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最近，原财新记者苑苏文关于“鲍毓明案”的报道再次在社交平台上引发讨论。这起案件曾经在2020年上半年成为长达数月的新闻热点。事件曝光之后，引发网民对《刑法》强奸罪相关法条进行修改的倡议，也让亦私下送养与收养问题成为讨论焦点。

案件发酵过程中，最知名的两篇报道是2020年4月9日《南风窗》的《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和 2020年4月12日财新网的特稿《高管性侵养女事件疑云》，而二者受到网民皆然不同的评价。

案情比社交媒体舆论呈现的更为复杂。2020年9月底创办的“全现在”性别报道频道“水瓶纪元”刊出的第一篇报道，呈现了从2019年开始，众多中国妇女权利社会和法律工作者在此案中投入的努力，以及寻找真相之难。

2021年5月，“全现在”50万订阅者的微信公众号因报道反映女权主义者被网暴的大地艺术项目，被俗称“蛆块链”（中文网络俚语，对“区块链”的戏谑改编，指中国社交媒体上高度同步、风格一致的宣传账号矩阵）的民族主义博主“子午侠士”举报，账号被注销。2021年底，“全现在”解散团队，停止运作。

该报道发表于2020年9月21日。CDT收录的报道文本由原“全现在”编辑提供。

信疑两茫茫：重访“李星星”案援助者 | 水瓶纪元

费顿 水瓶纪元 (Weixin ID Aquarius-Era)
性别解码，多元观察。完美世界·全现在出品。

这是“水瓶纪元”的01篇文章
作者 |  费顿
编辑 | 赵小鲁

《全现在》编者按：

2020年4月，李星星（化名）在主流媒体和社交博主的帮助下发声，指控其“养父”、海归高管与知名律师鲍毓明对其实施性侵害，因巨大的舆论反响，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派出联合督导组，指导山东、安徽、江苏和京、津两地警方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群情激愤之中，早在此前一年已经介入陪伴和帮助李星星，但又相继退出的援助者们却多数保持了沉默。9月17日，联合督导组通报案件详情，全现在重访当初的援助者，了解她们当初的行动，以及今天如何看待事件的终局。她们是真正投入时间、专业努力和情感陪伴李星星的人，并不认为存在非黑即白的真相；她们经历的内心冲突和挫折，凸显了性侵议题和受害者援助的复杂样貌，以及仅仅通过援助难解的结构性问题。

2019年4月，李星星一连给林漫（化名）发了三条微信信息。

“法律不是要保护受害者吗？怎么放着强奸犯不管，却一直来伤害我？”

“你们永远不会明白我的感受，就像我永远不明白。”

“太痛苦，只能结束自己的生命才能解脱。”

第四条是一个十秒钟的割腕视频。林漫开着会，看到后感到惊慌和不适，她立刻跑出会议室给李星星打微信电话，对方再一次把她拉黑了。林漫紧急联系上南京当地的社工和志愿者，让她们前去救助李星星。

虽然这样的情况不是第一次了。

回到会议室，林漫瘫坐着。做了十几年性侵害和家暴受害者援助角色的为平妇女权益机构负责人冯媛提醒她，“她在裹挟你，要谨慎，不要被她牵着走。”

自2018年1月1日北航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性骚扰引发的社交媒体揭发性骚扰浪潮后，越来越多女性站出来指证曾经遭遇的性骚扰和性侵害。林漫也是从那时开始作为志愿者介入性骚扰、性侵害援助。一直以来，她都在“以受害者为中心”和“不被受害者裹挟”中小心翼翼地平衡着。只是，从2019年初，李星星主动加她微信找她求助开始，事情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

一年后，李星星的社交媒体控诉先是收获了网友的同情与义愤，而在警方调查结论公布之后的则遭遇了舆论的反噬。但对于林漫她们这些曾经帮助过她的人，事态并未如此跌宕起伏，因为性侵的故事，大多是复杂的。

回避与反复

图片：CFP

在李星星之前，林漫接触过性侵受害者。她学习过性骚扰、性侵害等性暴力产生的相关知识，参加过性骚扰干预工作坊。她很清楚性暴力背后是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和陈腐的性别观念，以及干预机制和社会支持网的严重缺失。

所以当李星星断断续续对她讲述自己遭遇养父性侵，并被长期控制，绝望无助到曾经多次自杀时，林漫自然选择了“相信受害者”立场。

但援助过程中，林漫不是没有疑虑。

她注意到李星星特别不容易建立信任感。李星星只愿意和她打字和发音频，却从来不愿意和她视频。她发现李星星声称自己高三，却经常在上课时间段和深夜一两点给她发信息。她也觉察到，李星星的讲述里有前后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当她提出问题，李星星又都会以“现在上课了”、“忙学业”来躲避回答。她想与李星星的母亲视频，被李星星拒绝。她想联系李星星口中曾经求助过的“社工姐姐”和“医生奶奶”，也被李星星以各种理由推延。她想看看李星星的学生证，想知道李星星就读的学校，李星星总是以“准备高考”挡了回去。当她查到鲍毓明的身份时候，李星星又阻止她与鲍的联系，甚至要求她不要去打听鲍的信息。

林漫坚持了“以受害者为中心”的理念，一切以尊重受害者的讲述和诉求为主。她想的是，或许，当事人还没有完全信任她，想求助但对她诸多防备。

2019年3月份，林漫链接了律师、社工、心理咨询师以及司法资源给李星星之后，李星星的表现更加反常和反复了：她一时说恨鲍，当援助者告诉她，基于鲍的美国公民身份，领事馆回复有证据就可以调查鲍的时候，又说爱上了鲍；一时说只想把鲍送进监狱，一时又说怕鲍一把年纪死在监狱；一时说要离开有鲍的环境，一时又说自己一辈子毁了，只能跟鲍在一起；她一时发信息来说决心举报鲍，一时又打来电话哭诉“算了，还是放了他，即便是一只狗，我也不舍得”。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李星星在求助过程中表现出的担忧、恐惧、反复，以及医院开出的抑郁和焦虑诊断书，暂时回应和解释了林漫和一起援助的律师、社工的一些困惑和无力，大家认为，李星星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了解和面对。“相信受害者”、“没有完美的受害者”、“不苛责受害者”——这是援助者经常探讨的原则。

况且，受到伤害刺激的人在一定时间内无法面对伤害，或者伤害过于深重无法讲述，又或者讲述得混乱无序，甚至逻辑不清晰，都情有可原。林漫当时思考的是，对于一个有钱有地位有知识有权力的美籍律师来说，生于农村曾是留守儿童的李星星在绝对的弱势地位。

前期也参与援助的长沙律师付薇坦言，做性侵案需要和受害者共情，“不相信，不共情，你无法感受受害者的感受和理解受害者，无法提供有效的援助；但是共情到哪一步，就得抽离出来思考真相？这需要长期的学习。”

取证之困

图片：CFP

付薇以律师的身份参与了李星星案子曝光前的前期援助。她记得自己2019年5月初开始介入时的角色定位：不是社工，不是咨询师，不负责李星星的情绪安抚，只负责案件本身的信息。

然而，李星星有强烈的诉说欲望，三更半夜也会给付薇发信息，打电话。当时的付薇初为人母，对“幼儿性侵”、“律师知法犯法”有母性天然的愤怒，她一边照顾新生婴儿，一边义无反顾援助李星星。

“那时候预设她当时情况危险，不及时处理就会产生严重后果，也考虑到作为援助者不及时反应会造成二次伤害，所以都是有求必应，不管多晚。”付薇想推进法律程序，然而她根本得不到李星星有效的信息。

“她给出来的信息是重复的，无效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付薇回忆，李星星反复问她“为什么警方不立案，为什么立案了又撤案？为什么她的证据不算证据？”

然而当付薇把问题细化，问她细节和具体的情景甚至报警的程序时候，李星星又欲言又止，“当事人不提供回馈，或者提供的都是无效的信息回馈，那根本做不了事情。”

李星星不断催促付薇作为律师去派出所，甚至质疑她“是不是故意不去派出所查她的报警和立案”，但是谈到具体的委托，李星星都再三拖延，没有回应。

当时在林漫、付薇以及其他援助者安宁（化名）等人的催促下，李星星提供了她口中的证据：鲍裸露上身拿着胶带的图片，恋童癖相关视频的播放记录、马桶上的血丝痕迹。

现在看来，这些所谓的证据其实不能解释什么，裸露上身撕胶带是在干什么？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具体什么情景下发生的？播放记录又是什么时候的？谁看的？马桶上的血丝是月经还是其他？怎么可以证实是李星星的？而且还是被性侵后的？但是放在李星星的叙述里，构建在李星星提供的信息上，参与援助的人都觉得事件很可怕，也未能对图片的真实性继续进一步调查。

此外，李星星也一而再再而三向付薇透露“要自杀”的念头和举动，让付薇在整个援助过程中感到压抑和紧张，甚至绝望又无能为力。
林漫提出她最大的困境，那就是该怎么求证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例如李星星在她再三要求下发出来的身份证号和真实名字，“那身份证那个时候是真实有效的，谁会质疑，这个身份证曾经被更改呢？”

况且，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出动督导组，查阅李星星的学籍资料和历史档案，询问相关当事人，并结合李星星的骨龄鉴定结果，才能查实她真实出生日期。

林漫回想，即便是李星星给她发过来的那份焦虑和抑郁诊断书，其实也没有办法求证是李星星的，“她截头截尾的，只看到症状，看不到名字、时间、身份信息。”

而作为自带干粮协助弱势群体的援助者有什么能力和资源来求证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呢？是不是没有办法到达真相的时候就停止协助呢？
付薇得到的教训是，再遇到这样的案子，她一定不能把求助者作为单一的信息源，“一定要去找其他信息源。”

然而，当林漫设法接触到李星星曾经求助过的南京社工以及南京的派出所，得以了解事情全貌时，就破坏了李星星对林漫的信任。

复制房思琪

台湾作家林奕含关于未成年人性侵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曾经引发受害者和关注性侵议题的公众巨大的共情，而今天援助者需要在仿效房思琪的叙事中寻找被证据支撑的事实。图片来自网络。

幼女、性侵、囚禁、洗脑、恋童癖。李星星的故事中，每个词都是一个新闻热点。林漫有过媒体记者工作经验，对于这么多的元素放在一个故事上，她知道事件的爆炸性和杀伤力。

即便原则上选择相信李星星，并且对接律师、社工和心理资源进入援助，林漫对李星星多次提出的曝光维权诉求还是持了保留态度。她很清楚，要做媒体曝光，需要多方求证和佐证性侵事实，但是多方打听下来，她没有证据可以支撑这一性侵指控。她变得更加谨慎。
林漫绕过李星星，联系上南京的社工以及南京妇联，从对方口中得知，李星星从未说过的信息：李星星确实曾报过警，南京妇联也派出了援助律师、心理咨询师以及社工进行援助。

“为什么妇联给你援助，你说没有？”

“你报警时候是不是有南京的社工陪着？为什么（现在）不可以联系南京的社工？有什么顾虑？”

“案子是你主动去撤的吗？”

当林漫拿着这些问题问李星星的时候，李星星十分抗拒，指控南京社工和鲍有联系，根本不是在帮她。

李星星也质问起林漫，“为什么你和警察一样，不相信我？为什么受害者明明受伤了，还要流着血给你们提供证据？”

林漫回复李星星，“如果你要曝光，这些问题就是会被质疑和放大的。”

同一时期进入援助的援助者安宁记得，李星星多次要求曝光，而且曾三番两次说出“活不下去”、“站在桥上，想跳下去”，并发出定位给林漫，以此要求林漫写稿曝光。一些新闻机构的记者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当林漫拒绝李星星的曝光诉求后，李星星不再信任林漫，转而向付薇和安宁求助。

安宁复盘援助过程，她发现李星星习得了台湾作家林奕含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主人公的话语，“我的爱都是被迫情况发生的”，“不爱他，我怎么活下去？”，“被伤害了，就感觉自己一辈子都脏了”。

她也开始希望了解社交媒体反性骚扰的模式能否给她带来帮助。她会问安宁，这一潮流中，站出来的当事人怎么克服恐惧的，也会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谈创伤。

安宁问她为何反反复复，她的回答是：“我反反复复的是，我对他的态度，要不要让他坐牢，而不是对他性侵事实的反复。我很清楚，他是性侵了我，我纠结的是，要不要让他坐牢，坐牢死了怎么办？我也很清楚了，我即便对他的态度会反复，对他的亲情、爱情，都是在他这几年的洗脑下产生的。这难道不是大家应该考虑的吗？我一个十几岁小孩，怎么可能爱上他三四十岁的人？那么小就被这样伤害了，又怎么可能不反复纠结呢？”

安宁指出，即便每一个援助者都意识到，李星星对每一个人的讲述都有所不同，且都有所保留，还有一部分的谎言，但又无法苛责受害者必须全盘托出、毫无遮掩，“有所保留的情况太正常了。”

本身是性骚扰当事人，后来援助众多案件当事人的弦子也发现，越来越多个案里，举报者的叙述中，房思琪式的表达被模仿，得到巨大的关注，自然也会引来效仿。然而关注可能引起反挫。

援助者纷纷退出

李星星最后的援助律师郭建梅是中国第一位全职公益律师。图片来自网络。

林漫介入的半年过程中，看到援助者纷纷退出李星星的案子。

第一个退出的，是一开始就对李星星提出质疑的邱姓律师。

2019年2月下旬，李星星告知林漫等援助者，她的养父鲍毓明来了南京，她想去见鲍毓明最后一次，并获取精液或录音等证据。

林漫等人当然不支持李星星这样的想法，他们给她分析种种风险，但无法动摇李星星的决定。林漫等人只好提出，那至少要让当地社工陪伴，要让她母亲知晓。

此时邱律师第一次提出质疑，他担心李星星有被迫害妄想症，他多次跟李星星提出，需要联系李星星在南京曾求助过的心理咨询师以及南京妇联未成年保护中心的老师。

李星星敏感地嗅到邱律师的质疑，变得愤怒又委屈，“我求助过她们，但她们都说没有证据，叫我不要去其他地方说。我不相信她们，也不想让她们知道。”

权宜之计是让李星星母亲介入。援助者们要求与李星星母亲通话。让他们深感震惊的是，李星星母亲竟然也同意李星星的决定，并拿出与李星星说辞一致的理由：“反正已经被他性侵三年了，几百次了，说实话都麻木了，再伤害一次能取得精液等关键证据的话，不在乎。”

邱律师无法相信李星星以及其母亲的说辞，提出可能另有隐情。他认为求助者不诚实难以有效援助，第一个退出了援助。

林漫也有了更多的疑虑，邱律师退出后，她在3月份给李星星链接了另一位律师万淼焱。万淼焱曾代理过李彦杀父案，也援助过罗茜茜、弦子等性侵事件的当事人。

李星星最初对万淼焱的援助表示欢迎。万淼焱也十分积极参与援助和调查，但她展开调查后，对李星星产生了更多的质疑。

万淼焱从南京警方以及南京妇联处得到更多的消息，除了李星星曾报警一事得到支撑外，她发现，李星星隐瞒了很多事情。例如，李星星的母亲早就知情，还收取过鲍的钱财。

她查到了李星星报案的经历：李星星报警被性侵，警方曾立过案，然而李星星不听劝告后来又去了酒店与“养父”发生了关系，并且去派出所撤了案，警方也深感无奈。

万淼焱当时也是谅解了李星星，以为李星星就像大多数受到家暴的妇女，无法一下子脱离，也无法说出所有真相。

然而，万淼焱了解得越多越发现，李星星不仅不坦诚，还有说谎和诋毁他人的嫌疑。南京方面向她透露，一次报案后有注册的社工前去援助李星星，李星星在派出所把陪同的社工支了出去。当社工询问警方为何不立案时，警方回答“没有案子，这个女孩说她与对方是恋人关系”。

这个事件到了李星星口中，李星星指控，“是那个社工，是她和警察说我和养父是‘恋人关系’的，她为什么要这样害我？”

万淼焱从她的职业经验上提出质疑：社工陪同未成年人接受询问，只要未成年人年满10周岁，警察就会让未成年人自己陈述，而非父母或社工等陪同角色来取代本人陈述案件事实。

“这样的情况下，警察不会允许社工代替陈述。这位社工在南京长期从事未成年保护工作，她的专业能力也不至于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万淼焱分析，李星星不仅撒谎，还诋毁援助她的人，“她今天会这样诋毁援助者，若不合她的心意，明天就可以这样诋毁我。”

万淼焱还提出，李星星在派出所可以自然地撒谎，一个谎言背后就会有无数谎言。例如李星星曾发誓说从来没有拿过鲍一分钱，当有社工佐证她母亲曾收过钱后又改称，作为鲍的养女，用他的钱也是正常的。

万淼焱多次质疑李星星，导致李星星一度在林漫面前提出对万淼焱的微词，“这个阿姨太厉害了，说话好伤人”，甚至要求更换律师。
“李星星在警方面前说的话可以翻脸不认，更别说在其他人面前了。”万淼焱要求自己审慎接案，发现自己无法相信李星星，她坚决退出了对李星星的援助。

随后退出的援助者是安宁。安宁学过心理学，对女权理论有深入研究，也自学过一些妇女权益保护相关法律。在她看来，李星星事件是一个社会性结构性的悲剧，若没有极大的社会资源支撑，根本没有办法对李星星进行援助，“例如说对李星星与鲍进行隔离，可是能给李星星提供庇的地方有多少？”

安宁退出的理由不是她不相信李星星的故事，而是她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来平衡“以受害者为中心”和“不被受害者裹挟”。此外，李星星无时无刻的陪伴需求，严重扰乱了她的情绪和生活。

她对“收养”一事有极大的质疑，也怀疑事件中李星星父母亲的角色。即便如今最高检和公安部通报了鲍某涉嫌性侵的调查情况，安宁指出，她的疑问仍未被解答：通过“收养”来“改善生活条件”是李星星的真实意愿？还是父母的意图？更改出生日期发生在李星星被“收养”之前，那更改出生日期的想法和行动是谁在主导？其中父母亲的角色和目的到底为何？李星星是积极配合还是反对的？她是否又有能力反对？

接着介入援助的付薇律师、李莹律师、杨斌律师、林漫以及多位志愿者，都因为无法从李星星处获得有效信息，需要的材料李星星也长期没有提供，纷纷退出了援助工作。

据林漫后来了解，李星星把曾经援助过的志愿者、律师的微信再一次全部拉黑，又重新通过社交网络继续进行新一轮的求助。

冲突激化

鲍李二人居住过的山东烟台滨海社区。图片：CFP

2019年5月底，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律师李莹接到同事李慧茹的电话，说受助者李星星要跳海自杀。和对方通话——微信语音和电话背景是海浪和趟水的声音。

这一天在忙乱中度过。李莹打电话截住一位正在开车上班路上的当地朋友，一边辗转通过南京的妇儿权益工作网络联系上李星星的母亲。一两个小时后，那位朋友载着李星星母亲到海边，李星星已经“被人救了”——当时实情如何，朋友也不得而知。最后，李莹的朋友把母女俩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这让李莹后怕不已。自从4月下旬热线接到李星星求助以来，她的经历与之前的律师、社工与记者一样。“我当时是完全相信她的。”

当时，李星星的要求是能让公安再次立案。她自述还有几个月满十八岁，也说到自己已经有很严重抑郁症，有自杀倾向，医生让她住院。“我们觉得要更加重视她。我说你是未成年人，我需要跟你的父母沟通一下。”让李星星配合依旧不容易，李莹坚持之下，终于得到了与李星星母亲沟通的机会，“感觉她母亲没有什么主意，闺女怎么说怎么是。”但无论如何也不算太诡异——可能就是跟她遇到过的很多受害者家属一样，可能是因为能力、生活状态和文化程度，不能给孩子更多帮助。

之后，与山东与南京的相关部门沟通的过程中，李莹了解到许多李星星没有告诉她的复杂情况，觉得有些困惑和“情况不对”。当时，再次立案的可能性很小，她只能劝后者，“有证据不足的问题。我们会努力，不要太着急。”

事实上，与李莹等援助者的联系激化了鲍李之间的冲突。这一个时间区间在鲍毓明一方的记录中，是李星星和某位“北京阿姨”“阴谋”将其送进监狱的时期。一些援助者感觉到，她们的存在，最后李星星都会让鲍毓明知道，似乎这也成为了双方角力的一部分。

不久，李星星来电，说鲍毓明将其打伤，当时在派出所。源众决定帮她申请一笔紧急救助基金，但申请需要的身份信息，跟李星星磨了很久。

没几天，这笔救助金又退回了源众。李星星告诉她们，鲍支付医疗费。“我有些小感动呢，觉得这是一个懂事的孩子，知道这些对她的支持资源是不容易的。”

与其他人类似，李莹对李星星的感受，在困惑与怜惜之间往返。她知道她的反复和谎言，跟之前遇到的个案当事人差别很大；但在李莹看来，这些表现又跟过去遇到的受害者有相似之处：无法安放自己的情绪，因此爱上加害人，可以理解。围绕对李星星的照顾，源众和深圳市春风心理创伤援助公益平台以及南京帮助李星星的一位咨询师组成了微信群组。

跳海事件之后，李莹觉得情况危险，心理问题不能再拖了，“我跟她说，追究责任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去治病。”李星星不合作，源众的同事再次申请了紧急救助基金，费了很多功夫，终于说服她住院治疗了。

“阿姨，我来北京找你好吗？”李星星开始如此请求。李莹感觉，李星星对办案表现出较强的主导性，而了解越来越多复杂情况的李莹，希望坚持自己办案的节奏和思路，婉拒了她的来访，让她先好好学习，不要耽误考试。

很快，源众、春风的工作人员和南京的心理咨询师同时被李星星“集体拉黑”了。

黑箱

南京是李星星的父母与哥哥长期工作与生活的城市，她曾在此报警，也得到警方、妇联和社会组织的帮助。图片：CFP。

2020年4月初，李星星一案在《南风窗》曝光后引发全民关注。千千律师事务所介入援助，律师郭建梅和吕孝权共同代理。此时，李星星差不多已经把全国在性别暴力上最有处理经验的社会组织都求助过一遍了。

吕孝权坦言，案子成为全国性舆情事件后，有记者找到他们，请求给李星星援助，“但案子进行侦查阶段，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有限，看不到核心证据，调查的卷宗资料一页都没看到，对李星星提供的证据，如身份证，也没有足够的查证能力。”

介入代理后，郭建梅和吕孝权一直与李星星保持着联系。那段时间，李星星情绪和心理状态不稳定，有时候焦虑到凌晨两三点给他们打电话做长时间咨询。

两人会见过李星星，也多次提出想见见李星星的母亲了解情况。但因种种原因，未能见到李星星的母亲或其他家人。

李星星的家庭就像一个黑箱，让人无法看清楚内部真实情况。李星星的家庭情况具体如何，父母亲在事件中到底是什么角色，她受到的教育是怎样的？李星星在老家县城的数一数二的高中读着书，为何突然“请病假”去了南京？按照现在的调查通报，李星星一家与鲍某在2015年9月才开始接触，然而李星星父亲在2015年3月就给李星星更改了年龄和身份证。为什么？更改年龄是谁的主意？

这些都是导致李星星案发生的关键信息。然而，不管是媒体采访还是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的调查，都没有深入解释。无法全面了解这些因素，就无法从中探知逻辑关系，也无法准确分析和判断。那如何到达真相？

吕孝权的执业困境是，如何与各种当事人之间迅速建立起彼此互信及友好的沟通关系。面对纷纷扰扰的各路舆情，如何在第一时间进行有效辨识，并做好帮助当事人屏蔽二次伤害。如何及时有效稀释负面信息对代理律师身心的负担。

李星星对援助者，包括律师都不够信任，在受到质疑时又以一些自以为是的谎言回应，导致事件真相越发破朔迷离。

李莹童年时期有过与父母分离的经验，这让她不断回到原生家庭和早期经验去理解李星星“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孩子”。她的个案援助经验告诉她，熟人性侵案很少是简单明了的，而当事人复杂的精神状态，会让性侵害案件变得更加难解。“我们不能够轻易谴责可能的受害人，她们所作所为一定有背后的逻辑，一个是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对帮助她的人没有信任？跟童年经历有关。”

一些报道此案的记者披露，李星星在初中阶段学习较好，还是班干部；父母较早将儿子带去南京，而将女儿交给老家的父母。这让李莹更加质疑星星的家庭在她后来经历的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长期进行性别暴力受害者心理咨询的心理学者张澜（化名）对全现在表示，童年遭受性侵和其他早期创伤性经验，譬如家暴和父母忽视、贬低和歧视的个体，如果没有来自重要他人的支持，其对自己、他人和周围世界的看法会受到负面影响。这是童年心理创伤造成的后果。

张澜表示，在性侵事件中，有经验的援助者较多的是记者、妇女组织成员和律师，多是从社会结构与法律的角度去理解事件；而有相关个案积累的心理咨询师介入很少——处理这类当事人的个案，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心理能量，同时可能需要支付昂贵的督导费来获得专业指导，以及支付同样昂贵的个人体验费（个人体验是指心理咨询师以来访者的身份，去资深前辈处进行心理咨询）来预防或者处理可能的替代性创伤。而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可能既缺乏对性别处境的理解，也不太了解这类当事人特殊的思维方式和言行举止，因此沟通可能会出现问题。

在救助李星星的过程中，助人者很可能因为感受到无力、无助、委屈和愤怒而最终撤退。张澜提醒，这样的救助工作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包括性别视角、创伤学和人格结构领域的知识，以及相应的干预经验。“我们都要在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去帮助她们，否则就像不会游泳的人去水里救人一样，白白搭上自己。”

几年前，有性侵案需要介入，转介者提醒郭建梅：“这或许不是一个好的当事人。”郭建梅的回应是：“没关系，当事人很少有‘好的’。”——不会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无懈可击、纯洁无暇，对律师也未见得一定坦诚，这是长期为弱势女性与儿童进行法律援助的她，已经习惯的事实。

郭建梅坚持认为，即便没有发现鲍毓明违背李星星意志，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李星星发生性关系的证据，但鲍某某明知其本人和李星星的情况，都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收养和被收养条件，且在误以为李星星系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以“收养”为名与李星星交往且发生性关系，就已经是有主观的性侵故意了。

多位救援者对鲍毓明都持类似的看法：他利用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伤害了地位与阅历都与他有天壤之别的年轻女性，这是不公平的，只是法律并没有作好准备，干预这种不公。

社交媒体时代的援助挑战

图片：CFP

真相并未因为调查结果出台而彻底清晰，社交媒体上已经出现了“反转”和“没有反转”的两极。

当下的网络环境下，受害者多方求助，一边习得别人的经验，一边也有了条件想着各种办法来打磨自己的故事。求助者还可能认为，求助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不如求助网络来得快速有效。然而，对维权的目标、代价与法律风险考量不足，反而可能让当事人因直接面对网络暴力和撕裂的舆论而承受超过预期的压力，增加个案解决的难度。

在最近梁颖—罗冠军围绕是否约会强奸而引发的网络风暴中，李莹的一位性侵当事人特意向她表示感谢。因为李劝阻了她实名在网络上曝光对方的行为，而又在法庭上为她争取到了胜利。对曝光，李莹的立场一直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信息，避免遭受二次伤害，因为曝光是不可逆不可控的。”而她认为，很多当事人可能并未意识到，揭发事实需要极为谨慎，这个过程中离不开专业人士的帮助。

林漫曾多次提醒李星星要谨慎曝光和小心面对舆论。然而，无论是李星星还是帮助她发声的微博账号“烟台B律师性侵案受害人姐姐”，看来都缺乏媒体经验。不止一家媒体在发稿之前都遇到过李星星声称不发稿就自杀，而当一家视频媒体的报道导致李星星不满，“烟台B律师性侵案受害人姐姐”直接宣布：没有接受过这家媒体采访。

林漫注意到，社交媒体舆论仍然是要么“李星星诈骗”要么“鲍恋童性侵”的两极对战，要么“相信受害者”要么“归咎受害者”的对立立场。而这些长期耕耘妇女权利议题的援助者则更多地认为，没有非黑即白的真相。

“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普遍的网络求助？”李莹认为，理解性暴力上理念不够和实践操作中的具体问题，现状就是很多真实的性侵害案件无法走法律程序，而网络能够作为一个外部压力，推动个案解决。而在社会支持系统不足的情况下，网络舆论对于受害者也是一个安慰。

弦子总结自己支持受害者的经验，如果要坚持践行自己的性别主张，承担对运动的责任，那援助者永远不可能轻松面对所有的呼救和求助。“援助者需要反思失误，需要面对混沌，否则怎么努力进步呢？”

林漫的反思是，援助者要清楚知道自己的能力范围和职责界限，坚守自己的底线和伦理，知晓援助行动的风险，不被求助者和舆论绑架。说到底，还是共情与理性的平衡。

对于援助者们，“总是狼来了，我们要不要相信性侵控诉者”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李莹在最近的一个讲座上提及，自己经手的三分之一的性侵案件无法立案或者定罪，而现实中诬告构陷很少，并且几乎都能被发现。“受害者打破沉默就很不容易了，我们还是要相信她们。”

原创稿件。转载请后台留言联系。

一、水瓶纪元及其姊妹号水瓶启元被封

近日，微信公众号“水瓶启元”遭到封禁，其最后一篇文章【404文库】《玄奘寺日本战犯牌位事件背后：吴啊萍被判刑，方丈被软禁》发表于2026年3月20日。

据悉，“水瓶启元”为微信公众号“水瓶纪元”的姊妹账号。“水瓶纪元”于今年2月遭到封禁，其最后一篇文章《【404文库】水瓶纪元｜“世界工厂”深圳：一场被消音的苹果代工厂罢工》发表于2月13日。

目前，水瓶纪元的Substack账号仍在继续运营，其介绍为，“由一群从机构出走的女性媒体人志愿组建的报道平台。我们希望在substacks上自由地传播文章，不再受审查限制和算法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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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方都市报｜多平台账号被禁止关注！总粉丝超1000万

3月24日，南都N视频记者注意到，汽车互联网服务平台“汽车之家”多个社交平台官方账号被禁止关注，而此前，国家网信办曾通报称，“汽车之家”等平台开展不规范测评，扰乱汽车行业市场秩序。

“汽车之家”多个账号被禁止关注。

24日下午，南都记者查询发现，“汽车之家”多个社交平台官方账号显示无法正常关注，其中有平台注明系“该用户因违反社区规定被禁止关注”。这些账号粉丝数从数十万到数百万不等。记者咨询账号客服人员，暂无回应。此外，“太平洋汽车”多个账号也被禁止关注。

今年1月，“网信中国”公众号发布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公开曝光第三批典型案例。该文披露，近期，国家网信办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聚焦挑动群体对立、炒作负面话题、开展不规范测评等突出问题，持续深入开展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依法依约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

其中，“汽车之家”“太平洋汽车”等汽车类垂直平台，开展“冬测”“智驾横评”等不规范测评项目，并通过相关账号发布以偏概全的汽车测评类信息，误导社会公众对汽车产品质量、功能性能等方面的认知。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采取处置措施。

南都记者获悉，早在2025年12月，“网信中国”公众号曾发布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公开曝光第二批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智驾安全榜”等账号发布不实测评信息，侵犯企业名誉。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采取处置措施。

南方都市报（nddaily）报道

南都N视频记者 马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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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新疆大学民俗学教授、人类学家热依拉·达吾提在前往北京开会途中骤然消失。直到六年后的2023年，外界才获悉她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作为致力于记录维吾尔族“麻扎”（圣徒之墓）文化的顶尖学者，她的遭遇并非孤例。在2016至2018年间的一场抓捕风暴中，数百名维吾尔族学者、编辑与知识分子相继失去自由。

独立媒体“WOMEN我们”日前发表文章《热依拉·达吾提永远失去了她的田野》，通过热依拉·达吾提女儿阿克达·普拉提的视角，讲述了她的母亲被“强迫失踪”的悲剧，并以此折射出近年来新疆知识界与传统文化所遭受的系统性重创。

文章梳理指出，自2016年起，包括新疆大学校长、资深出版编辑、文学奠基人在内的数百名维吾尔族学术精英，甚至参与研究的汉族学生，相继遭到拘捕与重判。这些学者大多在体制内勤恳治学，但随着政策的急剧收紧，他们正常的知识生产、教材编审以及民俗研究，纷纷被定性为“分裂主义”或“两面人”行为，合法的执法程序与家属的知情权也被完全剥夺。

伴随文化传承者一同消失的，还有维吾尔族的传统文化空间。热依拉生前倾注心血研究的“麻扎”（圣者墓地）文化，展现了维吾尔族信仰中包容、融合及充满世俗人情味的一面。但近年来，上百处麻扎被推土机以各种名义夷为平地。海外学者痛心地指出，真实的维吾尔文化正在被“掏空”和“博物馆化”——鲜活的信仰与历史被强行切断，最终沦为徒有其表、仅供游客观赏消费的空洞景观。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

苏勒坦和其他曾经担任官职的维吾尔学者一样，被指控为“两面人”。

一个月后的2018年2月，新疆大学前语言学教授，曾担任人文学院院长的阿尔斯兰·阿卜杜拉（Arslan Abdulla）被警方拘留，他编写了2010年出版的《现代维吾尔语言》，这是一份维吾尔语言重要的标准化教材。

与维吾尔教育和人文学科教授们一同消失的，还有他们的学生们。一份更新截止日期为2018年11月8日的《维吾尔知识精英受迫害者名单》中，罗列出以热依拉·达吾提为首的124位来自大学的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名字，以及四名来自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的知识分子的名字，他们都是在2016年之后“被消失”的。而“WOMEM我们”曾看到的，一份流亡维吾尔学者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在2022年12月整理的《2016年之后在中国被拘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名单》中，已经罗列出了435个人的名字。他们来自新疆各个大学，包括新疆大学、喀什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医科大学等；也来自各个出版社，比如新疆教育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还有作家、诗人和记者。除此之外，还包括数百名维吾尔医生和工程师。

在“恐怖”的笼罩下，维吾尔人不再被允许祈祷。外来者也越来越难理解，何以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文化空洞。学者里安·瑟姆（Rian Thum）曾指出，维吾尔文化如今已经被“掏空”了。“就像是某种水果，去掉了中间的肉，只剩下外面的空壳。”哈里斯对这个说法表示赞同。瑟姆用“博物馆化”（museumification，或称“景区化”）形容维吾尔族的文化现状：文化被连根拔起，人民与土地和历史的联系被切断，剩下的只有空洞的建筑和表演，令游客无法理解其中真实的意涵。

“是的，如果你现在去喀什老城，”哈里斯说，“虽然房屋外墙上还有许多美丽的装饰，但是你看到的，其实是一座已经被毁坏的城市。”

“她的所有研究都尊重国家的指导方针，政府觉得（内容）敏感不批准，我妈妈就没有机会去研究。”热依拉刚消失那段时间，阿克达还能保持平静。她只是等待着：三个月过去了，接着是六个月。视频通话里，阿克达看到父亲和外婆的表情越来越悲伤。

作为热依拉唯一的女儿。八年间，阿克达没能从警方那得知任何有关母亲的消息，也没能看到任何抓捕、逮捕、起诉和判决文件。这期间，她的外婆去世了，她的父亲因为她在海外为母亲发声，不再和她联系。

成了漂泊无依的人之后，阿克达才真正开始了解，身为维吾尔人意味着什么。2025年12月12日，热依拉被捕八年后，她在纪念文章中写道：

“她的失踪迫使我以从未想象过的方式直面责任。我以前完全不涉足政治。母亲的失踪迫使我站出来，为人权发声。倡导人权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异国他乡独自生活，同时还要努力建立自己的生活。我必须坚持下去，直到她获释，直到她的声音——以及其他像她一样的人的声音——再次被听到。”

这是一个入世僧人如何在政治与媒体中被制造，又被吞噬的故事。释传真曾在官商网络中自如穿行，频繁出入公共视野，但在由其住持的南京玄奘寺地藏殿内发生的供奉侵华战犯牌位事件，让他从舞台中央被迅速移除，从“爱国僧人”变成“国耻僧人”，自此落入沉默与隔离。如今的地藏殿已被夷平，那些经他一手建立的声名与往来，也在风暴中迅速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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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释传真是个熟悉，且陌生的名字。

在一个已注销的微博账号里，释传真这样介绍自己：“第一个考大学的和尚、第一个考公务员的和尚、第一个拍电影的和尚。”声名最盛时，玄奘寺的会客厅里，四壁悬挂着他与各级官员的合影，从地方主政者到中央层面人物不一而足，其中许多人都不止一次出现在新闻联播当中。

印有前南京玄奘寺住持释传真与社会各界人士合影资料的小册子。（图_叶丰/摄）

他有过不少的高光时刻。22岁那年，他成为了第一位读大学的僧人。毕业后，他成为栖霞寺的知客僧，在此阶段，积累官商人脉。35岁，他拥有了自己的寺庙——南京玄奘寺。2006年，还拍摄了抗日电影《栖霞寺1937》，是媒体报道口中的“爱国僧人”。

背后的国族情结，曾经让他得到盛名与道德光环，而同样的公众情绪，在16年之后成为他的滑铁卢。

2022年，一个叫吴啊萍的陌生人，在他任住持的玄奘寺里放了六个排位，其中五个是日本侵华战犯，释传真因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三年有余，以至于许多人都已经忘了他。事实上，他在距离南京城区40公里外的另一所寺庙里过着“半软禁”的生活：有人巨细靡遗地照料着他的一举一动，以保证他的“安全”；还有8个摄像头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

释传真的盛名与落寞都系于时代，他被选择，也被抛弃。但无论哪种境遇，都是出于世俗权力的羁绊。在他的小说《一目了然》的结语中，释传真写道：

“把真相写给历史，把历史编成故事。把故事撒向人间，以故事揭示人性，以故事诉说人生与时代的悲歌！”

被隔离的方丈

59岁的释传真如今的生活过得极其简单。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随后开始在狭小的房间里度过漫长的一天：回忆过去，录视频，写小说，或临帖练字。这些事情，在他看来是对抗被控制的一种方式。他几乎一直重复着同样的节奏，直到晚上十点左右入睡。

对于眼下的处境，他清楚地感到落差。“你看我以前当住持的时候，上到领导，下到老百姓，谁都会来找我。连省长私下都来拜见我。现在谁都不敢来了，很多老朋友都害怕，都在跟我切割。”

这种“不敢”，一是关系上的疏离与回避，二是物理意义上的隔绝。

释传真现在的住处位于南京城郊金牛湖景区的金光禅寺，距离市区约40公里。要见到他并不容易。从景区大门进入，沿着绕山路步行半小时，才能抵达庙阙。寺庙不久前刚翻修过，门前石狮子胸口的红花尚未摘下，但僧人已所剩无几。按释传真的说法，“现在就一个住持两个僧人，平时根本没人来。”

位于南京城郊金牛湖景区的金光禅寺外景（图_叶丰/摄）

他被安置在寺庙侧边一处单独隔出的空间里。推开木门，是一间供他写字、看书的阳光房；再往里走是通往地下室的入口，楼梯正对着一只监控摄像头。

地下室是一条狭长的甬道，共有四间房。前两间住着陪护人员，一共五人。名义上，他们的任务是“保证释传真的安全”，但其实是某种隔离。即使释传真多次表示自己不需要这种“保护”，这些人仍轮班值守，吃饭时也会陪同。

释传真居住的地下室，尽头处能看到悬顶的电子监控。（图_叶丰/摄）

监控覆盖甬道的每个转角。只要有人来访，或他有任何异常举动，工作人员都能立即介入。

释传真住在第三间房里。房间只有十平方米，没有厕所，一张桌子、一张床，再摆上书和杂物便已满当，里面的书多是小说，其中包括被改编成电视剧的《天道》和《遥远的救世主》。

释传真居住的房间，摆有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套桌椅。（图_叶丰/摄）

他身材敦实，看上去仍有几分方丈应有的福相。水瓶纪元见到他时，南京已入深冬，地下室阴冷潮湿，释传真的灰色袈裟外套着厚厚的羽绒服。说话时，他语速平稳，逻辑清晰，偶尔会回头确认单元门是否反锁，却很少停顿，也没有显露出明显的颓丧。

在书桌上，放着一摞印满文字的A4纸，那是他正在写的小说《一目了然》。他说，自从2022年7月21日玄奘寺牌位事件发生、自己被“软禁”之后，便开始动笔记录这个自传式故事，讲述一名入世僧人与政商之间的故事。

“我原来想等养老的时候再写小说，现在被迫闭关，反倒有时间写了。”他说，计划写四部，“《一号会所》《一目了然》《一世风尘》《一本正经》。如果真写完了，我还得感谢他们。”

书桌上摆放着厚厚一摞的还未完成的小说稿，打印之余，释传真还用红笔在文稿上逐一修订。（图_叶丰/摄）

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书写和录制视频的行为支撑着他的生活。他有许多话想说，也有冤屈想要申诉。他脑海中不断闪现出一些名字：老乡释永信、师傅慧监法师、以及各路官员的姓名……当然，还有吴啊萍和他的玄奘寺。

从去年10月起，他开始在网上发布视频，讲述自己“被闭关”的经过，强调牌位事件是一次“被炒作”的风波，自己则是受害者。他还说，因为这件事，刚刚修缮完成的玄奘寺地藏殿在一夜之间被推平，玄奘寺里的观音坐像、石碑、转轮藏等设施全部被毁。

“这些东西加起来四千多万，现在全没了。地藏殿有近九百六十多平方米，现在成了一片草坪。”

他尝试过多种反抗方式。先是举报相关部门，“没有任何手续就把我关在这里”；随后是打官司。修缮地藏殿时，他曾向一名信徒借款一千万元，并承担担保责任。如今地藏殿被拆，债务却仍在，“人家告我赔钱，可寺庙已经没有了。”

图为刚重修完成时的玄奘寺地藏殿，因受供奉侵华战犯牌位事件影响，现已被拆除。（图_叶丰/摄）

最后，他甚至报了警。“法律规定要保护宗教合法财产不受侵害，那这四千多万的损失，应该有人要赔我，还要追究拆处地藏殿的刑责。”

这些内容，大多已出现在他自己发布的视

图为刚重修完成时的玄奘寺地藏殿，因受供奉侵华战犯牌位事件影响，现已被拆除。（图_叶丰/摄）

频中。但回应寥寥。他原本希望借助媒体和网络为自己脱困，却发现事情并未如愿。他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他的“救世主”，比书架上那本《遥远的救世主》要遥远得多。

在释传真看来，这并不是命中注定的一劫，而是一场早已酝酿许久的报复行动。“他们一直想‘弄’我，就等这样一个机会。”

至于“他们”究竟是谁，他自己也说不清。可能是与他发生过冲突的官员，可能是他曾经置身其中却无法触及的权力网络，也可能只是体制与群体情绪交织后形成的一张无形之网。

在这间地下室里，他唯有用写作和录像，对抗被世界遗忘的速度。

陌生人

事实上，牌位事件的缘起比外界知晓的早很多。

2017年12月18日，南京玄武湖畔的九华山玄奘寺。27岁的吴啊萍走进客堂，提出要在地藏殿设立六个超度牌位。她来南京已有四年，在鼓楼医院从事护理工作。那天，她低着头，说话不多。

与正殿中为在世之人祈福的长生禄位不同，超度牌位在佛教中又称往生莲位，是生者为亡者祈愿超度、化解罪业的一种仪式。

释传真治下的玄奘寺收费并不高，每个牌位每年100元。吴啊萍一次性缴纳了五年的费用。当值僧人灵松递给她登记表，并未多问。

吴啊萍在表格上写下六个名字：松井石根、谷寿夫、野田毅、田中军吉、向井敏明和华群（明妮·魏特琳）。她称这些人是自己的“朋友”。

在南京玄奘寺往生莲位登记表上，吴啊萍写下标注“友”字的六人名字。（图_网络）

灵松没有听懂这些名字意味着什么。他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继续追问，只记得这个女人看上去十分憔悴，年龄似乎比实际更大。

这种状态，与她后来在镜头前的自述相互印证。吴啊萍说，在设立牌位前，她已因失眠、焦虑等问题多次就医，连续服用镇静和催眠类药物近九个月。

警方随后调查显示，吴啊萍原籍福建晋江，千禧年前后随父母迁至南京。高中毕业后赴北京学医，回到南京从事护理工作。

也是在这一时期，她系统了解到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知晓松井石根等战犯的罪行，并受到强烈心理冲击，长期被噩梦困扰。接触佛教后，她逐渐形成一种自认为可以“解冤释结”“帮助脱离苦难”的观念，进而产生了为这些侵华日军战犯设立超度牌位的念头。

与此同时，她还接触到美国传教士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庇护女性的事迹。魏特琳因战争创伤回国后自杀。吴啊萍将其与前述战犯一并供奉，称是希望“帮助她解脱”。

两年后，她辞去护士工作，前往五台山，成为一名居士。据灵松回忆，自此之后，吴啊萍再未出现在玄奘寺。

2022年2月26日，一名信众来到玄奘寺寻找自己供奉的牌位。在地藏殿内，他注意到几块牌位上写着侵华日军战犯的名字。尽管当值僧人劝阻拍照，他仍拍下了照片留存。

此前地藏殿内，写有侵华日军战犯名字的牌位，上有落款“吴啊萍”。（图_网络）

情况很快被汇报给释传真。多年在宗教系统内行走，他清楚，这类问题一旦越出寺门，便不再是“宗教事务”。他判断，这件事可大可小。

他随即要求将写有战犯姓名的五块牌位撤下，暂时收起，并反复叮嘱寺内僧人不要对外谈论。但数月后，事情失控了。

一夜成罪人

2022年7月，一名网名为“亚瑟”的网友在抖音发布视频，称自己曾在玄奘寺地藏殿看到供奉日本战犯的牌位，并称价格高达三万至五万元。

7月21日，网友“荣洋成”前往现场并报警举报，并在微博写道：“我相信每个中国人遇到这种事都会挺身而出的。”

一组原本静默的牌位，在民族记忆、网络传播与行政逻辑的合力之下，被迅速塑造成一场公共事件。而释传真，成为这场事件中最先被要求退出舞台的人。

多家媒体赶赴现场，九华山周边开始有工作人员值守，禁止拍摄与停留。

彼时，释传真当时正在医院住院，准备接受手术。他试图通过寺庙公众号作出解释，称地藏殿并非“供奉”，而是“赎罪”与“消解”，费用也只是百元一年，但被有关部门制止。

随后，他的手机被收走，被要求不得离开寺庙。玄奘寺大门关闭，一周内只出不进。

7月22日上午，南京九华山玄奘寺被暂停开放。（图_网络）

7月22日下午，南京市发布《关于玄奘寺供奉牌位事件有关人员的处理情况》的通告，宣布责令玄奘寺停止日常活动，撤换主要负责人释传真_（俗名李义将）_职务，免去玄武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胡圆圆职务，并对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苏宇红、副局长纪勤予以诫勉和停职检查，同时成立工作组处理这起“造成恶劣影响”的事件。

《环球时报》随后发表题为《严查“吴阿萍”，守护民族情感》的社评，称该事件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严重挑衅和伤害，并对网民的集体反应给予正面评价，认为这是“爱国主义和清风正气高度凝聚的体现”。

据媒体统计，截至7月23日凌晨，“南京玄奘寺”相关话题的阅读量在24小时内突破了10亿。有人将玄奘寺称为“靖国神社分社”，有人要求拆寺、追责，也有人要求揪出落款中的“吴啊萍”。

三天后，7月25日，释传真与吴啊萍同时出现在新闻画面中。

南京广播电视台公开了吴啊萍受讯问的画面，并就此采访了释传真。（图_网络）

吴啊萍表示：“特别想和所有被我伤害到的人道歉，特别想跟所有人忏悔。真的不知道做什么才能弥补，我也愿意接受法律给我的任何制裁。”

释传真则称：“我非常惭愧，我真诚地向全国人民道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给全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是释传真以“玄奘寺住持”身份出现的最后一夜。

此后，据知情人士称，吴啊萍因寻衅滋事罪被刑拘并获刑半年。释传真则自此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被选中的僧人

要理解释传真为何会成为这场风暴的中心，必须回到他早年的道路选择。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清修僧人，而是一个主动走向权力的入世僧人。

在被禁足于玄奘寺大半年后，2023年5月19日，释传真被转送至40公里外的金牛湖景区金光禅寺。 在此，他开始回溯自己的人生。

他意识到，自己与官员、商人们的第一次交集，始于1997年。

那一年，栖霞寺换届，他凭借多年积累和善于言谈，被推举为“知客僧”。在寺院体系中，知客被称为“丛林纲纽”，负责接待外来宾客，是寺院与外界联络的关键节点。政府官员、主要施主、四方名僧到访，皆由知客陪同。

客堂在山门之内，却直面俗世。香客、施主、官员、商人，从这里进出。清晨，钟声尚未散去，车辆已停在山门外。午后，茶水未凉，又有人被引进来。释传真穿着僧衣，站在门口，合十、点头、引路，记住一张又一张面孔。

也是在那几年，一位新到南京任职、分管旅游与文化的省级领导多次前往栖霞寺考察。寺庙被纳入地方文旅规划。释传真负责全程陪同，从山门讲到大殿，从寺史讲到香火，从修缮讲到开放。类似的关系，正是在一次次陪同中累积起来。

千禧年前后，他已在南京佛教界有了名气，升任栖霞寺监院，相当于寺院的实际管理者。但同时，他又卷入了寺庙内部的权力斗争中。

他说，自己当时在竞争住持的时候逐渐失势，因为同门的师兄弟有国家宗教事务局_（下称“宗教局”）_领导的支持。在当时的年代，佛教的竞选早已不是书里写的那种辩经论圣的选举方式，而是需要政府机关的支持，要有宗教局、统战部、组织部的支持。

“（那时候）我们就是党的编外组织了。”

释传真给自己设想了两条路：要么争取成为住持，要么另觅一处，做一座能够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寺院。他选定了九华山。彼时，九华山还只是玄武湖边的一个公园，但在山顶处有三藏大师_（唐代高僧玄奘）_的舍利，早年汪伪政府在此已修建有一所三藏塔。

如今的南京九华山公园。该九华山亦称“小九华山”，以区别于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安徽池州九华山。（图_叶丰/摄）

2003年8月，南京发生震动全国的邓府巷拆迁自焚事件。消息迅速扩散，国内外媒体云集南京。在高压舆情之下，上级要求地方政府：十天之内必须解决问题。

自焚者家属与释传真相识，于是他自告奋勇、奔走出力甚至垫资，帮领导把这场“火”灭了。参与此事的部分官员后来完成升迁——当年的区长成为副市长，分管城建事务。

这起事件之后，小九华山寺正式更名为南京玄奘寺，并承担起“南京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职能。

2022年7月22日，牌位事件发生后，玄奘寺门外印有“南京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被迅速撤下。（图_网络）

但在此之前，玄奘寺的合法性并不稳固。

按照正常程序，宗教事务需要先由宗教局报区政府审批，成立“筹建办公室”或“筹建小组”，一步步走完流程。但释传真发现，这条路径根本走不通。

他选择了“先斩后奏”。他说，在那个年代，政府部门对于宗教事务，尤其是兴建寺庙呈开放态度。

正因此，释传真先立起了玄奘大师铜像，建成相关设施。待事情完成后，宗教部门才得知情况，随即要求撤除香炉和供奉设施。

释传真又随即调整策略，不再以宗教场所名义运作，而是申请成立文化机构——“玄奘三藏院”。牌子挂出，这里不再称为寺庙，而被界定为研究机构。他本人则以“顾问”身份参与其中。

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原本无法获批的宗教空间，最终以文化机构的名义得以存续，并在随后逐渐获得地方部门支持。

如今的南京玄奘寺（图_叶丰/摄）

如今的南京玄奘寺（图_叶丰/摄）

这一次，命运的指针再次向他倾斜。

释传真后来这样总结宗教的角色：在他看来，佛教，或者说宗教，自始至终都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调和剂。政府可以借助宗教宣传政绩，也能为地方带来一定影响。“用现在的话来讲，是纽带和桥梁的作用，从哲学来说就叫‘调和剂’。宗教界人士是联系党和政府与宗教信徒之间的纽带和桥梁。”

在玄奘寺，他的会客厅里挂满了与各级官员的合影——从地方主政者到中央要员。他处在制度之外，却又离制度极近的位置。

也是在这一时期，他进入南京市佛教协会，成为常务理事，又进入南京市青年联合会，担任常委。身份不断叠加，他的交往圈层随之改变。

他与统战、宗教、建设系统之间的联系变得愈发顺畅。在城市更新、寺庙恢复、重大接待等事务中，他开始被频繁“请出来”，承担协调角色，甚至开始给政府官员“讲课”。

2015年，南京市原市委书记杨卫泽落马被查。彼时，有媒体披露照片称，杨卫泽落马前曾多次出入玄奘寺，释传真曾进行陪同。 （图_南京市佛教协会网站）

那几年，一个不到四十岁的颍上青年，遇见了许多当时风头正盛的官员、商人，以及佛教前辈，因缘际会，做了许多长谈；谈抱负，谈理想，投契相知，也正是这些畅谈铸造了释传真一生的政治因果和未来的轨迹。

他提供的不是虚空澄净的佛理，而是实用的处世哲学。

比如，南京某官员手下嫖娼被抓，向释传真求教。他说，“你要抱着治病救人的心态，你单位先花个几千块钱把他带出来。带出来他心里就有数了，他的把柄在你手里，他出去之后永远会听你话；第二个，你稍微地放点小风出去，让大家知道他曾被抓的事儿，如果他在哪个地方再讲你坏话，你的人缘就来了。”

释传真还记得，隔壁直辖市的一把手曾到访玄奘寺，此后又带领一队下属前来拜访。释传真为其总结了三条为官之道：“有文化没文化，一定要学会听话”“得过且过，太阳出来暖和”“做一天和尚睡一天觉——不是敲一天钟”。

他进一步解释，“‘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是古语，但在当下的时代，敲钟的动作一出现，便会引人注意，让人知道深浅，只有睡觉，才能养精蓄锐，等待时机重新出发。”

释传真原本有一个博客，他时常在其中透露一些与政府官员的交往细节，也因此承受压力，有宗教系统内部人士提醒他“注意分寸”。后来，博客注销，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故事都被藏在他的内心深处。其间，曾有云南的官员不远万里来找他。对方带了36只金纸元宝和36只银纸元宝，逐一烧掉，但只是沉默，不发一语。

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有一则趣闻。在和彼时的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的交往中，释传真送给对方一个鞋拔子，意喻为“提拔”。结果，几天后释传真一进市政府门，门卫就夸赞他，说这个鞋拔送得好。原来，季市长一大早就被“提拔”走了，被中纪委“提拔”到党中央去了。

事实上，在释传真送出去的这根鞋拔子上还写着几个字：生活的好伴侣，仕途的好帮手。

他说，自己当时就想着抓紧时间做事。“趁着领导都在位，要赶快抓紧时间，多为社会、为佛教做一点事情。如果这个领导调走了，你才来个新领导，再沟通要花费很多时间。”

正是季建业落马的2013年前后，释传真感受到明显的变化：一是反腐加剧，许多熟识的官员被调查；二是佛教内部的丑闻频繁曝光——永信法师事件、福建和尚集体吃喝、假和尚等问题接连出现。

2015年1月16日，南京原市长季建业涉嫌受贿案在山东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图_网络）

“社会对僧人的态度，也变了。”

荣誉与悲哀都系于时代。有时被时代选择，有时被时代抛弃。而这一切，也为后来那场以牌位为导火索的风暴，埋下了绵长的伏线。

“三个第一”的和尚

在进入官商网络之前，释传真已是一名不断突破僧人边界的人，就像他选择出家，用释传真的说法，不是四大皆空看破红尘，他其实是有所求的。

1968年，李义将出生在安徽颍上普通农户家庭，家中弟兄姊妹七人，他排行第五。少年时他勤奋好学，高中进入当地最好的颍上一中就读，曾担任班长和学习委员。

可贫困和疾病并行——关节炎、神经衰弱困扰着李义将。高二那年，他不得不停学，也正是在那段日子里，他去上海打过工，还异想天开地跑到北京求学。他一边卖油条，一边到北京教育学院旁听，但坐进教室就睡着了。

生存不保，李义将只好回家。可家里还是破草房，几个哥哥条件也不好。于是，李义将跟母亲说，“让我出去出家，做个和尚吧。”

他先去的河南登封，希望投靠同是颍上人的释永信，但没有见到。在一位武僧的指点下，意识到尚武的少林不适合自己：“你是白面书生模样，去南京栖霞寺佛学院更合适。”武僧还给了他一封信，让他带去求见慧监法师。

南京栖霞寺（图_网络）

初到栖霞寺，方丈慧监问他出家的原因。李义将说了三个词——“求生、求学、不被饿”。

但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栖霞寺只有50个正式编制名额。这些编制不仅意味着僧人的身份被官方认可，也意味着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

编制带来的不仅是宗教身份的合法化，还直接关系到生计保障。成为正式编制人员后，每个月可以固定领取几十斤大米和相应数量的粮票。

当时，许多老和尚陆续回到栖霞寺。按他的说法，九成以上都是“文革”时期还俗、在社会上生活过多年的僧人。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政策恢复，这些人又被重新请回寺庙。但这些僧人中，不少人在社会上已经成家，有了妻子和孩子，也把世俗社会中的关系模式与利益逻辑带进了寺庙。

由此，栖霞寺呈现出一种鱼龙混杂的状态——既是宗教场所，也是一个充满现实利益博弈的复杂空间。李义将的到来，被寺庙里的不少僧人理解为“动机不纯”“六根未净”，觉得他只是想要脱离乡村，到城市里混日子。

但慧监还是保住了他，安排他在寺后门看门，既未剃度，也没有正式身份，但他利用值守之机偷听课程，自学佛学。1987年，李义将花7毛钱在寺外理发店剃了光头，向师兄借来僧袍和鞋袜，当众跪在慧监面前。

李义将自此转身，成了释传真。

1989年，还在佛学院就读的释传真便显露出与众不同的一面。一笔原本用于改善僧人伙食的香港善款，被挪作他用。得知此事后，释传真带领同学发起罢课。事件时间正值学运，在当地引起不小风波，佛学院对学生处置不一：部分学生被开除，释传真则在慧监的力保下背上记过处分。

如今回忆起来，他说，“慧监师傅真的是我路上的贵人，如果不是他，我的路根本走不下来，一次次的开除风险，都是他保护了我。”

1990年从南京佛学院毕业后，释传真最先执着的是两件事：拍电影、读大学。

拍电影的念头，来自早年的方外岁月。他回忆，刚到栖霞寺时，师父慧监每天夜里让他挑水到房间，然后讲故事。一次，慧监讲到1937年冬天，栖霞寺寂然法师率寺内众僧人庇护两万四千名难民的真实历史。听完后，释传真说自己下定决心，要让世人知道这段历史。

但师父告诫他：“时机未到。你哪怕是一条龙也要趴着，等到将来你的翅膀硬了，因缘成熟了，你再爬起来。”

在1991年秋天，在报上看到了南京大学成人高考招生的消息后，他将志向暂时转向读书，他要考南大的成人大学。

他先进到历史系，然后向校方申请到中文系和作家班做旁听生，1995年获成人大专文凭。2000年再次进入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成人进修班进修，攻读哲学研究生。

僧人读大学是首开中国先河之举，他在南大校园的出现曾引起好生一番轰动。他走在校园里，同学前后左右围成一个圈，把披着袈裟的他围在中间。去食堂打饭，还有人跟着他，想要看他吃不吃肉。如果和女同学走近了，就有男同学说他凡心不褪。

读书并未让释传真投入全部精力。在南大期间，他还在准备写剧本《栖霞寺1937》。题材是现成的。

2005年，恰逢抗战胜利60周年在即，他趁陪同领导参观讲解时，反复提及拍摄电影的设想。有一次，他当场从僧袍里掏出剧本，说：“领导，我剧本都写好了，就是没钱。”他把慧监的故事又复述了一遍。

听完后，一位省级领导当即转头对随行干部说：“这是好事，你们要支持。”他用类似方式争取过多位领导支持，获得省级批文，政府还为电影拍摄共拨专款150万元。但影片预算高达980万元，他不得不四处“化缘”拉赞助。

除此之外，要拍电影就得有公司。他注册了一家三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他自己是法人代表。公司成立之后，就不断有募捐款项进入账户。

为了拍摄电影，他还去了几次台湾，和亦曾在栖霞寺出家的星云大师聊了很多。“一方面想请求他的支持，另一方面是为了两岸和谐、爱国的精神传递。本来星云也想参与，最后因为各种原因没成。但因为这些交往，后来星云来南京，也是我在中间牵线搭桥，相当于做了统战的工作。”

多年努力后，2006年，《栖霞寺1937》首映式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多位副省级干部及国家宗教、电影系统高层出席。如今在豆瓣上评分8.2的这部片子，曾经为他带来了诸如《中国青年报》等重要媒体的报道。

图为抗日电影《栖霞寺1937》的海报，释传真为出品人兼制作人，并署名编剧。（图_网络）

那是一个属于媒体的时代，释传真懂得如何成为舆论焦点。譬如，2005年10月，他报名参加南京市宗教局副局长的公开选拔，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媒体事件。他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主动通知南京十多家媒体，并将消息传至省外论坛。

“当时说南京的媒体不让发这个报道，后来我跟一个熟悉的记者说，和尚考公务员这么好的新闻不发太可惜了，你可以跑到网吧，用匿名发到论坛也可以。还有你不要在江苏发嘛。所以最后这个消息，还是出去了，新加坡《联合早报》，还有上海《新闻晨报》都发了。”

最终释传真却没有参加考试。各中原因，说法不一。 按《南京市2005年联动公选领导干部简章》的规定，竞争市级机关副局级领导职位的条件是：须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还有其他任职资历要求。只单学历这一项，释传真就不合格。他被国家认定的最高学历是成人进修的大专文凭。

但释传真其实是不在乎的。他说，让俗世的人看到和尚也有思想、能力，就够了。毕竟，因为这个考公务员的风波，他上了知名电视谈话节目《鲁豫有约》。

释传真自称：“第一个考大学的和尚、第一个考公务员的和尚、第一个拍电影的和尚。”

在他看来，僧人入世是必要的，“要做事，就要钱，也需要有权力的人支持。”出家前，他想当记者、写小说；出家后，他想拍电影、读大学、建寺庙——这些几乎都实现了。

令释传真遗憾的是，由他筹拍的另一部电影《三藏塔1942》曾在2017年前后开机，但因资金问题及团队纠纷，最终未能完成制作。

2017年，释传真出席抗日电影项目《三藏塔1942》的开机启动仪式，这是他筹拍的第二部电影。（图_网络）

坠落之后

这些热闹的过往逐渐远去， 如今身处金光禅寺的地下室，时间变得缓慢而单调。释传真偶尔会想起过去的日子：古树下的方丈室、香客络绎不绝的景象、他自己微笑着迎接官员和访客的画面。一切都仿佛隔着一层厚重的玻璃，触不到，摸不到。

他的思绪常常回到玄奘寺地藏殿的往生牌位事件上。吴啊萍、牌位、撤除、官方通报……这一切曾经交错复杂，现在仍在他脑中反复重演复盘。

根据他的说法，玄奘寺出事之前，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有蹊跷。

他觉得，自己是因为之前在2018年前后重修地藏殿的时候，得罪了当时分管城建的某位市领导。那位领导的居住地就在九华山边上，但重修的工程车挡住了领导的进出，施工的噪音也让领导难受，双方闹得很不愉快。后来，释传真抓到了那位领导经济上的问题，写信到了中央去举报。

“后来，他被抓进去待了一年多。但他的关系网还在，就一直盯着我，等我出事想办法扳倒我。”

他还记得，自己曾收过来自澳洲的外国弟子。该弟子在晨练时，发现玄奘寺后山存在赌博场地，并有官员出入，随后引发了一些麻烦。

与此同时，让释传真觉得吊诡的事还有很多。比如，牌位事件之后，宣布取消他住持位置的不是宗教局，而是街道办。

南京玄奘寺牌位事件后，多地佛教协会发函，要求辖内佛教活动场所开展供奉牌位自查工作。（图_网络）

事件一出，他的经济问题也立马被摆上了台面。地藏殿重修涉及他化缘而来的1500万企业捐赠善款，但现在地藏殿被夷平后，捐赠的企业把他告上法庭，认为释传真存在挪用资金行为，要求其返还款项。

网络上，还有人开始梳理释传真的商业版图，称他曾关联多家企业，并担任部分公司的法人代表。同时，南京玄奘寺过往的法律纠纷也被重新翻出。

其中一宗发生在2018年。南京玄奘寺与深圳市成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对簿公堂。该案曾被部分舆论质疑为“以维修名义套取资金”。

裁判文书的信息显示，双方早在2014年签署投资协议，约定共同推进玄奘寺修复扩建项目，一期工程金额暂定3000万元。深圳成辉随后支付首期保证金300万元。但由于项目方案未获主管部门批准，审批手续无法完成，工程最终中止。法院认定，合同无法履行的责任不在投资方，判决南京玄奘寺返还保证金150万元。

天眼查信息显示，目前与释传真关联的企业共有7所，其中南京三藏精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南京诚之堂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禅那文化传播分公司，都是为拍摄电影所用，且现已注销。至于其他现在还存续的公司，他说，“也没做什么犯法的事情。”

后来，在被软禁期间，他因病住院，病床上却不让写“释传真”和“李义将”的名字。他向看守人员表示自己有权书写姓名，但这一要求未被理会。

事后回忆，释传真说，在牌位事件爆发约两个月前，已有信徒提醒他注意风险，称可能有人要对他“动手”。“我实际上已经很当心了，但没用。”

正在施工的玄奘寺（图_叶丰/摄）

去年12月，玄奘寺又拉起了施工围栏。按一位景区管理人员的说法，此次重修是为了以更好的面貌接待游客。但在说完这番解释后，他又补充道：“当年那件事闹到现在都没消停，是南京人的耻辱。”

至于地藏殿，如今从山顶望去已是一片平地，上面稀稀疏疏长着不高的青草。释传真看着照片指着说，“就是这里，心血都被毁了，几千万修的。”

现已被拆除的地藏殿原址（图_叶丰/摄）

那天，日落后的玄武湖，湖水灰黯，连树色也难辨。

“总之，南京的政治生态很复杂。”他在回忆中说，“领导换得像走马灯，抓起来的、调走的、出事的，十年间换了十一个市长、市委书记。”他觉得，自己和其中的很多人走得近，也得罪过不少人。

“我以前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他轻声说，“但这一劫，不是靠智慧和经验能解决的。”

2月初，在释传真的再三申请下，有关部门应允他于除夕当晚回到颍上探亲过年，但要求保持通话畅通，也不能与外界联系。

“其实看守我的人也都不容易，（对方）私下也说，要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也不想这样天天耗在这里。”

在公众记忆中，释传真已经被定格在“牌位事件”的标签之下，从他自己口中的“爱国僧人”变成了“国耻僧人”。

电影《栖霞山1937》中有一幕场景：保护平民的志海法师出现在一个大型公审的平台上，因拒绝交出难民，最终被日本人一枪打死，镜头锁止。

而如今的释传真——这位曾经频繁出入公共舞台、习惯于解释世界的方丈，成了一个被隔离在叙事之外的人。关于他和吴啊萍是否无辜，是否应为一切承担全部责任，关于人们心中是否仍存宽容与慈悲，答案或许早已不再重要。

撰文_叶丰

编辑_E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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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医学研究生在25岁的青春年华逝去。

3月14日晚23时，长沙警方发现橘子洲大桥有人坠江。第二天下午，坠江者被打捞上岸，经确认为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2023级研究生孙玉（化名）。

国内临床本科通常是五年学制，加上三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下称“规培”），培养一名本科学历的医生通常需要8年，培养一名硕士学历的医生需要11年，一名博士学历的医生则需要13年。

孙玉是一名专业型硕士。因研究与规培并轨，医学专硕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选择：8年便可拿到毕业证、硕士学位证、执业医师资格证和住院医师规培证，成为一名硕士学历医生。

孙玉2018年考入中南大学临床医学系，学制五年。这个年轻的女孩子热爱医学，高考后，明知医生很累，还是主动选择了医学。本科的五年里，她认真学习、实习。2023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保研本校。

按照原本的时间线，四个月后，孙玉将成为一名年轻的小医生。而现实是，这个拥有医学梦的年轻女孩倒在了八年长跑的终点前。

突围的优胜者

在跳江前，孙玉在多个微信群中发了一封千字遗书。

知情人李晴（化名）向《健闻咨询》证实了遗书的存在，她于14日晚23点03分在其中一个群里接收到了这条来自孙玉的消息。

在另一个保研群里，遗书的前一条消息也来自孙玉，内容是帮导师古平（化名）招生。孙玉写道：

“有学弟学妹想考湘雅神内的吗?我导师现在有一个省重点课题，一个国字。虽然是硕导，但是已经在申博导，说进展很顺利，最迟明年可以收博士。老师性格很好，本人摸鱼一年没被骂过。有意向的可以直接戳戳我”。

一位同学在孙玉去世后回忆，“看到这段可爱的消息就去跟她聊，当时的她积极阳光，充满希望。猫猫会一直有香饭饭，猫猫永远都可以吃到香饭饭”。 

“猫猫爱吃香香饭！”是孙玉的微信昵称。她平时的语言十分可爱、俏皮，有许多叠字和诸如“啦”、“呀”这样的语气词。

崩溃后，她还保留着这样的语言习惯，3月14日晚23点03分，坠江前，她说，“我夜班上完啦!后续病人可能要拜托各位!祝各位生活幸福!”

在本科同学心中，孙玉“一直以来都是活泼善良、美好率真、热爱生活的样子”，她曾设计过诊断学周边，还为2023届学生的毕业歌会制作了邀请函封面。

在李晴的印象里，孙玉很热爱医学，“平常很多学科推送都有她，可以去看她笔记，很工整的”。2021年6月，“学在中南”评出了医科十佳学霸笔记，孙玉系统解剖学、生物化学、医学遗传学的课程笔记入选。

那条招生信息发自2023年7月3日，彼时的孙玉刚结束五年的本科学习，本校保研至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神经内科古平门下，专硕，三年制，顺利的话，将在今年7月毕业。

在教育部、卫健委等部门的医学人才培养规划中，有两条不同的路径：

学硕的培养目标是科研人才，学生不接触临床，它的录取分数更低，但毕业后，学生要走上临床医生还要额外花3年时间规培；

专硕不同，它的培养目标就是培养”会看病”的临床医师。学生们在硕士期间完成住院医师规培，拿到规培证，同时它对科研要求低一些，即科研规培并轨。

由于专硕少了三年，毕业拿四证即可直接就业，大幅缩短了一名医生的职业成长周期。对这些小医生而言，提前三年毕业，意味着可以提前三年挣钱、定科、评职称，也可以在27~30岁的年纪里考虑婚恋、买房、生育等人生大事。

因此，每年医学专硕研究生名额比学硕竞争更激烈，成绩最好的医学生，在疯狂抢专硕。

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2026年，北京大学医学部专硕研究生的录取分数线为355分，学硕为310分，相差45分。浙江大学临床医学专硕录取分数线为380分，学硕为310分，相差70分。

在保研方面，专硕的竞争也更为激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专硕规培生李墨然（化名）告诉《健闻咨询》，湘雅的保研率在985高校中处于偏低水平，据他推算应该不足20%，热门科室更低。

据他介绍，湘雅的期末考试难度很高，甚至被认为比考研的西医综合科目更难。在100分的计分体系下，想要拿到神经内科的保研资格，绩点几乎要接近满绩。

李墨然所在的班级，期末很少有老师 “捞人”，挂科现象普遍，近乎三个人里就有一人挂科。“孙玉同学能够本校保研到神经内科，非常优秀。”

李晴告诉《健闻咨询》，医学本身是中南大学的强势学科，教学严格，不仅有期中期末考，还有各种小测，“医学院本科生能够保研是需要付出很多精力和时间的，保研成功意味着每一门课都有认真学，而且每一门考试都成绩优异”，而且，孙玉“很早就在实习了”，学习、实践都没落下。

在人生的前22年里，孙玉医学梦走得十分顺畅。五年制本科的保研录取信息会在大四确定下来。

2022年9月，查询到录取信息的孙玉在朋友圈写道，“最爱的科室、最好的团队，从大一模糊的期盼，到大四的向往，终于圆梦了”。

没有退路的三年

同孙玉、李墨然一样，当脱颖而出的医学生们踏入专硕这一围城后，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将面临怎样的生活。

繁冗庞杂的课程、科研和实习内容，被严丝合缝地压缩进三年的时间里。

孙玉的遗书和社交媒体记述了专硕这三年如何迅速击溃了她的医学梦。

医学专硕生第一年需完成执业医师资格证并开题，已经毕业上岸的医生火火（化名）告诉《健闻咨询》，“这两件大事中间只隔一两个月，前后很紧张，同时每天都要上班”。

2024年7月，闯过这一关的孙玉还会在周末开开心心地吃美食。9月，她拿到了执业医师资格证，憧憬着成为一名“拿证上岗的小医生”。

10月，情况急转直下，孙玉“反复告知辅导员、教务办、告知一切我所能接触的上级，导师安排的各项任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正常的规培工作”。

一些数据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看到，作为神经内科的规培生需要完成哪些任务。

例如，某市制定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和标准(2023年版)》要求，神经内科的规培生最低需参与30例脑梗死治疗，脑出血、颅内感染性疾病、脑膜炎最低10例，还包括其余20多个病种的疾病。

此外，在基本技能要求方面，神经内科的规培生至少还需要完成60次规范完整神经系统体格检查与定位、80次头颅和脊柱CT阅片、80次头颅和脊柱MRI阅片等操作。

而孙玉需在临床规培的同时，“负责导师数项跟药企合作项目的入组、随访、伦理审核，给她做课程ppt，做各种学会任职的申报和日常工作”。

张轮（化名）曾是一名湘雅神经相关药物的受试者，与她接触的便是这些“最基层的医学生”。她观察到，医学生们要负责受试者的一切，包括饮食起居，“即便是我要求不用管了，但学生们仍然会做，因为PI要求他们做到这些”。

因这次临床试验，一位年轻的湘雅精神科医学生李李（化名）与张轮成为好友。与孙玉的命运相似，那位年轻的医学生也曾因不堪重压选择轻生。

规培生要面对着不同角色的指挥，指令冲突的时候，夹在中间的学生们，先要完成他们的工作，课业排在最后。无法完成冲突任务的结果便是“两头挨骂”：实习这边要接受导师安排的任务，规培那边又要接受临床带教的指令。

李晴看到，很多带教自己也很焦虑，病人的压力、医疗环境的锁紧，让整个科室就跟压力锅一样，作为最底层的学生，遭受的委屈就像水珠碰到滚烫锅壁瞬间蒸发，微不足道，无人在意。

规培工作与读研任务之间的矛盾全部压在了学生身上。一边是临床工作的特殊性，必须24小时对工作、对患者负责；一边是科学研究的特殊性，必须时刻保持严谨。

时间由6年压缩为3年，但科研和规培的任务量都没有减少。学生两边都无法得罪，只能夹在中间活受罪。

2025年8月，被临床和研究两面夹击“实在受不了”的孙玉，为解除自身痛苦选择了跳楼。

湘雅二院有湖南最好的精神科。医生们救下了孙玉，也曾救下李李。 和孙玉一样，李李住院、配合治疗、出院。父母、老师、医生都在帮助她，李李一度接近临床痊愈。

但回到这座围城里，情况并没好转。张轮回忆说，李李最常说的话就是累。最后的一个月里，李李每天只睡3-4个小时，人总是处在极度透支的状态，李李“夜班完了上白班，白班完了上夜班，在医院里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到休息，压力有时来自患者，有时来自家属，有时来自导师，最后她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反应时间”。

李晴告诉《健闻咨询》，对孙玉来说，若要拿规培证，就得要经历规培考和出科，出科需要当前科室的负责人同意，也就是带教。“所以，不能和带教闹掰，不然不给出科，她规培流程走不下去，就拿不到规培证，没有规培证，就拿不到学位证”。

李李的父母曾主动提出，若是湘雅压力太大，就回到地方小医院。但在拿到学位证、毕业证之前，那并不算一条退路。

李李跟张轮说，“如果能写完论文、毕掉业”就去宁波玩。在结束生命前的四天，李李说“我想回家了，我想回去跟家人们待在一起了”。

医学专硕的围城

医学专硕生的3年时间大致被切分为两块：33个月的临床轮转，剩下的留给实验和论文。学生的身份也被撕裂：一面向带教主任负责，一面向导师负责。

火火告诉《健闻咨询》，她的导师性子急，言语上从不客气，有时自己在病例上写了错字就会挨骂。火火毕业后依然在医疗系统内，据她所见，这样的导师不在少数。

规培时，有的带教老师会要求学生随时待命，一时找不到人便会发脾气，上厕所时间长了一会儿便会遭到“擅自离岗”的指责。

研一那年，火火睡前会边哭边翻看学生手册，酝酿退学。但选择退学需要权衡多重现实因素：是否具备转行的底气，家庭与个人条件能否支撑重新开始。在巨大的沉没成本、现实家境与个人处境面前，退学未必是更明智的选择。

李墨然告诉《健闻咨询》，规培排班会把一天的时间打得稀碎。在其他医院的同学甚至遇到过连续晚班，时间段是22:00到次日6:00。

当一个人处于睡眠被高度剥夺的情况下，会进化出生存法则。咖啡因变得耐受、无效。有些规培生会每隔两个小时强制站立、坐下、靠在墙边，闭目养神20分钟。

“如果特别困，就每隔半小时睡10分钟。简而言之，就是用短频的睡眠去取代一个完整的睡眠。长此以往，很多人会产生轻度抑郁、焦虑。”

在科室排班的间隙，李墨然会在实验室、宿舍之间来回穿梭，每天1万步并不是个夸张的数字。

做科研的紧迫感，在专硕的头两年还不太凸显。但当毕业倒计时开启，学生面临找工作大关时，会惊觉留给科研的时间不够了。

研一那年，火火曾亲眼见到延毕的师姐因小论文未见刊而向导师救助被拒。二十六七岁的师姐，最终也没拿到学位证。

这让她很早就明白，发不出论文、拿不到学位证意味着什么——当本科毕业后工作的同龄人已经结婚生子、升职加薪时，拿着千把块规培工资的医学研究生还在为毕业证发愁，“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做科研同样也时常让李墨然感到挫败。“为了能及时找到工作，我们科研规培两手都要抓。然而世界是唯物的，专硕生不可能课外花两三个小时进行科研，就能和学硕生在实验室里泡一天达到相同的产出。当看到学硕同学能发表多篇SCI，硕果累累而自己还焦头烂额，落差感就来了。

李墨然浏览大三甲的招聘信息，除了基础的证书、资质外，论文和专利是重要的加分项。想要达到大医院的准入要求，每天至少要在科研上砸下七八个小时的时间。

从大三甲的招聘要求反推，李墨然觉得，专硕有些“高不成低不就”。如果去读学硕，他会更从容、宽裕。学硕毕业再完成规培，既有临床实习经历，又有规培证、执业医师证，再加上学硕阶段就开始积累的学术成果，更能敲开三甲医院的大门。

“正常路径下，这些东西本来需要七八年才能完成，如果专硕想要在三年内全部搞定，是不是应该在培养方案和标准上做些调整？”

先要被看见

没有退路，惧怕被淘汰，又熬不过3年，这种处境在专硕医学生身上极为普遍。

南开大学博士，北京重光（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秀龙，曾代理过400多起与医生离职相关的诉讼案件，其中有些涉及专硕毕业生的悲剧案例。 

周秀龙告诉《健闻咨询》，专硕规培生身份仍属于学生。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相关规定，学生在校期间，学校负有保障其基本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定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监管与安全保障责任。

在遗书中，孙玉写道，“教务办、导师不断问我为什么别人没事我有事，反复叫我反省自己”，在出院后并未得到关照，“只是反复被拉去审问，签署各种保证书、免责书，反复训斥”。

北京天霜（天津）律师事务所张永泉分析称，结合司法判例，因长期精神控制、言语刺激等不当行为诱发自杀，相关方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责任比例不超过同等责任，死者自身需承担 50% 以上主要责任。

张轮回忆说，孙玉和李李的遗书有相似之处，李李也请求，湘雅不要为难她的父母朋友，离开完全因为自己。

孙玉所经历的谈话、签署的保证书，李李也都经历过。李李的同学很少有人知道她已去世的消息，家人朋友不愿再提起沉痛的往事，也未继续追责。

曾有两所高校自杀的学生亲属曾联系过周秀龙，但后续也未选择诉讼。死者亲属选择与学校私了。校方赔偿约50~60万，比地区标准更高的金额，以息事宁人。

种种缘由，使得专硕医学生们的处境、待遇并未充分暴露在公共视野中。

孙玉坠江后，过来人会谈论年轻人的脆弱，而孙玉的同龄人们则将这份通告，转发给长辈，以试探如果自己是孙玉，是否会有人站在自己身边。

如今作为“社会人”的火火，已然懂得很多事情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严重，但她依然共情孙玉的遭遇，也共情当年的自己。她说，人生往往在一念之间，那三年之中的某一个时刻，若是熬不过来，自己或许也就成了孙玉。

火火说，的确许多人都是这样熬过来的，但 “从来如此，便对吗？”。

三八妇女节前，多家关注女性及少数群体权利的微信公众号被封禁。据不完全统计，被封账号包括：关注性少数心理健康的机构“小悟生心理”，关注女权和左翼青年议题的“冬厦Primavera”，Z世代女权主义账号“两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民间女权群体运营的“HerStoryNow”，关注人口贩运与精神障碍者权益的独立媒体“自由娜拉NORA”，关注女性与性少数心理健康的团队“Belonging Space”，关注性少数权益的“流放地”，以及女性公益人运营的账号“艾大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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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两天，就是三八国际妇女节了。就在这个倡导“看见女性、尊重女性”的节日前夕，脱口秀演员小帕却因为一条戏谑的吐槽，遭到了禁言处理。

2月27日，脱口秀演员小帕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动态：“发烧在家躺了两天，想着如果有老公孩子的话，这会儿要扶着墙起来给他们做饭了。”

这条戏谑性的吐槽，却让她遭到了禁言处理。而微博给出的理由是“发布挑动性别对立，制造婚姻焦虑信息”。事件发酵后，微博又很快进行了解封。

01 小帕的发言真的会挑起男女对立吗？

从论证的【可接受性】层面，我们可以拆分成三层来解读：

第一层：小帕说的现象存在吗？

基于我们对中国家庭生活、中国社会的基本了解，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在不少家庭中，女性承担着更繁重的家务劳动和育儿责任，即使生病也难有喘息之机。小帕微博点出的，正是这种不公平的家庭责任分担。

第二层：这是普遍现象吗？

不是。小帕的发言显然是一种夸张和戏谑，这条微博的确是“以偏概全”、“夸大其词”了。但小帕的身份是“脱口秀演员”，脱口秀不是社会学调研，不需要严谨的数据支撑。它通过放大、讽刺某个现象来引发共鸣和反思，这是喜剧创作的常见手法。

第三层：批判不平等=制造焦虑？

小帕的原意，是讽刺中国部分家庭中存在的家务分配不平等现象。这样做的后果可能是什么呢？

它可能会激发一些女性去审视自己的处境，从而去做出改变，甚至反抗；也可能让一部分女性对婚姻中的这种“不平等”而焦虑，对于进入婚姻而感到恐惧。这样看，似乎小帕确实是“制造了婚姻焦虑”信息。

但当有人指出问题时，该被解决的是指出现象存在的人，还是现象本身呢？

02 就算挑起了婚姻焦虑，禁言是合适的处理方式吗？

从论证的【充分性】来看，就算小帕的言论真的制造了焦虑，能否将她禁言？

从【功利实用】角度，禁言非但没有起到“禁”的效果，反而引发了更多人的好奇，导致言论传播得更广，讨论热度更高；

从【道德伦理】角度，这涉及到言论自由的边界。言论自由作为基本的权利，对其限制一定是非常审慎的，只有当言论直接伤害他人权利或公共利益、构成即刻威胁时，限制才可能被正当化。

任何平台规则的制定和执行，都应遵循：合法性（有据可依）、可预见性（规则明确）、透明度（过程公开）、比例原则（手段与目的相称），用户公约不应是模糊的“口袋条款”，而应有清晰的界定和申诉机制。无论是封禁还是解禁，都不能如此儿戏。

周日就是三八妇女节，这则热点事件恰好发生在妇女节的前几天，不免让人觉得有些“荒诞可笑”。

妇女节的精神，恰恰在于直面问题：社会中结构性的不平等，需要被看见、被讨论、被改变。沉默或掩盖无法带来真正的平等，唯有清醒的认知与持续的对话，才能推动社会向前。

如果我们期待下一代能生活在更平等、更自由的世界，那么从小给孩子传递健康的性别观念至关重要。真正的平等教育，不是回避问题，而是教会孩子识别偏见、理解尊重、勇敢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