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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V-Dem学术自由指数：全球学术自由连续十年下滑，中国学术自由度低于阿富汗、古巴

近日，民主多样性研究所 (V-Dem) 与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 (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FAU) 发布了2026全球学术自由报告。结果发现，“过去十年中，学术自由在50个国家出现下降，而仅有9个国家有所改善”，且“在（下降的）多数国家中，所有维度的学术自由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中国排名倒数第十，低于阿富汗和古巴等国。

报告封面

报告首先将学术自由界定为一个“多维度概念”，既包括“研究与教学自由、学术交流与传播自由、学术与文化表达自由”，也包括制度层面的“大学自治与校园完整性”等。其中，“制度性自主 (institutional autonomy) 被广泛认为是保护个体学术自由的基础”，且数据表明，“制度性自主水平越高，学者自由保护越强”。

从时间维度看，学术自由的变化呈现出明显趋势。报告指出，“学术自由自2012年前后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下降”，并在随后十余年持续走低。这一趋势在“亚洲、中东及北非地区尤为明显”，而经过人口加权后，全球范围内的学术自由下降“更为显著”。

具体到各项指标，报告指出，在2015至2025年间，“研究与教学自由在51个国家显著下降”，“校园完整性在51个国家下降”，“学术交流自由在47个国家下降”，“学术与文化表达自由在46个国家下降”。相比之下，“制度性自主的下降略少，但仍有43个国家出现显著下滑”。

在国家分布上，报告通过排名将各国划分为不同区间。其中，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为捷克、爱沙尼亚、比利时、牙买加、斯洛文尼亚、瑞典、洪都拉斯、塞舌尔、拉脱维亚、爱尔兰。另一方面，学术最不自由的前10个国家为：缅甸、厄立特里亚、朝鲜、南苏丹、白俄罗斯、伊朗、土库曼斯坦、沙特阿拉伯、中国、埃及。

此外，在该指数中，美国已跌至全球后40%区间。报告特别指出，“美国高校自治的下降趋势”，并将其与欧洲和北美其他民主国家的保护水平，以及匈牙利、印度、土耳其等“正在威权化或已转型的民主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这些比较表明，“美国大学自治的下滑速度异常迅速且幅度显著”。在亚洲地区，台湾仍处前30%，香港则落入后30%，表现最好的是韩国，进入全球前20%梯队。

报告指出，学术制度是影响学术自由的最重要原因。虽然制度性自主下降的国家并不是最多的，但是当制度性自主不足时，“政府可以通过领导任命、条件性资金与行政干预等方式施加影响”，包括“对招生、教师聘用与研究内容的控制”。这种方式使得“即使缺乏直接压制，学术自由仍可能被间接削弱”。

进一步而言，报告强调制度环境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关联。通过对179个国家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制度性自主与研究与教学自由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91）”，说明“制度层面的削弱往往直接转化为个体学术自由的下降”。

这一机制也体现在更广泛的制度变化之中。报告指出，当制度性自主减弱时，“外部行为体可以通过资金、任命与治理结构施加间接控制”，从而“在不依赖显性压制的情况下侵蚀学术空间”。与此同时，“校园空间的安全性与独立性也受到影响”，包括监控与非学术干预的增加。

最后，报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变化并非孤立现象。“学术自由下降已成为跨区域趋势”，“更多国家呈现下降而非改善”。V-Dem 警告，这一趋势意味着知识生产与传播环境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国际社会需要予以重视。

二、中国传媒计划：中国外宣体系改革，地方政府加入大外宣行列

今年2月，中国传媒计划 (China Media Project) 发布了一份报告，系统梳理了中国近年来对外传播体系的结构性转型。结果指出，自2018年以来，中国“已从胡锦涛时代以中央媒体为核心的‘大外宣’模式，转向一种协调化、多层级的传播体系”，并将这一新模式概括为“集中化+” (Centralization+)。报告称，这一体系“在保持党的集中控制的同时，通过省、市、县各级机构展开分布式信息行动”，其核心执行单位是遍布全国的“国际传播中心” (ICCs)。

报告封面

报告强调，这一转型与中共长期追求“话语权”的战略目标密切相关。习近平多次将国际传播能力视为“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的关键，并将其与政权安全、发展稳定直接关联。“外部信息空间的状况，在领导层看来，已成为国内最紧迫问题之一。”

不同于以往由新华社、CGTN等中央媒体主导的对外传播模式，新模式更强调“分布式执行”。报告指出，该体系“将操作能力分散到各级地方机构，同时维持中央统一指挥”，并通过“区域定向传播”和“多语种、多平台内容生产”，实现对不同地区受众的精准触达。

在具体实践中，报告通过多个案例展示这一体系的运作方式。以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为例，该中心在成立半年内即整合省、市、县三级资源，形成“中央厨房式内容生产机制”，并通过与中央媒体、外国机构及高校合作，推出多项“面向国际受众的内容项目”。报告指出，这类中心通过任命“全球文化大使”等方式，“将外国个人纳入传播体系，以增强信息的亲和力与可信度”。

在区域定向传播方面，广西国际传播中心针对东盟国家，提供多语种内容并组织媒体合作项目，其目标是“讲好中国与广西故事，服务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黑龙江面向俄罗斯与韩国的传播项目，则通过本地化内容和社交媒体账号运营，“将中国叙事嵌入特定区域的信息环境”。

报告还指出，这一体系不仅限于媒体机构，还延伸至学术与社会层面。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 (ICSF) 已在全球设立多个研究中心，通过与海外高校合作，“将中国治理理念嵌入国际学术与政策话语”。报告称，这种模式“使本地学者转变为‘中国知识的传播者’”，从而在更隐蔽层面塑造舆论环境。

然而，报告同时指出，这一体系存在明显局限。首先，部分地方机构呈现“运动式治理”特征，即为响应政策号召而迅速建立，但缺乏长期战略与执行能力。其次，在内容层面，许多对外传播仍停留于“内宣外翻”，缺乏对国际受众的理解。报告指出，这种内容“往往缺乏情感共鸣，甚至导致误解”。

此外，尽管部分账号拥有大量粉丝，其实际互动率却较低，显示传播效果与投入之间存在落差。报告总结称，这一体系“在规模与资源上体现出高度动员能力，但在真实影响力上仍面临结构性挑战”。

总体而言，该报告认为，中国的对外传播已从“集中式媒体输出”演变为“集中控制与分布执行相结合的复杂网络”，其影响不仅体现在信息传播本身，更在于通过媒体、学术与社会网络的交织，逐步重塑全球信息环境。

三、贝塔斯曼民主转型指数：中国为强硬专制政体，并向其他威权国家提供支持

3月26日，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 (Bertelsmann Foundation) 发布了2026转型指数报告（BTI 2026）。这一指数旨在衡量非民主国家向民主转型的程度。结果发现，“全球民主标准与市场经济原则持续受到侵蚀”，其中中国在这一趋势中不仅是“典型案例”，也是“区域秩序重塑的重要推动者”。

报告封面

报告显示，全球政治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如今56%的国家处于威权统治之下”，其中“三分之二属于高度压制型政权或失败国家”，“强硬专制政体比例已升至38%”。与此同时，“选举从未如此不公”，“言论、结社与新闻自由降至过去二十年来最低水平”。

报告指出，民主倒退的核心机制包括“政治参与权利的收缩”与“法治的系统性削弱”，具体表现为“选举、集会与表达自由的限制”，以及“司法独立、权力制衡与民权保护的侵蚀”。报告总结称，“民主倒退与威权巩固已成为过去十余年的主导趋势”。

例如，在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反对派候选人被逮捕或禁止参选”，使选举“在投票前已决定结果”。在格鲁吉亚与塞尔维亚，执政党通过制度操控削弱反对派，两国因此被重新归类为威权政体。这些案例共同体现出，“选举逐渐转变为预设结果的合法性仪式”。

在亚洲，中国被明确归类为“强硬专制政体”。报告指出，这类体制通过“精英整合、社会控制与合法性建构的结合，使政权成为‘唯一游戏规则’”，而中国在这一类别中具有代表性。报告写道，“在习近平领导下，权力集中与个人化程度不断增强”，体现出“在稳定中持续强化威权结构”的路径特征。

报告指出，中国的威权稳定更多建立在制度整合与长期治理能力之上。中国通过“精英整合与制度控制”实现权力集中，并未表现为剧烈政治波动，而是“在持续稳定中推进权力集中与结构重塑”。同时，“市场导向要素正被进一步纳入国家控制框架之中”，显示出制度路径的渐进调整。

此外，中国的影响也超越国内层面。“中国作为发展融资、政治支持与意识形态参考的提供者，正在重塑印太地区秩序”，并“挑战西方长期主导的治理范式”。这一变化使区域国家“能够在多元伙伴之间进行更具对等性的谈判”，同时也“削弱了西方推动民主与市场改革的能力”。

在经济层面，报告表示，中国呈现出一种“国家主导与市场机制并存的混合模式”。“在半导体、金融与房地产等关键领域，国家控制持续加强”，同时“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继续获得支持”。然而，报告也表示中国正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包括“地方政府债务上升”“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风险积累”，以及“产权制度虽形式上存在，但最终仍从属于政治优先事项”，这些因素为长期经济转型带来不确定性。

虽然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民主倒退，然而报告也强调“抵抗仍在持续”。在塞内加尔，宪法法院阻止总统推迟选举；在斯里兰卡，抗议促成政权更替；在巴西与波兰，新政府“在公民社会支持下推进再民主化改革”。这些案例显示，“民主制度可以迅速被削弱，但其重建往往缓慢而艰难”。

最后，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表示，目前的民主转型运动呈现出“压制与抵抗并存”的全球图景。在这一图景中，中国不仅是“威权治理巩固”的代表性国家，也是“区域与全球秩序重塑的重要力量”。报告所揭示的，不只是单一国家的路径，而是一种正在扩展的制度逻辑——其影响，正持续塑造当代世界的政治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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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之家：中国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审查与专制持续强化

3月19日，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发布了最新的2026世界自由度报告。结果指出，全球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已连续第20年出现下滑，民主制度正面临持续性压力。其中，中国得分仅为9分（满分100分），继续被列为“不自由国家”。

报告封面

自由之家发现，2025年共有54个国家出现自由度下降，仅35个国家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全球超过40%的人口所在国家经历了自由状况恶化。报告指出，这种长期恶化主要由四类因素推动：“武装冲突、政变、民主体制的瓦解，以及威权政府镇压的加剧”。

在最新的自由度排名中，最自由的国家分别为芬兰、新西兰、挪威、瑞典和爱尔兰，而最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则为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南苏丹、西藏、苏丹、土库曼斯坦、加沙地区、厄立特里亚和朝鲜等。据悉，自由之家将西藏单独列为一个研究地区，其自由度得分为0分，甚至低于朝鲜，更低于中国其他地区。其中，西藏的政治权利得分更是为负数，只有-2分。

在中国方面，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 (CCP) 继续对中国民众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施加重大控制”，并列举了包括“起诉记者、镇压规模虽小但日益增多的抗议活动，以及限制国际旅行”在内的多种控制手段。

在具体案例方面，报告提到了公民记者张展的遭遇：“活动人士兼公民记者张展……被判处四年监禁”。自由之家指出，中国长期处于高度审查体系之下：“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对中国媒体格局施加了重大控制……审查力度自此不断加强”，特别是在互联网领域，审查机制日益“技术化”。报告引用数据表示，中国媒体自由度已经“在2018年降至4分制中的0分”，表明其新闻环境已处于最低水平。

不过，报告也提到在高压环境下仍存在有限的社会反应空间：“即使在中国，公民也一直在寻找途径发布独立报道并表达异议。”数据显示，这种表达与抗争在近年有所增加：“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的中国异议监测项目记录了近1,400起抗议活动……增长了45%”，且已连续六个季度同比上升。

而在民主国家方面，自由之家指出，美国、保加利亚和意大利出现明显倒退。比如，美国因“立法失能与行政主导”以及对表达自由的压力增加而下降3分。

此外，报告总结称，在过去二十年中，多项基本权利遭到侵蚀，其中“媒体自由、个人表达自由和正当程序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在媒体领域，各国通过“法律骚扰……审查……逮捕和监禁记者”等手段削弱新闻自由；在言论领域，“数字监控”与刑事指控产生了“寒蝉效应”；在司法层面，政府加强对法院和执法系统的控制，使其成为打压异议的工具。

最后，自由之家警告称，随着民主国家减少对外援助、削弱国际合作并回避对不公正选举的批评，“世界可能会面临一个由日益嚣张的独裁者主导的危险未来”。

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暂无证据显示中国计划2027年攻台，但仍持续强化对台军事压力

3月19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DNI) 发布了《2026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中国虽持续强化对台军事能力，但“尚未显示出将在2027年发动入侵台湾的明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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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强调，中国仍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但更倾向通过非军事方式推进统一。同时，中国也“保留使用武力的选择”，并持续进行军事准备。在具体手段上，美国情报界指出，北京正在加强“该岛周边的军事行动和灰色地带行动”，包括军演、空海巡航以及其他非直接冲突形式的压力。

报告同时指出，攻台行动本身具有高度风险，“两栖突击被视为风险较高”，尤其是在美国可能介入的情况下，这也是中国暂未采取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更广泛的安全评估中，美方认为中国仍是美国面临的主要战略挑战之一，特别是在网络、太空及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不断加剧。报告提到，中国正持续发展相关能力，并试图在多个关键技术领域扩大影响力。

与此同时，区域安全环境仍在持续紧张。报告指出，中国对日本等周边国家的“胁迫性压力……预计将加剧”，并可能在2026年继续升级。

对此，中国官方回应则称，有关“攻台时间表”的说法属于夸大威胁，并强调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最后，报告仍将台湾问题视为未来最可能引发大国冲突的核心风险之一，依然需要持续关注和警戒。

三、昆西研究所：切断中美科研合作可能适得其反，美国或削弱自身创新优势

3月12日，昆西研究所 (Quincy Institute) 发布了一份报告《中美人才竞争与美国国家利益》。报告发现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近年来美国试图限制与中国的科研合作，但这种“去合作化”政策很可能会削弱美国自身的科技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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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华盛顿将美国科学与中国隔绝开来的努力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的”，作者警告称，这一政策“可能正在悄然瓦解美国最强大的战略资产之一”。

报告的核心观点是，美国的决策者应该将中美“人才竞争”理解为制度竞争，而非零和博弈。“对个体科学家而言，这并非一场零和竞赛，而是不同体系之间的角逐”。在这一体系中，美国长期优势来源于其开放性。报告指出，美国科研体系具有独特的“捕获效应”，即“吸引高素质的外国留学生，使其融入……留住其中许多人……并将他们的贡献转化为国内的科研成果”。

这一机制在中美关系中尤为明显。文章特别指出，中国学生和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美国科研能力的核心地位”，在实验室、研究项目以及科研产出中发挥关键作用。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的数据就显示，“85%至95%的中国STEM博士毕业生在美国停留了至少五年”，形成了稳定的人才输送管道。报告特别强调，这种开放并非“善意施舍”，而是美国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此外，中国留学生不仅支撑科研体系，还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文章指出，他们“每年通过学费和当地消费为当地经济贡献数十亿”，并在劳动力市场中填补关键技术岗位空缺。

然而，作者指出，近年来的政策变化正在削弱这一优势。报告认为，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的广泛限制措施“适得其反”，不仅削弱美国科研能力，还可能加速中国的“自力更生”。

尽管报告承认部分领域确实存在风险，例如“先进半导体”与“军用人工智能”等敏感技术需要加强管控，但其同时强调，针对国籍的全面限制并非有效手段，而需要更多有针对性的政策。

最后，作者总结道，美国当前政策一方面会减少高端人才流入，另一方面则会促使中国加快构建自主科研体系，从而削弱美国长期依赖的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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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ooks Review（中国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国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 (The Wire China) 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 (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中国AI模型国际扩张之际，审查机制与官方叙事一同向世界输出

人工智能 (AI) 正在迅速成为全球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的AI模型也逐渐走向世界，被一些西方国家的用户所接受。

然而，中国问题研究者莎拉·库克 (Sarah Cook) 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用了至少三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开发的大语言模型在输出信息时，往往同时嵌入政治宣传与内容审查机制，这种影响正随着中国AI产品的全球扩散而扩大。

莎拉·库克专栏UnderReported China截图

文章指出，研究者在测试中发现，这些模型在涉及政治、安全或国际议题时，经常提供带有明显倾向的回答。库克写道，这些模型“嵌入了中共的内容控制机制”，其影响范围已经超出中国国内政治议题，延伸到欧洲与美国的安全问题。比如，在爱沙尼亚外国情报局2026年发布的国际安全报告中，研究人员发现：“在讨论与爱沙尼亚安全相关的问题时，DeepSeek 会隐瞒关键信息，并在其回答中插入中国宣传内容。”

其他两份报告分别是：非营利组织“政策基因组” (Policy Genome) 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描述所做的简要审计，以及由瑞典心理防御局发布、由中国媒体项目 (CMP) 研究人员撰写的更为详细的研究报告。

作者在仔细阅读了近日发表的这三份报告后，总结了“与中国来源的大型模型相关的四个关键动态”。

首先，这些模型经常融入中国官方宣传，有时甚至是无缘无故的。例如，在涉及乌克兰战争的问题时，一些中国AI模型会重复中国政府的外交立场，对俄罗斯的责任描述含糊，甚至将部分西方国家描绘为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库克指出，这类回答模式并非偶然，而是源于训练数据和模型设计中的政治限制。

其次，内容控制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要话题。“除了与乌克兰战争相关的扭曲事实外，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还会加剧网络安全风险和其他漏洞。当被问及中国技术的安全性时，DeepSeek 给出了听起来很官方、很专业的可靠性保证，却只字未提任何已记录在案的黑客攻击、网络间谍活动或跨国镇压案例。”

此外，这些影响不仅限于最初的模型，还扩展到基于这些模型构建的更广泛的应用之中。

由于中国开发的模型是开源的，而且比 OpenAI 或 Anthropic 等公司的专有模型便宜得多，因此世界各地的开发者都将其作为新工具的基础层。CMP 的研究人员报告称，在撰写本文时，13 个功能最强大的开源模型中，有 7 个来自中国公司。

最后一点，作者指出，AI 模型的回答“因语言、版本和时间范围而异”。与大多数人工智能测试一样，结果并不一致。爱沙尼亚的报告指出，随着问题越来越接近当下，关于爱沙尼亚相关话题的回答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含糊其辞且晦涩难懂”。Policy Genome 的审计针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六个模型（包括 DeepSeek）就乌克兰战争提出的七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英语和乌克兰语的回答大多准确，但 DeepSeek 的一些俄语回答却支持克里姆林宫的论调或引入了误导性细节。其结论揭示了其中的细微差别：

作者称，这种审查机制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中国信息治理体系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延伸。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强调“舆论引导”，要求媒体与信息平台传播与政府政策一致的叙事，而 AI 系统正在成为新的执行工具。

库克认为，随着中国 AI 产品在全球市场的扩张，这些嵌入式的宣传和审查机制可能对国际信息环境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她写道：“这些模型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信息漏洞”，因为许多用户会把 AI 回答视为客观知识来源。

文章最后指出，这一问题对民主社会提出新的挑战。一方面，中国 AI 模型因成本低、性能强而迅速获得国际用户；另一方面，如果这些系统持续输出经过政治过滤的信息，可能在无形中塑造全球舆论环境。库克呼吁研究人员、政府和科技公司加强对 AI 模型的审计与透明度要求，以避免“审查与宣传被嵌入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二、英国发展研究所：非洲“智慧城市”监控迅速扩张，中国AI监控技术成主要来源

英国发展研究所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IDS) 3 月 12 日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对非洲 11 个国家的智慧城市监控系统进行了系统梳理，结果发现非洲正经历一场快速扩张的数字监控浪潮，而中国企业与金融机构在这一体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报告封面截图

报告警告，大规模公共空间监控正在改变非洲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研究指出：“非洲大陆正在经历数字监控的大规模扩张，这种趋势正在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研究团队在阿尔及利亚、埃及、肯尼亚、卢旺达、乌干达、赞比亚等 11 个国家展开调查，发现各国政府在“智慧城市”或“安全城市”项目中投入巨大资金。仅在这 11 个国家，政府在面部识别与车牌识别技术上的支出就已超过 20 亿美元，而真实规模可能更高。

报告指出，中国正是这些监控系统的最大供应方。“中国向研究涉及的所有 11 个国家提供了智慧城市监控技术。”典型项目模式通常由中国政策性金融支持，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约 2.5 亿美元贷款，同时要求采购中国企业设备。监控系统通常包括成千上万台摄像头以及数据中心，由华为或中兴建设指挥控制中心，而海康威视提供摄像设备。

比如，肯尼亚是非洲最早采用中国“安全城市”系统的国家之一。2014 年，该国政府、当地电信公司萨法利通信公司 (Safaricom) 和华为合作推出了全国公共安全通信与监控系统。该系统原本旨在打击犯罪，然而许多批评人士称该系统也被用于监控示威组织者和政治反对派。

此外，尼日利亚则是非洲最大的监控技术买家之一。报告指出，该国在面部识别和自动车牌识别系统上的支出超过 4.7 亿美元。乌干达的系统规模也迅速扩大。该国在 2018 年部署华为摄像网络后，监控系统已覆盖全国主要城市，并具备面部识别、车辆追踪以及自动交通执法功能。

然而，英国发展研究所发现，这些系统并未明显降低犯罪率。报告直言：“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智慧监控减少了恐怖主义或严重犯罪。”相反，研究团队引用人权组织的话表示，这些技术很可能被用于政治控制。例如，“监控反对派领袖、和平异议人士和边缘群体，以加强执政者的权力”。

研究还发现，多数国家缺乏监管框架。许多国家虽有数据保护法，但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公共空间视频监控、面部识别或人工智能系统的法律。更严重的是，几乎所有国家在部署监控系统前都未进行正式的人权风险评估。

最后，报告表示，公共安全监控并非完全不可接受，但必须受到严格限制。研究团队建议，政府应在部署监控系统前进行人权影响评估，建立明确法律规范，并设立独立监督机构，以确保监控“合法、必要且相称”。他们警告：“如果缺乏透明度与监督，智慧城市技术可能延续殖民时期以来的监控传统——只是从人工监视升级为人工智能驱动的全天候数字监控体系。”

三、西藏之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加速同化与镇压非汉族群

3 月 12 日，中国人大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该法律一经推出就引发了国际舆论哗然，批评人士普遍认为该法律“将进一步侵蚀非汉族群体的身份认同，并可能将任何质疑这种‘统一’的人定性为可受法律惩处的分裂分子”。

声明封面截图

西藏之声在法律发布前夕就表示，该议案要求“少数民族”儿童从学前教育起学习普通话，并赋予政府跨境追责权，“旨在加速同化与镇压非汉族群”。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共计 62 条，于 2025 年 9 月 8 日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际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指出，议案如获通过，藏语等非汉语言的使用空间将进一步缩小，境内外异议人士将受到更严重的打压与报复。

该法案要求少数民族儿童从学前教育起必须学习普通话，并在 15 岁前“基本掌握”。法案第 61 条赋予政府跨境打击的法律依据，要求追究境外个人或组织“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的法律责任。

人权观察表示，新法草案企图取消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1984 年通过）明文保障的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权利，转而强调汉语普通话的主导地位。

该团体表示，这部新法将建立广泛法律框架，为中国当前从境内到境外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和强迫同化提供正当理由。一旦通过，这部法律可用来加强意识形态管控，以取消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等手段打压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并促进对中国境外的控制。

类似表态还有，维吾尔人权项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做法“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并加剧了新疆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格巴图·托戈乔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要求在公共生活中掌握普通话也可能限制蒙语使用者就业的机会。他解释说：“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将使蒙人边缘化，因为汉语水平成为获得就业和晋升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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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ooks Review（中国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国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 (The Wire China) 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 (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制度基因》书评：极权主义在民族国家中已经被制度性编码，无法通过改革消除

2月26日，政治学者裴敏欣在网络媒体中国书评 (CHINA Books Review) 发表了一篇书评，讨论经济学家许成钢的新书《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文章指出，该书提出了一个理论：中国的极权主义并非历史偶然，而是由制度结构长期“编码”而成，因此难以通过（政治）改革来改变。

书评封面

裴敏欣总结了该书的三个重要意义。首先，它回答了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政治体制究竟属于何种类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处于极权体制，这一点基本没有任何争议，但问题在于，“毛时代的结束是否意味着中国从极权主义转向另一种独裁形式？学界并无共识。”常见的解释包括“后极权主义”或“新威权主义”。然而，裴敏欣认为，这些概念都难以解释中国政治的结构性特征。文章指出：“中国并未因为放弃阶级斗争、拥抱资本主义而不再是极权体制，因为其基本制度并未改变。”

对此，裴敏欣在文章中推崇了许成钢书中提出的新概念——“区域管理式极权主义” (Regionally Administered Totalitarianism, RADT)。在这一框架下，中国政治权力仍然高度集中，例如党对产权、司法和干部任命的控制；但经济管理和行政事务则在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政府执行。裴敏欣写道，这种结构意味着“政治权力是统一集中的，而经济管理却是分散的”。

书评进一步追溯了这一制度的历史来源。许成钢认为，其雏形可以追溯到1958年的大跃进。当时，毛泽东削弱中央计划机构的权力，将大量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结果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动力：地方官员通过政治激进或夸大经济成绩来争取中央认可。

文章以大跃进为例指出，这种竞争机制曾造成严重灾难：“各地竞相建立‘土法炼钢’的小高炉，生产出的钢铁毫无价值；与此同时，各地虚报粮食产量，并向农民强行征粮，最终导致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

不过，这一制度也在改革年代产生了不同的效果。邓小平时期，中央将地方官员晋升与经济绩效挂钩，从而形成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许成钢认为，这种竞争推动了许多地方政府采取市场化措施，例如吸引投资、保护企业产权等。

然而，书中也指出了该制度的结构性限制。由于国家仍然拥有干预和侵犯私有产权的能力，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中只是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的工具。文章指出，当政权认为私营经济威胁政治控制时，“它可以改变法律并实施新规来限制私营部门”。

裴敏欣表示，在定义了中国政治体制是一种极权制度之后，该书又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中国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在他看来，尽管这种独裁形式出现于20世纪，但其制度基因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然而，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独裁基因如此强大：“既然所有社会最初都由专制统治，为何有些社会建立了宪政，而另一些社会却滋生了极权主义？许成钢的答案是，传统专制政权演变过程中发生的关键性制度变革，决定性地塑造了其未来的政治秩序。”

书中表示，中国的关键性制度变革分别是郡县制、皇权对土地的控制以及科举制度。“郡县制构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使皇帝能够直接掌控人事任命，并将日常行政权力下放给地方官员。这种安排确保了地方官员的政治忠诚，也使得统治庞大的帝国成为可能。同时，皇帝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土地是农业社会中最宝贵的资产——确保了皇帝对经济的控制，并阻止了独立社会群体积累财富。科举制度则为皇室提供了招募和同化最有才华、最有抱负的人才的手段，并控制了他们的向上流动。”这些制度共同塑造了一种高度集中权力、缺乏独立社会力量的政治结构。

该书最后一个重点在于回答另一个困扰学术界的问题：中国这样的极权体制是否有可能通过改革转变为更加宪政的政治秩序？

然而，书中的结论非常悲观：历史经验显示，极权体制很少能够通过渐进改革转型为民主制度。正如文章所总结的，“这一理论迫使我们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极权主义很可能是无法改革的。”

徐成钢引用台湾的民主转型来强调不可改革的极权主义和可改革的威权主义之间的区别。在思考中国的未来时，人们很容易将目光投向台湾的民主成功，认为中国可以效仿台湾的道路。但徐先生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台湾从未拥有过同样的极权主义制度基因。台湾并入中华帝国的时间很短，因此支撑大陆专制统治的三大要素在台湾并不存在。与此同时，宪政主义的制度基因，例如私有财产权和民主政治，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更重要的是，1949年后统治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是威权主义而非极权主义，它缺乏像大陆毛泽东政权那样在台湾实施社会控制的制度能力。

因此，该书认为，唯一能够成功推翻极权主义的方式是通过革命而非改革。

裴敏欣认为，许成钢的研究以比较政治和历史制度分析为基础，为理解中国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而该理论也“迫使我们面对一个诚实却残酷的真相：极权主义的确是不可改革的”。

二、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经济预计在2030年开始趋向零增长

3月5日，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 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试图回答一个长期困扰经济学界的问题：在当前结构性束缚之下，中国经济是否会进入“增长终点”。报告认为，如果缺乏重大制度改革，中国经济将会从2030年开始滑向“零增长”，并在2030年代后期彻底停止增长。

文章封面

报告开篇即指出，中国经济在2020年代的表现可能“比官方承认的更为疲弱”。作者认为，许多常见政策工具只能带来短期效果。例如，“最常被讨论的解决方案，例如刺激消费，并不能在一年以上时间内产生显著而持续的影响。”

在分析中国增长前景时，报告提出三个核心结构因素：债务、改革停滞与人口变化。其中，人口趋势被视为最关键变量。报告指出，中国劳动力人口正在迅速减少，而老龄化速度却持续加快。研究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本身就足以保证中国在2030年代后期基本停止增长。”

报告特别提到，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口红利与资本投入。但随着出生率下降和社会老龄化，劳动力规模将持续收缩。相关研究也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属罕见，未来几十年退休人口比例将显著上升，这将直接削弱经济增长动力。

除了人口因素，债务问题同样被认为是增长瓶颈。报告指出，中国在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领域积累了大量债务，而这些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稳定。作者认为，继续依赖债务驱动投资，将使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问题，作者提出了三种中国当局可能选择的解决办法：1. 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家主导和过度生产；2. 通过加杠杆加大刺激力度，旨在提振市场情绪，而非像2008—2009年那样应对危机；3. 重新推行房地产市场。然而，作者认为后两者都是饮鸩止渴，并且在债务和人口的束缚下效果不佳，只有第一种能够提振经济。

然而，作者表示，“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对习近平而言将是一次重大的政策逆转，其初期影响将包括国有企业在产能过剩行业的萎缩——这会带来政治风险。有意义的市场化改革可能被否决。”

报告同时对当前政策讨论提出批评。近年来，中国政府多次提出通过扩大消费来推动经济转型，但作者认为，这一策略难以改变长期趋势。报告指出：“刺激消费或许可以带来短期增长，但难以形成持续的增长动力。”

在这种背景下，报告提出了一个更为悲观的结论：即使中国继续保持一定的经济扩张，其增长速度也会不断下降，并最终趋近于零。作者写道，债务积累、人口下降以及改革不足“共同保证了一个结果：到203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基本停止增长”。

不过，报告也指出，这一前景并非完全不可改变。作者虽然认为可能性不高，但仍然认为，如果中国实施大规模制度改革，例如改善资源配置、减少国有部门对经济的主导、提升生产率，增长仍可能维持更长时间。但正如前文所承认的，这类改革在政治和制度层面都面临较高难度。

总体而言，这份研究为中国经济长期前景提供了一个颇为严峻的预测：在结构性压力不断累积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可能逐步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长期停滞阶段。而这一转折点，可能比许多观察者预期得更早到来。

三、外交政策：美国退出气候领导后，寄希望于中国领导并不切实际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近日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讨论一个日益突出的国际议题：在美国退出全球气候治理之后，中国是否可能填补领导真空。该文给出的结论是，中国可能会继续在清洁技术等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但是中国更倾向于“在气候谈判中争取利益，而不是承担全球治理责任”。

文章封面

据悉，文章的背景是美国气候政策的重大转向。2026年初，美国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成为少数不参与该协议的国家之一。分析认为，这一决定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环境治理中的影响力，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新塑造全球气候政治格局的机会。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角色成为讨论焦点。文章指出，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它仍然坚持参与国际气候机制，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迅速扩大投资。文章分析了中国愿意留在《巴黎协定》中的三个原因：气候变化在中国被视为现实威胁；中国希望维护国际形象并扩大外交影响力；能源转型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

然而，作者表示，中国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气候领导者仍然存在疑问。文章指出：“中国在气候外交中日益活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准备承担全球领导责任。”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经济结构仍然高度依赖煤炭和工业生产，这使其在减排问题上面临巨大压力。

文章以能源结构为例说明这一矛盾。一方面，中国在太阳能、电动车等绿色产业上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其能源体系仍依赖化石燃料。分析指出，这种“双重结构”意味着中国既是能源转型的重要推动者，也是全球排放的重要来源。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因素也影响着气候治理格局。作者指出，美国退出气候合作体系不仅削弱了多边机制，也改变了各国的战略计算。文章写道：“当美国放弃气候领导地位时，世界将面临一个新的问题：谁来制定规则？”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外交策略显得尤为关键。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在气候技术和绿色产业领域的投入，例如大规模建设太阳能和风电设施，并推动电动车产业发展。这些政策使中国在清洁能源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作者表示，这更像是一种“绿色重商主义”的行为。

文章提醒，将中国视为“气候救世主”可能过于简单。作者指出，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仍然强调“发展中国家”身份，并坚持各国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种立场意味着中国在气候治理中更倾向于扮演谈判者而非领导者。

最后，文章的结论并不乐观。虽然美国的退场为中国提供了扩大影响力的空间，但全球气候治理仍然缺乏一个稳定的领导中心。正如作者指出的，“美国的退却并不会自动让中国成为新的气候领导者”，“全球气候治理至少在未来三年内可能仍将处于失灵状态。”

「台湾的中国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也是攸关台湾命运的政策研究。」

王信贤

（王信贤，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年来，国际间关于中国研究“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讨论不断，由于很多情势异于过往、难以判断，导致出现是否应该由现有的研究传统过渡到另一种研究传统的呼声。这主要肇因于两方面，一是“习近平因素”，自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正式掌权以来，透过反腐打贪、在党内成立各种“委员会”与“领导小组”，通过诸多法律，甚至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等，使得整个国家的权力更加集中，再加上研究领导人性格的难度极高，因而让原本就已透明度不高的决策“黑箱”（black box）更加难以窥探。

另一因素是在2018年3月正式启动的“美中战略竞争”，两大国从关税、贸易、科技、文化、军事战略等，无不争锋相对，导致全球化风潮的退散，使得国际互动更加难以预估。此外，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干扰，中国复杂的内政与外交因素，以及各种灰犀牛与黑天鹅事件、常态与非常态因素的叠加，使得一切变得不是那么理所当然，那么难以预测。这是当前全球中国研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学术界与政策圈皆然，作为国际中国研究重镇的台湾，当然也无法避免。

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

一般而言，针对以特定区域或国家为对象的研究都面临两种张力，分别是“区域研究 vs. 学科专业”以及“学术研究 vs. 政策分析”，而随著中国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爆炸性的快速崛起以及美中战略竞争的开展，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更加明显。

学科专业 vs. 区域研究

美国政治学名宿 Gabriel Almond 与 Stephen Genco 曾在名为《云朵、时钟与政治研究》（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的文章中对政治研究提出反思，其将学科的要求比喻为“时钟”，代表的是规则、精准与可预测；然而，实际的政治运作却犹如“云朵”般，如此变化万端与难以捉摸。也就是说，“学科要求”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抉择往往是两难的。同样，学科专业与区域研究间的张力亦复如此。

以中国研究为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称为“学科研究”，研究者感兴趣的往往是各自学科的理论问题，进而以中国作为研究个案，借以支持或批判现有的理论；而对中国研究属于“区域研究”，研究者可能更关心“中国”本身的发展动态，并透过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科际整合、整全式地解释甚至是预测。

「晚间8时9分，超过2000名参与者起身默哀64秒，向六四事件罹难者致意。」

端传媒 编辑部

今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的35周年纪念日。在台北，“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等24个公民组织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的民主大道发起“追求⺠主，无畏无惧”六四35周年晚会。晚间8时9分，超过2000名参与者起身默哀64秒，向六四事件罹难者致意。

晚会上邀请了六四亲历者和台湾社运工作者进行短讲。在事件中被坦克碾压失去双腿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政，以及六四事件中的学运领袖、“人道中国”创办人周锋锁录制影片，在影片中他们呼吁世人勿忘六四；曾被中国大陆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也到场，他演说称：“六四以前的中国，中国人还有一点点贴大字报的自由、一点点上街抗议的自由，但在六四以后全都没有”，他还批评中国现时“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剥夺图博人的权利、在新疆设再教育营、撕毁香港的一国两制”。

晚会现场也设有哀悼亭及烛光排字．开放公众进行追悼，不少青年、学生也手持烛光致意，也有港台艺术创作者发表行动剧、音乐演出等。也有民众自发性举着标语“勿忘六四”，以及喊出“Fight for freedom”、“Stand with Taiwan”、“Stand with Hong Kong”等口号。

甫上任的总统赖清德今天也发表贴文吊念，他称“纪念六四，不只是为了六四，更因为全球心系民主自由的人们，都有着共同的信念；唯有民主自由，才能真正保护人民。”

台湾三大主要政党也都对六四事件35周年发表观点。

其中，民进党发文指“35年前，无数勇敢的中国人民和学生，为争取民主自由不畏极权走上街头⋯⋯却遭到中共当局暴力镇压，许多生命消逝，留下历史的伤痕与创伤⋯⋯中国发生‘六四民运’的隔年，台湾有了‘野百合学运’，同样都是以学生、青年为主，对抗当时的威权政府，要求实施民主改革、贯彻普世价值⋯⋯35年过去，中国仍是极权、压迫异己，而台湾这个国家已经是世界的台湾，在经济、民主等指标上都有亮眼的成绩。”

其进而质疑称：“当国际间民主国家们都在抵制素行不良的中国，台湾的在野阵营，却不时与中国唱和，甚至意图利用扩权以及修改反渗透法、国安五法、来侵害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伤害国家主权与安全。”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在今天发文谈论六四事件。他指“回顾当年的六四前夕，是两岸人民跨越时空和意识型态，最紧密相连的一刻。”

他在文中称，解放军开入天安门广场的前夕，中正纪念堂广场和天安门广场保持电话连线，“连结两岸的不再只是历史、文化、和血脉，更是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性尊严等普世价值的共同期待。”他还表示“中国国民党永远与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所有好朋友们站在一起，我们坚定捍卫中华民国，守护这座华人的民主灯塔”。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则发文纪念称“一个国家是否进步，取决于它是否能面对历史中难以面对的日子”。柯文哲指尽管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六四事件却在人民心中留下“尚未愈合的伤口”，“直至今日中共当局依然把六四定位成‘反革命暴乱’，把热爱国家的年轻人，形容为颠覆政府的叛乱份子，这对经历六四学运的那一代人来说，实是不可承受之重。”

他最后将六四事件和228事件相比较：“有真相，才有原谅。有原谅，才有和解。有和解，才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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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群媒体不透明的演算法以及政治偏好的分化催化下，个资保护与数位监控成为台湾政治的敏感问题。」

特约撰稿人 傅竹君 发自台北

以反对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推动的国会改革五法为主诉求的“青鸟行动”，在短短时间内聚集数万群众，其组成与走向，也成为5月下旬台湾政媒关注的焦点。不过，绿营评论员王义川的“手机定位分析”说，意外在台湾引起一阵个人资料是否受到滥用的质疑与讨论。

民进党2024年不分区立委提名人、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5月27日在三立新闻台“新台湾加油”节目中表示，曾以手机定位分析青鸟运动参与者的组成，指出20-40岁的民众占参与者六成，20岁以下约1成2。此外，他也特别强调，经由讯号比对发现，这些参与者由民众党号召于民进党部前举行的“519草根决心行动”的参与者为不同群众，也与1月12日选前之夜的参与者不同，是一批全新的群众。在主持人许贵雅询问时，他还特别说明，是经由基地台讯号比对。（延伸阅读：《521包围立法院：太阳花十年后，运动的新时代、声音与面貌》）

王义川的比对说，随即在节目中受到另一位来宾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质疑有监控嫌疑。28日，陈玉珍、李彦秀、王鸿薇三位蓝营立委更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批评，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智菡也透过媒体群组质疑民进党搜集个资、监控。

王义川称资料为市场分析友人提供

面对质疑，民进党发言人卓冠廷回应称，透过手机讯号取得人流特性分析是当前商业市场进行活动调查的基本方法，民进党绝无监控人民，呼吁国民党勿作不实揣测。

王义川及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卓冠廷，也先后在社群媒体 Threads 上，援引数据公司 LnData 所作的新北耶诞城分析、新北市、台中市等蓝营执政县市曾经使用“电信信令”或“电信大数据”进行分析的案例辩护。王义川表示，其所有的人流资讯来自民间调查，结果也与时代力量进行的问卷结果类似，并非民进党自行调查的资料。

在28日的媒体联访中，王义川也表示，这些分析是与做市场分析的友人聊天时得知，民进党没有买这些资讯来分析。至于“如何辨别出里面没有小草（即民众党支持者）”，王义川表示，519有个活动取得的资讯与后来的资讯没有重叠，所以就推论没有“小草”，否认直接握有资料，也否认蓝营指控的国家机器介入。

29日，王义川又援引台中市政府与远传电信合作建构的“台中市主要游憩据点游客行为资讯网”，指该资讯网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年龄分层、停留地点比对甚至是数位足迹等分析机能。

行政机关及三大电信业者否认提供相关资讯

不过，这些说法并没有为风波止息，国民党及民众党立委持续在立法院中援引王义川27日的说法向相关政府部门官员提出质询。

面对质询，内政部长刘世芳29日表示不清楚王义川资讯来源，内政部使用电信信令进行的相关分析也并无个资问题。国安局长蔡明彦在同一天受访时表示，按照相关人士对外说法，较可能是涉及市场分析公司与电信业者合作的大数据分析，国安局并无参与也无评论。警政署长张荣兴则强调，绝对没有用手机讯号定位青鸟行动民众。 而曾经在台中市长任内任命王义川为交通局长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在30日表示“要由王义川自己回应”。

随后，在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黄国昌、国民党立委吴宗宪29日于在质询法务部长郑铭谦时公开告发后，台北地检署也分“他”字案进行侦办，厘清是否涉有不法情事。

争议爆发后，主管手机通信业务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对外主动表示将邀集三大电信业者说明。三大电信业者也先后对外表示，并未与王义川接触或有业务往来，其所提供的相关大数据服务，皆遵守个资法并进行去识别化处理 。

此外，国民党交通委员会召委陈雪生已安排数发部、NCC、法务部、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筹备处及中华电信在6月3日的委员会中，就“国家机器以手机定位、分析个资特性等方式侵犯人民权益”进行专题报告并备质询。

数位发展部书面报告指出，就技术层面而言，的确可能运用手机讯号分析用户之个人资料，但除非同时取得电信业者“基地台服务之用户号码”及“帐务、客户资料库”之资料进行交叉比对，否则无法得知连上特定区域某个基地台之手机使用者的年龄分布，一般民众、公司可同时取得之可能性极低。

NCC 则指出，并无任何私人企业 、政府机关或特定党籍人士向该等公司接洽或请求有关青鸟行动相关人流资讯，该等公司亦不曾提供任何有关资讯予其他单位或人士。

NGO、学界批行动通讯业者个资应用浮滥

王义川的言论，也引起新闻评论员、学界与 NGO 对电信信令等相关手机使用者个资应用浮滥的讨论。评论员黄暐瀚29日指出，电信业者确实可对“性别、年龄、县市、国籍”进行分析，但王义川所指的可以分辨青鸟行动参与者与519民众党参与者不同的分析则有个资滥用的嫌疑。

另一位评论员张禹宣在30日援引 PTT 论坛贴文指，中华电信大数据总监李诚伟过去曾协助 COVID-19 疫情万华专案匡列，也曾提供相关手机定位资讯给民进党。

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31日至立法院报告前受访称“2020年他还在民进党中央服务，并没有这样状况，也没这样发展过，这是过去误传。” 疾管署也透过例行记者会说明“万华地区高风险注记族群”发送细胞简讯作业，主要是透过基地台讯号，非 GPS 定位，相关个资早已于2021年6月全数删除。

30日，参与“青鸟行动”串连组织的人权团体台湾人权促进会发表声明，认为王义川所提及的行为，已涉及个资目的外利用，或是过度宽泛以致消费者无从得知的目的内利用。认为政府机关及政党应厘清及说明相关分析技术的资料搜集利用现况及法律依据，检视其是否已经落实消费者的知情同意与退出权利。

政治大学法学院刘宏恩副教授则在脸书上指出，三家电信业者全部都早已常态性地以自己用户的通话、简讯和上网及行动轨迹资料，对外兜售“大数据服务”，给许许多多的企业、广告公司来比对。他认为，这些是常态性的违反个资法使用，不是只有政治集会大数据才有问题。

科技发展、演算法黑箱与政治不信任共伴

事实上，相关的手机监控疑虑，在2020年台湾政府以电子围篱控制 COVID-19 疫情时便曾引发争议。监察院也在2022年提出调查报告，指相关作为在程序、行政透明、个资保护及法制面向确有不备之处。台湾的《个资法》于2011年订定，在数位科技持续进步、个人资料应用面向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已渐渐不敷使用。在欧盟订定 GDPR 之后，相关的修法倡议时有所闻。（延伸阅读：《数据保卫战：GDPR的三年之痒》）

2022年，宪法法庭针对健保资料库案做出“111年宪判字第13号”判决 ，要求修法建立独立监督机制。加上个资外泄案件不断，国发会因而在2023年推动修法加强非公务部门罚则并增设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但该次修法并没有强化其他个资保护面向。

在1990年代解严前，在国民党威权统治下，台湾社会曾经长期处在情治机关的监控之中，而亟欲与中国拉开距离，建立自主政治认同的台湾社会，也对于数位监控技术抱持著相当警戒。在社群媒体不透明的演算法以及政治偏好的分化催化下，个资保护与数位监控成为台湾政治的敏感问题。

过去，曾有不少蓝营支持者相信前数发部长唐凤透过社群媒体监控蓝营民众；而在人权 NGO 的抗议下，数位身分证的推动也因相关法制不足受挫；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推动的台北通、大数据中心也曾饱受无党籍议员质疑。（延伸阅读：《台湾身分证、居留证上的个资太多？他们想要隐私，更想拥有选择权》）

此次王义川发言衍生的个资争议也不例外地成为政治议题，甚至可能成为国会改革法案施行后，第一个受到调查小组调查、举行听证的对象。对此，王义川6月2日在自己的直播节目上回应，自己只是平民，立委只能找官员问话，叫平民去问话是乱七八糟。

他也在同日三立新闻台的政论节目“惊爆新闻线”中推翻自己过去的说法，称自己是“看人就知道、看影片就知道、看直播就知道，去到现场用膝盖想也知道。”对于王义川说词反复，NCC 主委陈耀祥表示，发言要落实事实查证，“若民众有检举，有违反事实查证会去处理”。这个插曲会对于国会改革法案的后续攻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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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居之后的新抗争里，在台港人希望其他人想起香港的时候，不只记起现在“黑暗的事实”。」

端传媒特约撰稿人许恩恩、依珊 发自台北

“我是一个来台湾的香港学生，也是台湾公民社会的一份子。”

5月21日星期二晚上10点，台北青岛东路立法院侧门外，“反立法院扩权黑箱法案”台上，戴著黑帽与黑色口罩的香港人阿林以“台大学生组织联合声明”连署发起人之一的名义发言：

“香港对民主的憧憬跟追求，大家应该有目共睹。现在，（台湾）国会倒退，人民该怎么办？站出来，反抗！我们要保护台湾的民主。”

这晚有3万人走上街头，三日后人数更达到10万，其中就有21岁的阿林、27岁的小真与不少18、19岁的在台港生。几名因参与反修例运动而陆续流亡来台的港人也结伴而来，看到街头汹涌的人潮、满满的标语，不免想起当初的抗争，有人一度感触落泪。

拒绝台湾国会“香港化”的口号、“台股变港股”的民众自制手牌、“战车”上传来的华语版《愿荣光归香港》歌声⋯⋯在5月21日、24日、28日的立法院外集会中，“香港”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场上，有在台港人上主台演讲、做志工、支援物资、手绘标语牌、静坐参与，成为这场被称为“青鸟行动”的台湾社会运动里，不可或缺的角色。

“退回审议！”阿林带领台下的群众大喊。

「“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慢慢在变老，我们一直在等待，我真的很希望能在台湾生养孩子。”」

端传媒记者 王怡蓁 发自台北

2024年初，台湾卫福部预告《人工生殖法》草案，内容包括开放同性伴侣单身人工生殖及代理孕母制度，预计年底前送入行政院。

2023年底开始，台湾立法院就欲修正17年来未大幅修正的《人工生殖法》。这部法条并未与时俱进，其中，人工生育的对象被限缩于已婚的异性恋“不孕夫妻”。因此，就算单身女性如今可以自行决定冻卵，同性伴侣如今可以合法结婚，他们却都无法在台湾合法地进行人工生殖。（延伸阅读：《一对女同志“生孩子”有多难》）

2024年总统大选后，新的国会中的主要政党皆关注《人工生殖法》的修订，更有立委将此法案作为最优先推动的目标——如国民党立委陈菁徽，她在担任立委前是一名妇产科医师。民众党立委陈昭姿则是长期推动代孕的倡议者。

2024年2月27日和3月28日，卫福部召开两场公听会，讨论相关修法。听证会上的争论点有三项：1）是否开放女同志配偶使用人工生殖？2）是否开放单身女性使用人工生殖？3）是否开放代理孕母？

端传媒参与了两次公听会现场。在公听会上，不同意见的民间团体、专家学者公开角力。反对开放已婚夫妻之外的对象使用人工生殖的“台湾家长守护妇幼权益协会”在3月28日第二次公听会时，于立法院群贤楼外抗议，他们的货车上贴着“牺牲儿童权利的人工生殖，是在谋求谁的利益”标语，另一组持反对意见的“台湾全国妈妈护家护儿联盟”则在公听会场内说：“人工生殖只能用在不孕症，单身女性跟女同志不是不孕症患者。”

这些反对意见，激怒了从未公开发言的与会者R，她走上公听会的讲台哽咽地说：“我是一名已婚的女同志，我非常想要有孩子，我今天就让大家知道我们会经历什么。我花了很多时间跟金钱到国外才能进行人工生殖，但至今仍未成功……”，她说要让反对者看见没被法律保障的人的处境。（延伸阅读：《同性婚合法后，传统的财产继承制该怎么跟上时代？》）

这两次的公听会上，多数民团以及立委、医生都认为可以优先开放单身女性与同性配偶，对于代孕制度则认为应暂缓。这些不同意见的团体的最大公约数只有保障人工生育“儿童权益”。

为什么要修法？

倡议修正人工生殖法并非冒出的议题，台湾社会的整体生育情况与17年前刚立法时有许多差异，晚婚、晚生的比例逐年增加。立法院2022年的人工生殖法修法研究指出，台湾的生育率在2022年为“全世界最低”，结婚率与出生数也在2021年创下台湾新低。研究指，虽然“婚育”不一定必然相关，但有些对象想生育却受限于有无“结婚”，这让法律成为了生育的阻碍。这些对象如单身的女性、非婚者、同性配偶，都无法使用人工生殖技术来生育孩子。

台湾现行对人工生殖技术（ART）的定义是：利用生殖医学协助，以非性交方式达到受孕生育。目前又可以分为以两大类的人工生殖技术，分别是“人工授精”（IUI）和“试管婴儿”（IVF）。

人工授精是将精液经过洗涤、分离、浓缩后以导管直接将精虫送入子宫腔，以便精子与即将排出的卵子顺利会合，达成受精怀孕的目的。

相较于流程简单但成功率为15%至20％的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可达35%到50%。试管婴儿是将卵子与精子取出，在体外结合受精，培养成胚胎后植回母体内。而前期还需要加入打排卵针刺激排卵、取精、卵等过程。

随着晚婚晚育以及其他因素，台湾夫妻的不孕症大约为10至15%，不孕症的医学定义是一对夫妻在自然不避孕的情况下，经过一年仍无法怀孕。为了鼓励生育，卫福部从2021年开始扩大民众采取试管婴儿生育的补助，将补助对象从中低收入扩大到45岁以下的不孕症夫妻。

台湾生殖医学会理事、医师陈美州于2月27日的公听会上表示，世界范围内统计显示，接受人工生殖的最多数落在35岁以上，台湾则是40岁以上，“为什么台湾女性那么高龄才进行人工生殖？因为我们有法规限制，需要在婚姻关系之下才能进行，这对身体造成很大的风险。”他表示作为一名医师深知政策会改变医疗行为，因此他呼吁，要改善母胎健康，就要让生育年龄能够下降。

“妇女新知”与十多个民间团体的论述也呼应了台湾社会转为多元时，应该照顾到更多人的生育权。他们认为，台湾从保守走向多元，“婚育应该脱钩”，让同婚女性以及单身女性可以适用人工生殖技术。（延伸阅读：《在疫情和崩坏的时代里，我跨越半个地球只为遇见腹中的小生命》）

而行政院性平处与司法院也在27日公听会上对修法表示赞成。司法院指出，根据大法官历次的解释，宪法保障人民享有人格权与家庭权，因此他们赞同单身女性与同志家庭应受到生育权的保障。而行政院性平处表示，性平委员对开放单身女与女同志有高度共识，不过在代孕制度上，则持保留意见。

代孕制度为什么争议？正反意见为何？

从卫福部讨论的三个修法重点中，代孕是意见最分歧的项目。台湾在2004年首次举办代孕公民会议，达成“不禁止，但有条件开放”的共识。但后续举办了20多次的专家学者会议，却难以取得更近一步的共识。

本次力推代孕修法的立委陈菁徽曾多次公开表达称，她不同意“妇女新知”等民团要先通过一部分人工生殖法的论述，她认为人工生殖法与代理孕母不可能脱钩，“有什么议题是讨论三十年没办法讨论好？”由于男同志家庭需要代理孕母才能进行生育，陈菁徽认为，这些同志家庭的生育权益不能被忽略，“我们要让愿意生育的台湾人也可以生育下一代。”

陈昭姿在担任立委前曾是一名药剂师，也曾公开表示自己先天性无子宫，20多年来公开倡议推动代理孕母制度，她也曾表示：代理孕母制是她担任立委职位上最重要的志业。记者发现，陈昭姿并未出席两次卫福部修法公听会，但她曾在立法院质询时表示，人工生殖法不应该缺乏代孕制度，她更批评反对方质疑代孕制度会物化与工具化女性。（延伸阅读：《到美国借腹生子：跨越太平洋的受精卵》）

艺人小娴曾在陈昭姿的邀请下出席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的公听会，她17岁时发现自己没有子宫，至今44岁，她虽希望代孕制度通过，但同时认为反对意见也很重要，“这会减少国外曾发生的商业代孕问题，所以反对意见是我们需要的，尽量可以让代孕制度把关得更严格。”她于4月23日在脸书粉丝专页写下：“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生育的人，希望可以生下宝宝，体验父母亲的天伦之乐。这件事情，你觉得在台湾有机会吗？”

持强力反对代孕制度观点的“台湾女人连线”理事黄淑英两度在公听会上表示，代孕制度只从需求方来思考，并为顾及孕母的感受与权益。台湾女性协会也公开反对代理孕母制度，只赞成人工生殖法通过单身女性与女同志受孕，“女同志的子宫怎么使用可以自己决定，但代理孕母不是。”这些反对论述与世界上其他反对的原因类似——反对工具化与剥削代理孕母的身体。（延伸阅读：《反代孕狂潮的偏见：隐身权贵、失足孕妈，和成为众矢之的男同性恋？》）

卫福部于2024年5月14日公告了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在60天内搜集各方意见、凝聚共识，预计年底前送入行政院。草案内容包含将原法条的“受术夫妻”改为“配偶”，并增订未婚女性与同性伴侣。最争议的代理孕母部分，则是规范代孕需要无偿，但提供必要费用及开立代孕费用专户，代理孕母完成人身保险投保后，始得执行代孕生殖，禁止委托配偶于代理孕母怀有代孕生殖胎儿期间终止契约，同时明订代孕子女法律地位。

目前，相关修法的意见仍在搜集，纵使有强烈反对的意见存在，草案的公布对于在台湾能合法进行人工生殖的对象来说，仍是一线曙光。R告诉端传媒，她很期待，但她将近40岁，“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慢慢在变老，我们一直在等待，我真的很希望能在台湾生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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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妃雅让我们看到，亚洲变装皇后不必复制西方的 “diva” ，可以成为一种风格。」

端传媒台湾组记者章凯闳，端传媒音频制作人陈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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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卸任前于总统府接见了《鲁保罗变装皇后秀》第十六季冠军得主妮妃雅。

台湾的“变装皇后”妮妃雅是该节目开播以来，第一位在亚洲养成并夺冠的变装皇后。

为什么在众多Drag Queen，尤其是众多亚裔Drag Queen中，妮妃雅能成为冠军？一位受访者形容她：“她把这道亚洲菜炒得最香。”

《鲁保罗变装皇后秀》本身就是随着LGBT和族群平权的浪潮而起的节目。过去几季，节目组也不断回应时下的平权议题，族群议题一直是节目的重要部分，但接连几季一直缺乏一位诞生于亚洲的皇后。

妮妃雅非常聪明地意识到自己的亚裔身份，比赛初期，她就很有策略地将亚洲元素融入自己的服装和表演，明确地向观众展示：“我就是在亚洲养成的皇后，我能创造你们无法达到的造型。”即便她的表达和个性并不讨喜，但她的作品太独特，很难被淘汰。

实际上，变装皇后并非源于亚洲文化，它源自于1980年代纽约的舞厅文化，与黑人和美国拉丁裔LGBTQ族群的平权运动有关。亚洲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史，所以过去在台湾谈论变装文化时，会有种文化断裂的感觉，仿佛把美国的变装文化空运到亚洲。更不用说，早期的变装皇后通常非常华丽且女性化，一定要有大胸部和臀部，表演风格和审美非常贴近西方的 “diva” 文化，大家都要模仿碧昂丝或 Lady Gaga。

但妮妃雅完全不做这件事，她平胸，造型大量使用亚洲传统艺术以及当代普普艺术，表达了变装皇后作为基于性别平权的表演艺术，绝对不只有一种审美。妮妃雅让我们看到，属于亚洲的变装皇后不必复制西方的 “diva” ，可以自己成为一种风格。

本期“端闻”，端传媒台湾记者章凯闳追踪了妮妃雅的封后之路。从他接获参赛通知，到比赛过程的幕后纪录，带你了解这位亚洲皇后，如何驾驭从西方源起的变装文化，收服全球观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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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团队】
出品：端传媒音频
监制：甯卉
主持：甯卉
编辑：HY
制作人：陈莉雅
剪辑、声音设计：“缰河媒体工作室”王伯维、孙圣峰、Waven
主题音乐：Axel Kacout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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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大法官虽为前总统蔡英文提名，但会否对民进党声请释宪有利则仍待观察。」

端传媒记者 许伯崧 章凯闳 实习记者 江亮儒 发自台北

【报导内容截至28日晚间24时】

台湾立法院今日（28日）持续处理国会改革法案，傍晚4时59分，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完成此次国会改革关键法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的三读程序，通过“总统国情报告”、“藐视国会”、“人事同意权”与“调查权与听证权”等相关条文。

三读敲槌后，民进党立委随即在台下爆以怒吼，呐喊“反黑箱，反恶法”，国民党与民众党团则大举欢呼“阳光国会”进行反制。

根据本次三读通过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被质询人若有“藐视国会”行为（如反质询，或拒绝答复、提供资料等），可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锾；行使调查权部分，国会也得要求政府或社会相关人员提供资料，拒绝、拖延或隐匿者，经立法院会决议可处最高新台币10万元罚锾。

此外，法案还要求总统常态化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对于立委进行口头提问时，总统应依序即时回答。

晚间立院继续挑灯夜审《刑法》部分条文，在蓝白人数优势下，晚间10时54分三读修正通过，增订第5章之1“藐视国会罪”，也增订第141条之1条文，规定公务员于立法院听证或受质询时，就其所知的重要关系事项，为虚伪陈述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20万元以下罚金。

不过在立法院审议《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之际，民进党立委沈发惠在“广泛讨论”阶段发言，花莲县议会仿效“藐视国会罪”，提案要制定“藐视议会罪”，但现场徐榛蔚反对，沈发惠要傅崐萁回家跟太太好好沟通。花莲出身的傅崐萁闻讯不满回击，双方引发一阵口角，直至韩国瑜出声制止。

除了立法院议场喧闹声四起，蓝绿白立委不断在场内隔空叫阵。立法院外，即便今日阵雨频频，立法院周边的青岛东路、济南路仍持续涌进反对蓝白修法的声援民众齐声反对国会改革法案，下午6时许，主办单位经济民主连合宣布人数已达到1.5万人；到了晚间9时半，主办单位更宣布群众已超过七万人。

运动至今，也开始有群众将此次一连串的反国会改革行动命名为“青鸟行动”。行动名称源自于抗议群众在5月21日聚集青岛东路时，不少人发现只要在社群平台写“青岛东”三个字，演算法就会自动降低流量与触及，有人开始改以“青鸟东”代称，也逐渐形成“青鸟行动”之称。

经济民主连合召集人赖中强也提出六大对策，除要求行政院一定要提出覆议、立法院党团声请释宪等程序外，也呼吁公民团体让行动升级。

蓝白强拚国会改革法案完成三读

今日是国会改革五法审理的第四次审议，上午立法院议场7时开放进场，蓝绿持续口角冲突，随后三党随即在议场各自悬挂布条，以口号隔空叫阵。前三次审议期间，民进党团采取拖延战术，使得法案审理进度牛步，28日开议前剩下14条文及1个章节名待审议。

这日议场内虽气氛不若前几次剑拔弩张，但民进党团持续以不断提案、试图拖住审议进程。而蓝白一方，议场内的布条除了前几次审议已悬挂的旧布条外，另也有新的标语：“翻桌耍赖 不是民主”，前方还有一颗“芭乐”画上“叉叉”、“要改革 要查弊”、“绿色极权 不是民主”，也有标语直指民进党“当家闹事 民主之耻”、“用你的魔法打败你”看板，彼此叫阵意味浓厚。

上午9时开议后，截至中午近12时院长韩国瑜宣布休息止，总计处理八个条文，但处理条文内容原先已是不予增订或不予修正内容，换言之，并未更动现有法律。下午3时29分，韩国瑜宣读完条文后宣布，《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全案经过二读，他请三党团干部到主席室沟通，宣布院会休息。民进党立委则朝主席台射出有代表“青鸟”的纸飞机。

下午4时，国民党立委再经连署表决通过，直接在二读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进行三读程序，民进党不敌蓝白两党立委席次，难以力挽狂澜，下午4时59分，韩国瑜宣布该案完成三读。

绿营沙盘推演，法案三读后的攻防战

此次争议的国会改革五大案包括：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立法院调查权及听证权、藐视国会罪、强化人事同意权、正副院长互选办法，涉及《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刑法》、《立法院组织法》、《立法委员行为法》、《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等五法的修法。

本届国会呈现朝小野大格局，三读通过国会改革五法已是时间问题。在台湾，经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会先送到行政院，行政院则有移请立院覆议作为救济手段。除此，民进党团此前已言明会提出释宪，国会改革争议在三读后将持续延长战线。

首先，以行政院覆议路径来看，依据《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规定，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认为窒碍难行时，法案送达10日内，总统可与行政院依法共同提起覆议，要求立法院重新投票，立院应在覆议案送达15日内作成决议，逾期未议决则失效。不过，1997年修宪后，立院重新投票的通过门槛已降为二分之一；换言之，如果有二分之一以上立委决议维持原案，行政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

因此，若民进党透过行政院提起覆议，即可再为阻挡国会改革五法争取至少近一个月的时间。

其次，连日来亦有法律学者接连提出总统可对三读通过法律行使“不公布的权力”。前促转会委员、法律学者罗承宗日前撰文指出，《宪法》规定，总统“应”于 10 日内公布三读通过的法律，他认为“总统公布法律”乍看下是一种义务，不过在学术上向来会把这样的概念列为总统享有的“法律公布权”，而非“义务”。

罗承宗认为，当国会运用政治力践踏民主宪政，制定“显然违宪”的法律之际，总统基于维护宪法的义务，似有拒绝公布的空间。他表示，总统公布法律并非仅是扮演“仪式认证”的角色，更应具备违宪审查功能，留意宪法有无被破坏，这是一种“事前”的违宪审查机制。

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胡博砚则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胡博砚对端传媒表示，依目前台湾宪政体制来看，在覆议程序上，已经赋予总统核可的权力，台湾已经设计一个方式去处理问题。胡博砚也说，如果三读法律有宪政争议，目前的机制也有宪法诉讼，最好是由大法官去解决这个宪政争议问题。

胡博砚表示，在台湾，行政权相对立法权，立法权也相对行政权，但总统并不在这样的权力平衡关系中，“如果要总统不公布法律的话，最好是总统不在那个政治游戏中，也就是不在行政、立法、司法的政治游戏中，这样才有超然的地位可以做这样的事。”

胡博砚指出，如果总统今天一旦不公布法律，只会坐实在野党说的“总统有权无责”，“所以叫赖总统来国会质询也不是没道理”。他说，如果总统不公布，就应该负起相对责任，这是一个相对关系，“如果放在德国基本法里就没问题，德国基本法中的德国总统没有直接权利，他不在政治角力中。”

需留意的是，总统即便是未依《宪法》在10日内公布法律，亦无罚责。

再者，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日前已表态一旦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将声请释宪。依据《宪法诉讼法》第49条，四分之一以上立委行使职权，认定法规范抵触《宪法》者，得声请宪法法庭为宣告违宪之判决。以目前国会113名立委人数计算，只要有29名立法委员行使职权时，认为法律抵触宪法，即可声请宪法法庭为宣告违宪的判决。民进党在国会计有51席次，提起释宪应势在必行。

此外，现任15名大法官（含正、副院长）皆为前总统蔡英文任内所提名，这样的人选结构会否对民进党声请释宪有利，仍待观察。不过在声请释宪之际，可同时声请暂时处分，由大法官裁定有违宪之虞的法律，半年内暂不施行。在声请释宪经审查庭审理、宪法法庭审理后做出“合宪”或“违宪”的决议。

晚间柯建铭指出，一定会提释宪，释宪要等总统公告后才可以提出，民进党团会尊重行政院覆议，处理后总统在要10天内公告，三天后生效，民进党才会依法提出释宪。

柯建铭说，国会改革法案在实体内容绝对是违宪，而在程序部分，包括表决与在场人数不一样，在实体跟程序部分都违宪，“是双重违宪。”

在行政院移请立法院覆议、总统或不公布法律，以及由民进党团提起释宪以外，“解散国会”的主张也环绕在舆论场中。

依据《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立法院若要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得经三分之一以上立委连署，若二分之一以上立委赞成，行政院长应于10日内提出辞职，但同时得呈请总统解散立法院。换言之，“倒阁案”的不信任案仅需三分之一立委同意，依目前的国会结构来看，执政党或在野党都可发动倒阁，若通过，国会可能被解散并重选。

不过目前执政的民进党，由民进党发动对自家阁揆的不信任案，从政治现实层面来看可能性较低。且不信任案需过半立委同意通过。以民进党身为国会少数来看，要通过倒阁的可能性更低。

过去台湾国会曾三度对阁揆提起不信任案，分别为1999年的萧万长、2012年的陈冲，以及2013年的江宜桦，结果皆未通过。

“青鸟行动”升级，民团吁战场转向蓝委选区

场外方面，反国会改革声援者组成的“青鸟行动”持续发酵。今日上午即便阵雨频频，抗议民众依然风雨无阻，持续进驻立法院周边的青岛东路、济南路，且随著越晚人潮越多，齐声反对国会改革法案。

现场还出现印有“公民捍卫民主、重启社会对话”黑色大字的两颗巨大白气球在中山南路聚集的人群中，被众人往青岛东路的方向推进。

此外，中山南路上也搭起讲台“学生之声”，不少欲上台发言的民众一个个坐在椅子上排队等待。一位据信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女生上台发言，指出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令她嗅到“威权的气味”，引发台下声援者拍手欢呼。

81岁的怡蓁向端传媒表示，自己是第三次来到现场，今天二度站上“学生之声”野台演讲。她说过去她在海外生活，做出口贸易，不少欧洲友人都向她了解此次在台湾的国会改革争议，而她告诉国外朋友们，这是台湾人民自决的时刻。她的手机记事里还存有一张“欧洲议会强调台湾、中国互不隶属”的图卡，用来发送给海外人士呼吁关注台湾状况。

现就读台大城乡所的学生咏竹也接受访问，她表示，自己是第二次来到立院附近，她指自己参与抗议的原因是“看见霸权与控制的危险性”：“这件事情追根究柢，是社会的多元发展可能被限缩。”

咏竹也说，过去参与类似活动时，很常出现厌女的言论，不过这次的行动现场却更有性别意识，不少举著“不要厌女”的牌子，营造更友善的运动空间。

在议场内传出关键条文三读通过后，场外抗议的公民团体之一、经济民主连合随即召开记者会，宣布后续六大对策。召集人赖中强表示，首先，要求行政院一定要提出覆议、立法院党团声请释宪等程序。

不过，赖中强也表示，接下来的法律攻防战，或许将持续一至三个月，他呼吁公民团体让行动升级，“战场不在立法院，而是国民党立委选区”，经民连将培力种子讲师组成“社会对话工作队”，在蓝营立委选区举行社区座谈会，论述国会改革法案对宪政体制的影响。

“第一站就是新北市。”赖中强说，他预告“青鸟行动”尚未结束，且将延伸至全台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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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日后我成为了这片土地的移居者，是否意味著有朝一日我会客死异乡，又要如何规划可能突如其来的身后事？」

特約撰稿人 湯珮然 發自台北

2023年五月，我收到特殊清洁师卢拉拉的电话。“我收到一个清洁的委托，想要请你帮忙⋯⋯”

卢拉拉是我在采访孤独死议题认识的朋友，一直以来，都是我在请教他业界方面的知识。2018年，我从香港搬到台湾。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假如我在台湾不幸意外过世，身为独自在台的外国人，之后的事情就麻烦他了。

“是这样的，对方是香港人，不太会讲国语，想说请你帮忙翻译。”

不到一分钟，话筒来熟悉的广东话，因著这样的机缘，我认识了特地从香港来台湾，为哥哥处理身后事的阿晴。

借着一杯酒劲儿，我在深夜与你分享前一阵在深圳滨海艺术中心观看《暗恋桃花源》的体验，以及近 20 年来反复看这部戏，我对它的理解和感情。

无论你是否看过《暗恋桃花源》这部话剧，都适合收听这一期节目。这不是一出需要介意剧透的戏，它太经典和熟悉了，哪怕你没有在剧场看过，也应该听黄磊、何炅在《向往的生活》中多次聊过。但话剧的魅力，在于剧场，在于你坐在剧场里感受舞台和当下的氛围、一气呵成的现场表演：如果你先听这一期节目再去看，大体上会对你的观看体验有所帮助；如果你恰好看完今年的巡演回来收听，也能丰富这一次的观剧体验。

在这一期，你会听到：

—- 当代年轻人生存与理想的困境是什么？

—- 为什么当下互联网中有那么多年轻人批评《暗恋桃花源》的声音？它真的「三观不正」吗？观众和作品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 为什么《暗恋桃花源》能长盛不衰近 40 年？

—- 当代年轻人爱情观念的冲突

—- 江滨柳是渣男吗？

—- 我和「江滨柳」都非常喜欢新版本的江太太

—- 为什么说这一版江太太终于「成为」了美茹？

—- 美茹恨云之凡吗？

—- 江滨柳 vs 老导演 VS 新导演

—- 1948 vs 1986 vs 2024

—- 悲剧《暗恋》明明是明恋啊！

—- 喜剧《桃花源》到底在闹什么啊？

—- 当代年轻人的困境 VS 暗恋桃花源：美丽的错位

—- 以《午夜巴黎》为例，什么是「黄金年代」？

—- 我们为什么会怀念「黄金年代」？它们美在哪里？

—- 为什么我会不厌其烦地反复观看《暗恋桃花源》？

—- 深圳 5.2 专属版《暗恋桃花源》的演出遗憾

—- 老陶 vs 春花 vs 袁老板：《桃花源》的表演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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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内张力的表演：美茹、云之凡、江滨柳

—- 修改了设定的暗恋导演，是对时代和当下的回应

—- 逃出来的桃树：福尔摩沙

—- 时代的遗憾，身份认知的迷茫，戏内戏外的游离感

—- 我曾经的剧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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