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和庞莱臣后人《江南春图》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我和拍卖行工作的朋友Flora聊到半夜，想起几件往事。

一件是2010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的那件王羲之摹本《平安帖》，藏家刘益谦以3.08亿元的天价拍得了这件藏品，这幅书法一共只有41个字，相当于一个字750万元，刷新了中国书法拍卖单字价格最高的纪录。

但最终，刘益谦拿到这幅画却花了足足五年时间，有新闻为证——

为什么从拍卖到最终成交花了这么久时间？刘益谦当时说，因为“委托人从一个变成了几十个”。

这个故事的起点不在北京的拍卖场，而在澳洲一个叫Coffs Harbour的小镇 。

那里的华人极少，消息闭塞。在这儿开中医诊所的赵宜康，过着节俭的生活，他不懂上网，也很少打听外界消息，他有一个叫王亚法的朋友，有一次去赵家玩，赵宜康给他看了几件收藏，其中一件就是《平安帖》。这件作品曾在浩劫中被抄走，文物专家徐邦达和赵宜康的父亲相识，浩劫之后特别来告诉他，“《平安帖》经鉴定，认为‘宣和’与‘政和’两方骑缝章有质疑，故未被故宫收藏，予以发还，你可以去领回”。

《平安帖》

王亚法和赵宜康说，他觉得大概可以卖两千万人民币。赵就让王帮忙脱手，可以给百分之十的回扣，王觉得心力不够，就介绍给了拍卖行的朋友。

之后就出现了2010年嘉德拍卖上的惊人一幕，《平安帖》经过激烈的竞争，最后以2.75亿人民币落槌，加上手续费是3.08亿，获得者是刘益谦。

因为这是一个热门事件，所以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很快，横生枝节。

枝节来自赵宜康父亲隔房同房兄弟的后人们。

这个家族，其实赫赫有名。

要讲述这个家族，我们必须要先讲述《平安帖》的收藏来源。

《平安帖》最早见于《宣和书谱》著录，后刻入北宋著名的丛帖《绛帖》，当时共有九行，后被一分为二，在嘉德秋拍亮相的是前半部。

这幅字在清代的主人是乾隆的儿子成亲王永瑆。

图/微博

《平安帖》“太上皇帝之宝”印

永瑆是清代书法四大家之一，他的斋号叫“诒晋斋”，因为得了父亲乾隆赏赐的许多晋代名迹。永瑆的书法写的极好，但是性格很分裂，一个字说明就是“抠”。明明贵为亲王，却持家严苛，只准正福晋富察氏吃清茶淡饭，穿粗布衣裳。家里死了一匹马，他竟然不准埋，关照厨房连煮几天死马肉给全家当饭。

庚子年后，《平安帖》流散紫禁城外。两宫回鸾，慈禧太后让内务府去收拢那些散落在宫墙外的旧物——这当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差事。

慈禧把差事交给了一个人：庆宽。

庆宽生于咸丰元年（1851），隶内务府汉军旗籍。最早见诸记载，是他曾参与同治帝惠陵的营建；到光绪皇帝大婚时，他已能在宫中承办要务。看材料，我们会发现他曾经被醇亲王看中。

庆宽等绘《光绪帝大婚典礼全图之纳采宴图》

庆宽“重逢”了《平安帖》，但他没把《平安帖》上呈，而是留在自己手上。这不是他的初犯，在光绪二十年，就在慈禧打算给他升官的时候，庆宽因贪墨之事遭参。慈禧当时的谕令很重——

“着派徐桐、敬信，按照所参各节，严密确查，据实具奏，不准瞻徇情面，曲为开脱……将此谕令知之。”

查办结果是：

“经徐桐等调查该旗户口册及一切案卷……是其身家不清；冒入旗籍……显有包揽营私情事。内务府员外郎庆宽着即革职，销除旗档，并著步军统领衙门，将该革员房屋财产查抄入官，以示惩儆。”

庆宽这个人并不只活在档案里。他的贪污事迹甚至被写进民国时期一本小书《贪官污吏传》。书里说，庆宽本名赵小山，“幼即研究画术。及长，益工，尝绘《颐和园全图》，为醇贤亲王奕譞所赏，即进献孝钦后，后亦以为美，赏给二品顶戴……已而投旗籍，以郎中司柴炭库。”

民国时期，庆宽闭门谢客，不再过问世事，1927年逝世，享年76岁。民国之后他又改回赵小山。赵小山去世之后，后代分为几支——长子赵振绶在1930年代移居上海黄河路；赵振绶的弟弟赵振经，则住在北京东四北十二条。

而赵振经，就是赵宜康的父亲。

赵振绶的故事，我在上海博物馆古代雕塑专家李柏华老师写的《李鸿业文博生涯》里找到了一些线索。

《李鸿业文博生涯》书影

赵振绶在1958年和1959年两次捐献文物给上海博物馆，档案中有记录：宋登封窑划花枕、黑釉花瓶、晋青釉壶、雍正画珐琅盘、明宣德青花双耳扁瓶……现在你去上博还能看到。

景德镇窑青白釉佛像，元（1271—1368年），赵振绶1960年捐赠

1961年初，赵振绶来找李鸿业帮忙，他的手里还有一些古玩，但是卖不出去，生活太艰难，感觉活不下去了。赵振绶提出，自己早年有许多文物交给戴福保带去香港变卖，现在“觉悟到这是错误的”，要去香港把文物要回，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捐献给国家。

戴福保是江苏无锡人，算是民国时期的传奇古玩商，抗战胜利后，戴福保与禹贡古玩号的叶叔重、雪畊斋的张雪庚、珊瑚林古物流通处的洪玉琳并称沪上“四大金刚”。1949年7月，戴福保移居台湾、香港，在沪店址改行从事寄售业。

戴福保

赵振绶将文物交戴福保带到香港变卖的事，李鸿业是了解的，因为李鸿业也有很多古董在戴福保手里，所以李鸿业就同意帮赵振绶这个忙，希望他去香港之后把自己的古董也追回来。

李鸿业给赵写了证明书，再由上海博物馆将材料送交上海市公安局审查。

最终赵振绶获得批准，前往香港，从此泥牛入海，一去不见返回。

赵振绶在香港失踪的时候，他的弟弟赵振经正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抄”，他们家的收藏被装了整整一卡车，除了《平安帖》，还有乾隆时张若虚画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册面不大，但画工非常精致，每页画面配有诗词；又有一本是明末蓝瑛画的山水册页，重彩浓墨，青绿相映，徐邦达告诉赵振经，这个册页曾被某位领导看中，因为看不懂，叫秘书做了很多注解。

浩劫结束，政策落实，赵振经去领回被抄的物品。各房分摊时，他隐瞒说《平安帖》没有发还。在那个惊魂未定的年代，赵振经的隐瞒或许并非全然出于贪婪，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财富即罪名”的恐惧，他把秘密锁进了柜子，却埋下了一颗三十年后引爆的深水炸弹。

这大概是赵氏兄弟在那个大时代里，各自做出的、截然不同的生存抉择。

一走一留，一失一得，成了这对兄弟的平行时空。

留在北京的弟弟赵振经，守着那堆失而复得的、沉重的名迹，在漫长的沉默里把秘密锁进柜子，像守着一份随时会引火烧身的诅咒。而远走香港的哥哥，虽然保全了性命，却终其一生背负着愧疚的底色。

几十年后，当那件被赵振经视若生命的《平安帖》在拍卖场上引发三十三支脉亲戚的混战时，人们才猛然惊觉：在那场风暴里，无论是留下守财的人，还是舍财逃命的人，其实都没有真正走出那个时代的阴影。

经过长达四年的诉讼，最后法院判决：庆宽以下已有五代，开枝散叶，到赵宜康一代，已有三十三支脉。法院平均分派，每房分得600万人民币。赵宜康的母亲把自己的一份赠给了儿子，赵医生分得1200万，据说颇为后悔。

这样的案例，李柏华老师在书里写了非常非常多，但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们家自己的“鎏金大铜板”。

汉代车马人鎏金大铜板，拓片正面

汉代车马人鎏金大铜板，拓片反面

这块鎏金大铜板原来是在李鸿业的父亲李文光处，李老先生是一个收藏家，家里也开古董行，抗美援朝时期，郑州领导来劝说老先生捐献古董，老先生就把儿子从上海叫来河南商量，商量细节如下：

但是这块鎏金大铜板最终还是在1956年捐了出去，动员捐献的是孙瀛洲和陈万里。

当时故宫还专门发了回函：

因为当时李家的生活很困难，孙瀛洲就答应，回去给他争取一些奖金，但是不久之后，故宫方面说这件大铜板是“仿汉”的，奖金没有。李鸿业就说，既然你觉得是仿的，那就还给我们。故宫回答，不行，虽然是仿品，还是个不错的文物，所以我们收下了。

故宫捐献的奖状，此为当时故宫奖状的复印件，原件还故宫

1979年，李家再次给故宫写信，要求归还大铜板，故宫表示，奖金没听说过，但是铜板是不会还的。

1984年，在一位爱国华侨的帮助下，李家第三次写信，一式五份分别寄给了各位领导，其中一份是给故宫的：

最终，故宫决定归还这块鎏金大铜板。

故宫退还文物的来信

故事的最后，赵宜康在澳洲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拿到了那份被分割得零碎的巨款后，他第一反应竟然是再去买点古董留给后人。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看上去流传有序的民间收藏，会在今天忽然被贴上“真伪”的标签？在那段灰暗的岁月里，那些被收缴、被封存、被腾挪的顶级真迹，究竟有没有被“掉包”？

这种不解，本身就是一种时代的隔膜。

无论是南博与庞氏后人的拉扯，还是赵家三十三支脉的内战，那笔账其实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写好了。当一个时代试图粗暴地切断私人与财产、家族与传统的连接时，那些被带走的，不仅仅是字画，还有家族内部的信任、对规则的敬畏，以及那份从容的底气。在那个连人都能被随意定义、被剥离身份的年代，文物的归属与真伪，往往只取决于一张漏洞百出的清单，或是一个语焉不详的经手人。

这种“断裂”所产生的回震，并不会随着政策的“归还”而瞬间平息。

而南博和庞家后人这样的风波，大概不会是最后一次。

因为它们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只是某个年代留下的断口，直到今天才被照到。

1985年春节母亲郭爱贞和儿子李柏顺、李柏年与鎏金大铜板合影

文中部分图片来源：《文博鸿业：李鸿业文博生涯》，

特此致谢。

1、李柏华，文博鸿业：李鸿业文博生涯，学林出版社2013

2、任万平，以史解画，以图证史——关于光绪《大婚图》册的绘制

3、5年物权波澜平复 刘益谦迎来3亿元《平安帖》，第一财经2015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