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共同社周五援引多名消息人士报导，日本政府正在研究的放宽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则方案的概要已浮出水面。该方案将废除仅限非战斗目的的“5类”装备品出口规定，原则上允许出口包括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在内的成品。针对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也将设置例外规定，留有余地。报导指，作为制约措施受到关注的日本国会参与，将仅需事后“通知”。高市政府计划下周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干部会议上提出该方案，并拟在本月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

去年4月4日，食通社发过一篇“删稿合集”。那之后，每被删稿，同事们就有个聊以自慰的内部玩笑：“明年的404被404又有了。”

但两年的404也不完全一样。2024年，食通社被删的稿子大多并不是当时的舆论热点或传统意义上的“敏感话题”，比如盘点2024年国内媒体和学界对外卖和电商平台进行的报道、研究和创作；介绍新加坡为平台工人出台的社会保障。所以每次稿子被删，编辑部都会很意外，甚至想不通被删的逻辑和动机。

但在过去一年被删的稿子当中，有两篇是当时或长期的社会热点，机构媒体和自媒体也有报道。但最终在某一刻，大家都安静了。

为保粮食安全，我们有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为了保护环境，我们也有生态保护红线。但在公共舆论场，我们看不到这条清晰的线。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一句“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剩下的，只能通过每一篇被404的稿子去揣测。

以下是2025年被404的文章。可根据提示词阅读它的前半生。

404 not found NO.1

这其实是对当年出版的一本讨论外卖工作的书《过渡劳动》的回应。作为关注社会经济关系对人群健康影响的营养学博士，作者从营养健康的角度，讨论送外卖作为一份工作，会不会真的使骑手更“短命”？最后她强调，过度劳动并非单指外卖员，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人，也经历着三餐不规律，高强度的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性——这是和跑外卖类似的“具有工具性而非价值型”的劳动。作者希望大家借由骑手的境况去思考：为什么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并没有让好好吃饭变得更容易？

“外卖大战”期间，在等待取货的外卖员们。摄影：天乐

文章在2025年8月12日发布，8月24日被删除。关于外卖员和数字平台类的稿件，2024年，食通社已经遭遇过好几篇删稿，虽然都和外卖骑手相关，但每篇稿子讨论的方向都不同。其实这篇文章的批评对象并不是外卖平台本身，或者说它想谈的是比外卖平台更大的平台——社会：为什么产量和经济都上去了，人们却更不能好好吃饭了？

CDT存档：【404文库】食通社｜送外卖是一种“短命劳动”吗？

404 not found NO.2

25年华北秋收时节遇上连月阴雨，玉米无法收割，接连发霉。“华北连阴雨”上了热搜，不同媒体平台都接力报道。食通社走访了河南和河北六个农业县，发现在玉米从种植到销售的每个环节，种植户、收购商和地方政府想尽了各种办法应对，但无论农户规模大小、实力和设备如何，几乎所有玉米种植者还是只能接受减产、降价和霉变对他们造成的损失。

受到今年华北连阴雨下的影响，邯郸的玉米收购商李军的玉米棒子很快就发霉了。摄影：裴丹

文章在2025年10月22日发布，10月24日被删。据我们所知，有些其他平台的稿子也遭遇了删除。也许热点刚出时，大家都可以讨论，但在某一个节点，又全部被噤声了。无论是内容生产者，还是想了解真相的读者，这都是一个拼手速的时代。

CDT存档：【404文库】食通社｜华北六县秋收调查：连阴雨下，如何“撑伞”？

404 not found NO.3

和“华北连阴雨”类似，“河北农村取暖问题”是过去这个冬天另一个农村热点。

1月5日，《农民日报》公众号发布《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提到在小寒这个一年中最冷的一天，河北一些农村地区的老百姓宁愿挨冻也不敢开暖气。

食通社很快发表了一篇评论。作者既是河北人，也曾经是一名环境记者，见证了政府为治理北京雾霾而实行的一系列强有力手段。包括2013年，政府发布“大气十条”治理空气污染，京津冀地区开始了大规模推广煤改气、煤改电，当年在河北，就出现了农村取暖难的现象，当时的归因是天然气供应不足。

十二年后，天然气供应问题倒是解决了，但价格也上去了，收入有限的农民，特别是留守老人，还是取不上暖。

村镇纪录片导演“遇真纪事”1月初在河北农村发现农民捡拾柴火取暖。图源：“遇真纪事”视频截图

当城市供暖稳定，而部分农村地区却需要更高的成本才能满足活着的基本条件，作者发问，为何农民总是政策“一刀切”的受害者？并且呼吁，绿色转型不能以牺牲农民这样的弱势群体为代价，只有公平公正的转型，才可能持续。

文章在今年1月9日发布，1月18日被删。比《农民日报》《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一文多存活了8天。农民身体冷，我们心冷。

CDT存档：【404文库】食通社｜禁煤、禁烧秸秆，农民为什么总被一刀切

404 not found NO.4

基于去年在多个省份的调研，食通社在26年年初发布原创文章《谁拉低了高标准农田的“标准”》，吸引了全国各地农业、工程领域的从业者和研究者留言，分享了他们对当地高标准农业建设、使用的观察，证实文中提到的高标田“标准”不高的问题在中国西南、西北、中部的村庄都有存在。

食通社整理了读者提供的信息，在1月21日发布《全国人民热议高标准农田》。

2023年11年22日，杭州郊区一块种苗木的土地被改成了高标准农田。摄影：陈晶晶

究竟怎样的农田改造才能真的保障粮食安全？食通社认为，在对农村进行建设和改造前，应该先虚心倾听一线农民的声音，并且破除对规模化农业的迷思。文章发布10天后被删。随后重发。

CDT存档：【404文库】食通社｜这些年我见过/种过/修过的高标准农田 | 读者留言

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篇文章被平台处理，过去一年里，我们也接到过不止一次删稿或修改内容的电话。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一场极端天气、一次田间作业，甚至一篇看似普通的稿子，仅仅陈述一些可能已经广为人知的事实，都会让那些制造问题或者本应解决问题的相关方坐立不安。大家似乎都在“守卫”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公共讨论的空间，也在这样的拉扯中逐渐缩小。

对食通社来说，每一篇文章不只是“发出来”，更重要的是，文章能成为一个入口，让不同立场的利益相关方得以在这里交流信息，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很多时候，真正有价值的是文章留言区的交流，但这些声音也在被反复404后，越来越少。

过去一年，我们发现，公众号文章的留言被屏蔽得越来越快。有时读者留下很认真地思考，很快被删除，甚至我们还来不及看读者到底写了什么，只能看见后台显示“留言因涉嫌违规已不可见”。

公众号后台常见“因涉嫌违规”不可见的留言，现在还多了个“因涉嫌骚扰被屏蔽”的理由。

也就是说，读者看似是可以评论的，但并不是所有留言都能被看到——很多声音，只存在于评论者自己的界面里。

久而久之，有人不再留言，也不再尝试表达。慢慢地，声音就少了，沉默变得更常见。

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是尽量把还可以说的话说出来，守住仍未消失的空间。至于那些没能被看见的声音，也不该就此被当作不存在。无论如何，我们不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清明，祭拜“公共空间”的消亡。

_整理：凯瑞

_编辑：天乐

_版式：三白

CDT编者按：食通社整理了读者提供的信息，在1月21日发布《全国人民热议高标准农田》。而后被微信删除，修改后重发更名为《这些年我见过/种过/修过的高标准农田 | 读者留言》

食通社说：

1月12日，食通社基于多地调研，发布了原创文章《谁拉低了“高标准农田”的标准？》，吸引了全国各地农业、工程领域的从业者和研究者留言，分享了他们对当地高标准农业建设、使用的观察，证实文中提到的高标田“标准”不高的问题在中国西南、西北、中部的村庄都有存在。农民反映高标田灌溉不便甚至缺水、由于建设不合理导致抛荒，施工方也头疼项目不好做、监管严格、利润率低。究竟怎样的农田改造才能真的保障粮食安全？或许在对农村进行建设和改造前，应该先虚心倾听一线农民的声音，并且破除对规模化农业的迷思。

以下均为《谁拉低了“高标准农田”的标准？》在微信公众号和腾讯新闻的留言，文字略有编辑。为保护读者隐私，也考虑到食通社无力对所有评论进行事实核查，评论均以匿名+IP所在地的方式刊出，并模糊了具体的州市县镇村位置。

本文在微信公众号首次发布于1月21日。22日下午被删除后，编辑部补充了更多留言并重发。

1 高标田为何会被抛荒？

在食通社的实地走访中，我们发现，在一些村庄，改造后小农被迫退场，外来老板承包了被改造过的高标准农田，但既没好好种，也没认真收，还有些地方产量甚至比改造前还低。对此，各地网友也分享了他们见到的抛荒的问题，其中许多地方是因为被改造田块本身水源不足，而“水稻上山”的梯田抛荒尤为突出。由于“小田改大田”，土质、地势差异极大的农田被“一刀切”推平，再结合标准化的水泥水渠，更容易“高的旱死、洼的涝死”。

梯田，在南方不缺自然降水的地方或许能种出来点粮食。在北方，陕北，甘肃只能靠天吃饭。可以当田，根本不敢当基本农田，哪个立项的领导敢保证北方的梯田能稳定供应粮食？（IP：宁夏）

来我们云南看看，多大的山，改出来的高标准农田根本用不成，水也没有。（IP：云南） 

完全是搞钱的。xxxx镇的高标准农田，水都没有，大片荒芜。（IP：重庆）

◉在社交媒体上，荒山改造的梯田是高标准农田被抛荒的重灾区。图源：公众号“华南之声”

有正儿八经的考虑每个地域的不同吗？我们那边一个平原，到需要灌溉的时候，有些地方挤破头就是没有水。（IP：江苏）

 我们这边的高标田田埂有四五米宽，远远看上去像飞机跑道，有必要这样宽吗？（IP：湖南）

我们老家就是四川xx，不知道哪个搞得高标准，地方为了讨好上面政绩，把成年果树砍了，拿去种一文不值的农作物，好不容易培育出来果蔬产业链，改成种粮食了，结果个个丢荒。（IP：广东）

◉2023年11年22日，杭州郊区一块种苗木的土地被改成了高标准农田。供图：陈晶晶

2 农民需要什么样的“高标准”

针对各地农户反映的施工破坏了表层土肥力的问题，食通社查得工程建设技术标准里进行土地平整的三种方法。从维护地力的效果而言，越省事，越伤地。抖音用户@工程人小李对三种施工的差异进行了解释：

一是“倒行子法”，能保留耕作土土壤，但操作精细，进度比较慢。

二是“抽槽法”，进度快，可以同步作业，但是合槽时易造成地力不均。这两种方法都要求人工与机械作业相结合。

最后一种是“全铲法”，适合机械作业，功效高，可生土多，但是地力恢复难。

2022年，国家发布《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30600-2022）》，进一步对田块整治、有效土层厚度、耕地地力等指标都进行了详细规定。但土地平整中，究竟该使用哪种施工方法，《通则》与各地标准文件都未说明。

但在留言中，也几位评论者对如何建设能保障粮食安全、符合当地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农田设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理想中的高标准农田应该是土、渠、路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合理的在地化配置，其核心在于顺应“地势”，它是农村社区在长期农耕实践中基于地方知识对农田环境持续调适的结果。但现实中很多改造的问题，除了偷工减料这样的问题，最缺失的是与“地势”的结合，在不清楚地形、土质、居民生活的情况下把土地“格式化”。

高标准农田不是越大越好、越整齐越好，而是要让这一匡土地上水、保水、放水都能很方便，土壤肥力能够保持。地块太大，总会有不平的地方，高的旱死、洼的涝死，还得中间打田埂。水渠修得横平竖直，可能与实际地势不匹配，上大水时洼处溢出渠了高处还没多少水。就算把地面强行推平，可能一部分裸露出的是死土甚至碎石头。这都是我在调研中见到过的情况。

悠悠三千年，成土不过三寸，不顾地势和种植规律，再高标准的农田都是对地力的损蚀。（IP：山东）

我们湖南xx市也有类似的问题：通过改造，好田变差田，差田变荒田。今年收的稻谷可能不及去年的一半。希望还没改田的地方，一定不能把肥土翻到地底下，上面盖地底下的生土。不然的话，五年内土地也翻不了身。改田会变成损坏田，囯家投了资，看着大田，望着心慌，计划落空。(IP：湖南)

我发现这些搞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人都是不懂农业的人，他们一味的认为只要把土地平整下来就是高标准农田，可是平整过后的土地都是生土，种庄稼成不了气候，要投入大量的农家肥化肥来养地，四五年的时间只有投入没有回报，农民自己种的话成本高，流转出去的话，人家种一两年没收成也不会继续投入，最后只有荒废，能不能考虑一下实际情况呢？以前依山伴水建成的农田他们说浪费土地，用大力气把山头推平，最后什么也没得到。(IP：云南)

农业最好的政策，就是别折腾。（IP：北京）

◉一位广西读者附上了图片和评论：挖了没人管叫标准吗？

3 施工方也有话要说

无论在食通社的调研还是读者留言里，高标田的施工质量一直是被诟病的重点之一。文章发表后，许多参与了农田建设施工的读者都前来留言，分享了施工方的困境。他们表示施工方真不一定赚到了钱，还面临复杂的设计监理要求，和村里可能也会产生矛盾。关键是，土管出身的设计方、土木出身的施工方，对于农业项目，知识经验储备都不充足。

抖音上，也有项目工程方反映这几年高标田项目利润越来越少。一位抖音用户表示：好几年前，利润能有30-50%，各环节都能“抽条”，但现在竞争激烈，价格下调，利润最多10-20%，被卡得严的时候，赚不到5-7%都有可能。最重要的是，验收繁多，纪委监委全环节监管，钱也难到账。

◉抖音用户@红光聊工程 对高标准农业建设的发言引来众多同行吐苦水。

中央专项资金下来之后，很多房建交通领域的施工方来做高标施工，这些施工单位本来就是土皇帝流氓项目经理，不带乡镇派出所的人来群殴不配合征地的村民就算好的了，怎么可能施工的时候还主动征求村民的意见？

县里的小施工单位来施工的话，村里人会要求说名义上你来接活，但实际上施工的得是村里自己的人。这种时候施工和设计单位都会很抗拒，因为村里不会按照图纸施工，台阶踏步写的10级踏步他愣是给你做5级。他自己虽然觉得够用了，但是专家现场验收过不了，设计施工监理都还要配合出变更资料。问题是10级变5级本来就不合规范，变更资料做出来不仅是给自己埋雷，还给评审专家埋雷，万一炸了这个圈子大家都别想混了。

最后最最关键的一点，无论设计施工还是监理，实际负责这一块的人（尤其是设计），无论是小技术员还是项目经理，都没什么赚头，从头到尾没有哪怕一个人手里钱是给够了的，怎么可能配合搞这么多琐事。更何况，农田水利这一块的工程，设计方多半是土管出身，施工方多半是土木出身，很多小设计院里全院找不出一个水相关专业的，光灌溉这一块的知识就全靠小时候在农村里的耳濡目染，能做的合理全靠经验。问题是三五年的工作经验能顶个屁用，更长的工作经验又没那个力气天天驻点加班，卡死了搁这。（IP：湖北）

（回复上条）就是，实际干活的一个也没给够。（IP：陕西）

◉短视频平台上，高标准农田项目资金井喷盛状下，是自称接下项目的人员表示资金被挪用、补城投的窟窿、拿不到结项款。

曾经接触过提灌站项目，没水源，就只有旱坑，设计说等着下雨汇积雨水，我说下雨都积水了，你提灌上去给谁用啊？问当地农民伯伯，伯伯只摇头。（IP：河南）

高标，重点关注的不应该是生产道路，机井，沟渠吗？但是现在，非要设置比例，比如修路只能20%，还要种树……好多又给道路挤占，于是再把树拔了，种菜。（IP：河南）

（回复上条）因为不设置比例全去修路了，跟村里跑的第一稿设计方案道路占比永远在50%左右，然后就是无穷无尽的拉扯。不过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现在设计费本来就低，地方政府还一纸地方财政的文件给你折上。（IP：湖北）

（回复上上条）能说配比的是真知道这活。（IP：河南）

明面上的路修得不错，看不见的排水修得一塌糊涂，还不是个例。（IP：黑龙江）

没谁拉低标准，而是标准一开始就是工程标准。用工程标准去建设需要长期发挥持续功能的农田。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IP：湖南）

4 投入成表演，如何能纠偏

但是施工方到底“专不专业”？有读者认为，必须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外在“表象”，认识其内部问题——

要是说高标准农田建设自身的问题，那可就太多了，田间地头和老百姓抱怨的那是表象，内在的问题不解决，表象怎么解决？1、当地政府太重视（基本上当地政府都极其重视资金，因为资金基本上都是转移支付资金、国债资金、中省资金，这全是现钱！为什么重视？挪用啊！怎么挪？成立农投公司啊！农投公司当业主，再找个国企做施工，钱不就想咋用就咋用？）2、建设单位太专业（农投公司本质是投资啊，投资才是专业，他们怎么能对耕种了解？就算他们都愿意学，没个十年八年能学好？）3、设计太科学（你怎么保证一群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能懂耕种？他们不懂，怎么设计？按照规范、指导意见、文件来设计啊，有人说设计没有到实地，都是在公司用地图就画了，这点我要证明，他们肯定来了，只是他都不明白怎么种，那就只有按照他的想法和计划，结合规范来设计了，至于种的人的想法，他又不知道，肯定种的时候就觉得不合理）4、施工单位太专业（不管是私企还是国企中标做施工，他们都是极其专业的，说人家不专业的人才是外行，但他们的专业不是说你农田建设、耕种需求等专业，人家是成本核算、工程规划很专业。国企或私企绝大部分都是利润一计算，抽成比例一定，再分包出去，根本就不会去实际操作！）5、现场施工太专业（现场实际施工或垫资的人，唯一的标准就是有钱、能垫，为啥？最开始政府就把钱挪用了呀！他们施工不专业但是计算很专业啊，成本控制算的很到位啊，材料能都是最便宜的）（IP：四川）

无独有偶，一位长期从事三农领域独立研究的观察者将高标准农田的机制称为外在的表演。

作为一项战略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十四五期间乡村振兴领域最大的一笔投资——中央财政十四五期间投了7000多亿，加上地方政府财政投入、金融投资、社会资本投入，总规模肯定超过1万亿元。十四五乡村振兴方向总投入是10.8万亿。可实际上，效果特别不好，还丢了民心。

这五年我也写过很多抱怨的话，发过不少视频。乃至有些极端地认为高标田降低了粮食产量，每年粮食增产的数据是不真实的。不过更麻烦的，是背后的这一套实际运行着的机制、逻辑，是普遍的。看着有标准、有程序、有监督，实际上都是外在的。大家都在“演”，要符合这一套正确的、现代的要求。农业农村部现在的督察其实也是这个环节里的一部分。

在高标准农田是这样，在乡村振兴其他领域，特别是产业振兴这块，可能情况还更严重。估计在芯片、AI等高科技领域也会类似。政治口号的高扬、程序和行政的网罗、社会实际的不光彩的默许合在一起，成就了现在独特的“表演”中的中国。这“表演”当然是扭曲的、不自然的、高成本的，却变成了一种必须。

深入改革能解决这些问题吗？也很难，因为要动既有的利益、规则。（IP：浙江）

据报道，2024年，农业农村部已启动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工程“回头看”专项行动，聚焦2019年以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重点摸查田间水利设施工程质量、资金拨付使用、工程设施管护等方面的问题。有评论表示，有关部门也已经“累断腿”。

做高标国家花了大钱，部门工作人员累死累活责任无限放大，已经到了没人愿意做的地步，老百姓也不满意。既然大家都不满意，都难，建议别做了。名字不要叫高标，就做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吧，尽量把用水解决了，把路解决了。地力提升单独做吧。（IP：四川）

5 外来大户vs.家庭农场

与食通社实地走访时见到的农户们一样，许多网友都不相信高标田的施工方与包地大户的初心是把地种好。通常的解读是：对方一定为补贴而来。

此前的文章中，我们也确实发现：外来大户需要首先投入成本，对改造过的高标田再次挖沟排水。他们还有额外的雇工成本，田间管理也考验水平。

如果不是当地人大面积种植作物，而是外来者或者大集团，他们不是通过产量来增收的，人家有人是来套国家大型补贴的，没一个真心种地的。（IP：山东）

对于外来种植大户，不懂农业，必亏无疑！高标准农田的改造，非常复杂，要因地而改，灵活实用，否则使适得其反！（IP：重庆）

我们那里也有，包地大户种了许多高粱和大豆，但秋天也没有收，晾那儿了，有胆子大的农民收了一点。（IP：山东）

高标准补贴才是想要。（IP：广东）

我们这边水稻上山。外地人包的。亩产100斤。都是吃国家补贴钱。（IP：浙江）

山头出好田？这帮人是拿补贴的吧？听本地的农民说，有一个旱改水的项目，补贴是几万块一亩。（IP：广西）

套补贴的，改造费几万块钱一亩，实际成本只需几千元，不超五千。（IP：广东）

人家赚的是补贴。（IP：广西）

就是冲着补助来的。（IP：重庆）

研究者也发现，虽然国家有意通过公共服务的方式推动农业基础设施的“提标”，但是一方面，这些政策可能失效，另一方面，农业技术的社会化服务，不一定能惠及最广大的种植群体——小农户。

在农业社会学及经济学的研究里，外来资本下乡投入农业，时常“水土不服”，已是定论。当本地小农不是管理者和获益者，就很容易怠工，老板也欠缺农业经验，合作就很难平顺。而在劳动力无限高密度投入的中国小农历史中，老板的雇工成本永远无法与小农“自己卷自己”相竞争。许多学者和调研者都发现了外地老板种药材、挖鱼塘、不赚钱又跑掉的情况。当农业附加值太低，老板往往只能“打土地主意”。毕竟，资本追求的是利润率，而不单单是产量。

这种情况下，如何能让有能力组织和协调大规模生产的经营主体与小农户更好地协作，让小农户在生产过程中保留话语权，或许才是保证粮食丰产的关键。

我有一种感受是，公共服务与市场服务的错置。大量的公共资金被用于工程基建，而设计的人却不懂农业，造成浪费。而像拖拉机、收割机、无人机等现代农机，又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方式配置，这些主体往往倾向于服务大户。小户和小农，在农忙的时候，很难找的到农机服务，找到也是价格比大户高很多。很多大型农机也确实是政府采购，但在具体执行时，承包给私人公司，小农又很难得到相应服务。至少在我们本地，农民不愿种地，有一部分原因是农机服务不便利造成的。希望这方面能得到改进！（IP：浙江）

曾在安徽农村从事田野调查的社会学研究者林子涵告诉食通社，已有不少研究指出，规模经营不一定能提升土地生产率。但美国大农场式农业图景的“迷思”仍在广泛流传，补贴政策也往往向规模化经营倾斜。

林子涵还解释道，当小农户也都在广泛使用农机，规模化农业不一定是流转经营权的“土地规模化”，也可以是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的“服务规模化”。后者由机械统一完成包括耕、种、管、收在内的多数环节，农户依然保留经营权，自主进行除草、放水等人工管理。这样的管理中，小农户虽然对农资、农技失去了话语权，但依然保留着田间劳作的积极性。

政策也已经在调整，比如鼓励百亩规模的“适度规模经营”。在过往走访中，食通社也了解到四川一些地市正在搜集在家务农收入与在外打工基本持平的家庭案例——家庭农场是一种主要的适度规模经营形态。农业种植，确实不是规模越大就越好。

这是食通社第 755篇原创

_编辑：裴丹 天乐

_版式：明林

一、九年，变与不变

2026年1月5日，看到农民日报题为《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的报道，我恍然一惊，以为穿越回了九年前。

◉这则发布于小寒当天的新闻于一天后被删。

我是河北人。2016年是很多乡亲过的第一个无煤无气的寒冬。再往前几年，北京雾霾成为全球热议的环境事件，中央政府开始铁腕治污，于2013年发布了“大气十条”，从工业、交通、农业等领域多管齐下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

同时专家通过源解析发现，北京雾霾不全是自产，周边省份的贡献不小，特别是作为工业大省的河北。而在秋冬季节，农村老百姓取暖用的散煤也是华北雾霾主要源头之一 。于是“大气十条”里就有这么一句：增加对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额度，采用煤改气、煤改电等方式对北京周边传输通道地区的工业用煤和散煤进行替代。

此后河北开始大规模推广煤改气、煤改电，一度造成天然气供应不足，农民不被允许烧煤、又无气可烧的荒唐局面。2016年即是如此。到了2017年冬天，也就是“大气十条”的收关之年，情况更糟：11月底河北发布天然气橙色预警，全省供应缺口在10-20%，一些城市只好暂停工业企业用气和车辆加气服务。

我家位于冀南某县城边缘，相当于城乡结合部。那年家里厨房也停了天然气，我妈只好用电磁炉炖菜吃。但至少，城里没有停止供暖。还在老家村里的亲戚就没那么幸运了。没有天然气，也不让烧煤，做饭也是电磁炉，取暖只能靠小太阳和电褥子。

我对这些问题比较在意，是因为大气十条出台后的那几年，我是一个环境记者，亲身经历过这段污染治理的高光时刻——强有力的环境政策密集出台，环保督察组雷厉风行，环保组织揪出一个又一个偷排工厂、提出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公益诉讼，专家们对空气污染的源解析、健康影响乃至治理机制方方面面的研究汗牛充栋……我以为，以政府治理空气这般的雷霆手段，以媒体、公益组织和全社会对这事儿的关心程度，妥善解决华北农民冬季取暖的问题，想必用不了两三年。

但没想到，快十年了，新闻连标题都不用换。一定要说变化，也不是没有——删稿速度更快了。《农民日报》小寒这天为河北农民发声的新闻，第二天就被全网删光。

这也是为什么，在看到几乎同一时间，北京交出了一张亮眼“蓝天成绩单”——2025年PM2.5浓度已从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降至27微克/立方米，多项指标创有监测以来最优时，我既感欣慰，亦觉心寒。

二、清洁取暖，知易行难

我曾经常在各类空气治理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专家研讨会上听官员和学者们谈论农村散煤禁烧问题，这些有机会决定政策走向的人士往往用“完善补贴机制”“因地制宜稳步推进清洁取暖改造”“不可一刀切”“还要加强农村建筑节能改造”等答案投喂给提问者。这些话都很正确漂亮，但转译到地方语境中，却总是显得苍白无力。

◉村镇纪录片导演“遇真纪事”1月初在河北农村发现农民捡拾柴火取暖。

2018年山东省政府发布《山东省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8-2022年）》，提出到2022年省内农村地区平均清洁取暖率达到75%的目标。当地一家环保组织“绿行齐鲁”决定去看看，这个75%的目标，究竟意味着什么？

实地走访几年至今，他们发现虽然山东省已经“完成”清洁取暖改造任务，但在补贴退坡之后，实际很难持续下去。省内各地已经出现补贴发放不及时、不按补贴政策执行等问题，导致很多农民不愿再使用清洁取暖设施。他们分析五百多份有效问卷后发现，在完成清洁取暖改造的调研对象中，近1/6已经或准备弃用，主要原因是取暖价格高；若未来不再发放补贴，41.6%的用户可能也会放弃。

不止农民，政府似乎也无力再采购清洁煤。绿行齐鲁检索政府采购网站发现，山东省内各级政府对清洁煤的采购近年来呈收缩态势。同时，威海市某区原先有40多个民用散煤场，治理关停后，又重新启用了17个。

农民放弃清洁取暖的原因，不止价格高。清洁取暖的能源不止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比如太阳能被认为是更便宜、干净的选择。可是，绿行齐鲁在某村入户调研还发现，国家补贴的太阳能电辅热设备有2/3已被弃用，1/3被当作废品卖掉，因为质量太差，造成“太阳好的时候能够暖（这时基本不需要供暖）、太阳不好的时候供不上暖”的尴尬情况。

在其他村也有同样的情况，而且坏了不给修。最后村民不得已用回煤炉子——不仅可以通过管道烧炕取暖，平时还能烧热水、做饭，用途更多。

“这些国家补贴的产品并不是三无产品，但第一年就废掉了50%，第二、三年就没人用了。由于产品质量问题，经常出现跑冒滴漏、炸管等情况，放在屋顶上反而是风险。品牌企业好一些，产品质量和安装没问题，售后也相对负责。”机构负责人郭永启说。

政府采购网站信息显示，2019至2021年间山东省各地依托政府采购渠道落地的太阳能电辅热清洁取暖项目共11个，覆盖近3万户居民，累计中标金额近1.45亿元。但这11个中标商全部是本地中小企业，无一家来自行业龙头企业。对此绿行齐鲁呼吁：农村不应成为低质商品的倾销场所。

对比八九年前河北农民无气可烧的遭遇，今年其实算有进步——至少有气可烧，无非补贴缩水、多花钱罢了。

据农民日报被删报道，河北农村天然气价格在3.15-3.4元/立方米，100平米的房子冬季取暖费约需5千至1万元。而在北京，有几种供热方式，其对应的100平米收费价格分别是：燃煤锅炉（直供）1650元、燃煤锅炉（间供）1900元、燃气/燃油/电锅炉3000元（没错，集中烧煤是可以的，因为有末端处理污染物排放的措施，散煤就不行）。

此外，根据政府统计数据，2024年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92464元，河北农民为22022元。

和北京PM2.5浓度下降之神速、城市居民暖气供应之充裕相比，我们的讨论还停留在百公里外的农民配不配得上在冬天烧暖气。这种割裂过于魔幻，让人觉得两者不在同一个时代。

◉2025至2026年度北京冬季供暖收费价格。图源：北京市人民政府官网

三、不能烧的还有秸秆

煤，不许农民烧；天然气，农民烧不起；近两年我开始关注农业后，发现田间地头的秸秆，也是不让农民烧。

秸秆如何处理是个老问题了。早在1991年，政府就下文要大力推广秸秆还田技术，目的是消化过剩秸秆。但是没用。由于化肥普及、农村生活水平提高、同时剩余劳动力转移向城镇等因素，秸秆作为能源、建筑材料、牲口饲料、堆肥原料的需求锐减，而复种指数提高、机械化等农业生产变革也让秸秆从宝贝变为麻烦。对农民来说，最方便就是一烧了之。

1999年多部委联合发布的《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拉开了行政层面禁烧秸秆的序幕，第一次提出秸秆利用率的量化目标——85%。20多年前的这项政策更多是出于公共安全、而非人体健康的考虑。因为当时曾发生多起烧秸秆浓烟影响航班起降、公路安全事件。这也是为什么《办法》中明确提出的禁烧区都是交通干线和高压输电线路，并不耽误大多数农民该烧还烧。

动真格的秸秆全面禁烧，则是在前述“大气十条”之后。虽然烧秸秆对于雾霾整体的贡献比例并不高，但焚烧的时间窗口集中在夏秋季节，导致高浓度颗粒物在短时间内集中排放，所以也成了治理重点。

在中央政府对于PM2.5的严格量化考核之下，地方政府对于禁烧秸秆展现出了空前决心。例如2015年河南省以环保部正式公布的卫星遥感秸秆焚烧起火点数为依据，以县为单位，每发现一个起火点，省财政扣减相关县财力50万元。河南省内某国家级贫困县当年仅秸秆禁烧的行政工作费用，就投入了将近1000万元。尽管该县在每个村都成立了禁烧指挥部，将乡里干部全部下放到村里，24小时派人值守，但还是因为秸秆禁烧不力，出现多处起火点，被处罚总计2000万元。

政府也为秸秆综合利用投入了专项资金补贴，但面对中国农业史上空前之巨的秸秆产生量，这些补贴杯水车薪。秸秆禁烧主要是靠行政力量在强制推行。农民因为烧秸秆而被罚款、刑拘的新闻屡见不鲜。

即便如此，很多农民依然冒险在夜里悄悄焚烧秸秆，有人因害怕被发现提前离开，火苗烧到旁边的草垛甚至引起山火。还有人害怕起火被发现，干脆将秸秆推入附近沟渠塘坝，引发水污染。

与此同时，由于土壤退化、技术不到位等原因，还田的秸秆也给农民带来病虫害、经营成本上升等问题，让很多农民对于秸秆还田的可行性提出质疑。

◉多地生态农业的实践发现，如果土壤健康、措施得当，秸秆覆盖和还田不会加剧病虫害风险，还有多重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

随着这些问题的暴露，政策文件中关于“秸秆还田”的简单表述，也渐渐进化为“秸秆科学还田”、“秸秆可控腐熟快速还田”等措辞，这至少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了禁焚政策十多年来的种种乱象。

四、谁应支付绿色转型的代价？

本质上，禁烧秸秆和散煤背后是同一个预设：当整个社会开启“绿色转型”的步伐，农民要为所有人呼吸清洁空气而承担额外成本。以环保为名，禁止农户小规模畜禽养殖，也是同一逻辑。但是，对农民这一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来说，公平吗？更何况，他们已经在城镇化进程中被“代价”了一次。

当然，烧煤、烧秸秆、养猪养鸡，确实有污染，需要规范和管理。但城里人开车、取暖、叫外卖，也造成不低于烧煤烧秸秆的环境污染，更何况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是为所有人供应食物，而城里人的消费则只是为了自己的舒适和便捷。城市推行煤改电、垃圾分类、车辆限行等环保政策时，往往会处理得更加柔性、至少不影响居民的衣食住行，或者有可负担的替代选项（如公共交通）。为什么只有农民经常遭遇环保“一刀切”？

关于农民如何取暖这事儿，已经有了太多的政策、技术和研究成果。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回归常识，回归人性。

华北秋收遇上连月阴雨，有的地方甚至罕见地从8月下旬就下了起来。玉米收不了、棒子发霉等新闻频频登上热搜。食通社走访了河北、河南六个农业县，发现在玉米“成熟-收割-晾晒-储存-销售”的各个环节上，种植户、收购商和地方政府想尽了各种办法应对。但无论农户规模大小、实力和设备如何，几乎所有玉米种植者还是只能接受减产、降价和霉变对他们造成的损失。

不仅仅是玉米，受影响还有其他经济作物，这些农户面临的经济损失可能更大。

本文记录了今年反常的绵绵秋雨下，华北农民的困境和挣扎。气候已变，以各种姿态努力抗衡的大小农户们却还缺一把遮蔽风险的伞。

一、无法下地抢收的收割机

一天一夜的雨后，河南商丘柘城县朱庄村的李大爷终于见了两天的太阳。10月17日，商丘刚经历了一场暴雨，雨水淹没了农田，只有还没收割的玉米秸秆指示着农田的方位。

◉暴雨过后，商丘低洼的土地上出现了积水。摄：谢小丹

两个月来，他见到太阳的时间有限，一场秋雨仿佛没有尽头，从9月延续到了10月。如今土壤也已经吸够了水分，低洼的土地上仍留有前天的积水。9月以来，河南已出现8轮大范围明显降水，平均阴雨日数达27.5天，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在河北邯郸、邢台等地，雨也断断续续连下了20多天。

按照他过去的经验，每年6月种玉米，9月收割再接着种小麦。如今，节奏被这场秋雨打乱了，已经到了10月，村里还有人玉米没收上来。李大爷说，玉米的生长周期就115天，可因为连续下雨的缘故，今年的生长期已经大幅延长到140、150天了。如果再不收割，玉米就要倒了，秸秆也硬了，打碎还田之后会不好腐熟。

也有的地方玉米收得晚，在河北中部能到10月中旬。在河北东南部邯郸市，峰峰矿区界城镇的政府人员在10月16日告诉我们，由于海拔和气候条件，这里玉米成长和收割期也较晚。但玉米留在不通风的地里一直淋雨，仍会持续发霉，甚至发芽。

界城镇有着8000亩玉米种植面积，本地人赵峰（化名）就承包了1000亩。食通社在他的田间看到，不少玉米都染了青霉菌和穗腐病。霉斑也沿着被鸟、虫啄蛀了的玉米粒进一步蔓延扩大。

◉赵峰的玉米染了青霉菌和穗腐病。摄：裴丹

地里的玉米不能再等了。但种植户们也很难按时收割。像轮式收割机这样的大型机械进入被雨泡过的土地，会压实土壤，即使勉强作业，也可能打滑，或者陷入泥中，无法动弹。

在邯郸曲周，小移庄村一位承包着200多亩地的村民尝试把收割机开到地里，但只收了一小片玉米，作业就被迫终止了，田地里裸露出混乱的轮痕。而在商丘的朱庄村，有农户为了抢救收割机，甚至还配了一台拖拉机守在旁边，以备救援。

◉往常雨后，出于保护耕地的原因，大型机械不能进地。但为了防止发霉，很多农民选择收割，收割机在被水泡过的土地上留下了车辙的痕迹。有村民说，这样的土地可能两三年都长不好粮食。摄：谢小丹

峰峰矿区界城镇的千亩种植户赵峰有两辆履带式收割机，这种收割机重量较轻，且用履带来分担轮子的重量，更能进入浸水的地。但他依然无法收割——用来收集棒子的拖拉机还是下不了地。他的地太多，许多地块进深就有几十甚至几百米，人工搬运或使用三轮车都不现实。对赵峰来说，1000亩地需要9到10个劳动力，连续收割10天半个月。但10月17日，雨停了没几天，当地又下雨了。他没有找到开始收割的好时机。

◉一辆无法进场的轮式收割机停在小移庄村承包户的田地前面，这辆收割机比传统的联合收割机还要轻型一点。摄：裴丹

在收割机没办法下地的情况下，河南焦作博爱县芦边桥村一位村民选择了自己下地抢收玉米，遇到发霉的玉米就放弃，只掰好的。

商丘的李大爷也自己人工收了两亩多。由于地湿，三轮车也会陷入泥土之中，他只好砍了玉米秸秆铺在地上，才把三轮车开进自己的玉米田里。不过，人工掰玉米费时费力，而人毕竟不是机器，李大爷说，“头天能掰一亩地，第二天就掰不了了，只能掰半亩了。”

最终李大爷还是用上了收割机。剩下4亩地的玉米很多都已经发霉，他必须赶紧收回来。

为了抢收，很多农户付出了比往年更高的成本。在河南焦作修武县孟村，村民成小凛是当地的种植大户，还与其他种粮大户联合成立了粮食专业合作社。他说，雇佣本地的收割机，还能有笔补贴，但本地机子都是轮式的，不适合在潮湿的土壤上作业。很多农民宁愿牺牲补贴机会，选择外地的履带式收割机。

在河北曲周肥乡区小移庄村，农民连收割补贴也没有。一位村民在中秋前短暂的两个雨停的日子抢收玉米，雇佣农机的费用一亩要八十，比平时贵了二三十元。当地还有不少村民就一直在等，哪怕轮式收割机就在地头等着，但他们怕把地压坏，宁愿先不收。

直到10月18日，无论在邯郸西侧的峰峰矿区，还是东侧粮食种植面积更大的曲周、肥乡，食通社都了解到，收上了玉米的主要还是零散小农户，一袋袋、一包包人工往外扛玉米。而种了几百亩的大种植户必须依赖收割机，都还没收上来。

二、晒不干、烘不了，棒子还是发霉发芽了

◉河北邯郸曲周县，一个收购站在土地上垫了点砖，成袋地装玉米棒。摄：裴丹

可是刚摘下来的玉米棒子可能比在地里水份还大，继续受潮不晾晒的话，一晚上就能发霉。

以中储粮为代表的大型企业只收“干粒”，也就是含水量在14%以下的玉米粒。但刚刚收割的玉米水分都在20-30%。按照往年的经验，河南农民收上来的玉米粒在空地上摊开铺平，2天的时间就能晾干水分。

但阴雨天气下，一个稳定、有硬化地面的晾晒场对大部分小农是一种奢侈——泥地和砖地上，玉米棒会受到地底下湿气的影响，容易升温腐熟，甚至发酵；天上还可能继续降雨，铺上塑料布挡雨后内部湿气更大。网上有人形容，“不盖长芽，盖了长毛”。

更大规模的晾晒场所更稀缺。像是商丘朱庄村的承包了100多亩地的种植户，只能在有限的空地上反复腾挪。而大规模收玉米的粮站和商贩更是要用铲车每天翻搅玉米棒子。

河北沧州献县西蔡村的陈叔承包着300亩地，他有专门的一大片场地做晾晒场，也更“幸运”些——国庆后，雨水下了一周，没有邯郸和河南久，已经收下来的的几千斤玉米完好无损。但是，晾晒场的砖地地基被雨水浇透了，砖块滚进泥里，大车开进来轮子会东倒西歪，后续的收割也被中断。两口子抓紧雇人浇筑水泥，至10月17日，工程只完成小半。这笔工程花了他们10万多元。

◉（上）陈叔在他宽敞的、新浇了水泥的晾晒场里。（下）晾晒场里的钢管玉米架子。摄：裴丹

在食通社此行走过的大部分村子，村民把玉米棒子堆在圆柱形的囤子（墩子）里，堆放在院里或屋顶上。陈叔另辟蹊径，买来钢管和铁丝网，建了方形的玉米架子，它的底部也可以垫高通风。陈叔骄傲地告诉我们，他的玉米虫害少，雨水难随着被咬坏的谷粒表皮渗进来；他还认为自己收割下来的玉米已经完全断浆成熟了，保存方法也更得当。这都让他的玉米抵御了霉化。

但即使是在与陈叔一样的玉米架子里，在邯郸西侧峰峰矿区的另一个镇子，玉米收购商李军的玉米棒子却还是很快发霉了。他租了水泥场地，还有大仓库专门存放玉米，今年才刚刚花钱竖起了玉米屯。峰峰雨水持续更久，纬度也比沧州低，玉米成熟相对早。他们只能抓紧给玉米脱粒，摊在地上晾晒。

◉李军新修的玉米架子里，玉米也发霉了。摄：裴丹

农户们说，玉米粒的通风条件还不如玉米棒。李军向我们比划：干透了的玉米，把手伸进去，它是凉爽的，而水分到了20%以上，手伸进去就烫手了，玉米粒发霉结块，炊烟一样冒烟。

10月13日起，天气放晴，他们在水泥场地连晒了三天玉米粒，水分终于要降下去，17日，天气预报显示明天要再下一场雨。他们全天在地里抢收，“要是明天收不起来，都白干了。”

晾晒难，烘干更难。小农户缺乏烘干设备，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把刚收割下来的“湿”玉米棒子或玉米粒低价卖给二道贩子；要么在家中简单晾晒后，以干粒形式出卖，这样即使刨去玉米轴和水分的重量，价格也更划算。此外，在现货市场上，玉米价格也有波动，所以农民也会储存粮食，期待之后能卖上比秋收时更高的价，甚至留到腊月里。

李军也想买烘干机，一台设备少说十来万，大的上百万，但租借的场地并不稳定，他不敢随便添置。

三、捱过干旱减产，难捱霉变减收

在连绵不绝的秋雨之前，许多农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干旱而糟心的夏天。

从7月初到8月初，河南陷入了大范围高温干旱。这段时期也是玉米生长关键的“花粒期”，即从玉米的雄穗长出、授粉、到子粒全部成熟的阶段。要保证粒多、粒重，“灌浆”饱满，本来最需要水。农民们一直盼雨，却不来。为了抗旱，他们只能不停地从机井中抽水给玉米灌溉。

在焦作孟村，农民们不到半个月就要浇一次，一共浇了四五遍，好在地里灌溉条件相对不错。但也有的地井水位太深，顶多前期浇两、三遍。于是，有的种几百亩的种植大户前期还能跟得上浇水，浇了两三遍之后，就跟不上了。

而河北多地使用深层地下水井，大户赵峰所在的邯郸峰峰矿区界城镇海拔200多米，水从机井抽出来，再泵到地里，一小时电费得60元，还浇不透一亩地。邯郸新坡镇的李军也回忆，干旱时，村都旱了，人们开始从两口接近50亩的大水塘抽水，直到塘里的养鱼户抗议才作罢。

“光杆玉米那么高，不结棒子，叶片都卷起边。”赵峰被地里的“小矮子”玉米逗得哭笑不得。他花过电费浇地，但在地势高的一些地里，预计亩产甚至不到去年的一半。

◉因为干旱，界城镇赵峰地势较高的几片地里，玉米长成了小矮子。摄：裴丹

到了9月份，熬过干旱的玉米开始顶浆、即将成熟，盼了两个月的雨，不合时宜地来了。推迟的收割、玉米的发霉又带来了新的减产。“相当于叠了个buff。”李军说。

即使是商丘柘城县朱庄村的李大爷这样灌溉及时、顺利捱过了干旱期的农户，收获时，玉米在地里就开始霉变，“就不压秤了。”

收割机收割腐烂的秸秆也有困难——收割台有高度，秸秆要是从底部腐烂，倒下的玉米无法被全部收获，李大爷说，他原本预计亩产可以挺高的，往年能收上来90%，今年只有50%-60%，剩下的都撒到了地里。

发霉的玉米也难卖出——粮食厂家对霉率有要求。太霉的，甚至做饲料粮也不行。有的村民只拣好的玉米掰，剩下的发霉棒子只能留在秸秆上还田。

最后，河南李大爷4亩多的土地只收了不到3000斤玉米粒，平均下来每亩地六、七百斤，比往年少了一半。

四、雪上加霜的低粮价

近年粮食价格本身就不够理想。焦作孟村一位农户告诉食通社，在2022年，玉米干粒价格最高能到1.5-1.6元/斤，这意味着含水量更高的湿玉米棒收购价也能在每斤8毛到1块多。但之后价格一路下跌，从去年的1.3元一直掉到了9毛多，意味着每亩地少赚大几百元。今年粮价才有所回升，到了1.2元/斤左右。

◉根据博亚和讯监测，从2022年到2025年10月17日，玉米价格持续下跌，并在2024年11月跌入最近几年的最低谷，2025年玉米价格才有所回升。图源：choice

在河北邯郸，去年秋收时，小贩在地头收购湿玉米棒子一斤0.45-0.49元，今年则维持在5毛上下——刚“开秤”时能到每斤5毛8，十月上旬下雨后抢收的湿棒子也有一斤5毛，不少村民本来盼着今年价格回涨，能多赚一点。

但霉变太厉害了，让好不容易抢收回来的好玉米也卖不上价了。河南商丘的李大爷抢收的不到3000斤玉米，一斤最多只能卖3毛多钱。4亩地还卖不到1000块钱，他心疼得慌。

商丘另外一位受访农户表示，他从2亩4分地里掰下的玉米甚至全部按每斤2毛卖了，只得了200块钱，是往年的十分之一。

李大爷这样的小农户，种地除了劳动力，成本很低，而且本来一年种地只有几千块收入，即使损失惨重，生活还能靠在外打工的子女补贴。

但常规种植的包地大户成本更高，光地租一亩地就要600-1000元，高的甚至能到1300元。面对天灾和市场行情波动，他们的经营风险也成倍放大。

成小凛承包九百亩地，因为减产，他算下来今年一亩就要赔一百块。而正常年景下，大户一亩地也就只能赚几百元。河北峰峰矿区界城镇的千亩种粮大户坦言，今年的愿望，就是玉米卖掉后，能把地租、化肥种子钱全给农户结清，剩下能有个十万八万，养活自己的这一年生计就行。

不仅农民挣不到钱，发霉的风险向链条下游传导，收购商可能也得赔钱：李军从南阳5毛8收购的玉米在运输途中一直下雨，棒子在车里发起了芽，到达目的地后，水分到了40%以上——这是水分密度仪能测出的最大数值。最后，5毛8收来的玉米粒被半价收购，三车买卖反而赔了五万块钱。河北市曲周县另一位玉米贩子收来几十万斤棒子，也都长出芽，如果卖掉，每斤湿粮要赔2毛5，如果不卖，还可能进一步霉化。

如今，李军仓库里有四种玉米：比较好的、霉变30%、50%和70%的。后者的比例可能还在上升。

波动之下，村民仍在期待玉米售价走高。在河北曲周，虽然收来的棒子都开始发霉发芽，收购站已经不敢再收更多了，仍有村民认为，今年“不一定”赔钱：如果湿棒价格涨到一斤七毛五，即使扔掉三分之一，也还可能赚点儿。希望这不仅仅是一种阿Q精神。

无、灾害连年来，作物排队烂

这场反常的秋雨影响的不仅是正在收获的玉米。在华北大部分地区，玉米收割后，就要抓紧种小麦了。今年，小麦晚播已成定局。

虽然上冻之前，冬小麦的播种还有时间窗口，但仍有农户担心播种推迟，赶上气温下降，可能造成减产。成小凛解释道，小麦的“发茬率”（分蘖数）会低，意味着麦穗会减少，原来一粒小麦能长四五个茬，现在可能只长一个，肯定减产。为了补救，农民只能多买种子，“以前25斤，现在就得40斤，再往后面，还得再加”。

商丘朱庄村的农户会选择在玉米收割后栽种大蒜，他们更心急如焚。按照往年的经验，这时候大蒜已经长了3到4片叶子，但今年现在还没法播种，家里的蒜种都已经发芽了。按照农业专家的说法，大蒜最晚播种时间是10月20日，实在不行，11月也要种下去。时间已经不等人了。

还有其它农作物同样遭受了损失。最近几天，正赶上了无花果树大熟，家住朱庄村的小朱从早上5点多起床就开始忙着采摘，仅10月18日一天就摘了上千斤，但很多无花果都开裂了，光这一天时间他就扔掉了两、三百斤无花果，大概是往年一天的采摘量。受到雨水影响，他今年已经没办法再以鲜果的形式销售无花果，只能全部烘干成果干出售。

到了下午三点多，他才腾出空来抽水。连续阴雨后，进无花果园采摘需要穿及膝高的水鞋。今年积水最高时，水位已经快没过水鞋的高度，村里来干活的奶奶因为水鞋灌水，不得不回家换鞋再回来干活。

由于临近安徽亳州，加上当地是全国有名的辣椒交易中心，商丘的朱庄村很多种植大户承包了土地后便种植中药材、辣椒等经济作物。这类经济作物种植成本更高，白术每亩成本更高达上万元，一旦遇到这两年这样的天灾，大户们损失甚至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

◉因为阴雨，白术在地里就已经腐烂，种植户只能雇佣农民冒雨抢收，再抓紧烘干。摄：谢小丹

◉菊花的收获需要农民坐在马扎上采摘。因为阴雨加上土地泥泞，这片菊花只勉强采摘了一部分便被放弃。摄：谢小丹

虽说农业本就是看天吃饭，但对于河南农民而言，这几年已经遭受了连续的天灾，从2021年的720暴雨，到2023年的烂场雨，再到今年的秋雨，他们已经连续几年没有见过所谓的风调雨顺。

但每年他们遭遇的灾害又不一样。像是去年，商丘朱庄村里赶上了那场特大暴雨，根据气象站监测，7月15日7时至18日7时，商丘市平均降水量达295毫米，5个观测站超过500毫米，几乎是三天时间下了一年将近一半的雨。

“去年的暴雨过后，省道上也全都是水，都是小朋友在捞鱼。抽水都没地方抽，沟和路面的水位都是平的，我的无花果园子整整泡了六天。”小朱说。最终那场暴雨后，他的很多无花果树都淹死了，只能挖掉。

朱庄村很多村民对那场暴雨仍然记忆犹新，但今年虽然没有暴雨，但连续阴雨不放晴的情况同样罕见。“去年是直接绝收了，今年虽然有一定的产量，但更累人。”

连续的天灾成了压倒不少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就有人选择了退出。今年，朱庄村的地租已经开始下降，原本每亩1000元的地租已经降到了800元，而原本800元的则降到了600元。

六、随雨带北移的技术和设备

在河北、河南两地，面对连续的气候变化，农民常年经验积累下来的种植方式很多都渐渐失效了。天灾面前，什么才是有效的应对措施？

这场秋雨中，一些原本不在华北应用的农机，如履带式收割机、烘干塔都开始发挥用途。

无论是在河南还是河北，履带式玉米收割机并不常见。邯郸曲周市肥乡区地势平坦，是河北的玉米种植重地，重型轮式联合收割机本来最受欢迎。肥乡区光小移庄村民就买了15台。它马力大，好用，最受农民喜爱，能一边给玉米脱粒，一边把秸秆也粉碎拉走。虽然一台售价高达30万元，但有人去年一年就能挣回15万元来。而履带式收割机却被一些农户认为是效率低，收得慢。我们走访的地区中，只有河北峰峰矿区两三年前就已经引入了履带式收割机。因为这里地处山区丘陵地带，土地破碎，在田里转弯掉头，龙头低的履带式更不容易翻车。

◉工作中的烘干塔。摄：谢小丹

秋雨中，烘干塔也成了农民保住收成的“神器”。成小凛是修武县第一台烘干塔的拥有者。2023年，成小凛觉得包地大户们粮食打得多，也不愿意晾晒，烘干未来会成为发展趋势，就斥资100多万买了两台烘干塔。

不到3年时间，根据修武县公布的信息，到2025年全县已经拥有了13台烘干塔，日烘干能力达1200吨。成小凛估计，下一年修武县的烘干塔就要更多了，已经有好几家准备发展。

但修武县的烘干塔数量还是有限。这几天，成小凛的烘干塔24小时日夜不停，工人吃住都在厂里，只能抽空回家换身衣服。但农户们抢收的玉米还会源源不断地卖到收购站来，仓库里放不下就只能堆在院中，然后抓紧时间烘干。

◉种植户们卖的玉米远超烘干塔的烘干速度，仓库里放不下的玉米只能堆在院中，靠塑料覆盖挡雨。摄：谢小丹

从事中药种植的孙明的烘干房今年“大材小用”，也参与玉米秋收了——中药烘干房的设计当然为了烘干中药材，烘玉米不划算。但无奈今年玉米太潮湿，只能利用现有条件来挽回损失，附近也有人找他烘干玉米。

◉今年孙明用上了自家烘干房烘干玉米，一次性可以烘干10吨玉米粒。摄：谢小丹

下雨闲着没事，自动化专业出身的孙明琢磨了一套小型烘干机。他自己画图纸，再找周围的工厂用机床加工，花了3000块钱做了一套简易的烘干机。这台烘干机可以通过燃烧玉米芯制作的燃烧颗粒，或者直接烧柴火，通过产生的热风烘干玉米。

利用这台自制烘干机，孙明烘干了自己家剩下的两三千斤玉米。不过，今年还没真正发挥作用。而这未来或许能成为一种自救的方式。孙明觉得，未来如果天气还像今年这样，家里有6-10亩地的人或许就适合准备这样一台烘干机。

◉孙明的自制烘干机，12小时就可以完成烘干。摄：谢小丹

但这些设备在河北、河南两省毕竟数量有限，所以它们也是政府有关部门今年救援农民应对灾情的重点措施。

此前，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中央财政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4.84亿元，用以支持河北、河南、陕西等7省受灾地区加快开展农机抢收、潮粮烘干、农田排涝等农业生产防灾救灾工作。截至10月10日，农业农村部还按照黄淮海地区需求，调剂调度履带收割机24.63万台。

地方层面，截至10月15日，为缓解抢收压力，河南调集近8000台履带式玉米收割机投入作业，将履带式谷物收获机换装割台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同时利用832个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和742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应急抢收，并向农民群众公布全省4963台烘干机械位置和联系方式，先后安排50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烘干机械奖补、秋粮收获补助和调度农机。

河北则强化了农机应急响应。“三秋”期间，全省预计投入73万台农机具，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2万台，玉米收获机7.6万台，小麦播种机16.8万台。储备履带式玉米收获机568台，谷物烘干机（塔）1292台，以供应急所用。

虽然，在我们10月中旬的走访中，没有河北和河南的农户表示使用了地方部门调来的农机，或享受到了专项资金。

农业保险也在发挥作用。一些购买了玉米险的农户还是能拿到些赔偿，尽管不多。因为农业保险的赔偿，原本每亩地赔了100元的成小凛差不多保了本，朱庄村的农户也有的收到百十来元的赔偿。

问题在于，这些措施究竟能惠及多少农户，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助农民减轻灾害带来的损失？

而在焦作芦边桥村，食通社遇到的村民今年两亩四分地的玉米只卖了两百元。村旁的田里大量玉米发霉，却没有获得农业保险的赔偿。“业务员说今年这情况不能算绝收，老百姓跟他都吵起来了，人家扭头就走，再打电话就不接了。理赔权在人家，人家说不包，我们又没办法。”他说。

在农民的种植经验里面，旱和涝是两种他们最常见的灾害。但旱不怕，靠抽水灌溉还能解决，涝则是他们更怕遇到的情况。气候变化面前，农民过去积攒下来种植经验也正失效，他们更无从自救。而类似的灾害或许还会反复上演，阴雨之下，谁能为农民“撑伞”？

文中孙明、赵峰、李军为化名

食通社成员令钰、玉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天乐

各位听众，一些法国人退休后，只能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例如：罗伯特、杰拉德和让-皮埃尔等的三人，他们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工作，退休后每人每月收入减少了约500欧元。如今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精打细算，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挣扎。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Esmail Baghaei）周五要求两个拥有中国制造的“翼龙II”无人机的海湾国家就一架据称在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中被击落无人机一事作出解释。众所周知，阿联酋和沙特都拥有这种侦察和精确打击无人机。

家里用了好多年的欧司朗 3U CFL（节能灯）灯泡又坏了，3-U-Tubes，P「U」代表灯管被弯曲成了 U 字形。「3」代表这个灯泡是由 3 个 U 型灯管 组成。

通电时有很大的电流声，不开灯的时候还有黄色的「烧焦」痕迹。这种灯管里面的镇流器最怕台灯灯罩内积热，所以仅用了两年多就罢工。一支用了一年多，一支用了两年多，反正没超过三年的，寿命都很短，这次就研究一下，决定换用 LED 灯泡，问了好多家线上店客服都弄不清，只能自己来研究。

CFL 和 LED 对比

1. 发光原理

• CFL（节能灯）： 里面有汞蒸气，通电后通过电子镇流器产生高压，激发汞蒸气发出紫外线，再让灯管壁的荧光粉发光。属于间接发光
• LED： 靠半导体芯片直接把电能转换成光。没有气体，也没有汞，属于直接发光

简单说：CFL 像小日光灯管，LED 像手机屏幕里的发光芯片。通用吗？之前客服都以为不能用，我凭直觉都感觉其实是完全可以的。

2. 能不能直接替换？（最关键的问题）

可以直接通用。 我这个台灯是 E27 螺口，俗称大螺口或普通螺口，拧上去就能用，不需要改线路。

3. 供电方式（驱动器）

LED 的驱动电路比节能灯的镇流器简单且高效，发热量极低。原来的 20W 节能灯大部分电量都变成热量浪费了，所以才会烧焦

• CFL：靠电子镇流器（容易发热，是寿命短的主要原因）
• LED：靠驱动电源（电路更简单，发热低，更耐用）

4. 建议

LED 在省电、寿命、启动速度和环保方面都明显优于 CFL，价格其实也更划算。

• 功率：选 9.5W~12W 的 LED（亮度接近或略优于原 21W CFL）
• 尺寸：建议选小柱泡或高度较矮的款式，避免顶到灯具

直接换上好品质的 LED 后，基本不用再担心灯泡一年多就坏的问题了。

品牌

既然确定了 LED，就来选品牌，欧司朗现在业务授权给 LEDVANCE 朗德万斯，本来是欧司朗的时候质量都这么差，所以也就剩下飞利浦可以选了。就是要小心买到山寨，在官网找授权店铺，其中好几家天猫店不在名单中。

尺寸

原来那颗 3U 的尺寸是 15.3cm × 4.6cm。 这款飞利浦的尺寸是 11.43cm × 3.72cm。只是比之前短了一大截

反而有好处。灯泡和灯罩之间空隙更大了，空气对流更好。这不仅解决了舊灯泡因为积热而烧焦的问题，还能极大地延长这个新 LED 灯泡的寿命（LED 最怕热，散热越好，光衰越慢）。

寿命

流明

• LED 流明 950lm

  对比

• CFL 大概 1200lm

差不多可以用更少的流明来达到相同甚至更好的桌面体验。

色温

中性光，白光，黄光三种可选，我放在卧室使用，喜欢温馨一点的感觉，就选择了 3000K 的暖黄光。低流明 + 低色温适合卧室氛围。

显色指数

演色性指数其实以 CIE Ra 来称呼比较合适。CRI是比较广义的说法，而CIE Ra则是国际标准演色性指数（英语：international standard color rendering index）。

理论上，CIE Ra 上限为100，这支 LED 灯是 CRI 80，显色指数高有个好处，比旧款节能灯看东西更清晰、饱和。色彩更鲜艳时，人的大脑主观感觉环境更明亮。

看起来不像暖光，其实是的，换上后体验好多了，再战五年！

根据法新社对战争研究所（ISW）数据的分析，俄罗斯军队3月份在乌克兰几乎没有取得任何领土进展，这是自2023年9月以来的首次，甚至在一些地区还退守到基辅军队手中。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是一份1990年起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行的学术期刊，每年出刊4次，内容为研究民主和民主运动的发展。

一、民主期刊：AI并非无所不能，独裁政权仍无法消除大规模抗议

4月，民主期刊 (Journal of Democracy) 刊发了一篇题为“威权AI的边界”的研究文章。研究结果一反之前的论调，指出尽管人工智能被视为强化威权统治的“灵丹妙药” (silver bullet)，但其在现实政治中的效力仍然受到结构性限制。

报告封面

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常被认为可以让镇压更廉价、更快速、更精准”，这一判断“至少在短期内成立”。然而，作者强调，“最强的应用部分——预测性、预防性的大规模控制——会遇到一个根本性的约束”。这一约束被作者概括为“威权者的校准困境”。

研究写道，任何基于概率的系统都必须决定如何界定“风险”：若降低门槛，“可以减少漏报，却会提高误报，将更多无辜者卷入并引发反弹”；若提高门槛，则“减少附带镇压，却会错失真正威胁”。换言之，“预测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错误，问题只是选择哪种错误”。

文章以中国为例，指出这一困境在制度化监管中更加突出。作者表示，自2022年以来，中国要求算法备案、内容审查与身份验证，使AI治理成为“一个持续调整错误容忍度的过程”。这种机制在实践中呈现为“阈值鞭打” (threshold whiplash)：在敏感时期收紧控制，随后因反弹而放松并修复舆论。

例如，2022年底“白纸抗议”中，民众以空白纸张表达不满，使监控系统难以识别具体内容；随后，当局一方面迅速放松防疫政策，另一方面继续压制相关讨论与纪念活动，体现出“行政放松与政治收紧并存”的治理逻辑。

文章进一步指出，AI系统在威权治理中的局限源于其统计属性。首先，误报问题不可避免：“即使一个系统准确率达到99%，在极低比例的真实威胁下，被标记者中的大多数仍是无辜者。”这不仅“淹没安全机构”，也会“侵蚀政权合法性”。

其次，算法依赖历史数据，但现实社会会不断适应监控，“公民通过改变语言、转向私密渠道或改变行为路径，使模型迅速过时”。此外，地方官员可能操纵数据以迎合上级，“将AI输出的‘数据’转化为政治资本”，从而加剧“垃圾输入、垃圾输出”的问题。

文章还列举了多国案例。中国“健康码”系统曾因误判导致民众被限制出行，甚至在河南村镇银行事件中被用于阻止储户维权；俄罗斯出现通过化妆干扰人脸识别的抗议方式；伊朗部署AI监控女性着装，但仍无法阻止大规模抗议。这些案例显示，“AI促使抵抗方式演化，却未能将其消除”。

然而，作者指出了AI对威权体制的另一种“帮助”，即AI仍能产生心理威慑效应。文章指出，威权政体从中获得一种“独裁者红利”——“通过制造无处不在的算法威胁，促使公民自我审查，其效果远超实际监控能力”。然而，这种威慑依赖“偏好伪装”，一旦系统失误被广泛认知，“恐惧可能迅速转化为愤怒”。

作者总结称，AI并未消除威权统治长期存在的“信息困境”，反而“以精确的表象掩盖根本的不确定性”。当政权越来越依赖量化指标时，“它所使用的地图可能已不再对应现实”。相比之下，民主制度的“混乱与摩擦”反而能够提供真实反馈。

最后，文章表示，AI时代既不会自动巩固威权，也不会自动推动民主，其影响取决于制度环境与社会应对。“关键不在于被技术能力所震慑，而在于理解其运作方式，并据此发展有效的应对策略。”

二、Lingua Sinica：当AI成为“更有人味的宣传机器”

4月2日，中国传媒研究计划 (China Media Project, CMP) 旗下的研究平台——华语世界Lingua Sinica发布了一份报告。结果发现，在全球新闻界仍在审慎讨论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之际，中国的宣传体系却将其视为强化叙事能力的重要工具，并尝试通过AI塑造“更具人性”的官方传播。

文章封面

文章以一场在郑州举行的相关论坛为切入点，描述了AI与宣传结合的象征性场景：“AI机器人与跳舞的孩子同台演出”，作者将这一画面形容为“关于AI人性化的某种不协调的国家叙事”。

在论坛讨论中，官方媒体不断强调新闻应具备“专业性”“贴近现实”“把握趋势”和“创新”等特质，甚至提及“同理心 (empathy)”。然而，文章指出，这些在西方新闻语境中强调人与公共之间联系的价值，在此却被重新定义为“通过人工智能实现的生产技巧与修辞工具”。

换言之，“人性化”不再是新闻伦理或职业理想，而成为可被技术模拟与放大的传播手段。文章讽刺性地指出：“中国梦想拥有一支由唯命是从的埃德加·斯诺 (Edgar Snows) 式人物组成的军队，他们全都以同情的口吻宣扬党的崇高人性，这个梦想或许离我们并不遥远。”

文章进一步指出，这种趋势与中国媒体体系的结构密切相关。在一个“封闭且受控的媒体环境中”，AI并未引发对新闻独立性或伦理风险的广泛反思，反而被视为“提升国家叙事能力的技术助推器”。

与此同时，Lingua Sinica将这一现象置于更广泛的国家战略背景下。近年来，中国不断推动“AI参与对外传播”和“媒体技术融合”，包括建立AI合作平台、推动国际AI交流机制等。这些举措表明，AI不仅是国内舆论治理工具，也被纳入对外传播与影响力建设体系之中。

结合其他研究可以看到，AI在这一体系中的潜力不仅体现在内容生成，还体现在舆论监测与引导能力上。例如，有研究指出，相关技术可以“追踪公共讨论、分析情绪，并大规模生成回应，从而影响舆论走向”。

然而，文章暗示，这种“更人性化”的宣传并不意味着更真实或更开放。恰恰相反，当“同理心”成为算法生成的修辞，当“贴近公众”成为数据驱动的策略，宣传的说服力可能增强，但其本质仍是对叙事的控制与塑造。

最后，作者总结称，AI并未削弱宣传，而是使其在形式上更加柔软、在表达上更具情感，并在技术上实现规模化生产。这种“人性化的机器宣传”既可能提高传播效率，也可能进一步模糊真实与操控之间的界限。

三、维权网：三月中国新增29名良心犯

维权网（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于2026年3月31日发布《三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报告显示，上期名单中40人已被刑满释放；并获悉有17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了我们又搜集到的被刑事拘留的3人以及被判刑的26人（编者注：原文为25人，但经计算为26人，可能为笔误），共计29人。被捕的主要原因包括从事宗教活动、少数民族维权、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的40人名单：

李宜芳、蔡彩影、仓央嘉措（藏）、崔长胜、何林夏、

梁顺景、刘嫦娥、慕恩、南杰顿珠（藏）、卿立菊、

唐云淑、肖青山、杨长宽、于兰芳、余荣新、

扎西达杰（藏）、张玉凤、朱明兰、果洛华丹、张新发、

杜亮明、詹瑞华、孙华、王世军、路连义、

段桂秀、张淑琴、杜丽娟、朱桂清、贾兴蓉、

杨秀兰、潘汉玉、杨宗霖、明月、王文果、

谭萍、杨岳桥、李向阳、泽噶嘉措、张春雷、\

2. 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的3人名单及简历：

1）、于凯：山东晓临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2026年3月26日，其在司法部门前公开举牌，实名控告青岛市司法局局长邓焕礼。举牌内容直指邓焕礼涉嫌“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3月27日，于凯律师被警方带走时，警方给出的理由为“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目前具体刑事罪名尚不详。现获悉：于凯律师目前已被刑事拘留，关押在北京西城看守所。

2）、李道国：乌有之乡网站主编。李道国系民间知名左翼网站“乌有之乡”的主编。李道国近年因辉县老家的环境被毁、耕地受破坏、矿山遭盗采而参与了家乡群众的维权活动，坚持举报不法企业及家乡政府有关部门执法犯法。李道国于2026年3月25日晚上8点左右从北京海淀区的家中被带到北太平庄派出所，随后由来自河南新乡辉县市的公安人员带走。因24小时后仍下落不明，家属先后与北太平庄派出所、辉县市公安局等多方联系，才确认李道国已被以“敲诈勒索”的罪名刑事拘留。办案单位是辉县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现羁押于新乡市看守所。

3）、王岸然：1954年3月13日出生，本名黄觉岸，英文名Wong Kwok-ngon，别名：岸伯、三个法律学位君，祖籍广东中山，前英属香港籍、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籍人，前廉政公署及房屋署公职人员和大学讲师，香港人民广播电台创办人，专栏作家及时事评论员，前民阵民生及民权小组副召集人，中国在押政治犯。早年曾在香港树仁学院和香港大学就读，毕业时获取法哲学硕士学位；后其又到英国的韦尔斯大学亚比理斯学院和伦敦大学继续修学，并分别获取法学硕士、法学荣誉学士及哲学文学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初，其因热衷于时政评论，遂开始投稿香港《信报》，并积极参与组建政党、创建论政组织“北辰学社”，又担任香港民主民生协进会创会评议长；1996年，因不满香港民协参与临时立法会，其与已故市政局议员区玉霞及前深水埗区议会主席黄仲棋等人组建了社会民主阵线；2003年，因不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其又组织民主倒董力量，由此又于2004年7月与他人组建了香港人民广播电台；2006年，其又担任民间人权阵线民生及民权小组副召集人；2025年，香港发生大埔宏福苑大火事件，12月1日，港内的民协、民主党等组织就宏福苑大火发起关于香港高楼维修政策的“民间记者会”，但次日就有港府相关部门通知该记者会取消，并且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让其与另一参与举办记者会的人士廖成利到旺角警署面谈；事后，其虽在Facebook上发帖表示已见过国安处人员并安全返家，但12月6日就突遭国安处警方拘捕；其被指控因在YouTube披露了协助调查国安案件的会面内容，并由于曾就大埔宏福苑大火发表的评论以及带有煽动意图的内容（含陈述、相片、图片及/或影片），已涉嫌煽动仇恨中央政府及特区政府，所以其言行触犯了港版国安法条例（即《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88条和第24条）的“妨害调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简称“妨害调查罪”——及“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简称“煽动意图罪”；12月9日其案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庭审，后又经2026年1月20日、2月23日两度在西九龙法院庭审，依然无果续押，并将其案移送至区域法院再审；3月12日其案在区域法院再审，但因其申请保释被拒，其正在申请法律援助，故其案又将于2026年4月28日再审，以待法援署处理。目前疑似被羁押于香港荔枝角收押所。

3. 本期新增被判刑的26人名单：

17年：别尔扎提·波拉特汉、

10年：田杏宝、

7年：谢会建、

6年：巴丹益西、

4年6个月：栾庆玲、田仙言、

4年2个月：那子波、

4年：龚永成、姚玉芬、姜莲花、王海燕、孙福梅、孟宪强、

3年9个月：栾艳萍、崔秀菊、朱育池、

3年6个月：翟善勇、李升星、夏忆林、

3年4个月：付景春、

3年：李冰、熊素香、

2年6个月：李玉芳、宋瑞香、

1年：王金凤、张淑香、

报告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1698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9人、有期徒刑1409人、刑期不明25人，羁押未判259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或强迫失踪的情况未完全记录。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可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6年3月31日）第126期（共1698人）》。

Although it’s widely known that Jules Breton had a daughter, Virginie Demont-Breton (1859–1935), who went on to paint, few today realise how successful she was, and how distinctive and delightful her paintings are. As is usual for women artists, lamentably few of her paintings are available as usable images, and little is reported of her career. This article is as much as I know.

She was born and named Virginie Élodie Marie Thérèse to Jules and Élodie Breton, in Courrières, inland from Calais on the north-east coast of France, on 26 July 1859. She was a precocious artist, and had her first work accepted by the Paris Salon in 1879 when she was still nineteen. She married the painter Adrien Demont the following year, after which she signed her paintings as Virginie Demont-Breton.

In her early career, she specialised in painting mothers with their young children. Her First Steps (1881-2) was exhibited at the Académie Royale des Beaux-Arts de Bruxelles in 1881, although dated 1882, and was shown in the Salon in 1882. From there it was sold to Goupil, who sold it to the USA, where her paintings did as well as those of her father.

She was awarded a gold medal at the Exposition Universelle in Amsterdam in 1883, although I have been unable to identify which work(s) brought her that distinction.

The Beach (1883), painted on the Channel coast, was exhibited at the Salon in 1883, where it earned her ‘hors-concours’ (because of exemplary record, her works didn’t need to be submitted to the jury in future), and was purchased by the state.

That year she joined the French Union of Women Painters and Sculptors, and served as its president from 1895-1901. Among her achievements for the Union was the full admission of women to the École des Beaux-Arts in Paris, and their eligibility for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prestigious Prix de Rome.

L’homme est en mer (The Man is at Sea) (1889) is probably her best-known painting, and shows a fisherman’s wife warming herself and her sleeping infant by the fire, while her husband is away fishing at sea. It was exhibited at the Salon in 1889, where it was rapidly engraved for prints.

The reason for the fame of that painting is in part because of Vincent van Gogh’s copy, L’homme est en mer (The Man is at Sea, after Demont-Breton) (1889), painted when he was undergoing treatment in the Saint Paul asylum at Saint-Rémy. Van Gogh based this on a printed reproduction.

In 1890, she and her husband moved to the small fishing village of Wissant, on the Côte d’Opale between the capes of Blanc-Nez and Gris-Nez, between Calais and Boulogne. The following year they started construction on a villa in neo-Egyptian style they named Typhonium, now a preserved historical site.

Their house became the focus of a group of artists known as the Wissant School, which was active until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embers included Félix Planquette, Fernand Stievenard, Valentine Pépe, Henri and Marie Duhem, and Virginie and her husband Adrien.

This detail of Virginie’s Portrait of Marie Duhem (1889) shows one of their close friends and colleagues in the Wissant School, at work en plein air on the coast near their house.

In 1893, Virginie was among the French women artists who took part in the Chicago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forming its Woman’s Building.

This monochrome reproduction of Stella Maris (1894) is one of Virginie’s many paintings using maritime motifs, developed after moving to Wissant. Stella Maris is a popular name for Polaris, the Pole Star, which has been used since ancient times for celestial navigation, but the artist’s principal reference here is to its use as a traditional synonym for the Virgin Mary.

The wrecked mariners clinging on to the rigging have been joined by a vision of the Virgin Mary, who bears the infant Jesus in her arms. This painting was exhibited at the Salon in 1895, and the print comes from a 1905 book on Women Painters of the World.

In 1894, Virginie was admitted to the Legion of Honour, and in 1896 was recognised by the Rosati Society for her achievements.

She continued painting intimate family scenes around the Channel coast. Into the water! (c 1898) shows a fisherman’s wife taking her young children for what may well have been their only opportunity to bathe properly.

Men of the Sea (1898) is another monochrome reproduction of a full-colour original painting, showing the fishermen of Wissant landing their catch on the beach. This compares with her father’s earlier (1879ish) paintings of fisherfolk in Brittany, and Winslow Homer’s famous paintings from 1881 of those at Cullercoats, north-east England.

Première audace premier frisson (First dare, first thrill) (1900) is a monochrome reproduction showing two young children entering the water at Wissant. This was exhibited at the Salon in 1900.

Like her father, later in Virginie’s career she turned to writing poetry and prose, which were also successful. Her collected poems were published in 1920, and four volumes of memoires between 1926-1930. She died in Paris on 10 January 1935.

Among her undated works are the following.

Mother and Child in an Orange Grove (above) was probably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as was Under the Orange Tree (below).

Alma Mater is an unusual version of the Nativity, in which the Virgin Mary’s traditional blue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painted plaster behind her, so she can be dressed in white.

Le Divin Apprenti (The Divine Apprentice) is a monochrome reproduction of a full-colour original. This shows the Holy Family in Joseph’s carpenter’s shop. The elderly Joseph guides Jesus in sharpening a knife on a whetstone turned by his mother Mary. Sunlight cast through the window illuminates the boy’s head.

This compares with John Millais’ famous Christ in the House of His Parents (1849-50).

Young Fisherman Watches the Sea is a thoughtful portrait of a young man whose future depends on his abilities to survive at sea. Note how painterly are the waves and other details in the background, which are also deliberately defocussed.

Although there are no books devoted to her work, as far as I can discover, a catalog raisonné is being prepared, which will be a major step forward in documenting her paintings properly. Not as great a modern Master as her father, perhaps, like the work of the women Impressionists, she broadened the appeal of painting, and was important in opening up art as a career for women. She deserves greater recognition.

Reference

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