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角度思考农村居民包括住房在内的财产制度改革，那么很多解决困境的思路，完全可以拓展得很宽大。

撰文丨任大刚

“中国人不会因为给点福利就变懒。”

一年来，经济学者李稻葵教授一直在强调这个观点。最近在《财经》杂志举办的一次论坛上，李教授再次重申：

财政上思路一定要转变，（要）减税免费，要补的是消费，中国人非常非常非常勤奋，不会被这点福利养懒的，动不动（担心）老百姓养懒怎么办，我们以后跟欧洲、拉美一样，不可能，中国人聪明得很，中国人勤奋得很，这点福利，人家不会变懒的。

李教授这段话里所说的提高福利，有三层意思：

其一，这是提振中国经济活力的方法之一。

最近两三年，上上下下一直在想办法刺激消费，有人觉得福利兜底不够，导致居民不敢消费；有人觉得可以给农村居民提高养老待遇，其养老金可以马上转变为即期消费，其子女减轻了赡养负担，他们可以大胆消费。李教授认为，此举可以拉动内需、增加企业销售和税收，形成“多赢”效果。

其二，是缩小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上的差距。

李教授在2025年在多个场合讲到，希望把农村居民的基础养老金从目前的每个月200元左右，逐步提高到1000元或1500元，甚至2000元的水平。

图/AI生成

其三，是回应提高低收入者养老待遇的质疑。

有的学者担心两个问题：第一，钱从哪里来？李教授的回答是，将农民养老金提升至每月1000元，年支出约1.25万亿元，占中国年度财政支出比例较低（2025年1—10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86,490亿元）；第二，直接给老百姓“发钱”，会不会把中国人“养懒”了？李教授认为，中国人很聪明，很勤奋，不会被“养懒”。

01 还有比中国人更勤奋的吗？

勤奋的劳动者不仅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奇迹的关键创造者，即便是今天，他们也是全世界最辛苦的人群。

资料显示，依据2025年人社部新规，中国职工年工作日为365天减去104天休息日和13天法定节假日，合计248天。按每日8小时标准计算，制度层面的年劳动时间为1984小时。

但事实上，实际中加班现象非常普遍。

2023年，有报告称，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达49小时，折算成年劳动时间约2548小时；2025年另有报告显示，中国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长46.1小时，人均年工作时间接近2350小时。不同统计口径下实际年工时，基本处于2350至2548小时这一区间。

不同的报告都显示，中国劳动者年劳动时间在全世界的排名，始终稳居全球前列，多数统计中仅次于墨西哥，或位居全球首位。

图/AI生成

比如OECD（经合组织）相关统计及多个全球劳动时长报告显示，墨西哥年工时约2128小时；而韩国、日本等曾以工时久闻名的国家，2023年年均工时分别比中国少578小时和839小时；欧美发达国家工时更是大幅低于中国，美国约1779小时，德国仅1300余小时，不足中国实际工时的六成。

又比如根据ILO（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统计，在167个有数据的国家中，周平均工作44小时以上的国家共有9个，分别是中国、不丹、阿联酋、蒙古、印度、文莱、马来西亚、伊朗和哥伦比亚。

可以说，中国劳动者是世界主要成功经济体中，最勤奋的一群人。而40年来，最勤奋中的最勤奋者，无疑属于来自中国农村的劳动力。中国劳动者的不懈努力，使中国经济总量和国民财富在40年中，实现了数十倍的增长。

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会有人“未雨绸缪”，担心世界上最勤奋的人会因为有些福利提升，就变得懒惰了？哪怕是变得像以“过劳死”著称的日本员工那样“不勤奋”，中间都还有数百小时的差额需要躺平才能填补（日本为1598小时）。

02 福利为何不能好一点点？

李教授关于提高福利的言论，主要是指提升农村老人的福利待遇。

2024年底，农村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数约1.26亿，他们每人每月可以领到143元养老金。各省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叠加补贴，如苏州达705元/人·月，嘉兴达680元/人·月，黑龙江叠加省级补贴后达163元/人·月，四川调整后最低标准为173元/人·月。

城镇企业退休人员约1.2亿，退休金额差距较大。从地区和缴费档次来看，北京国企职工若缴费33年，60岁退休后月养老金约7363.4元；武汉灵活就业人员按社平工资全额缴费25年，55岁退休月养老金约3054.5元；郑州个体工商户按最低档缴费25年，60岁退休月养老金约2413.3元。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规模在2250万至2700万区间，2025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约4860元。地区和职级差异明显，三线城市工作35年的普通科员，基本养老金大概4500—5500元/月，基层乡镇职级低的人员可能仅4000—4800元/月；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因社平工资高，这类退休人员月收入能达到8000—10000元。另外，加上法定的职业年金后，他们每月还能多领几百到一千多元。

比较而言，三类领取养老金的人群中，农村居民养老金最低。

图/图虫创意

在发展中国家，巴西实行全民统一积分制养老金体系，农民和公务员适用同一套标准，其农村相关养老金约合人民币1700元/月；泰国的“500泰铢养老计划”，虽约合人民币100元，但结合当地物价，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替代率可达35%，而我国农村居民养老金替代率不足20%；我国农村养老金和印度等少数低收入国家处于同一梯队，印度非正规就业者（包含大量农民）的养老金替代率约18%。

中国农村户籍的劳动力，不仅在改革开放前为国家建设作出巨大贡献，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力量，是几乎一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力军，为完成原始积累做出杰出贡献，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应该有更好的福利。

03 钱从哪里来？

你要给农村老人增发养老金，钱从哪里来？有的朋友不无疑虑地问，他们认为，搞不好会额外增加税费，增加普通人的额外负担。

的确，改革要赢得公众支持，就不能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填补另一部分人，否则改革阻力重重。

李教授的办法是减少基建投资。

不可否认，中国过去对基建一直有较高的投入，在造就了全世界极高水平的基建的同时，也为招商引资，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但同时也要看到，长时间大规模的基建投入，形成了极大的路径依赖和特殊的利益格局。

由于良好的基建曾经带来过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直到今天，很多地方仍热衷于搞基建，可以说，把正常应该发放给底层老百姓的养老钱，也用于搞实际必要性并不大的基建。结果基建完工后，企业用处不大，老百姓用不起，养护成本居高不下。

正常情况下，投资和消费应该有一种动态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发展。而基建作为一种投资，过大的投资规模，反过来压缩了居民消费占比。最终的结果是，无论如何刺激消费，效果都不大，除了捂紧钱包不敢消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所获不多，消费不起，形不成真实需求，反过来制约生产端，导致“内卷”更加严重。

如果要明白为什么消费不振，看看现在很多地方车行稀少的高速公路，空驶的高铁，宽阔的绿化带，人迹罕至的公园、湿地，等等，大概能明白一大部分原因。也就明白了李教授为什么说要减少基建投资。

不可否认，中国近年来基建已经从“铁公鸡”逐步转向交通网络升级、能源体系重构和5G基站、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平台等等，但不可否认，这些新领域仍然存在大量可以压缩的空间，照样可以“挤”出大量资源，用于底层民众的民生。

这不是额外征收税费，而是李教授说的财政上转变思路。

图/AI生成

另一个是落实农村居民的财产权利，同样可缓解养老问题。

农民养老成为问题，说到底还是因为穷困。而穷困的原因，根本上是没有财产。今天虽然房地产下行，但城市居民最重要的财产，仍然是房产；而农民处于宅基地上的房屋，因为事实上不可交易，跟集体宿舍没有本质区别，除了居住功能，实际上不是一种可资充分利用的财产。

7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衰败的农村重获生机第一步：宅基地国有化》，其中提到——

宅基地和耕地两者占有情况和使用性质千差万别：一者在过去很长时间很少变动地界，一者经常变动地界；一者事实上拥有相对的永久使用权，一者使用权时限最长也就30年；一者占全部土地的极少数，一者占全部土地的多数；一者用于生活，一者用于生产。

因此可以说，宅基地既不承担“耕者有其田”的道义，也不承担“耕地红线”的现实需求。

宅基地具有的独特性以及经过确权，其集体所有性质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变更宅基地的土地性质便于其上市交易，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农村宅基地可以上市流通后，将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其一，毋庸置疑，农村居民的房产必定获得极大的增值机会，农民将第一次获得城市化的巨大红利。

其二，城市资本将有序下乡，不仅为农村发展带来资本和就业机会，而且更为先进的居住理念，更为文明的现代人文理念、房屋和公共设施的建筑风格必将逐渐在农村发芽开花，衰败的农村，完全可能重新焕发生机。

图/AI生成

其三，由于住房市场有更多的供给，必定对平抑城市房价起到巨大作用。

第四，城市居民可以有更多的的投资渠道。

第五，在城市商品房已经上缴了70年土地出让金，实际上已经相当于缴纳房地产税，要再次征收房地产税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向转变为国有土地的农村宅基地在其转让环节征收房地产税，更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第六，农村小产权房尽管被视为非法，但毕竟是社会财富，而不是毒品，也不是坑人的假冒伪劣产品，且数量惊人，随着农村宅基地的国有化，它应当获得合法化的机会，也可以合法地上市交易，但前提是缴纳房地产税。

在这个过程中，谁是利益受损者呢？没有。它既可以维系和发展革命道义，也使参与各方——政府和城乡居民从中获得巨大利益。

农民有了可以自由交易的房产，事实上就有了钱，养老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吗？这个时候，真正需要照顾的，就只是极少数，而不是上亿老年农民了。

我甚至认为，如果从“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角度思考农村居民包括住房在内的财产制度改革，那么很多解决困境的思路，完全可以拓展得很宽大。

我也知道，现在不少研究“三农”问题的文化学者很反对农民拥有完整的财产权，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农民一旦拥有了包括土地房屋这些与城市居民一样的财产权，农民就会流离失所，社会就会动荡不安，集体经济就会崩溃，他们就没有乡愁了。

但试问，城市居民买卖房屋自由，何以没有流离失所？何以城市国有资产还在快速扩张？既然城市无房户可以得到公租房照顾，何以农村不可以提供公租房（而且还便宜得多）的照顾？

既不为提高农民养老待遇提供政策建议，也不让农民拥有可以自行处置的财产权利，如此困住农民以为可以高枕无忧，这些号称最关心农民的“三农”学者，居心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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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元的新农合，为何要一催再催？农民为何不愿缴？

每到年底，千千万万个农村的基层干部，就开始忙起来了，一年一度的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进入了艰难的收尾期。

据报道，在部分地区，为了完成硬性指标，村干部不得不自掏腰包搞起了“垫付”。一项本该兜底民生的普惠政策，演变成催缴的拉锯战。问题出在哪里？

01

2025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财政补助640元。2026年的财政补助标准提升到700元，个人缴费标准维持400元——这是近年来首次停止上涨。

相对富裕的城市中产也许会不太理解，一年只需要400元兜底，可能只是几杯咖啡，或者一顿烧烤、火锅的开销，为什么很多农民都不愿意缴纳呢？

如果以城市的消费标准，去对照广大农村家庭的生存现实，无疑会陷入“何不食肉糜”的认知误区。

将时针拨回2003年。为了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式启动试点。当时为了给农民减负，推动新农合迅速覆盖，参保门槛很低——个人缴费标准，只需要10元。

20多年来，个人缴费标准一路攀升，从10元到400元，整整40倍的涨幅。这一数字的绝对值，或许在很多人的支付能力之内，但增长曲线却极其陡峭。

可以算一个简单的经济账——过去这些年，农民种植稻谷、小麦的亩产收益，翻了40倍吗？外出务工的日薪翻了40倍吗？显然没有。

对一个典型的三代同堂家庭，四五口人的保费，加起来要2000元左右了，这可能意味着，几亩地的全年利润几乎要悉数上交，甚至可能还得倒贴。

当医保支出与收入增长严重脱节，这种“剪刀差”带来的痛感，自然会削弱参保意愿。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数，从2019年开始逐渐下降，2019年到2023年分别同比减少0.3%、0.8%、0.8%、2.5%和2.1%。

有官方人士此前表示，参保费人数下降背后，是部分人员流向了职工医保，但同时也坦承，“最近几年，确实有一些农村居民不再缴纳城乡居民医保”。“断缴潮”并不是空穴来风，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不要医保兜底的“裸奔”。

02

农民不愿意参保，远不止于费用本身，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失衡。

在新农合早期，设有个人账户，农民感冒发烧买药，能直接抵扣，“钱还是自己的”，获得感强。

随着门诊统筹改革的推进，个人账户取消。虽然改革初衷是提高统筹层次，增强共济能力，但对于一年到头不去医院的人群，尤其是常年劳作、习惯“小病扛一扛”的农民来说，每年400元的投入，仿佛打了水漂。

他们容易形成一种朴素认知：自己交的钱，都用来给别人兜底了。

而且在现实中，一些药品在医保内外，存在两套价格——不刷卡是一个价，刷了卡反而更贵。

少部分医疗机构为了套取医保资金，对参保患者进行过度医疗，小病大治、过度检查、开高价药，甚至会出现，医保报销后的自费部分，比完全自费还要贵的怪诞现象。

当医保基金变成“唐僧肉”，当患者发现自己交了保费，反而要掏更多的钱，信任危机便会悄然蔓延。

此前有学者调查发现，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结余，呈现出一种悖论，“越富越亏、越穷越省”。

通俗点来说，在欠发达地区，由于财政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地方医保管理部门往往采取防御性的控费策略，通过提高起付线、严控报销范围等手段，来人为压低支出，从而产生医保基金大量结余。

而恰恰是这些低收入地区，老百姓对医疗减负的渴望最迫切。

一边是医保资金躺在账上“睡觉”，另一边是百姓的看病负担依旧较重，这种“有钱不敢花”的资金闲置，无疑是对参保人权益的隐性亏欠。

当然，这背后也有流动人口的制度性原因。

欠发达地区大量人口外流，他们在大城市工作，但医疗缴费仍然在户籍地，由于全国统一结算尚未实现，受制于异地就医报销的繁琐，许多外出务工人员在外地生病了，也未必能用上医保。

缴纳的保费，未能转化为有效保障，客观上减少了基金支出，造成老家医保基金的“被动性结余”。这笔钱省下来了，却没能真正用在为流动人口健康护航的刀刃上。

在个人缴费标准不断上涨的背景下，凡此种种，都在不断侵蚀居民的参保意愿。

03

为了提升参保意愿，各地纷纷设定了“待遇等待期”，简单来说，在规定窗口期内缴纳保费，可以正常享受待遇，但如果延迟补缴，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够正常享受医保待遇。

这本质上是一种惩罚机制，虽有一定震慑作用，却无法根本解决参保意愿低迷的问题。真正的出路在于，提升医保制度的性价比和获得感。

首先，国家层面应承担更大的兜底责任，加大补贴力度。

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农民群体，尤其是老一代农民，曾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过巨大的历史牺牲。然而，在社会保障领域，他们长期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位。

以养老保险为例，长期以来，城乡居民养老金与城镇职工养老金，存在巨大的双轨制鸿沟，许多农村老人每月的养老金，只有一两百元，与城市退休人员动辄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

在养老保障尚显薄弱的背景下，医疗保险，是他们防止因病返贫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医保筹资上，理应给予农民群体更多的倾斜，提高财政补贴标准，切实减轻个人缴费负担。

当然更不容忽视的是，要挤干医疗体系的水分。

如果看病贵的根源不除，再高的报销比例，也会被虚高的药价吞噬。对此，要严厉打击医药机构的价格欺诈、过度诊疗行为，确保改革红利真正惠及普通农民。

针对农村地区“小病拖、大病扛”的特点，还应进一步降低门诊报销门槛，简化异地报销流程，让农民在村卫生室、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报销便利，而不是因为手续复杂而主动放弃权益。

400元，对于庞大的医保基金而言，或许只是沧海一粟，但对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庭来说，它关乎对未来的信心，也关乎对医保制度的信任。

解决新农合断缴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村干部的催缴手段有多硬，而在于制度设计上，是否足够人性化，是否真正回应了弱势群体的生存焦虑。

只有正视广大农民的历史贡献，通过真金白银的投入，切实降低他们的负担，才能让这张全民健康的防护网，起到更大的兜底作用。

相比“燃电之争”，如果国道恢复收费是因为公路养护费存在缺口，那首先该关心的是燃油税花哪儿去了。

撰文丨关不羽

消失了15年的国道公路收费重现江湖，引发各界广泛关注。

自2009年实施燃油税改革，国道免费通行已经实施15年。然而，这份“出行福利”可能很快就要消失了。2025年，各地“试点”国省道干线公路收费。据不完全统计，第二季度全国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新增137处收费站，涉及河南、湖北、甘肃、陕西等多个省份。

从免费重回收费，舆论压力可想而知。那么，为什么各地政府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重新收费呢？因为缺钱。

据说是因为养护费缺口。网传的说法是，“当前全国普通公路年度养护资金需求达6000亿元，而现有资金仅能覆盖一半。3000亿的资金缺口，足以成为收费动力了”。由此也引发了新一轮“燃电之争”，电动车不缴纳燃油税，成了众矢之的。

“燃电之争”的群众斗群众煞是热闹，可在我看来，这却只是问题的表象。

01

网传的“3000亿养路费缺口”，让人颇感不解。因为，理论上不应该存在这样大的缺口。

网传的说法是“公路年度养护资金需求达6000亿元，而现有资金仅能覆盖一半”。公路养护资金是有明确的出处的，那就是燃油税。2024年燃油税收入约1.2万亿元，6000亿只占燃油税收入的一半。燃油税优先用于地方政府公路养护的转移支付，是2009年燃油税改革的初衷。

2009年燃油税改革前，我国公路交通一直沿用20世纪80年代发源于广东的地方政府“借贷修路，收费还贷”模式。除了收取通行费，还有公路养护费等六项行政规费。

2009年后燃油费税改后的国道免费，本质是以税代费：提高成品油燃油税，以替代公路养护费等六项行政规费和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

老百姓看到的是“免费”，看不到的是央地财政的此消彼长。地方政府税费并入成品油燃油税后，成了中央税收。与之匹配的是，明文规定了成品油燃油税不纳入经营性税收，而是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取之于地方还于地方，用于地方公路养护。即四不变原则，“交通资金遵循属性不变、资金用途不变、地方预算程序不变、地方事权不变”。

看上去丁是丁卯是卯的原汤化原食，清清楚楚，实则不然。由此产生的“尾部效应”相当复杂。

此后燃油税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税率多次大幅上调。加之燃油税是由石油企业代征，所以连带着增值税也上涨了。新增税收的安排，就不是“哪儿来哪儿去”了，而是统筹安排。比如农业补贴，又如转移支付异地使用的“全国平衡”，还有部分用于道路投资建设。实际操作空间不小。

不过，燃油税主要用于公路养护、尤其是国道养护的原则始终没有变。但是具体的统筹情况，未见官方公开数据，难以判断。既然是“主要用于公路养护”，占比七八成总是应该的。何至于6000亿养路费支出都覆盖不了呢？

实际上，这次改革和上世纪90年代后历次税改一样，都起到了扩大中央财权的效果。不仅增加了实际掌握的税收收入，也扩大了财政支配的空间。但是，地方养护道路的事责并没有变。

如果1.2万亿燃油税未能覆盖6000亿公路养护费，先要问的不是谁买单，而是本该专款专用的燃油税花到哪儿去了？

当然，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国道恢复收费是缺钱，但主要缺口不是公路养护费，而是建设投资偿贷压力。

02

2012年到2022年，我国经历了新一轮道路基建高峰。公路总里程10年增长112万公里，相当于每年新增11万公里。国道建设更是3年大跃进，从2014年的不到18万公里，跃升到2016年的35.4万公里。尽管新增国道并非全部新建项目，也包括改建提级，但是投资密度之高、投资强度之大，也相当惊人。

需要说明的是，本来车辆购置税是安排给地方政府新建道路项目的对口税源，2021年财政部和建设部出台了《车辆购置税补助地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但是实际执行磕磕绊绊。2024年正式废止，一概统筹之。

随着当年密集规划建设的道路投入使用，年度养护资金自然是“翻倍式增长”。不过，因此积累的资金主要缺口不是道路养护费，而是偿债。

国道虽然是“国字头”，建设资金来源却要分三块：中央补贴、地方财政资金和融资。和美国“国道”州际公路固定为联邦和州府9:1出资不同，我国国道建设投资的央地投入比例可是相当“灵活”的。

实际上，除了少数西部地区国家重点工程以中央资金为主，大部分国道建设资金主要还是地方筹资。而地方筹资，银行贷款又占了很高的比例。动辄上百亿投资、“含债量”过半的国道工程比比皆是。

这些工程贷款只有少部分纳入财政部兜底的地方专项债，其余都是地方政府七折八绕从银行套出来的。土地财政基础好的地方，还有土地抵押物。土地不值钱的，就纯靠地方政府信用硬扛。反正有“国”字头的政策背书，银行乐得大方。讲白了就是上面出政策，地方借钱修路。

因此，道路基础建设成了地方债的绝对主力，2020年的地方专项债中占比高达80%。

但是，这轮道路基建高峰和20世纪90年代、2008年不同。当年是“想要富先修路”，这轮是“因为富才修路”。财政规模高速扩张，政府财大气粗、信心爆棚，上马大型基建工程不要钱似的。至于投资怎么收回的账怎么算，别问，问就是“政治站位的高度”、“社会效益的大账”。

可是，“大账”也是账，“社会效益”也得体现在财政收入水平上才能还债平账。十年工程高潮一过，如梦初醒。债务周期和道路养护费用激增的双重压力之下，是真要算账了。3000亿年度养护资金的缺口之下，还有万亿计的地方债务。谁来买单、拿什么买单，都要有个说法。

相比贷款修路的负债，区区3000亿的养护费缺口不过九牛一毛。3000亿的坑，从2500万新能源车主身上刮点油水还能填上。万亿计的修路债，把全中国的新能源车都卖了，也填不了一点。

03

综上所述，国道恢复收费不是小事，国道全面恢复收费将会大幅提高社会基础成本，而且这种成本上涨是绝对刚性的。房价涨了，还可以躲着不买。交通物流费用涨了，谁也躲不掉。

此前国道的“免费”并不是真免费，而是燃油税买过一次单了。现在燃油税没取消，国道又恢复收税，岂不是要老百姓买两次单？这可不是新能源车的锅。所以，国道恢复收费，不能与新能源车如何分担公路养护费用混为一谈。

新能源车当然应该承担公路养护费，不能一直让油车车主“请客”。以目前的经济情况，相应的改革也是迟早的事。财政缺钱了，没有一根羊毛是安全的。

但是，一码归一码。相比“燃电之争”，如果国道恢复收费是因为公路养护费存在缺口，那首先该关心的是燃油税花哪儿去了。一年几千亿的税收不能不明不白地花了。

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但是不一定做成羊毛衫。如果燃油税不能专款专用，就算开征能源车道路养护费，谁能保证用到道路养护上？以后再出窟窿，让步行的缴养护费吗？

更为重要的是，央地的财权和事责的分配。燃油税改革，改的就是地方政府“借贷修路，收费还贷”模式。可是，地方的财权上缴了，事责没变。道路基础建设投资还是以地方政府借贷为主，偿债责任却成了糊涂账。真要说“谁家的孩子谁抱走”，那国道算是“谁家的孩子”呢？

债务主体是地方政府，可审批自上而下，决策权和财权在上，项目执行的事责在下，经济责任高度模糊，这是中国地方债的难点所在。

这两天，一个有点扎眼也有点愕然的新闻突然铺天盖地：明年起，避孕药品用具要征收增值税。

消息称，自2026年1月1日起，销售避孕药品和用具将依法征收增值税，不再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此前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避孕药品和用具”免征增值税；而将在明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免征增值税的项目中，则不再设有这一项。

而这会导致的结果也很清楚，避孕套涨价。

很显然，大多数人的解读，不会只是一种商品价格变动，而是背后隐含的催生意图——提高避孕成本，变相地提振生育率。

这个象征意义，在网络上却也遭遇了相当意见反弹。

说白了，与其说这是个经济问题，毋宁说是个态度问题。

01

此前，避孕套之所以免增值税，确实是和计划生育的大背景有关。

有媒体这样总结：

1994年税制改革时，为配合计划生育国策，避孕药品和用具被纳入免征增值税范围，核心是通过降低避孕成本助力人口调控。

而今，我国人口形势已发生根本性变化：2024年首次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鼓励生育成为国家战略重心。

新《增值税法》在删除避孕用品免税条款的同时，新增“婚姻介绍服务”免税政策，一减一增间，清晰传递出从“控人口”到“促生育”的政策导向转变。

不过，“不免税”之后，能增加多少负担，其实也不是那么“可观”。很快有媒体出来安抚，很多市民担心“避孕用品会大幅涨价”，但实际影响可能远低于预期。

具体来看，一款售价15元的避孕套，征税后新增税负约1.15元，即便全额转嫁，涨幅仅7%左右；30元一盒的紧急避孕药，涨价幅度约1.5—3元，行业整体涨幅预计在5%—10%之间。对普通家庭而言，每月相关支出新增仅5—10元，基本不影响日常开支。

很难想象，会有人会因为省这“三瓜两枣”，而选择“要不生个孩子吧”，就连专家都说，更应视为“符号性表达”。

说白了，这就是表明个态度：为了让你们生孩子，连避孕套都管上了。

当然，这个态度会不会被接受，就是个见仁见智的事了。就在这两天有一个新闻，某地居民发文称，一聊天群内要求儿童母亲汇报末次月经时间，一下引爆舆论。

你说这是工作吧，也能理解。但凡事开始瞄向那些敏感地带，人们有点怪怪的感觉，也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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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加不加税的可能也不那么重要，因为很多人都不用避孕套了。

据《2024年中国避孕套行业发展报告》统计，国内全渠道销售额从2023年的187.86亿元降至2024年的156亿元，一年内跌幅达17%。

甚至有品牌都开始倒闭了，统计表明，2020年至2024年间，全国有超过7.8万家避孕套相关企业倒闭，平均每年注销1.73万家。

别说生孩子了，现在的人连性生活都提不起兴致了。

此外，各种“关联产业”都在一路暴跌，据新浪财经报道，全国KTV数量从2015年峰值15万家，锐减至2024年上半年不足4万家；夜店客流量普遍下滑70%—80%，酒吧到店人数下降超66%。

但这倒也不代表没有欲望，比如情趣用品开始暴涨，早在5年前，我国情趣用品行业就已实现24%的逆势扩张；到2024年，中国情趣用品市场规模突破2000亿元，是同期避孕套市场的13倍以上，占全球总量（3661.6亿元）的近六成。

这些似乎都很符合低欲望社会的模型：人口减少、老龄化、失去上进心和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至于情趣用品销量暴增，稍微有点安慰，至少人们还没丧失本能。但也说明，相比麻烦地找一个伴侣，“靠自己”更实惠一些。

这些问题也都说明，避孕套其实离生育这个核心议题距离太远，它远不是决定生不生孩子的关键变量。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整体的社会活力、情绪状态都在萎顿，不生孩子，也不过是其中一个结果罢了。

这很难勉强，也注定了任何用力过猛的措施，都会遭遇反弹。看一眼社交平台，就都明白了。

03

其实从生育的角度说，补贴多少，恐怕都很难会被认为是“足够”的。

近些年的生育补贴其实已经开始落地，而且速度颇快。比如国家层面的育儿补贴是每孩每年3600元，而一些地方还在这个标准上不断加码，比如鄂尔多斯规定，三孩家庭每年市级再补6400元，达到1万元。

有媒体统计，截至2025年6月，全国约有95个地区出台了标准不一的生育补贴政策，形成了一场地方层面的“催生”竞赛。

不过看看评论区也都知道，也有网民不买账。“一个月300，够吗？”类似的声音确实也不少。

平心而论，一年几千元，从根本上改善生育意愿确实不太现实，有孩子的就明白，一个一般档次的课外班，一个月可能就花掉了。

现在的育儿成本之高，确实让很多补贴都有种“杯水车薪”之感。这没什么办法，考虑到人口体量以及财政状况，那种“全面兜底”的高额支持根本不可能。

但是这依然是有意义的。正如上面所说，这同样的是一个“态度问题”。

在现有的财政状况下，依然愿意拿出一笔资金，哪怕数额有限，本身也是一种政策取向的明示——也许不够，但真的尽力了。

这种态度，其实是在结成一种“契约”。政策愿意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家庭也因此获得一种被接住、被支持的预期。它并不要求立刻作出决定，而是希望通过持续释放善意，让人们相信：如果选择生育，这个社会不会让你独自承担全部代价。

这种契约不是写在纸面上的，而是通过政策信号来传递的。而且这种信号需要反反复复地增强，通过持续不断的投入，才能让公众真正感受到一种稳定的预期：生育政策不是“一阵风”，而是长期、耐心、具有连续性的“负责”。

反过来说，像是避孕套涨价、群里问例假，这同样是一种信号传递，同样也在订立“契约”。只不过这样的契约更像是逆向的——如果不顺着期待，那么就要承担更多不便、更多成本、更多被暗中“提醒”的压力。

当然，政策是多元的，方式总归是千差万别。但在眼下，更需要达成一种积极的、有鼓励意义的共识：尽其所能地全方位支持，提振一种“同向而行”的信心——说白了就是传递善意，让人们在自愿且愉悦的情况下，默默关上房门。

至于能起多大作用，不妨心态也放平和，给足支持、尊重选择，同时也松弛一些，给年轻人一点空间，留待时间给出答案，这种氛围，终归是更适合“生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