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就叫熊太行也行”公号针对河南鲁山县女教师婚礼当天跳楼一事，推送了一篇《这几年女性想逃婚，确实越来越难了》。文中写道：“很多被父母逼婚的女性都是好学生，不见得是成绩很好，而是从小就乖。很多乖，不是本性，而是规训出来的。”

女孩在家庭的过度控制下，日子会更难。如果生在封闭地区的县城或农村，还要支持弟弟购房，女孩的处境就更凄惨。所以熊太行写道：“大城市是庇护逃避不幸婚姻、不行家庭的年轻人的最好空间。女孩子如果和爸妈关系不好，那就不要在家乡县城考编，因为这会让你跑不掉，能被父母随时找到，甚至用你的工作来要挟。一定要考编，就走远一点，让他们跑去控制你的时候，身边没有得力助手，没有可以帮腔的亲戚。”

我也在朋友圈里写道：“我认识的不少同代际女性（70后和80后），都有逃离家庭和老家，揣着几百块钱只身前往北上广深的经历（甚至还一个人带着孩子）。但在考公考编已近疯狂的当下，那些逼婚逼生的悲剧事件中的女性，多半都离不开自己的编制——小城市或小县城的编制。”

疯狂考公考编从来就不只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下滑导致的追求稳定。它会传导到各个领域，造成全方位的后退。

1978年后，农村女性的自杀率逐渐下滑，在90年代已降到很低。这当然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有关，在画地为牢、户口和集体约束个体一切的年代，女性没有离开农村的渠道，更没有经济主动权，即使婚姻不幸福甚至存在家暴，也只能逆来顺受。1978年后，社会逐步开放，无数农村女性获得经济自主与地理迁徙的自由，选择进城打工，离开了原有的人际圈子。这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移动，打破了两千年来女性被绑定在土地与宗族中的命运。

掌握了经济主动权，也就有了自主选择幸福、好好过日子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抛弃原有家庭，因为哪怕是两夫妻一起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喘息空间都比留在农村大得多，幸福几率也大得多。

但如今，当大城市无法容纳人们的梦想，社会上升通道收窄，人们要退而求次回到县城这类封闭系统，将体制内视为唯一安稳选择时，其实也交出了自主权。被编制锁死的不仅仅是梦想，对于很多成长于封闭压抑家庭的女性来说，还包括自己的人生。一旦进入这个系统，个体便与特定地域、特定生活方式深度绑定。

在小县城，编制意味着稳定工作和相对安心的生活。但它的封闭性也限制了人们（不仅仅是女性）的选择，需要面对严苛的社会期望和家庭压力，被迫走上婚姻或生育之路，牺牲自己的梦想与追求。

我一直都说“传统文化是个宝，文盲无赖都说好”，在中国社会和家庭的许多冲突中，文化层次、认知水平越低的人，越是讲不出真正的道理，就越喜欢搬出“传统”来试图压制对方。面对这种人，只需要引用鲁迅那句“从来如此，便对么”就可以反驳，但稍有生活经验就知道，谁也无法在认知上挽救他们。

“传统”就是文盲和无赖们最好的武器，他们依托于所谓的传统，将女性的价值与家庭和丈夫的成就挂钩，忽视女性个人的追求和梦想。县域社会的熟人网络与道德监控，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有限的资讯渠道，又会加剧这些压迫。

考公考编原本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经济理性，但如今早已被人异化为生存教条，变成是否懂事、是否成熟的判断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女性还是男性，人生实际上已经被一种标准深度绑定。在经济上依附性极大，一份工资就能将人困在原地。社会评价当然也是单一的，“体制内工作”成为评价个人价值的核心标尺，脱离这一轨道意味着社会地位的直线下降。“稳定”被内化为最高价值时，对心理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任何冒险与改变都会引发强烈的焦虑。

县城女性所受冲击相对更大。县城处于城乡连续体的特殊位置：它既有城市的行政架构与公共服务，又保留了农村的紧密人际网络与传统观念。在这里，个体的行为受到来自家庭、单位、社区的多重凝视。一个体制内女性的婚恋选择、生育计划、甚至衣着打扮，都可能成为公共讨论的议题。女性一旦偏离规范（离婚、晚婚、不生育、职业流动），便成为舆论靶子，进而影响家庭声誉与经济资源分配。这种无处不在的“道德监控”，构成了无形的压迫机制。

在县域婚恋市场中，女性编制身份常常被物化为“优质婚姻筹码”，这反而加剧了家庭对其婚育选择的干预。鲁山县女教师的悲剧背后，正是这种“编制优越性”与个人意志的剧烈冲突——社会期待她因编制而“安分守己”，却无视她作为独立个体的情感需求与人生规划。

前两年有个一度火爆但实际上很可笑的说法——县城婆罗门。它刻意强调县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体制内的“代际传承”，将县域体制内群体描绘为生活安逸、社会地位优越的“地方贵族”。这种叙事强调他们低于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高于平均水平的稳定性以及在地方社会网络中的中心位置。

这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事实，但“安逸”绝非永远。在经济联动如此紧密的现代社会，没有真正的避风港，县域的短暂安逸，只是因为它对市场和经济的反应比大城市慢一拍而已。一线城市的问题终究会传导至小城市、县城和农村，而且当这些问题到来时，县域和农村原有的封闭守旧等缺陷会放大甚至激化。

县城的“体制内安逸”，隐藏着深刻的生存困境。所谓的“社会地位”高度依赖于体制身份，个体价值被简化为职位与单位，县域资源有限导致的机会匮乏也被“安逸”叙事所掩盖，更何况这种生活模式的代价是个人选择空间的极大压缩。

对女性而言，县城神话更具欺骗性。它许诺了一种“体面”的生存方式，却往往要求女性接受传统性别角色的全面回归。事业上的“玻璃天花板”比大城市更为坚硬，家庭责任的压力更为直接，个人发展路径更为狭窄。编制带来的“安全感”与性别角色期待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训体系。

鲁山女教师的悲剧再次揭开那个原本清晰但很多人一辈子也看不明白的事实：当社会将所有人推向同一条狭窄通道时，最先被挤压的往往是那些已经处于结构性不利位置的群体。当社会流动通道收窄，考公考编变成理性选择，且地方文化以家族与父权为中介时，女性会同时遭遇经济与人身自主的双重窒息。编制不应成为人生的囚笼，县域不应成为观念的孤岛，稳定不应成为可能性的坟墓，现代文明社会的每个人都应保有说“不”的权利与离开的勇气。

河南鲁山县28岁女教师在婚礼当天跳楼身亡，这个新闻让我感觉压抑万分。昨天看到她在朋友圈里留下的长信（其朋友已向各大媒体确认真实性），里面有一句“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最大的价值就是结婚”，更加感慨。

这是她人生中留下的最后也最悲凉的自嘲，我在朋友圈见到几位朋友对这句话感同身受，她们都是非常出色的女性，学历高、能力强、工作好，靠自己的努力闯出农村或县城，走出自己的人生。而在她们的成长经历中，都听父母说过类似的话：“女儿没什么用，能嫁人就可以了”“女人不用读那么多书，读多了心就野，到时照顾不好家庭”……

去年《新闻女王》很火爆，很多人感叹于马国明“教育”陈晓华的那段话，尤其是最后那句“找个男人嫁了吧”，放在内娱剧集里是好事，但在港剧里则相当于“你已无可救药”。

鲁山县这位跳楼女教师，受过高等教育，就职于重点中学，在小县城里属于学历和工作俱佳的体面人，也是婚恋市场上最“抢手”的类型。这几年就有个段子，说有些人的梦想就是考公，然后娶个有编制的女教师，然后生一男一女，男的长大了考公，女的长大了考教师编，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但这样的身份，同时也是最容易被逼婚的群体，家人、亲戚甚至单位领导，都会成为逼婚者。偏偏她真的不想结婚，或者说，她抗拒的不是婚姻，而是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的压抑。她在朋友圈的遗书里说自己抗争了十一年，但始终摆脱不了相亲和结婚的命运。

有媒体联系了她老家的村干部，村干部称她“可能有抑郁症”，然后强调“网上流传的部分相关说法并不属实”。我很烦这样的官腔，因为在一个生命逝去时，刻意强调抑郁症，是典型的“逝者已逝，生者为大”（说直接点就是“人都死了，别给活人再添麻烦”）的粉饰操作，而且忽略了即使真的有抑郁症，又因何而得和因何加重的问题，至于“勿信谣”早已成为例行公事的表达。正如有媒体评论所言，是否存在逼婚，应该查清楚。

在朋友圈长信截图已经被多家媒体确认真实性的情况下，我倾向于逼婚的真实存在。因为这是死者自己的表达，也因为它几乎是中国社会的常态，无非轻重有别。

有些人一见到自杀案例，就扣上一个“心理脆弱”的帽子。这种思维很可笑，一个连死都不怕的成年人，为了不结婚抗争了十一年，哪里脆弱了呢？她到死都保留着生而为人的体面，委托着自己的朋友，不忘说声抱歉。

但我确实很惋惜她的选择，如果她能走出去，离开这个县城，用自己跳楼的决绝和勇气去离开自己的家庭，未必不会有自己想要的人生。当然，我知道这很难，女性在农村长大、小县城工作，等于已经走上了人生困难模式，从小接受的各种恶意足以抹杀一切，所有生活圈子的羁绊都以人情和道德绑架为根基。如果接受过高等教育，短暂呼吸过哪怕只好那么一点点的城市空气，仅仅反差感都能令人窒息。

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从小在压抑的家庭环境下长大，始终被安排人生，毕业后在老家找一份工作，安排相亲，结婚生子，终于有一天觉醒，选择离开家乡，找到新生。即使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打拼出了自己的事业。当然，她们身处一个编制不那么“值钱”，带着几百块钱只身前往北上广深也能找到机会的时代。相比之下，鲁山县这位女教师不仅仅离不开相亲结婚的命运，离不开父母，可能也很难割舍自己的编制。

她不是一个人，这种压抑或多或少存在于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个体身上。文明社会的正常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善良阳光、独立思考、有基本的判断力和审美能力，在守法的条件下遵循自己的心去生活，并得到身边人的尊重。可是，在整个东亚社会，这都太难了。

前些日子重煲一出港剧，其中有一段剧情是急躁专断的母亲错怪了儿子，后来冰释前嫌时，母亲对孩子说了“对不起”，表示自己当初太武断。许多观众在这个瞬间留下弹幕，内容都是一致的：能够道歉，就已经超过中国90%的父母了。看，大家的要求多么低，早已低到了尘埃里。

一个连道歉都吝啬表达的社会，真的能谈“尊重”吗？显然不能。中国人的成长过程，往往就是被武断打压和不被尊重的过程。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而是那些武断打压你、完全不尊重你的人，张嘴都是“我是为了你好”。

在中国社会，婚姻根植于宗法传统和现世功利主义，长期被视为成年人“成熟”与“完整”的标志，尤其对女性而言，婚姻常被等同于社会地位、安全与尊严。不结婚或晚婚的个体，甚至只是25岁还没结婚，就有可能被贴上“不负责任”或“异类”的标签，承受道德压力。

鲁山县女教师跳楼的新闻评论区里，很多网友提到了自己的人生，不约而同地说“我结婚时，父母说完成任务了”。“完成任务”这个词，是老一辈在子女结婚或是抱孙子时常用的词，但它确实太让人反感。因为当婚姻变成必须履行的任务时，个人对婚姻意义的多元定义就注定被压缩。婚姻不再是自主选择的情感与生活方式，而是变成“任务”，而且还不是个体的任务，而是个体父母的任务。

“任务”所对应的是整齐划一思维。成长在中国社会，会深切感受到无数人对整齐划一的病态迷恋，他们对任何“不一样”都极度恐惧。

中国社会长期推崇集体主义与秩序性，重视“大家都这么做”的路径。这种心理在重大人生阶段（婚育、工作、住房）尤为明显，形成强烈的代际规范。而在教育体系与社会话语中，常以“标准轨迹”衡量成功：大学、工作、买房、结婚生子……任何偏离都会遭遇质疑、劝说乃至指责，这种“强制一致”令个体难以承受长期偏离所带来的心理负荷。

许多家庭正是遵循这种所谓的秩序，以“为你好”为名，对子女人生做出重大安排与决定。“为你好”这种话术，无非就是情感勒索，若不按长辈意愿行事，会被描绘为“不孝”“不顾家”“让父母丢脸”，类似“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你这么大了还不结婚，对得起谁”这种话，有几个做孩子的没听过呢？

N年前，我在腾讯大家写过一篇关于“我是为你好”的文章，评论区里有人留言，说自己女儿已经28岁，但还没有男朋友，逢年过节亲戚聚会，同辈人都结了婚有了孩子，只有自己女儿一个人，所以自己在亲戚面前根本抬不起头。她还说自己非常担心女儿，因为女人过了三十岁就没人要了，她做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女儿好，但女儿不领情，所以她有时候恨不得躲起来大哭一场，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样的故事很容易引发老一辈的共鸣，它几乎拥有所有悲情戏的元素：父母为了孩子好，但孩子不领情；父母一把鼻涕一把泪把孩子拉扯大，但想要看孩子结婚，想抱孙子，却看起来遥遥无期；父母非常担心孩子，但又无法沟通，内心十分痛苦……

我不否认这里面的亲情，但实在很想问一句：你家女儿28岁没结婚没有男朋友，不管她是找不到合适的还是不愿意找，关键是她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显然没有，她女儿什么也没有做错。如果理性看待，父母确实可以为了孩子的婚姻着急，但前提是尊重孩子的权利。你可以帮她物色，帮她想想办法，但不能逼迫，不能不负责任地提出“随便找个人也行”，更不能动不动就说逢年过节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

但中国家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父母用情感绑架的方式，将原本并没有过错的孩子推到悲情戏的反派一方，尤其是在逢年过节的聚会上，相当于将孩子推到人前公审，那种完全无视尊严的尴尬，很多人都曾体会过。

我有一个朋友，独在异乡打拼。某年春节，已经两年多没见面的父母来到他工作的城市，他原本也满心期待。但相处数日后，他已近乎崩溃，一方面不想远道而来的父母不高兴，但另一方面在生活方式上差异太大，立马成了问题青年，从洗脸刷牙到吃饭睡觉，几乎没有一样是对的，睁开眼便置身于挨骂的氛围中。面对父母的例行逼婚，他最后抛出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连亲生儿子的生活方式都无法容忍，没有一样能看得惯，我再娶个外人回来，你们可能会被气疯的。”

从催婚到催生孩子，“我是为你好”往往是万能武器，“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你拉扯大”式的情感绑架，充斥于无数家庭，如果觉得这样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那只能说明依然置身于野蛮社会。野蛮和文明的区别，就在于文明人讲道理，野蛮人不讲道理。

七大姑八大姨式的亲戚，在这类事情上永远都是帮凶。逢年过节家族聚会，最容易被“公审”的就是没结婚或者没生孩子的人。这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交惩罚机制，每个看似好心的关怀，实际上都是一种言语羞辱，告诉你没结婚没生孩子是多么丢人的事情。

这种羞辱无处不在，它是许多人仅有的思维模式。去年有个教授，在对外交流的场合中问出了“如何让女人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生孩子”而且还要“早生和多生”的问题，着实丢人。哈萨克斯坦官媒之后的种种隔空回应，也加剧了这种丢人感，很显然，这又是一个国际笑话，虽然很多人并不在乎。

在现实生活中，“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不是笑话，而是主流文化。在中国家庭里，长辈说“人一定要结婚要生孩子”“女人不生孩子就像母鸡不下蛋，等于没有用”的几率高不高？在酒桌饭局上，中年男人说“如何驾驭女人”“管理一个家就像管理一个单位”的几率高不高？在单位里，领导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自私，不好管”的几率高不高？面对公共事件，人们说“别揪着鸡毛蒜皮的事情不放”“家丑不可外扬”“小心别有用心的人”“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的几率高不高？

“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其实是一种判断标准，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生活准则，潜台词就是“服从”。结婚生子就是重灾区，逼婚逼生孩子，本质上就是对“自我”的剥夺。中国家庭最常见的道德绑架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草草结婚酿成的悲剧，即使在现实中发生再多次，当事人的父母也不会真的检讨自身。至于生孩子和“必须生个男丁”，往往伴随着“女人就像母鸡，不下蛋就没有用”的陈腐观念。

每一出类似的悲剧发生后，我都很想问当事人的父母和亲戚：你们知道自己错了吗？

当然，我知道这没有用，因为他们的基数太庞大了。

当地时间11月30日，瑞士在公投中以78%对22%的压倒性多数否决了旨在对超级富豪征收50%遗产税的提案。

这项由瑞士极左翼青年社会主义者党发起的提案，原计划对超过5000万瑞士法郎（约合4.4亿元人民币）的遗产与赠与资产引入50%的联邦税，并将所得收入专项用于气候相关支出（包括建筑节能改造、新能源开发等）。公投前，瑞士联邦政府、商业团体和高净值人士就已普遍提出反对态度，警告其可能损害瑞士作为国际财富中心的吸引力。

有人或许会觉得奇怪：有钱人反对这事儿很正常，可提案若落实，仅仅涉及大约2500名瑞士富人，只占该国人口的0.03%，而这次公投的投票率为43%。公投结果如此悬殊，说明绝大多数普通人也不看好这事儿。

在那些崇尚“劫富济贫”的人眼中，对富人课以重税理所应当且正义，虽然提案称这部分税收会专项用于气候相关支出，但富人能把它扛起来，普通人未来就不会有类似征收，政府财政支出也能省下来一部分并用之于民，怎么瑞士人就不乐意呢？

越是缺乏商业传统的地方就越仇富，这是因为一旦缺乏商业传统，富人的发家之路与权力牵扯不清的可能性就大增，普通人因为这些灰色地带的遮蔽，对真正商业体系、契约精神的认知程度也很低，两方面互相作用，就会产生对富人的敌视。但在瑞士，这种现象并不存在。

瑞士人反对向富人征收50%的高额遗产税，当然有利益因素的考量。目前全球经济体对富豪群体的税收政策存在分化，比如阿联酋的迪拜和阿布扎比，还有新加坡等都以税收优惠和宽松监管吸引富人。其中新加坡通过修订《所得税法》下的税收豁免计划，为单一家族办公室（SFO）提供管理财富和投资收益的税收激励，迪拜也通过税收优惠实现人口的迅速增长。南欧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则倾向于加大富人的税负。博弈无处不在，今年法国社会党就曾提出对净资产超过1亿欧元的个人征收2%的最低税率，但法国议会于10月否决此方案，其后还推翻了对超过1000万欧元财富征收3%税收的另一份提案。

采用宽松政策吸引富人，当然是看中了富人的钱袋子。在这方面，瑞士一向是“行家”。就算对金融毫不熟悉的人，也在影视剧里见识过“瑞士银行”的出镜频率，美剧里的富豪、港剧里的大鳄，在瑞士银行有账户简直就是标配。可以说，瑞士是无数离岸资产的合法温床，堪称“避险天堂”。

数据显示，瑞士每百万居民拥有超过九位亿万富翁，这一密度是西欧国家平均水平的五倍，瑞士最富有的300位居民总财富高达8500亿瑞士法郎。能够成为富人聚集地，正是因为政策。外国富人在瑞士可享受特殊税收条款，允许在未完全披露所有资产的情况下完成纳税。2023年，瑞士税收占国内GDP的比例，在经合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仅排第31位。

如果向富人征收50%高额遗产税的提案真的在公投中通过，会带来一连串负面效果：很多准备来瑞士的富人可能会转向宽松的阿联酋与新加坡，目前身在瑞士的富人可能会选择移居他国，毕竟有钱人的流动更容易，有无数办法优化税务问题。

这就很可能出现一个结果：这头在富人身上多收了点税，那头一群富人直接选择走人，原先的大笔财产税直接归零，失去的很可能与新增的抵消，甚至造成瑞士整体税收下降。瑞士联邦委员会测算显示，若按此提案征税，理论上可获25-50亿瑞士法郎收入。但以目前制度，在瑞士大多数州，财产税税率采用累进式，资产越多，税率就越高，瑞士最富的10%群体已贡献总财产税的86%之多。如果顶级富豪出现离境潮，瑞士的财产税损失显而易见。

所以，公投结果一出来，有瑞士金融业人士就盛赞“瑞士人的常识占了上风”，瑞士的商业中心地位和声誉也得以保全。

利益考量并非全部，瑞士人的理性也并非仅此一次。

说起公投，很多人会第一时间联想到“民粹”，认为不靠谱。但作为世界上最爱公投的国家，瑞士和“民粹”二字并不沾边，反而诠释着何为理性。

瑞士有直接民主的传统，“联邦民众倡议”制度保障任何瑞士公民都拥有发起意图修改法律的全民公投权利，前提是要在18个月内攒够至少10万个有效签名。瑞士人口数量为800多万，10万签名的门槛不算高，因此每年都起码有几次全民公投。只要多数人投出赞成票，并且多数州为赞成方，达到了双重多数标准，就可成功修订法律。

公投门槛这么低，肯定有人会担心滥用，觉得瑞士会天下大乱，但这显然低估了瑞士人的普遍理性。

公投的定义是指公民就被提议之事案，表明赞成与否时所举行之投票，是一种直接民主制。与广泛使用的代议制相比，公投处于补充地位，但一旦动用，所谋多为大事要事。

瑞士人是公投先行者，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开始尝试全民公投，从1848年至今已经进行过六百多次公投，超过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公投次数的总和。

许多人对公投的反感，是因为他们认为公投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形同闹剧。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值得深深警惕的全民公投，比如希特勒就喜欢这一套。1936年，希特勒将国会改选与“恢复民族荣耀及国家主权”的公投一并举行，投票率高达99%，纳粹党获得了98.8%的支持率。1938年，希特勒又以全民公投方式并吞奥地利，支持率达到99.08%，有人正是就此得出“公投制造民粹”的结论。

也许正因为希特勒的阴影，在自由主义底蕴深厚的英国，二战后曾有不少反对公投之声。如1945年，首相丘吉尔提出针对是否继续战时联合政府举行全民公决，工党领袖克艾德礼明确反对，认为全民公决违反英国民主传统，是专制可利用的工具，后来的撒切尔夫人同样如此认为。

但这种判断偷换了概念，即将“全民公投”等同于“独裁者控制下的全民公投”。但实际上，宪政制度下的公投，即使有政党政治左右，即使也有舆论引导，但充其量是一种潜移默化式的诱导，不具有强制性。

而且，不应低估宪政制度下的民众智商，也不能滥用“民粹”一词。

2016年，瑞士曾有一次公投引发热议，主题是“无条件基本收入”，即针对瑞士政府是否每月给瑞士成年人发放2500瑞士法郎（当时约合1.7万元人民币）、给儿童发放625瑞士法郎（约合4000多元人民币）这一问题进行公投，最终76.9%的选民对该项提案说不，26个州也全部表示反对。

这个结果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政府每个月给你白发钱，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可是大多数瑞士人都表示拒绝，这是不是疯了？

这甚至不是瑞士人第一次拒绝“馅饼”。2012年，瑞士人以67%的反对率拒绝将原本4周的带薪假期提高至6周，2014年，瑞士人以76%的反对率否决了每小时22瑞士法郎的最低工资标准。反对者们认为，无论最低工资标准、延长带薪假期还是直接发钱，都会腐蚀年轻人，使之丧失学习与工作的动力，不利于社会的长久发展。

按照某些人对“民粹”的理解，上述几个公投理应获得超高支持率才是。可瑞士人的选择一点也不“民粹”，觉悟之高实在让人感慨。这显然与国民素质和公投传统有关，频繁公投多少磨练了瑞士人的责任感和眼界，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瑞士并非历史上最早进行公投的地方，历史公认的首次公投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阿维尼翁公投，在当时的15.3万名投票者中，超过10万人支持阿维尼翁脱离教皇控制，同时并入法国。后来，美国总统威尔逊正是基于阿维尼翁公投所创造的“独立公投”概念，在一战后提出“民族自决”。

同样在瑞士产生公投之前的还有1845年的德克萨斯公投，公投结果为德克萨斯脱离墨西哥，加入美国。1846年，非洲大陆上的利比里亚发起独立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独立。

如今以高福利著称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是热衷公投的地区。1905年，瑞典-挪威举行解体公投，以99.95%的惊人支持率实现解体，诞生了瑞典和挪威这两个独立国家。作为独立国家的瑞典，1922年以来曾发起六次公投，议题涵盖禁酒、改变驾驶方向、以政府税收资助退休金、核能发电、加入欧盟和采用欧元等。不过瑞典的公投为咨询性质，不具约束力，议会也未必按完全按照投票结果制订政策。1944年，冰岛举行独立公投，支持率同样达到了惊人的99.5%。

二战后，亚非拉大陆的独立公投屡见不鲜，如1958年的几内亚公投、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公投、1964年的津巴布韦公投、1970年的巴林公投等，支持率都极高。但最有意思的公投来自于欧洲，而且与英国有关。1964年，“地中海心脏”马耳他举行独立公投，但独立支持率仅为54.5%，可算是险胜，这是因为马耳他的前宗主国是英国，民众担心离开英国后自己会变穷。

进入90年代后，因为东欧剧变、巴尔干硝烟，独立公投此起彼伏。如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便相继举行独立公投并成为独立国家，仅1991年便诞生了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爱沙尼亚、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新生国家。同年的斯洛文尼亚独立公投也开启了前南斯拉夫解体的序幕。

此后，分离主义的独立公投越来越多。1980年和1995年，魁北克两次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独立，均未成功。1991年和2014年，克里米亚地区两次举行全民公投，决定地区归属。2008年，巴斯克地区独立公投。该公投被西班牙政府阻止并取消。

如果从历史上公投的频密度和具体效果来看，将之视为“相对多数人的暴政”实在站不住脚。有人将公投的坏处归结为“谁也不能确定自己能赢”，可这个理由只需一句话就能推翻——“谁也不能确定自己一定有道理”。

之前英国的脱欧公投就是个例子，当时结果公布后，我听到不少这样的说法：“连英国这种民主积淀如此深厚、国民素质相对较高的国家，搞起公投来都得到了一个人们不想看到的结果，可见公投绝不等于民主，甚至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如果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国家，公投后果更会不堪设想”，并认为“民主绝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公投这种‘极端民主’行不通”。

这些说法都假设了一个前提，即“留欧好，脱欧不好”，所以公投的结果肯定有问题，进而推导出公投不是真正的民主，也不适合地球。这种预设立场的思维方式显然缺乏逻辑，而且“民粹主义”这一概念的使用也似是而非。

在英国脱欧公投前夕，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意愿时，被嘲笑的肯定不应该是他们。”所谓公投，就是以全体民众的判断力来决定国家大事，结果或可商榷，但过程确实不该被嘲笑。

在英国脱欧一事中，“素质论”是反对意见中最为常见的一种，他们认为普通民众没有能力权衡利弊，无法胜任公投，尤其是像退欧这种关乎政治、经济、事关国家命运的议题，根本不应该让缺乏专业知识的民众来决定。但从公投历史来看，这显然是多余的担心。

关于这一点，英国前财长克拉克算是个反面教材。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投从未解决过任何问题，除非是在一个强大的独裁者例如墨索里尼或拿破仑的支持下。”这个说法不但抹杀了历史上各种公投的意义，还将公投与民主对立，其潜台词就是“如果公投的结果没有预先决定，那么公投便是有毒的”，其荒谬性显而易见。

虽然法国大革命时的阿维尼翁公投是公认的史上首次公投，但公投雏形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已出现。被视为民主典范的雅典民主制度，其实就是直接民主形式。它由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等机构组成。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一年召开40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可自由发言，展开辩论，然后进行表决。在小国寡民的雅典城邦时代，这种制度的好处显而易见。

但也有人认为，恰恰是直接民主形式导致了雅典帝国的覆灭。当雅典城邦成为雅典帝国后，国家实际事务繁多，直接民主形式无法适应这种发展，反而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比如失败的西西里远征就是野心家煽动民众，利用公民大会所促成，这场失败也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导致帝国崩溃。也正因此，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曾声称“即使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雅典公民大会仍将是一群暴民。”这句话也常被喜欢把“民粹”二字挂在嘴边的人士所使用。

可是，一个帝国的覆灭往往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如果从政治角度分析，以公民大会为代表的直接民主形式当然有其局限，但更致命的问题是雅典帝国并没有及时发展国家管理的专业机构。换言之，公民大会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与现代政治的差距恰恰在此。

现代文明社会的直接民主，与古希腊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有着足够丰富的支撑与配套。这种支撑来自宪政和施行已久的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至于配套，现代国家的各种事务机构已臻完善，具有相对稳定的执行力。在这种情况下，以公投弥补代议制的缺陷，已有足够土壤。比如最热衷公投的瑞士，在国家制度上就相当完善，它有两院制的联邦议会，国民院（下院）代表人民，联邦院（上院）代表瑞士26个州。公投这一直接民主手段，始终与代议制民主相结合。从历史来看，早在1848年首次公投之前，瑞士就已有悠久的“露天议会”历史。也正是因为这种传统，使得人们十分担忧的“多数人暴政”没有出现，反而能始终以妥协和共识为底线。

关于公投，有一种思维差别值得注意：一些人认为，当面对大事时，领导者乃至政府、国会就应该挺身而出，如果他们将决定权交给民众，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但在另一部分人看来，领导者乃至政府、国会在无法代表民众的情况下擅自决定，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也会使得决策缺乏正当性，此时最需要的便是还权于民。

也有人认为，频繁公投是民众对于精英政治的失望，代议制也将走进死胡同。但如果明白公投是代议制的有效补充，就不会同意这种将公投与代议制直接对立的思维。

特别要指出的是，瑞士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仍然坚守自由主义的国家之一。公投作为瑞士人的常用手段，其实是对国家控制的一种消解。在这背后，是对市场经济的坚守和对自由的捍卫。

（本文部分首发于《周末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