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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文库】“正常办案,需要敲6个小时的门?”(外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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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404文库】“正常办案,需要敲6个小时的门?”(外二篇)
来源:水瓶纪元难得君李宇琛 主题归类:玄奘寺日本战犯牌位事件路虎1分钟8次别停奔驰言论审查
CDS收藏:时间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2026年2月1日—2月28日,我们测试发现有59篇墙内文章遭到"404"。涉及的主要话题有:刘虎/巫英蛟被捕、南博《江南春》后续、李文亮逝世六周年、黎智英获刑20年、农民工讨薪/劳工权益等,已加入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目前项目总收录文章314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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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对以下三篇404文章进行选读:

  • 水瓶纪元|玄奘寺日本战犯牌位事件背后:吴啊萍被判刑,方丈被软禁
  • 难得君|1分钟别停奔驰8次的路虎车主,究竟何方神圣?
  • 李宇琛|我没了40个公众号,继续寻找帮我发文的网友

微信公众号“水瓶纪元”系列号“水瓶启元”发布的文章中对一起几年前的旧案进行跟进报道。南京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事件中,一位曾被媒体塑造成“爱国僧人”的住持,从公众舞台迅速消失,被安置在远离城市的寺庙中生活,日常被监控与限制。该文发布后不久就被删除,水瓶纪元系列账号也遭封禁。目前,水瓶纪元仍然在substack平台上更新文章。

与此同时,一场交通事故也引发墙内讨论。本来只是一起再普通不过的民事纠纷,行车记录仪拍得清清楚楚,交警也当场认定涉嫌危险驾驶。但案件在不同部门之间流转,最终却被认定为“没有违法事实”。微信公众号“难得君”关于此事发布的文章也遭到全网删除。

在另一侧,虽然不断有文章遭到删除,账号遭到封禁,但也有人仍在继续写作。公众号作者李宇琛就发布文章,称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他已经失去了40个公众号。他一次次更换账号,又一次次经历文章被删除、账号被封禁。但是,即便是这篇文章本身也难逃被删命运。

在本期【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对这些发生在不同领域,却同时遭到审查删除的文章进行选读。

一、水瓶纪元|玄奘寺日本战犯牌位事件背后:吴啊萍被判刑,方丈被软禁

2022年,南京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事件曾引发广泛关注。数年之后,这一事件的后续情况再次被写入文章之中。

在“水瓶纪元”系列号“水瓶启元”发布的文章中,作者叶丰回溯了玄奘寺住持释传真的经历:他曾在政商网络中频繁出入,被媒体塑造为“爱国僧人”,并与各级官员保持密切联系。但在牌位事件爆发后,这种身份迅速反转,他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被安置在南京郊区一座寺庙中,过着近似“半软禁”的生活。

文章试图说明,这不仅是一起个体命运的转折,更是一种在政治与舆论结构中被“制造”和“吞噬”的过程。

但该文发布后不久即遭删除,水瓶纪元系列微信号也被封禁。

被删文章部分内容写道: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释传真是个熟悉,且陌生的名字。

[…]他有过不少的高光时刻。22岁那年,他成为了第一位读大学的僧人。毕业后,他成为栖霞寺的知客僧,在此阶段,积累官商人脉。35岁,他拥有了自己的寺庙——南京玄奘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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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有前南京玄奘寺住持释传真与社会各界人士合影资料的小册子。(图_叶丰/摄)

2006年,还拍摄了抗日电影《栖霞寺1937》,是媒体报道口中的“爱国僧人”。

背后的国族情结,曾经让他得到盛名与道德光环,而同样的公众情绪,在16年之后成为他的滑铁卢。

2022年,一个叫吴啊萍的陌生人,在他任住持的玄奘寺里放了六个排位,其中五个是日本侵华战犯,释传真因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三年有余,以至于许多人都已经忘了他。事实上,他在距离南京城区40公里外的另一所寺庙里过着“半软禁”的生活:有人巨细靡遗地照料着他的一举一动,以保证他的“安全”;还有8个摄像头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

[…]59岁的释传真如今的生活过得极其简单。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随后开始在狭小的房间里度过漫长的一天:回忆过去,录视频,写小说,或临帖练字。这些事情,在他看来是对抗被控制的一种方式。他几乎一直重复着同样的节奏,直到晚上十点左右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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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传真居住的房间,摆有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套桌椅。(图_叶丰/摄)

对于眼下的处境,他清楚地感到落差。“你看我以前当住持的时候,上到领导,下到老百姓,谁都会来找我。连省长私下都来拜见我。现在谁都不敢来了,很多老朋友都害怕,都在跟我切割。”

这种“不敢”,一是关系上的疏离与回避,二是物理意义上的隔绝。

释传真现在的住处位于南京城郊金牛湖景区的金光禅寺,距离市区约40公里。要见到他并不容易。从景区大门进入,沿着绕山路步行半小时,才能抵达庙阙。寺庙不久前刚翻修过,门前石狮子胸口的红花尚未摘下,但僧人已所剩无几。按释传真的说法,“现在就一个住持两个僧人,平时根本没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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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南京城郊金牛湖景区的金光禅寺外景(图_叶丰/摄)

他被安置在寺庙侧边一处单独隔出的空间里。推开木门,是一间供他写字、看书的阳光房;再往里走是通往地下室的入口,楼梯正对着一只监控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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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传真居住的地下室,尽头处能看到悬顶的电子监控。(图_叶丰/摄)

地下室是一条狭长的甬道,共有四间房。前两间住着陪护人员,一共五人。名义上,他们的任务是“保证释传真的安全”,但其实是某种隔离。即使释传真多次表示自己不需要这种“保护”,这些人仍轮班值守,吃饭时也会陪同。

监控覆盖甬道的每个转角。只要有人来访,或他有任何异常举动,工作人员都能立即介入。

二、难得君|1分钟别停奔驰8次的路虎车主,究竟何方神圣?

这篇文章从一起交通事故展开。

2025年12月,长春一名车主在行驶过程中,被前方一辆路虎在一分钟内连续8次急刹别车,最终导致追尾。行车记录仪完整记录了过程,交警当场认定涉嫌危险驾驶。

但案件后续的发展却出人意料:派出所不收案件,法制部门不接,最终公安分局给出结论——“没有违法事实”。

在舆论关注之后,案件才被重新启动调查,并最终转为刑事案件。文章通过这一过程提出疑问:在证据清晰的情况下,一个普通人为何仍然需要通过舆论,才能获得基本的法律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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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删文章部分内容写道:

2025年12月10日,长春市民吕先生开车经过朝阳区新民广场转盘,结果前面那辆黑色路虎像抽风一样,一分钟之内连续8次急刹、。对,你没看错,一分钟,8次。

第8次急刹之后,“砰”——(追尾)了。

行车记录仪把整个过程拍得明明白白。路面没堵,前车没故障,司机没发病,就是单纯地、恶意地、一次又一次地把后车往死里别。

我当时看完就一句话:这不送进去?

交警赶到现场,看了视频,当场认定:“这已经不是普通事故了,涉嫌危险驾驶。”

按理说,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接下来就该是立案、抓人、判刑一条龙。毕竟《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摆在那儿: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全国各地因为开斗气车被送进去的案例还少吗?

可神奇的事情来了。

交警想移交案件,派出所不收。交警找法制大队,法制大队不接。吕先生自己跑去报案,派出所总算立了个行政案件。结果到了2月3日,区分局直接一纸文书下来:没有违法事实,终止调查。

没有违法事实?

我再回头看了一遍视频:一分钟别停8次,这叫没有违法事实?那请问,得别成什么样才算有违法事实?是不是得把人撞下高架桥才算?

吕先生彻底懵了。

4S店定损出来,修车要将近10万,车还有折旧损失大概6万。保险公司一句话怼回来:有明显侵权人,我们不赔。

证据摆在眼前,交警都说涉嫌危险驾驶了,结果到了分局那儿,连“违法”都不算。吕先生有理没处说,有冤没处告,16万就这么打了水漂?

事情闹大之后,更魔幻的来了。

3月18日,大象新闻把这事报了出来,全网炸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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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7点40分,吕先生家的门被敲响了。

据吕先生描述,一名自称是桂林路派出所的民警站在门口,要进屋“面谈”。吕先生不知道真假,不敢开门。结果这位“赵警官”在门口杵着不走,一直站到下午1点多。

整整6个小时。

吕先生没办法,只能拿扫把抵住门。从他拍的视频里能听到,防盗门被外力拽得嘎嘎响,他双手死死拉着门把手,脸都憋红了。

下午1点23分,吕先生实在扛不住,打了110。派出所民警过来,才把敲门的人劝走。

记者后来打电话去问派出所,对方承认:“敲门的确实是我们长春市公安局的民警,找吕先生是正常办案。”

我就想问一句:正常办案,需要敲6个小时的门?

更绝的是,吕先生和他妻子的电话被人泄露出去了。自称路虎车主妈妈的人,还有一堆陌生号码,轮番打电话“轰炸”,说要“见面商量解决”。吕先生吓得连理赔款都不敢收:“我怕收了钱,他反手告我敲诈。”

这事儿发展到这儿,已经不只是别车的事了,这是把人往绝路上逼。

三、李宇琛|我没了40个公众号,继续寻找帮我发文的网友

微信公众号作者李宇琛长期关注法治与公共事件。在持续的写作过程中,他不断通过更换账号的方式发布文章——一个账号被封禁,便启用下一个账号继续发声。这种近乎“接力”的写作方式,成为他在不断收紧的审查环境中的一种应对。

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过去一年多时间里,自己已有超过40个公众号被永久封禁,仅最近一次,就有7个账号在一夜之间同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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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这种压力并未局限于线上。由于其持续发表相关内容,警方曾联系他的家人,对其进行威胁施压。

中国数字时代对李宇琛的这些账号文章进行过多次收录,这些不断被封禁的账号和文章,不仅展现着他个人的写作轨迹,也记录了当前中国表达空间持续收缩的过程。在账号一次次被清空的同时,写作本身也变成了一种需要不断寻找载体的反抗行为。

被删文章部分内容写道:

一年多来,因为写揭露司法不公、监督权力滥用的文章,我已经有超过40个公众号被永久封禁。我可能是去年因为写文章被封号最多的人。

就在上周,我又被一锅端了——7个号,一夜之间全没了。

去年夏天,为那位年轻实习律师立传后,一夜之间我十几个号同时阵亡。这些不断转世又不断阵亡的名字,每一个都是我跟审查赛跑的印记:

立于尘、文立于尘、飞蛾逐日、理与尘、李欲嗔、李语尘、不予沉默、驯荒的李宇琛、刻舟求水、以卵击墙、卧薪尝火、饮冰充饥、螳臂移山、火中取蛾、夸父填海、掩耳到嘴、东施效颦、笑诞记……

封号只是线上的事。线下也没放过我。

因为我写了一篇批评把政治标准凌驾于法律专业之上的文章,井茶随后向我所在律所施压,律所扛不住,用手段让我没法正常执业。

与此同时,我家也被骚扰了。我声援被带走的旁听士,井茶找到了我远在老家的父母,想用亲情逼我闭嘴。

六年前,那场公共卫生事件刚爆发的时候,我在公众号上写了一篇关于一位因说出真相而受到处分的医生的文章,呼吁言论自由,结果被井茶连夜约谈了8个小时。账号被封了,但我没停,换了种方式继续写。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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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文库】东河长流|举国监控下不信任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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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举国监控下不信任的梦魇
作者:舒生
发表日期:2026.3.13
来源:微信公众号“东河长流”
主题归类:老大哥
CDS收藏:老大哥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1948年,乔治·奥威尔把年份的最后两位数字颠倒了一下,写下那部预言式的小说。三十多年后,一位德国导演用镜头回望东柏林的故事,给电影取名《窃听风暴》。

电影里有句台词,后来成了一个民族心口的刺:“我们无所不在。”

说这话的是斯塔西,全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这个机构的格言是一句拉丁语,翻译过来带着一股阴冷的骄傲。在那个只有1800万人口的国家,他们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秘密警察体系,正式雇员九万一千人,每六个半公民里,就有一个是他们的线人。

这不是简单的监控。这是一场对信任的肢解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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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藏什么?

1984年的东德,一位叫贝雷特斯的环保主义者过着一种奇怪的日子。

他的学业无缘无故被中断,学术努力永远得不到回应。不能出国旅行。得不到任何晋升。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为什么,整个国家就像一口深井,他被无声地按在井底。

他不知道的是,那个替他设计这一切的,不是某个遥远的官僚,而是他身边的人。他的熟人,他的朋友,或许还有更近的人。

多年后,当他终于获准翻开自己的绝密档案,那些名字一个个跳出来,像冰冷的子弹。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监视情人。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代号,叫“非正式合作者”。

斯塔西有一句没有写进格言、却刻进骨髓的信条: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而敌人,将会被消灭

在那样的逻辑下,你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可问题在于,你无法证明自己是朋友。唯一的方式,是成为那个递出报告的人。

于是,人不再是人,而是潜在的线人。拥抱不再只是拥抱,它可能是情报的交换。枕边呓语不再只是私密的呢喃,它可能是明天的档案里,记录在案的一句“反动言论”。

电影《窃听风暴》的主演乌尔里希·穆埃,现实中就遭遇了这样的背叛。那个背叛他的人,是他曾经挚爱的妻子。当秘密档案被打开,曾经的家变成了舞台,曾经的爱情变成了一场漫长的监控报告。

这种创伤,比任何酷刑都更持久。酷刑伤害身体,背叛却腐蚀记忆。当一个人回忆往事时,那些温暖的画面里突然多了一双窥探的眼睛,那个你曾在烛光下对视的人,心里想的可能是“这句话要不要汇报”。

也许,你唯一能藏的,只剩下梦。


自我审查之门

极权监控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抓了多少人,而在于它让多少人,在心里给自己建了一座监狱。

研究科技监控的学者发现,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可能被监视,一种“超级圆形监狱”效应就出现了。你不必真的被盯着,你只需要知道,盯着你的眼睛可能无处不在。于是,你开始自己审查自己。

苏联的出版总局成立于 1922 年,其章程明确规定 “统一对出版物的一切形式的书报检查”。这个机构拥有生杀大权:1925 年查禁 221 部书籍,1926 年查禁 4379 期国外期刊、5276 部书籍和 2674 件印刷品邮件。到了斯大林时期,书报检查更是变本加厉,连 17—18 世纪的稀有书籍都因 “意识形态不合” 被大量销毁。

这种官方审查,逐渐内化为全民的自我审查。

作家不再敢真实表达思想,学者不再敢自由探索真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曾描述过这样的场景:作家们在创作时,会自动过滤掉所有可能引起争议的内容,只写那些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字。他们知道,哪些词汇是禁忌,哪些观点是危险的,哪些话题是绝对不能触碰的。

自我审查之后,便是主动审查。这时不仅自己不说了,还帮着看看周围人有没有乱说。

最后,是大家都心知肚明: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那道边界画在那里,不用任何人指出来,每个人都知道。

在东德的那些年,人们学会了一种生存方式。学者们称之为“ niche society”,意思是“缝隙社会”。公共场合,大家都戴着一张脸。真实的交谈,只发生在最私密的空间,而且往往要拉上窗帘,压低声音,确保没有任何电子设备。即便如此,心里还是会有一个声音:那个我信任的人,会不会也是线人?

这种自我审查,比任何检查制度都高效。因为它不需要成本。它让每一个人都成了看守,看守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而当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在看守自己的时候,言论自由就死了。不是被绞死的,是窒息而死的。因为没有听众,没有回应,没有真正的交流。每一句话,都可能是一份证据。

档案袋里的人性

1989年12月4日,柏林墙被推倒的一个月后。

东德埃尔福特市的一栋政府大楼楼顶,冒出了黑烟。那是斯塔西在销毁档案。火光惊动了一位路过的女医生,她立刻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她冲了进去,赤手空拳,拦下了正在被销毁的秘密。

随后,成千上万的市民冲进斯塔西总部。他们看到的是堆积如山的碎纸。来不及焚烧的档案被手撕成碎片,装满了足足一万六千个大麻袋。大楼里的碎纸机,因为超负荷工作,出现了故障。

还有更多档案来不及销毁:三千九百万张档案卡片,排起来长达一百八十公里的文件。那每一张纸,都是一个秘密。每一个秘密,都关乎一个人。每一个人背后,都有另一个人的名字。

德国统一后,成立了专门机构,开始复原这些档案。最开始,工作人员一天只能拼出十页纸。按这个速度,全部修复需要四个世纪。后来用了电脑,用了高科技,用了六百万欧元,但核心问题不是技术:那些被复原的秘密,该如何面对?

1991年,德国通过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法》,规定民众有权查看与自己相关的秘密警察档案。至今,一百七十万人提交了申请,相当于前东德人口的十分之一。

有人发现,告密者是自己的妻子。有人发现,毁掉自己一生的人,是多年的挚友。有人发现,那个在会议上拍着自己肩膀说“放心”的同事,转头就写了一份报告。

这不是历史书的页码,这是活生生的撕裂。许多家庭破裂,许多友谊一夜之间走到尽头。

可也有另一种现象:人们比预想的要理性。没有大规模的报复,没有新的流血。那些受害者拿着档案,看着那些名字,有的选择了原谅,有的选择了沉默,有的选择了转身离开。因为他们知道,那个递出报告的人,可能也只是被困在同一个系统里的人。他可能也害怕,也可能在某个深夜后悔过,也可能只是想让自己的孩子不饿肚子。

这不是原谅罪恶,而是理解了人性的复杂。


缝隙里的人

那么,在这样没有信任的梦魇里,人还能是人吗?

电影《窃听风暴》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斯塔西的警察卫斯勒上尉,奉命监听一位作家。他戴着耳机,日日夜夜听着那个家里的声音。他听到爱情,听到挣扎,听到艺术,听到灵魂。

然后他做了一个选择。他隐瞒了关键信息,修改了报告,保护了那个本应被毁灭的人。

电影是虚构的,但它的力量在于,它问了一个真实的问题:当整个系统都在让你变成机器,你还能不能选择成为人?

卫斯勒的选择,不是制度的胜利,是人的胜利。它证明了一件事:无论监控多么严密,无论告密多么普遍,人心里那一块柔软的地方,还是有可能幸存下来

学者分析东德的历史时发现,尽管斯塔西无孔不入,但他们始终没能完全穿透那个“缝隙社会”。在私人领域,在家庭内部,在真正的朋友之间,人们还是找到了说话的方式。那些外在的顺从、那些仪式化的忠诚表态,其实只是壳。壳底下,灵魂还在呼吸。

这就是为什么,当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刻,那么多人哭了。不是因为失去了国家,而是因为可以不用再演了。


被撕碎的,和被粘回的

今天的德国,那些十六万袋碎纸还在慢慢被粘回原样。

工作人员坐在桌前,拿着镊子,把指甲盖大小的纸片一片片拼起来。一张纸要花十五欧元的人力成本。但他们在做。

为什么要做?因为那些碎片里,藏着一个民族的记忆。也因为,只有正视那段记忆,才能真的走出来。

奥威尔在《1984》里写道:“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这句话被刻在无数人的心里。可也许还有另一句话值得记住:我们出卖的,不只是别人,还有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当信任死去,那个递出报告的人,也从此无法真正信任任何人。因为他也知道,如果自己可以被收买,别人也一样。

极权监控下的梦魇,不是集中营,不是酷刑,不是那些血淋淋的东西。而是有一天,你发现你不敢说话。你发现你看谁都像线人。你发现,连你自己,都可能在某些时刻,生出那个念头:我要不要先汇报,以免被怀疑?

那种对人性幽暗的召唤,才是最深的地狱。

而走出地狱的第一步,是承认那些碎片的存在。然后,直面它们。


参考资料:

  1. 帕梅拉·贝尔纳贝伊,《电影<窃听风暴>的本体心理分析》,《光明日报》,2014年1月27日。-1
  2. 黃妍甄,《科技監控下的影響評估-以中國網路警察為例》,《中國地方自治》,2020年。-2
  3. 《历史探究:希特勒的支持者究竟是些什么人》,《中国评论》,2013年10月20日。-3
  4. 贺卫方,《被撕碎的罪恶之书:二十年解密东德秘密警察档案》,《周末画报》,2018年9月14日。-4
  5. Steven Pfaff, "The Limits of Coercive Surveillance: Social and Penal Control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Punishment & Society, 2001。-9
  6. 郑异凡,《苏联的“告密文化”》,《同舟共进》,2015年第7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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