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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年轻人为不必要的战争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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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年轻人为不必要的战争送命

纪思道
Mark Peters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在越战期间还是个孩子,那时几乎不可能不注意到反战抗议。我记得当时有一种普遍情绪,充分体现在了参议员乔治·麦戈文的一句话中:“我厌倦了老年人构想战争,却让年轻人去打。”
而现在,这似乎又在重演。
特朗普总统在伊朗战争问题上走到了一个岔路口。一条路是外交途径,特朗普也试图让金融市场放心,我们正朝着那个方向前进。他声称,伊朗正在“‘恳求’我们达成协议”。
问题在于,伊朗实际上并没有在恳求达成协议。恰恰相反,它通过将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只允许本国船只通行,获得了巨大的筹码。伊朗人想必在想,他们在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协议中基本上放弃了核计划,却只得到了区区4亿美元(后来又获得了一些)。而在这个月,伊朗只需要将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几周,特朗普政府就解除了部分石油制裁,其价值可能高达140亿美元。难怪伊朗似乎觉得自己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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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特朗普可能希望找到一个台阶下,但他面临的难题在于,现在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远逊于伊朗上个月据称提出的条件(即暂停所有铀浓缩活动三年,并在此后施加严格限制)。
我支持外交途径,但实话实说:任何协议都可能相当糟糕,并且会巩固一个压迫本国人民、威胁整个地区安全的残暴政权。
由于外交选项如此缺乏吸引力,特朗普似乎准备选择一条更糟糕的道路:派遣地面部队入侵伊朗。他正在向该地区增派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和伞兵,而《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考虑是否再增派1万名地面部队
“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资深伊朗问题专家瓦利·纳斯尔告诉我。“也许特朗普别无选择,只能走这条路,因为现在走到谈判桌前就等于承认失败。但这是他自己造成的困境。”
最受关注的打击目标是哈尔克岛——伊朗的主要石油出口基地。是的,海军陆战队或许能拿下哈尔克岛,尽管据报道伊朗人已经布设了陷阱并加强了防御。正如特朗普的心腹、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所说:“我们打下过硫磺岛,我们也能拿下这里。”格雷厄姆没有提到的是,在二战末期攻占日本硫磺岛时,有2.6万名美军伤亡。
问题不仅在于占领哈尔克岛,更大的噩梦在于此后如何一天天、一周周地保护驻扎在那里的部队免受无人机和其他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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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该地区拥有多处坚固的军事基地,距离伊朗要远得多,但即便如此,美军也未能完全保护这些基地,士兵们被迫撤离到酒店。“美军在该地区使用的13个军事基地中,有许多几乎无法居住,”我在《纽约时报》的同事海伦·库珀和埃里克·施密特报道称。那么,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基地都保护不了,又该如何保护被投放到一座伊朗岛屿上的海军陆战队员呢?
那为什么还要夺取哈尔克岛?鹰派的理论是,如果失去石油收入,伊朗将被迫投降。“控制那个岛,让这个政权自生自灭,”格雷厄姆敦促道。
不幸的是,这种理论很可能是错误的。
“即使我们拿下哈尔克岛,伊朗也不会投降,”曾任以色列国防军情报局首席伊朗问题分析师丹尼斯·西特里诺维奇告诉我。“一切都会不断升级,油价等等都将大幅上涨。”
如果特朗普真的想夺取领土,更好的选择或许是几个较小的岛屿——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阿联酋也对这些岛屿提出了主权主张。美国与阿联酋的联合部队可以夺取这些岛屿,然后由阿联酋方面驻守。
但即便如此,这也将是一次巨大的升级。现实是,任何夺取伊控领土的行动都极有可能招致伊朗的报复,比如攻击该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更可怕的是,袭击为一些海湾城市提供水源的海水淡化厂。一旦炼油设施瘫痪,我们可能会在未来数年面临石油和天然气短缺。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可能加入冲突,通过封锁曼德海峡来阻断航运。曼德海峡是红海的咽喉要道,相当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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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这会在短期内结束,”纳斯尔警告说。“我认为局势变得更加糟糕、让美国付出巨大代价的风险相当高。”
如果特朗普派遣地面部队,他的目的很可能是“以升级促降级”,希望借此获得对伊朗的筹码,从而谈成一笔更有利的协议。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我更倾向于相反的判断:金融市场的崩溃反而会让伊朗获得比现在更大的筹码。
伊朗政权可能也比我们更有战略耐心。别忘了,1980年伊拉克入侵伊朗后,伊朗在1982年收复了失地,但因愤怒而拒绝停火,又打了六年仗,希望能推翻伊拉克政权。我们有同样的持久力吗?
尽管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有一个我在近距离目睹战争后深信不疑的道理:老一辈不应通过让年轻人为不必要的战争送命来收拾他们自己制造的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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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如此富有,为何美国人却如此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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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如此富有,为何美国人却如此痛苦

DAVID FRENCH
George Douglas
美国经济举世称羡
但现实中的美国人却对他们的经济并不满意,而且这种不满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两种说法都没错。坦白说,直到最近,这都让我感到困惑。面对如此非凡的经济增长,为何会产生如此持久的悲观情绪,这怎么可能是理性的?
过去25年间,美国的GDP增长远超(除印度和中国外的)主要经济竞争对手欧洲日本差距大到欧洲许多最强大国家的经济繁荣程度仅相当于美国最贫困的州。例如,以可支配收入衡量,相比美国整体水平,英国和法国的生活水平更接近仍然是美国最贫困州的密西西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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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听说中产阶级在萎缩,但这种萎缩是因为富裕阶层和中上阶层在扩大。根据经济学家斯科特·温希普和斯蒂芬·罗斯的分析,核心中产阶级(定义为家庭收入在贫困线的250%至500%之间)占全国家庭的比例从1979年的35.5%下降到2024年的30.8%。乍一看变化不大,但这是13%的降幅。
这并非因为美国人变穷了。他们变富了——远比之前更富有。在此期间,处于贫困或接近贫困(低于贫困线150%)的美国人口比例从29.7%骤降至18.7%。中下阶层家庭(贫困线150%至250%之间)的比例也从24.1%下降到15.8%。
同期,美国中上阶层和富裕阶层的比例急剧膨胀。1979年,有10.4%的家庭属于中上阶层,其收入在贫困线500%至1500%之间。到2024年,这一比例几乎翻了三倍,达到31.1%,而富裕阶层(收入在贫困线1500%及以上)的比例则从微不足道的0.3%增长到3.7%,增长了十倍以上。
为了让你理解这些数字的含义,以三口之家为例,划分五个阶层的收入门槛在2024年的美元价值下分别是4万美元、6.7万美元、13.3万美元和40万美元。
结果是,与前几代人相比,很大一部分美国人过着看起来异常富足的生活。尽管对住房可负担性有正当的抱怨,但平均而言,美国人住的房子比前几代美国人更大、更豪华。
过去的奢侈品——如中央空调、大屏幕电视、家用电脑和多辆汽车——如今已成为美国大多数(当然不是全部)社会阶层生活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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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仍然是机遇之地。我们仍然能为数千万人创造巨大的财富。
我过去曾是那个烦人的人,面对主观认为的经济萎靡,我会抛出客观的经济统计数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论证,悲观情绪或许是真实的,但却是不理性的。毕竟,难道不是大多数人都满意自己的经济状况吗,即使他们担心整体的经济大局?
此外,这不也大多是党派之见吗?经济乐观与悲观情绪会根据谁执政而翻转,共和党在赢得白宫时立刻变得更乐观,而民主党在自己的政党主政时也表现出完全一样的行为。
一个分裂为两个均势阵营的国家永远不会表达广泛的经济乐观情绪。
但后来我读到一篇彻底改变我观点的文章,一旦我的观点改变,我就看到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我们之所以痛苦,部分原因正是因为我们富有。
这篇去年8月发表在《纽约时报》观点版的文章由管理顾问丹尼尔·柯瑞尔撰写,内容是关于迪士尼世界的经济学。文章描述了一个曾经对大多数美国人开放的公园如今变得极其昂贵,其收费足以压垮无数美国家庭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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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暴涨的不仅仅是入园的基本费用。迪士尼还提供各种额外付费的特别福利,创造了一种多层次的体验。不妨把这个公园想象成航班的登机组。如果你在第一组,会舒服许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迪士尼的故事虽然可以理解且令人遗憾,但并不算触目惊心。在任何特定年份,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会去迪士尼世界,而且如果富裕的美国人大幅增加,那么从经济角度出发,迎合他们的品味(并掏空他们的钱包)来创造特别福利就顺理成章了。
但不仅仅是迪士尼。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本月,《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讲述了青少年体育运动的爆炸性成本。例如,2019年至2024年间,美国家庭在棒球上的平均年支出从660美元增加到1113美元。
这部分是因为青少年体育的性质已经改变。在我小时候,我们都有球棒、手套和几个球。我们在最近的沃尔玛超市入口外设立的社区报名桌报名参加小联盟,加入那些名为“汤姆换油店老虎队”或“韦恩录像店野猫队”的球队。
现在呢?旅行体育已经占据主导,而旅行体育很昂贵。正如《华尔街日报》报道的:“随队外出比赛的青少年穿着价值几千美元的服装、装备和赠品涌入周末锦标赛。”忘记那些由本地企业赞助的本地队伍吧。现在,你常常发现自己要辗转于本地区甚至全美各地,为名为“A联盟”或“B联盟”的队伍打比赛,这些队伍代表着你选择的旅行体育公司的不同分支。
如果你是个体育迷,除非手头有大量闲钱,否则就别想去现场看职业队比赛了。正如我的同事亨利·布什内尔去年12月在The Athletic上报道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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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球迷成本指数”,从1991年到2023年,观看一场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或职业棒球大联盟(MLB)比赛的平均价格上涨了约300%。现在,一场NFL比赛的平均票价超过300美元。
根据The Athletic本赛季早些时候的一项分析,一场普通NFL比赛的最便宜门票约为169美元——这超过了英超联赛除阿森纳俱乐部最受关注比赛最高票价之外的所有标准门票价格。
那坐飞机呢?购买机票就像打开餐厅菜单。你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的座位等级选择。不再是只有头等舱和经济舱——以从后向前的顺序登机。不,我们现在有头等舱、舒适经济舱、经济舱和基础经济舱。我们有贵宾钥匙登机、预登机和另外九个登机组。
结果可能是无尽的烦扰。我们不断被提醒,美国是一个多层次的社会,高收入能为你带来极其明显的富裕享受,而一份体面的收入则什么特殊待遇也带不来。高收入的美国人如此之多,以至于整个经济都在扭曲,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以满足少数人。
换句话说,我们拥有的是一个为“第一组”设计的经济,但身处的是一个“第九组”的国家,难怪这么多美国人在经济上感到不利和不安全。
有一个统计数据支持这种看法。去年2月,《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收入最高的10%群体(家庭年收入约25万美元或以上)现在占据了总消费的49.7%。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一个能让整个经济向顶层倾斜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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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分析范围扩大到收入最高的40%人群,这个比例上升到总消费的75%以上。这意味着,最贫穷的60%美国人只占了总消费的不到四分之一。把这些汇总起来,就意味着个体的理性经济选择正在推动整个经济迎合富裕阶层。而且,如果收入最高的10%群体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消费者,那将意味着即使是中上阶层的人也会感到维持体面生活的压力。
如果你是汽车制造商,你会想生产低利润的入门级汽车吗?还是通过销售高利润的SUV来获得大得多的回报?如果你是开发商,豪华住宅通常利润要高得多
是的,二手车仍然可以是很不错的车,而有证据表明,通过增加整体供应,建造更多高端住宅可以降低房价,但中产阶级的美国是二手车的美国。那闪闪发光的新玩意?那是给别人准备的。
结果可能就是,你不断感觉自己是个二等公民。你在酒店前台登记时,会瞄着那条更短的黄金会员队列。你乘坐租车公司班车经过贵宾服务亭,那里的常旅客拿了钥匙就可以走。
或者,更严重的是,你搬到一个新城市,发现要看新医生可能需要等上好几个月——除非你能支付高昂的月费享受“特约医疗”。那样你就能马上得到诊治,也许中年患者还能获得肉毒杆菌的优惠。
如果你住在一个高收入10%群体钟爱的城市呢?那么,即使是中上阶层也根本感觉不到富裕。六位数的薪水只能买得起“鞋盒”公寓,从食品杂货到汽油,一切都贵得离谱。很快,你就会在谷歌上搜索查塔努加或得梅因的房价——心想那里肯定更便宜——无论你是否真的打算离开。
在此背景下,“可负担性”不仅仅指特定商品的价格(甚至不一定指特定时期的通胀率),更是指获得那种本应感觉是正常美国生活所需支付的成本——这种生活包括与孩子一起看棒球赛、有随时可以看的医生、一个你喜欢的家,以及至少一种还没有被时代抛弃的整体感觉。
财富总是诱惑我们永不满足。我们被那永不餍足的欲望所诅咒。我们容易嫉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谈论“与邻居攀比”。
但如果“邻居”在无意中也让攀比变得困难呢?如果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改变了我们的社区,使我们无力支付医疗、住房、体育以及许多其他我们需求或想要的东西呢?
在这个故事里,问题也许不在于寡头统治。埃隆·马斯克的亿万财富并没有对我的生活造成直观的改变。但我所在城市的所有医生、律师、工程师和会计师有。他们买下了封闭式社区的房子。他们的孩子在打旅行体育比赛。因为他们手中的钱,新开的餐馆更可能是“从农场到餐桌”的小馆,而不是华夫饼屋。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谁是明确的坏人,这也正是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之一。我们无法找出并击溃一群特定的、正在使美国陷入困境的“坏人”。每个人都在按照理性的自利行事。如果可以,为什么不做律师或工程师呢?既然能向建筑师收取更高费用,为什么要向幼儿园老师卖食品赚更少的钱?如果贵宾服务能让你的生活更轻松,为什么不买呢?如果“特约医疗”医生待遇和生活方式更好,为什么不做呢?
正是这些被数百万美国人重复了数百万次的选择,既刺激了我们的经济增长,也——荒谬地——加剧了我们的痛苦。我们买不起我们得不到的,我们也买不起我们过去能负担的,这种组合甚至可以让一个按历史标准可能已相当富裕的美国中产阶级感到自己确实很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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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战争给普京带来重大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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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战争给普京带来重大利好

MIKHAIL ZYGAR
Pool photo by Alexander Zemlianichenko
今年年初,俄罗斯经济一度濒临崩溃。在战争与制裁的双重压力下,财政收入下滑、生产萎缩、贸易低迷。关税不断上涨的同时,信贷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借贷渠道几乎完全断绝,破产浪潮一触即发。1月下旬,俄罗斯被迫以每桶仅22美元的价格向印度出售石油,约为市场价的三分之一。这极具象征意义,充分说明经济已难以为继。
战争期间,普京总统多次听到此类抱怨,但据身边人士透露,他基本选择置之不理。官员与商界领袖也明白,继续战争是他的绝对优先事项,国家经济状况则无足轻重。但到了2月,情况出现转变。普京突然开始关注疲软的经济,甚至有迹象表明,他可能在对乌谈判问题上改变想法,寻求为冲突找到出路。
随后,伊朗战争爆发。一夜之间,谈判和解的条件彻底逆转。油价高涨、西方阵营分裂、美国过度扩张,迫使普京妥协的压力大幅消退。历史上演了离奇转折:就在普京看似准备考虑结束俄乌冲突之际,伊朗战争的爆发却扼杀了这一可能性。
2月时,普京似乎准备调整路线,重组谈判团队。据报道,被普遍认为缺乏实权、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的克里姆林宫首席特使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即将被解职。接替他的头号人选是国有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伊戈尔·谢钦。作为普京的核心亲信,谢钦曾负责俄罗斯与拉美国家关系,并与美国石油高管建立密切联系。这一信号表明,普京可能开始认真对待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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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有关俄罗斯政府即将大规模改组的传言开始流传。若普京真想认真谈判、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就必须彻底重构权力架构。据接近克里姆林宫的人士透露,这可能包括解散现政府。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的处境已岌岌可危:其亲信近期接连成为刑事案件被告。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事情原本可能的走向。2月28日,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美以联合袭击中身亡;随后几天,局势彻底逆转。油价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美国更是出人意料地解除了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随着全球因粮食供应中断而动荡,对俄罗斯化肥的需求暴涨。一时间,困扰俄罗斯的经济难题似乎烟消云散。
更重要的是,美国与其北约盟友之间的分歧加剧,欧洲国家拒绝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军舰。特朗普总统称这是“非常愚蠢的错误”。对于以在西方制造混乱为外交政策核心的普京而言,这无疑是利好消息。同样关键的是,美国注意力被中东牢牢吸引,乌克兰问题被抛诸脑后。被转移的不只是注意力:美国正在大量消耗本可援助乌克兰的武器与弹药。
克里姆林宫同样看到了美国内部的可乘之机。不难预见,与伊朗的长期冲突可能侵蚀特朗普的政治地位,削弱共和党,让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充满变数。这进一步强化了普京的判断:美国政治具有高度不稳定性。与历任美国总统一样,特朗普只是过渡性人物,新政府迟早上台,对俄政策可能截然不同。伊朗战争可能加速这一更迭。在这种逻辑下,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毫无意义。
这一切对克里姆林宫而言都是重大利好。但涌入俄罗斯的资金绝不能保证普京能够无限期延续战争。相反,一些接近政府的人士认为,当前局面只不会持续太久。莫斯科许多人预计,到5月,伊朗战争可能结束,对俄制裁或将重新生效。对于陷入困境的俄罗斯经济而言,没有永久的救赎。
俄罗斯国内局势也日趋动荡。今年秋季议会选举在即,克里姆林宫陷入近乎偏执的焦虑,在议会安插退伍老兵的计划上反复摇摆,对一名公开反水的亲政权博主严厉打压。当局已着手封锁俄罗斯使用最广泛的即时通讯平台Telegram,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网络中断事件也愈发频繁。政府大规模改组的传言仍未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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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还难以想象的民众不满情绪,如今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似乎用不了多久,普京就必须做出重大抉择:要么同意乌克兰问题上的某种缓和方案,甚至可能结束战争;要么走向相反方向——全面收紧管控,甚至启动新一轮动员。无法预测普京会做何决定,但美国是否继续深陷伊朗战争将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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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霍尔木兹“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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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霍尔木兹“核武器”

ROSS DOUTHAT
Illustration by The New York Times; source imagery by NAEL CHAHINE and Restu Ariyadi, via Getty Images
拥核的理由显而易见,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为了支配或震慑无核邻国,让它们因惧怕被你毁灭,从而俯首称臣。其二则是出于防御目的——威慑更强大的敌人不敢发动攻击,让对方明白,胜利的代价将惨烈到无法承受。
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正是出于担忧第一种局面出现:一个被伊朗核讹诈重塑的中东。但迄今为止的冲突反而让第二种情景更具现实意义,它表明伊朗已然拥有一种类核威慑力,一种足以造成大规模毁灭的可信威胁,这可能会限制其对手所能承担的合理风险。
与朝鲜不同,伊朗政权并未拥有足以让美国不敢轻举妄动的核弹头储备。但它拥有萨达姆·侯赛因与穆阿迈尔·卡扎菲在与美国的决定性冲突中所不具备的升级能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由此重创全球能源市场,这是伊朗第一个重大升级举措。威胁全力摧毁波斯湾地区从炼油厂到海水淡化厂的大型基础设施则是第二个——这一手段仅会在绝境中使用,近乎同归于尽的自杀式行为,但对于一个面临存亡危机的政权而言,仍是极具威力的威胁。
我们当前战略的核心问题在于,它已将伊朗政府置于这种生死存亡的境地。我们旨在实现政权更迭的斩首行动未能达成预期的政治革命。只要伊朗政权存续、战争仍在持续,伊朗政府就能发出异常可信的末日式威胁,因为正是我们自己,将他们逼到了即使采取此类极端行动也显得合乎理性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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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此前针对伊朗核计划的打击并非如此,若我们仅打击其军事基础设施,也不会出现这种局面。但以斩首行动为先导,必然会导致这一结果——它让被打击的政权有充分动机采取极端行动,甚至堪比核规模的行动,而这样的行动在其他情境下本是不理性的。
当然,这种类核类比存在局限。伊朗制造大混乱的能力并非依赖单一武器实现瞬间毁灭,而是依托一系列分散部署、效果叠加的能力,从可打击海湾邻国的导弹发射装置,到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领土的实际控制。
霍尔木兹这一武器的威力需要时间显现,导弹发射装置也易受空中打击,因此伊朗的威慑力可以通过消耗战来削弱。武器准备可被摧毁,领土可被占领。理论上,通过一系列非致命性军事行动的组合或许能在某一节点让这种生存威胁变得更可控,减轻潜在经济损失,并削弱伊朗的升级能力。(同时,仍可寄望于政权更迭能在此过程中实现。)
这正是部分鹰派人士希望特朗普政府打的那种战争:动用地面部队与远征军,逐步达成无法一蹴而就的目标。耐人寻味的是,这些鹰派与部分战争批评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认为,如果美国不选择这种作战方式——不派海军陆战队夺取海峡周边领土,不彻底消除伊朗点燃波斯湾的威胁——那么我们就将不得不接受一场划时代的失败:届时伊朗将崛起为新的地区霸主,就像《沙丘》中的保罗·阿崔迪,在威胁摧毁厄拉科斯星球的香料、破坏银河文明后登基称帝。
我对伊朗即将迎来“保罗·阿崔迪时刻”持怀疑态度。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伊朗领导人是具有超能力的救世主;伊朗的常规部队远非战无不胜的铁军;地缘政治的运作逻辑通常也不像科幻小说的情节设定。众所周知,金正恩有能力让所在地区陷入火海,但这并未让他成为亚洲的潜在神帝,只是让朝鲜政权变得异常难以攻克。
同理,如果美国放弃斩首行动、重返外交轨道,伊朗对地区与全球经济的威胁将不再像其被逼入绝境时那般可行。美国的常规军事优势将持续存在,这意味着若伊朗试图将经济讹诈常态化,我们仍能对其实施新一轮打击。而且,德黑兰动辄以末日威胁邻国的做法更可能加剧其自身的长期孤立,而非促使邻国倒向这个伊斯兰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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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意味着缓和局势对美国来说毫无代价,也并非意味着不导致政权更迭的停战协议不会对美国实力造成有限的打击。。但与一些末日预言者的论调相反,美国足够强大、也具备足够缓冲能力,足以承受一次战略上的失望。而且,如果摆在面前的选项并不是特朗普原本期望的速战速决,而是全球经济崩溃的阴影下的亚洲地面战争,那么,哪怕让特朗普将这种失望包装成巨大的成功或许也未尝不可接受。

Ross Douthat自2009年起一直在时报担任观点版面的专栏作者,也是观点版播客节目《有趣的时代》的主持人。他的最新著作是《Believe: Why Everyone Should Be Religious》。欢迎在FacebookTwitter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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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官员应该多去中国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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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官员应该多去中国看看

JING QIAN, NEIL THOMAS
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特朗普总统已将其访华行程推迟数周,理由是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此次访问本有助于稳定美中关系、重启两国更广泛的交流,它不应无限期拖延下去。
华盛顿需要恢复美国政策制定者对华的常态化出访——近年来这类出访大幅减少,而美中之间的经济与地缘政治竞争却在加剧。
自特朗普2017年首次任期内访华后,再无美国总统踏足中国。这一空白凸显了一个简单却令人不安的事实:美国人无休止地讨论着必须与这个最大的对手竞争,以及如何竞争,却有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从未去过中国。
美国官员只能对着一个抽象概念,这极易导致严重误判。比如特朗普去年不断升级的关税措施,本以为能让中国屈服,最终却在中国展现出反制能力与手段后不得不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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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观察中国——它的制造业巨头、科技创新实力、最先进的基础设施,以及国家培育的产业生态——有助于避免此类误判,也有望让美国政策少些自满、少些作秀,更聚焦于振兴美国产业的实际所需。
国会议员访华曾是常态。学者甘思德(Scott Kennedy)汇编的数据显示,2010至2019年间,共有177名美国议员参与59个国会代表团访华。这类交流自2020年起基本停滞。同样,自里根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在任期内至少访华一次,但这一惯例在拜登任内被打破,他从未以总统身份访华。
这一点的重要性远超想象。1972年尼克松访华结束了两国数十年的隔绝,后续国会代表团的访问推动了1979年美中关系正常化。冷战时期,历任总统与国会议员对苏联的出访对于帮助美国搜集信息、管控紧张局势、维持军控等关键议题对话至关重要。
疫情切断了官方对华出访,至今仍未恢复,背后原因包括中国社会受到政府更严格的管控、前几年北京推行更具对抗性的所谓战狼外交,以及两国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中国不时对美国公民实施出境禁令、双方相互制裁政府官员,进一步让两国氛围趋于冷淡。中国在华盛顿成了“毒药”,访华可能招致政治反噬。这种政治气候也大幅削减了美国民众赴华旅游留学学术交流的数量。
这种局面不符合美国利益。看清真实的中国才有助于美国判断在哪些领域与中国竞争、在哪些领域与中国合作,以及如何夯实自身根基。
为恢复美国竞争力,国会于2022年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以提振美国半导体制造,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支持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与电池供应链。但要长期抗衡中国的规模与活力,美国在工程人才培养、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基础打造上仍需付出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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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眼目睹中国工厂的现代化程度、科学家与技术人员的专业能力,以及其领先全球的电池、电动汽车、生物技术等未来产业背后的一体化生产生态系统之后,就会明白这一点。
我们经常前往中国,并时常向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汇报见闻。当我们讲述与中国领导人、专家的近期对话,剖析其体制运作、官方媒体报道背后的内部争论与利益博弈时,他们总是格外专注。美国官员本应亲身前去体验这些东西。
加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卡纳9月访问上海后表示,此前并未意识到这座城市如此“先进”,并总结道:“我们需要更多访华行程。”其他还有许多人士近期从中国归来时也有类似感受。
亲身接触能让北京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的某些关切是两党共识。2023年,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率领一个罕见的跨党派代表团访华时,就管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问题向习近平主席施压,这一行动配合更广泛外交努力,最终促使北京承诺采取更多行动。
前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曾将对华外交斥为“僵尸接触”——空有对话、毫无实质成果。但至少,对话能提供了解中方思路的有用线索,并且建立个人关系,这些在危机时刻可能派上用场。
特朗普应当采取一项举措,指示国务卿鲁比奥恢复此前依据《相互教育与文化交流法案》获批的赴华交流项目,该法案为联邦雇员参与外国政府资助的交流提供了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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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务卿庞皮欧将这些项目视为北京的“宣传工具”,于2020年予以叫停。当然,我们始终应清醒看待中国的动机。但若声称外国政府的常规接待会让美国政策制定者变成对方的辩护者,这实属侮辱。
解决之道不是终止这些访问,而是提高透明度,降低间谍活动与不当影响的风险。可通过要求及时披露行程资金来源、目的与行程安排;禁止游说者参与;将行前安全简报作为标准流程等方式实现。
恢复常态化对华出访既非易事,也非毫无风险。但更大的战略风险在于,美国政策建立在过时假设、二手印象与对中国发展的片面认知之上。

Jing Qian是亚洲协会副会长,也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创始人和执行主任。Neil Thomas是该中心中国政治研究员,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美中关系未来项目的国家安全研究员。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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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伊朗陷入泥潭,特朗普只能怪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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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伊朗陷入泥潭,特朗普只能怪他自己

DAVID FRENCH
George Douglas
特朗普总统已经为中东的又一个泥潭创造了条件,现在的悬念在于,美国卓越的军事实力能否将他从自身的冲动与无能中拯救出来。
简单来说,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在伊朗上空建立了绝对制空权。在短短几天内,联军摧毁了伊朗保卫本国领空的能力,消灭了伊朗相当一部分高级军政领导人,并重创了它的海军力量。
与此同时,美以正通过空袭破坏伊朗的核计划,摧毁其制造和部署弹道导弹的能力。他们还在攻击那些维持伊朗政权对民众控制的内部安全部队。
这场空中行动的意图十分明确:既要削弱伊朗政权伤害邻国的能力,也要为地面发生革命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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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次军事任务仅限于此,那么军方执行得相当高效。伊朗正遭受沉重打击。即便战争今天结束,伊朗军队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从目前的损失中完全恢复。
虽然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也对美军及其盟友造成了一定损害,但远不及美以对伊朗造成的破坏。目前没有确认的报道显示伊朗击落过任何一架美国或以色列战机(它确实摧毁了一些无人机),也未击沉任何一艘美军或以色列军舰。
那么,特朗普为何还要严厉斥责美国的盟友?当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和科威特以报复美军攻击时,他为何感到“震惊”?
答案或许可以从《华尔街日报》上周五的一篇报道中找到。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曾警告特朗普,伊朗可能试图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特朗普对这一威胁嗤之以鼻,坚持发动进攻。
“他告诉团队,德黑兰很可能在封锁海峡之前就会投降,”《华尔街日报》写道,“即便伊朗真的尝试这么做,美军也能搞定。”
但伊朗并未屈服。目前没有明显迹象表明该政权面临崩溃。相反,它实际上已经有效封锁了这条海峡,而且据称是在没有阻断自身石油出口的情况下做到的。换句话说,当其他国家无法通过海峡运送石油时,伊朗仍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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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导弹或许无法对以色列造成严重破坏(尽管确实有少数导弹突破了以色列的防御系统,造成以色列平民死亡),也无法击沉美国军舰,但它仍然有可能让世界经济陷入危机。冲突结束后,其政权可能依然完好无损(甚至可能更加强硬),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也未削弱。
战争研究所最近在一篇中很好地描述了这个问题:“如果它目前针对航运相对有限的打击行动就足以让美以屈服的话,那么一个在战后依然掌权的遭到削弱的政权,将能够随心所欲地干扰航运,且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如果不能展示出阻止伊朗破坏航运的意愿和能力,”文章写道,“未来将更难威慑伊朗再次进行破坏。”
这正是走向泥潭的逻辑。如果美国现在宣布胜利,而伊朗政权依然存在、海峡仍被封锁,那么伊朗反而可以宣称自己获胜。它承受了重击,挺住了伤害,却仍迫使美国退让。它动用了终极武器——封锁海峡,而美国却没有有效应对之策。
如果美国决心通过武力重新开放(并维持开放)该海峡,那么很可能会再次陷入一场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冲突,甚至可能有美国士兵踏上伊朗领土。这将是一场在对手设定的条件和地盘上进行的战争,它有可能缓慢但确定无疑地给美军带来伤亡和消耗,直到我们厌倦冲突而离开。
破解这个难题的唯一办法是创造一场军事奇迹——一场速战速决、伤亡最小的战役,迅速重新开放海峡,将全球经济受到的冲击降到最低,并让伊朗几乎彻底失去反击能力,无法再对对手造成军事或经济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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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鲁莽让美国几乎没有好的选择。事实上,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完美诠释了为什么特朗普在发射第一枚导弹之前,本该向国会和美国人民陈述他的开战理由。
有朋友问我:“好吧,如果他觉得国会不会批准,你指望他怎么做?难道什么都不做吗?”答案很简单:宪法没有赋予总统无视国会的权力。所以,是的,如果不能获得国会批准,就不要发动战争。
如果一位共和党总统甚至无法说服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支持他的战争,那么也许这更有理由让人怀疑这场冲突是否明智。
如果他当初就战争的必要性给出过阐述,他本可以让民众对潜在的经济困境做好心理准备。他将被迫精确地定义我们的战争目标,以及他选择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如果他没有通过经济战和“夺取格陵兰岛”的威胁来疏远关键盟友,那么提前组建一支联合部队来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本会容易得多。
相反,特朗普在自行发起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同时,宣布了相互冲突甚至可能自相矛盾的战争目标。目标是政权更迭吗?是无条件投降吗?还是更具体的目标——摧毁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部队,击沉其海军,停止其核计划,并摧毁其通过代理人部队(包括真主党、哈马斯、胡塞武装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错综复杂的盟友民兵组织)发动战争的能力?
相比之下,伊朗政权只有一个简单而明确的胜利理论:生存。如果战争结束时政权依然屹立不倒,那么伊朗就能重整旗鼓。如果它至少部分通过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存活下来,那么它就确切地知道下一次该如何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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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经过周密计划、拉拢盟友并获得多数民众支持的战争,依然极具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世界上最顶尖的分析师也可能被事态的实际演变所迷惑。例如,我们现在正处于乌克兰战争的第五年,而许多人最初曾预计这场战争在几天内就会结束。
分析事件的最佳方式不是问“这个计划会成功吗?”,而是问:“你是否创造了成功的条件?”以及“你是否仔细考虑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军事语境下,这意味着你的部队补给充足、训练有素、领导得力,并根据稳健且可实现的作战计划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你仍可能失败,但失败的机会要小得多。
我最大的担忧是,特朗普创造了失败的条件。他带着我们补给充足、训练有素、领导得力的部队,将他们投入到一项缺乏明确公众支持(尤其是与以往美国战争相比)、缺乏明确目标且如果不进行大规模升级可能最终无法实现的使命中。
而现在,由于对战争没能导致伊朗政权的立即投降或毁灭感到沮丧,他开始手忙脚乱,再次威胁北约的生存,要求盟友们来解救他——而这场战争既不是盟友挑起的,也不是他们想要的。
作为一名美国人,一旦部队投入战斗,我希望他们获胜。我希望看到军方尽可能迅速且无痛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我希望看到伊朗政权垮台并被民主政体取代。那个政权是可憎的,是美国的敌人,它理应倒台。如果它倒了,我会为其灭亡而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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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我的爱国情怀不能让我无视现实。这不应该是我们民主国家走向战争的方式。特朗普不是领导国家走向战场的合适人选。一些人赞扬特朗普对抗伊朗的勇气,对此我表示尊重,但我看到的不是勇气,而是鲁莽,是轻率。
我看到的是一个人在没有完全理解风险的情况下将国家推向冲突。我看到的是一个在取得极其有限的军事成功后满脑子傲慢的人。他现在正指望世界上最精锐的两支军队来替他收拾残局。
他指望他们在没有军事史先例的情况下完成一项任务:完全依靠空军和海军摧毁一个敌对政权并迫使其屈服,而且动作要快到让经济阵痛不至于掩盖军事胜利。此前成功的空中战役,如北约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和盟军在利比亚的行动,都有当地盟友地面部队的补充,从而能占领并守住土地。
或者,他可以干脆宣布“胜利”,并试图让美国从战斗中抽身。他可以指着伊朗军队的废墟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成就。我们已经“修剪了草坪”——这是以色列在哈马斯去年10月7日袭击之前,对其反恐行动所使用的术语。
换句话说,你可能没有击败敌人,但你重创了敌人,它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事实上,有迹象表明政府正在转向这一立场。它的调门已经从政权更迭和“无条件投降”滑向了看起来极像“修草坪”的目标——即重创伊朗军力,使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重建。
但10月7日的事件应该向我们所有人证明,“修草坪”并不能改善任何人的安全。相反,它延长了冲突,使战斗人员变得更强硬,并播下了复仇的种子。以色列现在应该明白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明白。
当萨达姆·侯赛因在“沙漠风暴”行动中面临惨败时,他变本加厉。他试图刺杀老布什支持针对以色列的第二次大起义,他的部队向美国飞行员开火,他窝藏恐怖分子。失败并没有让他减少对美国的敌意。到了2003年,我们再次与他开战,那是一场漫长得多、也血腥得多的战争。
特朗普只能怪他自己。他领导美国进入了一场违宪的战争。而现在,他正在变本加厉,证明自己不仅是一个鲁莽的总统,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鲁莽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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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扯下了美国文明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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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扯下了美国文明的遮羞布?

纪思道
德黑兰一座居民楼楼体侧面被炸开。
德黑兰一座居民楼楼体侧面被炸开。 Majid Saeedi/Getty Images
设想一下,如果伊朗派遣特工前往墨西哥,从得克萨斯州边境向美国基地发射导弹,但不经意间,并非有意地摧毁了附近的一所美国学校,杀死175人。
如果他们随后炸毁了燃料库,在居民们的头顶降下一场化学品的雨,那又会怎样?接着他们袭击了民居、学校和诊所,而伊朗领导人还警告说,“死亡、烈火与愤怒”将彻底摧毁美国,令其永远无法重建?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特朗普总统——以及我们所有人——都会对这种针对无辜平民的令人发指的袭击发出怒吼。而且我们的愤怒是正当的。
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实现了工业级的残暴:在东京大轰炸之后,美国曾自夸在六小时内杀害的人数(约10万人)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战后,经过冷静的反思,美国参与发起了一场全球性的努力,试图遏制冲突的野蛮性,特别是保护平民。例如,《日内瓦公约》的附加议定书规定,摧毁平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如“饮用水设施”——是不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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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那层文明的遮羞布似乎正在脱落。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后,轰炸平民并切断了他们的供暖和电力。据联合国一个委员会称,在加沙,以色列让巴勒斯坦人挨饿,针对儿童进行攻击,并摧毁了医疗和教育系统。在苏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支持的一支民兵组织导致平民饥荒,并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强奸
美国为加沙战场提供了武器,且未能公开谴责阿联酋,但它仍然——尽管反复无常、心不在焉地——声称维护战争法。现在在伊朗,我担心我们可能正进一步背离我们曾经宣称的原则,松开了文明国家为了保护共同人性而给自己套上的枷锁。
耶鲁大学法学学者、美国国际法学会候任主席乌娜·哈撒韦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似乎违反了国际法,因为它既未获得联合国批准,也没有迫在眉睫的自卫需求。除此之外,虽然现在定论还为时过早,但美国和以色列的一些袭击引发令人不安的疑问,关系到它们的行为是否构成了战争罪。
哈撒韦说,美军看起来对一所女校进行了轰炸,据报道造成约175人死亡,如果是无心之过,并不一定构成战争罪。但据《纽约时报》报道,目标定位使用了过时的数据。她说,如果这反映了一种漫不经心,那就可能构成战争罪。
伊朗报告称,美国袭击了一家为30个村庄提供水源的海水淡化厂,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对此予以否认。伊朗红新月会还表示,袭击波及了超过17000所民宅、65所学校和14个医疗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称,到目前为止,这场涉及多个国家的战争已导致超过1100名儿童伤亡。
美国法学者、前战争罪检察官戴维·克兰表示,如果像海水淡化厂这样的设施主要用于民用目的,对其进行打击即构成战争罪。他哀叹道,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由美国部分推动的“法外冲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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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心,如果特朗普越来越沮丧,且列出的目标都已经完成,他可能会倾向于打击军民两用的基础设施,如电网、公路和桥梁,以此惩罚伊朗并制造更广泛的痛苦,从而挑起动乱。
事实上,总统及其亲信似乎正在释放出这种信号。
“如果他们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将给予极其沉重的打击,以至于他们或任何帮助他们的人都不可能再恢复那个地区的秩序,”特朗普告诉记者。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谴责了“愚蠢的交战规则”,并裁撤了五角大楼中旨在减少战争平民伤亡的办公室。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则吹嘘说,“我们要把这些人炸到九霄云外。”
在社交媒体上,特朗普警告说,如果伊朗阻塞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使伊朗作为一个国家几乎不可能再重建——死亡、烈火与愤怒将降临在他们身上”。
正如美国军事战略学者菲利普斯·奥布莱恩所言:“可以说,他在威胁要犯下历史上最严重的战争罪行之一。”
其他国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虽然一些领导人对袭击伊朗表示赞赏,但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形容美以对伊战争是鲁莽且非法的。瑞士国防部长表示,美国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称美国的战争“非法、不公正、无效且危险”,并敦促实施制裁。在某些人眼中,特朗普正带着我们走向一个流氓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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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特朗普的战争还有更多现实的原因:总的来说,它并没有推翻伊朗的独裁统治,反而可能加强了它。在我们的助推下,一位更年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上了台,他可能比他的父亲更加强硬。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推高了汽油价格并威胁到化肥供应。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但目前看来,美国和伊朗人民的处境都比特朗普发动战争前更糟。
退役陆军四星上将韦斯利·克拉克指出了一些现实的挑战和战略缺失,他告诉我这场战争“正在失控”。
然而,退一步看,这场战争留下的遗产可能更加令人胆寒。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警告说:“旨在限制战争恶行的规则化框架正在崩溃。”我担心他是对的,正如德国副总理拉尔斯·克林贝尔所言,“我们正越发深陷于一个不再有规则的世界”——而美国正是这一进程的引领者之一。
简而言之,在后人眼中,这场战争也许是对我们一度引领的、旨在减少战争恐怖的崇高历史努力的一次背离。如果真是这样,全人类都是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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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商业评论|解决不了问题还解决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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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315,乃悟都习惯性看看杭州问题车展,已经办了15届了,每年都还能有点新花样。

比如疑似奇瑞星途的工作人员为了在车展门口拦下车主,不惜把脚伸到车下,高喊:

轧我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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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 档案卡
标题:解决不了问题还解决不了你
作者:杨乃悟
发表日期:2026.3.16
来源: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
主题归类:消费者权益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这一幕惹得不远处的交警叔叔都笑了。

杭州问题车展的老朋友奔驰这次也没有缺席,有奔驰EQC车主反映车辆在2025年11月初召回升级之后,掉电情况非常严重。官方标注440km的纯电续航,升级之后只能跑二三百公里。

用车主的话来说:

高端车开成了老头乐。

杭州问题车展星球写了好几次了,可能是因为效果太好,广州、武汉、南京等多地纷纷组织起了自己的问题车展。

车展上出现了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华为、理想、小米等品牌收了定金交付时间不明的问题。

有的车主要了整整15个月的押金没要回来。结果车主愤怒的把车开到广电中心,人刚到家,就收到了电话,3000元押金一分不少退给了他。

比如一上问题车展立刻就能解决的问题。

今年的陕西问题车展,虽然冷冷的冰雨在大家脸上胡乱地拍,但各路经销商和厂家的人愣是从白天等到了晚上,在展厅门口站了整整一天。

他们甚至带着检测的工程师和公章到现场,直接给车主承诺,只要车主不开进去:

10分钟给你解决。

我甚至还看到了厂商人员带着电脑,争分夺秒给车主出退车协议。

还有厂商提前2天就开始解决。比如今年的杭州问题车展上,有26位车主,在13号、14号甚至是15号早上开展前,收到厂家或者经销商电话,帮他们解决问题。

这些还是稍显麻烦,有更快解决的方案。

广州问题车展现场上,有几名男子,直接冲到一辆迪子车前,用黑布将车罩住,结果被主持人抓个正着。还有一辆享界S9T被罩住后,被主持人发现,打车商电话迟迟没人露面,最后还是现场车展工作人员把罩子给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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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至少已经有6个城市举办315问题车展,这说明群众的意见很大。但央视的315晚会上,汽车问题已经缺席很久了,特别是国产车。

乃悟查了查,上一次国产汽车出现在央视的3.15晚会上,还是2014年。是我们的汽车质量已经无懈可击了吗?

过去5年,中国召回问题车辆总计超过3700万辆,其中2024年更是高达1100万辆。

根据车质网的统计,中国去年消费者关于汽车方面的投诉多达22万宗,这个数字是2021年的2倍以上。而这22万宗投诉里:

国产车占了一半。

去年发生了那么多汽车领域的热点新闻,就没有一个值得聊聊的吗?我看未必吧。

即便是每年风风火火的问题车展,解决率也都不很高。比如广州问题车展就做过统计,近5年的问题车展,收到8000个车主报名参展,问题解决率却只有:

70%。

汽车第一产销大国应该有点自信,别老围追堵截,让车主们说,天塌不下来。

提振消费可能是北京的一张空头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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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消费可能是北京的一张空头支票

ANNE STEVENSON-YANG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如果要在中国找一个类似于“罗马焚城时尼禄却在弹琴”的典故,那可能就是该国最新的五年规划
这份为国家未来几年的经济战略定调的政策蓝图于周四在北京获得全国人大批准。其中第15章题为“大力提振消费”,宣称中国消费者终于要开始赚得更多、花得更多了。
这一北京方面已承诺二十余载的愿景,其意义远不止于中国国内。倘若中国消费者真能扩大支出,将有助于降低该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现行依赖出口的战略导致中国商品充斥全球市场,既为中国创造巨额贸易顺差,也与美国等贸易伙伴持续产生摩擦。
然而,新规划恐怕难以改变这一局面。文件大体上延续了中国长期奉行的方针:优先发展外向型产业和技术,而不是建立一个真正由消费驱动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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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中共领导层希望释放更多消费,仍然有许多重大障碍,包括越来越多劳动力陷入收入不稳的低薪就业困境;人口迅速老龄化并持续减少;以及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都促使人们为了应对不时之需而更多储蓄。
此时此刻,中国民众外出大笔消费的意愿或许比过去几十年的任何时候都要低。许多人在网上表达日益增长的焦虑,发帖谈论收入减少、就业困难。2025年,中国人均月收入刚过3600元,失业率居高不下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一项根本性变化是这些问题的根源。
自2010年代初以来,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自动化发展、新冠疫情期间大量企业倒闭、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中国持续低迷的房地产市场,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岗位消失。这迫使无数劳动者转向不断扩大的服务业,而这些岗位通常技能要求更低、薪资也更低。
据估计,目前有2亿人——至少占中国劳动力的四分之一——从事着不稳定的“零工”工作,比如送外卖或送快递、开网约车、在网上卖货或做其他短期工作。根据去年的一项研究,近一半的零工劳动者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包括医疗、养老金、失业救济、生育保险和住房保障。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长期投入不足,使问题更加严重。除此之外,技术的进步让公司能够精准把握季节性需求并简化招聘流程,使它们能够根据需要随时雇佣或解雇员工。
中国的户籍制度也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的不安全感。该制度限制人们在户籍所在地之外获取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这实际上是确保了来自广大农村地区的人口为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提供廉价的流动劳动力。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如果彻底取消这一制度,将把巨额福利成本转移到这些城市身上,而这些城市目前能够在不承担社会成本的情况下享受外来劳动力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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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建立起一个充满活力的消费型经济,而且未来看起来也不容乐观。
这场已持续五年的房地产崩盘让房主们只能继续偿还那些卖不掉的公寓的房贷。新婚家庭是住房、家电和汽车消费的重要推动力。但中国人的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也越来越低:2025年中国人口连续第四年下降,新生儿数量也创下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人口减少,自然也意味着消费者减少。
更深层的问题或许在于,中国共产党关于让消费者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承诺,到底是真心实意,还是为了安抚批评者而开出的空头支票。
多年来,中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徘徊在40%或以下(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比重超过65%)。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些鼓励消费的政策,但这些政策通常采取的形式是对家电、电子产品及汽车提供补贴和返现。这虽然增加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销售额,却并没有真正改善普通消费者的处境。
如果要提高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就意味着要将部分国家控制权让渡给民众,而这是中共所不愿做的。
在美国和欧洲,政府通常通过减税、向个人和家庭直接发放补贴,或者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减少人们为应对突发情况的储蓄需要,从而刺激消费。而中国政府则主要通过企业来管理经济:将投资资金导向企业、给予它们补贴,并通过其他方式推动企业落实党的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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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真正提高中国消费者在经济中的作用,实际上就意味着把收入重新分配给家庭,这样一来,党能够用于引导资本投向战略优先领域(例如发展科技产业)的资金就会减少。而北京认为,发展科技产业对于实现技术自给自足以及与美国竞争至关重要。
中国出口机器的成功几乎无法激励共产党改变路线,去冒险尝试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新战略。贸易顺差固然会与贸易伙伴产生摩擦,但也为北京赚取了大量硬通货,并催生出无数关于中国在电动车、太阳能电池板、电池、船舶及许多其他产品领域占据出口主导地位的新闻头条。所有这些都在国内外观众面前塑造了一种中国经济强大的形象。
中国政府表示,新的五年计划将促使居民消费支出的显著增长。但更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一切照旧:世界市场上充斥着更多低价中国商品,新兴经济体推动自身发展的努力面临更大压力,中国从国外进口的商品进一步减少——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加剧。

Anne Stevenson-Yang (@doumenzi)是股票分析公司J Capital Research的联合创始人和研究主任。她曾作为企业家、分析师和贸易倡导者在中国工作25年。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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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朗战争,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利益出现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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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朗战争,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利益出现分歧

W.J. HENNIGAN
Majid Saeedi/Getty Images
本周,以色列轰炸德黑兰的石油储存设施后,冲天而起的火焰和滚滚黑烟笼罩天空,景象宛如末日。
当烟尘和黑雨落在生活于这座城市的逾1000万伊朗人身上时,空袭引发的震动也一路传到了华盛顿。在那里,官员们清楚地感受到了这场战争的不同目标所带来的明确冲击。
看起来,特朗普总统决定加入对伊朗的空中战争所追求的目标正开始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期目标发生摩擦。特朗普最近几天表示,美国的军事目标几乎已经完成——尽管伊朗的阿亚图拉政权仍在位——而以色列则希望推翻该政权,并彻底摧毁它的地区影响力。
简而言之,特朗普想让伊朗屈服,而内塔尼亚胡则想把它彻底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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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烧掉的是谁的石油,浓烟翻滚的画面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显然都不是好消息,因为美国加油站的油价正迅速飙升。伊朗战争已经严重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各国正为燃料成本上升可能带来的长期经济冲击做准备。周三,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至少有三艘船只遭到袭击,战斗正使这条全球石油贸易最重要的通道之一陷入阻塞。这一切都为特朗普带来政治阻力,因为厌倦战争的公众仍未被发动冲突的理由所说服。
目前,两位领导人的利益大体上仍然一致。随着空袭行动进入第二周中期,以色列和美国军方继续协调,打击伊朗境内的数千个目标。美以两国的短期目标重叠:摧毁伊朗的导弹、核计划、海军、武器生产能力以及军事指挥控制体系。双方都认为,伊朗政权正试图在破坏中东更广泛稳定的同时,尽可能对美国和以色列造成伤害。
然而,如果美国想避免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就必须解决双方在长期胜利上的不同愿景——一方是在德黑兰建立一个更为顺从的政府,另一方则要彻底换掉现有政权。对多个层级的领导层和基础设施进行持续打击,正是实现那种长期国家建设行动的最可靠途径,而这正是特朗普多年来一直所猛烈抨击的。据报道,白宫官员对德黑兰燃烧的油田景象感到担忧,不仅仅是因为油价问题:那一幕让人想起伊拉克和阿富汗那种失控的混乱局面。
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本周试图将这些军事冒险主义的先例与本届政府在伊朗的行动区分开来。他周二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不是2003年。这不是像我们在布什或奥巴马时期看到的那种陷入无休止的泥潭式国家建设。”
海格塞斯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目前“远未”达到那种程度——但一个月、三个月或六个月后,情况可能就不同了。毕竟,美国军方曾在去年6月轰炸了伊朗的核设施,但当随后的外交谈判拖延不决,仅仅八个月后,特朗普就又下令对伊朗执行另一项复杂的军事任务。自行动重启以来,已有七名美国军人丧生,140人受伤。在中东地区,至少有11个驻扎美军的基地和设施遭到破坏。
特朗普最近几天暗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可能接近尾声,因为伊朗的大部分军事能力已被摧毁。但这并不是他最初威胁对伊朗动用武力的原因。总统最初把伊朗政府1月对抗议者的致命镇压作为采取行动的理由。此后,他和政府官员为这场行动提供了一长串不断变化的理由:伊朗的核计划、导弹生产、海军舰艇,以及——最令人费解的一条——先发制人,阻止伊朗对以色列军事行动进行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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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卿鲁比奥上周提出了这一说法。他暗示,美国之所以行动,是因为它知道以色列发动打击后,伊朗会对该地区的美军发动报复。美国人并不习惯听到自己的总统是在一个盟国领导人的护送下走向战争的。不管这一说法是否属实,这种印象很可能导致了民众对冲突的支持率降到历史新低:只有41%的美国人支持与伊朗的冲突,而在2003年,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干预伊拉克。
这也是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利益出现分歧的另一个原因。大多数以色列人支持这场战争,这成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优势——他今年预计将面临一场艰难的连任选举。而另一方面,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并不希望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在国内掀起波澜。
不出所料,特朗普已经开始暗示自己可能正在寻找退出这场战争的时机,美国前高级反恐官员贾维德·阿里说道。“他的耐心本来就不可能在这场战争中维持太久,”他说。“他想传达的信息是: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解除武装,现在该坐下来谈判了。”
特朗普对于伊朗未来的计划也说法不一。他既谈到过政权更迭,也谈到谈判、无条件投降,甚至说需要由他亲自挑选一位新的领导人。当美军抓获马杜罗并将其赶下台,随后由一个更易摆布的原政权内部人士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接掌权力,特朗普看到了他的梦想场景在委内瑞拉上演。上周他告诉Axios,他希望这一幕能在德黑兰重演。"我必须参与任命,就像任命委内瑞拉的德尔西那样,"特朗普说。
但伊朗显然有自己的打算。该国已经任命最近在空袭中身亡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为新的最高领袖,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愿意向美国让步。
因此,轰炸仍在继续。两国一起发动了这场战争,但很难看出它们如何能联手结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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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为何表面附和美国,私下兑现中国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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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为何表面附和美国,私下兑现中国支票

OLIVER STUENKEL
Photo illustration by Philotheus Nisch for The New York Times; source photograph by Eric Le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周六,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各国领导人举行了所谓的美洲盾牌峰会。会议主要围绕打击有组织犯罪展开,是特朗普政府为争夺西半球地缘政治主导权而进行的又一次高调尝试。这一目标被列入去年《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被称作“唐罗主义”。
但此次会议几乎只暴露了特朗普地区战略的局限性。与会者中有不少特朗普在拉美的盟友,如阿根廷总统米莱、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莱。但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三国领导人的缺席却显得格外醒目,这三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地区GDP一半以上。
特朗普的策略高度依赖经济胁迫、拉拢意识形态盟友,以及以军事干预为威胁,迫使地区国家站队。这位美国总统显然希望打造一个纯粹的盟友网络,清除所谓外国影响或反特朗普的力量。这一战略在很多方面收效甚微。当政府精力被中东泥潭牵制时,很难展现出积极参与的霸权形象;而当总统的方式依赖威胁与指责,而非为地区提供积极议程时,难度就更大了。
多年来,华盛顿对拉美政策一直在忽视与危言耸听之间摇摆——这些危言耸听关乎安全威胁、移民潮、反美政权以及中国的影响力。其结果是该地区学会了表面附和美国关切,私下里却兑现中国开出的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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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策略是保持耐心和财大气粗的存在:自2005年以来,中资银行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了超过1200亿美元的贷款承诺,主要投向西方资本为规避风险已日益不愿涉足的能源、矿业和重型交通领域。这意味着,即便被认为亲美的领导人也在实行战略对冲。他们欢迎与美国保持建设性关系——美国仍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但不愿让特朗普规定他们与中国交往的条件。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的方案缺乏积极激励。美国官员频繁警告与中国接触的风险,提到所谓“债务陷阱外交”,以及中方基建项目可能具有军民两用性质。但华盛顿却难以拿出有吸引力的经济替代方案,也无法阐明拉美国家与中国疏远能获得什么好处。
一些国家几乎别无选择。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大部分地区——这些邻近国家若与美国敌对将损失惨重——领导人不得不更顺从特朗普。墨西哥近期在美国压力下决定对中国商品加征最高50%的关税,表明对一些国家而言,对抗的代价实在太高。
但大多数南美国家在结构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低得多,并与中国及其他伙伴日益融合。这就解释了为何即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巴西、哥伦比亚等国仍不愿放弃与莫斯科的关系。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权力中心保持紧密关系,能够提供保障和外交灵活性,对冲任何大国带来的波动风险。
这种对冲也是经济务实主义的体现。中国与拉美贸易额从2000年的120亿美元飙升至2024年的5184.7亿美元;地区最大经济体巴西对中国的出口额超过对美国和欧洲出口的总和。几十年来,中国企业在整个西半球修建港口、发电厂和电信基础设施,为西方贷款机构不愿支持的项目提供融资。
拉美领导人越来越擅长表面配合华盛顿的要求,私下却深化与中国的商业联系,而非选边站队。以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为例:2018年竞选时,他公开表达对特朗普的赞赏,高调访台,并誓言结束上届政府所谓“与共产主义政权友好”的外交。上任后,他紧跟特朗普立场,深化与华盛顿的安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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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都没有妨碍他同时推动巴中贸易大幅扩张,任期结束时双边贸易额突破1700亿美元。他也没有答应华盛顿的核心要求: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参与巴西5G网络建设。
这一模式正在该地区其他国家上演。米莱领导下的阿根廷拒绝加入金砖国家,叫停中方的望远镜项目,并禁止中国企业竞标关键水道疏浚工程。然而在其任内,阿根廷对华出口同比激增125%,中国一度超过巴西成为阿根廷最大贸易伙伴。
考虑到拉美强烈的反现任情绪与频繁的政治更迭,特朗普政府任何严重依赖意识形态一致性来确保地区主导地位的战略很可能都不会长久。相比之下,中国愿意与从米莱到巴西总统卢拉等不同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合作。
特朗普政府越是深陷与伊朗的长期冲突,就越难以强制地区国家效忠。拉美政策制定者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场不断升级的危机可能会进一步促使他们做出华盛顿不希望看到的选择:对冲、避免僵化结盟、远离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争斗。
美国整体上仍是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伙伴国无法单靠威胁来领导。美拉关系本已深厚且互利,涵盖贸易、投资、教育、移民和文化交流。华盛顿不应将该地区视为零和安全舞台,而应专注扩大这些积极联系,并在最关键的领域自信竞争。
当美国对拉美政策沦为一系列要求清单时,会显得居高临下甚至有些不切实际,仿佛美国怀疑自己的竞争能力。以伙伴关系为核心的战略将更能引起拉美各国政府共鸣,并提醒该地区:至少在目前,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本身仍具有价值。

Oliver Stuenkel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巴西圣保罗瓦加斯基金会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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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结束伊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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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结束伊朗战争

托马斯·弗里德曼
Nanna Heitman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996年9月,我第一次访问德黑兰。我下榻在霍马酒店,之前是喜来登酒店。我当时在文章中写道,大堂门上方有一块标牌,上面用英文写着:“打倒美国”。盯着那块牌子时,我记得自己心里在想:哇,这可不是涂鸦!它是牢牢固定在那儿的。这玩意儿可不容易拆下来。
20世纪90年代末是伊朗的一段转瞬即逝的开放时期,我也因此拿到了签证。当时我满怀希望,认为伊朗年轻人想要加入世界经济的明显渴求最终能战胜那些把口号钉在墙上的领导人。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文字根深蒂固,难以撼动。
如今,由特朗普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动的对伊战争已经打了一个多星期。我最大的疑问是:如果“必要之事”其实是“不可能之事”该怎么办?如果伊朗的转型确实如战争支持者所言那般重要,但其难度又远超战争策划者的理解,该怎么办?
诚然,没有什么比推翻德黑兰的伊斯兰政权更能改善伊朗、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加沙、也门和以色列民众的前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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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这个政权已经如此深地嵌入社会——嵌入到市长办公室、学校、警察局、政府职员、银行系统、军队和基层准军事组织之中——以至于尽管它失去了大多数伊朗人的支持,却无法在不让这片约六分之一个美国大小、拥有9000万人口的土地陷入混乱的情况下被移除,该怎么办?如果伊朗伊斯兰威权政权唯一的快速替代品不是民主,而是史诗级的动荡,又该怎么办?
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说明该政权的根深蒂固:战争之初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被杀死后,其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刚刚接替了他的位置——据称又是一名强硬派。
因为这场战争让我和许多人猝不及防,我正带着谦卑的心态摸索前行——试图思考最好和最坏的情况,因为我们谁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局面。
在我思考时,时局告诉我现在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应该见好就收,至少目前如此。为什么?
首先,显而易见,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发动这场战争时,脑子里根本没有任何清晰的收尾计划。
我怀疑,内塔尼亚胡可能乐见伊朗变成一个大号的加沙,通过不断地“除草行动”来维持局面,即定期清除那里的威胁,就像他在加沙所做的那样。正如《国土报》军事分析家阿摩司·哈雷尔所言:“几个月前,内塔尼亚胡将以色列描述为现代斯巴达。但为了维持其军国主义身份,斯巴达需要永久的军事摩擦——这种摩擦也能让其统治者维持权力——不论国家为此付出多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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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以色列与伊朗、哈马斯和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能让内塔尼亚胡拖延他的腐败案审判,并躲避因未能阻止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入侵而设立的调查委员会。(如果你觉得这太阴谋论了,那说明你还不了解内塔尼亚胡。)
至于特朗普,在谈论伊朗的“次日计划”时,他的表态完全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他说的一些荒谬且自相矛盾的话,暴露出这位总司令完全是走一步看一步。今天说要政权更迭,明天又说不;今天说不在乎伊朗的未来,明天又说要对选择该国下一任领导人有发言权;今天对谈判持开放态度,明天又要求“无条件投降”。
中东分析师胡赛因·伊比什简洁地总结了特朗普的伊朗战略:“逻辑是这样的:美以负责轰炸和摧毁资产。然后(此处填入一些东西)伊朗人将确保(此处填入一些东西)政治变革,从而实现(此处填入一些东西)美国的战争目标。”
如果一家公司的领导者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开始了一项激进的新商业战略,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周里用五种不同的方式描述了该战略的目标,你会投资这家公司吗?这是一个显眼的红色警报。
尽管如此,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似乎确实显著削弱了伊朗的核能力,以及通过海军、空军和导弹投射力量的能力。鉴于已有太多人死于掌控这些权力的政权之手,这对伊朗人民和该地区都是好事。现在的明智之举是暂停,看看我所说的“后天”会发生什么。
那才是真正的政治博弈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美以宣布已经实现了大部分军事目标,准备停止攻击——前提是伊朗也停手——那么活下来的伊朗领导层在“明天”肯定会向世界和国民宣布:“我们教训了他们——‘大撒旦’和‘小撒旦’联手也奈何不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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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后天”,我敢打赌德黑兰统治精英内部会爆发激烈的争论和内斗。民众、商人和政权内部改革派的声音必将质问强硬派:“看看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灾难。如果这就是伊朗伟大的胜利,那失败长什么样?我们失去了积蓄、经济、环境、大部分军队以及所有邻国的友谊。我们还有什么未来?”
想想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发生在伊朗内部的争斗:伊朗总统与强硬派军方之间,正围绕伊朗是否应该攻击阿拉伯邻国、迫使这些国家向华盛顿施压停止战争而发生分歧。等到战争结束、伊朗为其极端行为付出真正代价的时候,伊朗人民与政权之间以及政权内部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谁也无法预料。
诚然,谁也不知道这种后天政治一定会以换将或者换旗告终。但这种方式成功的几率绝不亚于仅仅把德黑兰和贝鲁特炸成废墟,然后指望一场民众起义就此爆发。
我们已经看到伊朗的一座海水淡化厂遭到轰炸,而作为报复,伊朗袭击了巴林的一座海水淡化厂。如果这种趋势蔓延,人们很快就会面临缺水。伊朗变成比阿亚图拉政权已经造成的状况更严重的环境灾难的可能性是非常现实的;到那时,那里将变得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纽约时报》周一一篇文章中有一段关于德黑兰战争气氛的描述,令人不寒而栗。
“德黑兰的一位数字创业者佩曼担心,代价已经太高了。像许多接受采访的伊朗人一样,他说他整天呆在家里,无法工作,只能看着破坏不断加剧,心中越来越恐惧和不安。他想知道,在警察局被炸毁的情况下,当地人如何能防止哪怕是小规模犯罪——更不用说在如此严重的破坏之后,任何一个政府如何能接手管理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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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曼告诉时报:“如果我们将来还要生活在伊朗,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政府,我们仍然需要制度体系。”
伊朗政权是一个耻辱——对自己的人民、对邻国以及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言,它都是一种威胁。我祈祷它能够尽快成为历史,而且付出的代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并释放伊朗人民为人类作出贡献的巨大潜力。
但是,无休止地轰炸,摧毁越来越多的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然后仅仅寄希望于追求民主的伊朗人——在几乎没有互联网沟通、在公路上移动都可能致命的情况下——靠自己推翻这个牢固的杀人政权……好吧,请告诉我历史上哪儿发生过这种事。
我的猜测是,这个政权只能从内部高层瓦解,而这个进程只有在停火之后才会开始。
特朗普—内塔尼亚胡“持续轰炸”的策略,最好的结果也许是启动这一进程;仅仅是让伊朗转入一个更好的轨道,使其对本国人民和邻国的威胁降低点,那就已经是一个重要成就。该战略最坏的结果则是:无休止的空袭把伊朗彻底摧毁,使其变成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治理的烂摊子。那将是一场无法估量的灾难。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欢迎在Twitter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杜然、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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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人该把性命押在美国的承诺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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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人该把性命押在美国的承诺上吗?

PETER W. KLEIN
Photo Illustration by Naila Ruechel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接管你们的政府,”上周末炮火如雨点般落下时,特朗普总统向伊朗人民发出了号召。“它将由你们主宰。这可能是你们几代人中唯一的机会。”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号召,利用了民主的梦想和解放的承诺。美国在过去曾多次向其他国家发出这种号召,而结果往往以灾难告终。
冷战期间,“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鼓励匈牙利人民——其中也包括我的父母——发起起义,并提供战术和策略上的指导,这让许多听众相信他们会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人走上街头,对共产主义秘密警察进行公开处刑。伊姆雷·纳吉组建了新政府,并宣布匈牙利将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然而,西方的援助始终没有到来。苏联的坦克开进了城。我的父母亲眼目睹了士兵在人头攒动的广场开火。在苏联的镇压行动中,约有2500至3000名匈牙利人丧生。数万人被捕,其中包括后来被处决的纳吉。
1961年,类似的一幕再次上演。古巴流亡分子在得到美国提供空中支援的承诺后,准备攻入他们的祖国并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但军事支持并未兑现。在猪湾事件中,100多名叛军被杀,上千人被俘,卡斯特罗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这种底气为18个月后的古巴导弹危机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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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再次看到了这种情况。当时美国资助并武装了阿富汗圣战者,支持他们反抗苏联占领。这一次,美国对革命者的支持起初确实取得了成功。苏联于1989年撤军,但美国的后续支持也随之消失。接踵而至的是内战、塔利班的崛起、像奥萨马·本·拉登这样的圣战分子的激进化,以及最终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
1991年,在“沙漠风暴行动”将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赶出科威特之后,老布什总统呼吁伊拉克人“采取行动——迫使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下台”。占人口多数的伊拉克什叶派发起反抗,将复兴党军队赶出了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然而几天之内,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就重新占据了上风。政府军围捕了反叛者,在什叶派清真寺内对他们进行折磨、强奸和杀戮,甚至用直升机向他们泼洒煤油并点火。华盛顿最终决定不干预。成千上万人丧生。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伤亡人数只说明了部分问题。痛苦的背叛感会持续几代人。2003年,在华盛顿抛弃伊拉克什叶派反叛者的20年后,我和《60分钟》的同事鲍勃·西蒙在纳杰夫采访了当时的年轻什叶派教士穆克塔达·萨德尔,那里曾是1991年萨达姆镇压行动的核心地带。我们问他是否感谢美国终于推翻了压迫伊拉克什叶派的人。由于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记忆依然鲜活,他回答道:“小蛇走了,大蛇来了。”
威权政权很少会自行崩溃。当生死存亡受到威胁时,他们会反击,而且往往极其残暴。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政权更迭不仅仅是撤换一个领导人那么简单。它需要武器、后勤和情报,需要时间、金钱以及美国人的生命。太多的总统在起初夸夸其谈,但在成本变得清晰后就开始重新评估其优先级。
而在重新评估中被忽略掉的,是那些相信了诺言的人:那些走上布达佩斯街头的匈牙利人,那些夺取城市控制权的伊拉克什叶派,那些涉水上岸的古巴流亡者。
就今天的伊朗而言,困难尤为艰巨。虽然多数伊朗人反对该国的统治政权,但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拥有公认领导层的组织化运动来领导他们。伊斯兰革命卫队规模庞大、势力雄厚且手段残忍。据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民权组织称,在近期反对该政权的抗议活动中,已有超过6800名平民死亡。有些估计甚至比这还要高出许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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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军事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没有武器或地面部队的进入,伊朗反抗者成功的希望渺茫。此外,许多伊朗人对美国的意图持怀疑态度,并对美国上一次在伊朗策划政权更迭记忆犹新——那是1953年,中情局协助推翻了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并将巴列维国王重新扶上王位。
即使民众起义取得成功,内部的分歧也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制造出那种曾在巴格达和喀布尔挫败美国利益的权力真空——而这一次,面对的是一个可能即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看着德黑兰对抗议者的暴力镇压,让我想起了父母描述的1956年布达佩斯的场景。没有美国的公开干预,苏联在那里的统治花了30多年才结束。美国现在会留下来,支持它正在怂恿参与危险起义的伊朗人吗?还是在实现其军事目标后就扬长而去?
“解放”的辞令是廉价的,而实现它的代价却极其昂贵。那些相信承诺的人,才是付出代价的人。这在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中屡试不爽。在伊朗人把性命押在美国的承诺上之前,他们理应知道胜算几何。

图片中影像来源:Amr Alfiky/Reuters, Mirrorpix/Getty Images and 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Peter W. Klein因是一位曾获艾美奖的调查记者和影片制作人。他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报道中心的创始人之一,并在那里担任新闻学教授。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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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伊朗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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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伊朗革命

ABBAS MILANI
Abbas/Magnum Photos
为了理解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结束后伊朗人民会如何反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意识到1979年的伊朗革命根本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其实是霍梅尼巧妙操纵的一场偷梁换柱的游戏,他借此将自己置于运动的领导地位。
当时伊朗人民渴望的是一场基于现代公民意识和社会契约理念的革命,旨在带来民主、自由、独立和共和——哪怕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但不应由教士统治。霍梅尼承诺了这些理念,说出了伊朗人和西方大国极度渴望听到的话。而最终,他策划的其实是一场“反革命”。
在推翻沙阿之前的几个月里,霍梅尼这位阿亚图拉在巴黎郊区接受了数十次采访。他隐瞒了自己的政治野心,暗示自己最终会退出治理,尽管在他过往的著作中经常推崇由教士统治。他甚至给卡特总统写了一封信,请求他解除伊朗军方的武装,并承诺伊朗会保持不受苏联控制,同时维持该国石油在市场上的供应。但一直以来,他都热衷于神权专制,且很快就显露出他对美国怀有的深切敌意。
另一个体现其“反革命”模式的迹象是:在什叶派占主导地位的伊朗,许多人认为需要一种改良的什叶派观念来适应现代化。但从20世纪40年代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开始到后来成为什叶派最高宗教权威,霍梅尼始终坚持保留传统的仪式和教条,从而扼杀了现代化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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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革命的浪漫幻想、对霍梅尼过往著作的无知,以及他在沙阿倒台前几个月伪装成自由民主政体的捍卫者,使得这场偷梁换柱奏效了,尽管只是暂时的。当时各行各业的伊朗人、西方领导人和许多著名知识分子都将他视为伊朗民主愿景的旗手。
在他上台后不久,一部新宪法生效了。它以霍梅尼1970年的代表作《伊斯兰政府:教法学家的监护》为蓝本。这本书认为,人类在本质上就像羊群中的羊,无法管理自己的事务,需要一名监护人——这一观点让人想起柏拉图关于“哲人王”管理平民事务的理论。
对霍梅尼而言,需要的不是哲学家,而是伊斯兰教法专家。随着他掌权,由一位臭名昭著的“绞刑法官”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法庭经过草草的审判杀死了旧政权成员及随后的政权反对者。这位阿亚图拉强加了严格的社会限制,例如女性必须佩戴头巾。不出所料,女性、世俗民主派、左翼人士和少数民族感到被背叛,并开始反击。
在某种程度上,过去47年的伊朗历史是人民试图夺回在那场偷梁换柱中失去的权利的过程。斯坦福大学伊朗研究项目的一项最新学术研究以详尽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24年,仅在德黑兰,平均每三天就录得一次示威活动。
换句话说,伊朗真正的革命在这近50年里通过一场接一场的战斗在持续进行。2009-10年的“绿色运动”、2022-23年的“妇女、生命、自由”起义,以及不到两个月前百余万民众走上街头、随后数千人遭到政权屠杀的抗争,它们都是这场渐进式革命的阵线。
从1925年至1941年统治伊朗的礼萨·汗·巴列维到80多年前写下对什叶派激进批判的博学知识分子艾哈迈德·卡斯拉维,这些政治人士和知识分子都做不到像今天这样,让伊朗社会变得如此世俗化,如此蔑视教条,如此不信任什叶派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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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民意的范式转变不仅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为争取民主而展开的渐进式奋斗的结果,也是47年专制、教条和厌女的神权统治的结果——后者更关键,或许也更矛盾。霍梅尼的继任者哈梅内伊成为了这种看似不可撼动的神权教条的化身,尤其是在石油美元的支撑和暴力手段的维持下。
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伊朗态度分析与测量小组进行的最可靠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伊斯兰共和国现状的伊朗人不足12%。这些数据甚至是在政府今年1月大规模屠杀公民之前收集的。
现在,随着哈梅内伊以及约40名其他高级政治或军事成员死亡,变革近在咫尺。当前的核心问题是,谁将成为伊朗的下一个统治者,但基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尽管霍梅尼曾拥有个人魅力,但哈梅内伊手段残暴。大多数伊朗人现在深信,他们在1979年买下的那份应对腐败、压迫性君主制的“灵丹妙药”实际上不过是假药。今天真正的问题是:关于民主治理、修复经济、遏制分裂势力以及维护主权和全球关系的理念是什么?国内和国外的伊朗人能围绕哪些理念团结起来?他们如何才能以这种方式将伊朗带出政治瘫痪和经济泥潭?
当现政权试图让受到重创的组织恢复正常运转时,一些人曾希望它能利用这个机会创造民主开放的空间,接受人民的政治和人权,并实现与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关系正常化。
然而,从第一项重大任命——任命艾哈迈德·瓦希迪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看不到乐观的迹象。目前尚不清楚这项任命是由哈梅内伊生前定下的,还是由卫队强加的。瓦希迪曾担任过包括部长在内的多个职位,并直接参与了2022年对示威者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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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清楚袭击发生后负责管理伊朗的新“三人临时小组”在这一任命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如果有作用的话)。该小组由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司法总监古拉姆-侯赛因·穆赫辛尼-埃杰伊和强大的12人宪法监督委员会成员阿亚图拉阿里礼萨·阿拉菲组成。阿拉菲经常被提及是哈梅内伊的可能继任者之一,后者曾亲手挑选他来领导一个全球大学网络,以推广哈梅内伊的什叶派愿景。
新领导层的政策和下一任最高领袖的身份仍是未知数。任命像瓦希迪这样的强硬派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权会选择扩大或延长目前的战争,甚至不一定意味着会继续其暴力行径或资助恐怖主义。即使革命卫队和政权试图延续哈梅内伊僵化且失败的政策,伊朗民众也不太可能满足于现状——无论是在政治上、社会上,还是在当前的经济上。
霍梅尼曾驳斥1979年革命是源于经济原因的说法;他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话:经济是给“驴子”考虑的。他认为革命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伊斯兰化的伊朗和虔诚的穆斯林男女。哈梅内伊则变本加厉,将“文化战争”作为其控制和镇压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但经济显然是该政权面临的持续威胁,而伊朗新一代的世俗男女要求兑现半个世纪前被欺骗时得到的承诺,不愿接受半点的折扣。该政权的机器今天可能还能维系,但昨天的“反革命”正在孕育明天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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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也许会后悔对伊朗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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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也许会后悔对伊朗开战

BEN RHODES
Photo Illustration by Ioulex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威权政治与军事侵略是一种危险的组合。周六凌晨,戴着棒球帽的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马阿拉歌庄园发布视频,宣布对伊朗开战,这一教训沉重地笼罩着整个过程。这是由一人作出的决定,没有法律依据,缺乏公众支持,也没有对最终目标作出前后一致的解释。
在短短几个月里,特朗普下令军方在加勒比海炸毁船只,绑架委内瑞拉领导人,斩首伊朗政府。他的行动没有任何国会授权,也没有开展让美国人民有所准备的宣传活动,这种缺失让人感觉是刻意为之。他们刻意让我们不要去深究行动的依据、代价,或者炸弹落下的震撼场面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还没消化完上一次行动,新的威胁就已经出现。这种令人目眩的节奏使这些行动显得仿佛稀松平常。
但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特朗普现在经常将军队用作他个人本能的延伸。他可能会试图让行动保持短促。但这无法避免后果。无论未来几周发生什么,美国已将后“9·11”时代无休无止的战争延伸到了伊朗,这一举动将在未来数年里在整个中东地区产生严重影响。
眼前的问题关乎战争的走向。几十年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一直是压迫伊朗人的一股残暴压制力量。他的死并不能解决谁来控制这个拥有9000多万人口国家的问题,尤其是那些武装最精良的派系往往最为强硬,他们正面临对其权力和财富的直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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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政权虽然遭到削弱,但仍然具备造成破坏的能力。从波斯湾国家到以色列,对美国军事设施和民用目标的打击表明,伊朗的初步战略是把施加在它身上的暴力与破坏引向邻国。对能源基础设施和航运的攻击可能会把这些代价转嫁给全球经济。(能源价格已经上涨。)报复性的网络行动、恐怖主义以及代理人袭击也可能一波波袭来。
特朗普关于政权更迭唯一公开宣称的方案是呼吁伊朗人民起来反抗。然后呢?那些起义者可能会遭到屠杀。伊朗政权的某种形式仍可能顽强维持权力。伊朗也可能像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那样,在其领导人最初被成功推翻后陷入内战。少数民族中的分离主义运动可能会导致国家分裂,并把邻国卷入其中。长期的暴力或极端贫困可能会导致难民涌入阿富汗、巴基斯坦、土耳其,最终流向欧洲。
当然,也存在更好的可能。一个受挫的政权可能会寻求某种形式的对美妥协,并在国内推动渐进变革。或者,伊朗可能逆转本世纪从北非到南亚几乎所有经历政权更迭国家的趋势,实现向民主政体的和平过渡。
特朗普肯定会像去年夏天那样宣布在伊朗取得胜利。但战争的展开关乎人民和国家的生命,而不是新闻周期的更迭。1953年美英支持的政变使伊朗国王得以在伊朗巩固权力,当时这看似一场胜利,但它却成了1979年伊朗革命以及其后一直困扰美国的伊斯兰共和国的基因组成部分。
即使那些欢迎伊朗政权被斩首的人也可能对美国的行为深感不安。美国如今似乎和以色列一样,不遵循任何规则,很少咨询盟友意见,也很少顾及自己所留下的破坏,包括在富裕的阿拉伯海湾国家造成的影响。它像一个老牌帝国一样要求进贡——无论是委内瑞拉的石油,还是向说不清道不明的和平委员会付款。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极限施压制裁、对格陵兰的间歇性威胁以及军事行动都被视为一种蓄意制造混乱的策略。
各国会从这一新现实中汲取什么教训?对于潜在的核国家来说,教训是朝鲜的核武库带来了伊朗靠谈判无法实现的安全。对于俄罗斯和中国来说,教训是强权即公理。对于我们的欧洲盟友来说,教训是美国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力量,可能随时再次威胁格陵兰,或干涉它们的内政。由美国主导的旧秩序已经终结。新的秩序则显得不稳定且让人不安,仿佛风暴随时可能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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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之所以能当选总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公开反对永无休止的战争;这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特征,而非缺陷。然而在重返总统职位后,他展现出对权力本身更强烈的渴求。即便撇开上文概述的风险不谈,这种趋势本身也足以促使民主党对这场战争进行更强烈且持续的反对。
特朗普并未摒弃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而是将其个人化了。没有理由相信他不会再次动用军事手段。(有多少美国人知道我们在圣诞节轰炸了尼日利亚?)古巴目前正因封锁而挨饿,尽管它并未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在经历了25年的持续战争之后,美国人民对这种冒险主义已提不起什么兴致。据估计,围绕委内瑞拉的行动以及在伊朗的行动都将至少耗资数十亿美元,后续还会有更多支出。在生活成本危机、社会保障体系大幅削减以及赤字激增的情况下,美国纳税人可不希望他们的钱被这样花掉。
更深层次来看,特朗普在海外动用新成立的战争部的方式应该引发人们对他可能在国内如何动用军队的担忧。他已尝试派遣军队进入美国城市,但遇到了司法阻碍。他考虑过援引《反叛乱法》,这将授予他动用军队在美国境内执法的紧急权力。无论是为了应对和平抗议还是选举失利,这都将把美国民主推入危险境地。
如果这些情景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不妨想想已经发生的事。特朗普曾对将官们发表讲话,表示美国城市可以成为军事训练场。他呼吁将几名民主党国会议员投入监狱,只因他们主张军人不应服从非法命令。上周,他还命令政府停止使用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的服务,因为该公司拒绝让五角大楼对其技术拥有不受限制的访问权,以便对美国人进行大规模监控。
我们不能对反复非法使用美国军队的行为麻木不仁。我们也不应低估特朗普将永久战争扩大化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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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关乎根本的问题正摆在美国人面前。我们是否要继续打这种用借来的钱资助、由军人承担牺牲的永久战争?而这些牺牲与我们亿万富豪阶层的怯懦形成鲜明对比。我们是否要一边频繁轰炸其他国家,一边通过削弱美国国际开发署而危及数百万人的生命?肆虐的不平等和革命性的技术正在重塑我们的社区,却几乎未遇任何阻力,我们是否希望维持在一种永久战争状态,任凭战火从一个地方蔓延到另一个地方?
特朗普的威权主义并非抽象概念。没有什么能阻止他运用美国的强大国家力量来服务于他的个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战争绝不应成为常态。我们不知道这场战争将走向何方,但我们知道它已经造成了无数平民死亡——其中包括数十名只是去上学的女孩。美国人对这种暴力逐渐麻木本身就是我们社会失序的一部分。
如果民主党能够顺应民意、坚守宪法原则,并秉持对国内外共同人性的尊重,他们就可以为永久战争提供一种替代愿景。大多数美国人所追求的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是一种政府能够回应他们问题的和平,而不是不断寻找要更迭的政权或要粉碎的内外敌人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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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的崛起对中国和世界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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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的崛起对中国和世界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JOSHUA WALKER
Pool photo by Kiyoshi Ota
自二战战败以来,日本在世界上的定位一直由一项刻意奉行的克制政策所塑造。
根据战后和平宪法,日本数十年来一直维持有限的军事预算,置身于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并避免直接挑衅日益强硬的中国。饱受二战创伤的日本民众也支持这一路线。
但本月,强硬派首相高市早苗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她公开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建设更强大的日本军事力量——这表明这个时代或许即将终结。这对地区局势可能产生深远影响。
夹在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与更难预测的美国之间,日本逐渐意识到,仅靠谨慎已不足以保障自身安全。如果这一趋势持续,日本这一美国盟友很可能变得更加强势、更具军事能力,并成为威慑中国的核心力量。美国必须鼓励这一转变,同时确保其加强而非削弱地区稳定,这一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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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心态的转变并非始于高市早苗。
这一转变已酝酿多年,全球格局已经变化、尤其是中国已经崛起为强势军事大国。中国越来越频繁地派遣船只进入日本管辖的东海岛屿附近,并在台湾周边开展具有威胁性的军事演习。中国的扩张主义或该地区暴发冲突将危及依赖贸易的日本经济所仰仗的航道与供应链。
出于对这些威胁的考量,日本在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领导下,于2010年代中期重新解释宪法,扩大了行使武力的适用范围。安倍还设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强化军事决策机制,并加强与印太地区各国的防务合作。他的继任者,尤其是岸田文雄,延续了这一轨迹,批准了战后规模最大的防务扩张,并支持发展日本遭受攻击时的反击能力——这一转变在政治上曾被认为不可想象。
高市早苗已表示愿意推进这一进程。
去年11月,她暗示,如果中国攻击北京宣称拥有主权的自治民主地区台湾,日本可能进行军事干预。这是多年来日本领导人最明确的公开信号之一,表明日本可能援助台湾。北京愤怒回应,采取了惩罚性经济措施。
日本选民并未因此退缩。本月早些时候,高市早苗及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在选举中以三分之二的席位优势赢得465个议席中的绝对多数——这是战后日本首次有政党实现这一成绩。在日本,首相通常仅以微弱优势执政,必须为安抚党派或联盟派系而大幅妥协议程,此次胜选堪称历史性的政治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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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如今可能拥有所需的政治筹码,完成其导师安倍晋三未能实现的目标:修改宪法,放宽对军队的限制。宪法第九条规定放弃战争,禁止维持“战争潜力”。事实上,日本数十年来已建成能力极强的自卫队,但第九条长期充当政治护栏,对军费、进攻能力和海外部署维持着非正式的限制。
修宪并不意味着一夜之间发生剧变。但其最终影响可能深远:这将正式承认军队更常规的角色,为增加军费和日本扩大海外行动扫清障碍。
多年来,我一直在与日本政策制定者交流,修改第九条在过去总是被谨慎地当作遥远的未来目标。如今,在高市早苗胜选后,气氛已然不同。我于上周在东京参加的多场会议中,自民党议员与内阁官员都将修宪视为短期内可能实现的目标。曾经将这一议题当作抽象概念的日本电视评论员如今开始讨论时间表。
鉴于该议题仍存在政治敏感性,高市早苗仍须谨慎行事。如果她扩张性的经济计划加剧通胀,她的操作空间可能进一步收窄。但东京的基调显然已经转变。
日本国防态势正常化将迫使北京重新评估自身在该地区的行为,包括针对台湾的胁迫活动。迄今为止,中国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不断展示实力,是因为它知道,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全球最富裕的经济体与最先进的民主国家之一,受宪法限制而无法充分发挥军事潜力。
亚洲没有人渴望军备竞赛,而一个军事能力更强的日本不可避免地会在战时遭日本占领的地区唤起痛苦的记忆,尤其是在中国和朝鲜半岛。但当今的战略选择必须立足当前地缘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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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几十年里,一个受约束的日本或许符合美国利益,但如今已不再如此。一个愿意分担更多地区安全责任与成本的日本很可能受到特朗普总统欢迎,他一直在推动美国盟友这样做。在美国实力因全球和平威胁而分散、国内政治分裂之际,这一点尤为重要。华盛顿应将日本提升战略自主性的可能性视为同盟适应当下现实的信号。
一个更强大的日本并非万能良药。如果伴随民族主义言论或挑衅行为,它可能扰乱而非稳定地区局势。目标应是展现低调而可信的实力。这需要东京保持克制、华盛顿保持自律,以及两国盟友之间紧密审慎的协调。
最近的一个展现团结的机会将在3月到来,届时高市早苗预计将首次访问白宫与特朗普会谈。此行将早于特朗普当月晚些时候计划中的访华行程。两国领导人已建立良好关系——特朗普在2月8日日本提前大选前便对高市早苗表示“全力支持”。双方应在华盛顿展现强劲团结姿态,向北京传递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现实。
问题不在于日本是否会更像它已然成为的大国那样行事——全球变化已在推动它朝此方向发展——而在于东京、华盛顿及整个地区如何管控这一重大转变。

Joshua W. Walker是纽约日本协会(Japan Society)的理事长,也是《Alliance at a Crossroads》一书的作者,该书探讨了美日关系的历史。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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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中国,美国的人工智能“输”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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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中国,美国的人工智能“输”在哪里?

JONAS NAHM
Illustration by The New York Times
特斯拉上海工厂的人均汽车产量远超其加利福尼亚州的工厂。这一差距反映出中国在制造业方面更广泛优势中令人不安的一点:中国已摸索出如何围绕自动化、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大规模部署来组织生产。而美国尚未做到这一点。
再工业化如今是少数能够获得两党支持的经济目标之一。从拜登开始到现在的特朗普,几届政府都把重建美国制造业作为优先事项。在华盛顿,人们往往把美国工厂与全球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解释为不公平补贴、市场扭曲或其他形式的作弊所导致的结果。
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中国的政治体制自上而下迅速推动变革的能力同样关键。而美国面临的核心挑战也并非中国破坏规则。放眼全球,现代制造业已不再像20世纪中叶的工厂车间。如今,机器人技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使得企业能够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产品,而留下的工人技术更好、收入也更高。与中国不同,美国未能正视这一现实,也没有建立起一种能够把自身技术优势转化为同等生产率提升的制造体系。
华盛顿在谈论人工智能时,仿佛它只存在于研究实验室、风险投资项目和数据中心里。中国则将人工智能视为工厂里实实在在的生产工具。如今,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中国加速自动化的进程——用于引导机器运行、安排生产进度并实时发现问题。中国已建成3万多家智能工厂。2024年全球新安装的工业机器人中超过一半在中国的工厂里。香港投资人和经济学家单伟建的研究发现,从钢铁到造船等多个行业,这些工厂如今的人均产出已超过美国同类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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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在生产车间里清晰可见。截至去年,中国的电动车企业极氪在宁波的工厂部署了超过800台机器人。该公司甚至尝试使用人形机器人参与生产,比如搬运箱子、组装零部件和执行质检工作。这些机器人不再只是遵循固定指令,而是利用摄像头、传感器和人工智能对生产线上的状况做出响应,就像能根据路况做出调整的辅助驾驶系统一样。这种灵活性使它们能够处理变化,与人类工人安全协作,并适应那些原本会导致生产中断的常规变化。此类效率提升最终将提高人均生产力,并有助于缓解熟练劳动力短缺问题。
这些成果并非仅限于实验性系统。在全球最大的家电制造商之一美的集团位于荆州的工厂里,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控制系统协调着机器人、传感器和各类机器设备。公司的一位管理者表示,该系统将响应时间从几小时缩短到了几秒。
生产率提升来自多种形式的人工智能。软件可以分析摄像头画面,从而把有缺陷的产品从生产过程中剔除。调度算法能够自动平衡生产、库存和物流——例如,联想集团表示,它利用此类系统把生产调度时间从数小时缩短到了几分钟。人工智能还可以实时分析源源不断的生产数据,在小问题拖慢整条生产线之前将其识别出来。科技公司小米表示,依靠智能制造和700多台机器人,其北京工厂平均每76秒就能生产一辆汽车。
十年来,北京一直将工厂现代化作为国家工程来推进,各级政府参与其中,其范围不仅限于极氪这样的旗舰工厂,而是深入中国制造业的供应链之中。
各省为开发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本地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国家部委协调技术标准的制定,以便供应商和制造商能够共享数据和解决方案。政府还推动培训项目,帮助工人掌握这些技术。规模较小的制造商可以接入由政府支持的共享数字网络,这些网络收集生产数据、协调生产调度并监控设备,使它们无需从零开始就能采用人工智能工具。
而在太平洋另一侧,美国的人工智能政策则强调前沿研究以及大语言模型的开发。虽然美国在这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这种侧重忽略了对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其他实际应用,导致美国制造商在工厂车间使用数字化工具时举步维艰。制造业领导力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8%的制造商表示他们为运营制定了正式的人工智能战略;三分之二的企业表示,他们难以把人工智能试验项目推广到实际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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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美国制造商正在尝试类似的工具。福特等车企正在试验基于人工智能的视觉检测系统来识别装配线上的缺陷。他们也在投资那些能在设备故障导致生产线停工前发现问题的系统。然而,这些努力仍然零散,不成体系。
障碍更多来自实操层面,而非技术本身,尤其是对中小企业而言。在许多工厂,生产数据不完整或者仍依靠人工记录,使得依赖持续数据流的数字化工具难以投入应用。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制造商难以将旧设备连接到能够提高效率的系统中;此外,八成企业表示缺乏能够操作基于人工智能的制造工具的工人。超过半数企业表示,人工智能项目的初期投入成本过高,难以承受。
然而,美国针对中国制造业崛起的政策回应主要瞄准的是贸易流动,而不是工厂本身的生产效率。关税、贸易调查以及对进口零部件和技术的限制组成的惯用手段,看似强硬,但对缩小生产率差距几乎没有帮助。
这些政策实际上让美国制造商陷入了两难境地。当他们尝试进行自动化改造时,往往依赖进口的机器人、传感器和机械设备。然而,特朗普政府已对这些机器人供应链启动了国家安全调查,这可能导致加征关税,从而提高此类现代化设备的成本。
如果目标是真正把制造业从海外带回美国,那么美国的决策者就应该少强调保护主义,多帮助制造商部署数字化工具。这意味着要把传统设备接入数字系统,使其能够产生可用的数据;要改造老旧工厂,让设备能够与传感器、软件和数据分析系统整合。这意味着要投资劳动力培训,使员工能够掌握人工智能工具。这还意味着联邦和州政府需要支持共享的数字基础设施,使中小型制造商也能够采用先进工具。
这正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而德国日本韩国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也正在以类似的战略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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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来重视发明和突破,而轻视技术的应用。但有时,技术需要被当作工厂里的平常工作来对待——也许不光鲜,甚至有些枯燥,却是保持竞争力所必不可少的。

Jonas Nahm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在拜登政府时期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产业战略高级经济学家。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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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相信大学排名,中国高校都是“纸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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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相信大学排名,中国高校都是“纸老虎”

ARIEL PROCACCIA
Illustration by The New York Times
我在哈佛大学教授计算机科学,该校曾稳居莱顿大学排名这一全球高校科研产出评价体系的榜首。然而最近,哈佛惨跌至第三名,而十强中竟有八所来自中国的大学。哈佛在自然指数大学学术表现排名中依然领跑,但顶尖席位日益被中国高校占据。(值得注意的是,一份仍然对美国高校青睐有加的排名竟出自中国。)
正如一位观察人士最近对《纽约时报》所言,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场巨变即将到来,高等教育与科研主导权的全球新格局即将形成。”
恕我不能苟同。诚然,中国高校突飞猛进,部分学府已构建起卓越的科研与教育中心。但其真实水平远未达到排行榜所呈现的压倒性优势。借用毛泽东的一个说法,许多中国高校都是“纸老虎”:它们以惊人速度产出论文,但其质量往往令人质疑。在真正关键的赛道——汇聚顶尖人才的竞争中,美国大学仍将领跑,除非我们的政府继续撤回对世界级科研所需的支持。
排名与现实的割裂可以用古德哈特定律来解释:当一个指标成为目标,它就不再是一个好的指标。这就像试图通过给温度计冰敷来治愈发烧:仪器冷却了,但病人仍在高烧。中国已将提升全球大学排名擢升为国策,从而创造出一种激励机制——更重视看起来卓越,而非科研环境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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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一些高校通过向研究人员发放奖金来鼓励发表论文,以提高在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期刊越权威,奖金越高。据一项分析显示,2016年在《自然》或《科学》上发表一篇论文的平均奖金超过4.3万美元,某校更曾豪掷16.5万美元的奖励。欧美学者固然亦有发论文的压力,尤其是在争取终身教职的过程中。但即便是数额不大的奖金,也可能诱发急就章、劣质品乃至公然造假,因此这种做法在美国备受诟病。
中国政府在2020年发布新规,论文不得与奖金挂钩,并强调质量优先于数量。然而,过度的发论文压力依然存在,学术诚信隐患犹存。2024年一项研究援引某中国科研人员的话称,“不人道”——即严苛且不切实际——的科研绩效苛求,使学术不端成为一种必然。这种环境催生出“论文工厂”——出售代写代发、伪造剽窃稿件的大规模黑产链,据说其中一些甚至胆大到在中国医院走廊里派发名片,招揽生意。
论文撤稿量是衡量科研诚信系统性问题的另一个指标。一项评估发现,中国论文因造假或重大缺陷而被撤回的比例是美国的七倍多,且其撤稿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
问题不仅在于大学如何应对排名,更在于排名体系本身的设计。只要调整指标权重,几乎任何预设结果都能实现。《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一项全球大学排名采用了十多个指标;有趣的是,这家英国机构在过去十年里每年都得出同一个结论:牛津大学稳居王座。
评价一所大学更具实质意义的方法是问:“谁在聘用谁培养的博士生担任教授?”毕竟,教职任命是一项长期投资,这相当于对培养该学者的科研项目投下了信任票。若以此标准衡量,美国学术界相较于中国仍拥有相当大的优势。
以我的领域为例。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可以说是中国最顶尖的计算机科学项目。据我统计,那里的33名教授中,至少有26人在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另一所名校北京大学的前沿计算研究中心,约14名教授中至少有八人持有美国博士学位。相比之下,在美国顶尖的计算机科学项目中,很难见到拥有中国大学博士学位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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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学术实力不会受到挑战或削弱。联邦政府近期的举措已经开始动摇我们在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方面的长期优势。移民政策的变化很可能导致了去年秋季学期初抵美的国际学生人数下降了19%。目前针对伊朗的旅行限制尤其具有破坏性,因为该国一直是科学与工程领域卓越人才的稳定来源。此外,联邦政府对大学经费的一系列削减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哈佛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证明了即使是最坚固的象牙塔,也经受不起旷日持久的围困:在过去的一年里,哈佛已基本冻结了教职招聘,并大幅缩减理工科博士招生规模。
归根结底,对美国大学全球地位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北京,而是华盛顿。真正攸关的并非我们在某个空洞排名中的位置,而是那些长期推动美国创新与繁荣的高等学府能否持续保持卓越。

Ariel Procaccia是哈佛大学Alfred and Rebecca Lin计算机科学教授,也是元超级智能实验室的访问研究员。

插图中的图片来自Sandor Mejias Brito, Chengyu Zheng和PM Images/Getty Images。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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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中国回来,美国没有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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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中国回来,美国没有赢

STEVEN RATTNER
Andrey Kasay
几周前,我在纽约参加了一场讨论美国贸易问题的晚宴,话题很快转向中国。几位资深专家意见迥异:有人支持特朗普总统强硬、激进的政策立场,也有人主张采取较少对抗、更加传统的策略。
我并非贸易专家,但多年来一直在中国投资,且刚刚结束为期一周的访华行程。最终我鼓起勇气提出,这两种路径都难以奏效。中国既是强大的竞争对手,也是至关重要的制造业强国,无法通过外交手段或激进的政策转变来约束它。唯一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先把我们自己的事情理顺,并在中国的领域战胜它。
这样做的必要性正在不断增长,因为特朗普重返白宫的第一年所引发的动荡已让美国陷入倒退。除制造业之外,中国还在一系列快速增长的行业中威胁着美国的领先地位,包括人工智能和制药研发。就在特朗普试图削减我们在基础研究等重要政府职能上的支出之际,中国却将这些领域列为国家优先事项。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令人震惊。虽然在尖端半导体芯片方面仍落后于美国,但中国拥有另一个推动人工智能成功的关键要素——电力。它的发电能力是我们的两倍多,一些数据中心的电力成本仅为美国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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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助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开发出诸如Manus这样的产品。这是一款性能可与ChatGPT媲美的人工智能代理工具,在我前往该公司参观后不久,它便以超过2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Meta。
人力资本是中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会见了无数年轻企业家,他们的精力与智慧至少不逊于硅谷同行,其中一位亿万富翁现在仍睡在办公室里。
虽然特朗普大打关税牌,但我们未能在这场贸易战中占得上风。这个亚洲巨人依然稳坐全球出口头把交椅,去年贸易顺差更创下1.2万亿美元的纪录。这一整体增长表明,许多中国商品只是通过中间国家转运,最终仍然抵达美国港口。不管有没有关税,人人都离不开中国制造。
以汽车为例。此行我参观了小米公司。这家以智能手机和电子产品起家的企业五年前才宣布进军电动汽车行业。在一座几乎看不到工人的巨型厂房里,形似机械恐龙的庞然大物轻松地将铝制车身部件精准嵌入流水线上的车体。而在大厅里,停放着一辆足以被误认为保时捷的黄色跑车。
我还走访了一家机器人公司,那里一些看似塑料儿童玩具的装置在地面上灵活移动,展示该公司研发人形机器人替代特定人类工作的进展。(2024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安装数量几乎是美国的九倍。)
去年夏天,福特CEO吉姆·法利在访问中国之后直言,中国车载技术“远超”美国车型,中国的进步是“是我所见过的最为震撼的体验”。无论巧合与否,福特最近停产F-150电动皮卡,并对其电动车业务计提了高达195亿美元的巨额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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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药物研发。就在几年前,中国还需向海外企业引进大量药品专利。如今其对外技术授权已反超引进量,临床试验数量更是超越美国。
当然,中国仍面临挑战。持续消退的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影响仍在扩散。消费意愿低迷便是连锁反应之一。随着经济增长放缓,青年失业率一度攀升至接近20%(之后仅略有回落),投资也出现下滑。
凡此种种勾勒出一个事实:当下中国存在着两个并行的经济态势:一个是增长乏力的国内经济;另一个则是统治全球制造业的巨兽,它在长期由美国主导的快速成长、技术导向型领域内正取得非凡的进展。
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种成就,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模式。当政府意识到自己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落后时,便明确将追赶列为国家优先事项,并通过资金支持、监管松绑以及大规模电力产能建设加以落实。成效有目共睹。
即便在最理想条件下,与中国竞争也绝非易事。显然,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美国的产业政策——如何调动政府资源,扶持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产业。这实际上就是美国版本的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遗憾的是,特朗普政府政策反复无常,正将我们置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首先,我们需要扭转特朗普在科学研究及其他领域削减投资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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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对民主政府挑选赢家企业的能力持相当怀疑态度,但我们已再无资本让联邦政府袖手旁观。尤其是我们应聚焦未来产业——其中多数与技术相关——并降低特朗普对传统金属加工制造业的强调。例如,在拜登总统任内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推动下,亚利桑那州及其他地区正在建设大型半导体晶圆厂。
政府职能的重塑不止于财政支出。我们受制于关键矿物短缺,并非因为它们稀缺,而是新矿开采与加工设施审批程序太过繁复。我们完全可以在不牺牲合理环保标准的前提下,找到提升本土采矿能力的路径。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其他人,都该认清一个事实:靠加征关税,或试图达成中国很可能会违反的贸易协议,根本无法击败中国。(需要指出的是,合理的产业政策并不意味着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入股企业或索取特许权使用费。)
要超越中国,必须从内部发力,从理顺我们自己的经济秩序开始——这同样应促使特朗普反思其诸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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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遭重判,美国的道义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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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遭重判,美国的道义在哪里?

BRET STEPHENS
2020年黎智英被捕次日,《苹果日报》的报纸上刊登他的照片。
2020年黎智英被捕次日,《苹果日报》的报纸上刊登他的照片。 Kin Cheung/Associated Press
我曾与黎智英共坐在香港一处僻静的海滩,听他讲起自己的人生故事。
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掌权后,他的母亲被抓去劳改。一位香港乘客给他巧克力吃,激起他乘船偷渡到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决心。他从一家手套厂的底层工人做起,白手起家,创办了休闲服饰品牌佐丹奴——品牌名字的灵感来自纽约一家披萨店的餐巾纸。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激发了他的政治积极性。他创办了民主派报纸《苹果日报》,口号是“每日一苹果,冇人呃到我”。
“我坚信媒体传递信息,本质上就是在传递自由,”2020年,黎智英对时报说。这是我见过的为独立媒体所做的最精确的辩护。
从海滩离开后,我们一起去吃午饭,畅谈政治、政治哲学与宗教自由。那是在2009年,距他与香港政府就一项安全法提案展开对决并获得胜利,仅仅数年时间——该法案如若实施,将会掏空香港的自由,而在1997年英国根据“一国两制”承诺将香港归还给中国后,这些自由理应得到为期50年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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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北京显然无意遵守诺言,随着习近平上台后加速推进对香港权利的打压,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这最终导致了2019年抗议严苛引渡法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警方进行了暴力镇压,次年黎智英被捕,再过一年,《苹果日报》也被停刊。
本周一,已被单独监禁五年的黎智英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对于一个78岁的病弱老人来说,这几乎等同于无期徒刑。六名前《苹果日报》高级职员也被判长期监禁。对于这一判决,最宽容的解读是,习近平打算在今年4月与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会面时,把黎智英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若按不那么慷慨的解读,这不过是毛泽东主义领导人治下的中国重回本色的现实写照。
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同样令人沮丧的另一面,那就是西方已经放弃,不再将捍卫异见人士作为一种公共事业。
50或40年前,自由世界曾对苏联的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沙兰斯基,以及在中欧国家被囚禁的比尔曼哈维尔瓦文萨等人深深关切。直至2007年,乔治·W·布什还出席了在布拉格举行的异见人士会议,彰显了这些人物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它对自由社会事业的支持绝非仅限于口头承诺。
2008年后,局势骤变,美国外交政策中从未缺席的现实政治强势回归。人们将布什的“自由议程”与伊拉克战争联系起来,认为这种议程只是为不道德战争披上的虚伪外衣,抑或是美国试图在贫瘠土壤播撒民主的昂贵幻梦。2009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华时宣称,中国的人权问题“不能干扰全球经济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和安全危机”。
换言之,还有更重要的交易要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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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政策变得更加功利且不讲道义。这位总统以美俄道德上并无差别为由,为自己与普京的亲密关系辩护——2017年他对福克斯新闻的比尔·奥莱利说:“你以为呢?我们国家就那么无辜吗?”尽管特朗普口口声声要管理委内瑞拉,该国政权仍在继续囚禁政治对手,而美国只把委内瑞拉视为掠夺石油资源的对象。
这种粗俗的世俗眼光忽略了这样一件事——黎智英这样的案件所涉及的人权问题并非对更重要事务的干扰。它们本身就是要务。
我们今天与中国的对抗(就像我们与俄罗斯的对抗,或冷战时期与苏联的对抗一样)并不是为了贸易条件或海洋和领土争端。其本质在于个人自由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其他所有问题都由此衍生。尊重自由的国家会寻求和平解决分歧的方法。不尊重自由的国家则不会。西方与习近平或普京签署的任何协议,一旦对他们造成不便,最终都会被违反。
特朗普也是如此——我们的贸易伙伴和条约盟友在过去一年里都深有体会。
鲁比奥周一发表简短声明,要求中国给予黎智英“人道主义假释”。这远远不够。黎智英需要的不是极权国家的怜悯,而是全球正义之士为他发起的声援运动,这些人明白,像他这样的异见者是人类自由的捍卫者,彰显着自由在冷酷敌人面前的崇高与必要性。他们同样明白,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是自由世界最有效的武器,因为对于独裁政权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国民心中勇气与良知的结合。
希望有一天,我们将迎来能够明白这一点的政府。

Bret Stephens是时报观点版面专栏作者,写作领域包括外交政策、美国国内政策以及文化议题。 欢迎在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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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再一次刷新了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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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再一次刷新了下限

MAUREEN DOWD
Kenny Holston/The New York Times
纵究词源学、形而上学、地质学与伦理学,特朗普总统似乎不可能再刷新下限。但他确实做到了。
每周五构思专栏时,我都能发现新的证据,表明这位总统不称其职。他以粗鄙、令人不适的方式嘲弄对手,而且还想处处留名。
周四深夜,Truth Social上出现了一段令人作呕的视频:在一段充斥着关于2020年大选的无端阴谋论的视频结尾,贝拉克·奥巴马和米歇尔·奥巴马被描绘成丛林卡通里的猿猴,配乐是托肯斯乐队的《狮子今夜沉睡》。这个当年曾宣扬可鄙的“出生地”阴谋论的人依然故我,使用了一个来自极右翼悲伤蛙拥趸的种族主义米姆。
和特朗普的诸多行径一样,此事既令人震惊,又完全在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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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纽约时报》所报道的那样,特朗普“素有贬损有色人种、女性及移民的言论史”,尤其是针对奥巴马夫妇;在其当前任期里,“白宫、劳工部和国土安全部都曾发过呼应白人至上主义论调的帖文”。
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为这位病态的总统进行了可悲的辩护:“这不过是网络恶搞视频,把特朗普总统描绘成丛林之王,把民主党人描绘成《狮子王》里的角色。请停止这种虚假的愤怒,去报道一些今天真正关乎美国公众的事情吧。”
好吧,卡罗琳,我认为美国人确实关心——你的老板是个失心疯的种族主义者。
“他的总统任期被包裹在黑暗、仇恨与怨憎的泡沫里,”曾任奥巴马白宫幕僚长的拉姆·伊曼纽尔告诉我。
在意识到公众的愤怒真实而强烈之后,白宫删除了帖文。官员们把责任推给了一名工作人员,但谁都明白特朗普本人肯定参与其中。周三,他还表示,会在Truth Social“转发”阴谋论内容。
事情闹得如此之大,以至于连一些共和党国会议员——在中期选举迫在眉睫之际——也提出了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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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唯一的非裔共和党人——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在X平台称,这是“我见过的本届白宫最种族主义的行为”。
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参议员凯蒂·布里特对特朗普的一些冒犯性行为越来越反感,她也在X上表示:“这类内容被删除是理所当然的,它一开始就不该被发布,这也不是我们这个国家应有的样子。”
周四,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祈祷早餐会上,经历了一个颇具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味的时刻——他坦白承认,他的自尊不允许他输掉2020年的选举。
“你们知道,他们操纵了第二次选举,”他说。“我必须赢,必须赢。我得为我的自尊而赢。否则我的余生都会自尊受挫。现在嘛,我的自尊心爆棚了。”
他等于是在承认,那场被人为制造出来的选举公正危机,不过是为了迎合他那无底洞般的虚荣心而歪曲真相的一场表演。“他的自尊心无法接受失败这个事实,所以他只能假装存在投票危机,”戴维·阿克塞尔罗德对我说。“而全世界至今仍在为此付出代价。”
(特朗普还在这场宗教聚会上坦言,当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要求餐前祷告时他会感到恼火。特朗普冷冷地说:“我会说,‘不好意思?我们是在椭圆形办公室吃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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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粗俗地拿自己的名字为各种东西冠名,来彰显膨胀的自我——从肯尼迪艺术中心到为富裕移民准备的金卡,再到军舰;还在策划巨大的凯旋门和夸张的白宫宴会厅。如今他又试图以扣押国会已批准的资金为要挟,来胁迫国会把更多东西以他的名字冠名。
政府曾对查克·舒默采取勒索策略,威胁他若不协助以特朗普命名纽约的宾州车站和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就不会解冻用于哈德逊河新铁路隧道的数十亿美元资金。
特朗普正将自己的名字与美国的名誉拖入泥潭。“特朗普”一词在许多圈子已成为贬义词。但出于一种不安全感驱使的诡异心理,这位总统仍想将自己的名号烙印在所有地方,就像当年还是个纽约商人的他处于濒临破产的时期一样。
周二,特朗普又上演了一个经典的特朗普时刻:在最新一批有关杰弗里·爱泼斯坦的污秽细节曝光后,CNN记者凯特兰·柯林斯问他,面对那些“觉得自己始终未能得到正义”的恋童癖受害者,他想说些什么。特朗普却因为她提问时没有微笑,而对她大加抨击
他告诉她,现在是时候向前看了——这不过是他最新一次转移视线的说辞,用来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他从未明确交代自己与可憎的爱泼斯坦之间有过什么瓜葛。
如同岩石下爬出的蠕虫般令人毛骨悚然,一批美国乃至全球曾经位高权重、备受尊敬的人物,被爱泼斯坦文件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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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超级精英曾经坚称不了解爱泼斯坦的堕落行径,如今却被揭穿是在撒谎。相反,正如《华尔街日报》所写,从诺姆·乔姆斯基到斯坦利·波廷杰,再到彼得·曼德尔森和迈克尔·沃尔夫等显赫人物,“不仅积极安慰他,把他描绘成受害者,有些人甚至还为他出谋划策,帮助他修复形象”。
而且,爆料还在不断出现。CNN周五报道,海军部长约翰·费兰在2006年曾被列为爱泼斯坦私人飞机的乘客之一。
正如《纽约时报》记者戴维·法伦霍尔德对CNN所言,某些科技亿万富翁在爱泼斯坦丑闻中扮演的卑劣角色尤其令人不安——因为未来数年我们的生活将由这些富豪定义。
我们曾将掌握云端世界的巨擘视为英雄——认为那些青年才俊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但正如法伦霍尔德所说,如今,这些人的个人缺陷、不安全感和中年危机正在左右他们经营公司的方式。他说,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这类人身上,多少有些错位了”。
他们掐灭了我们的希望。

Maureen Dowd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1999年普利策杰出评论奖获得者,最近一本著作是《声名狼藉》("Notorious")。欢迎在TwitterFacebook上关注她。

翻译:晋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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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的不只是母亲,还有她所代表的经历过的不想被重复的——菅野久美子《抛弃母亲》

非常苦的一本书,比起中女中常见的道德和社会压力,作者实打实地被身体虐待过。看的途中我不断想起《绝叫》,那种因为父母不和、性别的社会苦楚产生的压抑就像绳子绞在我脖子上无法松开。每一个在丧偶育儿长大家庭的子女,尤其女儿,应该都感同身受。

虽然不能什么都刻入DNA,但几千年的群居和农业生活,家族的共同育儿确实写入了DNA里。因此在突然进入个人奋斗的工业时代,过往家族扶持养育的生活方式因为各种原因不在,在工业社会疏离中长大的人同时还要遭受社会习俗压迫和生理寄往,于是造成的问题更大。社媒出现本应该是帮助解决,让家族育儿变成社会育儿,但又因为种种反而成了作恶的工具。

抛弃母亲,不是心理上抛弃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抛弃。为什么是母亲?因为父亲从来都不出现,所以那个真正承担起养育责任的母亲的所作所为是每个人完全近距离触碰的恶魔,是家庭权力的具象化。如此想来,母亲也好、子女也好,都非常地可悲。因为他们都是社会权力受害者的相互戕害的悲剧。

当我看“热恋琪”时我在看些什么

认真地拥抱

刘恋和薛凯琪之间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大概就在于认真地拥抱。

影视剧里常用的,让人相信两人彼此真心相爱的,往往也是认真地拥抱。像《廉政英雌》里三位女主角遇险获救后的拥抱,或者其它警匪、枪战片的拥抱。

爱情里面,比较有印象的应该是《妙手仁心》结尾Henry和Annie的拥抱,带着一种失而复得从而永不肯放手的决定,又带有羞赧和调戏的撒娇,那个真的很美很让人欣慰。

刘恋和薛凯琪的拥抱有意思在,首先她们不是影视剧人物而是真实存在的。在安全的环境里,这么认真地去拥抱,去真诚表达出自己的心情,首先就得对方让自己感到安全。

第一次的拥抱在浪3刘恋被淘汰后酒店的相遇,两人甚至互相陪着对方等团队、等赵梦,等都到了以后分开,才去拥抱。薛凯琪的脸看不到,但刘恋明显是忧伤但又有些担心的。那句以后“别哭那么厉害了”,更多是抱着以后可能不会再有太多交集的嘱托。

而第二次,刘恋空降杭州的节目,可能因为薛凯琪想带她认识自己的朋友们并圆她演戏梦想,也可能还因为彼时父亲住院急救母亲又白内障自己承担起所有开支所以选择不返港,她想要有一个人可以说说话,可以放松下心情。

第三次,我当前最喜欢的拥抱。让人转圈后再抱进怀里,Fiona那一刻肯定是想安慰和开解刘恋的,但这个看上去听上去都没有预兆的拥抱,让刘恋都愣了一秒,才让人觉得,这拥抱多么珍贵、多么安心、多么让人可以放下担忧。

也许这就是刘恋抖音1分钟,却45秒薛凯琪,仿佛号是薛凯琪的一样。

关于努力的call back

20250126卫兰的第八期vlog出了,刘恋薛凯琪恰到好处地出现了合照那几秒的后台,神态亲密自然,让我突然想起像合照、聊天这样的环节大多数都会出现在薛凯琪的vlog里,除了这期。

“此处待插入动图”

这期的vlog唯二场景是两人在薛凯琪家跟着声乐老师练歌,以及刘恋晚上很晚到长沙后第一时间去薛凯琪房间练歌,全程镜头里就两个人,气氛也很快乐。从场景上来说整个vlog第一反应就是两人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此处插入vlog”

但再看合照部分的不合理处,再想起浪3被提起过很多次而声生不息有提起却被切掉的,薛凯琪一直想表达的努力而言,这段vlog大概率是想表达她车采时用“嫌弃”语气,舞台采访时认真语气的“她是我见过的最努力的艺人”,这句话在“她很努力之外”其实还有句小的没说出来的“我也一直很努力所以会很欣赏喜欢努力的人”。

后面这句话,体现在了“TVB处处问”里提及的方大同,因为知道方大同很努力所以她才会说大家愿意一直等到康复那天;也体现在加更的环节里“因为不擅长跳舞所以10小时10小时地跳,努力之后就会有自信”。

这种对努力的欣赏又可以反过头去解决浪三的一些疑问:被剪到看不出交互且是竞争对手的《自己》和《雾里》两个组是怎么做到在返场时薛凯琪张开双臂去迎接刘恋的?这动作展现出来的亲密感和认同度并不是薛凯琪很喜欢抱人可以解释的,更像是私底下已经抱了好几回了,再结合二公分组选歌的时候两人一直提心吊胆到最后开心地“我终于可以合唱了耶”那里的亲密,都不像是偶尔探班的关系。

这答案,也许藏在赵梦的微博和朱洁静直播里。

朱洁静三公直播有提到雾里时一度练到凌晨四点,赵梦也提过那时候和刘恋同寝两个人一个手机一个电脑卷到凌晨三四点。赵梦一公和薛凯琪同组,大概率私下是讲过的;而两个组的训练室隔的又近,那些疯狂练习在《自己》组下班后看到也不足为奇。本着交朋友目的参加浪3的薛凯琪在几次串门子后看到一直在学习和加练的刘恋,也可能会想到准备演唱会时练舞练到昏天黑地的自己,从而产生微妙的认同感,继而在某些擦肩而过的场合抱抱她,散发光和正能量。

尽管一直被贴学霸标签,但刘恋做事显然还不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访谈之类的也说明她有着这样的苦恼。一公队友是首席和副团以及正经学过舞蹈的齐溪,她努力是性格使然是追求舞台效果,同时还有些额外的不能拖后腿的压力。这种压力队友们肯定有帮助但未必能开解,局中人痛苦如此,此刻局外的隔壁的薛凯琪来散发光和正能量,就和后面粤语老师一样,是可以抚慰人心的。

而“我终于可以合唱了耶”了这句,又是薛凯琪对刘恋唱歌最深的肯定。声生不息里她也对卫兰说认识十多年没机会一起表演,现在终于有了,她真的很喜欢也很想和每一个喜欢的朋友合作。

喜欢捏人

刘恋好像真的很喜欢捏薛凯琪的胳膊。喜马拉雅说是想要进一步亲密,但考虑看那么多年电影都没见有谁有这习惯,再查到说很喜欢捏小孩子的胳膊哄她入睡,不知道为啥突然有了种“摸摸你冷不冷”的感觉,带着关系和对小孩子的无限宠溺。

22年她还一度喜欢抚摸或者放在颈椎那里,这动作其实蛮有趣的。一般来说要么搂肩要不搂腰,薛凯琪又没有颈椎病,这动作说亲密又感觉差点意思,说不亲密都搁人颈部了。那个位置那么脆弱,所以是想保护吗?又或者只是半个拥抱?因为手肘正好可以垂在背上又不用面对面贴一起。

全心的信任

1、刘恋&薛凯琪

(1)2022年的折手指游戏(又名我有你没有)

2年以后在看那句“你有为我嚎啕大哭过”都得感慨这东西放小说里都觉得精妙,而此刻的两人不过认识3个月。刘恋脑子确实是快。

快在她非常直接但又巧妙地让了薛凯琪一手,于继宵夜后又多了个可以服务对方的内容;也快在她当着镜头认真地向对方确定自己的位置。

这个话题,在那个时候的当下不好提。结识多年后或许会在某个午后提起笑说:“哎呀那个时候你为了我大哭过呢!”,但那个只认识三个月,也只合作过一次的当下,是很难问出口的。因为问了,就显得认真,很容易让人有所误解;但不问,又不放心,不知道那一刻眼泪到底为谁而流。所以只有这时候,用着半玩笑的态度去确认,去送分,才能真正体会到那一天的幕后,哭到到处转,哭到7月扫楼还在说“其实你不知道那个时候……”的种种幕后,都是为了自己。

于是2025年,薛凯琪昭告天下24年圣诞两个人一起去朋友那里参加生日&圣诞聚会时堵在路上一个人练歌一个人休息才半点也不突兀。

因为两年半前,我就知道你会在我生活里成为一个重要人物。

不一定得是爱情,但一定非常重要!

(2)不知道为什么我(刘恋)在你(薛凯琪)面前显得很呆

刘恋在薛凯琪面前呆(扫楼),车采无法反驳和反抗(对比流俗地里阿银对拉组和聪明人)

雏鸟效应,主心骨

全然信任的放松,乐夏后台vlog,求助

快乐、疯狂(杜凯音乐节的冷静,Fiona享受舞台,全情投入)

幸儿未在十几岁读的书——鳄鱼手记

作品名字:鳄鱼手记

作品类型:小说

地区:台湾

作者:邱妙津

日期:20251011

正文:

这本书很微妙,微妙在庆幸自己没在十几二十出头的时候读它,也扼腕自己没在十几二十的时候读它,那种在黑洞里澎湃的情感被极度感性压到了最底,比起主动分开针扎都算疼的绝望真是最精妙最完美最可以表达出压抑的痛。那份情感太像是黑洞,所以看的时候所有情绪、理智都不自觉被吸引过去,心脏像是被按住,到了极致时忍不住放下去呼吸点新鲜空气才能重塑心力继续往下看,然后边看边庆幸好在自己已经过了那个年纪。

台湾文学真的是非常有趣的文学,理论上它应该继承了最多的学阀效应,又因为历史大量接触了日本文学就成了巧妙的华语文学分支。不比香港文学长期浸润在效率、利益上的锋利笔锋,台湾文学在日常和情感上是独一份的细腻。不过《鳄鱼手记》给我的感觉更像是继承了法国文学而不是日本,尽管提起了安部公房和村上春树,然而和水伶、小凡的大段大段自述我觉得更像是杜拉斯的风格,带有些巧妙的哲学气质在里面。

“我”是有强烈自毁倾向的,不过这种倾向大多数内敛的,用大量的昏睡、放纵遮掩隔离着,结合作者结局来看确实可以理解为什么会被认为是自传小说。至于真实世界真假,到了现在——三十年后,已经没人知晓了吧。

作品总有着被误读的命运,只能希望作者本人如果了解到,可以放开吧。

哦,读的时候,总觉得配乐应该是陈奕迅《打回原形》。

拥有快乐的秘密

作品名字:拥有快乐的秘密

作品类型:小说

地区:美国

作者:艾丽斯·沃克

译者:闵晓萌

日期:20251029

可重读性:8

正文:

在嘈杂声中读完了。开场那只被日月抚慰拥抱过、不被社群接受的母豹让我印象深刻到总觉得它是莉赛特在塔希脑子里的形象。直到最后写那封信以前,莉赛特在“大部分人”眼里都承载着情人刻板形象,而这实际与她是没有关系的。
在这之外我总想到托尔斯泰《复活》,尽管那本书二十几年前读的,但不知为何塔希这个享受过快乐有过自我最终又被习俗欺骗到一度失去自我的人总让我想起复活那位同样承受死刑的角色。《复活》里她的生活或许被描写过但不真实,这里得到了补足,也更让人对男凝社会感到厌恶与愤怒。
其实萨莉太太到底是被谋杀还是时间到了而死亡并不重要,相比下她不着修饰的(特意找我的)“你没那么重要”才是更让人心震所在。那些被认为“应该”的不应该很多人知道,但每个人都不敢反抗。
于是结尾的“抵抗是拥有快乐的秘密”的抵抗有太多含义。抵抗可以是抵抗男权社会享受身体,可以是抗拒并改变传统的,可以是让禁忌宣告于天下,让耻辱加诸在那些设定禁忌的人身上,扯下他们“德高望重”的面皮!

相比《紫颜色》这本书显然作者花了更多心思去设计,但设计的目标不是为了讨好或者炫技而是为了当真正的自我意识显露出来时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因为全书都在不同视角下的“我”叙事,所以个人的性格印记其实很模糊,更多的是“我”面对不同事情时的真实反映。而不断错开且跳跃的时间线让读者自行拼凑出来的感觉既具有阅读快感同时也更加惊心动魄。可以预见完全按时间线写出“公鸡”那刻的冲击力绝对不如小说中通过跳跃时间线所展现的。而萨利太太从“维护传统”的恶魔到“逐渐具有意识但被裹挟成英雄却不反抗”的个体时,对于割礼的僵直的“传统”“权力压迫”又有了新的看法。

至于不断出现的女性性自我在这个“传统”面前的展露,我想大概是六十年代性解放带来的思想冲击下的产物。对于九十年代以后对于性的举重若轻习以为常,更早一些作者的作品很多时候将其视为大事和反抗,正好和“抵抗是拥有快乐的秘密”再次不谋而合。

20251029 拥有快乐的秘密

青春一去不可追——H2

作品名字:H2

作品类型:漫画

地区:日本

作者:安达充

日期:20251020

正文:

可能安达充作品是我看的最多的,不管《美雪美雪》的伪青梅竹马,《幸运四叶草》的一直同学校且家长有往来,《Rough》的童稚时期见过面还是《Touch》一直就在隔壁,每一对青梅竹马都有自己的好,也每一对都有难以忽视的离世者。安达充甚至可以说塑造了我对青梅竹马的印象,他们对彼此优缺点了若指掌,能够肆无忌惮地告诉别人来彰显他们之间独有的时间默契,他们父母相识私交甚好,在法定成年之前是彼此最漫长最浪漫的陪伴者。

H2大概算是例外,例外就例外在这次的青梅竹马太多了,例外在这次的竹马太晚熟,于是其他竹马抢先让初恋成为了遗憾。

开始我以为它像张爱玲的《半生缘》,从比吕对春华说出“I Love you”的时候就到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的节点。读完后才发现,从最开始他们就再也回不去了。就算承认自己初恋是雅玲,但从头到尾比吕都没想过要介入要抢夺,就像他说的介绍给英雄以外的男人才会后悔,就像叔叔说的如果当初介绍的不是英雄而是其他歪瓜裂枣就好了。正因为英雄如此优秀才会相处如此只好,正因为如此只好就再也不会去想介入。一起长大一起比赛是这被子都不会再有一次的经历,由始至终比吕都想着他们好。即时到最后,故意大声说“最喜欢雅玲”也是和过去的告别,同时也是对英雄的报复。比吕大概没想到英雄还会玩重新选择这么一出游戏,原本是两个关上心门的人的别扭,却拉上他出场,对他来说也是极为难受的事了。

英雄是四人当众心思最重的人,所以才会刺激到木根加入棒球队,巧合的是雅玲心思也重。重有重的好处,好处在一般问题上他们都成熟,所以他俩从没上过美步的当;但重也有重的坏处,怀疑种子一旦埋下去就太容易牛角尖。演唱会那次假设比吕英雄对换,比吕大概率是不会对英雄产生怀疑的。可能因为是《Touch》续作,比吕明显带有达也气质而英雄也同样继承了和也气质,那场在上作中被救人阻断的对决在这里用棒球做了决断,只是结局想来并不是《棒球英豪》会有的。

雅玲母亲之死大概构思了很久,所以画出来时因为太过突然所以主角们以为还被庇护的少年生涯那些不曾出口的心思在她过世后就彻底起了变化。母亲还在时,比吕还是雅玲的“亲生弟弟”,是格外亲密的小儿子,是英雄误会的开始。母亲过世后那本就不存在的血缘关系立刻寸断,从对决时雅玲父亲决定不和比吕父母坐一起时就能看出端倪。他真正把他俩作为女婿的未来人选,也真正地看重英雄。

最后的三个直球三振,和最开始二人的对决一样。最开始比吕三振了英雄,成了朋友,将雅玲介绍给他,是告别初恋的开始;这次的三振,是最终的告别,告别青春也告别青梅竹马,以后的来往是两对情侣之间的成人式交往,也可能二人还会在职业棒球场上继续对战,毕竟比吕对春华说以后坐她值班的飞机参加比赛,只是那时英雄身后是雅玲而比吕身后是春华,不会再和以往一样,这次的青梅竹马,在这场对决上走到了终点。

以团队配置来说,他俩的配置可能是安达充所有漫画里团队配置最高的两个队伍了,比赛看起来没有那种天才带着队伍拿冠军的爽感,但也更加焦灼,让人在这难明的情绪里淋了一整个夏季的梅雨。

时隔几年再看安达充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事,首先安达充虽然自己都说角色相貌高度一致,但景致上画地极细,是那种给文学家画插画级别,看上去像是照片一样真实。另外就是他角色设定也一直符合连载时的社会风气,八九十年代的“福利”到了2000年后就没怎么出现了,包括校园打架也是,也是很认真考察了当时社会。至于《名侦探抠男》联动的歪瓜裂枣我只能爆笑了,柯南和小兰的青梅竹马可能因为战线太长原创太多而愈发失去了青梅竹马的感觉了。

“没有中国的中国研究”:全球变局下,台湾中国研究的重构与新定位

「台湾的中国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也是攸关台湾命运的政策研究。」

王信贤

2024年1月4日,中国南京,摩天大楼在浓雾中若隐若现。摄:Costfoto/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2024年1月4日,中国南京,摩天大楼在浓雾中若隐若现。摄:Costfoto/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王信贤,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年来,国际间关于中国研究“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讨论不断,由于很多情势异于过往、难以判断,导致出现是否应该由现有的研究传统过渡到另一种研究传统的呼声。这主要肇因于两方面,一是“习近平因素”,自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正式掌权以来,透过反腐打贪、在党内成立各种“委员会”与“领导小组”,通过诸多法律,甚至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等,使得整个国家的权力更加集中,再加上研究领导人性格的难度极高,因而让原本就已透明度不高的决策“黑箱”(black box)更加难以窥探。

另一因素是在2018年3月正式启动的“美中战略竞争”,两大国从关税、贸易、科技、文化、军事战略等,无不争锋相对,导致全球化风潮的退散,使得国际互动更加难以预估。此外,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干扰,中国复杂的内政与外交因素,以及各种灰犀牛与黑天鹅事件、常态与非常态因素的叠加,使得一切变得不是那么理所当然,那么难以预测。这是当前全球中国研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学术界与政策圈皆然,作为国际中国研究重镇的台湾,当然也无法避免。

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

一般而言,针对以特定区域或国家为对象的研究都面临两种张力,分别是“区域研究 vs. 学科专业”以及“学术研究 vs. 政策分析”,而随著中国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爆炸性的快速崛起以及美中战略竞争的开展,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更加明显。

学科专业 vs. 区域研究

美国政治学名宿 Gabriel Almond 与 Stephen Genco 曾在名为《云朵、时钟与政治研究》(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的文章中对政治研究提出反思,其将学科的要求比喻为“时钟”,代表的是规则、精准与可预测;然而,实际的政治运作却犹如“云朵”般,如此变化万端与难以捉摸。也就是说,“学科要求”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抉择往往是两难的。同样,学科专业与区域研究间的张力亦复如此。

以中国研究为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称为“学科研究”,研究者感兴趣的往往是各自学科的理论问题,进而以中国作为研究个案,借以支持或批判现有的理论;而对中国研究属于“区域研究”,研究者可能更关心“中国”本身的发展动态,并透过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科际整合、整全式地解释甚至是预测。

粗暴而巧取的占领:六四维园家乡市集一记

「清除六四记忆,一方面依靠公权力的严刑峻法,另一方面是公帑资助“民间”同乡会占领维园。」

陆松年

2024年6月2日,第二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在维园举行。摄:林振东/端传媒
2024年6月2日,第二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在维园举行。摄:林振东/端传媒

“安检,安检;收遮,收遮。打开包包,打开拉链,多谢合作。”

在6月4日下午,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天后入口处,工作人员在(山东)淄博烧烤味下,正忙著检查入场市民和游客的行囊,确保场内举行的家乡市集嘉年华和谐、喜庆、有秩序。

这是香港同乡社团在维园举行的第二届家乡市集嘉年华,也是连续两年有同乡社团在“敏感日子”占据敏感地方。在1990年-2019年期间,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悼念晚会,都有数以十万计人参与,令维多利亚公园成为“八九六四”其中一处最重要的公共悼念空间。在2020-2022年,在疫情、《港区国安法》及支联会解散(2021年)下,维园球场被封锁关闭,六四悼念烛光不再。

当2023年疫后“复常”,有三十年历史的六四悼念晚会并没有在维园复常,反而迎来一个歌舞升平的新活动——由全港26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安排六千警力戒备、有超过200个摊位的庆回归26周年家乡市集嘉年华。主办方称,“刚好申请了那天,就批了”

在今年六四三十五周年之际,香港同乡社团又照板煮碗,继续租用维园足球场及草地举行家乡市集,横跨“六四”当天,以“平靓正”、“边行边食有show睇”作招徕。主办方重申,挑选日期并无特别考虑,又指“既然去年这个时间搞得不错,那今年就继续搞。”

连续两年举行的同乡会家乡市集,不乏可堪玩味之处:一方面是香港红色经济圈的某种展现,另一方面看到“民间”同乡会正参与清除六四记忆,标志著同乡社团在“后国安法”和“后选举”时代的角色转变。

香港47人案评论:基本法“违反”国安法?人民权力不会因宪政建立而消失

「道理为自己而写:人民之终极立法权,并不会因为宪政之建立而消除,这跟法律上赋予之权益或者法律权限没有关系。」

无住

2024年5月30日,香港民主派47人初選案首日裁決,眾被告由囚車押進法院。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4年5月30日,香港民主派47人初選案首日裁決,眾被告由囚車押進法院。攝:林振東/端傳媒

(无住,法哲学学者)

苏格拉底在某处说过:一个身为牧养牛群的人,如果令到牛只数目减少,情况变坏,还不承认自己是个低能的牧牛人,他会觉得奇怪;而一个身为城邦领袖的人,如果令到公民数量减少、情况变坏,还不觉羞耻,也不认为自己是个低能的城邦领袖,他会觉得更加奇怪。——色诺芬《追思录》

历经三年多,这场基于2020年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选举初选的大搜捕,终于在国安法庭的审判下,就著16名不认罪的被告宣判法庭裁决。结果在十六名被告中,只有李予信和刘伟聪无罪获释,其余的皆被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不论律政司接续会否上诉得直,但至少这是香港《国安法》判刑史上首宗出现无罪释放的案例。

在一个封闭的国安法庭,全由指定法官组成,并在没有陪审团情况下进行审讯,想当然这不会是甚么公平的法治场所,甚至可理解成一场公开审判国家叛逆份子的表演,一如四十年前台湾的美丽岛大审判。但作为最受触目的政治审判,是次裁决结果不仅影响到大众如何理解国家安全理念,或者《国安法》及其规范的颠覆国家政权行为,更是直接波及到整个香港民主运动的想像。

正如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的豪情壮语,“判我有罪吧,这根本不重要,因为历史终将判我无罪。”一时的法庭判决当然影响到被告人的命运,但作为政治审判,这是以法律技术掩饰了政治打压之暴力,以法庭大戏取代了政治理念在选举上的较量,因此审判结果无法矮化或取消抗争者当天参与行动之政治理念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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