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牧师当时在上海的一座机场。另一名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还有一名在位于中国西南部广西的家中。

10月初，他们与全国各地近30名牧师和教会成员一同被拘留。警方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行动，抓捕与锡安教会有关联的人士。锡安教会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非官方新教教会之一。

据维权人士和支持者称，这是多年来针对中国基督徒范围最广的一次打压。许多人担心，这只是一个开始。

被拘留者中有些人自幼就是基督徒，也有近年才加入教会的人。他们年龄从30多岁到50多岁不等，职业包括律师、物理学家和音乐专业学生。

截至目前，已有18人被正式逮捕。除了向被捕者家属发出仅列明涉嫌罪名和被关押地点的简短通知外，警方几乎没有披露调查细节。

被捕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教会的主任牧师金明日，他也使用以斯拉(Ezra)这一名字。2007年他在北京创立了锡安教会，这是一个未注册的福音派教会。

中国法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在现实中，中共当局要求宗教团体向政府登记，并接受严格的政治控制。那些不愿意这样做的群体——据估计包括数以千万计未登记的中国基督徒——只能在地下进行宗教活动。

在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这变得尤为艰难。随着他不断收紧对社会的控制，许多大型地下教会被关闭，其中就包括2018年遭到取缔的北京锡安教会。

一些像锡安这样的教会转而主要在网上活动。但政府对此同样展开了打压。锡安教会成员被指控的罪名是“非法使用信息网络”，这一罪名范围广泛，主要针对所谓在网上传播非法或犯罪信息。近年来，政府已将未经授权的宗教活动纳入这一范畴。9月出台的新规规定，线上布道只能通过依法登记的宗教团体所运营、并获得许可的网站和平台进行。

据教会成员介绍，金牧师曾将锡安教会打造为最成功的线上教会之一。他仍然在线下与信徒见面，同时也通过YouTube、微信等平台进行线上布道。锡安教会的YouTube频道有数百段视频，记录着成员们唱圣诗、举办圣诞演出的画面。

金牧师的女儿金婷雅现居美国。她说，新冠疫情迫使许多非官方教会停止线下活动，而锡安教会凭借既有的线上基础迅速壮大。她表示，当时每个周日全国数十座城市里有100多个小组同时聚会。

但政府的监控随之而来。过去三年里，当局不断加大对锡安教会的压力。在被捕前，金牧师曾在与女儿及女婿的一系列视频通话中表示，教会工作人员被拘留，或被无端指控行贿、寻衅滋事等罪名。

金牧师的家人说，他们决定录下这些对话，是因为担心会有更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希望留下记录。

当局也频繁干扰教会聚会活动。例如7月在中国南方城市中山的一次聚会。

据现场视频显示，至少七名身着警服的男子闯入一栋写字楼内的周日礼拜现场，同行的还有多名便衣男女，后来他们自称警察或宗教事务部门工作人员。一名身穿白色T恤的人员表示，他们怀疑这场包含儿童在内的聚会属于非法集会。

当信徒试图离开房间时，执法人员要求他们先登记个人信息。一名穿制服的警察还用手机拍摄信徒离开的过程。

随后，正如金牧师一家所担心的那样，当局在10月展开了集中打压。

10月10日，锡安教会牧师孙聪正在北京郊外一家招待所参加为年长教会成员举办的团契活动。大约晚上10点半，当大家准备就寝时，多名便衣男子和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出现了。孙牧师的妻子谷晓羽说，对方当场给孙聪戴上手铐，其他参与者则质问他究竟犯了什么错。

随后，八名警员将仍被铐着的孙聪带回他在北京的家中。接近凌晨1点，他们按响门铃，要求谷晓羽开门。

进入屋内后，警方开始搜查。他们拷贝了孙聪笔记本电脑里的文件，并翻查基督教书籍。谷晓羽询问是否有搜查令时，对方当场填写了一份。

类似的突袭行动在全国多地同时发生。金明日牧师当天在广西的家中被捕。10月11日凌晨2点左右，警方还来到北京一处住所，锡安教会牧师高颖佳和妻子耿朋朋当时正借住在朋友家。（耿朋朋说，他们夫妇在得知逮捕行动后离开了自己家。）

警方将高颖佳带走，留下了耿朋朋与他们五岁的儿子。第二天早晨，当她回到自己家时，发现大门虚掩，电子门锁已被拆除更换。

她的家已被当局搜查。她说，十多本日记不见了，一些宗教和哲学书籍、夫妻二人的笔记本电脑以及银行卡也被带走。

自10月以来，突袭行动仍在继续。据教会在社交平台X上发布的声明，20多名警察在北京突袭了锡安教会成员的感恩节聚会，并带走了一名成员。多名被捕牧师的亲属已逃往海外，包括孙聪的妻子谷晓羽。她在电话中表示，自己不敢回中国，即使这意味着不得不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背井离乡。

“在中国现在的这个宗教环境下，尤其基督教的迫害，一波接着一波, 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她哽咽道。“但是当真的到的时候，包括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两个月了，我心里也会很痛。”

周四，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北京访问期间，再次敦促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采取更多行动，帮助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自这场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多国领导人就此事多次游说，而习近平再次未表现出任何配合的意愿。

马克龙在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中提出了这一呼吁，这也是其任内第四次到访中国。习近平主席以红毯与仪仗队接待了他。

两位领导人在会谈时都急切希望在地缘政治目标上争取对方的支持。当前乌克兰战争已持续近四年，特朗普总统正试图牵头推动和平谈判，欧洲各国领导人纷纷行动，力求确保任何解决方案都不会损害乌克兰的主权。长期以来，欧洲始终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可以向俄方施加更大压力，促其做出让步。

就在访华前夕，马克龙在巴黎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中，马克龙重申了欧洲对乌克兰的承诺，并强调只有基辅有权决定是否割让领土。

与此同时，中国正就与日本的激烈外交争端争取法国等国的支持。此次争端的起因是日本新任首相发表言论，称若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日本或将出动军事力量。

但在闭门会谈后的讲话中，习近平与马克龙均暗示，双方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仍存在较大分歧。

会谈后的记者会上，习近平就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表示：“中方将继续为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坚决反对任何不负责任的甩锅、抹黑行为。”

马克龙则称，两国领导人围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展开了“长时间”的探讨。他表示，希望习近平能共同努力，“至少”推动停止对民用能源设施等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他强调，随着冬季临近，这一诉求显得尤为迫切。

他还说：“我认为我们双方都清楚当前局势的严重性。”

不过马克龙随后也说：“一切都不简单。当前地缘政治危机等诸多失衡问题，最终可能导致中法两国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

巴黎亚洲中心高级研究员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表示，此次乌克兰问题未能取得进展并不令人意外。他指出，鉴于法国国内经济形势脆弱且政治局势动荡，马克龙的谈判处境相对薄弱。此外，中国此前威胁要对法国农产品加征关税，这也让法国政府深感担忧。

高敬文评价：“他此次访华时手握的筹码相当有限，诸多诉求显然是为了改善法国经济状况。”

另一方面，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方官员在台湾问题上获得了法国的支持。周三，中国外长王毅与法国外长让-诺埃尔·巴罗共进晚餐。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会谈纪要，王毅部长阐述了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表示“希望并相信法国将继续理解并支持中方正当立场”。

相比之下，法国发布的官方会谈纪要中并未具体提及台湾和日本，仅笼统提到了乌克兰问题及“各类国际危机”。

周四，习近平与马克龙在公开发言中均未提及台湾和日本相关议题。

但习近平多次呼吁法国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坚持自主决策。近年来，中国担忧美国与其盟友结成阵营遏制它的发展，因此一直试图在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制造分化。

习近平表示，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突破冷战阴云”建立双边关系。“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他说。

马克龙与习近平在经济议题上似乎找到更多共识，但该领域亦存在分歧。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欧洲则通过加征关税的方式试图遏制价格低廉的中国商品大量涌入欧洲市场对本土企业构成的威胁。作为回应，中国威胁要对法国的猪肉和乳制品加征关税。

周四，中法两国政府代表签署了涵盖核能、农牧食品、教育及环保等领域的多项合作协议。

习近平表示，中方愿意进口更多“法国优质商品”，同时也希望法国能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环境”。

马克龙或许还能收获另一项成果。此前中国租借给法国的两只大熊猫已返回中国，而习近平透露，中法两国已达成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合作共识，这意味着不久后或将有新的大熊猫前往法国。

自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暗示若中国采取行动夺取台湾，日本可能军事干预以来，北京已警告中国游客避免前往日本。中国还向争议海域派出军舰巡逻，并威胁要暂停与东京的经济或外交往来。

中国如此强势回应似乎意在震慑日本，迫使其屈服，并彰显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自信。一个隶属于中国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发文宣称，中国在远比现在贫穷的二战时期都曾打败日本。“现在，我们不仅有钢铁意志，还有钢铁洪流，”该账号在谈到中国的军队建设时写道。

有信号表明中国的回应已引发东京的严重担忧，日本周一派出一名高级外交官前往北京，会见中国官员并讨论紧张局势。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日本最大的游客来源国之一。

但这种强硬做法也可能适得其反——中国的反应不仅在日本引发了有关霸凌的指责，在其他国家，中国试图施加经济胁迫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强硬的做法也引发了警惕。在引发广泛批评后，一名中国驻日外交官删除了他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将高市早苗斩首的贴文。

这场争端始于本月早些时候，当时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被问及可能构成“威胁生存的状况”。根据日本法律，这种状况允许日本自卫队进行军事部署。高市表示，中国试图封锁或夺取台湾可能符合这一条件。

此前的日本首相都避免明确说明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行动，他们将如何回应。

高市早苗后来表示，她的话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政策发生改变。但她的言论在中国引发了强烈反应，中国声称台湾这个自治民主政体是其领土。中国外交部要求高市撤回言论，并援引了日本过去侵略中国的历史。

近几天，北京还以未阐明的安全风险为由，警告中国学生和游客不要前往日本。周日，中国海警表示其部分船只已在日本实际控制但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周边海域巡逻。

周一，中国的报复行动继续升级。中国外交部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本周晚些时候不会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见高市早苗。两部日本电影在中国的上映日期也被推迟。

中国官方媒体接连发表社论，指出中国采取最大限度的威慑性立场至关重要。他们指责高市试图让日本社会重新军事化，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秉承和平宪法。

中国国内一些鹰派分析人士呼吁采取更严厉的回应措施，包括停止向日本出口稀土，以及禁止进口日本农产品和海产品。

日本国内舆论似乎存在分歧。共同社周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49%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进行军事干预，42%的人表示反对。

东京法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福田圆表示，中国可能注意到了这种分裂，并因此更加大胆地向日本施压。

特别是将稀土武器化，这可能在日本之外引发更广泛担忧。此前中国在与美国和欧洲的贸易谈判中威胁限制稀土出口，促使许多国家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中国知名的民族主义者、北京的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表示，中国需要以强硬回应来震撼日本社会，让其认识到日本领导人言行的危险之处。他还说，中国不必担心他国对此举的看法。“其他国家可能会决定如何回应，但中国必须坚定立场，确保中日之间的和平得以维持。”他说。

但有迹象表明，中国强硬的回应正在引发反弹。在日本，政治人物谴责中国的报复措施“过激”。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周一表示，中国船只出现在争议岛屿附近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这是不可接受的。”木原说。

电话是凌晨5点左右打给朱日坤的，他是纽约一个新成立的中国独立电影节的组织者。电话另一端是他身在中国的父亲，声音听起来很奇怪。朱日坤回忆说，父亲问朱日坤是否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并敦促他不要做任何伤害祖国的事情。

接下来的几天里，更多模糊的信息接踵而至。信息来自原定参展的导演、预定主持讨论的嘉宾以及一名志愿者。所有人都告诉他，他们想退出。

大多数人要么拒绝给出缘由，要么声称出于个人原因。但他说，一些人透露，他们或他们的亲属受到了中国警方的劝退压力。

电影节原定于上周六开幕，朱日坤在此前两天决定取消。

“我并非处于害怕或者屈服而作出这个决定；但是我希望IndieChina电影节停止的声明能让某些不明势力停止继续骚扰所有跟电影节有关的导演、嘉宾、前工作人员、志愿者，包括我的朋友和家人，”他在电影节的网站上写道。 

按照朱日坤本人的说法，这个电影节规模小、低调且在中国国内影响有限，但对它的施压暴露了中国政府压制异见声音的意愿有多么强烈，哪怕这些声音远在千里之外。2014年从中国搬到纽约的电影制作人朱日坤说，一些参与者已经在海外生活多年。他表示，即便是外国公民或没有中国血统的人也不能幸免，有些人受到雇主的压力。

其中几部电影触及了中国政府敏感的话题，比如新冠疫情或独生子女政策。但朱日坤说，其他一些电影本来都是可以在中国主流影院上映的。

“我从没想过要隐瞒这件事，好像这是一个地下事件。如果我们在中国，我可能会这么做，”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但“即使在纽约，这件事也会变得这么难，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随着习近平推行严格的思想纯洁性政策，中国独立电影的生存空间已被大幅压缩。2000年代创办的那些小型独立电影节早已被取缔——这些电影节展映的影片未经国家审查机构批准，因此无法在商业影院放映。拍摄批评政府影片的导演则面临监禁或罚款。

一些中国人流亡海外。北京独立影展（朱日坤曾是联合创始人）被停办一年后，部分影片得以在纽约放映。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在东京、伦敦和泰国清迈开设中文书店，组织喜剧表演和快闪沙龙，讨论文化和时事。

但政府的打压却日益接踵而至。今年7月，中国驻曼谷大使馆成功施压当地一家美术馆，要求其对某展览进行部分审查——中方当局称该展览鼓吹新疆、西藏和香港独立。今年早些时候，一部关于中菲海域争议的纪录片在马尼拉的一个电影节上被撤下，菲律宾导演称原因是“外部因素”。

朱日坤今年早些时候开始策划这次纽约的电影节，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做了宣传，知道当局可能会注意到。但他说，他认为最坏的情况是他本人回到中国可能会遇到麻烦。

他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电影人的200多部作品，并从中选择了31部。他在网上募集了大约1000美元的捐款，但大部分资金都是他自己出的。他原本预计每场放映会有约60至70名观众到场。

但是，大约在开幕式前一周，甚至在一些嘉宾已经开始抵达纽约时，中国当局开始行动。

四名中国警察拜访了一位住在中国的电影制作人，他原本打算参加朱日坤的电影节。由于担心遭到报复，这位电影制作人要求匿名。他说，当局对朱日坤不满，认为该电影节是一种在境外抹黑中国的行为。

这位电影制作人同意退出电影节，并停止了他们目前的项目，称这种压力令人窒息。

人权观察组织亚洲部副主任王松莲指出，全球范围内的恐吓规模彰显了政府日益扩张的监控能力。“对于任何与中国有些许联系的人来说，这都极度令人不寒而栗。”

中国外交部在书面答复有关该电影节的质询时表示，对具体情况不了解，但是人权观察组织“长期以来对中国抱有偏见”。

朱日坤表示尚不确定是否会再次尝试组织电影节。他预订的布鲁克林活动场地已无法取消。

“我打算自己去那里看电影，”他说。

警察经过展示机器狗的地方，走进北京某个酒店华丽的宴会厅，欢迎视频中展示着动画机器人在外太空作战的画面。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这些来自中国各地的警官坐下来，听科技高管和政府研究人员上台描述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完善对中国社会的监控。

一位高管表示，他的公司正在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警方合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部署语音识别软件。他说，该软件可以破译200多种中国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

公安部的一名研究人员说，机器人可以通过训练来识别抗议横幅之类的东西，从而减少警察进行街头巡逻的需求。

另一家自称利用大数据提升城市安全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该公司的软件可以帮助警方根据一个人的就医记录、网购习惯、邻里互动以及智能家电的使用数据，了解一个人的生活习性、社交关系甚至精神状态。

这次会议由一个行业组织主办，很难说在会上宣传的系统中有多少真正有效，又有多少是为了从与会的许多高级警官那里赢得合同而过度宣传。

但很明显，这些公司和官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越来越有能力了解、预测和控制其公民的国家政权。

这种全知全能的国家愿景让华盛顿感到不安，华盛顿把中国利用先进的计算技术进行监视和镇压作为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和半导体的理由之一。

参加会议的许多中国公司都被列入美国的出口管制名单，包括科技巨头华为和监控摄像头系统制造商海康威视。几位发言者承认，美国的限制给他们的雄心造成了阻碍，但他们承诺将用本土的替代方案来克服困难。

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加强监控的国家。例如，纽约警察局就因广泛且经常未公开地使用追踪技术而受到民权倡导者的批评。

但中国监控体系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是无与伦比的。中国政府通过庞大的摄像头网络、互联网控制，以及要求人们使用身份证购买从SIM卡到脱口秀门票等一切商品，对14亿人口实施追踪。

现在，在中央政府最近推出“人工智能+”行动之后，当局正寻求将它进一步强化。这个宏大计划旨在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植入教育、医疗、娱乐——几乎涵盖中国人生活的所有领域。

这场安全会议上弥漫着新的政治导向，多位发言者明确提及该计划。

“我国的安全行业已经成为应用‘人工智能+’最成功的行业之一，”前公安部高级官员顾建国（音）在会议上说。“我们不必谦虚。”

会议强调了与警方合作的中国公司在开发尖端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相比国内外竞争对手拥有的一个关键优势：获得大量数据的渠道。

公司与政府的密切合作为他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信息资源，这些资源可用于培训和完善人工智能系统。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发现，获得公安类政府合同的中国人脸识别企业，后续开发的新商业产品数量显著多于未与警方合作的同行。

中国领先的语音识别公司科大讯飞的代表方策说，警方的报告对该公司来说是特别有价值的输入来源，因为“数据量非常大”。科大讯飞智慧警务业务部总监方策说，该公司的软件可以帮助警察记录和分析报警电话，并能识别隐晦表述，以推断对方是否在谈论犯罪活动，而不是仅靠特定的关键词。

他还表示，科大讯飞开发了一个大规模的语音模型，可以识别74种外语，以及“为保障我们的国家安全，它支持202种方言”。

他还说，该公司一直在“与当地少数民族公安机关进行一定的合作”，保护少数民族语言。

人权组织长期指控科大讯飞协助中国政府利用语音特征实施监控与压制，尤其针对新疆、西藏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该公司表示，它保护用户的隐私，并致力于方言和民族语言的保护传承。

事实上，许多发言者将产品应用场景描述为善意用途：例如，帮助寻找失踪儿童，或打击身份欺诈。方策表示，科大讯飞的软件也可以用来监控警察的失误或不当行为。

但是，公司也强调了它们针对特定人群的监控能力——这些长期被视为潜在麻烦制造者的群体包括农民工和上访的民众。

一位来自全民认证公司的发言者描述了他的公司如何帮助当局发现出租屋里的可疑行为，该公司主要生产帮助政府和企业验证个人身份的工具。该公司生产的智能门锁能识别未经授权认证的入住者，以及可以标记异常用电量的电表。

其中一些技术很可能已经投入使用。据公共采购文件显示，参加会议的国有企业国投智能公司去年赢得了一份价值148万元的合同，为中国西南部的某县政府提供可以分析人们“经常光顾的地区、活动模式和地点”的系统平台。该公司还以相近金额中标中国南方城市东莞的一个项目，它可以根据手机用户的活动轨迹、快递记录和通讯录条目建立手机用户画像。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人工智能对监控影响的研究员赵思乐说，尽管人工智能的进步在安防行业引发了巨大的热情，但监控技术的关键在于它的覆盖能力，而不是它的监控能力。只要人们相信自己受到监视，他们就会在做任何可能触犯政府的事情时三思而后行。

“监视实际上不需要达到很高的准确性或有效性，就能获得预期效果，”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