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下午，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半成品车间发生连环爆炸，腾起数百米高的蘑菇云，十多个车间被夷为平地。截至5月8日，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在医救治，伤亡人数远超以往同类事故，被业内人士称为“烟花行业之最”。独立媒体“水瓶纪元”日前发表针对此事件的报道《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生计、周期性整改和赶工的企业》，深入浏阳市官渡镇田郊村等爆炸波及区域，通过对数十位遇难者家属、幸存工人、行业从业者和当地村民的走访，呈现了这场事故背后的生计困境、行业生态与监管难题。

报道不仅还原了事故现场，也揭示了当地烟花产业的状况。在被誉为“花炮之乡”的浏阳，烟花全产业链2025年总产值超500亿元，约占当地规模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一，从业人员逾30万，九成来自乡村。“水瓶纪元”通过裱皮车间主任、资深厂长冯先阳、66岁返聘老工等多位遇难者的故事，呈现这个行业如何长期吸纳无法外出的中老年女性和留守劳动力——计件工资制和灵活的上工时间，让她们得以兼顾照料老人孩子；而浏阳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烟花为生，离开烟花厂之后几乎没有替代选择。

报道还揭示当地了“周期性停产——赶工”的结构性矛盾。浏阳烟花行业几乎每逢重大事故便全面停工整顿，去年6月临澧爆炸后的整改持续到当年10月才陆续复产。长时间停工后企业为赶订单只能集中生产，反而冲击了“少量、多次、勤转运”的核心安全原则。发生事故的华盛烟花厂此次“五一”未放假，与赶7月4日美国独立日前的外销订单直接相关。多位从业者向“水瓶纪元”反映，华盛在当地被认为“安全要求最低”；央视探访现场也发现防静电设备积灰、强氧化剂与还原剂混存等严重隐患。

报道还呈现了浏阳人对产业存废的复杂情绪。受访村民普遍既依赖又恐惧——花炮厂建起后村里才从泥砖房变成红砖房，而完整的供应链配套、适合的丘陵地形也让外地难以替代。遇难者冯先阳曾在2019年另一场爆炸后于抖音写下“一厂出事，全部停工，飞机出事都停飞吗？煤炭出事都停产吗？”六年后，而他自己，最后倒在了另一场爆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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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行业高度依赖人工。多名从业者提到，真正用于表演的高端烟花，目前仍无法完全机械化。亮珠、组盆、裱皮、封装等大量工序，仍需依赖手工完成。曾长期从事组盆工作的女工小风告诉水瓶纪元，自己年轻时每天摸黑骑车上下班，“天没亮就去，天黑了才回来”。

从业十多年的汤伟也解释，烟花制作涉及数百种原材料与复杂工艺，很多效果只能依靠人工经验完成。

这种劳动体系，决定了浏阳烟花行业长期依赖大量本地中老年劳动力。

施小明说，浏阳“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烟花为生”，尤其是五六十岁的农村妇女和中老年工人，离开烟花厂后很难找到其他工作。

多位受访者提到，近年来行业效益其实已经不如过去。国内多地限制燃放烟花，内销市场缩小，许多企业开始依赖出口订单维持运营。

施文宏说，华盛主要做外销业务，今年“五一”假期之所以没有放假，就是因为要赶海外订单。根据多名业内人士的说法，华盛生产的火箭类产品主要出口美国，7月4日美国独立日前后是销售旺季。五一假期仍持续生产，与赶美国市场订单有关。

事故发生后，类似的讨论再次出现：一个不断发生重大爆炸事故的高危行业，是否应继续维持？

但在当地，许多人并不愿意简单地把事故与产业存废直接画上等号。

“花炮不好，我们都跟着不好。”一名曾在烟花厂工作、后来转行的村民说。

她年轻时长期在烟花厂做工，记得以前工人们在厂里听到风吹动铁门“砰”地响一下，大家都会下意识往外跑。即便如此，大多数人仍然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

这种矛盾情绪，在浏阳并不少见。

多位村民都提到，他们既依赖烟花厂提供收入，又害怕爆炸再次发生。

李远曾在花炮厂工作三四年，如今主要在家种田。他说，事故之后，附近所有花炮厂都停工了，很多家庭一下失去了收入来源。“希望产业继续发展，但更希望安全一点。”

曾任浏阳市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和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吴震也公开谈及这种担忧。

他在文章中写道，烟花产业不仅是工业，更是一种“藏富于民”的地方经济结构。整个产业链养活着大量山区农村人口，让很多老人、妇女能够在家门口获得收入。

吴震认为，每次重大事故后“一刀切”式的全面停产，会进一步加剧企业赶工压力。他提到，长时间停工后，企业为了完成订单，只能在有限时间内集中生产，这反而容易破坏烟花行业“少量、多次、勤转运”的核心安全原则。

他还提到，过高、过密的安全标准和持续加码整改，也正在推动部分浏阳企业向江西转移。

对于很多普通从业者而言，这种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更加直接。

施小明说，烟花行业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景气，但对于许多乡镇家庭来说，仍然几乎没有其他替代工作。“没办法，从小就是靠这个讨生活。”

事故发生后的几天里，浏阳多个烟花厂区陷入停工。部分工人开始等待通知，也有人担心长时间停产后，订单会彻底流失到外地。

一家出口烟花企业工作人员告诉水瓶纪元，现在最现实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复工”。

2019年浏阳碧溪烟花厂爆炸事故后，冯先阳曾在抖音写下：“一厂出事，全部停工，飞机出事都停飞吗？煤炭出事都停产吗？”六年后，他在另一场爆炸中遇难。

美国当地时间5月4日，2026年普利策新闻奖获奖名单公布。其中美联社关于硅谷科技巨头如何助力中国大规模监控与拘禁的系列报道获得了国际报道奖。

美联社通过获取数万页机密及内部文件、泄露的邮件数据库、政府采购记录，并采访逾百名中美工程师、高管、官员和警察，揭示出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美国科技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设计并建造了中国的监控国家机器。这些公司向中国警方、政府及监控企业销售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技术产品，其在助长人权侵害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远超此前外界所知，尽管美国国会和媒体早已多次警告这些工具被用于压制异见、迫害宗教团体和针对少数民族。

美国企业将“预测性警务”技术引入中国——通过抓取并分析短信、通话、支付、航班、视频、DNA样本、邮件、上网记录乃至水电使用等海量数据，在犯罪、抗议或恐袭发生前加以“预防”。这套系统让中国警方得以威胁当事人的亲友，并对尚未犯罪的人进行预防性拘押。全国数以万计被列为“麻烦制造者”者被困于数字牢笼之中，无法离开本省甚至自己的家门。分析人士估计，中国安装的监控摄像头数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总和，平均每两人就有一台。

调查点名了一长串美国科技巨头：IBM 与中国国防承包商华迪公司合作设计了核心警务系统“金盾工程”；思科（Cisco）将“金盾”视为销售机会，其技术可识别逾90%的法轮功网络内容；戴尔在微信官方账号上推广“军用级”、具备“全人种识别”功能的AI笔记本电脑；赛默飞世尔（Thermo Fisher）向中国警方营销专为中国人群（包括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设计的DNA检测试剂盒；甲骨文、微软、英特尔、英伟达、希捷、西部数据、惠普、亚马逊云、摩托罗拉、Esri 等公司也均向中国警方或监控企业知情销售产品或服务。

报道指，2009年乌鲁木齐骚乱后，新疆当局启动了将银行、铁路、电信等数据汇入中央数据库的雄心计划。原 IBM 合作伙伴蓝灯软件公司（Landasoft）将复制自 IBM i2 软件的产品卖给新疆警方，驱动了“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系统按“上访”、“出国留学”等标签为民众建档，按百分制打分（蓄须、年龄15-55岁、维吾尔族身份均会被扣分），将数十万人标记为“不可信”。仅2017年的一周内，IJOP就标记了24412人为“可疑”，其中不少人随即被拘押。

报道还以江苏常州农民杨国梁一家为例：他们因反对当地政府非法征地，16年来持续上访，遭到全方位监控——火车票、酒店预订、购物记录、短信通话均被上报政府，住宅周围安装了十几个摄像头。其妻子和小女儿去年被拘留，面临“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的指控。

面对调查，涉事企业大多以"遵守出口管制规定"作为回应。但制裁专家指出，现行法律存在显著漏洞——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实施的对华军警装备禁令，并未涵盖新兴技术或可军民两用的通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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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民主季刊》发表访谈文章《流亡何以成为理解中国的关键词》，讲述了旅日学者刘燕子历时多年完成的日文新著《不死的流亡者——野性的知识人群像》。该书基于对五十余位流亡知识分子的深度访谈、文献搜集与实物互证，梳理了从文革时期“内部流亡”到八九之后全球流亡的知识分子谱系，试图绘制一张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与精神地图。

文章首先界定了流亡的含义：它不仅是地理上的位移，更是一种与权力格格不入的精神状态。刘燕子将研究视野从海外流亡者延伸至国内的“内在流亡者”，例如刘晓波与唯色。她特别提到，藏族作家唯色身处体制边缘与监控之下，仍坚持用汉语记录被压制的历史。这种不被驯服的姿态，是刘燕子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把钥匙。

访谈详述了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的处境。与西方流亡者相比，他们在语言断裂、经济压力与身份认同上承受着更沉的代价。许多人从国内的社会精英变为海外的底层劳动者，在“失语”中挣扎。无法回乡与父母见最后一面，在两种文化边缘游走的心理落差——这些构成了他们具体而残酷的日常。

刘燕子在书写中拒绝英雄化叙事，转而呈现流亡者作为个体的局限与伤痕。她坦承，这一群体内部同样存在利益博弈、人性阴暗与性格偏执，但这正是“群体传记学”应有的真实面貌。她认为，流亡者凭借“双视角”——同时置身于母国文化与异乡现实——保持了对主旋律叙事的批判距离。尽管这一群体时常被低估乃至误解，其历史见证者的身份仍是现在进行时。

文章最后传达了一种历史责任感。刘燕子以“一个人一支游击队”的状态，在主流学术体制之外独立完成了这项工程，目的是留存那些即将湮没的无名者记忆。她认为，1989年引发的知识分子大规模外流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其精神遗产或许要到百年之后才能显现出对未来文明的意义。

以下是访谈内容节选，点击此处可以收听访谈录音：

江 ：你谈到通过廖亦武认识了刘晓波。在《不死的流亡者》一书中，你把刘晓波归纳于“内部流亡者”的范畴。你和他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刘 ：2007 年 3 月，我和家人去了北京，廖亦武也从四川过来。“两会”期间，刘晓波通常不自由，但那次，他跑出来了，我们就在万圣书园聊了整整一个下午。

老实说，当时刘晓波最关心、最激动、最投入思考的那些问题，我还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因为我本来就不太看政论，我对政治理论不像

对文学那么敏感。但那次谈话里，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就是他谈自己和日本的关系。谈他写的《樱花的中国劫难》，谈中国的民族主义，他对“满洲国”时代留下的遗产的客观评价。

他虽然没有来过日本，但在吉林大学时修过日语文学，一直关注日本，希望日本对中国民主化有所作为。那以后，他给我发过大量材料。那时他已经很会用互联网了，而我还是个“山顶洞人”。他会不停发文章过来，邮件标题常常是“刘燕子，我来轰炸你”。所谓“轰炸”，就是把一包一包的文章发过来。我收到以后都会打印出来，但一开始也没有认真全看。

一直到 2008 年他被抓，这件事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子安宣邦先生给我介绍了东京一家很经典的学术出版社。他对我说：“既然你认识他，而且他那么多文字都在你这里，是不是应该赶紧翻译介绍一下刘晓波的思想历程。”后来我就和中央大学的及川淳子教授合作。她一直做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我们一拍即合。2009年，我们出版了刘晓波的文集《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藤原书店出版）。我写了很长的导读，对“六四”以及刘晓波的思想历程做了一万多字的梳理，还在早稻田大学举办研讨会，这些都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前。

当时书卖得并不好。可后来刘晓波获诺奖以后，凡是和他、和零八宪章有关的事情，在日本几乎都绕不开我。他和刘霞的很多作品，尤其是诗歌，都是我介绍进入日文世界的。我和及川淳子还出版了一本学中文的教科书——《用零八宪章学教养中文》（集广舍出版），被好几所大学的法律系采用。

江 ：你也把中国流亡者放置于世界流亡知识分子的谱系中来书写和研究。关于流亡和知识分子，萨义德和阿伦特都有一些重要的论述，他们在中国也较为大众所熟知。尤其是阿伦特，这些年她的一些作品在中国不断被介绍和讨论。

刘 ：事实上，我的研究最初曾受两个方向启发。一个是纳粹时期欧洲知识分子的流亡问题——这让我了解到纳粹统治的十二年中，德语作家和思想家所遭受的迫害，以及他们后来流亡美国的历史。另一个方向，则是苏俄时期的流亡知识分子。

早在五十年代，流亡美国的犹太知识人以及参与救援人员，就举办了以“文化迁移”为主题的研讨会。六十年代中后期，因着对德国历史的反思，流亡成为一种跨学科研究。八十年代以来，在“抢救历史”运动中，“流亡社会学”已成为一个专门性学科领域。

关于苏俄时期的流亡作家，日本很早就接触到这个问题。我的大学同事研究满洲国时期的白俄流亡者，研究布尔什维克政权下，1922 年被驱逐出故土，乘坐“哲学船”流亡德国的知识人。我常和朋友去著名的“MOROZOFF”（莫罗佐夫）咖啡店，那里的巧克力很有名，是因为 1917 年“十月革命”，俄罗斯人莫罗佐夫携家逃亡哈尔滨，然后又流亡日本神户，给落脚地带来了西式点心。在日本学术界，纳粹下的德语知识人流亡，以及东欧、苏联时期知识人流亡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启发，让我慢慢获得了一个更大的视点：怎样把中国的流亡者，放到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历史和思想史脉络中去考察，并与那些已广受瞩目的流亡作家传统进行比较。

关于知识分子和流亡，萨义德和阿伦特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概念资源，但我在书里并不只是重复他们的论述。我真正要引出来的是“流亡知识分子”的“流亡”，不只是一般意义上身体离开故土，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持续、内在的流动状态。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流亡其实是不会终结的。身体上的流亡也许有结束的一天，但精神内部的流亡是永恒的。

就像松本教授在一篇关于我这本书的书评中所说，只有作为一个“永远的流亡者”，知识分子才可能始终保持反思、保持距离、保持批判性，也才能不断保存自己的文化，并使自己的文化之根继续生长、丰富。很多人理解流亡者时，会觉得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之间：他或她既没有真正融入所在国，又仿佛已经和祖国诀别，似乎已经被从原有的文化土壤中连根拔起，变成一棵快要枯死的树。但恰恰不是这样。正因为身处两种文化之间，流亡知识分子反而获得了一种双重视角——既能够以母国的视点看世界，又能够以世界的视点重新看待自己的母国。

江 ：你书里把中国流亡者遭遇的处境概括成“多重复合的困难”。这具体包括哪些？

刘 ：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语言。对作家、诗人、人文知识分子来说，语言是一条巨大的沟壑。尤其是四十多岁以后流亡的人，更难跨过去。我读过一位日本诗人饭岛耕一的诗歌《弗朗西斯科· 戈雅的第一个字母》，非常口语化，“我在外国（法国）住了半年，想写诗的心情，一次都没有。母国语中，是从‘母’与‘国’中割断的半年，我没有受伤，但我几乎没有写诗的必要”。这位日本诗人还不是因为流亡，而是客居。那么流亡者呢，不是半年，而是有可能一生成为自己“存在之根”的流放者。所谓“四不像”，没进入西方，却脱离了东方 ；外语学不好，中文却退化。其中一个例外是哈金。他的写作是用大无畏的精神冒险写作，在语言与语言的空隙间写作——流亡者或者客居者，可以在这里作出贡献。但哈金这样的成功者很少。当然代际也会不同，流亡者的下一代，或者新世代的离散者，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就不会困惑。

第二个是经济。早年的很多流亡者，原本在中国都有身份、地位、稿费、组织保障。到了海外，一切都没了。不管曾经在中国多有名，很多人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怎么买二手车、怎么修旧房子、怎么找工作、怎么吃饭。我后来发现，很多人之所以能活下来，都离不开他们的太太。这个我在书里也谈到了。没有这些女性在后面支撑，很多男性流亡知识分子在生活上会非常艰难。

第三个是心理上的落差。像严家其先生，他在八十年代是参与设计中国未来的人。到了美国以后，最初还有学校请他讲演，后来慢慢连基金都申请不到。他自己也知道，他原来的知识结构和英美学界不接轨，语言又不够。这种心理落差是很大的。他一开始甚至做过外卖，他的妻子非常了不起，做巡访护士和家庭看护的工作。

还有身份认同。你要不要拿美国国籍？要不要继续说“祖国”这个词？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严家其在妻子加入美国国籍后的十年才决定申请美籍。后来拿了美国国籍以后，他说自己不再用“我国”这个词。这不是词语的小变化，而是认同方式的一种变化。这次美国华裔花式滑冰运动员刘美贤的父亲刘俊也说，他拿到美籍之后，改原名“刘俊国”为“刘俊”，因为那“国”不是自由民主的“国”。

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思乡。“乡”这个字，对中国人特别大。很多人的软肋都在这里：你要不要写个检讨换取一次回国机会？要不要为了见父母妥协一点？这个问题，很多中国流亡者都绕不过去。

4月29日，独立媒体水瓶纪元发表文章《深圳“裸检”风波：男权与警权夹击下的女性劝烟者》，记录了微博博主小姬在深圳一处公交站台劝阻男子吸烟、继而在派出所遭受强制“裸检”的经过。事件曝光后，舆论对警方执法边界与女性劝烟者处境的讨论随之而来。

事发当日，小姬劝阻男子陈某在公交站台吸烟未果，用饮料浇灭其烟头，陈某随即掷杯还击。小姬主动报警，却在深圳玉塘派出所遭遇逆转：办案民警以其“涉嫌侮辱”为由收缴手机，未出具任何文书、未告知涉嫌违法事项，便对其实施强制脱衣检查。此后近五小时内，警方无视她因高度近视导致的视力障碍，以及如厕、换衣等基本需求，最终迫使她签署谅解书。

事件发酵后，官方通报仅证实陈某违规吸烟并已被罚款，对裸检程序的必要性与合规性未作说明。多位法律人士及民警受访时指出，小姬灭烟的行为远未达到治安管理处罚中适用拘留的"情节较重"标准。裸检通常适用于收押看守所等程序，将其用于普通治安纠纷当事人，涉嫌违反比例原则。事件曝光后，多名女性网友表示曾有类似遭遇，此类情况在当地并非个案。

文章指出，多地控烟条例的执行长期流于形式，基层甚至出现执法者带头漠视规定的情况。在女性二手烟暴露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站出来维权的女性往往处于多重压力之下：吸烟者的言语或肢体冲突、公权力的消极回应乃至违规施压，以及网络上的污名化与政治构陷。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

小姬告诉水瓶纪元，在被带入执法办案中心前，没有人告知她违反了什么法律，没有进行登记签字等手续，也没有任何文书。她多次询问，得到的回答要么是“来的每个人都说自己没有犯法”，要么是“配合调查是公民的义务”。

小姬说，在安检室，看到陈某首先经过了普通的安检，“墙上有两个（示意的）巴掌印，所有人看着，他就趴在那检查了一下。”随即轮到她被搜身时，女警察要求她撅着屁股双手撑在墙上，催促她脱光衣服，“还让我把内裤脱了，脱到膝盖以下”。她和陈某及男警，此时只有一帘之隔，令她倍感羞辱。她不确定在她拉上帘子“裸检”时，陈某是否有同等待遇。小姬说，她还被要求摘掉隐形眼镜。作为1200度近视加散光患者，她多次表达摘下眼镜后自己无法视物，对方仍要求她摘除，并允许她给朋友打电话送来护理液和眼镜盒。

在候问室等待期间，小姬和同房间的其他女性多次提出要如厕，都被警察以“大吼”和“敲击声”回应，让她们觉得神经紧张。终于被带去厕所时，小姬需要脱掉连体毛衣上厕所，坑旁仅有约一米高遮挡，“站着脱衣服一定会被外面的人看到，外面就是登记处，有男有女。而且蹲下脱空间太小，脱不掉。那个监督我上厕所的女性全程没有理会我的诉求，只是催促。”最终，她说自己“很狼狈地尿在了连体毛衣的袖子上”，申请换衣被拒绝，得到的回应是“你能不能快点”，情绪因此陷入崩溃。

该律师认为，王女士的行为主观目的为灭烟，瞬时单次发生、未继续，周围人少，损害范围小，显然够不上适用5日拘留的较严行政处罚。

关于裸检程序的合规性，该律师解释，裸检是被收押进看守所的必经程序，目的是固定伤情、防范刑讯逼供，须由女性民警对女性被收押人执行。但裸检并非进入执法办案区的必经程序，目前也没有公开的对脱衣检查适用情形的明确规定。

“核心问题在于，将小姬认定为违法嫌疑人并带入办案区是否必要、是否合法。”该律师指出，应当经过一定的初查，才能认定是否为违法嫌疑人。“否则凡是被报案的人都将被带入办案区，被当作违法犯罪嫌疑人，这显然不符合比例原则。”此外，无论何种检查，“环境和行为应当尊重被检查人的人格尊严，不得以有损人格尊严的方式进行。”

水瓶纪元咨询当事人的维权路径时，该律师表示，可就程序部分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监察机关提起检举、控告，但“预期结果不敢乐观——对程序违法的监督本就不受重视，对于行政案件来说，更加缺乏系统的监督体系。”

2021年3月，女权主义者肖美丽在成都一家火锅店劝阻邻桌男性吸烟，遭对方泼洒不明液体。报警后，警方称“双方都有错”，要求肖美丽也向对方道歉。事件在网络曝光后，肖美丽被指控“境外势力”“港独”，遭遇大规模网暴，事发两天后，微博账号被封禁，多个持续声援她的女权账号也相继被封。

2024年12月，演员徐娇在长沙一家餐厅劝阻男士抽烟，遭对方抢走手机，并将烟头直接扔进她的饭碗里。 警察到场后告知她，“长沙室内抽烟不违法，无法进行罚款”，警察还对男方提出的“删帖换道歉”的提议表示肯定。 徐娇拒绝删帖，被部分网友指责网暴素人，其相关帖子随后无法查看。

小姬告诉水瓶纪元，她在深圳生活的四年里，曾多次劝阻公共场所的吸烟者，“每次劝他们都灭掉了。”这次是她第一次遭遇吸烟者的暴力，来自公权力的暴力，还有来自网络的暴力——已有网民因她的性少数身份而指控她是“境外势力”“女拳”。

所有公开的社交平台被禁言后，小姬无法对此做出回应。4月25日晚上，她在自己朋友圈写，“下次遇见这种事情我还会坚持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这一次不后悔，下次再修复一些勇气再勇敢吧，谢谢替我发声的每一个人，这些我也会永远记得。”

第二天，她在高铁站时，看到有人抽烟，又喊了一声，“高铁是禁烟区啊，别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