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我希望是我干的。我一直在想：先在家里写文章录视频，等时机成熟，我也得出去到处跑跑，拍拍片子。

然后发现这事情别人已经干了，还干了五年了，而且他们干的和我想干的几乎一样。所以心情很复杂，又是佩服又是羡慕，还有些惭愧。

知道他们是前几天有好几个人发同一个视频给我，就是这条：

这条视频下面，几乎没有一个人反对给农民涨养老金。我自问算是道理讲得比较好的，但是道理讲得再好，也比不上影像的力量。看到这些老人，谁能忍心反对？谁能厚着脸皮说“农民没交社保”“农民有地”那样的胡话？

然后我知道这个号是两个年轻人做的：赵玉顺和袁贞贞。他们做了五年，跑了一千多村镇，采访拍摄了无数普通人，做了很多条视频。很多事情，就在于积累（就是那句说烂了的“长期主义”），我写农民养老金也就一年多，他们做了五年，而且坐而论道与起而行之完全不是一回事，外拍成本太高了。

然后我知道他们出了一本书，就是这本《看见中国村镇》，看封面特别像一本旅游书，其实内文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经常说我的表达主要针对农民和农民的孩子（视频给农民看，文字给农民的孩子看），这本书写的，就是农民和农民的孩子（农民工）。所以，我觉得，我跟他俩在干同样的事情。

这本书我看得很快，平常我看一本书要一周，这本书两天就看完了。这篇也不是书评，我不想概述这本书的内容，我只想谈谈我的共鸣：看这本书，我经常会停下来，想起一些过去的事情。

昨天我在同学群里打听一位叫“丁三”的同学的联系方式。因为这本书一开始玉顺就写到他爷爷奶奶的去世，分别是他读高二和大四的时候，“差一点，真的只差一点，他们疼爱的小孙子就能挣钱对他们好了。”

我想起有一年，我在东莞打工，有一天给堂姐打电话，她告诉我，我奶奶已经过世一个月了，家里没有告诉我，大概是觉得回去一趟不容易吧。我又是生气又是伤心，不知道跟谁说，我只有丁三在昆山的地址，我给他写信。我记得，边写信边流泪，把信纸都打湿了，我还在想：他会注意这是我流泪打湿的吧。所以看到这一段，我有点想他，我们已经好多年没联系了。

还有书里写坐火车的经历，站台上很多人在等待上车，不管列车员如何催促，所有人都一动不动，因为实在是挪不动了，最后列车员近乎吼叫地大喊道：“各位老乡，大家互相体谅一下，不只你们要回家，别人也要回家啊！”然后沉默之后人群又开始艰难地挪动起来，坐着的人把别人的行李也抱到了怀里……

这让我想起有一年从广东回四川过年，除夕才到成都，车站没有回乐山的车了，我在路边截了一辆满载的中巴，然后一路上都在接人，连司机的大腿上都坐了一个人，但没有一个人抱怨，车上洋溢着快乐的聊天声，熟悉不熟悉的人都在说话。那一年，我是晚上12点过到家的，打着一个火把，去不认识的农家要的。

还有一段，书中写到种玉米的大叔“在广东打工20多年，现在年龄大了，去打工没人要了，就只能在老家种地”。这个大叔跟我一样，都是在东莞打工，“搞那个玩具，都是出口到外国去的”。

2020年，离开20年之后，我第一次回到原来打工的那家工厂，已经倒闭了，墙上贴着遣散名单，里面很多工龄超过20年，最长的超过30年，这不是一代人的青春，而是半辈子都在这里了。

我在名单前站了好一会，看着他们的名字，入职日期、工资和工龄，我忍不住想：他来自哪里？他在这里做什么？他之后往哪儿去？看到这本书，我知道，他们中很多人又回到了地里，辛苦一年，一亩地一年挣不到1000元。

我摘一段书里的话吧：

从小学开始，教科书就教我们赞美农民伯伯，为他们的辛苦劳动鼓掌，却没有教会我们真正理解农民，理解一株玉米的生长节气。于是，赞美成了我们乃至农民自己都不知所云的空洞口号。在那些听上去浪漫、文艺的诗句里，乡村尽是一派山清水秀、田园牧歌的世外桃源景象。可对农民而言，山水没有诗意，田园没有牧歌，种地就是为了生存。只不过受制于表达能力和发声渠道，农民大多数时候都是失语的。

《看见中国村镇》第一章 生活：我们的村镇

在我看来，这就是最好的田野调查，呈现就好了，用常识常理常情说话就好了，那些所谓三农专家、教授博导的专著，在这本书面前，什么都不是。有些人在花纳税人的钱生产垃圾，有些人在花自己的钱做有价值的事情。

还有很多让我有感触的内容：去街上卖菜，丢了衣服和钱，呆坐半天不愿回家的奶奶；游鱼灯会路边等着一辆去广州的大巴，车上坐满了外出打工的乘客，有人掏出手机记录下这一年最后的春节影像；还有34岁已经打了18年工的表哥“哈弟”，他的愿望是“多挣钱，要买房”。

哈弟把挣的钱都寄回去给老爸老妈盖房。书里面这样写道：

哈弟的朋友圈背景图片是一辆他在路边拍到的白色家用小轿车的照片，但在拥有小轿车之前，他更想要的一辆能用来挣钱的小货车；而比小货车优先级更高的，是让父母住得舒服一些。

《看见中国村镇》 第四章 进城：从乡中村到城中村

在我眼里，这是最好的文字，而这样的文字不是坐在书斋中就能写得出来的。

“让被忽视的，得以被看见。”这句话是他们的自媒体号“遇真纪事”的简介，也写在这本书的扉页。看不见的苦就不是苦，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农民有地”，因为他们看不见“种地的苦”。看见也就是被承认，书里面砍甘蔗的姑娘，给作者说：“你们拍这个纪录片，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什么事情都得从“被看见”开始。

我也推荐大家去买一本，自己看或者送给己打过工种过地的父母。

一是支持，支持作者。他们做的事情比我难多了，我不想帮他们叫苦（我很清楚外拍的成本有多高），我只是想起书里面说，后来粉丝略有增长的时候，有博主感慨：“看来你们这个赛道不错啊！”这里把我看笑了，因为也有人这么说过我，“农民养老金这个赛道不错啊”。我一开始对“赛道”这个词感到别扭，后来想明白了，如果这真是一个“赛道”也行啊。有流量，能挣钱，有更多人参与，这是最好的事情。所以我特别想他们能挣钱，让更多人一起去拍农民和农民工，然后出书代言，过上好日子。

二是给自己一段柔软时光。我这几天一直在骂人，看这本书是难得的好时光。坚硬和粗粝是生存所需，我们不需要软弱，所以柔软对我们是奢侈的“享受”。

想起两句诗，一句是柏桦的“唯有旧日子带给我幸福”，还有一句我一直挂在我公号的简介（公号换了好多个，这句诗一直没变）：

“每逢回首往事，重温昔日的经历，当年的种种感觉，便又在心头渐次苏醒：喜怒哀乐一如既往，也同样惊恐不安，同样心烦意乱，同样想发一声长叹。”

我还想跟作者做一次直播访谈，有好多话题想跟他俩聊聊，不只是想聊他们拍过的人和事，在一个领域干了五年，他们对很多问题的判断我很想听听。但我之前没做过直播，担心没人参加：如果有人想看，麻烦留言说一下，人多的话我就去找他们去，谢谢。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2026年2月1日—2月28日，我们测试发现有59篇墙内文章遭到"404"。涉及的主要话题有：刘虎/巫英蛟被捕、南博《江南春》后续、李文亮逝世六周年、黎智英获刑20年、农民工讨薪/劳工权益等，已加入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目前项目总收录文章3141篇。

• 相关阅读：【404文库】中国数字时代2026年2月404文章统计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对这三篇404文章进行选读：

• 往事随想录｜董明珠对农民养老金问题有多无知？
• 海边的西塞罗｜衡量一个文明的进化水平，先看它怎么对女人和孩子
• 真实故事计划｜FOMO、燥热与卸载，上门安装龙虾者见证的一场高烧

近期，中国两会召开期间，农民养老金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一些人大代表和网民提出，应当显著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以回应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

然而，如企业家董明珠这类人也公开发表为党国“洗地”言论，称每个农民的养老金增加20元，对整个国家财政已经很多了。

她的言论在网络上引发广泛争议，被一些评论者视为在公共舆论场中替官方立场辩护、充当体制爪牙的典型“叼盘”表现。

与此同时，围绕伊朗局势的讨论仍在持续发酵。在关于权力更替与国际冲突的宏大叙事之外，也有作者将目光转向更具体的人群——女性与儿童。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发表文章，指出当一个社会开始系统性限制女性受教育与公共参与的权利时，这些变化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某种预兆。

而在另一侧，一场关于人工智能的热潮也在迅速升温。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记录了所谓“龙虾”应用在短时间内的爆发式传播：有人上门安装，有人连夜学习，也有人在短短几天后选择卸载。这种从追逐到退潮的循环，被作者视为一种典型的时代情绪——对未来的焦虑，以及对“掉队”的恐惧。

这些看似彼此无关的讨论，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中文互联网上。随后，它们都消失了。

一、往事随想录｜董明珠对农民养老金问题有多无知？

在农民养老金引发广泛讨论的背景下，长期关注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的微信公众号“往事与随想”作者彭远文连续发布多篇文章，对相关问题进行评论，指出农民养老金并非“可有可无的奖励”，而是长期劳动应得的基本保障。

随后，“往事与随想”账号被封禁。彭远文转而通过微信公众号“往事随想录”继续发布相关文章，其中包括《董明珠对农民养老金问题有多无知？》一文，对董明珠的相关言论进行了进一步回应。

但该文发布后不久即遭删除。

被删文章部分内容写道：

董明珠说：

“就像我在公司给员工发奖金一样，一个人1000块，员工拿到手上觉得，哎，才1000块，但对我来说，是要拿8个亿、10个亿出来，那政府也一样，我们每个人能拿到20块，但政府总投入支出还是非常大的。我相信国家财政有能力，一定会给大家更多的补贴，但我觉得这需要时间，是一点点加上来的。”

我知道董小姐一贯脑子不太够用，但还是那句话，胡说八道就应该挨骂。

1、农民养老金跟员工奖金是一回事吗？

“奖金”是什么？奖金是额外奖励，如果事前没有说好，奖金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农民养老金是这么回事吗？按董小姐这个说法，农民养老金也是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给了是情分，应该感恩，不给是本分，不要喊叫，是这样吗？

董小姐不会打比方，就不要瞎比，如果非要比，也应该拿工资来比。这是农民应得的，长期以来，给的太少了（也就是郭凤莲说的“农民有点太亏了”）。现在相当于“欠薪”，提高农民养老金就是付一直拖欠的工资。

2、政府跟公司是一回事吗？

董小姐还缺乏基本的现代政治常识，才会把政府当公司。公司主要是为股东负责，员工如果没有股权，对公司的发言权是极其有限的。但政府不一样，人民就是股东，我们是人民共和国。董小姐懂不懂什么叫“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实行共和制度，权力为公众服务的国家。

所以，提高农民养老金就是人民对财政分配的看法，这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公司不需要讲民主，国家必须讲民主，董小姐连这都不知道吗？

3、养老财政压力是因为农民养老金补贴吗？

董小姐还有个意思，给农民涨了20块，政府财政压力很大的，所以不要急，等财政有能力再给农民更多的补贴。

董明珠啊董明珠，你一个公司董事长，你不看账本吗？你看过财政在养老方面的补贴是怎样分配的吗？

根据财政部“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其中第八项“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其中体制内（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15883.20亿元，减去给在职人员交养老保险4791.96亿元和职业年金1771.79亿元，2300万体制内退休人员补贴了9319.45亿元；然后对1.2亿企业职工退休人员补贴了8066.70亿元，对1.8亿城乡居民（主要是农民）补贴了4249.51亿元。按人均算，农民拿到的补贴只有体制内的1/17。注意：财政补贴是纳税人的钱，不是交的养老保险交。

再说涨20元多不多？2024年1.8亿城乡居民（主要是农民）涨了20元，整体比2023年财政补贴增加了568.59亿元，而2300万体制内退休人员比2023年增加了805.67亿元。这里我就不算人均了，只看总数到底谁多？

然后董明珠你说财政压力是因为给农民涨了20块钱？

二、海边的西塞罗｜衡量一个文明的进化水平，先看它怎么对女人和孩子

与此同时，在围绕伊朗局势的讨论中，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将关注点从权力与战争转向女性与儿童的处境。

文章指出，当一个社会开始系统性限制女性的受教育权利、公共活动空间以及基本自由时，这些变化本身就已经预示着更深层的社会问题。相比之下，那些宏大的政治叙事反而并不重要。

但该文发布后不久即遭删除。

被删文章部分内容写道：

我想，一个伊朗的男人，如果对他母亲、妻子、女儿的那些遭遇有起码的同理心，他就能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感觉到这个国家的变化，尽早的改变自己的人生。如果这个国家的男人，都拥有这份同理心，这个国度就会避免许多不幸。

其实有时你想想，与我们的母亲、爱人、孩子的遭遇相比，那些“世界大事”算的上什么呢？——哈梅内伊他儿子能“正大位”多久？霍梅尼当年连篇累牍的批判巴列维王朝搞世袭制，以及哈梅内伊本人一再表态“不支持搞世袭制”的承诺是不是如今都当了擦屁股纸了？

我突然觉得这其实都不重要，但伊朗的女性被迫重新蒙上面纱、穿上罩袍、受越来越严苛的教法的规定，被减少受教育的权利，甚至不被允许到足球场看比赛，被教育着成为生育机器的时候。我觉得她们的命运，连同她们的丈夫、父亲、儿子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了。又何差一个小哈梅内伊的“化国为家”，或者断网、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以及美国人的导弹呢？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一切悲剧都有预兆。

所以道德真的是一种远见、一种感官，不具有它的人，幻想自己可以通过欺压他人获得人上人感觉到的人，既可恨、又可悲，并最终一定下场可怜。

而我也发现了，当我写作论述伊朗和中东文化文章的时候，女性读者会更多的理解，我想理由无他，因为她们更能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放到那种环境下去思考——我自己愿不愿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倘若不愿意，我愿不愿意那样的生活方式存续、甚至蔓延。

我之前的文章提到过，文明可以多种多样，却有进化的高下之分。

而今天我本文我想说的是，衡量一个文明的进化水平，看它怎样对待女性、孩子和闲暇，就足够了。

又何止只是文明呢？哪怕是一个个体的人，你看他文明与否，也看他怎样对待女性和孩子就好。那些愿意造谣并且相信“三通一达”之类的人，素质若何呢？不需我多说了吧？

三、真实故事计划｜FOMO、燥热与卸载，上门安装龙虾者见证的一场高烧

此外，过去半个月，一款被中国网民称为“龙虾”的AI应用OpenClaw在中国迅速走红。

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通过采访上门安装服务从业者，记录了这场短暂而密集的技术热潮。

在这场热潮中，许多普通人并不了解技术细节，却依然选择参与：有人排队安装，有人连夜学习，也有人担心自己被时代抛下。与此同时，围绕隐私与安全风险的担忧开始出现，一些机构与企业相继叫停相关应用。

短短数日之间，这场“全民养虾”的热潮迅速降温，许多用户转而选择卸载。

但该文随后遭到删除。

被删文章部分内容写道：

李莎莎上门安装“龙虾”的第一单，来得很快。

对方是南京一家汽车4S店的老板。周六加上微信，他表示希望李莎莎速来。3月9日上午10点半，李莎莎刚回复想约定时间，对方秒回：“12:15就来”。

李莎莎准时赶到。这名租下1000多平门店的老板，正等着她。他给李莎莎的印象是“人狠话不多”，安装不过一小时。事后他说，没精力研究具体用处，但如果用得好，想给所有员工都装一个，将来实现降本增效。

[…]上门安装生意火热的背后，是普通人即使不懂AI也想要安装，怕在不断迭代的技术面前掉队的心理。那些将OpenClaw捧上神坛的叙事，精准击中了“害怕掉队”的群体心理。FOMO像无声的催促：你不需要懂，但你得有。 [..]李莎莎适时介绍了一些使用场景：可以让“龙虾”在企业微信与客户沟通，碎片化资料也可以让它整理成文。当老板提及想给自己的财务部、人事部各装一个时，李莎莎适时提醒，OpenClaw存在隐私泄漏等风险。

这种风险并非杞人忧天。MetaAI安全总监Summer Yue的遭遇在互联网广为流传：她命令OpenClaw“确认后再操作”，却眼睁睁看着它以极快速度删除了自己收件箱里的200多封邮件。有用户将OpenClaw的VNC服务暴露在公网，而浏览器里恰好存着信用卡信息，结果信用卡被刷爆了。

有位博主分享了亲身经历：有生物医药行业的员工私自在公司电脑上安装 OpenClaw，导致把电脑挂到了公网，被黑客入侵公司内网，批量植入勒索病毒。

“龙虾”热潮狂飙突进之际，风险提示的声音骤然响起，迅速盖过了此前的喧嚣。3月8日，工信部平台发布紧急公告，指出OpenClaw在默认或不当配置情况下，极易引发网络攻击、信息泄露等安全问题，建议相关单位和用户关闭不必要的公网访问、完善安全机制。3月10日，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了关于OpenClaw安全应用的风险提示。有券商公司、高校下发通知：全面暂停安装，已装的立即卸载。

这场“养虾”行动在国内一周，便历经从兴起、热闹到被质疑、遭卸载的浪潮。但这些风险似乎无法阻止普通人了解小龙虾的渴望。两天跑下来，李莎莎觉得自己懂了：人们急着装“龙虾”，承载的是对未来的想象，以及对赶不上的恐惧。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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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猫笔刀，然后是董明珠，昨天又有读者给我发来了吕德文的那篇《关于“农民养老金”讨论的八个误区》。

这件事给我巨大的荒谬感。要说言论本身，完全不值得认真对待；要说身份影响力，每一个分量都不低：董明珠自不必说，猫笔刀是几百万粉丝的财经自媒体大V，吕德文是武大教授、三农专家。

所以我很纠结：一方面觉得有必要批驳他们，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们算什么东西，值得我专门写文章？

但我反复思量，这篇文章其实是写给像我这样的农民的孩子，这是我最终愿意动笔的原因。

一、吕德文怎么说的

吕德文那篇文章不值一驳，尽量从简。我不能再像批驳猫笔刀一样逐段逐句分析，太恶心人，到今天还在难受，给钱我也不干这种事了。

先简单摘一句：

事实上，所谓的“农民养老金”虽然数额较低，但基本来自财政资金；而城镇退休职工养老金虽相对较高，却并非源于财政拨款。哪个群体“占了国家便宜”？基本事实是清楚的。

吕德文，公众号：新乡土吕德文：关于“农民养老金”讨论的八个误区

不知道吕德文是无知还是故意混淆视听，完全忽略了财政补贴的不公。看过我文章的都知道，根据财政部每年公布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对三个群体的补贴极为悬殊：体制内人均3000多元每月，企业职工500多元每月，城乡居民（主要是农民）补贴不足200元每月，体制内和城乡居民差了17倍。

从世界范围看，正常的做法是收入越高补贴越少，收入越低补贴越高，至少也是均分，没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注意：这是纳税人的钱，不是交的养老保险。

只此一条，就可以反驳吕文洋洋洒洒“八个误区”中一大半。这些数据就在每年的预决算表里，是公开的秘密，吕德文好歹作为教授博导，不可能不知道——知而不谈，这叫什么行为？

再说一遍，我们要求提高农民养老金，只是均分财政补贴，这不是“占国家便宜”，这跟历史“贡献”无关，这更不是很多人误会的要抢养老基金的钱，这不过是拿回自己应得的那部分，是最最基本的要求。

再摘录几句：

尽管养老金水平不高，但农民普遍感到满意，仍将“养老金”视为国家给予的福利待遇……现实中，仍有劳动能力的“年轻老人”并不急需养老金。

国外有些养老金制度以贫困线作为普惠标准，是因为其养老金制度本身兼具济贫功能。但中国拥有更为健全的“济贫”制度体系，养老金不宜也不应承担济贫功能。

早些年，在沿海务工的农民工，国家和企业都鼓励缴纳职工保险，但许多务工人员选择不缴。我们对很多初代农民工访谈时，大家都有“退社保”的经历。如今想起来，后悔莫及，但为时已晚。

如果当前仍有农村老人因贫困陷入生活困境，大概率是其子女未充分履行赡养义务……从内部视角看，养老危机本质上是伦理危机。

吕德文，公众号：新乡土吕德文：关于“农民养老金”讨论的八个误区

总结一下，吕的意思是：1、农民普遍满意，不需要；2、有健全的扶贫机制，不需要；3、要怪就怪农民工自己不交；4、要怪就怪子女不孝。

需要我一一反驳吗？有必要吗？

知道我为什么说有“巨大的荒谬感”了吧？你能想象吗？写这样文章的人是武汉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乡土派”代表人物，三农研究新一代领军人物——中国农民倒了什么血霉？！被这样的人研究。

二、从吕德文到温铁军

但我写这篇不是为了骂吕，我捏着鼻子去翻臭狗屎不是为了这个，我是为了写给农民的孩子看。你们可能会骂吕德文，但是贺雪峰呢？还有那个“关心农民”的温铁军呢？很多人对温铁军有好感，其实不过是温铁军没吕这么傻，说话比他讲究而已。

实际上，他们本质上都是一类人，核心观点都差不多，大致总结如下：

1、反对提高农民养老金，担心中国掉入“福利陷阱”，影响与外国竞争；

2、反对农民真正拥有土地，认为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保障”，而不是靠福利制度养老；

3、美化农村生活，农村生活成本低，农民不爱花钱也不需要花钱；

4、极力维护城乡二元体制，把农村视为社会的“缓冲器”“蓄水池”，称其为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

5、把社会问题归结于资本、资本家和全球化。

为什么这样的言论会有市场？

因为对城里人来说，迎合了他们对国家的自豪感，消除了他们对农民的愧疚感，也符合他们对城郊富裕农民的印象；对农民的孩子来说，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关心农民”的人，讲的和学校教育（万恶的资本）和现实感受（万恶的老板）又很搭，很容易被蒙骗。

说白了，这套话语的功能是：让城里人心安理得，让农民子弟认贼作父。

对于城里人我不想说什么，但对于农民的孩子，这是我深深为之痛心的，最令人难过的事情莫过于此。所以，作为农民的孩子，醒醒吧，擦亮双眼，认清真相。

不难判断的，农民养老金就是一块试金石，能让人看清太多事和太多人。

三、农民的孩子怎么做

像猫笔刀和董明珠这样的人，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件事，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一个谈资，然后顺便上一下“话语税”。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因为他们知道这么说没有事，反之则有不测的风险。也就是说，农民也好，农民子弟也好，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是。

所以，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角色，做出正确的反应。

对于董明珠，怎样才能让她在乎你？我认为骂她是没用的，你也不能说服她，只有让她感到痛，她才会把你当回事。作为消费者，我有不买格力的自由。既然董小姐认为提高农民养老金不着急，那么作为农民子弟，我也不着急买格力产品，我们要学会用钞票投票，去支持那些愿意为农民说话的企业家和品牌。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制造很厉害的，这么做不会有多少损失，只会让市场更有活力。

那么，对于猫笔刀来说，他最在乎的是什么？他当然也是不可说服的，但如果有哪怕十分之一的农民子弟不再关注他，不点击他的文章，他是不是也会感到有点痛？我实在不明白，他如此不把你的困境当回事，为什么还要“猫哥”“猫哥”地去叫他？他真能让你在股市赚钱吗？并不能吧，实际上正是你的关注和点击在让他赚钱。作为农民的孩子，好歹有点自尊自重，不然别人怎么会尊重你？

还有吕德文这样的所谓“三农专家”，如果说对猫笔刀和董明珠来说，只是顺便上一下“话语税”，那他们就是以此为业，靠这个吃饭。我能理解猫笔刀为了赚钱，董明珠为了地位，但一个人赚的每一分钱都要靠出卖良知和智识去换，我实在理解不了。你区区一个教授博导至于吗？干什么不能混口饭吃，为什么要活成这个样子？对这样的人，你确实没啥办法，只能啐他一口，不要理他，然后提醒其他人不要上当受骗，也只能这样了。

我的写作，很大程度都是为农民的孩子而写。我不试图说服城里人赞成，因为屁股决定脑袋，我尊重他们中支持农民的少部分人，体现了伟大的超越精神，但必须承认这样的人不会太多；我也不能寄望没读过几天书，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父母辈自己去争取，他们老了；所以，这是农民的孩子的责任，我们有义务也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这既是为了我们的父母也是为我们自己。

PS：昨天，我看到一篇农民的孩子写的文章，写得很长，很认真。文中提到我，我很高兴，不是因为他赞扬了我，而是让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并没有白费——这是对我最大的奖赏。文章链接：看见：老无所养的农民和农民工，与他们负重前行的子女

中国有一句话流传了几千年：“养儿防老。“这句话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不仅仅是一句民间谚语，更成了一种隐性的制度安排——国家默认子女会养老，因此可以少做甚至不做。

但今天，这个逻辑正在大面积失效。

一、一笔被忽视的历史债

要讨论养老责任，必须先算清楚一笔账。

中国今天7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年轻时经历了什么？他们在计划经济年代，以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将农业积累的财富单向输送给城市工业。他们在改革开放后，以廉价劳动力和低价粮食，支撑了中国制造业的腾飞。他们服从了独生子女政策，导致自己晚年只有一个孩子甚至无人可依。他们从未享受过单位分房、公费医疗，也没有加入过覆盖城市职工的养老体系。

这是一笔清晰的历史债：这代人为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贡献了人力、土地和时间，却在制度设计上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现在，当他们老去、失去劳动能力，社会的回答是：每月给你200元，其余靠孩子。

这不是养老政策，这是甩包袱。

二、“家庭养老”的神话与现实

传统观念认为，养老是家庭的责任，国家只需兜底最困难的那部分人。这套逻辑在农业社会尚有其合理性——家族聚居，土地共有，儿孙绕膝，老人参与家庭劳动直到干不动为止。

但这个前提早已荡然无存。

过去二三十年，农村青壮年大规模进城务工，农村空心化，留守老人普遍化。子女未必不孝，而是客观上无法在老家守护父母——他们要还房贷、要养自己的孩子、要在城市里谋生。中国独特的城镇化路径，将劳动力抽走，却没有把相应的养老责任转移给公共体系。

于是出现了一个残忍的结构：老人在农村孤独地老去，子女在城市里两头愧疚，国家在旁边看着说”家庭应当赡养”。

更荒诞的是，现行制度竟然内嵌了一个扭曲的激励：农村五保户（无子女者）每月可领1000多元补贴，而有子女的老人只能领100多元。国家用”有没有人养”来决定给多少，实质上是把自己的公共责任，外包给了私人家庭。有儿女，反而成了被减少保障的理由。

三、财政能力与政治意愿

有人说，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太大，财政上养不起。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检验的说法。

中国农村70岁以上老人约5500万。若将他们的养老金提高到每月1000元（全年12000元），总成本约为6600亿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24年全国财政收入的3%，不足军费预算的40%。

换言之，养好这5500万老人，财政上是完全可行的，代价是每年拿出财政收入的3%。

一个在太空建设空间站、高铁修到县城、举办奥运会的国家，说养不起几千万高龄农村老人，这个理由站不住脚。

真正的障碍不是财力，而是政治优先级。城镇职工养老体系背后是庞大的利益群体，任何向农村倾斜的资源都意味着调整现有的分配格局。农村老人没有集体谈判能力，没有话语权，没有在政策制定中发出声音的渠道。他们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们被忽视的原因。

四、养老责任的正确归属

养老责任，从来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合理的框架应当是三层叠加：

第一层，国家责任是基础，不可推卸。养老金制度是现代国家对公民的基本承诺，不应因城乡、职业、是否有子女而产生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差异。一个公民，只要为这个国家工作和纳税（以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就有权利获得有尊严的基本养老保障。

第二层，社会与社区可以补充。农村互助养老、社区护理体系，可以弥补纯粹货币转移无法解决的陪伴、照料需求。这不是推卸国家责任，而是在基础保障之上叠加更人性化的支持。

第三层，家庭情感是锦上添花，而非制度支柱。子女对父母的照顾，应当是出于情感与文化认同，而不是国家推卸责任后被迫承担的兜底角色。当国家把家庭赡养当作少发养老金的借口，这种”孝道”便不再是道德，而是压迫。

五、尊严问题，不是经济问题

养老问题，表面上是一道财政算术题，骨子里是一个尊严命题。

200元一个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在土地上劳作了一辈子的老人，生命的最后阶段，要靠着这点零钱，加上子女偶尔的汇款，在病痛和孤独中撑过每一天。这不是保障，这是体面的终结。

当一个社会问”养老到底是谁的责任”，真正隐含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那些为这个社会创造了价值、却无力为自己发声的人？

历史上每一个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制度性不公平，最终都会被更清醒的眼光重新审视。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问题，也必将如此。

改变或许来得很慢，但有一件事已经很清楚：把养老推给家庭、推给子女、推给传统文化，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而不是无可奈何的现实。

承认这一点，是改变的第一步。

百元养老金之耻：对亿万农民的制度性亏欠，必须彻底清算

当城镇职工每月领取数千元养老金安享晚年时，中国数千万老年农民，仅能依靠每月100元左右的基础养老金苟延残喘。这不是福利差异，而是制度性不公；不是发展代价，而是对共和国功臣的无情亏欠。农民从未“白拿”社保，他们以粮食、劳动力、土地为国家奉献一生，晚年却被抛在保障体系边缘，这是文明社会的道德伤疤。

一、农民从未欠缴社保：他们用生命与血汗完成了“隐形缴费”

无数人指责农民“没交钱就不该领高养老金”，这是对历史最无知的背叛。中国农民虽未以货币缴纳社保，却以三种不可替代的方式，完成了对国家的实质社保贡献。

粮食供给：以饥饿筑牢国家生存底线

从建国到农业税取消，农民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用9%的耕地养活近20%的人口。每年上缴公粮、完成统购统销，把最优质的粮食无偿交给国家，自己吃糠咽菜。他们是国家粮食安全的第一守护者，是工业发展与城市运转的口粮基石。这份以生命维系的供给，就是最硬核的“社保缴费”。

劳动力输出：以血汗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

数亿农民背井离乡，成为农民工，进入工厂、工地、服务业，拿最低的工资、干最苦的活、承担最高的风险。他们用廉价劳动力撑起“世界工厂”，为城市建设、工业扩张、财政增收提供源源不断的原始积累。没有农民的血汗，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这份透支健康的付出，就是最沉重的“社保缴费”。

资源置换：以土地与农产品替代货币社保

几十年间，农村土地被大量征收用于城市与工业发展，形成巨大的“土地剪刀差”；工农产品价格长期倒挂，农业持续向工业输血。农民以土地出让、粮食低价、资源贡献，为国家节约巨量成本、积累巨额财富。这不是义务，是用生存资源完成的实物社保缴纳。

农民不是社保的旁观者，是用一生奉献完成参保的奠基人。

二、百元养老金：连生存都无法支撑的羞辱性待遇

每月100元，在今天的物价下，能买什么？不过两袋面粉、几斤猪肉、半盒常用药。这连基本生活成本都无法覆盖，更谈不上医疗、养老、尊严。

它远低于农村低保标准，老人丧失劳动能力后，只能靠儿女接济、捡废品、带病耕种维生；它与城镇职工养老金差距高达十几倍，同是共和国公民，晚年境遇天差地别；它对高龄农民毫无倾斜，80岁、90岁老人失去劳动能力后，只能在贫困中挣扎。

百元养老金，不是保障，是生存救济；不是体面晚年，是老无所依的警示。

三、这不是能力问题，是良知与公平的选择

有人说“国家没钱”，但财政完全具备提高农民养老金的能力。问题从来不是没钱，而是不愿优先、不愿足额、不愿偿还历史欠账。

城镇职工工龄可“视同缴费”，农民交公粮、修水利、出义务工的岁月，为何不能视同社保年限？职工养老金连年上调，农民养老金多年“挤牙膏”，公平何在？同样是公民，同样为国家奉献，养老待遇凭什么城乡双轨、冰火两重天？

农民养了国家一辈子，国家养农民晚年，天经地义。百元养老金，是时代的耻辱，是公平的缺位，是对最大群体的漠视。

结语：还农民以尊严，补历史之欠账

粮食安全离不开农民，国家发展离不开农民，共同富裕更不能丢下农民。提高农民养老金，不是施舍，是还债；不是负担，是公平。

我们呼吁：立即大幅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标准，将农民历史贡献视同社保缴费，建立与职工同步的增长机制，让老年农民不再为油盐发愁、不再为医药费流泪。

一个国家的文明，看它如何对待老人；一个社会的良心，看它如何对待农民。百元养老金的悲剧，必须终结；亿万农民的晚年，必须体面。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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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2026年2月1日—2月28日，我们测试发现有59篇墙内文章遭到"404"。涉及的主要话题有：刘虎/巫英蛟被捕、南博《江南春》后续、李文亮逝世六周年、黎智英获刑20年、农民工讨薪/劳工权益等，已加入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目前项目总收录文章3141篇。

• 相关阅读：【404文库】中国数字时代2026年2月404文章统计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对这三篇404文章进行选读：

• 建设性意见｜美国打伊朗到底图什么？八成中国人以为是抢石油……
• 木白文笔平平｜伊朗捐款，大使馆也只能委婉提醒傻子们不要被骗了！
• 何五畏｜我要贡献“一个计算农民社保金的公式”

在美国、以色利与伊朗之间军事冲突升级，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斩首之后，中东局势再次成为中文互联网上的焦点，大量讨论迅速涌现。有人转发未经证实的战况消息，也有人试图解释美国与伊朗长期对抗背后的原因。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发表文章，试图解释美国与伊朗冲突背后的战略逻辑，反思中文互联网中长期流行的“美国打仗只是为了抢石油”的说法。与此同时，微信公众号“木白文笔平平”则注意到另一种现象——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开始出现“为伊朗捐款”的呼吁，甚至有人真的准备掏钱支持远方的战争。

然而，就在一些网民为中东局势激动、甚至准备捐款的时候，中国农村的养老问题仍然困扰着许多普通家庭。微信公众号作者何五畏在文章中试图说明农村养老金制度背后的现实困境。

但它们很快从中文互联网上消失。

一、建设性意见｜美国打伊朗到底图什么？八成中国人以为是抢石油……

长期以来，每每提及世界局势，尤其是中东地区冲突时，中文互联网上最主流的说法就是：“一切都是为了石油资源”。

近期伊朗局势升级之后，也有大量网民称“美国之所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抢夺石油资源”。

对于这种流行叙事，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作者项栋梁发表文章进行质疑，试图从国家利益和国际政治的角度解释美国与伊朗长期对抗的原因，但该文发布后不久就被删除。

被删文章部分内容写道：

在昨天已经被消失的文章里，我简单提了一句美国希望伊朗人民能过上吃饱穿暖刷手机上网的生活。这句话一下就捅了马蜂窝，评论区涌来超多要给我上课和教我做人的。

他们的观点主要有这么几个代表：

1.美国根本就不是什么救世主，打伊朗就是赤裸裸的侵略。

2.美国打伊朗就是为了抢石油。

3.被美国侵略和控制的国家人民都过得很惨。

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绝大部分普通人对美国发动战争的认知基本都这么几点，其中“抢石油”这一点因为简单好记，再加上反复洗脑，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那，美国打伊朗，以及之前打伊拉克阿富汗，真的是为了抢石油吗？

这就涉及到美国这个国家追求的核心利益了。

[…]具体到美国轰炸伊朗这个决策，美国到底图啥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对占领伊朗的领土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倒贴给美国人家也不会要。美国也并不想抢夺或者杀害伊朗的人口，那样做对美国没有一丁点好处。这一点也是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本质区别，俄罗斯的最大目标是得到乌克兰的领土与人口。

然后说到石油，美国对伊朗的石油资源当然是很感兴趣的，如果有机会获得伊朗石油的勘探开采运营权，美国企业也一定很乐意赚这个钱。

那，美国会不会凭借军事霸权强占了伊朗的油井然后把零元购原油直接运回美国本土呢？这是绝对不会的，也是近100年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

二十多年前，美国全面攻占伊拉克后，顺理成章控制了伊拉克所有油井。然后呢？美国是不是赶紧抓住零元购的机会把伊拉克的油井掏空了呢？并没有……

美英联军将占领的油田全部移交给了新成立的伊拉克政府，由伊拉克政府面向全球企业招投标开采运营，所得收入由伊拉克政府用于战后重建与民生改善。

截至2025年，伊拉克石油开采中占比最高的是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INOC），外国公司里面占比最高的是中石油（CNPC），此外还有一大帮中国民营石油企业在伊拉克吭哧吭哧开采。当然，美国的埃森克美孚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BP）也有一定份额，但相比中国就差远了。

是美国的航母和战斗力打不过中国所以把到手的石油利益拱手相让吗？显然不是。

美国对伊拉克石油的真正诉求不是零元购，而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伊拉克出售石油赚到的钱不可以用于武装反美军事力量或恐怖组织。

第二，伊拉克的石油开采运营权应该向国际公司公平开放，大家都有资格去竞标。

第三，伊拉克开采出来的石油应该以公允的市场价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美国从伊拉克进口原油不受价格歧视。

是的，就是这么几点诉求。其中第一点关乎美国的安全，第二第三点关乎美国的繁荣。

[…]美国并不想做伊拉克的救世主，也并没有那么在意伊拉克人民过得幸不幸福，但美国政府真的非常非常在意美国的安全与繁荣。

伊拉克是如此，伊朗也是如此。

二、木白文笔平平｜伊朗捐款，大使馆也只能委婉提醒傻子们不要被骗了！

除了像“建设性意见”提到的对战争原因、国际政治的讨论之外，中文互联网上还出现了另一种更夸张的表达方式——有人开始“呼吁”给伊朗捐款。

微信公众号“木白文笔平平”发表的文章《伊朗捐款，大使馆也只能委婉提醒傻子们不要被骗了！》中就提到，他发现一名月收入只有两千多元的工人准备拿出一千元“给伊朗捐款”，他劝对方把钱留下来给孩子买衣服。

文章进一步指出，这些所谓的捐款二维码和截图，很可能只是借助网络情绪进行收割的骗局，而外国驻华使领馆在中国也并不具备募捐资格。但该文发布后同样遭到删除。

被删文章部分内容写道：

几个观点吧：

一是，其实捐款，凭借着的是个人意愿，局外人是没有资格评论一二的。就像我昨晚停车在一个商场娱乐场所的门前，保安大哥和我闲聊，因为我的车牌是苏E，就问我在江苏哪里来的，我说哪里哪里，然后说要很远的路程的。本来聊的很好，聊到我都已经打算给他一包烟的（因为前几天参加一个苗寨的酒席，人家给了我两盒烟），结果这位大哥画风一转讲到了美国和伊朗，开始疯狂给我普及伊朗将美国打残了的消息。

讲到兴奋的地方还自娱自乐的大笑起来。

笑完之后就说，我看抖音上有人给伊朗捐款，我现在没钱，等我发了工资一定给伊朗捐一千。

我沉默下来，同时将要拿烟的手也收回来，问一句大哥你工资多少。他回答说，两千多一点。

我说，你这一千还是留着给娃买件衣服吧。

在我的印象中，走过无数的乡镇，这样的大哥，家里基本都是三四个娃。

二是，很多时候，骗子之所以会衍生，是因为有这个市场。

看看上面捐款的收款方都是伊朗什么什么，但问题是作为外国驻华的机构会有着这样的可以让人捐款的通道吗？答案是没有的。

首先，外国驻华使领馆是外交机构，不是慈善组织，按照国内的法律是没有募捐资格的。

那么有人或许会说，大使馆不可以，但捐款给的是伊朗非政府组织的，那么，还是那句话，国内的法律有明确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境内代表机构，一律不得在中国境内募捐。

也就是说，上面那种截图都是虚假的，要么是噱头，要么是打算利用这个脑残情绪来收割韭菜。

同时，伊朗驻华大使馆也已经发布了官方信息，说得很委婉，其实就是在告诉你，别被人骗了！

三、何五畏｜我要贡献“一个计算农民社保金的公式”

而在这一些网民讨论“为伊朗捐款”时，中国农村的养老问题仍然困扰着许多中国农村普通家庭。

微信公众号作者何五畏发表文章《我要贡献“一个计算农民社保金的公式”》，从自己母亲的经历谈起：二十多年前家人一次性交了三万元，为她“买”了一份农村社保。如今老人已经八十多岁，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也不过两千多元。作者由此试图说明农村养老金制度背后的现实困境。

该文随后被删除。

文章写道：

上午，守在母亲的病床边，电视开着，电视里充满喜庆，一位西装领带之辈，建言把农民的社保金从100增加到500的，我听到这个话题，就充满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赶紧把电视关了。

母亲今年八十八岁。她老人家竟然有二千多元社保。那是二十多年前（或者超过三十年了），我小妹妹给“买”的，一次交了三万元。

当时父亲坚决不“买”。父亲年轻时是县园艺场工人，也算“国家职工”，后来离职，成为纯粹农民，自然没有社保。事情就这么奇怪，如果一直在县园艺场种树，六十岁以后就不用工作，有社保了，但换了一个地方——也是祖国大地——种粮食，就只能劳动到死，没有社保。父亲有父亲的倔强，这个弯转不过这个弯。

再说，看过太多的不确定，父亲基本上不相信三万元可以买到官方的承诺。我站父亲一边。所以，父亲从六十岁到八十三岁（疫情期间）去世，就按三千以来的传统养老方式——儿女赡养。

现在，我们住县城，我家南面隔壁，高楼林立，但是，在我眼里，它叠映着七零年左右的样子——国有粮仓，一片灰白色的矮房子。那就是父辈们“送公粮”“卖余粮”的所在。我永远难忘，小时候，跟在父母背后，跑来跑去，看到的情景。

在那些饥荒的岁月，父老们把粮食按国家规定的低得不像话的价格，“卖”给国家，转头回到家里，已经空空如也，接下来要忍受小半年或者大半年的饥荒。

[…]刚才AI了一下，在我们伟大的国家，60岁以上的农村人口（实际居住）有多少？约在1.3亿至1.4亿之间；70岁以上的农民，约有5400万；80岁以上，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约有1667万人。

过去这些年，政策不解决他们的养老，上帝已经按自然规律帮政府“解决”了一部分。以后，再让七老八十的农民自生自灭，天理上说不过去。

也真是的，今天网络老给我推关怀农村老人的消息。中午，满网开始传老朋友李微敖的报道，说是应该把农民社保提高到1000才合理。我不想说话，但触动的感情不能自已，还是发了一条朋友圈：

“在中国，良心的成本可真低。你说把农民社保金从100提到500，就可以去最辉煌的大厅掌麦克风；说提到1000，就让人热泪盈眶。其实这就等于是说，农民虽然不配和你一样，但是你还是觉得应该对他们稍好一点——达到了中世纪人文水平。更烦的是，他们还把那些言论做为正能量满网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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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又只涨了20元，这让人失望。但要说灰心沮丧，感到从此无望，当然不至于，甚至正好相反。

这么说吧，今年两会最热的议题是什么？毫无疑问，是提高农民养老金，压倒其他，甚至给你一种错觉：本届两会就只有这么一个热点。以我二十年的观察，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谈这个话题的代表多，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九位人大代表发声提高农民养老金。而且流量都很好，点赞过万过十万的比比皆是，媒体自然蜂拥而上，或自采或转载，全网铺天盖地到处都是。

从内容看，20元不再是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额度，都在往300、500和1000提，而且要求在三五年之内。过去也不是这样的，去年白岩松还在说“小步快跑”呢，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了白岩松职业生涯最大的笑话，这恐怕是他不曾想到过的。

而就在政府工作报告公布涨20元的当天，第一财经就发表评论《给农民涨养老金，力度可以再大点》，第二天新京报发表评论《提振内需，需要把农民养老金涨上来》。在我的印象中，报告刚发布，媒体马上表示不满意，这几年并不多见。

这都是时势使然，短短一年时间，就发生了很多变化。

去年一年，除了像我一样的自媒体人，还有非常多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持续发言，从年头到年尾，没有断过。

比如年初的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就我视野所及，第一个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时间表，明确说用三年时间达到620元（农村低保水平），再用两年时间争取涨到1000元。这一点在2025年逐渐成了共识，这就是这次两会很多人大代表为什么这么说的原因。

然后是郭树清，在3月25日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说农民养老金太低了，“我觉得应该尽早推动解决，是不是可以考虑未来5年或者6年，怎么落实城乡居民养老金逐步追平到城镇职工的低水平或者是低线。”郭树清是迄今建议提高农民养老金级别最高的官员，曾任证监会主席、山东省省长、银保监会主席，并长期担任中央委员。郭的发言掀起了一个小高潮，让这个议题进入了大众层面。

然后是一系列的经济学家，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和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陆挺在多个场合强调当下没有什么政策比改革社保体系更能提振消费，未来五年最重要改革是什么？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收入。邢自强同样建议十五五逐年提升农民养老金至每月1000元，释放消费潜力。目标、路线图以及资金来源，陆挺、邢自强和刘世锦基本一致，并逐渐成为学界共识。

经济学家是2025年建议提高农民养老金最主要的一个群体，还有李稻葵、罗志恒、向松祚等。众所周知，内需不足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痛点，而所有解决方案中，提高农民养老金易于操作，牵一发动全身，是最佳手段。这对经济学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从提振内需的角度切入，也有充分的论述空间。

从媒体报道看，经济观察报在这方面着力甚多，新京报也多次发表相关评论，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财新：财新长期关注社保问题，无论是专业程度，还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都不作第二家想。

值得一提的还有联办王波明的自媒体“聊一波”，前述大多数人都上过这个节目，是呼吁提高农民养老金的一个重要发声渠道。最近一期是与国税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的对谈，许建议实行基本养老金制度，实现城乡基本养老金无差别，这是制度层面的方案。

很多人有无力感，觉得人微言轻改变不了什么，当然不是这样的。在我看来，普通人的参与，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举个例子：2025年岁末最大的一次舆论反响，是社保专家郑功成（人大常委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的那句养老金不是为高收入者“锦上添花” 是为低收入者“雪中送炭”，一石激起千层浪，除了文字报道，短视频的传播更是惊人，几百万上千万流量的不在少数。这次两会，郑功成提出应该优先给高龄农村老人大幅增加基础养老金，并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我相信这与大众的鼓励是有关系的，只要是人，都需要被认可。

由此形成良性互动：大众积极转发传播——有影响力的人更敢于发言——媒体更多的报道。于是有了农民养老金问题成为本届两会最热话题，这背后是去年一年的铺垫。

最终这种良性互动落到实处：政府听到民间的声音，补上最后的一环，以良治画上圆满的句号。解决农民养老金问题必将给中国带来深远影响，在无数农民和农民子弟眼中，这是无上的功绩，胜过其他文治武功，足以彪炳史册。

所以，完全不必沮丧。还记得吗？就在一两年前，大多数城里人甚至不知道农民养老金只有一两百元养，现在还不知道的，应该不好找了。那时候涨20元在主流媒体报道中，还是一个比较“满意”的数字，现在几乎没有这么说的了。如果用“翻天覆地”来形容民情民意，一点不夸张。这就是短短一两年发生的变化，有什么理由感到沮丧呢？

胡适经常说“功不唐捐”，他说：“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春天一粒一粒的种，秋天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播下种子，生根发芽，如今放眼望去，田野上已是一片绿意盎然……朋友们，秋天的收获还会远吗？

懒得看视频的，我打字打出来。

董明珠说：

“就像我在公司给员工发奖金一样，一个人1000块，员工拿到手上觉得，哎，才1000块，但对我来说，是要拿8个亿、10个亿出来，那政府也一样，我们每个人能拿到20块，但政府总投入支出还是非常大的。我相信国家财政有能力，一定会给大家更多的补贴，但我觉得这需要时间，是一点点加上来的。”

我知道董小姐一贯脑子不太够用，但还是那句话，胡说八道就应该挨骂。

1、农民养老金跟员工奖金是一回事吗？

“奖金”是什么？奖金是额外奖励，如果事前没有说好，奖金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农民养老金是这么回事吗？按董小姐这个说法，农民养老金也是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给了是情分，应该感恩，不给是本分，不要喊叫，是这样吗？

董小姐不会打比方，就不要瞎比，如果非要比，也应该拿工资来比。这是农民应得的，长期以来，给的太少了（也就是郭凤莲说的“农民有点太亏了”）。现在相当于“欠薪”，提高农民养老金就是付一直拖欠的工资。

2、政府跟公司是一回事吗？

董小姐还缺乏基本的现代政治常识，才会把政府当公司。公司主要是为股东负责，员工如果没有股权，对公司的发言权是极其有限的。但政府不一样，人民就是股东，我们是人民共和国。董小姐懂不懂什么叫“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实行共和制度，权力为公众服务的国家。

所以，提高农民养老金就是人民对财政分配的看法，这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公司不需要讲民主，国家必须讲民主，董小姐连这都不知道吗？

3、养老财政压力是因为农民养老金补贴吗？

董小姐还有个意思，给农民涨了20块，政府财政压力很大的，所以不要急，等财政有能力再给农民更多的补贴。

董明珠啊董明珠，你一个公司董事长，你不看账本吗？你看过财政在养老方面的补贴是怎样分配的吗？

根据财政部“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其中第八项“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其中体制内（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15883.20亿元，减去给在职人员交养老保险4791.96亿元和职业年金1771.79亿元，2300万体制内退休人员补贴了9319.45亿元；然后对1.2亿企业职工退休人员补贴了8066.70亿元，对1.8亿城乡居民（主要是农民）补贴了4249.51亿元。按人均算，农民拿到的补贴只有体制内的1/17。注意：财政补贴是纳税人的钱，不是交的养老保险交。

再说涨20元多不多？2024年1.8亿城乡居民（主要是农民）涨了20元，整体比2023年财政补贴增加了568.59亿元，而2300万体制内退休人员比2023年增加了805.67亿元。这里我就不算人均了，只看总数到底谁多？

然后董明珠你说财政压力是因为给农民涨了20块钱？

4、董事长跟人大代表是一回事吗？

最后，董明珠，搞清楚你的身份。

我知道你在公司颐指气使，当土皇帝当惯了。你在格力，有没有人管得了你，那是股东的事情，不关我的事。但是，现在是两会，不是格力的管理会，你是人大代表，是人民的代表，不是人民的董事长。搞清楚你在代表谁说话，由不得你胡说八道，你要不懂，就闭嘴。最后跟你说一句，你是格力的董事长，你也要为公司负责，虽然我不是格力的股东，但我可能是格力的消费者。像我这样的农民和农民的孩子，中国有大几亿，占大多数，既然你不在乎，我也不在乎。中国制造很厉害的，不少你格力一个品牌，从今以后，我不会再买任何一件格力的产品。

2026年全国两会正在召开，农村养老问题再次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议题。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交了涉及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提案议案。

代表委员们的呼声背后，是对农村养老现状的深切关注。他们普遍指出，农民养老问题严峻，基础养老金低、收入有限，许多老年农民即便到了退休年纪，也无法停止劳动。官方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回应，政府工作报告在介绍2026年政府工作任务时提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

两会上的声音将引导我们关注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农村养老金待遇与实际生活成本之间尚有较大的差距。对于相当多的农村人口来说，当仅靠养老金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时，即便是年迈也不得不继续工作。

01 “退而不休”是农村户籍人口的常态

笔者春节前后两次返回鲁南老家，接触了诸多乡亲，感觉到他们普遍存在超龄劳动的现象。除了极个别退休的公办老师，或者子女经济条件非常好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只要是身体条件允许，普遍从事体力劳动，以获得保障基本生活的收入。他们的劳动途径主要有务农、在村里小工厂和贸易市场打零工，其中接触的最高龄劳动者是一位生于1939年的奶奶，她夏秋两季在村里蔬菜市场做打包工作，总是很自豪地对外人讲，每年可以赚一万多。

有不了解农村情况的人或许要说，这是贫困地区的特例。其实，笔者老家附近几个县县域经济全国排名在150-300名左右，在全国农村属于高收入地区，所以，这不是极端的例子。以笔者在全国农村的调研情形看，鲁南乡村老人的超龄劳动现象，只不过是中国农村常见的缩影。

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的各行业就业人口年龄段统计，为我们了解农村老人退而不休、超龄工作现象提供了更为全面的一个数据。当年我国农林牧渔业17715万就业人口，其中50岁以上劳动力占60.5%，60岁以上占29.1%，70岁以上占9.2%，也就是说农村仍旧有大约5155万超龄(以60岁计算)劳动者和约1629万70岁以上的高龄劳动者。农村人口持续老龄化，尽管近几年农林牧渔就业人口有所萎缩（约8%），但仍有大量超龄劳动者，估计可能超过5000万。

另外，很多人把农民养老社保问题仅仅局限于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这也是不全面的。目前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为4.91亿，而农村户籍人员为7.92亿，这就是说约有3亿农村人常住在城市，大量超龄农民工的存在也是农村养老困境的重要体现。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农民工总量29753万人，平均年龄43.2岁，其中50岁以上占31.6%。这个报告里面并没有说明60岁以上农民工的具体比例，但是参考七普公布的全国城镇就业人口中50-59岁劳动力占比为20.8%，当年约有10.8%的农民工超过60岁，也就是说大约有3214万。

笔者为了了解农民工超龄就业问题，曾走访过位于北京马驹桥、良乡，天津小站，杭州下沙等零工市场，可以发现，在这些地方找活的老年人很多，这是因为随着民企用人逐渐规范，60岁以上农民工找工作越来越困难，他们只好进入零工市场。我们在大城市也可以感受到，社区保安、餐厅服务员、家政人员中有大量老龄人口，因此，全国存在2000万-3000万的低老龄农民工也是很可能的事情。

以上数据加起来，笔者认为，基于最新的统计数据（2024年就业数据），全国约8200万60岁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仍在劳动岗位上。而当年全国农村户籍老龄人口约1.3亿，那就意味着63%的农村老龄人口处于劳动状态。

如果考虑到普查的漏洞，以及部分老年人从事小商贩、出租车司机等职业，笔者认为农村户籍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应该在70%-75%左右。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农村80岁以上、丧失劳动力的人口约有1700万，那么意味1.13亿60-80岁的具备一定劳动能力的人口中，高达80%左右仍需要超龄工作。

国家统计局2024年发布的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也佐证了笔者这个推断。调查期间全国老年人口为3亿上下，其中从事有报酬性劳动的比例为36.3%，也就是说这个规模有1.09亿，除去城镇户籍1500万-2000万左右的超龄劳动者（接下有详细解释），那么农村户籍参与有报酬性劳动的老龄群体也在9000万人上下。

值得一说的是，这种超龄劳动比例是远高于城镇的。根据中国社科院在2016年所做的第四次城市劳动力住户抽样调查（CULS4），退休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仅为4.2%；武汉市统计局2014年底所做的入户调查，也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仅2.5%。另据七普各行业领域就业年龄结构数据，全国二三产业超龄就业人员数量为1484万，即便假设这些人都是城镇户籍人口，不存在农民工，也不过占当年城镇老龄人口(1.43亿)的10.3%。

02 农村社保标准过低，是超龄劳动比例高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老龄农民还要从事较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呢？最根本而直接的原因是农村户籍人口养老待遇过低。2024年度我国农民所领取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低标准为123元/月，2025年和2026年又分别提升到143元/月和163元/月。

根据2024年全国社保决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均到手约203元/月，但是这里面包含了近4000万城镇非从业居民的养老金，他们的执行标准远高于农民，所以，农民当年实际养老金乐观估计在180元/月。此外，农民手中一般人均有一亩地，年平均租金约500元，这些可以视为国家为农民提供的稳定的保障性收入，一年加起来约为2660元。

而根据2024年10月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卫生健康委、财政部等联合发布的《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农村老人日常平均年支出为6734元，因此，农民即便是到了退休的年龄，仅仅依靠社保和耕地收入，是不敢休息下来的，否则生计可能就是一个问题。

另外看病支出，也是老年的一个支出大项。2024年农村居民平均每人获得了约1125元医药费报销，而农村老人平均每年需要自费承担药费1906元，这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负担，占了他们收入中位数水平（5640元）的33%以上，而城镇老年人自费医药费（2326元），仅占他们收入中位数水平（28800元）的8%。

总之，虽然我国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基本转型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养老、医疗方面仍然沿袭了过去的城乡双轨制，抑或干部、职工、农民三轨制，这种社保的不均衡，是农村户籍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过高的原因。

03 农村老年人是否有资格享受较高替代水平的养老保险待遇？

面对很多经济学家提高农民养老待遇的呼吁，也有很多人质疑：农民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凭什么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甚至有人说这是抹黑福利体系，制造社会对立情绪。

笔者想要说的是，尽管过去长时间内农民未曾按照市场化的保险规则，像城镇职工那样向社保池缴纳保险金，但是农民为中国现代化做出了超能力的付出，等同于隐性缴纳了社保金，理应获得养老金的补偿。

这首先体现在计划经济时代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民生产的农产品长期被超低价收购，为国家做出的牺牲。根据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严瑞珍教授的估算，从1953年到1985年，每年从农民身上获得约240亿元剪刀差额，基本相当于该时期基础建设投资总额。

另据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投入”总课题组估计，在1950-1978年期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改革开放后剪刀差绝对额仍有扩大，1979-1994年期间，进一步增加到15000亿元。这种剪刀差直到21世纪初才基本消失，大致而言，改革前剪刀差额平均占农业总产值的25%左右，改革后平均在10%左右。

其次是超额的农业税费和劳役付出。1949年至2005年，我国农民累计缴纳农业税4200余亿，乡村两级“三提五统”、行政事业费、集资、基金与罚款等则至少是其二倍以上，无偿征用农民工进行的修建水利交通基础设施工资折价（仅1950年至1978年就累计300亿工作日），也不低于这个数值，以上三者合计至少1.68万亿元。另据官方做出的“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约1250亿元”结论，按此计算，仅改革开放后28年，农民的累计超额税费、劳力付出就多达3万多亿，占其收入的15%左右。

再次是农村土地出让给国家带来的巨额贡献。仅从1999年至2025年，各级地方政府累计实现土地转让收入就达约83万亿（其中约90%来自于征用农村土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土地出让金中约50%用于拆迁补偿，10%左右用于农村建设支出和安居性工程。

言外之意，仍有40%左右即约33万亿被用来当做城市建设和各种行政性支出。近二十年来，土地出让收入一直占地方政府收入的20%-30%左右，这是农民不用缴纳农业税和承担义务工后，做出的另一项重大贡献。

总之，新中国成立近80年来，农民以持续的付出，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牺牲，不断支撑国家的现代化，农民完全有资格享受高覆盖率的养老金。

04 建立非缴费型养老金越来越是一种世界潮流，及中国的相关制度设计

即便是抛开历史性因素的考虑，从现代国家社会保障原则上来讲，一国公民，不分城乡、性别、种族，不管是否缴纳养老保险，理应公平地获取一定数量的普享型公共养老金（或称国民年金），这是现代国家对公民的一种基本责任。

以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瑞典是全球第一个建立全民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国家，早在1913年议会就通过法案，规定只要在瑞典居住满40年或者工作30年以上，在66岁之后就可以获得养老金，约相当于当时社会平均工资的20%，1959年则进一步提升到66%。

英国则于1946年建立了普惠型公共养老金计划(State Pension)，随后，法国（1956年）、荷兰（1957年）、联邦德国（1957年）和日本（1959年）也建立了涵盖农民的国民年金体系。发展中国家方面，毛里求斯（1950年）、巴西（1963年）、苏里南（1973年）、智利（1974年）、土耳其（1976年）、马来西亚（1982年）等，也建立起不同标准的全民公共养老金体系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于2018年发布的报告，其统计的186个对象中，有114个建立了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其平均发放标准约为人均GDP的16%，像多数OECD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已经达到30%左右，比如澳大利亚为1095美元/月，荷兰为1201美元/月。

笔者认为这里面对中国比较有参考价值是发展水平类似的拉美国家。巴西有2600万人口生活在农村，规模可谓不小，目前国民年金型养老金覆盖面高达90%，2015年就已达到330美元/月。

因此，建立与我国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公共养老体系是当下的必修课。并且，政府现在应该像制定产业规划那样，有一个告知于国民的明确目标计划，这样才能给社会信心。

经常有人大代表或经济学家提出把养老金提升到1000元的一口价，笔者认为基础性国民福利工程绝非一蹴而就。稳妥起见，笔者认为应该用5年时间把农村养老金提高到400元，用10年时间提高到800元，实现农村老龄人口日常消费的60%左右覆盖率。这样加上土地租赁财产性收入、子女补贴，稍微从事一些轻体力劳动，就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从财力上讲，我国目前也是可以承担的。以2035年农村老龄人口1.8亿、全国GDP达到200万亿、财政收入达到40万亿计算，即便养老金达到800元/月，支出总额仅为1.73万亿，不到GDP总量的0.9%或财政收入规模的4.5%。

总之，提升农民养老金待遇是我国未来所面临的一系列不可回避的问题与困难中，最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并且对国家和社会来说，这并不只是意味着负担，更起到刺激消费、活跃经济的作用，可谓一举两得。

全国两会时间开启，养老议题再次成为代表委员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近日，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了相关建议提案。如全国人大代表卢庆国指出，当前农村老年人口超1.3亿，养老金仅约每月200-300元，远低于城镇居民。他建议分阶段提升农村老人基础养老金：短期目标，在2026年前提升至300元/月；中期目标，在2030年前提升至500元/月；长期目标，在2035年前提升至800元/月，以缩小城乡居民养老金差距，增强农民获得感与幸福感。

这份关于农村养老金提升“三步走”的建议，可以说再次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

近年来，关于提高农民养老金的议题，在经历了多年的呼吁与酝酿后，在政策和社会共识层面其实都已无太大争议。关键问题，也早已从“要不要涨”，升级为到底涨多少、怎么涨、能不能涨得再快一些。卢庆国的建议，就是一个很有参考性的呼吁。

步子是否可以迈得更大一些？

其实，继续提高农民养老金，政策层面已有不少铺垫。如“十五五”规划建议就明确提出，健全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此外，去年底，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在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也透露，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这些政策导向和高层声音，应该说为农民养老金的继续提高，释放了鲜明的积极信号。

还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提到，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而对于数以亿计的农村老人而言，最直接、最有效的增收渠道，莫过于养老金的提升。

这种提升，不像产业扶持需要周期，也不像技能培训受限于年龄，恰恰是一种能够精准触达、即时生效的收入转移支付，是让农村老人能更有效分享发展成果最公平、最直接的路径。

因此，当前社会讨论的焦点，其实已经从提高的“必要性”转向了“充分性”。无论是卢庆国建议的300元、500元、800元“三步走”，还是有代表提出的“从2026年到2030年，逐步将中国农民的养老金，提高至每人月均1000元的水平”，乃至更广泛舆论期待的尽快与低保标准看齐，其实都指向同一个诉求，即提高的速度能不能再快一些，步子是否可以迈得更大一些？

综合价值，大于提高养老金本身

之所以需要加快提高农民养老金，首先源于一种无法回避的制度公平压力。根据相关统计，加上地方财政补贴，2024年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月人均养老金待遇约为246元。而同期企业职工退休金平均水平则在3000元以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达6000元以上。也就是说，获取主体为农民的城乡居民养老金与职工养老金之间，存在着十余倍的鸿沟。

这就引出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即便每年保持相同的上调比例，城乡居民与职工之间的绝对待遇差距，实际上仍在扩大，由此就可能形成新的“剪刀差”，在制度层面持续拉大不同群体之间的老年生活质量差距。

不难想象，当一部分人的退休金足以支撑休闲旅游时，另一部分人却仍在为每月多买几斤肉、几盒药而精打细算，这种差距，不仅是数字上的问题，更关乎国民基本尊严。

与此同时，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也使得提高农民养老金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当前，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农村的老龄化程度远超城市。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达23.81%，远高于城市的15.82%。

可以说，农村是养老问题的“主战场”，也是最薄弱的环节。而在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社会化养老体系尚在建设的过渡期，一份有分量的养老金，就是农村老人最坚实的“安全网”。

还要看到，加快提高农民养老金，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也有着多重的社会外部价值。

其一，有助于与不断完善的生育支持政策形成“减负”合力。毕竟，养老负担与生育意愿呈负相关，当年轻一代看到父母能够依靠一份体面的养老金安度晚年时，他们也能为养育下一代腾挪出更多的心理和财务空间。

其二，加快补上农民养老金这块民生最突出的短板，也有利于为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打开新空间。

应该看到，鉴于收入的绝对值较低，农村老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他们一旦手头宽裕，无论是改善伙食和生活质量，还是加大对孙辈的“隔代养育”投入，都将直接转化为最实在的购买力，为挖掘内需潜力带来新的可能性。

钱从哪来？

如果大幅度提标，钱从哪来？这自然是无法回避的“灵魂拷问”。但综合专家的建言献策，这方面的路径可能远比想象中更多。

比如，前不久，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张中祥的一个建议就引发热议：利用取消或减少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的退税款，来定向补贴农村养老金。他算过一笔账：当前全国出口退税总额达2万亿规模，若能将其中的一半转移支付给农村养老，全国农村老人的养老金即可实现翻番式增长。

除此之外，一些建议案中还提到了其他可靠的资金来源。如土地收益反哺制度化。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土地出让金收益理应更大比例地反哺农民养老，完全可考虑提取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净收益注入养老专项基金。此外，国资划转常态化。做大做强的国有企业，其利润可更大比例划拨社保基金，特别是定向补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这次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武更是具体建议，可明确国有企业年度分红收益中不低于30%定向注入农村养老基金，对年度分红超500亿元的中央企业，超额部分按50%划转，2026年开展试点，2028年全面推开。

还有声音指出，需要建立清晰的目标管理和动态调整机制，给社会树立稳定预期。像此次建议所提出的，可以确立多步走的量化目标，如到2030年实现全国农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达到800-1000元。同时，建立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CPI“双挂钩”的常态化调整机制，确保养老金的购买力不缩水。

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

在很大程度上说，给农民涨养老金，既是道义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新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习惯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开发，这些“投资于物”的举措奠定了中国制造的基础。而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将更多的资源“投资于人”，提升人力资本、健全社会保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这个转变中，发放育儿补贴、提高农民养老金，都是“投资于人”的具体体现。如果说育儿补贴是投资“未来”，那么提高农民养老金，就是回馈“过去”和保障“现在”。它是对那些曾交了几十年公粮、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默默奉献了一生的数亿农民的历史欠账的弥补，更是为正在到来的深度老龄化社会提前加固底座。

因此，有必要呼吁，在“十五五”的新征程上，农民养老金的提升当告别微调，迎来一次真正“里程碑”式的跨越。这不仅是为农民增收，更是为整个国家的未来，强化新的信心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