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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V-Dem学术自由指数：全球学术自由连续十年下滑，中国学术自由度低于阿富汗、古巴

近日，民主多样性研究所 (V-Dem) 与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 (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FAU) 发布了2026全球学术自由报告。结果发现，“过去十年中，学术自由在50个国家出现下降，而仅有9个国家有所改善”，且“在（下降的）多数国家中，所有维度的学术自由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中国排名倒数第十，低于阿富汗和古巴等国。

报告封面

报告首先将学术自由界定为一个“多维度概念”，既包括“研究与教学自由、学术交流与传播自由、学术与文化表达自由”，也包括制度层面的“大学自治与校园完整性”等。其中，“制度性自主 (institutional autonomy) 被广泛认为是保护个体学术自由的基础”，且数据表明，“制度性自主水平越高，学者自由保护越强”。

从时间维度看，学术自由的变化呈现出明显趋势。报告指出，“学术自由自2012年前后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下降”，并在随后十余年持续走低。这一趋势在“亚洲、中东及北非地区尤为明显”，而经过人口加权后，全球范围内的学术自由下降“更为显著”。

具体到各项指标，报告指出，在2015至2025年间，“研究与教学自由在51个国家显著下降”，“校园完整性在51个国家下降”，“学术交流自由在47个国家下降”，“学术与文化表达自由在46个国家下降”。相比之下，“制度性自主的下降略少，但仍有43个国家出现显著下滑”。

在国家分布上，报告通过排名将各国划分为不同区间。其中，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为捷克、爱沙尼亚、比利时、牙买加、斯洛文尼亚、瑞典、洪都拉斯、塞舌尔、拉脱维亚、爱尔兰。另一方面，学术最不自由的前10个国家为：缅甸、厄立特里亚、朝鲜、南苏丹、白俄罗斯、伊朗、土库曼斯坦、沙特阿拉伯、中国、埃及。

此外，在该指数中，美国已跌至全球后40%区间。报告特别指出，“美国高校自治的下降趋势”，并将其与欧洲和北美其他民主国家的保护水平，以及匈牙利、印度、土耳其等“正在威权化或已转型的民主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这些比较表明，“美国大学自治的下滑速度异常迅速且幅度显著”。在亚洲地区，台湾仍处前30%，香港则落入后30%，表现最好的是韩国，进入全球前20%梯队。

报告指出，学术制度是影响学术自由的最重要原因。虽然制度性自主下降的国家并不是最多的，但是当制度性自主不足时，“政府可以通过领导任命、条件性资金与行政干预等方式施加影响”，包括“对招生、教师聘用与研究内容的控制”。这种方式使得“即使缺乏直接压制，学术自由仍可能被间接削弱”。

进一步而言，报告强调制度环境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关联。通过对179个国家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制度性自主与研究与教学自由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91）”，说明“制度层面的削弱往往直接转化为个体学术自由的下降”。

这一机制也体现在更广泛的制度变化之中。报告指出，当制度性自主减弱时，“外部行为体可以通过资金、任命与治理结构施加间接控制”，从而“在不依赖显性压制的情况下侵蚀学术空间”。与此同时，“校园空间的安全性与独立性也受到影响”，包括监控与非学术干预的增加。

最后，报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变化并非孤立现象。“学术自由下降已成为跨区域趋势”，“更多国家呈现下降而非改善”。V-Dem 警告，这一趋势意味着知识生产与传播环境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国际社会需要予以重视。

二、中国传媒计划：中国外宣体系改革，地方政府加入大外宣行列

今年2月，中国传媒计划 (China Media Project) 发布了一份报告，系统梳理了中国近年来对外传播体系的结构性转型。结果指出，自2018年以来，中国“已从胡锦涛时代以中央媒体为核心的‘大外宣’模式，转向一种协调化、多层级的传播体系”，并将这一新模式概括为“集中化+” (Centralization+)。报告称，这一体系“在保持党的集中控制的同时，通过省、市、县各级机构展开分布式信息行动”，其核心执行单位是遍布全国的“国际传播中心” (ICCs)。

报告封面

报告强调，这一转型与中共长期追求“话语权”的战略目标密切相关。习近平多次将国际传播能力视为“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的关键，并将其与政权安全、发展稳定直接关联。“外部信息空间的状况，在领导层看来，已成为国内最紧迫问题之一。”

不同于以往由新华社、CGTN等中央媒体主导的对外传播模式，新模式更强调“分布式执行”。报告指出，该体系“将操作能力分散到各级地方机构，同时维持中央统一指挥”，并通过“区域定向传播”和“多语种、多平台内容生产”，实现对不同地区受众的精准触达。

在具体实践中，报告通过多个案例展示这一体系的运作方式。以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为例，该中心在成立半年内即整合省、市、县三级资源，形成“中央厨房式内容生产机制”，并通过与中央媒体、外国机构及高校合作，推出多项“面向国际受众的内容项目”。报告指出，这类中心通过任命“全球文化大使”等方式，“将外国个人纳入传播体系，以增强信息的亲和力与可信度”。

在区域定向传播方面，广西国际传播中心针对东盟国家，提供多语种内容并组织媒体合作项目，其目标是“讲好中国与广西故事，服务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黑龙江面向俄罗斯与韩国的传播项目，则通过本地化内容和社交媒体账号运营，“将中国叙事嵌入特定区域的信息环境”。

报告还指出，这一体系不仅限于媒体机构，还延伸至学术与社会层面。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 (ICSF) 已在全球设立多个研究中心，通过与海外高校合作，“将中国治理理念嵌入国际学术与政策话语”。报告称，这种模式“使本地学者转变为‘中国知识的传播者’”，从而在更隐蔽层面塑造舆论环境。

然而，报告同时指出，这一体系存在明显局限。首先，部分地方机构呈现“运动式治理”特征，即为响应政策号召而迅速建立，但缺乏长期战略与执行能力。其次，在内容层面，许多对外传播仍停留于“内宣外翻”，缺乏对国际受众的理解。报告指出，这种内容“往往缺乏情感共鸣，甚至导致误解”。

此外，尽管部分账号拥有大量粉丝，其实际互动率却较低，显示传播效果与投入之间存在落差。报告总结称，这一体系“在规模与资源上体现出高度动员能力，但在真实影响力上仍面临结构性挑战”。

总体而言，该报告认为，中国的对外传播已从“集中式媒体输出”演变为“集中控制与分布执行相结合的复杂网络”，其影响不仅体现在信息传播本身，更在于通过媒体、学术与社会网络的交织，逐步重塑全球信息环境。

三、贝塔斯曼民主转型指数：中国为强硬专制政体，并向其他威权国家提供支持

3月26日，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 (Bertelsmann Foundation) 发布了2026转型指数报告（BTI 2026）。这一指数旨在衡量非民主国家向民主转型的程度。结果发现，“全球民主标准与市场经济原则持续受到侵蚀”，其中中国在这一趋势中不仅是“典型案例”，也是“区域秩序重塑的重要推动者”。

报告封面

报告显示，全球政治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如今56%的国家处于威权统治之下”，其中“三分之二属于高度压制型政权或失败国家”，“强硬专制政体比例已升至38%”。与此同时，“选举从未如此不公”，“言论、结社与新闻自由降至过去二十年来最低水平”。

报告指出，民主倒退的核心机制包括“政治参与权利的收缩”与“法治的系统性削弱”，具体表现为“选举、集会与表达自由的限制”，以及“司法独立、权力制衡与民权保护的侵蚀”。报告总结称，“民主倒退与威权巩固已成为过去十余年的主导趋势”。

例如，在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反对派候选人被逮捕或禁止参选”，使选举“在投票前已决定结果”。在格鲁吉亚与塞尔维亚，执政党通过制度操控削弱反对派，两国因此被重新归类为威权政体。这些案例共同体现出，“选举逐渐转变为预设结果的合法性仪式”。

在亚洲，中国被明确归类为“强硬专制政体”。报告指出，这类体制通过“精英整合、社会控制与合法性建构的结合，使政权成为‘唯一游戏规则’”，而中国在这一类别中具有代表性。报告写道，“在习近平领导下，权力集中与个人化程度不断增强”，体现出“在稳定中持续强化威权结构”的路径特征。

报告指出，中国的威权稳定更多建立在制度整合与长期治理能力之上。中国通过“精英整合与制度控制”实现权力集中，并未表现为剧烈政治波动，而是“在持续稳定中推进权力集中与结构重塑”。同时，“市场导向要素正被进一步纳入国家控制框架之中”，显示出制度路径的渐进调整。

此外，中国的影响也超越国内层面。“中国作为发展融资、政治支持与意识形态参考的提供者，正在重塑印太地区秩序”，并“挑战西方长期主导的治理范式”。这一变化使区域国家“能够在多元伙伴之间进行更具对等性的谈判”，同时也“削弱了西方推动民主与市场改革的能力”。

在经济层面，报告表示，中国呈现出一种“国家主导与市场机制并存的混合模式”。“在半导体、金融与房地产等关键领域，国家控制持续加强”，同时“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继续获得支持”。然而，报告也表示中国正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包括“地方政府债务上升”“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风险积累”，以及“产权制度虽形式上存在，但最终仍从属于政治优先事项”，这些因素为长期经济转型带来不确定性。

虽然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民主倒退，然而报告也强调“抵抗仍在持续”。在塞内加尔，宪法法院阻止总统推迟选举；在斯里兰卡，抗议促成政权更替；在巴西与波兰，新政府“在公民社会支持下推进再民主化改革”。这些案例显示，“民主制度可以迅速被削弱，但其重建往往缓慢而艰难”。

最后，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表示，目前的民主转型运动呈现出“压制与抵抗并存”的全球图景。在这一图景中，中国不仅是“威权治理巩固”的代表性国家，也是“区域与全球秩序重塑的重要力量”。报告所揭示的，不只是单一国家的路径，而是一种正在扩展的制度逻辑——其影响，正持续塑造当代世界的政治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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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之家：中国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审查与专制持续强化

3月19日，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发布了最新的2026世界自由度报告。结果指出，全球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已连续第20年出现下滑，民主制度正面临持续性压力。其中，中国得分仅为9分（满分100分），继续被列为“不自由国家”。

报告封面

自由之家发现，2025年共有54个国家出现自由度下降，仅35个国家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全球超过40%的人口所在国家经历了自由状况恶化。报告指出，这种长期恶化主要由四类因素推动：“武装冲突、政变、民主体制的瓦解，以及威权政府镇压的加剧”。

在最新的自由度排名中，最自由的国家分别为芬兰、新西兰、挪威、瑞典和爱尔兰，而最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则为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南苏丹、西藏、苏丹、土库曼斯坦、加沙地区、厄立特里亚和朝鲜等。据悉，自由之家将西藏单独列为一个研究地区，其自由度得分为0分，甚至低于朝鲜，更低于中国其他地区。其中，西藏的政治权利得分更是为负数，只有-2分。

在中国方面，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 (CCP) 继续对中国民众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施加重大控制”，并列举了包括“起诉记者、镇压规模虽小但日益增多的抗议活动，以及限制国际旅行”在内的多种控制手段。

在具体案例方面，报告提到了公民记者张展的遭遇：“活动人士兼公民记者张展……被判处四年监禁”。自由之家指出，中国长期处于高度审查体系之下：“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对中国媒体格局施加了重大控制……审查力度自此不断加强”，特别是在互联网领域，审查机制日益“技术化”。报告引用数据表示，中国媒体自由度已经“在2018年降至4分制中的0分”，表明其新闻环境已处于最低水平。

不过，报告也提到在高压环境下仍存在有限的社会反应空间：“即使在中国，公民也一直在寻找途径发布独立报道并表达异议。”数据显示，这种表达与抗争在近年有所增加：“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的中国异议监测项目记录了近1,400起抗议活动……增长了45%”，且已连续六个季度同比上升。

而在民主国家方面，自由之家指出，美国、保加利亚和意大利出现明显倒退。比如，美国因“立法失能与行政主导”以及对表达自由的压力增加而下降3分。

此外，报告总结称，在过去二十年中，多项基本权利遭到侵蚀，其中“媒体自由、个人表达自由和正当程序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在媒体领域，各国通过“法律骚扰……审查……逮捕和监禁记者”等手段削弱新闻自由；在言论领域，“数字监控”与刑事指控产生了“寒蝉效应”；在司法层面，政府加强对法院和执法系统的控制，使其成为打压异议的工具。

最后，自由之家警告称，随着民主国家减少对外援助、削弱国际合作并回避对不公正选举的批评，“世界可能会面临一个由日益嚣张的独裁者主导的危险未来”。

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暂无证据显示中国计划2027年攻台，但仍持续强化对台军事压力

3月19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DNI) 发布了《2026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中国虽持续强化对台军事能力，但“尚未显示出将在2027年发动入侵台湾的明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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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强调，中国仍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但更倾向通过非军事方式推进统一。同时，中国也“保留使用武力的选择”，并持续进行军事准备。在具体手段上，美国情报界指出，北京正在加强“该岛周边的军事行动和灰色地带行动”，包括军演、空海巡航以及其他非直接冲突形式的压力。

报告同时指出，攻台行动本身具有高度风险，“两栖突击被视为风险较高”，尤其是在美国可能介入的情况下，这也是中国暂未采取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更广泛的安全评估中，美方认为中国仍是美国面临的主要战略挑战之一，特别是在网络、太空及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不断加剧。报告提到，中国正持续发展相关能力，并试图在多个关键技术领域扩大影响力。

与此同时，区域安全环境仍在持续紧张。报告指出，中国对日本等周边国家的“胁迫性压力……预计将加剧”，并可能在2026年继续升级。

对此，中国官方回应则称，有关“攻台时间表”的说法属于夸大威胁，并强调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最后，报告仍将台湾问题视为未来最可能引发大国冲突的核心风险之一，依然需要持续关注和警戒。

三、昆西研究所：切断中美科研合作可能适得其反，美国或削弱自身创新优势

3月12日，昆西研究所 (Quincy Institute) 发布了一份报告《中美人才竞争与美国国家利益》。报告发现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近年来美国试图限制与中国的科研合作，但这种“去合作化”政策很可能会削弱美国自身的科技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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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华盛顿将美国科学与中国隔绝开来的努力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的”，作者警告称，这一政策“可能正在悄然瓦解美国最强大的战略资产之一”。

报告的核心观点是，美国的决策者应该将中美“人才竞争”理解为制度竞争，而非零和博弈。“对个体科学家而言，这并非一场零和竞赛，而是不同体系之间的角逐”。在这一体系中，美国长期优势来源于其开放性。报告指出，美国科研体系具有独特的“捕获效应”，即“吸引高素质的外国留学生，使其融入……留住其中许多人……并将他们的贡献转化为国内的科研成果”。

这一机制在中美关系中尤为明显。文章特别指出，中国学生和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美国科研能力的核心地位”，在实验室、研究项目以及科研产出中发挥关键作用。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的数据就显示，“85%至95%的中国STEM博士毕业生在美国停留了至少五年”，形成了稳定的人才输送管道。报告特别强调，这种开放并非“善意施舍”，而是美国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此外，中国留学生不仅支撑科研体系，还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文章指出，他们“每年通过学费和当地消费为当地经济贡献数十亿”，并在劳动力市场中填补关键技术岗位空缺。

然而，作者指出，近年来的政策变化正在削弱这一优势。报告认为，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的广泛限制措施“适得其反”，不仅削弱美国科研能力，还可能加速中国的“自力更生”。

尽管报告承认部分领域确实存在风险，例如“先进半导体”与“军用人工智能”等敏感技术需要加强管控，但其同时强调，针对国籍的全面限制并非有效手段，而需要更多有针对性的政策。

最后，作者总结道，美国当前政策一方面会减少高端人才流入，另一方面则会促使中国加快构建自主科研体系，从而削弱美国长期依赖的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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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ooks Review（中国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国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 (The Wire China) 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 (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中国AI模型国际扩张之际，审查机制与官方叙事一同向世界输出

人工智能 (AI) 正在迅速成为全球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的AI模型也逐渐走向世界，被一些西方国家的用户所接受。

然而，中国问题研究者莎拉·库克 (Sarah Cook) 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用了至少三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开发的大语言模型在输出信息时，往往同时嵌入政治宣传与内容审查机制，这种影响正随着中国AI产品的全球扩散而扩大。

莎拉·库克专栏UnderReported China截图

文章指出，研究者在测试中发现，这些模型在涉及政治、安全或国际议题时，经常提供带有明显倾向的回答。库克写道，这些模型“嵌入了中共的内容控制机制”，其影响范围已经超出中国国内政治议题，延伸到欧洲与美国的安全问题。比如，在爱沙尼亚外国情报局2026年发布的国际安全报告中，研究人员发现：“在讨论与爱沙尼亚安全相关的问题时，DeepSeek 会隐瞒关键信息，并在其回答中插入中国宣传内容。”

其他两份报告分别是：非营利组织“政策基因组” (Policy Genome) 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描述所做的简要审计，以及由瑞典心理防御局发布、由中国媒体项目 (CMP) 研究人员撰写的更为详细的研究报告。

作者在仔细阅读了近日发表的这三份报告后，总结了“与中国来源的大型模型相关的四个关键动态”。

首先，这些模型经常融入中国官方宣传，有时甚至是无缘无故的。例如，在涉及乌克兰战争的问题时，一些中国AI模型会重复中国政府的外交立场，对俄罗斯的责任描述含糊，甚至将部分西方国家描绘为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库克指出，这类回答模式并非偶然，而是源于训练数据和模型设计中的政治限制。

其次，内容控制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要话题。“除了与乌克兰战争相关的扭曲事实外，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还会加剧网络安全风险和其他漏洞。当被问及中国技术的安全性时，DeepSeek 给出了听起来很官方、很专业的可靠性保证，却只字未提任何已记录在案的黑客攻击、网络间谍活动或跨国镇压案例。”

此外，这些影响不仅限于最初的模型，还扩展到基于这些模型构建的更广泛的应用之中。

由于中国开发的模型是开源的，而且比 OpenAI 或 Anthropic 等公司的专有模型便宜得多，因此世界各地的开发者都将其作为新工具的基础层。CMP 的研究人员报告称，在撰写本文时，13 个功能最强大的开源模型中，有 7 个来自中国公司。

最后一点，作者指出，AI 模型的回答“因语言、版本和时间范围而异”。与大多数人工智能测试一样，结果并不一致。爱沙尼亚的报告指出，随着问题越来越接近当下，关于爱沙尼亚相关话题的回答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含糊其辞且晦涩难懂”。Policy Genome 的审计针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六个模型（包括 DeepSeek）就乌克兰战争提出的七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英语和乌克兰语的回答大多准确，但 DeepSeek 的一些俄语回答却支持克里姆林宫的论调或引入了误导性细节。其结论揭示了其中的细微差别：

作者称，这种审查机制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中国信息治理体系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延伸。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强调“舆论引导”，要求媒体与信息平台传播与政府政策一致的叙事，而 AI 系统正在成为新的执行工具。

库克认为，随着中国 AI 产品在全球市场的扩张，这些嵌入式的宣传和审查机制可能对国际信息环境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她写道：“这些模型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信息漏洞”，因为许多用户会把 AI 回答视为客观知识来源。

文章最后指出，这一问题对民主社会提出新的挑战。一方面，中国 AI 模型因成本低、性能强而迅速获得国际用户；另一方面，如果这些系统持续输出经过政治过滤的信息，可能在无形中塑造全球舆论环境。库克呼吁研究人员、政府和科技公司加强对 AI 模型的审计与透明度要求，以避免“审查与宣传被嵌入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二、英国发展研究所：非洲“智慧城市”监控迅速扩张，中国AI监控技术成主要来源

英国发展研究所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IDS) 3 月 12 日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对非洲 11 个国家的智慧城市监控系统进行了系统梳理，结果发现非洲正经历一场快速扩张的数字监控浪潮，而中国企业与金融机构在这一体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报告封面截图

报告警告，大规模公共空间监控正在改变非洲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研究指出：“非洲大陆正在经历数字监控的大规模扩张，这种趋势正在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研究团队在阿尔及利亚、埃及、肯尼亚、卢旺达、乌干达、赞比亚等 11 个国家展开调查，发现各国政府在“智慧城市”或“安全城市”项目中投入巨大资金。仅在这 11 个国家，政府在面部识别与车牌识别技术上的支出就已超过 20 亿美元，而真实规模可能更高。

报告指出，中国正是这些监控系统的最大供应方。“中国向研究涉及的所有 11 个国家提供了智慧城市监控技术。”典型项目模式通常由中国政策性金融支持，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约 2.5 亿美元贷款，同时要求采购中国企业设备。监控系统通常包括成千上万台摄像头以及数据中心，由华为或中兴建设指挥控制中心，而海康威视提供摄像设备。

比如，肯尼亚是非洲最早采用中国“安全城市”系统的国家之一。2014 年，该国政府、当地电信公司萨法利通信公司 (Safaricom) 和华为合作推出了全国公共安全通信与监控系统。该系统原本旨在打击犯罪，然而许多批评人士称该系统也被用于监控示威组织者和政治反对派。

此外，尼日利亚则是非洲最大的监控技术买家之一。报告指出，该国在面部识别和自动车牌识别系统上的支出超过 4.7 亿美元。乌干达的系统规模也迅速扩大。该国在 2018 年部署华为摄像网络后，监控系统已覆盖全国主要城市，并具备面部识别、车辆追踪以及自动交通执法功能。

然而，英国发展研究所发现，这些系统并未明显降低犯罪率。报告直言：“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智慧监控减少了恐怖主义或严重犯罪。”相反，研究团队引用人权组织的话表示，这些技术很可能被用于政治控制。例如，“监控反对派领袖、和平异议人士和边缘群体，以加强执政者的权力”。

研究还发现，多数国家缺乏监管框架。许多国家虽有数据保护法，但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公共空间视频监控、面部识别或人工智能系统的法律。更严重的是，几乎所有国家在部署监控系统前都未进行正式的人权风险评估。

最后，报告表示，公共安全监控并非完全不可接受，但必须受到严格限制。研究团队建议，政府应在部署监控系统前进行人权影响评估，建立明确法律规范，并设立独立监督机构，以确保监控“合法、必要且相称”。他们警告：“如果缺乏透明度与监督，智慧城市技术可能延续殖民时期以来的监控传统——只是从人工监视升级为人工智能驱动的全天候数字监控体系。”

三、西藏之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加速同化与镇压非汉族群

3 月 12 日，中国人大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该法律一经推出就引发了国际舆论哗然，批评人士普遍认为该法律“将进一步侵蚀非汉族群体的身份认同，并可能将任何质疑这种‘统一’的人定性为可受法律惩处的分裂分子”。

声明封面截图

西藏之声在法律发布前夕就表示，该议案要求“少数民族”儿童从学前教育起学习普通话，并赋予政府跨境追责权，“旨在加速同化与镇压非汉族群”。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共计 62 条，于 2025 年 9 月 8 日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际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指出，议案如获通过，藏语等非汉语言的使用空间将进一步缩小，境内外异议人士将受到更严重的打压与报复。

该法案要求少数民族儿童从学前教育起必须学习普通话，并在 15 岁前“基本掌握”。法案第 61 条赋予政府跨境打击的法律依据，要求追究境外个人或组织“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的法律责任。

人权观察表示，新法草案企图取消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1984 年通过）明文保障的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权利，转而强调汉语普通话的主导地位。

该团体表示，这部新法将建立广泛法律框架，为中国当前从境内到境外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和强迫同化提供正当理由。一旦通过，这部法律可用来加强意识形态管控，以取消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等手段打压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并促进对中国境外的控制。

类似表态还有，维吾尔人权项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做法“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并加剧了新疆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格巴图·托戈乔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要求在公共生活中掌握普通话也可能限制蒙语使用者就业的机会。他解释说：“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将使蒙人边缘化，因为汉语水平成为获得就业和晋升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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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ooks Review（中国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国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 (The Wire China) 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 (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制度基因》书评：极权主义在民族国家中已经被制度性编码，无法通过改革消除

2月26日，政治学者裴敏欣在网络媒体中国书评 (CHINA Books Review) 发表了一篇书评，讨论经济学家许成钢的新书《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文章指出，该书提出了一个理论：中国的极权主义并非历史偶然，而是由制度结构长期“编码”而成，因此难以通过（政治）改革来改变。

书评封面

裴敏欣总结了该书的三个重要意义。首先，它回答了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政治体制究竟属于何种类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处于极权体制，这一点基本没有任何争议，但问题在于，“毛时代的结束是否意味着中国从极权主义转向另一种独裁形式？学界并无共识。”常见的解释包括“后极权主义”或“新威权主义”。然而，裴敏欣认为，这些概念都难以解释中国政治的结构性特征。文章指出：“中国并未因为放弃阶级斗争、拥抱资本主义而不再是极权体制，因为其基本制度并未改变。”

对此，裴敏欣在文章中推崇了许成钢书中提出的新概念——“区域管理式极权主义” (Regionally Administered Totalitarianism, RADT)。在这一框架下，中国政治权力仍然高度集中，例如党对产权、司法和干部任命的控制；但经济管理和行政事务则在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政府执行。裴敏欣写道，这种结构意味着“政治权力是统一集中的，而经济管理却是分散的”。

书评进一步追溯了这一制度的历史来源。许成钢认为，其雏形可以追溯到1958年的大跃进。当时，毛泽东削弱中央计划机构的权力，将大量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结果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动力：地方官员通过政治激进或夸大经济成绩来争取中央认可。

文章以大跃进为例指出，这种竞争机制曾造成严重灾难：“各地竞相建立‘土法炼钢’的小高炉，生产出的钢铁毫无价值；与此同时，各地虚报粮食产量，并向农民强行征粮，最终导致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

不过，这一制度也在改革年代产生了不同的效果。邓小平时期，中央将地方官员晋升与经济绩效挂钩，从而形成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许成钢认为，这种竞争推动了许多地方政府采取市场化措施，例如吸引投资、保护企业产权等。

然而，书中也指出了该制度的结构性限制。由于国家仍然拥有干预和侵犯私有产权的能力，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中只是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的工具。文章指出，当政权认为私营经济威胁政治控制时，“它可以改变法律并实施新规来限制私营部门”。

裴敏欣表示，在定义了中国政治体制是一种极权制度之后，该书又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中国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在他看来，尽管这种独裁形式出现于20世纪，但其制度基因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然而，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独裁基因如此强大：“既然所有社会最初都由专制统治，为何有些社会建立了宪政，而另一些社会却滋生了极权主义？许成钢的答案是，传统专制政权演变过程中发生的关键性制度变革，决定性地塑造了其未来的政治秩序。”

书中表示，中国的关键性制度变革分别是郡县制、皇权对土地的控制以及科举制度。“郡县制构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使皇帝能够直接掌控人事任命，并将日常行政权力下放给地方官员。这种安排确保了地方官员的政治忠诚，也使得统治庞大的帝国成为可能。同时，皇帝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土地是农业社会中最宝贵的资产——确保了皇帝对经济的控制，并阻止了独立社会群体积累财富。科举制度则为皇室提供了招募和同化最有才华、最有抱负的人才的手段，并控制了他们的向上流动。”这些制度共同塑造了一种高度集中权力、缺乏独立社会力量的政治结构。

该书最后一个重点在于回答另一个困扰学术界的问题：中国这样的极权体制是否有可能通过改革转变为更加宪政的政治秩序？

然而，书中的结论非常悲观：历史经验显示，极权体制很少能够通过渐进改革转型为民主制度。正如文章所总结的，“这一理论迫使我们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极权主义很可能是无法改革的。”

徐成钢引用台湾的民主转型来强调不可改革的极权主义和可改革的威权主义之间的区别。在思考中国的未来时，人们很容易将目光投向台湾的民主成功，认为中国可以效仿台湾的道路。但徐先生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台湾从未拥有过同样的极权主义制度基因。台湾并入中华帝国的时间很短，因此支撑大陆专制统治的三大要素在台湾并不存在。与此同时，宪政主义的制度基因，例如私有财产权和民主政治，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更重要的是，1949年后统治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是威权主义而非极权主义，它缺乏像大陆毛泽东政权那样在台湾实施社会控制的制度能力。

因此，该书认为，唯一能够成功推翻极权主义的方式是通过革命而非改革。

裴敏欣认为，许成钢的研究以比较政治和历史制度分析为基础，为理解中国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而该理论也“迫使我们面对一个诚实却残酷的真相：极权主义的确是不可改革的”。

二、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经济预计在2030年开始趋向零增长

3月5日，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 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试图回答一个长期困扰经济学界的问题：在当前结构性束缚之下，中国经济是否会进入“增长终点”。报告认为，如果缺乏重大制度改革，中国经济将会从2030年开始滑向“零增长”，并在2030年代后期彻底停止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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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开篇即指出，中国经济在2020年代的表现可能“比官方承认的更为疲弱”。作者认为，许多常见政策工具只能带来短期效果。例如，“最常被讨论的解决方案，例如刺激消费，并不能在一年以上时间内产生显著而持续的影响。”

在分析中国增长前景时，报告提出三个核心结构因素：债务、改革停滞与人口变化。其中，人口趋势被视为最关键变量。报告指出，中国劳动力人口正在迅速减少，而老龄化速度却持续加快。研究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本身就足以保证中国在2030年代后期基本停止增长。”

报告特别提到，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口红利与资本投入。但随着出生率下降和社会老龄化，劳动力规模将持续收缩。相关研究也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属罕见，未来几十年退休人口比例将显著上升，这将直接削弱经济增长动力。

除了人口因素，债务问题同样被认为是增长瓶颈。报告指出，中国在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领域积累了大量债务，而这些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稳定。作者认为，继续依赖债务驱动投资，将使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问题，作者提出了三种中国当局可能选择的解决办法：1. 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家主导和过度生产；2. 通过加杠杆加大刺激力度，旨在提振市场情绪，而非像2008—2009年那样应对危机；3. 重新推行房地产市场。然而，作者认为后两者都是饮鸩止渴，并且在债务和人口的束缚下效果不佳，只有第一种能够提振经济。

然而，作者表示，“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对习近平而言将是一次重大的政策逆转，其初期影响将包括国有企业在产能过剩行业的萎缩——这会带来政治风险。有意义的市场化改革可能被否决。”

报告同时对当前政策讨论提出批评。近年来，中国政府多次提出通过扩大消费来推动经济转型，但作者认为，这一策略难以改变长期趋势。报告指出：“刺激消费或许可以带来短期增长，但难以形成持续的增长动力。”

在这种背景下，报告提出了一个更为悲观的结论：即使中国继续保持一定的经济扩张，其增长速度也会不断下降，并最终趋近于零。作者写道，债务积累、人口下降以及改革不足“共同保证了一个结果：到203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基本停止增长”。

不过，报告也指出，这一前景并非完全不可改变。作者虽然认为可能性不高，但仍然认为，如果中国实施大规模制度改革，例如改善资源配置、减少国有部门对经济的主导、提升生产率，增长仍可能维持更长时间。但正如前文所承认的，这类改革在政治和制度层面都面临较高难度。

总体而言，这份研究为中国经济长期前景提供了一个颇为严峻的预测：在结构性压力不断累积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可能逐步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长期停滞阶段。而这一转折点，可能比许多观察者预期得更早到来。

三、外交政策：美国退出气候领导后，寄希望于中国领导并不切实际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近日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讨论一个日益突出的国际议题：在美国退出全球气候治理之后，中国是否可能填补领导真空。该文给出的结论是，中国可能会继续在清洁技术等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但是中国更倾向于“在气候谈判中争取利益，而不是承担全球治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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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文章的背景是美国气候政策的重大转向。2026年初，美国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成为少数不参与该协议的国家之一。分析认为，这一决定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环境治理中的影响力，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新塑造全球气候政治格局的机会。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角色成为讨论焦点。文章指出，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它仍然坚持参与国际气候机制，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迅速扩大投资。文章分析了中国愿意留在《巴黎协定》中的三个原因：气候变化在中国被视为现实威胁；中国希望维护国际形象并扩大外交影响力；能源转型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

然而，作者表示，中国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气候领导者仍然存在疑问。文章指出：“中国在气候外交中日益活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准备承担全球领导责任。”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经济结构仍然高度依赖煤炭和工业生产，这使其在减排问题上面临巨大压力。

文章以能源结构为例说明这一矛盾。一方面，中国在太阳能、电动车等绿色产业上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其能源体系仍依赖化石燃料。分析指出，这种“双重结构”意味着中国既是能源转型的重要推动者，也是全球排放的重要来源。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因素也影响着气候治理格局。作者指出，美国退出气候合作体系不仅削弱了多边机制，也改变了各国的战略计算。文章写道：“当美国放弃气候领导地位时，世界将面临一个新的问题：谁来制定规则？”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外交策略显得尤为关键。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在气候技术和绿色产业领域的投入，例如大规模建设太阳能和风电设施，并推动电动车产业发展。这些政策使中国在清洁能源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作者表示，这更像是一种“绿色重商主义”的行为。

文章提醒，将中国视为“气候救世主”可能过于简单。作者指出，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仍然强调“发展中国家”身份，并坚持各国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种立场意味着中国在气候治理中更倾向于扮演谈判者而非领导者。

最后，文章的结论并不乐观。虽然美国的退场为中国提供了扩大影响力的空间，但全球气候治理仍然缺乏一个稳定的领导中心。正如作者指出的，“美国的退却并不会自动让中国成为新的气候领导者”，“全球气候治理至少在未来三年内可能仍将处于失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