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实中的美国人却对他们的经济并不满意，而且这种不满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两种说法都没错。坦白说，直到最近，这都让我感到困惑。面对如此非凡的经济增长，为何会产生如此持久的悲观情绪，这怎么可能是理性的？

过去25年间，美国的GDP增长远超（除印度和中国外的）主要经济竞争对手欧洲和日本，差距大到欧洲许多最强大国家的经济繁荣程度仅相当于美国最贫困的州。例如，以可支配收入衡量，相比美国整体水平，英国和法国的生活水平更接近仍然是美国最贫困州的密西西比州。

我们常听说中产阶级在萎缩，但这种萎缩是因为富裕阶层和中上阶层在扩大。根据经济学家斯科特·温希普和斯蒂芬·罗斯的分析，核心中产阶级（定义为家庭收入在贫困线的250%至500%之间）占全国家庭的比例从1979年的35.5%下降到2024年的30.8%。乍一看变化不大，但这是13%的降幅。

这并非因为美国人变穷了。他们变富了——远比之前更富有。在此期间，处于贫困或接近贫困（低于贫困线150%）的美国人口比例从29.7%骤降至18.7%。中下阶层家庭（贫困线150%至250%之间）的比例也从24.1%下降到15.8%。

同期，美国中上阶层和富裕阶层的比例急剧膨胀。1979年，有10.4%的家庭属于中上阶层，其收入在贫困线500%至1500%之间。到2024年，这一比例几乎翻了三倍，达到31.1%，而富裕阶层（收入在贫困线1500%及以上）的比例则从微不足道的0.3%增长到3.7%，增长了十倍以上。

为了让你理解这些数字的含义，以三口之家为例，划分五个阶层的收入门槛在2024年的美元价值下分别是4万美元、6.7万美元、13.3万美元和40万美元。

结果是，与前几代人相比，很大一部分美国人过着看起来异常富足的生活。尽管对住房可负担性有正当的抱怨，但平均而言，美国人住的房子比前几代美国人更大、更豪华。

过去的奢侈品——如中央空调、大屏幕电视、家用电脑和多辆汽车——如今已成为美国大多数（当然不是全部）社会阶层生活的标配。

美国仍然是机遇之地。我们仍然能为数千万人创造巨大的财富。

我过去曾是那个烦人的人，面对主观认为的经济萎靡，我会抛出客观的经济统计数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论证，悲观情绪或许是真实的，但却是不理性的。毕竟，难道不是大多数人都满意自己的经济状况吗，即使他们担心整体的经济大局？

一个分裂为两个均势阵营的国家永远不会表达广泛的经济乐观情绪。

但后来我读到一篇彻底改变我观点的文章，一旦我的观点改变，我就看到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我们之所以痛苦，部分原因正是因为我们富有。

但暴涨的不仅仅是入园的基本费用。迪士尼还提供各种额外付费的特别福利，创造了一种多层次的体验。不妨把这个公园想象成航班的登机组。如果你在第一组，会舒服许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迪士尼的故事虽然可以理解且令人遗憾，但并不算触目惊心。在任何特定年份，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会去迪士尼世界，而且如果富裕的美国人大幅增加，那么从经济角度出发，迎合他们的品味（并掏空他们的钱包）来创造特别福利就顺理成章了。

这部分是因为青少年体育的性质已经改变。在我小时候，我们都有球棒、手套和几个球。我们在最近的沃尔玛超市入口外设立的社区报名桌报名参加小联盟，加入那些名为“汤姆换油店老虎队”或“韦恩录像店野猫队”的球队。

现在呢？旅行体育已经占据主导，而旅行体育很昂贵。正如《华尔街日报》报道的：“随队外出比赛的青少年穿着价值几千美元的服装、装备和赠品涌入周末锦标赛。”忘记那些由本地企业赞助的本地队伍吧。现在，你常常发现自己要辗转于本地区甚至全美各地，为名为“A联盟”或“B联盟”的队伍打比赛，这些队伍代表着你选择的旅行体育公司的不同分支。

如果你是个体育迷，除非手头有大量闲钱，否则就别想去现场看职业队比赛了。正如我的同事亨利·布什内尔去年12月在The Athletic上报道的那样：

根据“球迷成本指数”，从1991年到2023年，观看一场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或职业棒球大联盟(MLB)比赛的平均价格上涨了约300%。现在，一场NFL比赛的平均票价超过300美元。

那坐飞机呢？购买机票就像打开餐厅菜单。你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的座位等级选择。不再是只有头等舱和经济舱——以从后向前的顺序登机。不，我们现在有头等舱、舒适经济舱、经济舱和基础经济舱。我们有贵宾钥匙登机、预登机和另外九个登机组。

结果可能是无尽的烦扰。我们不断被提醒，美国是一个多层次的社会，高收入能为你带来极其明显的富裕享受，而一份体面的收入则什么特殊待遇也带不来。高收入的美国人如此之多，以至于整个经济都在扭曲，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以满足少数人。

换句话说，我们拥有的是一个为“第一组”设计的经济，但身处的是一个“第九组”的国家，难怪这么多美国人在经济上感到不利和不安全。

将分析范围扩大到收入最高的40%人群，这个比例上升到总消费的75%以上。这意味着，最贫穷的60%美国人只占了总消费的不到四分之一。把这些汇总起来，就意味着个体的理性经济选择正在推动整个经济迎合富裕阶层。而且，如果收入最高的10%群体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消费者，那将意味着即使是中上阶层的人也会感到维持体面生活的压力。

是的，二手车仍然可以是很不错的车，而有证据表明，通过增加整体供应，建造更多高端住宅可以降低房价，但中产阶级的美国是二手车的美国。那闪闪发光的新玩意？那是给别人准备的。

结果可能就是，你不断感觉自己是个二等公民。你在酒店前台登记时，会瞄着那条更短的黄金会员队列。你乘坐租车公司班车经过贵宾服务亭，那里的常旅客拿了钥匙就可以走。

或者，更严重的是，你搬到一个新城市，发现要看新医生可能需要等上好几个月——除非你能支付高昂的月费享受“特约医疗”。那样你就能马上得到诊治，也许中年患者还能获得肉毒杆菌的优惠。

如果你住在一个高收入10%群体钟爱的城市呢？那么，即使是中上阶层也根本感觉不到富裕。六位数的薪水只能买得起“鞋盒”公寓，从食品杂货到汽油，一切都贵得离谱。很快，你就会在谷歌上搜索查塔努加或得梅因的房价——心想那里肯定更便宜——无论你是否真的打算离开。

在此背景下，“可负担性”不仅仅指特定商品的价格（甚至不一定指特定时期的通胀率），更是指获得那种本应感觉是正常美国生活所需支付的成本——这种生活包括与孩子一起看棒球赛、有随时可以看的医生、一个你喜欢的家，以及至少一种还没有被时代抛弃的整体感觉。

但如果“邻居”在无意中也让攀比变得困难呢？如果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改变了我们的社区，使我们无力支付医疗、住房、体育以及许多其他我们需求或想要的东西呢？

在这个故事里，问题也许不在于寡头统治。埃隆·马斯克的亿万财富并没有对我的生活造成直观的改变。但我所在城市的所有医生、律师、工程师和会计师有。他们买下了封闭式社区的房子。他们的孩子在打旅行体育比赛。因为他们手中的钱，新开的餐馆更可能是“从农场到餐桌”的小馆，而不是华夫饼屋。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谁是明确的坏人，这也正是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之一。我们无法找出并击溃一群特定的、正在使美国陷入困境的“坏人”。每个人都在按照理性的自利行事。如果可以，为什么不做律师或工程师呢？既然能向建筑师收取更高费用，为什么要向幼儿园老师卖食品赚更少的钱？如果贵宾服务能让你的生活更轻松，为什么不买呢？如果“特约医疗”医生待遇和生活方式更好，为什么不做呢？

正是这些被数百万美国人重复了数百万次的选择，既刺激了我们的经济增长，也——荒谬地——加剧了我们的痛苦。我们买不起我们得不到的，我们也买不起我们过去能负担的，这种组合甚至可以让一个按历史标准可能已相当富裕的美国中产阶级感到自己确实很穷。

特朗普总统已经为中东的又一个泥潭创造了条件，现在的悬念在于，美国卓越的军事实力能否将他从自身的冲动与无能中拯救出来。

简单来说，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在伊朗上空建立了绝对制空权。在短短几天内，联军摧毁了伊朗保卫本国领空的能力，消灭了伊朗相当一部分高级军政领导人，并重创了它的海军力量。

与此同时，美以正通过空袭破坏伊朗的核计划，摧毁其制造和部署弹道导弹的能力。他们还在攻击那些维持伊朗政权对民众控制的内部安全部队。

这场空中行动的意图十分明确：既要削弱伊朗政权伤害邻国的能力，也要为地面发生革命创造条件。

如果此次军事任务仅限于此，那么军方执行得相当高效。伊朗正遭受沉重打击。即便战争今天结束，伊朗军队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从目前的损失中完全恢复。

虽然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也对美军及其盟友造成了一定损害，但远不及美以对伊朗造成的破坏。目前没有确认的报道显示伊朗击落过任何一架美国或以色列战机（它确实摧毁了一些无人机），也未击沉任何一艘美军或以色列军舰。

那么，特朗普为何还要严厉斥责美国的盟友？当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和科威特以报复美军攻击时，他为何感到“震惊”？

答案或许可以从《华尔街日报》上周五的一篇报道中找到。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曾警告特朗普，伊朗可能试图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特朗普对这一威胁嗤之以鼻，坚持发动进攻。

“他告诉团队，德黑兰很可能在封锁海峡之前就会投降，”《华尔街日报》写道，“即便伊朗真的尝试这么做，美军也能搞定。”

但伊朗并未屈服。目前没有明显迹象表明该政权面临崩溃。相反，它实际上已经有效封锁了这条海峡，而且据称是在没有阻断自身石油出口的情况下做到的。换句话说，当其他国家无法通过海峡运送石油时，伊朗仍然可以。

伊朗的导弹或许无法对以色列造成严重破坏（尽管确实有少数导弹突破了以色列的防御系统，造成以色列平民死亡），也无法击沉美国军舰，但它仍然有可能让世界经济陷入危机。冲突结束后，其政权可能依然完好无损（甚至可能更加强硬），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也未削弱。

战争研究所最近在一篇贴文中很好地描述了这个问题：“如果它目前针对航运相对有限的打击行动就足以让美以屈服的话，那么一个在战后依然掌权的遭到削弱的政权，将能够随心所欲地干扰航运，且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如果不能展示出阻止伊朗破坏航运的意愿和能力，”文章写道，“未来将更难威慑伊朗再次进行破坏。”

这正是走向泥潭的逻辑。如果美国现在宣布胜利，而伊朗政权依然存在、海峡仍被封锁，那么伊朗反而可以宣称自己获胜。它承受了重击，挺住了伤害，却仍迫使美国退让。它动用了终极武器——封锁海峡，而美国却没有有效应对之策。

如果美国决心通过武力重新开放（并维持开放）该海峡，那么很可能会再次陷入一场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冲突，甚至可能有美国士兵踏上伊朗领土。这将是一场在对手设定的条件和地盘上进行的战争，它有可能缓慢但确定无疑地给美军带来伤亡和消耗，直到我们厌倦冲突而离开。

破解这个难题的唯一办法是创造一场军事奇迹——一场速战速决、伤亡最小的战役，迅速重新开放海峡，将全球经济受到的冲击降到最低，并让伊朗几乎彻底失去反击能力，无法再对对手造成军事或经济伤害。

特朗普的鲁莽让美国几乎没有好的选择。事实上，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完美诠释了为什么特朗普在发射第一枚导弹之前，本该向国会和美国人民陈述他的开战理由。

有朋友问我：“好吧，如果他觉得国会不会批准，你指望他怎么做？难道什么都不做吗？”答案很简单：宪法没有赋予总统无视国会的权力。所以，是的，如果不能获得国会批准，就不要发动战争。

如果一位共和党总统甚至无法说服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支持他的战争，那么也许这更有理由让人怀疑这场冲突是否明智。

如果他当初就战争的必要性给出过阐述，他本可以让民众对潜在的经济困境做好心理准备。他将被迫精确地定义我们的战争目标，以及他选择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如果他没有通过经济战和“夺取格陵兰岛”的威胁来疏远关键盟友，那么提前组建一支联合部队来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本会容易得多。

相反，特朗普在自行发起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同时，宣布了相互冲突甚至可能自相矛盾的战争目标。目标是政权更迭吗？是无条件投降吗？还是更具体的目标——摧毁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部队，击沉其海军，停止其核计划，并摧毁其通过代理人部队（包括真主党、哈马斯、胡塞武装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错综复杂的盟友民兵组织）发动战争的能力？

即使是经过周密计划、拉拢盟友并获得多数民众支持的战争，依然极具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世界上最顶尖的分析师也可能被事态的实际演变所迷惑。例如，我们现在正处于乌克兰战争的第五年，而许多人最初曾预计这场战争在几天内就会结束。

分析事件的最佳方式不是问“这个计划会成功吗？”，而是问：“你是否创造了成功的条件？”以及“你是否仔细考虑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军事语境下，这意味着你的部队补给充足、训练有素、领导得力，并根据稳健且可实现的作战计划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你仍可能失败，但失败的机会要小得多。

而现在，由于对战争没能导致伊朗政权的立即投降或毁灭感到沮丧，他开始手忙脚乱，再次威胁北约的生存，要求盟友们来解救他——而这场战争既不是盟友挑起的，也不是他们想要的。

然而与此同时，我的爱国情怀不能让我无视现实。这不应该是我们民主国家走向战争的方式。特朗普不是领导国家走向战场的合适人选。一些人赞扬特朗普对抗伊朗的勇气，对此我表示尊重，但我看到的不是勇气，而是鲁莽，是轻率。

我看到的是一个人在没有完全理解风险的情况下将国家推向冲突。我看到的是一个在取得极其有限的军事成功后满脑子傲慢的人。他现在正指望世界上最精锐的两支军队来替他收拾残局。

他指望他们在没有军事史先例的情况下完成一项任务：完全依靠空军和海军摧毁一个敌对政权并迫使其屈服，而且动作要快到让经济阵痛不至于掩盖军事胜利。此前成功的空中战役，如北约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和盟军在利比亚的行动，都有当地盟友地面部队的补充，从而能占领并守住土地。

或者，他可以干脆宣布“胜利”，并试图让美国从战斗中抽身。他可以指着伊朗军队的废墟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成就。我们已经“修剪了草坪”——这是以色列在哈马斯去年10月7日袭击之前，对其反恐行动所使用的术语。

换句话说，你可能没有击败敌人，但你重创了敌人，它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事实上，有迹象表明政府正在转向这一立场。它的调门已经从政权更迭和“无条件投降”滑向了看起来极像“修草坪”的目标——即重创伊朗军力，使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重建。

但10月7日的事件应该向我们所有人证明，“修草坪”并不能改善任何人的安全。相反，它延长了冲突，使战斗人员变得更强硬，并播下了复仇的种子。以色列现在应该明白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明白。

特朗普只能怪他自己。他领导美国进入了一场违宪的战争。而现在，他正在变本加厉，证明自己不仅是一个鲁莽的总统，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鲁莽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