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周世虹建议废除劳务派遣制度，并指出劳务派遣制度已经成为劳务派遣企业和用工单位赚取利润，减少用工成本，甚至是克扣和剥削劳动者收入的手段。这一提案受到法律界普遍关注，其背后涉及的法律问题也值得被认真探讨。

劳务派遣的异化

2008年，我进入专职农民工法律援助行业。恰逢那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生效（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工”群体的人数亦呈现出高速增长。在此之前，不能说国内没有劳务派遣。比如，为解决外国驻华机构的用工问题，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立了第一家劳务派遣企业——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专门为这些外国驻华机构提供中方雇员派遣服务。

随后，为解决制造业生产旺季的用工需求，沿海一些城市也陆续出现了协助用人单位招募临时务工人员的中介机构。毫无疑问，曾经的“劳务派遣”，不啻为一种解决制度障碍与劳务市场供需波动的恰当方式。

然而，2008年《劳动合同法》生效之后，大量的非临时用工被迅速转岗为“劳务派遣工”。以“补充性灵活用工”为立法初衷的劳务派遣制度，逐渐异化，甚至成为不少企业规避用工责任、压低人力成本的工具，沉疴至今。

多年来，假“劳务派遣”之名，制造同工不同酬、岗位滥用、责任推诿、权益保障缺失等问题的案例，屡见不鲜。

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没有公积金、没有年终奖，派遣工却不敢辞职》一文报道，张某应聘东部沿海某市大型国企，面试过程由该国企直接对接、组织完成，他全程未接触过劳务派遣公司人员。但签订劳动合同时，他却发现甲方为某劳务派遣公司；在待遇方面，张某的工作内容与正式工完全一样，但不享受正式工的年终奖，没有正式工的公积金和年假；职业发展方面，正式工可以享受的评优、晋级，这些均与张某无缘。至于正式工可以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张某更是想都不可能想。

另有司法案例显示，华北某县辅警李某系派遣用工，每周工作超90小时，年薪仅2.5万；而新入职民警年薪8—9万，含各类补贴。

张某、李某的遭遇，显然不是个案。

劳务派遣制度之所以产生异化，原因在于：《劳动合同法》生效之始，被一些企业和学者批评为“不切实际”“徒增用工成本”“恶化用工环境”……甚至，不乏企业和学者呼吁废除《劳动合同法》。

当用工单位发现无法达到《劳动合同法》的高门槛时，“劳务派遣”就成为他们规避用工义务的手段。据官方机构公布的数据，2007年国内劳务派遣人数约为2500万。而《劳动合同法》生效后，截至2013年的五年时间，劳务派遣人数即飞升达到6000万。

“张某李某们”的数量成倍增长，侵害“张某李某们”合法劳动权益的手段，也从“降低用工成本”的同工不同酬，逐步升级为“逃避劳动保障义务”的甩包袱。

在我从事专职法律援助的那些年，见过劳动者出了工伤却被用工单位和派遣单位相互踢皮球的，见过明明在沿海城市工作却被要求去西北省份申请仲裁的，见过劳动者好不容易赢了诉讼却发现派遣公司宣告注销的。相似案例，在中国法院网上还能检索到很多，都能证明我所经历的恶意用工问题成为普遍现象。

劳务派遣到底引出哪些问题？

那么，总结一下，劳务派遣引发出了哪些问题？

第一，同工不同酬：派遣工月薪仅为正式工的50%-70%；社保、公积金按最低基数缴纳，甚至不缴；晋升通道狭窄。

第二，岗位滥用：派遣工大量用于主营业务核心岗位，远超“派遣工占比不得超过用工总量10%”的法定标准，用工时长同样远超6个月的法定时限，已脱离“临时性、辅助性”的立法初衷。

第三，逆向派遣：用工单位强迫老员工与派遣公司签约再派回原岗，切断工龄与无固定期限合同权利。

第四，设置维权障碍：发生劳动争议后，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相互推诿；特别是发生工伤纠纷后往往出现“两不管”现象，劳动者维权成本极高。

第五，假外包、真派遣：实际由用工单位直接管理、考勤、派活，却以“业务外包”“人力资源服务”之名逃避劳动监管。

第六，派遣公司恶意注销逃避法律责任。据最高院刊发案例记载，某劳动者被派至传媒公司，超时工作期间猝死。事发后，经查派遣公司未缴工伤保险，后以“破产”为由拒赔。此案经多方努力，虽为劳动者实现了部分赔偿，但维权过程并不轻松。

上述种种，成为今年两会期间代表提出劳务派遣制度已脱离立法本质，发生系统性、规模化异化，应当予以废除的基本背景。

劳务派遣应何去何从？

上述局面的出现，本质上是企业逐利、制度漏洞、监管乏力、维权艰难等多种因素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制度界定模糊是导致上述问题的重要诱因。以劳务派遣所需遵循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三性”用工为例，司法界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的认定标准，甚至出现用工单位说“辅助”就“辅助”的现象，给用工单位留下巨大的违规空间；对于10%的用工比例红线，亦缺乏常态化核查机制，部分用工单位通过拆分公司、假外包、跨区域派遣等方式能够轻松规避监管。

同时，执法力度不足、处罚偏轻，违规用工单位罚款最高仅10万元，相较于数千万的违法收益，威慑力微乎其微，形成“违规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逆向激励。

现代法治社会，认真对待劳动权，就是认真对待每一个人的价值。这既是法治的要求，也是社会文明的应有之义。劳动权是公民生存与发展的基石，是每一位劳动者作为平等主体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所在。

劳动权承载着劳动者的尊严与生计，从平等就业、获得劳动报酬到休息休假、劳动安全保障，每一项权利都不容漠视。

而以劳务派遣之名所畸生出来的种种怪象，不仅是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漠视，甚至引发部分学者和用工单位以“发展经济”之名呼吁废除《劳动合同法》。这真应了一句法律名谚：“如果不能认真对待权利，必然不能认真地对待法律。”

“工作不满10年只有5天年假”的制度，再次成为舆论热点。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汪玉成提出，应当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按工龄递增增加假期，同时严格落实双休制度，让年轻人“有假休、敢消费”。

这一建议之所以迅速登上热搜，是因为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社会问题，也即是，当代中国的年轻劳动者，究竟有没有真正的闲暇时间。

01

从制度层面看，我国的带薪年休假制度形成于2008年。按照规定，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每年可以有5天年假。这样的设计在当时或许有其现实背景，但放到今天的就业现状下，就略显僵硬。

如今的职场主体，正是那些工作年限不足10年的年轻人，他们承受着房租、房贷、教育和生活成本的多重压力，却只能享有极其有限的假期时间。更现实的是，这5天的年假在许多企业中还未必能够完全兑现。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颇为诡异的局面。一方面，人们不断讨论着“反内卷”“扩大消费”，社会也希望年轻人多旅游、多消费、多为GDP增长做贡献；另一方面，大量年轻人却处于“没假休、不能休、不敢休”的现状。

在这一背景下，胖东来这家区域零售企业的实践反而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近年来，胖东来频频被放在舆论场、以“打工人梦想中的模范企业”的姿态被讨论。有意思的是，胖东来的典型正在于其“非典型”——不以规模取胜，却以员工待遇好而闻名。

平均月薪扣除五险一金后9000元左右，在行业中处于高位；员工每天工作7小时，一周不超过36小时；年假达到40天，堪比欧洲发达国家的休假时间；并且员工平均每人还能得到20万元的利润分红。

在一众月薪5000块左右、甚至难以兑现基本法定休假权益的企业之中，胖东来着实是一股清流。当然，企业能够花费这般功夫在员工福利上，还是靠执行其老板于东来的个人理念才得以实现。

于东来的做法之所以引起热议，是因为他扭转了现有社会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企业利润和员工福利之间不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而且证明了：当员工福利被制度有效保障时，反倒可以激发出员工更强烈的工作意愿，企业一样能活得很好。

02

有意思的是，在今年“两会”热议工时与休假之际，胖东来又公布了一个引发舆论讨论的调查结果，和“工作不满10年只有5天年假”的舆论形成某种奇妙的互文。

胖东来于2月23日至24日对员工发起了一项调查问卷，询问员工是否愿意“增加休假、降低薪资”，并于3月8日公布了调查结果。问卷覆盖了10214名员工，回收率达94.83%，多少说明了这是一次有效的问卷调查，而不是走走形式。

调查结果显示，超八成员工拒绝降薪增假，选择维持现有的7小时工作制，40天带薪休假不变。当一部分人还在为争取5天法定年假而焦虑，胖东来的员工已经有底气在“有钱”与“有闲”之间进行理性的权衡。这也充分说明，当收入与休息都得到基本保障时，人们才有更多的选择权。

当然，现实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打工人”，还不具备这种选择权。

从更宏观的经济逻辑来看，这还关系到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总习惯把“生产能力”当作发展的核心指标，但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真正稀缺的不是产能，而是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

工厂可以扩建，生产线可以升级，技术可以迭代，但如果缺少愿意消费的人群，再“降维打击”的生产能力也难以转化为真实的需求，不少企业不得不“朝外使劲”，长久以来只能靠外贸赚钱。

这也正是当前许多行业面临的现实困境。产能不断提升，价格却持续下探，企业之间陷入“内卷化”竞争，东西却卖不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劳动者既没有充足收入，也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那么他们自然很难成为稳定的消费力量。所谓“扩大内需”，也就很容易停留在口号层面。

03

这种逻辑，放在全球经济史上也并不陌生。

“二战”后，美国经济曾经历过长达二三十年的“消费黄金时代”。很多人把这段繁荣归因于技术进步或产业升级，但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是消费能力的大规模扩张。

当时美国通过工会制度、工资增长机制以及社会福利体系，让大量普通工人进入稳定的中产阶层。他们不仅有收入，也有时间。

周末制度逐渐普及，带薪休假开始成为常态。住房、汽车、家电、旅游等消费迅速爆发，形成了巨大的内需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被自己的劳动者买走；劳动者的消费，又反过来支撑企业继续扩大生产。生产与消费，形成了一种正向循环。

这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学逻辑。在工业社会早期，稀缺的是生产能力；而在工业能力高度发达之后，稀缺的往往不再是产能，而是消费者。

今天中国许多行业，其实已经逐渐进入这个阶段。制造能力不断增强，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但消费增长却明显放缓。

很多企业还在拼命扩产能、压成本、卷价格，却忽略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劳动者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那他们又如何成为真正的消费者？

04

今天的中国，同样也面临这种逻辑。多数年轻人既是“打工人”，也是消费者。如果他们的闲暇时间被过度压缩，加之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力自然难以释放。

旅游、文娱乃至许多服务业，本质上都是时间型消费，没有闲暇时间，再多优惠政策也难以激发年轻人的消费意愿。

因此，讨论年休假制度，不仅仅是劳动者的劳动权益问题，也与经济结构密不可分。更充足、更可执行的休假制度，不仅能够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质量，缓解长期加班带来的身心压力，更能为旅游、文娱等服务业创造更加稳定的消费需求。

当然，制度调整并不是简单地多给几天假。现实中，不少企业仍然面临经营压力，一些中小企业更担心员工多休假会增加经营负担。真正可行的改革，往往需要制度保障与企业激励并行：既要通过劳动监察部门让双休和年假落到实处，也要通过税收、社保或政策激励措施，让企业在执行员工休假制度时减少顾虑。

企业休假制度的完善，本质上是对劳动价值的一种再确认。一个健康的消费社会，往往呈现出中间群体庞大的“橄榄型结构”。如果劳动者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消费能力，整个社会就容易陷入高强度生产和低消费需求的恶性循环，企业和市场最终都会陷入困境。

从这个意义上看，给年轻人多一点假期，并不只是福利问题，而是一种长远的社会投资。当年轻人既有稳定收入，也有可以安心休息的闲暇时间，他们才可能真正走出办公室，成为消费群体中最有活力的那部分。

在这个时代，产能从来不是稀缺资源，真正稀缺的，是愿意消费、有能力消费的消费者。

文｜李宇琛

2026年2月12日，江西泰和县，一名年轻工人因被拖欠工资，准备向劳动部门投诉。工厂负责人随即打来电话，语气平静地告诉他：

"小孩子不要那么冲动。我这里有你的身份证信息。"

这不是威胁的全部。负责人继续说，如果他敢投诉，自己会把他的身份证信息发到泰和县的劳务群里，"封杀你，让你永远进不了泰和县的工厂"。最后，他丢下一句话，像宣布一条比《劳动法》更有效力的地方法规：

"不要跟我讲什么国家的规定。"

国家确实有规定。《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打击报复举报人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规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条文写得清清楚楚。但泰和县的这位工厂负责人显然比立法者更了解基层的运行逻辑——在一个县城里，一个劳务微信群的封杀令，比三部法律加起来都管用。

这不是个例。这是一套精密的、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地方秩序。

在县城和乡镇，劳务中介和工厂老板们经营着一张看不见的网络。这张网络不靠法律运转，靠的是微信群。群里流通的不是招聘信息，而是一份份非正式的黑名单——谁"不听话"，谁"爱告状"，谁"不好管"。一个工人一旦上了这份名单，就像被标记了某种隐形的符号，在整个县域的用工市场上寸步难行。

泰和县的工厂负责人说的"每年寒暑假"，泄露了另一个细节：这个被威胁的工人，很可能是一名学生。寒暑假进厂打工的学生工，在法律上的身份比正式劳动者还要模糊。他们往往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没有工伤保险，有的只是一张身份证复印件——留在了老板的抽屉里。

这张身份证，就是老板手里的筹码。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小老板的个人蛮横。2020年，浙江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联合劳动监察部门，发布了全国首个"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官方的说法是打击"职场碰瓷"。据澎湃新闻报道，名录的标准包括：连续三年内在同一仲裁院申请仲裁五件以上。次年嘉兴跟进，标准包括一年内以拖欠工资名义讨要工程款三次以上，两地有意联网。

翻译一下：你被欠薪了，你去告了，你告了几次——你就成了"异常"。不是欠你钱的人异常，是你讨钱讨得太勤快，异常了。

泰和县的老板只是用微信群做了政府用名录做的事。区别在于，老板更直接，更诚实。他没有给自己的行为包装一个"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名目，他直接说了：

"不要跟我讲什么国家的规定。"

据某机构公开统计，2023年至2025年间，媒体公开报道的欠薪事件超过1700起。另有劳工研究机构的数据更触目惊心：同期至少发生了1600起农民工欠薪事件和1000起讨薪事件。而这些，仅仅是浮出水面的部分。

水面之下的故事，长什么样？

长这样：国企员工刘跃腾，28岁，被欠薪七个月，养老保险两年没缴。白天在单位坐班，晚上六点出摊卖烧烤到凌晨两点，凌晨五点起床去菜市场买肉。他曾站上公司楼顶，对着110和120喊"我想不开"。当天下午，拖欠三个月的工资补发了。据媒体报道，他所在的城建国企"没钱，有点钱还让上级政府借走了"。

长这样：护士李青青，被拖欠四个月工资，社保断缴。几十名医护去找院方讨薪，院方的回复是——"就是不给，就说单位没钱"。她打了市长热线，没有下文。去了劳动局，不予立案。同样据低礪报道，她最后说了一句话："我没钱交房租，向家里伸手要钱过年的时候，你们都在哪儿呢？"

长这样：农民工王贵友，被包工头拖欠2.2万元。县劳动监察大队说这是"个人纠纷"。他去市人社局，去省人社厅，被保安拦在门外。他在社交媒体发帖，政府工作人员打电话让他删帖。据低礪的采访记录，采访结束五分钟后，记者就收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来电询问。

长这样：甘肃白银公交司机自六月起被欠薪，公交十月停运。据齐鲁晚报报道，停运当天傍晚六点半，一位名叫王先生的司机就收到了三个月工资。不停运就不发，一停运就秒到——这个循环在全国各地反复上演。广西桂林荔浦市三家公交公司也曾在2025年9月同时宣布停运，原因是长期亏损、无力缴纳社保。

据交通运输部统计，全国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量，从2019年的691.76亿人次降到2024年的386.70亿人次，接近腰斩。客运量砍了一半，但该发的工资一分没少欠。

这些故事串在一起，拼出一幅完整的图景：法律写在纸上，权力长在土里。

《劳动法》规定了工资必须按月支付。但在泰和县，老板说不要跟他讲国家规定。《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了打击报复要"责令改正"。但在浙江，讨薪讨了几次的工人被列入"异常名录"。《刑法》规定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可以判刑。但在全国各地，农民工站上楼顶才能拿回自己的血汗钱，公交司机停运当天才能收到拖欠的工资。

泰和县那位工厂负责人可能不知道，他那句"不要跟我讲什么国家的规定"，其实是对当下劳动者处境最精准的描述。他没有撒谎。在他的地盘上，国家的规定确实不算数。算数的，是县里的群。

那个年轻工人最后有没有去投诉，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帮他推演一下：

如果他去了劳动监察大队，大队会说这是"个人纠纷"。如果他不服，继续投诉，几次之后他的名字会出现在"维权异常名录"上——恭喜，他从一个被欠薪的人，升级成了一个异常的人。如果他在网上发帖，会接到删帖电话。如果他什么都不做，乖乖认了——那他的身份证信息依然躺在老板的手机里，随时可以被发到群里。

你看，所有的路都替他想好了。每一条都是死胡同，但每一条都畅通无阻。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体系，发现它其实非常先进。《劳动法》搞了那么多年，配套的仲裁、监察、法院三级体系，机构设了一堆，效果有限。但泰和县的老板们只用一个微信群，就完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全面管控——谁能用，谁不能用，谁该封杀，一条消息搞定。不用立案，不用开庭，不用等排期。

2026年，这片土地上有超过3亿农民工。他们每个人都有身份证，每个人的身份证上都印着国徽。

国家有规定，但县里有群。全国人大立法要走三审，《劳动法》写了三十年，《刑法》修了九次，但在江西泰和县，老板在群里发一条消息，一个工人就能从整个县的用工市场上消失。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6年3月6日

本文已开启快捷转载，欢迎转载至您的公众号

存档防删，接力传播

转载请包括文末赞赏图片，尊重劳动成果

愿意借我公众号助我发文的朋友，请阅读此文

征求公众号，坚持写作发声

推荐阅读：

李宇琛 ｜我为什么不应该再原谅赵孔亮

周泽转发“李宇琛为刑讯洗地”一文，是对真正刑讯受害者的“狼来了”

李宇琛｜当周泽的公开辩护成为公开批斗

周泽律师三年前说兰世立的律师“卵用没起”，现在怪同行没有“全面说清楚”

周泽跳单律师“案源费”的本质是一个带头大哥的自我修养

律师同行给周泽介绍案子，有什么罪？

回应沈亚川“最大公约数”一文：再大的公约数，也玩不过双标的律师

“千千法言”霸凌喊冤家属的群聊记录全文

李宇琛｜声援同行被卡年检之后，我被北京中闻律所暗杀律师证

每年夏天，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在距离毕业还有一年多时，便涌入大厂开启暑期实习。他们的目标是拿到转正offer，在上千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里，抢下一张大厂的入场券。暑期实习被视作一条相对公平的路径：只要表现足够好，就有机会留下。

大厂用“转正”的承诺释放着诱惑力，又用一套看不见的规则，完成对人的重塑。不同年轻人有各自的努力和选择，他们学会向上管理、加班到凌晨六点、忍受身体的抗议。

实习生为这个高速运转的系统提供了大量的燃料，但转正名额随时可能消失，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没能如愿成为系统的一部分。

努力、判断、运气、结构，每一项都可能成为变量。系统永远年轻，永远有人正年轻。

本文系“极昼工作室大学生写作”项目作品。

已经过了晚上十一点，上海美团大楼灯光仍亮着。大楼所在的方圆3公里内，聚集了B站、字节跳动等一众互联网公司。实习生林宇结束工作，从大楼走出，组里级别最高的领导站在前面。林宇其实不太喜欢他，“一个风评不太好的中年男领导”，但他还是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递过去：“栋哥，我帮你点。”

领导说不用。林宇收回手，他想，如果真要帮栋哥点，一定要给他“护”着。

“护火”——手虚拢，半握着，为火苗挡住风。是他从同学那里学来的，“给比你地位高的人点烟，不护着，人家就再也不会帮你了。”但林宇并不喜欢这个动作，“很地痞流氓”，他说，“我也不喜欢它背后的含义。”

在职场里找人帮忙，“要给点好处”。就在这栋大楼楼下，他和同事抽烟社交，也学着给销售、研发组的人“敬烟”——他在大厂非技术类的岗，“需要讨好一下他们，这样对方在合作项目里就不太会磨洋工”。

这是他在过去几个月大厂实习学到的职场生存智慧。去年4月，林宇通过三轮与秋招同等严格的面试，拿到美团的暑期实习Offer，暑假实习是校园求职季的开端，HR承诺有转正的可能。听说美团的转正率挺高，他想，毕业之后可能就留在这里了。

作为985学校的文科本科生，他觉得自己没什么就业出路，从大二开始，就把互联网大厂视作有限选择里“能拿到不错薪水，又能给简历镀金”的去处。拿到美团Offer那天，他还在附近一家规模更小的互联网厂实习——那段经历是他叩开美团大门的敲门砖。

入职第一天。他穿了皮衣，想让自己看起来酷一点。工位一点点布置起来。摆上健身蛋白粉，贴上喜欢的贴纸，右手边摆上一小盆绿油油的招财树，一个透明的玻璃瓶放在左边，每隔一阵，玻璃瓶里的花就换新，这周是绣球，下一周是百合、玫瑰。工位正中立着一张手写明信片，“欣赏你的阳光”。那是隔壁组一位校招生临走前送给他的。

林宇的工位。讲述者提供

面对庞大的、高速运转的大厂系统，伴随兴奋而来的还有紧张。手上被迫接的项目越来越多，林宇逐渐忙起来，对接的供应商三十多岁，对着他叫“哥”，这个二十出头的实习生觉得荒谬、有些发怵，还是应下了。带教告诉他，干着正职的活，就别让人知道你是实习生。

实习生直接带项目的机会不多，他想为转正积累成绩，压力大到有点离谱了。他学着理解“价值”，在手头的工作中找出什么是对平台更有价值的，优先分配更多时间精力。还有职场生存之道，怎样“向上管理”，和带教维护好关系，展示和包装工作成果，成为“高绩效的人”。

和他同批进来的暑期实习生还有三个，7月初，转正提交开始。其中一位实习生感觉压力太大，主动退出了。

随后另一个实习生去问了领导，大概有几个留用名额？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没有给我们组织带来价值，就没有留用的可能性，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你有什么留用价值”，他也走了。林宇想，“不是说要有留用价值吗？那我把这个项目实实在在地做出来，留用的价值是不是更大？”

每年，许多像林宇一样刚刚走出象牙塔，以实习身份进入大厂的年轻人，都得到过那个“有转正机会”的模糊承诺。2025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约1222万人，而能够进入头部互联网大厂的校招生，满打满算也不过六万人，约为0.5%。

为了成为这仅有的0.5%，林宇看过许多文章，“互联网大厂升级的奥秘”，“从L5到L6的关键跨越”。“你要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他琢磨出来的规则是，“就把最光鲜的结果，直接怼到他们眼前。”

在大厂，人的价值需要被展示。他尤其珍惜周一的周会，不是所有公司都给实习生参与的机会。每次，他把PPT的第一页做成结论，将周报和复盘文档里最精华的成果前置，用上级熟悉的语言包装自己的劳动。

什么样的“价值”更会被认可？身边的人都在向上管理，但腾讯的实习生柯卡觉得，把交代的事情认真干好，对转正是最有用的。和林宇相似，他也是从暑假开始实习，入职的时候领导告诉实习生们“转正名额特别多，没有上限”。

他所在的部门两个月前才刚刚成立，正式员工大多是从别的大厂挖来的。“那会儿公司在急着追风口，整个部门都在盲目扩张”，他说。入职第一天，带教没做任何交接，就给他派了一个紧急的活。“没有人教我应该怎么做，仿佛我已经对他们的内部事物一清二楚了。”

和身边状态轻松的普通实习生不同，柯卡一心想转正，每天九点前到岗，最晚熬到公司十点半统一熄灯、停空调的那一刻。没有班车，他就自费打车回学校，有时回去后还要继续加班。

印象最深的是某个周日，凌晨一点多，他突然收到领导转来的加班通知。那是季度末，为了在下一周给上面的领导“一个足够漂亮”的成果，一个原本的小项目突然被提级，变成了全部门紧急加班的大项目。

纠结了很久，柯卡还是去了。五个小时，他只做了一件事：把两百多字的空模板，加上内容，硬塞进两百字的总篇幅里。他觉得这个需求不可能完成，反馈给带教，只得到一句无奈的回应：“既然+1（注：直属领导）让这么做，你就先写吧。”后来，+1也意识到不现实，所有内容推倒重来。

八月初的盛夏，从周日中午12点到周一凌晨6点，在一间已经关掉空调、只留顶灯的会议室里，柯卡熬了十八个小时。身旁是另一位想转正的实习生、领导和线上支持的员工。熬到极限的柯卡顾不上+1订的早饭，回去睡了不到七个小时，下午三点，回到公司，发现+1和+2（注：指上上级领导）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即便很多工作在他看来是“盲目无意义的”，为了转正，柯卡还是全盘接受、全力执行。直到转正的那一天。

柯卡凌晨六点从公司打车回学校截图。讲述者供图

临近转正，林宇离开公司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十点半，十一点，十一点半。某天十一点五十二分，他站在办公室外的楼下，点亮一支烟，烟头的红光在夜风里闪烁，他抬手拍下照片，发了朋友圈：“恨上班，能不能让我一直休息。”

九月，项目收尾，林宇踩着截止日期，提交了转正申请。桌上的花已经死了，不成形地瘫在玻璃瓶里。他很久没时间去健身了，食欲也决堤了。外卖记录里，轻食沙拉被麻辣烫和炸物取代。“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我肚子的肉越来越多，”他说，“我的身体不在自己掌控之中，生活也不在自己掌控之中。”他感觉自己脱发有点严重，为了不影响睡眠，第一次尝试褪黑素。

日记本上记满了每天要做的事，一周七门课，早八课上完赶紧回公司，中午下班回来上下午的课，再回公司，课程作业、语言考试、毕业论文。“对我来说，成长中就没有两全其美的选择，”他说，“我也想两个都选，但没有那个好事。高中放弃恋爱去学习，大学为了找工作放弃闲适的时光。我可能放弃最多的是对美好生活的感受——下楼抽烟，是那种特别机械之后的小小解脱。”

林宇的朋友圈。讲述者供图

至少在转正答辩之前，乔心一度觉得，“我想不到任何我没有办法转正的理由”。

作为实习生，乔心似乎具备了转正所需的所有条件——进入字节跳动给应届生设立的转正实习项目ByteIntern项目，+1确认过有转正名额。入职一周就完全进入状态，她记得周围正职都感叹她像干了10年一样融入，带教、+1也多次主动说，“求你了毕业后留下来”，“没你不行妹妹。”

最让她乐观的信号来自七月的一次跨城团建，理论上乔心作为实习生不能参加，+1特意为她额外申请了，“团队来了一个校招和社招，又来了一个我”，她听+1话里的意思，“这次团建是因为团队有了一个初步新形态。所以当时我觉得，我已经提前被当成团队的一员了”。

实习生群里流传着一个说法：+1如果经常叮嘱还帮忙改稿子，转正肯定稳了！答辩前夕，+1一有空，就会开半小时左右的会、逐字逐句帮她改转正材料。乔心改了三四稿，+1也听了两三遍。正式答辩当天，又听她完整过了一遍。

几个月的实习产出，被压缩进二十分钟的个人陈述里，台下平时熟悉或不熟悉的评委们，似乎平均地手握着她的去留。

+2问乔心，“你觉得现在市面上哪些产品做得好？”那个平日里笑起来很开朗的大姐，在答辩现场缩在椅子里，声音压得很低。乔心不敢看她，觉得对方“一下子变得像阴湿女鬼一样在说话”。她答不太出来。

这几个月，她把精力都扑在了项目的产出上，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注其他产品的资讯。下班回到宿舍，冲个澡就立马上床，几乎没有精力再做任何事。娱乐活动压缩到看电视剧和小说——只用躺着动动手指。

答辩结束后，她挨个问了当天的评委，得到的反馈基本是鼓励，“放心吧没问题的”。但她没有勇气去问+1自己答辩怎么样，她始终觉得，自己可能让他丢脸了。

答辩前，+1和带教反复跟她说，领导更在乎的其实是“素质”“潜力”。“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证明一个人以后能做出更多产出吗？可我已经做出了产出，为什么你们不看？”

“没有精力了解其他产品的责任不是我的，当然也不是公司的，”她顿了顿，“但是我不知道能怪谁。”

其实从进字节的第二周，她的身体就已经在发出抗议。她在工位上放了布洛芬，头疼了就吃一片，症状每隔一两周就换一种，从头疼到脸部不受控制地抽搐，再到胸闷。她感到很害怕，开始吃治神经炎的药，偶尔去做头疗。再次轮到抽搐时，她发现头疗也不管用了。“即使我觉得现在很开心，突然抽一下就会提醒我，其实你不是真的开心。”后来她去学校做心理咨询，医生告诉她，这是抑郁症引发的躯体化。

乔心服用的药物。讲述者供图

答辩结束后几天，乔心突然发现官网上架了自己的岗位。她很担心，截图发给带教。带教答应帮她去问+1。秋招季过了，原本十月底会告知转正结果，但HRBP告诉她，“岗位确定要春节了，你先看看外部机会”。

被悬置在一种中间态里，她只能继续等。“11月对于校招已经很迟了，此时找工作的人本就屡屡碰壁，他们满怀希望通过层层面试，却没人告诉他们，这个岗位名额从始至终都不确定。”

她在小红书上搜索自己这个岗位，发现已经有人在面试。她把+1的照片发过去，交流后得知面试官就是她的+1，那一刻她终于确定了，“曾经花费宝贵的工作时间帮我准备转正的+1，可能在答辩结束后就面试新人了，并且不曾透露给我只言片语。”

她原本以为部门一两年前刚经历过大裁员，未来应该会重点发展，才会在多个暑期offer中选择这里。不曾想，后面又陆续经历了部门“未来会合并重组”，再到“合并取消”，转正名额也随之重新洗牌。

秋招接近尾声，也没有HR联系林宇。他猜测，应该没有转正机会了。他向另一位实习生打听，对方也没有如愿转正。名额给了一个业绩和能力都不如她的实习生，理由很简单：上级的上级“更喜欢她”。

“转正不是看能力，”林宇后来总结，“要看你和组里的关系。很奇怪的是，在你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得懂得怎么向上管理，向上级展示你对这个组有价值。”

柯卡的期待也落空了。全部门转正成功的实习生只有一个，是那个当时和他一起被叫来加班的实习生。柯卡挺失落的，试着后知后觉地寻找一些端倪，“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带教不够嫡系？”

不被系统接纳的年轻人试图寻找原因，但那些只是猜测。大厂不会给系统之外的人答案。

经历厮杀，进入大厂系统之中的人，对这些有自己的体悟。“大厂里更重要的是利益交换，”进入字节工作了一年半的曹琼说，“实习生觉得+1费这么大劲帮自己，是因为想留自己。可转正答辩与其说是实习生的主场，不如说是+1在其他同事和+2面前的领导力展示场。他帮你改稿，不是为了让你转正，是为了让你不要在全公司的领导面前，丢了他的脸。”

实际上，能否转正成功，在她看来就是“看运气”。“比如说，实习的时候，这个组是不是缺人？如果缺人的话，肯定希望一个非常低成本就已经很了解业务的人能够转正，之后很快上手业务，省得上级去花精力带ta。”

即便有确定的名额，能不能落到某个人头上，也并非完全由能力决定——和领导的磁场合不合、对方看你顺不顺眼、你的带教是否受重视，全都是变量。

曹琼所在的部门，实习生平均干六个月，走一个，很快补上下一个。组里的同事甚至记不清从谁换成了谁。她们只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妹宝。

“这不就是符号化人吗？”曹琼说，“只是拉来了一个人做妹宝这个角色——承接零散需求、打杂。招聘只是从市场上找一个看起来适合演这个角色的人，把这个人套进来。”

她形容这像一场大型剧本杀。每个人都领到了自己的角色卡，在大厂这种要求快速增长的系统里，不存在为某个角色“逆天改命”——人的能动性顶多占了5%，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剩下95%是，这个位置上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大厂就是吸干了丢、换下一个；或者没吸干，但是觉得有人更适合，那你走。”

在Tiktok工作了一年半，曹琼的感受是，“大厂让人渺小成一个字节——一个最小的成本单元。”

刚来的几个月里，她几乎每天都在哭。学的是艺术人文专业，这里的商业化工作让她觉得撕裂，她学的东西告诉她以人为本、注重平等，而每天眼前的工作，却要求她把“人”从人身上剥离，一个“人”可以被不同广告主换算成什么价格。

这种剥离也发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她很快意识到，大厂里的交往是以利益为先的——如果你对我没有用，那我根本不会和你讲话。当时的带教对她态度很差，她曾因此困惑：“带教不是来帮我更好落地的人吗？为什么非但没有帮我，还给了我这么多委屈受？”后来她才理解，她没有给带教提供足够价值，带教又凭什么照顾她？

她把大厂比作一个疯狂运转的车轮，把大厂人比作一个小零件，“处在一个结构化的体系，就像齿轮咬合在一块儿，你自己不想转，也会有一堆跟你咬在一起的人扯着你动，如果你不动，可能会被崩出去。所以就算你很不想被这个游戏规则同化，也很难逃离其中。”

2025年年初，曹琼所在的部门经历了一场大动荡，很多同事被优化，其中有一个比她晚进公司7天的校招生离开了。让她意外的是，走的时候给她写了很多心里话。

她原本感受到，共事的这一年，对方心存敌意，“她是紧绷的，总觉得我们之间有隐形的比较关系”。收到离别小作文的时候，她有一种NPC突然把外面那层毛绒衣脱了、终于露出真人的感觉。

当下，曹琼觉得，大厂依旧吸引着优绩主义的年轻人。而没能成功嵌合进齿轮的实习生们，离开这个系统，也各自重新思考和消化着他们经历的一切。

“回头看，这段实习经历意义不大。”那些柯卡为了转正熬夜完成的项目，后来只在简历初筛时发挥了一点优势，一旦进入面试环节，面试官总会惊讶地问他：“你在腾讯做产品，就做了这样的东西？”

林宇回忆起大厂的灯光，是冷色调的，给他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他也不再花时间在穿搭上，两个月同一件米色羽绒服，三件毛衣、两条裤子轮着换，周围的正职也基本如此。

“像你一样的耗材有很多。”顿了顿，他补充，“我意识到这一点，但我真的没办法拒绝（进入大厂），因为毕竟我还是需要这个钱。”

临近春节，林宇离开了美团。连晒在背后的太阳都特别美好，他重新走进健身房，“我终于恢复活力了！”

他拿到了另一家大厂的offer，即将走进新的系统。新工牌的照片，是他在新疆的雪山下，笑得灿烂。这一次，他憧憬着能在新的大厂找到自己的节奏。

“我希望到新城市后，我的房间是暖色调的，奶油色或者美拉德棕。每天早上都有太阳射进我的房间，在窗边养一排排绿植。我还希望每天下班后，做一点减脂餐，周末自己做好吃的，去任何想去的地方玩。”

但同时他也担心，如果再经历一次，做的又不是特别尽人意，是不是又会回到之前的样子？

最近，林宇在社交网站上刷到有人签了三方但没有提前去实习，被大厂“鸽”了的情况，焦虑也随之而来。半主动半被迫地，他准备年后就提前进这家大厂实习。他怕被企业鸽了。怕被顶替。怕晚入职，错过晋升窗口期。“先把位置占上”。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本文封面图由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