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n【CDT报告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中共当局“系统性边缘化”藏语，以推动民族同化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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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低人权”优势》：美国汉学家林培瑞为中国知名历史学者秦晖的新书《拯救民主》撰写的序言。
一、ICT：藏语使用空间持续收缩，中共通过教育制度与数字平台边缘藏语
12月11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发布了一份报告，称藏语正在经历“生存受到威胁的转变”。该机构将其原因归咎于官方政策转向、教育体系调整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共同作用。报告指出：“藏语正在经历一种令人震惊的转变，这种转变正在威胁藏语在西藏本地的生存。”
报告封面
ICT在报告中引用1987年十世班禅在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中央政府经常谈到在西藏学习和使用藏语的重要性，但却从未采取任何措施来确保其落实。”
报告同时提到，藏人曾用“拉玛鲁格（既非羊也非马）”形容藏语对话中夹杂汉语词汇的现象，并称当下“甚至已经超越了‘拉玛鲁格’”，认为威胁已从社会层面的语言混杂，演变为更系统的结构性挤压。
具体而言，在教育与升学环节，报告援引材料称，西藏“至少自2021年”起将高考考生分为A、B两类；其中B类考试科目不含藏语。报告还记录了2025年3月31日一些藏人通过中文社交平台呼吁恢复藏语要求的贴文，例如：“语言和文化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请在高考中恢复藏语”，以及“无论属于哪个民族……都应纳入教材，让孩子们学习自己的母语”。
报告列举多起“语言倡议”相关的打压案例：其称“2024年5月，中国当局拘留了藏族教育工作者更登丹增嘉措”，并提到与“语言保护协会”有关的多人被拘押，其中还有一名村干部“于2024年12月18日因伤势过重死亡”。
除学校体系外，报告还把数字平台视为新的限制空间：其称抖音等平台对藏语使用设置障碍，藏语受众的直播活动经常被迫夹用汉语。比如，报告提到一档面向藏语观众的歌唱比赛：主持人在抖音直播期间解释，若只说藏语，“抖音会关闭直播”。
此外，报告引用一名藏医在线问诊受限的表述：“由于禁止使用藏语，我被迫改用汉语”，并称因此停止在线问诊。
ICT将这些政策背后的动机归结为“以法治名义的统治”等方式推动“新中国国家认同”的一部分，并称相关做法正在让藏语在教育、就业与公共服务中“变得不再相关”。
相比之下，该机构表示，“流亡藏人的教育政策优先考虑全面发展的藏语教育”，并且称已经“建立一套以传统藏语教育为核心、现代教育为重要补充的教育体系。”他们更表示，“如果中国当局有意弘扬藏族文化和身份认同，他们可以从流亡藏人社群中汲取灵感。”
最后，ICT呼吁，中国当局“恢复以藏语为藏语学校主要教学语言的法律规定，保障藏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此外，他们也希望其他国家政府向中国当局施压，“对中国目前的藏族教育政策表示严重关切”，“在与中国的外交和人权对话中，特别要纳入保护藏语和藏族文化的内容。”
二、学者林培瑞为秦晖新书撰序：解析“中国低人权优势”的全球影响
今年底，中国著名历史学者秦晖出版了他的新书《拯救民主》。美国知名汉学家林培瑞为该书作序。12月13日，知名国际关系期刊《外交家》刊登了林培瑞所撰写的序言《中国的低人权优势》。文章指出，目前西方世界往往误判中国模式及其与民主国家的互动，忽视了所谓“新冷战”中的结构性问题。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开篇指出，在过去几十年中，外界长期将中国的快速发展视为“奇迹”，并期待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会推动政治自由化。但秦晖的观察并非基于奇迹，而是基于现实：“数以亿计的低薪劳动者在一个没有自由媒体、没有本土工会、也没有独立法院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但却拥有一支极其高效的警察力量。”
林培瑞引用书中观点表示，秦晖认为这种体制在某些条件下能够“极大加速经济增长”。他在文章中称，这种增长模式带来了财富，但大部分财富流向了政府、与之相联系的精英家庭及部分外国企业。
文章核心提出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即一种制度性优势，而并非仅限于低工资：“当一个威权政府在包含一个或多个民主经济体的市场体系中运作时，它在经济竞争中具有优势。”在这种结构下，威权体制可以通过减少监管、压制异议、忽视环境与劳工权益等方式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原文中描述道，这种制度优势在与民主经济体交织的全球市场中尤为明显，因为“发达经济体一方面提供资本和产品市场，另一方面提供消费市场，而‘低人权’的合作伙伴则提供廉价劳动力和一个以威权政府来维持稳定的体系。”这种“共生”关系短期内令双方受益，却可能使民主一方面临长期被削弱的风险。
林培瑞补充，历史上类似现象也曾出现。例如，文章中提到一位秦晖当年同事的表述：“今天的中国在自然资源或技术方面并没有比较优势；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于‘一种近乎奴隶劳动的制度’。”林教授这句话虽令人震惊，却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深层制度因素。
文章进一步指出，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存在偏差。在谈及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时，林培瑞援引秦晖观点称：“西方人说他们必须避免一场新的冷战，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身处其中——而且中国正在获胜。”西方往往未意识到，新冷战已在经济、技术与制度层面展开，而中国凭借“低人权优势”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此外，文章分析西方内部对中国的战略应对存在分歧。美国国内左派批评“新自由主义”要求改善工人福利，右派则反对“社会主义”寻求更多自由，但双方均未充分理解中国体制下既缺乏自由又缺乏福利的现实状况。“双方都未能充分理解，在中国，被剥夺权利的人群既缺乏自由，也缺乏福利。”这一观察表明，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战略评估仍然存在根本性误读。
林培瑞在序言中也回顾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对民主思想的接受与阻碍，指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理念便曾在中国学生运动中萌芽，但随后遭遇多重政治阻力。文章中写道，清末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涛就曾赞赏西方法治理念，并强调“人民统治”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也有对应传统。
最后，林培瑞引述秦晖对民主前景的审慎评估：尽管全球民主面临挑战，但“根植于人性中的正义感并不会轻易改变，并将始终为我们提供希望的理由。”在表达对当前局势的忧虑同时，也留有希望的余地。
三、人权基金会：西方高校与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合作边界模糊
近日，战略风险研究公司和人权基金会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聚焦“全球人工智能研究合作与中国人权侵害风险”。该报告指出，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等多所西方高校，过去数年与多家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有合作。然而，这些实验室往往与“中国监控与安全系统”紧密相关。
报告封面截图
具体而言，这些大学与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存在共同发表、联合项目与资金链条交织的问题。报告直言，这类关系“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具有高度风险，因为中国政府“系统性地部署监控技术”，以锁定维权者、少数族群与政治异见者，并将技术系统转化为压制工具。
报告梳理了2020—2025年间中国“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资助记录和机构文件”，并点名多项西方公共资助在论文致谢与合作网络中反复出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研究与创新署/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以及欧盟“地平线欧洲”计划等。同时，这些论文中也出现了企业与行业组织的身影，例如亚马逊、丰田，以及在标准制定上扮演角色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在风险机制的解释上，报告强调中国国内法律与监管环境“从结构上削弱了中国机构的独立性”。它列举《国家安全法》（2015）、《国家情报法》（2017）、《网络安全法》（2017）、《数据安全法》（2021）等，认为这些法律将组织与个人置于协助国家安全工作的义务之下，并且中国的学术或研究机构也不存在“实质性的例外”，因此很难保证这些研究项目不被用于军事或侵犯人权的项目。
报告选取了两家机构作为案例：之江实验室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其中，之江实验室被描述为“由国家资助的”高性能计算、光学与追踪技术中心，2021—2023年获超过12.5亿美元地方财政支持，并与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等防务—监控体系深度交织。报告提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参与建设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用于汇聚检查站、手机与生物识别数据并标记“可疑”对象；在新疆，该系统与大规模拘押、强迫劳动和数字监控有关。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则被写作“专注于具有明确警务用途的计算机视觉与城市管理平台”，并与华为、中国公安系统机构以及科大讯飞、商汤等被指涉新疆监控争议的企业存在合作或交流。报告还举例其研究与项目涵盖姿态估计、追踪、分割等方法，认为这些技术“可以轻易被改造并用于大规模人员监控”。
在“看似中性”的学术合作如何转化为风险这一点上，报告列出若干合作方向：多目标追踪、步态识别、红外微弱目标检测、光学相位移技术等，认为当这些方法进入与公共安全、城市治理、乃至新疆警务与国家安全平台相连的机构时，便可能成为监控系统的“基础构件”。
报告将矛头指向治理缺口：现行“可信研究/科研安全”框架多聚焦间谍、知识产权与商业风险，却往往忽略人权问题，而一些人工智能伦理机构也被批评长期保持沉默。
最后，报告给出五项建议，包括将人权纳入尽职调查、强制披露国际合著与机构协议、对高风险伙伴设置契约性限制、强化伦理机构的跨境责任，以及扩展国家层面的“可信研究”定义。该机构呼吁国际社会应尽快采取措施，堵上人权这一人工智能治理中最大的“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