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得是张维为

整整125天，还没有结束。

2026年1月15日，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在朋友圈发出了一条长文，字里行间透着悲壮与愤怒。他正式确认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消息：

西贝将关闭102家门店。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业务收缩，而是三分之一的门店，4000名员工。自舆论危机爆发以来，西贝没有一家门店实现盈利，累计亏损已超过5亿元。

在朋友圈的长文中，贾国龙字里行间充斥着一种“窦娥冤”式的委屈。

遭到铺天盖地的污蔑125天……我们不求人，就靠自己，拼了整整125天。

为了自证清白和“实业报国”的赤诚，这位曾经扬言要开十万家店的内蒙古汉子，把自己“扒”了个精光：

没有海外资产，北京只有一套房，老家呼和浩特的房子甚至是租的。

最后，他还不忘“登味”十足地深情告白：

一生只做一件事，西贝；一生只爱一个人，我的妻子张丽平。

这场浩劫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25天前。罗永浩发了一条微博，吐槽西贝是预制菜，既贵且难吃。

这本是一个平常的消费纠纷。如果贾国龙选择幽默回应，或者不回应，事情可能三天就过去了。

但贾国龙被激怒了。他把这定义为“污蔑”，把罗永浩称为“网络黑社会”，甚至扬言要起诉。一次用户的投诉，硬生生被折腾成一场关乎西贝生死存亡的战争。

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细胞因子风暴”。

很多时候，真正致人死地的并不是病毒本身，而是人体过激的免疫系统。当外敌入侵，免疫系统为了歼灭敌人，不分敌我地疯狂攻击，最终导致多器官衰竭。

1

要理解今天的贾国龙，得把时钟拨回1988年。

那一年，大连水产学院大二学生贾国龙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

退学。

那个年代，大学生是天之骄子。贾国龙的父亲是医院院长，母亲是妇科主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退学无异于自绝前程。

但他必须退，因为他病了。病因是：

神经衰弱。

从高二开始，贾国龙就生活在一种极度的精神紧绷中。那是中国女排五连冠的时代，身为校排球队主力二传的贾国龙，将胜负看得比天大。

升学的压力叠加对胜利的极度渴望，让他整夜失眠，甚至一度休学半年。

他受不了自己不是最优秀的，受不了失控感。这种由于好强而引发的生理性崩溃，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注脚。

退学后的贾国龙回到临河，很快展现出了他的商业天赋。

他从家里拿钱，卖过小商品，开过一家名为“黄土坡”的风味小吃店，后来又开过酒吧，甚至开了当地第一家高档西餐厅。

那时候的贾国龙，不仅要做小县城的弄潮儿，更想证明自己比所有人都洋气、超前。

1999年，在深圳做海鲜酒楼赔得底掉之后，贾国龙杀回北京，在金翠宫饭店旁开了第一家西贝莜面村。

这一次，他找对了路子。粗粮细做、西北风情，在那个充斥着地沟油和假肉的餐饮草莽时代，迅速击中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痛点。

这次成功让贾国龙确信了一点：

好材料是餐饮的灵魂。

他开始在食材上下功夫，从草原羊肉到五常大米，从有机蔬菜到天然调料。这种对品质的偏执，成就了西贝的黄金二十年，也让他养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大家长性格。

在西贝，他推行“715工作制”——每周工作7天，每天15小时，夜里还得开总会。他觉得这是奋斗者的喜悦，是：

冠军的游戏。

这种高压、封闭、唯我独尊的企业文化，就像一个高度敏感的免疫系统。

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它能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但当外界环境发生微小的变化，比如罗永浩的一个吐槽，就会瞬间识别为致命威胁，进而发动毁灭性的反击。

“轴”和“爱折腾”就是贾国龙的AB面。哪怕西贝已经做成了，他还是有心结：

中餐太慢、太重了。

他想做中国的麦当劳，他想开10万家店。

为了这个执念，从2016年开始，他像一个疯狂的赌徒，不断把筹码推向快餐的赌桌。

西贝燕麦面、麦香村、超级肉夹馍、西贝酸奶屋、弓长张、贾国龙功夫菜、贾国龙中国堡……九年时间，九次尝试，几乎全部铩羽而归。

你看这些项目，每一个都带着贾国龙深深的烙印：食材必须好，价格必须贵。一个馒头夹肉卖23块，甚至比麦当劳的套餐还贵。

他永远试图教育市场。他会觉得馒头定贵了是失误，但他从来没想过，也许消费者根本就不需要一个：

“贾国龙牌”的高端馒头。

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贾国龙依然在谈他的理想。

他说不会主动裁员，还要给员工加薪。这话听起来感人，但在关闭102家门店的现实面前，却显得有些苍白。

他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承认，最近这125天，他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那个曾经因为排球输赢而失眠的少年，如今又回来了。

他反思了三个错误：不该正面硬刚，不该开放厨房（反而暴露了更多预制痕迹），不该在群里骂人。

但仔细看看这些反思，你会发现他依然在逻辑的迷宫里打转。

他后悔的是战术上的失误——不该骂人、不该让你们看见厨房；他到现在都不知道这场仗在打什么。

消费者反对的，其实并不是预制菜。

2

2025年9月的那场风波，其实本不必如此惨烈。

罗永浩当时的诉求很简单：希望能标注清楚预制菜的比例。这几乎不可能做到，也没有对应的法律和标准执行，太政治正确了，一下子站到了为民请命的高地上。

但贾国龙的第一反应是：

起诉。

那个由极度自尊、顽固性格和长期封闭的企业文化构成的防御机制——被瞬间激活，并进入了狂暴模式。

他在内部群里激愤地打下“网络黑社会”几个字时，内心一定充满了正义感。

他觉得自己的羊肉是草原直供的，自己的西兰花是急冻保鲜的，怎么能叫预制菜？这是对餐饮行业工匠精神的侮辱。

他陷入了一种技术理性的陷阱。他反复解释“预制工艺”不等于“预制菜”，就像一个工程师在向用户解释：

蓝屏不是故障，是系统保护机制。

但商业的本质，是人心。

当他晒出那张长长的起诉清单，当他试图用定义去驳倒感受时，他就已经输了。他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根本打不赢的敌人：

不是罗永浩，而是公众情绪。

在关闭102家店的声明最后，贾国龙说，我们不求人，就靠自己。

这句话，很硬气，也很悲凉。

贾国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实业家。他白手起家，把不入流的西北菜，做成了中国餐饮的一面旗帜。

他建立的供应链体系，他对待员工的厚道，离职工资一分不差，在今天这个动荡的餐饮行业里，依然稀缺。

但他也是一个典型的悲剧英雄。

他亲手打造了这个帝国，又正在用自己的性格，亲手拆解它。

他给大家演示了，创始人如何成就一个品牌，又如何成功地毁掉它——只要你足够固执，只要你把外界的建议当成攻击，只要你沉浸在自我感动的“拼命”中，而无视时代情绪的变化。

这102家关掉的店，大多集中在北上广深。这些城市的中产阶级，曾经是西贝最忠实的信徒，如今却成了决绝的弃用者。

这125天里，西贝发了3个亿的消费券，把客单价硬生生拉低了20%。这种割肉式的救赎，换来的是什么？是客流同比依然下滑50%。

125天后，多次认错的贾老板，最终拿出了鱼死网破的决心。关店是因为亏损问题，但同时也是一种姿态，就像他的长文中最重要的是那句：

对（罗永浩及网友）的恶劣行径，有关部门不该管管吗？

他还是不知道，真正的病灶到底在哪。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敌人。罗永浩不是敌人，吐槽预制菜的网友也不是敌人。

真正的敌人，是那个因为神经衰弱而无法入睡的自己，是那个必须赢、必须掌控一切、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的自己。

时代变了，那个靠“大家长”式咆哮就能感召队伍、教育市场的草莽时代，早已落幕。

现在的消费者不需要被教育，尤其是一个正在追求极致性价比的消费市场。

3

如果你翻开贾国龙的旧账本，会发现这位内蒙汉子曾经是多么痛恨资本。他曾发过毒誓：

西贝永远不上市。

在经济上行的年代，他有底气说这话。他觉得上市就是为了圈钱，而西贝不缺钱。

但2020年的疫情，像一记闷棍，打醒了他。那年春节，他对着媒体哭穷，说账上的现金流撑不过三个月。

这虽然是一次成功的公关，但也让他从此患上了“资金饥渴症”。从那以后，贾国龙变了，开始拥抱他曾经看不起的资本。

拿了钱，就得办事。资本的逻辑是冷酷的：他们不关心你的莜面是不是手工搓的，他们只关心增长曲线，关心能不能复制，关心能不能IPO。

西贝莜面村这种大店、重服务、高客单价的模式，在资本眼里太慢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年，贾国龙像疯了一样折腾副牌。

每一个项目，都是为了给资本市场画一张“10万+门店”的大饼。

其中最荒诞的，莫过于“弓长张”。这个连名字都透着股随意劲儿的项目，定位是“国民食堂”，号称要开遍社区。

但结果这家店刚开业，就黄了。

在贾国龙的规划中，2026 年，西贝要完成高质量IPO、成为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可能了。

这102家关掉的店，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撤退，更是贾国龙那个“千亿市值梦”的破碎。

贾国龙在昨天朋友圈里说：

接下来的日子会继续拼，争取活下来。

我想起2018年，万科喊出“活下来”的时候，郁亮曾说过一句话：

我们要告别对规模的迷恋，回归对常识的敬畏。

可惜，郁亮和贾老板，其实都明白得太晚了。

我希望这一次，贾老板能学会“输”。因为只有承认自己输给了时代，承认自己的局限，才能真正放过自己，放过企业。

毕竟，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活下来，远比证明自己是对的，要重要得多。

伊朗电影人 Javad Ganji 与 Ahmad Abbasi 在德黑兰抗议中遇害

2026 年 1 月初，伊朗首都德黑兰爆发了自去年 12 月底开始的全国性抗议浪潮，在这场危机中，不仅普通民众付出了生命代价，一些文化艺术界人士，包括电影人，也成为牺牲者。

据伊朗独立电影制作人协会（Iranian Independent Filmmakers Association）确认，导演兼制片经理 Javad Ganji 与 演员兼剧场导演 Ahmad Abbasi 于 2026 年 1 月 9 日在德黑兰参与抗议时遭到武装力量开枪射杀身亡，这一消息在国际影坛引起强烈关注，主流电影媒体deadline等也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

抗议最初源于伊朗里亚尔货币暴跌、物价飞涨与经济崩溃，民众因生活压力走上街头，自去年 12 月底以来，抗议迅速蔓延全国 31 个省份，形成伊朗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内政危机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和艺术界人士的人身安全状况尤其令人关注。电影人作为社会观察者和表达者，他们的参与不仅带有艺术与文化意义，同时也成为社会冲突中的象征性人物。

死亡伊朗影人档案：Javad Ganji 与 Ahmad Abbasi

Javad Ganji — 导演与制片

Javad Ganji（年龄约 39 岁）是伊朗地域哈梅丹（Hamedan）出身的一位电影导演与制片人。他在 2026 年 1 月 9 日的抗议中在德黑兰 Sadeghiyeh 区域遭到枪击身亡。

根据公开资料（IMDb 页面显示），Ganji 曾担任导演、编剧与制片人，多次参与影视短片与电影类项目创作，其中包括早期短片《Remember》（2005）、《Zaj》（2003）与《Somewhere in Silence》（2000）。他亦以演员身份出现在多部作品中，展现了跨领域参与电影制作的多面才华。

Ganji 在伊朗电影界虽非国际知名导演，但他作为独立电影人、推动本土影像表达的人物，他的死亡不仅是个人悲剧，也被视为抗议运动中文化阵线的牺牲标志。

Ahmad Abbasi — 演员与剧场导演

与 Ganji 一同遇害的 Ahmad Abbasi 则是一位活跃于伊朗独立戏剧与电影界的演员兼剧场导演。尽管具体的个人作品信息较少公开，但伊朗独立电影制作人协会确认 Abbasi 在 1 月 9 日的街头抗议中同样遭到致命枪击。

Abbasi 的身份体现了伊朗当代艺术与戏剧领域的独立声音，他将自己的职业身份融入到这场社会运动中，显示艺术界与普通民众的命运紧密相连。

伊朗的经济长期承受国际制裁、资源分配不均与内部管理问题的影响。特别是 2025 年下半年以来，货币急速贬值与物价疯涨，使许多民众生活陷入困境。这些经济问题成为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的直接导火索。

伊朗独立电影制作人协会（IIFMA）发表声明，强调有必要让伊朗重新连接到外部世界，以便国际社会理解国内真实情况。该组织特别指出网络断绝使得信息无法外传，呼吁外国议员与使馆协助恢复通信。

此外，两位伊朗著名导演贾法尔·帕纳希（Jafar Panahi） 与 穆罕默德·拉苏洛夫（Mohammad Rasoulof） 联名发表声明，表达对当前局势的深切担忧，呼吁全球电影人关注伊朗的状况，在美国和欧洲，一些电影圈内人士和影评人通过社交媒体及新闻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震惊。

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不仅是对个别生命的哀悼，更是对普世价值、表达自由与人权基本保障的呼吁。正如许多电影人所言：当电影无法再表达真实时，现实本身就变成最沉重、最残酷的影像。

华清池景区内的“贵妃出浴”雕像，是由我国著名雕塑家、广州艺术学院教授潘鹤创作，于1991年正式安放于景区，距今已有35年。

此雕像实为艺术对历史之庄重致敬，以杨贵妃沐浴之经典场景，再现盛唐文化之浪漫风韵与典雅气度。

“贵妃出浴”雕像，多年来无人置喙，如今却有不少网友发帖，呼吁拆除“贵妃出浴”雕像，或增加遮挡。

他们认为，雕像半裸造型“不雅观”，可能误导未成年人，败坏社会风气，且以真实历史人物裸体展示“亵渎古典形象”。

针对雕像裸露的批评，网友们对其进行了再创作。

这样一点不裸露，很本土化，但是却不美，不艺术了。

实际上，这次贵妃雕像被指责，和前阵子鲁迅抽烟画像被非难如出一辙，内在逻辑高度一致。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长期存在、早已被社会接受的文化符号，却在最近突然被拎出来，从道德层面遭到集中指摘。

这很难不让人觉察到社会风气的变化。

研读历史的人总结出一条规律：当时代上行，日子好过，社会风气往往就会趋近于开明开放；反之，就会变得保守固执，各种道德家、卫道士就会纷至沓来。

这似乎是有道理的，这幅雕像建于上世纪90年代，恰逢改革开放后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社会风气也越趋开放，所以它得以产生并长期保留。

而最近雕像被呼吁拆除，道德卫士越来越多，是不是也从侧面反映出现在经济活力不足，大家日子没那么滋润了。

这几天，网上流传关于霍英东的著名故事：以前他每次来内地，都要先看机场一幅壁画《泼水节》，看上面裸体沐浴的傣族少女还在不在，如果在，就说明可以放心大胆投资。

这样做法，自有其逻辑。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创新和社会的包容度、开放多元性深度绑定在一起。

如果某一天，“贵妃出浴”雕塑、傣族沐浴少女壁画等大胆的创作统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墙的道德教育标语、宣传画——

这样的社会是我们所期望的吗？

在美国入侵委内瑞拉军事行动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会有非常大型的美国石油公司，去那里投入几十亿美元。”

几天后，他又对《纽约时报》记者说，自己在海外施展的权力不受国际法限制：“只有一样东西——我自己的道德，我自己的判断。这是唯一能阻止我的东西。”

不再宣扬自由民主，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和权力。特朗普的 “极端诚实” 有时让人怀念起政治家们曾经的虚伪。

但对特朗普来说，他只是找回了 19 世纪的法则。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源于 19 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核心原则——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而他，已经远远超越了门罗主义，现在叫 “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注：根据唐纳德·特朗普的名字造的词），“美国在西半球的支配地位将永远不再受到质疑”。

美国的对外干涉往往由一套理念框架所指导，即便强调利益与力量，本身也是一种理念选择。二战后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被威尔逊-罗斯福推动的国际合作体系所塑造；入侵伊拉克的决策受新保守主义的直接影响。此次美军入侵委内瑞拉也是美国对外政策转变的结果。

早在 2017 年 12 月，特朗普第一任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就花一页篇幅谈论美国的 “西半球” 政策，表明将遏制对手势力在拉美的渗透。但 2013 年，奥马巴政府就曾宣布 “门罗主义” 的时代已经终结。这引起了中国学者章永乐的研究兴趣。从那时起，他投身研究门罗主义多年，现已出版两本专著《此疆尔界：“门罗主义” 与近代空间政治》《巨灵擘地：“门罗主义” 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

随着美国市场变得更难进入，拉丁美洲成为中国企业全球扩张的重要一站。为了更深入理解此次事件的影响，本周，《晚点 LatePost》视频访谈了章永乐。

章永乐现在是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博士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专业，长期从事问题导向的法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在访谈中，他称这起事件符合他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做出的基本判断：“巩固西半球霸权，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愿意把东半球拱手让给其他大国，而是通过在西半球 ‘回血’，最终让美国赢得特朗普眼中最重要的竞争。”

以下是《晚点 LatePost》与章永乐的对话。

巩固西半球霸权是为了 “回血”，最终让美国赢得特朗普眼中最重要的竞争

晚点**：你对这件事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章永乐：我的第一反应是：鞋子终于落地了吗？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关注着美军在加勒比海的动静，也和拉丁美洲学者交流过对委内瑞拉的看法，他们很担忧特朗普对委内瑞拉可能发动入侵。

强制带离外国领导人对于美国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军在 1990 年 1 月 3 日在巴拿马强制带离诺列加（Manuel Noriega），2003 年 12 月 13 日在伊拉克控制萨达姆（Saddam Hussein）并移交给伊拉克临时政府……所以这件事不奇怪，只不过在相关区域会引发一些震动。

这次军事行动戏剧性的地方在于，它虽然出动军舰靠近委内瑞拉，但没有发起地面部队大规模入侵，而是通过特种部队潜入来达到行动目的。

晚点**：而且行动时间很短。**

章永乐：快速行动依靠的是内应，而基础条件就是委内瑞拉已经被美国深度渗透。如果没有内应，它恐怕还是要出动大规模地面部队才能实现军事目标。

晚点**：很多人对这件事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但对了解特朗普的人来说，其实有迹可循。请梳理一下这是怎么发生的。**

章永乐：从态势上说，2025 年下半年，特朗普政府以 “禁毒” 为由，在紧邻委内瑞拉的加勒比海域部署了一支庞大的两栖舰队，甚至出动航母打击群。美军锁定了那些违反美国禁令、运输委内瑞拉原油的油轮，通过国内法授权对其实施扣押。

美国联邦司法部引用国内法对马杜罗发出了全球通缉令，将其视为恐怖组织头目。这个做法对美国来说是有先例可循的，1989 年美国入侵巴拿马强制带离诺列加时，也使用了类似的 “禁毒” 和依据国内法进行刑事起诉的逻辑。这可以说是法律层面做好的准备。

其次是政治上的准备，在 2025 年 12 月出台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里面，提出了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在区域排行中，西半球现在被排在最优先的位置。这相当于在政治上公开宣布，西半球现在是美国关注的核心利益空间。

所以美国已经在法律上做了准备，在政治上也做了宣告。最后，在军事上，一旦它发现条件成熟了，就对委内瑞拉采取了突然袭击，绑架了总统马杜罗。

晚点**：在事件后的发布会上，特朗普给出的解释是自己继承了 19 世纪美国的 “门罗主义”，现在该叫 “唐罗主义”。你对此怎么看？**

章永乐：这反映了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论述的体系化。在第一任期，特朗普对于拉美表述不多，但他行政班子里官员的很多言行都是主张重新加强对拉美的压制。

2018 年，时任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称 “门罗主义” 在当下仍然与它刚刚问世的时候一样具有现实相关性。2019 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John Bolton）称，委内瑞拉位于 “我们的半球”。后来他又在宣布针对古巴、委内瑞拉与尼加拉瓜的制裁时说：“门罗主义依然存在，而且生机勃勃。”

特朗普政府更是在 2018 年 10 月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议》（USMCA）塞入了一个 “毒丸”（poison pill）条款，规定协议中的任一成员国如与 “非市场经济国家” 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其它成员国可以在 6 个月后退出。这对加拿大与墨西哥的对外贸易权力构成实质性的限制，尽管加、墨两国在形式上同意了这一协定。

所以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其门罗主义特征就已经相当显著，只不过当时特朗普本人对此尚缺乏系统性论述。2025 年初就任后，他就提出吞并加拿大、格陵兰，给墨西哥湾改名等主张。而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台，标志着其政策论述的体系化。 

晚点**：那该如何理解特朗普这套政策论述出现的深层原因？**

章永乐：美国重新加强对西半球的控制，是美国全球单极霸权遇到挑战后的战略调整。现在美国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支撑它把全球视为势力范围。用游戏的术语来说，美国的 “血条” 在下降，霸权需要 “回血”。

众所周知，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是美国自己大力推进的。它的底层逻辑是一种利益交换：美国向全球大部分国家开放其国内市场，保持较低的关税，但同时不要求其他国家必须以同等条件向美国开放市场。通过这个方式，美国获取了其他国家对于美元霸权以及自身政治军事目标的支持，可以通过美元霸权收割各地财富。但现在特朗普觉得这样的交易不公平，是其他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损害了美国利益。

在我看来，根本问题出在后冷战时期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变化。冷战时期，美国对资本主义施加某些约束，对于中下层有一些让利，形成所谓 “新政自由主义”。但随着冷战终结，“新政自由主义” 对于资本主义的种种约束，逐渐被移除。跨国公司一方面大量雇佣低薪移民劳工以降低人力成本，另一方面则加速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发展中国家。美国资本集团获得了超额利润，而普通美国工人则面临着就业机会流失和工资增长停滞。

MAGA 精英们觉得美国制造业衰落、美国白人地位下降、美国大规模贸易逆差、债务利息超过军费等问题，都跟全球化进程有关。所以特朗普要反对 “全球主义”，讲 “美国优先”。所谓 “美国优先”，不意味着美国全体人民优先，本质上意味着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优先。而怎么让他们产生 “赢” 的感觉呢？

MAGA 选民非常担心移民、贩毒等问题，关心如何让制造业回流。于是特朗普高调打击贩毒，强调芬太尼问题；防范非法移民，严控拉丁美洲移民进入美国；关注周边地区的产业链。这样一来，西半球就变得特别重要，因为无论是解决移民、贩毒，还是产业链的问题，都需要加强对于周边地区的控制。资源也是他关注的重点，他对格陵兰岛与委内瑞拉的关注，都有很强的资源攫取的意图。

这些都是为了让美国的霸权能够尽快 “回血”。在这个背景之下，门罗主义的话语变得重要起来。但巩固西半球霸权，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愿意把东半球拱手让给其他大国，而是通过在西半球 “回血”，最终让美国赢得特朗普眼中最重要的竞争。

晚点**：很多人在描述近年来美国战略转变时，还会用 “孤立主义” 这个词，你觉得它与门罗主义的联系是什么？**

章永乐：“孤立主义” 这个说法很容易给中国读者造成一种错觉，觉得美国要孤立于所有国家，回去照顾自己的事务了。但从 19 世纪以来，美国的 “孤立主义” 主要意味着孤立于欧亚大陆事务，而并不意味着孤立于西半球事务。在大部分时间里，“孤立主义” 本身就暗含着西半球霸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威尔逊总统试图深度介入欧洲事务，让美国在国际联盟中发挥领导地位，当时美国国内的共和党人强烈反弹，认为威尔逊此举会导致美国被拖进欧洲泥潭，占不到任何便宜。这批精英往往被称为 “孤立主义者”，他们不信任美国与旧大陆国家的永久盟约，害怕美国承担刚性的义务；他们更是美洲霸权主义者。所以，每次美国一谈 “孤立主义” 时，外界就要小心了，因为根据历史经验，这往往意味着它要对西半球加强控制和干涉。

晚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感觉可以和去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白宫会谈对照看。后来欧洲国家也都开始增加军费开支。**

章永乐：从目前的态势来看，白宫正在将欧盟国家从 “受保护的盟友” 降级为 “自负盈亏的贸易竞争对手”。特朗普减少在欧洲的军力部署，要求北约盟国增加军费；削弱对于乌克兰的支持，还试图通过矿产资源协议来在乌克兰获利。在中东，特朗普大幅削减对中东的经济发展、人权促进、社会民主化援助和联合国机构（如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注资，军事行动强调快打快收，避免陷入长期化、泥潭式的地面战争。

省钱是为了 “回血”，更好地为未来的竞争作准备，而中国始终是其预想的最大对手。一些评论者认为，特朗普在实施某种 “逆向基辛格”（Reverse Kissinger）策略，即通过 “逆练” 当年基辛格联中制苏的战略，通过缓和对俄关系来孤立中国。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存在，也是一种 “蓄力” 的表现，始终保持着对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关注与警觉。

从新保守主义到回归门罗主义，价值观让位于算经济账

晚点**：门罗主义和 “唐罗主义” 两者有什么异同？** 

章永乐：“同” 在均关注美洲或西半球对于美国的特殊意义，都试图在区域空间里界定同质性，排斥异质性；“异” 在界定 “同质性” 的标尺以及所排斥的异质对象发生了变化。

1823 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针对当时欧洲 “神圣同盟” 干涉西属美洲革命的意图，提出了 “门罗主义”，反对欧洲王朝国家干涉美洲革命，建立新的殖民地。与此同时，也声明美国与欧洲内部事务保持距离。这一主张预设了 “西半球” 与欧洲的空间精神差异。欧洲是腐朽和专制的，而 “西半球” 有新的政治制度（共和制），更加生机勃勃。美国是西半球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守护者，要努力保护西半球，免受老欧洲的侵蚀。

但门罗主义提出之后，首先是被美国用来推进领土扩张。在 “西进运动” 过程中，美国总统波尔克就曾在 1845 年发表国情咨文，主张如果美洲大陆上的人民独立建国并愿意加入美国，欧洲列强不得干涉。当然，美国也干过排斥欧洲列强干涉的事情。在美国内战后，美国出兵推翻欧洲列强在墨西哥建立的 “墨西哥皇帝”，恢复了共和制度。但与此同时，它也进一步将墨西哥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内战之后，美国加速确立西半球区域霸权。1895 年的委内瑞拉边界危机中，美国提出以仲裁解决争端的方案获得英国接受，意味着英国承认了美国的西半球霸权。在当时，许多南美国家由于内部动荡以及无法偿还债务问题，引发欧洲列强军事干涉，美国多次介入。

1902 年，梁启超还写过一篇文章，评论美国对于当时委内瑞拉危机的介入。这次危机催生了门罗主义的 “罗斯福推论”。西奥多·罗斯福认为，很多南美国家的文明程度低下，引发欧洲列强对美洲的威胁和干涉，这时候美国就不得不承担国际警察的角色。而具体的实践，是 “金元外交”——美国出面替相关国家偿还债务，将自己变成相关国家的债主，顺势把它们置于自己的实质支配之下。

我们还要看到，美洲是美国全球霸权的 “试验田”。后来美国从区域霸权转向全球霸权，包括威尔逊提出建立国际联盟乃至 “二战” 后美国推动成立联合国，背后都有美国在美洲实践的经验作为支撑。从门罗主义到威尔逊主义，在价值观上存在一定的延续性。门罗主义预设了西半球存在一种更优越的政治生活方式，只是因为当时力量有限，因此将重点放在自我保护上。而威尔逊觉得美国已经羽翼丰满，于是 “越出西半球”，想把美国在西半球试验过的方案，推广到全球。这就是 “威尔逊主义” 背后的霸权空间思维。

今天的 “唐罗主义” 和历史上的 “门罗主义” 和 “威尔逊主义” 的共同点，都在于坚持 “西半球” 边界的重要性，坚持美国在这个空间中发挥非常能动的作用。由此派生的实践，就是界定 “西半球” 的同质性，排除与之不符的异质性因素。“门罗主义” 在 19 世纪曾被用来排斥欧洲列强，在冷战时期被用来排斥共产主义，在当下，矛头指向俄罗斯与中国。

但是，特朗普对于 “西半球” 的界定，相比以往更缺少普遍主义价值观的诉求。他是以 “美国优先” 的视角来界定西半球，将其视为附属于美国的周边。比如说，他不像传统建制派那样反复强调 “为委内瑞拉带去民主”，而是关注国家安全/边境安全以及经济利益，试图从委内瑞拉获得立竿见影的石油利益。他蔑视国际法，声称只有他自己的道德准则和思想才是能唯一阻止他的东西。

政治修辞一定有预期的核心受众。特朗普的西半球战略有着强烈的国内政治的驱动力。我们可以说，他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让他的选民基本盘获得胜利感，从而赢得未来的选举，巩固权力。而传统的建制派一般预设了更大的受众范围，所以往往会将美国的利益，包装成对某种价值观的推进。那种修辞当然是伪善的，而特朗普甚至抛弃了伪善的修辞，将美国的利益诉求赤裸裸地摆到台面。

晚点**：看发言，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比较在意价值输出，但特朗普不那么关心。**

章永乐：鲁比奥长期称其父母是 “为了逃避卡斯特罗政权” 而流亡美国的 “政治难民”，但他的父母实际上在古巴革命前就移民到了美国。他比特朗普更在意外交辞令和国际场合的体面。他既有建制派精英的 “价值观” 底色，又在行动上深度 “MAGA 化”。特朗普打击拉美国家，核心逻辑通常是 “毒品、移民和贸易”，而鲁比奥往往为这些行动披上一层价值观与道德论述的外衣。

有关 “门罗主义” 的漫画。

晚点**：刚才我们从门罗主义讲到了威尔逊主义。威尔逊主义后面还有新保守主义，能否讲下美国外交思潮的改变？**

章永乐：1991 年冷战终结，美国成为了无可匹敌的全球单极霸权，许多美国精英把全球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新保守主义” 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在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在道德上坚持传统价值观，如捍卫基督教和家庭价值观，在经济上则对国家干预持怀疑态度，不仅要求削减福利，还往往对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巨额军费开支感到不安。

新保守主义则相信美国拥有 “独特的道德使命”，但不是像威尔逊那样致力于建设多边主义的制度平台，而是主张支持单边主义和 “先发制人”，通过强大的武力在全世界推广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这就有了当年小布什攻打伊拉克，在遥远的国度进行政权建设的做法。

特朗普对美国攻打伊拉克嗤之以鼻。他对所谓 “民主化” 兴趣很低，认为美国在遥远的国度浪费了很多钱，没有捞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基于这些历史记录，他在西半球也会更倾向于建设一个更为俭省的霸权：军事上快打快收，避免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并要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

晚点**：刚你提到威尔逊的思想里有 19 世纪文明等级论的残留，认为殖民地的很多民族不够成熟，不能马上独立，所以弄了 “托管” 制度。那你觉得特朗普有这种文明等级论的想法吗？因为这次委内瑞拉事件，特朗普可能让卢比奥当 “总督”（viceroy）。**

章永乐："Viceroy"（总督/副王）这个词。我的感觉是，它带有极强的封建帝国和殖民主义色彩，与 “主权平等” 原则格格不入。"Viceroy" 一词源于拉丁语前缀 vice-（代理，代替）和古法语 roy（国王），字面意思就是 “代理国王”。它指的是由君主授权，在行省、殖民地或海外领土代表君主行使主权权力的最高官员。“Viceroy” 意味着该地区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成为了宗主国的附属领地，暗示的是一种长期化、制度化、带有羞辱色彩的统治模式。一些媒体是想用这个词来讽刺特朗普政府的复古行径。这个词精准地触动了拉丁美洲对数百年殖民统治的痛苦记忆。

特朗普提出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 51 个州，虽然羞辱了加拿大领导人，但并没有说加拿大人民天生低劣。他只是认为加拿大误入歧途，因 “软弱” 和 “左倾” 而衰落。但针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他就非常不客气了。他将一些拉美国家称为 “粪坑国家”，称墨西哥移民是 “强奸犯”，并多次在集会中宣称来自拉美（及全球）的非法移民正在 “污染我们国家的血液”。他没有用 “文明” 这个概念，但从他的言论来看，他是认为美洲存在文明程度不同的两个部分。用更考究的术语来说，他认为 “盎格鲁-撒克逊美洲” 高于 “拉丁美洲”。这个区分在 19 世纪就出现了。

当然，特朗普还有一个吞并格陵兰岛的主张。格陵兰岛既不属于盎格鲁-萨克逊美洲，也不属于拉丁美洲，而是一个极地边缘区，它的居民主体是因纽特人与北欧移民的混血后裔，黄种人特征比较明显，但整个岛上的居民人口不到 6 万人。1951 年，美国就与丹麦签订防务协定，在格陵兰岛上建立了图勒空军基地（Thule Air Base），这是美国在北极圈内唯一的军事基地，也是美军全球战略部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前哨。

就美军对格陵兰岛的军事控制而言，本身就不存在实质障碍。而特朗普试图更近一步，将格陵兰岛纳入美国版图。他将格陵兰防务划归美军北方司令部，与归美军欧洲司令部管辖的丹麦本土相区分，这是一个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决策。如果美国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其总面积将远远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面积最大国家，而且还将拥有丰富矿产，控制重要的北极通道，跨越更广的气候带（从热带夏威夷到极地格陵兰），控制北美大陆，获得空前强大的地缘战略地位。如此巨大的战略利益，使得特朗普可以完全不在乎格陵兰岛居民的人种或文化。

门罗主义是回到 19 世纪，但全球南方国家之前也没什么自由国际秩序

晚点**：你曾说自己研究 “门罗主义” 的全球传播史和接受史，就是凝视美国的 “帝国之眼”。但美国是不是一个帝国存在争议，你怎么看？**

章永乐：很多人说美国不是帝国。因为他们把帝国狭义地理解为领土型帝国，觉得要占领土地并殖民，才叫帝国。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 “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指的是一个强权国家在不进行正式领土吞并、不建立殖民政府、不宣称主权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政治、外交或军事威慑，对另一个名义上独立的国家实施事实上的控制。从 “非正式帝国” 角度来讲，美国从 19 世纪以来一直都是帝国。

但美国是不是领土型帝国呢？这里面有很大的讨论空间。美国刚独立的时候只有 13 个州，现在这么大领土，难道是充话费送的吗？美国西进运动就是一个从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手中夺取土地的帝国扩张过程，后来夺取夏威夷、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等，都是领土的扩张。有本 2019 年出版的英文书叫《如何隐藏一个帝国》（How to Hide an Empire: A History of the Greater United States），挑战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 “只是一个共和国而非帝国” 的传统认知。这是美国人自己写的书，我特别推荐。 

我的观点是，美国仍然具有领土型帝国的某些特征，同时必定是一个非正式帝国。在特朗普对委内瑞拉下手之后，许多原先不相信美国是帝国的人，现在突然产生了回到 19 世纪的感觉。

在我看来，也许比 19 世纪更糟糕。因为 19 世纪的门罗主义还有一些政治与道德原则的论述，而这些论述，在今天正在被掏空。 

晚点**：关于这件事，一些人觉得唐罗主义的提出和实践，意味着 “二战” 结束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彻底解体，国际法和联合国都没有作用，世界各国将回到 19 世纪那样的秩序中，更通俗的说法是 “丛林”，最终也很有可能像过去那样走向 “一战”。你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章永乐：我其实很怀疑将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体系称为 “自由国际秩序” 的说法。“自由国际秩序” 的命名，是有强烈意识形态偏好的，它将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视为国际社会的 “核心” 或 “成年人”，而非自由主义国家则常被视为 “待转型者”“边缘者” 或 “挑战者”。它的核心是 G7 这样的全球北方发达国家俱乐部，而全球南方的很多国家，实际上是被视为 “未成年人”，不配与全球北方列强平起平坐，只能被动地接受规则，而不能主动创制新的规则。在发展方面，全球北方制定的一系列规则，对于全球南方具有系统性的歧视和压制。 

《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表明，无论一个国家采用何种体制，是否信奉自由主义，其内部事务均受主权保护，不容干涉。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长期有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中国），就表明联合国体系的底色，并不是什么 “自由国际秩序”。但很多人为了放大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性，会将联合国体系解释为 “自由国际秩序”。在近年关于 “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 和 “基于国际法的国际体系” 的争论中，这个区分仍然有所体现。“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 的主张者往往是在主张所谓 “自由主义国家” 的优越地位，在很多时候是主张绕过联合国体系，直接干预目标国的内政。而中国的立场一直是主张 “基于国际法的国际体系”，捍卫《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 

特朗普的主张是赤裸裸的国际法虚无主义，既挑战 “基于国际法的国际体系”，也挑战所谓 “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这种虚无主义，会让欧盟特别受伤，因为欧盟本身就是一个基于国际法运作而产生的区域性组织，如果国际法根基受动摇，欧盟存在的根据也会变得极其脆弱。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强烈批评美国外交政策，敦促国际社会切勿让现有世界秩序瓦解成 “强盗横行的丛林”，这在战后的德国，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那么，这种虚无主义，会否导向新的 “一战” 呢？首先，美国不守规矩，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不守规矩，仍然会有相当大的力量，继续捍卫战后国际秩序，中国就是这样的进步力量。其次，今天和一战之前相比，有个新的变量，就是存在核武器。如果再来一次 “一战” 那样的全面战争，那就是地球的毁灭。二战之后，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发生直接的大规模战争的概率就大大下降了，相互之间打的往往是代理人战争——让其他国家冲在前面，核大国在后面支持。

而美国直接出手，打的往往都是比较弱小的国家，无论是格林纳达、巴拿马、伊拉克、阿富汗还是委内瑞拉。可以预料，未来一段时间会是区域矛盾冲突的多发期。此外，一战之前的西方还没有发展出今天那么复杂的经济战、金融战、法律战手段。在今天，军事对抗只是博弈的一方面，我们更要关注在金融、贸易、资源等领域的制裁和反制裁的斗争，有很多更为关键的博弈，是在这些领域发生的。

未来难以预测，但对企业在拉美的经营肯定会带来影响

晚点**：在发布会上，特朗普说美国将 “管理” 委内瑞拉，直至完成 “安全、适当而且审慎的过渡”。你觉得未来委内瑞拉可能会变成什么样？**

章永乐：一切都还在进行之中，做具体预测总是有风险的。总的来讲，特朗普的做法是要建设一个俭省的霸权，尽可能让美国 “回血”，要讲物质利益层面的 “性价比”。他不会想要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这样旷日持久为当地搞政权建设，最后捞不到多少好处的结果。他会聚焦于他要解决的优先问题，尤其是赢得中期选举，为他的基本盘选民创造胜利的幻觉，同时也为支持他的能源寡头们创造可见的利润。至于为目标国人民创造福祉，这不在其 “美国优先” 思路的考虑范围之内。

（注：特朗普政府称，现在委内瑞拉已向美国移交 3000 万至 5000 万桶 “受制裁的高品质石油”。据估算，这批石油价值约 28 亿美元。美方还将无限期控制委内瑞拉出口石油的销售，销售所得将存入美国控制的银行账户，由美国政府自行决定分配。此外，美国政府将允许美国石油公司进入委内瑞拉开展业务。）

晚点**：委内瑞拉之后，下一次军事入侵可能发生在哪里？格陵兰岛、伊朗、古巴等都在网友提出的名单之列。**

章永乐：预测总是有风险的，但可以分析一下格陵兰岛、伊朗与古巴的不同地位。特朗普政府一直将伊朗视为中东不稳定的根源，具有地缘政治上的敌意，伊朗在制裁下的经济民生困局也使得政权变得更脆弱。对于古巴，美国则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深刻敌意。美国控制委内瑞拉石油资源，使古巴失去了最重要的外部能源供应，目前处于更脆弱的处境。格陵兰岛与美国之间不存在历史上的敌对关系，该岛只是被白宫惦记上的一笔战略资产。

当特朗普宣布自己不受国际法的约束，也不在意美国建制派的价值观的时候，他的不可预测性就让恐惧泛化了。“谁是下一个” 的猜测会引发连锁反应。如果小国认为美国可以随意 “带走” 其他国家领导人，它们可能会倒向其他大国寻求 “保护伞”，从而加速世界的阵营化。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发展方向。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不要变成一个 “新战国时代”，但同时也要沉着冷静地做好必要的准备。

晚点**：你最早对门罗主义研究感兴趣是因为特朗普公开警告拉美国家不要和中俄走太近。那这次事件你觉得对中国可能有什么影响吗？**

章永乐：中国在拉丁美洲有规模不断增长的双边贸易，参与了一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特朗普的 “新门罗主义” 矛头指向中国，将贸易关税武器化，迫使拉美国家限制和排斥中国投资，在中国投资较为集中的地区制造政治动荡，这些都增加了中拉合作的风险，会使得一些拉美国家在与中国深入合作时变得更为谨慎和保守。

但这是否就会使得中拉合作止步不前了呢？不见得。中国是拉美大部分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可以干扰中拉贸易，但无法实现对中国的功能替代。没有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制造业，就无法为拉美国家提供那么多质优价廉、具有降低通胀意义的中国商品，也没有动力进口这么多制造业所需的资源产品。如果民生问题无法解决，贩毒问题、向美国非法移民的问题，都会变得更严重，而这些最终也都会变成对美国的压力。中国帮助拉美国家发展经济，搞好民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 MAGA 所关注的这些问题，所以这未必是一个零和博弈。

此外，也不能低估中国自身的反制能力。中国在 2025 年的关税博弈之中，已经使用了供应链反制的手段，也具有通过发展与当地国家的 “深层连接” 让美国的 “总督式” 干预变得昂贵且低效的选项。

对于中国 “出海” 拉美的企业来说，考虑到风险的存在，如果涉及重资产投资，需要考虑在当地利益格局中有更深的嵌入，增强项目的抗风险能力，避免因为政党轮替而出现巨大的逆转。

题图来源：Black Hawk Down（2001）

昨天看到一个视频，山东日照一小学的学生沿着地面上印着的白黄蓝三色标线，依次排队进入校园、走进教学楼。视频拍摄者说：“排着队进非常非常好，很有秩序，太棒了。”

这个描述让我心里很腻歪，评论区里也有很多批评声音，当然也少不了冒牌的理中客们，有人说“这样很好啊，让孩子们从小学会规矩，对未来大有裨益”，有人说“学校主要是为了安全，不然孩子摔倒了，家长又要来闹”……

作为一个每天都会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我不能接受“出于安全考量”的说法。以校门口的宽阔程度、一般小学的学生人数、上学时间的分流，一般不存在过度拥挤。即使出于安全考量，可以由学校工作人员在校门口约束学生不要追逐打闹即可。非要逼着学生沿着一条线走，无非就是校长的权力欲作祟和极端懒政。正如有网友所说，这只不过是“流水线从娃娃抓起”。

日照这个学校应该不是孤例，我在评论区里看到还有其他地方的网友说，自家孩子的学校也有类似做法，而且老师会将偏出标线的孩子揪出来罚站。

热衷进行服从性测试，是这个社会掌握权力者的常态，权力大小不是问题，大有大搞，小有小搞。哪怕只是个校长，也往往热衷运动会的入场式，贪的不就是在主席台上检阅的感觉嘛。但把服从性测试搞成校门口的一条标线，要求学生不能逾越，确实太过分了。

所谓“服从性测试”，指通过要求他人完成不合理或非必要任务，来测试其顺从程度、建立支配关系的隐秘操纵手段。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纳粹会将犯人拉到空地上，分两列而立，一边负责挖坑，另一边负责将土填回去。这样的无效“工作”会持续一天，犯人们不能说话，不能做其他动作，只能机械地挖坑或填坑。

在中国历史上，无数帝王也深谙服从性测试之道。在漫长的农业宗法社会中，形成了一套以“差序格局”为特征、强调尊卑长幼有序的稳定结构。儒家伦理通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名教，为这套结构提供了哲学与道德的合法性。在此框架下，对长辈、上级、权威的“服从”与“孝顺”、“忠诚”等核心美德紧密绑定，成为社会维系的基本要求。这种文化强调个人在集体中的位置与义务，倾向于将“服从”塑造为一种无须反思的先天责任。这种文化基因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使得“要求服从”与“要求守序”在某些场合的边界变得模糊，甚至将形式上的绝对整齐划一错误地等同于良好的管理。

这种“传统文化”延续到今天，也成为许多官员和老板追捧的“管理哲学”。酒桌文化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喝的不是酒，而是服从与否。

前两年旅行时，经过云南石屏，这座小县城保留着极其古朴的形貌，文庙和玉屏书院都极美，尤其是玉屏书院的“龙门”。我对建筑的美从不拒绝，但对其他的“传统”多半敬谢不敏。

可惜的是，一把我最反感的字正腔圆演讲腔在院落中响起，跟一组游客进行讲解，言辞中极力推崇“读经”，认为现在的孩子十七八岁了还背不下来一篇经文，简直是文化的灾难，他还说：“现在的孩子为什么不听话？因为没法管教。以前的孩子见到先生，会害怕到全身发抖，因为他们忤逆是会挨板子的，现在的孩子就不会这样，他们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你还不能打他，这能学好吗？”

我发了条朋友圈感慨了一下：“在这片土地上，与这个男人持同样观念的人可能占了大多数。文明世界一百年前就确立的观念，在他们这里仍然是一辈子无法企及的认知高度。开放、包容、尊重……这些词在他们那里都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单方面的。反正不听话就是忤逆，有自己想法就是叛逆，他们尊崇的所谓传统，其实只不过是驯化和服从教育。如果你把传统里那些稀罕的闪光点搬出来，比如‘风骨’，他们一定会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告诉你‘风骨’没有用，得适应社会。”

有些人会说，这人说得太有道理了，管孩子就是要严厉，不打不骂能行吗，别人那套不适合我们。你看，你要是不想做一些事情，他们就会说“别人能做到，你怎么做不到”，可是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你要是来一句“别人能不打不骂，你们怎么做不到”，他们立刻就会愤怒，然后将双标进行到底。

凑巧的是，在前往石屏之前，我在建水文庙还看到一场“国学活动”。一群孩子穿着传统服饰，在文庙里进行各种行礼与仪式，主持人同样是字正腔圆演讲腔，孩子的家长们都在旁边看着拍照。

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呼喝着让自己的孙子赶紧去好好看看，“要从小熏陶，学会传统文化，比你看什么美国篮球英国足球日本动画片强一万倍”，说完这话，他直接在地上吐了一口痰。我只能感叹一句，当年可能参与过破四旧的他，如今虽然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又开始吹捧传统文化，但却连“不随地吐痰”这种现代文明社会普通人的基本要求都还没做到。

对传统的维护，首先应分是非，以是否符合人性与现代文明价值观为准则。比如风骨，就是传统文化中极其值得保留和提倡的东西，但如三纲五常之类，被摒弃实在是理所当然。

传统价值观的一些元素与现代价值观并不相悖，比如善恶是非观念，比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又如管子的“国有四维”，对礼义廉耻的强调。但可悲的是，现在市面上的“国学”只留糟粕。

“服从”是“伪国学”的一块底板。无论是希望孩子脱胎换骨的父母，还是希望年轻下属乖乖听话的官员，他们所理解的“听话”就是单纯的听话，“我有道理你当然要听，我没有道理你也要听，不然就是不懂尊卑上下”，他们所理解的温顺就是简单的服从。

基于这个目标，他们想要的国学注定也是这一套。所以，所谓“诵读经典”，起步往往是《弟子规》之类的顺口溜。儒家经典中仅有的一点独立意识也会被剔除，剩下的那些经过曲解和加工后，彻底变成成功学、交际学甚至心灵鸡汤。

《弟子规》最强调的就是“孝”，在中国往往被异化为服从乃至盲从。《弟子规》里的种种劝诫，都在抹杀孩子的尊严，强调“听话”。中国古代之所以无法催生现代文明，与独立思想绝缘，跟过度的“孝文化”关系极大。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话，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听过。年轻人稍有跟老人意见相左的苗头，许多老人就会搬出这句话，以体现自己的权威。

而在西方社会，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却截然相反，它的大概意思是“人类文明能进步，主要是因为人们不听上一辈的话”。

许多人都曾慨叹，古代中华文明“出道即巅峰”，之后却一直停滞不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思想激烈交锋，极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在秦朝之后，对思想统一的高度追求，禁锢了人们的思维观念。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人最强调的品质其实是“服从”，做官要服从君王和上级，做人要服从家族规矩，为了服从，往往可以不顾人性。有人会举出反面例子，比如宋朝如何开放，哪朝哪代相权牵制甚至压倒皇权，民间又有哪些案例体现出人性之光，但这种以个案来否认历史普遍性的做法，可笑也可鄙。

直至今天，中国人衡量一个人靠不靠谱，往往还是用“听不听话”作为标准。许多洗脚上田的没文化农民企业家，办企业如同一言堂，最喜欢招的就是退伍军人，因为“够听话，懂服从”。大企业也不例外，这些年的闹剧实在不少，体制内更不用说。

在家庭教育中，“听话”几乎也是最高标准。“听人劝吃饱饭”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思维，反正掌握话语权的长辈是不会错的，孩子听话就代表“能听进去，不犟脾气，性格好，懂事”。但是，毕竟人都是会犯错的，如果长辈错了怎么办？没事，还有第二个法宝，那就是“反正我是为你好”。

所以，你会见到许多家庭的固定模式：长辈或许并不高明，但习惯高压，然后洋洋自得，说“我家孩子最听话”。当然，这或许并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长辈稍微懂一点，但习惯将自己的认知强加于孩子身上，进行各种规划，最终把好好的孩子折腾成傻子，然后反过头来抱怨孩子“叛逆不懂事不听劝”。

所以归根到底，很多人养孩子的标准都是动物式的：像猪一样能吃，像狗一样听话，就可以拿出去炫耀了。

我之前有过一个相当刻薄的说法：许多人并不介意别人往自己孩子脑子里灌屎，甚至还巴不得加一把热乎的，但当孩子希望独立思考时，他们反而会表示震惊，觉得孩子太过叛逆，无法适应社会。

可以这么说，从社会到家庭，每个人一辈子都在接受“服从性测试”，连童年都不能幸免。即使是亲生父母，往往也打着“适应社会”的旗号，参与到这场测试当中，不断降低孩子的人生底线。

一个文明社会的正常人，当然要适应社会的法律、公义、道德与基本规则。但大多数中国人口中的“适应社会”，或者变成了“你必须适应我认为的社会”，或者沦为“忍受社会的所有不公”。

职场上的酒桌文化，本质上就是服从性测试；建水文庙里那些原本活泼的几岁孩子，穿着行动不便的长袍，听着他们根本听不懂的东西，无非是满足那些没文化家长的所谓“美好愿望”，同时也是一场大型的服从性测试，家长们希望孩子能够“听话”；石屏玉屏书院里的“管教言论”，同样也是对服从性测试的推崇。

一辈子都在接受服从性测试，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呢？

当这种模式从成人社会的权力游戏延伸至校园，伤害更是显而易见。它不仅是特定管理方式的偏差，更触及深植于文化基因中的那些惯性思维。

成长的核心任务就是形成独立、健全的“自我”。而反复的、无解释的服从性训练，本质是一种“去个性化”过程。孩子被训练将外部权威的指令内化为唯一的行为准则，其内在的动机、好奇与判断被持续压抑。心理学中的“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早已揭示，在权威的直接压力下，个体做出违背自身良知行为的可能性远超想象。对于认知尚在建构中的儿童，这种影响更为深远。长期置身于此环境，孩子容易将“听话”等同于“正确”，将“质疑”视为“麻烦”，逐步丧失对事物进行独立审视和判断的勇气与能力，最终成长为缺乏主见、思维固化的“思想懒汉”。

强制性的服从训练，也会直接影响儿童的情绪健康与人格养成，可能催生高度的焦虑和低自尊。孩子时刻担忧自己是否“越线”，并将规则的不合理内化为自身的不够“乖”，从而产生持续的自我怀疑。它还会塑造扭曲的权威认知和人际模式。孩子可能学会两种极端应对：要么成为对强者绝对顺从、对弱者肆意欺凌的“权力模仿者”；要么将内心反抗转化为消极怠工或隐秘破坏，形成不健康的沟通模式。

如果孩子只知道“强者定义秩序、服从高于沟通、差异需要被矫正”，那么他们注定没有未来。当然，有些人会为“走标线进校门”叫好，因为这么懂规矩的孩子，以后一定知道鱼头朝哪里摆、酒桌该怎么坐，懂得服从领导，这算不算考公考编的热身？

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

又是一个冬天。

58岁的赵越抬手摸了摸暖气片，触感冰凉。厨房温控器显示36℃，屋里的实际温度只有15℃。自入冬起，他的棉衣就没脱下来过。

不是因为没通气，而是因为“不敢烧”。

赵越所在的华北平原村庄，三四年前完成了“煤改气”，但取暖的账本却逐年沉重：气价稳在3.08元/立方米左右，而补贴却从最初的1元“退坡”到了现在的0.2元。他算了笔账：家里有5个房间，现在只敢开两个屋子供暖，即便这样，冬天的取暖费也得4000多元，“如果5个房间都开，再加上客厅，每年得近万元”。

但取暖费非花不可——每年冬天，寒潮漫进村子时，气温会骤降至零下，最冷时甚至能跌到零下十几度，随便泼一片水，许久都难以融化。若是不用取暖设备，基本熬不过冬天。

有关北方农村取暖代价的话题，近日在社交媒体和乡间街头频频引发热议。

最近两天，我们走访了位于华北平原和山区的9个村庄。在这片被封冻的土地上，一种隐秘的“取暖焦虑”正在蔓延。有人像赵越一样，盯着墙上的壁挂炉迟疑再三，最终还是咬牙调高了两度——尽管这背后，是又一笔扎心的支出；也有人早早储备好环保煤球，却只能守着烧不热的暖气片发愁。

“我们渴望蓝天，但也渴望温暖。”一位村民说。只是当这两种渴望发生冲突时，他们成了那个必须在账单与温暖之间，付出代价的人。

“烧不起”

赵越所在的村子，早已完成了“煤改气”。村里家家户户的院墙上都挂着银白色的天然气表，一根黄色的煤气管道从表后延伸进屋内，连接着供暖的壁挂炉——这是近十年间，村庄最显著的变化。

“我们村最早烧散煤，后来烧型煤，冬天按三个月算，顶多花3000块。”赵越说。村里的煤烟味，是他记忆中冬天独有的气息。但他也承认，散煤的确污染环境。每年冬天，村子上空都蒙着大面积雾霾，难以散去。

在此背景下，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成了中央部署的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2017年，多部委在联合印发的《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中指出，“清洁取暖是指利用天然气、电、地热、生物质、太阳能、工业余热、清洁化燃煤（超低排放）、核能等清洁化能源，通过高效用能系统实现低排放、低能耗的取暖方式。”彼时，该规划还明确提出了清洁取暖发展面临的问题，其中包括“缺少统筹规划与管理”“体制机制与支持政策需要改进”“清洁能源供应存在短板且成本普遍较高”等。

“煤改气”政策正式实施后，当地开始了大规模天然气供暖改造。

“煤改气”政策从2017年开始实施。

“当时安装壁挂炉，每立方米气补贴1块钱。”赵越记得，村干部挨家挨户宣传，说天然气干净、方便、环保，不用再拉煤、掏灰，能让天空更蓝。村民们兴高采烈地在自家厨房装上了崭新的壁挂炉，将用了几十年的煤炉清理出家门。

最初的几年，补贴足额发放，天然气价格也相对稳定，村民们确实感受到了清洁能源的便利。“不用再起大早捅炉子，拧开开关就能供暖，屋里也没有煤烟味了。”赵越说，那时候每个月的天然气费用大概是1000元，虽然比烧煤贵一些，但大家都能接受。

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尤其是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稳定在3.15—3.4元/立方米，而补贴却一降再降——从最初的1元/立方米，降到0.8元，如今只剩下0.2元。

“今年我们村，气价涨到了3.08元每立方，补贴那点钱根本不顶用。”

2025年河北省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杨辉素带来一份《关于在农村施行集中供热的建议》。她提出，以煤改气取暖为例，若一个家庭3间住房，面积100平米，要保证室内温度在18度左右，需每天燃烧天然气20-30立方米，以石家庄地区天然气收费标准最低的第一阶梯价格3.15元/立方米来算，一个家庭每天需支付天然气费用63-94.5元。每个月的取暖费约为1890-2835元，一个冬季约为7560-11340元。

“烧不起”，是很多人的共识。

和城市的楼房相比，农村的房子普遍更大。“燃气烧不起”，几乎成了村民们的共识。有村民算了笔账，要让四间房达到十八九度的舒适温度，每天的燃气花费得超过90元。

大多数村民舍不得出这笔钱。正午时分，几个老人拄着拐杖，慢慢挪到院子里晒太阳。一位老人说，她家虽然装了天然气，但只用来做饭，不敢取暖，晚上全靠电暖气。其他老人也大多是同样做法。

村庄的夜晚来得格外早，天刚擦黑，家家户户的灯就亮了起来。赵越坐在沙发上，打开手机，天气预报显示，第二天还要降温。他犹豫了一会儿，把壁挂炉的温度调高了两度，“贵就贵点吧，总不能冻出病来”。

在另一个县，有村民透露，他的父母白天上班，晚上靠电热毯取暖；最近开始使用天然气后，只敢在一间屋子里供暖，一个晚上就要花四五十元。而家里年近八旬的老人，更是舍不得烧天然气。

依照这位村民的说法，“煤改气”时，家里的烧煤灶被要求拆除，爷爷只能自己搭建烧柴火的灶。从秋天开始，老人就四处捡拾柴火，为冬天取暖做准备，“可村里要求烟囱不能冒烟，之前他因为白天烧火，还被批评了一顿，所以只能一大早或天黑了再烧。”

有老人将捡来的柴火堆放在门外。

更让人担忧的是其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我们在走访中了解到，煤改气推行时正值冬天，在一个村庄，由于任务紧迫，村里召集了外出打工的男人们回来施工，每天支付200元报酬。这些施工人员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仅仅被告知大致操作方法就仓促上手。且村里的燃气管道全都固定在外墙上，常年风吹日晒，安全风险无处不在。

环保煤与柴火

赵越在平原上盯着气表的同时，几十公里外的山区，62岁的顾俊杰正裹着迷彩大衣，蹲在自家院墙根下，盯着那一堆球状型煤。

因为地处山区，顾俊杰所在的村子不具备“煤改气”条件，于是他烧起了村里统一发放的环保煤。900元一吨。顾俊杰买了4吨，花了3600元。

煤球黑得发亮，光滑坚硬，个头比台球大不了多少，村里人因此叫它“黑8”。

用来取暖的环保煤。

“这玩意儿看着排场，实则顶不住事儿。”他随手捡起一块解释，环保煤烧起来，蓝色的火焰窜得很高，看着比散煤的火焰还壮观，却不怎么放热，以至于平时的室内温度始终在12℃到15℃之间晃荡，在家里也得穿着厚棉衣。

在顾俊杰的记忆里，以前的冬天没这么难熬。小时候，山里有的是木柴，他和小伙伴们半天就能砍回一捆。回家塞进土灶，火苗噼啪作响，浓烟袅袅升起，屋里很快就暖烘烘的。

后来日子稍好，村里开始流行烧散煤。顾俊杰第一次用散煤生炉子时，特意请了村里的老人来帮忙。散煤倒进炉膛，引火点燃后，不一会儿就冒出红色火焰。“散煤劲儿足，屋里挺热。”顾俊杰记得，散煤六七百元一吨，他们四口之家，冬天买上4吨，做饭取暖都够用。

2017年之后，当地开始禁止燃烧散煤，推广环保型煤。村干部挨家挨户通知，不准私自购买散煤，只能统一报名、统一收款、统一发放环保煤。

“一开始听说环保，咱也支持，想着为了空气好，多花点钱也值。”顾俊杰没多想便报了名，至于煤的来源，他并不清楚。直到环保煤送到家，烧起来后，他才发现问题——火苗看似烧得很旺，屋子里却怎么也热不起来。

采访时，顾俊杰起身打开暖气炉，炉膛里的型煤正烧得起劲，火苗跳动得欢实，打眼一看很有热乎气儿。可只有把手凑到炉口，才能感觉到一团灼人的热量，稍微往后退半步，周围的空气就迅速冷了下去。

顾俊杰说，自从用环保煤后，屋里温度始终徘徊在12℃到15℃之间。他和老伴不得不全副武装——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棉鞋，“手不敢伸出来，脚也冻得发麻，看电视都得缩在沙发上，盖着小被子”。晚上更是难熬，被窝里冰凉刺骨，他们只能靠电热毯取暖。

天然气壁炉显示43摄氏度时，室内的温度。

这样过了几年，实在没办法，顾俊杰又想起了老法子——上山砍柴。每天吃完早饭，他就扛着斧头进山。虽然政府禁止乱砍滥伐，但枯木枯枝还有不少。他沿着熟悉的山路往上走，眼睛紧紧盯着地面，寻找能用的柴火。

“不敢买散煤，也不知道哪儿有卖的，抓住了要罚款。”顾俊杰说，他想过偷偷买些散煤掺着烧，但一来没渠道，二来怕被查。当地经常开展散煤复燃专项整治，村里的广播时不时播放禁止烧散煤的通知，村干部也会不定期巡查，他不敢冒这个险。

让顾俊杰心里更不平衡的是，他听其他镇的亲戚说，同样的环保煤，“有的地方750元一吨，有的800元，就咱这儿900元，差得也太多了。”他找村干部问过，得到的答复是统一采购价，无法更改。

这两年，顾俊杰的日子过得格外紧巴。以前房地产市场好的时候，他会去工地打零工，搬砖、和水泥，一天挣两百多块钱。现在工地少了，打不到零工，他只能守着家里的三亩地。

村里水资源不丰富，种地全靠天吃饭。顾俊杰每年种一季小麦、一季玉米，因为缺水，亩产都只有一千斤左右。市场价小麦一斤一块钱，玉米一斤九毛多，2025年，三亩地总共卖了5000多块钱。他算了笔账，光取暖就花了3600元，剩下的钱要用来买种子和化肥，还要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销。

但冬天终究要熬过去。夜幕降临后，顾俊杰在炉膛里放进几块柴火，点燃，又小心翼翼地铺上几块“黑8”。火苗慢慢升起，屋里渐渐有了暖意，但他依旧裹着棉袄，不敢脱下。

烂尾

走访中，我们发现，即便在那些推行了“煤改气”的村庄，也并不是每一根管道都能喷涌出蓝色的火焰，比如李志所在的村庄，“煤改气”已经成了烂尾工程。

走在村子里，随处可见各家各户外墙上遍布着断裂的煤气管道。这些黄色管道，有的被杂草半掩，有的接口处生了锈。还有人自行拆下管道，做成了晾晒衣物的架子。

随处可见的天然气管道。

我们见到李志时，他双手插在袖口里，正沿着村道慢慢走着。

“三四年前可不是这样。”他指着墙根那些锈迹斑斑的管道说。

根据当地政府官网介绍，该县地貌格局大体是“七山二滩一分田”，也正因此，很多乡镇无法进行煤改气。而李志所在乡镇的几个村，是当地少有的具备煤改气条件的地方。

几年前，施工队进驻时，村里热闹了一阵子。挖掘机轰隆作响，在平整的村道上挖出一道道沟壑，工人扛着管道来来往往，电焊声呲呲作响。年近60岁的李志和村民们挤在一旁围观，眼里满是期待，“当时说的是，又能做饭又能取暖，比烧煤干净还省事。”

没过多久，黄色的燃气管在村里蔓延，从主干道延伸到每一户的院墙根，家家都装上了崭新的燃气壁挂炉，大家盼着早日通气。可燃气迟迟没有来。

“头两年冬天还盼着，后来就死心了。”李志领着记者走进他家的堂屋。暖气片是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煤烟味，墙角堆着半吨多型煤——那是他花850元一吨买回来的环保煤，“家里4口人，冬天最少得4吨。”

煤改气工程烂尾后，他只能用型煤烧暖气。很快，他得出了和顾俊杰同样的结论——“这煤不顶用，烧起来没劲儿，屋里温度最高也就12℃左右。”到了后半夜，能降到七八度。为了保暖，村民们想出了折中的办法：把环保煤和散煤掺着烧。

但这是件提心吊胆的事。

当地对散煤的打击力度，村民们心知肚明。一入冬，村口就设了检查站，电线杆上、墙头边，随处可见“禁止燃煤进村”“举报散煤有奖”的告示。2023年冬天，县里一位七旬老人因为买了一吨散煤被没收，成了新闻热搜，闹得沸沸扬扬。

“那老人也是没办法，型煤不好烧，屋里冷得实在扛不住。”李志说。

对村民们来说，为了熬过冬天，有时不得不铤而走险。李志透露，每到冬天，就有村民悄悄联系镇上的“中间人”，购买来源不明的散煤，“都是半夜送货，悄悄卸在院墙外。”李志今年也买了两吨，藏在杂物间的角落里，每次只敢拿几块出来掺进灶里，“像做贼一样，听见外面有动静就心慌。”

而屋里的燃气壁挂炉早已成了摆设，外壳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管道接口裸露着。李志说，村里很多人家盖新房，嫌这些管道碍事，都给拆了，“有的直接锯断，有的挖出来扔了，好好的管道就这么浪费了。”

图片上侧断掉的管道，即为烂尾了的“煤改气”工程。

至于工程为什么会烂尾，有村民找村干部打听过，但对方也说不出具体原因。

李志和村民们并非不支持清洁取暖，相反，大家都知道国家为了改善环境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但在政策落地的过程中，现实的推进却远比文件里的规划要复杂。

从政策层面，国家的确给予了极大支持。例如，自2017年起加速布局“煤改气”以来，位于大气污染传输通道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个城市，被列为污染治理重点地区。完成“煤改气”清洁取暖改造的用户，主要享受壁挂炉等设备购置、运行（即取暖用气）两项补贴，除中央财政划拨的资金外，其余部分由地方各级政府按财力承担。

以河北省为例，该省“煤改气”推行之初，执行了力度较大的燃气取暖补贴政策，除了安装设备等一次性补贴外，还给予每立方米约1元的居民用气补贴，但此后补贴逐步退坡。《第一财经》报道显示，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政府在2025年11月的答复文件中介绍了补贴退坡情况：气代煤户运行补贴发放共9年，自安装当年起计算，第1-3年按每立方米补贴0.8元、最高补助960元的标准执行，第4-6年退坡至50%，第7-9年退坡至25%。

石家庄市藁城区政府、唐山市高新区管委会也于2025年7月、11月陆续发布消息，根据省、市运行政策，并参考区财力情况，当地气代煤运行补贴已从改造初期的0.8元/立方米退坡至0.2元/立方米。补贴退坡的同时，河北多地天然气价格长期稳定在每立方米3元左右，近些年甚至略有上调。

这些精确到几毛几分的政策细则，代表着国家在清洁取暖上的决心。但这些都与李志所在的村子无关——毕竟气还没通，管道已经生了锈。

温暖的代价

在“煤改气”陷入僵局的废墟旁，也有人试图寻找第三种可能。王文杰告诉我们，他已经不再指望那些不通气的管道，也不想再和火炉煤灰打交道，他选择掏出家里多年的积蓄，去购买一种更新、更彻底，也更昂贵的温暖。

王文杰所在的村子，坡地多、住户散，自来水管都得顺着山势铺设，更别说集中供气的管道。他家坐落在村西的坡上，墙面没做过保温，用他的话形容，“属于冬凉夏暖”。

每年春节，儿女一回家就抱怨，说家里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孩子们裹着羽绒服吃饭，聊起天来，嘴里都冒着哈气。

那些年的冬天，王文杰天不亮就起床，捅开煤炉，添上大块的环保煤，可炉膛里的火苗总像是没睡醒，昏昏沉沉的。屋里最高温度超不过12℃，晚上睡觉得压两床厚被子，脚底下还得揣个热水袋。

他也试过给窗户糊上塑料布，用旧衣服塞住门缝，可寒风总能找到缝隙钻进来。

高额取暖费正成为农村家庭的重担。

几年前，村里有人提到“空气能”，说那玩意儿用电就能取暖，还能自由调温。“空气里能出热气？这不扯吗？”王文杰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总觉得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靠谱。

后来，听说村里有几户条件好的人家装了空气能，王文杰特意跑去串门。推开邻居家的门，热气扑面而来，温度计显示20℃。王文杰伸出手，感受着散热片里散出的热气。

那一刻，安装空气能成了他心里最迫切的愿望。可一打听价格，他又泄了气：安装一套得两万块左右。对于靠几亩薄田和打零工为生的王文杰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但那之后，他有了攒钱的动力。儿女们知道他的心思，也会陆续给他一些钱。2025年秋天，他终于凑够了钱，花1.8万元请人安装了空气能。

暖日子没过多久，电费单又让王文杰犯了愁——他家房子120平方米，开空气能一个月，光电费就花了1000元。“比烧煤贵多了。”他算了笔账，烧环保煤一个冬天大概两千块，而空气能算下来，电费得三四千。那之后，他开始盯着电表数过日子：白天没人在家时，就把温度调低些；晚上人回来再调高些，尽量节省电费。

去年11月装了空气能后，一个村民家里的电费陡然上升。

不是所有村民都能承受这份“温暖的代价”，村里大多数人依旧烧着环保煤。一位老人说，他的儿子在外地打工，挣不了多少钱，他和老伴就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900元一吨的环保煤都得省着用，家里日常温度只有8℃左右。

接受采访时，他裹着厚厚的棉袄坐在小马扎上，嘴里呼出的哈气清晰可见。

村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留下的多是独居的老人。老人们大多节俭，有的连环保煤都舍不得买。有老人说，他们冬天全靠空调取暖，“实在受不了了，就开一会儿热风，温度稍微上来点就关掉。”她家的空调是老式的，制热效果一般，一个月电费大概300元——这已经是她能承受的极限。

另一位老人日常做饭靠拾来的木柴，取暖就靠白天的太阳和晚上的电热毯。“白天搬个小马扎，在墙根下晒太阳；太阳落山就赶紧钻进被窝。电热毯开最低挡，省点电。”

走进这些老人的家，总能感觉到一种透骨的冷。老人们戴着帽子，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嘴里念叨着：“习惯了，一辈子都这么过来的。”

王文杰知道老人家们不容易，他有时会喊着他们到家里坐坐。有的老人来了，满脸羡慕，但又忍不住叨叨：“要是能便宜点，电费再低点，就好了。”

入夜后，寒风刮得更紧了。王文杰家的空气能外机在风里嗡嗡作响。顾俊杰还在山下往炉膛里塞柴火；赵越盯着气表算着明天的开支；李志守着落灰的壁挂炉，关紧了堂屋的门。

太行山下的寒夜，依然漫长。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1、

《农民日报》的那篇有同类题材中，最具影响力的文章《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已经下架了。

文章消失的情况分好几种，“下架”是最轻微的一种。因为这是主动行为，相当于“自首”，可以宽大处理，也算是给足了面子，相对体面地收场。

下架也说明，文章本身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只是基于各种方面的复杂考量，在综合判断和利益权衡之下，做出的最合乎理性的选择。

至少农民日报本身主动的成分有多大，是不是经过了一番拉据和纠结，那就不得而知了。总之，结果就是这么个结果。

2、

几种可能。第一，这篇文章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虽然不有立刻解决河北农村老人的取暖问题，但提起议程，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河北省的决策部门应该也知道了这么个情况了，可能也在商议解决方案。

第二，也有引导的舆论风向的意思。毕竟这篇文章影响力很大，传播甚广，是一篇比较有代表的评论。让这篇文章下架，起到一种提醒作用，适合控制一下舆论。差不多行了，别没完没了。

第三，最重要的一层考量，那就是，再让这篇文章继续存在和传播下去，可能就会起到一种负面效果，甚至被人利用。比如说抹黑地方形象，比如把问题扩大化，让人以为老年人群体真的很苦。这显然不尽客观，还是有些老人是比较幸福的。比如北京、上海的老人，比如从体制内退体的老人。不能一概而论。

总之，农民日报的这篇文章下架，有其深层次的考虑，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这个操作，是审慎的，也是顾大局的，体现了对新闻管理的弹性原则。

3、

农民日报的这篇文章之所以有影响力，在于它的独特身份。农民日报是全国性媒体，是农民自己的报纸，管的就是农民的事。它为农民的取暖问题发声，心系农民集体的切身利益，既是职责所系，也说明农民有自己的代言人。他们的疾苦能被看见，他们的声音能有效传递出去，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唐山打人案，《中国妇女报》第一时间发表的那则短评，置顶的一条留条，就高达百万级的点赞。这篇评论也获得了当年的中国新闻奖。

道理是一样的。农民的报纸为农说话，妇女的报纸为妇女发声，都凸显了行业媒体的重要性。媒体的价值，很多时候就体现在这样的特定时刻，特定公共事件上。没有农民日报的这篇评论，河北农村老人的取暖问题，就不会如此直观而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任何时代，不管技术如何发达，一个社会都不能缺少有独立性的媒体，更不能缺少良心、有使命担当的媒体。

4、

然而，虽然我知道这篇文章下架有它下架的道理，但还是感到很遗憾。

无论是写作这篇文章的评论员，还是作为报社来说，这都是劳动成果，辛辛苦苦写生产出来，而且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力，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赞誉，说下架就下架，就种主动抛弃自己孩子的感觉，说不痛苦那是假话。

最起码的，这篇评论有望冲击中国新闻奖最高奖。一个新闻人有职业生涯中，未必有几次这样的机会。而按照 规定，这种已经下架的文章，肯定是没有资格参加评选的。

这篇评论，也是同类题材中，写得最中规中矩的，没有敏感词，也没有过激的言论，只是客观地呈现了事实，表达了农村老人的基本诉求，在我这个还算资深、长期研究新闻评论尺度和边界问题的老新闻人看来，没有任何的违规或者不恰当之处。

然而，还是被下架了。有种无处说理的感觉。

问题还在于，下架本身就是一种评价。好好的文章为什么下架？自己亲手下架自己的文章，是不是一种自我否认？这确实会让人产生一种复杂的情绪。

5、

我自己的文章，下架也是常态。有主动的，有被动的，每一次都会有心痛的感觉。但想想农民日报这样的主流媒体都下架了文章，也是心有戚戚焉。

好在下架的不仅仅是农民日报一家。

红星新闻的报道也下架了。

经济观察报的报道也下架了。

河北农村的老人很冷，新闻消失也很冷。但想到这些新闻曾经存在过，努力过，心理上又有了一丝暖意。

向这些媒体致以敬意。

也衷心希望，像这样真正有社会价值的新闻，以后少点下架，甚至不要下架。

近期，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突袭，强行扣押总统马杜罗及其家人并移送出境。这一突破国际秩序底线的行径引发全球哗然。特朗普随即抛出 “打击毒品恐怖主义” 的说法为行动背书，指控马杜罗夫妇涉嫌相关犯罪，并将其移交纽约受审。特朗普同时宣称美国将组建专属团队主导委内瑞拉过渡治理，推动美国石油企业介入其能源基础设施重建。

1月3日，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拉卡上空盘旋着战机，浓烟与火光冲天

在C计划看来，尽管该事件超出了常人认知，却依然充满思辨性——

马杜罗夫妇是谁？他们做了什么？

特朗普和美国为什么这么做？

这一行动对美国、委内瑞拉和国际秩序会有哪些影响？

我们依然可以用最简单的思辨工具——四步法（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怎么办），快速拆解这一热点事件，还能为亲子思辨对话提供绝佳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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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委内瑞拉总统被抓过程

委内瑞拉当地时间 2026 年1月3日凌晨，美军发动代号 “绝对决心” 的军事行动，空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周边7处军事设施。随后派 “三角洲” 特种部队闯入纳乌蒂堡基地内的总统官邸，抓捕马杜罗夫妇并带至加勒比海上的美军 “硫磺岛” 号两栖攻击舰。整场行动历时不足两小时，委方40余人阵亡，美方6名士兵受伤。

美国东部时间当日凌晨4点21分，特朗普在社交网络宣布抓捕消息，美方以 “毒品恐怖主义阴谋”“非法持有武器” 等罪名，将马杜罗夫妇移送纽约受审。

马杜罗于1月5日首次出庭时明确回应，称自己是 “被非法绑架的委内瑞拉合法总统”，坚决否认所有指控，强调美方行动违反国际法；其妻子因突袭中受伤需接受治疗，庭审被推迟至3月17日。

特朗普发布马杜罗被铐的照片

2. 马杜罗夫妇身份

马杜罗除了是委内瑞拉总统外，他还是谁？为什么他的妻子也会被指控？

马杜罗全名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1962年生），早年为公交车司机，青少年时参与左翼工人运动，后追随查韦斯投身革命，成为其核心亲信与接班人。2013年成为总统，执政已逾十年。

马杜罗执政期间，委内瑞拉陷入灾难性危机：连续多年恶性通胀高达2000%-3000%，GDP萎缩超65%，工业停摆、供应链断裂；全国约90%人口陷入贫困，近800万人（原总人口2800万）外逃，昔日拉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沦为西半球最贫穷国家之一。

面对国内高涨的不满情绪，马杜罗政府的统治手段却很强硬：他将社会福利、公费医疗与政治立场挂钩，依赖暴力维持统治。除此外，强烈反美是其核心政治底色。

而马杜罗的妻子弗洛雷斯，也是资深政治家，当过国民议会议长和总检察长。她深度参与政府的人事安排，还有多名亲属在政界任职。如果只抓马杜罗，弗洛雷斯依然有可能快速稳定政局。

除此外，2015年美国缉毒局在执行跨境执法任务时，抓住了弗洛雷斯的两个侄子。美方由此指控马杜罗家族是委内瑞拉贩毒活动的总后台。

特朗普在发布会上发言。图源：央视新闻

2

在分析时，我们需要注意区分【理由】和【原因】。

理由：论证一个主观观点，说服别人接受和认可这个观点。

比如，特朗普如何说服外界，他这么做是正当的？他给出了哪些具体的理由？

原因：分析某一个现象为什么会发生，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比如除了特朗普所声称的理由，还有哪些因素促成特朗普采取这样的行动？

【1】我们先来看理由。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最新的补充起诉书中，对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提出两类极其严重的刑事指控：

①毒品恐怖主义阴谋：指控马杜罗领导一个名为“太阳卡特尔”的组织，并与恐怖组织（如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叙利亚和委内瑞拉境内的Tren de Aragua等）勾结，利用委内瑞拉作为中转站，每年向美国走私约250吨可卡因。

②武器罪名：指控马杜罗及其同伙持有并使用机关枪及破坏性装置，用于保护毒品运输。

美国以此为由逮捕马杜罗是否站得住脚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

这是真的吗？——委内瑞拉真的是中转站，向美国走私大量可卡因吗？走私组织真的是马杜罗领导的吗？他真的勾结了恐怖组织吗？有哪些证据可以反驳、质疑？

就算这是真的，美国就可以这么做吗？——这也是这次行动，让诸多关注国际法律和政治的人士震惊的部分。

根据国际惯例法，现任国家元首在外国法院享有绝对的 “属人豁免权”，除非经过国际刑事法庭授权或特定国际授权；《联合国宪章》第 2 条第 4 款更明确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侵犯他国领土。而美国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且未受到委内瑞拉直接军事攻击的情况下，派遣特种部队（三角洲部队）进入别国首都抓人，这一行为被广泛认为是对国家主权的公然践踏。

面对国际法的红线，美国又是如何正当化自己的行为的呢？

对于属人管辖权，特朗普和美国政府的口径是：马杜罗在2024年的选举通过欺诈手段获胜，因此他不是“合法总统”，不享有国家元首的法律保护。

对于使用武力的正当性，美国则援引了自卫权：大量的毒品流入导致美国每年数万人死亡，这构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武装攻击”，因此美国有权采取行动进行“自卫”。

这一辩称站得住脚吗？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

谁有权定义一个国家的政权是否合法？

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单方面宣布别国元首“非法”并实施抓捕，这会导致什么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确实是非法产生的独裁者，谁应该有权力去推翻他、制裁他？

同样，毒品贩运虽然危害极大，但在历史上从未被视为“武装攻击”。如果将毒品贩运视作武装攻击，可能会带来什么问题？

【2】再来看原因。

既然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特朗普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显然，在当下的特朗普看来，好处是多重的：

在经济利益上，掌控能源命脉，巩固全球经济话语权。

委内瑞拉拥有全球已探明储量最丰富的石油资源，且其重油品类与美国炼油工业体系高度适配，是美国能源战略布局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目标。长期以来，马杜罗政府坚持石油资源国有化，拒绝美国资本对其能源产业的深度掌控。此次军事行动后，美国可借 “主导委内瑞拉过渡治理” 之机，推动其石油产业私有化改革，让美国大型石油企业全面介入委能源基础设施重建与开采运营，不仅能以低价获取海量石油资源，还能掌控全球石油供应链的重要一环，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国际能源市场的定价权与话语权。

央视网报道

在政治利益上，塑造强硬形象，服务国内选举与统治合法性。

特朗普政府急于通过标志性事件证明其 “绝对决心”，为国内政治议程铺路。通过 “快速抓捕他国元首” 这一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事件，塑造自身 “果断决策、敢作敢为” 的政治形象。另一方面，这种 “低成本、高曝光” 的特种行动，无需投入大规模兵力与长期战争消耗，就能收获远超常规外交手段的舆论热度，有效转移国内对经济民生问题的关注，强化自身执政的合法性与民众支持度。

在外交利益上，重建西半球霸权，遏制左翼运动扩张。

此次抓捕马杜罗，本质上是美国对拉美左翼力量的 “杀鸡儆猴”—— 通过颠覆反美左翼政权，震慑其他倾向自主的拉美国家，瓦解左翼运动的团结与影响力，从而重建美国在西半球的绝对霸权，确保地区内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全面依附于美国，消除外部势力介入西半球事务的空间。

我们可以跟孩子进一步探讨：

此次行动，可以达成以上目的吗？这些好处是真的吗？

长期来看，会有什么影响、风险吗？

如果你是特朗普，你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

3

在上一部分对原因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简单拆解了这次行动对美国的意义，那这次行动又会对委内瑞拉，以及国际秩序（无论是法律规则还是经济格局）有什么影响呢？

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点是，社交网络上有很多人在转发“委内瑞拉民众很高兴”的画面消息。如前所述，马杜罗执政期间，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急速下滑，而其统治手段又强硬暴力。

我们可以跟孩子探讨：

假设你是委内瑞拉人，由外国介入抓走一个坏总统，你觉得这是一件坏事吗？

如果美国的介入真的推翻了一个糟糕的政权，真的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民主和改变，这是否意味着这次的抓捕是对的？你是否会支持这样的抓捕？

4

委内瑞拉当前正处在权力、秩序的真空及过渡阶段。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先和孩子们一起了解，当前各方的姿态和行动是什么。

委内瑞拉遭遇突袭后，根据国家宪法，总统因故无法履职时，由副总统暂代。目前接任的是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原任副总统兼石油部长。委最高法院已令其继任，并在30天内组织大选。她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等同战争状态。

但特朗普又抛出重磅消息，他说国务卿卢比奥已与罗德里格斯通电话，对方“表示愿意配合”。于是美方宣布将“接管”委内瑞拉，由卢比奥与赫格塞思牵头，组建“过渡团队”。

这里所呈现出的两个方案，也值得和孩子们展开讨论：如果你是委内瑞拉公民，你更支持哪个方案？是让美国“接管”，还是尽快重新选举？考虑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等多个角度，哪个会是更好的选择？

而美国的抓捕行动又该如何收尾？国际社会应该任由美国挑战国际法底线、强势审判马杜罗吗？

拉美邻国如哥伦比亚、古巴等纷纷声援马杜罗。

古巴主席直言：“拉丁美洲不是美国的后院！门罗主义那一套早就过时了，不能用帝国主义方式对待拉美国家”；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美方停止颠覆委内瑞拉政权；俄罗斯也要求美方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深感震惊”。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仅表示“密切关注局势”，“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也有国家持有不同的声音和态度。比如阿根廷总统米莱公开表示 “庆祝毒品恐怖主义独裁者马杜罗政权的倒台”，秘鲁政府称马杜罗政权“非法”；厄瓜多尔总统诺则表态 "毒枭查韦斯主义罪犯们的时刻到了”。

不同的国家，为何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在你看来，马杜罗应该被释放或者豁免吗？新政权稳定后，引渡回委内瑞拉是一个好的方案吗？他的罪行应该在哪里、被如何审理？一个国家可以如何实现转型正义？

去河北采访农村取暖难问题的傍晚，我坐在一个村支书的副驾上，从他的村庄去下一个村庄。窗外景色和来时一样，田野望不到头，马路通往天际，村庄一个接一个，长得都差不多，那是一种重复带来的无聊感。突然有点理解了那句歌词所说的意境：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忧伤浸透他的脸。

村支书和我聊天。他说：“如果是正常情况下，你说你是记者，我肯定问你是哪儿的记者，说政府没有通知我们和你对接？对吧。”

很显然，他没有那样做。敲他办公室的门时，我和往常一样忐忑，甚至觉得被拒绝都要算比较好的结果了。结果他立马站了起来，跟着我走到院子外说话。我问什么他就答什么，有不太清楚的细节，他还把不远处的村民喊过来问。他说，村里人收入少，开暖气一冬天要五千元左右，所以不开暖气的人很多，老人基本都不开。

得知我还要去其他村，他看了眼表，今天还有空，我开车送你去吧，这儿打不到车的，他说。我没理由拒绝，车里适合边走边聊，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上车，他掏出一个苹果，擦了好一会儿也没递给我，跑着走了，再回来已经洗干净，还一块儿递过来一罐豆奶。

这是我当天受赠的第二份食物。一小时前在村里转悠时，我遇上一个独自在家门口晒太阳的老爷爷，84了，耳朵不太好使，我问什么他都只是笑，张开只剩下两颗牙的嘴。我说，能不能去家里看看？他扬扬手，进去吧，老伴儿在呢！老奶奶正在揉面，把面团放到太阳下晒着。她口音重，不识字，我听不太懂她说，她也听不太懂我问，正有点愁时，她说，你北京来的，你吃饭了没？

她掀开蒸布，掏呀掏，寻出半块馒头，用满是面粉的手递给我：“吃块饽饽，垫补垫补吧！别嫌脏！”我双手接过来，她又捡起菜刀，翻出半颗洋葱切片让我就着吃。这时老爷爷从门口一步一挪，才走进来了，说：“我也要吃饽饽。”老太太翻找一阵：“饽饽没了，你吃这块炊饼吧！”

老奶奶给我吃馒头

和冒然走进其他十几户农家时一样，我没受到盘问，也没收到带着犹疑、防备、敌意的眼光，说完简单的开场白后就被引进门参观。卧室很大，靠门放大炕，靠墙堆衣服和药盒。他们说不清楚一个月养老金有多少，只知道前几天取了一整年的有2700元，拿着钱就上医院换成药了。和多数老年人一样，这老两口今年也没开过暖气，就捡树枝烧炕，我问他们冷不冷，老太太一个劲地说，不冷，不冷，暖着哩！

听完这些，村支书说，河北人就是这样，对本村的人可能会有爱恨情仇，对外边来的人一般都很友善：“我们老家话管这叫‘傻实在’。”

车往前开。一道广告牌掠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这口号全世界都流行了。”村支书说。停顿了十几秒，他又说：“河北这地方，确实好多的政策……你没法引进一些东西，比如说很简单的汽修厂吧，要喷漆，像我们这地儿不允许喷，环保嘛，为环保做贡献。”

环保是大事、难事，除了取暖要清洁，不能再烧散煤以外，垃圾也不能烧。见到村支书之前，我在他的村庄见到两处占了百平米以上空地的垃圾，一处在民居间的空地上，一处在村尾小路边，其中一小堆冒着烟。垃圾多得占了道，那是有看不顺眼的村民点的火。镇里十几个村，只有两辆垃圾车，一天最多收三个村的垃圾，所以七八天才来村里一趟，平时垃圾只能堆着。

占道的垃圾堆

村支书说，保定有上千万人口，农村人多，所以处处是问题，垃圾算是个小问题，老龄化才是大问题。这两年，全村一年只出生三四个娃，但会有将近20个老人去世。“这一批老人一过去（去世），村里人就少了。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家，那都是弟兄七八个，村里也没食堂，也没政策，他们只能靠一月二百养老金，哪有钱取暖。”

车开进了一个村庄，路变窄了，车速慢了下来。村支书让我留他电话，一会儿忙完了打给他，他来接我。他在这村熟人多，怕被看见和记者在一块不太好。我说，我忙完自己打车走，他坚持，说这边没车可打。

一小时后，我又坐上他的车，他要把我送到靠近县城好打车的主路上。在同乘的最后十几分钟，我们打开了新话题，这次是关于他的工作。

村支书做的事情又简单又复杂，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村支书说，多数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也有大事，比如修路。

怎么做一个好干部？他自问自答：发自内心对老百姓好就行了。

“谁找我办事，我都一视同仁，不会因为看不顺眼谁就怠慢谁，或者一次能办好的事故意让人跑三回四回。有了全村才有我这个村支书，对吧？不是有了村支书才有这个村的。”

村支书一路说着，我一路听着，很少插话。

“那天，有个五保户推着个三轮车，车凳子都上不去。我问他要什么，他说去买鸡蛋。我说，你别买了，我给你拿一兜。鸡蛋能值几个钱？我给他就是了，但我还能做什么？我也不可能把他带到家来我养着他。力所能及的，能帮就帮，好多事我也帮不上。”

天渐渐黑了，村支书继续说着话。

“我刚当村书记的时候，他们打得头破血流，村里有派，你的派，他的派，你跟他是一伙，他跟你是一伙，把村里弄得四分五裂。到选举了，就开始跑（拉选票）。我也不怕你笑话，我上来就是想着给老百姓办点事儿，为老百姓服务。老百姓要的也很简单，就是想不要太累，不要受饿，不要受冻。”

岔路口到了，我们道了别，我回北京写稿，他回村里工作。第二天，我把报道链接发给他。几小时后，我收到他发来的一句话：“很有感触，老百姓的心声。”

这个冬天，河北一些家庭的温度计似乎出了“问题”——暖气片明明温着，心里却结着冰。

当低收入家庭为公共目标承担更高比例的支出时，问题就不只是‘贵’，而是‘谁在付’。

这个冬天，河北农村的取暖费又被关注。不是因为更冷，而是因为账单更刺眼了。

在大量“煤改气”“煤改电”村庄，一个采暖季五千元、六千元甚至更高，已经不再是极端情况。

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网友说法

如果你觉得这只是“能源涨价”，那你可以换一个算法看它：

一个可支配收入两万多元的农村家庭，要用掉 20%—50% 的收入，才能换来一个不被冻住的冬天。

这个比例，不是价格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这不是“取暖”，而是空气工程的一部分

“煤改气”，即以天然气取代煤炭的能源政策，涉及京津冀、陕西、山西、山东等地区，主要开始于2016年（北京开始于2009年）。

“煤改气”，不是一个取暖项目。它是京津冀空气治理工程的一部分。

岳鸿飞：《“煤改气”政策困境：基于利益均衡的破解之道》，《CIDEG决策参考》2018年12月版，第2页。

河北农村改变取暖方式，并不是为了本村的天空，而是为了整个区域的大气指标。

这从空气质量地图上看得很清楚：北京越干净，周边越“用力”。

空气质量地图，检索日期：2025年12月21日

空气会流动，但取暖账单不会。

公共工程并不免费，只是账单换了形式

很多人以为煤改气是“政府出钱”。

不完全对。

政府出的，是管网、锅炉、设备。你出的，是每一立方米天然气、每一度电、每一个寒夜。

于是形成了一种非常典型的结构：建设成本公共化，运行成本家庭化。

家庭要承担每年五千元的取暖费用，当然，根据网络言论0，这一取暖费用实际可能更高。

岳鸿飞：《“煤改气”政策困境：基于利益均衡的破解之道》，《CIDEG决策参考》2018年12月版，第2页。

然而，河北农村的取暖费用承受能力仅两千元左右。

于学华：《3年试点示范期即将结束清洁取暖补贴政走向引关注》。

你不需要为锅炉付钱，但你要为一辈子的取暖付钱。

城市与农村被放进了两套价格系统**

在城市，取暖是公共服务：集中供暖，行政定价。

在农村，取暖是能源消费：气价、电价，市场决定。

于是出现了一个极不对称的现实：城市居民集中供暖、低价锁定；农村气/电取暖，高价浮动。

收入更低的人，进入了更贵的系统。

区域收益与个体成本被系统性拆分**

煤改气带来的收益，是区域性的：空气更好、雾霾更少、健康风险下降。

但煤改气带来的支出，是家庭化的：每一户，每一月，每一张账单。

换言之：空气是公共收益，取暖却是私人买单。

在北京周边地区，这种差异尤为明显：河北承担了更多的能源结构调整，却没有进入同一套价格保护体系。

当然，虽言河北，但不只河北。

那么近，那么美，取暖费用却有十倍之差。

补贴不是解决方案,只是缓冲垫

有人会说：河北也有补贴。

应该说，曾经有。

为推进“煤改气”工作，河北相关部门在2017年即出台规定，对农村燃气费每年补贴可高达一千二百元，但仅补贴三年。

《河北省省级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这句话换成现实含义是：政府只愿意为你买单一部分寒冷，剩下的温度你自己负责。

更关键的是：补贴会下降，气价不会。

你以为你在交取暖费,其实你在为一场公共工程还贷**

河北取暖费的问题，从来不在于“气贵”或“电贵”。

它在于：一场以区域空气质量为目标的公共工程，被落实为千家万户的能源账单。

当收入更低的群体，为更宏观的公共目标，承担更高比例的长期支出时，这已经不是能源问题，而是分配结构的问题。

你看到的是一张取暖费账单，
其实你看到的是：

谁在为这场空气工程长期买单。

我们始终希望，在这个国度，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位百姓该在寒冷中独自颤抖。

毕竟，我们的主yi之优越性应在于此。

比暖气更应先抵达的，是关怀；比费用更应被温暖的，是人心。

2025年，贵州出租屋的旧沙发上，37岁的李空蜷缩成一团，手机里招聘APP上“已读未回”的求职列表越拉越长。国外留学、国际项目、访问学者——这些曾让他引以为傲的领域，如今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注脚。

李空，是他给自己起的艺名。这个名字曾在国际基金会的驻华工作人员中颇为好用，或许连他自己也隐约觉得，用真名站在这里并不那么踏实。

手机另一端，博士同学的动态不断刷新：高校教授、国企研发骨干，个个握着稳定的事业与家庭。相比之下，李空的现实显得格外单薄——没有学位，没有稳定的人脉，也没有一份能被清晰界定的工作。近十年积累的关系网络，几乎全部锁在早已退场的基金会项目之中，而他本专业机械工程的知识，也早已生疏。

从博士退学，到国际基金会项目中断，李空的困局，并不是“一手好牌打稀烂”的个人选择。十来年前，985、读博、工科、英语好，85后的李空在面对职业选择时，那些曾被视作“更开放、更国际、更有前景”的路径，在时代窗口中一度成立，却在后来环境的骤然变化后，迅速失效。当项目终止、体系撤离，留下的，是一批难以回到原有轨道、又尚未真正落地的人。

时代曾给他打开一扇窗，又迅速关闭——他成了一个工作经验失效的人，和一个被迫重新学习如何谋生的人。

去美国，去光明大道

2013年，985高校机械工程博一在读的李空，正处在高校科研体系的高压期。“唯论文”“唯项目”的评价标准像紧箍咒，实验室预约难、数据误差反复纠缠、论文格式修改没完没了，墨守成规的节奏，让他对未来的路感到模糊又不安。

与此同时，学院内部的隐性门槛也在逐渐显现。能否拥有一段“海外留学”或“访问学者”的经历，仍被视作博士毕业后留校、进入更好平台的重要筹码。

一次偶然，李空在网上论坛看到国际公益项目志愿者招募，凭借扎实的英语基础，他发出邮件，很快收到回复。按照通知，他来到一处位于居民小区里的“办公室”，面试不到十分钟便被录取，负责外国专家与基层群众之间的沟通工作。这份工作没有报酬，却第一次让他感到，自己正在被一个体系迅速接纳。

那是李空第一次接触基金会，也是第一次参与校外的线下项目。当时他只知道，这些工作与艾滋病、肝炎、肺结核等疾病的防治有关。“一开始我对这些疾病了解不多，只是觉得能帮到别人就很有意义。”在一次基层宣讲中，他不停地把参会者的发言翻译成英文，讲给国外专家听，一下午几乎没喝水，也没离开座位。

来自偏远地区农村的病患讲述着就医、用药的困难，那些具体而琐碎的现实问题，与实验室里反复校准的数据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这里，语言能力、沟通效率与临场反应，被立即转化为价值。

李空的这些感受，某种程度上也被当时的环境所加强。2010 年之后，政策导向与舆论环境普遍鼓励青年“走出去”，对接国际资源，“国际化经验”被视作优质发展路径的一部分，甚至被默认为科研与公共领域的加分项。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实验室转向国际项目，是一种理所当然、顺势而为的选择。

随后几次，李空跟着基金会团队走访乡村医疗项目。“在农村，村民们会拉着我的手，问我很多问题，那种感觉是在实验室里面对数据和不知道哪里出错的操作步骤，永远体会不到的。”李空在农村长大的身份，让他很容易融入这样的环境。与国际专家讨论可持续发展方案，英语能力让他在沟通中如鱼得水，很快成为志愿者中的核心成员。

去调研和开展项目的农村

这不是偶然的诱惑，而是时代抛给李空的“最优解”之一：部分国际基金会偏好“高学历、英语好、贫困出身”的青年。高学历能对接国际专家，英语好保障沟通顺畅，贫困出身则让他们更容易贴近基层项目，人力成本还低。李空恰好踩中了所有“价值点”：博士在读的学历、扎实的英语功底、农村长大的背景，几乎是为这类项目“量身定做”的人选。

李空很快脱颖而出。他凭借英语能力，只是填了一个英文表格，就获得了去泰国参加基金会组织的国际会议的机会。

那是李空第一次出国，要和导师请假，要借用集体户口去办理护照，还要提供一系列的学籍证明去办理签证。他第一次坐飞机，飞到广州，再转机到曼谷。简直像是一场冒险。当他终于从曼谷的机场出来，亲眼看到那么多外国人，亲耳听到亚洲面孔的人们说出不同口音的英语时，像置身于一场被时代加持的冒险，一切来得如此轻松，甚至不需要再做额外努力，只需要顺着这条路向前走。

李空的生活一下子丰富起来。在接连参加了数次国际会议之后，在国内，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博士生，但在国际舞台上，却能和各国专家平等交流。这种“被看见”的感觉让他愈发渴望逃离科研圈的枯燥。

领事馆也邀请他去参加活动，并让他给在场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小组的朋友们翻译。随后在领事馆的帮助下，李空意外地申请到了去美国做三个月访问学者的机会。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在读博初期，导师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一个月，可以带一位助手。就这么一个名额，让研究室的十几个硕博暗搓搓地送礼、表忠心，就差当面锣、对面鼓地争抢起来。如今李空却可以在美国呆上三个月，还报销往返机票、安排接待家庭等。这种“不费吹灰之力”的上升，更让他对科研路彻底失去耐心。

当李空向导师请假去美国时，遭到了激烈反对。导师拍着桌子，“你以为你是谁？说请假就请假。实验做完了吗！数据理想吗！”更不用说那些同门开始孤立李空。甚至一开始有一个学妹听说李空又要出国，本来请他帮忙买个奢侈品包包，也改口说不麻烦他了。

入住美国寄宿家庭时拍的照片

“被学校踢出门”，推了李空一把。他原本申请休学，没等批准就先去了美国，最终因超期未归、未补假，被学校按规定作退学处理。

收到退学批准时，李空很害怕，但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不是他“没规划”，而是当时的环境里，“国际化经验”和体面光鲜划等号，所有人都觉得，跟着NGO和基金会的项目走，就能拿到国外留学机会。这种环境和现实的两重叠加，把李空一步步推上了那条“光明大道”。

在时代里的漩涡里，编报告

随着参与项目的增多，李空注意到，国内乡村疾病的控制效果比以往更明显，比如乙肝的疫苗普及率更高，但更明显的是和乙肝、艾滋病控制有关的信息普及。这些变化当然离不开国内医疗系统的发展与努力。

李空和一些农村的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一起，争取到了低保。并因此改变了几百人的生活状态。那是李空的人生中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刻。但这份成就感，其实是被基金会的报告体系“美化”后的结果。

李空的核心工作不是解决实际问题，而是“编报告”。

境外基金会需要向捐赠方提交规范的量化报告。李空的任务，就是把基层零散的数据整理成符合国际标准的文档。帮艾滋病人争取低保后，实际只有20多户成功申请，报告里却要写成“惠及百人”；没有真实项目推进时，他也能在有限材料下，把报告补充得逻辑自洽。但李空并不能确认这在基金会项目中是一种普遍情况。这种“编报告”的本事，也让他在退学一年多后，通过中方合作小组申请到了基金会资助的就读加拿大项目管理硕士名额。

2016年加拿大留学，成了他高光时刻的顶峰。

学费、生活费全由基金会承担，语言无障碍，还能继续参与国内NGO项目拿月薪，休息日四处游玩。

留学时和同学在一起

在那段时间里，一切看起来都在验证他的判断。英语能力、国际会议经验、规范化报告写作，不仅被需要，也不断得到正向反馈。项目推进、留学经历与个人履历，彼此叠加，构成了一条看似清晰的上升路径。

直到后来，李空才逐渐意识到，这些被反复证明“有用”的能力，高度依附于基金会这一特定平台。国际报告的写作对象，是捐赠方；项目评估的逻辑，是国际体系内部的标准；所谓“国际视野”，也建立在既定的协作网络之上。一旦离开原有体系，这些能力是否能够继续被识别和认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外部环境是否仍在增长和扩张。

相比之下，真正决定项目能否落地的，往往是另一套能力：熟悉乡镇政府的对接逻辑，理解地方执行节奏，处理村庄内部的人际关系。这些工作，更多由长期扎根基层的 NGO 人员完成。李空并不擅长这些内容，他对国内社会的具体运行方式，也在不断外派与流转中逐渐生疏。

李空的父母是一辈子劳作的农民，听说他去美国、去加拿大，只高兴地问，“是学校安排的吗？”李空没法跟父母解释。后来李空回头看，觉得那份无法言说的尴尬，早已预示了未来的崩塌。

《境内活动管理法》，和窗口外的悬崖

2017 年，李空在加拿大的项目管理硕士即将结束。按照此前的节奏，他提前两个月向基金会申请继续深造的支持，希望能延续这条已经被验证过的路径。但这一次，他收到的回复是拒绝。理由并不复杂：基金会无法继续承担新的资助。

利用假期去参加的圣诞节

起初，李空并未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在他的经验里，项目节奏时快时慢，资助调整也并不罕见。他仍然按照既有计划完成学业，同时尝试寻找过渡性的工作机会，希望能在体系内继续周转。

随后，变化开始变得具体而连续。原本对接顺畅的国内项目逐渐停摆，一些合作方不再回应，部分项目被要求暂缓或调整。直到那时，李空才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实施，基金会在华的运作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不少基金会撤离中国，在华项目随之终止。

这个消息像惊雷，炸碎了李空的全部规划。基金会的推荐信、资金支持突然全部失效，每月的工资也戛然而止。他正在推进的留学申请，成了无源之水。

他尝试联系之前合作的国际专家，对方告知需通过合规登记的中方机构对接，而他所在的NGO早已停止运营。

继续留在海外，缺乏新的资助与身份支持，而回国，自己赖以生存的所有经验都失效了：他的核心技能“编国际报告”没了用武之地；长期脱离国内社会，他不再习惯国内职场；近五年没接触机械工程，本专业的路也彻底堵死。

那条依赖国际基金会的平台路径，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继续向前的条件。当李空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已经站在窗口之外。

“上次有个海归过来应聘，结果连村里的宗族关系都搞不懂”

2018到2019年，他在泰国找了个过渡性职位，靠着熟人关系勉强立足。可他的“国际经验”，在泰国的本地组织里，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

李空不能一直留在国外。他回国后径直去了成都，找昔日一起做项目的老伙伴张姐聊聊，或许能寻个机会。

张姐没什么学历，但扎根基层十几年，最懂村民的需求。李空约张姐在城里的咖啡馆见面，张姐拒绝了，说自己在镇里忙着。李空找到她时，她正在乡镇卫生院对接某个疫苗普及项目，办公室堆着一摞摞村民健康档案，还没录入电脑。

张姐带着点无奈地告诉李空，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写报告不再是难题。缺的是能蹲在村里跟老人掰扯明白政策的。旁边正在整理档案的年轻人插嘴，现在做项目要跟乡镇政府对接，要跟村委磨合，光会说英语没用。上次有个海归过来应聘，结果连村里的宗族关系都搞不懂，待了一周就走了。

离开时，李空透过没关严的门，听见张姐跟同事说，“可惜了，非要往外面跑，把自己跑迷路了。”李空不服气，他觉得自己好歹是从国外回来的，见过所谓的大风大浪。

李空又联系当年的博士同学。见面时，博士同学直言，李空当年追求的那些，说白了就是吃了政策红利，基金会撤了，那些经验自然就没用了。

后来，李空又试着联系了几个当年一起做基金会项目的伙伴，有人已经通过结婚移民国外，回复得很敷衍；有人转行做了电商，跟他吐槽“现在生意不好做”。不是个人不努力，而是经验失效，所有体系都不再接住他。

李空真的慌了。

国内“流浪”

实际上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李空一直没有告诉父母，自己为什么没有回到内蒙，而是坚持在南方生活。不告诉父母真相，不仅是怕失望，更是不敢承认：自己一直都在“流浪”。

李空尝试投递了几份涉外企业的行政岗位。在面试中，他凭借流利的英语和国外学习的经验，获得了面试官的初步认可。但当面试官问及“如何处理国内企业的跨部门沟通问题”时，李空尴尬地笑了笑。李空发现，自己很难给出令对方满意的回答。他熟悉的是国际项目的汇报流程，仅具备国际经验，却无法清楚说明，一个项目在国内如何真正落地。

李空也尝试回到本专业。投递了一些与机械工程相关的岗位，但他的履历同样缺乏竞争力，对方一看到他“博士退学”的经历，再听他说已经多年没接触过专业知识，技术路径已和应届或持续从业者不再一样。都直接拒绝了。

如今的住处

李空住的出租屋的房租一涨再涨，他不得不搬到更偏僻的老旧小区，房间里没有暖气，冬天只能靠电热毯取暖，青菜、鸡蛋和泡面成了主食。他几乎不和父母视频，每次打电话都谎称自己在“外地做项目”。有一次，母亲在电话里说“邻居家的孩子给家里换了新房”，李空握着手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偶尔，李空会想重新考博，可翻开机械工程的专业书，那些曾经熟悉的公式和理论早已变得陌生，88年出生，今年即将38岁，以他现在的状态，很难再去拼学历。

2023年，李空到了贵州，这里生活成本相对低，他接一些零散的翻译活，勉强糊口，如今，他又不得不和人工智能PK。

而那些曾经密集的会议、跨国沟通和项目周期，已经不再出现在他的日常中。

他并不否认，自己曾经站在一条看似向上的路径上。那条路在当时确实成立，也真实地奖励过他。只是，当支撑这条路径的条件发生变化，个人几乎没有缓冲的空间。回头看，原本的学术轨道被中断，而新的体系也未能为他提供持续落脚的条件。

李空的故事并没有在某个节点结束。它只是停在了现实已经发生改变、却尚未被完全消化的地方。

（*文中配图皆来自受访者供图）

去年8月，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一个梳理与分析互联网厕所文化的视频，内容全面翔实、论述有理有据。账号的名字叫红薯大讲堂，点开主页，我意外地发现，账号背后的运营者是一群女高中生。

账号的选题大多围绕当下年轻人关注的公共议题展开：服美役与穿衣自由、互联网年轻人的自我诊断热潮、虐猫虐虫、被凝视的爱豆们等等。从去年7月开设至今，账号已经获得了1.9万粉丝，帖子的点赞和收藏量更是达到22.2万。

红薯大讲堂小红书截图

带着好奇，我与三位参与过账号视频制作的创作者聊了聊。在学生时代，她们和每一个孩子一样，遇到过困惑和混沌，有人不知道到底怎么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女孩？有人在学校和家长对成绩的过度追求中迷失，有人突然间意识到自己拥有“知识的特权”，有人在学校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这三个女孩的相同点是，她们都是在互联网中长大的一代。在无意之中，她们在互联网上接触到了一些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然后，她们主动阅读，主动思考，最后把这些知识变为武器，迈过了成长的阵痛，找到了真实的自己。

来自重庆的鹿欣仪出生于2008年，今年高三，她将自己认同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在她的讲述中，这种身份认同是缓慢发生的。初中的时候，为了跟男同学玩、获得他们的认同，她通过剪超短发、打篮球和练足球来融入男性群体。

直到有一次，一位她的男性朋友很认真地对她说了一句：如果你是男孩子就好了。

后来，她在互联网和书籍中接触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知识，才终于明白：先去做一个真正的人，去表达自己的性格，抛开所有的刻板印象，活成自己。她慢慢接受了并不能获得所有人的喜爱这件事情。现在的她留长发，是因为她想都试一试，看哪种发型最方便，“此时的选择是基于主体性的选择，是我喜欢，而不再是一味的对于另一个性别的模仿。我想，这是我建立主体性的开始。”

账号创始人布莱来自上海的中产家庭，读国际高中。她的父亲是一位社科学者，母亲是一位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布莱逐渐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特权。

互联网让布莱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给了她觉醒的时刻。她觉得“不知道怎么获取知识”和“没渠道获取知识”都是很让人伤心的事，于是她开始以经济学、社科知识为理解框架，成立了公共表达账号红薯大讲堂。

布莱写稿时的电脑屏幕，每一个项目都与红薯大讲堂有关

然而，在今天的互联网场域，做一个敢于思考的表达者总是伴随着风险。布莱曾被质疑“你一个上海的国际高中生懂什么，以后进入社会，被抽两大嘴巴子就明白了”，还有人说她“太敏感、太上纲上线”。恶意谩骂的网暴言论也随之向她涌来。

面对这些，布莱曾一度陷入抑郁状态。通过信息隔离和朋友的帮助，如今的布莱已经逐渐恢复状态。回头看来，这是她勇敢地走出真空，走向真实的成长阵痛期。

布莱的同学陈南也是账号的撰稿人之一。今年上半年，学校一位男老师在课堂上公开发表辱女言论，几位女生事后向学校举报。一位同班男生提出强烈的质疑，认为她们“小题大做”。这件事情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班级群的争吵、小团体的分裂。陈南察觉到了其中微妙的人际关系变化，提出将这件事情与“群体友谊中的冲突与站队现象”做对比，用博弈论的视角展开分析，并在红薯大讲堂产出了一期视频。

视频发布后，陈南发现很多网友都经历过类似的自我挣扎，有的人花了两年，有的人甚至花了八年走出来。陈南自己也经历过人际关系中的内耗时刻，将朋友的分裂与离去归因于「自己不够好」，这期视频也让她与曾经的自己和解了。

通过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女孩们都学会了说“不”，对分数至上的优绩主义说不，对恶意谩骂的网络暴力说不，对盲目的性别模仿说不，对内耗的人际关系说不。现在，她们走上了公共表达的道路，并试图以此继续捍卫说“不”的权利。陈南说，视频帮助到他人这件事给了她很大鼓舞，“如果身边没有合适的人聆听这份敏感，那么我希望红薯大讲堂的账号可以成为电子好友，帮助更多人正视自己的情感与价值观。”

以下是她们的讲述：

布莱：做一个爆款账号，经历一个独立思考的阵痛期

我是红薯大讲堂的创始人布莱，也是一名生活在上海的国际高中生。

国际高中的教育很多元，我们会学习经济学、心理学、社会科学基本理论等，还有一门课叫Theory of Knowledge，教我们如何获取知识和如何辩证看待所学知识。

从幼儿园到初中，我都在大学附属学校上学。我身边全都是和我一样的家庭：同学的父母都是大学的老师，或是可以买学区房的有钱人。但身处其中，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享有的教育特权。

接触互联网之后，我开始走出同温层，认识社会与阶层。我生活在上海的核心地带，在现实中我可能会遇到工作了八九个小时疲惫下班的白领，或者在地铁站卖布老虎的老奶奶，但是我没有机会遇到无法受教育整日干活务农、早早结婚生子、过一辈子千篇一律生活的落后地区的孩子们，也没机会遇到收入十分微薄甚至还欠债、每天需要担心温饱的人们。互联网让我意识到了这些人的存在，人和人的命运可以这么不同。

高一上半学期，我参加了一个和小学生1v1的线上支教项目。和我匹配的是一个安徽女孩，她说自己英语不太好，希望我可以教她音标。六年级的她依然没有学会音标，在上海，音标应该是很小就学会的东西。

用上海小学的标准来看，她的英语挺差的。但是她是一个很认真也很努力的孩子。我开始意识到英语不好并不是她的问题。

跟我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喜欢心理学。我想要延伸话题，于是我问她知不知道一些大众化的心理学知识，比如MBTI、荣格八维、大五人格之类。她说完全不了解。

后来我了解到，虽然她有手机可以上网，但她不知道应该怎么使用资源来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比如通过浏览器搜索、阅读网上文章等。

“不知道怎么获取知识”和“没渠道获取知识”都是很让人伤心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我以后想学习社会科学的原因之一，我希望我能从宏观上为他们做些什么。

去年暑假，即将升入高二的我正在为申请海外大学做准备。我的升学指导老师建议我做一个人文社科启蒙的儿童绘本，来证明自己的综合能力。但我却觉得，如果不能出版它，那么我只不过是做出了一个给申请官作秀的成果而已。

我有学习知识的特权，但还有很多人没有机会，我想要将我所学到的知识传播出去，让更多人有机会去学到它**。**怀着这样的想法，7月中旬，在父母的建议下，我建立了自媒体账号，想要分享一些学科知识。

布莱中考毕业那个月买的宜家小狗“红薯”，在她心情低落时给了很多陪伴，“红薯大讲堂”的账号也是以它命名

前几个视频都是非常偏向经济学理论化的解释。第一个视频是关于机会成本，第二个是关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之后是哲学里的洞穴寓言，以及经济学里的谷贱伤农。这几个视频基本都是用日常的事件搭配学科理论展开。视频流量很差，我开始思考，或许了解什么是生产可能性曲线对大部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没什么用。

我爸爸是一个社科方面的学者，妈妈是一个作家。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我面前讨论一些社会问题，虽然当时的我听不懂，却让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值得讨论的。

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学科理论阐述社会现象，比如用机会成本解释要不要继续给喜欢了很多年的动漫花钱，比如虐猫虐虫的人都是什么心理，比如互联网厕所的光谱。我希望能够对大家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有所启发。

开设账号第18天，粉丝就过万了，我们还做出了五条阅读量20万以上的爆款，现在已经有将近2万粉丝。其中女性占96%，年龄占比最多的是18-24岁。

我还没关私信的时候，后台有十几个粉丝问我几乎一样的问题：很想知道你们高中生是怎么学会这样思考的。她们有的甚至是大学生。

关闭私信功能之前，账号后台收到的一部分鼓励

每每被问起，我总会想起我的初中生物老师，他是我独立思考的启蒙。他是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总会先抛给我们一个问题，再带我们去找证据，教我们如何判断它背后的逻辑。

快中考的时候，他在最后一节课上跟我们说：有一天你们可能会发现老师教过的所有知识都是错的，但是这不会让你们的信念崩塌，因为你们有自己思考、检索的能力，那你们就有能力去破除这些假象，去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找到自己的答案。那之后，即便没有任何人给你答案，你也不需要再去问为什么了。

刚上初中的时候，我还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在网上看到一些有关公共议题的讨论，任何一方的观点我都觉得有道理，这样的模糊和摇晃让我非常无助。

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和家人一起去买鞋，我选了一双我喜欢的、符合我尺码的鞋，我记得码数是37。这时候一位男性亲属说，“女孩子家家怎么穿这么大的鞋？换个36码的吧。”我当时感到很困惑，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说这种话。这时候，另一位女性亲属表示反对，并且拿着37码的鞋带我去结账了。我当时并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涵义，只是感觉很奇怪——我穿36码的就走不了路了，为什么非要我穿小一号的？

后来我学着用逻辑严密的思考，将模糊朦胧的想法抽丝剥茧地理清楚，真正建立了自己的价值观，也有了自己对于一些事情的评价。我明白36码鞋是对“女孩子家家”莫名其妙的尺码限制。那位亲属或许是出于好心，或许是出于控制欲，代替我完成了对“美”的追求，却忽视了它背后是我生理上的疼痛和不适。我觉得这样的思考是非常宝贵的。

布莱凌晨刷到一篇“比美”的帖子，在群里表达初步的看法

账号开通后，有几个评论说：你一个上海的国际高中生懂什么，以后进入社会，被抽两大嘴巴子就明白了。还有人说我没有社会经验，没有资格去谈这种东西。

看到这样的评论，我觉得既好笑又气愤，于是发布了一期名为《关于当理想主义被噤声》的视频内容，主要表达理想主义者可能确实没有办法让社会做出及时的改变，需要去接受现实，但是我们也应该去追问我们想要怎么样的社会。

一旦表达观点需要门槛，且门槛可以随意被捏造，那么在这种变换的标准之下，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能确定地说“我肯定有资格发言”。如此一来，“评判者”可以随意地把不合自己心意的发言者踢出讨论场地，只留下自己喜欢的声音。公共讨论就只能反映狭隘的一家之言，失去了意义。

做这个账号的过程，也是我逐渐走出真空，走向真实的过程。互联网厕所的分析视频里提到，许多未成年女性在厕所中攻击、网暴他人。评论区有人留言“这就是天生爱人的能力”，意思是借由近几年互联网上流行的话语“女性具有天生爱人的能力”来讽刺女性。

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不适感。我的同学小苏也发现了这种异样，于是来找我讨论。

我们没有放过这种不适，而是又做了一期视频系统分析了为什么“女性具有天生爱人的能力”这样的赞美可能是有害的。这种好意形成正面刻板印象，和消极刻板印象一样，会对人形成限制，施加社会期望，让善良温柔乐于助人变成了女性新的道德标准。当有人因为各种原因与这套善良剧本有所偏差时，原本的赞美就会迅速被用作审判的武器。

红薯大讲堂小红书截图

但是，面对互联网复杂的舆论生态和质疑性评价，去年暑假期间我曾近乎抑郁。

发表的第五个视频流量很好，晚上七八点上传，第二天早上有五万播放，到被下架前有接近30万浏览量。在这之后我潜意识希望能够一直做出有内容也有热度的视频。每次发完视频后，我都会待在后台持续刷新播放量、点赞和评论，到七月底感觉已经有点无法控制了，每天会浪费很多时间在这上面。

与流量随之到来的是负面评价。第一种类似于“那咋了”“我觉得没必要，太敏感了”“上纲上线”的这类评论，看到这么多人不关心我所认为重要的问题让我失望和伤心。我做视频的目的之一就是向没有坚定立场和没意识到现有问题的人传播我们的想法，所以这些消极反馈对我打击很大。

第二种是纯人身攻击，或是因为观点相反来骂我。一开始，我在理智上意识到这些人只是在发泄恶意，但慢慢地我开始出现生理上的不适。

除此之外，虽然私信大多是鼓励我们的人，但是一一回复确实有些消耗我的精力。大多数私信会问我诸如“平时在看什么书”之类的问题，比较好回答；但是也有一两个很难处理的私信，比如有人在一则有关女权的视频下发表自己观点，随后被其他网友围攻，于是她发了上千字的吐槽和抱怨给我，内容较难理解且情绪激烈，最后表示希望我站队说她没错，并给予安慰。看完后，我简单安慰了一下并表示我没法处理她的情绪，整个过程对我心情和精力损耗极大。

七月底的时候我体重掉了四公斤，食量差不多降到之前的1/2甚至1/3，看到和这个账号相关的内容或者想到有关的事情都会让我生理性反胃。

我开始采取一些强制隔离的手段，比如每次上传完新视频立刻卸载软件，不看点赞和评论，后来我把私信也关了。八月初，我去找同学玩了两天，精神状况改善不少，体重也慢慢回来了。

如今回看，我知道那只是我摆脱无菌环境，在真实世界中做一个冷静思考的勇敢者的成长阵痛期。（但）就像初中生物老师所期待的那样，我的思考，真的成为了我的武器。

鹿欣仪：在阅读、写作和女性主义中找回自己

我是重庆一所公立中学的一名高三文科生。18岁的我，已经将自己认同为一名女性主义者。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升入高一后，我经历过一段比较混乱的时期。当时的学校氛围非常强调优绩主义，分数不只是考试结果，而变成了自我价值确认的唯一凭证。老师更愿意关注那些分数稳定、名列前茅的学生，甚至座位安排都在不断地制造比较。家庭内部，任何一次微小的成绩波动都会引起全家焦虑的连锁反应。

我在班上的角色是一个很典型的“好学生”：担任理科课代表、上课积极发言、反应快，也算受老师喜欢。但我的成绩起伏很大，高一上学期只能算中上游。我极度不甘心，对自己非常严厉，常常设定不可能完成的目标，比如“每次都考进年级前十”。我吃饭、睡觉的时间都被学习挤占，中午几乎不吃饭。那时的我，几乎把所有自我确认都寄托在“努力”和“表现”之上。

这种状态让我愈发迷茫和绝望。努力不再带来意义，反而让我越来越不像一个有真情实感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我开始怀疑：如果一个人的价值只能靠分数证明，那“我”还剩下什么？

混沌状态下，我在互联网上接触到女性主义和社会科学的理论。起初只是刷到一些帖子或视频，讲解“结构性压迫”、“性别规训”和“情感劳动”等名词。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的痛苦不完全来自“我不够好”，而是制度要求我在“优绩”和“顺从”中同时完美。

后来我去读了一些书，从小说到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也了解过自由与激进女权主义的观点。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给我提供了一个寻找自我价值的新道路，我终于明白，那种焦虑并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体制的投影。

优绩主义让我被动地服从外部评价，而女性主义让我学会向外看，去思考评价体系本身是怎样被建构的。它让我看到，除了分数，我还可以通过阅读、思考、表达自己的观点来确认自我价值以对抗虚无。女性主义教会我如何思考。我从一个被定义的人，变成一个有自信去提出问题，甚至有时候有能力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人。

在阅读时，鹿欣仪看到“处女作”这样的用词会有意识地划掉

手握这份武器，很多模糊的记忆开始变得清晰。我羞愧地发现，初中时的我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父权崇拜者。

小学初中的时期，有一些女孩是用女性特质去吸引男生的。当时班上特别受欢迎的女孩子，都是那些长得好看、温柔可爱的。但我情绪外化直接、争强好胜，还有点表演型的吊儿郎当，这样的性格并不符合传统性别刻板印象当中对女孩的期待。

从小我就模糊地意识到，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性格是不大招人喜欢。我耻于“像女孩一样”表达，虽然我并不认为温柔和娇羞是错的，但害怕自己被固定在那样的框架里。我在传统的女性角色中待得不舒适，所以我想：会不会模仿男生，我就会更舒服，更受欢迎？

初中的时候，为了跟男同学玩、获得他们的身份认同，我把自己刻意伪装成男生，通过剪超短发、打篮球和练足球等行为去融入男性群体。我会模仿班上受欢迎的男孩子，模仿他们怎么在班上搞笑，甚至模仿他们如何讨论女孩子的长相、开一些无伤大雅的黄色玩笑。

现在来看，当时的我是想去成为第一性吧。

我在扮演这个很受欢迎的男孩子的时候，得到了一种很诡异的正向反馈，当时大家跟我的关系都很好。直到有一次，一个很要好的男性朋友很认真地对我说了一句：如果你是男孩子就好了。

原来性别在他那里是如此清晰的界限，而我之前从没这么想过。不论我怎么努力，我永远没有办法真正融入他们。我感受到了沮丧与挫败，这种挫败感也是我后期去钻研女性主义，思考为什么我当时想要去成为男孩的重要原因。

我的性别观念主要来源于阅读和流行文化，比如动漫、小说、《简·爱》这类作品。父母从未在性别上对我有明确教育，他们更倾向于让我自由发展。而学校的性别教育几乎是空白的——在所谓的“重点中学”里，我们被训练成高效学习的机器，却从未被引导思考“作为一个女孩意味着什么”。

高中的第一位语文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她鼓励大家顺应自己的兴趣读书。我从小就喜欢看书，但是囫囵吞枣，只看故事情节。等我高中重读初中阶段读过的珍妮特·温森特、安吉拉·凯特等女性主义作家的书，才发现这些书籍中有关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反抗的精神内核也很符合我当时的需要。

安吉拉·卡特改写童话的方式令我印象深刻。她在《染血之室》中重塑了《蓝胡子》的故事，让女孩的母亲骑着马闯入城堡，把那个欺骗、虐杀女性的男伯爵斩首。那一幕很震撼——母亲被描写成真正意义上如骑士一般帅气的角色，并没有被囿于传统的描写母亲对女儿的拯救里。我看到的更像是一个女人怀着爱和勇气去拯救另一个女人。这种塑造叫人震撼。我意识到，文学不仅仅是诡谲瑰丽的文字与故事，还是一种认识自我和社会的工具。

追剧时，鹿欣仪截下符合自己价值观的表达

想明白以后，我告诉自己：先去做一个真正的人，去表达自己的性格，抛开所有的刻板印象，活成自己。我慢慢接受了并不能获得所有人的喜爱这件事情。现在的我留长发，是因为我想都试一试，看哪种发型最方便。此时的选择是基于主体性的选择，是我喜欢。我想，这是我建立主体性的开始。

加入红薯大讲堂之前，我也尝试过通过写作进行公共表达。

刚上高中的时候，班上的文学氛围很好，我们会争论作品里的观点、会从诗歌里延伸到现实的议题。印象深刻的是讲《纪念刘和珍君》那一篇课文的时候，有一位男同学形容刘和珍君的笑很美，而这种美是因为她的精神内核。我之前一直是有点偏激的女性主义者，会有点排斥一部分异性的倾向。那一次课堂讨论，我才发现原来还是有异性能够懂得女性主义者想表达的东西的，之前我太狭隘了。

在这个氛围下，高一下学期，我开始写一些观点式的短文发表在自己的社媒账号上，内容多与性别、社会分配这些话题有关。

鹿欣仪自己创作的诗歌

2025年7月，高二结束的那个暑假，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一期名为“关于当理想主义被噤声”的视频，发布者名叫红薯大讲堂。在掷地有声的文本背后，视频充满了青少年想去改变世界的强烈欲望，这让我觉得很感动。

点开账号我才发现，同为高中生的她们，竟然可以创作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我去账号后台私信想要参与供稿。

加入红薯大讲堂之后，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讨论性别问题究竟能不能被简单地归为阶级问题的附属品。我发现，小红书上的女性主义讨论更多停留在情绪和个体经验层面，而B站看到的理论讨论又往往以传统马克思主义为依据去否定现代马克思主义对性别问题的延伸。在我看来，性别与阶级的关系不是谁附属谁，而是一种结构性的交织。但我写这篇稿子的重点并不是要下结论，而是希望大家看到——性别分析是可以扩展的，它需要被更新，而不是被否定。

这篇稿子的写作花了一个白天的时间。稿件发出后，有些成年人在评论区留言说“没想到高中生能写出这种深度”。我看到时还挺开心的。

现在我已经高三开学，课业压力显著增加，能用来写作的整块时间变少了。但我开始用手机备忘录或小本子随手记下灵感。这是从班上同学那学来的习惯，我觉得很好，因为灵感真的太容易溜走了。

我是走读生，妈妈在学校旁边给我租了一间小房子。感谢妈妈给我提供了一间暂时属于我自己的房间，让我能够在里面继续思考，继续书写。我不是那种很从小很有灵气的创作者，我自己很清楚这一点。但我依旧想要表达，想要在场。

陈南：用博弈论来看待一场高中生之间的人际冲突

我是布莱的同班好友陈南，也是红薯大讲堂的撰稿人之一。

今年上半年，我们学校一位男老师在课堂上公然发表诸如“女性去酒吧等场所就是为了发生性关系”的言论。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还找了一个平时很内向也不懂拒绝的女生，问她“你就说是不是”。他经常将女性和性绑定在一起讨论，即便是没什么关系的话题，也会扯到这方面。

课堂上，布莱随即指出这位老师的发言让自己不舒服，保留了一些老师发言内容的证据，课后上报给学校。

班里有一位男同学不希望这位上课风格幽默的老师因为这个事情受到影响，一直在私下说我们几个女生做的不对。布莱觉得他只敢在背后说人，开始在班级群里与他展开激辩。

一些女生替布莱说话，班里同学迅速分成两派：女生基本上都对那个男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意见；男生大部分人想要避风声，有一些在朋友圈澄清自己没有参与这个事情，或者直接“给所有我以前侮辱过的女生道歉。”当时在班群吵得比较凶的几个人，到现在也不是很愿意跟对方说话。

冲突过后，我开始关注这个男生的社交关系，哪个同学依旧给他的朋友圈点赞等事情都会被我看在眼里。而且我发现，即便学校最终的处理结果是让那位老师停课反思，依然有很多别的班级的女生在知晓事件性质的情况下一直在找这个男生聊天。

这让我觉得意外。同为女性，我很自然地将这些女生视为共同体的一部分，默认“我们”荣辱与共以及价值观相仿，但她们的选择却与我的预期违背。

我会对那些依然跟他玩的女同学产生一些微妙心理，就连路过打照面也会比较膈应。我会在心里暗下判断：之后除了学习合作，可能不会再跟她们有过多交流了。

此外，另一个声音也在我脑海浮现——为什么同为女生，她们就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继续和那个男生做朋友，难道是我太激进了吗？

因为之前读博弈论相关的内容，我提出将这件事情与“群体友谊中的冲突与站队现象”做对比，用博弈论的视角展开分析，并在红薯大讲堂产出了一期视频。

陈南第一次拿到《博弈论》实体书很开心

根据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的理论，如果那几个女生选择站我这边，则获得我的感激和信任，和道义上站得住的名声。但与此同时，她们也可能会因为批评那个男生，而失去一份友谊，甚至陷入冲突的风险，还会在社交圈中惹上“不好相处”的标签。

后来，我跟其中一个女生一起参加活动，对方没有对我表现出恶意。或许她们并非想象中的那般，真的站在我的对立面。和那个男生继续做朋友，只是基于多重因素的一种选择。她们的选择并不代表我是激进的“刺头”。

用博弈论来梳理这件事情也帮助我重新理解了初中时期的一段经历。曾经我是常常为人际关系内耗的人。小学乃至初中阶段，我的个性较为软弱，跟反复伤害过我的人还是玩的很好。

初中阶段，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她擅长理科，我擅长文科，我们看待世界的视角不同，又彼此吸引。慢慢的，她好像对我失去了兴趣。初三的时候，她开始冷暴力我，我内耗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者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够好。

我很伤心，但我的其他朋友告诉我：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啊。但我依旧会疯狂自我归因，觉得是因为我不好、我不会聊天、我自私，她才不想跟我玩的。为了迎合他人，我会给他们提供情绪价值，甚至是带好吃的。

如今我觉得朋友应该是那种真正可以玩在一起，并且认同我的价值观和立场的人，而不能一味地去讨好跟我价值观相左的人。我开始学会感受自己在关系中的需求，正视自己的情感。

博弈论视频发布后，我发现很多网友都经历过类似的自我挣扎，有的人花了两年，有的人甚至花了八年（走出来）。或许有关自我没有被选择的失落与怀疑总是不那么容易启齿，如果身边没有合适的人聆听这份敏感，那么我希望我们的账号成为电子好友，帮助到更多人。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新年伊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卧室被美军特别行动队生擒，据说整个过程用了不到一小时，这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奇幻的画面之一。无论是亲美的，还是反美的，普遍以一种娱乐、猎奇的心理观察这件事情。不过在闲谈八卦之余，委内瑞拉局势突变背后，折射的很多深层问题也值得思考。

一、美军的实力仍然不可小觑

自从美军撤出阿富汗后，很多人都觉得美国是一个行将就木的死老虎了，美军的辉煌时代已经过了，以至于有“斩杀线”一说。但是生擒马杜罗这出戏，显示出美军超高的协同作战能力、情报能力、抗干扰打击能力、单兵作战能力，特朗普完美地演绎了2022年普京想做而没有做成的剧本，这显示出美俄军事能力的根本性差距。未来在战略政策制定中，应该正确评估美国的实力，美国的确在衰落中，但是其衰落程度、与他国实力对比，要作严肃的定性分析，错误评估对手是一切战略失误的根源。

二、查韦斯和马杜罗实行了一套效率上最糟糕的社会主义

查韦斯是拉美激进左翼的代表，他上任后致力于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并且学习布尔什维克建党模式，成立了“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SUV），设立政治局、纪检委等领导机构，普遍推广党员教育等。委内瑞拉也因此算是苏联解体后、全球普遍自由化浪潮中的一个特立独行的逆行者。

但是如果我们考察查韦斯的言论和PSUV政纲，就可以发现，他们绝非北欧式、苏联式，也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而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一种拉美民粹主义。比如， 1999年查韦斯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如果你试图判断查韦斯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嗯，我都不是。”从该党指导思想看，更强调的是西蒙·玻利瓦尔、西蒙·罗德里格斯和埃塞基尔·萨莫拉的思想，同时号召全党做“基督耶稣的战士”，显然这个社会主义杂糅了拉美本土的太多东西，至于有多少马克思——社会主义成分就很难说了。

查韦斯主义是一个有强大社会基础，又有鲜明拉美民粹色彩的政治意识流

从政策效果来讲，在他们执政的近三十年中，反帝/驱除西方资本、反自由放任/国有化和反贫穷/高福利是三大政策支柱。查韦斯、马杜罗以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起家，他们（尤其是查韦斯）对新自由主义的的批判是有一定思想价值的，但是他们实行的政策，又无一陷入新自由主义所批判的、提醒的陷阱，反倒不如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因为治理能力和监督机制的巨大缺陷，驱除西方资本后，企业管理水平大大降低，同时与西方关系搞砸，国际处境越来越孤立；国有化和强烈市场管制，带来的是管理者的腐败；高福利最后是养懒人、掏空财政（福利支出的GDP比重，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不仅没有消灭贫困，最后搞得大家没有饭吃。总体上看委内瑞拉在21世纪的多数年份是负增长的，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退步到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上演了苏联解体后国家财富蒸发的最高纪录。

近些年委内瑞拉人均GDP倒退到2000年左右的水平，更不如80年代

如果说沙特是最受真主眷顾的地方，而委内瑞拉是最受上帝眷顾的国家，它拥有全球排名第一的石油储存，气候条件远远比沙特优越，拥有近5亿亩可耕地，水资源极其丰富，人口规模3000万，这是一个人口规模、土地规模、资源、气候匹配最佳的国家，竟然沦落到四分之一以上人口营养不良，不能不说是最失败的国家。

饥饿在委内瑞拉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三、抓捕行动的道德与国际法困境

马杜罗被抓，很多人出于朴素的情感，出于道德上的判断，觉得这样一个欺世盗名、陷人民于水火的人，死有余辜，于是为之拍手称快，不啻特朗普给人们送上一个新年大礼包。但是鼓掌背后，我们也应该思考，这是否“合法”，这样做有哪些后患？

马杜罗虽然是一个失败的统治者，但是他绝非暴君，他依然是在宪法框架下形势权力。委内瑞拉每隔6年就会准时举行大选，上次大选马杜罗的得票率不过51%的微弱多数而已，而不像萨达姆达到99.9%以上。马杜罗没有大兴冤狱，没有卡扎菲的恐怖主义，也没有巴沙尔的宗教种族灭绝。他虽治国无能，但就对一般政治规则的尊重，做的远远比中东、北非的那些独裁者做得好。

所以，西方国家和美国内部，对抓捕马杜罗显然是有巨大分歧的，而不像萨达姆、卡扎菲被抓那样，齐声报以祝福。联合国秘书长、法国外长、美国纽约市长都表示了谴责。马杜罗的被抓，再次让我们讨论：美国国内法的界限在哪？美国这样生擒一个外国元首，会给国际秩序带来哪些坏的影响？有人说，这预示着新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崩塌，人类在回归19世纪传统自由主义、实力说话的阶段（这两天又有美国可能派兵强占格陵兰的传言），如果真的往这发展的话，人类真实这100多年的书白读了。

四、中国海外投资和贸易保护问题

委内瑞拉是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重要支点国家之一，根据马杜罗2017年的谈话，从2004年底起，中国对委内瑞拉的落地投资项目790个，累计投资额620亿美元，其中2010年由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为期10年的200亿美元贷款，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单笔对外贷款。鉴于委经济变差，最近9年，我国对委内瑞拉投资大大减少（一些海外中文网站说近十年中国对委投资600亿美元，这个数字严重不实），但是双方仍维持一定的经济合作内容， 比如2025年中国协和新能源集团的10美元投资计划，以及多家中国企业承包了电厂、铁路、住房等建设项目。

这次委国政治局势剧变，显然是对中国海外资产和海外利益的另一次严峻考验。当然我国在大的战略上决策都是正确的，不过这件事仍然给我们提了一个醒，那就是一方面要在国际上交朋友，但是我们要区分哪些是有价值的伙伴，哪些是无价值的伙伴。如果一个国家连基本民生都搞不好，国际形象也不佳，那么这种交往对象的长远价值不大，即便它可以给我国足够的政治声援，我们在数额较大的经济利益合作上也需要格外谨慎。

这次剧变，还给我们一个提醒，那就是国内主流国际关系学界（至少是公共舆论影响力最大的那些）对于委内瑞拉形势的判断，普遍存在巨大偏差，只有翟东升等少数几人提出了预警。这也是我们国际关系研究反思的一个契机，我们切莫因对形势做出南辕北辙的判断，虽然一时满足公众的情绪，但最终损害国家利益。而正确的判断，一定是基于对实力、价值/规则影响力的正视，而非根据自己的主观好恶。

五、美国西半球战略与中国拉美战略的冲突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显示奉行中东和亚太优先的策略，结果中东战略基本失败，亚太战略成败参半——获取了巨大经济收益，也收获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开始实行印太战略，并且拜登时期将其上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结果“解铃还须系铃人”，特朗普又因与印度的矛盾，在第二个任期抛弃了这个战略。

去年12月，特朗普提出的新一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西半球置于首先关注的区域。具体内容表述如下：

经过多年忽视，美国将重新主张并执行门罗主义，以恢复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保护本土安全及在该地区关键地理位置的使用权。我们将阻止西半球以外的竞争对手在该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或其他威胁性能力，或拥有、控制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资产。

美国在西半球的目标可概括为 “争取与扩大”。我们将争取西半球的现有友好国家，共同控制移民、阻止毒品流动，并加强陆地和海上的稳定与安全。我们将通过培养和加强新伙伴、同时提升美国作为西半球首选经济和安全伙伴的吸引力，扩大合作网络。

新版国家安全报告，为“西半球优先”政策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Donroe Doctrine，中文直译为“唐罗主义”

而美国为何将西半球（其实主要是拉丁美洲），提到这么重要的位置呢？首先特朗普解决内政问题，首先是一个需要驯服的拉美。因为拉丁裔已经取代亚裔成为美国移民最重要来源，现在拉丁裔人口总数已经突破6000万，人口增速是美国总人口的近八倍，美国在21世纪下半叶有拉丁化的危险，深刻威胁日耳曼系欧裔的统治地位；同时拉丁裔移民受教育程度低、犯罪率、贫困率高，严重影响美国的国内安全。所以，特朗普需要通过驯服拉丁美洲国家，来解决美国的内政问题，实MAGA心中的日耳曼裔中心主义以及安全洁净城市的目标。

美国非法移民中，72%来自拉丁美洲；在移民的驱动下，美国近半个世纪，拉丁裔人口增加了5倍多，而总人口增只加了70%

同时，拉丁美洲还是美国极其重要的市场，是其全球利益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话来说是：西半球是“美国安全与繁荣的前提条件，使我们能够在该地区需要的地方和时候自信地采取行动”。2024年美国与拉美贸易额达到9350多亿美元，这个数值与欧盟贸易额基本不相上下，尽管拉美的经济体量比欧盟差很多。

尽管美国仍旧是拉美的最大贸易伙伴，以及最重要投资来源地，但是美国仍然有失去了拉美之感。因为这25年来，中国在拉美的贸易额增加了40多倍，从120亿美元增加到5100多亿美元；在拉美的投资存量增加了600多倍，从不足10亿美元增加到6000亿美元以上。如果考虑到美国对拉美的贸易的70%以上、投资的40%以上是与墨西哥进行的，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已经超过美国。

2000年，除了古巴外，拉美各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远大于中国；但是到了2024年，对多数国家而言，中国贸易的重要性超过美国

对中国来说，拉丁美洲也是异常重要，它是中国海外经济影响力营造最成功的区域之一，该地虽然是地球上与中国地理距离最远的地方，但是已经占中国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一，有24个国家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所以，刚刚通过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多次不点名指责中国，并且誓将拉美夺回美国的制造业和关键矿物供应链。相关文字摘录如下：

我们希望其他国家将美国视为首选伙伴，并将（通过多种方式）阻止它们与其他国家合作。

西半球以外的竞争对手已在该地区取得重大进展，不仅在当前损害美国经济利益，还可能在未来对美国构成战略伤害。允许这些入侵行为不受严重反击，是美国近几十年来的又一重大战略错误。

我们的联盟条款以及提供任何形式援助的条件，都必须以减少敌对外部势力的影响为前提 —— 包括军事设施、港口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权，以及对广义战略资产的收购。

考虑到某些拉丁美洲政府与特定外国行为体之间的政治结盟，部分外国影响力将难以逆转。美国通过具体展示所谓 “低成本” 外国援助中隐藏的诸多成本 —— 包括间谍活动、网络安全威胁、债务陷阱等 —— 成功削弱了西半球的外部影响力。我们应加快这些努力，包括利用美国在金融和技术领域的杠杆，促使各国拒绝此类援助。

所有国家都应面临选择：是生活在美国主导的、由主权国家和自由经济体组成的世界，还是生活在一个受远隔重洋的国家影响的平行世界。

我们还应与地区政府和企业合作，建设可扩展且具韧性的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关键矿产获取，并强化现有和未来的网络通信系统，充分发挥美国的加密和安全潜力……同时，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将在该地区建设基础设施的外国公司排挤出去。

很明显美国现在有强行进入拉美，逼迫拉美国家站队的趋势，马杜罗白天刚刚会见中国特使，晚上就被擒走，显示出美国志在必得、丝毫不给情面。除了委内瑞拉，墨西哥、巴西、古巴、巴拿马、智利和秘鲁是未来也是中美较量的重点地区，不排除美国在这些地方制造颜色革命或政变，排挤中国利益的可能，中美经济竞争的热战前线，将从东半球扩展到西半球。不过鉴于该区域一贯有较强的反美情绪，以及中国与拉美的产业互补程度，远远强于美国，我们对中国与拉美的经济合作关系仍然抱有乐观情绪。

六、委内瑞拉转型路依然渺茫，前景不乐观

现在很多人为委内瑞拉人民感到高兴，认为他们身上的枷锁已经解除，未来前途明朗。但是从拉美国家一般发展宿命来看，即便是美国推翻了马杜罗政权的统治，终结查韦斯主义在委内瑞拉的实验，也并不意味着委内瑞拉将一定会走向富足繁荣。

首先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改造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就像美国可以推翻卡扎菲、萨达姆和塔利班，但是无法重建一个有活力的新秩序，过去20多年，美国在军事占领过的地区的社会重建计划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同样的还有，苏联在阿富汗、安哥拉等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失败。美国对委内瑞拉政策的目标，也首先是确保这个国家不向美国输出毒品、犯罪和移民，以及不向中国靠拢，而非让这个国家民主富强。

其次，最跟本是还是由委内瑞拉的社会结构决定的。由于长期的治理失败，委内瑞拉货币系统崩溃，失业率高达40%左右，外债在1500亿美元以上（约为GDP的两倍）。查韦斯主义以消灭社会贫富差距为主要政治动员话术，但社会财富分配情况并未有根本改观，鉴于国有化导致的严重腐败，基尼系数已经回复到0.5左右，最富裕的10%的人掌握50%的财富，最贫困的50%人口掌握10%的财富，依旧是全球贫乏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寡头政治亦造成本来就脆弱的政治政治崩盘，传统政党力量萎缩。

整体看委内瑞拉社会是一个溃败型社会，它既有普遍意义上的拉美病，更有新伤，恢复元气、重建秩序需要一个很漫长时间。当然新的执政者领导有方，并且赶上油价上涨的话，也并非不能创造一个奇迹；如果统治无方、油价持续低迷下跌，那么将会延长它转型的痛苦——在现代化路上反复动荡曲折，是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难以摆脱的宿命。

前不久，在社交平台上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一个应届生晒出了年薪，据说被直接举报到销号甚至丢了工作。

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他在一个社媒平台上发了一个帖，主要是抱怨交税太多，但是因为截图里20万出头的年收入以及不小心露出了公司名字，很快就被热心网友和闻声而来的同事检举到领导那里了。

应届生晒出的个税缴纳记录（图/网络）

再之后这个号就找不到了，随后传出他已经被开除了。

如果说以前年轻人的仇富好歹还冲着首富、“资本家”，现在已经一路狂泻，连年薪20万的“牛马打工人”都不放过了，只要你话里话外有点优越感，那么虽远必举报。

如今“仇富降级”得太迅猛，各位恐怕得坐稳点。

01

如果只看新闻大纲描述，恐怕很多人都一头雾水：晒了个工资，怎么就闹到丢了饭碗这个程度？

正如上面所述，这个应届生晒了年薪，吐槽个税交得太多。不过，仔细看看也没多夸张，他晒出的报税明细上，每个月的月入2万左右，虽然不算差，比很多普通打工人高一些，但在那个个“人均百万”的社媒平台上其实真的屁也不是。

当然他确实有点凡尔赛，文案中还配了句“一年交的税比我爸妈月工资加起来的二倍还多”。可能确实有点炫耀的意味，毕竟应届生，没怎么见过大钱，有点收入了想得瑟一下，年轻人的心思，这都能理解。

然而网民不淡定了，对他开始“开盒”。虽然他本人已经隐去工作单位，但网民还是神通广大地找到了该公司，并纷纷举报他。

举报的理由是什么呢？违反工资保密要求。

一些单位确实有这样的规定，比如此前也有某大厂的应届生，在视频中自曝年薪被开除。但是，这种规定并不一定在每个公司都会严格执行，这个应届生有没有签这样的规定仍不清楚。

更何况即便有，严格来说他并没有违反规定，他已经打码了；真正违法的，是那些人肉他、“开盒”他的人，是他们在侵犯了别人的隐私。

但网友哪管那么多，掘地三尺找个罪名举报了再说。反正把压力给到对方公司，事情闹大了，你看着办办吧。

图/网络

在一些帖文里，那种恨意真是不加遮掩的。“得了便宜还卖乖，对不起，只能说举报得好”“我就喜欢这种网上凡尔赛然后被锤爆的”。说白了，就是嫉妒。

仔细想想，这个应届生也不过是位普通人，但没想到今天，他就已经“可恶”到要被挂路灯的程度了。

02

这种“仇富降级”过于猛烈，而且非常凶残。

可以想象，举报者恐怕多是应届生的同龄人，也堪称是“阶级弟兄”。但是，只要收入高点、态度稍微得意了点，那就立刻开除出阶级队伍，除之而后快。

如果说过去的某些举报还能找到公共性，比如说是什么公子小姐，抢了做题家心中觉得是留给自己的编制，从而爆发出强烈的怒气，这多少还有点合理性。

而现在这位，大概率是个做题家本家了。2万工资都激动地发帖，所谓“一年交的税比我爸妈月工资加起来的二倍还多”，父母可能收入也有限。他说不定还是个励志故事，从起点一般的家庭不断努力，终于实现阶层跨越。

饶是如此，也没人同情他。

图/AI生成

举报者也可谓是不讲是非——在网上一搜就知道，前几年一些员工因为泄漏工资而被开除，当时还有不少意见认为这种保密要求不合理，属于用人单位的霸王条款。

但现在根本没人去想这些了：“得了便宜”就是你的原罪，只要能治你，不管任何罪名都可以拿出来。

甚至有人都回过味来了，称打工人为什么要维护有利于资方的“工资保密要求”？结果反常的一幕出现了，评论区不少共情“资本家”的，“他的话让人不舒服”。

“不舒服”，就想着要让一个人丢了饭碗，这就是人心。

03

仇富，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心理。很多社会新闻，别看打的旗号有多么正当，本质不过都是一种仇富。

此前就有类似的案例，比如当年被拐卖的儿童，时隔多年后被家长找到，原本皆大欢喜的感人故事。结果一转头当事人开始直播带货，然后迅速人设翻车，不少网友轻蔑地哼出一句“网红的尽头是带货”，然后大加批评。

其实带货又有什么错？如果说有错，那就是他背叛了自己的舆论生态位——在很多人看来，原本一个受同情的下位者，怎么能成为一个财富层面的上位者？

当然，网民用的理由会比较冠冕堂皇一点，比如“利用人们的关注”“消费社会的善意云云”，用云山雾罩的抽象词汇包裹一番，说得好像是他帮着找孩子了一样。

类似的事情很常见。对一些翻车网红的赶尽杀绝，看到一些贫困学生看演唱会、用苹果手机就愤恨不已，都是此类。

不过这些仇富多少还需要打着一些大义名分，比如扣上一些诸如“影响青少年三观”“浪费勤工助学经费”的帽子。

但现在出现的“仇富降级”，已经不需要这种堂而皇之的道理层面的包装了。不再追求合理性，只追求表达的痛快——不再需要“你做错了什么”，只需要“我感到被冒犯”，便足够发起攻击。

图/AI生成

本质上仇富并不可怕，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免于这种非理性。可怕的是，它失去了对象、失去了分寸、失去了规则，变成了一种随时点燃、无需校准的群体情绪。这时，人们已经无法从对仇富中提炼公共价值了，比如社会分配的公开透明，转而把气撒向个体，一个普通的应届生。

仔细想想，这也愚昧。

用违反工资保密的理由举报“炫富”，完全不会缩小贫富差距，自己得不到分毫收益，只会让用人单位和“得了便宜”的人更加聪明：再也不露富，所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关起门来偷着乐，催生一种更加狡黠、精致的生存哲学。

当然，也许没有人两嘴抹油，确实会让很多人好受一些，让他们在通宵复习、星夜考编的路上能“舒服”一些，也算提供了一种情绪价值。

而当一个社会，连一张中产也够不上的工资单都不能晒出来，可见神经的紧绷到了何等程度。很多人已经十分不宽容（虽然工资高点也谈不上需要被宽容什么），人们必须十分谨慎地进行公共表达，不需要表达什么观点，仅仅展现生活，都已经十分危险。

不知道很多人看了会不会不寒而栗，毕竟炫耀是一种人性本能，很多人不可自制地渴望被认可、被艳羡，这没什么羞于承认。

但现在炫耀碰上了另一种人性本能：嫉妒，而且后者对前者有着毁灭性的力量，并且势头越发汹涌。那么未来类似的互害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令人有点不敢想象。但愿不要到目之所及、皆是仇敌的那一天。

我妈是个农村妇女，过了2025年，她就57岁了。

她的名字叫稳，可2025年是她最不稳的一年。这一年，我妈失业了4次，干过5份活儿，最长的干了5个月，最短的1天。她说今年尤其难，不是她觉得自己难，是大家都难。

自从我妈失业后，我家狗都瘦了。

我妈没失业时，我家狗日子过得不错，顿顿有肉，没肉也有肉汤。那时，我妈在县城饭店上班，洗碗、择菜、做面点，她都干，每个月3200元——是她这大半辈子拿过的最高工资。每天下班，剩下的鸡鸭鱼肉不少带回来，偶尔我家狗也能吃上牛排、老鳖、鲍鱼。

这饭店不大，但来的客不孬。我妈沾饭店的光，见过形形色色的贵客，我家狗跟着沾光，吃过贵客们吃过的山珍海味，所以也混个肚儿圆。客们多剩点儿，我妈就多带点儿，后院养的鸡、前堰养的鱼，都能蹭上顿好的。

偶尔回家，我还能看见池塘边泛着油花儿，狗盆里剩着棒骨。我妈说，它们吃得比我们好。我妈在这儿干了三年半，家里的狗、鸡、鱼，也跟着滋润了三年半。

好景不长。从2024年秋天开始，饭店的生意差了，翻过年，更是一天不如一天。生意好时，我妈一次包四五百个包子，只管一周；生意不好，包子也不敢多包。我妈每天照常去上班，坐在那儿跟服务员大眼瞪小眼，干熬，工资照领。

但这么下去，老板撑不住了。有一阵，工资拖了3个月。管事儿的说，熬到8月份，情况不好转就关门。原本，我妈很知足，想着再干两年，攒个十万八万，老了也不给我们增加负担。

不巧，邻市某县有干部违规吃喝出事儿了，一个当官的酒后死亡，全国通报批评。5月份，我妈就提前失业了，我家狗的好日子也到了头。

黄昏，我家狗在屋顶。豫广/摄

3200元的活儿没了，只能再找，但餐饮业不景气，活儿不好找。我妈当了大半辈子农民，自打我高中毕业，她就少种地多打工，炸油条、洗床单、包包子，都干过。她还扫过厕所，我最近才知道。

干来干去，我妈还是觉得干餐饮好。家里的饭，都是她做；厨房里的活儿，她熟。她的厨艺，在村里出了名；好多人吃过她炖的鱼，都说比县城大饭店厨师炖得好。只是“禁酒令”下，县城的餐饮业跟猫冬似的，一家一家关门了，她想打杂，没地方去。

一连几天，她骑着电动车去城里找活儿，一无所获。闲下来，她心慌、心焦。村里人常说我妈，“小稳啊，你算是不识闲。”我妈笑一笑，不说话。

我劝她，没活儿干正好歇一歇，养养身体。前几年，在一家包子铺，她久站总发晕。到了这年纪，都不容易。有一次，包子铺老板娘直接在她面前倒下了，她吓惨了。去年有一阵太累，胳膊疼得抬不起来，她四处找膏药贴，找药酒抹。

5月底，在郑州打工的亲戚跟我妈说，那儿有包子铺招人，包吃包住每个月能挣5000块。在外一个月，顶在家两个月。我妈心动了，一个人坐车去了。活这么多年来，她头一次去郑州。

2025年5月，我妈在郑州。妹妹/摄

我妈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用她自己的话说，“大字儿不识几个”。在县城转悠，她都能迷路。她人老实，话不多，按年轻人的标准，算“I人”“社恐”。她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重庆，去见她亲家。除此之外，过去57年，只离开过县城两次。

头一次，我妈还是个二十出头没出嫁的姑娘。赶上八九十年代外出务工潮，村里许多年轻人都打工赚了钱。她心动了，不顾家人反对，去了“中国箱包之都”——河北白沟。她没技术，就去餐馆洗盘子，爱发酒疯的厨师总欺负她，受不了，回了老家。

等后来结婚生子，我妈就被捆在了老家的土地上。她跟我爸刚结婚那会儿，家里有账。我妈常说，有账不怕，慢慢还，人就怕懒，一懒百事不成。于是，种菜卖菜、种瓜卖瓜、种粮卖粮。土地的回报不大，但能养家糊口，我渐渐大了，她渐渐上了年纪。

我妈第二次离开县城，是十多年前，我爸去洛阳工地干活，她去给工友们做饭。那会儿，妹妹刚2岁。现在，妹妹20岁，我妈才第三次离开老家。

以前，我妈会说，去大城市，她等于是个瞎子，路都找不到。现在，她敢去郑州，有一半要仗着妹妹在郑州上学，能接她、带她、送她。在郑州，妹妹就是妈的嘴巴、眼睛。妹妹教妈如何坐电梯，领妈认路，从员工宿舍去包子铺的路都走了好几趟。

妹妹带妈去包子铺面试，店员让妈试着包，妈包得慢。面试完回职工宿舍，店长打电话来说，“她啥也不会”。听到这话，我妈心里就有数了，这地儿让她干她也干不下去，店员说这话没安好心。店长心善，容她在员工宿舍住一夜，她却连夜卷铺盖离开了。

头一次来郑州就碰了壁。郑州太繁华了，车多楼多人多工资多，好是好，但跟我妈大概只有一面之缘。“来看看，死心了。”她路过一条街，头一次见餐馆绵延几里地，开了眼了。她坐地铁，说现在的人真聪明，火车能在地下跑。她吃一碗面，说在老家能买两碗。

2025年5月，我妈离开郑州前。妹妹/摄

回县城，她也找到一家包子铺，工资追不上郑州的一半，不包吃住，每天4点20分起床，从乡下骑半个小时电动车才能到，她也愿意干。

在这家包子铺，我妈只干了两个月就走了。

去的头一天，我妈看出老板是个懒人。店里冰箱、吧台上的污垢都结痂了。我妈看不下去，拿钢丝球和清洁剂狂刷，把店里刷得干干净净。老板却是个抠门的年轻人。正好赶上河南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忙起来汗流浃背，店里没空调，风扇坏了也不修。

搭班的人说，“他一年到头连一顿肉都舍不得买。”有没有肉吃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我妈觉得这老板“说话不算话”。刚来时，老板承诺，每天做够40斤面的包子，日工资加10元，做够50斤面的加20元。等她和搭班的伙计做到，老板再也不提这事儿，我妈也没吭气。

要走的心，从那时起就定下了，但之后，她就成了在县城漂着的人。

以前搭班的厨师请我妈去另一家包子铺，月薪3000元。新包子铺刚开业，八九个员工，人际关系复杂，我妈听说店里有老板的前丈母娘和现丈母娘，二人都想说话算数，她就不打算继续干了。

我妈发现，干同样的活儿拿同样的工资，有人就喜欢欺负老实人，老实人总是要干更多的活儿，受更多的气。我妈就是那个老实人，不擅长搞关系，日子过得简简单单。以前当农民，她只会跟土地打交道，土地不欺负人，现在打工学着跟人打交道，但人欺负人。

我妈不化妆，不戴首饰，不凑热闹，不赶时髦，最时髦的事儿是年轻时在手臂上刺过一个字——忍。她就是这样的人，啥都忍，有亏自己吃，有苦自己咽，有累自己受，有痛自己忍。好多事儿都搁在心里，不争不抢，吃了亏也不声不响。

我妈就是这样的性格，这辈子也改不掉，到哪儿都容易受气。于是，她像个鸵鸟，遇事就把自己缩起来，或早早知难而退，不做不擅长的活，不接近带刺的人。

其实，我妈很挑，挑活儿，挑老板，也挑搭班的人。但形势不许她挑。到了2025年下半年，工作比上半年更难找了。自从离了包子铺，有一阵子，她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活儿干。急。实在不行了，她打电话去问抠门的包子铺，结果她腾出来的坑有新人填上了。

2025年10月，我妈跟我在县城。妹妹/摄

县城里，张贴“旺铺出租”的门面越来越多，路边摆夜摊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早些年，她还盘算过自己开个餐饮店或摆个地摊，现在关门的店多了，她也不再有这种念头。

我妈信命，她说，她这辈子都是下死力的命。她后颈脖上长了个“猴子”，其实就是皮肤上长个肉球，不知道她从哪儿听说，那是个“猴子”骑在她脖子上，这样的人，一辈子是劳碌的命、干活的命，翻不了身。她好像信了，也认了，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没人抽也转。

我妈让我意识到，活和活，原来是一个字儿。这就是她的活法。

她去街上找活儿，从别人的招工条件上才发现，自己到了没人要的年纪。许多招工的都写明，年龄不超过55岁。我妈57岁。新世纪刚过去四分之一，她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尽管57岁，我妈觉得自己还能干，啥时候干不动了另说，但在别人眼里，她老了。她没有服，也没有不服。

有一次，亲戚介绍我妈进厂，给管事儿的谎报了年龄，后来她再去，掏出身份证，这活儿就黄了。县城里招工的厂多，她去看过内衣厂、艾叶厂、红薯加工厂，但许多厂都限制年龄，有的厂要踩机器，她不会。

“年轻人都招不过来，谁要我们这种老太太。”

如今，我妈把自己归到“老太太”那一列去了。她和厂无缘了。她想起年轻时同村外出务工的姑娘，听说她们都赚了大钱，有的在北京好几套房，只有自己还“灰不溜”的。她后悔也不后悔，说人活着是为了下一代，只要我过得好就行。

后来，我妈听说，在那个抠门老板的包子铺搭班的伙计，骑车摔了，辞了工，回家养伤。等养好腿脚又去找活儿，换过好几个地方都找不到称心的，最后只好又去给抠门老板打工。

我妈则托熟人，去了一家小超市，干了一个月零几天，领了2140块回家了。她不得不承认自己老了，超市里卸货搬货的活儿重，她身体吃不消，搭班的人瞅她老实，让她多干活儿。

找来找去，我妈发现，活儿是有，但越来越难干了，比过去干得多，却比过去拿得少。她拿过的日薪，前些年在不断上涨，今年在不断下降。年初，她的最高时薪是11块，后来降到八九块，最低时只有6块。这跌幅，比一线城市房价的跌幅还猛。

2025年10月，县城一辆小车拉满纸板和塑料瓶。豫广/摄

“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我妈说，街上，翻垃圾桶、捡瓶子的人都在变多。

还在包子铺干活时，她常看到一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走走停停，在路边垃圾桶里到处翻。她知道，城里年轻人压力更大，房贷、车贷、养娃，睁眼就要花钱，喝凉水都要花钱，一天不干活儿都不行。

她后来甚至想去废品收购站打工，得知收购站老板爱拖欠工资，罢了。她还考虑过跟着亲戚重回县城一家中学，干清洁工——扫厕所，那是爱干净的她曾捏着鼻子干了两个月的活儿，但工资实在太低。

我爸劝她，别折腾了，在家开钓。家门前有一片池塘，他停下手头干装修的活儿，去外地拉回来一车螺蛳青鱼，让我妈在家看管收账。开钓头两天，生意很好，日入千元，比她打工轻松地多，她笑呵呵的收钱。池塘边的热闹没持续几日，生意很快就淡了，她又开始发愁。

我妈说，这事儿她一个人干不了，钓鱼的人来人往，她却不好意思伸出收款码。我妈说，她嘴笨，不会说话，做不了这生意。

2025年11月，乡村的一束野菊花。豫广/摄

入了秋，她还上山打过野菊花。秋天，村里人闲下来，成群结队地开着摩托车、三轮车、面包车，去山里找野菊花。往年野菊花长势好，打回来一天能换300块。今年风不调雨不顺，上半年旱下半年涝，连稻子都在田里发了芽，山上的野菊花也稀稀落落的。

那一天，我妈打的野菊花只卖了70元。打了一天，村里人都不去了。她还是觉得，小餐馆最适合她，没有年龄限制，活儿也都熟。我妈从来不把自己干的活儿称为“工作”，好像她干的都不是正儿八经的工作，只有那种稳定的才能称得上“工作”。

她干的活儿，没有五险一金，也从不签合同。和她一起干活儿的，都是这样。他们从来不求这些，给钱就行。夏天，网上盛传从9月1日起强制大小企业给员工缴纳社保。干这么多年活儿，没有老板给我妈缴过社保，但她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要缴多少，工资就得少多少。

10月底，又有曾搭班的厨师给她打电话，请她去快餐馆帮忙。跟我妈搭过班的人都知道，她话少人勤踏实干净。她去了，发现生意总是差些意思，闲多忙少。她不好意思继续空耗着，白拿工资，干了十多天，跟厨师说“忙了再叫我来”。

厨师偶尔打来电话，还是没什么生意。听说，如果再不行，那家快餐店要准备加做早餐谋活路了。

我妈也闲多忙少，活儿就这么稀稀拉拉地干着。她说，这一年只干了半年的活，少攒一两万块钱。她也很少从餐馆拎剩菜剩饭回家了。

这样的日子，我家那两条狗多少有些不适应。我妈说，最初那两个月，它们很挑食，没肉不吃饭，除非饿不过。后来，才渐渐习惯，但看上去瘦了。这半年没怎么工作，我妈倒是在家里养胖了。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妈只好每天屋里屋外忙活——给外出干活的我爸洗衣做饭；新开一片菜地种上菠菜之类；在房前屋后捡了不下两千斤柴火，留着过冬烧。

实在没事儿，她就在院子里晒太阳。太阳晒久了，我妈又觉得白白浪费了这好太阳。不下雨不下雪，天又暖和，是干活儿的好日子，但她闲在家里，还是急。

每次打电话，我劝我妈趁机好好休息，我妈劝我早点生娃。我便拿生娃来安慰她，告诉她要把身体养好了，等来年到北京帮忙带娃。我妈喜得合不拢嘴。

　前几天我说过：“我总觉得最近的舆论乱象太多了，很多事情都让人忍不住吐槽。粗略估了一下，如果我把手头的事情忙完，那估计可以连写十天公众号，但现在只能先憋着。”

　　这两天，我手头的事情并没有忙完，但因为赶上了元旦假期，工作节奏稍一放缓，就有点憋不住了，所以先释放了一下，连写了两篇文章。今天这篇也是憋不住的产物，我想先从“铅笔社”点入。

　　铅笔社全名“铅笔经济研究社”，是一个古早的民间团体，创立于2006年6月，以传播极右翼的自由意志主义以及建立在这一意识形态之上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简称“奥派”）为己任。当然，和绝大多数网络上的趣缘团队一样，铅笔社活跃了几年之后，也不免内讧，最终销声匿迹。

　　为什么这个团体要叫“铅笔社”？他们在成立辞中解释得很明确，这是来自美国奥派智库“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al Education）的创始人伦纳德·里德（Leonard E. Read, 1898–1983）在1958年写的一篇著名随笔《我，铅笔：讲给伦纳德·里德的家谱》（I, Pencil: My Family Tree as Told to Leonard Read）。

　　那篇文章说，即使是铅笔这样简单的商品，背后也隐藏了许许多多人的劳动。比如，铅笔的笔身是用木头做的，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这木头主要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出产的北美翠柏（学名Calocedrus decurrens）木材。光是砍伐北美翠柏，就需要许多伐木工人的劳动。不仅如此，伐木工人要用到锯子、绳索、卡车等大量工具，这些工具的制造也需要大量劳动；伐木工人所居住的营地里面又有食堂，食堂里有厨师在辛苦做饭，而他们所准备的那些食品和饮料（比如提神用的咖啡），本身又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

　　这还只是伐木环节，之后的运输环节、加工环节，都牵涉到不计其数的劳动。这还只是木头，铅笔里的其他成分——比如石墨笔芯和头上的橡皮擦——也都有这么复杂的由来过程，而且很多原料正如咖啡豆一样，产自世界各个地方。这样看的话，要生产一支小小的铅笔，竟然需要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的人参与其中。

　　然而，没有一个人指挥了全部这些工作，绝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对生产铅笔有贡献。使用铅笔的人，也根本不关心它的由来。相反，所有人都在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自由的市场上与他人交易。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的、无中心的自由市场，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样，神奇地让成百上千万人的劳动协调起来，最终制造出了一支铅笔。作者最后的结论就是，只要有自由，就有奇迹。他因此呼吁——让我们起来捍卫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和其他组织的干预和统筹！

　　这当然是一篇雄辩的、很有感染力的文章，但很抱歉，并不能说服我。我不认同自由意志主义，也不认同奥派。尽管我确实不关心日常生活中用的大量商品是怎样制造的、由谁制造的，主要是关心不过来，但对于少数商品，我非常在乎它们的产地、生产者和生产方式，支持商家标出这些溯源信息，支持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干预和统筹，为这些商品建立完善的追溯系统。

　　我举一个我已经说过好几次的例子——三文鱼。以下几段摘抄自我去年的文章《以西贝为例，了解什么是虚假类比、再定义谬误和滑坡谬误》：

　　本来，饮食界所谓“三文鱼”（salmon），指的是大西洋、太平洋所产的几种生活在海洋中的鲑鱼，特指大西洋鲑（Salmo salar）。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海生习性，所以具有类似的养殖方式，需要经历类似的质量检验和检疫。对于顾客来说，三文鱼的生食风险相对较低，主要原因是作为海产鱼类，它们的寄生虫生存在人体比较陌生的海水环境中，因此进入人体比较容易被免疫系统识别，所以不易感染人类。

　　然而近年来，中国西部某些省份的水产养殖者和利益相关人士，企图把淡水产的虹鳟（Oncorhynchus mykiss）也塞进“三文鱼”范围，想让这个词的外延扩大。养殖虹鳟的鱼肉，用于冒充三文鱼时，在外观和味道上确实足以乱真，但问题在于它是完全的淡水鱼类，其寄生虫很容易感染人类。虽然渔业上也有可以避免养殖虹鳟感染寄生虫的方法，但往往要求比较苛刻的养殖条件。

　　因为这种区别，我一向认为，虹鳟不宜称为三文鱼，应该用它自己的名号售卖。当然，我的意见毫无价值；从2018年起，在有关部门的授意下，虹鳟在中国就允许打着“三文鱼”的旗号贩卖了。……

　　因此，也是从2018年起，我就开始重视市面上的三文鱼溯源信息。凡是无法提供明确证据，表明鱼肉是来自真正的三文鱼、而非虹鳟的产品，我一概不会吃。这么做其实并不是因为我担心健康风险，而是因为我就是看不惯虹鳟相关的利益集团这种指鹿为马的做法。当然说实话，我本来也不怎么吃鱼，对三文鱼更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所以这种忌口对我的生活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我其实有一个更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买的所有制造品都拥有“公平贸易”认证，生产它们的工厂都严格遵循了八小时工作制，没有强迫劳动。但我也清楚，这种愿望根本不切实际，所以我在买东西时，也只能对背后可能的不公平问题暗暗表示内疚，除此之外别无它法。当然这个话题如果再深入说下去就敏感了，打住。

　　同样，词语作为一种思想的“产品”，也有其生产和流通的过程。而且与制造品不同，词语（特别是网络热词）的生产和流通往往要依托于有形的媒介。在互联网时代，这些媒介往往很容易查证，所以词语的溯源相对比较容易。

　　我一直是一个科学类通俗读物的写作者。常年码字的习惯，让我对词语的使用比较敏感。就比如我上面提到的《我，铅笔》这篇文章，其中在说到美国铅笔所用木头的供应树种时，用的表述是cedar。不懂植物学的人，往往简单地按着词典给的简明释义译为“雪松”，但这其实是误译。追本溯源的话，Cedar这个词一开始指的确实是雪松（学名Cedrus deodara），但在美国英语中，它更多指的是北美洲本土的其他针叶树种，而且不止一种。《我，铅笔》中说的那种产自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cedar，就压根不是雪松，而是北美翠柏。

　　再比如这几年，有一种叫“粉黛乱子草”（学名Muhlenbergia capillaris）的观赏草非常受欢迎，其花序呈粉红色，非常漂亮，每年观赏季都很吸睛。但我个人从来都拒绝使用“粉黛乱子草”这个中文名，而是使用它的另一个中文名“毛芒乱子草”（直译自英文名hairawn muly）。理由很简单：追本溯源的话，“粉黛”是古代女性化妆用的白色的“粉”和青黑色的“黛”的合称，所呈现的是黑白两色，根本不是粉红色。事实上，所谓“粉红”，本来也是指白色和红色调和之后形成的淡红色，“粉”在其中仍然意为“白”。我可以接受园艺界把“粉红”简称为“粉”，但我不能接受园艺界附庸风雅，进一步把“粉黛”这个古词也用于表示粉红色。

　　对于2025年底火起来的“斩杀线”这个词，我也秉持了这种先溯源的态度。“斩杀线”本来是个游戏术语，指的是游戏角色单位血量（生命值）的某个阈值。血量降到这个阈值之下以后，游戏角色便可以被特定的技能或组合瞬间击杀，再无恢复血量的机会。

　　2025年12月8日，哔哩哔哩（B站）自媒体博主“斯奎奇大王”（又名“牢A”）发布视频，将“斩杀线”引申到游戏以外的地方，用于形容美国中产阶级的脆弱性。本来亮丽光鲜、岁月静好的中产阶级，如果遭遇了大病、失业等不可抗力，或者染上吸毒、赌博等恶癖，就可能一夜之间沦为无家可归者，再不能翻身，甚至早早丧命。随后，这个词逐渐火爆简中网络，掀起了新一阵嘲讽和批判美国的热潮。

　　我一开始并没有特别排斥这个词。美国中产阶级是不是有这种一夜滑落的现象？有，美国人自己也做过反思。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中国人当然也有讨论和批判的自由。而且，如果抛开一切背景的话，原则上我并不是很赞同那种“中国也有斩杀线你怎么不说？”的反驳，因为在批判性思维看来，这是标准的“你也一样谬误”（tu quoque fallacy），是在转移话题。

　　但随着这个话题越来越热，我也看到了更多的文章，从各个方面对“斯奎奇大王”做出了全面的反驳。首先，“斯奎奇大王”作为一个“小粉红”自媒体，讨论美国斩杀线的目的，就是为了说中国比美国强太多。这种对比是他本人主动挑起来的，那么反驳者指出中国也有斩杀线问题，就完全没有问题，不是犯了“你也一样谬误”。

　　其次，很多人指出，“斯奎奇大王”为了论证美国中产阶级以及其他人有多惨，胡编乱造了大量虚假的证据。比如“码头青年”公众号在《关于爆火的牢A的美国斩杀线，我有一些不同看法》一文中就指出，“斯奎奇大王”说2025年9月美国互联网公司掀起裁员潮，导致不少微软程序员被“斩杀”，成为流浪汉，只能住到西雅图的下水道里面，结果12月西雅图下大雨，导致河流溃堤，洪水灌进下水道，把这些失业程序员都淹死了，这一整段绘声绘色的故事，就都是胡说八道。

　　“斯奎奇大王”讲的最惊悚的故事，则是说西雅图街头有大量尸体，有的来自非法移民，有的来自黑帮火并，往往身首不全，甚至高度腐败。而这些死人的家属也无力收敛，干脆将尸体卖给医学机构。许多身在美国的华人指出，这些更是舌粲莲花、信口开河的怪谈。

　　不仅如此，“斯奎奇大王”还伪造了自己的身份，说他是在美国医学院求学的留学生，兼职替人收尸，这也遭到了许多质疑。有好事者对“斯奎奇大王”做了“开盒”（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其真实身份并公布出来）处理，结果表明他给自己打造的人设确实是假的。当然，由于“开盒”是非法行为，我在这里自然也不便透露他的真实姓名、籍贯和学历。

　　溯源溯到了这一步，我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转变。引申到键政领域的“斩杀线”这个词，如果仅从语义学的表面去看，似乎生动形象，不妨一用，但如果从语用学的深层次去看，则是来自一个欺世盗名、毫无廉耻的货色，正如某些商品（比如非洲的某些钻石）表面上看去光鲜亮丽，背后却沾着许多人血一样。因此，除了这篇文章之外，我不会在其他任何地方使用“斩杀线”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恶心。即使是这篇文章，在写作过程中，我也觉得频频打下“斩杀线”这三个字是脏了我的手指。

　　所以本文发表之后，我会立即去洗手，而且会用上三年疫情期间学会的七步洗手法。口诀：内、外、夹、弓、大、立、腕。

2025年是比往年更好的一年吗？

当返乡的农民望着枯萎的麦田，工厂的工人面对停转的机器，失业的白领喝着平台补贴的咖啡，年轻的大学生翘课去考证和实习，少有人敢说这一年自己过得更好了。好像在2025年最后一天的这个下午，我们也会恍惚感到自己是在经历2024、2009或是1933年的某个瞬间。当你问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工人：“明天会更好吗？”他们也许会朝你咒骂，吐口水，但也可能向你乞讨，如果你是一个体面的精英阶层的话。

但你的施舍仍然不会让这个世界从根本上变好，就像19世纪爱尔兰大饥荒中派农民去修路的那些计划一样。十块钱可以买瓶劣质白酒，二十块钱可以吃一餐饱饭，五十块钱可以在市区最破烂的老鼠间住一晚，一百块钱可以买一双鞋。但你会用鞋来跳舞吗？还是穿着它去找工作？很有可能，如果你不工作，你也将没有鞋。或者干脆将它狠狠地扔向某个人，你的仇敌，让你变得悲惨的人。但他是谁？长什么样？那人在哪儿？

也存在另一种人。我们遇到过的最好的人，一个习惯分享的人，而且本身是一个穷人。当Ta有100块，Ta会将50块分给另一个人。当Ta有一双鞋，Ta会分一只给冬天里完全赤脚的人。不管Ta在不在，这双鞋会一直传递下去。从下面这份报告中，我们希望读者可以从不同的地方感受到这种愿望和精神，并希望你加入到这样的行列中来。

在这份报告里，你将要看到的，大多是陷入工作困境的人，当然也包括没有收入的人。也有用鞋扔仇敌的人，但缺少跳舞的人。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要盘点的东西越来越少。人们聚在一起，只是为了跳舞，而不是为了记录不公。但此刻，面对这份十万字的报告，我们应该设法搞清楚为什么劳动者不再跳舞了。

全文约10万2千字，请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2026年第一天，似乎不应该说这种丧气话，但我就是忍不住。

　　2025年是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1045–1105）诞辰980周年。黄庭坚是江西人，为了庆祝他的诞辰，江西省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在12月推出了“山谷雅集——黄庭坚诞辰980周年特展”。展出的藏品中不仅有黄庭坚本人的书法作品，还有黄庭坚的友人、北宋书画家米芾（1051–1107）所书，故宫收藏的《行书三札卷》。

　　12月27日，来自辽宁丹东的地方书法家冷恒宇（网名“大雨廔”）前来江博参观和直播时，当场质疑《行书三札卷》是赝品并报警。网上流传的视频展示，冷恒宇带着40多个人在展厅大声吵闹，宣称他们辛辛苦苦赶来南昌，结果只能看一幅伪作，质问江博为什么要“向故宫博物院借了个假的”。

冷恒宇在江博喧哗的视频截图

　　这个消息一出来，立即引发了自媒体的狂欢。比如公众号“历史押韵”发表文章，通篇几乎只陈述了冷恒宇单方面的说法，然后暗示故宫可能对真迹掉了包——“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文化精粹，随便一幅，都够普通人几辈子衣食无忧。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难免有人会动歪心思。”

　　我不懂书法，但对这件事情也比较关注，就搜索了一些分析文章来看。然后我发现，书法界有相当多人认定江博展出的《行书三札卷》就是真迹，冷恒宇的质疑根本站不住脚，暴露了他哗众取宠的本质。

　　冷恒宇的第一个质疑是，书法界讲究“墨分五色”，在写字时要让墨色顺势产生浓淡变化，从而让书法作品像水墨画一样呈现出自然多变的趣味。但江博展品上的墨色极浓，看不出深浅，很像现代机器印刷的效果。

　　然而有真正的专业人士指出，所谓“墨分五色”，只是书法创作的一种风格而已。在宋代，书法家对墨色的实践其实相当多样化，有时候也会追求一片漆黑的趣味。把“墨分五色”当成一种百分之百没有例外的鉴定标准，是犯了“草率概括”（hasty generalization）的逻辑谬误。而且，从江博展品的现场实拍图上，其实仍可以看出一些字具有细微的墨色变化。

小红书网友“一谈笑间吐霓虹”实拍米芾真迹（转引自公众号“鸿不鸣”）

　　冷恒宇的第二个质疑是，古人在写信的时候，一般都是先写字后盖章，所以红色的章印会明显压在字迹之上。但江博展品上的墨迹，竟然反过来压在了章印上面！

　　真正的专业人士也指出，中国的印泥制作技术曾经发生过变化。宋代的时候，印泥由水、蜂蜜和丹砂调和而成，具有亲水性和憎油性，所以容易与字迹混在一起，但仔细观察的话，仍然可以看出章印确实是在字迹上方。元明以后，印泥开始用蓖麻油调和，具有憎水性和亲油性，因此不容易与字迹混在一起，章印才会明显叠压在字迹上。忽视技术发展，用后代的规律贸然解释前代的现象，是典型的“年代错置”（anachronism）谬误。

小红书网友“一谈笑间吐霓虹”实拍米芾真迹印章（转引自公众号“鸿不鸣”）

　　冷恒宇的第三个质疑是，江博展出《行书三札卷》的展台光线极暗，完全不打侧灯。他怀疑这是故意让人看不清展品的细节，从而掩盖展品为伪的真相。然而，在上述两个核心质疑都不成立的情况下，这第三个质疑自然也是无中生有。

　　真正的专业人士还指出，冷恒宇“鉴伪”的方式，竟然是拿着网图和印刷品与现场拍摄的真迹照片对比，这已经“超出正常辩论范围”。真正的鉴伪，必须“上手”，以极近距离观察作品。比如，《行书三札卷》用的纸张是水纹纸和鱼卵纸做的精美花笺，并与墨迹、章迹形成复杂的互动，这是鉴别真伪的关键之一，也是造假的难点。然而这些有关纸张的细节，又岂是对着照片就能轻松核验的？

　　我在这里把我参考的文章列出来，以示并非洗稿，不敢掠美：

　　那么，冷恒宇本人对这些反驳是否做出了回应呢？答案很可能是没有。12月28日，江西省博物馆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简短的正式声明，明确表示，“该展品为原件”。声明发布之后，冷恒宇马上就下架了他本人此前发布的质疑视频。至于下架视频的原因，到底是发现再炒作会出事、所以赶紧止损，还是“被勒令封口”，那就随便大家自由心证了。

　　分析完了江博展出的米芾作品真假问题，我也忍不住了解了一下冷恒宇这个人，然后又发现，这个人在书法界名声并不好。比如敏学斋主《质疑赣博米芾真迹的“大雨廔”，你的退会秀该收场了》一文就透露，冷恒宇近几年来一直在拼命炒作。比如2024年10月，他就以行草字体手写了一张声明，宣布退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由是对“第八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金奖作品及部分获奖、入展作品表达强烈不满”。但退会之后，他在接受媒体报道时，用的头衔却是“前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仍然要变相把书协的名号挂上。

　　我特别注意到，冷恒宇生于1981年7月，年纪也不大，只比我大一岁。看看人家，又会书法，又会炒作，敢于豁出去，带着一群人大闹博物馆。我不由得感慨，如果人要成大事，先得像冷恒宇这样不顾脸面，那我只能甘心认输，承认这辈子只能碌碌无为了。

　　江博米芾真迹风波之所以闹得这么大，是因为这一阵子南京博物院与庞莱臣后人的纠纷正闹得沸沸扬扬，成为2025年年底的舆论热门话题之一。

庞莱臣像

　　庞莱臣（1864–1949）名元济，字莱臣，号虚斋，出身湖州南浔四大豪门之一的庞家，为著名实业家和书画收藏家，生前以雄厚的财力收藏了众多价值连城的历代名画。庞莱臣去世后，其家人大多留在大陆，陆续将虚斋收藏捐赠给国有文博机构。南京博物院在1959–1962年间就分批接收了137件（套）书画，成为拥有虚斋藏品最多的文博机构。

　　南博与庞莱臣后人的纠纷，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但双方彻底翻脸，则始于2014年。那一年，南博举办了“庞莱臣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展”，策展人庞鸥（与南浔庞家没有关系）在配套文章中对庞莱臣后人出言不逊，不仅把庞莱臣的子辈轻佻地称为“富三代”，还说“庞莱臣不会想到，他的子孙也会……败落到卖画为生的地步”。

　　庞莱臣的曾孙女庞叔令等人看到这篇文章后怒不可遏，立即向法院提起了名誉权诉讼。没想到官司这样一打，又牵出了更大的事件。在庭审中，南博方面为了表明庞家后代卖画为生并非污蔑，提交了一份新闻报道作为证据，表明虚斋旧藏的《江南春》图卷曾出现在拍卖行。闻听此事，虚斋后人在大感震惊之余更为气愤，因为《江南春》图卷明明就是当年庞家捐赠给南博的书画之一，她们根本想不到会流失到拍卖行。

　　自此以后，庞叔令对南博产生了巨大的不信任，反复要求南博提供当年捐赠的137件（套）藏品的现状，但南博始终置之不理。2024年10月，庞叔令再次提起诉讼，要求南博履行庞家捐赠文物告知义务，最终胜诉。2025年6月，庞叔令亲自去南博库房检查，发现137件（套）藏品只剩132件（套），另有包括《江南春》图卷在内的5幅画作被鉴定为伪作，不知去向。非常碰巧的是，就在庞叔令前往南博查验之前不久，《江南春》图卷突然再次现身于北京某拍卖公司，起拍价8800万元。2025年11月，庞叔令因此再次状告南博，要求南博说明《江南春》图卷等5幅画作的具体流向，并最终归还庞家。

　　以上是我用自己的语言，对南博和庞莱臣后人纠纷的重述（因为是叙述一件事实，所以可以不给参考文献，不算洗稿）。如果理性分析的话，这里面其实包括了好几个问题：

　　第一，《江南春》图卷是不是伪作？

　　就我看到的严肃文章，其实业界普遍相信当年南博前后两次请专家做出的鉴定结果是正确的，这幅作品确实存在作伪的部分。对此，我推荐两篇文章：

　　然而，这里有一个极为常见的逻辑陷阱——虚假两难（false dilemma）。一般人总觉得，一幅画卷要么是真迹，要么是伪作，没有中间状态。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一幅画卷除了100%真和100%假这两种可能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是部分真、部分假。

虚斋旧藏《江南春》图卷

　　《江南春》图卷本身包括三大部分，即卷首陈鎏所题“江南佳丽”四字、卷中署名仇英的《江南春》图，以及卷尾众多文人唱和元代书画家倪瓒《江南春》词的题跋。按汤哲明的意见，虚斋旧藏《江南春》图卷，卷首陈鎏题字为真，仇英画作为真，卷尾的题跋一半是假的，另一半的真伪还需要考证。按颜明的意见，仇英画作为假，卷尾的题跋全假，只有卷首陈鎏题字可能为真，但也值得怀疑。尽管汤、颜两位专家观点不完全一致，但足以让认真看过他们文章的人意识到，对于《江南春》图卷这样的长卷，绝不能采取“要么全真、要么全假”的二极管思维。

　　事实上，汤哲明还指出，即使是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文征明《江南春》图卷，虽然普遍被视为真迹，并用来作为论证虚斋旧藏《江南春》图卷为伪的重要证据，但其中也有作伪的部分，只是赝少真多而已。颜明则指出，虚斋旧藏《江南春》图卷“虽是伪作，但也是有一定艺术水平的老仿，又经过名家收藏，这仍使其拥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与历史文物价值”。因此，有些人用这幅画的起拍价高达8800万元为据，咬定画一定是真的，“假的不可能拍这么贵”，也是无效论证。

　　第二，如果《江南春》图卷被判定为伪，是不是应该归还庞家？

　　对这个问题，我和大部分人的观点一致，认为应该归还。事实上，这也是文博界当今的共识，而且早就写成了法律。据知乎文博界答主“螺旋真理”介绍，2018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国有馆藏文物退出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六条说得很明确：“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拟将接受捐赠的馆藏文物作退出处理的，应当按照与捐赠人约定的协议办理；无约定协议的，应当事先征得捐赠人同意。”

　　只不过，庞家向南博捐赠书画的年代，是一个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不正常的年代，双方之间没有达成任何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因此，南博后来把那几幅伪作擅自拨付文物商店出售，虽然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很不妥当，但在那个年代也并非完全无法理解。

　　第三，南博究竟有什么问题？

　　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我认为南博有两大问题，一是对捐赠人家族缺乏尊重，随随便便诬人清白，在对方因为不忿而要求彻查捐赠品去向时，又耍出了官僚主义作风，极为怠慢。二是南博前院长徐湖平多年来一直被职工郭礼典举报贪污腐败，但毫发无损，直到南博与庞家后人的纠纷成为网络热点之后，徐湖平才被带走调查。

　　但凭借这些信息，我完全无法像某些自媒体那样，要么是傻，要么是坏，非要把好几个彼此独立的问题硬混在一起，脑补出南博在几十年前就串通专家“狸猫换太子”，用假货把真货调包，为此还把前院长逼到自杀的大型阴谋论故事。我不由得再次感慨，如果人要成大事，先得像那些自媒体一样不要脸，怎么煽风点火怎么写，那我只能甘心认输，承认这辈子只能碌碌无为了。

　　南博风波还有一些枝节。有一个叫徐莺的人，自称庞莱臣堂弟庞赞臣（名元浩）的后人，曾经研究过虚斋藏品，与徐湖平过从较密。庞叔令则质疑徐莺是在假冒庞氏后人，双方为此也曾对簿公堂。但如果你认真看过这一案件的一审、二审判决，就应该知道，这里面又有一个“虚假两难”陷阱：法院虽然没有认可徐莺是庞赞臣后人，但并没有说徐莺一定不是庞赞臣后人，而是指出了第三种可能——徐莺仍然有可能是庞赞臣后人，只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事实上，网上也有同情徐莺的人（比如一个叫“磨牛沙门”的公众号），志愿替她查找古旧文献，搜寻她祖上在历史上留下的踪迹。

　　但庞叔令本人认为，徐莺也是南博黑幕背后的重要一环。她坚决认为徐莺不是庞赞臣后人，并联合香港小报《亚洲周刊》，搜集了一些在我看来并不太可信的材料，一定要把徐莺说成冒牌货。既然当事人都是这种态度，自媒体就更是胆大妄为了，有的甚至胡说什么“庞赞臣是虚构人物”（恰恰相反，庞赞臣［1881–1951］不仅确实出身南浔庞氏，确实是庞莱臣堂弟，而且也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实业家），并把《亚洲周刊》微博号被封也编织进巨大的阴谋论故事之中。然而有人查过，《亚洲周刊》至今未按《港澳新闻机构在内地设立常驻记者站及派遣常驻记者须知》向主管部门报批，因此在内地既无记者站、又无持证的常驻记者，在微博上单方面发布庞叔令提供的南博事件相关内容，属于违规采编，这恐怕才是该刊微博号被封的真实原因。

　　我对庞叔令一家的遭遇深表同情，所以不会苛责年事已高的她做一个“完美受害者”。我也祝福那些直接或间接蹭她热度、靠拨弄民众情绪赚取流量的媒体人和自媒体人，希望你们真的挣到钱了吧。

不吹不黑

“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对员工电脑屏幕进行监管？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安装这款软件，就可以监管到公司所有电脑，实时查看到员工电脑屏幕。员工从安装开始全程无感知、无弹窗⋯⋯”

小红书上，有销售人员发布多个宣传视频，展示安装在员工电脑里的“电子眼”的强大监控功能。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每经记者）发现，一款面向公司用户、单套价格或不足300元的监控软件正在被公开售卖。

“可以同步监管到员工微信和QQ”“无感知”“无弹窗”⋯⋯“监控神器”真的能“完美隐身”？每经记者展开深入调查。

“监控神器”被公开售卖 销售：员工是察觉不到的

“笔记本、台式机都**能**用⋯⋯可以等员工下班了再安装，安装好之后把安装包删除⋯⋯被监控过程中，员工那边是察觉不到的，咱们有这个优点。”对于这款软件，河北安固云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固）的销售人员介绍称。

每经记者：受控端可以看到安装文件吗？

安固销售：**看不到，到时候会隐藏起来。**

每经记者：杀毒软件查得出来吗？

安固销售：**我们老板已经和这些厂商协调过，都是兼容的。这不是病毒，所以（杀毒软件）是检测不到的。**

记者注意到，通过安固公司官网披露的联系电话可直接搜索到该销售人员的微信。

每经记者随即以意向客户的身份，从该销售人员处拿到了上述软件的控制端（监控其他电脑的终端）及受控端（被监控的终端）两个安装包进行实际安装测试。

受控端安装仅用时23秒，全程没有隐私条款弹窗，也无法选择安装路径。安装完成后，需填写控制端IP，设置受控端所属部门及名称并点击确定，该设备即在控制端上线。

控制端界面显示受控端上线

控制端页面顶部显示，软件实际名为“固信安全管控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当被问及该软件的资质和后续运维情况时，该名安固销售人员称：“这边是个新起的公司，属于分公司，但总公司好像（成立）时间挺长的。”

每经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安固实为该软件的代理商之一，该软件的源头公司名为“山东固信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信），即上述安固销售人员口中的总公司，天眼查显示，两家公司在股权上并无关联。

图片来源：安固销售人员提供的代理证书

记者随后以意向客户的身份分别致电固信官网标注的400电话及售前咨询电话。

固信售前咨询表示：“经确认，安固是我们代理。”在提供相关信息后，固信的销售人员称可以安排测试，“台式、笔记本都行⋯⋯但我们有一个局域网限制。主控电脑要与被控电脑处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何为局域网限制？据该人员解释，可以简单理解为控制端与受控端连接同一个Wi-Fi。

如果笔记本电脑连接员工自己提供的热点，是否就监控不到了？该人员回复称：“是的，但是我们的软件可以限制员工不能连接其他网络。”

对于“笔记本存在带离公司的场景”，该人员进一步给出了更加“周全”的监控方案：做一个公网，将软件服务端部署到云服务器上，所有电脑绑定公网**IP（网际互连协议）**，依靠这种方式，即使员工在天涯海角，也能实时监控、管理，但是会增加额外成本。

在记者提出远程测试的需求后，该人员称，需要拍摄服务器机器码到公司logo（标识）的全程无剪辑视频，且服务器账号必须是企业认证。而安固在提供远程测试时，记者仅提交了一张营业场所照片。

几经沟通后，记者获取了固信销售人员提供的安装包。

当在相同设备运行安装软件时，电脑系统提示“已安装，是否覆盖？”

更换设备安装后，记者发现，两家公司提供的软件从受控端顶部显示的名称**到基本功能设计、页面设计一致。**

同样一款软件，安装后的监控效果究竟如何？每经记者找了一位从事网络安全10余年的专业技术人员一同测试。

记者亲测：微信聊天实时“直播” 从屏幕到硬盘一览无余

每经记者首先将从安固获取的控制端及受控端两个安装包分别安装完成，并将受控端设备设置上线。

此时，受控端系统托盘处显示，客户端策略生效中。不过，这款软件藏得极深：记者查看任务管理器及应用列表，并未发现该软件的身影。

”受控端设备上线后系统显示的信息

此外，记者还通过控制端设置开启了微信**、QQ、钉钉、飞书等社交软件的聊天审计功能，能监控浏览网站的数据，还能同步开启屏幕录像。在设置过程中，受控端同样没有收到任何提醒。**

设置完成后，记者开始与受控端登录的微信聊天。期间，记者通过微信发送的文字、图片、视频、文件等全部聊天记录出现在了控制端的页面上。甚至对于图片、视频、文件的具体内容，控制端也可以通过预览或下载的方式查看，而受控端毫无察觉。

点击“实时屏幕”，控制端可以同步观看受控端屏幕操作；点击“本地审计”，则可查看受控端的屏幕录屏，甚至受控端电脑的文件也一览无余。

对于杀毒软件的查找情况，每经记者也进行了测试。

需要注意的是，安固的销售人员声称其老板跟杀毒软件厂商有过“协商”，安装的软件不会被判定为病毒，对于该说法，记者无法确定真假。但每**经记者在受控端被监视的情况下，使用360安全助手、火绒安全软件、腾讯电脑管家、金山毒霸、联想电脑管家对受控端进行了全盘扫描，均未识别出任何风险。**

多款主流杀毒软件未识别出风险

而上述记者亲测“裸泳式”监控过程涉及的两台电脑，相距近两千公里——控制端电脑位于成都市，受控端电脑位于北京市，两台设备以一台服务器作为公网映射。

此外，每经记者还在局域网内同步测试了固信提供的软件，操作过程中，对应的受控端同样全程无感知，杀毒软件也未检出异常。与安固有所不同的是，通过固信提供的软件无法查看受控端微信发送的图片。

经此验证，安固销售人员宣称的监控功能确实能实现，并且能做到被监控者在监控中无感知。

已有多家企业购买“监控神器”

这样一款能让杀毒软件“失明”的监控软件，究竟有多少公司在使用？

在和安固的销售人员沟通过程中，其直接发来了某理工科院校的采购合同扫描件。订购信息显示，该院校采购的软件为“终端安全管理系统”。

”图片来源：安固销售人员提供的某理工科院校的采购合同扫描件

每经记者：“终端安全管理系统”和“安全管控平台”是同一款软件吗？

安固销售：只是叫法不一样，就像“上网行为管理、数据防泄漏、终端安全”的说法，意思就是可以监控员工上班情况、浏览的什么网站、聊天内容、文件操作、文件管控、实时屏幕、录像等。

每经记者：上述两家采购方购买的是否为此前测试的监控员工软件？

安固销售：对的。

记者还注意到，部分合同的采购方和收货方并非同一家公司。例如，一家位于天津市的小型信息技术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显示的收货方为大型能源投资公司等多家企业。

一家位于武汉市的小型科技公司委托固信将产品送至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WWT大厦某层交货，该合同的货物清单明确显示，“提供微信聊天审计、QQ/TIM聊天审计、钉钉聊天、企业微信聊天审计、浏览网站审计、网络搜索审计、电子邮件审计和上传下载审计”的模块购买数量为2300套。

”图片来源：安固销售人员提供的某科技公司与固信的采购合同扫描件

这些客户均购买了记者测试的这款软件吗？上述收货方为大型能源投资公司等多家企业的合同采购项目为“网络准入产品”，该产品是否包含监控功能？

安固的销售人员称，网关属于不同的功能，是可以单独购买的，宣传材料中列示的公司客户并非全部购买了监控功能。

每经记者注意到，这款软件的使用成本并不高。固信的销售人员提供的报价为：采购一台，按原价498元/台收费，可终身使用，如果需要后续更新维护，第二年起按合同价款的15%收取维护费；采购数量达到20台到50台有优惠，单价比原价低近200元。

调查过程中，每经记者发现，两家公司的合同范本均对采购方的权利义务及安全责任做出规定。

而在与记者实际沟通的过程中，安固的销售人员未提及在监控之前需告知员工，且称，如果购买数量少，也可以以个人名义购买。

固信方面则表示软件针对企业单位内部终端电脑的管理，需要对员工进行告知，不能侵犯员工隐私。但记者实测注意到，监控可做到无提示、无弹窗，被监控对象在无专业技术人员指导的情况下是难以发现的，也无法取证，投诉和维权更无从谈起。所以，普通个人是很难与监控软件抗衡的。

安全专家：软件所用技术与病毒、木马完全相同**

从技术上看，要做到监控微信等社交软件和前台“无感知”是否有难度？

某国内头部杀毒软件安全专家在接受每经记者微信采访时分析称，从技术上看，做到前台“无感知”的难度并不大。通过消息钩子或其他类似的系统接口劫持技术很容易做到对常规监控软件的信息屏蔽，最终达到隐藏自身存在的目的。

那么，在被监控的电脑中如何找到该软件？

在参与测试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每经记者以受控端管理员的身份运行命令行工具，查找受控端电脑的网络连接，通过排查可疑的网络连接情况，根据可疑进程号定位到了该软件的可执行程序文件路径。

的确如销售人员所说，该文件夹处于隐藏状态。选择显示隐藏文件夹后，也仅能看到日志，依然无法从中找到运行文件。由于程序正在被运行占用，无法直接删除文件夹和程序文件。使用代码停止进程，计算机蓝屏并自动重启，重启后程序依然运行，控制端仍显示受控端在线。通过Windows系统自带的服务管理禁用该服务开机自启动后，重启程序依然运行。直到通过火绒安全软件禁止程序开机启动并将电脑重启后，控制端才显示受控端下线。不过，由于部分“文件已在Windows资源管理器打开”，依然无法彻底删除文件夹。

最终，每经记者多次重启并使用火绒安全软件的文件粉碎功能，才将文件夹彻底删除。

从这款软件的运行方式及查找、删除难度上看，其是否与病毒、木马软件具有相同的功能、效果？该软件与病毒、木马软件是否采用了近似的技术？在网络安全领域，一般如何定义这种软件？

上述头部杀毒软件的安全专家告诉记者，病毒、木马本身就是软件的一种存在形式，与正常软件的区别只在于使用目的和使用方法。所以，如果这款软件被用来进行恶意的监控或信息窃取，那它就是病毒、木马。其隐藏自身存在和运行的技术与病毒、木马不是“近似”而是完全相同。这类软件一般被认定为远程监控或远程控制类软件，它的存在比较“灰色”。通常来说，如果其开发者有大公司背书且能尽量确保被合法使用，那可以被认定为是带有潜在风险的合法软件。但一旦被滥用或从根本上便“动机不纯”，则会被判定为后门或木马类程序。

结合该类文件特性，上述技术人员给出了一份判断电脑是否被监控的“自查指南”。

如何停止监控？

该技术人员表示，继续输入通过可疑进程号定位该软件可执行程序文件路径的代码，根据输出的文件路径寻找可疑文件夹ipsafe。

如果无法找到文件夹，代表文件夹可能被隐藏。此时点击查看，勾选显示隐藏的项目。

定位到文件夹后，如显示程序正在运行占用，无法直接删除文件夹。可以通过代码查看父进程，不断重复这一操作，直到父进程变为系统文件service.exe，上一层的p2mon32.exe即为该软件的最外层进程。

使用火绒安全软件，从启动项管理中找到该程序，禁止该程序开机启动并重启。最后使用火绒安全软件的文件粉碎功能粉碎文件夹。如显示粉碎失败，可以反复重启粉碎。

律师：监控行为触犯刑法**

围绕外界关心的监控行为是否合法、员工如何维护权益、软件买卖方应承担何种责任等话题，每经记者咨询了律师、技术人员等专业人士。

上述知名律师称，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后果。微信聊天记录等通信内容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公民个人信息，但二者存在交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0号）明确规定，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微信聊天记录极有可能包含以上内容和信息，监控相关聊天内容的企业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每经记者注意到，《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对App运营者可被认定为“未公开收集使用规则” “未明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有清晰界定。

好多读者私信让我写写美国“斩杀线”的话题，我想应该是大家察觉到了这个话题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美国中产因为一场大病或者吸毒、赌博、大学贷款等情况一夜跌落，沦为无家可归者，被称为“斩杀线”。知道了这些，似乎就让我们在中国的生活更有安全感了？

美国存在无家可归者吗？确实存在，我见过。

美国存在中产一夜返贫犹如被“斩杀”的情况吗？确实存在，我认识。

去年9月，我在美国游学，特别留意记录了很多无家可归者（Homeless）的情况。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在波特兰认识的一位无家可归的女生：

照片经当事人授权同意公开

你没有看错，这位衣着体面、气色良好的女生是一名无家可归者，怀里抱着的狗狗是她的宠物。

照片拍摄于波特兰一家Whole Foods超市门口，当时我从里面买了些吃的出来，看到她和狗狗坐在路边，身前放了一块纸板，上面写着她住在车里，需要零钱和食物。正好我买了水果，分了她一些，也聊了几句。

她是从美国中部一个州过来的，在波特兰上大学，没有租公寓，平时住在一辆车里。她说想等大学毕业后有全职工作了再稳定下来，现在这样挺好。Whole Foods出来的人经常会给她和狗狗带一些吃的，每天花2个小时左右在这里“等待”，所以保安也都认识她，还帮我们拍照。（发布已征得同意）

其实最让我惊讶的还是这条狗，养得油光水滑，很显然它一天吃的肉比我要多。而且作为大型犬，主人还给它戴了嘴套，牵了狗绳，可以合理推测，一定也有狗证，打过疫苗。

当我们谈论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时，可能很少有人能想象到这位姑娘也是其中之一。

当然，也有一些气色状态没那么好的。

照片经授权同意公开

这位大姐也是我在波特兰认识的。当时她侧躺在人行道上，我观察了一会儿发现她没有睡着，就去打了个招呼。

她说睡在街上已经3年多了，她喜欢睡在硬的地面上，这样对她的背比较好。我问她，如果我给一些零钱会不会冒犯到她，她很开心，说不会冒犯，正好也需要。然后她提出，希望以后能用她创作的艺术品来回报我，说了好几遍。

其实从交流的反应速度、表达方式等情况可以粗略看得出，这位大姐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但情况也不严重，或许这是她露宿街头的原因吧。

举这两个例子，并不是说美国的无家可归者都是这样的情况，而是这两位看起来没什么危险性，所以我才有机会去攀谈，了解到一些信息。

街头见到更多的无家可归者，是下面这种情况：

还有更邋遢一些的这种情况：

在加州的旧金山，见到了行程中数量最多的无家可归者。

这位男士也是带着狗，但个人卫生情况和精神状态比波特兰的女生明显就要差一些。

这两位很容易能看出来是药物滥用（Drug Abuse）的受害者，中国语境里一般称他们为吸毒者，但在美国，药物滥用是一个和中国“吸毒”略有不同的社会问题，这个说来就话长了，以后找机会再展开。

我还特意去旧金山无家可归者聚集的街区考察了一下，的确是很令人忧心。

2024年最新统计，美国无家可归者数量为77万，是当前美国社会非常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

美国的无家可归者中既有文章开头那位女生那样比较体面的，也有第二位姐姐那样保持基本体面的，还有一些是身体和精神状态显著异常，个人卫生健康状况非常糟糕的，大家无家可归的原因也各不相同。

在美国，无家可归者的数量和构成也有相对完善的统计，有非常多的社会组织在开展无家可归者的救助帮扶工作。当地朋友告诉我，美国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研究或者从事公益事业最热门的方向之一就是无家可归者帮扶。

不过，美国无家可归者的形成有着特定的社会结构原因，并没有哪个公益机构或政府组织能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一名中国公民，很自然地就会想到：

那，中国有多少无家可归者呢？他们的情况如何？

很遗憾，中国并没有专门的街头流浪乞讨人员统计数据，只能找到一些侧面参考。

据《中国社会报》报道，2023年，民政部门累计救助流浪乞讨等各类临时遇困人员70.6万人次。这个数字一方面会有一人救助多次的重复，另一方面又没能覆盖到全部流浪乞讨人员，所以并不能直接用来估算中国无家可归者的规模。

信息来源：《中国社会报》2024年1月9日报道

https://www.mca.gov.cn/n2623/n2684/n2703/c1662004999979997029/content.html

不过我恰好在广州做过一些“街友”的帮扶工作，有了解到一点点一线的真实情况。

广州有专门开展街头露宿人员帮扶的公益机构，叫暖加公益，他们称呼露宿人员为“街友”，每周二晚上会固定去给街友们送饭、送水、送卫生用品，我也参与过。

照片不涉及可辨认的面部信息

比如下面这位街友，住在某立交桥底下，用平板车和泡沫箱搭了一座床铺，整个人还是比较干净体面的。

照片不涉及可辨认的面部信息

在他床铺的上方，有两位少年正在玩滑板，这里是他们探索极限运动的游乐场。

时空和命运在这一刻交错折叠。

广州的街友同样构成非常多元，既有年老体弱的乞讨者，也有年轻力壮甚至学历很高只是暂时遇到工作困境的人，很多露宿街头者白天会打一些零工，但受限于各种因素，他们没有全职工作。

我在“帮困境人士买饭3天”项目中也接触到一些露宿街头者，他们让我点外卖的地址会选在某商场门口或者某餐厅门口（有免费WIFI）。

街头流浪人员也有季节性迁徙的情况，冬天，广东福建等地的露宿者会显著增多，其中一些是从北方和中部省份迁徙过来的。广州的气候温暖，对露宿者来说过冬相对容易一些。

之前我的朋友林君君在福州也拍摄了一些露宿街头者的照片：

可能因为中国的这些露宿街头者和网上冲浪的人们距离比较远，所以大家不太能关注到。

也可能因为美国的那些无家可归者和网上冲浪的人们距离更远，所以大家关注起来比较安全。

现在，你知道哪里不对劲了吧？

南京博物院（以下简称“南博”）文物管理问题，于近期引发社会关注。收藏家庞莱臣（号“虚斋”）后人庞叔令在某拍卖行预展中发现《江南春画卷》现身，估价8800万元。经庞家后人举报，拍卖方撤拍。

庞莱臣后人捐给南京博物院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局部），2025年出现在北京一拍卖公司预展中。 图源：法治日报

该事件被披露之后，南博接受各家媒体采访时所呈现出的时间线为：1959年，庞莱臣之孙庞增和向南博捐赠家藏137件古代书画，其中包括仇英的《江南春画卷》。1961年和1964年，南博两次组织专家就馆藏进行鉴定，《江南春画卷》等5件作品被认定为“赝品”。1986年，文化部出台《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允许对“不适宜入藏”的文物进行退出处理。1997年，经江苏省文化厅批准，南博将含《江南春画卷》在内的5件“不适宜入藏”的书画划拨至江苏省文物总店（以下简称“文物店”）。2001年，文物店以6800元价格将5件画作出售。

原江苏省文物总店销售发票显示，《仿仇英山水卷》于2001年4月16日被“顾客”以6800元价格购买。 图源：上观新闻

另据裁判文书网公示，庞家后人曾不止一次起诉南博。其中，2015年诉称，南博出版的《藏·天下：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以下简称“藏天下”）画册中，副主编庞某署名的《庞莱臣与“虚斋”藏画》一文将庞家后人描述为“败落到卖画为生的地步”，涉名誉侵权。案件经两审，人民法院判令南博、庞某停止侵权并道歉。

2016年，庞家后人再诉南博、南博原院长徐某名誉侵权，诉请称二被告于2006年出版的公开出版物中贬损庞家无偿捐赠之举。2007年，南博将庞增和捐赠的虚斋旧藏与香港商人合作进行94%的高仿克隆，对外销售。2014年，南博在《藏天下》画册中称庞家后人“败落到卖画为生的地步”，且该画册持续公开销售。案件经两审，人民法院认定南博与徐某不具有侵害名誉的行为特征。

疑问一：画作到底何时流入私人藏家之手？

前述名誉纠纷的判决结果与本次拍卖事件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本文不作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诉讼中，在南博任职且与南博同为被告的《藏天下》副主编庞某举证称：“2015年4月16日来源为《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网》的《收藏家庞莱臣的书画王国（下）》一文，以及2010年8月30日来源为《现代快报》的《艺兰斋珍宝探秘：所藏〈江南春〉镇馆之宝》一文，均证明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庞家后人于上世纪90年代出售给南京藏家。”（【2015】吴民初字第834号、【2016】苏05民终7170号）

2016年诉讼中，庞家后人举证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仇英〈江南春〉卷考辩》一文，证明庞增和在1959年一次性无偿捐赠仇英《江南春画卷》在上世纪90年代被卖给南京艺兰斋陆挺”。(【2016】苏0506民初486号、【2016】苏05民终8170号)

两宗诉讼的证据内容，均指向《江南春》画卷已于“上世纪90年代”售予南京藏家，该时间点远远早于文物店外销发票所记载的“2001年4月16日，以6800元价格将5件画作出售”。

反倒是南博在官方《情况说明》中称：“上世纪90年代，我院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对该5幅画作进行了处置。”该时间点，呼应了两宗诉讼的证据内容。

再有，上海收藏家颜明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其于1999年即在南京艺兰斋负责人陆挺家中见到该画作。颜明回忆，因货款事宜与陆挺见面，相谈过程中陆挺称：“让你们见识一件‘天下第一的仇英’。”随即，陆挺向颜明展示了《江南春》图卷。澎湃新闻的采访稿同样将《江南春》图卷的出售时间指向了上世纪90年代，而非2001年。

那么，这里的问题是，相关画作到底何时流入私人藏家之手？如果按照《情况说明》所称“上世纪90年代，我院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对该5幅画作进行了处置”系指划拨文物店，那么，在南博任职的《藏天下》副主编庞某，为何举证称《江南春》画卷已于上世纪90年代出售给南京藏家？

疑问二：庞某的举证疑问

同样据名誉纠纷所示证据，在南博任职的庞某举证称，相关画作系庞家后人出售给南京藏家。

如果庞某所言为真，这里的问题是，既然南博已于1959年接收了相关画作，庞家后人何时将画作取回并出售？

反之，如果庞某所言为假，那么在南博任职的庞某为何出具此种陈述？

疑问三：踩着生效时间点处置画作？

虽然画作捐赠时尚缺乏与文物入藏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基于行业惯例，南博在接收时就应当对相关画作进行真伪鉴定。那么，问题是：如果接收时做了鉴定，鉴定结果是什么？反之，如果接收时未做鉴定，理由是什么？

南京博物院时任院长曾昭燏执笔给庞增和写的感谢信。 图源：财新

此外，相关画作的接收时间系1959年，专家组的鉴定时间为1961年。显而易见，“接收”与“专家组鉴定”的时间间隔非常靠近。换言之，既然刚刚接收该画作，即被专家组认定为“赝品”，那么南博基于何种原因继续保留“赝品”，而非退还捐赠者？

1999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以下简称“《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五条规定：“捐赠财产的使用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符合公益目的，不得将捐赠财产挪作他用。”该法第十八条规定：“受赠人与捐赠人订立了捐赠协议的，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捐赠财产，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用途。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当征得捐赠人的同意。”

南博接收捐赠品的时间在《公益事业捐赠法》生效之前，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南博必然与捐赠者签署（或补签）捐赠协议。但是，南博处置相关画作的时间恰好在《公益事业捐赠法》生效之际，文物店售卖画作的时间点更是晚于《公益事业捐赠法》生效时间。在《公益事业捐赠法》已生效的前提之下，南博未征求捐赠人的意见即划拨捐赠品，文物店又在捐赠者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直接售卖捐赠品。南博与文物店的行为，显有不当。

令人忧虑的是，二者为何踩着《公益事业捐赠法》生效的时间点处置相关画作？（《国有馆藏文物退出管理暂行办法》于2018年生效，距离文物店售卖捐赠品的时间较远，因此本文暂不讨论该办法。）

疑问四：南博和文物店何以一卖了之？

文物鉴定，向存争议；笔者作为法律行业人士，不便施予评价。那么我们退一步，假定相关画作确系赝品，江苏文化行政部门以及文物店为何放任赝品流通于世？

南博在回应中称，画作处置系依据《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

可是，该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已进馆的文物、标本中，经鉴定不够入藏标准的，或已入藏的文物、标本中经再次鉴定，确认不够入藏标准、无保存价值的，应另行建立专库存放，谨慎处理。必须处理的，由本单位的学术委员会或社会上的有关专家复核审议后分门别类造具处理品清单，报主管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后，妥善处理。”

这里的问题是，南博出于何种原因而未依法对相关画作进行“专库存放”？又是出于何种“必须处理”的事由而将画作划拨文物店？

再有，史学家陈寅恪曾言：“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据此，即便我们假定相关画作确系赝品，然考虑到画作之上承载着历代藏家的手笔和印章，显具重大研究价值。南博和文物店何以一卖了之？此种处置行为是否符合《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所规定的“谨慎处理”和“妥善处理”？

疑问五：利益输送之嫌

作为文化事业机构的南博，将馆藏品划拨给下属的经营机构。

据媒体梳理，同意划拨相关画作的签字人徐湖平，时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同时兼任文物店法定代表人。即相关画作没离开“如来的手掌心”，性质就由馆藏品变成了商品。

另据《沉痛哀悼陆挺先生：一位为收藏事业献身死而有憾的才子》一文显示，执笔人为徐湖平。还有，徐湖平曾为江苏省收藏家协会创始会长，而陆挺则是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的顾问。

澎湃新闻的报道中也提及，南京博物院退休职工郭礼典，多年实名举报徐湖平在任期内存在严重违规违纪行为，如贪污腐败、倒卖故宫南迁文物等。另外，举报内容还涉及原江苏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韩建林。郭礼典称，韩建林就是徐湖平的保护伞，徐湖平曾将书画赠送给韩建林。

草蛇灰线，皆有利益输送之嫌。那么这里的问题是，一幅号称“天下第一的仇英”的《江南春》画卷，历经各代藏家之手，何以被鉴定为“赝品”，随即低价进入私人藏家之手？

疑问六：《江南春》拍卖疑云

前五个问题，是审查《江南春》画卷于当年的收藏流转情况。第六个问题则是，此次拍卖，送拍人是南京艺兰斋吗？如果不是南京艺兰斋，那么送拍人是谁?

庞家后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据其了解，此次送拍者系宁波人朱某。假设庞家后人所获信息为真，该画作因何流入朱某手中？

鉴于《江南春》画卷已经撤拍，那么该画作是保存在拍卖行手中，还是已退还送拍人？

鉴于该画作有可能牵扯利益输送，且案值高达8800万元，省监委是否应当及时固定证据？

疑问七：8800万拟拍品的疑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禁止买卖下列文物：（一）国有文物，但是国家允许的除外；（二）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中的壁画、雕塑、建筑构件等，但是依法拆除的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中的壁画、雕塑、建筑构件等不属于本法第三十一条第四款规定的应由文物收藏单位收藏的除外；（三）非国有馆藏珍贵文物；（四）国务院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公告的被盗文物以及其他来源不符合本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文物；（五）外国政府、相关国际组织按照有关国际公约通报或者公告的流失文物。”

而关于如何定义“文物”，《文物保护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下列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受国家保护：……（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另据1950年颁布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之规定，文物中的“绘画”指的是：“前代画家之各种作品，宫殿、寺庙、冢墓之古壁画，以及前代具有高度美术价值之绣绘、织绘、漆绘等”。

即，无论是依据当下有效的《文物保护法》，还是依据1950年生效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仇英系明代的著名画家，《江南春》画卷作为其代表之作，应属文物，当无异议。

即便退一步而言，假定南博受捐的《江南春》画卷系赝品，那么该赝品系何人何时所仿？出自名家之手的仿品，在收藏领域并不罕见，且往往同样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此幅拟拍价高达8800万的画作，是南博所称的赝品吗？如果该拟拍品与南博处理的赝品并不具有同一性，那么该拟拍品从何而来？拟拍价近亿元的拍品，是否应当对其进行文物鉴定？

疑问八：拍卖《江南春》是否进行过审核？

《文物保护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文物拍卖企业拍卖的文物，在拍卖前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依照前款规定进行审核，并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文物拍卖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拍卖企业须在文物拍卖会举办前，将拟拍卖标的整场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审核。报审材料应当由文物拍卖专业人员共同签署标的征集鉴定意见。”

据此，此次拍卖《江南春》画卷是否进行过审核？如果审核过？审核结果是什么？

反之，如未审核，基于何种理由可未经审核即组织拍卖？以至于偶然被庞家后人发现后又撤拍？

疑问九：其他被处理的捐赠品今在何处？

据南博的官方回应，当年一并处理了五件“不宜馆藏”的捐赠品。

如今各方的讨论焦点均在《江南春》画卷，那么其他被一并处理的捐赠品是什么？身在何处？是否应当找回进行重新鉴定和保护？

更重要的是，《江南春》画卷引发如此巨大风波，那么掌握其他被处理捐赠品的文物商人或藏家，是否会因担心涉案而私下损毁相关画作？

笔者注意到，有媒体采访江苏纪检监察部门，却被告知“相关问题需要找江苏文旅厅反映”。案涉亿万级别的多件文物，如由文旅部门主导调查，是否有利于及时发现文物流向和文物保护？以及，是否有利于查明画作处置过程中的问题？

结论

综上九问，此事件之所以引发关注，固然有公众珍视文化遗产的情感因素。更重要的是，涉及如此珍贵的文化遗产，且受赠者本应当是最可信赖的博物院，然而当公众直面事实的时候，却发现每一个环节都如雾里看花、迷雾重重。

最近一段时间，《大明王朝1566》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剧中人杨金水说：“我可告诉你，有些事不上秤，没有四两重；可要上了秤，一千斤都打不住”。《江南春》事件动摇的是公众对我国收藏管理制度的基本信任。公众的担心，也早已不限于南博。

一句“相关问题需要找江苏文旅厅反映”式的官样告知，是否能够抚平公众的焦虑？当下，唯有建立最及时、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积极接受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与监督，或许能恢复公众的一点信心。否则，一个调查组，闭门调查一段时间，然后向公众发一个《情况说明》即算收官，那就是“张飞卖豆腐，人强货不硬”，绝对不可能实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

最后，至于《江南春》画卷事件有可能涉及哪些法律责任，相关机构和人员是否涉嫌违法犯罪，因目前尚无充分事实披露，法律分析为时过早，留待以后吧。

12月23日，澎湃新闻《独家调查｜从6800元购买的顾客到8800万元的送拍人》的深度报道，堪称年末精彩大戏。

另据港媒报道，最新的消息是，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已被带走协助调查。

精彩着，疑惑着

读完澎湃新闻的报道，细细梳理，有几个问题萦绕脑间，不能散发：

一、1961年11月和1964年，前后6位专家鉴定为“伪作”的结论是如何做出的？

澎湃新闻引用鉴定专家之一张珩其后的手写报告，其中记有：“南博的文物共五万一千多件，鉴定历时两个多月，平均每天最多鉴定一千七百多件。采用的不是正规的鉴定方法，而是迫不得已的特殊方法。”

以一天工作10小时计，相当于3分钟鉴定一件作品，纵使张珩先生天赋异禀，难道没有头昏眼花之时，时刻清醒，绝无过失？

鉴定专家之一谢稚柳之子接受采访时称，在他父亲生前并没有听他说1961年的南京之行，“也没听我父亲说过这一《江南春》图卷的真赝讨论。”

▲庞莱臣后人捐赠南博的《江南春》图卷局部（图/网络）

而根据郑重的《谢稚柳年谱》，并未记载谢稚柳先生1961年11月的南京之行。在1986年谢稚柳、启功等几位鉴定专家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背景下来到南博鉴定书画，从目前的文献看，并没有提到这一《江南春》图卷。

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张鉴定结论是“假”的？毕竟，即便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不法分子也可以造出真假难辨的假币。

窃以为，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文物鉴定全靠经验和主观判断，这个行当“人”的因素决定一切，是“人”就会犯错误。此外，排除经济因素，文物鉴定的真假，就是个学术问题，因此真假可以争论，谁也做不到100%正确，有争议，只能选择“相信”谁，近乎是个信仰问题。

但正是这种不得已的似是而非，很可能给不法分子的不寻常操作留下空间。

二、“伪作”结论做出后，为何不及时通知庞氏家人？

这或许是早有人觊觎这个宝贝，也有可能是特殊年代做事方式的确“与众不同”，我们不能简单以今日之人情，圈套昨日之理法。

三、鉴定为“伪作”之后的几十年，该画作放在哪里了？

有可能是一直待在南博的仓库里吃灰，但有没有另一种可能，被人“借”走了几十年，一直在等着机会办“手续”，走合法化程序？

四、被鉴定为“伪作”的“仇英江南春图卷”，1997年调出南博的“江南春卷”，及2001年6800元卖出的《仿仇英山水卷》和2025年准备公开拍卖的仇英《江南春》卷，是不是同一作品？

澎湃新闻的调查发现，被鉴定为“伪作”的《江南春》图卷（鉴定评语上称为“仇英江南春图卷”），在以6800元卖出之前，就已经流出南博，到了私人收藏家手中，被视为珍宝。而1997年调出南博时，档案称为“江南春卷”，2001年的售出票据，售出文物名称是《仿仇英山水卷》，是改名了，还是根本就是两件东西？这如何解释？澎湃新闻引用艺术收藏人士的分析，不排除“先上车后补票”的可能。但也仅仅是“可能”而已。

▲原江苏省文物总店销售发票显示，《仿仇英山水卷》于2001年4月16日被“顾客”以6800元价格购买（图/澎湃新闻）

如果同一件商品（物品）乃至于一个人，至少三次任意改名换姓，即便没有猫腻，对公务机关出具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来说，也是极不严肃的。如果存心如此，那不得不以“阴谋论”视之了。就比如，如果有人要把“上海中心”改名为“上海商店”，你说他想干什么？

五、其余四“伪作”现在在哪里？

这个问题，估计还有更精彩的故事。

六、如果这次交易是一场私下交易，公众是否就丧失了一场观摩国资如何流失的资格？

毕竟，在文物买卖中，公开拍卖也只是众多交易方式中的一种。

国有可移动文物价值几何？

上述“六问”（其实不止，比如还有那个长期冒充庞氏后人的女人），说到底，是一件珍贵文物从私有到国有，再重新私有的各个环节，一不小心泄漏的荒诞不经。国有文物没个底数，这种荒诞还会继续上演。

2017年4月7日，国家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历时5年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国有可移动文物共计10815万件/套。当然，其中已不包括上述走向公开拍卖的《江南春》图卷，它早就完成了“私有化”改造。

按文物级别统计，珍贵文物（分为一、二、三级文物）共计3856268件，分别为：一级文物218911件/套，二级文物551192件/套，三级文物3086165件/套，合计数量占比6.02%；一般文物24353746件，数量占比38.01%；未定级文物35863164件，数量占比55.97%。

几乎所有文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损毁了就彻底消失了，因此很多人相信文物都是无价之宝。

但实际生活中，文物交易每天都在发生，也就是说，许许多多文物实际上是可以标价的。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在馆际间进行借展的时候，为了保险，会对文物进行估值。据说国家文物局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文物估值标准，三级文物50万元，二级文物250万元，一级文物2000万元。

以此计算，中国国有可移动文物的价值，一级文物为43782.2亿元，二级文物为13779.8亿元，三级文物为15430.8亿元，中国国有珍贵可移动文物，总价值72992.8亿元。如果算上一般文物，未定级文物，保险公司愿意出的价格，总值当在10万亿元以上。

而亚洲艺术品金融商学院创始人、院长范勇先生2024年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的文物估值达到50万亿到2000万亿元。

范勇先生的评估，应该是考虑了销售价格的因素。

而不管是哪一种评估方式，得出的数据都十分庞大甚至骇人听闻。

我们一般人都以为各级国有博物馆都是清水衙门，没有几滴油水。殊不知这些博物馆里，放着中国压箱底的宝物，犹如《红楼梦》的史太君（贾母）的那些个箱箱柜柜，是不肖子孙们时刻惦记着的物件。

博物馆的“富有”程度，不是任何机构可以比拟的。须知，各级国资委管辖的国有资产，2023年也不过才371.9万亿元。如果以范勇先生估值国有可移动文物“50万亿到2000万亿元”计算，那么文物部门的“富有”，完全可以碾压国资委了。稍微啃食一点，不是“硕鼠”，而是“硕象”。

另类国资如何流失

放在各级国有博物馆里的可移动文物也属于国有资产。但它不像国有企业那样，具有很大的公共性。国有企业要频繁地与员工和公众打交道，不得不接受公众监督，即便如此，其中发生的腐败，也时有耳闻。

博物馆表面上也有公共性，但除了展出的少部分文物，大量文物存放在仓库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圈层化和专业性非常高，实际上相当封闭。除了极少数的几件小案子，何曾听闻过最近这种量级的大案子？

但从坊间传闻来看，博物馆（包括图书馆）的文物腐败，恐怕并不少见。公众号“呦呦鹿鸣”在12月23日发文“爱国学者刘军山捐献的2333件碑帖只剩876件？后人发声”，该文立刻引来陕西图书馆馆长的回应，但该文的几则网友留言，同样触目惊心，试转帖如下，真假自辨：

——我祖父严谷声于1950年将我曾祖父严雁峯及祖父两代人《黄园书库》的所有藏书计州十一万余卷全部捐赠给四川图书馆，当时西南军政文化委员会指派蒙字（应为“文”）通、杨啸谷、严谷声等组成接收小组进行鉴定和分类，最后鉴定结果：图书共31万余卷，其中珍本、善本及海内孤本共计五万余卷。祖父严谷声被特聘为川西省人民代表，后成为第一批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但是最近这几年省图书馆连目录都找不到了，图书馆一位副馆长居然问我为什么宋版书鲜有所见，岂不怪哉。

——1981年法门寺真身宝塔发现的宋元版大藏经经澄观老和尚等五老整理后交陕西省图书馆收藏。2006年韩伟先生主持编纂《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时，多次要求查看这些藏经，被无情拒绝。近来年，每有研究者前去要求借阅时，陕图的回答是：没有这些东西！

——海外名家侯北人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捐赠安徽省（政府省）博物馆字画一百三十余幅，2000年发现这批捐赠查无可查，若有任何线索烦请留言告知，感谢！

图/豆包AI生成

——闻一多的堂弟闻钧天向浠水县文化馆捐献了150多件画作，到现在只剩下63件。

——我外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捐赠了一百多幅珍贵书画作品给家乡，不久便出现在嘉德拍卖，其中不乏开国元勋的珍贵墨迹，后来是中组部出面叫停了一场丑恶的拍卖……

——还有泊头师范学校的齐学勤收藏的。她女儿齐昀在四处找人求助，不知道为啥到处拍卖的拍品有“河北泊头师范”。

——临时分管过宣传文化，陪上级客人多次去博物馆，镇馆之宝多年前被主要领导借走，直到他落马再无音信；其他值钱的出土金银珠宝，也好几件下落不明，也就七八年前的事。所以，馆里不是那些物件的安全地。

上述这些指控，未经相关部门查实，不能作为定论。但至少是一条条腐败线索，值得深挖下去。

箱底的宝物也得见太阳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个话放在博物馆也合适。

绝大多数可移动文物都具备高价值、携带和隐匿方便的特点，因而不管是影视剧还是现实生活中，可移动文物都是很多违法犯罪分子攫取的重要对象。从上文例举的众多例子看，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那些心思不纯的官员凭借权势，将一件价值数千万的文物“借”来，摆在家中，从此落地生根，是多么容易，而要让他将一座价值数千万的公房供自己使用，他得花多少心思？

一般人喜欢文物，违法犯罪分子更喜欢文物。在一般意义上，文物比金银珠宝更有吸引力。

但文物的问题不在文物，而在对这种特殊的国有资产的保管方式。

比如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对捐赠者不尊重，捐赠者权益得不到保护，捐赠者无法参与文物保护。

比如，有意无意的账目不清。

比如，也存在与公司经营相类似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比如，迫于权势，“借出”文物而不敢索还。

所有这些情形，都指向普通公众与博物馆之间缺乏互动桥梁。

从法理意义上，我知道博物馆里的宝贝有我“一份”，但如何才能体现出我拥有的那“一份”？从博物馆的角度来讲，知道这是“全民”的宝贝，但“全民”在哪里？“全民”如果长期缺位，不法之徒就会鸠占鹊巢，化公为私。

但不管怎么说，从这次南京博物院的“仇英《江南春》案”，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恶劣程度远远超出了学术腐败，同为读书人，我只能给出4个字：

斯文扫地！

最近有个词，叫做斩杀线。

说的是美国虽然有不少人过得很光鲜，看着是程序员、工程师和白领什么的。

但是突然一下子房贷供不上，或者助学贷款还不上，或者药物依赖了，酗酒了。

于是这个咣当一声，流落街头，然后可能两三年就死了。

有人就借用了一个游戏的概念。

在很多游戏里面，敌人血量低于20%的时候，主角就有一定的机会直接不是砍敌人掉血，而是秒掉这个敌人，那20%就是这个小兵的斩杀线。

比如《西游记》里面，有三打白骨精，第一次没有打死，第二次没有打死，第三次，打死了。所以白骨精的斩杀线就是33.33333……%

有朋友问我怎么看斩杀线。

那就说一个我们这儿的斩杀线吧。

还是《西游记》：

忽问：“悟空何在？”

悟空近前跪下：“弟子有。”

祖师道：“你这一向修些甚么道来？”

悟空道：“弟子近来法性颇通，根源亦渐坚固矣。”祖师道：“你既通法性，会得根源，已注神体，却只是防备着‘三灾利害’。”

悟空听说，沉吟良久道：“师父之言谬矣。我尝闻道高德隆，与天同寿；水火既济，百病不生，却怎么有个‘三灾利害’？”

祖师道：“此乃非常之道：夺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玄机；丹成之后，鬼神难容。虽驻颜益寿，但到了五百年后，天降雷灾打你，须要见性明心，预先躲避。躲得过，寿与天齐；躲不过，就此绝命。再五百年后，天降火灾烧你。这火不是天火，亦不是凡火，唤做‘阴火’。自本身涌泉穴下烧起，直透泥垣宫，五脏成灰，四肢皆朽，把千年苦行，俱为虚幻。再五百年，又降风灾吹你。这风不是东西南北风，不是和薰金朔风，亦不是花柳松竹风，唤做‘赑风’。自囟门中吹入六腑，过丹田，穿九窍，骨肉消疏，其身自解。所以都要躲过。”

悟空闻说，毛骨竦然，叩头礼拜道：“万望老爷垂悯，传与躲避三灾之法，到底不敢忘恩。”

这就是咱们传统文学名著里的说法。

东胜神州的斩杀线100%。

你如果和普通的小猴子一样，生老病死，那没人来找你的麻烦。

倘若你长了智能，开了天眼，得了神通，那就麻烦了。

上天会发出雷、火、风三系法术来虐你。

别觉得斩杀线很恐怖，20%的血随时死掉，看着很吓人。

没有斩杀线，那相当于100%的血可能就直接被秒掉。

而且我觉得须菩提祖师说的三灾，其实就挺残暴的。

你说“神佛，我没有作恶”“神佛，你们降下灾厄之前应该有个听证会”“神佛，我罪不至死”“神佛，不是我，伊万诺夫在隔壁”。

都没有用，三灾是一个单行道，神佛面对蝼蚁的时候，是不开麦的。

关于精英的斩杀线说完了。

聊聊关于贫困的事。

“外国也有穷人，有的比我们的穷人还惨。”

这句话没问题。

我专门讲过一部讲日本贫困母亲的电视剧。

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生孩子的女人，后来怎么样了

中学毕业就出门打工，二十多岁就结婚，生了两个孩子，结果老公出事故死了，一个人打两份工艰难拉扯俩孩子，还得了白血病。找政府，东京府的公务员各种推诿，各种官僚主义，最后走投无路，去投奔和自己断绝关系改嫁了的妈妈。

确实很惨。

但是我发现，日本人能拍这个电视剧。

我们上一次在电视剧里看见穷人是什么时候？

要么就是脱贫剧，要不就是年代剧。

我们的电视剧里有永远不会被斩杀的人：

皇帝、贵妃、霸总、赘婿、龙王、宫主（我就不能明白这是什么职称，正高级的吧应该）。

有些人不是没有，只是我们看不到。

强调外面有人比你还穷，其实挺有意思的。

我小时候，我家有本小人书，叫《“幸福城”的猩猩》。

说西方有个资本主义国家，闹失业，工厂关门了，大学毕业的杰克没有工作，后来有个好心的老板给了他一张名片。

去了才知道，让他在动物园里钻皮套演大猩猩。

这个工作收入还不低，可惜就是没有星期天，星期天游客会过来。

后来他在星期天荡秋千，遇到老婆孩子孩子过来了，一下子分神了，就摔进了隔壁狮虎山。

以为自己要死了，结果狮子跟他说：“哥们，能起来吗？我也是人，我也是失业的，我们一起投入到反抗资本的洪流当中吧。”

结局就是大家一起罢工去了（也不知道星期天罢什么工，你们又不是印度）。

这是个英式笑话，但是在70年代是被认真地画成了连环画，给孩子们看的。

类似的这种小画书还有很多，比如80年代画的007的小人书，邦德躲进一个厕所，一群外国老白男蹲在一起，厕坑没有门。

你不光要明白确实人有崩溃和阶层滑落的一刻；

还要明白这不是只有白人才有的麻烦；

更要明白在我们这里写自己的斩杀线会有麻烦；

最后还得明白，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是发达国家。

p.s

我们这里有没有文化优越性？

确实有。

比如咱们中国人对读书人那种热情的善意，对文化人的那种爱：

比如2023年，有位流浪汉穷困潦倒在衡水下面的乡村里，说“我上过大学，我能教英语！”

衡水大家知道对吧，乡亲们就把孩子都送过来，五块、十块、十五块，还有给水果给馒头的。

江山父老能养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乡亲们不会让你陷入斩杀线，能把一个行业一刀斩掉的肯定是另有其人。

当然，你写这个稿子的时候得会写。

你不能像写西方国家的流浪汉那样，说“大学毕业生当了流浪汉了！”

你要从光明的角度说：“我们的流浪汉，甚至都上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