要求的不是“⾃愿”，⽽是“应”。⼯⼚必须收集和处理尾⽓，使其达标排放。

其次，⼯⼚⾃⼰提到了“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核⼼，恰恰就是企业的“⾃⾏监测”法定义务。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及相关技术规范，排污单位必须“制定⾃⾏监测⽅案并开展⾃⾏监测”，并按时提交“执⾏报告”，“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为、排放浓度、排放量等”。如果未按规定制定⽅案并开展⾃⾏监测，将⾯临“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因此，⼯⼚所谓的“主动安装”，前提是他们依法必须处理尾⽓，依法必须⾃⾏监测并报告数据。他们所谓的“主动”，是将法律的强制规定（或更可能是，在被举报后为弥补过往不合规
⾏为）粉饰为企业的“⾃愿牺牲”。他们“愿意承担”的“很⼤成本”，仅仅是他们本应承担的合法经营成本。

2、

“有⼼⼈”。

⽩“律师”：“虽然, 这次的环保污染损害举报事件, 是有⼼⼈故意捏造或策划的事件, 甚⾄为了某种⽬的⽽炒作舆论。”

这个词，将所有提出问题的⼈，全部打⼊了⼀个“别有⽤⼼”的另册。这是典型的“转移焦点”和“归咎于外”话术。

这与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中的叙事如出⼀辙，当时校⽅“指责媒体夸⼤其词” 。这是⼀种经典的“受害者指责”，通过“推动虚假叙事” ，将受害者的呼救，定性为“恶意”的“捏造”。

“捏造”、“炒作” : 这两个词试图将问题的核⼼从“污染事实”转移到“投诉⾏为”。其潜台词是：污染或许存在，但其严重性是“捏造”的，其影响⼒是“炒作”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排污，⽽在于“有⼼⼈”的恶意。

3、

“作为企业经营者, 你们有这样的认识, 有这样的⾏动, 有这样的社会责任,”

“即便⾯对捏造夸⼤的虚假造谣, ⾯对来⾃各个⽅⾯的压⼒, 依然能够保持冷静理性, 积极采取措施改进改良, 这种有则改之⽆则加勉的精神, 值得我们每⼀个⼈学习!”

律师的“总结陈词”堪称典范：

“有则改之，⽆则加勉”——这句公关的“万能句式”终于登场了。在相关的话语体系中，如新华⽹在“魏则⻄事件”后评论⺠营医院时，也曾使⽤此话。但其语境是劝诫整个⾏业要借此契机进⾏真正的“⾃查⾃纠”。

然⽽，在这场表演中，这句话，暗藏着⼀个精妙的“话术陷阱”。律师在说出这句话之前，已经⽤“捏造夸⼤的虚假造谣”作为了⼤前提。

这意味着，他已经替⼯⼚定义了这次事件属于“⽆则”（没有过错）的范畴。

因此，这句“有则改之，⽆则加勉”的真正含义是：“我们本来是’⽆则’的（是谣⾔），但我们依然表现出了‘有则’（有错）⼀般的积极态度去‘改进’。我们的精神是多么值得学习啊！”

4、

“我们这种⽼企业, 因为历史遗留原因, 地理原因, ⽆法媲美⼯业园区, 周边群众也多, 也得(顾及)周边群众的感受！

⼯⼚诉苦，扮演⼀个“⽆奈的⻆⾊”，并对社会进⾏情感勒索。

这套说辞试图将责任全部“外部化”：

“⽼企业” / “历史遗留原因”： 这是将当前的问题归咎于“原罪”。其潜台词是：问题是历史形成的，不是今天主观故意的。这是⼀种典型的“以历史为盾牌”稀释当前责任的话术。

“地理原因” / “⽆法媲美⼯业园区”： 这是将问题归咎于“客观条件”。其潜台词是：我们不在⼯业园区，被“群众”包围 ，升级改造“场地受限了” ，所以存在问题是“没办法”的。

“也是那么多的家庭”： 在提到“很多⼯⼈都是这么多年以来⼀直跟随着的”之后，⼯⼚代表补充道“也是那么多的家庭” 。这是最经典的“诉诸同情”和“就业绑架”话术。它试图在环保问题中强⾏植⼊“⺠⽣”和“稳定”议题，向投诉者施加道德压⼒：如果你们穷追猛打，导致⼯⼚倒闭，你们就要为“那么多的家庭”失业负责。

这是整份⽂件中最委婉的词之⼀：“历史遗留原因”。

在公关话术体系中，“历史遗留问题”是⼀个近乎⽆敌的词汇 。它如同⼀张“不可抗⼒”证明，瞬间将⼀个当下的、可解决的问题，转变为⼀个过去的、抽象的、⽆法追责的“历史状况”。

你⽆法起诉“历史”，也⽆法制裁“遗留原因”。

当⼯⼚抱怨“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时，它实际上是在承认⾃⼰是⼀个不应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