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太原教育”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有媒体反映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职工柳某举报自己违规调动、吃空饷，引发社会关注。我们高度重视，已成立由市教育局、市人社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调查组将客观公正调查、依法依规处理、及时公布情况。感谢媒体和网友的关心监督。 

一个人六年没上班，工资却照发不误；当事人四处奔走举报，甚至将相关部门告上法庭，换来仍然是推诿扯皮。直到媒体介入，“引发社会关注”，当地才“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

为什么一个本该在体制内就被发现的明显问题，非要靠当事人自曝其丑和舆论倒逼，才“高度重视”起来，这六年里，层层监管为何形同虚设，问题究竟出在哪个环节？  

柳先生的遭遇，绝不仅仅是一出个人闹剧，透过这件事不难看出，基层治理的不少环节存在麻木懈怠、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据其自述，他的调动本身就疑点重重：审批盖章空白，批准日期早于申请日期，专业技术等级被篡改。

这样一份漏洞百出的调动手续，当年是如何一路绿灯，从学校到教育局，再到人社、编制等部门层层通过的？

当柳先生发现异常，拒绝上岗，并持续六年向各部门反映，甚至诉诸法律和纪委举报时，这些部门又在做什么？

面对一个长期不在岗却照领工资的“幽灵职工”，学校的日常考勤、教育局的定期核查、财政部门的工资发放审核，这些本应环环相扣的监管流程，为何集体“失灵”了？  

令人费解的是，面对当事人的反复举报，相关部门的回应堪称 “教科书式” 的敷衍。就在媒体记者 3 月 26 日前往采访时，涉事学校仍坚称他们的做法 “合法合规”，教育局则表示 “一直在处理”。

这种对群众诉求置之不理、始终敷衍搪塞的态度，与当事人指控的各部门相互推诿、无人担责的情形，形成了极为刺眼的鲜明对比。

试问，“一直在处理”了六年都处理不出个结果，这到底是能力问题，还是态度问题？如果举报人诉诸法院、纪委都无果，普通群众遇到类似问题，又该向谁申诉？  

这起事件的荒谬之处在于，一个本该由主管部门主动发现并纠正的违规调动和“吃空饷”行为，其纠错动力竟然完全来自于当事人自己。

柳先生之所以“举报自己”，是因为他恐惧“被动违法”，怕长期吃空饷最终会被定性为职务侵占或贪污。

这反映出一种极其尴尬的处境，在监管缺位的环境下，一个普通人为了不让自己陷入法律风险，不得不通过自曝家丑的方式，来倒逼一个本应正常运转的监管体系履行其最基本的职责。  

更值得玩味的是官方通报中的“高度重视”。“高度重视”本身并无问题，但它出现的时机却耐人寻味。为什么是“近日有媒体反映”之后才“高度重视”，而不是当事人六年前第一次举报时，或者将教育局、人社局告上法庭、向纪委举报时就“高度重视”？

这不禁让人怀疑，某些部门的“高度重视”，究竟是源于对问题本身的警醒，还是源于对媒体曝光后舆论压力的畏惧？  

当监管的常态化机制失灵，媒体监督就成了最后的“兜底”防线。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媒体监督只能是“急诊室”，不能成为日常的“保健科”。一个健康的治理体系，不能总是靠“患者”自己喊痛甚至自我解剖，也不能总是靠媒体的“长枪短炮”来倒逼问题解决。

如果每一次问题的曝光，都要等到媒体介入才能从“互相推诿”切换到“高度重视”，那么公共管理的公信力将在这一次次的“选择性重视”中被消耗。  

此次事件的调查才刚刚开始，我们期待联合调查组能给出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但调查不能仅仅止步于处理柳先生个人“吃空饷”的问题，更应顺藤摸瓜，去追问那背后一连串的“为什么”：

为什么违规调动能一路畅通？为什么六年不上班无人监管？为什么多次举报无人受理？为什么非要媒体曝光才“高度重视”？  

只有将这条从违规操作到监管失守，再到敷衍塞责的链条彻底厘清，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追责，才能打破“举报六年没人管，媒体曝光就重视”的荒诞循环，才能真正修补那些早已断裂的责任链条。（作者：宾语）（宾曰语云微信公众号：lzkj328）

宾语｜文

宾曰语云（ID：Lzkj328）｜出品

今天15：57，本号发布《对胡法官的惩戒请示严防死守为哪般？》。

刚刚，17：32，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情况通报》。通报全文如下：

投诉媒体的磁县法院和那位胡副院长，脸被打的生疼！

法官与原告同行、同吃、同烧香拜佛……当这样荒诞的情节真实发生在法院副院长身上，公众期待的自然是一场严肃的问责，一个明确的交代。

今天（3月27日），官方媒体大风新闻公开报道了这一荒诞事件。（点击查看：《县法院副院长办案期间与原告同行同吃同烧香拜佛？被告：启动惩戒但没结果；涉事法官：你找单位了解》）

然而，此前自媒体账号“律媒记录”发布《法官烧香拜佛接受宴请，请示背后司法叩问》一文后，却遭遇了双重投诉：

磁县法院以“内容未经授权”为由，称涉事文件系“内部文件，属工作秘密”；而涉事法官则以“侵犯名誉/隐私”为由，称文件中的个人信息“未经本人允许”被发至网上，且“存在基本事实不清”的表述“对身份构成抹黑”。

两份投诉，一份来自法院，一份来自当事法官，看似各说各话，实则殊途同归，都在试图将这份《关于提请对胡某法官启动惩戒程序的请示》重新封存回“内部”的黑箱之中。

平台方没有惯着他们，给出的回答是：“经审核，该投诉不符合法定处理条件，不予支持。”

投诉被驳回，说明平台也看明白了：一份涉及法官违纪、关乎司法公信力的惩戒请示，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工作秘密”；一个被查实的违纪行为，也不是靠“侵犯隐私”的投诉就能捂住盖子的。

必须厘清一个基本常识：工作秘密，不是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筐”。

《保守国家秘密法》第六十四条明确，工作秘密是指“机关、单位在履行职能过程中产生或者获取的，不属于国家秘密但泄露后会造成一定不利影响的事项”。

这里的关键是“一定不利影响”。如果公开这份文件，会造成什么“不利影响”，是影响国家安全，还是影响社会稳定？显然都不是。

真正“不利”的，恐怕是法院的“面子”，是涉事法官的“里子”，是这起事件一旦公开后可能引发的舆论追问。

把法官的违纪惩戒当成“工作秘密”来捂，与重庆捂盖那位《与他人通奸生子的女检察官》一样，本质上都是将内部监督异化为内部庇护。（请点击查看《突发！知名网友申请重庆市检察院公开女检察官与富翁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处分决定书》《突发！知名网友申请重庆市检察院公开女检察官与富翁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处分决定书》）

更扯的是，这份被法院称为“内部文件”的《请示》，本身就透露着种种不规范的草率。文件把“宴”字打成了“晏”字，抬头“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本该顶格书写，却被空了两格。

更关键的是，作为一份正式文件，它竟然没有编号，这是构成文件的起码组成要件。一份连基本格式都不规范的“内部文件”，如何让人相信它是经过严格程序生成的正式请示？

又或者，这恰恰说明，这份所谓的“惩戒请示”，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某种“非正式”的色彩，它或许从未真正进入过层报程序，只是一份停留在磁县法院内部的“纸面文章”？

发帖人李某此前的说法，或许印证了这一猜测。他称，这份文件出具后并未向邯郸中院提交。

如果属实，这意味着，一个已经被查实违纪的法官，其惩戒程序可能根本就没走出磁县法院的大门，就被“内部协调”掉了。而“工作秘密”这面挡箭牌，正好为这种“内部消化”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涉事法官以“侵犯名誉/隐私”为由的投诉，同样经不起推敲。文件中的个人信息，本是法院在履行惩戒程序时依法产生的公务信息，公开这些信息是为了接受监督、回应社会关切，而非出于非法目的。

至于“存在基本事实不清”的表述，恰恰是磁县法院自己在文件中写下的认定，如今却要被投诉为“基于被告主观描述所写，无事实依据”。

这究竟是自相矛盾，还是试图否认法院出具的文件？如果这份文件真的“无事实依据”，那磁县法院当初为何要出具？如果确有依据，那“抹黑”又从何说起？

把惩戒请示定性为“工作秘密”，把处分过程包装成“个人隐私”，这种双重遮蔽的操作，本身就是一种欲盖弥彰。

试想，如果这份文件真的只是一份普通的内部工作文书，法院何须如此紧张，以至于要专门投诉自媒体？如果惩戒程序正在依法推进，何不大大方方地告知公众进展？真正需要“保密”的，恐怕不是文件本身，而是文件背后那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惩戒现实，一份正式的惩戒请示，可能从未真正启动过。

这种“纸面惩戒”的危害，远不止于一个胡某是否受到了应有处分。它损害的是整个司法惩戒制度的严肃性，侵蚀的是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

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印发的《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设计了一套层层上报、专业审查的程序，其目的正是为了确保惩戒的公正性和透明度。然而，如果这套程序在“内部文件”“工作秘密”的包装下变得不透明，如果公众无从知晓惩戒是否真正启动、是否真正落实，那么再完善的制度设计也不过是“纸面文章”。

诚然，并非所有内部文件都适合公开，但惩戒法官绝非可以“内部消化”的小事。当一位法官被查实与原告同行同吃、同烧香拜佛，当他的行为已经导致相关案件启动再审、撤销原判，这起事件早已超出了“内部管理”的范畴，进入了公共利益的领域。

公众有权知道：涉事法官是否已经被调离审判岗位？是否退出了法官员额？党纪警告和政务警告处分是否已经记入档案？这份《关于提请对胡某法官启动惩戒程序的请示》，究竟有没有层报上级？

——这些问题的答案，关系到司法惩戒制度的严肃性，也关系到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如果惩戒程序在“工作秘密”的包装下变得不可知、不可问，那么公众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一场“纸面惩戒”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把惩戒请示当成“工作秘密”来捂，比违纪行为本身更值得警惕。违纪是个别法官的问题，而用“保密”来遮掩违纪、用“内部文件”来阻断监督，则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问题。

当一份正式的惩戒文件可以被随意定性为“工作秘密”，当惩戒程序的推进可以因“内部协调”而停滞，当违纪处分的正式文书可以不对当事人出具，司法系统的自我净化能力就会受到根本性质疑。

而搬出《保守国家秘密法》第六十四条来为这种见不得人的行为背书，更是在消解法律的严肃性。它不是在依法用法，而是惊慌之间拿块遮羞布，遮羞的同时，还想让舆论噤声。法律是用来保护国家秘密的，不是用来为不法行为遮羞提供借口的。

平台方驳回投诉的决定，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来自外部的纠偏：当法院试图用“工作秘密”捂住盖子，当法官试图用“侵犯隐私”阻断监督，平台用“不符合法定处理条件”的审核结论，给了公众一个基本的判断。有些事情，不是想捂就能捂住的。

回到这起事件的核心：惩戒法官，究竟应该止步于一份“内部文件”，还是要真正落到实处？答案不言自明。

司法公信力不是靠“捂盖子”捂出来的，也不是靠“工作秘密”遮出来的，更不是靠“侵犯隐私”的投诉挡回去的，而是靠一个个秉公裁判的案件、一次次毫不含糊的自我纠错积累起来的。

把惩戒请示锁在档案柜里，把处分决定藏在“工作秘密”的面纱下，或许能暂时保住一时的“面子”，但失去的，是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

惩戒制度的“靴子”不能永远悬在半空，更不能在“内部文件”的包装下不了了之。《关于提请对胡某法官启动惩戒程序的请示》，不应该是“内部消化”的废纸，而应该是启动问责的第一声号角。

公众期待的，是这声号角能够真正吹响，而不是被“工作秘密”四个字捂住，成为一出“纸面惩戒”的哑弹。（作者：宾语）（宾曰语云微信公众号：lzkj328）

来源 | 宾曰语云  ID号：lzkj328

编辑 |夏荷 

审稿 |宾语

出品 | 宾曰语云  ID号：lzkj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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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难得君

我真没想到，一起交通事故能演变成一部悬疑剧。

一开始刷到这条新闻，我以为就是普通的“路怒族”又上头了，无非是别车、追尾、扯皮、理赔。

可当我顺着大象新闻的报道往下扒，越扒越心惊，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2025年12月10日，长春市民吕先生开车经过朝阳区新民广场转盘，结果前面那辆黑色路虎像抽风一样，一分钟之内连续8次急刹、。对，你没看错，一分钟，8次。

第8次急刹之后，“砰”——了。

行车记录仪把整个过程拍得明明白白。路面没堵，前车没故障，司机没发病，就是单纯地、恶意地、一次又一次地把后车往死里别。

我当时看完就一句话：这不送进去？

交警赶到现场，看了视频，当场认定：“这已经不是普通事故了，涉嫌危险驾驶。”

按理说，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接下来就该是立案、抓人、判刑一条龙。毕竟《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摆在那儿：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全国各地因为开斗气车被送进去的案例还少吗？

可神奇的事情来了。

交警想移交案件，派出所不收。交警找法制大队，法制大队不接。吕先生自己跑去报案，派出所总算立了个行政案件。结果到了2月3日，区分局直接一纸文书下来：没有违法事实，终止调查。

没有违法事实？

我再回头看了一遍视频：一分钟别停8次，这叫没有违法事实？那请问，得别成什么样才算有违法事实？是不是得把人撞下高架桥才算？

吕先生彻底懵了。

4S店定损出来，修车要将近10万，车还有折旧损失大概6万。保险公司一句话怼回来：有明显侵权人，我们不赔。

证据摆在眼前，交警都说涉嫌危险驾驶了，结果到了分局那儿，连“违法”都不算。吕先生有理没处说，有冤没处告，16万就这么打了水漂？

事情闹大之后，更魔幻的来了。

3月18日，大象新闻把这事报了出来，全网炸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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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7点40分，吕先生家的门被敲响了。

据吕先生描述，一名自称是桂林路派出所的民警站在门口，要进屋“面谈”。吕先生不知道真假，不敢开门。结果这位“赵警官”在门口杵着不走，一直站到下午1点多。

整整6个小时。

吕先生没办法，只能拿扫把抵住门。从他拍的视频里能听到，防盗门被外力拽得嘎嘎响，他双手死死拉着门把手，脸都憋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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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点23分，吕先生实在扛不住，打了110。派出所民警过来，才把敲门的人劝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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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后来打电话去问派出所，对方承认：“敲门的确实是我们长春市公安局的民警，找吕先生是正常办案。”

我就想问一句：正常办案，需要敲6个小时的门？

更绝的是，吕先生和他妻子的电话被人泄露出去了。自称路虎车主妈妈的人，还有一堆陌生号码，轮番打电话“轰炸”，说要“见面商量解决”。吕先生吓得连理赔款都不敢收：“我怕收了钱，他反手告我敲诈。”

这事儿发展到这儿，已经不只是别车的事了，这是把人往绝路上逼。

好在长春市公安局法制支队3月3日给了个刑事复议决定书，明确写了四个字：原不予立案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责令重新调查。

3月19日，朝阳区司法局也打电话给吕先生，说证据材料已经审查得差不多了。

同一天，长春市公安局发通报：立为刑事案件，孙某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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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一个一分钟别停8次、行车记录仪拍得清清楚楚的事，怎么就能从“涉嫌危险驾驶”一路降到“没有违法事实”？

怎么就能让一个受害者被堵在家里6个小时不敢出门？

怎么就能让夫妻俩的电话被人随便往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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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里有一段话，我看完心里堵得慌：“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不会遇到大案要案，对公平正义的感知，恰恰藏在一次交通事故的公正认定中、一次邻里纠纷的妥善调解中、一次民生诉求的及时回应里。”

说得太透了。

对普通人来说，我们这辈子可能都不会碰上什么惊天大案。我们对这个社会的信任，就来自于这些“小事”：出了事故有人管，受了欺负能讨说法，证据确凿的时候，法律能站出来说话。

可如果连这些小事都要反复折腾，都要受害者拿扫把抵着门才能扛过去，那我们还能信谁？

吕先生最后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掉：“我今天就要去买摄像头装在家门口，现在在家里都感觉不安全了。”

一个遵纪守法的普通人，被逼到要在自己家里装摄像头防着“办案人员”。这画面，刺眼吗？刺心吗？

长春这起案子，最后立了刑事案件，路虎车主也被抓了。

如果没有新闻的曝光和全网的舆论，会是什么结果呢？

那些6个小时拽门的人呢？那些把受害者电话往外泄的人呢？那些当初一句“没有违法事实”就让16万损失无处申冤的人呢？

谁给他们一个说法？

这位路虎车主孙某某，究竟是什么来头，有这么大的能量，难道又是一个“孙小果”？

最后说一句：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很多人直到这一次才突然意识到一件事：香港的金融市场，是真的会抓人的。

3月10日到11日，香港廉政公署与证监会联合发起了一场代号为“导火线”的行动。两天之内，搜查14个地点，拘捕8人，其中包括两家中资券商的高层人员以及一家对冲基金负责人。

随后，事情才逐渐浮出水面：被卷入风暴的，是中信证券香港子公司和国泰君安国际。国泰君安香港的ECM主管潘举鹏被直接从家中带走；中信证券香港子公司也有员工被廉署问话。

这事儿，很大。

因为这是一场金融犯罪案件——内幕交易加利益输送。

另外让人震惊的是，涉案金额只有区区400万港元的贿赂，但通过内幕消息操作，对冲基金就靠这消息赚走了3.15亿港元。

有内幕信息，就是这么牛。

很多人看到新闻时，可能并不清楚ECM是什么。

ECM，全称Equity Capital Market，也就是股权资本市场部门。这是券商投行体系中最核心、也最危险的位置之一。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帮企业融资，帮资金找到投资标的。

这个看似简单的工作，意味着他们每天都在接触市场最敏感的信息：哪家公司要配股、什么时候配股、配多少、定价是多少、哪些机构会参与。

这些信息一旦提前泄露，市场就会出现剧烈波动。

就像这次案件中的操作模式，其实非常典型。

第一步，对冲基金通过券商内部人员拿到配股信息；第二步，在消息公布前做空股票；第三步，上市公司宣布配股，股价下跌；第四步，对冲基金平仓，利润落袋。

整个过程当中真正值钱的，是时间差。因为在资本市场里，谁先知道信息，就意味着谁可以凭空财源滚滚来。

根据廉政公署披露的细节，这次是一家对冲基金的老板，向券商ECM部门人员提供超过400万港元贿赂，换取上市公司配股的机密资料。这些信息还没公开，对冲基金就已经在市场上布好空头仓位。

等配股公告一出，股价下跌，利润就会自动兑现。

最终，这家对冲基金通过这些交易赚取了3.15亿港元。这其实是金融市场里非常经典的一种套利模式，问题在于，它只有在内幕交易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因为正常投资者是拿不到这些信息的。

这也是为什么全球所有成熟资本市场，对内幕交易的处罚都极其严厉。

因为内幕交易破坏的是市场最核心的一条规则：信息公平。一旦市场参与者普遍认为“有人提前知道消息”，那么市场就会失去信任基础。资本市场最怕的不是亏钱，而是规则被破坏。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件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其实不是内幕交易本身，而是香港真的动手抓人了。

某些券商，还在把A股惯着他们的那一套照搬到香港去，以为自己只是“日常操作”，没想到香港是要真正执法的。

在那儿，没人惯着你。

很多人对香港金融市场一直存在一个误解，觉得那里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地方，监管可能比较宽松。事实恰恰相反，香港的资本市场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传统——监管极其严格。

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内幕交易属于刑事犯罪。公诉定罪最高可罚款1000万港元并监禁10年；即使简易程序定罪，也可能面临100万港元罚款和3年监禁。

香港还有一个和内地非常不同的制度：机构高管也要承担责任。如果公司内部发生市场失当行为，而高管没有建立足够的合规机制，他们同样可能被追责。

这也是为什么香港金融机构内部的合规体系非常复杂：从交易监控、信息隔离到电话录音、邮件审计，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防止内幕交易。

但即便如此，人性的诱惑仍然存在。

这次事件之所以引起巨大关注，还有一个原因——涉事的两家机构都是中国头部券商。中信证券和国泰君安都是中国投行业务的重要力量，也是近年来大力推动国际化扩张的代表机构。

尤其是香港市场，一直是中资券商“出海”的桥头堡。过去几年，中资券商在港股承销中的份额不断提高，中信证券香港子公司参与了数十家公司的承销，国泰君安香港也承销了多家IPO项目。

但这次丑闻，无疑给这种扩张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资本市场最看重的不是规模，而是信誉。一旦被贴上内幕交易的标签，机构形象很难恢复。在金融行业里，一次丑闻往往需要很多年时间才能修复。

这种故事其实挺常见的——比如中国大妈在欧美警察面前闹，以为也能按闹分配，结果却是自己被抓了。

到了法治社会，还搞自己以前那一套，图样图森破了。

很多从内地来到香港金融行业的人，往往会经历一个认知冲击。在一些地方，规则有时候是可以“商量”的，但在香港，很多规则是不能碰的红线。内幕交易、利益输送、市场操纵，这些事情一旦被抓到，几乎没有任何回旋空间。

法律就是法律，能回旋，那就不叫法律。

廉政公署不会因为你是大机构员工就网开一面，也不会因为你是投行精英就手下留情。

法律面前，没有所谓的金融精英，只有犯罪嫌疑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香港金融从业者常说一句话：在香港做金融，你可以赚很多钱，但你必须守规矩。

在一些环境下，很多事情可能可以模糊处理，“罚酒三杯”。

但在香港金融市场，规则就是规则。你是中资券商高管也好，投行明星也好，只要触碰内幕交易这条红线，结局往往只有一个——被抓。

这也是香港金融体系几十年能够保持国际信誉的重要原因。资本市场的信任，从来不是靠口号建立的，而是靠一次次严格执法，一次次毫不留情的调查，一次次让违规者付出代价，慢慢建立起来的。

在香港，可没人惯着你。金融市场可以给你巨大的财富，也会给你极其严厉的惩罚。

规则一直在那里，只不过有些人，直到被带走的那一刻，才真正意识到它的存在。

·END·

其实说起来，人活在世上有很多的身不由己，多多少少都会干一些违背内心正义价值的脏活儿。区别在于：

大多数人是被迫干脏活儿，面对违背良心公理的事，如果没有近在眼前的受害者，如果事情的后果不算很严重，如果看到社会上好多人都这么干，那也就闭着眼做了。执行的时候，总归要留点余地，毕竟是坏事，糊弄着能交差就行了，下手不至于太重。而且做完坏事之后，正常人难免是会有些愧疚的。

比如很多给病人开中成药的医生就是这样一种心态，知道这些玩意儿没什么用还费钱，但为了科室的指标和自身的利益，还是随大流开进病人的处方里，反正一般也出不了什么大问题。更关键的是，开这些没用费钱的中成药同时，医生也会给患者开点真能治病的药，不至于把患者往死路上推。

还有很多人呢，早就把良心啊，道德啊这些感受给磨没了。做事情的时候，不太去考虑它脏不脏，坏不坏，反正就是一份工作，拿钱办事，不去想有的没的。但是作为稍有正常情感和判断力的人类，自己做的事情能不能上得了台面，会不会被戳脊梁骨，心里总归还是有点数的。执行的时候虽然可以用“听命行事”来消解负疚感，但也不至于主动作恶，不会把坏事做绝。

比如那些负责在京城截访的差役，那些拿着文字狱圣旨抄家抓人的东厂鹰犬，它们心里大概率是没什么负罪感的，毕竟良心指数这么高的人在这种岗位上也待不了几天。但是凭文字狱抄家抓人的时候，常规的鹰犬可能会趁机中饱私囊，趁机敲诈勒索，但不至于把人80岁的远房表叔抓起来。圣旨都没说诛九族呢，主动去抓远房亲戚就把坏事做得太绝了，一般不至于。

但林子大了吧，就什么鹰犬都有。现实中还真有那么一小撮内心扭曲变态的鹰犬，不仅会心安理得地帮权贵干脏活儿做坏事，而且还会主动加码。

打个比方，在柏林墙负责阻击翻越围墙民众的那些士兵，职责所在，不得不开枪。主动把枪口抬高一寸的，可以称之为良知未泯，瞄准开枪的，可以称之为被体制洗脑的机器。但还有一些士兵，不仅瞄准击杀那些翻过了围墙的人，还把枪口对准墙头上因恐惧正往回撤退的人，这就是毫无必要的主动作恶，就是典型的心理扭曲变态。

基本常识的老读者都知道，我写的文章经常会被删，谁让我总是忍不住瞎说大实话呢？上面不想听大实话，安排鹰犬来删掉我的文章，虽然我心里不痛快，但总归还是一个能接受的局面。

文章没了，我就知道这个话题不让写了，通常也不会再写一篇非把自己撞个头破血流。负责执行干脏活儿的鹰犬完成了平息负面舆情的任务，足够交差复命，我的账号还在，明天还可以在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话题上发挥一点点价值，就是这么个诡异的平衡。

但是，总有那么一小撮心理扭曲变态的鹰犬，不满足于只是平息负面舆情，还要在此基础上主动作恶，加码作恶，非要给账号追加一个封号禁言的处罚。开枪击毙不算，还要踏上去踩几脚。

这就是春节前发完某博物院的评论文章后，基本常识15天没能和大家见面的原因。

最关键的是，这种主动作恶除了满足执行者变态的权力发泄欲望之外，其实并不能给这些鹰犬带去任何额外的收益，纯属损人不利己。

对我来说，这就不仅仅是大环境下的遭遇，而是记下了一笔私仇。

1970年3月5日，年仅27岁的遇罗克在北京被枪决。

他的一生短暂却如一道闪电，划破了那个黑暗年代的思想沉寂。他留下的《出身论》，不仅是一篇文章，更是一次对不公制度的勇敢挑战。半个世纪过去了，遇罗克的名字早已从“反革命分子”被重新定义为“思想的先驱”，但令人悲哀的是，他所批判的“血统论”幽灵，却以另一种形式——体制内的“近亲繁殖”——在今日的社会肌体中悄然复活。

01 遇罗克与《出身论》：为平等而呐喊的思想火种

在“文革”初期，极端的“血统论”甚嚣尘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叫嚣横行于世，无数青年因“出身不好”而被剥夺受教育、参军、就业的权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遇罗克以惊人的勇气写下《出身论》，直斥“唯成分论”的荒谬与不公。他指出：“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特权，都是不合理的。”他主张，评价一个人，应看其现实表现，而非家庭背景；社会不应以“出身”来预判命运，而应以能力与品德为尺度。

《出身论》如一颗思想的炸弹，在沉闷的意识形态铁幕中炸开一道裂缝。它不是煽动仇恨，而是呼唤理性与公正。然而，这束光太刺眼，太危险。遇罗克因此被定为“反革命”，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02  “近亲繁殖”：体制内的隐形世袭制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不再公开谈论“血统”“出身”，但一种更为隐蔽、更为制度化的“出身决定论”正在央企、国企、机关单位中蔓延——这便是“近亲繁殖”。

所谓“近亲繁殖”，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指在体制内招聘、晋升、资源分配中，大量存在“内部推荐”“子弟安置”“关系优先”的现象。一些单位的岗位，尤其是关键岗位或“好岗位”，往往优先向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故旧开放；招聘程序形同虚设，“萝卜招聘”“量身定制”屡见不鲜；一些“子弟”尚未毕业，工作已“内定”；一些岗位甚至形成“家族式”占据，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这种现象在能源、金融、交通、通信等垄断性央企和地方国企中尤为突出。某地曾曝出“一人入职，全家进编”的案例；某央企被查出多名高管子女集中入职同一部门；某机关单位连续多年招聘人员均为内部职工亲属……这些并非孤例，而是系统性问题的冰山一角。

03 反社会、反文明的制度性丑陋

“近亲繁殖”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腐败，是对社会公平的公然践踏。它反社会，因为它堵塞了寒门子弟的上升通道，使“努力改变命运”成为一句空话；它反文明，因为它将公共岗位私有化，把国家资源当作家族福利，是对现代治理精神的彻底背叛。

更严重的是，它正在制造新的“阶层固化”。当权力与资源在少数人手中代际传递，社会流动性被严重削弱，阶层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这不仅违背了“机会公平”的基本原则，也侵蚀着社会的信任基础。年轻人会问：如果拼爹比拼搏更重要，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如果规则只为少数人服务，我们为什么还要遵守？

这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治理危机。一个被“关系”主导的组织，必然滋生平庸、惰性与腐败。有能力者被排挤，无能者因“背景”而高居，最终损害的是公共利益与组织效率。当国企因“近亲繁殖”而人浮于事、创新乏力，当机关因“裙带关系”而执行力低下、公信力受损，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从何谈起？

04 遇罗克已逝，但公平之问永存

遇罗克死于1970年，距今已五十多年。他用生命捍卫的，是“不以出身论英雄”的基本尊严。然而今天，我们却在另一种“出身”——权力出身、关系出身——面前低头。这不仅是历史的讽刺，更是社会进步的警讯。

我们纪念遇罗克，不应只是在纪念馆里献上一束花，更应以行动回应他的追问：我们是否真正建立了一个公平、开放、有尊严的社会？

遇罗克用生命点燃的火种，不应在时代中熄灭。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不是一个“拼爹”的社会，而是一个“拼才”的社会；不是一个被关系网束缚的体制，而是一个让每个人都能凭能力发光的舞台。

“近亲繁殖”不是传统，而是毒瘤；不是“人情”，而是不公。它与遇罗克所批判的“血统论”一脉相承，只是换了一身外衣。唯有彻底清除这种反社会、反文明的陋习，我们才能真正告慰那些为公平而牺牲的灵魂。

让制度回归公正，让机会回归平等——这，才是对遇罗克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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