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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人物|毒死小狗获刑4年,Papi妈妈漫长的追凶

CDT 档案卡
标题:毒死小狗获刑4年,Papi妈妈漫长的追凶
作者:阿尔莎
发表日期:2025.12.10
来源:最人物
主题归类:动物保护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2025年12月11日,在经历漫长的1184天后,“Papi妈妈”Penny终于等来了一个结果:

被告人张某华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张某华当庭提出上诉。

这天的北京低温零下2度,前一天的凌晨3点,睡不着的Penny在社交媒体上发:注定是个“输”,Papi回不来了,但希望能“赢”。

如今,她等来了这场“注定是输的赢”。

在过去的3年里,Penny的人生时钟几乎停摆,她不再考虑30岁后的就业危机,放弃工作,翻遍裁判文书网,查无可查后,决定自学刑法。网暴也从此刻,如影随形。

而这一切的起点,要回到2022年9月14日,抢救台上,一只小狗疑似中毒去世。几乎没人注意到它们。在一座住着2000万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少有人在乎一只小狗的离开。

小狗叫Papi,是只步入老年的西高地白梗。他有双圆溜溜的眼睛,到离开时依旧努力睁得很大。如果当时平安走下手术台,几个月后就是它13岁的生日。

因为宠物殡仪下班,Penny把Papi抱回了家。小区楼下聚集着很多人,有人把手机怼到她面前,一边拍一边喊:“快看呀,北京朝阳区首开畅颐园小区投毒了,狗都死啦。”

那一天,小区内有11只宠物狗中毒,其中9只死亡,另有两只流浪猫死亡。

Papi回到了它的小床,盖好被子。Penny一夜不敢合眼,她的手一直在抖,内心却无比坚定,抓到凶手。

5个月后,她和小区受害犬抚养家庭组成了前所未有的11人起诉队伍。11只中毒犬,11份起诉书。

这成为北京甚至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第一例走到刑事诉讼阶段的宠物中毒案。也在社会层面上,引发诸多关于“养犬行为”的讨论。

理性之外,质疑与网暴也层出不穷:连人的事情都管不过来,还要管狗的事情?

对此,Penny回应:“我想告诉大家,这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一共有11位受害人,11个破碎的家庭。”

如今,Penny等来了一个结果,虽然被告当庭提出上诉,一切尚未结束,但在偌大的城市里,Penny终于为那些被毒死的小狗们,掀起了一点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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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哭声、惨叫声此起彼伏的一天,是Penny永远忘不掉的日子,2022年9月14日。

从小区附近的宠物医院,到几十公里外需要花费上万元血透的顺义宠物医院,都是同一个小区的居民和他们正在抢救的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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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只不满周岁的幼犬、怀孕的母犬和陪伴超过10年的老年犬,先后被送上抢救台。很多小狗前后15分钟就没了。

秋田犬“秋天”离开后,它的主人因痛哭缺氧,眼部剧痛被救护车带走,此后半年没能上班。

老年犬黄黄做完血液透析,不到十分钟便离开了。它是只流浪狗,两个月大时被现在的主人收养。互相陪伴的13年,老人为他做了被褥、枕头,一家人从未让黄黄在地上睡过觉。

现在,Penny眼看着黄黄被家人裹着医院给的小毯子抱走。黄黄家中的老人,因打击过大而住院。

排在黄黄后面的是Papi。毒发后,它坚持了六个多小时,连抢救的宠物医生都惊叹于Papi的求生意志。

晚上六点多,血透结束。Papi开始抽搐,四肢奋力地划着,像溺水者努力想浮出水面。它又坚持了半个多小时。

Papi一直都很勇敢,从前打针都一声不吭,现在,它仍是年纪最大坚持最久的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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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Penny还是收到了医院递来的毯子。

19:10,Papi不再抽搐,圆溜溜的眼睛却没闭上。Penny摸了摸手里的毯子,很廉价的质感,又哭了,她替Papi觉得委屈。

她从来都把能够到最好的一切给P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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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i,在西班牙语里是好兄弟的意思。2010年,妈妈把两个月的小狗带到她身边,她为它取名Papi,把它当兄弟,再后来视作她的家人、孩子。

他们互相陪伴了12年,一起上山、看海、爬长城。Papi7岁步入中老年后,出行有了作为代步工具的小推车;查出高血脂和轻度的肾衰竭后,食谱新增了果蔬、鱼油和辅酶Q10,以控制体重。

Penny的分离焦虑一天比一天更重。每一天睡觉前,听着Papi微微的鼾声,她都在祈求时间再慢一点。每一年,Papi的检查费用比她自己的还高。

如今她的小狗走了,裹住它的怎么会是一条这么差的的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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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ny又看了看Papi的病理报告单,上面写着:“肝脏指标升高,血钾过高,肌酸激酶升高,高度疑似中毒”。

这和Penny的猜想吻合,她猜到这明显无疑的非自然死亡,极大可能是有人投毒。

当天早上八点,她例行带Papi出门散步。十点,她收到小区朋友迟来的提醒,小区已经死了三只小狗,疑似中毒。

两小时后,Papi开始呕吐、吐血,浑身抽搐,送医抢救。

Penny在半小时后赶到,并立刻拨打110。医生透露,上午已经送来十几只,医院救不过来了。

她将医生的嘱托转发到小区住户群里,“赶紧通知小区物业,不要再遛狗了,或者是戴上嘴套”。

连发三遍提醒后,立刻有个叔叔回应了Penny。这是Penny联系到的第一个中毒犬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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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Penny将Papi转到几十公里外可以全身换血的医院后,又遇到了同小区的黄黄。

夜里,Papi以几乎是最残忍的方式离开了他。

怀里的Papi似乎重了很多,Penny手一直在抖,几乎抱不住它。它的脖子为了扎针插管,用棕色的弹力绷带缠了五六层,如今就像要断掉一样。

Penny把Papi放回了它的小床,盖好被子。

家已经不是家了,像是不可言说的犯罪现场,到处是Papi吐的血、呕吐物和失禁时的大小便。

Penny想起了过去快速划过的投毒新闻。

全国各地,毒杀犬只事件时有发生。内蒙古通辽市,8只宠物狗吃下掺有鼠药的熟鸡肝块死亡;黑龙江牡丹江市,11只宠物犬被投毒致死;四川成都、云南昆明,小区宠物狗接连被投毒致死,且发生了不止一次……

那时她总抱着侥幸心态,不敢细看。这一刻,看过的新闻,过去从事记者的经验让她意识到,这是故意投毒,且投毒者大概率就住在这个小区。

Penny掏出手机,快速联系警方进行尸检、联系殡仪。她的手一直在抖,内心却无比坚定,一定要把人揪出来。

想讨回公道的不止Penny。那一天,她当时所在的畅颐园小区共拨出了24个报警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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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开畅颐园小区只有三栋楼12个单元,一天里却有11只宠物狗疑似中毒,9只死亡。这在整个小区内引起了恐慌。

中毒犬的主人们拼凑信息后发现,有交集的地方离小区儿童游乐场只有半米远。许多孩子每天在此玩耍。

家长不敢再让3岁的孩子在楼下逗留,几个月的时间里,抱着孩子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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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宠物的人,出门把自家小狗牢牢抱在怀里。投喂流浪猫的阿姨发现,小区的流浪猫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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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事件后,楼下出现了很多走访调查的便衣警察,询问有没有看到谁跟谁有冲突之类的问题。Penny后来得知,朝阳重案组四个队全部出动了。

她也每天在小区里绕,绝口不提受害者的身份,找机会和所有人聊,终于从刑警口中得知小区里被投放的危险物质名为氟乙酸,剧毒,属国家明令禁用的化学品,不能在市场流通和售卖。

零点几毫克氟乙酸即可致成年人死亡,对于Papi这样的小型犬来说,闻嗅即可致命,哪怕戴好嘴套也不能幸免。

半个月后,65岁的男性业主张某某因涉嫌故意投放危险物质罪,被抓获归案。

张某某后来在法庭上交待,他在市集买了鸡脖子,将吃剩的鸡脖剁碎,浸泡在氟乙酸药水里,撒到人来人往的车棚门口和儿童乐园附近。下毒是因为孙女不喜欢小狗,且他的三轮车曾被狗撒尿。

但北京市六环路以内禁止正三轮摩托车通行,且据Penny所说,嫌疑人的车一直停在小区内阻碍消防通道的地方。与这些违规相对应的是,中毒的小狗都有狗证,办了正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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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最初以“被故意损毁财物案”受理,确定是氟乙酸后,变更为寻衅滋事罪。法律是Penny的知识盲区,她想知道是否可以数罪并罚,却发现各方都讲不太清楚。

Penny又在新闻和裁判文书网里寻找可参考案例。大量检索后发现,北上广深宠物中毒的新闻,仅可以检索到警方立案,但都没有下文,裁判文书查无可查。

她联系身边的大V、咨询北京头部的刑事诉讼律师,自学走法律程序和搜集更多有利证据的方法。但更细节的问题,他们都无法给Penny一个答案。

最近许多网友发给她的黑龙江宠物中毒被判刑案件,她在事发时,就已经仔细研读过公开卷宗,两案有太多不同。

没人接触过这样的案子。这是一个发生在一线城市的,与杀人放火、诈骗……都无关的,由宠物中毒而立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哪怕是置身动物保护领域的律师,答复依旧是:第一次经手这样的案子。

善恶有报,Penny想要投毒者坐牢。摆在面前的卷宗和答复却告诉她,此前宠物中毒事件被刑事立案的少之又少,多数投毒者并没有受到实际刑事处罚,多是取保或赔钱。

接下来的路并不好走。Penny没有犹豫地继续为Papi而战。

没有可参考答案,她可以耗上自己的人生来寻找、答题。

她买来《刑法》《民法典》《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从基本法看起,逐字逐句寻找适用的法条,将法律真正当作自卫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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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法律的同时,她还有件更重要的事,连接11人的起诉队伍。

中毒犬的主人陆陆续续进群。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小狗讨回公道,可其中有人上了年纪不知所措,有人忙于工作没有空闲时间,有人受制于经济压力。

她做好起诉状模板,一家一家去聊。其中50%是中老年人,个别打字、认字都受限制,他们嘱咐Penny:“闺女,你别给我打字儿,你给我发语音。”电话沟通成本非常高,解释时间以小时起步。

Penny把所有人当作工作的甲方,不断去调整要求,直到每一步大家都能达成共识。

事发一年后,最后一个中毒犬的抚养女孩进入中毒小狗的受害群。她不善社交,却实在放不下她的小狗,于是在小区群询问:“一年前的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不了了之了吗?”

Penny问女孩,要不要起诉,对方立刻回答:“要”。

11只中毒犬,11人组成起诉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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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Penny收到的立案告知书显示,朝阳分局以张某某“投放危险物质罪”正式立案。2023年1月,朝阳法院正式立案。Penny等11名受害人的起诉书也陆续提交。

这是北京第一例走到刑事诉讼阶段的宠物中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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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后,Penny终于有时间停下来,去趟医院了。

此前的四个月里,Penny的时间被超负荷排满,每时每刻都在崩坏边缘徘徊。

她的爸爸急需手术,住院又和退休前手续办理等时间冲突。2022年在小区进出都困难的情况下,她作为独生女,不得不独自据理力争,帮父亲协调退休问题的同时,3个月里接连为父亲安排好两次心脏手术。

工作也在继续。Penny当时是国内某头部影视公司的骨干员工,恰逢负责的项目杀青上线,出品人、演员到视频平台的负责人,无数人无数消息等着她处理。

Papi离开后,Penny没睡过一个好觉。她整夜失眠,心率加快,耳鸣、发抖。人生第一次,Penny为了能呼吸,在家里准备了许多氧气瓶。

靠着吃药,她才能在天亮前后,勉强睡一会。有时候,梦里的尖叫声会把她吵醒,睁开眼,却再也没有Papi能感受到她低落的情绪,把爪子搭在她身上。

在梦里,Papi从没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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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i离开的第一周,她瘦了10斤,之后暴食又胖20斤。睡不着觉的凌晨三五点,她控制不住地大量进食,直到需要吃胃药时才能停下,也不止一次地走上天台。

她并不怕高。20多岁时,她爱玩敢闯,蹦极、跳伞、飞机跳、大风天开快艇,潜水到十几米的海下。

她不惧怕挑战,从体制内跨界互联网影视行业,主持年会,举办沙龙做演讲人,采访名导、明星。

现在,她的人生却相对静止了。2023年1月底,Penny确诊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决定放下手中所有工作。朋友们发来的关心的、安慰,她无力回复,许多信息至今停在2022年或2023年的某天。

把她拉下天台的是Papi。她记得Papi尸检后,腹部那条被潦草缝上的口子、勉强才能合上的眼睛和裹着它难以形容的黄色袋子;记得收到Papi骨灰那天另外到来的三个快递,全部与Papi有关,里面装着原本打算带它中秋去阿那亚看海的海魂衫和救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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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ny走下天台,按下工作、生活和社交的暂停键,只有关乎Papi的进度在持续加载。

她在重度焦虑和抑郁中,克服生理本能,苦读刑法,动力只有一个,让投毒者依法量刑。

后来,在宠物中毒最常用也最重的故意投放危险物质罪之外,Penny在《刑法》里发现了投毒人的行为可能还触犯了第125条里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若“非法买卖、运输、储存原粉、原液、制剂500克以上”或“造成公私财产损失20万元以上的”,属于125条里“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2023年2月,11人递交起诉状,要求“判处被告人故意投放危险物质罪,寻衅滋事罪,损毁他人私有财产罪,数罪并罚”;要求赔偿11个起诉人抢救费和精神损失费等。

Penny不止一次打电话询问开庭时间,对方最开始说大概在2023年3月,4月,最终延后至10月。2023年10月26日,案件在朝阳区人民法院温榆河刑事法庭开庭。

11个起诉人,全部到场。此时,距离11只小狗中毒死亡已过去一年零一个月。

开庭时,书记员得知投毒案是个狗的案子,一时没反应过来,“在法院待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听到狗中毒的事情还能走到刑事案件,没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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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现场,犯罪嫌疑人无悔罪表现,坚决拒绝所有赔偿。过去一年多,他和他的家属也从未对小区居民表达任何歉意。

宠物主中,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第一次看到被告,控制不住情绪,在发言时已哭作一团。Penny看到,对方律师笑了笑,好像浑不在意。

Penny作为原告代表发言,坐在了公诉人旁边,成为除法警外,离被告最近的人。她也是原告席最冷静的一个。

因为法官的锤子已经敲了无数次。她不敢回忆,不敢落泪,强制自己跳出受害人角色,去安抚他人。她必须像正常人一样,才能去提问,才能不剥夺发言甚至旁听的资格。

中场休息时,对方律师告诉Penny:“我觉得你就应该当律师。你不考司法,太可惜了。”

法院的工作人员则告诉她,“以你的性格,我觉得你一定可以成的。”

可Penny翻阅卷宗、自学刑法以及她的冷静、口才,并没有等来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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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走出法庭,Penny发现,大门外,大家也都在等结果。

那天清早,许多人从全国各地赶来,得知庭审没有任何旁听席位,就守在门口。法院门前连把椅子都没有,公路上只有野狗在三两成群地散步,可他们在北京10月末的大风里,没有吃饭,一直站到了现在。

Penny的眼泪瞬间落下了。

案件并未当庭判决。

被告的实际量刑,要根据其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即“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因目前该案未造成人员伤亡,是否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要考虑鉴定价格和因投毒产生的就医费用。

这正是难点,11只受害犬的司法鉴定价格至今没做成功。因为所有小狗没有血统证,司法鉴定失败的理由写着:缺少鉴定参数。

Penny打电话给北京相关鉴定部门,对方的反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人给狗做鉴定的。”

抚养人们精心照顾的小狗,每年营养品价格上万,抢救费用上万,只因它不是名车、字画、古董文玩,所以哪怕Penny四处争取了两年,小狗们的价格依旧无法鉴定,无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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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人依旧在为所有人“没听说过”的案子坚持。一审后,他们决定请个律师,不再这么被动。

找律师、确定、签字,也是Penny带着律师一家一家去聊的。为此,她必须重返案发小区。

Papi离开后,她一夜夜睡在朋友的车里,搬家恰逢司机和保洁感冒都不能来,她宁愿和朋友来来回回搬了20多趟,也不愿在那待一天。

重回故地,Penny又想起了Papi。

世面见多了,Papi早早学会了享受狗生。在公园散步时,它会把脚搭在塑胶跑道上面,而不是兴奋地扑进草坪撒欢。它已经能清楚分辨水泥地、草坪和跑道哪个脚感更好,夏天草里是否打过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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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里,很多人养了新的小狗,依旧是原来的品种,用着原来的名字。没人能彻底从伤痛中走出来。

而Penny无法再拥有一只小狗了。Papi就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她无法承受类似悲剧再来一次的风险。

“我总说没有人能共情我做的事。你把它想象成一个 13岁的小男孩,疼痛、抽搐、惊惧、尖叫、吐血、大小便失禁,整整将近 10 个小时,或许你才能共情我的痛苦。”

Papi离开的日子里,投毒者被关在看守所 ,Penny也被迫一起关着。

没人限制她的自由,她手脚的无形枷锁是她亲手戴上的。她不敢出门,活动范围限定在一日能往返的京津冀。判决书可能在任何一个工作日给到,如果结果不能接受,她必须在3个工作日内递交准备好的抗诉材料,且快递只能走中国邮政。如果人在异地,根本来不及。

而且出去去干嘛呢?近几年,她偶尔出门,在山里哭,在海边哭,在前往目的地的高铁上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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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朋友劝Penny,即便对方判4年,你都已经赢了100% 的养宠人。目前宠物刑事案件最重判刑3年7个月。

Penny不想要这样的胜利。她的诉求始终如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查清案子。

抢救台上,Papi坚持了最长的时间。Penny则押注了更长的人生,既然有法可依,那当然得求个公道,讨个公平正义。

在此之前,她的生命卡在这里无限循环,她的名字只剩下一个,西高地Papi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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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暴从Penny为Papi讨公道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她给小狗讨公道,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部分人的“靶子”。

她在直播时回忆起最后一次抱着Papi的场景,哽咽着苦笑,被人骂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她半夜哭到控制不住,被人骂哭着作秀。哭笑说话都是错。

时间久了,Penny可以根据谩骂内容,判断网暴者性别。一方攻击的点是恶犬伤人、不文明养犬。另一方骂人的每一个字眼都是只跟女性相关的器官和疾病,且在男性身上并不通用。

上个月,她的私人信息被发在人肉爆料群,她发现后立刻去派出所报案,执法者觉得不可置信:“你确定吗?你不认识他?你确定你跟他无冤无仇没有见过吗?你们是素不相识的这种陌生人吗?”

答案是素不相识,无冤无仇。网暴的男人发现Penny真的去警局报案后,立马把她拉黑,并更换了头像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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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来自求助者的道德绑架。

最初,只要有人求助,Penny半夜两点也会给出私人手机号,彻夜长聊。但他们总是很快就没了消息,偶尔还有人在一段时间后拉黑Penny。

她渐渐明白,有些询问者不是想讨回公道,而是想让她帮忙权衡利弊。

心力实在有限,Penny决定只为Papi发声,如果帮人发声,对方至少得先坚持300天。

于是她又被指责作为小狗英雄,凭什么不帮忙?而在Penny看来,她不是什么英雄,没有神通,只是个自身难保的泥菩萨。

何况,她坚持1000多天了,至今还没有一个坚持300天以上的人来找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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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Penny碰到坏人最多的两年,也是碰到好人最多的两年。

有人想给她众筹,询问捐款通道,私信发口令红包。这些她从来都没收过。

有人为她提供未来工作的机会:“事情结束后,不嫌我们庙小,可以来工作。”这样的邀请,Penny已经收到了很多个。

常有陌生人发来上千字的安慰。每个人都告诉她,Papi只是结束了狗生,它会像一阵风,一道光或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回来,和你重逢。

安慰不是良药,Penny只想要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不久前,Penny将她的经历授权给了一个影视公司。还有一个团队想把它孵化成话剧。她有时会想象,如果电影能拍出来,上映那天,会不会就是投毒者刑满释放的时候?

开剧本会时,她发自内心地羡慕着主创团队。过去身处影视行业,她偶尔抱怨工作生活始终分不开。真正丧失生活两年后,她才意识到,那时再卷再累,身边都是能正常沟通的人,进度总是在向前推进,那才是正常的工作和人生。

不像现在,yes or no的选项里,她得到的答复永远是or。

Penny并不享受Papi带来的流量,也不想面对媒体一次次挖开血肉。但只有表达,才能让更多人看到,让Papi被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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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Penny也这么想。20年来养宠物的人从少到多,才有了这么多冻干零食和宠物友好的商场、交通,为小狗伸张正义的刑事诉讼也是一样。过去没有,现在很少,但她不是正在坚持吗?

Penny很喜欢《三大队》的主题曲《人间道》,歌里唱着:

“恶人还需犟人磨

我是你杀生得来的报啊

也是你重生的因果

为一口气 为一个理

为一场祭 老子走到底

……

我要白日见云霞夜里举火把

我要这朗朗乾坤下事事有王法”

Penny自认是个犟人,但不是向来如此。过去,她不是刚烈的性格,近几年的坚持,让她看到不合理的事,会主动站出来。

通过学到的刑法知识,她阻止过马戏团的动物表演,也成功举报过非法的狗肉产业链。“当你真正掌握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你会发现它真的很好用。”

她的《刑法》已经被翻到翘边。她发现,《刑法》是本太好用的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现行的法律法条就够用。

后来,有关注Papi案子进展的孩子妈妈真的买回了法律书籍,每天睡前陪着女儿读一章,希望孩子在未来遇到麻烦时,有能力用法律自保,而不是说一句“算了”。

能多影响一个孩子,Penny觉得太过于难得。她也想往前走,放手的前提还是那句话,坏人要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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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她非必要不出门,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化过妆,拍拍照,放松地过一天了。我们约在一个晴朗的的秋日。

微风吹过,她独自站在三里屯的街区,看着蓝天白云绿树,忽然有种特别抽离的感觉。

这是闹市的中心,是她曾经熟悉的地方,有着生活原本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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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布于 2024 年10月,今日重发,有删改。

每日人物|在大厂倒计时的年轻人

CDT 档案卡
标题:在大厂倒计时的年轻人
作者:瞻宇
发表日期:2025.12.7
来源:每日人物
主题归类:劳工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在当下的互联网公司里,有一小部分这样的年轻人,高强度的工作、高压的管理,让他们很难适应,但大厂的高收入、年终奖、光鲜的履历,又没法马上断舍离。

为了能在有限的忍耐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很多人选择用离职倒计时的方式,为这种煎熬设定一个终点。

我们跟11位经历倒计时的年轻人聊了聊,他们来自7家大企业,一个相近的感受是:工作强度从来不是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更多的是身为“工具人”的无意义感。

当倒计时成为获得解脱的念想,被工作撕碎的生活和自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拼接、重建?

“距自由还有327天”**

转正答辩结束后的第三天,李昕就买了一本立牌。

立牌白底红字,上面的小卡片可以翻页,像日历一样,一天翻过一页——她开始为这份工作倒计时了。

李昕就职于一家互联网大厂,做内容安全,主要对社交平台上一些重大、复杂事件中的言论加以甄别,给出判断结论。尤其是针对血腥、暴力、极端、违法违规的言论。但回到日常工作,她感觉自己成了公司系统里的“流水线劳工”。

李昕每天至少要对200条信息做回复。“如果单条信息你判断超过了5分钟,这条内容就作废,不算你做的。”但很多事件需要了解背景,起码是要花几分钟的,在“效率”的要求下,她只能舍弃这些环节,逼迫自己快速给出回复。

为了提升工作效率,公司设计了专门的办公软件。在这个岗位上,每人每天上班9小时,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是被精确统计的,系统会随时对每个人的工时排名,排名靠后的人会被约谈。

有一次,李昕肚子不舒服,上厕所多花了些时间,她怕工时受影响,就把这个时段算作吃饭的时间,然后再把午饭打包回工位,边吃边工作。

“这套办公系统,几乎监控了我们在公司的每一分钟。”李昕说,就像是有摄像头在一刻不停地盯着你。工作累了,如果想直直腰、看看窗外的风景,她甚至会担心,这个瞬间是不是也不算工时。

在读研究生时,李昕看过政治经济学的书籍,里面提到:在工业时代,人被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 “突然觉得很可悲,我学了批判这套系统的知识,现在自己成了这个系统的一部分。”那段时间,她和同事经常自嘲“大厂里的富士康女工”。

看到那本倒计时立牌时,她才能感受到些许安慰,立牌橙黄色的背景光显得喜庆,每张小卡片上印着祝福语,“前程似锦”“万事胜意”“好运连连”……这原本是很多家长买给中、高考学生,鼓励孩子好好学习的。她上一次使用倒计时,还是备战考研,那时的辛苦是有限的,可工作呢?在这个岗位上,真的存在“前程”和“好运”吗?

她决定为自己这段职场经历设一个终点,在立牌上写下,“距离职还有327天”。后来,她把离职两个字改成了“自由”。

下面的空白处,她想了很久,补上一行字,“要快乐,过有意义的生活,热情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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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李昕买了一个可以倒计时的立牌。图 / 讲述者提供

开始倒计时后,李昕学会了把在公司的时间进行拆解。“把一天分为九个45分钟。”第一个45分钟结束,奖励自己去茶水间接水;过了第二个45分钟,起身去洗手间;挺过第三个45分钟,吃午饭……第三个时段刚过了一半,她已经忍不住向朋友抱怨,“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李昕原本以为,像她这种悄悄倒计时属于个例。“有一天一搜索,这样的人一大片。”很多人在社交平台打卡,倒数着离开的时间。评论区反应也很热烈,会有一连串相同的留言:“我也是”。

王宁就是其中之一。她在倒计时期间做了详细的规划,发在社交媒体上,每天更新进度条,督促自己,“写完之后,感觉终于找到解决方案了,不是一定达到什么结果的方案,是胡思乱想的情绪终于停了下来,有一种『总算开始』的放松感。”

今年10月,在上海一家芯片公司做战略研究的王宁,开始了她的离职倒计时。

年初从大厂跳槽过来,她原本以为不用再像上份工作一样频繁出差、失去周末,但几次连续15天的超负荷运转,让她再次起了辞职的念头。

“我的人生好像只剩下工作了,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王宁记得,那段连续加班的日子里,领导经常晚上11点打来电话,让她赶写报告。“我已经躺在床上了,告诉自己今晚一定要好好睡一觉,却不得不爬起来。” 有一次她没接电话,对方轮番拨打她的工作电话、私人电话、钉钉语音、微信语音,直到她接听为止,“我感觉生活彻底失控了。”

很多加班和会议都是无意义的,而且经常在饭点儿,每次都要两三个小时,“我们饿得前心贴后背,领导在上面畅想未来,画饼。一场会3个小时,只有15分钟有效。”王宁经常拿着电脑做自己的事情,眼睛往旁边一扫,发现大家都是这样。

倒计时后的第11天是个周六。上午9点,王宁就打开了电脑,准备线上会议。会前领导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她没听到。后来才知道,那通电话是通知所有组员:去公司。那天公司电路维修,停电,她后来听说,上司拉着几个人一起爬楼梯到11层,“摸黑”长谈。王宁试着夺回自己的周末,开会期间,她“摸鱼”在网上买菜。

“倒计时像一针强心剂,让我没那么在意工作上的事情。工作不开心时,想想我的倒计时,生活的念想也就强了一些。”

“职场哲学”与“胡萝卜”

刚入职时,很多人都能体会到大厂带来的光鲜。

李昕也有过一段时间“好日子”,入职之初,工作强度不大,大多能准点下班,她会去公司提供的免费健身房,运动后在公司洗个澡,再打包免费的晚餐回家,“一日三餐都是免费的,烤鸭、小龙虾……每天的菜单都不一样。”她住在公司附近,骑车20分钟,公司为此提供了每月1500元的租房补贴。

回家后,李昕把带回的饭菜、水果分享给合租的室友,室友笑称,“一人在大厂,全家都受益。”

去年刚来到大厂时,张瑞也发出过感慨,“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地方,像电视剧里一样。”

她的生活被圈定在公司周边三公里内。“这里几乎可以承包你生活的一切。”各地风味的食堂档口、内部按摩店、咖啡厅,甚至有托幼中心;可以用积分排队申请的免费公寓,“抛开工作内容不谈,大厂为员工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办公环境”。

入职时,张瑞已经过了35岁,她没想到大厂的门还能朝自己开放。当初向这家电商类互联网公司投简历后,她没抱什么希望,甚至在HR打电话邀约面试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这是骗子吧?”

几轮面试后,她获得了这份年薪近50万元的工作。但入职后不久,她就开始感受到了团队的生存哲学。

张瑞被分配到一个边缘的项目,每天写通告。之前从事媒体行业多年,她积累了丰富的人物、故事采写经验,也会拍摄剪辑,现实的感受却是:“我的专业积累,怎么一点也用不上呢?”

而且张瑞发现,很长一段时间里,主管无论说什么,四周回荡的都是“收到”“好的”,有一次,她在业务上提出不同的建议,领导直接回复,“不要再说了,执行就行了。”

有件事让她印象深刻。一次,领导把同事文章的标题改成了病句。她悄悄提醒同事,对方说:“没必要反驳,领导说1+1=8也是对的。”她后来看到关于“职场哲学”的另一种形容——“领导说他会飞,我都会让他注意安全。”

她尝试“学习”这种生存方式,“提建议太消耗精力了,又不会带来任何改变。”但仅仅忍了一周,当领导再次“不切实际”地指责她没有强势敦促合作方时,她没有再回复“好的”,而是打了一段话解释。“我尊重领导的管理,但我更尊重常识。很担心,总接受1+1=8的人,可能很快就想不起来1+1为什么等于2了。”

“我觉得自己正在被工具化。”原本想着自己的专业技能在新的公司能发挥价值,没想到,最后的价值,只能核算成“现在还能赚到多少钱”。她提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写到的“临时生活”,“我也在过着这样一种临时的生活。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而且它很快就会结束。正因为有倒计时在,这一切才显得没有那么不可忍受。”

张瑞给离职倒计时设了三个节点:第一个是她入职满一年的日子,这在职业履历中,意味着在大厂有稳定的工作经历;第二个是2026年元旦,代表着新的一年;最后一个在明年2月,公司发放年终奖的日子。

第一个倒计时归零的第二天,她坐在工位上,一股莫名的疲惫涌来。她问DeepSeek,得到的回答是:“就像跑马拉松时看到‘最后一公里’标志,反而觉得更难坚持。”

访谈中,很多受访者都将倒计时的终点定在(财)年初,也就是拿到年终奖之后。大厂的年终奖通常是三个月薪水,一位受访者所在的公司,如今招聘网站上已标为19薪——相当于年终会发七个月工资。对那些仍在“熬着”的打工者而言,它就像悬在眼前的胡萝卜,支撑他们继续奔跑。

“年终奖,本是对员工过去一年工作的激励,但对于倒计时的人而言,它更像一道枷锁。”一位受访者说。

对李昕而言,她必须拿到年终奖,跳到大厂的这段经历才有价值——这里给到的薪水,比上一份工作涨了25%。李昕细算了这笔账,每月的实际收入几乎和过去持平,“全都涨在年终奖上了”。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熬。

快到30岁时,李昕才意识到了积蓄的重要性。入职大厂前,她做了一次手术,需要缴纳3万块押金,可当时卡里只有一万多,不得不找朋友借钱。那件事让她决定开始攒钱,“万一我或者家人生病,至少能拿出钱救急。”

相比之下,王宁的计划就充满了不确定,她的倒计时截止日,是入职满一周年之后。去年,公司为了防止员工在拿到年终奖后集中离职,特意把奖金分成两批发放,“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撑到那时候。”

而对孟怡然来说,倒计时最大的收获,是北京户口。可这个计划还没完成,疾病先找来了。

开始放过自己

孟怡然所在的这家互联网公司,以手机和新能源电车为主营业务。她的离职倒计时从365天开始,一年后的那天,是她与公司合同期满的日子。毕业时,公司为她提供了北京户口,签下协议,必须服务满三年。

2022年,她通过校招进入公司,有北京户口、两万多的月薪,孟怡然一度觉得自己找到了理想工作,高薪、体面。父亲原本希望她考公务员,知道大厂的优渥待遇,觉得“这条路,也可以”。更吸引她的是HR说,每天七八点钟就能下班。她也因此放弃了另外一家大厂。

这位程序员的痛苦始于2023年年底,她参与了一个历时整年的项目,年初时还是重点项目,到了下半年,大模型突然兴起,转方向势在必行。在年底的一次例会上,项目被突然叫停,“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前一天,她还加班到晚上10点。

项目最终没上线,一年劳而无功,年底她拿了一个低绩效——985名校毕业的孟怡然想不通,大环境的变化,部门决策的迟缓,让一个个潜心研究的年轻人背了锅。

不止于此,迟滞带来的焦虑感也层层传导。为了追赶进度,她的直属领导“24小时住在公司”,以前,领导会和她商量“这个事情能不能明天完成”,现在,口气变成了“今天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做完”。

有一次项目推进不顺,主管直接扯了把椅子,坐在她身后盯进度,一直盯到凌晨2点,“但他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开始倒计时后,孟怡然去了医院,听到医生说出“抑郁”两个字时,竟感到一阵轻松。“终于有人告诉我,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不够努力,我只是生病了。就像机器出了故障,它暂时没办法高速运转了。”

她开始调整,“努力地让自己觉得工作不那么重要了。”她每天中午去晒太阳,晚饭后命令自己去楼下公园溜达两圈,定期去上游泳课……可是高压一直在和调整对抗——好几次,她游完泳出来,工作群里蹦出很多@,领导加急呼叫她,“今晚一定要解决”,她心中咯噔一下,“不回去就完了”,不得不跑回公司加班。

医生给她开了药,但每次药效只能维持三四个小时。为了撑过整个工作日,她每天需要服用两到三片。复诊时,医生警告:“吃太多了,会形成依赖,必须停药、休息。”

在倒计时的日子里,孟怡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她休息了两周,翻看《雇佣劳动与资本》《毫无意义的工作》,阅读《曾国藩传》,“会从名人传记上找到共鸣。历史上很成功的人物,也经历过很迷茫的时候。过去我只盯着自己身上的问题,一直走不出来。发现大家都有这个阶段,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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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怡然翻看了很多书籍,想要转变心态。图 / 讲述者提供

她决定彻底放过自己,勇敢尝试傍晚六点准时下班。第一次实施时,她像逃走一般,“偷感很重”。同事间工位挨得很近,“电脑一关,椅子往里一推,大家就知道你吃完晚饭不会再回来了。但那时我只想赶紧逃离,已经没精力在乎别人怎么看了。”

下班后,她关掉所有办公软件的通知,“让消息也追不上我。”到后面,即使领导打来加急电话,她也平静回复:“我只能明天去公司给你解决。”

倒计时的计划中,李昕也开始学着放过自己——她的工作是倒班制,有两个时段,早7点到下午4点,下午2点到晚上11点,主管曾经口头承诺,尽量不让女员工加班到半夜12点之后。后来部门业务增多,又加了一个工作时段,需要通宵工作。领导的要求也加码了:员工不加班必须要报备。李昕尝试拒绝加班,很快,她因为“效率偏低”被叫去谈话。

“前程似锦”的立牌只能回家看,为了在公司的时间更好“熬”,她又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倒计时APP,除了离职日期,她还设置每周六倒计时、每月发薪日倒计时……当这种短暂的刺激快要失效时,她就开始算起了自己的存款,“无法支撑半年的生活。”

后来她干脆用最粗暴有效的日薪和时薪激励自己:一天的工资是800元,抛开吃饭的时间,每个小时100元,每分钟一块六。每当心理受到冲击时,她都会默念:“熬过这一分钟,就有一块六了。”

王宁采用的方式是转移注意力,饿肚子开会的时候,她想的都是倒计时里的小目标:存款要到32万,足够支撑她两年不工作;要把体脂率降到21%,不规律的饮食已经让她胖了15斤;编写一本料理书,这是她的兴趣所在,她的梦想是开一家餐厅……她写下了离职后最想做的事情:舒服地补个觉,躺平一段时间;回家陪父母和长辈;学习未来想进入的行业技能;持续健身,维持生活的秩序。

当心里和工作有个切割时,王宁的状态好了很多。有一次她出差回到上海,赶上下雨,迟迟打不到车,刚到家,又接到周末要开几场会的通知。她突然感到很难受,但还是“不自觉”地按照规划去看了书,更新了一页料理笔记。她在睡前喝了一杯酒,体脂率的进度或许因此倒退了,但能睡个好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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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倒计时后,王宁经常做饭,更新个人料理书。图 / 讲述者提供

“终点”前后**

当倒计时牌翻到第100天,孟怡然开始在飞书签名里“偷偷”更新剩余天数:99,98,97……“每天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仪式感”。

她发现,这个阶段,自己很少因为工作的事情痛苦了。偶尔情绪波动,她也能通过读书、跳舞让自己放松下来。

今年7月的一天,她收到了公司的裁员通知。一起被裁的同事本想再争取一下,他瞥了一眼孟怡然,发现她嘴角的笑容根本压不住。

裁员的日子,距离孟怡然倒计时8月份的终点还有一个月——她提前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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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5日,孟怡然开始倒计时。图 / 讲述者提供

在随后的过程中,这位一直在绩优主义环境下长大的“好学生”的收获是:原来不必事事都做得完美。“认真干到80分,也是可以的。”

更重要的,是不必纠结是否费更多心力做到90分、100分。要允许、接受人生不是高分、满分的状态。

张瑞捱过了倒计时的第一个时间节点,但她没有马上离职,虽然前段时间,经历了“但凡有人推我一把,我立刻就走”的冲动时刻,但她迎来新的消息:公司内部架构调整,主管可能有变动。或许可以再观望一阵儿。 “我觉得倒计时的本质,就是人不敢当机立断。所以这个过程,必然充满反复和起伏。”

马上就要40岁的张瑞意识到了年龄危机,“留给我的机会不多了,没有太多试错的空间。”此前,她的职业生涯是一道向上的弧线:从地方媒体到全国性的新闻媒体,再到如今的互联网大厂。“离开大厂之后我到底要干什么?如果这一步没有跳好,人生可能就走下坡路了。”

几年前,张瑞从地方媒体辞职,选择继续上学读书,也有对未来的迷茫,“但那时候我是有锚点的,有我一定要做的事情。现在,我还没有想好人生的下一个锚点在哪儿。”她想过未来的几种可能,去国际组织工作,或者攒一笔钱回老家写作,“但都还缺一个时机,而在此之前,我只能忍。”

当倒计时的日历牌趋近归零,并非每个人都有笃定的离职决心。多数受访者坦言,倒计时结束后,提离职的概率在50%左右。“到了那一刻,走或留,只是多了一点选择的自由,现在因为受年终奖的束缚,我连这种选择自由都没有。”张瑞说。

李昕有段时间停止了翻牌的习惯。每天数着日子过,反而加剧了她的焦虑,“时间走得太慢了。”去年10月,距离预设的“自由日”还有200多天时,部门内部调整,工作压力再度升级。她尝试和领导沟通,领导回复,“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你觉得承受不了,可以考虑公司内部转岗,离开现在的部门。”

李昕选择转去了新的业务组,加班的影子却依旧尾随着。会议常常定在晚上7点,甚至9点之后。

今年8月,手机上的APP提醒她,那个曾被她标记为“自由”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她重新核算了存款,“足够支撑gap一年了”。在“自由日”过后不久,她拿到了年终奖,选择了辞职。

找回自己

逃离了“工时压迫”,李昕首先收获了“时间自由”:在家里,她可以花两个小时安安静静地做顿饭,吃饭也完全不用再看表,被“系统”控制,“想吃多久就吃多久”。

在西藏和新疆漫游了一个月,无须苛刻地安排行程,走到哪儿算哪儿,她会面对着雪山呆坐半天,任由时间缓慢流淌,看到当地人随时起舞时,恍然想起快乐是如此简单;她重新拾起烹饪、健身、阅读,这些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她想做的事情,逐渐重建起生活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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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后,李昕独自去了西藏。图 / 讲述者提供

李昕看到一位同道中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离职进程,标题是“大厂牛马,存够300W(万)就离职,倒计时第203天”。

300万是她反复演算过的一个数字,能够靠利息维持未来生计。加上男朋友存的将近80万元,按照375万元,在年化4%的理财收益下,每年有15万元的收益,可以覆盖他们的生活开支。

这个数字,对在大厂工作一年多的李昕来说,遥不可及。但她也有实际的收获,她和男友在家人的支持下在顺义买了房,她自己拿出了10万元,“另外我还存下了10万元,这是可以暂时不工作的底气。”

李昕觉得自己没办法做到在大厂工作几年,攒几百万元“退休”。偶尔,她心中还是会浮现“之后做什么”的迷茫,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回自己。“要用一段时间,重新找回生活的能力与工作的动力。”

学者李晓天认为,不断扩张的互联网公司,总是强调“活力”,而这种活力在公司很多基层员工身上渐行渐远。“通过严苛、冰冷、细微的数据来衡量员工在工作中的价值,这在企业管理中是相当扭曲的。”

李晓天是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是劳动与性别、科技产业,也做过互联网公司人员离职的专项研究。他告诉《人物》,“当员工意识到,自己高强度的劳动只换来某个数字的微小上涨,却感受不到事情本身的价值,就会产生被剥削、被异化的感受。”

修养期的孟怡然,也曾尝试学习大模型知识,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但她发现自己再也找不到那种“通过学习,好奇心被满足的感觉”。她的男朋友在另一家大厂做程序员,每天晚上10点下班,只能靠打游戏到凌晨来放松,“连洗衣服这样基本的生活节奏都无法维持”。

她决定不再去大厂,“那个看似体面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束缚,我不想再为了别人眼中的体面,牺牲我自己的正常生活节奏。”

在大厂工作时,孟怡然才真正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想要过怎样的生活。她提到之前的人生选择,多用“随大流”来形容:高中时喜欢文学,对考古也感兴趣,但是因为“好学生都读理科,好就业”随大流选了理科;之后,又“随大流”考研、“转码”、进大公司。

如今她依然不确定自己想要做什么工作,“但我可以多尝试,采用排除法”。目前唯一确定的是,她热爱生活,要找一份不加班的工作。

去年春天,她骑电动车上班时,突然注意到路边的月季全都盛开了。“在那之前,我竟然毫无察觉。”她意识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通勤路上的自己处于无意识状态,注意不到落叶与新芽,“我好像变成了一个工具人,属性只有工作。其他时间就像关掉的收音机,接收不到任何外界的信息”。

她重新学会了生活,和朋友去了贵州,又独自走了川西。她做了美甲,染了金色的头发,“让别人能够立马看到我比较明显的变化”。仿佛重新长出了触角,去接触、感受新的东西。最近复诊时,医生告诉她状态稳定,春天应该就可以停药了。

如今,她终于能清晰地感受到,深秋的北京已悄然浸染在温暖的黄色之中。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极昼工作室|被反诈系统“误伤”的人,半年五次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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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你正在开会、通话或开车,手机突然停机;又或者身处一个完全陌生、没有网络也没有电的县城,突然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你该如何应对?

最近两年,类似遭遇发生在很多普通人身上。为配合反诈工作,电信运营商建立的大数据模型会在监测到号码使用异常时,自动执行“保护性停机”。

然而,模型触发机制不明、复通程序繁琐,“保护性停机”引发了部分用户不满和投诉。一些用户甚至将运营商告上法庭,试图揭开这套神秘的系统。

文丨魏芙蓉

编辑丨王珊瑚

CDT 档案卡
标题:被反诈系统「误伤」的人,半年五次停机
作者:极小昼
发表日期:2025.12.8
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主题归类:中国移动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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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机来得毫无预兆。今年10月,李敬背着行李,从尼泊尔一路颠簸三十多个小时的大巴,又徒步三小时,终于抵达中国边境口岸。他掏出手机,准备开启旅程的下半程,却发现——没有信号。

以为手机欠费,他又往里充了两百块,依旧毫无动静。李敬有些懵。

38岁的李敬算得上资深户外爱好者。这趟他精心规划的旅程里,先完成尼泊尔徒步,入境回国后,打算再继续前往珠穆朗玛峰、冈仁波齐。前半程顺利,但突如其来的停机,不仅打乱了他原定的行程,也让他接下来经历了一场现实版的“人在囧途”。

抵达口岸时,当天最后一班车已经开走;要叫车,只能打电话。没办法,李敬请求海关工作人员帮忙叫了车。

按理说,移动支付时代,只要还能上网,就不至于寸步难行。路上,他连着司机的热点付了车费,想着下车再找地方“蹭流量”。可晚上八点,他抵达下一个站点时,有些傻眼了。

珠峰脚下,海拔四千多米的聂拉木县一片漆黑,只有几盏路灯亮着。他抵达前两天,这里刚下过一场大雪,整座县城停电,街上散着些微弱的烛光。看不见行人,也没有开门的店,更别提无线网或热点。他在这座陌生的县城里几乎无计可施。积雪没过膝盖的街头,他哆嗦着拨通了移动的客服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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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拉木县的大雪,讲述者供图。

这通电话里,李敬第一次听说了“保护性关停”。客服解释:运营商系统检测到他的号码存在涉诈风险,为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对他的号卡暂停了服务。至于“风险”从何而来,他后来才从运营商工作人员处得知,是因为他转机时经过了曼谷。

突然遭遇停机的案例并不少见,也并非单家运营商的情况。近期同样被多家媒体报道的还有湖南一个医生的经历,从手术台下来后,他发现自己手机号莫名“使用异常”,理由也是“涉诈”,被关停二十多天,无法与病人取得联系,携带无犯罪记录证明才成功复通。

没有违法却被突然停机、甚至反复停机,普通用户频频遭遇“误伤”,引发了大量投诉和网络讨论。其中,频繁来电、去电被认为是最容易“中招”的情况之一。广东的李大爷忙着联系亲友筹备儿子婚礼,电话打着突然就断;江苏一位饭店老板,生意黄金期处理订餐电话时突然停机,急得几次往营业厅跑;还有频繁出差和电话业务密集的人,半年内五次停机……

电话打多了不行,打得太少似乎也容易出问题。小雨为了纪念去世的外公,三年来一直保留着他生前的手机号,每月按时缴费、保持一次通话激活,今年9月刚充完几百块,也突然被停机。

虽然运营商会为停机客户提供复通服务,但规则繁琐,存在诸多不便。李敬被客服告知,恢复服务需要完成实人实名认证,有三种方式:线上验证,前往就近营业厅或返回号卡归属地都可办理。

这些办法对他来说一个都行不通。营业厅停电关门。他手持身份证录制视频尝试在线复通,昏暗的路灯下,人脸和证件怎么都拍不清晰,验证一再失败。

他请求移动客服临时开放三小时的数据网络,“让我去吃顿饭、休息下,找车去下一个目的地就行”。可惜请求未被采纳,客服只表示已登记特殊情况,将在48小时内给予答复。

“(如果等)48小时我都冻死在这里了”。

最终,他使用手机的紧急呼叫功能报警。当晚十点多,在警察协助下,他终于入住酒店,结束了这一天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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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新疆公司公开道歉。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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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没有违法却被停机?许多遭遇突然停机的用户询问客服时,得到的答复往往相同:“触发了反诈大数据模型。”

这个所谓的模型,其实是电信运营商为配合“断卡”行动而自建的风险监测系统。2020年全国开展“断卡”行动以来,电信运营商也应法律要求承担了一系列反诈工作。

中国移动浙江公司从事数据分析工作的葛长伟曾在社交平台介绍,他们不仅要执行公安下发的涉诈号码停机指令,还得进行信令监控,在发现疑似诈骗行为时与公安联动及时阻断。同时,运营商还会根据用户的基础信息和使用行为构建反诈大数据模型,监测和判断号码是否可能被用于诈骗。

涉诈电话卡、“一证(身份证)多卡”、长期不使用的“睡眠卡”“静默卡”、境外诈骗高发地卡,以及频繁触发预警模型的高风险卡,都会被重点关注。工信部和公安部的相关通告也要求,对这些号码必须启动“二次实名认证”流程。

在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为用户办理“二次实名认证”,已成为近几年的常态工作。“这种用户每天都会来好几个。”广东一位营业厅客服说,大多数都是因为触发模型预警系统被停机。系统会将号码分为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只有低风险可以线上认证复通,中高风险则必须回到号卡归属地的营业厅办理。于是,他们经常遇到专程坐飞机赶来复通的外地用户。认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人证相符,“拍一下人脸、身份证,核对本人,签个名就行。”

不过,由于普通营业员并不直接接触反诈模型,本地系统也不会提示具体触发原因,所以他们无法回答用户最关心的问题:我到底做了什么才被停机?甚至有客服的私人手机号也被系统停过。面对客户的追问,他们只能根据日常遇到的情况总结出一些“可能的规律”:短时间内频繁拨号、短信量突然激增、新开户后马上在异地使用等。“新开户的停机概率最高。”

不明规则的模型像一道神秘无形的筛网。在长沙工作的律师梁秋毫至今想不通,自己给一个政府部门的办公座机拨打电话,怎么会被认定为诈骗呢?

两年前,她以环保机构志愿者身份向四川省市场监管局咨询事项。对方座机无人接听,她便在一天内连续拨打二十多次。随后,便收到了一条停机通知短信。

对她号码实施“拦截”的,正是四川移动公司的反诈大数据模型。事后她得知,由于自己号码在短时间内出现高频呼叫、接通率极低、且存在异地呼叫等“异常行为”,与线下常见的涉诈模式相似,所以被系统自动识别为疑似诈骗号码,并触发关停。

被停机后,她按短信要求尝试线上核验,却无法通过;客服又要求她回到号码归属地四川办理。因为身在异地无法立即赶回,她的手机长期无法复通。2023年底,梁秋毫以侵犯通信自由权为由,将四川移动公司告上法庭。

在她看来,通信权与人身自由一样,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一个号码是否涉诈,也应由公权力机关和运营商承担核验责任,而不是把举证的责任转嫁给个人。

而且,她觉得四川移动用来判断号码是否涉嫌诈骗的规则既不合理,也不透明。作为律师,她长期出差、异地频繁拨号是工作常态,若按这样的逻辑,她岂不是随时都可能面临被停机的风险?她希望四川移动能够优化监测模型,修改电话检测识别和风险等级划定规则,并向用户公开相关规则。

“这个规则决定了一个号码的生死,这么重要的规则,到现在完全不透明”。用户“错了”却不知“错在哪里”,她担心这样只会让反诈模型“误伤”的概率更高。

梁秋毫的担忧并非多虑。手机停机一年多后,她终于利用一次回四川的机会办理了复通。当时营业厅工作人员提醒她:号码刚恢复,最好先在成都使用一段时间,或找人代用一段时间,否则离开归属地太快,很可能又会触发模型。梁秋毫赶着回长沙工作,而且她认为实名制电话卡交给他人使用,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她最终还是带着刚恢复的手机号离开了四川。果然没过多久,手机号又因触发模型被二次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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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秋毫诉讼案中,四川移动在法庭上提供的停机依据。讲述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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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梁秋毫与四川移动公司的诉讼转为合同纠纷,经过两次审理,均败诉。法院认定运营商不构成侵权,并驳回了梁秋毫提出公开反诈模型的诉求。法院认为,根据现行法律,电信企业不承担公开反诈模型的义务,而反诈监测模型以打击违法犯罪为目的,本身具有保密性不宜公开。

对于是否应公开模型规则,通信专家马继华给出了相同观点:不赞同。“如果公开这些规则,最先利用规则的是谁?诈骗分子利用漏洞的能力太强了。”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近年来,各地依托模型确实侦破了不少诈骗案件。案发频繁,且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安徽一位营业厅客服感慨说,今年她所在的公司及时阻断了一起伪装成医院固话的电信诈骗。模型最初只是监测到当地某医院的固话异常,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排查,发现医院弱电井门被撬开,里面被人私接了一系列用于盗打的设备。他们立即报警,不久后警方将嫌疑人抓获。

观察近年来围绕运营商反诈措施的诸多投诉和法律纠纷,马继华认为,运营商需要在“反诈效率”与“正常通信权”之间找到合适的边界。技术手段确实能够提高电信诈骗的成本,但只要尺度把握不好,就可能出现两类问题:技术管控太宽松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管控过于严格又容易误伤普通用户。如何在其中确定一个相对可行、透明的平衡点,对运营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事实上,自“断卡”行动以来,运营商承担了最前线的治理任务,也面临相当大的压力。有运营商内部的安全专家接受《IT时报》采访时披露,工信部会将每个月的公安报警数量作为三大运营商的考核指标。“对于我们来说,号卡涉案率是非常重要的指标。集团内部考核越来越严,比如在同省的三家运营商中,按照之前的规定,我们若是排在前两名,都可以加分。但后来考核标准修改了,即使排在第二名也会被扣分。如果低于集团平均水平,同样要扣分。”

为了介绍运营商为反诈所做的工作,中国移动的工作人员葛长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曾公布过一组数据。以浙江移动为例,2024年仅该省的涉诈嫌疑模型识别出249万条线索,涉及200多万个号码,进一步筛查后,有9万号码被管理停机,另对38万个号码进行了呼叫限制。

葛长伟也承认,模型误伤问题严重,“误伤比例非常高,引发投诉无数”。对此他很无奈,“运营商内部能掌握的用户信息非常有限”,“反诈模型面临着查全率和准确率的两难选择。”

这个核心技术难点,用更通俗的话讲,就是运营商并没有权限获取用户的通话内容。马继华解释,当前模型风险识别只能依赖通话频次、呼叫模式等外在行为特征。这样的技术前提下,模型的准确率存在先天上限。虽然几家运营商都在不断优化模型来尽量减少误判,但无法触及通信内容本身,“彻底精准”几乎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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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用户被停机后收到的短信。讲述者供图尽管如此,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持续优化仍是当前减少误伤最现实的路径。不仅技术模型需要迭代,相关工作流程也有提升空间。

在与四川移动的纠纷中,梁秋毫就指出运营商在涉诈预警处理上的程序性瑕疵。按工信部与公安部的规定,运营商在发现号卡存在涉诈风险时,应先向用户发送提醒,并提供最长24小时的实名核验窗口期,再决定是否采取停机等限制措施。然而,梁秋毫的手机号在收到提醒短信后,仅1分3秒便被直接停机。

这一点已被法院采纳。法院在判决中强调,运营商不得随意扩大限制措施的适用情形,必须确保履行充分、明确的提醒义务。

近期,独立通信分析师付亮也在网上撰文提出优化意见。他认为,运营商在反诈流程中不应“轻易下判定”,除非警方或反诈中心明确认定,否则运营商不宜直接停机,而应遵循更审慎的梯度式处置流程:先提醒,再限制外呼,最后才是全停。一旦号码被暂停服务,运营商有义务提供便捷、可远程完成的复核通道,而不应要求用户必须回归属地办理。

如果这些问题得到改进,至少号卡的复通效率能大幅提升。正是困在“回归属地办理”这一要求上,在西藏,倒霉的李敬前后折腾了11天,直到他把遭遇分享到网上,引发大量讨论,运营商才为他开通了异地办理的通道,并公开道歉。

整个过程积攒下太多失望与愤怒。李敬说,由于无处求助,他先后多次报警,但无论是警察还是营业厅客服,都反复向他确认同一个问题:是不是搞诈骗去了?这让他觉得屈辱。为了自证清白,他甚至主动去了当地的反诈中心说明情况。

而小雨,那个留下外公号卡作为纪念的女孩,停机两个多月了,还在苦恼如何复通。去世的老人无法进行实名认证,为了留下那串号码,她跑了营业厅几次,始终没找到其他可行的办法。“只能安慰自己,这件事是强制让自己不再去想外公的离世,才发生的”。

(应讲述者要求,李敬、小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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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连接|多生一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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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新故事。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孩子,给你多少钱,你会愿意生二胎?五十万?一百万?那三胎呢?又是多少钱?

中部某省M市给出的金额是:二胎96300元,三胎165100元。

这些生育奖励并不都是现金(尽管当地政府在宣传中常计算奖励总额)。钱将通过两种形式来到你手中。一种是流通货币:二胎、三胎的育儿补助、一次性奖励金等费用总计36300元、45100元;另一种是房券:二胎、三胎分别可以得到价值六万元、十二万元的房券一张。房券占据奖励总金额的62%、73%。

CDT 档案卡
标题:多生一个好
作者:赵书信
发表日期:2025.12.8
来源: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
主题归类:生育率
CDS收藏:公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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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奖励的效果,M市有一份答案:2024年,这项生育鼓励的政策落地,该市新生人口较上年增长17%,八年来首次由降转增。当地媒体称:M市用政策“钥匙”打开了生育之锁。这篇文章被同步挂在政府信息网上。

在正常情况下,肉身是个人意志的载体,生育尤其如此——它只能由个人主动发起,由母体独自孕育,并最终娩出新生儿。这一过程无法被任何人替代,也无法被外力介入、更改。M市卫健委负责该项工作的领导显然理解这一点,他曾对媒体表示:“人口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凭想象做的,更不是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

生育鼓励工作之难,正难在任何政策都无法违背当事人意愿,往女性的子宫里塞入一个孩子。2021年放开三孩之后,全国不同地区都曾有过一些尝试。攀枝花是第一个生孩子发钱的城市(生育二孩、三孩家庭,每月500元补贴,共发放三年),但新生人口数据并无明显变化,此后几年,有其他城市做出尝试,也收效甚微。M市不是第一个生孩子发钱的城市,但却是成绩最亮眼的一个。

外部的政策真的可以影响个人选择吗?成功的为什么是M市?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到M市小坝镇的三桥村,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中国村庄,全村共有445户人家,一半人口已经外流,村子并无支柱产业。我们试图从这样一个村庄的执行中理解,政策如何打动人们。

但最后,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这里没有新故事。村干部在上级考核下想尽办法完成任务。村民们则大多表现得事不关己,如常生活。至于那些真的生下了孩子的女人们,她们的重要有别样的体现方式:从怀孕起,她们的各项私密数据被询问、登记:末次月经时间、预产期、出院日期、孩子吃母乳还是奶粉。而当一个女性想要打掉肚子里孩子,那就是她最受到重视的时刻。

两个正面典型

三桥村的苏芳一家很忙。2024年12月,她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为此苏芳和丈夫得到了8100元一次性生育鼓励金、每月育儿补贴一千元、价值12万元的购房券,还迎来了领导的慰问,媒体的采访。这一年,三桥村诞生了6个新生儿,其中有两个是三胎,苏芳的孩子是其中之一。

奖励和关注给苏芳一家带来新的烦恼。暑假期间,街道办的工作人员领着十几个人蜂拥而来,有记者也有领导。第一次,一众人都空着手来。第二次,街道办的工作人员问丈夫李亮:“是不是空着手你不欢迎我们?”隔几天送来东西。回答问题时,苏芳按街道办工作人员说的,“问什么就答什么”。记者问她,三胎补助多少?有没有拿到?什么时候拿到?拿到高不高兴?高兴,苏芳回答。她心里知道,“发表这文章,主要目的就是(宣传)政策。”

后来她在今日头条刷到过那篇写自己的文章,记者写错了村子的名字,也写错了苏芳的孩子是几胎。这样的队伍苏芳接待过两次,之后再有媒体找来,她一概拒绝。

孩子的爸爸李亮则纠结于房券是不是真的有用。他去不同售楼部问过楼盘价格,想用房券买来房子后再过户给其他人。销售无一例外先问他是否持有房券,李亮因此怀疑销售根据房券金额虚报高价。他还试图把房券转让出去,给这张价值十二万的房券打了折,定价几万块,但无人问津。李亮和村委会的人聊天,抱怨“我始终怀疑这(房券)是假的。”

实际上,苏芳生下三胎和奖励政策并无关系。她意外怀了孕,不想要,但李亮想要,“我们天天为这个孩子吵架”。他们的前两个孩子都是女儿,李亮一家都想要一个儿子。知道苏芳怀了三胎的人大多劝她去检查孩子的性别,她也考虑过,如果是女儿就拿掉,是男孩儿就留下来。但她没有这样做:现在赚钱这么难,(孩子)总是要拿掉的,何必再花钱?她一直犹豫到孕中期,李亮变得很规矩,每天在家做饭。她不再想打胎了。苏芳问过李亮:如果还是女孩儿怎么办?李亮长叹一声:那就是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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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芳家门口的衣架上,晾着小婴儿的衣服

三桥村不远处的南洼村,还有另一个生孩子的正面典型——带头生二胎的村支书孙浩。

媒体报道中说,“他多次做妻子工作,宣传家乡建设成效和未来良好发展前景,最大限度地消除其后顾之忧。”

2024年,根据公开报道,整个M市新生人口1049个,同比增长17%。当地媒体称,M市用政策“钥匙”打开了生育之锁。这1049个新生儿中,三桥村贡献了6个,南洼村贡献了2个。

在南洼村的村委会,我见到孙浩。他接受采访的经验比苏芳更丰富一些:从小孩出生两个月起至今,共有四次。每次问的问题都差不多,他感到疲倦,以至于我见到他时,对于每一个问题,他都说:忘记了。

孙浩的妻子怀二胎也是个意外。那时,她刚辞职,打算换一份新工作。妻子问孙浩,要不要把孩子打掉?他不置可否,也不觉得紧张,“打掉了就打掉了”。

当地媒体来问他:决定生孩子的当时是什么想法?生完孩子之后怎么样?孙浩含混地回答:没什么想法,生孩子……我没得想法。

我问他,“但新闻写,你就是为了政策带头小孩?“

“它说是,那就是了。”

我没能见到孙浩的妻子,无从得知她当时经历了什么。她对“媒体采访”更加不耐,听说我“想聊两句生育鼓励的事情”,在电话里干脆地回应:没时间。

两个妇女主任

蓉姐是三桥村的妇女主任。鼓励生育的政策是2024年春耕时节传达下来的。三月底四月初,镇卫健办通知各个村的妇女主任们开会,蓉姐学完会议精神,领着海报、横幅和任务回到村里,再把这些“物料”张贴在村委会办公室的外墙上、村公告栏里、十字路口旁,以及部分村民的家门口。

这些海报上都画着类似的场景:一对父母,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是个女孩儿,第二个孩子看不出性别,最小的男孩儿在父亲怀里,留着和爸爸一样的小平头。一家人在舞狮,红艳艳的,在他们的头顶上,写着六个金色大字:“人多多,福多多。”画面风格像是AI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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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桥村村委会外墙,破损的宣传海报,发放补贴的银行卡被称为“生育荣誉卡”

妇女主任是生育鼓励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苏芳的三胎就是由蓉姐发现、上报的,整个孕期,蓉姐按月提醒苏芳做产检。2024年12月,苏芳剖腹产生下一个男孩。

三桥村是个中等规模的村庄,全村445户人家,近一半已经外流。要在这里找到一个孕妇并不容易。蓉姐的工作诀窍在于观察力、记忆力、人脉,以及绝不争先、只求保底的工作态度。

一次,远远瞥到某一户人空置在村中的房子办喜宴,没有被邀请的蓉姐第一反应是“今年结婚,明年大概率会生孩子”,从而四处打听其电话号码。见某家的老太太突然不在村中,蓉姐便与老爷爷闲聊一句:“婆婆上哪了?”

“照顾孩子去了。”

“生二胎啊?”

“有想法,总不过看他们(孩子)吧。”

蓉姐记下了,之后与相熟的人打听:他屋头有孩子没有?没有把握之前,她不会给当事人直接打电话。

此外,消息也靠口口相传。蓉姐有个姑姑,六十多岁,与她同住在三桥村。接到这项工作后,蓉姐悄悄叮嘱姑姑:“关注好外头的新闻啊,要是哪屋里有啊,就跟我说。”姑姑也不负所托,她带来六队一户人家的好消息。现在,别人家的好消息也成了蓉姐的好消息。

妇女主任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宣传政策,但蓉姐并不擅长游说。她通常拿着宣传册照本宣科,再委婉打听两句对方是否有生育意愿,倘若对方表现出摇摆心态,她便多说几句:有补贴总比没有强,想生就趁着有政策的时候赶紧生。谈到生育鼓励这项工作,她最常说:那别人不生你还能逼着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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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坝镇国道上空的宣传标语

同为妇女主任,蓉姐佩服隔壁陈庄村的敏姐。陈庄村是2025年镇上新生儿增加人数最多的村子——14个,超额完成任务(原本的考核指标是11个)。因为出彩的工作成果,敏姐接受过领导表扬,还曾向大家分享工作经验。

敏姐爱笑,待人热络。通常午饭或者晚饭后,外出的村民们都已归家,正吃饱喝足溜达消食,敏姐便拿上一沓宣传册,也转悠出去,遇上熟人就招呼:国家现在有鼓励生育的政策了,生孩子有奖励!

很快有好奇的村民凑上来打听:搞么子?

xx,快让你家媳妇生孩子!敏姐抽一张宣传册递给对方,半开玩笑地说道。遇上家里只有一胎的适龄对象,便委婉打听两句:你们家也只有一个小孩,有没有考虑哈?

敏姐劝说对方的主要技巧如下——

如果长辈很希望再添孙子,但年轻一代对生孩子不置可否,就从长辈入手:现在让他们生孩子,你还能帮他们带得动,政策也不是一直都有的。

如果年轻一辈有意生育,但对孩子的看护、抚养能力有顾虑,敏姐就多鼓励:不要看当下,要看以后,有了孩子你们也有努力的动力。她用自己举例子,两个孩子相差十五岁,生二胎时公婆年事已高,不仅帮不上忙,反而还需要她来照顾,但如今儿子走了,自己还有小女儿陪在身边。对老年人则强调多子多福,小家庭在困难的时候,长辈资源应该适当倾斜。

对女性,话术更是五花八门:生二胎对女性身体好,可以防止乳腺、子宫疾病;对孩子个性好,独生子女更容易个性跋扈、自私。

“独生子女容易个性跋扈”的论调,我在不同村干部口中都曾听说。后来我得知,这个“论据”来自各种培训大会。

2024年政策落地以来,培训会常常召开。有时是镇里,有时是市里,有时是卫健系统培训,有时是医院专家来开讲座。怀孕对妇女身体好、对孩子个性好的论调,就来自其中一场。而这场培训具体是谁在什么时候举办的,敏姐已经记不清,左右是“专家在讲”。

不仅如此,培训会还向落实工作的村干部们解读政策。敏姐记得培训会上提到的一组数据:2023年,本市新生儿只有六千人,死亡人口却达到了一万二,照此情况发展下去,M市很快就会成为一座空城。

根据研究,人口降低确实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2015年,经济学家周天勇研究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发现二者是两条走向一致的曲线,但前者错后后者二十年。这就意味着,二十年前人口增、降,决定二十年后经济增长或者萧条,两者呈正相关。而一旦一座城市成为一座空城,由人所创造的“社会文化”“经济形势”,都失去了讨论意义。

显然,敏姐从专家“空城”的描述中理解了工作的紧迫性。但听起来,她的方法并无特别之处。我问蓉姐为什么陈庄村生育数据好,她分析说,“她结交能力蛮强。再加上她打牌……工作能力也强。”

但我觉得这也不是决定性因素,便随口猜测:“她们那个村人多吗?”

不想蓉姐竟然真的点点头:“嗯。她们那个村是合并村,原来是两个(村)。”

全镇各村排名中,除了陈庄村,有另一个村成绩也相当耀眼,但蓉姐并不佩服那个村妇女主任,甚至有点讨厌她。蓉姐说,那人会在群里向领导邀功,说自己“电话都打爆了,打停机了。”领导布置工作,要求五天完成,她两天便汇报。蓉姐讨厌这种积极。

蓉姐的指标

今年三月的某一天,蓉姐突然收到镇卫健办领导的微信消息——有人在市医院检出了三胎。消息包含着孕妇末次月经时间、头两胎生育情况等信息,末尾缀着领导的指示:给这位妇女做工作,动员她把三孩生下来。

从执行生育鼓励政策开始,孕妇就是完成每年生育指标的决定性要素,而一个孕妇最重要的时刻,无疑是她决定打掉孩子的时候。

蓉姐对这户人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住在三队附近,家里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她想着,现在生两个男孩好大压力,怎么还可能生三胎?她回复一个“收到”,将事情放了两天。第三天,蓉姐托会计帮忙打听。会计打去电话:听说你屋头那个又怀了?对面答:有是有的,不过已经拿掉了。会计听罢,回应一句:现在有鼓励生育了,你生了有补贴了!

电话那头声音大了起来:奖好多钱呐?是奖一千万呐?奖五百万我都不生!紧接着,电话挂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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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村委会广场外墙的右上角,写着镇鼓励生育办公室的宣传语:“早生得实惠,晚生就后悔”

电话挂断第二天,镇领导发来消息询问三胎的情况,蓉姐如实相告。没有任何回复。领导的不满持续到了下一次开会:有些村里,明明三胎已经怀孕了,又不珍惜。要是你们多努把力,多做份工作,说不定人家把它生下来呢?

没有点名,蓉姐就坐在全镇二十多个妇女主任中间默默地听,蓉姐把领导的态度理解为对三胎典型的热情。她觉得领导“奇葩无聊”。此后又有几个村子陆续出现打掉三胎的情况,镇领导亲自登门去劝。当然对最终结果毫无影响。怎么可能?蓉姐理解那些女人,换做是自己,她也不会生。

蓉姐有两个孩子。2011年,她生下二胎,是一个小女孩儿。当地有句俗谚,“孩子是带着口粮来的”,意指孩子自己带着福气和饭碗,一定可以养活。但这个孩子带来的是一万元的罚款。交了钱,她才能上户口。蓉姐家凑了七千块钱,托人说情,希望计生单位通融,没谈成。七个月后,为了躲避频频上门催收的人,她离开村子投奔外地工作的丈夫。又过几个月,蓉姐一家被起诉到法院,罚款金额从一万变成两万多。此后,她彻底断绝了交罚款的念头。辗转几年后,蓉姐最终留在村里照顾孩子。

我接触到的妇女主任们,过去几乎都曾在外打工或做生意,最后为了照顾孩子,就近找了“妇女主任”这份工作。

蓉姐的二胎成了黑户,好在她从小身体健壮,不大有需要身份证号码的时候,三岁后上私立幼儿园,也规避了没有户口本的问题。直到2015年底政策放开,小女儿终于不需要交钱也可以上户口。

如今,孩子已经上了初中。每天早上,蓉姐五点多起床,帮孩子准备早饭,把孩子送到学校;晚自习后再将孩子接回。在第一节课与晚自习之间,她和发小一起吃早餐,去市场买菜,或者工作。除此以外,她大多待在家里。

2024年,蓉姐的工作任务没完成。尽管当地卫健委相关领导在公开采访中表示,“人口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凭想象做的,更不是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但实际执行过程中,这项工作仍有考核指标。2024年隐形的指标是,各村新生儿数量不得低于上年。六月底,这一年的摸排结果出来,三桥村只会有6个新生儿,比2023年还少了2个。(孕妇怀胎十月,下半年怀孕的人无法在年内生产,也就无法计入当年的数据。除非运气好,有人在外地早已怀孕或者生孩子。)

这一年的七八月份,是蓉姐最焦虑的时候。镇里的计生会上,领导点名批评未达标的村子:看看你们去年生了几个、今年生了几个,是不是宣传还不到位?有没有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是不是还有没摸排出来的数据?自从政策落地以来,计生会经常召开。这项会议没有其他议程,只讲数据。各村妇女主任人手一张单子,23年、24年新生儿数据列成两排摆在上头。领导挨个村点评。

蓉姐感觉丢脸,就像“一个学生天天被老师点名”。可是又能怎么办?蓉姐无奈,也觉得委屈:“生不生又不是我能控制的。去年生孩子的人多些,今年村里能生孩子的人自然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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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桥村废弃的民居上,写着鼓励生育的宣传口号

2025年,蓉姐的运气变好,新生儿指标虽较去年增加一个,却早早完成了。稍有不确定的是,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早已将户口迁出本村,孩子也跟着落户外省。

按照政策规定,只有新生儿落户本市的家庭,才能算作本市新生人口,领取生育补贴。但在去年,有村子上报过落户本省其他市的小孩,也算了数。村干部对此有种普遍的解释:“根儿是我们村的”,因此可以算成本村工作数据。

实际上,村干部的数据是否有效,由镇里决定。所谓的“根”,是村里完成指标的弹性空间——假如一个村民落户其他城市,但同意妇女主任在本村给新生儿建卡,那么本村指标便又完成一个,也即本镇生育指标又完成一个。区别只在于,这户人家无法领取本市生育补贴。

但落户外省的情况此前并未出现。蓉姐请示镇里领导:这种新生儿落户外省的情况能不能算?领导回:先报上来吧。她按领导的意见上报了。镇里最终会不会算这个孩子,蓉姐不知道。

敏姐的数据

有一天,我和敏姐一起待在她的办公室里,听到她和一个产妇打电话。她询问产妇术后恢复情况:“现在是母乳喂养还是混合的呢?”

“吃奶粉,全部奶粉。”

“全部奶粉?”敏姐重复一遍,语调有些犹疑。

对方加重语气再次笃定:“对,全部奶粉。这样方便更换照顾者,就不用一直缠着妈妈。”

“对对对,谁都可以照顾。”敏姐赶紧笑着附和,随后声音放轻了,“那母乳的话,你是怎么处理的?”

“吃下奶药。”产妇语速急促起来,像要解释自己的选择,“因为我还要管大的,我要是喂奶的话,就没法睡整觉,情绪不好会对老大很有影响的。”

敏姐点头:“现在奶粉反正基本上营养也都供得上。”随后继续问起新生儿出生体重、是否打各项疫苗等情况。这通电话最终以敏姐提醒产妇按时复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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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姐的办公室墙面

这样的电话,敏姐要打很多通。妇女主任需要和村里每一个适龄妇女(通常是40岁以下)建立联系,掌握她们的婚姻情况、生育情况,如果有人怀孕,这样的沟通还会更细致、私密。例如,她们需要打听到这些女性的末次月经时间,以便推算她们的预产期。预产期如果在年内,意味着这一年全村鼓励生育任务的完成多了一分保障,否则只能算到下一年。

女性生育后,她们必须在产妇出院七天之内回访,掌握产妇的生产方式、胎儿出生体重、健康情况,并最终填进一份表格,拍照留痕,汇报上级,再将纸质文件留底。

掌握母乳/奶粉喂养情况也是工作要求,但敏姐并不知道为什么。根据公开信息,800元、1000元的每月育儿补助,依据的正是奶粉和尿不湿的成本。尿不湿价格浮动较小,奶粉则参考国产产品中等价位。

这一天,敏姐在电脑前忙碌了很久。她先登录一个全省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信息系统,又从左手边拿起一个文件夹,随后将电脑系统里的信息逐项手写填进表格里。

她要处理的数据看上去来源复杂。敏姐填上几格,就停下来,打开电脑里的不同表格、人口信息系统、育儿补贴系统之间穿梭,又或者打开手机翻找聊天记录。有一会儿,她写着写着就抬起头,先翻看手机,随后眼睛向斜上方看天花板,嘴里喃喃:“16号……19号……” (后来我知道她在确认产妇的生产日期)随后眼光继续在电脑、表格、手机之间来回跳跃。

期间,她还接到一位镇上领导的电话,确认某个新生儿是第几胎,应该领多少生育补贴。

在与那位产妇通完话之后,敏姐的工作终于要结束了。她两指在手机屏上快速一滑,截了个图。然后她放下笔,举起手机给纸质表格拍照。最后,她把产妇术后情况、表格图片及视频聊天截图,悉数发到镇卫生院某位领导的微信上。

此时已到中午十二点多,她终于能赶回家去给上小学的二女儿预备晚饭了。不到一小时后,她还要再到村委会开会。敏姐曾坦言,以自己现在的心智,或许当时她不会要二胎,因为压力太大。“但是咱们去做工作,肯定不能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带给人家,是吧?肯定会给人家宣传一些正能量。”

人心

蓉姐所在的三桥村和敏姐所在陈庄村都属于小坝镇。今年10月,我在这里停留了二十多天,访谈村干部和村民。

到镇上的第三天,我在人流最大的十字路口听到鼓励生育的宣传广播:

M市朋友们,现在为大家播报鼓励生育好政策。2024年4月1日到2027年5月1日,只要在M市民政局结婚的夫妇,不管您户口在哪,都能拿到6万元购房认购券补贴。生孩子更有惊喜……生二孩一次性生育奖励共计6500元,三孩8100元。……这么好的政策,大家赶紧了解起来,抓住机会,为家庭添丁增口,共享幸福生活!

夜色里,甜美的女声突然从高处的喇叭里传出来,不断重复这段话。喇叭下面,骑电动车的居民、低沉轰鸣的重型卡车快速驶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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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幼儿园门口,陪小孩玩耍的家长,大多数是爷爷奶奶

在镇上和村里,我见到的普通老百姓普遍对此政策态度不满。老年人关注的大多是生养孩子的花销:养育孩子的物质、人力成本,最终都能换算成明码标价的金额,而政策奖励的钱显然还不够多。

一个老年妇女说:

“我不想要(孙子),我要了,她(儿媳妇)向我要钱,我没得钱!她向我要钱怎么办呢?”

“(补贴)那太少了,要生一个孩子,起码得20万。你奖我20万,我就给你生个孩子了,是不是?”

一个老年男性说:

“你看现在一个小孩扶起来要多少钱?从小孩出生到大学最少100万。政策说的是鼓励好多钱,奖励好多钱?能不能(给)这些?”

我也尝试和育龄中的壮年人聊天(每一个家庭都有二胎),他们则更加漠然。有人笑着回答我:(我都生了)两个了人家还鼓励?有人则充满戒备,冲我连连挥手:没听过,我不知道。我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大孩子十几岁了,还有什么二胎三胎的事情?

或许也因此,找到孕妇显得困难。根据上级要求,妇女主任(及村委会其他干部)需要给全村人打电话摸排信息、宣传政策。蓉姐还曾被镇领导叫去现场办公,与别的妇女主任一起打电话。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大多数人都客气地表示自己没有生育意愿,也有一部分人态度更加糟糕,被挂电话也是常有的事。

我问了接触到的每一个村干部:新生儿到底是动员的结果,还是出自生育者本人的意愿?绝大多数人听到这个问题都会发笑:谁会因为几张房券和几万块钱补助就去生孩子?

我也问蓉姐:“你怎么判断,新生儿到底是宣传的效果,还是别人想生?”蓉姐告诉我:就是人家自己想生,现在没有谁能左右别人。

“政策落地后,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她原本不想生,后来想生的?”

“没有。没有人是动员的,都是有这想法,刚好有一个政策,我们只是以宣传为主,但是你说要我们上门去跟别人(动员),那怎么说,那个不现实。”

这几乎是村干部的共识:想生的自然会生,不想生的动员也没有用。生育是家庭内部的事务,难以被外部力量影响。但正如蓉姐某一个间隙的感叹:“没办法,工作还得做”,对于这项工作,村干部们的另一个共识是:“政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顺其自然

来到村里的第六天,我收到镇计生办、宣传统战部、妇联主席杨主任的好友申请。她正是镇上主管生育鼓励工作的领导。我们约定下午三点钟在她办公室见面。二十多平的办公室里摆着两张办公桌,一进门,杨主任就在她的办公桌背后招呼我。

杨主任看来三十多岁,头发结成一个髻垂在脑后,嘴唇有些爆皮,声音也有些沙哑,说话一高声就破音,看来有些憔悴。她问我的名字,问我毕业的学校,问我现在的职业、就职的单位。我一一回答,她则不住动笔,我猜想是在记录我的信息。不多久,同屋的年轻女孩回来了,给我拿来一杯水。我接过水,她没坐下,反而掏出手机拍照。见我有些诧异地回头,两人纷纷解释:就是工作需要,不会公开发布的。

搞清楚我的来意后,杨主任表示我想知道的一切都可以在新闻上看到。她向我总结鼓励生育工作的关键:常态化宣传。“像意识形态一样的,默默地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一些思想。”“之前的计划生育,改变人们生育观念,也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基本上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是吧?……现在慢慢的话要鼓励多子多福,那也是要慢慢地来宣传的。”

杨主任还给我算账:生育的三座大山,是教育、医疗、住房。追求教育质量,就需要买学区房,之前学区房不就是这么炒起来的吗?她用本市房价和我举例:每平米均价四千,如果按15%的比例缴纳首付,40万元的房子,按政策优惠可以直接抵消首付。一个无法拿出数十万元支付首付的家庭,在这一政策优惠的帮助下便能够按月付房贷。讲到房价时,她专门补充了一句,起码房价也不再涨了。

但苏芳家的账是另外一本,生下三胎后,以最粗疏的方式计算,每月固定支出至少增加一千多元:奶粉一罐183元,一月四罐,共计732元;纸尿裤每月消费200-300元。这是促销时的价格,一旦活动结束,支出还会上涨。逢孩子生病感冒的意外情况,打针每天固定支出80元。其他零碎支出,苏芳并未专门统计。

为了省钱,苏芳会在直播间和人拼单,买诸如擦脸油一类的日用品。我遇到过一次苏芳拼单:她一手端一个手机,左手在直播间抢下一单,右手便拍下付款页面,发给朋友。她们经常如此操作,一做就是个把小时。苏芳还在抖音发现了赚钱的方法,反复刷广告、点赞,每天能赚十几到二十块钱。从怀三胎开始,她一共赚了三千多。代价是,即便感到“伤眼睛”,苏芳也无法放下手机。

这是和房券毫无关系的一本账,也是大多数村民的账。苏芳的丈夫李亮每天在镇上市场卖鱼,公公婆婆操持农活的同时帮着苏芳带孩子,二女儿在一两公里外的镇幼儿园上学,只有大女儿在市里高中寄宿。生活的重心全在村庄,房券对苏芳一家毫无意义。有村民曾向我嘲讽房券:“现在生孩子的谁还没个房?”更何况,正如杨主任所说,“房价也不再涨了”。接触到的妇女主任们也表示,没有一个因生育得到房券的人最后兑换了这张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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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芳家的婴儿床摆在客厅中间,拼单时,苏芳就坐在婴儿床对面的地垫上

我不知道杨主任对这一切是否知情,她困惑的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生孩子。“有一部分女生(不愿意生孩子),会不会就像有些境外文化入侵,在鼓吹女性的自我权利,或者男女对立,有没有这种方面的思想?”

我反问:“但是生育不是女性的权利吗?”她没有正面回答,继续提起网络上描绘的,女性生育后的压力:照顾小孩、工作,兼顾人情世故。

“那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吗?”我指的是她口中所说的女性的压力。杨主任自己也有两个孩子,是一对双胞胎,正在读幼儿园。

“你说这个,具体存不存在,说实话我也打个问号。”

我不知道她打问号的到底是境外势力,还是她所提到的、女性在生育后的压力。

在镇上的最后一天,我去向杨主任告别时,我们又聊起鼓励生育的工作,她再一次回答“常态化宣传”。就像当年一样,“全覆盖宣传,好多转转角落的墙壁上都写着,‘计划生育是国策’,‘家事国事天下事,计划生育是大事’。”

或许每个人的记忆里都留存着关于那场政策不同侧面的口号。在一些村干部的记忆里,它们是“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上吊不剪绳,下河不拉人”。在我的记忆里,则是“农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

我问杨主任:“你要不要再带头生一个?”

她努了努嘴,随后有些嗔怪地笑了:“我有两个了,我再生是第三个了。”

“咱们现在不是鼓励三胎吗?”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吧。”她把头偏向一边。

文中地点和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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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网红,郭美美的成名时间可以说很早,2011年6月,她因在微博上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虚假身份炫富而受到广泛关注。2015年9月,因犯开设赌场罪,她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这是她当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接受采访时讲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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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美美在刑满释放后仍不思悔改,继续在网上炫富炒作。2021年10月,她又因为在朋友圈、短视频平台销售添加违禁成分西布曲明的减肥类食品,被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2023年9月,郭美美出狱,但她在网上靠炫富吸粉引流直播带货的思路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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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郭美美微博账号“郭美May努力努力”再度因持续宣扬炫富拜金等不良价值观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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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网络与信息法室副主任 周辉:郭美美这种情况,她的这种社会影响更加恶劣,所以如果能够知道相应的账号就是郭美美重新复出的话,那平台应该采取更严格的处置措施,包括在注册环节就应该更加果断地予以拒绝。如果后续发现她仍然延续此前的这种炫富的、不良的,甚至是违法的这种行为,应该可以采取永久封禁的处置措施。

炫富逃税卖假货 劣迹网红"换马甲"复出

此次被封的账号还有网络主播“王子柏”,他持续在网络上宣扬炫富拜金等不良价值观,直播卖假货,甚至偷逃税款,可谓劣迹斑斑,但是近年来,他却三番两次地"换马甲"复出。

被中央网信办公开点名通报的网络炫富博主“柏公子”,又名王子柏,以购买各种奢侈品、豪车和名贵服饰而闻名,他25岁生日时更是高调炫富,称为自己定制了一辆劳斯莱斯库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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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人设就是富有、奢侈,喜欢乘坐头等舱环游世界,热衷于在各国奢侈品门店购物。

那么,王子柏高调炫富、立人设为了什么呢?吸粉引流然后直播带货变现。但粉丝在他直播间购买包包后竟发现是假货,随即联合举报,他的账号被平台注销。2020年他更换平台复出后,故技重施,继续靠炫富吸粉近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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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发现,王子柏申报收入与其直播带货销量严重不匹配,后查实其偷税749万元,最终被追缴税费、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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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个炫富拜金、偷逃税款、劣迹斑斑的网红,今年11月,又以“王子柏”的账号名在平台重新注册复出,并直播超19次,随后他被群众再次举报,其账号也再次被关闭。

网红炫富属不良信息 与核心价值观相悖

像郭美美、王子柏这样的劣迹网红,其行为到底造成了哪些深层危害?还有很多人追问,为何劣迹网红换个网名账号就可以复出直播,故伎重演?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网络与信息法室副主任 周辉:首先他本身炫富的行为就是一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行为和现象,另一方面也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里面,专门规定了一类叫作不良信息,他这种炫富的行为本身就属于不良信息的一种类型,应该受到平台的管制。

专家认为,对于一些劣迹斑斑的网红,网络平台应该严格落实监管责任,绝不允许此类违法者轻易复出,让“靠人设圈钱、靠违规获利”的逻辑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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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网络与信息法室副主任 周辉:根据相关的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和关于网络直播的相关的规定的要求,平台对于直播的这种用户注册的时候,是应当进行实名制这种审核的。在注册的过程中,如果平台能够了解到相关的当事人就是有劣迹的记录,或者是说在相关的这种黑名单里面的,就不应该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注册服务。

网红谢孟伟目无法纪 穿警服直播带货被行拘

在流量与利益的诱惑交织下,部分网红迷失了方向,甚至不惜踩踏法律红线。“网红”谢孟伟曾是童星出道,今年9月,他身着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在直播间卖货,不仅目无法纪,还口出狂言,在网友举报后,被云南警方行政拘留7天。

这个身着制式警服进行直播带货的就是谢孟伟,作为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今年9月,他在云南拍戏期间,竟然身穿警服直播带货。对于这身警服他是这样向粉丝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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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群众举报后,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谢孟伟在拍摄电影休息期间,身着带有明显警用标志的服装直播带货,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7日。

此事发生后,9月谢孟伟的账号被封禁。作为网红,谢孟伟此前还利用自身流量带货卖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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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后确认,谢孟伟售卖的所谓茅台和五粮液均为贴牌勾兑的假货,在直播间,谢孟伟还卖过15块钱一瓶的XO。

平台不能为了利益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专家表示,对于粉丝数量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网络名人,因为影响力巨大,更应该对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以更高的道德标准来规范自我,主动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而平台,作为流量经济的利益相关方,更不能为了利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德良:对于网络内容本身的监管,平台如果懈于监管、疏于监管,那么现在可能承担的责任不够重,这个时候平台会铤而走险。因为有利益关系,你很难发现我一次,你即便发现了处罚我,比如处罚10万,我从这里面获利,一次抽成就可能抽到几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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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提示,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提高了对网络运营者行政处罚的上限,从原来的100万元提高至‌1000万元‌。第六十九条规定, 网络运营者对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未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造成特别严重影响、特别严重后果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处二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罚款,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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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个别网络名人行为失范、炫富拜金,甚至偷逃税款、卖假货等涉嫌违法犯罪问题,专家建议可以多部门、多平台联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惩处不法行为,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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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网络与信息法室副主任 周辉:提高监管执法的这种协同性和系统性,比如网信部门要和税务部门等加强这种联合执法,针对网络名人存在这种偷税漏税的行为,开展相应的这种专项执法活动。另一方面也能够建立一个国家的、统一的、权威的网络劣迹艺人的,或者是网络劣迹名人的黑名单,黑名单也能让平台及时地获取,在他们注册环节就予以及时地制止。

信报|大埔宏福苑浩劫揭示围标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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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大埔宏福苑浩劫揭示围标祸根
作者:梁天卓
发表日期:2025.12.5
来源:睇望香港
主题归类: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执笔时,大埔宏福苑大火已夺走过百条人命,伤者与失踪者更多,画面震撼得让人难以直视。灾后逐步浮现的细节更令人心寒:大厦外墙正在翻新,为求成本最低,外墙竟然疑似铺上易燃物料,竹棚层层包围,加上大量塑料布遮挡,犹如替大厦套上一件巨型助燃外衣;当日起火,浓烟迅速被引导向上,逃生空间被压缩,最终酿成多年来最严重的住宅大火。

政府及外媒很快聚焦于竹棚,甚至有文章直指竹棚为火势失控的关键。政府亦随即提出方向,研究以金属棚取代竹棚。自问对竹棚与金属棚的防火性能没有深入研究,但有一点倒是非常清楚:金属棚的成本远高于竹棚,而香港的楼宇维修市场长期充斥围标与合谋,如果竞争环境不改善,任何“提高安全标准”的政策,都只会变成围标集团的新礼物,最终买单的不是承建商,而是每一个住户。

强制验楼制度是主因

很多香港人都知道,其实屋宇维修市场已被围标集团渗入很久。几年前我与两位栏友共同撰写了一篇研究,利用当时仍运作的传真社公开的标书资料,分析141个大厦维修工程的招标结果,试图理解围标与价格飙升背后的经济诱因。最核心的发现是,强制验楼制度本身大幅降低了业主对维修工程的“议价能力”,为合谋与围标创造了最肥沃的土壤。

强制验楼原意良好,希望避免楼宇失修、外墙剥落、影响行人安全,但制度细节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当一幢大厦被政府“点名”,业主必须在限期内完成检查与维修,否则面临罚款甚至刑责;法团、顾问、承建商于是成为整个招标流程的主导者,业主的角色则退缩成只能被动接受。当买家无法拒绝,卖家便能联手抬价;当需求变得无弹性,合谋便变得低成本、低风险,而且极具利润。我们对数据的分析印证了这点:被政府点名强制验楼的大厦,其维修标书的中标价平均高出四成以上;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使没有收到通知、纯粹自愿维修的大厦,在制度推行后的中标价同样上升四成。换言之,强制验楼并非只影响被通知的一小部分大厦,而是彻底改变了整个市场的竞争结构。

市场变坏的方式也有迹可循。我们发现,当时4家最活跃的承建商,在强制验楼推行前后的投标行为出现明显变化:即使控制了物料价格、人工成本、楼龄、地区等因素,他们的投标价格在制度推行后更为一致,彼此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提高,这很可能是合谋的讯号──在正常竞争中,各公司会基于自身成本独立定价,不应出现如此紧密的同步。制度推行后,标书“一同抬价”的现象突然增加,说明整个市场的合谋风险实际上被制度增强了。

竹棚换金属 抬价恐更猖獗

在这种缺乏有效监督的市场里,任何安全要求的提高,理论上都值得支持;但若制度不先修补漏洞,这些要求往往只会成为抬价的新借口。正如这次金属棚建议,一旦落实,承建商只需对法团说一句“政府要求”或“安全标准提升”便能将成本外加,最终累积成每户数万甚至十数万元的额外负担。在制度没有改善之前,金属棚不会提升安全,只会提升报价。

竹棚是否安全、物料是否易燃固然重要,但更深层的危险其实是在这个市场里每个业主的决策权被抽空、资讯不透明,而政府的制度设计反而强化了承建商的议价能力。

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香港下一场大火,只需要另一个工程、另一个法团、另一个看似无关的小决定,便足以重演。

香港值得更安全的楼宇,但要做到这点,需要的不是更多罚则、更多要求、更多成本,而是更透明的招标、更有效的监督,以及让市场真正恢复竞争的制度。否则,不论是竹棚、金属棚,还是任何新技术,都只是围标集团的新包装,而不是市民的保障。

剥洋葱people|从书法比赛到占道经营:“他们”在多个名单里来回“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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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从书法比赛到占道经营:“他们”在多个名单里来回“串场”
作者:李聪
发表日期:2025.12.5
来源:剥洋葱people
主题归类:词条名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

12月2日,名为“华夏杯”的书法比赛公布结果,有参赛者发现,同在书法圈子里,为何拿奖的人都不认识?

随后有人发现,成人组特等、一等、二等奖的名单,和网络上一份“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中名字和顺序都一致,学生组中则有不少获奖者名字来源于广州市某中学1994级学生名册。

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这串名字曾分散出现于多类公共或商业名单中:占道经营行政处罚名单、政府采购评审名单、体培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名单、学术期刊编委会,以及羽毛球、舞蹈等多项比赛的参赛或获奖名单中。

这些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姓名组合,引发热议。是信息录入模板被直接使用?是填报失误?还是因缺乏核验流程而导致的“形式化名单”?这背后涉及的审核流程、信息发布规范与监管责任,已成为关注点。

受访专家指出,名单重合背后并非巧合,而是某些机构、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将“完成形式”置于“完成工作”之上,而这类行为一旦扩散,最直接损害的将是公共信息的可信度与政府治理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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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杯书法大赛获奖名单,和网络上一份“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中名字和顺序都一致。网络截图

获奖名单为百度文库“人名大全”

肖毅是一名书法老师,近一年,他陆续参加各类硬笔书法大赛。在书法圈,“以赛代练”并不罕见,许多作者借比赛倒逼自己保持创作。

今年11月初,肖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华夏杯书法比赛”的征稿启事。根据要求,参赛者需提交原创作品,并缴纳报名费。之后,他在线上支付了30元报名费。组委会明确提示,未缴评审费的作品将不参与评奖。随后他按要求将作品寄往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益农东街五号“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

12月3日公布获奖名单时,他发现自己“落选”了。直到看到朋友圈里有人转发“华夏杯获奖名单来自百度文库”的截图,他才意识到,所谓比赛可能是个骗局。

新京报记者在华夏杯获奖名单中看到,成人组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的名单,与百度文库中一份发布于2020年9月的“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高度相似,开头为“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其中名字和顺序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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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一份“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文档中,“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等多个名字曾分散出现于多类公共或商业名单中。 图源:网络截图

“这是又骗报名费,又骗作品。”刘相洪是重庆的一位书法爱好者,多次参加书法比赛,他表示“需要避坑的比赛很多,但这么离谱的第一次见”。

他提到,常参加硬笔书法比赛的人都知道哪些名字是高手,而在这次的“华夏杯书法比赛”中,他只在成人组优秀奖中看到熟悉的名字。他认为这是因为根据参赛规则,等级奖有奖金,而优秀奖只有获奖证书,主办方可以赚报名费,又不用付奖金。

在公众号“书法学习指南”发布的首届“华夏杯”全国书法大赛征稿启事中,新京报记者看到,此次大赛的主办单位是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承办单位为开封八古书画院有限公司、秦皇岛市海港区硬笔书法协会。征稿对象为全国书法家、书法爱好者均可投稿,大赛分为成人组和学生组,同时设置有奖金:成人组特等奖1000元/人,一等奖500元/人等。评审费提交以微信转账方式为准,收款人为组委会主任袁伟民。

而新京报记者查询企查查发现,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于2025年7月成立,于10月被厦门市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列为经营异常。

12月4日,新京报记者多次拨打征稿启事中袁伟民的电话,未有回应。

12月4日下午,肖毅表示,组委会已经陆续为参赛人员退还30元报名费,至于参赛作品还能不能拿回来,他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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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中标(成交)结果公告”,评审小组五名成员与网络文档的前五个名字一致。 图源:中国政府采购网截图

反复出现的名字

随着对这场书法比赛的关注不断扩大,有网友发现,“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中“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这一串名字,曾先后出现在多个领域的名单里。

在一份政府采购评审名单中,同样的姓名组合作为评审小组成员被列入中标结果。

中国政府采购网2025年12月3日发布“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中标(成交)结果公告”,中标金额为3188万元。

新京报记者看到,公告中评审小组成员为“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这与“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前五个名字一致。

新京报记者多次致电中标公告中采购人信息“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中的联系电话,电话均未接通。

12月4日下午,中标公告中采购代理机构湖北润土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该项目的招投标程序已终止,业务主管部门县发改局成立工作专班对该问题进行调查。这位负责人表示,有错误就要认,具体哪里出现问题,后续将会发布情况说明。

在行政信息公开中,这一串人名则以占道经营当事人的身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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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份发布于2022年5月25日的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执法局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公示中,同样出现“张吉惟、林国瑞”等名字。 图源: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政府网站

12月4日上午,家住湖北的方灵无意间刷到那条揭露“华夏杯书法大赛”获奖名单疑似照搬“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的帖子。她觉得帖子里提及的“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等名字有些特别,出于好奇,她在浏览器中检索这些名字,发现一份发布于2022年5月25日的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执法局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公示。

在那份公示中,“张吉惟、林国瑞、江奕云”等人因占道经营被罚款50元。通读名单后半部分的“刘千、王万、吕天、方天”,方灵越发觉得这些名字组合过于巧合,“像是编出来的。”

12月4日下午,新京报记者就此联系新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执法队,对方表示后续了解情况后将与记者进一步沟通。12月5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再次联系新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成立调查组,正在研究后续处理情况,后续会向公众通报。

另外,这串名字还出现在一家名为“体培健康研究院”的广东企业,其官网公示的中老年健康项目研究员名单中。

12月4日,有媒体就“研究员名单是否不实”联系该公司,有工作人员称“我也没办法告诉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于名单真实性,其表示“无法核实”。截至12月4日下午,上述企业官网已将研究员信息隐藏。

而在检索“张吉惟”时,新京报记者发现一本名为《临床医学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的期刊,其编委会名单为“张吉惟、林琴、张玟书、李雅南、江奕云、刘宏、阮建安、林子帆”。

而在“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第一行中也有人名——“张吉惟、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刘柏宏、阮建安、林子帆”等,多个名字相似。

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该期刊并未被知网等网络平台收录,只在所属公司的网站上有所展示。新京报记者致电该期刊所属的北京公司,工作人员告知记者,该期刊目前只有纸质版出版,并没有被网络数据库收录。

至于编委会名单为何和网络文档中的名单相似,工作人员称,这本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就是网站上显示的,至于其名字的真实性,她需要跟主管确认。12月5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再次联系该期刊的工作人员,当被问及是否觉得该期刊不正式,该工作人员表示“不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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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本学术期刊的资料中,新京报记者看到,编委会名单和“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文档中的多位人名极为相似。图源:网络截图

“虚构名单”与形式主义

同一串姓名在书法比赛、行政处罚、政府采购、商业机构、学术期刊等多类名单中反复出现,在专家看来,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技术错误,更折射出深层的形式主义问题。

12月4日晚,据羊城晚报报道,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一位工作人员曾发送《关于“华夏杯”书法比赛相关问题的致歉声明》,其中提到,“书法比赛因合作方突发违约撤离,导致赛事后期组织工作出现严重纰漏,尤其虚构名单问题的出现,严重违背了书法赛事的公平公正原则,也给广大参赛选手带来了诸多困扰与损失”。

声明还承诺,将全面梳理参赛信息,为所有报名选手全额退还参赛费用;核实并承担选手因赛事产生的相关快递费用损失,确保损失全额赔付。

多位受访者指出,名单重合背后并非巧合,而是某些机构、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将“完成形式”置于“完成工作”之上,最直接的损害将是公共信息的可信度与政府治理的公信力。

一位国企项目经理从招投标流程的角度指出,“一般来说,评审小组成员必须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所有操作都会留痕。”他表示,“直接从网上复制五个名字,这种做法太低级,足以让人怀疑这个招标过程是否真实存在。”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表示,当前反“四风”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度仍然不足,而人工智能工具的普及反而在某些环节“加重了形式主义”。

“评审小组成员照搬文库名单,这也太荒唐。”他指出,这类行为既是不作为,也是乱作为,背后是一种“把管理当儿戏、把治理当儿戏”的心态。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直言,这类“虚拟名单”并非孤例,“弄些虚拟项目或名字来发奖、侵占国家资产,并非个案。”

上述专家认为,如果罚款记录是虚构的,问题并不仅在于是否罚款了50元,而在于某些部门可能通过虚假记录来“造成绩”。“造了罚款记录,说明工作有成绩。买点成绩、完成任务,甚至超额完成任务,上面可能还会表扬。”

他强调,这类行为,容易让行政处罚从治理工具异化为绩效手段,进而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了重大不良影响,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和治理能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肖毅、方灵为化名)

南风窗|当年高位买房的人,他们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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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当年高位买房的人,他们怎么样了
作者:邢初
发表日期:2025.11.28
来源:南风窗
主题归类:中国房地产
CDS收藏:人物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五年前,林斐然家在高位买了一套房。至今,房价已经跌了整整100万。

这100万让丈夫难以释怀。婚后,从房价下跌开始,林斐然就与丈夫频繁争吵。这五年内,只要谈及钱,他都会忍不住向妻子抱怨不该买房。

2025年11月,林斐然忍无可忍,登记了办理离婚。

房价“腰斩”后,一些人的生活也随之被“腰斩”了。

在过去五年内买房的群体,多为“90后”,他们在工作几年后,开始陆续步入人生的“下一阶段”——买房、结婚、成家,等等。原以为是进入下一人生阶段的起点,却因房价下跌而背上了债务和重担。

由于跌幅严重,部分高位买房的消费者,甚至需要“倒贴”卖房。即卖房款不足以偿还银行贷款,首付则全部成为泡影。

在持续数年的波动下,房子的价值与定位,以及与生活幸福度的关联,也开始重新被人们审视。

100万,蒸发了

林斐然未曾料到,买房这件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稀松平常的人生大事,会给她的婚姻带来不稳定。

2021年,夫妻俩花180万在合肥买了一套两居室。换房是林斐然的提议,丈夫原本是不赞成的,他希望再等两年,可以一次到位。但当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出生,快上幼儿园了,一家三口还挤在一室一厅的小公寓里。林斐然想着,“反正小公寓也在涨价,不如现在凑凑、借借,首付就出来了”。

在林斐然的坚持下,她和丈夫借来了20万,把100万首付凑齐了。如今,这套房的市价已经跌到了80万,相当于100万元打了水漂。

房价是从2023年左右开始下跌的。也是自那之后,丈夫开始频频抱怨,“他老觉得自己是冤大头”,林斐然说,几乎每个月发工资,丈夫都会抱怨一次,“说觉得我们太牛马了,干这么多活,房子还买亏了,纯种的韭菜。”

可丈夫心里还是过不去,几乎每个月,他都要和林斐然因为房子的事情大吵一架。上班时在微信上吵,下班回家后冷战,冷战几天后又和好,但心结还是在。

今年9月,在一次大吵之后,林斐然着手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递给丈夫。丈夫看后沉默了许久,说自己不想离,并发誓自己不再提房子的事。后来,两人一起散步,丈夫也会反思自己,“觉得这事情不该揪着不放”。

然而,2个月后,因为丈夫的妹妹要结婚,两人在红包的琐事上又发生了争吵。情急之下,丈夫又脱口而出,“买房亏了200万,你怎么不说?”

林斐然忍无可忍,买房后的这两年,但凡提到任何关于钱的大小事,丈夫都会扯到房子。“因为这个房子的事情,把这辈子最恶毒的话都说出来了,好像我是个罪人,好像没有买这个房子他就要发家致富了一样。”

从谈恋爱到结婚,林斐然与丈夫已经走过11年了。他们都来自安徽小地方,一起在合肥读书、工作,安了家。如今,两人育有两个孩子,大的正上小学。在林斐然的记忆里,从恋爱时开始,丈夫一直是个比较执拗的人,但在没有碰到买房这种大事之前,两人也从未产生过重大的矛盾。

其实,买房压力对夫妻二人的共同收入来说不算太大。如今,这套房的房贷也已经快还完了。两个孩子要上学,住房是刚需,“(当时)总不能不买吧?”

林斐然也感到委屈,当年,买房虽然是她的提议,但丈夫也是在对户型和实际使用率满意的情况下,夫妻二人共同拍板作出的决定。如今,她身边有不少朋友都买在了高位,“但都没有像我们家这么想不开的”。

没有人可以预料未来,今年29岁的金易说,“人没有前后眼”,如果当初知道房价会跌得这么厉害,他一定不会在2021年按揭买下那套商品房。

当时,金易在武汉购买了一套婚房,总价160万,他与父母出资80%左右,女友承担剩下的20%。如今,金易每个月要还款5000元,占工资约六成。

其实加上装修,这套房的总价比他最初预算的还多了约20万。但在当时,“咬咬牙”“够一够”是包括他在内的不少年轻人的想法。买房之后没过两年,他知道房价开始下跌,但他没有花心思专门关注过,“为避免糟心”,在家也不会与妻子主动谈起房价变化。

直到2025年9月,金易偶然得知,一位老同学买了和他同一个小区,总价整整便宜了50万元。50万元,几乎覆盖了金易当年的首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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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价下跌

“我知道房价跌了,没想到跌这么多。”金易感慨万千,他第一次对“50万”有了如此扎实的触痛感,自己不吃不喝要3—4年才能赚到,“一些人挣50万很容易,但存50万可能很难。”

房价浮动带来的变化是方方面面的。金易还记得,当年,他们尝试与中介讲下来一些中介费,但2.5%的中介费,一分都讲不下来。现在,同一家中介机构,中介费直接自动降到了1%。

金易出生于1996年,与女友从大学开始谈恋爱,毕业四五年后,顺理成章进入婚姻。他自嘲,像自己这样的“95后”,根据社会时钟工作、结婚、买房,是最容易买在高位的人。

他想不明白,一直按照社会期待的顺序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努力工作、生活,为什么在买房这一步,忽然“卡住”了?

被打折的生活*

如今,每个月还完贷款,除去生活必要开销,金易的银行卡里几乎不剩什么钱了。

虽然购房者在签合同时早就知道要为房子的首付和贷款付出多少总额,但来自市场的价格波动直接影响了购房者的生活和心态。

一到还房贷的日子,看着银行卡里的数字骤减,他都会感到一股泄气,“如果我没有买这个房子,我是不是就能过得更自在?我可能就不用太在意工作上的一些吹毛求疵,不那么担心自己会失业。”扣房贷的那一瞬间,金易会短暂地“憧憬”美好生活,但逐渐地,也就不去假想了。

作为大部分普通人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大宗开销,房价直接影响着一个家庭的生活秩序与计划。金易原本打算刚结婚就买车,但直到最近,他才花10万左右买了一辆代步车。结婚前,他还与妻子计划要去很多地方旅行,如今五年过去,他们一个地方都没去过,“上班不能停”。

过去五年内,在房价骤降,但工资并未上涨的环境下,他与妻子不得不压缩生活成本。

刚买房的时候,金易感到经济形势还算比较好,几乎每个星期,她和妻子都要花300-400元外出就餐,每个月光下馆子就要1000多。如今,夫妻俩几乎不外出就餐,除非遇到很便宜的券。但以前,两人外出就餐几乎从不顾虑价钱,“听说哪家好吃就去吃了”。

也有过一些瞬间,金易会想,要不把房子卖了。但又一转念,“房价都跌成这个样子了,卖掉的话连贷款都覆盖不了。”于是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房子亏损180万后,卖还是不卖,也让30岁的王凡凡陷入了两难。

2019年底,为了方便孩子上学,王凡凡在南京买了一套300万的房子,首付90万,贷款210万。前两年,她与丈夫每个月要还一万多元房贷,这两年虽然利率降了,月供依然有9500左右。

五年过去,这套房的总价却足足跌了100万,“再加上这五年多的各种利息和搭进去的钱,卖的话至少亏损180W,资不抵债,还没有去处,但不卖的话根本扛不住了。”

180万平摊到生活里,是实实在在的“巨款”。以前,王凡凡很爱逛街买衣服,现在几乎都要“等换季实在没得穿了”,才去平价的电商网购打折品。以前,她也偶尔会外出“下馆子”,现在彻底成了“厨房钉子户”。节假日想带孩子出去旅游,也会被门票价格劝退,最终一家人只去了免费的公园和爬山。

随着房价越来越低,王凡凡感受到切身的压力越来越大,“每天一睁眼,满脑子都是那近1万的房贷数字,晚上根本睡不着,真怕哪天失业了,房子保不住,这么多年省吃俭用的苦都白受了。”

2025年10月,王凡凡终于下定决心,将房子挂牌出去了,出售价格比贷款总额还低。

高位买、低位卖,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卖房款总价还不及贷款数额。临近2025年底,广州的中介小羊就开始接触一些“倒贴卖房”的业主。房价高点时,一名业主买了一套500多万的学区房,贷款360万,如今,却仅以310万卖掉了。

2022年,为了结婚,卢申在上海按揭买了一套总价600万的小两房,首付200万,月供差不多2万。2024年底,同小区同户型挂牌价降到近400万的时候,卢申被公司裁员了。

那时,孩子已经出生,房子不能卖,生活不能停,全家人的压力砸到了卢申一个人身上。“每天一睁眼就是几百万负债”。每个月,贷款雷打不动地扣,“存款像流水一样迅速见底”,卢申几乎存不下来钱。

他一度陷入抑郁,常常晚上要醒来三四次。想过无数条出路,要么索性断供,等法拍,要么“一了百了”算了。

最让卢申懊悔的,是自己当初对未来形势的预判。买房的时候,为什么就能那么笃定“自己将来能一直月入3万以上?”

与自己和解

2019年,柯燕和丈夫在苏州买了一套房,总房款160万,首付50W,贷款110万,商贷利率为5.8%。当年,房地产还处于上升市场,柯燕他们买的小区比较抢手,自开盘始就不让用公积金,他们只好选择纯商贷。

当时,夫妻俩在上海工作,但暂时没有上海购房资格,“我们想着等有上海购房资格了再卖了苏州的房子,去上海买。”柯燕自己就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她刚买房那两年,整个行业的形势不错,每个月工资能达到3万元人民币。这两年,她的月薪降到了2万出头。

2019年到2020年,房价短暂上升了一阵子,但紧接着就开始慢慢下降。到了2025年,小区里与柯燕家同户型的房子售价已经降到了95万。虽然月供已经从最初的6800元降低到了现在的5200,且两人已经还了40多万贷款,但时至如今,他们还欠着银行98万本金,足以抵一套房,“也就是说只还了12万左右的本金。”

柯燕算了一下,“哪怕现在把98万本金一次性还清,也亏了70多万。”70多万,足以在柯燕的老家洛阳买一套小两居的新房了。

“一开始我们没在意,觉得可能有人急用钱出手,后来房地产崩掉,越降越多。”柯燕只能用自住房安慰自己,但还是常会忍不住想,“如果当时没买房,现在就可以买位置更好、面积更大的了。”

高位买房的人,最初无一不是为了更幸福的生活。如今,也只能用生活本身告慰自己,人漂在城市里,对一个家的需求,不是一个应该被否定和反省的需求。

2019年底,30岁的陆鹿也在深圳按揭买了套房子,总价200多万的一室一厅,贷款100多万。当时,她手上有一笔钱,纠结要去读研还是买房,但如果要读研,就不得不放下现在的工作,她选择了买房。

毕业后,陆鹿一直在深圳工作。拿到房产证的一瞬间,她感到自己终于在这座一线城市“扎了根”。当时,陆鹿满心以为,“这会是我的增值资产,是我个人能力的证明。”即便,买下以后,那套房一直没有用来自住,“只是觉得这件事做完了,好像自己成功了一点。”

没想到,紧接着房价开始下跌,如今,陆鹿那套已经跌到了100多万。这两年来,陆鹿所在的公司项目也持续亏损,裁员不断。陆鹿虽然暂时没有遭遇裁员危机,但一股对未来强烈的不安感始终笼罩着她。2025年7月,她还结束了一段12年的感情,生活陷入低谷。

一切被外部因素打断,但亲友仍在建议她“赶紧结个婚,生个孩子就好了。”陆鹿感到无奈和苦涩,如今,36岁的她已经放弃“按部就班”过这一生的执念了。好在,她已经还完了贷款,如今,她将自己的房租了出去,月租金是2000多元,恰好可以覆盖她自己在公司附近住的租金。

她并不后悔买那套房子,租房多年,陆鹿从未买过自己喜欢的家具。住所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志,这会让她明确感受到,自己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是不足的。

2021年,23岁的房产销售姜影用自己攒下的第一桶金,在广州郊区买了一套“远大新”,总价130万,按揭92万。如今,4年过去,房价跌了一半,姜影的房子仍然闲置。如果卖掉,不仅首付得全部亏掉,还会背上另一笔负债。

但姜影已经能充分与自己和解。当年,姜影原本在买房与买车之间纠结,如今回想起来,她反而觉得不买车更好,“如果买了喜欢的奔驰C260,肯定会经常出去玩,停车费也贵,可能几年留下来的只有一部打折二手车和并不多的存款。”23岁的时候,姜影的存款有了快40万,她知道,根据自己的性格,如果不买房车,这些钱一定会用来吃喝、旅游,“或是被人借走”。

姜影的心态如此得到了平静,“虽然没有吃上红利升值暴富了。但是让我在消费观上有了质的飞跃——勤俭节约。”

买房这件大事,也让金易感到自己终究被迫成长了许多。约在24、25岁的时候,他时常憧憬着未来会更好,“感觉网上那些‘35岁危机’之类的标签和自己毫无关系”。短短三五年过去,他感到变故随时可能在明天到来,曾经网络那些焦虑在普通人身上的影响,他也在工作中扎实地感到“与自己越来越近了”。

他发现自己从一个“随心所欲”的人变成了会精打细算的人,会精密地计划生活的每一步,尽量都不出差错。不过,他想,如果真有一天丢了工作,命运留给自己的唯一选择,也不过是继续找下一份工作,然后继续打工,“反正也不可能说让自己停下来”。

青年志Youthology|被困在境外账户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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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 档案卡
标题:被困在境外账户里的人
作者:oscar
发表日期:2025.12.4
来源:微信公众号-公众号
主题归类:金融监管
CDS收藏:人物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境外账户开户的英文是 account opening,其中 opening 一词既指“账户开立”,也暗含“开启海外机遇”的意味。过去几年,随着出境旅游、跨境电商、副业结算、海外理财等需求上升,加上美元等外币存款利率明显高于内地,办境外账户在不少年轻人中一度成了“热门项目”。各家银行的开户预约量持续增加,有的针对性业务成功率甚至被形容为“比抢热门演唱会门票还难”。

2024 年,香港主流银行个人境外账户平均办理时长在一到三周,部分面向中小企业主的商务账户开户成功率只有30%。多数账户仍需要本人亲赴香港,准备并提交大量证明材料。对没有特殊渠道、也无法频繁往返香港的普通人来说,连续申请两次以上被拒并不罕见。

门槛之下,没有特殊渠道的人开始寻找各种“窄门”:尤其是那些无法频繁往返香港甚至国外的人,调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金去凑够门槛,小心翼翼地规避被系统审核为洗钱风险。好不容易拿到账户,又不得不承受最低结余与管理费的长期压力——困在境外账户里的,以及困在办理途中的,各自都有自己的围城。

文|oscar

编辑|oi

费劲巴力地开户

颖姐自嘲为普通“单未”上班族(单身未婚上班族)。专业技术岗位工作近十年的她,月收入在1.3万上下,这在东北已经算不错的水平。但为了多些收入,仍每周加班超过15个小时。她说自己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一个人,尤其是靠上班赚来的钱,好不容易攒到了39万时,这种不安全感反而多了:“就怕贬值”。

小红书博主的宣传吸引了颖姐。她记得那时内地定存才 1.1%,境外银行能到 3.2%,部分中小银行能冲到 4%。“比内地香太多,这羊毛不薅白不薅呀!”

她连续在小红书刷了快一个月的“境外存款攻略”,被洗脑一般决定要办个境外账户。她已经见过太多同事或同学突然被优化,总担心自己哪天也轮到自己,“越是多攒点钱,心里才越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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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书上的利率帖子

颖姐打算以全部积蓄39万,撬动一个“通过储蓄让资产升值”的机会。来自小红书的“显著利率差距”让她盘算,把钱换成美元存到境外账户,就能拿到更可观的利息回报。

严格来说,这种选择并非常规意义上理性的抗贬值方案。根据颖姐自己的介绍,她认为虽在小红书上有博主说国内定期利息1%,境外银行的美元定期可以达到3-4%,其实更多的是自己基于当下跨境利差做出的个人判断。颖姐猜测这中间的利息差额是当时美联储政策的缘故。“这还不是说变就变的?”她担心再等半年利率下调,就错过了这个高息机会。与其说她忽略了人民币兑换美元的金额限制和汇率,不如说她认为存到境外账户等同于存入了美元。这样细分的知识对于普通人来说需要一些精力去消化和理解。而颖姐当时按照美元定存利率计算,“差不多可以赚到一万。”这对普通工薪族来讲,是有诱惑力的。

可真动手办,麻烦却跟着来了。内地分行的柜员告诉她,想开通境外账户,得先在这边开个内地账户,得存够50万,至少放满3个月,才能作为“资产证明”。当时颖姐的钱分散在三家银行的定期,有的还没到期,可她怕晚了“高息窗口”就关了。只能请假跑银行,为此还扣了200块全勤奖,心疼得她好几天没舍得拼车,宁可多走20分钟路赶公交。

为了把39万存款都取出来,颖姐前后折腾了约一周的时间。在三个银行里,最高的存单是一笔10万,最少的则是一笔2万。她一边跑网点、一边挨个提前支取,尽量把损失控制在最少的几天利息。等到钱终于“归拢”到一起时,她粗略算了算:提前支取带来的利息损失,再加上几笔跨行转账一共一百多块的手续费,让她“心里直抽抽”。更要命的是,就算这样折腾下来,还是差了 10.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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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操作页面

考虑到亲友一时凑不齐大额资金,变现其他资产又要承担折价损失,她开始打起了小额贷的主意。当时颖姐所在的单位和中国银行有合作,可以享受3.1%左右利率的的小额消费贷。她算过,小额贷的月息成本远低于境外存款的预期收益,且计划等3个月存款门槛达标、境外账户开户成功后,就用存款收益一次性结清贷款。可这样精打细算得来的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又成了新的焦虑来源——“万一失业了,这贷款可怎么还?互联网打工仔真的没安全感啊……”

好不容易凑够了钱,她以为接下来就会顺利下来,开户时却又卡了壳。因为没有外贸合同、学费通知书等“硬凭证”,银行开始质疑她资金来源的合法性,问得很细。颖姐只能一遍遍解释自己的工作经历:从大学毕业就一直在这家公司上班,平时也就炒炒股、买买基金,希望靠定期多赚点利息,“只要不亏,能多点就是好的。”加上这些年基本不会专门跑一趟香港,她更希望能在自己生活的城市,把账户问题一并解决。

又等了四个月,境外账户终于批下来了。颖姐兴冲冲地打开邮件看条款,越看心越沉。她开成了“高端账户”,得保持百万港元等值资产,不然每月要扣380港元管理费,折合人民币338块,一年下来就四千块。她赶紧按2024年12月的汇率换算,50万人民币约合54万港元,距离“高端”门槛还有很长一截;但如果改成普通账户,利率又完全不一样。她忍不住算账:从换汇、跨境转账到各种杂费,每一笔看似不起眼的损失,都会一点点吃掉本就不大的收益。“这不是左右为难吗?”

更让她犯愁的是那笔小额贷,一年后就要到期,当初选的是 “每月还利息、到期还本”,她原本计划用存款收益还本金,可如今一看,要是先把那十多万本金还掉,境外账户里就只剩下最初的 39 万人民币,不论维持哪种账户类型,交管理费几乎是肯定的;若转为普通账户,收益又会明显缩水,“怎么算都不划算。”

夜里躺在床上刷小红书,突然刷到好多“美元存款翻车”的帖子。更让她忐忑的是,她听说个人每年境外资金转回境内只有5万美元额度,万一急用钱转不回来可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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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书上可见的“美元存款血亏”等主题的帖子

她抱着手机给闺蜜发消息:“宝,我好像踩坑了。”

发完消息,颖姐望着天花板,心里满是无奈和焦虑。“要不还是逐步转回国内账户吧?可这么折腾得到的海外账户就白费了。不关的话还要交管理费,得不偿失。”颖姐左右为难。最初心心念念的境外账户,在此刻成了鸡肋。

莫名其妙被关户

在亚马逊开店的陈胖胖,是曾经有过境外账户的人。

陈胖胖喜欢编织,2020年困在家中,她试着编织帽饰,做多了就挂到网上买。家人给她出主意,“你做的都是平安扣、中国结,估计老外感兴趣。”于是她抱着搂草打兔子的心态,申请了亚马逊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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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胖胖早期的亚马逊订单页面

起初,网店生意并不火。那些她编织的帽饰偶尔卖出一两件,带来的成就感,比每笔八九美元的收入更重要。下班后,她常戴着耳机,一边刷剧一边织毛线,觉得充实又惬意。

2023年,她刷小红书看到一篇“香港境外账户开户攻略”,博主说亲自赴港开户能直接接收亚马逊回款,零手续费。“往返机票加住宿,算下来也比常年交手续费划算”,业余时间在亚马逊开店的陈胖胖,当即定了香港七日游,特意选了廉价的青旅,,把这次行程当成“顺便把账户办了”的旅行。

到香港的第二天一早,在银行取号时,工作人员说“今天号满了”,只好第二天又来一趟才取到号。填表格时,她对着“联系偏好”选项犹豫了下 ——香港手机号是临时买的,她想着开完户大概率用不上,就选了 “电话优先”,没勾选电邮通知,而填写的Google邮箱她几乎没再使用过。只想着省得麻烦。朋友听说后说她,“这是特种兵式开户啊”。

有了海外账户后,亚马逊小店的生意依旧不温不火。本职工作忙起来,网店渐渐疏于打理,有时候一两个月都没一笔订单。“反正也不靠这个吃饭”,她索性把店铺挂在那儿。

直到九个多月后,她突然收到买家消息:“付款被退回了,怎么回事?” 陈胖胖心里咯噔一下,赶紧登录网上银行,却发现账户登不进去。她联系银行客服,对方回复:“您的账户已被关停,原因是长期不活跃且无法联系到账户持有人。”

“怎么会联系不上?” 她急了。客服查了记录:“我们多次拨打您预留的香港手机号,均提示为空号,也发了电邮通知。” 陈胖胖这才想起,临时手机号早就停机了,邮箱是和香港手机号绑定的,想登录也登录不进去。她懊悔地拍了下大腿:“当时怎么就没多留个联系方式呢?”她没想到——一个几乎没怎么用过的账户,也会因为“没用”而被关停。

客服还告诉她,账户开通后只有两笔交易,符合“高风险账户特征”,若要解封,需本人赴港网点办理,还得补缴管理费440港币,折合人民币四百多块。“来回机票就要两千多,还要请假扣奖金,太不划算”,陈胖胖挂了电话,对着电脑屏幕叹气。老公劝她:“算了,重新找个收款方式,总比白跑一趟强。”

她在网上搜了一圈,发现很多第三方平台宣传 “0 费率” 虚拟境外账户,介绍说和实体银行账户功能一样,线上就能开通。尽管后来陈胖胖才知道,开户费、管理费、入账费这些的确没有,可是提现转账的费用甚至达到3%。简直比利润都要高!可当时失去了海外账户的陈胖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了户,操作起来确实方便,几十块的货款到账也快,她渐渐放下了心:“我本来就是自己手作,时间花的多而已,毛线啥的成本特低,也没觉得利润受影响,还挺高兴,觉得这下总不会出问题了。”

没想到,她设计的一款复古贝雷帽刚好赶上复古风热潮,突然卖爆。一天内出现30多单。短短一个月,虚拟账户里的货款就累积到2000美元左右。这些收入自动转进第三方平台。“终于能赚笔大钱了”,陈胖胖兴奋地计划着用这笔钱报个瑜伽班,再给爸妈换台新冰箱。可当她提交提现申请时,系统页面上却突然弹出提示——“资金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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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销售的爆款

她赶紧联系第三方平台客服,对话框里只收到机械式回复:“账户暂时冻结,请耐心等待。”陈胖胖急了,追问冻结原因、何时能解封,客服始终重复着同样的话,连一句具体解释都没有。“这可是我的血汗钱啊”,她短短半个月就瘦了七八斤。

更糟的是,部分买家因为迟迟没收到货,发起退款申请,平台要求她先行垫付。陈胖胖只好咬牙动用了自己的积蓄,原本就不宽裕的工资被掏空。那段时间,她在单位总是魂不守舍,领导找她谈话,她只能强颜欢笑:“以后多注意!”

陈胖胖想过走法律途径,可平台在国外,她觉得维权成本高、周期长,自己一个普通上班族根本耗不起。她到处打听,有人说 “虚拟账户风控严,容易被判定为异常交易”,也有人说 “这种平台就是店大欺客,只能等审查结束”。陈胖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查账户消息,睡前还要刷新账户页面。

终于,在冻结后的第70天,系统提示 “可以提现”。当钱到账的那一刻,尽管损失了80美元的手提现转账费,按当时的汇率相当于人民币五六百元。但她已经无暇计较。只是,这笔迟到的钱再也带不来最初的兴奋——她甚至认真想过干脆关掉网店,却又舍不得:“毕竟是自己一点点做起来的,就这么放弃太可惜了。”

如今,陈胖胖陷入了两难。不开境外账户,第三方平台说冻结就冻结,维权无门;开了境外账户,又怕因为使用频率低被收管理费、被关停;更让她担心的是,万一欠缴管理费,会不会影响内地征信。

“早知道副业这么难,当初就不该一时兴起”,窗外的阳光正好,可陈胖胖的心里却一片迷茫:这颗境外账户的 “雷”,到底该怎么拆?

取不出来的钱

“再攒100美元就够1000了,到时候一次性转回国内,刚好能下单新设备。” 

这天临睡前,大联像往常一样登录境外账户,指尖划过屏幕时满是期待。可下一秒,屏幕突然弹出一串数字英文组合报错代码——转账、提现均不能操作,只剩余额查询还能使用。账户里静静躺着900美元,是他熬了无数个夜晚的心血。

大联本是一名合同制美术教师。“双减”前,他曾在培训机构做兼职。2022 年,在美国留学的同学请他帮忙绘制作业,又辗转介绍给几位在美国、泰国工作的客户。每个月陆续会有两三幅插画订单。因为客户觉得汇入国内银行账户不方便,希望直接用外币支付稿费,大联也就加入了开通境外账户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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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联的插画销售入账

一开始,大联以为是自己操作有问题,便重新登录、反复尝试了两次,结果每一次都弹出同样的错误代码。他模糊记得,这个代码后来还变过几次。出于不安,他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发现多条帖子都提到类似提示“意味着限制交易,需要到网点解除限制”。可作为境外账户,他不知道该去国内网点,还是必须飞到境外网点才能解决。

大联当时还没有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反正短期内也不急着把美元提出来。他查到的信息里,还有人表示系统有时会自动解除限制,于是他想着“再等等看”,选择先放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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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报错

隔了一周,依然如此。而且大联当时在国外又多了一笔小额的收入,大概在100美元左右。能看到这笔钱入账,但依旧无法转账和提现。

他只好拨打境外客服电话求助。因为语言不熟练,他一边开着翻译软件,一边向客服描述问题。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最终只告诉他“查询不到相应代码含义”,让他“务必到网点更新资料”。

大联追问更新什么材料?客服过了半天才说需要更新职业证明。大联纳闷,这个境外账户,和他的本职工作并没有直接关系。自己只是业余时间给国外文章配插画赚到的稿费。

挂掉电话后,他开始在网上到处搜寻信息。很快,搜索结果开始高度集中在一个说法上——“银行系统认为该账户触发了监控风险”。而这样的“风险”,在讨论里往往直接指向洗钱的可能性。一开始,大联只是觉得委屈:自己不过是在下班后接几单插画活儿,怎么就和“洗钱”扯上了关系?可继续翻看资料,他看到有人提到“有可能会被警方调查”,心里的不安渐渐盖过了委屈。

又等了二十天,再次登录账户,发现依旧关闭。而又有一笔大约70美元的稿费打入。每当客户问起是否可以继续付款时,他都下意识想说“不如暂时先别打款了”,可转念一想,这样说既显得不专业,也可能让对方误以为他有经济问题,只好把这股冲动压了下去。

拨打国内的服务热线求助,但客服仍然是同一句话:“请您带上身份证和护照,前往营业网点。”至于要补交哪些材料,对方依旧只提到“职业证明”。

那以后,大联变得越来越焦虑,画画的手也慢慢停了下来。每当坐到画板前,他都会忍不住想起那串看不懂的代码,甚至产生一种“所有努力都白费了”的挫败感。可他又想不明白:自己明明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到底在怕什么?

仔细想过几轮,他才勉强理出一点头绪:他真正害怕的,是一旦去了网点,对方工作人员报警,把他当成嫌疑人带走调查。就算最终证明清白,一旦被单位知道自己在悄悄做兼职,可能会招来各种麻烦——被议论,被领导约谈,甚至被指责“上班时间做私活儿”,留下处分记录。

但这些都没发生,四个多月后,大联的境外账户被自动解除了限制,他又可以存取和转账了。他第一时间把里面积攒了快1800美金都转回国内账户。

账户恢复了,可他对这套系统的信任感,却再也回不来了。他考虑过干脆让对方直接把美元或其他外币换成人民币,汇入自己的国内账户。可新的担忧随之而来:这样做真的安全吗?会不会又被系统当成异常交易,带来更大的麻烦?

大联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彻底放弃这份兼职,是最省心的选择。可想到这些画都是自己一点点画出来的机会,他又舍不得真正放手。

自证的成本

在颖姐那里,要自证的是“有足够的钱”——她得先拿出几十万存款、再加一笔小额贷款,供银行判断自己有“支付能力”。

在陈胖胖那里,要自证的是“不是骗子”——银行可以因为长期不活跃、联系不上而直接关户,平台也可以以“风控”为由冻结她辛苦赚来的货款。

在大联那里,要自证的是“不是洗钱”——一串看不懂的错误代码、一次说不清缘由的风控,就足以让他的兼职收入悬在半空。

对机构而言,这是全球反洗钱和强化金融监管的大趋势,“了解你的客户”和“客户尽职调查”被不断写进监管要求;对个人而言,这意味着开户和用户的门槛都在抬高。所谓“内地见证开户”,往往要提供身份证、护照、工作证明、居住证明、资产证明等一整套材料,部分账户还附带最低结余要求、管理费、交易频率要求……每一项看上去都合理,却叠加成一笔不小的隐性成本。

更现实的是,普通人几乎没有真正的选择权。不同银行、不同平台给出的条款高度相似:要么付出时间、金钱和精力去反复补材料、跑网点、打客服电话;要么接受账户被限制、被关停,甚至把来之不易的合法收入暴露在“不知道何时能取出”的不确定性之下。

监管本身有其必要性,防范洗钱和非法资金流动也并非多此一举。真正的问题在于:这套日益复杂的合规体系,很少向普通用户解释清楚规则,却要求他们用自己的现金流、工作时间和焦虑,去替整个系统兜底。

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涌向境外账户寻求利差、汇款和结算便利时,他们以为打开的是一扇通往世界的“opening”。但在现实里,这扇门后首先迎来的,是一连串必须反复作答的证明题:你是谁?你的钱从哪来、要到哪去?以及——你,到底算不算一个“被允许正常用钱的人”?

冰川思享号|避孕套不再免税,其实很多人都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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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一个有点扎眼也有点愕然的新闻突然铺天盖地:明年起,避孕药品用具要征收增值税。

消息称,自2026年1月1日起,销售避孕药品和用具将依法征收增值税,不再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此前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避孕药品和用具”免征增值税;而将在明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免征增值税的项目中,则不再设有这一项。

而这会导致的结果也很清楚,避孕套涨价。

很显然,大多数人的解读,不会只是一种商品价格变动,而是背后隐含的催生意图——提高避孕成本,变相地提振生育率。

这个象征意义,在网络上却也遭遇了相当意见反弹。

说白了,与其说这是个经济问题,毋宁说是个态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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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避孕套不再免税,其实很多人都不用了
作者:青柳
发表日期:2025.12.4
来源: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主题归类:生育率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01

此前,避孕套之所以免增值税,确实是和计划生育的大背景有关。

有媒体这样总结:

1994年税制改革时,为配合计划生育国策,避孕药品和用具被纳入免征增值税范围,核心是通过降低避孕成本助力人口调控。

而今,我国人口形势已发生根本性变化:2024年首次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鼓励生育成为国家战略重心。

新《增值税法》在删除避孕用品免税条款的同时,新增“婚姻介绍服务”免税政策,一减一增间,清晰传递出从“控人口”到“促生育”的政策导向转变。

不过,“不免税”之后,能增加多少负担,其实也不是那么“可观”。很快有媒体出来安抚,很多市民担心“避孕用品会大幅涨价”,但实际影响可能远低于预期。

具体来看,一款售价15元的避孕套,征税后新增税负约1.15元,即便全额转嫁,涨幅仅7%左右;30元一盒的紧急避孕药,涨价幅度约1.5—3元,行业整体涨幅预计在5%—10%之间。对普通家庭而言,每月相关支出新增仅5—10元,基本不影响日常开支。

很难想象,会有人会因为省这“三瓜两枣”,而选择“要不生个孩子吧”,就连专家都说,更应视为“符号性表达”。

说白了,这就是表明个态度:为了让你们生孩子,连避孕套都管上了。

当然,这个态度会不会被接受,就是个见仁见智的事了。就在这两天有一个新闻,某地居民发文称,一聊天群内要求儿童母亲汇报末次月经时间,一下引爆舆论。

你说这是工作吧,也能理解。但凡事开始瞄向那些敏感地带,人们有点怪怪的感觉,也能理解。

02

其实,加不加税的可能也不那么重要,因为很多人都不用避孕套了。

据《2024年中国避孕套行业发展报告》统计,国内全渠道销售额从2023年的187.86亿元降至2024年的156亿元,一年内跌幅达17%。

甚至有品牌都开始倒闭了,统计表明,2020年至2024年间,全国有超过7.8万家避孕套相关企业倒闭,平均每年注销1.73万家。

别说生孩子了,现在的人连性生活都提不起兴致了。

此外,各种“关联产业”都在一路暴跌,据新浪财经报道,全国KTV数量从2015年峰值15万家,锐减至2024年上半年不足4万家;夜店客流量普遍下滑70%—80%,酒吧到店人数下降超66%。

但这倒也不代表没有欲望,比如情趣用品开始暴涨,早在5年前,我国情趣用品行业就已实现24%的逆势扩张;到2024年,中国情趣用品市场规模突破2000亿元,是同期避孕套市场的13倍以上,占全球总量(3661.6亿元)的近六成。

这些似乎都很符合低欲望社会的模型:人口减少、老龄化、失去上进心和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至于情趣用品销量暴增,稍微有点安慰,至少人们还没丧失本能。但也说明,相比麻烦地找一个伴侣,“靠自己”更实惠一些。

这些问题也都说明,避孕套其实离生育这个核心议题距离太远,它远不是决定生不生孩子的关键变量。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整体的社会活力、情绪状态都在萎顿,不生孩子,也不过是其中一个结果罢了。

这很难勉强,也注定了任何用力过猛的措施,都会遭遇反弹。看一眼社交平台,就都明白了。

03

其实从生育的角度说,补贴多少,恐怕都很难会被认为是“足够”的。

近些年的生育补贴其实已经开始落地,而且速度颇快。比如国家层面的育儿补贴是每孩每年3600元,而一些地方还在这个标准上不断加码,比如鄂尔多斯规定,三孩家庭每年市级再补6400元,达到1万元。

有媒体统计,截至2025年6月,全国约有95个地区出台了标准不一的生育补贴政策,形成了一场地方层面的“催生”竞赛。

不过看看评论区也都知道,也有网民不买账。“一个月300,够吗?”类似的声音确实也不少。

平心而论,一年几千元,从根本上改善生育意愿确实不太现实,有孩子的就明白,一个一般档次的课外班,一个月可能就花掉了。

现在的育儿成本之高,确实让很多补贴都有种“杯水车薪”之感。这没什么办法,考虑到人口体量以及财政状况,那种“全面兜底”的高额支持根本不可能。

但是这依然是有意义的。正如上面所说,这同样的是一个“态度问题”。

在现有的财政状况下,依然愿意拿出一笔资金,哪怕数额有限,本身也是一种政策取向的明示——也许不够,但真的尽力了。

这种态度,其实是在结成一种“契约”。政策愿意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家庭也因此获得一种被接住、被支持的预期。它并不要求立刻作出决定,而是希望通过持续释放善意,让人们相信:如果选择生育,这个社会不会让你独自承担全部代价。

这种契约不是写在纸面上的,而是通过政策信号来传递的。而且这种信号需要反反复复地增强,通过持续不断的投入,才能让公众真正感受到一种稳定的预期:生育政策不是“一阵风”,而是长期、耐心、具有连续性的“负责”。

反过来说,像是避孕套涨价、群里问例假,这同样是一种信号传递,同样也在订立“契约”。只不过这样的契约更像是逆向的——如果不顺着期待,那么就要承担更多不便、更多成本、更多被暗中“提醒”的压力。

当然,政策是多元的,方式总归是千差万别。但在眼下,更需要达成一种积极的、有鼓励意义的共识:尽其所能地全方位支持,提振一种“同向而行”的信心——说白了就是传递善意,让人们在自愿且愉悦的情况下,默默关上房门。

至于能起多大作用,不妨心态也放平和,给足支持、尊重选择,同时也松弛一些,给年轻人一点空间,留待时间给出答案,这种氛围,终归是更适合“生孩子”的。

【异闻观止】中国新闻周刊|政府采购评审名单,照搬百度人名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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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政府采购评审名单,照搬百度人名大全?
作者:杨梦洁
发表日期:2025.12.4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
主题归类:贪污腐败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近日,有网友反映,中国政府采购网12月3日公布的湖北十堰《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中标(成交)结果公告》评审小组成员名单中,5位评审小组成员名字与百度文库“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前5个名字完全重合,此事引发网友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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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中,评审小组成员名单一栏显示: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5个名字与顺序均与上述人名大全中的内容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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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12月4日,中国新闻周刊致电该项目采购代理机构湖北润土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听到“竹溪县住建局”几个字后马上打断,并回应称已经知道此事,情况已反映给相关部门领导,正在调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并寻找相关责任人。

随后,该项目采购方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回应中国新闻周刊,已接到相关人员反映此情况,目前正在调查中。

据该公告中标(成交)信息,供应商为竹溪创拓劳务有限公司,中标(成交)金额为3188万元。

作者:杨梦洁

编辑:黄昱曦

运营编辑:马晓轶

【404文库】真实故事计划|住在香港大火楼群里的中低收入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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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住在香港大火楼群里的中低收入者们
作者:金晶 陈婧瑄 刘思聪
发表日期:2025.11.29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主题归类: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
CDS收藏:人物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截至11月28日10时18分,经历逾43小时,香港特区政府宣告,大埔区宏福苑大火完成灭火及救援工作。截至11月29日下午15时,根据已确认遗体,此次火灾已造成128人遇难,仍有150人情况未明。
作为政府在1983年开放出售的保障性住房“居屋”,宏福苑的住户多为香港的中低收入人群。他们大多在80-90年代,三十岁左右买房,如今成为年近七旬的老人,与伴侣、子女共居或独居。他们的子女许多在居屋中出生、成长,如今步入中年,成为第二代住户。
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香港的“夹心阶层”:既没有贫穷到能申请只租不卖的“公屋”,又无力负担私人住宅,通常做着文员、力工等基础工作。
惨重损失与一项维修工程有关。2024年7月,宏福苑因老旧开启维修,承建商的工程总费为3.3亿港元,由1984户住户平摊,平均每户需承担16到18万港元。这是独属“夹心层”的困境:只有中低收入群体才能入住的居屋,在成为必须维修的旧楼后,又给他们带来超负荷的压力。
付出高额维修款后的一年半里,住户们与工程方使用的易燃建筑材料共存。封窗用的发泡胶板,最终促使大火迅速蔓延。
普通人对抗拮据处境的最多手段,是忍耐与节省。当大火烧进屋内,极致压缩的夹心生活,被火焰迅速吞噬。

陷于大火的人们

得知自家所在小区起火时,67岁的陈燕芳正在医院看病。

消息是开车路过宏福苑的亲人打电话告诉她的。11月26日下午15点过,她赶到现场,目睹火焰在大楼外墙攀升,“成条柱噉样烧上去(像柱子一样向上燃烧)”。她赶回自家所在大楼,看到消防车停在门口,整栋楼被浓烟笼罩。

香港发生了过去70余年来最惨重的一次火灾。截至11月29日下午15时,根据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数据,此次火灾已造成128人遇难,当中一名死者为消防员,另有83人受伤。失联名单中,确认144人安全,仍有150人情况未明。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11月26日下午14点51分,消防处接到火警,香港新界大埔的社区宏福苑起火。当时,宏福苑的8栋31层高楼都在维修工程中,大楼外墙覆盖着棚网与棚架。F座宏昌阁底层外墙棚架率先冒出火光,仅六分钟火焰便延烧到四楼,随即一路窜升至高层,向邻近楼栋蔓延。

半小时内,火势扩散至邻近的6栋大楼。最终,大火烧遍7栋住户超200户的高楼,超过1500户人家陷于火海。

大埔区坐落于香港新界东北,远离港岛、九龙等繁华核心城区,这里生活节奏缓慢,以中低收入家庭与老年人居多。
宏福苑的住户,也以60-80年代的两代人为主。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在宏福苑居住的4643人中,有36.6%为65岁以上老人,40至64岁占30%。

他们多是香港的中低收入人群。宏福苑在1983年1月开放申请售卖,是香港第一代“居者有其屋计划”的房屋,是由香港政府组织兴建、面向中低收入市民出售的保障性住房。

这类房子简称“居屋”,通常以“苑”命名。当年,宏福苑每个单位的面积在50平米上下,第一批售价平均14万左右,是市场价的五到七折。

在当年入住“居屋”的,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香港的“夹心层”:既没有贫穷到能申请只租不卖的另一种保障性住房(简称“公屋”,通常以“邨”命名),又无力负担市场价下的私人住宅。

如今,这群青年成为年近七旬的老人,与伴侣、子女共居或独居在屋中。而他们的子女,许多在居屋中出生、成长,步入中年。

11月28日上午10点过,在宏福苑西北侧广福商场的平台,陈燕芳从援助物资中挑走一个黄色的卡通水杯。她身上仍然穿着26日事发当天的灰色外套和牛仔裤,烫染的棕色短发顶部有白色发根。手中拎着的蓝色大袋子里,装着她在现场拣的市民捐助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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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陈燕芳在广福商场平台,展示安置点情况

宏福苑的这套房子,是陈燕芳1994年买下的,50平米,两室两厅,售价约50万港币。

住进这套房子,是陈燕芳和丈夫作为香港中低收入群体,在一公里半径内完成的第一次阶层跨越。

最初,陈燕芳和丈夫、大儿子一起挤在祖母的狭小公屋居住。直到90年代,一家三口才申请上自己的公屋,在邻近宏福苑的广福邨,租住上一套30平、一室一厅的房子。

再次怀孕后,她辞去文员工作专心照料家庭,也开始和丈夫筹划买房。家庭收入不足以购置更好的房产。两人再次研究起港府计划,提交了购置邻近居屋宏福苑的申请——这里不仅更大更宽敞,还意味着他们终于有机会在香港,购入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在90年代寸土寸金的香港,要申请上居屋并不容易。按照针对公屋居住者的政策,陈燕芳先填写了资格证明书,再由香港房屋委员会“摇号”决定优先顺序。

她足足等了两年。丈夫是普通的公司职员,当时每个月收入六七千港币,一半都用来还房贷。剩下的资金两人省吃俭用,供两个儿子读书。

入住宏福苑小区H座805室的那天,一家四口开启了新生活。31年间,陈燕芳的两个儿子相继成家,独立搬出去,各自生育。50平方的空间,与30载的记忆,陪伴着夫妻二人步入晚年。

起火当天,丈夫和陈燕芳一样有事外出。两人幸存。

站在大楼门口,看着火光漫天。陈燕芳突然意识到,除了此刻身上口袋内的手机、钱包、钥匙,她什么都没带走。

封闭窗户之后**

火灾发生后,11月27日,3名涉事工程公司宏业建筑的负责人,因涉嫌误杀罪被拘捕。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专案小组,针对维修工程可能涉及的贪污行为启动调查,于28日先后拘捕11名人士,包括工程顾问、棚架工程分判商及承建商负责人等。

贪污疑云中,多为中低收入的宏福苑住户,长期生活在危险的密闭空间之中。

自2024年7月起,宏福苑的8栋住宅大楼同时开始维修。大楼的外墙,被绿色的棚网和竹制棚架遮挡,而住户的窗户外部被发泡胶包裹。据财新报道,维修动工之前,工程方告知住户,这是一项保护措施,可以避免工程期间有碎石掉落击中玻璃窗。

据有关部门初步调查,包裹窗户的发泡胶正是此次火灾造成巨大伤亡的重要因素。火灾始于低层棚网,继而引燃发泡胶,急速蔓延至邻近楼栋。点燃的发泡胶又导致玻璃爆破,大火窜入室内,造成多栋内外同时起火。

在宏福苑一年半的维修期间,陈燕芳家中的阳台被封闭,三台空调被强制拆去两台。

屋子里闷热潮湿,不见天日,她过着有“密室感”的生活,“系好阳光顶啊,我乜都唔知,大风乜都唔知,好压抑嘅(是阳光好的天我也不知道,大风天也不知道,好压抑)。”

她也想过搬出去住。但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她想应该难再容下两位老人。

大楼维修期间,71岁的林力和陈燕芳过着相似的日子。除了留在宏福苑,他“没有选择”。

1983年,林力买下宏福苑E座21楼的一室。退休后,他和儿子同住一屋。晚年,林力身体不好,没办法继续工作,没有稳定收入来源,靠退休金生活。

更多被发泡胶遮蔽的面孔,闪现在失联求助的网页中:90岁坐轮椅的老人及其护工。独居的80几岁婆婆。七八十岁的老夫妇。一位被困于厕所、手机没电的老人。一位凌晨6点发来最后一条消息的爸爸。还有好几个钟未饮奶的15个月婴儿。

宏福苑的8栋31层高楼,每层有8户人家。作为居屋,小区设计的初衷之一便是用最小空间容纳最多的人。在每户实用面积不到五十平的空间里,拆分出两间卧室、厕所和客厅,平均一家住进3到4口人。

这一逻辑也延续至每家每户。在可见的画面中,人们在逼仄中努力建构生活,有对室内空间的极致利用。

入户处只留一个转身的余地。接着紧贴置物架与鞋架,躲避遮眼藤蔓般的雨伞、杂物、塑料袋,扭身举手按响厅堂的灯光。

厨房塞进冰箱、水池与灶台后,只剩一块仅供一人站立的空间。碗筷凌空架柜,排气扇纸一般做薄贴在窗上,笊篱、锅铲等物挂满空墙。

餐厅客厅合二为一,是一些多代家庭与护工的共享区域。一切家具秉持小巧原则,三座沙发不容躺卧,方形餐桌下堆满塑料储物箱,电视机紧贴墙面,高空用电视柜辟出一片猫咪容身的窝。

谁要提前回屋休息,只需起身绕过他人,客餐厅立时宽敞许多。然而,三步长两步宽的次卧与一间稍大的主卧,除床之外,也要储存全家数十年来积攒的什物。

一些住户分享,宏福苑的高楼窗外,在维修前本可望见吐露港、马屎洲,与香港多山多林的半岛丘陵地貌,提示着世界的广阔,这曾是他们喜爱这里的原因。

而维修的一年半间,许多住户和陈燕芳、林力一样,住在隔绝光线、密不透风的家中,忍受阴暗湿热。一则发布在社交媒体,2024年10月拍摄于宏福苑宏昌阁的房屋视频显示,当时厨房、客厅、卧室的7扇窗户均贴上发泡胶。即使在白天,室内的四盏灯也全部打开。

2025年6月30日,有业主在社交媒体上自称“网中人”,表达对工程结束的期待,“成为网中人整整一年啦,盼望着重见光明的日子。”

他们最终看见火光。一张住户拍摄的照片显示,当火势蔓延,窗外火光透入发泡胶,映红了整间卧室。紧贴火光的墙面书架上,摆放着五六十只布娃娃,床上堆着衣物和被褥,窗前悬挂着四只防尘袋中的Labubu。

当火焰烧穿封窗的发泡胶,楼外攀爬而来的大火侵袭室内,他们数十年间用物品与记忆竭力填满的狭小空间,顷刻变成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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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11月27日晚,仍有浓烟从宏福苑顶部冒出

痼疾与隐忧

看到大火消息的起初,同样在居屋长大、35岁的张嘉伟就产生了一种“会很严重”的预感。

在香港做房产中介这一年半以来,每当有人来找张嘉伟咨询宏福苑购房,他的回答只有一个:“不推荐购买。”

他认为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和上一辈,都清楚居屋的隐患,“都是从这出来的”。“如果我卖给别人,出现这样的事(火灾),我心里能不愧疚吗?”

张嘉伟的父母是广东人,80年代来到香港务工后,在屯门购置了一套居屋。他在那里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寒暑假。居屋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也是他在香港最熟悉的地方。

穿梭在香港各个楼盘的这些年,他意识到,许多居屋都存在类似的结构瑕疵:除了极易形成加速火势的烟囱效应外,多数居屋没有防火隔断。

在结构设计的隐患外,老旧楼房的维修工程,也暗含灾难更根源的线索。自2012年起,香港实施“强制验楼计划”,全港数千幢楼龄超过30年的大厦须按规定接受检验与维修。

楼龄已有42年的宏福苑,在2016年收到政府的强制验楼法令,要求对公共部分及外墙进行修葺。

香港居屋实行房委会统筹监管、私营物业执行、业主法团自治的三层架构。一旦居屋被要求维修,业主法团就要自行主导维修决策,并筹齐款项。

2024年,宏福苑业主法团通过的维修方案备受瞩目。有当地媒体报道,承建商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总费为3.3亿港元,由1984户住户平摊,平均每户需承担16万至18万港元。住户必须在约半年内交齐款项,否则可能被告上法庭。

许多住户都与法团产生激烈矛盾。他们质疑价格不合理,收费急促,乃至怀疑承建方与业主法团间存在利益输送。

除却贪污可能外,张嘉伟觉得3.3亿的费用有另一层原因。老旧楼宇的外墙是瓷砖或水泥材质,一旦老化脱落,必须搭建大型脚手架才能进行安全维修,而搭棚是整个维修过程中最贵的环节。相比之下,新建的玻璃幕墙楼宇,其外立面本身是耐久材料,无需频繁大修,因此成本远低于老式楼宇。他认为,这笔高价费用是历史遗留问题的集中爆发,是几十年来旧楼缺乏日常修缮、维护的结果。

当时每月收入仅有退休金的林力,感到维修费用构成了不小的压力。一些住户发现维修款甚至比当年购房的价格还高。有人反问法团方,“如果拿得出钱,我就不会住这里了。你想想是不是?”悖论无人理会。维修工程在争议中执行。
只有中低收入群体才能入住的廉价“居屋”,在成为必须维修的旧楼后,又给他们带来超负荷的压力。这是独属于“夹心层”的困境:那些租住“公屋”的住户,不必为维修款操心。

11月27日晚上,距离宏福苑两站地铁、也在维修中的居屋穗禾苑,紧急召开了居民大会。

不少居民表示担心悲剧重演。穗禾苑的一楼电梯口张贴着告示,“禁止在外墙竹棚及大厦范围内吸烟”。

宏福苑大火后,张嘉伟去了趟穗禾苑,发现这个楼龄45年的小区,几乎面临和事发前宏福苑相似的情景。

9座大厦因维修均围上绿色棚网,其中一座已开始拆棚拆网。在楼宇内部,可以看见每层楼外架设的竹棚,窗外视线被绿色棚网遮盖,不时有碎渣往下掉落。有居民公开表示,家中厨房窗户被不明材质的白色板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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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穗禾苑外围,因维修围上绿色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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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穗禾苑内部视角,窗外视线被绿色棚网遮盖

据公开资料,穗禾苑采用错层式十字型设计,每三层共用一部电梯,每三个单位共用一条楼梯。类似设计也见于后期落成的翠瑶苑、兴民邨、祈德尊新邨等小区。而宏福苑则采用弹性十字型设计,同一楼层围绕中央楼梯和电梯井布置八个独立住宅单元,可容纳八个家庭,被香港居民俗称为“八面来风”。

在1981年至1991年间落成的许多居屋都采用类似结构。然而,这类设计也存在消防隐患。例如,宏福苑在厕所与厨房外侧设置了槽式通风天井,虽有利于通风采光,但一旦发生火警,天井便会与电梯井一样形成强烈的烟囱效应,导致火势迅速向上蔓延。

有业内人士分析,此次宏福苑的五级火警扑救困难,正是由于高层建筑内部形成的烟囱效应。楼梯间、电梯井等竖向通道,在火灾中成为烟火迅速上升的路径,加速了整个建筑的燃烧。

住在穗禾苑的老街坊们,也有多人认为居屋存在消防隐患。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舍不得搬离这里。

这些老旧居屋里,承载了他们半生的回忆。他们习惯了早晨去熟悉的菜市场,再顺路吃顿早茶,与楼下熟悉的老街坊们唠家常。存了钱的老人,会资助子女,帮助他们购置新房产;没存上钱的家庭,子女便会继续留在这,一代又一代。
11月28日一早,71岁的林力站在东昌街社区会堂门口。会堂内铺着不少床垫,门口贴着满员标识。

除了这个会堂,火灾发生后,大埔区内开放了多个庇护中心。政府物色了近1000个临时单位供灾民居住1-2周,并计划后续安排约1800个过渡性房屋及房协单位。灾后,香港特区政府注资3亿元,派发紧急补助金、慰问金等,统筹安排心理、医疗、殡葬等多方力量进行支援。此外,有关部门正巡查全港所有正在进行外墙维修且搭建棚架的楼宇,检查物料阻燃标准。

11月27日晚上九点,火灾发生已过去30小时,在距离受灾的宏福苑最近的大埔墟地铁站外,挤满了自愿捐赠物资的香港居民。

火灾发生后,这里成为了一处物资收集站。牙膏、纸巾、泡面等生活物资会在这里聚集,再由义工开车运送至各个救助站。一位香港市民提了一袋从家中整理的旧衣物匆忙赶到。下班后,她跑遍附近的紧急收容所,都称物资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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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11月27日晚,广福商场平台聚集的志愿者们

广福商场平台上,义工们忙了一夜。从各地赶来的人,搬着成箱物资汇聚到此。受灾住户们在这里自行拿取需要的用品。现场提供了心理疏导、创伤安抚等服务。

拿着黄色卡通水杯的陈燕芳,等到了前来会合的丈夫,一起前往安置场所。她得知那里只有两张床和一张书桌,限制两周居住时间。陈燕芳还没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

在东昌区社区会堂的林力,正等待儿子接他前往新的住处。

29岁那年,他买下宏福苑的这套一居室。那时,他从事器械维修工作,每个月收入两三千港币。作为小区最早的一批居民,42年来,林力在宏福苑成家立业,生下儿女,“我以为我会永远住在这。”

火灾发生时,林力刚出门五分钟。后来他得知,自己居住的宏泰阁正是火灾最猛烈的区域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宏福苑火灾后,他们在寻找失联的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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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宏福苑火灾后,他们在寻找失联的亲友
作者:记者:覃思 程靖;摄影:黄宇
发表日期:2025.11.30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主题归类: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寻找

热闹的宏福苑不见了。这个曾经居住着4000多居民的社区,如今只剩下七栋被烧得灰黑的高耸楼栋,割断了白色的天际线。燃烧过的竹棚像枯草编成的网,包裹住斑驳的墙。大部分窗户失去了玻璃,留下空洞又细密的缺口。楼宇外围被红色警戒胶带层层围起,与外界拉开了上百米的间隔。偶尔有拖着崭新行李箱或小推车的一家几口经过,步子很缓,很轻。他们是宏福苑幸存下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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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福苑小区外已拉起警戒线

对于他们来说,生活还要继续。小雪一家四口暂住在一处叫“大埔酒店”的家庭旅馆,这也是她工作的地方,距离宏福苑步行只要15分钟。小雪生长在重庆,20多年前嫁给一个香港人,自此以宏福苑为家。刚一见面的时候,她大大的眼睛望着我们,一说起话就停不下来。

她反复告诉我们,她想开了,她是很幸运的。

她家在第四栋。“好像听说,第三、五、六栋烧得最厉害,其他的要轻一些。”火灾那天,唯一一个在家的是小雪儿子,他正好游戏打累了,下楼找餐厅填肚子,躲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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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福苑小区不同楼栋受损程度不同

26日那天得知失火的消息,小雪赶到家已经是三点多,她看到起火的楼剧烈燃烧,但还没波及到第四栋。警方已经拉起警戒线,她就走到邻近的公屋广福邨下的街心公园,从那里能望到整个宏福苑。到了傍晚,灰黑的浓烟已经遮住了她在顶楼31层的家。“看不清烧到了没有。”她抬头望了很久很久,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就在小公园踱步,一直走到凌晨两点才离开。

“大埔酒店”老板娘李太是26日下午众多给小雪打来电话的人之一。李太60来岁,梳着发髻,画着讲究的弯眉。她立刻给小雪一家留了一间房,免得一家人四处流离。“先不说钱的事,住着再说。”那天夜里,李太酒店住满了收留的宏福苑住户,地上也坐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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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福苑外的街心公园,香港居民送来的花铺了满地

从29日开始,宏福苑居民已经开始陆续搬到政府安排的临时住所,有的是酒店,有的是敬老院。但小雪还留在老板娘那里,她的儿子在大埔上小学,临时住所很多都远离大埔,在元朗、青衣,如果住过去,上学路就从几分钟变成了一小时。“我一个人的话无所谓,但是孩子上学没办法住得太远。”

许多人仍在等待新的搜救信息。11月30日,香港特区政府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召开记者会宣布,截至30日下午4时,火灾已造成146人遇难、79人受伤,另有100宗失联个案界定为无法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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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的广福邨平台,火灾后,这里一度成为义工和物资集散地

一直到30日上午,印尼家政工Wiwien还在苦苦寻找失踪朋友的下落。她穿着棕色长裙,围着黑色头巾,头巾的角上用金线绣着故乡城市的名字。Wiwien不会说英语,但在家政公司学过简单的广东话。她告诉我们,她和领事馆联系过了,宏福苑一共15个印尼家政工,其中7人已经遇难。她的一个好友遇难,另外四个还没有音讯,所以她心里很急。这位离世的印尼朋友有个11岁的儿子和老公都在印尼。“领事馆打电话通知她老公的时候,他一下子‘睡’(昏)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她说着说着,话突然塞在喉咙里出不来,抬头看天上,没让眼泪掉下。“好惨,好惨。”

我们跟着Wiwien走到大埔墟公交车站边的水泥空地。像每个星期天那样,那里坐满出来休息的印尼家政工——她们平时住在雇主家,没有属于自己的居所,星期天是休息日。在拥挤的人海中,Wiwien看到了朋友Tri。Tri正盘腿坐在铺了一块布的水泥地上,身上穿着她逃生时穿着的那一件米色连帽衫,身边放着一个黑白编织袋,里面装着刚刚到救助站取回的一大袋子衣物。这几天夜晚温度会降到15度左右,Tri说大火那天,她冻着站在楼下,望着火舌一点点接近这个她尚不熟悉的“家”。 “好惊啊,真的好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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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女佣在宏福苑外哭泣和哀悼。宏福苑居民中有大量老年人,许多外籍佣工也居住在此。

Tri42岁了,来香港工作两年多,半年前来到宏福苑第七座的20楼,照顾两个八旬老人的起居,婆婆腿脚不便要坐轮椅,公公能走但有点聋。26日下午两点多,她接到雇主、老人女儿打来的电话,通知马上撤离。“还好当时没烧过来,电梯还能用,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火灾当天下午,Tri带着两个老人住进临时安置点,一家政府公营的养老院,三个子女也送来了老人的药品,轮流来看望父母。本来Tri可以自己单独住一间房,但是担心行动不便的老人,她在婆婆床边打地铺。印尼家里的丈夫和两个女儿很担心她,但她因为签证,还有一年多才能回家探亲。“很挂住(想念)她们。”

救助

从宏福苑步行十分钟就能到达繁忙的大埔墟站。从28日开始,这里已经成为大埔无数个义工聚集点之一,十来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在地铁站边上,接收人们送来的围巾、衣服、做饭用的器具,分门别类,装进蛇皮袋,再扛进小货车的车厢,或是派发给路过的宏福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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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福苑外排队献花献物的队伍

Sophie是在附近做餐饮业的员工,她这几天都是一下班6点就冲向地铁站。“大家互相都不认识。没有人组织,就是自愿来帮忙的。”有的只是路过地铁站,放下背包就帮忙一起抬桌椅、扛箱子。市民捐来的物资太多,以至于到第三天Sophie她们不得不立了一个纸牌,“物资已够”,但还是有捐物资的人、想要帮把手的路人不断在这驻足。

为了把人力用在最紧急的地方,有志愿者建了网站,让大家在电子表格上报名时间地点。但Sophie说,这些做法并不能很奏效。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来不及做到“规规整整”。有女孩停在志愿服务点前,说自己是填过表的,就是这个时间点过来。Sophie很抱歉地告诉她,人已经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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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福苑外,许多心理志愿者为附近居民提供心理支持

政府、商家和各种民间组织提供的救灾物资和资金分散在大埔的不同学校、社区中心、体育场馆、小区广场。对于需要帮助的人来说,这意味着要辗转不同地方一一登记领取。志愿者Jody很清楚这种情况。她来到离宏福苑只有五分钟步行距离的冯梁结纪念中学,这里有一个“灾民证”登记点。她身上挂着一张写有“社工支援”的纸,手上也拿着一叠纸。Jody说,老人家不擅长用智能手机,网上流转的赈灾资讯可能会漏掉,她便将分散的赈灾信息整理起来,打印出来。她站在中学门口,若任何人有需要,她便为她们解释:领什么、在哪里领、什么时候领。

她还准备了一些“情绪卡”,写了一些温暖鼓励的话分发给居民,“或许他们现在不需要,但等他们回去了,心情起伏时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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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民自发来到宏福苑外的街心公园,为遇难者留言吊唁和献花

Jody是大埔人。她的父母在大埔生活了三十多年,她也出生在大埔。在她印象里,大埔一直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市镇,一旦遇到灾难,或邻里遇到困难,人们常常“一呼百应”。读中学时,香港遭到台风“山竹”袭击,她记得街坊邻居一起出去铲泥,铲树枝,大家一起出钱出力,用自己的方式支援。Jody说,大埔有很多公共屋邨,也有居屋,她的同学们都在不同屋邨里长大,中学也在屋邨里。她和父母住在私人房屋里,但她觉得大家“没有什么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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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福苑外的心理咨询站门口

Jody告诉我们,火灾后第二天深夜,她就来过广福邨平台。那时她看到有老人神色凝重地独坐在空地边的长椅上,她就去陪他们聊天。这些老人都是宏福苑居民,住到庇护所后,白天有社工帮助、陪伴,夜里人群散去,新闻里还一直播放各种坏消息,他们难以入眠,就会到街上来坐着,“有些老人家讲着讲着就掉眼泪,他们的邻居朋友有些还受伤在医院”。从谈话中,Jody得知,宏福苑许多老人孩子在国外,他们不愿离开家,便留了下来。居住在宏福苑的他们,平时一起吃饭、聊天,相互探望,“多亏了邻里感情好,火灾发生时警铃没响,一些人是靠邻居敲门,才有机会逃生”。

记忆与情谊

11月29日傍晚6点,天已经全黑了,饭菜的香味飘散在香港大埔区的街道上。宏福苑是附近居民区里最静默的——在密密麻麻、星星点点的灯光中,只有这里漆黑一片。宏福苑的楼,好像只是一块块安静的、巨大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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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为宏福苑大火遇难者吊唁的香港民众排成长队

在大埔河边的街心公园,悼念的人不断前来。人们在这里站定,双手握住,垂在身前,低下头。微弱地啜泣是这里唯一的声音。

离宏福苑不远的冯梁结纪念中学被临时用作登记和领取灾民证,拎着行李箱、提着布袋的居民进进出出。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许多宏福苑的业主,他们都是1983年就搬进去住的,从壮年一直住到耄耋。

73岁老人鸿叔是1983年第一批住户,曾经是实验室技术工,他身材瘦高,满头白发,但眼睛依然清亮。我们问宏福苑在刚建成时是否是“很好”的住房,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什么当时?在星期三之前,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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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福苑位于大埔墟站不远处

宏福苑拔地而起时,大埔恰逢从旧墟市转变为“新市镇”的伊始。70年代中期,香港开始谋划“新市镇发展计划”,也就是打造几个郊区的卫星城市,以容纳经济腾飞下迅速增长的人口,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80年代落成的宏福苑、广福邨,都是这个计划的产物。宏福苑刚建成时,是大埔墟车站边最显眼的建筑:明亮的淡橙色,高耸的31层,依山傍海。

鸿叔搬进去的时候,曾经认为这辈子再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房子已经落定,赚钱够养孩子就好,他没有想过搬家的事,尽管后来他的工作挪到葵涌,上班要花上一个小时通勤,也没有怨言。对于鸿叔这样的工薪阶层,收入足够生活,再花上几百万新房,既会带来负担,也没有必要。42年过去了。大火之前,宏福苑已经褪去当年的光鲜,不再和“新”沾边。但他依然是大埔居民眼中宜居且舍不得搬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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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宏福苑悼念的人们

何美莲也是1983年宏福苑建成后就搬进来了,她的子女们在这里出生长大。她说,大埔虽远离香港闹市,但大埔墟街市历史悠久,生活物资应有尽有。交通也方便,和宏福苑同一年建成的东铁线只要23分钟就能将居民带到红磡。居住在宏福苑的很多都是大埔人,彼此都熟悉,“我们这些老人家,一起看着当年没有小孩,到小孩长大、结婚,有时我们会问彼此,‘哎你儿子结婚了吗?你抱孙子了吗?’这样聊天很开心”。

张珉二十多岁,从出生起到今天,他只住过宏福苑这一间房子,没有动过搬走的念头。他的父亲是1983年买的房子,他是一个运输公司的管理者,母亲是家庭主妇。张珉小学、中学都在大埔,他记得小时候虽然家里不算富裕,但也没为钱担心过。他姐姐已经搬出去租房,但他还和父母住在一起。他在家附近的一家大型银行做电脑技术员,上班离家就两站地铁,很方便。张珉说,香港房价今非昔比,50平米,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算得上宽敞,租一间这样的房子,在大埔差不多要一万三千港币。如今新建成的居屋,平均面积只有20平米左右,也要住下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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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福苑外前来献花悼念的人们

对宏福苑的居民来说,大火烧去的不仅是他们的家,还有他们的记忆和情谊。何美莲说,她先生去年去世,她独身住在宏福苑,火灾后她搬去和儿子一起住。有朋友的妻子、孩子都不幸遇难,家里只剩一个人。她不断地感慨,“比起其他人,我已经算很好的”。

谈起那天的火灾,陈太的嘴角垂了下来。这是陈太一家第二次在大火中失去家园。40多年前,陈太和丈夫陈生曾经要住进木质的排屋。木屋刚修好还差十天入住,相邻的屋苑起火,一把烧尽他们的新家。“比起四十多年前,什么也没有,今天得到的支援已经多了很多。当时拿到政府的2万5千元,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那时候女儿三岁,儿子还不到一岁。”这次相邻楼栋起火的时候,陈太刚好走到离自家楼下十几米的地方。“我挣扎,要不要上楼去拿东西。可我想,我一双手,能拿到什么呢?”

“来的事,改变不了。没得改变。物质的东西,已经看淡。好多街坊走了…”陈太说到这里,每个字都被喉咙里涌起的泪意阻断。“最难过是这一个。”

(受访者何美莲、张珉为化名)

【立此存照】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严惩反中乱港分子“以灾乱港”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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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严惩反中乱港分子“以灾乱港”行径
作者:国安公署
发表日期:2024.11.29
来源:国安公署
主题归类:以灾乱港
CDS收藏:真理馆
版权说明:本文引用或部分引用的作品,版权按照政府宣传材料和历史文件进行处理。详细版权说明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11月29日发表谈话表示,面对香港大埔宏福苑突如其来的火灾,从中央到特区、从政府到民间、从香港到内地,众志成城,全力抗灾救灾。但就在这危难时刻,反中乱港分子和别有用心者仍蠢蠢欲动、伺机作乱。他们泯灭人性、罔顾事实,散播虚假信息,恶意攻击特区政府救援工作,挑动社会分化对立,煽动对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怨恨。他们挟民痛、忤民意,妄图利用灾民的悲痛遂其政治野心,令香港重回“修例风波”乱局,让香港再现“黑暴”至暗时刻。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为人神所共愤,必受道德严谴和法律严惩。

发言人指出,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强大支援下,香港特区政府以“当家人”、“第一责任人”的担当和勇毅,带领社会各界发扬狮子山精神,团结一致抗灾救灾、共克时艰。同时,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及时澄清事实真相,揭露批驳乱港分子妖言惑众、混淆视听的邪恶图谋,调查制止别有用心者借灾生事、“以灾乱港”的不轨言行。相信广大市民定会擦亮眼睛、识别祸心,警惕一些人故伎重施,打着“为民请愿”的旗号挑动对抗撕裂社会,不受蛊惑、排除干扰,始终以团结大爱同舟共济,与特区政府一道,齐心协力做好善后工作,帮助受灾市民重回安全稳定的生活轨道。

发言人强调,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自2020年7月成立以来,坚定依法履职,时刻保持警惕、严阵以待,坚决防范、遏制、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随着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及其附属法例等维护国家安全法律深入实施,香港已迈入国安法治新阶段。我们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毫不手软依法打击“以灾乱港”行径,坚决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坚决反制任何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坚决捍卫香港来之不易的繁荣稳定大势。我们正告妄图“以灾乱港”的反中乱港分子,无论你们变换什么手法,都一定会受到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追究严惩!

南方周末|香港宏福苑“几乎被吞噬”:起火高楼正经历“大修”

CDT编者按:香港大埔屋苑宏福苑于大火目前已造成至少55人死亡,是香港至少63年来最致命的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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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火灾。(视觉中国 / 图)

陈俊乘坐的巴士被迫改道。原本从大学通往大埔广福村的道路已被封锁,车辆需绕行大埔火车站。“路上已经看到二三十辆救护车从别处调派过来。”他说。

“初步估计是受风力影响,燃烧的杂物及竹棚飘至附近大厦,导致火势蔓延至宏福苑的7座大厦”。香港消防处工作人员在发布会上回应称,因部分大厦温度过高,暂时无法抵达相关楼层,至于此次火警涉及的具体单位数量,需待火势控制后才能统计核实。

目前物资暂无短缺。但如果后续长期过夜,可能需要提供床铺、被褥等物品。“居民基本上没带行李,很多人只带了钱包和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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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香港宏福苑“几乎被吞噬”:起火高楼正经历“大修”
作者:毛淑杰 王瑭琳
发表日期:2025.11.27
来源:微信公众号-南方周末
主题归类: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文|南方周末记者 毛淑杰 王瑭琳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子健 李澍田 冯筱雅

责任编辑|姚忆江

这场始于2025年11月26日下午2时51分的火警,三个小时后就升级至五级火情——仅次于最高等级“灾难级”。

起火大楼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埔区宏福苑。这座超42年楼龄的公共房屋近年正迎来大修,多栋大楼外面,罩有绿色的防护网和竹制棚架。香港警方表示,下午近3时接到路人报案,指大厦的外墙棚架起火。而火焰像红色的巨龙,从一栋大楼迅速攀向另外一栋,直到整片区域成为一片巨型火柱,不时砰砰炸响。

“看到那楼顶已经形成巨大的火球,窗户不断吐出火舌,整栋楼几乎被火焰吞噬。”目击者陈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据香港消防处11月26日晚发布会消息,香港消防处已出动128辆消防车、57 辆救护车,总计767名消防救护人员参与救援。香港警方动用400名警务人员对8座大楼及附近居民进行疏散,并实施外围封锁。

香港警方和消防部门27日凌晨召开记者会宣布,大埔屋邨宏福苑火灾目前已造成44人遇难,45人受伤。警方已拘捕3名涉嫌误杀的男子。香港警方展开调查,发现建筑物外墙有保护网、防水帆布、塑料布,疑未符合防火标准,另有一座未波及的大厦每层电梯大堂窗外都有发泡胶包封,易燃且可能加速火势蔓延,不排除发泡胶是迅速蔓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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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和烟都是往上冲的”隔着停车场望见楼顶蹿升的大火时,与起火楼仅一街之隔的周英,在自家窗口目睹了这场令整片社区陷入不安的大火。

“火和烟都是往上冲的。”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虽未向自家方向蔓延,但火光冲天、竹棚燃烧的噼啪声很清晰。“我回来的时候确实怕了,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周英的说话声音里仍有余悸。

火灾现场救援紧张。她所居住的楼下,已设临时医疗点。消防车、救护车密集停放,部分居民被疏散至社区中心。

“有一栋靠近宏福苑的楼,现在已经不能上去了,”周英说,火势一度失控,从外部竹棚蔓延至室内,消防员持续喷水控制。但截至周英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低层区域仍难以进入。

不少受访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市民站在距离宏福苑约50米的警戒线外,脸颊都能感受到热浪的灼痛。空气中弥漫着竹材燃烧后的焦煳味,以及塑料熔化后的刺鼻气息,每隔十几秒就会传来“噼啪”的爆裂声。

而外墙棚架的竹条,在高温中崩裂,碎块混着燃烧的绿网从高空坠落,在地面激起细小的火星。

陈俊在乘坐香港K8线巴士途经大埔高速公路时,远远看见临近宏福苑的广福村方向,火光冲天。“楼顶已经形成巨大的火球,窗户不断吐出火舌,整栋楼几乎被火焰吞噬。”他心里一惊。

他乘坐的巴士被迫改道。原本从大学通往大埔广福村的道路已被封锁,车辆需绕行大埔火车站。“路上已经看到二三十辆救护车从别处调派过来。”他说。

由于火场周边半径约一公里范围全面封路,陈俊只能从远处目睹火势。

“巴士是封闭的,感受不到外面的温度,但视觉上非常震撼。”他回忆,几栋被脚手架和竹棚包围的住宅楼,完全被火焰笼罩,浓烟在夜幕中难以看清,但火光映红了夜空。

陈俊时刻关注火灾的发生情况。他通过直播画面看到,约有十几名消防员在建筑低层喷水救援,但高层火势无法有效控制。“缺乏扑救高层大火的先进设备,”他无奈地说,“火势只能等竹棚烧尽才会减弱。”

由于火场完全封锁,陈俊未见到居民逃生场景,也未观察到阳台有人求救。“阳台要么是封闭的,要么已被火焰吞没。”

林丽阳住在宏福苑隔壁村,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看到火烧得特别旺时,“心都揪到家里了,怕家里出事”。她当时迫切想立刻回家。“看到都想哭,太可怜、太惨了”。

火势异常猛烈,浓烟冲天。据她观察,风向将浓烟吹往另一方向,她所在的广福村并未受到烟雾的直接影响,在家中也未闻到浓烈烟味。

林丽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场约有三十辆消防车与救护车,核心区域被完全封锁,村民只能在外围远远观望。

“有八栋楼都在装修,那些防护网、竹子之类的特别容易着火,所以火就一栋接一栋地烧,其中五栋烧得最厉害。”林丽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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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房屋里的五级火情根据香港中原(地产)网站,宏福苑位于大埔市中心大埔公路元洲仔3821号,邻近港铁大埔墟站。

香港房屋委员会官网显示,宏福苑属于“居者有其屋”屋苑,是香港公共房屋的一种,开发商为房屋委。宏福苑建于1983年,共1984套,迄今已有42年楼龄。

8栋住宅统一命名宏×阁,依次为“仁、道、新、建、泰、昌、盛、志”,颇有中国传统特色。单位建筑面积为48平方米-54平方米,首次推出售价约11.6万-15.91万港元。

根据香港中原网站,由政府统计处提供的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宏福苑人口总数为4643人,其中超过三成(36.6%)为65岁以上的老人。

去年至今,超40年楼龄的宏福苑迎来“大修年”。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文件显示,该屋苑于2024年7月动工维修,至今已超过一年。此前,有居民投诉工程施工期间,有工人吸烟的问题。

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都在发问,这场大火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升级的?

消防处主任陈庆勇在发布会透露,消防部门大约在26日下午2时51分接到报案,接警后约5分钟即到达现场。抵达现场后,一线消防员发现需要更多的人手支援,于是在下午3时02分将火警升级为三级。

约下午3点34分,因“火势持续蔓延,不断有燃烧的棚架和杂物坠落”,火警再次升为四级。下午6点左右,投诉报案仍在增加,且天色渐暗,火势未得到控制。“之后我们决定调派更多人手赶赴现场,并将火警升为五级。”陈庆勇说。

截至26日傍晚,香港消防处已出动128辆消防车、57辆救护车,总计767名消防救护人员参与救援。

更令人痛心的是,除了大楼居民外,还有消防员也被卷入这场大火。

来自沙田消防局的消防员何伟豪入职9年,37岁。香港消防处处长杨恩健透露,何伟豪在下午3时01分到场,参与地下救援期间失联。之后被寻获时,“面部烧伤”,送院抢救后去世。另外,有一名消防员热衰竭送院。

“初步估计是受风力影响,燃烧的杂物及竹棚飘至附近大厦,导致火势蔓延至宏福苑的7座大厦”。香港消防处工作人员在发布会上回应,因部分大厦温度过高,暂时无法抵达相关楼层,至于此次火警涉及的具体单位数量,需待火势控制后才能统计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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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只带了钱包和手机”香港大埔民政处11月26日晚披露,已开设了多个临时庇护中心,供有需要的居民入住。民政处还安排了穿梭巴士接送相关居民,附近的一所中学也被用作临时疏散点。据悉,目前庇护中心的入住人数已超过700人。

宣道会大埔堂庇护中心的赵姓牧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开放区域已接待了大约20个居民,为他们提供临时歇脚的地方。大多数是中年人,并无身体大碍,只是暂时无法回到家中。因为庇护中心收到的一些爱心人士捐助食品,目前物资暂无短缺。但如果后续长期过夜,可能需要提供床铺、被褥等物品。“居民基本上没带行李,很多人只带了钱包和手机。”

赛马会大埔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心已接收大约50人,有老人、小孩也有年轻人,中心会通宵开放。如果他们能够回家,就会让他们回去。如果没有地方可以住的话,他们也可以继续留在这里。

中心为避难居民提供水和食物,也有一些好心的义工和附近公司送来了粥和热食。“我们提供毯子和睡袋,确保他们能过夜。另一个社区中心也送来了衣物,可以御寒。现在火势还在继续,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会继续开放庇护中心,可以继续接待有需要的人”。

香港教育局发言人11月26日表示,已“派出教育心理学家及大埔区学校发展组人员”前往提供支援。此外,受火警及道路阻塞交通影响,至少6所学校于11月27日停课。另外,如个别学校因实际情况需要停课,可按机制在征询法团校董会或校董会同意,以及通知教育局大埔区学校发展组后,作停课决定。

因大埔宏福苑的五级火警,多个路段仍需封闭。

据香港运输署消息,公共运输服务方面,途经有关路段的约40条日间和通宵巴士路线受影响,需改道行驶。此外,包括吐露港公路的一段大埔公路—元洲仔段(来回方向)全线在内的多条公路,施行“全线封闭”,提醒驾驶人士“改用其他道路”。

另据11月26日傍晚发布会披露,香港警方动用400名警务人员对8座大楼及附近居民进行疏散,并实施外围封锁。此外,警方已成立伤者查询小组,如果有市民怀疑亲友在此次火警中失踪或失联,可拨打热线报告。

(受访人陈俊、林丽阳、周英为化名)

【重温】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小区的高层住宅未来会“贫民窟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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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国小区的高层住宅未来会“贫民窟化”吗?
作者:李晓洁、魏昭阳
发表日期:2024.4.27
来源: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
主题归类: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
CDS收藏:话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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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超过500米高层建筑数量排名第一的国家。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发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要严格限制新建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的建筑,对新建250米以上的建筑,也有更多要求。

近几年,伴随着不断出现在大众视野的高层安全事故,关于高层住宅楼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就此话题,我们专访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在他看来,国内以香港经验为蓝本的高层住宅建设大潮曾经有利于应对住房刚需。但随着高层住宅技术寿命到期,住宅的维护和拆除将带来一系列问题,成本高昂。今天,以“高度”代表“先进”的时代已经过去,舒适安全、环境质量应当成为城市建筑更重要的考量。

记者|李晓洁
实习记者|魏昭阳

高层住宅:一种时代产物

三联生活周刊:想先在概念上厘清一点,目前国内有没有一个确切的,对高层建筑的定义?

尹稚:高层建筑的定义其实主要是跟着不同高度的防火规范走。一般意义上,如果用老百姓通俗的理解来讲,6层以下算多层,6\~12层,也就是大约36米以下,称为小高层,12到30层就进入高层了,30层以上基本就突破100米高度了,通常我们在定义上称为超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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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女子图鉴》剧照

不同的层级适用的安全规范、防火规范、结构规范是不一样的。比如超过了6层,有些建筑的结构方式就不许再用了,可能会带来抗震方面的不安全。超过了36米,等于是超过我们绝大部分城市火灾的扑救能力,消防云梯够不着了。这时无论从垂直疏散,还是楼内需要配的消防设备来说,又会上一个台阶。然后再往上走,进入到超高层,可能不仅仅有结构安全、防火安全的问题,还有疏散的便利性问题。比如你要配更多的电梯,你的核心筒(一种高层建筑结构,主要由电梯井道、楼梯、通风井、公共卫生间和一些设备间围护构成一个中央的核心筒)会越来越大,配的特殊交通的量也会越来越大,这样设计的楼才能用。超高层的各项要求会提升一大截,电梯费成倍涨,消防设施布点、消防防火分区的要求也会更多,成本会成倍增加,因此,一些高层住宅楼会卡着100米内高度建造。

在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有些过去建造的、配置不达标的办公楼,员工上下班时,上电梯是要排大队的,这就是没有完全按规范来,为了省钱,没配够电梯。

这些关于高层建筑的定义、要求对于也是本适用于高层住宅和非居住类建筑。但住宅楼因为有高密度人群,它的消防规范比一般的非居住类建筑要更严格。

三联生活周刊:在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里大家的印象中,住宅主要就是以高层建筑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的这种住宅形态的偏好是怎么来的呢?

尹稚:我国大规模建设高层住宅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土地有偿使用,住宅有偿出售以后。为什么出现这个局面?是因为我们当年的房地产的预售模式、快销模式、成本核算模式、楼面地价的计算模式基本上是从中国香港借鉴的。当时中国刚打开国门,最早进入大陆投资房地产的都是港资,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应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于是香港模式很容易被全盘接纳进入大陆的市场。

我们还受到了苏联的影响,他们大规模用高层建筑来解决工人阶级住宅问题。我们国家的居住区和居住小区概念也是从前苏联继承下来的。

为什么改革开放前没这么多高层?**主要是经济原因,我们盖不起。**改革开放前,多层住宅的造价,在北京这种大城市地区大约几百块一平米。如果建到高层住宅,使用混凝土梁柱结构、全现浇结构、PC板式住宅(预制混凝土板楼),造价在当时就突破了每平米1000多块钱,不是所有项目都用得起。后来学习香港的楼盘预售制,说白了是拿未来买房者的钱在盖房子。有钱了,又可以通过建高层降低楼面地价,当然高层住宅就流行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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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已》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这种高层住宅楼建设,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高峰期?它的流行是有什么力量推动的?

尹稚:高峰期的起点大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因为我们在PC板式住宅(预制混凝土板楼)上有了比较大的突破,它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当年第一个案例可能是北京的塔院小区,后来有了大规模建设的方庄小区。十几万人的大规模居住区都是用的这种模式——造价低,施工简单,有一定的预制性,现场施工速度快,适合于大规模标准化、批量化建设。

第二是因为当年面临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中国现在人均居住面积突破了40平方米,这个指的是套内的住宅居住面积,但80年代,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平米,那时候三代人挤一间卧室的情况相当普遍。

还有一个数据是成套率,也就是住宅是否配备完整的生活设施。当年成套率值非常低,大概就百分之二三十。大量的筒子楼没有独立的卫生间、独立厨房。甚至当年一个城市有几百万家庭是缺房户,几十万家庭是无房户。所谓无房户,倒也不是人家睡马路上,而是用非居住类建筑来临时性居住,后来甚至变成了永久性住宅。比如盖工厂、厂房留下的工棚,那就不拆。把工棚用简单的三合板隔一隔,安置成职工宿舍,等职工娶妻生子,就弄大一点的空间用轻质材料再隔一隔,甚至说拉个布帘就对付过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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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公寓》剧照

所以,当年我们急需这种快速建设,用比较少的土地成本,尽可能的多地解决住房问题,这些推动力带来高层住宅的爆发期。不管是集资住宅也好,还是商品房住宅也好,都开始快速大规模建设。这个热潮一直持续到当下,到最后一轮房地产高潮都是这个模式,没有太多变化。只是说建造手段越来越快,成本越来越低。过去我们用一般的塔吊吊装,可能一层楼要花一、二周,后来很多房地产商可以用造楼机,快到两天建一层。 

“贫民窟”小区不是无稽之谈

三联生活周刊:相比多层或小高层住宅楼,大规模建设高层、超高层住宅楼,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

尹稚:从开发角度来讲,最大的优势是楼面地价能降下来,房价就能降下来。比如说一亩地征下来后花的钱,盖1万平方米的房子,均摊下来后每平米地价占多少,我们把它称之为楼面地价,你盖得越高,量就越大,楼面地价就能降下来。

房价中跟土地相关的成本占了60%\~70%,土地是稀有资源,一块地竞标的人越多,地价就抬上去了。开发商用很高的价格拿了地,就要多盖房子,才能分摊每平米的楼面地价,把价格控制在合理的市场可接受范围内。所以如果是同样的区位,肯定是密度越低,单房的售价越高,舒适度就越高。而高层住宅实际是牺牲一定的舒适度来换取住宅面积的扩大,住宅套数的增加,同时又保证成本相对而言较低。

但对高层住宅的质疑很早就有,主要是针对安全隐患,就是高层火灾的频发以及高层扑救的不容易。我国消防主要是以消防车辆、云梯为主的扑救方式,支持不了那么高楼宇的火灾扑救。现在我们大部分消防车云梯爬个30米没什么问题,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解放车改装的消防车辆,云梯能上8米就不错了。所以当时有些专家就说高层住宅,包括非住宅高层建筑将来会留下很多的火灾扑救隐患,但是在巨大的地价利益,巨大的解决住房问题的现实压力面前,这些隐患不是决策时优先考虑的东西。占上风的呼声是先把老百姓的住房条件改善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不少声音提到国内的高层住宅楼,可能几十年后会是大麻烦,甚至会沦为贫民窟,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

尹稚:不难理解。

第一,这种集中的大规模高层住宅建设,当它的技术寿命到期时,改造难度、改造代价是较大的。大楼结构有老化的一天,楼里边的水暖电,所有的管线设施设备都有老化的时候。相比多层住宅,高层的输配系统复杂得多,比如多层给水用不到高压泵,高层给水都是高压泵、高压管线,或者用高位水箱,成本要高出不少。

即使按照完全达标要求,很多技术寿命也就是50年。我们早期建的那些高层建筑,现在已经到了技术寿命晚期了,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来了。包括电梯的老化,管线老旧,跑冒滴漏等等这些问题,维护费用也很高。

等到维修解决不了问题,很多东西失去使用价值时,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如何拆除?拆除高层跟拆一个6层楼可不一样,极度复杂。2008年,我在汶川那些极重灾区,主持抗震救灾规划。拆一个多层危房很简单——用一个重载的吊车把钩机直接吊到屋顶上,一层一层刨就完了。刨的时候做一定范围的防护就能避免砸伤人。高层就不能这么拆了。100米左右往下落一矿泉水都能砸死人,不要说落下板砖。

一般国际上通用高层拆除就是定向爆破。简单说就是在建筑上打无数的眼,埋无数的速燃剂(铝热剂),把房子结构溶解掉,破碎化。整个房子“酥了”后还要控制它的方向保证垂直塌下来。这个代价、成本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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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高层办公楼是否也面临相似的问题?

尹稚:不完全一样。

首先,办公建筑和商业建筑本身的结构强度因荷载的需求是高于居住类的。无论是楼面荷载的定额,还是结构标准,都远高于住宅楼,所以它做内部功能性改造的可能性很大。比如一家商场开不下去了,可以改成办公楼,办公开不下去了,把轻隔断打掉后形成大空间,可以做教育或别的业态。这种功能性改造的可能性很大的建筑,一般不会选择废弃。旧的业态走了,新的业态进来就行了。

另外,公共建筑更容易延长寿命。因为这类建筑商业属性更浓,建筑内租赁者可能是开商店用于经营行为,可能是租个地方办公,他自己出钱持续性更新改造的能力是较强的。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没有餐馆10年不装修不改造的。可能两三年,大家新鲜劲儿过去了,客流量下来了,店主就会主动更新改造。办公空间同样如此。使用者自己有较强的维护意愿,只要不做结构性破坏,基本上不用政府操心。到了50年,要做结构核查,核查如果合格,就可以给予安全证书再续20年,如果不合格,也可以用内部结构加固的方式来延长公共建筑使用寿命,身在其中的从业者有能力支付加固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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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腔启示录》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高层住宅贫民窟的现象在国际上出现过吗?

尹稚:这个现象在国际上曾经大规模出现过。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一些国家曾经把社会底层的人高度聚集安置在超级社区。这些社区都建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其实降低了这类人群在经济链条中的就业可能性。通俗点说,如果住宅是穷人、富人混居模式,哪怕低收入人群从事家政服务小时工,都能挣到钱。而当低收入人群必须坐地铁转公交,长距离跋涉才到有雇佣市场的地方时,他们挣钱能力实际在下降,而不是提升了。

第二个是对低技能劳动者而言,过度聚集会带来社会反抗的同质性效应,就是说这样的社区更容易“培养”反社会心态。综合起来,西方当初按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高层住宅区很多都变成了社会最不安定的、犯罪率最高的社区。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国内的高层住宅有出现“贫民窟”化的倾向吗?

尹稚:在国内,不同高校也在类似高层住宅社区做过各种研究,情况也不是很乐观的状态。比如早期建设的保障房、安置房,因为建设投入是有限的,没有那么多资金拿到更大的土地面积,所以几乎不约而同,全国保障房都选择城市边缘地价便宜的区位,并大多用了高层甚至超高层的建筑方式,希望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安置最多的保障人群,同时降低安置每一户保障人群的投入成本。这也很容易出现上面说的两个问题。

小城市高层住宅楼面临更多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把视角放到一些三四线城市,或者很小的县城,最近几十年这些地区有的住宅楼也建得特别高,甚至有的高层住宅空置率特别高,有哪些原因?

尹稚:国内有一些个别县城受地形限制需要盖高层住宅,特别是一些深山峡谷里的县城,地势非常狭窄,就巴掌大一块可建设用地,在人口在增长过程当中,被迫选择高层发展模式,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大多数地方,三四线城市、县城的高层超高层住宅基本不可能住满,空置率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些地方并不需要那么多高层建筑。这是荒唐决策的产物,其原因包括市场投资的不理性,地方政府对政绩的追求。

市场对超额利润的追求是没有底的。同样一块地价,拿下来后当然是盖得越高,挣钱就越多,利润就越高,这是市场的推手。但无论如何,市场投资要盖高层住宅楼,必须要经过合规的规划审批,这就是政府的推手。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国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遍认为“高层”意味着现代化。中国很多城市的有所谓地标型制高点,曾经有过攀比风潮,要争个全国最高,甚至世界最高。包括美国911事件在内,大家已经知道这种超高层在恐怖袭击面前是很脆弱的,但很多人仍然会认为高层就是国家发达的标志。人类并没有从这里吸取太多教训,依然在追逐超高层建设。

高层、超高层建筑这种城市建设范式的源头绕不开建筑师勒·柯布西耶。20世纪初,他提倡用大规模的高层建筑来建设现代城市,把房子尽可能盖得高,高层可以带来所谓的低密度,日照间距大就必然在高层建筑之间留下大量的空地,这些大尺度的空地就可以更方便安排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增加户外绿化的面积等等来改善人与自然的亲和条件,这是当年比较诱人的地方,也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城市面貌和至今几代人的生活方式。

有意思的是,柯布西耶是法国人,但当年他这些主张在法国并不被看好。他设计的住宅被法国老百姓嘲笑为“居住机器”,说这种建筑非常不人性化。柯布西耶当年提出的高度依赖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城市超级承载力的一套现代主义观点,事后也被学界业界无数次反思,但是在大众中,资本中,一些做面子不做里子的政客中,那些观念仍然有很多的吹捧者和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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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小孩》剧照

不过到了最近几年,国内建设超高层的风潮稍微势弱。2022年,国家发改委也明确提出严格限制新建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这是强制性限高令,不允许政府为了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盲目追求高层、超高层的建设。

三联生活周刊:不同城市处理问题的能力不一样,这些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城的大密度高层住宅楼,相比于一线城市,会不会面临的问题更多?

尹稚:肯定会更多。

城市越小,它的基础设施的保障能力就越弱。比如说供电的故障率,一个大都会城市的电网保障度一定是非常高的。一般来说,高层住宅除了个别维修段定点定时关闭,其余时间段不会停电梯。但是国内很多小型城市的电网安全度没那么高,如果再出现点其他的短缺,电梯三天两头停,会给居民造成很多不便。

另外,三四线城市的高层住宅面临更多的偶发性事件和不安全因素。很多中小城市都出过一个问题:住宅楼着火了,内置消防栓供水系统的水压强度却不够。还有一些管线是老化的,加压以后管子就爆了。我见过的最极端的一个案例是:很多年前,一个城市明明没有高层供水能力,却盖了一个高层住宅楼。这楼里7层以上老百姓想了个什么办法呢,他们在7楼修一个大公共水房,水压不够的时候,用水就跑到7楼公共水房接水,从电梯里拎上去。这些因素都很容易造成五花八门的邻里纠纷。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国内已经建成了大批的高层住宅。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善现存的问题?

尹稚:已经建成的高层住宅,公众普遍关注的还是高层住宅的消防问题。

高层消防是由内部的安防系统和外部的救援系统互补完成的。外部救援,指的是扑救能力,通常跟云梯和水柱的喷射高度直接相关。国内最普遍的云梯就是三五十米高。高层如果出现火灾,完全指望外部救援的话,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能保证万无一失。就算消防技术比较先进的美国,消防云梯也爬不到超高层那么高。

这时,更重要的是内部的安防和自扑救能力。住宅楼内的消防栓有没有水?水压能否持续保持?各种烟感火感探测器的功能怎么样?一旦起火,短时间内能不能快速疏散?严格来说,高层的防火分区划分比较细致,如果疏散通道老老实实按说明手册规范使用,提供给居民的逃生时间是够的,是可以通过带有自封闭防火门的封闭楼梯间向下疏散逃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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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也疯狂》剧照

我们还可以借鉴国际上高层住宅的消防手段。比如,日本因为人口密度高,可利用国土面积小,高层建筑比较多。日本的集合住宅或高层住宅在每家阳台上增加逃生的速降绳、速降网。这些设施挂在阳台顶板上,危急情况下把它拉下来往腰上一挂,能降到一楼。美国的住宅,除了内部梯之外,外墙上会有折叠型的消防梯,挂钩一打开梯子就落下来了,人们可以沿着没着火一面的户外消防梯逃生。这些都是在尽可能多地提供应急逃生可能性。

目前可以预见的是,往后,国内高层、超高层住宅楼建设会越来越少。北京市副中心建设就明文规定,住宅不许超过36米,大规模解决中国住宅有无问题或者讲刚需问题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以居住使用为主的住宅已经临近饱和期,群众需求也不一样了。以前有无成套住房是第一重要的事,现在舒适安全、环境质量慢慢成为更重要的考量。

澎湃新闻|“微信群聊八卦被行拘”,追溯一则教师办公室黄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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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微信群聊八卦被行拘”,追溯一则教师办公室黄谣
作者:澎湃新闻
发表日期:2025.11.26
来源: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
主题归类:微信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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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在一个由六名教师组成的同事闲聊群里,有人提到一则传言——浙江台州天台县一所中学有年轻教师卖淫被抓。

几个同事鼓动群里的李淑去打听情况,因为知道她有朋友此前在相关学校任教。

李淑在天台县另一所中学工作。当时,当地教育系统里流传着几件官方没有证实的“丑闻”,这是其中的一件。这则传言,在传入上述六人群之前的当天上午,已有教师在办公室说起。

李淑通过微信找朋友林青青打听,林青青表示几小时前对此也有所耳闻,她告诉李淑一些流传的细节,李淑再搬入六人群里,大家揣测,卖淫的是年轻女教师梁芝。

几天之后,在派出所里,民警告诉李淑:这是一则 “黄谣”,给梁芝造成了极大精神伤害,对方报了警,而民警要追溯这一谣言的源头。李淑回忆,自己当时感到确实做错了,向警方交出了自己的手机。

约一个月后,李淑、林青青等人被当地派出所认为构成诽谤,遭行政拘留。林青青对处罚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

这则“黄谣”掀起的波澜尚未完全平息,背后值得深思的是,谣言是如何传起的?如何及时阻断谣言传播可能造成的伤害?对于熟人社会里出现的“办公室黄谣”,当事人如何擦除“污点”,有关部门又该如何治理?

传谣 

警方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称,林青青先后将“女老师卖淫”的不实信息发在两个微信群中,其间将该信息传播给李淑,后该不实信息扩散。

回到谣言散开的那天。去年11月26日下午,林青青打开微信中的“仙女下凡”三人群,听朋友王歌发的语音:“青青,天台中学有个老师卖淫啊。”

过了一会儿,王歌私信林青青说,她出门散步听熟人说起,卖淫的女教师是梁芝。

林青青对澎湃新闻回忆,她一阵恐慌:“天台中学的名声要毁了。”

她这时已从天台中学(简称“天中”)离职,去了另一所学校。但对老单位还是有感情。在她看来,这是一所教师生活很清苦的学校。清晨六点半到校盯早自习,晚间九点半结束晚自习,她过了几年“工作日回家只是睡觉”的生活。老师看着学生,家长也把老师看得很紧。按她理解,“天中”的教师工作够饱和了:“哪有时间搞桃色?”

但那段时间天台当地流言很多。有朋友之前对林青青提起,有些学校在搞“排查”, 没有情况通报,只是请全体教师就特定问题自纠自查。教师们会私底下传究竟发生了什么。

澎湃新闻从相关渠道确认,在“梁芝卖淫”这一谣言出现前后,也有其他流言在天台中学内部流传。

对此,林青青感到愤怒,觉得一些人伤害了全体老师的名誉。

这一日,王歌给林青青传话的同时,这些似真非真的说法也在震撼李淑和她的群友们。他们在另一所学校任教,“隔岸观火”的感觉重一些。

一个不符合日常逻辑的故事出现,听到的人忍不住演绎它,使它合理化,或者拿自己与故事中的人物对照。

李淑对澎湃新闻解释,她所在的六人同事群平时会敞开分享一些家庭琐事。群里有人发言:“听说天台中学有老师被带走了。”过一会儿,这人补充道,听说是女老师卖淫。有人便猜:也许是因为穷?

县城里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年轻的女教师被抓”。 大家推李淑找林青青打听,都知道林青青以前是“天中”的,李淑和她关系好。林青青对李淑说,好像有这回事,女老师年纪很小。李淑把这信息搬入六人群聊。群友开始翻看公开的学校会议报道,研究有哪些刚入职的女教师。有人说,这个梁芝很年轻,是她?

李淑问林青青,真是这人?林青青回复“嗯”。

李淑也感到一阵恐慌。与林青青担忧学校名誉被毁不同,她隐约觉得这不真实,而且危险。面对林青青肯定的回复,李淑继续闲聊:也许是小姑娘谈恋爱分手,男的放谣言毁她。林青青说,不知道。

李淑在六人聊天群里转发了一张梁芝的图片,似乎是确认了传言的真实性。

之后,林青青听说了更多流传的细节。她表示,自己一直没在“仙女下凡”闺蜜群里多说,而是在与父母拉的三人群里倾吐,含有一些细节,比如梁老师“靠卖淫一个月挣好几万”。

警方后来在答辩状中称,王歌向林青青确认梁芝的身份时,后者获知关于梁芝卖淫的虚假信息。在未核实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林青青将该不实信息发至和父母的三人群,并通过微信将该信息传播给李淑。后来,林青青又将该不实信息发在“仙女下凡”三人群。

大约是去年12月初,李淑不记得具体日期,她所在的六人微信群里,所有老师都被找谈话。

去年12月3日深夜,公安民警到林青青的住处找她。“我是被惊醒的,手足无措。”林青青回忆,警方也对她表示,“梁芝卖淫”是谣言,他们正在寻访谣言的源头。

到去年12月24日,李淑、林青青与告诉林青青这一谣言的王歌,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四天、两天、两天的处罚。

“反噬” 

在与记者的简短交流中,被造了“黄谣”的梁芝称自己遭遇的是“平庸的恶”。

想起这次遭遇,她至今感到十分受伤。她觉得自己没有被当作一个具体的人来对待,在别人的嘴里,被轻易地想象成没人格、没下限的形象。传播谣言的人不愿意来找她本人求证,直到这种脏话传到八竿子打不着的其他单位那儿,再经由朋友传回她的耳朵里。

梁芝曾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中提起,她家附近的环卫工人不知道她就是梁芝,还想与她说这件事。

一个人的恶名可以被生造出来,梁芝感到:“很魔幻。”

仍然找不到谣言的源头,令她感到非常遗憾。梁芝一度考虑去旁听林青青起诉天台县公安局的行政诉讼庭审,想着也许能获得更多细节,但最终没去。梁芝在案卷里看见过林青青对父母说自己的话,一旦看见就很难忘记。

林青青“在三人微信群聊天因诽谤被行拘”的新闻,一年后在网上发酵。

刚听说这则谣言时,林青青想过:“为什么这女孩要这样?”最近,她也开始被人揣测“传谣”动机——“有些网友不明就里,说我和梁老师有竞争关系。”林青青认为这是一种附会,没有这回事。

李淑的家人翻看了网络自媒体的评论,很不好受。她给记者展示了一个时事评论博主的短视频作品,博主介绍了一部分案情之后,指责李淑的朋友林青青 “太不要脸了,在三人闺蜜群里疯狂地传播谣言”“有点儿缺心眼”“竟然状告公安局”。

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等通过诸多实验发现,“当谣言传播时,它的趋势是变短、变简洁,越来越易被理解与讲述”。这个过程中,大量有助于了解真相的细节被简化,有助于谣言传播的内容被强化,传播者往往只保留符合自己认知的内容。

林青青觉得,当她被卷入这起“黄谣”案,也遭到有关她的猜测和传言的“反噬”。

林青青称,现在身边的绝大多数同事还不知道自己被行政拘留。她认为,最坏的结果是,一旦被行政拘留的事捅到现单位,她要被停职考察,甚至辞退。她还想过,甚至是现在的领导被约谈。不管前因后果在法律上争议几何、行拘两天有多么轻,领导会被批“识人不清”。

不好说这是多大的一块污渍,不知会蹭到几个人身上去。这份忧虑正在剥夺她的睡眠。

因为怕被反对,林青青没申请往后一年当班主任,虽然,她被更资深的老师指导:一定要当班主任,这是体制内教师的成长路径。

林青青感到,如果自己刚崭露头角就被攻击私德问题,她无法开口向领导和同事剖白自我。因此,她要坚持打行政诉讼官司。

溯源 

林青青也想知道是谁最初捏造了“年轻女教师卖淫”的谣言,用她的话说,“诉求和梁老师是一样的”。按她理解,要是能找着“源头”,那对梁老师造成精神伤害、让天台县教育系统蒙羞的,法律上可能会认定为其他人。

林青青说,她感到委屈,不仅仅是对于因污点遭到职场攻讦的恐惧。警方笔录显示,包括王歌出门散步时遇到的熟人在内,有其他教师承认在校内、校外交头接耳,一对一地传播谣言。那两天,有当地人在一个有几百人的大群里公然议论这件事,发了梁芝的图片,但没人因此被行政拘留。

同样的客观现实,代入梁芝的立场去看:警方从几个教师的手机里找出这些人、这些“闲话”,那么,在找不着的地方还有多少?

她对记者形容,自己面对的是模糊而沉重的压力。

梁芝希望对谣言溯源,希望造谣的人获得教训。但“溯源”很难完成。拿李淑来讲,她向记者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不愿意再“供认”六人群聊里的同事们,想要保护他们。

她给澎湃新闻出示聊天记录,想说明自己在群里只是“八卦”哪个女教师卖淫,没有带有侮辱性的言论,甚至提醒过群友这么“八卦”可能是在造谣——当记者看见她群友的网名时,她非常轻声地提醒道:“不要写他们。”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赵宏对澎湃新闻表示,根据一般经验,一个人在三人群聊里发言时,往往怀有对私密性的期待,也就是私下对话内容不会被转述给其他人。

她认为,严谨地看这种私下讨论,群里的人有一定的提示义务,即提醒他人这一则信息不一定真实,要谨慎传播。但这不是硬性规定。

对于类似案件,赵宏认为,诽谤作为一种治安违法行为由“捏造事实”与“公然散布”两个要件所构成。如果当事人确实有把不同信息渠道获得的消息整理后再发给其他人,其行为属于“捏造事实”;但考虑到微信三人群和私聊的传播范围,相关行为很难说属于“公然散布”。

天台县公安局则在答辩状中论述道,原告林青青曾与第三人梁芝同单位,其“对不实信息内容的‘知情性’更具杀伤力,更容易被其他人听信”。“原告未审视自身,未核实信息真假,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原告这种点对点的散布,基于特定的熟知关系,往往会让信息接受者造成可信度极高的假象。”

警方在答辩状中还称,林青青的行为“大大提高二次传播的风险”,而其闺蜜李淑实施了二次传播行为,“基于网络快速传递的特性,该不实信息被大量传播”。

对此,林青青的代理律师在代理词中称,对于“大大提高传播风险”的说法,该案并无证据能证明。

目前,林青青起诉天台县公安局的行政诉讼还在审理当中。就治理谣言而言,处罚之外,还可以采取那些措施?

王敏远、王革在论文《网络暴力治理的法律一体化研究》中提出,相关案件可考虑“前置行政程序”:如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删除不良信息、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等方式,迅速修复受损的法益。

王敏远向澎湃新闻记者补充道:如果当事人有所要求,发警情通报也是一种行政程序前置,如果已查实,可发相关信息,如果还在调查中,可发“正在调查”。

梁芝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提到过,自己曾向当地警方提出,希望发通报还自己清白,但没有获得支持。

代价 

如果这起案件当时真发了警方通报,指涉到自己,林青青推测,自己为了那些打出的字,要付的代价是——在学校里被重点关注,无法当班主任,进而断送各种提拔机会;甚至于老师收到了行政拘留处罚决定,一旦被教育系统注意到,可能影响整个学校的年度考核,拉低很多同事的收入。

在一些特定范围和语境中,被警方提及身份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存在一些学术争议:有学者认为,警情通报只是对警方行为的公开,是中性的行政程序;也有学者认为通报不仅是陈述事实,还是对违法行为人进行否定性评价,本身属于一种惩罚。

被造“黄谣”,除了求助公安部门,还有哪些救济渠道?

2022年,一篇题为《小学校园职场欺凌治理研究》的硕士论文,曾记录了一些教师群体内出现的谣言。有教师对论文作者回忆:“平时下班都是男朋友开电单车接我,有几次我爸开车来接我下班,学校里就流传了‘我刚毕业就换男朋友傍老男人大款’的谣言。”

论文作者认为,出现教师被造谣中伤等“职场欺凌”现象的原因,包括教职工代表大会与当地教育部门的监督、救济职能没有充分体现,遭到欺凌的教师对投诉渠道缺乏信任,以及小学校园职场中的一部分人伦理淡漠等。

一些学者认为,应当在法律中体现用人单位防止包括造谣等职场欺凌现象的义务。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肖永平与博士生彭硕曾撰文建议,在法律中明确,用人单位应该保证员工工作环境的健康和安全(尤其是心理上),尽量消灭可能产生职场欺凌的负面因素。

与此同时,对员工可以定期进行职业欺凌的相关教育培训,对遭遇职场欺凌风险较大的员工给予更多关注,必要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对职场欺凌的加害人,应该及时给予降职、降薪等企业内部处分作为惩罚;最后,还应该建立合理的员工申诉机制,适时调查并回应受害员工的情况。

据澎湃新闻了解,涉及到及时识别、阻止“黄谣”传播,“性别友好”方面的职场培训在我国尚待普及。曾在互联网企业人力部门参与这项工作的从业人士王笑哲表示,根据行业不同,增进“性别友好”对社会单位有不同的实际益处。而总体缺乏相关意识的职场环境,职工心理安全匮乏,会削弱其对工作的投入,降低其归属感和责任感。

虽然林青青一再表示不想因 “污点”影响现领导、其他提携自己的前辈,但她说,打官司的动机还是说服自己继续执教。

林青青说,自己特别用功的教研活动中,讨论重点之一是“抵抗虚无”,即反对一些年轻人心里那些犬儒的东西,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人是表面一套、背地一套。作为教师想抵抗虚无,首先得 “以身作则”,经得起学生审视。

被行政拘留之后,只有几位老师给她发过表示同情的短信,也都没有直接提及那件事,只隐晦表态:“喜欢你的人会永远喜欢你。”

梁芝则仍在重建对周遭环境的信任。她想要得到公开道歉,一直没有等来。

李淑对记者说, “只要是一个女孩,被造谣一定是很难过的,警察也该给她一个说法。”但她不认为自己存在“诽谤”主观恶意:那是一个“社会面”上已有的传闻。她当时发了一张梁芝的图片,没有前后文,想表达的只是:“这个看上去和群聊里的其他图片不像,真是这个人吗?”

她说,她和同事后来另拉了一个群,整个关于谣言的事,再没有人说起过。

应受访者要求,梁芝、林青青、李淑、王歌 为化名

作者|葛明宁 朱敏骏

实习|汪子涵 叶沛琪

编辑 彭玮 | 排版 魏蔚

【旧文重温】OhMyMedia|南风窗: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

CDT编者按:前《南风窗》主编赵灵敏2025年11月13日发布了一则《外交有度,狠话无用》的视频,结果遭到各种网络围攻,甚至有人扒出她14年前的文章大加批判,该文标题是《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原文发布于2011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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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文|本刊记者|赵灵敏发自台北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卖 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 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 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一 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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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南风窗: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
作者:赵灵敏
发表日期:2025.11.24
来源:OhMyMedia
主题归类:战狼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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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独尊“革命”的近代史

《南风窗》: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定势: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蛋卖国贼。但唐德刚先 生在《袁氏当国》里,对孙中山后期专制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袁世凯“治世之能臣”的一面。那从外交史的角度看,您对他们两人有着怎样的评价?

唐启华: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了 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我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 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折 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日 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 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南风窗》:既然如此,为何我们的教科书、公众甚至历史学家都认为孙好袁坏呢?

唐启华:今天我们对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历史诠释之上。因为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对历史的诠释往往出于宣传的需要,不一定是历史事 实,甚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是非之上,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台湾虽然经过了政党轮替,国民党被塑造为独裁专制的代名词,但受影响的主要是对台 湾史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并未受到挑战。

由于国共两党皆以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 交”。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独尊“革命”,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来 成为常态,窄化了我们近代史理解的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研究,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扬“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南风窗》:那么,您怎么评价北洋时期的内政和外交?

唐启华: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 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北洋时代是否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个人觉得需要仔细研究之后才能下定论。

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 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 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 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 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 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南风窗》: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外交还是丧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呀?比如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依然失败了。

唐启华: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高潮,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 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哈佛大学教 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 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当时 缴纳会费所占的比例是今天中国联合国会费的3倍。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然,北洋时期的外交有功有过,但我们不能只看到以前的坏,看不到它的好,更不能只强调今天的成就和过去的失误,不能自己让步就是顾全大局,别人让步就是丧权辱国,不能有双重标准。

被“废约”遮蔽的“修约”

《南风窗》:在近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没有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您怎样看待“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

唐启华: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以来,饱尝屈辱与挫折,“不平等条约”可称得上最明显的伤痕。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开始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受惠于五卅之后反帝反军阀激情,于大革命之后取得政权,强调其始终致力于废约,并在抗战期间,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等,废除“不平 等条约”,但贬抑轴心国交还特权给汪精卫政权之重要性。中共则贬抑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指出尚有许多未收回的权利,强调是中共最先提出废约 主张,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1949年建国之后,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解除了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不平等条约”的锁链。最后,香港,澳门回归, 才算真正终结百年国耻。

事实上,“不平等条约”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其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就意味着对条约的合法性及效力的怀疑与挑战,进而主张“废除”之,但 太过强调“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的瑕疵,及“废约”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清政府也曾在外国享有条约特权,如在朝鲜有专管租界3处,另外在 甑南浦等公共租界中也有中国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和日本互享领事裁判权等。

应该说,“废约”的主要作用是对内的,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丰富精彩的“修约”历程与成果,被“废约”观念所遮蔽,致使几代外交官的努力被遗忘,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被忽视扭曲,无法总结成果,平心理解过去。

《南风窗》:那么,“修约”和“废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唐启华:摆脱条约束缚是举国一致的目标,“修约”和“废约”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途径,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若对手国坚持不肯修 订旧约,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新约。“修约”和“废约”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视环境、时事及本身 环境,做不同的选择或交互运用。“条约必须信守”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法律传统,条约可以修改,但修改条约不应否定“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但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共两党力主“反帝废约”,强调废除与修改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将“修约”定义为与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认为只有 “废约”才能解除束缚,摆脱半殖民地位。自此,“修约”与“废约”成了泾渭分明不能调和的两条路线,是否主张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爱国主义和反革 命、好与坏的分水岭。“修约”在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为负面名词。

《南风窗》:在“修约”方面,北洋政府做了哪些努力?成效如何?

唐启华:当时北京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 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7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 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 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 互惠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 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 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告别“革命外交”

《南风窗》:您的这一系列观点,恐怕会被认为是在做历史翻案文章。

唐启华:我的研究不在于翻案,也不在于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检讨他人珍视的传统,而是提供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过去80多年来,受革命宣传的影 响,“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反帝废约”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在收回国权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自信心是弥足珍贵的。多年宣传的影 响,已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个人的历史记忆都应该尊重。然而,过去的历史记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反帝废约”激情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可能会妨碍中国 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了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能与各国平心对话,关照彼此的世界观,大步迈向全球化 时代。

《南风窗》:您主要是在担心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吗?在处理对外特别是对西方的关系上,中国人往往爱、恨、怕交织,感情很复杂。在迈向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自我疗伤?

唐启华: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我们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 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 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 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新京报评论|“免费捡白菜”事件:一出全链条失守的流量荒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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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免费捡白菜”事件:一出全链条失守的流量荒诞剧
作者:仲鸣
发表日期:2025.11.18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京报评论”
主题归类:谣言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近日在网上引发热议的赤峰“免费捡白菜”事件,有了最新进展。

11月17日,赤峰市松山区联合调查组通报,此事系网络平台用户发布免费采捡白菜不实信息、部分网民转载传播、当地媒体记者未深入核实予以报道、部分群众受媒体误导采捡白菜、个别自媒体“失真发声”引发,将依法依规对首发视频人员、转发不实信息人员、发布不实消息的种植户、市属官方媒体、参与采捡白菜人员等多方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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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峰通报网友发白菜免费视频为不实信息。图/青岛新闻网**

一个谣言连着另一个谣言,一种失真推动另一种失真,不得不说,赤峰“免费捡白菜”事件集合的元素实在太过全面:有自媒体以讹传讹,有媒体不实报道,有AI生成画面,有当事人夸大其词……堪称互联网时代流量驱动下的传播走形典型样本。

复盘此事来龙去脉,不难从中看到一条清晰的“流量异化”路径。

11月3日,网民黄某某路过那片菜地,见有人采捡便有样学样,顺手拍了视频。如果止于记录,倒也无可厚非,可他为了博取流量,非但在评论区主动标注菜地位置,还配发了“免费采捡”的误导性信息,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紧接着,几名网友随手转发,让第二张骨牌跟着倒下,使得谣言获得了社交裂变的动能,进入了更大的传播圈层。

更大的失控发生在“媒体跟进”这一环。涉事记者在未到现场核实的情况下,通过官方账号发布题为“继免费捡土豆后又有新惊喜,赤峰一地可免费砍白菜”的视频。将未经证实的网络传言当作新闻成品发布,无异于用机构媒体的公信力充当谣言的“信用担保”,直接引爆了线下哄抢。

随之而来的,便是数百人来采捡的“一哄而上,一扫而空”失控场面。

种植户李某某发现后私信媒体方面要求答复,未获回应后发布视频称“两天的时间400亩地一扫而空”“损失达100万元”的做法,又与之因应。身为受害者的他,又在夸大损失中变成了新一轮传播不实消息者,虽然此举可以放大自身诉求的声量,却也放大了事件烈度。

部分自媒体就趁机浑水摸鱼,据此利用AI生成虚假内容、配以无关图片,将“霜降后剩余白菜”演绎成“丰收白菜遭哄抢”的悲情戏码,渲染起了所谓的“农民血泪史”。

就这样,谣言的雪球被越滚越大,失控的链条被越拉越长。

在此过程中,责任失守几乎是全链条式的:从自媒体的虚假故事,到网民的猎奇分享,再到媒体的失职转发、更多人的恶意炒作……信息传递链条上的每个节点,几乎都被“流量至上”的逻辑侵蚀,最终合写出了这场闹剧。

虽说此事中没有谁是绝对的大恶,可个中失位、失范、失智的轻佻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包括社会信任成本增加)之间的对比,对我们不无警示价值: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过程中哪个环节出现失守,都可能在层层强化中出现失控的局面。今天是抢白菜,明天没准是抢别的。

在此事中,该汲取教训的不是某一方,每个人都该从多方“吃一堑”中“长一百智”。

对普通网民而言,不让分享的冲动跑在求证的前面该是基本素养。手指在屏幕上轻轻一滑,一条“免费采捡白菜”或“市民疯抢白菜”的短视频便随着几声感慨飞向各个群与朋友圈,却不追问“画面之外是什么?”“前后因果如何?”……这种“先传播后思考”或“只传播不思考”的模式,也是谣言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

对自媒体来说,不让流量凌驾在以事实为先的原则之上该是应有伦理。通过选择性呈现、情绪化配文、悬念式标题,将一起小事包装成引爆流量的爆款,这类“叙事改造”策略,终究会在法律红线与道德责任面前碰头。

需要反思的还有某些媒体。面对汹涌的流量诱惑,能否坚守住专业防线是对媒体的考验。当第一时间发布的压力碾压了“核实再核实”的准则,当爆款指标侵蚀了“真实客观”的底线,媒体也可能成为谣言的二传手。这点很值得警惕。

闹剧若不能以汲取教训收尾,只会催生闹剧的重演。赤峰“免费捡白菜”事件带来的最真切教训就是:网络空间不是无主“菜地”,不能任由流量失控的镰刀肆意收割社会信任。无论传播者身份如何,传递信息都必须对事实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绝不容流量冲动轻易碾压事实本位的底线。

南方周末|户口簿上要盖“精神病”章,有多动症患者取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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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户口簿上要盖“精神病”章,有多动症患者取药难
作者:郑彩琳
发表日期:2025.11.20
来源:微信公众号-南方周末
主题归类:不折腾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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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31日,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门诊。(资料图)

医院:“取药都要在户口簿上盖戳,如果别的地方不盖,去别的地方取。”

公安:“可以选择不让盖,那是你的权利,这是你和医院的事情。”

患者:“为什么非要留下这样的印记?我们只是神经发育差异,为何要强化这种污名?”

文 |南方周末记者 郑彩琳

南方周末实习生|谢瑞瑞

责任编辑|谭畅

2025年9月,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确诊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英文简称ADHD)的张静准备开具药物“专注达”时,医院提出了一项她难以接受的要求:必须在户口簿上加盖一个写有“精神病一类药品取药”字样的印章。

南方周末记者以市民身份致电该医院,工作人员称这是“上面”的规定,“取药都要在户口簿上盖戳,如果别的地方不盖,去别的地方取”。

规定究竟从何而来?南方周末记者随后致电山西省卫健委与山西省公安厅,接线人员均表示对医院盖章行为并不知情,建议患者自行与医院沟通。

张静的经历迅速引发了山西地区众多ADHD患者的共鸣。多人表示,在山西开具ADHD药物时,他们都曾在医院未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在户口簿上被盖上类似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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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麻卡”,先盖章和张静那枚印着“精神病一类药品取药”的印章不同,苏思言的户口页左上角,倒盖着一个长约2厘米、宽约1厘米的红色印章,上面写着:“一类精神类药品专用病历已办”。旁边,用黑色水笔标记着盖章的时间:2025年3月5日。

2020年,苏思言在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山大一院”)确诊ADHD。这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患者往往出现注意力难集中、情绪控制能力较弱、冲动行为明显等特征。医学界普遍认为,ADHD是一种由大脑神经递质功能异常引发的慢性疾病。

这种疾病的常见治疗方式包括药物干预与心理行为疗法,其中,含哌甲酯类药物(如专注达、优宁睿)被广泛用于帮助患者调节注意力与冲动控制。对患者而言,确诊并接受规范治疗,意味着症状的有效控制。

在高中时代,苏思言察觉到,自己的注意力、记忆力与同龄人存在明显差异。同学当堂能轻松背下来的课文,苏思言课后就算花很大力气抄上十几遍、再默写,还是记不住。生活中,苏思言也经常有短暂“断片”的现象,她将所有事记在本子上,怕自己转身就忘。

确诊后不久,苏思言便在山西本地寻求药物帮助。在山西全省,仅有山大一院的两位精神卫生科医生,具备诊断、开具成人ADHD药物的资质,来这里开药是大多数山西患者的首选。

然而,多位受访患者表示,在医院办理“麻卡”或取药时,工作人员并未做出任何形式的告知,就在患者本人户口页上盖章。“麻卡”的正式名称是“麻醉药品专用卡”或“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专用病历”,它是国家为了保障严重慢性疼痛患者的用药需求,同时严格管制特殊药品,防止流入非法渠道而设立的一项制度。

2025年3月5日,苏思言带齐所有医院要求的材料,在门诊办理“麻卡”手续时,工作人员忽然拿出一个印台,打算往她的户口页上摁章。苏思言一脸震惊,询问“能不能不盖这个章”。她回忆,医生当时并未解释这个章的必要性,只回了一句“那你想好了再来办”。

苏思言和父母在诊室门外商量了一会儿。最终,他们还是妥协了。病情不等人,药不能没有。父母轻声安慰她:先治病要紧。当时苏思言正准备山西省专科升本科招生考试,处在冲刺的关键阶段,急需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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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思言户口簿上盖的章。(受访者供图)

2025年10月31日,南方周末记者委托太原当地居民前往该院精神卫生科走访,门诊走廊上挂着一张“麻卡办理流程”,上面列出了多项需要的材料,包括身份证、居住证、户口簿、诊断建议书、住院病历等,但在整份清单中,并未提及“户口簿需加盖印章”这一项。

与苏思言的遭遇相似,2024年,已确诊ADHD超过十年的柳叶汀‌急需用药,她试图在山西老家开药,医院要求她必须提供太原市迎泽区的居住证明,否则无法在山西省办理“麻卡”。柳叶汀‌的母亲尝试动用自己在医疗系统的关系,希望能简化流程。即使如此,不在户口簿上盖章,她仍拿不到“专注达”。

“医院在开药方面拥有绝对话语权。你不同意(盖章),可以不开。而我们作为患者,根本没有谈判的资格。”柳叶汀说。

在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多位ADHD患者中,无人能确切说出这项规定始于何时。根据患者们的回忆,这一变化大致出现在2022年前后。

患者白千静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时间锚点。她回忆,2022年以前,她在太原长期就诊并按月领取处方药。尽管当时办理“麻卡”的流程复杂,但从未被要求在户口簿上加盖任何印章。

后来她因升学去了其他城市。到2025年,她再次去山大一院时,被告知要加盖“精神病一类药品取药章”,否则无法开药。最后,白千静选择忍着,不开药。

山西以外,南方周末记者咨询了北京、上海、厦门、济南等多地的卫健部门、医院及患者,得到的反馈均为:在当地办理麻卡、取药时,并不需要在户口簿上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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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贴的“麻卡办理流程”。(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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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公安:“不让盖是你的权利”医院是否有权在国家颁发的居民户口簿上盖章?2025年10月31日,南方周末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山大一院精神卫生科方便门诊工作人员,面对质疑,对方回复:“山大一院是(全省)标杆,我们是按照‘上面’的要求,他们(ADHD患者)要取药,都要盖已办精麻药品的戳。”当南方周末记者追问具体是哪项要求时,该工作人员表示:“自己去查”。

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及次年施行的《精神药品管理办法》,仅在邮寄麻醉药品时,经营单位须在包裹详情单上加盖“麻醉药品专用章”。而在患者取药、医生处方书写、核对签名及登记等环节,未提及任何盖章程序。

随着2005年8月《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的发布,前述两部法规同时废止。该条例后来经过三次修订,均未出现“在户口页上加盖专用章”的规定。

多位山西ADHD患者向南方周末记者反映,他们在取药时被要求在户口簿上盖章,而双相障碍、抑郁症患者则无需如此。山大一院工作人员证实:“如果是双相障碍、抑郁症的病人,带身份证、病历就能开药;但ADHD患者拿药、重新换药,就必须带身份证、户口簿原件盖章。”

根据2013年原国家卫计委颁布的《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办法(试行)》,需实行发病报告的六种重性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持久的妄想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而ADHD在精神障碍分类中,通常属于“童年和少年期的多动障碍、品行障碍和情绪障碍”范畴,并未被列入前述六大类需报告的重性精神疾病。

为何不属于国家规定的六大类重性精神疾病,却执行了比“重性精神疾病”更严格的管理方式?南方周末记者以市民身份咨询山西省公安厅,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不了解该情况,要去户籍地派出所询问”。面对居民是否有权拒绝盖章、不盖章后无法取药怎么办的问题,对方表示,“可以选择不让盖,那是你的权利,这是你和医院的事情”。

山大一院位于太原市迎泽区,南方周末记者以患者身份咨询迎泽派出所户政大厅,工作人员建议和医院商量,“盖章之后还有随时用到户口簿的地方,避免日后有影响”。另一位工作人员提到,自己见过盖章的户口簿,“就是盖到(本人)户口页的空白处,那肯定有人家的规定,章程有协商过的”。

太原市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并未听说过该要求。“说得难听点,就是患有高传染病的人,我们都不会给人家盖章。户口簿那个东西怎么能随便盖章?”其建议南方周末记者再向医院确认,是否理解错医生的意思。

山西省卫健委工作人员则表示:“好多(规定落实)都是在医院解决,掌握政策都在医院里头,应该跟医院沟通,去问问具体医生。”

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廉高波表示,根据户口登记条例,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户口簿是户口登记的法定载体,其制作、变更、盖章等权限仅属于公安机关 。

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薛政指出,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授权的情况下,医院不得对户口簿这一国家法定证件作出任何标注或盖章行为。无论是否事先告知患者,医院均无权在户口簿上加盖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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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导致患者隐私泄露”为了不因拿药而盖章,从2025年开始,白千静都没有再吃药。最初几个月,她还能逼自己维持日常生活,后来,焦虑、失眠、注意力混乱开始反扑。但白千静还是选择停药,“停了也不盖”。

在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多位山西ADHD患者中,白千静并不是唯一选择停药的人。有人担心户口簿被人看到,有人害怕影响日后升学或者工作,从而选择放弃治疗。

柳叶汀‌的办法是“往外跑”。2024年,在家乡开不了药后,柳叶汀‌辗转北京、郑州、上海三地开药。她每两周向老师请假一次,因为开一次药而重新走诊断流程需要花费2000元左右,这对还是学生的柳叶汀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苏思言的选择是“补办”户口薄。她从此拥有两本户口薄:一本盖有“一类精神类药品专用病历已办”印章,用于开药;另一本保持干净,用于其他所有需要证明身份的场合。在她看来,这是保护自己免受因用药记录带来的歧视偏见的一种手段。

这种做法并非个例。在张静的社交帖子下,有网友留言劝说:“开完药就去‘补办’一本户口簿,我就是这么做的。”张静本计划在国内备足药物赴英留学,最终,她选择抵达英国后再开药。

“为什么非要留下这样的印记?”张静在帖子中写道,“我们只是神经发育差异,并非精神病。即便真的是精神病患者,为何要强化这种污名?”

一位患者的母亲说,她最怕的是孩子将来入学、就业、相亲时被人看到户口簿上那一页。“谁能解释那是药品管理章?别人只会想,‘孩子有过精神病’。”

薛政表示,从民法上看,医院可能构成了对个人隐私信息的泄露,虽然盖章行为并非直接向社会公众公开患者隐私,但鉴于户口簿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的多种使用场景,医院应当预见到,这一标注可能导致患者隐私被间接暴露,从而侵犯其个人隐私权。

以北京、上海为例,ADHD患者只需凭诊断证明、身份证,就可办理“麻卡”取药,信息记录在医院与药监系统内,足以实现追溯。“(山西)这是一种过度谨慎的地方执行逻辑。”一位熟悉药政管理的业内人士分析。

薛政建议,对于医院实施的在户口簿上盖章的行为,患者可以向当地卫健部门反映,要求卫健部门对医院进行调查处理。如对卫健部门的处理结果不服,患者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文中张静、苏思言、柳叶汀、白千静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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