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郭（音）打造了堪称中国式成功范本的人生。他生于1971年，在90年代中国深化经济改革的浪潮中步入成年。他自学计算机技术，先后入职多家跨国企业，之后又进入中国互联网巨头公司。40多岁时，他已跻身中产阶级，生活安稳，和妻子提前还清了两套房产的房贷，把女儿送到加拿大读高中和大学。

但后来，哈里·郭被裁员了。如今55岁的他已经两年多没有工作。这并非因为他没有努力尝试，他位于北京住处附近的超市不招50岁以上的收银员；他去仓库求职也被拒之门外；一位经营小生意的熟人带着几分尴尬告诉他，他这个年纪，实在没法录用。

几十年来，像哈里·郭这样的人——我称他们为改革一代——始终觉得，自己和这个体系之间有一份简单明了的约定：努力工作，不批评政府，生活就会稳步向好。

在经济腾飞的年代，中国经济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争相抢夺人才，职业机会遍地都是。跳一次槽意味着薪资可能上升30%。他们是家族里第一代大学生、第一代拥有房产、第一代在企业里一路晋升到管理层的人。他们给孩子报补习班，送孩子出国留学。

这个中国梦和美国梦何其相似：人们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过上比父母更好的生活，而自己的孩子又能过得比自己更好。

如今，这个梦正在破碎。社会向上流动的空间微乎其微，向下流动的拉力却无比强劲。房地产市场大幅收缩，民间投资持续放缓，跨国企业纷纷关停或缩减在华业务。尽管中国官方城镇失业率多年来一直徘徊在5%左右，但自疫情以来，裁员潮已蔓延至科技、媒体、教育及房地产相关行业。

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乘着改革浪潮之势成长的职场中年专业人士发现，劳动力市场已经容不下他们了。在这个崇尚年轻的经济环境里，他们年纪太大；对于经营承压的企业而言，他们薪资成本太高；房贷、子女学费、年迈的父母这些沉甸甸的经济责任又让他们根本无法停止工作。

哈里·郭提起了社交媒体上一个广为流传的梗：“40岁职场生涯已死，只剩坐等入土。”55岁的他，觉得自己早已被埋葬了。

2023年10月失业后，哈里·郭去他家附近的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了失业登记，被拉进了一个名为“40/50”的微信群。这是一个官僚术语，特指40岁以上的失业女性和50岁以上的失业男性。在他居住的约有1000户人家的小区里，这个群在短短一年多里从最初的四个人涨到了86人。

就业年龄歧视已经如此常态化，甚至有了一个专属的名字：35岁魔咒。人们普遍认为，一旦跨过35岁这个门槛，白领就从企业的资产变成了负担。尽管中国法律有禁止就业歧视的通用条款，但并未明确界定年龄歧视，也缺乏强有力的执法保障。重庆一家招聘公司发布的微信帖子颇具代表性：客服岗年龄上限30岁，银行呼叫中心限35岁以下，半导体工厂限30岁，仓库分拣岗限45岁。

中国科技公司的员工年龄结构更是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倾向。职场社交平台脉脉2021年的数据显示，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员工平均年龄仅27岁，阿里巴巴和华为的平均年龄是31岁。据一项分析显示，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为37岁。

然而对很多人来说，年龄歧视带来的屈辱感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让他们无所适从的是，他们曾经向上攀爬的那架社会上升阶梯已从脚下抽走。

一位只愿透露自己姓马的男性在一家省级广播电视台做了20多年记者和编辑。2003年，他从内蒙古来到上海，是当年涌向大城市寻找机会的外省人才大军中的一员。在收入巅峰期，他和妻子（她至今仍在该台工作）年收入合计约50万元。他们生了两个女儿，买了车，换了更大的房子。

大约2018年，广电行业的广告收入开始枯竭。马先生的工作量越来越大，薪水却不升反降。2022年，他确诊了一种血液病，需要接受骨髓移植，并需要长期休养。可他听说台里正在进行结构调整，害怕丢掉工作，最终不顾医生的建议，提前返岗。

可他最终还是丢了工作。2024年12月31日，他录完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期节目。现在，他每个月能领到约2000元的失业金，买菜买肉都要挑打折的，他去申请了各种音频剪辑和新闻相关的岗位，但毫无回音。他今年47岁。

“人一过了某个年纪，就成了透明人，”他说，“你过去做什么、懂什么，全都不重要了。”

当我问他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时，他说，宁愿不去想这些。

在中国北方的一座二线城市，一名39岁的网络基础设施销售员也经历了同样的职业轨迹。他要求只用他的昵称“奔驰”来称呼他，这是梅赛德斯汽车的中文名字。他从农村考上大学，入职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结婚成家，在2019年房价顶峰时贷款买了房。

奔驰在2023年被裁员。找了八个月的工作，才找到一份薪资只有之前一半的岗位。

他当年买的房子如今市值已经跌了至少四分之一，还很难出手。做全职家庭主妇的妻子想生二胎，可他觉得根本负担不起第二个孩子，觉得家里应该缩减开支，甚至连女儿的舞蹈课都想停掉。

“以前我总觉得，明年会更好，”奔驰说。“现在我想的只是怎么守住手头的东西别崩盘。”

哈里·郭已经和自己的处境和解了。“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他说。“就像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像90年代的国企下岗潮。这是历史的周期。这次刚好轮到我们。”

现在的他信奉一句话：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他说，“泰坦尼克沉没的时候，你能做的无非是尽量有尊严地沉下去。”

中美社交媒体上的网民热衷于将冬奥会最闪耀的两颗明星——刘美贤和谷爱凌进行对比。这确实很难避免：两人都在湾区出生长大，都是体育神童，父母中都有一方来自中国。

在米兰冬奥赛场，20岁的刘美贤成为24年来首位夺得女子花样滑冰金牌的美国人，她还在团体赛中随队获得了一枚金牌。22岁的谷爱凌则在自由式滑雪项目中摘得一金两银。

不同之处在于：刘美贤的父亲是天安门事件时期的异见人士，于1989年逃往美国，她代表美国队参赛；谷爱凌于2019年获得中国护照，选择代表中国出战。

在美国，许多人将刘美贤的表现赞誉为自由的胜利；前NBA球员埃内斯·坎特·自由和各类保守派媒体人士则斥责谷爱凌为叛徒。几位政治人士甚至指责她支持美国的对手。

在中国互联网上，对两人的评价完全反转。例如，在社交平台微博上，一名广东用户评论道：“谷爱凌是中国的英雄，刘美贤是反华分子的后代。”

这种反应既令人遗憾，又在预料之中。随着中美两国可能决定21世纪全球领导权的地缘政治竞争愈演愈烈，双方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随之升温。

许多人对刘美贤和谷爱凌进行这种令人不适的对比，其意义已超出了体育本身。它揭示了关于血统、忠诚和身份认同的问题，将两名运动员推向了两国的政治风口浪尖。许多评论已成为对抗性民族主义的代名词：在美国，要求移民证明忠诚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则坚持认为华裔血统就必须效忠，异见即是背叛。

中国共产党长期推行一种血缘民族主义的归属观：无论华裔身处何方、持有何种护照，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2013年全面掌权的习近平领导下，这一原则得到了强化：族裔身份已成为一种承载忠诚期待的纽带。

无论身处国内还是海外，许多批评或质疑北京官方立场的华人——不仅是政治活动人士，连记者也不例外——无不被贴上卖国贼或更难听的标签。

当美国人称谷爱凌为叛徒时，这一点值得警惕：他们借用了中国共产党的词汇，并采纳了那种“出生地效忠”的框架。

这种血缘民族主义理念也解释了中国在华裔运动员上的巨大投入。在2022年冬奥中国男女冰球队的48名球员中，有22名是华裔归化运动员。

谷爱凌是这一招募行动中最显眼的例子。当她在2019年转而代表中国参赛时，她便成为了北京的地缘政治资产。

去年发布的一份北京市政府文件显示，市体育局曾计划在三年内向谷爱凌和另一位代表中国参赛的美籍华裔运动员支付近亿元人民币。在引起公众批评后，两人的名字随后从记录中被删除。这一插曲让人罕见地窥见中国如何将体育成功作为一种软实力进行投资。

如果说谷爱凌的案例说明了中国如何接纳某一些海外华人，刘美贤的家族故事则说明了它如何对待另一些群体。

她的父亲刘俊曾是一名学生领袖，在天安门镇压后被列入政府头号通缉名单。他逃往美国成为一名律师，并作为单身父亲抚养了五个孩子，刘美贤是长女。她五岁开始滑冰，13岁便成为全美冠军。刘俊在媒体采访中表示，曾有人接洽希望刘美贤代表中国参赛，但他因担忧该国的人权记录而拒绝了。

当刘美贤在米兰赢得金牌时，她成了中国审查机构无法彻底解决的一个麻烦。中国互联网上，对她滑冰技术的赞美往往伴随着模糊的警告，评论者通常提醒人们去“查查她的家庭背景和政治取向”。他们无法说得更具体，只能借助于委婉语和暗号，因为对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这一日期的提及是被严厉审查的。她有时被称为“反华二代”。

如果说中国部分群体难以接纳刘美贤的故事，美国部分群体也难以理解谷爱凌的故事。但他们的底层逻辑——身份承载着义务——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听起来非常耳熟。

与此同时，美国政治左翼中的一些人将所有针对谷爱凌的批评都简化为种族主义，这带来一种风险——有可能回避了关于威权政府如何利用运动员和软实力的问题。

谷爱凌在两个世界中长大，但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对抗挤压了这种双重归属的空间。

她大部分夏天都在母亲的家乡北京度过。她能讲流利的普通话，并在2019年15岁时入籍成为中国公民，加入了北京向全球展示国家实力的行动。事实证明，这对双方都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谷爱凌为中国赢得了六枚奥运奖牌，成为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之一，她的赞助商大多是中国品牌以及针对中国市场的全球品牌。

谷爱凌一直拒绝评论她的国籍状态（中国法律禁止双重国籍）以及中国的人权记录。《时代》杂志最近询问她关于新疆维吾尔人的待遇问题。她回答说，她认为评价这些并非她的职责。她说自己不是专家，要得出结论需要进行广泛的研究并实地考察中国该地区。

她的回应引发了人权活动人士的批评。关注中国的X账号“数字公民”写道：“选择代表谁是个人的决定，没人因此就是叛徒。你不需要为权力发声，但不能在受益于权力时声称自己清白无辜。”

即使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谷爱凌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虽然许多中国人尊称她为英雄，亲切地称她为“冰雪公主”，但也有人批评她拥有“兼职中国人”的特权——在有利可图时做中国人，在方便时做美国人。

“她两家通吃。一定很棒吧，”有人在微博上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