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军每隔数日便发布公报，公布打击目标数量。截至周三，累计打击目标已超7800个，开战首日这一数字为1000余个；以色列方面的空袭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末，以军打击目标已达7600个。

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这都是一场历史性规模的轰炸行动。美国高层官员反复盛赞，此次行动对伊朗武装力量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思在上周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曾拥有现代化、具备完备作战能力的军队，这样一支军队以如此快的速度被摧毁、丧失战斗力、遭到重创，这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伊朗的军事力量并未完全瘫痪。它仍在持续反击，且往往采用非常规手段。伊朗的抵抗，加上其新任领导层的政治对抗姿态，让人想起数十年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干预行动中，屡屡出现的预期落空。

伊朗的袭击限制了石油通过凶险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对外出口，全球油价随之小幅攀升，周二，伊朗还袭击了水道附近的一艘油轮。几乎每一夜，伊朗都会向以色列和美国的海湾盟友国发射密集导弹，引发当地民众不安。尽管大部分袭击造成的损失有限，但整场战事已在伊朗、黎巴嫩、以色列及整个地区造成超2300人死亡。

伊朗在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代理民兵组织也已加入战局，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并袭击了巴格达规模庞大的美国大使馆园区。

尽管对伊朗动用了压倒性军力，接连击杀其高层领导人，但伊朗政权并未倒台。分析人士如今正在评估，这场冲突将催生“新中东”的承诺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像此前在被卷入加沙、黎巴嫩、伊拉克战争时做出的相关承诺一样，最终沦为泡影。

麻省理工学院专攻海湾安全问题的凯特琳·塔尔梅奇教授表示，美国总是倾向于高估动用压倒性军事实力所能塑造的政治结果，却低估其后续影响。“空中力量是美国偏爱的特效药——我们总愿意相信它能实现重大的政治，也能实现重大的军事效果，但历史记录并不支持这一点。”

特朗普总统与美国其他高层官员屡屡吹嘘伊朗空军已全军覆没，海军也已沉入海底。但分析人士指出，外界本来也从未预期伊朗会动用常规军事力量，与美国展开正面对抗。

恰恰相反，伊朗依赖的是非对称作战——这类战术的核心目标是无限期拖长战争，希望战争代价耗尽特朗普政府与以色列的战斗意志。

例如，在海湾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长期使用小型船只布雷，出动快艇发动闪电式袭击。在陆地上，伊朗分散部署兵力，避免被一举歼灭。据称，在战争首日死于以色列空袭的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生前下令，为所有中央军事与政府职位设立了四层纵深的继任方案。

对外，伊朗通过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周边未直接参战的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石油基础设施和机场等目标。所有这些行动，都是为了尽可能扩大战场范围。《野心之战——美国、伊朗与中东的争斗》(Wars of Ambition: The United States, Iran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East)一书作者阿夫申·奥斯托瓦尔表示：“伊朗反击的核心思路就是让全球尽可能多的国家都感受到这场战争带来的痛苦与麻烦。”

他还说，在伊朗政权看来，这关乎国家存亡，风险再高不过。“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权位和性命而战，”他说。

分析人士称，这让素来内讧不断的伊朗领导层放下了分歧。而民众则付出了惨痛代价：已有超1300人死亡，城市居民要么逃离家园，要么在身边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惶惶度日。

战争伊始，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曾呼吁伊朗民众重启抗议活动——今年1月，伊朗安全部队枪杀了数千名抗议者后，相关抗议活动便陷入停滞。如今，安全部队威胁要将抗议者以叛国罪处决，更不用说还有漫天落下的炸弹，特朗普也已承认，当下或许并非发动抗议的理想时机。但内塔尼亚胡仍在强调，以色列正通过军事打击伊朗各地的国内安全部队，为民众起义创造条件。

内塔尼亚胡的前国家安全顾问扎奇·哈内格比周日在以色列《新消息报》撰文称，以色列和美国战机掌握着制空权，可以为抗议者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他也承认这是史无前例的。

近代史上那些旨在重塑中东的战争最终都走上了愈发暴力的歧途。

1982年8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曾预言，赶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后，“暴力与革命的整个根基已被摧毁”。

然而短短数月内，初兴的真主党就对以色列军队发动了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毁灭性后果。此后以色列军队多次重返黎巴嫩，这场冲突时起时落，却从未真正终结。本月，真主党为支援伊朗，在战争中开辟第二战场，以色列再次发动了入侵。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同样造成了血腥且始料未及的后果。此前一年，内塔尼亚胡曾对美国国会表示，“如果你们推翻萨达姆——萨达姆政权——我保证这将对该地区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在那场冲突中，近4500名美军士兵丧生，伊拉克平民死亡人数达到数万。那场战争催生了伊斯兰国，这股势力至今仍在扰乱中东局势，还促使伊朗建立起由地区民兵组成的联盟。

部分以色列政治评论员将对伊朗缺乏长远战略的状况和以色列未能铲除哈马斯在加沙、真主党在黎巴嫩的主导地位相提并论。

以色列分析人士、前情报官员迈克尔·米尔斯坦上周末在《新消息报》撰文称：“在这套叙事框架下，一幅严重夸大的图景被传递给了公众。按照这套说法，真主党几乎‘灰飞烟灭’，伊朗威胁已被清除，哈马斯即将瓦解，阿拉伯世界正准备和以色列结成战略同盟。”

米尔斯坦在采访中表示，以色列非但没有如实传递现实，反而倾向于“幻想”。尤其是2023年10月7日的血腥袭击发生后，官方并未展开任何正式调查，研究哪些失误导致哈马斯在加沙附近杀害1200多名以色列人。据哈马斯运营的加沙卫生部称，随后的战争造成超7万名加沙人死亡，整个加沙地带几乎沦为一片废墟。

米尔斯坦指出，哈马斯至今仍未被推翻。“我实在不喜欢那些构想——我们要重新设计中东，改变民众的思想观念，”他说。“我们显然已经下定决心，不打算从历史当中吸取任何教训。”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治史册记载的诸多臭名昭著的公开事件中，最早的一桩涉及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事件，发生在2005年总统大选期间。

当时，黑马候选人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异军突起，进入了决选，并最终获胜。那位意外落败的改革派政治人士随后给最高领袖写了一封公开信，指责其子穆杰塔巴操纵选票。

“您很清楚，过去某些宗教和政治官员的亲属及助手不明智地干预政务，已经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后果，”反对派候选人迈赫迪·卡鲁比在信中写道。该信由两家报纸刊发，它们随后被强令停刊。

自此以后，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便背负了在影子中运作的名声，利用其父的权力来操纵伊斯兰共和国的事务，使其向强硬派阵营倾斜。

他目前从父亲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手中继承的最高领袖办事机构，在该国事务中一直发挥着超乎寻常的作用。

在遭美以袭击身亡前，老哈梅内伊的37年执政将该机构从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传统宗教事务局，转型为一个掌控军事、情报、经济、外交以及宗教界的国家安全巨无霸。

“在哈梅内伊治下，它变成了一个集安全、政治和经济于一体的完整的‘国中之国’，”田纳西大学政治学教授赛义德·戈尔卡表示，他于去年1月参与撰写了一份关于这一转型的报告。

戈尔卡补充道，56岁的穆杰塔巴是四个儿子中的次子，此前已被视为“迷你最高领袖”，负责就该办事机构复杂的运作网络向其父提供建议。他的三个兄弟也在那里担任顾问职务。

特朗普总统曾表示，他对伊朗的打击应让他有权参与挑选该国的下一任领导人。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小哈梅内伊时，特朗普说：“我们认为这会导致这个国家面临更多同样的问题，所以我感到很失望。”分析人士认为，这一选择标志着该政权在战争动荡中寻求连续性。

该办事机构的波斯语名称是Bayt-e Rahbari，意为“最高领袖府”，通常简称为“贝特”(Bayt)。

依据什叶派伊斯兰教传统，阿亚图拉应建立一个“贝特”，以便与信徒沟通宗教问题并组织慈善等事务。通常会委派一名儿子来负责管理。

伊斯兰革命创始人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为这一模式增添了政治色彩。当霍梅尼在1989年去世前身体每况愈下时，其子艾哈迈德·霍梅尼成为了他的“守门人”。这引发了关于贝特过度干预的强烈不满，尤其是艾哈迈德被指控排挤了一位被认为过于自由派的领袖继承人。

继任领袖哈梅内伊建立的这个神秘的贝特，其规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戈尔卡表示，之前的贝特只有数十名雇员，而现在那里有4000人，另外在政府各部门还有4万名下属人员。

哈梅内伊为每一个政府部委都设立了镜像办公室，任命掌握重权的副手负责外交、教育、文化等部门，授权他们确保政府政策符合其意志。另有团队操控军事和情报事务。特朗普曾于2019年对最高领袖办公室实施制裁。

1989年接任最高领袖时，由于缺乏宗教资历或民意支持，哈梅内伊着手通过安全部门和他的贝特来巩固权力。

鉴于他依赖安全部门镇压日益频繁的反抗浪潮（包括数月前射杀数千名街头抗议者），哈梅内伊身边一直环绕着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

华盛顿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贝南·本·塔勒布卢表示，随着小哈梅内伊的任命，该职位的宗教分量进一步下降。尽管官方声明立即开始称其为“阿亚图拉”，但这位儿子其实只是名中层神职人员。

“两位哈梅内伊在宗教层面上都不具备担任该职位的资格。几乎可以肯定，新任最高领袖将效仿其父，继续经营他与安全部门的关系，”塔勒布卢说。

戈尔卡指出，这位儿子被认为与革命卫队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特别是考虑到他曾负责审核最新一代将领的任命，且他与卫队的渊源可追溯到青少年时期——在两伊战争末期，他曾在其中担任非战斗职务。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父亲接掌最高权力时年仅22岁，他在贝特内部逐渐成熟。在这些年里，该政权的威权倾向渐渐压过1979年伊斯兰革命产生的神权体制。

“在哈梅内伊治下，伊朗已经从神权政体转变为神权安全体系；而现在，在穆杰塔巴治下，它正向一个更彻底的安全国家演变，”戈尔卡说。

上周末，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首轮空袭后数小时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人员便部署到首都德黑兰及大多数城市中心的各个街区。

目击者和网上零星流出的偷拍视频显示，身穿便衣、手持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的人员在检查站值守，盘查车辆与手机，警惕任何支持这场战争的迹象。黑色防暴车辆停在封闭校园等不太可能被导弹击中的地方。

“他们试图对外界制造掌控一切的假象，对内制造恐惧，让人们不敢走上街头，”美国田纳西大学政治学教授、《被禁锢的社会——巴斯基民兵与革命后伊朗的社会控制》一书作者赛义德·戈尔卡尔表示。

特朗普总统曾暗示革命卫队放下武器，助力民众对政权更迭的支持。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情况极不可能发生。伊朗表面上是神权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牢牢植根于什叶派伊斯兰教，但革命卫队构成了这个军事化国家的支柱。分析人士认为，革命卫队在军事、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广泛影响力，是阻碍伊朗政权更迭乃至任何变革的主要障碍。

以下是关于这个强大组织的基本介绍。

1979年伊斯兰革命初期，革命缔造者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不信任正规军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波斯语称“阿尔特什”）。据说他曾低声说：“阿尔特什的血液里有沙阿的血统。”

于是他组建了一支平行武装力量——伊斯兰革命卫队，专门负责捍卫革命成果。该组织的核心来自社区委员会的成员，这些委员会通常以清真寺为中心建立，旨在保护辖区并清除革命的潜在敌人。

1980年伊拉克入侵引发的八年战争将革命卫队塑造成更具凝聚力的力量。卫队承担起几乎从零开始的导弹研发计划等任务；革命后，美国这一主要武器供应国已切断了对伊朗的关系。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新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将革命卫队打造成精锐部队，将其权力与最高领袖办公室绑定，同时允许其涉足政治与经济领域。

革命卫队在伊拉克战争后成立了专门部门负责重建，至今仍在修建道路、水坝等基础设施。为应对2002年伊朗秘密核计划曝光后西方的经济制裁，卫队也开始精通石油等物资的进出口走私。

华盛顿国防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贝赫纳姆·本·塔莱布卢表示，如今革命卫队控制着伊朗至少25%的经济，实际比例还可能翻倍。

2003年美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为革命卫队向中东扩张创造了契机。革命卫队通过圣城旅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加沙建立起以什叶派民兵为主的轴心，由此成为重要的外交政策参与者。

革命卫队兵力在12.5万至18万人之间。分析人士估计，包括警察在内，伊朗全国安全部队总人数高达150万。并非所有卫队成员都武装执勤，部分人员从事建筑、文化项目等工作。

革命卫队下设四大军事分支：地面部队、海军、空天部队以及负责境外行动的圣城旅。此外，卫队还控制着各类附属机构，包括自身的情报部门和巴斯基社区民兵。

卫队奉行所谓“马赛克战略”，这一策略源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该国中央政权迅速崩溃的教训，以及2009年镇压全国性反政府抗议浪潮“绿色运动”的经验。这种分散式指挥结构旨在确保，即便各省与德黑兰失联，或最高领袖这一最终决策者缺位，卫队仍能填补权力真空。

分析人士称，去年6月，在哈梅内伊成为美以发动的12天战争的打击目标后，这一战略经过了进一步完善，以强化伊朗抵御外部敌人的能力。

“他们正按预案行动，”柏林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哈米德雷扎·阿齐兹表示。“在没有哈梅内伊的情况下，这套体系仍在运转。”

在遵循中央蓝图的同时，地区指挥官在发射导弹或无人机等决策上拥有自主权。全国共设31个指挥部（每个省份各设一个），还有更基层的分支，几乎渗透到每个社区，以镇压抗议活动。

《野心之战——美国、伊朗与中东争夺战》作者阿夫申·奥斯托瓦尔指出，当前战争中，德黑兰领导层遭遇重创，“这正是马赛克战略旨在应对的时刻”。

美以袭击已造成两名卫队指挥官身亡，一人在6月遇袭，另一人在2月28日遇袭。

以残暴著称的资深强硬派军官艾哈迈德·瓦希迪准将于3月1日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他曾任内政部长与国防部长，1988年参与创建圣城旅并担任指挥官八年。

瓦希迪被怀疑扶持境外组织执行伊朗指使的恐怖袭击，包括199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犹太社区中心爆炸案，该事件造成85人死亡。阿根廷指控瓦希迪批准黎巴嫩真主党实施袭击，曾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要求逮捕他，但未能成功。伊朗一再否认与此事有关。

已故最高领袖之子、大概率接班的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曾加入革命卫队，与卫队关系尤为紧密。分析人士称，作为父亲最亲近的助手，他在过去20年间负责任命卫队高级军官，如今被视为卫队最属意的人选。

但革命卫队并非铁板一块。尽管部分成员在今年1月参与镇压、造成数千抗议者死亡，但卫队也实行征兵制，基层士兵反映了伊朗社会的真实面貌——其中一些人蔑视伊斯兰体制。不过，卫队核心的2000至3000名军官属于强硬派，其地位与财富均与革命卫队深度绑定。分析人士称，他们会战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