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n极昼工作室｜我在大厂等待转正的一百多天
每年夏天，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在距离毕业还有一年多时，便涌入大厂开启暑期实习。他们的目标是拿到转正offer，在上千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里，抢下一张大厂的入场券。暑期实习被视作一条相对公平的路径：只要表现足够好，就有机会留下。
大厂用“转正”的承诺释放着诱惑力，又用一套看不见的规则，完成对人的重塑。不同年轻人有各自的努力和选择，他们学会向上管理、加班到凌晨六点、忍受身体的抗议。
实习生为这个高速运转的系统提供了大量的燃料，但转正名额随时可能消失，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没能如愿成为系统的一部分。
努力、判断、运气、结构，每一项都可能成为变量。系统永远年轻，永远有人正年轻。
本文系“极昼工作室大学生写作”项目作品。
已经过了晚上十一点，上海美团大楼灯光仍亮着。大楼所在的方圆3公里内，聚集了B站、字节跳动等一众互联网公司。实习生林宇结束工作，从大楼走出，组里级别最高的领导站在前面。林宇其实不太喜欢他，“一个风评不太好的中年男领导”，但他还是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递过去：“栋哥，我帮你点。”
领导说不用。林宇收回手，他想，如果真要帮栋哥点，一定要给他“护”着。
“护火”——手虚拢，半握着，为火苗挡住风。是他从同学那里学来的，“给比你地位高的人点烟，不护着，人家就再也不会帮你了。”但林宇并不喜欢这个动作，“很地痞流氓”，他说，“我也不喜欢它背后的含义。”
在职场里找人帮忙，“要给点好处”。就在这栋大楼楼下，他和同事抽烟社交，也学着给销售、研发组的人“敬烟”——他在大厂非技术类的岗，“需要讨好一下他们，这样对方在合作项目里就不太会磨洋工”。
这是他在过去几个月大厂实习学到的职场生存智慧。去年4月，林宇通过三轮与秋招同等严格的面试，拿到美团的暑期实习Offer，暑假实习是校园求职季的开端，HR承诺有转正的可能。听说美团的转正率挺高，他想，毕业之后可能就留在这里了。
作为985学校的文科本科生，他觉得自己没什么就业出路，从大二开始，就把互联网大厂视作有限选择里“能拿到不错薪水，又能给简历镀金”的去处。拿到美团Offer那天，他还在附近一家规模更小的互联网厂实习——那段经历是他叩开美团大门的敲门砖。
入职第一天。他穿了皮衣，想让自己看起来酷一点。工位一点点布置起来。摆上健身蛋白粉，贴上喜欢的贴纸，右手边摆上一小盆绿油油的招财树，一个透明的玻璃瓶放在左边，每隔一阵，玻璃瓶里的花就换新，这周是绣球，下一周是百合、玫瑰。工位正中立着一张手写明信片，“欣赏你的阳光”。那是隔壁组一位校招生临走前送给他的。
林宇的工位。讲述者提供
面对庞大的、高速运转的大厂系统，伴随兴奋而来的还有紧张。手上被迫接的项目越来越多，林宇逐渐忙起来，对接的供应商三十多岁，对着他叫“哥”，这个二十出头的实习生觉得荒谬、有些发怵，还是应下了。带教告诉他，干着正职的活，就别让人知道你是实习生。
实习生直接带项目的机会不多，他想为转正积累成绩，压力大到有点离谱了。他学着理解“价值”，在手头的工作中找出什么是对平台更有价值的，优先分配更多时间精力。还有职场生存之道，怎样“向上管理”，和带教维护好关系，展示和包装工作成果，成为“高绩效的人”。
和他同批进来的暑期实习生还有三个，7月初，转正提交开始。其中一位实习生感觉压力太大，主动退出了。
随后另一个实习生去问了领导，大概有几个留用名额？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没有给我们组织带来价值，就没有留用的可能性，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你有什么留用价值”，他也走了。林宇想，“不是说要有留用价值吗？那我把这个项目实实在在地做出来，留用的价值是不是更大？”
每年，许多像林宇一样刚刚走出象牙塔，以实习身份进入大厂的年轻人，都得到过那个“有转正机会”的模糊承诺。2025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约1222万人，而能够进入头部互联网大厂的校招生，满打满算也不过六万人，约为0.5%。
为了成为这仅有的0.5%，林宇看过许多文章，“互联网大厂升级的奥秘”，“从L5到L6的关键跨越”。“你要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他琢磨出来的规则是，“就把最光鲜的结果，直接怼到他们眼前。”
在大厂，人的价值需要被展示。他尤其珍惜周一的周会，不是所有公司都给实习生参与的机会。每次，他把PPT的第一页做成结论，将周报和复盘文档里最精华的成果前置，用上级熟悉的语言包装自己的劳动。
什么样的“价值”更会被认可？身边的人都在向上管理，但腾讯的实习生柯卡觉得，把交代的事情认真干好，对转正是最有用的。和林宇相似，他也是从暑假开始实习，入职的时候领导告诉实习生们“转正名额特别多，没有上限”。
他所在的部门两个月前才刚刚成立，正式员工大多是从别的大厂挖来的。“那会儿公司在急着追风口，整个部门都在盲目扩张”，他说。入职第一天，带教没做任何交接，就给他派了一个紧急的活。“没有人教我应该怎么做，仿佛我已经对他们的内部事物一清二楚了。”
和身边状态轻松的普通实习生不同，柯卡一心想转正，每天九点前到岗，最晚熬到公司十点半统一熄灯、停空调的那一刻。没有班车，他就自费打车回学校，有时回去后还要继续加班。
印象最深的是某个周日，凌晨一点多，他突然收到领导转来的加班通知。那是季度末，为了在下一周给上面的领导“一个足够漂亮”的成果，一个原本的小项目突然被提级，变成了全部门紧急加班的大项目。
纠结了很久，柯卡还是去了。五个小时，他只做了一件事：把两百多字的空模板，加上内容，硬塞进两百字的总篇幅里。他觉得这个需求不可能完成，反馈给带教，只得到一句无奈的回应：“既然+1（注：直属领导）让这么做，你就先写吧。”后来，+1也意识到不现实，所有内容推倒重来。
八月初的盛夏，从周日中午12点到周一凌晨6点，在一间已经关掉空调、只留顶灯的会议室里，柯卡熬了十八个小时。身旁是另一位想转正的实习生、领导和线上支持的员工。熬到极限的柯卡顾不上+1订的早饭，回去睡了不到七个小时，下午三点，回到公司，发现+1和+2（注：指上上级领导）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即便很多工作在他看来是“盲目无意义的”，为了转正，柯卡还是全盘接受、全力执行。直到转正的那一天。
柯卡凌晨六点从公司打车回学校截图。讲述者供图
临近转正，林宇离开公司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十点半，十一点，十一点半。某天十一点五十二分，他站在办公室外的楼下，点亮一支烟，烟头的红光在夜风里闪烁，他抬手拍下照片，发了朋友圈：“恨上班，能不能让我一直休息。”
九月，项目收尾，林宇踩着截止日期，提交了转正申请。桌上的花已经死了，不成形地瘫在玻璃瓶里。他很久没时间去健身了，食欲也决堤了。外卖记录里，轻食沙拉被麻辣烫和炸物取代。“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我肚子的肉越来越多，”他说，“我的身体不在自己掌控之中，生活也不在自己掌控之中。”他感觉自己脱发有点严重，为了不影响睡眠，第一次尝试褪黑素。
日记本上记满了每天要做的事，一周七门课，早八课上完赶紧回公司，中午下班回来上下午的课，再回公司，课程作业、语言考试、毕业论文。“对我来说，成长中就没有两全其美的选择，”他说，“我也想两个都选，但没有那个好事。高中放弃恋爱去学习，大学为了找工作放弃闲适的时光。我可能放弃最多的是对美好生活的感受——下楼抽烟，是那种特别机械之后的小小解脱。”
林宇的朋友圈。讲述者供图
至少在转正答辩之前，乔心一度觉得，“我想不到任何我没有办法转正的理由”。
作为实习生，乔心似乎具备了转正所需的所有条件——进入字节跳动给应届生设立的转正实习项目ByteIntern项目，+1确认过有转正名额。入职一周就完全进入状态，她记得周围正职都感叹她像干了10年一样融入，带教、+1也多次主动说，“求你了毕业后留下来”，“没你不行妹妹。”
最让她乐观的信号来自七月的一次跨城团建，理论上乔心作为实习生不能参加，+1特意为她额外申请了，“团队来了一个校招和社招，又来了一个我”，她听+1话里的意思，“这次团建是因为团队有了一个初步新形态。所以当时我觉得，我已经提前被当成团队的一员了”。
实习生群里流传着一个说法：+1如果经常叮嘱还帮忙改稿子，转正肯定稳了！答辩前夕，+1一有空，就会开半小时左右的会、逐字逐句帮她改转正材料。乔心改了三四稿，+1也听了两三遍。正式答辩当天，又听她完整过了一遍。
几个月的实习产出，被压缩进二十分钟的个人陈述里，台下平时熟悉或不熟悉的评委们，似乎平均地手握着她的去留。
+2问乔心，“你觉得现在市面上哪些产品做得好？”那个平日里笑起来很开朗的大姐，在答辩现场缩在椅子里，声音压得很低。乔心不敢看她，觉得对方“一下子变得像阴湿女鬼一样在说话”。她答不太出来。
这几个月，她把精力都扑在了项目的产出上，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注其他产品的资讯。下班回到宿舍，冲个澡就立马上床，几乎没有精力再做任何事。娱乐活动压缩到看电视剧和小说——只用躺着动动手指。
答辩结束后，她挨个问了当天的评委，得到的反馈基本是鼓励，“放心吧没问题的”。但她没有勇气去问+1自己答辩怎么样，她始终觉得，自己可能让他丢脸了。
答辩前，+1和带教反复跟她说，领导更在乎的其实是“素质”“潜力”。“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证明一个人以后能做出更多产出吗？可我已经做出了产出，为什么你们不看？”
“没有精力了解其他产品的责任不是我的，当然也不是公司的，”她顿了顿，“但是我不知道能怪谁。”
其实从进字节的第二周，她的身体就已经在发出抗议。她在工位上放了布洛芬，头疼了就吃一片，症状每隔一两周就换一种，从头疼到脸部不受控制地抽搐，再到胸闷。她感到很害怕，开始吃治神经炎的药，偶尔去做头疗。再次轮到抽搐时，她发现头疗也不管用了。“即使我觉得现在很开心，突然抽一下就会提醒我，其实你不是真的开心。”后来她去学校做心理咨询，医生告诉她，这是抑郁症引发的躯体化。
乔心服用的药物。讲述者供图
答辩结束后几天，乔心突然发现官网上架了自己的岗位。她很担心，截图发给带教。带教答应帮她去问+1。秋招季过了，原本十月底会告知转正结果，但HRBP告诉她，“岗位确定要春节了，你先看看外部机会”。
被悬置在一种中间态里，她只能继续等。“11月对于校招已经很迟了，此时找工作的人本就屡屡碰壁，他们满怀希望通过层层面试，却没人告诉他们，这个岗位名额从始至终都不确定。”
她在小红书上搜索自己这个岗位，发现已经有人在面试。她把+1的照片发过去，交流后得知面试官就是她的+1，那一刻她终于确定了，“曾经花费宝贵的工作时间帮我准备转正的+1，可能在答辩结束后就面试新人了，并且不曾透露给我只言片语。”
她原本以为部门一两年前刚经历过大裁员，未来应该会重点发展，才会在多个暑期offer中选择这里。不曾想，后面又陆续经历了部门“未来会合并重组”，再到“合并取消”，转正名额也随之重新洗牌。
秋招接近尾声，也没有HR联系林宇。他猜测，应该没有转正机会了。他向另一位实习生打听，对方也没有如愿转正。名额给了一个业绩和能力都不如她的实习生，理由很简单：上级的上级“更喜欢她”。
“转正不是看能力，”林宇后来总结，“要看你和组里的关系。很奇怪的是，在你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得懂得怎么向上管理，向上级展示你对这个组有价值。”
柯卡的期待也落空了。全部门转正成功的实习生只有一个，是那个当时和他一起被叫来加班的实习生。柯卡挺失落的，试着后知后觉地寻找一些端倪，“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带教不够嫡系？”
不被系统接纳的年轻人试图寻找原因，但那些只是猜测。大厂不会给系统之外的人答案。
经历厮杀，进入大厂系统之中的人，对这些有自己的体悟。“大厂里更重要的是利益交换，”进入字节工作了一年半的曹琼说，“实习生觉得+1费这么大劲帮自己，是因为想留自己。可转正答辩与其说是实习生的主场，不如说是+1在其他同事和+2面前的领导力展示场。他帮你改稿，不是为了让你转正，是为了让你不要在全公司的领导面前，丢了他的脸。”
实际上，能否转正成功，在她看来就是“看运气”。“比如说，实习的时候，这个组是不是缺人？如果缺人的话，肯定希望一个非常低成本就已经很了解业务的人能够转正，之后很快上手业务，省得上级去花精力带ta。”
即便有确定的名额，能不能落到某个人头上，也并非完全由能力决定——和领导的磁场合不合、对方看你顺不顺眼、你的带教是否受重视，全都是变量。
曹琼所在的部门，实习生平均干六个月，走一个，很快补上下一个。组里的同事甚至记不清从谁换成了谁。她们只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妹宝。
“这不就是符号化人吗？”曹琼说，“只是拉来了一个人做妹宝这个角色——承接零散需求、打杂。招聘只是从市场上找一个看起来适合演这个角色的人，把这个人套进来。”
她形容这像一场大型剧本杀。每个人都领到了自己的角色卡，在大厂这种要求快速增长的系统里，不存在为某个角色“逆天改命”——人的能动性顶多占了5%，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剩下95%是，这个位置上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大厂就是吸干了丢、换下一个；或者没吸干，但是觉得有人更适合，那你走。”
在Tiktok工作了一年半，曹琼的感受是，“大厂让人渺小成一个字节——一个最小的成本单元。”
刚来的几个月里，她几乎每天都在哭。学的是艺术人文专业，这里的商业化工作让她觉得撕裂，她学的东西告诉她以人为本、注重平等，而每天眼前的工作，却要求她把“人”从人身上剥离，一个“人”可以被不同广告主换算成什么价格。
这种剥离也发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她很快意识到，大厂里的交往是以利益为先的——如果你对我没有用，那我根本不会和你讲话。当时的带教对她态度很差，她曾因此困惑：“带教不是来帮我更好落地的人吗？为什么非但没有帮我，还给了我这么多委屈受？”后来她才理解，她没有给带教提供足够价值，带教又凭什么照顾她？
她把大厂比作一个疯狂运转的车轮，把大厂人比作一个小零件，“处在一个结构化的体系，就像齿轮咬合在一块儿，你自己不想转，也会有一堆跟你咬在一起的人扯着你动，如果你不动，可能会被崩出去。所以就算你很不想被这个游戏规则同化，也很难逃离其中。”
2025年年初，曹琼所在的部门经历了一场大动荡，很多同事被优化，其中有一个比她晚进公司7天的校招生离开了。让她意外的是，走的时候给她写了很多心里话。
她原本感受到，共事的这一年，对方心存敌意，“她是紧绷的，总觉得我们之间有隐形的比较关系”。收到离别小作文的时候，她有一种NPC突然把外面那层毛绒衣脱了、终于露出真人的感觉。
当下，曹琼觉得，大厂依旧吸引着优绩主义的年轻人。而没能成功嵌合进齿轮的实习生们，离开这个系统，也各自重新思考和消化着他们经历的一切。
“回头看，这段实习经历意义不大。”那些柯卡为了转正熬夜完成的项目，后来只在简历初筛时发挥了一点优势，一旦进入面试环节，面试官总会惊讶地问他：“你在腾讯做产品，就做了这样的东西？”
林宇回忆起大厂的灯光，是冷色调的，给他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他也不再花时间在穿搭上，两个月同一件米色羽绒服，三件毛衣、两条裤子轮着换，周围的正职也基本如此。
“像你一样的耗材有很多。”顿了顿，他补充，“我意识到这一点，但我真的没办法拒绝（进入大厂），因为毕竟我还是需要这个钱。”
临近春节，林宇离开了美团。连晒在背后的太阳都特别美好，他重新走进健身房，“我终于恢复活力了！”
他拿到了另一家大厂的offer，即将走进新的系统。新工牌的照片，是他在新疆的雪山下，笑得灿烂。这一次，他憧憬着能在新的大厂找到自己的节奏。
“我希望到新城市后，我的房间是暖色调的，奶油色或者美拉德棕。每天早上都有太阳射进我的房间，在窗边养一排排绿植。我还希望每天下班后，做一点减脂餐，周末自己做好吃的，去任何想去的地方玩。”
但同时他也担心，如果再经历一次，做的又不是特别尽人意，是不是又会回到之前的样子？
最近，林宇在社交网站上刷到有人签了三方但没有提前去实习，被大厂“鸽”了的情况，焦虑也随之而来。半主动半被迫地，他准备年后就提前进这家大厂实习。他怕被企业鸽了。怕被顶替。怕晚入职，错过晋升窗口期。“先把位置占上”。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本文封面图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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