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角|于文明被查:“抗疫神药”背后的权力寻租


2025年12月16日,国家监委正式通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于文明因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被依法没收全部违法所得,涉案问题及财物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这则通报,揭开了于文明这位深耕中医药领域35年的行业“掌舵人”的权力寻租的黑幕。
纵观于文明案的核查轨迹,疫情期间“抗疫神药”连花清瘟的非常规上位是关键线索,一步步串联起其违纪违法的完整轨迹,成为撬动该案查办的核心突破口。
从笔杆子到行业掌舵人
于文明的职场生涯,始终与中医药行业深度绑定,从基层记者到全国行业管理者的跨越,既积累了扎实的行业认知,也逐步掌握了足以左右行业走向的核心权力。
1963年出生的于文明,怀揣医学硕士学位踏入职场,1988年入职中国中医药报社,从一线记者、编辑做起,凭借对行业动态的敏锐把握,逐步晋升至中药与通联部副主任,十年的媒体从业经历,让他摸清了中医药行业的宣传逻辑与资源分布,也搭建起初步的行业人脉网络。
1997年,他跳出媒体行业,调任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主任,深耕十年间,全面参与中医药技术推广、资源对接、项目落地等核心工作,熟悉行业资源调配的关键环节,为后续执掌行业监管权奠定了基础。
2004年,于文明迎来仕途关键跃升,出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自此开启长达19年的行业监管生涯;2018年6月,正式出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登顶行业管理核心岗位,手握药品注册审批、诊疗方案制定、科研资金分配、行业政策出台等关键职权,涵盖中医药研发、生产、流通、推广全链条,直至2023年7月卸任。
任职初期,他还能坚守公职人员廉洁底线,聚焦行业发展履职尽责,但随着权力越来越大、话语权越来越重,面对中医药领域巨额的市场利益诱惑,他逐渐迷失了方向,理想信念悄然滑坡,将公权力视为个人谋利的工具。
官方通报显示,其违纪违法行为覆盖2004年任副局长、2018年任局长至2023年卸任的全周期,且在党的十八大后反腐高压态势下仍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违法,从最初的接受宴请、收受礼品,逐步演变为主动干预审批、定向输送利益,廉洁防线一步步崩塌,最终深陷腐败泥潭。
更值得关注的是,于文明曾兼任农工党北京市委会主委、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作为民主党派人士,其跨界任职,体现了多党合作的治理格局,也让他获得了更广阔的权力空间。作为民主党派任职的中管干部,于文明本应恪守公职人员职业操守,却无视党纪国法约束,其腐败行为不仅葬送了个人前程,也损害了民主党派人士参与国家治理的良好形象,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神药” 的反常操作 暗藏线索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医疗资源紧张、特效药匮乏,中医药作为抗疫重要力量逐步走进公众视野,连花清瘟系列中药快速崛起。这背后,看似是中医药抗疫的成功实践,实则暗藏诸多不合常理的操作,这些反常之处,成为日后核查于文明违纪违法问题的核心线索。
正常情况下,一款中药新品从配方调整、临床验证到获批生产,需经过严格的安全性、有效性检测,完整流程至少需要1-2年的时间,即便在疫情应急防控期间,应急审批也需要完成核心的临床验证、专家评审等环节,确保药品安全有效;而连花清瘟仅用15天,便完成了从配方优化到规模化生产的全流程,其推进速度远超同期所有应急医疗物资与药品。
行业罕见的“速成奇迹”背后,离不开于文明的直接主导与推动。
更反常的是,连花清瘟的政策背书与审批放行完全“无缝衔接”,且全程绕开常规审核流程。
2020年1月,《新冠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首次将连花清瘟纳入医学观察期推荐用药;而此时,该药品尚未完成针对新冠治疗的核心临床验证。此后,连续六版诊疗方案均未剔除该药品,2022年发布的第九版诊疗方案更将其升级为确诊病例轻、普通型推荐用药,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码。2020年4月,在缺乏完整大样本双盲实验数据的情况下,火速批准连花清瘟增加“新冠肺炎轻、普通型治疗”新适应症。而双盲随机对照试验,是国际公认的药物有效性金标准,是药品获批新增治疗适应症的核心依据,该环节的缺失,让连花清瘟的疗效始终备受争议。
事实上,这一系列非常规操作,并非行业专家集体决策的结果,而是于文明个人权力干预的产物。
据了解,连花清瘟纳入诊疗方案、获批新增适应症等关键环节,均未按正常程序广泛征求全国多学科医疗专家意见,也未开展全面的疗效论证,而是由于文明直接拍板定调,通过行政指令推动相关部门快速落实,形成了“行政干预替代科学评审”的特殊通道。
期间,于文明还多次亲自为连花清瘟“站台”,在行业研讨会、产品推广会上公开称赞其抗疫效果,称其“为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刻意放大该药品的临床价值;而同期其他同样具备应急抗疫潜力的中药品种,均未得到同等力度的政策支持;这种明显的差异化对待,让权力寻租的痕迹愈发清晰。
对此,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曾公开发声,抨击“疫情期间不容假药趁火打劫,不宜强行派送未经科学验证的中药”,丁香医生等权威医疗平台也明确发文指出“连花清瘟无法实现预防新冠病毒的效果”,但这些专业质疑均未能撼动连花清瘟的官方推荐地位,背后正是于文明的权力庇护,也让外界对二者之间的利益关联产生了强烈怀疑,成为纪检监察机关介入核查的重要契机。
“神药”背后的权力寻租
连花清瘟的非常规上位,直接催生了以岭药业的百亿暴利神话。而这一神话的背后,是于文明利用公权力搭建的“政策背书→市场垄断→资本获利”完整利益链条,也是其涉嫌受贿犯罪的核心事实依据。
数据显示,2019年,连花清瘟的年销售额仅约17亿元,在中药市场中并不起眼;2020年被纳入新冠诊疗方案后,销售额飙升至42.56亿元,同比暴涨近150%;2021年前三季度销售额再创新高,突破30亿元;2022年上海、北京等多地疫情反弹期间,该药品需求激增,单月销售额屡创新高,巅峰时期直接带动以岭药业市值突破千亿,创始人家族财富实现爆发式增长。
销售额的暴涨,完全依赖于于文明主导的政策红利。
纳入国家新冠诊疗方案后,连花清瘟不仅顺利进入医保报销目录,成为各级医疗机构的强制推荐用药,还被纳入多地政府采购清单,成为社区防控、集中隔离点的“标配物资”。2022年上海疫情期间,日均调配400万盒连花清瘟发往上海,大量资源、医保资金向该药品倾斜;而以岭药业则借助这一契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价格,赚取巨额利润。
于文明还利用自身职权,推动连花清瘟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销售,要求各地中医药管理部门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医疗机构、药店优先采购、销售该药品,进一步巩固了其市场垄断地位,为以岭药业源源不断输送利益。
随着案件核查的深入,于文明与以岭药业之间的隐秘利益逐步浮出水面,印证了“政策换利益”的核心线索。
于文明任内与以岭药业创始人吴以岭交往密切,多次共同出席行业会议、产品推广活动,私下也存在频繁接触,远超正常的工作往来范畴。同时,于文明的亲属经营活动与中医药行业存在深度关联,其亲属名下企业曾涉及中药产品销售、行业资源对接等业务,而这些业务与以岭药业存在间接的合作关系,疑似通过亲属代持、关联交易等方式,收受以岭药业输送的好处费。
此外,检察机关还重点追踪了以岭药业的销售返利、关联企业资金流向,以及于文明及其亲属的银行账户、房产、理财等资产变动情况,发现多笔资金流向存在异常,与连花清瘟的推广节奏、政策支持节点高度契合,这些线索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成为认定于文明涉嫌受贿犯罪的关键依据。
除了连花清瘟相关的利益输送,以该线索为突破口,纪检监察机关还顺藤摸瓜,查清了于文明在其他领域的违纪违法事实。
在药品注册审批领域,他还为多家中药企业在新品审批、产品注册证书延期等环节提供便利,降低审核门槛、加快审批进度,非法收受企业财物;在科研资金分配领域,他将年规模超百亿的国家级中药创新科研资金,定向倾斜给关联企业,部分资金被违规挪用,最终流向个人及亲属口袋;在廉洁纪律方面,他长期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高档宴请、异地旅游,收受大量名贵礼品、礼金,纵容亲属利用自身职权谋取私利,形成“家族式腐败”格局;在组织纪律方面,他未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刻意隐瞒与企业的利益关联,试图规避组织监督,全面触碰纪律红线。
(原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