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中国教育部对外发布《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同步公布《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版）》，列出20项“严禁”规定，涉及意识形态、教学安排、考试管理、教师行为及校园收费等多个方面。

观察人士指出，该清单尽管打着“规范管理”的旗号，实则通过设定明确边界，对中国基础教育的运行方式产生影响。其中，将“意识形态”置于首位，也被解读为针对校园思想领域的一次集中整顿。

清单第一条明确，严禁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英雄模范等言行，并要求不得通过教材、试题、讲座、教辅资料及网络空间传播相关内容。相关规定同时覆盖电子产品及各类公开场合，管控范围较以往明显扩大。

意识形态条款被置于首位

陕西太原中学教师何玲（化名）本周三（4月1日）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20条负面清单中，前两条严格来说并不属于教学层面的具体规范：“我感觉与当局巩固统治根基的需要直接相关。他们把这两条放在最前面，说明基础教育首先要服从这一政治目标，其次才是教学本身。换句话说，是先看政治要求，再谈教学内容。”

文件明确规定，不得通过网络媒介、论坛讲座、试卷试题、教辅材料及电子产品传播被认定为不当的观点。多位受访教师表示，相关要求已从课堂延伸至更广泛的教育场景，甚至从幼儿园开始。

青岛某中学教师黄思维（化名）告诉记者，近年来教育领域对“导向”的要求不断强化。他说：“现在连试卷出题、推荐书目，甚至家校群里的每一句发言，都得慎之又慎。在一些学校内部，会强调所谓’正确的教育观’，要求教学内容与官方导向保持一致。”

教学与言论边界进一步收紧

黄思维说：“很多时候，我们担心的不是怎么教，而是能不能说。学校不断强调‘政治导向’，而且出了问题要个人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空间被压得很紧，老师只能跟着要求走，心理负担也越来越重。”

官方文件第二条，要求校方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方案，禁止超前教学，并明确不得挤占思想政治、体育、艺术及劳动等课程时间。

贵州大学退休教授梁先生认为，当前将意识形态要求与教学规范并列推进，使基础教育在制度层面表现出更明确的导向。他说：“当局对学生的意识形态和教学管理一直是同时推进的，这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一直存在。学校的运作，还是要服从整体体制的需要。”

他表示，在这种安排下，教育体系的空间会受到限制，意识形态要求也较为刚性，也在影响家庭的教育选择。“一些中产家庭会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这其实是一种现实反应。”

教师称课堂与表达空间受限

除前两条外，其余条款主要集中在教学与管理层面的具体行为，包括禁止超标超前教学、控制作业总量、规范考试频次、保障学生睡眠时间，以及严禁节假日补课等。

中学教师黄思维认为，除前两条属于明确的政治性要求、需要严格执行外，其余内容更多是配套性安排，并非核心。他说：“这些规定看起来很细，但在实际操作中，学校最重视的还是前面那几条。只要涉及导向的问题，都会被反复强调，其它教学安排反而是其次。说到底，前面那些要求优先级更高，后面的内容才更多和学生本身有关。”

此外，文件还对教师行为与校园治理提出多项限制，包括禁止体罚学生、有偿补课，以及通过直播或知识付费向家长收费，并对教辅征订、校服采购和校园餐等环节进行整治。在校园安全方面，通知提出完善风险排查和应急处置机制，同时要求对教学内容、讲座活动及网络空间加强管理，并明确将对制造教育焦虑、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依法处理。

有受访者认为，通过负面清单方式划定禁止行为，使学校在教学与管理中的边界更加明确。其中，意识形态相关条款被置于首位，被部分观察人士视为当前教育管理中的优先方向。

责编：李诺

2026年春节档电影数据公布后，《中国青年报》2月21日报道援引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2月21日，春节档总场次超过394.7万场，创下历史新高；同期累计票房为39.32亿元，同比下降约58%，规模回到2017年前后水平。

截至2月22日（正月初六）18时，官方更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总票房升至50亿元。对比往年数据，2025年为95.10亿元，2024年为80.16亿元，2023年为67.65亿元，2022年为60.39亿元，2018年为57.71亿元，2017年为34.19亿元。过去数年春节档票房整体呈上升态势，今年则明显回落，不仅低于近两年高点，也低于疫情期间水平，整体接近2017年前后水平。

对此，中国电影制作人南平（化名）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今年春节档不能仅看排片场次，更应关注观影人次，这才是决定票房收入的关键。他说：“春节档的核心不只是场次，而是单场效率。旺季排片增加，本应伴随观众数量和票房同步增长。如果两者出现脱节，说明影片对观众的吸引力不足，或者居民消费意愿出现变化。”

场均20人 被摊薄的档期红利

南平说，今年春节档观影总人次为8072.3万人。以截至2月21日的394.7万场计算，8072.3万人次除以394.7万场，约为20.4人，即每场平均观众约20人；同期39.32亿元票房除以394.7万场，单场收入约996元。按照这一数据测算，人次、票价与票房之间基本对应。

南平认为，若按多数影厅100至150个座位测算，以120座为例，20名观众对应的上座率约为16.7%，整体处在15%至20%之间。他说：“春节档一直是影院利用率最高的时段。今年排片达到峰值，但单场观众数量仍处于相对低位。”

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李春辰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以2月21日数据计算，今年票房规模约为去年的四成：“去年票房收入95亿元，今年降到39亿元。上映影片几乎全部为国产片，未见进口大片进入主档期。科幻、军事动作、喜剧和动画等类型均由本土制作公司主导，内容多带有主旋律元素，票房表现低于往年水平。”

从IP驱动到审美疲劳显困境

公开资料显示，2025年春节档上映影片包括《哪吒之魔童闹海》《唐探1900》《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熊出没·重启未来》《蛟龙行动》等，多部为成熟IP续作或系列电影。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该档期票房达到95.10亿元，观影人次1.87亿，创下春节档历史纪录。头部影片集中上映，对票房形成带动。

相比之下，2026年春节档排片场次虽创下新高，但影片结构出现变化。主打作品包括韩寒执导、沈腾主演的《飞驰人生3》，张艺谋监制的《惊蛰无声》，以及《镖人：风起大漠》《熊出没·年年有熊》等。整体片单未形成类似2025年的头部集中效应。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2月22日18时，2026年春节档总票房突破50亿元。场次增加，但观影人次与单场产出未同步提升，排片增加未能转化为相应的观影规模。

主旋律续作难撑旗帜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退休教师顾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春节档场次创下纪录，但单场观众不足20人，本身已反映出市场结构变化。他说：“电影市场不是靠排片数量支撑的，而是由观众意愿决定。场次接近400万场，票房却回到2017年区间，这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内容与现实之间存在距离。”

顾先生认为，如果观众愿意购票，上座率不会停留在一两成水平。“现在的数据反映的，不只是市场竞争，而是观众在主动选择。”他说，今年以来文化消费结构正在调整，“从新华书店的销售变化就能看出，宣传类书籍销售放缓，通俗读物相对走俏。”

他表示，春节档向来被视为观察电影市场走势的重要窗口。今年的数据说明，当影片难以与观众形成共鸣时，排片规模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有效观影，市场反馈会直接体现在票房和上座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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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标示为明代仇英《江南春》的图卷，2025年中出现在北京一场艺术品拍卖会上，估价高达8800万元。

而它却是中国著名收藏家庞莱臣后人在1950年代捐赠给南京博物院137件的文物之一。由于庞莱臣家族举报，拍卖公司才撤拍。新闻引发中国社会热烈讨论。

在庞家人的追究下发现，南京博物院早在1960年代就将这幅图卷连同其他五幅庞家的捐赠品鉴定为“伪作”，随后拨交给“江苏省文物总店”处理，2001年，《江南春》以6800元人民币，被单据上所谓的“顾客“买走。

不管这幅画的真伪如何，捐赠者控诉，他们无偿捐给博物馆的藏品，为何在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流入市场？整个过程都充满疑问。

收藏家马未都在他的视频中评论，2001年已经是拍卖风起云涌的时刻，就算这幅号称仇英的作品是假画，也不是这个价钱。而90年代文物商店最早期的时候，所有人买东西都必须填写真名。如果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单据上却写上“顾客“，那从一开始这个事就有嫌疑。

南京博物院的退休员工郭礼典更公开举报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多年来贪赃枉法。他指控徐湖平有组织有预谋地大规模盗窃，走私故宫南迁文物，致使数以千计国宝流失损毁。

台湾的中华文创学会理事长黄河指出，徐湖平不只是南京博物院的院长，他还是江苏文物中心的总经理，太容易让他有所操作。“这个等于是一种系统性的失职，绝对不是说某一个人误判，而且是长期性的。”

抗战时期北京的故宫文物南迁，过程中有2211箱文物留在了南京。奇怪的是文物从此封藏至今，没有公开清点也没有维护。外界无从知道文物情况。

在南京博物院事件后，中国许多博物馆纷纷遭到民众检举有伪作可能。许多博物馆闭门清点。这个现象被网民讥讽为中国的“博物馆事变元年”。甚至有很多网民在网上感谢大英博物馆和台北的故宫，完好保存了中国文物。

而率先爆料整个事件的亚洲周刊微博，竟然被封号禁言十多天。到底这个事件踩到了哪些官方的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