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6月7日，河南三门峡，考生在考点复习。河南迎来新高考首考。（视觉中国 / 图）

文｜南方周末记者 粟满莺　责任编辑｜杜茂林

高中历史老师王知颖，从2025年11月起，已经近半年没有上过课了。

她任教的河南省中部某县中，变化来得猝不及防。11月初分科后，高一近2000名学生中，选择历史的不足170人，历史班被腰斩为3个。教研组共有20位历史老师，近一半面临“无人可教”的现实。

这并非个案。多位历史老师向南方周末记者吐露当前“守冷灶”的境地。

2014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后，新高考改革逐步、分批推开。到2025年，除新疆、西藏外，全国29个省份均已实施新高考模式。

新高考改革原本意在打破文理界限、扩大学生选择空间，但在学校运转中，选择却愈发趋同，学生更倾向于物理方向，而历史成了不少人避开的赛场。

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木洲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学科选择与高校专业、就业前景逐渐绑定，“选择被前置”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竞争与分化。“这两年历史出现’弃考’的现象，是政策调整后的阶段性波动。”

在这轮波动中，部分历史老师不得不因为无课可上而选择转岗，或离开讲台。

“重点高中更明显”

王知颖所在的河南省示范性高中，向来以理科见长。每个年级约30个班，理科班二十多个，文科班常年稳定在6—8个。过去，即便悬殊，每位历史老师至少能教一个文科班。

新高考实施后，文理差距被进一步拉开。作为第五批实施新高考的省份，河南自2022年实行“3+1+2”模式选科制度：语数外必选，作为首选科目的历史物理必须二选一，再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中选两门。

2023年，新高考实施的第二年，学校分科预报名显示，历史班只能凑成4个班。校方一度延后分科，寄望学生在月考后回头改选，最终收效甚微。

彼时，王知颖刚带完一轮高三，重新面临分配。她30岁出头，组里大多数教师教龄更长，论资排辈，很难被分配到文科班教学。她直言，想接班，得等十年后有老师退休。

不出所料，王知颖被安排去教5个物理班的历史，每班一周一节，直到次年5月历史学考结束。

自2025年春季学期起，全国多地推进落实高中双休制度。为保证物理班的教学进度，学校取消了原本每周一节的历史课，仅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前一个月集中开设。

从这时起，王知颖彻底成了无课老师。她说，学校近500名教师中，约20人没有课上。除去生病、年龄过大的，大部分都是历史老师。

其他老师上课时，她和几位“被剩下”的历史老师面面相觑，负责整理习题、制作课件、教研等工作，或临时承担行政事务。

在一次河南省级历史学科交流会上，王知颖得知，历史老师过多的现象普遍存在，且在重点高中更为明显。

不只河南。一位来自湖南的历史教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其所在的市内排名前三的高中，24个班只有3个班为历史方向，历史老师却有4位。

三股力量

在多位一线老师的讲述里，“新高考”推行后，学生出于现实的权衡，更倾向选择物理方向，“重理轻文”趋势愈发明显。

河北一所民办高中历史老师冯琳清回忆，2022年入职时，学校以文科为主，历史班数量远远超过物理班。此后几年，历史班逐年下滑。2025年，物理班数量首次超过历史班，达到8个，而历史班只有7个。更让她意外的是，有些原本学不好物理的学生，开始选择物理方向。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历史被“弃选”，更像是三股力量叠加的结果。

最直接的考量是专业覆盖范围。多位受访教师提到，物理类组合能通往的专业门类明显更多。以常见的“物化”组合为例，几乎覆盖绝大多数专业；而历史方向的组合，选择空间明显收窄。

差异背后，与政策导向相关。2021年教育部出台的《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强化了对选考科目的要求，约70%的专业要求必选物理，约60%的专业要求必选物理、化学。

政策调整被视为对早期改革中部分省份物理、化学“弃考”的回应。李木洲指出，这一调整与国家产业结构和人才需求相关，回应了理工科人才培养的需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科之间的平衡。

高校端的文科收缩，则放大了文科“退潮”的感受。

2025年3月，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文科招生比例将由三四成降至约两成。2026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廖祥忠称，学校一口气砍掉了翻译、摄影等16个本科专业和方向。

更现实的因素是分数线的差异。在不少省份，物理方向的本科录取分数线普遍低于历史方向，前者录取人数也多于后者。以河南为例，2025年物理类本科线为427分，本科上线率为62.7%，历史类本科线为471分，本科上线率为25.6%。

为了提高升学率，学校的导向也随之倾斜。冯琳清表示，分科前的年级大会上，领导会对比文理分数线与招生名额，强调物理组合的优势，甚至直言“文科不好找工作”。有时，冯琳清还会接到学校通知，文科要少留作业，让学生有更多时间学习数理化。

为学生、家长提供升学指导服务13年的杨林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新高考实施之初，来找她咨询的学生、家长更关心选科，也有校方来了解选科事宜。

而现在，学生往往已锁定物理方向，更关心“物化捆绑”可以选择什么专业，更有利于未来的就业。

就业预期把决策提前了。王知颖记得，选科制度刚落地的第二年，情况迅速转向。随着就业压力加大，原本“没有想法”的学生们开始有意识通过网络获取信息，比较不同学科组合对应的专业范围与就业前景。

王知颖曾在办公室里开玩笑：“只要拍着胸脯打包票，选历史方向能够找到好工作”，历史报考率就会上升。

而在资源有限的县城里，由于教室不够、管理困难，选科“走班”让位于“套餐”制。可选的组合不是理论上的十几种，而是学校能排出的几种。王知颖所在学校提供5个组合，其中物理方向4种，而历史方向只有“历政地”一个选择。

专业覆盖、就业前景和县中供给的收窄，把选择空间进一步挤小。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王稳东曾在2023年对甘肃省兰州市的2445名高中生进行选科调查，发现学生为了“分数最大化”会功利化做出选科策略。王稳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许多学生选择物理，并不是喜欢物理，而是权衡多方因素做出的最佳选择。”

数据印证了这种变化。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各省高考“一分一档”表发现：在23个实行“3+1+2”模式的省份中，近一半省份历史类考生比例持续走低，物理类与历史类普遍接近7:3，部分省份甚至达到8:2。例如，湖南历史方向考生占比从2020年新高考前的41.34%降至2025年的30.81%，福建则从35.5%降至23.88%。

2023年6月11日，北京，高考志愿填报图书。（视觉中国 / 图）

另寻出路

自“3+1+2”选科模式推行后，物理教师与历史教师的需求开始失衡。王稳东将其称为“结构性失衡”：一头是物理老师课时量增加，班额被迫扩张；另一头是历史老师没课可上。

历史老师最先感受到的是收入波动。

在不少地区，教师绩效与课时、晚自习、周末课程挂钩。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某省重点中学的高一历史老师魏思阅说，自己只带高一物理班的历史课时，每月会比其他老师少一两千元。

更难言说的是“被卡住”的职业发展。

魏思阅自2020年毕业后，连续四年都在带高一物理班的历史课，始终没能进入完整的教学周期。第一年上课时，她还会认真备课，在视频网站学名师，也听同组老师的课，“既熟悉教材也在锻炼自己”。

可时间一久，受挫感越来越明显。历史班几乎没有学生认真听课。魏思阅抛出一个问题，下面常常沉默。偶尔有人回答，答案还是错的。后来，她学会了自问自答，“尽量不让话撂地上”。

“既不用怎么备课，也不需要做题。”魏思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种状态让她逐渐失去进步的空间，也难以积累教学成果，在评优、比赛中常常处于劣势。“我不甘心，我也想带出成绩。”

在王知颖的学校里，“无课”不仅是工作量减少，还有更微妙的身份变化。有同事调侃她们“吃空饷”，涉及值班执勤时，也有人随口一句“让无课老师去”。王知颖多半沉默，没有辩驳，“在学校没课，就感觉低人一等”。

“无法听别人提起这个话题。”自2023年起再没文科班可带后，王知颖失落了很长一段时间。家人宽慰她说，没课挺好，工作更轻松。但她瞬间情绪就会激动，甚至忍不住流泪。她悲观地想，职业生涯这一说法仿佛已经不复存在。

无课可上的历史老师不得不寻找出路。“各个口尽可能地去找一找、问一问。”王知颖说。

有人“曲线救国”，去当文科班班主任；也有人被分派到团委、教务处、膳食科等处室，重心放在行政事务上，很少参与教研，与课堂渐行渐远。

另一位河南信阳的历史老师丁常怡也遇到类似选择。校领导认可其教学成绩，但提出要继续带文科班，就得额外承担学生管理等行政事务。她不愿意。

王知颖决定转岗为心理教师。学校共有3名心理老师，确有缺口。她大学期间考过心理咨询师证书，2025年暑假起开始系统学习心理学课程。

2026年1月，学校针对无课教师出台转岗政策。王知颖提交了申请。

但代价也摆在眼前。如果顺利转岗，她的人事关系仍在历史组。职称评定与所教学科的教师资格证绑定，她在历史学科已评上中学一级职称，但若按心理教师参评，一切要从头开始，还要与本专业老师竞争名额。眼下，她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为摆脱被选择的处境，丁常怡主动申请转为英语老师。转科后，她更忙了，承担两个班的英语教学工作，常常从清晨六点忙到晚上，但反而觉得更充实。

适度平衡文理专业

但事实上，师资调动从来不是“把人挪一挪”这么简单。

2025年，王稳东在甘肃4个县市调研时发现，当地普遍存在教师“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他了解到，甘肃一所完全中学曾尝试将高中“无课可上”的教师调配到初中部，但老师不愿意，未能推进。

王稳东解释，这牵涉财政、编制、教师个人意愿等多重因素。因此，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尚未找到应对之策。

在他看来，县域层面的师资统筹本就存在局限性。例如，辖区内的高中均存在物理教师紧缺的情况，便无师资可调。他建议，建立市级统筹调度机制，结合各县城高中的办学发展实际与教学实际需求进行全域统筹、科学分配。

同时，王稳东补充，历史方向选科人数的下降，虽然与当前高等教育招生结构、未来人才培养需求相吻合，但若长期下滑，将会影响人文社科领域体系的发展。

他提醒，学校需对学生、家长及教师加强新高考解读，让学生的选科决策建立在兴趣、能力与发展路径的综合判断之上。“如果选科完全被就业市场牵引，新高考改革的意义可能会在实践中被弱化。”

从更长远来看，李木洲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文社科的重要性或将重新被看见。他认为，应加强高中阶段的生涯规划引导，帮助学生理性选科；在制度层面可通过优化高校选考科目指引，适度平衡文理专业的选考要求。

2026年3月开学以来，王知颖忙着跟心理教研组参加培训，转岗通知仍未下达，她也说不准能否顺利转过去。

但年级组的通知先到了。距离历史学考只剩下一个多月，曾因双休推行被暂停的历史课，要在物理班重启了。王知颖负责5个物理班的历史课。面对紧凑的课堂安排，她自嘲是“划重点的机器”。

再回到熟悉的讲台，她觉得“虽然累，但心里是踏实的”。只是这份踏实，来自课表暂时给了她一个位置。

历史老师无课可上，就业端自然也遭受了冲击。

西北一所高校的历史学研究生柳盼将于2026年6月毕业。校招季里，她奔走于广东、江苏、天津、安徽等地的历史教师招聘考试，却发现历史岗位显著减少。以江苏为例，南京市教育局直属学校今年1月的招聘公告中，103个岗位没有历史岗；常州市2026年教育系统“优才计划”公开招聘301名教师，只有6个高中历史老师名额，是所有科目中招聘数量最少的。

柳盼已参加十多场招聘考试，工作仍未落定，班里找到工作的寥寥无几。“已经彻底没招了。”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个月后，自己将再赴江苏赶考。

（应受访者要求，王知颖、冯琳清、魏思阅、丁常怡、柳盼为化名）

“终结痛苦”

“我的夜班上完啦！后续病人可能要拜托各位！”

3月14日晚上11时许，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2023级研究生孙平发完这条信息后，完成了她最后一次夜班交接。

次日，这位25岁的专硕生被确认坠江身亡。对于原本将在今年7月毕业的她而言，离开是“终结痛苦”。

湘雅医院门诊部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傅一波

这在她的遗言中有清晰的记录：长期困于“多线作战”的压力，一边是高强度的规培临床工作，另一边是科研项目的入组随访、伦理审核及各类申报材料。这样的压力让她甚至对电话铃声产生了恐惧。

事件发生后，引发舆论对医学生培养压力的讨论。目前，湖南省卫健委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

最后一个夜班作为湘雅医学院的专硕学生。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孙平或许会在今年7月前后毕业，成为一名医师。

但她的梦想停留在3月14日。

当晚11时03分，孙平在研究生群组发了一条消息：“我夜班上完啦！后续病人可能要拜托各位！祝各位生活幸福！”

紧接着是一段千余字的遗言。

“自2024年10月起，我反复向辅导员、教务办等反映，导师安排的任务已经严重影响规培工作。”

“我在临床工作的同时，还要负责多个项目的入组、随访、伦理审核，做课件、做申报……横竖都是挨骂。”

“我需要倒白夜班，还要跟门诊，经常睡不上觉，一听到电话铃声就害怕。”

“永别了各位。请不要为我难过，我终结了我所有的痛苦。”

她用“痛苦”来概括那些日子。

徐艺是孙平的同学。两人同为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专硕研究生，曾在同一科室轮转。

湘雅医院神内科室住院部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傅一波

在她印象里，孙平脸圆圆的，戴着眼镜，学习很好。说话不急不缓，很好相处。孙平会在同学群里分享自己整理的笔记，把零散、复杂的医学知识梳理成清晰的结构，也会在同学生日时主动张罗聚餐。

作为专硕生，她们的时间被不同的病房与实验室切割。当时，她们俩在神内科室住院病房规培轮转。因为工作需要，不时得在门诊和住院部来回走动。

住院部氛围很紧张。因为进出需要门禁，门禁总控在值班台，若是久不开门，门外的病人和家属越积越多。因此，医护一边忙着病房里的各种事项，一边还要顾着应答门外等候的人们，步子都走得特别快。

电梯上下比较缓慢。进出的人多，门总是一开一合，运行的速度更慢。有一次，徐艺在电梯口遇见孙平，对方神情焦虑，上前问了一句得知她赶着送病历去科室，“那边要得急，”说完又反过来宽慰对方，让对方别担心自己。

“很多事情她都会自己消化，不太愿意让别人为难。”

再后来，徐艺从同学那里听说，孙平曾经晕倒过，“（听说）是累的”。

这些细节，她当时并不太在意，直到事情发生后，徐艺反复想起这些片段。她说，很多情况都有遇到过，不过每个人的应对和处理方式不同。

夹在其中的专硕生

医院里通常有两种学生，一种是规培生，另一种是专硕生。

规培生，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没有科研或者论文要求。这些学生在毕业前不接触临床，但毕业后如要做临床医师，要在三年时间内，在医院不同科室接受轮转培训。每个科室2-3个月，跟着带教医生查房、写病例、接新病人。轮转到期后，通过出科考试，再进入新的科室。

徐艺和孙平是专硕生。这类专业型硕士是在三年时间实行研究与规培并行，目的是在毕业时能完成“四证合一”（毕业证、学位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执业医师资格证），以便更快进入临床工作。为此，她们除了在医院不同科室轮转并完成出科考试，还有学业考核，以及导师布置下来的科研任务。

于是，她们的时间被不同的任务切割成多个碎片。

徐艺说，规培期间，早班在8点前到科室，正常下班是5点左右。“但晚上7点能下班的，都算是早的了。”

下班后，该做的论文，该查的资料，一件都不能落下。时间是专硕生最为珍视的，多跑两步能省出来几分钟，做科研的时间也会多几分钟。

时代周报记者曾在湘雅医院神经内科住院部走访，看见一名专硕生手里夹着病历和刚打印出来的文献，在电梯口来回踱步，一边低头看手机上的时间，一边嘀咕着还有多少时间。

问及原因，他说实验室里还在做科研。因为实验对时间精度要求严格，若有闪失都得从头再来。实验进入倒计时，他得精准把控时间，把病历送给门诊医生，再赶回实验室。

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在医学生群体中并不罕见。从全球范围来看，医学教育普遍伴随着高强度训练与多线任务并行。曾任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外科教授大木隆生在《医疗再生》有过类似的描述：连续三十天无法休息；实习时从未拿到过工资；白天在医院，夜间、周末要去打工维持生活。

但徐艺说，时间紧张并不是最大的压力，“有时候，导师让你做事的时间和带教医生安排的轮转工作是有冲突的。我们就成了夹心饼干，谁也不能得罪”。

徐艺会跟导师直说困难。“实在做不过来，我会直接跟导师说，希望能跟规培工作错开安排，也希望能给一点空间。”

她在午休或者晚班间隙看过孙平一个人坐在病房角落整理科研材料。有段时间甚至觉得她脸色不太好，劝她不要这么拼，可以和导师聊一聊。“她说导师那边要（材料）得急，她也想早点做完，早点解脱。”

根据《中南大学拟录取2023年推免研究生(含直博生)公示名单》，孙平通过保研进入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专业为神经病学，导师是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谷某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官网显示，谷某某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后并入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医疗系，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她的课题曾获得湖南省卫生厅科技成果一等奖、省科委科技成果二等奖，还拿过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医院官方小程序上显示，其论著100余篇，参编专著多部。

湘雅医院神内科室一名医生在被问及谷医生的情况时称，对方在脑血管领域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与同事相处也很好。有患者说长期找她（谷医生）看诊，表示“医术可靠”。也有接触过她的规培学生提到，谷医生“要求严格，说话比较直接”。

截至发稿，记者多次尝试联系谷某某，电话未能接通。

压力层层传导

“在当前的评价体系下，想留下来做医生的学生，面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他们需要在各个维度都表现突出。”

王磊是一名外科医生，在当地医院执业多年，熟悉湘雅医院的体系与内部情况。他解释称，规培是考察学生的基础维度。因为在临床上，规培生做的多为基础型工作，比如查房、开医嘱、写病程、处理病人检查等。“这些工作高度同质化，学生之间难以拉开差距，个体也难被看见。”

但在科研方面，论文和课题是衡量学生水平的直接标准。“优秀和普通的差距会非常明显。”王磊说，有的学生能在权威期刊上合作发文，有的则只能在普通的论文网站上发文章。“署名先后也不一样，第一作者往往更优秀，后续就业相对容易。这也是医院选人的标准。”

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专硕生们不得不在学术研究上投入时间和精力。

压力并非凭空而来。王磊直言，这与医院在行业竞争中的生存逻辑有关。

湘雅医院神内科室住院部外景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傅一波

王磊表示，“某种程度来说，医院也像企业，也要考虑盈利。”他说，患者选择医院看的是排名和医生名声。为此，医院需要用临床经验、科研成果以及医生口碑，来维持自身的竞争力。

科研产出成为医院评价体系的关键，比如，国家级项目数量、高水平论文发表数量等都会影响医院排名。

王磊说，过去科研在科室绩效占比不超过20%。如今在部分科室比例超过30%。也就是说，科研成果的数量与医生收入，医院排名关联。

据新湖南报道，NCS编辑部基于2025年度全球生物医学领域最权威的文献计量数据，发布了NCS全球医院指数（NCS Hospital Index 2025）。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位列上榜，位列中国第2位、全球第14位。

这种领先的成果，将压力逐层传导至医院的每一个个体。

王磊坦言，这本质上其实是筛选机制：通过极高强度的承压测试来完成优胜劣汰。“今天的大多数科室负责人都是从这种路径中走出来的。”

他提到，中南大学下设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其均为综合性全科医院，科室设置有重叠。因此，医院的竞争压力也会传导到学生身上。

工作日的湘雅医院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傅一波

年轻的学生要熬过去，这过程并不轻松。“学生进入临床阶段遭遇挫折是常态。他们需要校准定位，调整心态。”

在这套被不断推向极限的机制中，区别在于：有的人撑过去了，有的停下了。

孙平出事后，有湘雅医院的医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医院在3月19日下午召开研究生导师紧急会议，强调要以此为警示，更加关注研究生的生活、心理情况。而谷医生的门诊已停诊，暂未有具体复诊时间。

“我们（压力）其实都一样。”徐艺说，近段时间有学弟学妹来问考研建议，她想了想，只说了一句，“这条路蛮累的，你们要做好准备。”

（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的孙平、徐艺、王磊均为化名）

文：傅一波 

编辑：潘展虹

近日，福建一起“派出所教导员办公室内猥亵15岁少女”的案件，因一审量刑引发广泛关注。2025年6月，霞浦县牙城派出所教导员李某，在办理一起殴打他人案件时，以“了解案情”为由将15岁女孩小君及其母亲叫到自己办公室，后借故支开其母亲，在教导员办公室内，以“可能被拘留”相胁迫，对小君实施了包括“抚摸胸部、生殖器侵入口腔并抽插”在内的严重猥亵行为。2026年3月16日，霞浦县人民法院一审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2年9个月。案发后，被害人小君出现多次离家出走、自伤自残的情况，其父亲认为量刑过轻，已准备申请抗诉。

”一审判决

为何本案的认罪认罚不应产生从轻处罚？

综上来看，本案实际上涉及多个本可能被评价为“加重情节”的因素：考虑到被害人年仅15岁，因此使用“性进入”手段、造成被害人严重心理损伤分别可以构成一个加重情节。利用警察职权且在派出所内实施猥亵也可评价为一个加重情节。

三项加重情节并存，本案理应在5年以上的加重幅度内量刑，且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重处罚。而一审判决将“未成年人”“手段恶劣”“利用职务便利”仅作为三个从重情节，在5年以下幅度内予以从重处罚，同时结合认罪认罚这一从宽情节，最终判处2年9个月。这种处理方式，对行为恶性与危害后果的评价完整性存在明显疑问，量刑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一审量刑偏轻的原因，主要在于将本应认定为加重情节的因素，仅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评价。

不过，学界也有观点认为，本案在5年以下量刑是合适的。这是因为，本案涉及的这些情节都没有任何法律规范明文规定需要加重处罚，现有的行为和“聚众”以及“公共场所公开”在性质、种类、危害程度等方面缺乏相当性，按照同类解释的要求不能加重处罚。不过，即便认为应当在5年以下基本型幅度从重量刑的观点，也多认为本案量刑较轻，实际至少应当在3年至5年的幅度内量刑。

在有关本案的交流中，有学者批评道，小君实际并非“儿童”，本文类比猥亵儿童罪来认定强制猥亵罪的加重情节，有“比附”或“类推解释”之嫌。而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禁止对被告人不利的类推，因为这种对语义的超越，会破坏国民对行为后果的可预测性。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分析并非将被害人解释为“儿童”，或者直接比附适用猥亵儿童罪的规定，而是对“其他恶劣情节”这一立法预留的开放性条款进行实质分析。把“性进入”和“造成自残后果”解释为“其他恶劣情节”，未超出该用语的合理范围。

从结论的合理性来看，如果在征得一个13岁11个月的儿童的自愿的前提下，实施“性进入”行为，或者在事后造成自残的后果，都能够直接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对一个不过15岁的少女，使用胁迫这一强制手段，违背其意愿实施“性进入”行为，或者造成其自残，就也应当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是因为，考虑到被害人身心并无重大差别，后一行为因为相较多出了胁迫手段，反而具有更高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应当判处更重的刑罚。

量刑偏轻的另一可能原因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本案的量刑裁量中占据了过大权重。

然而，认罪认罚仅属于“可以从宽”，而非“必须从宽”。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犯罪性质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依法不予从宽处罚。”《办理强奸案件解释》也规定：“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成年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是否从宽处罚及从宽幅度应当从严把握。”

结合本案的手段、后果和社会影响，认罪认罚不应产生从轻处罚的效果。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检察机关会提出量刑建议，法院对该建议的采纳率普遍在85%以上，这种惯性使得量刑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终判决。本案是否存在量刑建议设置不当的问题，同样值得追问。

“派出所教导员办公室内猥亵15岁少女”一案引发广泛关注，不仅因为其涉及性犯罪与未成年人，更在于犯罪人身份和犯罪场所的特殊性。身着警服、头顶国徽的执法者，在代表国家强制力的派出所内实施性犯罪，其社会危害性远超普通猥亵行为。

对本案的判罚，不仅应当充分考量多重加重情节并存的事实，也应该体现对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侵害未成年人的特殊从严处理。假如后续启动二审，期待法院能够准确评价本案在行为手段、危害后果、身份和场所等方面的特殊性，也希望此案成为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强化执法权力监督的契机，让“最终庇护所”避免沦为犯罪现场。

近日，国内知名文学平台晋江文学城因内容审核标准问题陷入舆论漩涡，并因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用户“发票抗议”。

风波始于晋江文学城于近日突然锁定热门女性向小说《女主对此感到厌烦》，相关提示为“文章设定有问题，锁文要求清理”。这一操作迅速引发读者的不满与质疑。

锁文事件引发舆论后，晋江平台管理员小明发帖说明《女主对此感到厌烦》临时锁定事件，称该作品因疑似含有挑动对立情绪的内容，网站依规对其进行临时锁定核查。经初步核查确认，未发现该文存在无差别扫射某一群体等明显违规行为，现对该作品恢复上架。

然而，这份说明中关于内容审核的具体标准，却引发了更大的争议。说明中明确“严禁使用非经汉语权威机构承认的生造字词或短语”，并举例“老天奶（为网络通用口语，类似‘老天爷’的变体）”。但有用户发现，晋江官方账号此前曾使用“老天奶”一词进行内容宣传。在被用户质疑后，相关博文已被删除。

晋江此举让用户对平台审核的公平性与“双重标准”产生了广泛质疑。尽管晋江后续将相关公告措辞从“严禁使用”调整为“严禁强迫他人使用”，但并未能平息用户的不满。

3月25日，对晋江文学城不满的用户集体申请历史充值发票，到晚间，排队人数飙升至19万以上，规模空前。

面对用户的集中开票行为，晋江原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刘旭东通过个人微博账号@偶尔讲真话的老刘 公开发文，将用户的开发票行为称为“魔法攻击”，并抱怨员工“手累酸了”，呼吁用户“等几天再申请”。这番言论非但未能安抚情绪，反而引发了更强烈的反弹。

还有用户指出，在晋江的APP客户端并无直接申请发票的选项，用户必须通过网页端，经历“登录→财务→余额→开发票”四级菜单才能找到入口，操作极为繁琐。有用户认为此举可能构成“少列收入”，存在偷逃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的嫌疑，向税务部门投诉北京晋江原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要求核查其是否存在偷漏税行为。

截至发稿，开票排队人数已超过25万。晋江文学城官方尚未就高管言论、开票流程及税务质疑等核心问题发布正式的致歉或说明。

晋江文学城创立于2003年，拥有海量原创文学作品与庞大作者读者群体，是中国网络文学尤其是女性向领域的重要平台。

北京晋江原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13日，是知名女性向原创文学网站“晋江文学城”的运营主体。该公司由黄艳明、刘旭东等人创立，现为阅文集团控股企业。

CDT编者按：目前该文在微信平台不能转发、点赞、收藏，只能评论。

---

2026年3月24日，张雪峰因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在苏州逝世，时年不足42周岁。

消息自下午在互联网上传开，直到讣告发布，很多人还是难以相信。他的离去实在突然，朋友圈停留在两天前的3月22日，那天他跑了7公里。整个3月，他几乎每天都在跑步，每次跑7公里左右。甚至在离开前，他仍然在跑步，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3月24日中午12点26分，张雪峰在公司跑步后出现不适，被紧急送往医院，遗憾离世。

人生的最后十年，张雪峰过得十分忙碌，他频繁出差，尤其在高考志愿填报季，曾为了赶路和讲课，40小时不睡觉。他常年高密度直播，在直播间里和家长连麦、接听咨询，穿插着带货，经常4小时不起身，不喝水。他以旺盛的精力著称，2023年，《人物》作者曾跟着张雪峰工作了几天，看到他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饮食、作息很不规律，与此同时，他以一种惊人的毅力跑步，2020年，张雪峰跑了3000公里，并参加了他的第一场马拉松，此后，他每年都会跑几场马拉松。有时，他会在忙碌一天后的凌晨去跑12公里。在他的演讲中，他经常说，40多公里都跑下来了，还有什么事是我不能做到的？

也许，在他看来，继续跑、更快地跑，是唯一的选择。1984年的5月，张雪峰出生于黑龙江一个县城，家境普通，他从郑州大学毕业，曾担任考研培训教师，寂寂无名，却偶然凭借解读高校视频走红，此后，他将重心转向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这是一门很窄的生意，只在短短时间内面对高考考生及家长，但因为高考被赋予的「改变命运」的意义，张雪峰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成立了多家公司，同时，他的言论也被无限放大。

他多次因类似「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一定会把他打晕！」「文科就是服务业」这样的言论引发争议。有人认为他打破信息差，「说出了大学的真相、就业的真相」，为无数家境普通的孩子改变了命运，有人认为他「功利主义」、「哗众取宠」，把复杂的教育选择简化成单一的「就业赚钱」，忽略了选择背后的人。他总是说，「以终为始」，这种方法论以结果为导向，主张不走弯路——如果忙碌的结果是成功，那就必然忙碌：2023年6月24日，高考成绩公布的第三天，张雪峰发了条微博，「因为过度劳累，胸闷心悸」，他被医院收治强制住院。

像是命运的一次提醒，但张雪峰仍然全力向前。在生命的最后三年，他的言论多次上了热搜，他的社交平台账号曾被限制关注或者停播，他感受到舆论的汹涌与不可控，并正在学习变得谨言慎行，但他身上，仍然有中文互联网场域内少见的一种炽烈鲜明。

他曾在一次直播中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各大平台会有一个热搜叫张雪峰死了，就是他可能会成为一代人的那种回忆。」像是个预言，它成真了。一代人在探求活法的道路上，会记下张雪峰的名字，不管是以何种态度。

一个富于争议的人，以这种方式离开，格外令人心情复杂。聚焦在张雪峰身上的话题和目光背后，是考生和家长远远未被满足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需要，而他的成功背后，是诸多和他一样出身平凡的人们，对现世安稳的渴求。张雪峰的猝然离开，似乎是对这种对确定性追求的一个乍然提醒：哪怕码放了尽可能多的确定性因素，人生仍然有太多不确定。下一步，该怎么走？

曾有人问张雪峰，「你会给你墓碑上写什么字？」他答，「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

以下为2023年《人物》发布过的关于张雪峰的报道。旧文重发，纪念这一位浓烈饱满而富于戏剧性的争议人物。

文｜冯颖星

编辑｜鱼鹰

「成了道歉专业户了」

张雪峰已经很熟悉道歉的姿态了。

整个6月，他上了16次热搜。热度最持久的一次，是他在抖音直播间里劝说一位理科模考590分、孩子想要报考四川大学新闻系的家长，「把他打晕都不要让他学新闻」。这场半年前的直播片段经过剪辑，在互联网上疯狂传播，引来了重庆大学新闻学教授张小强的多次「炮轰」，「千万不要被张雪峰这样的网红忽悠了」。双方隔空交战几个回合，一点风吹草动，就能让话题继续在热搜上盘踞。

现在，张雪峰在各个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拥有超过2000万粉丝，常以「考研名师」、「高考志愿填报师」的身份出现。他热衷表达，微博有时一天发六七次，多数与朋友圈同步。一周三次的直播，被剪辑成片段分发到不同平台，时常搅动舆论的神经。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批评声，他热切地回应，道歉，言辞示软，口气却很硬。「这玩意儿就像你在公交车上挤到别人一样，你说，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你真的错了吗？它就是一种修养吧。」

在因为吐槽「友人还了60万房贷利息57万」又一次被推上热搜后，张雪峰被人质疑数据不严谨。他做了一件「我错了，我道歉」的T恤开始在直播间售卖。「老公买了穿给老婆，男生买回去穿给女朋友。」「成了道歉专业户了」，他说。

舆论对张雪峰的态度分为鲜明的两派。认同者称他选专业、填志愿的建议是「实用主义指南」，「打破底层信息壁垒」，「说出了大学的真相、就业的真相」。批评者则不喜欢他带有「流量属性」的绝对化语言风格，认为他「功利主义」、「哗众取宠」。

他回应说：「我出身普通老百姓，如果家境优渥，选择更多，不存在错不错的问题！但是对大多数的家庭，条件没有那么好，选专业要选适合自己的，能让自己吃上饭的！而不是照本宣科！」这一次，他获得了网上「普通人」潮涌般的共鸣。

对越来越汹涌的流量，他感受复杂。

4月底，我在苏州工业园区峰学蔚来的办公楼里见到他时，几乎没有寒暄，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一位搞笑视频网红的流量变现模式——这个网红全网粉丝破亿，多次登上视频平台直播带货榜第一，「你们真该去采访采访他」，张雪峰说。许多山寨账号分发这些头部网红的直播cut，再挂上小黄车，谋取可观的利润，主播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先让他们自己跑，到了一定的体量再去谈合作」。

这样的模式同样出现在了张雪峰的身上。视频平台上到处都是关于他的cut，他坦陈，真正属于他的账号只有「一个」。这些附庸在他流量之上的账号，有些已经积累了近百万粉丝，被他视作流量放大器的一环。

「你对他们很宽容」，我说。「甚至是纵容」，他立刻修正。

5月中旬的一天，他又说：「我真希望微博给我除名。」他隐隐感到社交网络言论方向的不可控性，「我怎么说是一方面，你怎么写是一方面，网友如何解读，如何带节奏是另一方面，完全控制不了。如果我不是通过流量来养家糊口的，完全无所谓！」

他觉得外界对他最大的误解是「功利」，就像要不要学新闻之争，「不得不承认，（现在）学新闻传播的学生中有80%是没有从事本行业的」。在他看来，人人都是自媒体，意味着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就业出口在变小，「如果学生跟我说一定要进入媒体工作，有这个梦想，我也会建议他去学汉语言文学，而不是新闻传播，万一进不了媒体，出路和岗位是不是比学新闻的孩子要多？」

张雪峰的直播截图

爆红的起点

在这个夏天沸腾的热度之前，张雪峰在网上已经红了7年。

「引爆」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段成名视频录制的地点，「或许是在池州」。

2016年初，张雪峰离开供职的考研机构，和朋友创立研途考研。他不教授任何学科，只是指导学生选择考研专业与院校。起初并不顺利，「几乎没什么生意，搞不好就倒闭了」。

朋友把他的演讲刻成光盘，拿到更偏僻的大学去播。有人得到了这个视频，把其中一个片段剪切下来，传到了网上，那段「7分钟解读自主划线高校」的视频，连同另一段「半分钟数完中国名校」的「贯口」，被配上「语速直逼华少」的标题，迅速在网上裂变。张雪峰一觉醒来，「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他甚至开始思考：「我到底该去说脱口秀还是继续去拯救学生？」

眼前的快乐是巨大的。那家「快要死掉」的公司「一下就被激活了」。他把微博账号改为「张雪峰老师」，粉丝「每天涨10万，每天涨10万」，一周之后，焦虑随之而来。「每天涨500，再过了一个星期每天涨200，两个月之后，这一波就过去了」。那个数字最终停留在了700万。粉丝增长速度的衰减在他心里成了「最恐怖的事」，「就在想怎么样能让自己一直火下去」。他开始尝试拍新的视频、开直播，甚至在女儿生日宴这天，一边给女儿过生日一边直播答疑，所有的招数都用遍了，「发现都没有用」。

他上综艺，参加《奇葩说》，去拍电影，结识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也积聚了更多「上热搜」的能量。在《奇葩说》公开的海选现场，他的演说名为《我是个网红，想上热搜有错吗？》讲自己一夜成名的经历。蔡康永问他：「你一直语速这么快吗？」张雪峰狡黠一笑：「康永老师你可能不知道 ，在中国，有个地方叫东北。冬天外边儿很冷，门也出不去，只能待在屋里吹牛。待几个月你也这样。」引得哄堂大笑。他也谈自己的极度目标感，例证是：「立下flag，30岁前必须结婚，婚期定了，临近婚礼40天，换了个新娘。新娘从认识到领证，45天。」依然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奇葩说》是多元价值观碰撞的场域。相比其他「奇葩」，舞台上的张雪峰传统的价值观念稍显不合时宜。他讲：「男人没有自己。最好的状态就是，25岁的时候让你的父母认为他们有个好儿子，35岁的时候，让你的老婆觉得她有个好老公，45岁的时候让你的孩子觉得他有个好爹。」肖骁质疑他功利：「他认为的美好生活和我认为的美好生活是不一样的，他认为的美好生活是大多数人的美好生活，这一点我是接受不了的。」张雪峰反驳：「我就想在我所在的城市买个房，买个车，这过分吗？让别人有的，我老婆孩子也有，这过分吗？」

这次在线下再见到他，他比7年前多了些防备。他悲观地预言：「所有网红的终点，都是塌房。」他不知道那个时刻什么时候会来。现在，他只能尽量地想办法，准备一套plan B。

张雪峰在节目《奇葩大会》上的发言图源网络

「花一万元决定孩子的一生」

到访这天，我跟了张雪峰的全场直播。每周一、三、五，他会准时出现在直播间，直播三场。他的员工武亮提醒我：「你最好提前休息一下，要不然你扛不住。」

在外人眼里，他常以极其旺盛的精力著称。这一天，《人物》和他的交流从上午10点进行到下午2点多钟，中间我提醒他：「要不先吃个午饭？」他回绝了。这场交流最终以助理的提醒打断，他该去参加园区一档招聘直播了。继续高密度输出一个多小时，天色渐暗，再回到公司。晚上7：00，家长们已经在直播间等他。

20分钟之内，直播间已经涌入了3万多人。简单的寒暄过后，连麦开始。两盏明晃晃的大灯直给的打在他身上，张雪峰立刻亢奋起来：「点点赞点点赞，点到20万开始连麦。」一个胖胖的男生绻在角落，死死盯着导播屏，不敢发出声响。对话从一个家长的惊呼开始：「哎呦我竟然连上了，张老师我太开心了！」「哪个省的」、「文科理科」，「选科」、「能考多少分」，学生被量化成一个个坐标与数据，获取到这些基础信息，几乎不用家长讲完，他直接把话打断，立刻给出答案，语气斩钉截铁。

这天的直播间里，他拼命劝一个家长给女儿报口腔医学，「可是她嫌口腔脏」，女孩的妈妈说。张雪峰顺势抓起眼前的一把零食，抱于胸前，「假设这是money」，零食一个一个被投掷在桌面上，他反问家长，「你就问她，脏吗？」

有时，家长的陈述与他的意见相左，他陡然提高声量：「你要去预测一下什么是永久性风口！你离得开通信吗？你离得开信息传输吗？你离得开芯片吗？你离得开互联网吗？你离不开的！报志愿要有这种思维！」几个排比句下来，语速不自觉加快，他继续提高声量，「那有人说张老师我离不开米面油，但你要记住一句话，一个东西到底值不值钱，关键看的是什么？附加值。附加值，懂吗？附加值！来吧，各位，把这三个字打在公屏上！」

一段排山倒海的输出之后，直播间的情绪爬到了顶峰。弹幕以极快的速度刷过去，直播间的人数停留在「4W」，并一直保持这个数据。一整晚，连麦入口都在提示「连麦人数已达上限」。这些数字的背后，几乎清一色的是学生家长。有人等待连麦太久，暂时走开了，张雪峰连上之后「喂」了几声，对面没有声响，「你知道吗，我们这儿也叫『喂喂喂』直播间」，他情绪亢奋地向坐在镜头外的我介绍。

这天晚上，张雪峰一共直播了234分钟，全程没有起身，没喝一口水，持续了将近4个小时。平均每6分钟，就要给一位家长解答困惑。连麦、接听咨询、号召粉丝点赞，穿插着带货、吃零食，然后继续连麦，循环往复。直播间的门敞开着，小狗雪糕在直播间内外游荡，有时，张雪峰喊一嗓子，工作人员把雪糕递过去，张雪峰把它抱到镜头前，给观众作揖。

直播中，张雪峰把小狗抱到镜头前。图源冯颖星

不用任何人的指导，他能独立撑起整场直播。直播间是风暴的核心，焦灼的家长，亢奋的张雪峰和以秒计时刷过去的粉丝牌和弹幕，构成整场狂欢。补光灯的照射和人挥发出的热气，让直播间的温度明显比别处更高。直播间外，上百平米的办公室已经空了，灯光落下一半，最靠近直播间的一排工位上，几位员工死死地盯着屏幕，紧张感蔓延到了每个人紧缩的眉头。他们分别掌控着直播间上的灯牌更替和不断涌入的后台咨询。

更替的灯牌上，提示张雪峰所经营的产品——高考志愿填报。临近高考，一款近万元的产品成为这里的爆款。这是针对高三学生志愿填报服务的专属链接。他的公司峰学蔚来的员工们会在考前对学生的分数大致模拟，规划出所能填报的院校与专业。一旦出分，立刻从1000多个院校，500多个专业里，为他选出双方能够达成共识的「最优排列组合」，确保考生成功上岸。

周航（化名）曾给张雪峰的直播间做过客服。6月是「旺季」，咨询量猛增。「直播一晚上能有1000万（的销量）」。这意味着，直播的这几个小时里，至少能够成交1000单。张雪峰在直播间穿插不同链接的口播，大量咨询涌入后台。客服们把常被咨询的话术提前编辑好，稍加修改，就立刻回复给前来咨询的家长，「晚回复一会儿热度就往下掉」，「有的就问两分钟，立刻就下单了，还有很多不咨询就直接下单」。

「对于那些家长来说，花一万块钱决定孩子的一生，没有什么犹豫。」周航说。

今年，在南京国展中心举行的首场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咨询会吸引了考生和家长。图源视觉中国

「没有张雪峰，也会有王雪峰、李雪峰」

这个高考季之前，很多人对张雪峰的认知，还停留在「一个教考研的老师」上。事实上，自打2021年，张雪峰用同样占据微博热搜的方式，高调离开北京，搬入苏州，他的主业就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在苏州，他拥有一家由自己全然掌控的公司，峰学蔚来，主做高考志愿填报。三年时间里，产品链不断扩充，服务向高考两端延伸，涵盖高一选科、大学规划辅导、安排实习等多个链条。

张雪峰对这种业务方向的转变解释为「对政策的敏感」。在政策的变动中，他嗅到了新的商机。

2014 年 9 月4日国务院《关于深化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发布，预示着新高考改革全面启动。这是中国恢复高考后，最为全面系统的高考制度改革。新高考打破以往的文理分科，除语、数、外三门必选学科外，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科目，学生可以主动、随机搭配选择。这种模式被称为「3+3模式」。上海和浙江被作为第一批试点地区，从2014年入学的高一学生开始，率先启用这一模式。

2017年，第一批采用「3+3模式」的学生走进高考考场，不同科目的考生人数显示了学生选科的参差——近7成学生弃选了难度较大的物理学科，去谋求更高的高考总分。

于是，从2018年启动新高考改革的8个省份开始，「3+3」模式被调整为「3+1+2」。语、数、外三个科目必选，物理和历史两个学科必须二选一，然后才能在其余的四科中任选两科。

新高考推行范围不断扩大，到2023年，全国已有29个省份启动新高考改革。高考志愿填报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2023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500多所高校设摊咨询。

2017年，当第一批进行新高考的学生走下考场，开始志愿填报，他们陡然发觉，自己在高一学年进行的选科，竟然直接与大学的专业选择相关联。每一种选科排列组合，也会对应不同的高校列表和专业列表。

比如，如果高考科目选择了物理、化学，没有选生物，一个立志做医生的学生就无法填报许多高校的临床医学专业。如果高考科目没有选物理，一个立志做工程师的学生也填报不了工科，数学类、材料科学、机械类、电气类等专业都将与他们无缘。

「选科没有选对，他想读的一些专业就读不了。」张雪峰说。这也就倒逼家长和学生，「从刚上高中的时候就要想很多事情，以后要往哪里就业，去学什么专业，能做什么工作」。他鼓励学生和家长提前谋划，「四大天坑（生物、化学、环境、材料）专业、医学专业注定要考研，要提早准备」，直播间的那句「高考结束即可准备考研」被剪辑后广泛传播。张雪峰又被推上了热搜。

不同省份新高考、老高考并行，在实行新高考的省份里，志愿填报又分为「专业+院校」、「专业组+院校」两种不同的模式，要区分这些模式与老高考「平行志愿」的异同，许多家长和考生感到困惑。

本质上，「专业+院校」的模式是在改变此前高考录取时的「院校优先」原则，转而引导学生更注重自己所学的专业。但现实里，由于中学职业教育的缺乏，大学专业设置与实际就业出口的错位，以及越来越难的本科生就业、越来越卷的考研考公大潮，家长和考生对专业的选择也愈发举棋不定，想要寻求更多的确定性。

新高考「专业+院校」填报模式里，每一个专业与院校的搭配都能算一个志愿。比如，北京交通大学的通信工程专业，与北京交通大学的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算两个志愿。这样不同的组合，一个普通类考生最多可以填报96个。辽宁的情况则更为复杂，考生可填报的志愿最大数量为112个。即便是专业的志愿填报老师，碰到辽宁的考生，也会感到「头疼」。

峰学蔚来的志愿填报老师马志远说，这三年，他和同事们循环往复地对家长讲，选科到底是什么，新的志愿填报的规则是怎样的，不同的科目可能会对应哪些学校的什么专业，那些看似相近的专业具体又有什么不同，所对应的就业机会又是怎样的。无数个时刻，马志远耗费几个小时，给家长讲得口干舌燥，抬头一看，家长的脸上依然是满脸问号。

更多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是一道排序题，「重庆邮电、西安邮电、桂林电子科大，这三个院校要怎么选？」「西安理工、天津理工、浙江工业、广东工业……这几个学校对应的分数线相近，又该怎么选？」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上名校，这些不同的城市、没有那么有名的高校里又藏着巨大的信息差。志愿填报期3天到半个月不等，鲜有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掌握如此之多的高校与专业信息，许多普通家庭的孩子「盲人摸象一样的随意填上一个」。

高考的扩容也给这个行业带来了更多想象空间。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1万人，同比增加98万人，为历史之最。

「即使没有张雪峰，也会有王雪峰、李雪峰来填补这个角色。」武亮说。而张雪峰适时出现在了这里。他精准地抓住了这次机会。

他对客户需求与机会的敏感，可以追踪到2016年6月，那个他刚刚在网上爆红的时间点，给他发私信的很多，很多人咨询高考志愿填报的问题，他在微博里写道：「高考志愿不是我的主业，我只是用我对学校的了解给大家一些建议！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别诅咒我十八辈祖宗！」

图源电视剧《少年派》

「人和人最大的差距，除了成绩，就是家庭」

「想赚钱还是图稳定？」「家里条件怎么样？」「能给孩子提供支撑吗？」这是峰学蔚来的老师们一定会问家长的问题。不同的问题指向不同的解决方案。

这些问题的答案连同考生的省份、选科、成绩一起，被量化成一个又一个的数据和坐标，对应不同的城市层级与所选专业。有人总结张雪峰的报考思路：理工科的专业，就业对口率高，文科专业，就业对口率低；他鼓励文科生尽量锚定「法学、财会、汉语言文学」，称之为「有专业壁垒的专业」，在报考公务员时，文科这三个专业招聘占比更高，「我学了我能干，你没学你干不了。这就叫专业壁垒」；数学成绩好，首推计算机与数学；家里没有强大的背景，他会劝退这样的孩子不要去学金融，「很吃家底」；而医生、律师，校友会成为他们最好的地方资源，「一般在哪里读书，最好是留在那里工作了」。

只不过，对于要赚钱还是要稳定，少有「客户」能给出直接答案，「你只能选一头」，峰学蔚来的志愿填报老师武亮说。当他追问得紧了，会指向一个规律，「所有的家长都想稳定，但所有的孩子都想赚钱」。

他们不鼓励家庭条件普通的孩子求「稳定」，兴趣在这里也鲜少强调。「如果一个家庭普通的孩子说他爱好考古，他怎么给你证明到底是擅长还是想象的爱好？我就劝他先去拿个锄头去烈日里锄一下午的土试试再说。」马志远的话语方式，已经师承了张雪峰的衣钵。

每年，马志远要亲自服务50多名学员，他把自己的报考方式总结为四点，「学科、性格、家庭、成绩」。如果把这几个要素充分拆解，就会指向一系列「过来人」的经验主义：「你的数学、物理比较差，学工科肯定费劲，哪怕去读了工科，考研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确实不太行，工科考研都要考数学；如果孩子挣钱的欲望比较足，那你不能让他报市场营销，市场营销出来都是最没有门槛的销售，你让他去学电气自动化，去做卖一个设备大几百万的销售」；家庭也要分为三类，普通家庭就要奔着赚钱去，因为他们的「容错率低」，「你得先能养活自己，毕业能找份体面的工作。中产家庭的孩子可以兼顾兴趣」。至于中产家庭的定义，「你至少能在苏州这样的城市给孩子买房买车，或者送出国读一读研，医学、生化环材不读研没有意义。但如果你是家大业大，你做什么选择都对。但这一切，没有成绩都是白扯」。

张雪峰的语言更加直接：「人和人最大的差距，除了成绩，就是家庭。」

上千万的网友簇拥着他，更多的家长与他结成同盟，「孩子们要上学，来报名的都是家长」，周航说。

直播间里买单的「客户」来到执行层面。峰学蔚来的报考老师接下了接力棒，他们以不同的省份为区分，被分为四个大组，开始了与家长更密集的沟通。这份工作并不轻松。第一年，他们只拉来400多位家长客户。

峰学蔚来的员工随时可以在格子间里开直播。图源冯颖星

那年6月22日，高考分数陆续公布，峰学蔚来进入全年报考的顶峰，张雪峰租下一家四星级宾馆，所有报考的老师入住其中，开始封闭式志愿填报，睡眠被压缩到一天2个小时，一直持续到报考系统关闭。

那几天，家长的状态更加疯狂。有的省份，报考的窗口期只有3天，武亮上趟洗手间的工夫，网络那头的家长就劈头盖脸骂了出来：「我都急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情拉屎！」报考老师的压力也上涨到顶峰，志愿填报结束，武亮在电梯间里看到有同事痛哭。

很多人离职，周航是坚持下来的人之一。这几年，看着峰学蔚来的志愿填报报名人数从400人涨到5000人，翻了12.5倍，他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通道。他曾在安徽做考研机构的代理，与张雪峰也是同行。进入高考志愿填报行业，最直观的感受是，与考研相比，客群发生了最直接的变化，说服家长要比说服学生容易太多。「都想要一个确定的答案，没有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过得辛苦。」随着张雪峰的视频剪辑片段在网上不断传播，「信息差」、「同分不同命」的概念也渗透到了许多家长的认知深处。

无奈的时刻常有发生。周航负责河北大区，每年，至少有40个家长会对他说：「周老师你能不能给我预留一个名额，我后面两个月的工资发下来，我再攒一攒，我就把这个钱交给你。」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最直接感受到他们对孩子的付出和那种无奈」。

短视频平台的引流是无差别的，但更多的「客户」还是呈现出了人群的集中性。武亮发现，这几年付费购买峰学蔚来志愿填报服务的考生家长里，来自农村的还是少数，「毕竟价格的门槛摆在那里，它本身就是对人群的分流」。来自二三四线城市的家长是最多的，这些家长往往有稳定的工作，「医生、公务员这些体制内的偏多，他们更希望孩子能够走出所在的城市」。

从省份上来看，北京和上海的考生对这类咨询的需求量极少，他们的升学路径往往更为广阔。江苏、黑龙江、山东、河南、河北是咨询大省。各省之间也呈现出不同的报考偏好：山东家长喜欢求稳，江浙沪的孩子很少「往外跑」，河北的家长喜欢沿着京沪高铁走，「可能是回家方便」。

而在面临有些问题时，他们又几乎呈现出一样的纠结和茫然：「一个211的小语种或者哲学专业，与非211院校的法学专业的选择上，没出分报志愿时，他们都知道要专业优先，一旦自己面临这种选择，都会选择去报211。」「怎么劝都没用呀，他们就在那里纠结，纠结到最后的时刻，就像抓阄一样，匆忙填一个专业上去。」武亮常常感到无奈，他说，「毕竟，我们本质上是一家咨询公司对吧？」最终的决策还是得家长和考生自己来做。

图源电视剧《少年派》

「大家的目的性只会越来越强」

在张雪峰的直播间，一个词语被反复提起：「以终为始。」这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方法论，「如果你确定了终点，为什么要绕远路？」与此对应的实际指导案例是，「你的目标是做河南一个县城的老师，你就去读信阳师范，够用了，而不是去卷北师大、首师大。」他相信大部分人的人生是可以规划的，像他这样能完成底层突破的人是少数，而他要做的是「让大部分人变成天鹅的故事」。

他也观察到，近些年，那些他称之为「有专业壁垒的专业」分数线水涨船高，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等专业，分数上涨了几十分。「大家的目的性只会越来越强」。

「在你的反对声里，坚持选择了自己心之所向的孩子，突破性会不会更大？」我问。

「不会。行业是一个人可以通过理想改变的吗？」他干脆地回答。

他常提起「一杯酒」的故事，那发生在上一段创业时：「我酒精过敏，投资人让你喝酒，喝这一杯就给你投资，你喝不喝？」

1984年，张雪峰出生于齐齐哈尔一个人口只有14万人的小县城，高考考了全县第60名，入读郑州大学给排水专业，「那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

他说自己曾经是个「刺儿头」，读大学时，「什么都干，除了杀人放火」。曾经的梦想是做主持人，但在一次主持人大赛里被人看了眼西服牌子，领悟到自己配不上这个梦想，「理想主义已经没了」。

毕业后他没有像大部分本科同学那样从事本专业，而是一头栽进北京，摸爬滚打，体验过很多年早高峰沙丁鱼罐头般的地铁。

在2010年8月到10月的微博上，他多次在深夜写下：「累，累到不想说话」，「感觉我在透支自己的一切，我的精力，我的身体」，「穷人家的孩子如果想过所谓的好的生活，就要承担这种压力。。。」在这些语句的末尾，都要加几个句号，用打气收尾：「老虎，加油！」「老虎」，是他在线下讲座时常用的名字，源自他的本名，张子彪。

2016年下半年之后，故事的版本就变了。随着曝光的逐渐增多，他开始讲述「27岁靠自己在北京买房」，「娶小7岁的老婆」的「成功叙事」。他宣扬「男人的责任」，「我的孩子是在私立医院生的，我老婆生孩子的时候没遭一点的罪，当时身上只有8万」。

他讨厌稳定，觉得「老了靠那点退休金生活是没出息的」。在北京工作，跟老板谈，「我不要五险一金，你能不能把这个钱直接补给我，多1000块钱」。

在一档节目上做游戏，他发现自己跑不过张绍刚，「他比我大一轮，我怎么能跑不过他呢？」于是决意练习跑步。另一个原因是，「如果你有兴趣，了解一下那帮投资人，他问创始人有什么兴趣，你说跑马拉松，一定是个加分项」。

而那些明确的「成功」目的，在来苏州之后，都已超额兑现。苏州的房子是在2016年就买好的。高调宣布离开北京、搬到苏州，各路媒体和政策的关照也都来了。他娴熟地接受采访、拍宣传片，密切配合着各项工作安排。苏州工业园区的招商引资要找他，反诈宣传要找他，妇女节的宣传也要找他，他成了一张苏州城市新名片。办公室也是工业园区免租给用的，领军人才特事特办。「现在投资人追着要给我投资，我都不要。」

苏州工业园区图源

他感觉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欲望」，「原来我激励大家成功，现在我劝人合适，去找舒服」。

让他得意的是，他让女儿过上了不同的生活，挣脱了首先需要考虑生存问题的大多数，「我小时候弹玻璃球，我女儿现在打高尔夫」，「给她准备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她想做什么都可以」。他认为是自己这一代的务实选择，才换来女儿能任性追随兴趣的权利，「她喜欢画画，我可以给她开一个美术学校，让我的员工的孩子免费去上课，学费我来掏」。

但在深夜的直播间里，当那个连麦的母亲说起普通的家境，说起女儿不愿意听从意见学口腔，张雪峰挂断了连线，突然抒情：「我很心疼这位家长，她做不了这个小姑娘的主。有的孩子学了点什么知识之后，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开始反过来瞧不起自己的家长，最终孩子还是会自己去做决定。这样的家长做得太卑微了。你为她付出了一切，这个孩子还会指责原生家庭的不好。就像一句话说的那样，所有的家长都在等孩子的一句感谢，所有的孩子都在等家长一句道歉。」弹幕刷过，无数家长共情。这场直播以一种煽情的方式做了终结。

图源电视剧《小别离》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兴趣、梦想、自主选择的权利，只是家境殷实子弟的特权吗？这样的观念正是让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张燕最不适的地方。看到张雪峰和自己的母校上了热搜，张燕吃了一惊，感觉自己「被精准狙击了」，「理科，农村家庭，高分，甚至比590分的分数还要高出50分。如果再叠加上流行的性别叙事，还是长女，buff叠满」。

当初选择新闻，她妈妈差点把她「砸晕」。在志愿填报系统关闭的最后一刻，她借用同学家的电脑，自作主张把最关键位置的两个表格做了调换，从而没有走向家人指引的儿科医生方向。得知这一消息，张燕的母亲跟她大吵一架，「气急败坏带着我弟去了上海，去找在那里打工的我爸」。

读大学的几年，张燕加入了几乎所有的媒体社团，想尽办法在大三那年进入媒体实习，毕业也找了媒体的工作。「那些家境好的同学，无论学习什么专业都有到媒体实习的机会，提前验证自己是否适合做媒体。」但她认为自己这样的寒门子弟，「学习新闻几乎是我进入这个行业的唯一路径，也因此获得了很高的职业体验。」

张燕感慨，张雪峰的出发点看起来是同情寒门子弟搵食不易，认为不要用高远的理想去诱骗他们，但事情也可能恰恰相反，「对大多数的高分名校寒门子弟来说，仅仅要温饱并不难，难的反而是，认识到理想是一种人人生而可以追求的基本权利，而非什么特权。」

她眼见自己的两位同学听从了大流，选择了曾经更「实用」的专业，一旦出现职业路径的磕绊，都终止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没有太多动力往前再冲一冲。

她也有朋友是计算机专业的大学老师，教非常热门的研究方向，但明显感觉到选这个专业的研究生里有些非常不适合，常常师生双方气到跳脚。

曾任普林斯顿大学和布朗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后、目前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经济实验室访问教授的叶晓阳，曾在全国多地做田野调查，连续七年为学生义务做志愿填报辅导。

他经过长期的课题研究发现，不同专业之间确实存在平均回报的差异，但在平均回报之下，很多人都会忽略掉专业内部方差（即同⼀个专业，学得好和学得差的⼈之间的差异）。他追踪了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两届学生毕业后的收入，有些学生哪怕身处平均月薪最高的专业，如果大学里的学业表现、生涯发展不太如意，他们的收入也比不过平均月薪较低专业的学生。

叶晓阳开发了一款免费的AI志愿填报系统，目前正在试测，他把自己的志愿填报模型分为三个选项：个人兴趣，个人能力的比较优势，行业前景。「最完美的状态是三个要素都在，但这很难。如果占到两个要素，家长和学生都不用焦虑，但如果只考虑到其中一个，未来的发展会非常受限。」他也关注到了张雪峰关于「把孩子打晕都不要让他学新闻」的讨论，在他看来，这是只考虑了「行业前景」的单一维度选择，「在这句话⾥，『新闻专业』可以换成任何⼀个专业」。

他更希望学生通过志愿填报，完成一次自我决策的学习过程，因此强调一定要跟学生本人谈话，「学⽣才是志愿填报的主⾓，⽗⺟和⽼师只是辅助，帮助学⽣搜集信息、制定规划；最终做决定的，应该是学⽣⾃⼰」。

他眼见一个想学医的学生在家长的强力干预下被录取至中央财经大学学习金融，结果只去读了一天便再也不愿去学校。他的一位高中及大学同班好友，随大流读了自己并不喜欢的北大经济学专业，硕士毕业后，听从家里的安排工作，一直「平平淡淡」。叶晓阳觉得可惜，「不是说平平淡淡不好，他的天赋与努力远在我之上，如果选择更有兴趣的专业和工作，他可能会更快乐，也会有更大的成就。」

图源电影《全城高考》

叶晓阳开始越发欣赏那些「不一样」的同学，「是非常珍贵的种子」。许多通过各类社交媒体找到他进行咨询的同学，家境各不相同，但都具备一个共性：信息检索能力极强。他们目标明确，对自己认知透彻，有一些很早就开始思考想去哪个城市，想做什么事情，并努力缩减认知的鸿沟。「他们的志愿非常好报，错误率相对较低。他们走到哪里，学什么专业，都不会太差。」

他觉得高中生们更需要被教给的是这些软技能，未来大学毕业，在劳动⼒市场的发展，尤为看重的也是团队合作、做决策的软技能，而非仅仅是所学专业。

从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火爆的⾼考志愿填报产业是在解决考生眼前的问题，却无法提供长远的解决⽅案，打个不恰当的比喻， 就像基于若⼲粗暴指标的相亲公司。

不过，叶晓阳仍然觉得张雪峰传递的信息是有价值的，尽管「当⼀个⼈的⾔论成为公共物品，有很多⾔论观点或多或少都有绝对化的问题」。

多年的一线调研让他发现，「平均来讲，我认为中国的⾼中⽼师，不管从⾼考志愿知识储备上，还是去做这件事情的热情上，并不⾜以给学⽣提供有效的⾼考志愿填报指导。这首先需要时间，最好的时段是整个⾼中阶段，循序渐进。但在⾼考的指挥棒下，老师们常常⽆从下⼿。这也需要知识和经验，甚⾄数据分析能⼒，需要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在短时间内难以⼤规模完成。我的确认识⼀些⾼中⽼师，是为⼈师表的典范，⾃发投入时间精力，去完成上述的⼯作。但我也听到⼀些故事，⽐如某国家级贫困县的⾼中⽼师，收费数千元⼀⼈，给⾼考学⽣填志愿；收费还是其次，志愿的质量很低，反⽽耽误学⽣的未来。」

聚集在张雪峰身上的话题和目光背后，是考生和家长远远未被满足的⾼考志愿填报指导需求。

2023年6月24日，高考成绩公布的第三天，连续活跃在热搜上的张雪峰在社交媒体上告知大家，「被医院收治强制住院了」。他关闭了微博评论区，将近5000人转发了这条微博，转发语里，很多人说：「张老师挺住，我儿子才上二年级。」

采写/周煜博

编辑/杨宝璐

陆青如今需要服用多种精神类药品

2023年6月23日，陆青终于鼓起勇气，踏入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派出所报案，报案的对象，是他在戒网瘾学校就读时的教官——张顺。

2022年3月21日，当时陆青被父母送到“水沫榕泉青少年教育特训学校”（以下称“榕泉学校”）进行培训。这所全封闭式学校位于武汉市新洲区一处偏远村庄，据官网介绍，这里专治“贪玩、厌学、早恋、行为不端”，主打“个性化一对一心理辅导，陪伴式专业化行为管理”、“老师教官学生同吃同住”。学校还宣称，“毕业三年内孩子反弹，免费回学校重读”。

因为叛逆和厌学，陆青被父母送进这所学校，并在此就读半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遭教官张顺猥亵，却不敢有所反抗。离校后，严重的抑郁症纠缠着他，拨开层层恐惧与困惑，他意识到，张顺曾经的“照顾”，不过是猥亵行为的矫饰，以及对他的胁迫。

聊天记录显示，张顺承认自己对陆青实施了猥亵

来自教官的猥亵

2023年4月20日，陆青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童保健科确诊了重度抑郁、中度焦虑。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他时常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他胃痛、恶心，并且呕吐，还曾出现幻觉，总有声音让他拿刀自杀，晚上会听见有人叫他“去卖身”。这些都是抑郁症躯体化的表现。

失控要从2020年说起。由于疫情学校停课，陆青在家上网课，他可以不受限制的接触手机游戏。11岁，叛逆期开始了，奶奶再也管不住他。他的日子几乎完全被游戏占据——上课时玩、吃饭时玩，熬到深夜也不睡觉。

2021年复课后，有高年级的学生堵校门欺负他，“之前他们骂我娘娘腔，看不惯我，开始是语言暴力，后来就直接有人来打我。”陆青说。

他开始厌学，与父母的矛盾也愈发激烈。本来，他就跟父母交流少，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只有过年回家才见上一面，他和两个姐姐都是奶奶带大的。2022年底，父母回到武汉，一家六口挤在郊区一间拥挤的两居室里，父母和姐姐住卧室，陆青住书房，奶奶睡客厅。一家人的日常起居都由奶奶照料。

父母看不惯他每天抱着手机打游戏，不肯上学，决定把他送到特训学校去“戒网瘾”。2022年3月21日，陆青正在吃午饭，榕泉学校的4个教官以其涉嫌网络诈骗为由，把他带上了一辆白色面包车，下车之后，他就进入了榕泉学校。

跟众多的特训学校一样，在这里，教学核心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每天早晨，学生要先晨跑三公里，若有学生被子没有叠成“豆腐块”，会被责令抱着被子跑步；“体能训练”是每天的重点，少数时间是学科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名为“感恩课”；每天，学生们的训练内容包括变速冲刺跑圈、俯卧撑、蹲起、四肢着地爬行……训练量全由当值教官说了算。还有学生曾因教官的命令，在酷暑下连续奔跑四个小时。

一位离职教官告诉深一度记者，他曾见过其他教官让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连续变速跑4个小时，有学生跑不动，教官就会让其他的学生拉着他的胳膊，拖着继续冲圈。另一位就读过榕泉的毕业生大庆则称，做四肢爬行时，有时学生们手掌甚至会磨出血。如果有人在训练中犯下错误，所有人都得在午休时间“连坐”受罚，在烈日下“加练”。

在学校里，教官负责除招生以外的所有事务，每隔一周或半个月，学校还会安排心理老师给学生做一对一的心理辅导。这是学生难得的休息时间，因此大家都很期待。学生李泽告诉记者，只有在这一刻，他们才能体会到个体之间的尊重，虽然只有少数的心理老师比较专业，但心理辅导就像孩子们在榕泉学校的“避风港”。

总教官张顺当时已在这里已工作两年多，负责领导其他教官，管理学生。学生李泽对他的评价是“很暴躁的一个人，容易在学生身上泄愤。”

陆青告诉深一度记者，2022年6月20日晚上，在男生宿舍里，张顺对他进行了第一次猥亵。

榕泉学校只有一间男生宿舍，20多名男生和教官住在一起。按照规定，晚上9点寝室熄灯以后，学生严禁讲话，不许随意走动。教官负责看管学生。

陆青回忆，那晚熄灯以后，他本已睡着，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爬到他的床上来。他发现是教官张顺。张顺脱下他的睡衣，双手在他身上摩挲，包括隐私部位。陆青很害怕，但那时他不懂得性知识，不知道张顺在对他做什么。

离开榕泉以后，陆青与张顺还在微信上又谈及此事。深一度记者获取的一份聊天记录显示，陆青说：“我还记得你第一次跟我滚床单，你就是连哄带骗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觉得你好吓人，不敢反抗，事实证明我当时很怕你。”张顺在回复中则提到了自己的猥亵行为，并说：“以后不许怕我。”

陆青回忆，从6月20日到8月18日，张顺经常和他睡在一起，并多次对他进行猥亵。陆青告诉记者，张顺还曾性侵过他一次。

大庆被确诊手臂受伤

“不要跟别人再谈我和你的事”

和陆青住在同一间寝室的同学赵达告诉深一度记者：“我来的时候，就觉得张教官对他非常亲密，午休或者晚上睡觉时，张顺就跑到他床上抱着他睡。”

陆青尝试过拒绝继续和张顺的关系，但没能成功。张顺强迫他顺从自己的猥亵行为。陆青体格偏瘦，平日不喜欢运动，体能也比较差。他回忆，在没有和张顺发生关系之前，张顺时常针对他，批评他训练不够认真，让他“加练”。体罚对他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他很害怕张顺。

在榕泉学校，教官对学生有极大的惩戒权，如果得罪教官，后果会很严重。学生大庆曾因为“表现不好”被加练，他回忆，他以俯卧撑准备的姿势从中午11点半趴到了下午6点，实在撑不动了，就趴下去休息一会，被教官发现偷懒，就得挺起身来继续。等大庆获准站起来时，他的手指已无法伸直。离校后，他因手臂受伤而住院治疗。为此，大庆的父母还向学校提出索赔。

陆青回忆，猥亵发生后，张顺对自己有所“照顾”。陆青在训练时偷懒，张顺也不会再点名批评他，如果遇上其他教官“加练”陆青，他还会出面说情。

2022年8月21日，陆青期满毕业。五天后，张顺主动添加了陆青的微信，两人一直聊到9月2日。陆青向深一度记者展示了他与张顺的聊天记录，张顺约陆青“出来玩”，还鼓励他“好好学习”，其中不乏语气亲昵的话语。张顺还嘱咐陆青，不要把“他们俩之间的事”告诉别人。

陆青告诉记者，那段时间，他还继续跟张顺聊天，他甚至觉得自己对张顺产生了依赖。张顺给了自己“男性的关照”，那是他在家庭中从来没有获得过的。

陆青搞不清楚他和张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有这种情感，于是在网上寻找答案，他查到一个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名词，那是一种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的情结，这种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性、甚至协助加害人。

陆青觉得，自己对张顺也怀有这种情结。同时他又怀疑张顺有可能在害他。他想不明白，于是就把张顺对他做的事告诉了只比自己大一岁的二姐。

二姐一直是陆青最信任的人，听完弟弟的描述，二姐非常愤怒，说张顺心理扭曲，让陆青离他远一点，拉黑他。得知张顺还邀请陆青出去玩，二姐便对他强调，如果要见张顺，一定得由她陪同。

后来，张顺得知陆青告诉姐姐在学校里发生的事，便取消了见面。张顺还发微信叮嘱陆青：“你不要和别人，包括你姐在内，再谈我和你的事了。万一你奶奶或者你爸知道会怎么想，有些问题只有等你长大才能解决。”

学校的心理老师给陆青的回复，当月张顺被开除

“放下”，以及如何“放下”

二姐的提醒让陆青清醒了一些。2022年9月3日，陆青把他和张顺的聊天记录发给了榕泉学校的心理老师罗老师。

罗老师回复陆青：“你发过来的聊天记录让我很震惊，为什么不论是（你）在学校还是心理辅导室从来没告诉我这些事情？不论是我，还是学校，这些都是绝对不允许的。”之后，罗老师向学校上报了此事，当月张顺被榕泉学校开除，陆青也拉黑了张顺。

此后，陆青也曾尝试向家人求助。然而奶奶在听完他的话之后，只说了他一句“真傻”。之后，奶奶又将此事告知了他的父母。父母却建议他“放下”。

但有些事是无法轻松“放下”的。陆青告诉记者，自己真的试过“熬一熬”，但情绪不受控制地恶化，他甚至出现胃痛、恶心、呕吐的躯体化反应。察觉到自己的异样，陆青让家人带他去医院，2023年4月20日，经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童保健科诊断，陆青患有重度抑郁和中度焦虑。

诊断书中，医生意见一栏描述着他在这段时间的状态：“自认为情绪非常低落，感觉毫无生气，没有愉快的感觉，经常产生无助感或者绝望感，自怨自责。经常有活着太累想解脱、想消极的念头出现，经常哭泣或者整日愁眉苦脸，说话明显减少，活动量也明显减少，兴趣缺乏甚至连最喜欢看的动画片也不喜欢了，出现了明显的睡眠障碍，入睡困难或者早醒。”

但父母不愿意相信他患上了抑郁症。在诊断书面前，陆青的父亲依然坚称他在装病。2023年5月31日，陆青被带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在住院过程中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目前正在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

6月23日，陆青向派出所报案

受害人被建议住院治疗

从榕泉学校出来后，陆青更加不信任父母。2023年6月19日，他决定独自去派出所报案。临行前，恐惧感突然淹没了他，他把早餐全吐了出来。

6月23日，陆青再次鼓起勇气，在奶奶的陪同下走进新洲区三店街派出所。笔录从下午3点做到晚上8点，陆青签了整整87页笔录，他和张顺的每一条聊天记录都被打印出来，记录到了笔录里。

报案惊动了校方。6月24日，榕泉学校校长董亚雄和招生办老师到陆青家拜访，这天陆青正好跟着警察在一起找证人，未能与校长见面。6月25日上午，董亚雄再次上门调解，希望陆青不要举报张顺，以免连累学校。

深一度记者就此事电联董亚雄，对方回复称：“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张顺猥亵陆青的事情，你说的这个事情很莫名其妙，学校里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6月24日晚，陆青的父亲接到张顺电话。陆父告诉记者，他质问张顺到底对陆青做了什么，张顺并未承认和陆青有过性行为，只承认他确实和陆青“睡在一起，抱在一起了”。

电话里，张顺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我一直把陆青当成弟弟来看待，我一直对他很好，我跟他的关系他也能感觉出来。我在保护他，可能让他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我不会骗人的，我不是强迫他或者怎么样。”

同时，张顺也在电话里提到：“当时我离开学校也是因为他这件事情，我也是被开除的。”张顺央求陆父放过他，请求陆青撤案，并要当面向陆青赔礼道歉，私了这件事。他提出，给陆青一万元左右的经济补偿。

深一度记者也在当晚联系到了张顺，但张顺称“我现在有点事情”，随后挂断电话，此后再未接通。

武汉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尚满庆告诉记者，由于本案当事双方皆为男性，强制性行为无法评价为强奸，而更符合强制猥亵的法律规定，张顺的行为符合构成猥亵罪。尚满庆表示，此案中受害人系未成年，侵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具有监管关系，受害人目前的精神创伤严重。这都是法院开庭时要具体考量的情节。

6月27日，陆青告诉深一度记者，由于近期受到的压力较大，他又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复诊，精神医学科的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

6月29日，陆青称，新洲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科给他父亲打电话，告知公安机关已就此事立案，目前张顺已被逮捕。

（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除董亚雄、尚满庆外，其余皆为化名）

柳雨菲反复回想和孙可欣相处的片段。出现最多的画面是，在湘雅医院一楼的电梯门口，孙可欣站着发呆，柳雨菲喊出她的名字。

她们曾是一起在湘雅医院规培的医学生，不同的是，作为专硕研究生，孙可欣要在规培的同时完成研究生学业，这也意味着她要同时面对医院带教老师和导师。

3月14日，孙可欣失联了。后来的官方通报披露了她人生中最后的时间点：2026年3月14日21时57分，孙可欣离开宿舍；23时26分，医院接警方通告，在长沙橘子洲大桥发现有人坠江；15日16时许，孙可欣遗体被打捞上岸。

坠江之前的23时03分，孙可欣在同学群和工作群里发消息说：“我夜班上完啦!后续病人可能要拜托各位！祝各位生活幸福！”随后是一段遗言。

遗言中，她表达了对自己导师的不满，以及作为一名医学专硕规培生面临的压力。她写道：“我热爱神经病学，从不后悔。只是我再也做不了一个神经病学医生了……”

目前，中南大学和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情况依规依纪依法开展调查。我们多方采访，试图还原孙可欣的经历，以及背后发生了什么。

专硕规培生

2023年，孙可欣成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病学专业的一名研究生，那年10月左右，柳雨菲和孙可欣一起在湘雅医院内科轮科，她比孙可欣高一级，当时也是规培生。

柳雨菲的印象中，孙可欣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心情好时，喜欢扎小辫，穿漂亮裙子，“但她太忙了，没太多时间打理自己，小辫子有时毛毛糙糙的”。

柳雨菲回忆，那时，孙可欣跟她说过，导师安排了很多任务，也会催实验进度；她自己提前了一年进课题组，意味着研一刚开学就要做课题。

2025年4月的一个上午，柳雨菲看到孙可欣在值班室里哭，就拿了甜品过去，安慰了她几句。她说，孙可欣没跟她说哭的具体原因，但提到导师经常打电话来，自己不敢看手机。柳雨菲和值班室的另一个女生向孙可欣建议，不要接导师电话了，“但她不敢”。

那时柳雨菲并不知道孙可欣的导师是谁。一个医院的带教老师当时想找孙可欣去做事，“发现她在哭后，也没说什么，就离开了”。

柳雨菲能感觉到孙可欣“压力特别大”。她记得有一次，孙可欣在查房时，突然晕倒，周围人把她扶到空病床上吸氧，缓了一会儿才好。后来孙可欣做了动态心电图，所幸问题不大。

不到一个月后，有次柳雨菲刚查完房，正在洗手，孙可欣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师姐，我好像流鼻血了。”柳雨菲回头一看，孙可欣“鼻血像是喷出来的，第一次见人鼻血流得这么厉害”。

另一个师姐扶着孙可欣，柳雨菲去找护士拿药品，帮孙可欣止血，但效果不好。她们又让一个师弟带着孙可欣去门诊，在电梯里正好遇到在耳鼻喉科进修的医生，就让对方带孙可欣去楼下住院部捏鼻梁，捏了几分钟才止住血。

柳雨菲说，他们轮科培训，一组会有好几个人，有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学生，还有进修人员。对于低年级的师弟师妹，大家都有分担工作、提供帮助、教学的义务和责任。如果谁的病人病情重，互相之间都会帮忙。

作为住院医师值夜班的当天，如果病人情况稳定，交代给同组的人之后，可以早一点离开；如果病人的病情有变化，需要抢救，就需要继续值守。夜班频次根据科室情况而定。柳雨菲规培的三年中，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值了八次夜班，一般情况下一个月也要值三四次夜班。

在柳雨菲看来，孙可欣所在的神经内科工作相对轻松。“因为就4个病房，轮转的学生人数多，要管的床位少，最多3个。”

午休有两个小时左右，不值班时，中午能回医院附近的宿舍休息，孙可欣却经常直接趴在医院的示教室（医院‌用于各科室示范教学的教室‌）桌上睡。“单看临床任务，神经内科不算累，甚至比大内科轻松，但科研占了她太多精力，还要出门诊、随访病人。”柳雨菲说。

和毕业后单纯规培不同，按照培养方案，读专硕的孙可欣除了要完成三年规培，同时还要完成大量课程学习、科研等研究生培养内容。

不在一起轮科时，柳雨菲偶尔会在电梯或医院角落遇到孙可欣。两人有时一起吃饭，聊起过家人，“那时候，她还很活泼开朗”。她记得孙可欣说过，自己小时候在北方长大，后来和爸爸去了深圳。

去年4月，柳雨菲再次和孙可欣一起轮科，没有察觉到对方有什么变化。这也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孙可欣。

“终于圆梦了！”

听说孙可欣出事后，王梓博在通讯录中查找，看到孙可欣QQ空间最后一条动态停留在2023年7月，之后就没发布过任何动态。

在中南大学念本科时，王梓博学的是药学专业，他和孙可欣一起上过课，也曾组队完成过小组作业。在他的记忆中，孙可欣性格开朗、很积极、很热心，学习认真，是“那种两点一线很规矩的女生，和大家总是有说有笑”。

孙可欣的另一位大学同学回忆，那时她的精神状态很好，永远是笑着的，“非常认真负责，积极乐观上进的一个女孩子”。  

大学毕业后，王梓博出国读研究生。他知道孙可欣保研了，通常只有“成绩特别好的人”才有保研机会。出国后，王梓博没再和孙可欣联系，也不知道她具体经历了什么。

但他记得孙可欣在QQ空间发过被录取的动态，能感觉到她“特别激动和开心”。那是2022年9月，孙可欣收到了研究生复试通过的消息。她贴出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待录取通知的截图，写道：“最爱的科室最好的团队！从大一模糊的期盼，到大四的向往，终于圆梦了！”

孙可欣分享的动态

王梓博还看到，2023年5月，孙可欣曾兴奋地发布自己的论文见刊的动态，并感谢“谷老师给的机会”。

时隔两年多，2026年3月14日，孙可欣生前最后群发的信息中再次提到她的导师谷某某，言语间只有指控——她称谷某某给她安排的各项任务已经严重影响了她正常的规培工作，并导致她“在带教和导师双方的训斥责骂下很难继续工作”。

孙可欣还称，她曾因不堪压力想要跳楼，但被救下，后在湘雅二院精神科治疗。

她的遗言在网上引发关注，3月16日，中南大学和湖南省卫健委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对网传相关情况依规依纪依法开展调查。

澎湃新闻尝试拨打谷某某的电话，想知道她对此事的看法，但截至发稿前，电话始终无人接听。3月19日下午，中南大学学生工作部综合办公室回复澎湃新闻称，有关情况目前还在调查中。另据南都N视频报道，3月19日，湘雅医院一名医生称，当天下午，医院召开了研究生导师紧急会议，强调要更加关注研究生的生活、心理情况。

谷某某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教授和主任医师，根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3月门诊排班表，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谷某某的门诊时间是周一上午和下午、周二下午以及周四上午。

3月16日，谷某某仍在正常出诊。3月17日，湘雅医院热线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谷某某的门诊已停诊，目前显示本月后续门诊均已取消。关于具体的停诊原因及复诊时间，需等待进一步通知。

1990年，谷某某从湖南医科大学毕业。那年，她曾作为作者之一，在《医学教育》上发表了一篇《论临床实习医生的心理诱导》的论文，其中写道：“临床实习医生的心理是复杂的……作为带教教师必须关心他们，听其言，观其行，了解他们的心态，有针对性地加以诱导、利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

论文中写道，临床实习期是医学生学习的一个特殊阶段，是将医学生最终培养成合格的医务工作者的关键时期。

2019年10月，孙可欣曾参加过湘雅医学院心理知识大赛，并进入复试，获得第二名的成绩，同时代表学院参加校级比赛。对于这次比赛，曾名为“湘雅朋辈心理互助会”的公众号上，一篇文章介绍，本次心理知识竞赛提高了学生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普及了心理知识，促进各位同学拥有正面的、积极的心理状态以及人际关系的良好发展。

王梓博对孙可欣的记忆一直停留在本科时期，他不认为当时的孙可欣有心理问题，“能感觉到她很喜欢医学”。

上大学后，孙可欣一度负责运营一个名为“五要学医”的微信公号，该公号简介为“湘雅医学院临五1805的小窝”，内容多是分享医学专业知识，文字和排版者多是孙可欣。

2020年5月，孙可欣在该公众号上发布了一张橡皮泥做的多肉图片，还配上一首小诗：“《未来简史》看了一半/觉得万事皆空/世界不过是一个漫长的故事/若干年后就消散不见/如果万事皆是由心所生/则万事无关荣辱/更无关成败/当下的喜悦才是最真实而鲜活的”。

“工作时是医生，讲待遇时是学生”

孔洁凝多年前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药理学专业毕业，她第一次看到孙可欣失联的信息是在3月14日晚上10点多，还以为“她是抑郁出走”。她第二次看到相关信息时，已是15日下午4点左右，得知师妹的遗体被打捞上岸。

孔洁凝注意到，孙可欣在群发的遗言中写道，“自2024年10月起，我反复告知辅导员、教务办、告知一切我所能接触的上级……”

在孔洁凝看来，如果孙可欣此前已反映相关问题，应该及时得到重视。

她记得当年实验室有个师弟，出现过心理问题，导师发现后，进行了一番心理辅导，这位师弟后来延迟毕业了。她认为，如果学校对此类事情处理不好，也会导致另一种情况：为了避免这类心理问题的风险，导师或者带教老师可能会不怎么敢管研究生、规培生，影响培养质量。

读研究生时，孔洁凝跟导师的关系比较好，导师也放心把私事交给学生，比如帮忙整理评职称的材料、整理课题材料、偶尔在实验室帮忙照看孩子，但是这样的情况不多。“医学研究生导师很忙，包括医生的本职工作、各种医学学会工作、社会工作、评职称、发论文、带教、拿国家自然基金等。”

毕业后，孔洁凝在药企工作了十几年，做研发和质量控制。她的专业不是临床，硕士期间只需实习一年。但她和同样经历过三年规培的校友讨论过规培制度，“规培生确实存在被透支的情况”。

长沙有三个以“湘雅”为名的医院，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医疗资源集中，患者量大，医生工作量也大。孔洁凝说，不讲实习医生，正式的医生也在“透支”。外科医生一做手术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有时手术一台接一台。

从2013年开始，我国启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无论是本科、硕士还是博士，通常都需要完成3年的规培之后，才能正式进入临床工作。相关部门构建了“5+3”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模式，即完成5年医学类专业本科教育的毕业生，在培训基地接受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2015年，新的培养方案又确立了临床医学专硕培养与规培并轨的模式，即在读专硕期间进行规培，大大压缩学习和实习的时间，通过三年学习后，合格者即获得执业医师证、住院医师证、硕士学历和学位证书，简称“四证合一”。

孙可欣生前就属于这类专硕规培生。孔洁凝说，这类学生面临学业压力和规培工作压力的同时，也面临待遇上的差异。“工作时是医生，讲待遇时是学生、新人或试用期的人员，待遇跟正式员工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朝阳医院院长李海潮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临床医学专硕研究生承担与住院医师相同的临床工作量，身份上却被定性为学生，待遇明显偏低，建议给予绩效工资。

和孙可欣一样，白香凌也是2023年级广东一所大学的医学专硕研究生。当她看到孙可欣的新闻时，很多关于规培的记忆涌了上来。

选择报考医学专硕，白香凌是想到它节省时间，又是“四证合一”，她既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专业知识，又可以得到临床上的实践锻炼，毕业就直接工作。那时她想，只要努力学习，就能达到目标。

但入学后她发现，四个证意味着，她要在最短的时间承担四种压力。她要做实验、做研究，要发期刊论文，同时要去医院上班。

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后，白香凌发现开学时间是7月。暑假两个月，她在学校上完“排得满满”的课程，9月就到一所三甲医院规培实习。

她每月能拿到1800元的实习补贴，但她觉得自己的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排班跟正式医生的强度一样，如果当天的病历没有整完，她会被叫去加班，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仅有的碎片时间，也会被其他事情占据，“要帮导师做事情，写论文，还要去实验室”。

白香凌认为，她的另一种压力来自导师的精神压力。在她看来，导师会说一些否定她的话，也会干涉她的私生活，甚至限制她的发色，让她不要染头发。她会觉得自己既是学生，又是导师的手下，“导师的权力又太大，对你能否毕业有一票否决权”。

随导师出诊时，她每天干得最多的是写病历、改病历、录入问诊内容。跑腿干杂活儿是常态，在医院跑上跑下，帮导师传送资料，帮病人送药取药。

规培一年多后，白香凌感觉腰疼，查出来腰椎间盘突出时，她24岁。作为医学生，她知道这是一种不可逆的疾病。如果继续这样上班，她的身体可能会垮掉。但当时她上班的同时还要准备考执业医师资格证，被压力围困；后来她膝盖附近被查出急性肿瘤，于是决定退学。

父母并不理解她的决定。

“医路漫漫”

孙可欣事件，使专硕研究生培养和规培并轨模式再次引起讨论。这一旨在完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改革，曾多次在全国两会期间受到代表委员们的关注。

2020年，国家卫健委答复了《关于进一步完善部分住培政策的建议》。关于区分住培和专硕培养模式的建议，答复表示，专硕研究生除完成住培内容外，还有大量的课程学习、科研与教学、学位论文与答辩等研究生培养内容。为加强专硕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有机衔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指导性培养方案，明确学位课程可与住培公共理论和临床专业理论学习相结合，学位论文须从临床实际出发。

答复表示，对于少数确实不能完成住培或达不到住培标准的研究生，培养院校亦可按有关规定合理分流。可转入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渠道，也可适当延长学习年限等。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李海潮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临床医学专硕研究生培训过程的“学术化”倾向挤占了临床培训时间，建议严禁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专硕申请毕业和学位的“硬通货”，学位论文答辩应严格限定在临床病例分析、临床流行病学研究等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的范畴。

十年前，龚晓明就关注过住院医师规培和专科医师培训方面的问题，他是原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教授，中国妇产科网创始人。他告诉澎湃新闻，医学生在医学院毕业的时候还不能独立进行临床工作，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才能成为独立工作的医生，而成熟的培训体系是医生成长的必要过程。

国内推行住院医师规培也已经有十余年，龚晓明认为，规培制度推出本意是好的，但是实际运行中很多问题需要完善。比如，住院医师在培训期间花大量时间写病历，缺乏真正面对病人的培训。

此外，他观察到，医院里专家是绝对的权威，门诊是专家看，手术是专家主刀做，“专家们若凡事都亲力亲为，没有时间在医院里面做培训、做教学”。

龚晓明认为，在大多教学医院里，对临床工作量有考核，对科研论文有考核，但对教学没有量化考核，培训就容易流于形式。此外，学医的时间通常比别的专业要长，而住院规培期间的低收入会让一些学生觉得没办法坚持。

在龚晓明看来，应提高对作为规培基地的教学医院的要求，对培训效果进行考核，比如，“如果一个结束规培的妇产科医生不能独立接生、不能处理产程、不能做剖腹产手术，那这个规培基地可能是不合格的”。

龚晓明建议，要形成成熟的住院医师规培制度，可以让住院医师通过多参与临床工作，获得合理的收入，专家从全都自己做转为带教。同时，在教学医院里面改变医生晋升体系，让部分医生愿意做科学家，部分医生愿意做老师。

执业经历中，龚晓明曾在一家医院尝试过改革，他取消了自己的专家门诊、特需门诊，改革为教学门诊，让住院医师直接面对一线病人，而他起带教的作用。这样一来，他有精力带教更多住院医师，住院医师也主动思考和学习了，他也相对轻松了。

知道素未谋面的同校学姐孙可欣离世后，中南大学大三的医学生吴天宇决定到橘子洲桥为她送上一束花。

吴天宇还写了一张悼念卡——

“知道你走的消息时，心里又沉又疼。二十五岁，正是医路漫漫里最该发光的年纪……​”

明年读大四，吴天宇将要开始在医院实习。他知道规培是考上研究生之后的事，也听说过“上班的时候竞争压力会很大”，但他还是希望自己能顺利考上研究生，湘雅医院和湖南省人民医院都是他想考的地方。他希望自己可以“选上好老师”。

（除李海潮、龚晓明外，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一年下来，各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平台发起的超长时间、超大规模、超大力度的补贴，往往是投入2元以上的补贴，才能带来1元的企业营收增长，不仅自身利润大幅下降，成为财务难以承受之重， “低价内卷”压力传递至上下游，对整个餐饮产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已经显现。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多输之战。

去年我国经济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历史性事件，比如AI的集体爆发、国货品牌崛起等等，当然外卖价格大战，也是其中之一。

今年3月正好是外卖大战一周年，并且虽然国家有关部委一再约谈各方，但是仍看不到弭兵止战的迹象。一年下来，外卖大战对外卖平台自身和整个经济到底产生了影响，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话题，这个时刻我们有必要好好总结，

（1）平台企业皆因价格补贴战利润大跌或陷入亏损

首先来看外卖大战发起方京东，根据京东集团刚刚发布的2025年财报，全年公司归母净利润“腰斩”至196亿元。其中，京东外卖、京喜、海外业务等新业务亏损466.41亿。而这部分“新业务亏损”中，自然是京东外卖占了大头。

（外卖大战导致京东新业务板块亏损急剧扩大，利润大幅收缩，图片来源：定焦ONE）

至于市场份额，去年11月份摩根大通的调研数据显示，实际占比为 7.8%，今年2月份瑞银的调研数据则显示，实际占比为 6.9%。

所以，从实际看，京东远远没有达到去年初发起外卖价格战时设定的目标，尽管这一年推广成本增加了几百亿。

随即跟进的阿里集团，由于巨额价格补贴，导致2025年第三季度净利润从 435亿元降至206亿元，同比下跌53%，环比减少51%。根据花旗、瑞银、国信证券等机构的预测，2025年第四季度利润在29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40%以上，其中外卖闪购亏损是主要诱因，汇丰环球研究估计，第三季度约亏损190亿、第四季度约150亿。

被动卷入的美团，预计2025年净亏损约233亿元至243亿元，上一年的净利润则为358亿。造成美团利润下降的是补贴大战带来的营销成本的提高，2025年Q2、Q3的营销费用同比增加51.8%、90.9%。财报披露，为应对行业非理性竞争，平台不得不加大对餐饮外卖业务的补贴投入。

当然，从补贴力度来看（补贴额与销售收入的对比），美团参与价格内卷程度是最轻的，但是美团没有其他业务补血，受损最严重。

（2）从平台的投入力度，与营收收入和市场占有率增长来看，可以说严重得不偿失，是一种“超过度内卷”行为

我们再从最现实的投入和收益比上看这场商业血腥厮杀，是否真正产生了价值。京东以外卖为主的新业务营收2025年度为492.8亿，同比增加了301亿，但是经营成本也从202亿剧增到963亿，增加了761亿，这就意味着投入2.53元才能增加1元的营收。

阿里同样：从2024年第四季度到2025年第三季度，即时零售收入增加了约82亿（从147亿到229亿），然而集团销售成本增加了243亿（从427亿增加到665亿），财报解释主要是推广闪购所增加的开支，这意味着，阿里集团至少增加2元投入，才能增加1元的闪购营收。

社会学家在发明“内卷”一词时，认为投入1元钱，产生低于1元的收益，就可以算作内卷，而国内企业以投入高于2元的成本，尚且换不来1元增长，这种行为则可以说是“超过度内卷”。

而且，考虑到过去一年的持续“低价内卷”，外卖平台获得的多数是巨额补贴下的低单价的奶茶、咖啡订单，故而出现营销投入和营收增长的极大不对等。

另据摩根、晨星等机构的估算，每抢占1%的外卖市场份额，企业就要烧掉80亿到90亿左右，而补贴一旦停止，市场份额很难维持。

所以，尽管很多商业机构在分析外卖价格补贴的长远意义，不过这些都是较为模糊的、不确定的，就最有说服力的现实而言，外卖价格大战本质是一场市场低迷情况下，企业极不理智的突围尝试。

（3）外卖大战不仅带来平台的自伤，更伤及整个餐饮行业，乃至消费的整体生态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价格战中，不仅是被胁迫进来的平台企业受伤严重，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数以百万计的平台入驻商家上。他们被迫与参加价格战的平台，一起分担巨额补贴。

根据2025年7月30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走访了参加外卖补贴活动的33家商户，发现他们要承担价格补贴的30%-70%，比如沈阳市某家猪脚店一单45元的外卖，活动补贴20元，其中平台只承担7元，商家则自付13元。

这导致本来普遍作为夫妻店、个体户、本小利薄存在状态的餐饮业，利润进一步下滑。

根据2月27日立信咨询发布的报告《从流量狂欢到利润下滑：“补贴大战”中餐饮商户的真实处境》，在其调查的近3000家商户中，近七成营业额出现下降，其中降幅超过20%的高达48%，近80%的商户净利润出现下滑，其中降幅超过30%的占35%。

身处旋涡的大型餐饮集团也不能幸免。比如瑞幸财报数据显示，由于滥发价格补贴扰乱了正常商业定价机制以及透支市场增长潜力，2025年第四季度订单增速达到历史最低，利润降至5.18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9%。

补贴战、“0元奶茶”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样发生在作为黑马的霸王茶姬身上，2025年前三季度尽管外卖总订单额增加了52%，但是单店月营收降至37.85万元，同比下降了28.3%，净利润更是同比下降38.4%。

外卖补贴更是严重减少了堂食行为，拉低了餐饮商家的总营收。复旦大学张军教授领衔的基于对4万多家调研完成的《“赚了流量，赔了利润”—补贴大战如何累及餐饮商户？》报告显示，价格战期间商户每日线上、线下实收总金额平均下降约4％，总利润平均下降约1.7％，进入竞争加剧期后，平均降幅扩大至8.9％。

我们还应该看到，过度价格内卷，堂食的减少，还使得线下商业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个导流客源，从而给整个消费生态带来不利影响。根据17家餐饮业上市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财报，有10家出现门店收缩，2025年全国购物中心平均日客流量降低到1.02万，不足2018年的一半。《2025中国商业地产白皮书》也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重点城市购物中心空置率已攀升至14.2%，三线城市部分项目空置率突破了22%。

总之，如果说过去外卖平台更多是在帮餐饮企业“赋能”，让其增加销售渠道和市场渗透率。补贴大战对商户的裹挟，对正常市场秩序的扰乱，实质现在是抽餐饮商家的“血”。去年某平台发起价格战时，振振有词说是要营造一个对商家更友好的生态，结果是相反的，一年下来商家们怨声载道，它再也不提当初的“初心”了。

（4）价格压力最终导致餐饮供应链劣质化，餐厅“食品加工厂”化，消费者也终究难以成为受益者

对于消费端来说，经常有人讲，批评价格补贴战是不食人间烟火，站着说话不腰疼，价格内卷对消费者有利，所以它总归是一件有价值的好事。

然而价格战打下来，这个逻辑站不住脚——巨额补贴驱动的低价竞争，最终走向的是低质螺旋。

首先，价格内卷逼迫企业走低质低价路线，大幅拉低餐饮行业服务品质。根据一项调查，外卖大战下商家使用预制菜的比例达到 71%，“米饭类套餐”份量平均下降 17%，48% 的小店减少了蛋白质含量。

立信咨询报告也显示，面对价格内卷的压力， 39%的商户开始更换价格更低廉的原材料供应商， 20%的商户选择增加低成本菜品的占比，30%的商户强化与现有供应商的议价博弈。

其次，价格战让那些致力于提高服务品质，而平时运营成本高的大中型商家处于极为不利的状态，会让他们非常吃不消，对那些没有店面（相应也就是缺乏消费者和市监机构的监督）、专门做外卖的小作坊有利，外卖的极端竞争实质造成“劣币驱逐良币”。长期下去，餐饮业将会从“体验型”倒退为“供给型”，从“生活方式行业”打成了“低价食品加工”。

总之，外卖补贴大战是一场平台、餐饮商家、消费者和整个社会多输的消耗战，频繁而又数额巨大的价格补贴，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扭曲行业生态，持久下去对整个实体餐饮破坏性极大。

（5）严厉制止无序价格补贴，避免“过度低价”扭曲市场价格体系；加快收入倍增落实计划，打破消费规模天花板

刚刚闭幕的两会，价格内卷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综合运用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营造良好市场生态。白重恩、程萍、张懿宸、黄群慧等数十位代表、政协委员都递交了提案，要求制止价格补贴大战，终止无序竞争和“低质低价”的恶性循环， 还行业一片净土蓝天。

对此，笔者认为：

第一, 对于监管方来说。中国消费在进行结构性升级，市场需要的是平价优质服务，而不是低价低质。民以食为天，餐饮是一切居民服务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服务，一定要防范无序价格战对餐饮质量和餐饮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

市场监管机构应该切实做好市场秩序防范，建立健全对平台补贴行为的监管机制，明确补贴的合理范围和边界，警惕持续的“过度低价”扭曲市场价格体系。尤其是部分平台以超长时间、超大规模、超大力度的补贴硬拼，已将产业链拖入"内卷"螺旋——是时候叫停了。

此外，还要切实保障平台入驻商户的自主定价权和经营决策权，避免商户被迫裹挟进入价格竞争。

第二, 对于平台企业来说，应该着眼于营造更优质的平台-餐厅-消费者服务生态，加强科技研发对业务的赋能，而非依赖价格战这种机会主义策略。政府加强对价格补贴的监督，维护市场秩序，也有助于那些致力于科技研发和提升顾客服务感受的企业的发展，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环境，而不能任由那些信奉低价战略的企业扰乱整个商业生态。

第三，我们还应该看到企业采取价格内卷，也是我国消费规模天花板下，不得已的一种自救或无奈。一方面，企业应该重新评估这种策略的实际效用，它到底是长期增长的机会，还是一种无意义的损耗？另一方面，治本之策在于政府切实扩大有效消费需求：推动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健全医疗教育养老保障以降低预防性储蓄、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让居民真正"有钱花、敢花钱"。纯靠平台发补贴，边际效用递减；只有将居民实际购买力做大，企业才能告别以内耗换生存的困局，消费生态方能走出恶性循环。

人人都清楚，这一时刻必将来临。

1

林淼是17号晚上从同事转发的聊天记录得到“网易要大规模清退外包员工”的消息的。消息的细节很丰富，“4月清退30%外编，5月（外编）全裁”。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另一份无法确认真实性的截图显示，此次裁员的导火索是公司内部的一个小项目跑通了“策划提需求，AI写代码，AI做美术，AI做测试”的完整流程。但关于这个说法，并没有进一步的信息证实。

林淼在网易某款游戏内工作。他觉得公司计划用AI替换人力的部分“一眼真”。但对于传闻的细节，他并不太相信。“每年都在传裁人，真的每年（都在传），只是理由不同罢了”，林淼告诉触乐，“优化外包的前提是（外包工作）能用AI代替，现在前提都不存在。”

虽然业界普遍认为本次裁员的直接原因是“用AI取代人工”的技术已经趋于成熟。但在林淼看来， 至少在他所在的组，AI介入工作流程的程度还不太深。他认为使用其他公司的AI“会有泄密问题”， 而自家公司的AI目前还存在一定技术差距。

第二天，消息大范围开始传播，多家媒体纷纷报导了这一消息。林淼和项目组里外包人员的接触并不多，身边的同事也少有讨论这件事本身的， 大家最多聊天的时候发一些互相调侃的信息，活跃气氛。

本次报导中所涉及的“外包人员”是指和劳务派遣公司签署合同，但工作地点同样在甲方办公室工作的劳动者。这些员工除了签署合同的对象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关系及相关福利待遇不同外， 工作内容和正式员工并无显著区别。

林淼觉得，从操作层面而言，外界传闻的这种一次性大规模裁员是不太现实的。在现在，游戏已经一定意义上变成了高投入， 高人力成本的工程项目。他所在的组里外包人员接近一半， 工作内容、 工作量与正职员工相差无几，根据财报及公开资料显示，截止至2024年， 网易游戏总员工数量在2万人左右， 大部分为游戏开发人员。根据游戏行业惯例，正式员工与外包员工配比约为1:1-1:1.5，按此比例计算，任何一家大公司想在短时间内全部清退外包，从操作层面上都是不现实的。“大家都别睡了，全部时间都要用来交接，太影响业务了。”林淼对触乐说。

传闻引起了人们在社交平台的讨论

然而对于具体的个体来说，改变确实发生了。触乐从多方信源得知，部分已经开始面试，甚至通过面试的人已经被告知职位取消或面试中止。还有多名外包员工向触乐证实，他们的同事已经收到了退职通知。

外包退职并不仅涉及游戏相关岗位和业务。触乐了解， 网易旗下多个部门都或多或少地开始了外包清退工作。 一名曾在网易严选工作的外包人员对触乐表示，“外包全退”。她补充， 网易并不承担辞退外包员工的赔偿。外包员工只能和自己所属公司讨论赔偿事项。部分已经拿到赔偿的“就很快乐了，等退场”，还有部分外包人员所在的公司尚未找他们谈话，他们因此“很忐忑，怕拿不到赔偿”。她表示，即将离开的人目前在做整理业务文档的工作，将它们交接给开发人员，“（目前）开发（人员）没有裁完”。

潘妮上周二时通过了广州网易互娱的初步面试，岗位属于中台， 工作内容主要是“做外链，外联国外网站上新发PR稿和新闻稿， 网易的游戏要推广到海外，都要上这个平台”。她告诉触乐，此前HR曾向她表示岗位很缺人，“希望我早点入职”，双方约定在18号晚上进行第二次面试。18日当天中午，潘妮收到HR取消面试的消息，对方称“刚刚收到通知， 网易互娱这边近期都需要重新做需求盘点，岗位目前都关闭了。”

2

阿乐是网易游戏驻场外包团队的一员。他是在消息大规模传播的前一天得知这件事的，“昨天驻场外包团队的人气氛都还挺沉重的。”阿乐说。但截至目前，他所在的团队还没有收到任何正式通知。组里好几个人主动去找HR询问情况，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他了解到， 网易内部的一个非游戏部门已经开始进行外包清退，下周就会集体撤场。

阿乐告诉触乐，清退外包并非毫无征兆，早在去年就有了些风声。“去年倒是也打过预防针，说今年降本增效，只是没说怎么个降法。”他回忆说，“降本增效”这个词在去年的大会上被反复提及了两三次，领导要求大家“不要抗拒用AI”。

作为美术相关岗位的外包员工，阿乐对AI的快速进步感到非常焦虑，虽然AI的产出目前仍然无法直接使用，需要人工逐一修改，但“AI其实也能替代我们现在工作的大半了”，他说，“而且用AI画画非常简单，没其他人想的那么复杂，都可以说不太需要学，很好上手。”

游戏工委发布的2025年《游戏企业AI技术应用课题报告》显示，游戏研发环节的AI应用情况是“覆盖面广，深度低”

阿乐说，这两天，他“焦虑到爆炸”，他不由幻想：“以前五个人干的活，现在因为大量用AI，会不会以后只需要一个人专门修AI，剩下四个裁掉？”但与此同时，他也感到困惑，至少现在，他所在团队的工作量并不少，“裁了之后谁干呢？”

除了外包岗位的清退，阿乐还了解到，有的部门校招的HC被削减，也有人称其所在部门的正职岗位已经全面停招。

对于外包员工而言，裁员可能意味着会被迫离开工作几年的公司与岗位， 而且很难得到赔偿。“对于我们这些外包员工来说，都不能说是裁员，只能叫退项，没有N+1的。”阿乐说。

除了焦虑地等待，阿乐没有任何办法，他打算这段时间先整理好简历和作品集，提前为可能到来的“退项”做准备。有朋友和他聊起这些年的裁员趋势，说几年前的裁员“斩杀线”在中级岗，后来降到了初级岗，现在终于轮到外包岗了。

相较于外包员工，正职员工的反应相对从容。一位目前在网易某MMO的关卡策划告诉触乐，在他所在的群组里，同事们关于这件事的大多反应都比较平静。虽然在外界看来，这款游戏和AI的结合已经很久了，“很早就有智能NPC和一些跟AI结合的玩法”，但在他的具体岗位中，AI的介入更多只是答疑解惑。“比如说，因为项目大，找某个接口需要问AI。但剩下的工作大部分还是手工搓。”

“目前我们没有直接要求用AI，也没有把AI纳入考核这些东西。但是和AI结合，去做玩法，领导都是持鼓励态度的。”他说。因为自己并没有受到太多牵连，他更担心传闻中那些被清退的外包员工会何去何从。

3

外界普遍认为，这次大幅度人员变动和AI在程序开发中的应用逐渐成熟有关。有信源向触乐表示，今年3月份前后，国内多家游戏公司纷纷加快了使用AI介入开发工作的速度。有消息指出，“几乎所有公司在发行这块对AI的使用都比较泛滥，这早就是行业内的共识”。另有消息称， 目前游戏服务器端开发工作中，AI甚至已经可以跑通整个开发流程，“反倒是前端和美术还不太敢放手用AI”。

某中厂研发人员李彤告诉触乐，最近这段时间，她所在的公司也突然加快了推进AI应用的流程，主要为了提效。虽然在年前领导层也在年会对明年做规划的时候，提到将把AI作为规划目标之一，但她和同事们都没想到“会这么快”。

“其实是反推，公布了（对AI介入工作流的具体要求后）才察觉之前就有端倪。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很突然的。”李彤说。根据她的了解，每个公司对AI的应对策略并不相同。比如，她所在的公司没有将AI直接作用到人力资源上，但下发到实际工作KPI中；也有不少中小型做休闲品类的公司在更早开始推进AI，但没那么深入。此外还有一些游戏厂商更为谨慎，“相对来说，内容型游戏对品质要求比较高，很多东西还是必须手工，AI的影响不大。”

但推进AI基本是广泛的共识。李彤告诉触乐，很多公司内部都在和AI一起变化之中，“ 各大公司都有自己在AI上的布局，未必有对外宣传的那么厉害，但是肯定是在飞快地迭代的，这也是所有公司的共同态。”

有理由相信， 行业内近期已经有相对成熟的借助AI进行游戏开发的成功案例。这种成功案例一定程度导致国内游戏公司开始加速将AI更广泛和彻底地融入开发工作中。

触乐查询发现，在包括BOSS直聘在内的多个招聘软件上， 游戏公司及其相关的外包公司的职位要求中出现AI的频率相较前两年有明显增加。一份广州网易游戏关于“⾼级/资深游戏客户端开发”的职位需求中明确指出：“熟练使用AI工具，能有效使用AI辅助开发系统。”

在刚刚结束的2025年第四季度网易财报电话会议中，粗略估计有超过20%的内容关于“如何在生产流程中应用AI”。在刚刚结束的GDC上，“AI介入开发工作”也成为毋庸置疑的热点。几乎所有GDC的讲座都会或多或少涉及到AI在游戏开发过程中的使用和探索。

本届GDC上大多数话题都离不开AI

外界和行业密切关注这方面的进展，上市公司也愿意回应市场的关注。在网易财报电话会议中，管理层在回答高盛集团的Lincoln Kong关于“管理层如何看待 AI 在游戏玩法设计、内容生成及长期运营服务中的潜力？”的问题时称：“是的，AI 已全面融入我们的生产工作流程，成为显著提升美术、编程和质检环节不可或缺的资产。 至于 AI 在带来变革性玩家体验方面的潜力，我们确信其影响力。这必将实现。我们相信网易是该领域的先行者，是最有能力探索这一机遇的公司之一，我们将积极把握这一机遇。我们已为下一代 AI 驱动的游戏玩法建立了强大的研发储备管线。”

同样是在这次电话会议中， 网易宣布，公司已经在内部工作流程中“全面整合了AI技术，覆盖设计、编程、美术和测试等环节。”网易指出，“这一整合不仅限于少数业务拓展团队， 网易的广大开发者都能广泛使用，从而全面提升了工作效率。 自主研发的工具 CodeMaker 已从单一的人工智能代码补全工具，升级为提供智能体级别的服务。”

4

我们在近几年已经看到过太多“AI取代人类工作”的消息。这些消息告诉人们一个或好或坏的未来，向人们提出或可行或不可行的建议。人人都清楚这一时刻必然来临，然而当它真的可能来临的时候，我们仍然会发现它远比我们想象得可能更激烈，也会发现自己并没有做好准备。

有未经证实的传闻猜测，这一变化同此前“建议废除劳务派遣”的提案相关。但哪怕仅从逻辑和操作层面上来讲，这种坚决清退似乎也具备一定合理性。“如果你知道自己迟早会被AI取代，只是或早或晚的时间问题，那最合理的方法是不是就是迅速坚决地处理？”一名受访者向触乐表示。“否则呢？让大家在岗位上心惊胆战地用工作时间投简历吗？”

3月18日下午， 网易公司向多家媒体发布回应。 网易称，“网易将大规模清退所有外包员工”的消息不实。网易公司表示，近期发生的人员变动仅为部分项目的正常业务调整与人员汰换，属于企业日常运营管理的一部分，不会对公司整体及各业务线的正常运营造成任何影响。

“汰换”是一个合成词，由“淘汰”和“替换”两个词组成，与更为中性的“替换”相比，“汰换”带有明显的目的性、主观能动性和方向性。在管理领域，这个词通常代表通过淘汰旧的、差的，来更换成新的、好的。从而增强组织的竞争力。

但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而言，这个词的含义似乎并没有那么积极。然而，这一切也不算完全意外。网易某项目美术团队的员工阿E告诉触乐，他和同事今年开始明显感觉到公司在强调“降本增效”，招聘上的风向也随之变化——以前招人优先看创意能力，现在会多问一句“熟不熟悉AI工具”，甚至专门为AI设置了校招和社招岗位。

“现在我们组开会时也经常提到用AI工具优化工作流。”阿E说，“比起恐慌，大家更多是边吐槽边硬着头皮学新东西。”

“（在游戏行业）做久了，对这种未知情况也是有所预期的，哪怕没有AI，也会突然出现某些情况导致瞬间崩盘。”李彤说，她此前也在其他项目中经历过两次突然的清退，“都是身不由己，可能你在一段时间内毫无价值……但进入一个新的时间节点，可能又成香饽饽了，说不准。”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记者/佟晓宇 实习记者/栗子 苏茜

编辑/宋建华

大模型的运行机制对绝大多数被停机的用户而言是一个谜。

去年9月，孔琳发现自己使用了10年的手机号被停机。她最初以为是欠费，但查询后发现仍有余额，客服告知她，她的号码被一个反诈模型录入。但为何被模型“捕获”，她多次咨询、投诉，还是没能得到答案，直到她向运营商提起诉讼。

大模型的运行机制，对绝大多数被停机的用户而言是一个谜。事实上，近几年被电信反诈模型“误伤”的人不在少数，有网友因为连着给舍友打了9个电话催交作业被停机；有人因工作需要，一天打了几十个电话被判定通信异常，他的朋友因此接到反诈中心的预警电话……不少成功复机的用户在社交平台给出“攻略”。

2022年12月实施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对监测识别的涉诈异常电话卡用户应当重新进行实名核验，根据风险等级采取有区别的、相应的核验措施。对未按规定核验或者核验未通过的，可以限制、暂停有关电话卡功能。

对于线上、线下实名验证方式，很多用户抵触，有人认为繁琐，有人认为被停机后需要自证并不公平……

接受深一度采访的运营商营业厅工作人员认为，实名验证是对机主的保护，避免手机号码被他人冒用，“证实是机主本人，就能正常使用”。自2020年“断卡行动”以来，营业厅面对着更大的用户投诉压力，严格的监管要求，也让他们不得不花更多力气先把好自己这一关。

被大模型“误伤”

郑维的姐姐在贵阳附近的一个县城中学任教，是一名班主任。工作时，她经常要联系学生家长，沟通学生在校医保费、伙食费等缴纳情况。

2024年2月3日，她发现自己的手机被停机了，那是一个用了超过10年的号码。停机后她发现手机里收到的信息，运营商提示她的号码存在疑似违规风险，根据《电信条例》（第62条）和《网络安全法》规定，将暂停她的通信服务，并告知她可携入网身份证和手机卡到当地营业厅办理开机。

姐姐手机停机后，郑维开始用自己的手机帮她咨询停机原因和复机流程。“当时我们在湖南老家过年，又碰上恶劣天气，肯定没法回到当地去复机。”客服提示郑维，线下复机同时需要提供户籍地派出所开具的情况说明，“大概内容是她的号码没有什么风险，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说明。”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关于依法清理整治涉诈电话卡、物联网卡以及关联互联网账号的通告》中提到，电信企业应建立电话卡“二次实人认证”工作机制，针对涉诈电话卡、“一证(身份证)多卡”“睡眠卡”“静默卡”境外诈骗高发地卡、频繁触发预警模型等高风险电话卡，提醒用户在24小时内通过电信企业营业厅或线上方式进行实名核验……

客服一直没有给出停机的明确原因。郑维和姐姐猜测，可能是打电话次数太多，并且通话时都曾提到过金钱。在此后的沟通中，她们被告知该号码可能涉嫌诈骗。郑维介绍，对姐姐工作地的中学老师来说，使用私人手机联系家长是普遍情况。“学校要求班主任与家长建立联系，涉及缴费要电话告知到每一个家长，必须一个个电话通知。”

郑维提到，在这次被停机之前，因为集中给家长打电话，当地派出所民警曾给姐姐打电话核实，还有一次到家里走访了解情况。国家反诈中心曾发布视频解释，反诈中心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分析发现潜在受害者，把可能遭遇或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涉案线索推送到各地公安机关，开展预警劝阻工作。

郑维通过运营商官方投诉渠道帮姐姐进行了投诉。她始终想不明白，“本来打电话只是去跟家长核实学生交费情况，不是诈骗，为什么要让我们去派出所证明我没有涉嫌诈骗？为什么运营商不能联系机主、学校确认，评定风险？”

2月4日，郑维的姐姐收到工作人员发来的微信，称已经将她的号码审查表推送到公安局处审查，待公安局出具审核意见后上报开机。同时，工作人员发来两份责任风险告知书，要求她签署。“我们在湖南农村，也找不到地方打印签字。”一天后的2月6日，她再次收到工作人员微信，表示公安局审批意见通过，营业厅已经上报复机，预计2-24小时内复机。

对于大多数有类似遭遇的用户来说，很少能在最初与客服的沟通中，明确自己被停机的原因。《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提出，“依据本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和前款规定，对涉诈异常情形采取限制、暂停服务等处置措施的，应当告知处置原因、救济渠道及需要提交的资料等事项……”但在机主与客服人员沟通时，被停机的原因常被概括为存在违规风险或者被大模型监测出异常。

在北方一个县级移动营业厅工作的李霞是服务和信息安全方面的相关负责人，她介绍，在她接触的工作中，客服人员在跟用户沟通时，通常不太会解释具体原因，会告知客户大模型监测到号码异常。外地漫游、频繁给不同地市的陌生号打电话、老用户的通话量突然超出正常量都可能会成为停机原因。“比如你新办一个号，往外打又多，或者是你出去漫游，就有可能被停机。”

李霞坦言，正常客户因为某些特殊情况，比如突然某天电话打多了，被大模型监测到，也可能会被“误伤”。

李霞提到，针对不同的终端，会有不同的模型对涉诈行为进行拦截，但在李霞的工作中她并接触不到大模型究竟如何运转。“面对用户来访，我们更多要靠实际工作经验来判断具体什么情况。”如果只是程度较低的风险，运营商会在机主进行验证后复机。

在她看来，实名认证是对机主的保护，“证实是他本人就行了，如果不是本人，他也开不了机。”面临更大的涉诈风险时，可能会有专门的模型来监测这类违规，“这就需要同时结合反诈中心核验结果来判断能不能给你开机，反诈中心如何判定，我们是没有权限干涉的。”

陈毅在手机停机后向相关部门的投诉记录

核查还是自证

去年9月底，在上海生活的陈毅被停机近一个月。在停机前他同样收到了运营商发来的提示短信，告知他号码存在异常，将对号码实施临时性停机或者通讯限制。“我当时在开车，也没仔细看，还以为是什么诈骗短信。”直到到家后，他接到朋友的微信语音，问他怎么停机了。

陈毅已经退休，被停机的号码使用了20多年，对于停机原因，客服人员向他解释这是系统提示他违规，并告知他按照链接提示进行实名认证。“号码是我老婆用身份证开的，我们上传了她的身份证。又线上签名，后来短信提示我们复机了，我还想不过是虚惊一场。”

但是几天后的10月10号，他的手机再次被停机。陈毅到营业厅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当下无法‍帮他复机，建议他先办理新号，保证日常通讯。

陈毅相继通过12345和工信部相关渠道进行过多次投诉，但都没能得到有效解决。在与客服人员的多次沟通中，对方表示“我们是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要求进行操作的，只能按照口径来跟你解释。”而针对陈毅的投诉，客服人员提出“可以申请一次性的 100 元的赔偿。”

后来运营商的工作人员告知他，停机是因为他的号码被人多次投诉举报为骚扰电话。“当时我的手机已经停机了，但是工作人员还说我前两天（停机期间）被人投诉了五次，我停机怎么给别人打电话，我就怀疑自己被恶意投诉了。”

陈毅认为，运营商的工作人员应该向投诉人和自己核实是否有电话骚扰行为，“只要把我的通话记录调出来核对，对方投诉我的时候我是不是有拨打过这些电话，就清楚了，现在是核查都不核查，直接就停掉。”

陈毅后来回想，有可能是自己在电商平台购物后要求退货，产生过不愉快，被对方恶意投诉。

11月3日，在经过一系列沟通，提供了相关证明资料后，陈毅终于被再次复机。

郑维有类似的想法，在她看来，不加以验证，直接停机，再要求机主自证，某种程度上是把这部分工作和责任转嫁给了机主。“这个处理程序，让人难以理解。”

李霞认为，不仅是普通用户，营业厅也面临很大的压力，“如果出现你开的电话卡之后涉案了，营业厅将面临严重处罚，甚至被关停，所以说谁都会特别小心一点。”

李霞曾遇到关于停机的各种投诉，有人投诉停机影响生意，要求赔偿，但面对这种情况她也很无奈，“这种要求也不符合规定，毕竟（停机）都是有依据，并不是营业厅工作人员个人行为。”

李霞提到的依据之一是在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清理整治涉诈电话卡、物联网卡以及关联互联网账号的通告》，其中提到，电信企业应建立电话卡“二次实人认证”工作机制，针对涉诈电话卡、“一证(身份证)多卡”“睡眠卡”“静默卡”境外诈骗高发地卡、频繁触发预警模型等高风险电话卡，提醒用户在24小时内通过电信企业营业厅或线上方式进行实名核验……

在李霞接触的工作中，以往的风险较高的号码复机验证曾要求提供工作单位证明，今年这种要求已经被取消。

为什么要起诉

在手机被“误伤”停机后，大多数人会配合提供各种证明材料来复机，但是在孔琳看来，她需要了解清楚原因，为自己争取权益。

去年9月，孔琳打电话时发现手机被停机了。她的第一反应是欠费，但查询后发现仍有余额，在被停机后，孔琳与移动客服进行多次沟通询问被停机的具体原因，对方都回复她“涉嫌诈骗”，后来客服告知她，她的手机号被录入了一个反诈模型。

客服向孔琳解释，自从2022年起，他们推出了一系列反诈模型，但模型究竟如何运转，又依照什么标准运转，孔琳并没有得到答案。“我多次询问我具体被收录到了哪个模型，到底是哪个行为导致的（停机），如果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下一次可能还是会被莫名其妙停机，但客服也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手机号码是她2015年在沈阳上大学时办理的，后来到上海生活后，她办理了新的号码。原号码不太常用，但因为手机号码关联了银行卡和很多APP用来购物和生活，她仍旧保留着，“虽然我用的不多，但平常接收短信比较多，订外卖或者收快递这类电话也比较多。”

后来她发现，去年9月3号她曾收到一条短信，提示她号码存在风险，需要通过线上验证。但她当时没看到，“平常我也经常收到推销短信，可能就混杂其中了。”24小时后，号码被停机。

那时孔琳正在准备司法考试，当孔琳发现停机时，已经是10天后。孔琳试图通过投诉方式来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但不管是内部投诉还是通过工信部小程序投诉，最终都是运营商给她反馈，最简单的复机方式仍是通过线上验证。

对于需要朗读认证视频并提交身份证实时照片，孔琳很难接受，“身份证也不能使用以往照片，要当时拍，我问他们能否保证线上链接的安全性，他们也没有办法保证，我当时就非常气愤。因为不是我自己的原因导致的停机，我也没有涉诈的可能。”而如果线下复机，她被告知只能回到沈阳。

李霞介绍，对于号码归属地之外被停机的情况，通常会有跨省视频台席来受理这些异地业务需求。台席电脑安装视频软件，并配备摄像头、音响和麦克风等设备。客户在漫游省的指定厅台通过身份鉴权、人脸识别、读写卡和扫码交费等方式提交业务验证和办理需求，由归属省进行处理。但李霞坦言，这类营业厅数量并不多，至少她所在的市只有一家。

想到即便是线上验证也需要一些繁琐操作，投诉无效一周后，孔琳向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

在上网查找案例时，孔琳发现，与她类似被停机的情况很多，但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并胜诉的案例很少。其中一个案例是上海松江区的一个法学生，主动申请停机保护，但被继续收取话费，最终胜诉，“我是被停机，运营商还继续收取话费，我觉得是有胜诉的希望的。”

停机前，孔琳印象中手机还剩余话费100元左右，“现在应该还有80左右，关于停机后话费如何处理，他们没有任何救济途径。”对于停机后的留存话费仍旧产生扣费情况，李霞解释道：“因为不知道用户还用不用这个号码，如果不交费，两个月就会销户，就无法再开机使用。”

直到今年1月13日第一次线上开庭时，孔琳才第一次知道自己被停机的具体原因。移动运营商的代理律师告知她，她被停机的具体原因是被反诈模型录入，触及的一条标准是她的手机卡在60天内没有接、打电话和短信通信行为，超过45天没有在手机卡办理地使用。孔琳对这些标准不解，“长期出差或者定居国外的这些人肯定在异地超过45天。”

孔琳告诉记者，在7月份，她是有明确的通话记录的。“我在60天内是有明确使用记录的。”她提供的通话记录截图证实了这一点。

孔琳提到，开庭时，运营商代理律师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是移动公司响应国家反诈号召的一些条文规定，第二组证据就是说我为什么会被停机的排查处理模型，并说明模型是已经通过公安机关向政府备案的。第三组证据他们提交了我2025年12月21日操作复机的后台的一个截屏。”

对此在孔琳此后提交的补充意见答辩书中，她提到运营商有权限对涉诈涉案的电话卡进行停机，但前提是“涉案涉诈”。“我的电话卡没有任何信息显示涉案涉诈，我也没有任何行为是涉案涉诈的，所以他们没有权限停机。”

孔琳在起诉后获知自己触发的风险监测模型的相关记录

“白名单”之外

突然停机带来的影响很多。停机期间，陈毅的快递都是被放在楼下，“因为快递员联系不上我。”“我要买菜烧饭，没办法付钱，什么事都不能干了，号码还绑定了很多银行卡、手机软件，登录都要验证码……”

去年7月，孔琳报名司法考试时使用的报名电话就是被停机的手机号，“考试是在10月，如果当时考试前有什么突发情况或考试信息变更，我肯定是错过了。”

孔琳把自己诉讼的经历发在社交平台后，她在后台收到了不少求助私信。其中一个网友告诉孔琳，父亲去世后，为了纪念父亲一直保留他的手机和号码。但被停机后，他不知道该如何恢复。

还有一个网友是个体户，平时打电话很多，手机被停机后，他跟孔琳分享说他把手机号申请了白名单，之后没有再被停机。

孔琳也曾试图申请白名单，但在她咨询时，客服告知她需要到线下号码归属地办理。“提交的材料通过之后，对于之后还会不会被停机，他们也不太确定。”

白名单用户通常指经过运营商筛选、审核后认定的优质、合规或者有特定业务需要的用户。一些特殊职业成为被大模型“捕捉”的常客，如大车司机、外卖员、电话销售等，他们常拨打不同号码，量又多。李霞介绍，运营商通常都会给这些行业用户“开绿灯”。在提供如营业执照，手机号、身份证号等证明资料后，可以申请加入白名单，“然后我们会有逐级核查。”

2025年7月21日，《贵州省通信管理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4431号提案的答复》中也提到构建白名单机制，明确白名单用户范围和条件，确保用户在正常使用通信服务时不受预警模型干扰。同时，加强对白名单用户的动态管理，定期对白名单进行更新和维护。

白名单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公开信息显示，即便进入白名单，运营商的风控系统仍会持续监测号码的通话行为。如果出现短时脉冲式呼叫、被大量用户标记为骚扰或诈骗等情况，仍会面临停机。

孔琳认为，运营商配合相关反诈措施，对用户单方面增加条款限制服务，要有清晰透明的告知义务，比如增加模型具体指的是什么？但也有专业人士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大模型的运行机制和相关标准、规则一旦被公布，也意味着诈骗分子将会利用这些规则……

北京网络行业协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王琮玮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电信部门不能以反诈为由，对正常使用电话卡的用户因“误伤”申请解封设置不必要的条件给用户合法使用、合法占有的电话在卡、金融机构账户造成障碍。但这背后，还有更多矛盾待解。

现在，孔琳还在等待最终的审判结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郑维、陈毅、李霞使用化名）

文|徐杨

编辑 | 江臾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不该炸的地方，它都炸了”

从德黑兰辗转阿塞拜疆、土耳其飞行近20小时后，3月6日，44岁的谭小林和他的同伴们在凌晨5点落地北京。北京此时已下了一天的雪，因为走得仓促，谭小林没能带上一件厚外套。十几个小时后，他吃上这天的第一餐饭——北京烤鸭，他对接风的朋友举起酒杯，说：“总算是活过来了。喝上中国的酒，庆幸我还活着。”

我在北京见到了他们，这些常居伊朗的中国人，在当地从事电池、沥青、科技、矿石和酒店业。或许是长期在一个充满动乱的地方经商带来了大心脏，他们看上去还算镇定。谭小林和同伴们热烈讨论着伊朗的情况，只是在窗外有一个很大的轰隆声时，他会有点心悸，停下手中的动作说：“这个声音，就有点像那轰炸的声音。”

5天前，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空袭。4天前，伊朗政府确认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害。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说：“伊朗的心被刺穿了，因此伊朗也将刺穿敌人的心。”

德黑兰某处爆炸

也正是在那一天，谭小林和伊朗华侨华人联合会的成员们把36个中国人送上撤离伊朗的第一辆大巴车。谭小林是这个伊朗华人民间组织的副会长，也是此次撤离的联络员，他一共协调了8辆大巴车，带着470名中国人，驶过伊朗无尽的矿山和乡村，到达阿塞拜疆口岸，逃离了德黑兰。

谭小林开的长城公寓是这次撤离的集合点——这家公寓位于德黑兰市中心偏北的一条街上，只接待华人，9层楼的高大建筑，能同时容纳200多名客人。酒店一晚的价格在45到90美金，包三餐，还有装修好的办公室可以使用，在当地算是平价。来伊朗出差、做生意的中国人聚集在此，常常一住就是一年。

谭小林是那种热心爱张罗的人，这也是他成为华联会副会长的原因。他是湖南人，从社区民警、治安民警、经侦警到刑警，干了十几年。后来做生意失败，就来了伊朗，他人脉广，有时候帮住客对接一些资源，介绍介绍朋友，收取一点中介费。但总归受战争影响，时时亏钱。

伊朗不太平，在那里的中国人都知道。谭小林来伊朗的两年里，经历三次战争、一次暴乱，他起初还是平静的，觉得无非是断上几天网，切掉几天电话线，“一群中国人在一起聊聊天，两耳不闻窗外事，只要保证自身安全，不要随意出行就行了。”导弹从遥远的地方飞过来，一些军事设施被炸毁。但超市照常开门，街道依旧亮灯。人们看不见导弹，只能听见“这里一下轰声，那里一下炸声”，远远近近地落下来。在伊朗生活的人，就在这些被切割的时间空隙里寻机出门，购物、工作，完成一些必要的事。

今年1月份，伊朗发生断续的暴乱，谭小林怕游行的人冲进来误伤客人，用铁链紧锁了公寓的大门。爆炸声和枪声不断。这些声音通常都发生在早上七点到九点、中午一点到两点、晚上六点到九点之间。按照对过往战争规律的分析，谭小林安抚惊惶失措的客人：“以前打仗都是这样的。打个一天到两天，再回到谈判桌上谈判，就这么完事了。”

但渐渐地，谭小林感觉这次有些不对，他盯着新闻看，一会儿说“美国围波斯围了差不多快10天了，天天喊着打”，一会儿又看见内乱，“双层夹击”。然后就是“打内战没搞成功，谈判也没谈成功”，他想着这下真是要打了，打大打小不知道，人却是疲惫了。

后来炸弹真的来了，还是谁也没想到的事。最让谭小林担心的是，这次的攻击方式和之前导弹精准打击军事设施不同，主要攻击方式是无人机携弹。几个人告诉我，这些无人机没个准头，“导航靠惯性，速度和汽车差不多”“风一吹就偏了”。美国《军事时报》3月1日引述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表示，“卢卡斯”自杀式无人机已在行动中实际投入使用，以低成本、可大量部署为主要特性。新的攻击方式打破了普通人和政治之间曾经牢不可破的隔阂。

“炸了医院，炸了学校，死了七八十个小孩子。这是不该炸的地方，它都炸了。”谭小林说。他们曾经认为学校总该是安全的，但没想到有天在新闻里看见一所女校被炸，鸟瞰图里160个女学生的尸体排列在160个挖出的墓穴里。有几次，炸弹落在距离长城公寓周边500米的地方，整个大楼震动剧烈，轰轰地响。所有的玻璃都被震碎，楼顶的阳光房顶也被气浪掀走。新闻里报道，一名中国人不幸遇难。

妻子在德黑兰帮着他管理酒店。她开始整日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念叨着想回家，毕竟他们的两个儿子还在国内。大儿子在部队里当兵，小儿子刚上初二。谭小林干脆给她买了一张2月26日的机票，让她先走，他自己留下来安排华联会的撤离。“上一次撤侨，你就跟我在一块，你也看到了我做事的方法，没啥事儿。”他说，“你回家，我也安心一点。我在这里会自己照顾自己。”

不要崩 不要恐惧

谭小林告诉我，去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本土发动空袭时，华联会就曾和大使馆联络，帮助中国人从伊朗撤离。但决定出于临时，他们只简单开了个会，把撤侨小组的联系方式发到了各个当地群聊，再收集撤离人员信息，帮助他们离开。上千人挤到关口之后谭小林才发现没那么简单，有人只有工作签、没有离境签，有人签证过期，有人护照出现问题。每人被盘问了四五个小时，最长的一个甚至17个小时。

这一次，他们制定了更为周详的应对方案。早在暴乱之中，华联会就向大使馆汇报，并立即成立了撤离小组。小组里再细分联络组、统筹组、登记组、后勤组。几名成员都是在伊朗做生意的中国人，基本上都40多岁。他们平时各忙各的，但每隔一两周，会聚在一起吃吃火锅、聊聊天。出门在外，就像家人一样。如今更是成了战友。

撤离小组成员聚会

2月28日，伊朗领空关闭，谭小林决定和上次一样，绕道阿塞拜疆回国。怕临时找不到车，他在开战两个月前就联系好了8辆大巴车。租用德黑兰当地旅游公司的车辆，一辆1500美金，司机都是伊朗人。他们有一个200多人的应急群，在每个省分布一名联络员，负责联络本省内的中国人。无论是自己做生意的，还是公务人员、旅行者、学生、工人，只要是中国人都可以。

门海燕是其中的一位联络员，45岁，在一群人中相对年长，人人都喊她“门姐”“海燕姐”。我在北京见到了她，她留着一头干练的短发，在中东做沥青生意，公司从内地开到香港、迪拜、阿富汗和伊朗，靠自己一路打拼过来。她负责的工作是按照群里上报的电话一个个打过去，登记下这些人的名字、电话、护照号和地址。她那时发着低烧，脑子嗡嗡地疼，嗓子也在发炎，满脑子都是怕把信息搞错，漏了一个人。登记组的陈晖帮着她摁电话号码，“你好，我们想跟您确认一下您现在的位置。”每次都是这个开场白，重复了多少次，她也记不清楚。“您是不是要撤离？如果撤离的话，我这边给您报备。”

门海燕处理登记表

几乎每分钟都有电话、短信进来或者出去。门海燕写了满满的几页纸。有人不停发来短信，门海燕的收件箱里，英语、波斯语和中文夹在一起：“可以带个大拉杆箱子吗？”“中途有停车上洗手间吗？”“阿塞拜疆有入住酒店吗？因为我一个人，不懂英文，不懂波斯语。”“车费是多少？”

门海燕手机上收到的短信

有人急得一句话好几个错别字。有人说出了门，打不到车，电话网络也时断时续。还有人说，老板跑了，留下他们三个打工的。陈晖形容：“感觉像等死一样，就是那种感觉。”门海燕一条一条回复，不要担心，到公寓来，我们很多同胞都在这里。不要担心，明天上午你给我打电话。这座公寓的名字叫“长城”。不要担心。

谭小林记得，自己的电话也在不停地响，联络组、登记组和后勤组都在找他，有人需要办理离境签，护照还被押在政府里。现在政府没有了，怎么过关？他要通过大使馆去帮助协调一个临时护照。所有登记过的人，信息要向大使馆报备。还有口岸的大使馆，阿塞拜疆的华联会，所有人都等着他的协调。焦头烂额只能放在心中，多年当警察的经验让他习惯收敛情绪，做好别人的“定海神针”。他告诉自己：“不要崩，不要恐惧。”

谭小林的叔叔喻建军负责为这些聚集到酒店的中国人做饭，他63岁了，一辈子没出过国，今年春节，谭小林请他来帮他打下手，结果没一个月就碰上战争。喻建军冒着炮火，每天出门买菜。伊朗人的月薪普遍在1200到1500人民币之间，而牛肉就要80多元一公斤。战火一近，菜价又上涨了三成。“普通人都活在水深火热当中。里亚尔贬值贬得太快，有的人连牛肉都买不起了。”谭小林说。

撤离的中国人来自伊朗的每个角落。在港口城市阿巴斯，有四个互相不认识的人同时打电话给门海燕。这座城市被轰炸得更为严重，在去年4月还曾发生过一次严重爆炸及大火。“战乱时期，一个人想找车太难了。”门海燕想办法把这四个人攒到了一块，“相互留个电话，能有个照应。”

后来，这四个人找到两辆车，连夜开了20多个小时，抵达了1000多公里外的长城公寓。在当时，找两辆车也是一种战时生存智慧。万一路上出了意外，还有准备。

但即使在城里，抵达公寓也是困难重重。陈晖在撤离前一晚带着自己所有的行李，计划从居住地开车到长城公寓。彼时GPS已经失灵，网络也受限，伊朗的道路很复杂。平时十几分钟的车程，他在德黑兰街头绕了三个多小时。路上人很少，店铺都关了。“我挺害怕的，因为你也不知道炸弹会从什么地方下来。”

他找到一个外卖员，用英语请求他：“我给你钱，你把我带到长城公寓。”对方没有搭理他，在伊朗，大部分人不懂英语，更何况战乱中人心惶惶。最后，他看见一辆警车，终于如获大赦。把车停在路边，他就奔过去对着两个警察连英语带比划地说，请你们带我出去。

到达长城公寓的人总是这样，带着自己大箱小包的行李，有的拖着孩子和老人。最少的是一个背包。有的人甚至普通话也说不清。

谭小林记得，3月1日中午12点多，第一辆大巴车离开长城公寓，去往600多公里外的Astara口岸（伊朗－阿塞拜疆口岸），这一天共计有188人离开德黑兰。大巴车一辆一辆发车，到4日他们最后撤离时，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伊朗华人在撤离小组的组织下有序撤离

人们坐在车里心照不宣地保持着沉默。出发前，谭小林告诫过他们，路上别拍照，手机里别留存，有什么关于爆炸的影像都要隐藏起来。尽管他们带着中国国旗，通常不需要搜查，总是拦下来，看一看。检查的长官出来打个招呼：“你们是中国人。”随后便放行，但谭小林觉得，一路上部队、革命卫队、反间谍警察太多，检查站遍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万一被逗留检查，那就麻烦了。

没有人知道路上会发生什么，“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们炸没了都有可能。”门海燕说，“当时想的就是尽快，赶紧撤离德黑兰。”

坐在车里，谭小林也紧张，但只能深藏在心。每个车队都有组长、副组长、安全员，每隔一小时给他打个电话。每四五个小时，他也会给国内的妻子打个视频报平安。偶尔能听见车里发出小孩子的啼哭，划破车厢里紧绷着的沉默。

这条路谭小林曾计算过，开得快的话6小时，开得慢也就8小时。但人算不如天算，从德黑兰出发时，头顶还晴空万里。走到一半天气倏变，大雨夹着风雪迎面而来。司机不得不放慢速度，到达阿塞拜疆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十几个小时过去了。

最好的事情是，那天，每个人过关的时间都没有超过6分钟。三天没睡觉的谭小林，终于和所有人一起松了一口气。过完安检口，一群阿塞拜疆记者涌上来，十几个话筒围在身前。一个老太太是来伊朗旅游的，她对记者说，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老伴了。

门海燕在过关时，看见曾通过电话的一家四口，带着两个孩子，一个1岁，一个5岁，是接到报备中年龄最小的中国人。孩子被爸爸抱在怀里安静地睡着了，她走向前去打招呼，孩子的爸爸向她表达感谢，很普通的话语，但不知为什么，门海燕掉下了泪。

从左至右为陈晖，谭小林，门海燕

等航线恢复，我立马就杀过去

3月6日，谭小林和我坐在北京的一家饭店里，回忆起惊险的一路，在去往阿塞拜疆口岸的路上，大巴车在山间行驶，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路上都是五颜六色的矿山，黄的、红的、黑的、白的，因为那些煤炭、铜、锌和天青石，很多伊朗人得以维持生计。

谭小林刚到伊朗时做矿石生意，就住在这样的矿区里。“伊朗是一个矿石的博物馆。”他记得自己在一个村庄，把沙漠一样的地表挖开，全是金灿灿的漂亮石头。当地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他拿去化验，发现是天青石，一种需求很高的工业材料。后来，他开起了工厂，把这种矿石卖到中国。

望着那些矿山，谭小林心里想，自己和车上这些人已经比伊朗人要幸运很多，他们又能逃到哪里去呢？仍然要守在那片土地上生活、工作，把日子过下去。

战争前的伊朗街头

他喜欢伊朗，想起自己离开德黑兰之前，公寓的伊朗员工对他说：“你放心回国。有我们在，会看好工厂和酒店。”伊朗员工都30岁左右，是前台、客房经理、厨师和工人，他们仍然要守在这里。

刚来伊朗时，谭小林听不懂波斯语，也只会一点儿英语，带着一个翻译机跑到伊朗。但他充满信心，相信“风险越大的地方机会越大”。请一个懂中文和波斯语的翻译每个月至少要2000美金。为了省钱，他比划着和伊朗人做生意，把波斯语当成一个方言去听。他发现伊朗人像话痨一样，特别爱聊天。波斯语咕噜咕噜地灌进耳朵，谭小林吃着自己的饭在旁边听。聊到主题，他再用翻译机讲。慢慢熟悉以后，他们说的他能听懂一些了。

每天和伊朗人生活在一起，他们也渐渐明白了他的肢体语言。有时候，他用翻译机告诉自己的员工，今天要做什么事，再让他们复述一遍。几次之后，就准确无误了。“伊朗人非常聪明。和他们接触久了，也就习惯了。”

这种聪明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伊朗人看起来很天真，但你千万别被他蒙骗。”谭小林告诉我，刚来做生意时，他还不懂这些。在几千年前，这里还叫波斯的时候，就有了一个词叫“塔洛夫”，翻译成中文大意就是“套路”。伊朗商人常常说“我一定会帮助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会要求签了第二份合同，才把第一批货给你。但待久了以后他发现，他们只是想把合作伙伴“套”住，“想和你长久合作。”他说，伊朗商人把征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谭小林和同伴们在北京的饭桌上，回忆起那些自己熟悉的地方，在战乱中被毁坏，语气唏嘘，在谭小林的矿石工厂附近一公里处，几个导弹掉下来，没有炸开，不知道怎么回事。“自由塔附近被炸了。炸得太厉害了，夷为平地。”另一个人说，“我们原来就在这附近住。”“那真的炸得太狠了，绝对会波及普通人的。”大家惋惜地摇摇头。

战争前的伊朗街头

但无论如何，日子还要过下去。第二天，谭小林和同伴们就要从北京飞走，有的人回老家，有的人继续出差。谭小林打算短暂地避一避风波，等仗打完，航线一恢复，就回到伊朗。商人敏锐的嗅觉告诉他，战争过后或许会有很多重建的商机，“我立马就杀过去，先把自己的根据地占好，别给别人抢了。”他相信，市场会在伊朗重新开张，就像草会从废墟中生长出来。

（来源：腾讯新闻）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今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周世虹建议废除劳务派遣制度，并指出劳务派遣制度已经成为劳务派遣企业和用工单位赚取利润，减少用工成本，甚至是克扣和剥削劳动者收入的手段。这一提案受到法律界普遍关注，其背后涉及的法律问题也值得被认真探讨。

劳务派遣的异化

2008年，我进入专职农民工法律援助行业。恰逢那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生效（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工”群体的人数亦呈现出高速增长。在此之前，不能说国内没有劳务派遣。比如，为解决外国驻华机构的用工问题，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立了第一家劳务派遣企业——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专门为这些外国驻华机构提供中方雇员派遣服务。

随后，为解决制造业生产旺季的用工需求，沿海一些城市也陆续出现了协助用人单位招募临时务工人员的中介机构。毫无疑问，曾经的“劳务派遣”，不啻为一种解决制度障碍与劳务市场供需波动的恰当方式。

然而，2008年《劳动合同法》生效之后，大量的非临时用工被迅速转岗为“劳务派遣工”。以“补充性灵活用工”为立法初衷的劳务派遣制度，逐渐异化，甚至成为不少企业规避用工责任、压低人力成本的工具，沉疴至今。

多年来，假“劳务派遣”之名，制造同工不同酬、岗位滥用、责任推诿、权益保障缺失等问题的案例，屡见不鲜。

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没有公积金、没有年终奖，派遣工却不敢辞职》一文报道，张某应聘东部沿海某市大型国企，面试过程由该国企直接对接、组织完成，他全程未接触过劳务派遣公司人员。但签订劳动合同时，他却发现甲方为某劳务派遣公司；在待遇方面，张某的工作内容与正式工完全一样，但不享受正式工的年终奖，没有正式工的公积金和年假；职业发展方面，正式工可以享受的评优、晋级，这些均与张某无缘。至于正式工可以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张某更是想都不可能想。

另有司法案例显示，华北某县辅警李某系派遣用工，每周工作超90小时，年薪仅2.5万；而新入职民警年薪8—9万，含各类补贴。

张某、李某的遭遇，显然不是个案。

劳务派遣制度之所以产生异化，原因在于：《劳动合同法》生效之始，被一些企业和学者批评为“不切实际”“徒增用工成本”“恶化用工环境”……甚至，不乏企业和学者呼吁废除《劳动合同法》。

当用工单位发现无法达到《劳动合同法》的高门槛时，“劳务派遣”就成为他们规避用工义务的手段。据官方机构公布的数据，2007年国内劳务派遣人数约为2500万。而《劳动合同法》生效后，截至2013年的五年时间，劳务派遣人数即飞升达到6000万。

“张某李某们”的数量成倍增长，侵害“张某李某们”合法劳动权益的手段，也从“降低用工成本”的同工不同酬，逐步升级为“逃避劳动保障义务”的甩包袱。

在我从事专职法律援助的那些年，见过劳动者出了工伤却被用工单位和派遣单位相互踢皮球的，见过明明在沿海城市工作却被要求去西北省份申请仲裁的，见过劳动者好不容易赢了诉讼却发现派遣公司宣告注销的。相似案例，在中国法院网上还能检索到很多，都能证明我所经历的恶意用工问题成为普遍现象。

劳务派遣到底引出哪些问题？

那么，总结一下，劳务派遣引发出了哪些问题？

第一，同工不同酬：派遣工月薪仅为正式工的50%-70%；社保、公积金按最低基数缴纳，甚至不缴；晋升通道狭窄。

第二，岗位滥用：派遣工大量用于主营业务核心岗位，远超“派遣工占比不得超过用工总量10%”的法定标准，用工时长同样远超6个月的法定时限，已脱离“临时性、辅助性”的立法初衷。

第三，逆向派遣：用工单位强迫老员工与派遣公司签约再派回原岗，切断工龄与无固定期限合同权利。

第四，设置维权障碍：发生劳动争议后，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相互推诿；特别是发生工伤纠纷后往往出现“两不管”现象，劳动者维权成本极高。

第五，假外包、真派遣：实际由用工单位直接管理、考勤、派活，却以“业务外包”“人力资源服务”之名逃避劳动监管。

第六，派遣公司恶意注销逃避法律责任。据最高院刊发案例记载，某劳动者被派至传媒公司，超时工作期间猝死。事发后，经查派遣公司未缴工伤保险，后以“破产”为由拒赔。此案经多方努力，虽为劳动者实现了部分赔偿，但维权过程并不轻松。

上述种种，成为今年两会期间代表提出劳务派遣制度已脱离立法本质，发生系统性、规模化异化，应当予以废除的基本背景。

劳务派遣应何去何从？

上述局面的出现，本质上是企业逐利、制度漏洞、监管乏力、维权艰难等多种因素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制度界定模糊是导致上述问题的重要诱因。以劳务派遣所需遵循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三性”用工为例，司法界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的认定标准，甚至出现用工单位说“辅助”就“辅助”的现象，给用工单位留下巨大的违规空间；对于10%的用工比例红线，亦缺乏常态化核查机制，部分用工单位通过拆分公司、假外包、跨区域派遣等方式能够轻松规避监管。

同时，执法力度不足、处罚偏轻，违规用工单位罚款最高仅10万元，相较于数千万的违法收益，威慑力微乎其微，形成“违规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逆向激励。

现代法治社会，认真对待劳动权，就是认真对待每一个人的价值。这既是法治的要求，也是社会文明的应有之义。劳动权是公民生存与发展的基石，是每一位劳动者作为平等主体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所在。

劳动权承载着劳动者的尊严与生计，从平等就业、获得劳动报酬到休息休假、劳动安全保障，每一项权利都不容漠视。

而以劳务派遣之名所畸生出来的种种怪象，不仅是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漠视，甚至引发部分学者和用工单位以“发展经济”之名呼吁废除《劳动合同法》。这真应了一句法律名谚：“如果不能认真对待权利，必然不能认真地对待法律。”

“工作不满10年只有5天年假”的制度，再次成为舆论热点。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汪玉成提出，应当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按工龄递增增加假期，同时严格落实双休制度，让年轻人“有假休、敢消费”。

这一建议之所以迅速登上热搜，是因为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社会问题，也即是，当代中国的年轻劳动者，究竟有没有真正的闲暇时间。

01

从制度层面看，我国的带薪年休假制度形成于2008年。按照规定，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每年可以有5天年假。这样的设计在当时或许有其现实背景，但放到今天的就业现状下，就略显僵硬。

如今的职场主体，正是那些工作年限不足10年的年轻人，他们承受着房租、房贷、教育和生活成本的多重压力，却只能享有极其有限的假期时间。更现实的是，这5天的年假在许多企业中还未必能够完全兑现。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颇为诡异的局面。一方面，人们不断讨论着“反内卷”“扩大消费”，社会也希望年轻人多旅游、多消费、多为GDP增长做贡献；另一方面，大量年轻人却处于“没假休、不能休、不敢休”的现状。

在这一背景下，胖东来这家区域零售企业的实践反而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近年来，胖东来频频被放在舆论场、以“打工人梦想中的模范企业”的姿态被讨论。有意思的是，胖东来的典型正在于其“非典型”——不以规模取胜，却以员工待遇好而闻名。

平均月薪扣除五险一金后9000元左右，在行业中处于高位；员工每天工作7小时，一周不超过36小时；年假达到40天，堪比欧洲发达国家的休假时间；并且员工平均每人还能得到20万元的利润分红。

在一众月薪5000块左右、甚至难以兑现基本法定休假权益的企业之中，胖东来着实是一股清流。当然，企业能够花费这般功夫在员工福利上，还是靠执行其老板于东来的个人理念才得以实现。

于东来的做法之所以引起热议，是因为他扭转了现有社会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企业利润和员工福利之间不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而且证明了：当员工福利被制度有效保障时，反倒可以激发出员工更强烈的工作意愿，企业一样能活得很好。

02

有意思的是，在今年“两会”热议工时与休假之际，胖东来又公布了一个引发舆论讨论的调查结果，和“工作不满10年只有5天年假”的舆论形成某种奇妙的互文。

胖东来于2月23日至24日对员工发起了一项调查问卷，询问员工是否愿意“增加休假、降低薪资”，并于3月8日公布了调查结果。问卷覆盖了10214名员工，回收率达94.83%，多少说明了这是一次有效的问卷调查，而不是走走形式。

调查结果显示，超八成员工拒绝降薪增假，选择维持现有的7小时工作制，40天带薪休假不变。当一部分人还在为争取5天法定年假而焦虑，胖东来的员工已经有底气在“有钱”与“有闲”之间进行理性的权衡。这也充分说明，当收入与休息都得到基本保障时，人们才有更多的选择权。

当然，现实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打工人”，还不具备这种选择权。

从更宏观的经济逻辑来看，这还关系到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总习惯把“生产能力”当作发展的核心指标，但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真正稀缺的不是产能，而是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

工厂可以扩建，生产线可以升级，技术可以迭代，但如果缺少愿意消费的人群，再“降维打击”的生产能力也难以转化为真实的需求，不少企业不得不“朝外使劲”，长久以来只能靠外贸赚钱。

这也正是当前许多行业面临的现实困境。产能不断提升，价格却持续下探，企业之间陷入“内卷化”竞争，东西却卖不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劳动者既没有充足收入，也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那么他们自然很难成为稳定的消费力量。所谓“扩大内需”，也就很容易停留在口号层面。

03

这种逻辑，放在全球经济史上也并不陌生。

“二战”后，美国经济曾经历过长达二三十年的“消费黄金时代”。很多人把这段繁荣归因于技术进步或产业升级，但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是消费能力的大规模扩张。

当时美国通过工会制度、工资增长机制以及社会福利体系，让大量普通工人进入稳定的中产阶层。他们不仅有收入，也有时间。

周末制度逐渐普及，带薪休假开始成为常态。住房、汽车、家电、旅游等消费迅速爆发，形成了巨大的内需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被自己的劳动者买走；劳动者的消费，又反过来支撑企业继续扩大生产。生产与消费，形成了一种正向循环。

这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学逻辑。在工业社会早期，稀缺的是生产能力；而在工业能力高度发达之后，稀缺的往往不再是产能，而是消费者。

今天中国许多行业，其实已经逐渐进入这个阶段。制造能力不断增强，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但消费增长却明显放缓。

很多企业还在拼命扩产能、压成本、卷价格，却忽略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劳动者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那他们又如何成为真正的消费者？

04

今天的中国，同样也面临这种逻辑。多数年轻人既是“打工人”，也是消费者。如果他们的闲暇时间被过度压缩，加之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力自然难以释放。

旅游、文娱乃至许多服务业，本质上都是时间型消费，没有闲暇时间，再多优惠政策也难以激发年轻人的消费意愿。

因此，讨论年休假制度，不仅仅是劳动者的劳动权益问题，也与经济结构密不可分。更充足、更可执行的休假制度，不仅能够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质量，缓解长期加班带来的身心压力，更能为旅游、文娱等服务业创造更加稳定的消费需求。

当然，制度调整并不是简单地多给几天假。现实中，不少企业仍然面临经营压力，一些中小企业更担心员工多休假会增加经营负担。真正可行的改革，往往需要制度保障与企业激励并行：既要通过劳动监察部门让双休和年假落到实处，也要通过税收、社保或政策激励措施，让企业在执行员工休假制度时减少顾虑。

企业休假制度的完善，本质上是对劳动价值的一种再确认。一个健康的消费社会，往往呈现出中间群体庞大的“橄榄型结构”。如果劳动者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消费能力，整个社会就容易陷入高强度生产和低消费需求的恶性循环，企业和市场最终都会陷入困境。

从这个意义上看，给年轻人多一点假期，并不只是福利问题，而是一种长远的社会投资。当年轻人既有稳定收入，也有可以安心休息的闲暇时间，他们才可能真正走出办公室，成为消费群体中最有活力的那部分。

在这个时代，产能从来不是稀缺资源，真正稀缺的，是愿意消费、有能力消费的消费者。

“老一辈的农民，年轻时为国家农村改革发展奉献了一辈子；现在老了，他们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还落下一身的毛病，每个月（领）100多块养老金，真的很难很难。”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女粮王”毕利霞在3月7日湖北代表团小组审议上说。

接着，她哽咽道：“恳请财政部、人社部和民政部，将农村7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金每月提高至400元。”

会后，毕利霞向媒体表示，她的建议已引起财政部、民政部等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并已通过电话与其进行了沟通。

农村养老金全称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其中，基础养老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承担，中央确定最低标准，各地政府再适当提高。

2026年全国两会，农村养老金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焦点。据南风窗统计，至少有10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建议，将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至300元-1000元不等。

毕利霞哽咽地说：“恳请财政部、人社部和民政部，将农村7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金每月提高至400元”

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武提出，通过优化国资收益划转机制和专项税等方式，用五年将中国农民的养老金提高至月均1000元。全国人大代表、山西迎波米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雷茂端建议，用三年时间，将70岁以上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至每月500元。

农民养老金需要增长，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但关于农村养老金该如何涨、涨幅多少是合理区间，仍存在许多讨论。部分专家认为，农民基础养老金并不是社会保险，而是政府财政全额发放的福利性待遇。这也意味着，如果突然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将给财政带来较大负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曾益告诉南风窗，未来，农民养老金仍需回归社会保险的“互助共济”属性。通过更好的制度设计提高农民群体参保的积极性，才是维系农民养老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不亏欠农民

“咱们对农民有一种亏欠。”全国人大代表雷茂端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认为，农民对国家有两重贡献。年轻时农民交公粮，交“三提五统”（我国农村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一项收费制度），义务修铁路、修公路，用最原始的劳动方式支撑起国家的早期建设；到了中年，“他们以农民工的身份，用他们的血汗，筑起城市的繁华”。

雷茂端还表示，当前农民还面临沉重的代际压力。许多人掏空一辈子积蓄为儿女结婚买房。与此同时，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导致农村“空巢老人”现象普遍。许多高龄、失能以及半失能老人缺乏日常照护，生活质量低下。这些乡村的现实，让提高农民（尤其是7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养老金一事，变得刻不容缓。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也在受访时表示，在提高农民养老金的过程中，应重点关注农村高龄老人。“他们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为国家建设付出巨大努力，应该在年老时得到保障。”郑功成说。

他建议，对于在农村承包责任制前有记录的参与水利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义务工”的农村老人，给予额外的“历史贡献养老金”。

郑功成认为，应大幅度提高高龄农民的养老金待遇/图源：央视网

事实上，在我国，农民群体连续获得公共养老金的时间并不长。2009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启动试点。2014年，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居民保）。

居民保包括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个人账户养老金为60周岁退休时的累计储蓄额除以139，参保人自主选择缴费档次。

相对应的是，基础养老金部分，每年由中央确定最低标准，各地政府再按照当地情况予以上调。由于地区经济水平差异，地方补助标准也相差悬殊。以基础养老金为例，上海和北京待遇水平领跑全国，2025年分别为1555元、998元。而这个数字，在其余省份普遍是100—300元。

如果对比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等领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简称职工保）的主体，我国农民养老金的水平仍然偏低。有研究指出，2023年，算上各地补助和农民个人缴费部分，我国居民保月均养老金为223元/人，即每年2671元/人。而职工保月均养老金为3743元/人，单月比农民的养老金年收入还高，两者相差近17倍。

曾益告诉南风窗，我国农民养老金整体偏低，与缺乏农民养老金正常的调整机制有关。农民养老金调标节奏尽管在近年已明显加快，但前期较慢。“从2009年农民养老金制度建立至今17年，基础养老金总共提高了6次，相当于（平均下来）每3年才调整一次标准。”曾益说。

图源：Unsplash（Leo_Visions 摄）

相较之下，城镇职工养老金在制度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物价上涨等社会趋势。国家每年都会发布关于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明确职工保养老金的上涨幅度。2009-2015年，职工保养老金连续7年保持每年10%的增幅。

如此一来，在不同年龄段群体中，60～70岁群体的城乡收入差距是所有年龄段群体中最大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小雁在2021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水平明显不足，导致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还需要依赖家庭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等来补足。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能透视其中的一角，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43.2岁。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近三分之一，约31.6%。

按照这一数据，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研究员王明远测算，我国约有10.8%的农民工超过60岁。也就是说，我国约有3214万的超龄农民工，即使到了退休年龄依然在工作。

农民工年龄构成/图源：国家统计局《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偏低的养老金水平构成了部分农村老年人的困境，同时抑制了社会消费的信心。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近日受访时表示，过去几年，由于公众在养老、教育等方面的担忧，形成了大量以定期存款形式存在的超额储蓄。居民超额储蓄不利于消费，也不利于提振经济。

他认为，社保体系的夯实能直接降低居民的后顾之忧，释放消费潜力。按照他的测算，如果我国在未来五年持续加大社保投入，到2030年居民储蓄率有望降低0.6个百分点。

雷茂端也在受访时强调，提高农民养老金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促进消费。这部分资金将转化为消费，让农村老人敢于买油盐、敢看病、敢添置衣物。“这不仅仅是农村老人每月多领几百元的事，更是让整个社会变得更有温度、更有活力的关键举措。”

该涨多少？“参考低保”

给农民提高养老金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全社会的发展。但对于给农民的涨幅，不同人大代表、专家的思路和构想出现了很大差异。

全国人大代表张学武认为，应该在2030年左右将农民养老金提高至人均1000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也在2025年公开演讲时提出“三步走”方案，5年内将农民养老金冲至1000元。

多年来呼吁给农民涨养老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却在受访时表示：“我不赞成普遍性地将居民养老金一下提500元、提1000元。”

他说：“这不现实，亦不符合制度规律，更不利于长远。 ”他认为具体数额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分类推出政策。

农民基础养老金究竟该涨多少为合理区间？

在国际上，一个常见的衡量指标叫养老金替代率，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之间的比率。国际劳工组织在相关公约中提出，养老金最低替代率标准为45%～55%。曾益告诉南风窗，要想在退休后维持基本生活和消费，合意替代率应在55%左右。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456元。如果以合意替代率来测算，要想大致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农民退休后的养老金年收入应为13450元。换算成月份，农民养老金应为1120元。

当前的养老金水平显然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曾益表示，许多学者和官员目前都主张，参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低保），来调整养老金水平。

官方文件显示，我国低保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挂钩，各地再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财力状况等确定量化比例，每年动态调整。一般而言，各地低保标准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的35%-45%。

曾益对南风窗表示，即使参考低保，当前的农民养老金水平也仍有一定距离。全国各省市的低保标准目前达500-600元，但根据2024年公布的最新数据，我国农村平均养老金为每月246元。

“将农村养老金调整至低保水平，会带来一定的财力负担。”曾益说。他曾测算，如果将当前1.8亿农民的基础养老金调整至每月500元，将给政府带来每年约5400亿元的财政支出。

“但同时，这一支出对政府来说，仍是可以承受的。”他表示。特别是2022年以来，占更多财政补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启动了全国统筹，以解决省际间基金收入失衡问题。曾益认为，如此一来，中央财政负担将有所减轻，有利于将部分财政投入农民基础养老金。

不过，曾益提到，我国老龄化趋势预示着老年人口在未来只增不减，加上人均寿命的提高，未来农村养老金的支出给财政的负担会加大。这也是当前我国采取渐进式路线，暂未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主要原因。

广西柳州市柳江区三都镇觉山村，村民们在树下挑选蔬菜/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知名经济学家李迅雷亦在2025年撰文指出，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偏刚性，有点类似于政府债务。他预计，未来社保基金对财政补贴的需求可能较快上升。

不支持给农民一下涨养老金至1000元的郑功成，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在2026年两会期间强调，养老金制度具有显著刚性发展特征，因此，不仅需理性建制，且需理性发展。

“要持续、渐进、加大提升幅度，这符合制度发展规律。更重要的是，要分人群来提升。我特别强调年龄要作为依据，重点关注高龄老人。”郑功成说。

中国政法大学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胡继晔也曾表示，在工资、养老、社会福利等问题的改革中，存在所谓“棘轮效应”，即“单方向运转，只能涨不能降，否则容易激发社会矛盾”。

渐进式增长成为当前调整农民基础养老金更可能的路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张翼提出，提高农民养老金应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他建议，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每年增长约30元，争取2035年使农民养老金总额达到每月500-600元。

更重要的事

无论步伐快慢，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将成为大势所趋。郑功成在受访时表示，2026年全国两会发出了十分明确的信号：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步伐明显加快。这一宏观政策取向背后，“投资于人”的思路越来越清晰。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农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将从每月143元提至163元，实现20元的“三连涨”。而过去3年的涨幅，已经相当于此前14年的涨幅。

各地政府都在积极推动这一新转型。曾益告诉南风窗，他在2025年接到湖北省人社厅发起的一项课题。对方表示，希望建立农民养老金的正常调整机制，令基础养老金逐步追上农村的低保水平。

考虑到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地方政府财力、通货膨胀、内部人口结构等诸多因素，曾益团队最终折算出了一条公式，得出月人均待遇。他告诉南风窗，按照这一公式计算，湖北省的农民养老金可达人均每月460元。剔除个人缴费部分，基础养老金为350元。这一涨幅不会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负担。

在积极推动农民基础养老金上涨的同时，社会保险专家在采访中强调，从养老金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未来更应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回归社会保险属性。

曾益解释，社会保险的属性是“互助共济”，即收入高的群体，通过更高的缴费来资助低收入群体。但是，当前的居民保没能实现互助共济。我国农民自主缴费的积极性不高，养老金来源仍靠财政支持的基础养老金。

郑功成也强调，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不是单纯的社会养老保险，而是“福利性+保险性”的复合型制度安排。基础养老金是政府财政全额负责发放的福利性待遇。

“国家财政资金的有限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让几亿人都指望着政府供款的基础养老金来解决老年生活保障问题，还是需要激发其内生动力。”

他认为，老一辈可以靠领取这类福利待遇维持，但今后，中青年农民需要走多方分担缴费责任的社会养老保险之路，其社会保险色彩将愈加浓厚。

提高农民参保率，成为维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持续的关键。郑功成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现在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很重要的原因是缴费责任无人分担。大部分农民属于低收入阶层，全部费用自己承担，自然没有动力缴费。

相较之下，城镇职工的社保为强制缴费，企业或单位也会为其承担部分，缴费动力更强。

“关键是要（为农民）找到缴费责任分担者，”他说，“政府应分担责任。如政府能分担更多缴费责任，中青年农民参保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同时，集体经济发展好的地方，集体经济组织应为村民分担缴费。”

曾益也认为，我国居民保在制度设计上没能成功鼓励农民往更高档次缴费。他举例，在一些地区，农民自主缴费200元/年时，政府补贴40元，但是当农民自主缴费到500元/年时，政府补贴为50元。缴费越多，财政补贴比例反而更低了，这一设计降低了农民往上缴费的积极性。

他建议，“应将财政补贴率进行梯度划分。参保人缴费档次越高，财政补贴率高，这样才能推动农民参保，而不是完全依赖财政补贴。”

不可忽视的是，随着城镇化率提高，人口在城乡间流动，农民的角色和需求也在变化。其中，还有许多细节和堵点，影响农民参保。例如，当前，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仍是按户籍地办理，大量城镇常住居民无法在实际居住地参保。

张翼认为，要想提高农民老年的生活水平，还应加大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要让农民工在什么地方就业，就在什么地方参加养老保险，并在什么地方均等化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他建议，未来可以推动3亿农民工中收入相对较高的人口逐渐转化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从而大大改善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

除了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险，养老金融也在近年来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新兴手段。平安集团联席首席执行官郭晓涛近日表示，“金融养老和医疗养老是中国未来规模最大、增速最快、协同性高的两大行业。”平安将优化金融、医疗、养老资源配置，实现从“小众低频服务”到“大众普惠服务”的跃迁。

与农民群体有关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每一个细节得到落实和改善，才能提振农民的参保积极性。

信心将影响养老保险制度的维系。如郑功成所言，当前主张给农村老人增加基础养老金，实际上是对年轻农民参保的一种正向激励。

“年轻人现在缴的养老保险费，（如果）能直接惠及他的父辈，也为他的子辈做示范，让养老保险与父辈、子辈利益切实相关。”

撰文 | 徐鲁青

编辑 | 李欣媛

OpenClaw热潮下，人们纷纷排队安装龙虾。总有人告诉我们，算法将高速处理信息，把人带进一个更轻松的世界，龙虾热潮点燃的也是这一熟悉的承诺：自动化最终会让我们不用工作。

然而在特雷博尔·朔尔茨看来，自动化从不解放劳动者，正因此，他在《归我们》一书中着重讨论了“所有权”，也是后工作时代急需回答的问题，当 AI 接管越来越多任务，这套系统究竟归谁所有，又由谁来决定它如何运转？

朔尔茨是“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ism）概念最早的提出者之一，他反问：如果政治领域需要民主，为什么工作场域可以例外？在《归我们》一书中，他把目光移向平台的所有权与治理，并写下了过去十多年间已经发生、却很少进入主流叙事的尝试。在一些平台合作社里，有的配送员试着共同拥有配送平台，有的社区自己决定数据如何使用，也有一些照护和出行行业的劳动者，正在摸索更公平的组织方式。

合作社与企业不同的是，后者的所有权和决策权，通常掌握在少数合伙人手中，而合作社强调的是由成员共同拥有，通常实行“一人一票”，并让收益更多回到实际参与劳动的人手中。这种形式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边缘，根据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数据，全球目前有约300万个合作社，覆盖全球约十分之一的就业人口。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就拥有两百多家企业和超过七万名员工，是西班牙第十大企业集团。

朔尔茨试图追问当下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经济秩序是否真的“别无选择”？在生成式AI迅速扩张，数据权力进一步向少数公司集中的今天，这个问题显得更加迫切了。对此，界面文化与特雷博尔·朔尔茨谈了谈平台合作社的现实实践、AI时代愈发集中的技术权力，以及在平台资本主义之外，人们是否还能重新想象另一种经济方式？

01 从“别无选择”到另一种制度想象

界面文化： 为什么会写《归我们！》这本书？

特雷博尔·朔尔茨：这本书并不是从一个抽象理念出发，是来自我长期的实践经验。过去十多年里，我持续参与并推动“平台合作主义”的具体项目，在不同国家与数百个合作组织一起工作，不断经历失败和重新尝试，《归我们！》正是写于这些现实过程之中 。

我与大约一千个合作组织有过直接合作，希望借此重新梳理数字经济中关于所有权、治理与劳动的讨论。更重要的是，我想反对一种被反复灌输的观念，仿佛现有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别无选择”。

在很多地方，我看到人们正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努力搭建不同的路径。比如开普敦那些不断重新组织起来的出租车司机，或是墨西哥沿海一些渔业社区，他们在思考，数据究竟能不能真正服务本地家庭，而不是只被外部平台抽走。这样的实践也许并不宏大，却真实存在，而且长期没有被看见。

界面文化： 你提到人们总觉得主流的政治经济想象是“别无选择”，你觉得哪些假设最常被视为理所当然？

特雷博尔·朔尔茨：一个被默认的前提是，好像只要谈到规模，就一定要中心化。似乎大型系统只有依靠自上而下的层级治理，才能高效运转。分布式或联邦式治理，往往还没被认真讨论，就先被视为低效，或者过于理想。我担心正是这种想法，让我们过早放弃了别的可能性，比如合作社式、或者多中心的制度设计，它们未必不能在大规模条件下运转。

第二个常被默认的前提，是创新主要依赖资本配置，尤其是风险投资。久而久之，“获得风投支持的公司”就成了技术发展的标准答案。但我们很少认真去想，互助社、合作社是否也可能带来另一种创新路径，以及另一种分配结果。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前提，是主流想象总倾向于把人理解成消费者、雇员或股东，而不是制度的设计者。这种限制是认知性的，当我们对自身能改变什么的想象不断缩小，制度的多样性也会随之萎缩。

”[德

界面文化： 大多数读者都不太清楚你说的”平台合作社“是什么，可以解释一下吗？

特雷博尔·朔尔茨：平台合作社也是一种数字平台。表面上看，它和我们熟悉的打车软件、外卖平台没有那么不同，同样有 App、算法和撮合系统。真正不同的地方在于“所有权”，也就是谁拥有它，以及由谁决定它怎么运转。传统平台通常由外部股东控制，平台合作社则更多掌握在真正使用它的人手里，比如劳动者和用户，或者两者共同参与。 

这些年，全球的平台合作社已经覆盖大约120万名劳动者，尤其在清洁、照护和配送这些行业。它不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想法，在一些案例里，劳动者的收入可以达到主流平台的两倍，还拥有更稳定的排班、以及对平台规则的发言权。劳动者不再只是被管理的人，而是可以直接参与决定平台怎么运行，比如价格、数据，以及未来往哪个方向发展。他们不是只能等待政府来改革平台规则，而是在现实中先把另一种更民主的经济关系实践出来。

举个例子，西班牙格拉纳达的Givit配送合作社（Givit Delivery Cooperative），是一家由工人共同拥有的配送平台，已经可以在较大规模上提供“最后一公里”快递服务。到2025年，它每月配送订单超过20万单，拥有900多名活跃工人社员。和典型的零工劳动不同，这里的工人是雇员身份，有社会保障，收入也更稳定。 

合作社之所以在公共视野里显得“不起眼”，并非因为它们真的无足轻重，是因为它们很少进入商学院、法学院和主流商业叙事，用葛兰西的话说，这是“常识”被塑造的结果：某些经济形式被不断讲述、被视为天然合理，另一些可能性则慢慢退出了人们的想象。 

但不显眼不等于边缘。全球大约有10%的劳动力在合作社中就业，它们也一直在现实中改善着数以百万计人的生活，之所以经常被描述为“缺乏竞争力”，更多说明的是一种主流叙事的成功，而不一定是事实本身。

界面文化： 听起来是很理想的组织方式，但它们在现实中具体是怎么真正实现的？

特雷博尔·朔尔茨：这就涉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平台合作社在法律上并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形式。它更像是一组还在不断摸索中的法律和组织实验，会根据所在行业、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环境，以及具体使用的技术而调整。 

在一些地方，它就是比较传统的工人合作社；在另一些地方，它会把合作社所有权和LLC（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公司结构结合起来。还有一些会同时设立非营利机构，引入“托管式所有权”机制、基金会，或者和公共部门合作。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只有一种标准答案，是在现实条件中不断寻找可行的组合。 

到了数据和AI治理领域，这种混合形态会更加明显。我们已经看到“数据合作社”开始出现：成员把自己的数据汇集起来，把它当作一种共享资源，集体决定这些数据如何被管理和使用。瑞士的MIDATA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个体系里，公民可以在民主监督下，共同决定自己的健康数据如何被用于科研和AI开发。

与此同时，围绕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的实验也在继续。它是一种基于区块链的治理形式。的确，有些 DAO 带有很强的投机色彩，但也有一些在认真探索：能不能把合作社的原则，比如共同治理、成员控制，写进代码之中。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所有权结构正在相互交织。合作社原本强调的“一人一票”、民主控制、盈余返还成员等原则，正在和新的技术工具结合起来，比如密码学治理、联邦式云基础设施，以及数据托管机制。换句话说，平台合作社并非一张静态蓝图，是仍在展开中的创新现场。

当地时间2026年2月5日，印度新德里，印度内政与合作部长阿米特·沙阿在 Vigyan Bhawan 推出印度首个合作制网约车平台 Bharat Taxi，印度合作国务部长克里尚·帕尔·古尔贾尔、合作与民航国务部长穆尔利达尔·莫霍尔等人出席活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当地时间2026年2月5日，印度新德里，印度内政与合作部长阿米特·沙阿在 Vigyan Bhawan 推出印度首个合作制网约车平台 Bharat Taxi，印度合作国务部长克里尚·帕尔·古尔贾尔、合作与民航国务部长穆尔利达尔·莫霍尔等人出席活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文化：你在十多年前就提出“平台合作主义”的概念，今天再提这个概念，你觉得它有了什么变化？ 

特雷博尔·朔尔茨：早年很多人相信，合作社平台可以成长为下一个谷歌或苹果，今天看，这样的期待已经不现实了。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神话为什么破灭，是神话退场之后，人们在现实里还能做什么。

过去十年，成千上万的组织一直在尝试不同的平台合作模式，其中逐渐沉淀出一些相对稳定的实践。真正可行的路径，往往不是纯粹的理想模型，是各种混合型方案。比如在印度，由合作部推动的Bharat Taxi，依托社区所有的平台技术，已经吸纳了大约十万名司机。类似的尝试，在里约热内卢的市属网约车项目中也能看到，即便有些合作社仍以分包商形式存在，它们依然尽力保留集体所有、民主治理和劳动者保护这些核心原则。 

另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平台合作社不能被孤立来看。它们只有被放进一个更大的支持系统里，才更有可能长期存续。比如共享的数字基础设施、技术支持、制度资源，都会影响它能走多远。这也意味着，合作不能只停留在平台表面，要延伸到它背后的供应链和更广泛的协作网络中。 

02 AI基础设施背后，真正的问题是所有权

界面文化： “所有权”是你在书中反复强调的核心问题。互联网平台往往被看成是中立的平台，为什么它背后的“所有权结构”，长期没有被当作一个核心问题来讨论？

特雷博尔·朔尔茨： 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互联网本身就起源于美国的军事项目，它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工具，也是一种治理方式。数字系统看上去只是帮助人们行动，但实际上，它们会把一些政治选择写进代码里，进而影响人们如何行动。

朗登·温纳在《技术物具有政治性》中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到了今天，这个判断已经变得更加直观。少数大型科技公司高度集中的权力，正在决定数字世界的规则。比如，一些AI系统会系统性地过滤某些政治议题，这往往是治理逻辑本身的体现。也正因为如此，所有权问题不能再被绕开，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真正改变一套自己既不拥有、也不控制的系统。 

到了人工智能时代，这种集中趋势只会更明显。今天，全球约三分之二、几乎所有AI系统所依赖的云基础设施，掌握在亚马逊、微软和谷歌三家公司手中。当像英伟达这样的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人们获取算力的方式时，所有权就不再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基础设施层面的直接权力。

界面文化：说到这一点，你觉得现在的生成式AI会不会改变平台劳动？

特雷博尔·朔尔茨：生成式AI并没有真正改变平台劳动，它只是让这套结构变得更难被看见了。

早期的众包劳动者无论身在何处，时薪通常只有一到两美元。今天这种模式并没有消失，只是更系统地转移到了全球南方——大量数据工人仍以相近的报酬，支撑着今天被称为“人工智能”的系统运转。换句话说，AI经济依旧建立在大规模、低报酬、分散且隐形的劳动之上，只不过外面套上了一层更新、更具未来感的技术叙事。 

界面文化：你觉得未来的AI基础设施，有可能由合作社或公共机构来拥有和治理吗？ 

特雷博尔·朔尔茨：这是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现在的情况是，技术资源和决定权大多集中在少数大公司手里。从算力、数据到平台系统，真正掌握这些东西的人很少，但成本和风险，却不断被转嫁给下面的人，比如劳动者、数据工人，或者那些依赖平台生活的人。维系整个系统运转的人，往往最没有话语权，也最不容易被看见。

所以我提的“团结堆栈”，并不是某一个具体平台，更像是一种重新组织AI的思路。比如，算力设施可不可以由社区共同拥有？数据可不可以不再被平台单方面提取，是由使用者共同决定怎么管理？AI产业链上的工人，能不能拥有更多权利，甚至拥有一部分所有权？

这里最重要的是不同机构能不能协同起来，形成一种更稳定的合作关系。这些尝试现在还在早期阶段，但已经有一些实践在出现了。它们至少说明，AI并不一定只能按照今天这条路来发展。

比如，瑞士的Apertus很能说明“公共AI基础设施”这条路的可能性。这个模型由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和瑞士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共同开发，它被明确定位为一种面向公共利益的开放模型：模型架构、权重、训练数据和方法都尽可能公开，运行也依托公共研究基础设施，不是完全建立在商业闭源体系之上。还有法国的LESTAC，它代表的是“地方治理型 AI”的方向，并非由全球平台统一提供，而是在城市或地区尺度上，由公共机构和本地伙伴共同试验、共同管理。

这些条件其实并不是完全不存在。真正难的是怎么把它们连起来，变成一个能长期运转的整体。这也是我接下来想继续思考的问题。

界面文化：如果从平台合作主义倡导者的视角出发，反思当今主导性的经济体系，你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特雷博尔·朔尔茨：平台往往在策略上把自己定义为“科技公司”，而非“劳动公司”。它们将自身描绘成中立的技术中介，以此规避劳动法约束，也回避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与此同时，平台资本主义不断把本应由企业承担的成本向外转嫁。过去十年间，不少与劳动和交通相关的法律都被重写，以适应Uber这类平台公司的扩张。传统工会面对这种由App中介的劳动关系，也很难找到有效的组织杠杆，更难建立起持久的团结。平台劳动的一大特征，就是将劳动者不断个体化、彼此隔离：他们没有共享的工作空间，班次彼此错开，算法管理机制本身也在压制同伴之间的交流。久而久之，孤立会侵蚀信任，集体行动自然也更难持续。

最终带来的，不只是收入不平等，更是能动性的不平等，人们正在失去共同塑造日常技术系统的能力。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徐鲁青，编辑：李欣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偏中年体制风的蓝底头像，“专攻亲子关系30余年”的标签，像“毒鸡汤”的文章标题……这个名叫“老赵讲道理”的“专家”微信公众号，突然在社交平台走红。公众号创立一个多月，就积累了约50万粉丝。

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权威文章来自一个生活在重庆的年轻女生，她把年轻人的心声包装成专家的权威意见，借助AI辅助成文，向长辈反向传递观点，“与父母魔法对轰”。

大量年轻人涌入“老赵”的评论区和私信，提供自己的经历、烦恼和建议：有人靠这些文章与父母达成了和解，也有的家庭群因此矛盾升级，称“老赵的文章让家里过年鸡飞狗跳”。

当催婚、控制欲、打压式教育等现实问题以年轻人的立场重新发回家庭群，庞大的代际沟通需求背后，“老赵”也撕开了很多家庭细碎的裂痕。

文丨邓蔚楠

编辑丨王一然

自称认识“专家”老赵的人很多。自我介绍里，他“深耕亲子关系问题30余年”。有人说在清华见过他，有人在英国听过老赵的讲座，还有人甚至放出了老赵上电视的照片。

事实上，这些所谓和老赵有交集的年轻人，都是在配合一个年轻女生曹玫的表演。

在成为“老赵”之前，曹玫说，她曾被催婚问题困扰多年，20岁左右，家里人就劝她，“要抓住女人的年龄黄金期，男人都喜欢年轻漂亮的”。妈妈还会搭配上“毒鸡汤”视频。曹玫属龙，妈妈就给她发“属龙的心气太高，瞧不上男人”；还有比较经典的，“结婚有什么好处”，“婚姻的本质是什么”。

除了催婚，以前曹玫和妈妈也经常吵架，“后面发展到一听到我妈讲话，就会控制不住地烦躁”。有段时间，曹玫反复在做和父母吵架的梦，自己满肚子委屈，想要吼出来，但嗓子哑了，发不出声音，后面只能着急醒了。

在曹玫的记忆里，不管自己做什么，都会被反驳：妈妈说，你年纪大了快找个对象，但曹玫和男生出去吃饭，妈妈又说，你戒备心低了；生活上妈妈说，你不要老买衣服，不要浪费钱打扮，曹玫去年回家，穿了一件短袖配牛仔裤，妈妈又说，你太邋遢了，也不花心思打扮打扮。

曹玫很多时候会反击，但效果不佳，她干脆做几篇类似“毒鸡汤”的文章和视频，创立一个公众号，“她以后给我发什么，我就发一篇怼回去，用魔法打败魔法”。

得益于妈妈的“耳濡目染”，曹玫早已形成一套做“毒鸡汤”内容的方法论：要用第一人称，而且要语重心长。曹玫完成了五六篇文章，其中包括《为什么说优秀的父母从不催孩子结婚》、《成功的父母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征集网友意见后，她给公众号取了个有些“老人味”的名字——“老赵讲道理”。

在以往的经验里，专家的话更容易让中老年人采信，曹玫决定给“老赵”包装成专家。她AI生成了一个中年男性的图片当头像，黑西服领带，白衬衫，是那种标准的蓝底证件照样式。当然，重头戏是一段看上去很厉害的自我介绍：

2008年感动中国组委会特别大奖，2019年年度地球卫士奖，退休返聘导师，曾赴新加坡进修，发表过十余篇sci论文，专攻亲子关系30余年，帮千万家长建立和亲子沟通的桥梁，亲子关系修复可以咨询我，无偿帮助各位。

●配合“老赵”表演，网友用AI生成的图片。源自网络截图

排版的时候也要注意，字体要大，用花花绿绿的颜色，加下划线，多分段。这样才契合中老年读者的阅读习惯。

公众号创立后，曹玫在社交平台发了一篇贴子，标题是“开了一个公众号和父母进行魔法对轰”。许多年轻人涌进这篇贴子的评论区，给曹玫提选题建议。今年1月24日，公众号创立的第一天，粉丝就涨了一万。

季樱是提建议粉丝中的一个，她在曹玫的社交平台评论了19条关于亲子关系的选题建议。

今年25岁的季樱从小内向，不愿与人交流，但妈妈和妈妈那边的亲戚会要求她去社交：“一个班里50个人，至少要有30个人喜欢你”，还要求被同学欺负的季樱，给对方送礼。季樱说，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被妈妈打出很多淤青。

在季樱的记忆里，爸爸每天下班回家就在房间玩电脑，妈妈是家庭主妇，经常在忙家务，时不时诉苦、发脾气、打人、砸东西。她去广州读大学，找了个在本地的工作，月薪三千，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但想留在广州，还差一笔租房的原始资金。季樱求助父母被拒绝，她没办法只好回到惠州的家里，“感觉父母是想把我拴在身边”。

曹玫发现，很多年轻人和季樱一样，提出的问题都有关父母的控制欲。比如有一个年轻人给她留言，称自己结婚了还被妈妈管着，如果不听话，妈妈就会“撒泼打滚”，说他不孝顺。

曹玫自己也深有体会。一个人在重庆生活，曹玫和爸爸不联系，和妈妈三四个月才联系一次，也总以不愉快收尾。比如，曹玫有次发了一张自己在吃西瓜的照片，就收到了妈妈的连环数落：“这样的卫生吗？记得你小时候吃完都住院了不？反正我觉得不干净，自求多福吧！”

结合自己和他人的经历，曹玫发了一篇有关控制欲的文章，题目是《给天下父母提个醒：如果出现以下行为，那你很可能患了NPD！》。（NPD：自恋型人格障碍）这篇文章很快浏览量超过了10万，转发过五万，还被“老赵”置顶。

许多文章的内容也大致遵循这样的逻辑。一些年轻人给“老赵”留言，讲述自己家庭的故事和问题，针对反馈比较多的问题，曹玫会集中做成一篇文章，发在公众号上。

公众号成立一段时间后，曹玫开始收到一些正向反馈。比如一条“隔夜饭放久了会产生霉菌而致癌”的文章，被一位网友转发到家庭群，大年初一的时候，他妈妈就把大年三十的饭全部倒掉了。

秋秋也把老赵的文章发到了家庭群，她今年21岁，上大学后，她开始抗争爸爸和叔叔的抽烟行为。秋秋很反感他们在公共场所吸烟，反复劝说，他们偶尔会把烟掐掉。前阵子，她把“老赵”写的《为什么你总是留不住财？根源藏在你家看不见的三手烟里！》发进群里。这次的效果还不错，叔叔回复：争取把烟戒了。

●秋秋和叔叔的聊天记录。讲述者供图

秉持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秋秋又往家庭群转了几篇“老赵”的文章：爸爸爱买杂牌直播间里的“大牌”衣服和鞋子，秋秋就转发一篇“中老年的直播间购物骗局”；叔叔总在孩子学习的时候打游戏，秋秋就转发一篇“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秋秋说，爸爸和叔叔不是冥顽不灵的人，她知道爸爸是爱自己的，也会尝试理解爸爸。她觉得不能着急，观念需要慢慢改变，先让他们了解不同的声音。“一个家庭多交流、多表达，会让家庭关系更温暖、更健康。”秋秋说。

某种意义上，在面临代际冲突时，年轻人转发“中老年风”文章回怼是一种折中的对抗。“开了个公众号和父母魔法对轰”也很快上了微博热搜，有人说，人民的好专家还得靠自己造，老辈子谁都信，就是不信家人；有人说，自己最爱转载文章给妈妈，“坚持不懈地攻击，一天发三四次”。

很多网友建议曹玫拓宽传播形式，她就开通了视频号，叫“老赵讲人生”。她觉得男性专家谈论育儿和月经等话题很难让人信服，还开通了新公众号，主打年轻妈妈育儿和中老年女性相关内容，用比较温和的方式调节家庭矛盾。

不过，曹玫至少向妈妈提了三次，才让妈妈关注上“老赵”。几天前，她发现妈妈取关了，只当了几天粉丝，曹玫甚至还没找到机会用“老赵”的文章和她“对轰”。

老赵的文章并不总是奏效，一些“恶评”也出现在私信和评论区。还有家长发来私信说，“赵老师，你讲这些道理，我不敢苟同，现在我的孩子拿你的这些道理跟我对着干仗，一个春节闹得全家鸡飞狗跳”。

同样的事情也在毛六家上演。毛六是广东的一名年轻教师，今年2月14日，腊月二十七那晚，她的舅舅在家庭群“炸”了——引发这场矛盾的起因是毛六的妹妹发了一篇“老赵”的文章，标题是《当着孩子的面抽烟，漠视孩子的健康，是身为长辈最失德的行为！》。

舅舅不满的根源，是觉得晚辈们“没资格要求他”。毛六解释，她们只是在表达最基本的请求：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吸烟。之前好好沟通过很多次都没用，才越来越直接，“可能让长辈觉得我们是在‘命令’或者‘不尊重’。”

吵架后的第二天早上，毛六的父母在群里劝和。妈妈说，娘亲舅大，一家人要互相包容；爸爸说，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讲的是情。

最终，毛六和妹妹们还是在群里集体给舅舅道歉，但毛六强调，“道歉也只是因为我们在乎这个家”。“血缘这东西挺奇怪的。它让一些人永远坐在你生活的主位，哪怕他们从来没真正走进过你的生活。”毛六说。

舅舅也不领情，宣布“和外甥女们的缘分可以提前结束”，最后退出了家庭群。

争吵发生后的一天晚上，毛六看到姨妈发的一条朋友圈，标题叫《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尊重长辈》，配文是：“共勉。”

（为保护隐私，文中讲述者均为化名）

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极昼工作室，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声明除外。

• END –

每年夏天，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在距离毕业还有一年多时，便涌入大厂开启暑期实习。他们的目标是拿到转正offer，在上千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里，抢下一张大厂的入场券。暑期实习被视作一条相对公平的路径：只要表现足够好，就有机会留下。

大厂用“转正”的承诺释放着诱惑力，又用一套看不见的规则，完成对人的重塑。不同年轻人有各自的努力和选择，他们学会向上管理、加班到凌晨六点、忍受身体的抗议。

实习生为这个高速运转的系统提供了大量的燃料，但转正名额随时可能消失，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没能如愿成为系统的一部分。

努力、判断、运气、结构，每一项都可能成为变量。系统永远年轻，永远有人正年轻。

本文系“极昼工作室大学生写作”项目作品。

已经过了晚上十一点，上海美团大楼灯光仍亮着。大楼所在的方圆3公里内，聚集了B站、字节跳动等一众互联网公司。实习生林宇结束工作，从大楼走出，组里级别最高的领导站在前面。林宇其实不太喜欢他，“一个风评不太好的中年男领导”，但他还是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递过去：“栋哥，我帮你点。”

领导说不用。林宇收回手，他想，如果真要帮栋哥点，一定要给他“护”着。

“护火”——手虚拢，半握着，为火苗挡住风。是他从同学那里学来的，“给比你地位高的人点烟，不护着，人家就再也不会帮你了。”但林宇并不喜欢这个动作，“很地痞流氓”，他说，“我也不喜欢它背后的含义。”

在职场里找人帮忙，“要给点好处”。就在这栋大楼楼下，他和同事抽烟社交，也学着给销售、研发组的人“敬烟”——他在大厂非技术类的岗，“需要讨好一下他们，这样对方在合作项目里就不太会磨洋工”。

这是他在过去几个月大厂实习学到的职场生存智慧。去年4月，林宇通过三轮与秋招同等严格的面试，拿到美团的暑期实习Offer，暑假实习是校园求职季的开端，HR承诺有转正的可能。听说美团的转正率挺高，他想，毕业之后可能就留在这里了。

作为985学校的文科本科生，他觉得自己没什么就业出路，从大二开始，就把互联网大厂视作有限选择里“能拿到不错薪水，又能给简历镀金”的去处。拿到美团Offer那天，他还在附近一家规模更小的互联网厂实习——那段经历是他叩开美团大门的敲门砖。

入职第一天。他穿了皮衣，想让自己看起来酷一点。工位一点点布置起来。摆上健身蛋白粉，贴上喜欢的贴纸，右手边摆上一小盆绿油油的招财树，一个透明的玻璃瓶放在左边，每隔一阵，玻璃瓶里的花就换新，这周是绣球，下一周是百合、玫瑰。工位正中立着一张手写明信片，“欣赏你的阳光”。那是隔壁组一位校招生临走前送给他的。

林宇的工位。讲述者提供

面对庞大的、高速运转的大厂系统，伴随兴奋而来的还有紧张。手上被迫接的项目越来越多，林宇逐渐忙起来，对接的供应商三十多岁，对着他叫“哥”，这个二十出头的实习生觉得荒谬、有些发怵，还是应下了。带教告诉他，干着正职的活，就别让人知道你是实习生。

实习生直接带项目的机会不多，他想为转正积累成绩，压力大到有点离谱了。他学着理解“价值”，在手头的工作中找出什么是对平台更有价值的，优先分配更多时间精力。还有职场生存之道，怎样“向上管理”，和带教维护好关系，展示和包装工作成果，成为“高绩效的人”。

和他同批进来的暑期实习生还有三个，7月初，转正提交开始。其中一位实习生感觉压力太大，主动退出了。

随后另一个实习生去问了领导，大概有几个留用名额？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没有给我们组织带来价值，就没有留用的可能性，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你有什么留用价值”，他也走了。林宇想，“不是说要有留用价值吗？那我把这个项目实实在在地做出来，留用的价值是不是更大？”

每年，许多像林宇一样刚刚走出象牙塔，以实习身份进入大厂的年轻人，都得到过那个“有转正机会”的模糊承诺。2025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约1222万人，而能够进入头部互联网大厂的校招生，满打满算也不过六万人，约为0.5%。

为了成为这仅有的0.5%，林宇看过许多文章，“互联网大厂升级的奥秘”，“从L5到L6的关键跨越”。“你要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他琢磨出来的规则是，“就把最光鲜的结果，直接怼到他们眼前。”

在大厂，人的价值需要被展示。他尤其珍惜周一的周会，不是所有公司都给实习生参与的机会。每次，他把PPT的第一页做成结论，将周报和复盘文档里最精华的成果前置，用上级熟悉的语言包装自己的劳动。

什么样的“价值”更会被认可？身边的人都在向上管理，但腾讯的实习生柯卡觉得，把交代的事情认真干好，对转正是最有用的。和林宇相似，他也是从暑假开始实习，入职的时候领导告诉实习生们“转正名额特别多，没有上限”。

他所在的部门两个月前才刚刚成立，正式员工大多是从别的大厂挖来的。“那会儿公司在急着追风口，整个部门都在盲目扩张”，他说。入职第一天，带教没做任何交接，就给他派了一个紧急的活。“没有人教我应该怎么做，仿佛我已经对他们的内部事物一清二楚了。”

和身边状态轻松的普通实习生不同，柯卡一心想转正，每天九点前到岗，最晚熬到公司十点半统一熄灯、停空调的那一刻。没有班车，他就自费打车回学校，有时回去后还要继续加班。

印象最深的是某个周日，凌晨一点多，他突然收到领导转来的加班通知。那是季度末，为了在下一周给上面的领导“一个足够漂亮”的成果，一个原本的小项目突然被提级，变成了全部门紧急加班的大项目。

纠结了很久，柯卡还是去了。五个小时，他只做了一件事：把两百多字的空模板，加上内容，硬塞进两百字的总篇幅里。他觉得这个需求不可能完成，反馈给带教，只得到一句无奈的回应：“既然+1（注：直属领导）让这么做，你就先写吧。”后来，+1也意识到不现实，所有内容推倒重来。

八月初的盛夏，从周日中午12点到周一凌晨6点，在一间已经关掉空调、只留顶灯的会议室里，柯卡熬了十八个小时。身旁是另一位想转正的实习生、领导和线上支持的员工。熬到极限的柯卡顾不上+1订的早饭，回去睡了不到七个小时，下午三点，回到公司，发现+1和+2（注：指上上级领导）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即便很多工作在他看来是“盲目无意义的”，为了转正，柯卡还是全盘接受、全力执行。直到转正的那一天。

柯卡凌晨六点从公司打车回学校截图。讲述者供图

临近转正，林宇离开公司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十点半，十一点，十一点半。某天十一点五十二分，他站在办公室外的楼下，点亮一支烟，烟头的红光在夜风里闪烁，他抬手拍下照片，发了朋友圈：“恨上班，能不能让我一直休息。”

九月，项目收尾，林宇踩着截止日期，提交了转正申请。桌上的花已经死了，不成形地瘫在玻璃瓶里。他很久没时间去健身了，食欲也决堤了。外卖记录里，轻食沙拉被麻辣烫和炸物取代。“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我肚子的肉越来越多，”他说，“我的身体不在自己掌控之中，生活也不在自己掌控之中。”他感觉自己脱发有点严重，为了不影响睡眠，第一次尝试褪黑素。

日记本上记满了每天要做的事，一周七门课，早八课上完赶紧回公司，中午下班回来上下午的课，再回公司，课程作业、语言考试、毕业论文。“对我来说，成长中就没有两全其美的选择，”他说，“我也想两个都选，但没有那个好事。高中放弃恋爱去学习，大学为了找工作放弃闲适的时光。我可能放弃最多的是对美好生活的感受——下楼抽烟，是那种特别机械之后的小小解脱。”

林宇的朋友圈。讲述者供图

至少在转正答辩之前，乔心一度觉得，“我想不到任何我没有办法转正的理由”。

作为实习生，乔心似乎具备了转正所需的所有条件——进入字节跳动给应届生设立的转正实习项目ByteIntern项目，+1确认过有转正名额。入职一周就完全进入状态，她记得周围正职都感叹她像干了10年一样融入，带教、+1也多次主动说，“求你了毕业后留下来”，“没你不行妹妹。”

最让她乐观的信号来自七月的一次跨城团建，理论上乔心作为实习生不能参加，+1特意为她额外申请了，“团队来了一个校招和社招，又来了一个我”，她听+1话里的意思，“这次团建是因为团队有了一个初步新形态。所以当时我觉得，我已经提前被当成团队的一员了”。

实习生群里流传着一个说法：+1如果经常叮嘱还帮忙改稿子，转正肯定稳了！答辩前夕，+1一有空，就会开半小时左右的会、逐字逐句帮她改转正材料。乔心改了三四稿，+1也听了两三遍。正式答辩当天，又听她完整过了一遍。

几个月的实习产出，被压缩进二十分钟的个人陈述里，台下平时熟悉或不熟悉的评委们，似乎平均地手握着她的去留。

+2问乔心，“你觉得现在市面上哪些产品做得好？”那个平日里笑起来很开朗的大姐，在答辩现场缩在椅子里，声音压得很低。乔心不敢看她，觉得对方“一下子变得像阴湿女鬼一样在说话”。她答不太出来。

这几个月，她把精力都扑在了项目的产出上，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注其他产品的资讯。下班回到宿舍，冲个澡就立马上床，几乎没有精力再做任何事。娱乐活动压缩到看电视剧和小说——只用躺着动动手指。

答辩结束后，她挨个问了当天的评委，得到的反馈基本是鼓励，“放心吧没问题的”。但她没有勇气去问+1自己答辩怎么样，她始终觉得，自己可能让他丢脸了。

答辩前，+1和带教反复跟她说，领导更在乎的其实是“素质”“潜力”。“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证明一个人以后能做出更多产出吗？可我已经做出了产出，为什么你们不看？”

“没有精力了解其他产品的责任不是我的，当然也不是公司的，”她顿了顿，“但是我不知道能怪谁。”

其实从进字节的第二周，她的身体就已经在发出抗议。她在工位上放了布洛芬，头疼了就吃一片，症状每隔一两周就换一种，从头疼到脸部不受控制地抽搐，再到胸闷。她感到很害怕，开始吃治神经炎的药，偶尔去做头疗。再次轮到抽搐时，她发现头疗也不管用了。“即使我觉得现在很开心，突然抽一下就会提醒我，其实你不是真的开心。”后来她去学校做心理咨询，医生告诉她，这是抑郁症引发的躯体化。

乔心服用的药物。讲述者供图

答辩结束后几天，乔心突然发现官网上架了自己的岗位。她很担心，截图发给带教。带教答应帮她去问+1。秋招季过了，原本十月底会告知转正结果，但HRBP告诉她，“岗位确定要春节了，你先看看外部机会”。

被悬置在一种中间态里，她只能继续等。“11月对于校招已经很迟了，此时找工作的人本就屡屡碰壁，他们满怀希望通过层层面试，却没人告诉他们，这个岗位名额从始至终都不确定。”

她在小红书上搜索自己这个岗位，发现已经有人在面试。她把+1的照片发过去，交流后得知面试官就是她的+1，那一刻她终于确定了，“曾经花费宝贵的工作时间帮我准备转正的+1，可能在答辩结束后就面试新人了，并且不曾透露给我只言片语。”

她原本以为部门一两年前刚经历过大裁员，未来应该会重点发展，才会在多个暑期offer中选择这里。不曾想，后面又陆续经历了部门“未来会合并重组”，再到“合并取消”，转正名额也随之重新洗牌。

秋招接近尾声，也没有HR联系林宇。他猜测，应该没有转正机会了。他向另一位实习生打听，对方也没有如愿转正。名额给了一个业绩和能力都不如她的实习生，理由很简单：上级的上级“更喜欢她”。

“转正不是看能力，”林宇后来总结，“要看你和组里的关系。很奇怪的是，在你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得懂得怎么向上管理，向上级展示你对这个组有价值。”

柯卡的期待也落空了。全部门转正成功的实习生只有一个，是那个当时和他一起被叫来加班的实习生。柯卡挺失落的，试着后知后觉地寻找一些端倪，“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带教不够嫡系？”

不被系统接纳的年轻人试图寻找原因，但那些只是猜测。大厂不会给系统之外的人答案。

经历厮杀，进入大厂系统之中的人，对这些有自己的体悟。“大厂里更重要的是利益交换，”进入字节工作了一年半的曹琼说，“实习生觉得+1费这么大劲帮自己，是因为想留自己。可转正答辩与其说是实习生的主场，不如说是+1在其他同事和+2面前的领导力展示场。他帮你改稿，不是为了让你转正，是为了让你不要在全公司的领导面前，丢了他的脸。”

实际上，能否转正成功，在她看来就是“看运气”。“比如说，实习的时候，这个组是不是缺人？如果缺人的话，肯定希望一个非常低成本就已经很了解业务的人能够转正，之后很快上手业务，省得上级去花精力带ta。”

即便有确定的名额，能不能落到某个人头上，也并非完全由能力决定——和领导的磁场合不合、对方看你顺不顺眼、你的带教是否受重视，全都是变量。

曹琼所在的部门，实习生平均干六个月，走一个，很快补上下一个。组里的同事甚至记不清从谁换成了谁。她们只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妹宝。

“这不就是符号化人吗？”曹琼说，“只是拉来了一个人做妹宝这个角色——承接零散需求、打杂。招聘只是从市场上找一个看起来适合演这个角色的人，把这个人套进来。”

她形容这像一场大型剧本杀。每个人都领到了自己的角色卡，在大厂这种要求快速增长的系统里，不存在为某个角色“逆天改命”——人的能动性顶多占了5%，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剩下95%是，这个位置上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大厂就是吸干了丢、换下一个；或者没吸干，但是觉得有人更适合，那你走。”

在Tiktok工作了一年半，曹琼的感受是，“大厂让人渺小成一个字节——一个最小的成本单元。”

刚来的几个月里，她几乎每天都在哭。学的是艺术人文专业，这里的商业化工作让她觉得撕裂，她学的东西告诉她以人为本、注重平等，而每天眼前的工作，却要求她把“人”从人身上剥离，一个“人”可以被不同广告主换算成什么价格。

这种剥离也发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她很快意识到，大厂里的交往是以利益为先的——如果你对我没有用，那我根本不会和你讲话。当时的带教对她态度很差，她曾因此困惑：“带教不是来帮我更好落地的人吗？为什么非但没有帮我，还给了我这么多委屈受？”后来她才理解，她没有给带教提供足够价值，带教又凭什么照顾她？

她把大厂比作一个疯狂运转的车轮，把大厂人比作一个小零件，“处在一个结构化的体系，就像齿轮咬合在一块儿，你自己不想转，也会有一堆跟你咬在一起的人扯着你动，如果你不动，可能会被崩出去。所以就算你很不想被这个游戏规则同化，也很难逃离其中。”

2025年年初，曹琼所在的部门经历了一场大动荡，很多同事被优化，其中有一个比她晚进公司7天的校招生离开了。让她意外的是，走的时候给她写了很多心里话。

她原本感受到，共事的这一年，对方心存敌意，“她是紧绷的，总觉得我们之间有隐形的比较关系”。收到离别小作文的时候，她有一种NPC突然把外面那层毛绒衣脱了、终于露出真人的感觉。

当下，曹琼觉得，大厂依旧吸引着优绩主义的年轻人。而没能成功嵌合进齿轮的实习生们，离开这个系统，也各自重新思考和消化着他们经历的一切。

“回头看，这段实习经历意义不大。”那些柯卡为了转正熬夜完成的项目，后来只在简历初筛时发挥了一点优势，一旦进入面试环节，面试官总会惊讶地问他：“你在腾讯做产品，就做了这样的东西？”

林宇回忆起大厂的灯光，是冷色调的，给他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他也不再花时间在穿搭上，两个月同一件米色羽绒服，三件毛衣、两条裤子轮着换，周围的正职也基本如此。

“像你一样的耗材有很多。”顿了顿，他补充，“我意识到这一点，但我真的没办法拒绝（进入大厂），因为毕竟我还是需要这个钱。”

临近春节，林宇离开了美团。连晒在背后的太阳都特别美好，他重新走进健身房，“我终于恢复活力了！”

他拿到了另一家大厂的offer，即将走进新的系统。新工牌的照片，是他在新疆的雪山下，笑得灿烂。这一次，他憧憬着能在新的大厂找到自己的节奏。

“我希望到新城市后，我的房间是暖色调的，奶油色或者美拉德棕。每天早上都有太阳射进我的房间，在窗边养一排排绿植。我还希望每天下班后，做一点减脂餐，周末自己做好吃的，去任何想去的地方玩。”

但同时他也担心，如果再经历一次，做的又不是特别尽人意，是不是又会回到之前的样子？

最近，林宇在社交网站上刷到有人签了三方但没有提前去实习，被大厂“鸽”了的情况，焦虑也随之而来。半主动半被迫地，他准备年后就提前进这家大厂实习。他怕被企业鸽了。怕被顶替。怕晚入职，错过晋升窗口期。“先把位置占上”。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本文封面图由AI生成）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1998年《新华字典》里这句知名的例句，在近30年后的今天，版本可能是这样的：张华入职了一家大厂外包岗，李萍在家准备考公考编，我在灵活就业。

　　不过，当人们对张华、李萍颇为熟知的时候，或许没有发觉，作为灵活就业者的“我”也已经成为劳动者中的重要角色。

　　“灵活就业”如今的定义十分广泛，结合当前采用的就业标准，这个词汇几乎可以覆盖没有签订标准全日制劳动合同、但每周工作一小时以上并获得相应收入的所有人，典型如自由职业者、基于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传统零工等。

　　有关其规模，官方正式公布的数据有两条：一是2021年5月，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披露，目前个人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就业规模达到2亿人。二是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提及，2020年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为8.3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为8400万人。

　　2亿灵活就业者、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两个数字的时点都停留于多年前。不少研究者及观察者认为，当前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的实际体量早已超过这个规模。

　　2025年12月，国务院关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人社部副部长吴秀章介绍：“据测算，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表述由过去的“达到2亿”更新为“超过2亿”。

　　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增长，背后有多重驱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李佐军等人2025年4月撰文道，由于技术进步、商业模式变革、企业优胜劣汰，以及年轻一代就业观念转变，“灵活就业正成为我国长期趋势性就业形态。”这一判断基于多种形式的调研，包括2023—2024年间开展的两次问卷调查，合计覆盖22个省份、逾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和近6700家用工单位。

　　且以2亿人计算，灵活就业群体在当前全国约7.4亿总就业人口中占27%，对于4.7亿城镇就业人口则占近43%。总量已然庞大，但许多灵活就业者仍被视为“非主流”，并面临社会保障缺失、收入不稳、职业发展模糊等多重挑战。青年群体倾向灵活就业，将怎样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前景，也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李芸、罗伊、温羽都是大学毕业生，也都是灵活就业者。在毕业后的最近几年，他们有人在一小时里包了三四十个帕尼尼，有人在两小时里倒了100杯咖啡，有人在三小时里连拍了1500张照片。他们在两小时内的收入从20元出头到1000元不等。这样的生活持续过一天，六个月，或者还在继续。

　　有学者预测，未来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将达到总就业人口的60%。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17年也曾发布报告称，到2035年，中国整体数字经济的总就业容量将达到4.15亿个岗位。

　　当劳动者步入灵活就业，制度与社会保障能否跟上节奏？谁来承担“灵活”的风险？更多的李芸、罗伊、温羽们，又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光明前途”？

庞大的灵活一代

　　中国灵活就业者的规模已不容小觑。据《消费日报》援引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4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已达到约2.4亿人。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和智联招聘共同发布的《2024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将“新型灵活就业”定义为由数字经济发展所驱动、依托于互联网平台发展起来的新型就业形式。

　　该报告也显示，2019—2024年，中国新型灵活就业的供需规模均呈扩大趋势：从需求侧来看，其招聘职位数在总体劳动力市场中所占份额从8.4%增至15.2%；从供给侧来看，投递人数在所有求职者中的占比始终保持在30%以上，并于2024年达到36.4%高点——意味着每三个人就有一个申请过这类岗位。

]

　　在日益增长的灵活就业群体中，参与者的结构变化值得关注：越来越多青年人加入，其中不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统计，2020届、2021届大学毕业生中灵活就业占比超16%。

　　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麦可思研究院的数据比例偏低，但亦显示增长趋势。其报告称，2022—2024年的三届本科毕业生中，分别有4.6%、5.1%、5.8%选择灵活就业，包括受雇半职工作、自由职业、自主创业。高职毕业生灵活就业比例更高，2024届学生中有9.6%走向这条路径。

]

　　李芸、罗伊、温羽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李芸毕业于2025年。离开校园的快八个月时间里，她做过漫展展台助理、肯德基配餐、红娘公司文案、儿童职业体验中心的“NPC”（non-player character，非玩家角色）。最后一段做得最久，她装扮成一名牙医或空乘指导老师，度过了12月的每个周末，每天挣100元。

　　最短一段是在肯德基，严格来说只做了一上午。李芸毫无经验，同事示范了一次，就让她直接上手。她手忙脚乱地组装四种帕尼尼，操作滚烫的油锅炉炸薯条和鸡块，笨拙又紧张。如果通过三天无薪试工期，她能拿到的工钱是每小时10块5毛钱，随着工时增加还会上调。但李芸觉得适应不了，当天就选择离开，带走的只有右手大拇指被烫下的一道疤痕。

　　李芸此前就读于湖北一所本科院校的小学教育专业，同时辅修了汉语言文学双学位。毕业前的秋招，面向同届约120个师范类毕业生，只有两个本地教师岗位。登记毕业去向时，李芸直接填了“未找到工作”，没做任何伪饰，因为“希望诚实地面对自己和社会”。她去过上海闯荡，结果无功而返。回到三线城市的家乡，剩余机会也不多，这才考虑先以零工过渡。

　　李芸是2025年全国约1222万名高校毕业生中的一员。相较2024年，这一规模新增43万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8月、2025年8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分别达到18.8%、18.9%高峰，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也达到6.9%、7.2%，高于同时期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水平（5.3%）。宏观经济下行，随着整体校招需求紧缩，市场竞争加剧，灵活就业成为一部分人不得已的选择。

　　但也有人是出于其他原因。罗伊毕业于2024年，成为灵活就业者之前，她推掉了一份在他人看来相当亮眼的大厂offer。她本硕都就读于上海一所985大学的设计类专业，放在同专业的近两届毕业生中，这都是个难得的工作机会。但这没有改变她的决定。这是一家头部互联网大厂的游戏部门岗位。罗伊事后得知，为了招聘这一个岗位，公司看了2000份简历，筛出50个人初审，经过5轮面试，每次淘汰一半人。她是留到最后的幸运儿之一，但条件是要从研三就入职实习，否则公司可能会优先考虑另一个人。她不得不开始同时兼顾毕业论文等学业任务和“三分之二个正式员工”身份。

　　还剩一个多月要毕业的时候，一盏红灯亮起了。每天久坐9—10个小时，罗伊从早晨10点坐下打开显示器，后背和腰就开始疼。晚上10点多回家，连手都在发麻，疼得睡不着。医生诊断是腰肌劳损和一些肩胛肌肉问题，每周一次理疗也效果有限。痛感轻时是酸，重时是刺，持续不断，像一种不间断的提醒，“我觉得这是工作对身体的透支，很快地反应出来了”。

　　身体不舒服时，工作里负面的部分也被放大。罗伊开始意识到，喜欢玩游戏和设计一款游戏的乐趣并不相同，行业发展也今非昔比。“缺少创造力的情况下，你会觉得做很多事情都是无意义的，但你却要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身体来做这些事情。”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我心里可能真的没有接受这份工作”。

　　大厂、高薪固然是“香饽饽”，但在如今很多青年眼中，身心健康与休闲更加重要。前述李佐军等人文章提到，近年来，中国年轻人对薪酬与劳动强度、闲暇和精神愉悦等的选择偏好正发生明显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闲暇时间更多、自主性更高的灵活就业方式。其问卷调查显示，年轻人主要因“能体现自身价值”（占比88.2%）、“工作自由”（占比87.7%）而对工作感到满意。

　　除了逃离职场，另一些人“主动选择”的动机更加明显。温羽毕业于2023年，很早就是灵活就业的一员。大学第一个学期后，她就没问家里要过生活费。最初是靠做一些线上兼职，比如淘宝客服、帮小学生出语文试卷。2020年初，因为专业课需要买了一台7000块钱的专业相机，她花半年时间、靠接单拍照把钱挣了回来，这成了她个人摄影师生涯的起点。

　　在真正开始全职摄影之前，温羽也尝试过其他可能性。她曾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客户执行，但并不喜欢：这个岗位就像一条沟通的桥梁，将甲方需求传达给公司内部的同事，但对产出结果影响不大，“主观能动性很小”。每天定时定点的上班生活也让她难受，“在公司坐一天，不说话、敲敲键盘，感觉生活没有奔头”。

　　当摄影师则截然不同，温羽可以自己完全把控拍摄的时间、质量。每次两到三小时，她要连拍近1500张底片，再筛选出有效的三四百张。虽然体力辛苦，她也觉得比上班舒服，“能收获很高的情绪价值和社会认同感”。客人们会感谢她记录了人生大事，还有回头客每逢重要时刻就找她拍，最多的找过六次。见证被拍摄者的幸福，她也很开心。

　　在这家广告公司结束三个月的试用期后，温羽提出离职，重新拿起相机。“之前一直没有尝试过上班，总想着还有一条路会更好。但现在已经明确了这不是条更好的路，就坚定了要做自由职业的决心。”她说。

　　无论被动或主动，青年群体走向灵活就业，尚有选择、探索、试错的空间。家庭支撑往往成为退路：李芸如今住在老家，尽管与父母也有许多摩擦，每月还是会收到1000元生活费；罗伊家就在上海，加上过去实习、项目等攒下的积蓄，暂时不用操心生活问题。

　　而对于直面生活重压的中年人，灵活就业更像一种不得已的生存策略。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课题组2025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对于以中年劳动者为主力的网约车司机，这份工作成为许多失业转岗群体的就业“安全网”。

　　其获得的超5000份问卷样本中，77%的网约车司机是因失业转入该行业。此前，他们有近七成来自制造业、建筑业、餐饮业等传统蓝领工种，部分是自主创业失败者或个体工商户。从背负的经济责任看，超过一半的司机是家庭惟一或主要的收入来源，约八成家庭处于财务压力偏重状态。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也总结，两类人群构成灵活用工人员的主力：一类是30岁以下的未婚年轻人，他们生计压力相对较小，多因为积累工作经验、寻求发展跳板等原因从事灵活用工，也不乏缺乏职业规划或偏好弹性工作模式者；另一类是30岁以上的中年男性、已婚劳动者，需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不得不从事灵活用工以获取更高的到手收入。

　　总体而言，灵活就业正显示青年化、高学历化趋势。据前述《2024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生活服务类和网约车类岗位等技能型工种半数及以上的求职者年龄在30岁以上。而知识服务类、媒体类、直播类以及网络电商类技能型工种70%以上的求职者年龄没有超过30岁。这些求职者在学历水平上也偏高，有56.2%为本科及以上，超过传统就业职位求职者（49%）。

单打独斗与朝不保夕

　　尽管灵活就业提供了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但独立面对市场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收入不稳、保障缺失与心理迷茫。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条踽踽独行的路。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提到，由于项目周期性、雇主不固定等因素，灵活就业在稳定性上有着客观短板。灵活就业者从业中遇到的首要问题是“收入不稳定”（占比54.1%），其次是“兜底性保障较少”（占比41.7%）。

　　“你要完全依据自己的判断去做选择，也不知道这种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有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感和迷茫。”杨鹏说。他是一名灵活就业的对外汉语老师，每周教10个小时左右，一个月大约收入3500元，课时多的时候也能到四五千。

　　他原本依靠一家教学机构介绍生源，最近在考虑要自己招生，不过至今还没正式启动。在他看来，这需要把自己“像产品一样卖出去”，而自己性格内向、不擅长营销，连简历都不知道怎么改，“还有一些心理障碍要克服”。

　　罗伊也形容，传统的职场工作可以背靠公司、平台，但灵活就业就像是单打独斗，“你能否接受为自己全权负责，动用所有的资源让自己过得更好？”

　　在接受采访的灵活就业者中，温羽是少有的底气十足的那个。她主要拍摄结婚新人领证和学生毕业写真，收入情况分淡旺季。譬如毕业写真的需求集中在5—7月，这三个月里，温羽每个月拍四五十单，每单定价500—1000元，一个月可以赚3万多元。

　　因为大致了解有哪些渠道可以持续获得收入，也见识了很多摄影师的“人生样本”，温羽现在不太担心工作的稳定性。她见过有人同时是摄影师、瑜伽普拉提教练、线上首饰设计主理人，“多种身份，多种收入渠道”。

　　家人曾劝说，不读书也可以摄影，还是找个稳定的工作上班。温羽直接反驳道：“我摄影赚的钱比上班还多，为什么不可以？”她自己现在还在尝试开培训课，把积累的摄影知识和经验“卖”给别人。

　　但她也坦言：“自由职业本身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以独立摄影为例，最困难的是找对方向并且坚持，尤其是找到能持续营收的赛道。“很多摄影师只是拍自己想拍的，没有思考作为一个职业要怎样长期发展。”

　　流行趋势往往一年半载就换，真正的风口期很短暂。她举例，新人领证品类从2021年、2022年兴起，一年左右就成为普遍刚需，摄影师供给迅速饱和。她自认进场已经略晚，现在还想入行就更难，“除非真的天赋异禀、拍得很好，否则就是低价卷。”

　　行业也具有不确定性。“都说今年（2025年）摄影市场难做，因为大家的预算普遍都减少了，甚至能不找就不找。”温羽表示，由于接不到单，很多同行都降低价格接单。

　　灵活就业者要靠自身抵御风险，必须不断增强不可替代性。温羽举例，对摄影师而言，能否调动被拍摄者的情绪、捕捉情感，是区分“低价”与“高价”的技术壁垒。另外，还要学习运营、积累客群：在小红书发作品是“展示肌肉”，相当于广告牌。在微信朋友圈多展示自己的日常生活，则可以增加客户的信任感。现在新的潮流趋势是要做自媒体，得露脸说出自己的观点，才会有更多人看见，否则就会被淘汰。

　　摄影也是体力活。温羽有腰椎间盘突出，以前拍得久了就腰痛，严重时要拄着行李箱当拐杖走。决心以摄影为业后，她养成了健身的习惯。

　　温羽总结，想要做好自由职业，需要同时有自驱力、洞察力、学习能力，尤其是自驱力。另外自由职业也不等于自由，反而等于工作充满了所有的生活。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课题组近日的一项研究也提到，许多基于数字平台出现的新职业，普遍不依赖国家级职业资格、学历证明或机构认证，更加强调经验、技能、兴趣、人格魅力等非正式人力资本。“会技术，更要会自我销售与项目运营，这是数字劳动新生态下青年的新课题。”

　　如果没有独行的决心和对市场的判断，失败在所难免。由于“缺乏行动力”，张茗的灵活就业就差点搁浅。“上班的时候，觉得有些爱好或想法没实现，是我太忙了，才没有时间做。但现在每天有大把时间，正事也没做成，就很有挫败感。”

　　2025年年中辞职后，张茗每天睡到12点才起床，没特殊事情就不出门。她本以为自己会享受这种状态，谁知不久就开始觉得太宅太闷，甚至抑郁，“连肌肉都萎缩了”。

　　寄希望于回到职场能重建生活规律，12月末，她进入一家海外社交软件公司的运营岗位，但这次“重回正轨”的尝试仅在三天内就失败了：新工作的节奏是“10—10—5”，时隔五个月再次体验通勤的第一天，张茗觉得自己“老了十岁”。入职第二天，同事在晚上7点半安排了一场面试，候选人如约而至。当晚10点半，工作群里仍消息不断，各种文档来回。之前曾告诉张茗“公司不加班”的部门负责人，自己每天也呆到10点多。

　　入职第三天，她提了离职，决定全力投入原先启动困难的小语种博主和教培计划，动手写脚本、拍视频，粉丝量在一个月里破了千，“我这次充满了动力，因为我的背后是万丈深渊”。

　　罗伊也尝过一次教训。在与大厂解约了三方协议后，她曾动念自己开一家咖啡馆，但这个计划中途折戟。她原本用两天时间做了一份框架完备的企划，从产品理念、设计到品牌营销，还规划了粗略的时间线。

　　她一度确信自己可以做成，也做了尝试：2025年4月，罗伊先去了云南一家咖啡庄园做义工，回到上海后，又到一家大型连锁咖啡品牌打工“取经”。但进展到6月，就放弃了最初的想法。

　　如今回想，她坦言还是想得不够细，“背后和钱挂钩的东西都没有考虑到”。她后来意识到，在上海知名的网红街区，咖啡店开得密集，但汰换也特别快。即便是她兼职打工的大型连锁品牌，也不是每家店都赚钱。“像这样的店都没有活得那么好，为什么我开一家店就能很容易地成功？”罗伊逐渐把在咖啡店兼职当作常态，不再梦想自己开店。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张成刚将当前的灵活就业群体大致划分为三层：顶端是能够自行与市场对接的自由职业者，无论是通过线上还是线下人脉；中间是依靠平台作为组织方，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底部则是传统零工群体。这些不同层次之间也可能互相流动，“什么地方能挣着钱，就去什么地方”。

　　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曾发表著作《朝不保夕的人》（The Precariat）。他表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劳动力市场愈发弹性，企业更倾向将风险与不安全性转移给劳动者，碎片化、非标准雇佣的劳动者群体日益壮大。不稳定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以及伴随而生的普遍焦虑，是他们的关键特征。

　　平台经济下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正是典型案例，虽然看似自主，但其工作强度与收入水平受到算法机制影响，由于“去劳动关系化”也容易缺乏劳动保障。

　　多份数据报告表明，尽管新就业形态入行门槛低、时间自由，但劳动者获得的收入差异较大，在工作稳定性上也面临挑战。譬如《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2024）》显示，直播行业头部与尾部差距悬殊：0.25%的头部主播通过平台算法流量倾斜和品牌议价权，攫取行业90%以上的收益，而93%的主播月收入不足3000元，31%甚至低于1000元。与之对应的是，网络主播职业的劳动价值呈现体力化趋势，精英主播的日均工作时长达到超长的12—18小时。

　　前述网约车司机就业报告亦指出，当前网约车市场运力趋于饱和、订单增长放缓，行业整体供需失衡导致的价格竞争和收入下降，构成司机满意度的核心挑战，表明就业“蓄水池”亦有上限。

　　其援引人社部数据称，2024年全国持证司机达748.3万人，较2020年增长159%，月均订单量增长约38.3%。同时，多家平台相互竞争压价，订单价格下降。为达预期收入，司机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据该报告调研，司机日均在线时长平均值为6.41小时，分布峰值则出现在10小时附近。

用人方的选择

　　除了劳动者的选择，近年来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也催生了灵活用工的需求。

　　张成刚解释，传统的劳动用工模型是假设由企业应对市场上的风险，而劳动者被放在企业当中。“企业就像一个温室大棚，如果外面风雨变化不大，可以承受，里面的蔬菜就不会受到影响。”

　　“能否承担”的关键取决于企业利润率。在利润足够的情况下，哪怕工人闲着，企业也愿意养。张成刚举例，上世纪90年代，广州很多制衣工厂按年薪制给工人发工资，就算没订单也没关系，因为企业有信心能支付。

　　当利润率缩减，温室大棚难以庇护，劳动者也会受到波及。企业开始把雇佣时间尽可能切细，“恨不得雇小时工”。例如一家店下午两个小时比较忙或只有开闭店时要人打扫卫生，就在这些时候另外雇人。

　　“现在的理念是向市场发放任务，而不是岗位。”张成刚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冯喜良也观察到，用工的碎片化、精细化正成为普遍趋势。他曾调研一家国内头部的餐饮连锁企业。2021年疫情期间，这家公司在全国约有14万员工，全部采用标准雇佣模式，签全职劳动合同。但到2024年，已有30%改用零工方式雇佣，主要就是服务高峰期需求。

　　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杨伟国等人撰写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来自企业及员工的分别超千份有效问卷显示，企业使用灵活用工的主要动机为应对业务波动（27.92%）和降低成本（49.66%）。

　　李佐军等人文章也提到，企业优胜劣汰增加了灵活就业人员需求。其援引全国工商联数据称，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由20世纪90年代的约3.2年下降到目前的2.5年左右。“企业生命周期缩短意味着用工周期缩短，增加了灵活用工需求。”

　　其问卷调查显示，近3年发生1次及以上倒闭重组或主营业务变更的企业，灵活用工意愿更强。88.7%的用工单位为“降低用工成本”加大了招用灵活就业人员力度。部分企业表示，若拿出10%的岗位招用灵活就业人员，可节省20%—30%的人工成本。

　　张成刚补充道，现有劳动法律体系中，标准雇佣方式对调岗、裁员有一系列严格要求和成本。为应对不确定性，企业希望便于调整劳动力队伍，就倾向采用灵活用工，如劳务派遣、外包等方式。

　　许多互联网大厂通过灵活用工借机“腾笼换鸟”：用年轻、低价的外包岗，甚至实习生补充队伍。从2022年开始，吴瑜所在的大厂就释放出“队伍平均年龄偏大，需要年轻化”的信号。次年冬季，45岁的她成为部门中第一个收到裁员通知的人。在这之前，她拿过几次优秀员工称号，半年前还因工作表现优秀获得了公司的期权，“从未想到（裁员）会轮到我”。

　　与裁员相伴，大厂对“外包”的依赖明显增加。多位应届毕业生曾向财新表示，自己在招聘平台上投递简历，甚至过关斩将才被录用的大厂岗位，实则都是外包。

　　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剑也曾告诉财新，对相关企业的定向调查显示，在一些大厂中，外包员工比例已接近或超过正式员工，部分业务线（如内容安全、在线客服）的外包比例甚至高达70%。这意味着外包不再只是“短期补充”，而是成为企业长期用工体系的一部分。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年，中国逾六成（61.14%）的企业已使用灵活用工，同比增长5.46个百分点，比2019年增加超过16个百分点。这些企业中，灵活用工员工占总用工人数的平均比例超过25%，更有超四成企业这一比例达到30%及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总样本中，表示“稳定或扩大灵活用工使用规模”的企业占比达到51.8%，较2020年的29.32%大幅增长；仅9.34%的企业表示会“缩减使用规模”。在已采用灵活用工的企业中，表示“稳定或扩大规模”的占比更超过八成。

　　报告分析，这些数据都表明，企业使用灵活用工的倾向正在增强，未来灵活用工的市场将进一步扩大。

　　目前中国就业市场的用工形态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标准全日制劳动关系，企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属于劳动法领域；二是非标准劳动关系，包括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等，此类用工仍属劳动关系，但工时、社保义务有特殊规定；三是非劳动关系，如劳务合同、承揽合同、业务外包等，基于平台产生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大部分属于此类。

　　按照最广义的口径，除标准全日制劳动关系之外，其余的非标准劳动关系以及非劳动关系，都属于灵活用工范畴。冯喜良估算，目前近2.4亿灵活就业人员中，除部分不具有劳动关系的“灵活就业者”外，大约1.5亿可认为是“被灵活雇佣”的非标准劳动关系，虽然有雇主，但用工方式灵活，往往也缺乏应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的保护。

　　从不同行业情况看，《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显示，建筑业的灵活用工人员占行业总用工数的比例最高，达到76.6%。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的灵活用工人员占比超过46%，随后是餐饮酒店批发零售业（22.15%）和制造业（14.73%）。由于从业人数规模大、灵活用工人员占比高，全国约45%的灵活用工人员集中在建筑业。

　　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张丹丹团队研究估算，中国制造业用工中派遣工的总规模约为4000万人，占制造业从业人员的31.12%。“传统的长期、稳定雇佣模式逐渐被短期工和‘零工’取代，‘零工’正成为制造业用工主体。”他们基于2022—2024年间在长珠三角制造业集聚地的实地调研还发现，平均而言，派遣工占企业用工规模的三分之一，用工旺季高达三分之二。其中用工规模在万人以上的制造业大厂，派遣工比例更可高达80%。

　　技能劳动者也呈现出用工灵活化、精细化趋势。冯喜良提到，科技人员兼职、医生“飞刀”手术、退休人员返聘等，都属于这种类型。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也显示，近45%的企业主要在低技能、基础性岗位上使用灵活用工。除此之外，也有约20%的企业将半技术、半熟练岗位作为灵活用工的主要岗位，包括销售、地推、催收、客服、内容审核、数据标注等。更有约29%的企业主要在技术性、专业性岗位上使用灵活用工，如IT人员、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行政、人力、财务、法务等。

　　冯喜良表示，新技术的产生把劳动过程、劳动任务分解成不同的小段，便于标准化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带来劳动分工的精细化，也给灵活雇佣创造了条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白领工作也将面临这样的“被分解”过程。

　　为匹配企业灵活用工的需求，人力资源服务迅速发展。据人社部数据，截至2024年末，全国共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7.41万家，约为十年前的3倍。从业人员109.30万人，全年服务用人单位5677万家次，为3.46亿人次劳动者提供服务，均接近2017年的2倍。

　　一些“零工平台”正在出现。冯喜良形容，这类服务平台就像人力资源界的“拼多多”，只不过拼的是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直接在平台上见面，“企业需要10个零工，3个小时马上就可以对接10个”。他曾调研过一家上海的零工平台，前几年约登记有20万用户，而2025年3月，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000万人。

谁来兜底

　　尽管灵活就业的队伍愈发壮大，劳动权益保障不足的困境仍存。冯喜良总结，首要面临的问题是社会保障缺失，其次是缺乏相对稳定的劳动标准，工资待遇、福利、休息休假等保护不足，再者是缺少持续的职业技能培训，这对未来的职业发展造成影响。

　　社保问题在这之中最为突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2024年11月发布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情况报告指出，目前五项险种缴费额占职工工资的35%左右。有受访专家直言，对于灵活就业者，这将近四成的社保成本都需自己承担。“在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大家现有收入已经捉襟见肘，要拿出去40%应对未来的风险，意愿可想而知。”

　　张丹丹课题组2024年底对美团3万余名骑手的调研显示，由于收入波动大、流动性强，骑手的社保支付意愿普遍较低。骑手的自报月收入差距显著，高则可达1万元以上，低则仅2000多元。若强制个人缴纳社保，23.5%的骑手明确表示“不愿参保”，38.9%的骑手仅愿意缴纳月收入的5%以下，能接受现行缴费比例的骑手不到一成。

　　受访劳动者中，因身体状况常要就医，罗伊按照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在上海缴纳了职工社保。张茗离职前就早有准备地注册了个体工商户，也可以在北京继续参保。由于担心影响应届生身份，李芸没有交社保。温羽则通过一位朋友的公司挂靠代缴了职工社保。不过她说，自己不太焦虑以后养老的事，“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够努力，赚了够多的钱，为什么担心老了没有？”

　　不论何种想法，现实情况是，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员，仍是当前社保制度扩面面临的挑战。据人社部数据，截至2024年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分别为7057万人、6615.9万人。

　　即便考虑居民社保，仍有相当数量的灵活就业者未被覆盖。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在2024年调研时发现，城镇就业人口社保覆盖率为92%，有8%处于“应保未保”状态。断保人群集中于灵活就业群体，以农村户口为主，其中48.7%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45.4%从事其他形式灵活就业工作。

　　一个深层问题是，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代表的灵活就业人员，没有明确雇主、难以认定劳动关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社会保障责任？

　　目前在工伤保险方面，人社部自2022年启动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吴秀章2025年12月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提到，将用三年左右时间，推进职业伤害保障广覆盖。截至2025年10月底，试点企业共11家，试点省份达17个，累计2325万人参保。

　　对于养老、医疗保险，吴秀章表示，将研究完善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关办法，完善缴费方式，探索由平台企业承担部分社会保险缴费责任的可行性，增强政策灵活性和包容性。

　　有观点提出，当灵活就业越来越常态化，可以探索养老、医疗保险与劳动关系脱钩，由政府承担更多责任。不过，学界内部对此尚有不同看法。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原所长，现任中国社会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劳动关系研究会名誉会长常凯主张，要克服和纠正平台用工的“去劳动关系化”倾向，平台用工必须在劳动用工中推行劳动合同制度。

　　常凯担忧，工人原子化、劳资不对等问题正成为平台用工的普遍现象。他介绍，当前平台劳动者人数占整体劳动人数的17%，但其劳动争议的数量占到整体的32%。而在2024年，全国共办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425.7万件，较十年前已翻了近3倍。“劳资冲突劳动矛盾频发，影响的不光是劳工权益，也直接影响企业的稳定发展。”他说。

　　据国务院《关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国将抓紧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但常凯直言：“我觉得中国现在平台劳动法律不是创新的问题，而是要回归基本法制。”他认为，核心问题首先就是确定平台用工为雇佣劳动者、适用劳动法。

　　也有相当数量的学者持不同意见。张成刚认为，现行劳动法对应的是工业时代的经济社会现实，而在数字经济尤其人工智能时代，这些底层逻辑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偏离。“不是说大家守不守法的问题，而是过去的经验和做法难以套用到今天的现实。”

　　他进一步解释，从历史经验看，标准就业形态并非人类社会的常态。它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机器大工业时代，当时生产资料比较昂贵，企业主认为使用技能熟练的固定工人，不易损坏机器。这种模式随后被制度化，才有了所谓的标准雇佣。

　　“标准雇佣至今也就是200多年，而且还在不断瓦解的过程当中。”张成刚举例，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居家办公的“SOHO一族”（Small Office,Home Office），如今又有新就业形态，这都表明标准雇佣的整个就业范式在变化。

　　他认为，制度想要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现实，关键在于理清当前劳动者创造价值的模式，并据此重新确定劳动者、企业等各方利益划分的边界。例如，“归到劳动者、企业、社保池子里的各自应该有多少？是把价值的40%划分到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上去，还是把收益留给劳动者？”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副教授张皓也曾向财新表示，传统劳动法律框架中，对劳动者的安全性保障比较关注雇佣安全保护，其他很多安全性保障，比如收入安全、社保权利、人力资本的投入等，往往作为雇主义务附随在雇佣安全，也就是劳动关系的建立之上。

　　但他提出，数字平台的出现推动了去组织化和去雇佣关系化就业的大规模实现，需要承认“灵活就业”存在的现实性。“在灵活就业成为越发重要的吸纳就业机制的时代，可能需要政府承担更多直接的责任，劳动者个体也应当更具主动性意识，来确保这些安全性的实现。”张皓说。

　　“我们阻挡不了用工的灵活化、精细化，只能考虑怎么不断解决它所引发的新问题。”冯喜良提出，例如要对不同群体分类、分层次地监测。“当劳动过程被分割成一段时间、一个任务，研究与衡量的颗粒度也应该随之变得更加精细化。”

　　他还表示，到现在为止，人们更多关注了数字技术的技术属性，即如何提高生产效率，而对其社会属性没有太多关注，即如何对待生产效率提高后的成果分配以及劳动者的相关保障。“技术发展红利劳动者也应得到，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具体怎么做？冯喜良说，一是对于标准雇佣，技术发展带来效率提高，可以考虑缩短工作时间，相对提高单位时间劳动的收入；二是对于灵活雇佣，应加强各类保障措施、权责对等，让他们在雇佣不稳定的情况下也能保障基本生活的稳定。

适应灵活

　　对于青年群体，当供需两侧的结构性矛盾未改变，就业市场还将度过相当长的一段艰难时期。前述李佐军等人文章判断，随着90、00后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有担忧声音认为，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从事灵活就业的“非主流”工作，是对人力资本的浪费。张成刚对此表示，首先要明确，如今灵活就业并非都是低质量的就业形态。另外，“我们当然希望所有的青年人都能有稳定的职业发展生涯、有上升通道，但问题是现在的市场能提供的就是这样的岗位，你只能接受和适应它。”

　　他认为，要区分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看待。在宏观层面，的确有很多问题需要反思。例如，一方面青年就业形势严峻，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招工困难，这表明中间还有很多结构性难题没有打通。“为什么大家宁可去做喂猫遛狗的伴宠师，也不愿意去当技术工人？这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担忧和改进的。”

　　从微观层面，张成刚强调，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与市场结合，都是在其所处环境中寻找最优决策。“假如有几亿人的群体从事灵活就业，这肯定是一个理性选择。”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专职教师王佳莹长期关注青年问题，也是“一席”《大学生，困在大学里》的讲者。她表示，不应一味指责青年自身。

　　“找不到工作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由多重因素导致。”王佳莹说，最首要的是先去除待业青年的羞耻感，让他们相信自己有可取之处。其次，就算找不到工作，也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找到更多支点。另外，要让青年看到更多样生活的可能性。

　　许多受访的青年劳动者虽然没有紧迫的生存压力，但迷茫与焦虑是他们口中的高频词。“不是找不到工作的焦虑，而是对自己内心飘忽不定的焦虑。”罗伊解释，“你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想做什么，未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离开了传统职场的评价指标，他们需要新的坐标系来定位自己——很多人提到“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杨鹏本科毕业于华北一所985高校，后来又去香港读了研究生。“坦白说，我的那个长衫很难脱去。明知把它当回事又做不了什么，但是潜意识里面放不下，成为一种限制。”

　　2024年以艺术设计类专业研究生毕业后，陈宛经历了三段“非常失败”的离职。她的教训是，自己可能不太适合职场工作，也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作为过渡，她现在在一家书店做店员，上一休一，其余时间也去咖啡店兼职。但陈宛不知道自己会做到什么时候，“每天还是一种很不安的状态”。她认为，自己一直没有找一份专业内的正经工作，有点偏离正常的轨道。在大厂做设计的研究生朋友问她最近在做什么，陈宛说自己在家躺平，也没说在书店打工。“我之前那么多份大厂实习，她肯定会觉得我特别没有规划。我就怕她问我怎么想的，因为我也回答不上来。”她仍然想做设计类的工作，不过觉得独立接单收入会不稳定，还是打算找机会进公司。

　　想要重回职场并非没有可能，只是在当前就业市场中，这段“脱轨”的经历可能被视为一种不稳定因素。陈宛投递过一些国企岗位，“他们都比较介意我前两段的经历为什么这么短”。张茗重新求职时，也在多次面试中被问及，离职后的几个月时间都去做了什么。

　　摸爬滚打了大半年，李芸则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她如今认为，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每份工作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如果就要从里面选一份去讨生活，不如选择一份相对没那么讨厌，但能把自己的能力展示出来的工作。”

　　这些观念的转变得益于过去的每次行动。李芸表示，很多事情要实践后才真的懂得，就像当初天真地以为体力劳动很简单，干完以后还能有时间和精力充实一下自己，而现实像一盆冷水：体力劳动也有入行门槛，保障机制也不健全，“当一个人要干三个人的工作，我确实是没办法胜任”。

　　前阵子在儿童职业体验中心的兼职，又是一次启发。李芸印象深刻的是第三次去的时候，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告诉她自己想做牙医，因为这可以帮别人把嘴巴里面坏的东西都修好，“能帮到别人，我就很开心了”。这句话让她触动良久，“大家现在可能都说工作为了钱，真的没有想到他能这样说”。

　　这份兼职虽然也辛苦，但每次回家，李芸常常回想这一天见证的童真有趣，以及时有的笨拙。她忽然意识到，也许与孩子打交道的教师岗位，仍是相对适合自己的一份工作。“我知道教师辛苦，但我只是干了半年的实习教师而已。是不是我真正投入去做了，才能从中有所体会？”她打算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准备考教师编。如果考不进，就计划去支教一段时间。

　　灵活就业带来不稳定的风险，但也蕴藏着能动性。张茗说，她认识的很多人毕业后在家花三五年考公、考研，好像这样才能得到社会认可。但在她看来，他们现在到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他们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可能是在一个清闲的小地方混着，但越混越没有斗志，甚至慢慢失去了对考上的渴望。”

　　张茗直言，很多人可能只有考试这一件能力，也不敢想离开了这种生活还能做什么。与其如此安逸地“温水煮青蛙”，她宁愿自己迎接风险。

　　无论面对世界还是自身的变化，先行动起来、流动起来，这是今天灵活就业者重要的工作哲学。尽管仍有时感到内耗，毕业后至今，罗伊一直没有让自己闲下来。除了咖啡店兼职，她不久前又开始尝试创业跨境电商。她也表示，不确定自己之后会不会再做回全职工作。她的主张是，与其想象灵活就业的样子，不如直接去做。“想象会让人产生恐惧。如果你不确定自己要不要做，你就应该尝试。”

　　“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罗伊认为这句流行语是一个现实性的语句。“我觉得世界的容错率是很大的。”她说，“没有人能给你的世界砌墙，除了自己。当你的世界没有墙的时候，它不就是旷野吗？”

　　文中李芸、罗伊、温羽、杨鹏、张茗、吴瑜、陈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