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CHINA Books Review（中华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文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 (The Wire China) 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 (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中国打造新型高科技警务系统，监视在华外国人的一举一动

5月19日，独立记者兼网络安全研究员 NetAskari 在其 Substack 专栏上发表了一篇系列调查报道的第一篇。作者称自己“独家获得了一个专门为外国人开发的监控系统网页前端原型”，用户为张家口市公安局。文章表示，该网页原型揭示了中国近年来不断推进的数据融合型监控体系：从传统摄像头监控，逐渐扩展为将签证、酒店、手机、交通、消费与人脸识别数据统一整合的“全景式画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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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称，这一系统与中国近年来持续推进的“雪亮工程”密切相关。过去，外界对于中国监控体系的印象，多停留在遍布街头的摄像头与人脸识别设备，但 NetAskari 指出，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单一监控设备，而是“数据缝合”能力本身。文章称，该系统能够“实时处理来自尽可能多传感器的数据”，并将个人的物理位置、社交关系、出行轨迹和消费习惯整合成所谓的“全息档案（holographic profile）”。

报道中最引发关注的是，系统中的数据包含大量真实的外国记者与在华人士信息。NetAskari 表示，他在测试平台中看到了包括护照照片、签证信息、手机号码、生日以及行动轨迹等内容，甚至还发现了自己的完整资料。“令人意外的不是被监控，而是进入这个系统竟然如此容易。”他写道。

文章特别提到，这套系统并不只是简单记录某人“出现在哪里”。例如，当目标对象搭乘高铁时，系统不仅能识别其是否进入张家口，还会精确记录“车厢号与座位号”；若对象进入滑雪场，人脸识别闸机拍摄的照片也会自动同步进入追踪数据库。系统甚至会记录加油、购物频率，以及是否经常出现在“信访区域”等细节。

NetAskari 认为，这种监控逻辑已经超越了传统“治安管理”的范畴，而更接近一种预测性治理。报道中引用系统设计概念称，其目标是建立“整体人员档案”，通过不同数据库之间的交叉分析，识别所谓“异常行为”与“高风险人员”。在曝光的后台界面中，一些人员甚至被直接标记为“重点人员”“涉毒”“高危”等分类标签。

报道还指出，这些系统虽然部分只是“演示版”或开发中的项目，但其结构与中国公安系统近年来的发展方向高度一致。近年来，中国持续推动“雪亮工程”“天网工程”等国家级监控计划，并将酒店登记、出入境、手机号实名制、移动支付与视频监控等数据统一接入公安平台。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已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监控网络之一。

文章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部分原型系统竟部署在美国服务器上。NetAskari 推测，这可能是中国开发者或外包团队在测试阶段留下的公网入口，也可能是学生竞赛或商业演示项目遗留的“半成品”。但正因为这些疏忽，外界才得以一窥中国数字监控体系的内部逻辑。正如报道所写：“这些被遗忘的后台，反而成为理解中国监控架构最透明的窗口。”

对于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与研究者而言，报道中的很多内容并不完全令人震惊。外媒长期以来已多次报道中国利用签证、酒店登记、人脸识别与手机数据追踪外国记者活动。新疆地区更被视为此类技术的“实验场”。不过，NetAskari 的调查仍然提供了一个视角：它展示的并非抽象意义上的“数字威权”，而是一个正在成形的现实系统——它试图把每个人的移动轨迹、消费习惯、社交关系乃至日常行为，全部纳入同一块屏幕之中。

最后，NetAskari 写道：“尽管网络监控和控制在中国境内外都在不断增长，现实世界中的类似现象也同样如此。在这种潜在的世界观逻辑下，人类被简化为数字、模式和向量运算，成为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控制、塑造和胁迫的‘数据海洋’。”

二、流水线上的写作者：中国“工人文学”的再度回归

中华书评 (CHINA Books Review) 近日刊发文章《工人文学的复兴》，将中国近年来兴起的“劳动者文学”视为一种重新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重要窗口。文章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贫富差距扩大以及零工经济迅速扩张，越来越多中国读者开始关注底层劳动者的真实处境，而曾被视为边缘题材的“工人文学”，也重新回到公共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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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间经历了财富快速积累，但与此同时，“数亿中国工薪阶层却只能勉强糊口”。研究者发现，相较于2004年至2014年间人们普遍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到了2023年，“机会不均”和“不公平的经济制度”已成为受访者解释贫困的主要原因。公众开始意识到，“生活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

文中，作者提到了多本由中国工人阶级撰写的、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小说、非小说和诗歌，比如《赶时间的人》（2023）、《我的母亲做保洁》（2023）、《我在上海开出租》（2024）和《在工厂梦不到工厂》（2025）。

报道重点介绍了两部近期被翻译成英文的作品——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包裹》与肖海的《深圳南流记》。文章称，这类作品之所以受到关注，一方面源于疫情期间快递员、外卖员等劳动者“维持了国家的运转”，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中产阶层对自身处境的不安：“他们阅读底层阶级的经历，一方面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了解如果失去社会地位会发生什么。”

在《我在北京送包裹》中，胡安焉以近乎冷静的口吻记录自己在物流仓库、快递站点工作的经历。文章摘引他在北京入职快递公司的过程：体检、填表、身份核查与国庆期间拖延不止的行政程序，让他不断被告知“明天再来”。最终，即便入职成功，“仓库里已经没有电动三轮车给他用了”。

胡安焉还详细计算过自己的劳动价值：“他用日均工资除以工作日分钟数，算出每分钟收入0.5元。”由于送一个包裹平均仅赚2元，他不得不“每四分钟送完一个包裹，否则就会亏本”。文章写道，“上厕所也成了要花钱的事”，“顾客一句不经意的‘明天再送吧？’也会让他背上债务”。

相比之下，肖海的《南方漂泊》则更具情绪张力。15岁的肖海为了让弟弟继续上学，主动放弃高中，前往深圳工厂打工。他写道：“我人生的新篇章开始了，我从一个15岁的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个30多岁、饱经世故的男人。”

文章特别保留了肖海关于外来务工者遭遇的一个案例：2006年，他在深圳上完夜班后，因为无法出示暂住证，被警察塞进面包车，要求缴纳300元罚款或贿赂。害怕被送去强制劳动的小海最终逃出派出所，躲进竹林。多年后，他仍记得警方如何把外来工视作“行走的现金库”。

报道认为，这类工人文学与毛时代强调“劳动光荣”的官方叙事已经截然不同。今天的劳动者作家“表达着无力感、边缘化和孤立感”，许多作品只能通过网络传播，并随时面临删除风险。文章提到，北京保姆范雨素曾因讲述照顾富豪私生子的经历而爆红，但“原文很快就消失了”。

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经济虽然仍保持庞大规模，但其繁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农民工长期低薪劳动之上。“中国依靠数亿像胡安焉和肖海这样的人运转，但他们所获得的财富却微乎其微。”

作为结尾，作者提及央视与美团曾联合推出一部宣传短片，讲述女骑手“阿兰”在大理自由送餐、追逐摄影梦想的故事。但公众普遍认为这种描绘严重脱离现实，最终央视不得不删除视频。文章借此指出，官方叙事与劳动者真实处境之间的裂缝，正是工人文学重新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

三、大赦国际：全球死刑执行人数创44年来最高纪录，中国、伊朗最多

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 (Amnesty International) 于5月19日发布了年度报告，指出全球已知死刑执行人数在2025年大幅攀升，达到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统计，全球至少有2707人被执行死刑，较2024年的1518人增加78%。尽管实际数字很可能更高——尤其是中国、朝鲜与越南等长期将死刑数据列为国家机密的国家——这一数字仍足以显示，死刑正在一些国家重新被当作政治威慑与社会控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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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全球执行死刑的国家总数仍维持在17个，处于历史低位，但少数国家的“集中式执行”却推动整体数字急剧上涨。其中，伊朗一国就占据了全球已知死刑总数的近八成。根据特赦国际统计，在2025年中东局势升级后，伊朗在2025年内至少执行了2159人，较前一年的972人大幅翻倍，创下该组织自1981年以来对伊朗的最高纪录。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也刷新本国纪录，至少对356人执行了死刑；美国则执行47人，为16年来最高。新加坡、科威特与埃及等国的数字也明显上升。报告尤其批评部分国家继续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根据统计，全球接近一半的已知处决与毒品犯罪有关，而这类案件“不符合国际法所要求的‘最严重罪行’标准”。

报告称，尽管如此，中国仍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死刑执行国，但由于官方长期严格保密，外界无法获知准确数字。特赦国际指出，“中国的死刑数字仍然是一个巨大未知数（a great unknown）”，但依据长期监测，外界普遍相信中国每年执行人数仍达“数以千计”。报告认为，中国官方近年来持续将死刑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政治讯号。

特赦国际秘书长阿涅丝·卡拉马尔（Agnès Callamard）在声明中表示，这轮数字暴涨“来自少数孤立国家不惜一切代价实施处决”，但与此同时，全球废除死刑的大趋势并未逆转。截至2025年底，已有113个国家完全废除死刑，而1977年这一数字仅为16个。

报告还记录了一些“亮点”：欧洲与中亚地区连续多年未出现新的死刑执行；白俄罗斯则首次在卢卡申科执政以来未记录到新的死刑判决；多个国家继续维持暂停执行政策。

然而，报告表示，其所揭示的并不仅是死刑数字的上升，更是一种趋势：当经济压力、社会动荡与地缘冲突加剧时，一些国家正在重新依赖“最极端的惩罚”，来展示国家权力的绝对存在。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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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中国 (The Wire China)：是一本专注于中国的英文数字新闻杂志。根据其官网介绍，该杂志“致力于解读和阐释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故事之一：中国的经济崛起及其对全球商业、金融、贸易、劳工和环境的影响”。

一、王亚秋：西方看不见的中国

在特朗普访华前夕，中国人权研究学者王亚秋近日发表题为《西方看不见的中国》的评论文章，批评西方媒体与政策圈对中国的理解日益失衡：它们关注的是“中国为何在科技领域胜出”“中国高科技产品如何改变世界”，却越来越忽视普通中国人的生存处境与社会情绪。在她看来，西方如今所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充满活力、雄心勃勃、能力超群”的中国，而不是那个“由饱受苦难和不公的人民组成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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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开篇引用一位旅居美国、近期返回北京的记者的话，形容今日中国：“科技进步是真实的，工人阶级的苦难也是真实的。这是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是科幻小说的绝佳素材。”王亚秋认为，这种撕裂感恰恰是当前中国最真实、却又最容易被外界忽略的部分。

她写道，自己所了解的中国，“弥漫着幻灭、疲惫和疏离的气息”。新冠疫情期间严厉的封控措施，让许多原本相信体制的人也开始意识到，“对公民自由的任意限制不仅可能针对政治异见人士和少数民族，也可能针对普通公民”。而在疫情之后，人们又继续承受失业、过劳与房地产危机带来的压力。

文章列举了大量具体案例。“我的朋友格蕾丝·金的父亲——金明日牧师，因领导一间独立的基督教教会而被监禁。”她也提到，一些维吾尔族朋友“多年来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在哪里，因为他们仅仅因为是维吾尔族人，就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

与此同时，她每天都能在中国互联网看到另一种现实：“一名送货员在送货途中因过度疲劳而突然死亡；孩子神秘死亡后，父母在学校门口哭泣；工厂工人因工资拖欠而抗议。”这些碎片式的视频，共同拼凑出一个“濒临崩溃的社会”。

王亚秋特别强调，中国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户籍制度、城乡差距、人口老龄化与性别失衡——正在持续加剧社会焦虑。她写道，许多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了一辈子，却始终无法享受到城市公民的各项权益”，而长达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则让今天的年轻家庭同时背负养老、育儿与情感断裂的压力。“家庭网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萎缩。”

在这种环境下，“内卷”“躺平”“最后一代”等网络流行语成为一代中国年轻人的情绪出口。文章提到，2022年上海封控期间，一位居民拒绝前往隔离点，面对警察“会影响三代人”的威胁时回应：“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这段视频迅速传播，却随即遭到审查。

她认为，这些现象反映出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过良好教育、物质更加富裕，然而却深深感到无能为力和希望缺失”的社会状态。甚至连中国国家安全部近日将“躺平”归咎于“外国势力洗脑青年”的说法，也在中文互联网引发大量嘲讽。一位网友留言：“我不想躺平，请给我安排一份好工作，立刻粉碎外国势力的阴谋。”

在列举了大量事实之后，文章随后将矛头转向西方媒体本身。王亚秋指出，由于“防火长城”的存在，外国人越来越难听到中国普通人的真实声音。一方面，中国人接触全球互联网“技术上困难且政治风险极高”；另一方面，外国人进入中国互联网也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审查、监控与人工智能技术，则不断强化官方塑造公共舆论的能力。

她还提到，中国政府通过拒发签证、驱逐记者与骚扰驻华媒体，使外国记者越来越难报道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而西方媒体资源缩减，则进一步导致报道重心倾向于“大人物”和“重大事件”，而非“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她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削减对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机构的资助，“使中国压迫最恶劣的部分被进一步掩盖”。

文章中，王亚秋提醒西方媒体和公众：中国当局并不等于中国社会：

西方媒体的报道和政策辩论往往过于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意图或中国企业的创新，而将中国社会视为被动且无关紧要的存在。如果仅仅通过工厂、出口、电动汽车、人工智能模型和地缘政治野心来理解中国，那就等于把国家机器误认为国家的生命。

真正重要的中国，不仅仅是生产型的中国，也包括承受苦难、开怀大笑、悲伤哀悼和奋起反抗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同样值得被关注——不仅关乎人道主义，也关乎政治和经济风险分析。变革的压力往往来自基层，远早于外界的认知。人们或许看似无关紧要，但在危机或变革的时刻，他们的重要性却会骤然凸显。

二、“没有美国记者的中国”：外媒驻华记者急剧流失，使中国越来越难以被外界观察

美国媒体连线中国 (The Wire China) 5月10日发表了一篇报道《没有美国记者的中国》，指出随着政治高压和报道空间收紧，驻华外国记者处境艰难。

报告封面

文章发表于特习会之前，首先点出了驻华记者人数的下降：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前往中国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届时将有大批记者随行。据一位看过名单的人士透露，超过260名记者申请随行。然而，在中国境内，迎接他们的却是数十年来最少的常驻外国记者。

文章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在华外国记者人数从未像现在这样少。”长期驻华记者张彦 (Ian Johnson) 表示，如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三家美国核心媒体，“总共只剩下两名记者”，这种情况“非常令人愤慨”。

报道披露，今年2月，《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王月眉（Vivian Wang）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这是自2020年以来首次有美国记者被正式驱逐。多位知情人士称，中国方面对《纽约时报》去年邀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参加 DealBook 峰会极为不满，而在法新社采访赖清德后，中国也拒绝向其发放新记者签证。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些事件“更像是一种借口”，真正原因在于北京长期不满王月眉的报道内容。

报道指出，近年来，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的障碍已经从“审查”变成一种全面性的日常高压。根据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 (FCCC) 最新报告，“十分之四的受访记者表示，在华期间曾因当局施压而取消采访或报道计划”，而成功前往外地采访的人中，“同样比例的人遭到警察或不明身份人士阻挠”。

一名记者告诉连线中国：“疫情之后，学者和企业人士比以前更不愿意接受采访，甚至连喝咖啡都不愿意。”文章提到，中国官方长期提醒民众“警惕外国人”，使得普通人越来越害怕面对外国媒体镜头。过去由官方安排参观、组织采访中层官员的时代，也已基本结束。一位财经记者最近参加某知名手机企业活动时，甚至被要求先提交护照，以便国家安全部门进行背景审查。

然而，对于仍留在中国的记者而言，实地采访依然是理解中国最重要的方式。一位记者回忆，自己原本准备撰写“中国如何赢得伊朗战争”的报道，但在前往广东后，却发现现实完全不同：“我后来去了广东，才了解到人们的生活有多么艰难。”他看到大量制造企业正在挣扎应对成本上涨，而这些故事，“才是真正持有记者签证的人能够报道的东西”。

报道认为，北京如今正在通过签证制度进一步控制外国媒体。过去，全职记者通常获得可续签的 J-1 居留签证，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只获得停留数周或数月的 J-2 短期签证。张彦说：“这是控制报道的一种方式。如果他们不喜欢你，他们就会建议你的新闻机构换一个记者。”

这种短期签证也带来了现实困境：记者难以租房、开设银行账户，甚至难以在离境后重新返回中国。报道称，英国广播公司（BBC）一名记者曾连续六个月持 J-2 签证工作，《卫报》记者则连续两次获得 J-2 签证，而美联社新任驻华负责人今年1月同样只拿到 J-2 签证。

文章回顾，当前局面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20年中美之间的“记者驱逐战”。特朗普政府当年削减中国官媒驻美人员规模，并将新华社、《中国日报》等机构列为“外国使团”；随后，中国驱逐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的十余名记者。拜登政府曾试图恢复一种类似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记者互惠机制，但最终仅在2022年达成“一次性协议”，允许双方各九名记者入境。

四年后，美国媒体驻华力量依旧持续萎缩。《华尔街日报》很快将只剩下一名驻华记者，《华盛顿邮报》则已彻底失去中国驻点。相比之下，《金融时报》等偏重商业报道的媒体处境稍好。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副馆长的萨拉·贝兰指出，北京更愿意向那些“关注商业与投资环境”的媒体发放签证，而对涉及“人权、稳定、领导层”等议题的媒体明显更加排斥。

即便如此，仍有记者选择留下。

仍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坚称，北京加强控制并没有阻止他们的报道。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恐惧感不如以前那么强烈了，因为它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任何来中国的人都非常清楚这种可能性，”一位目前在华的记者告诉《The Wire》杂志。“我认为，我和其他人可能会更加谨慎的地方在于，当我们与那些对环境或经济管理等任何问题持批评态度的人交谈时。我们都会更加小心地对待这类信息来源，因为他们可能并不了解后果。这几乎是一种责任。”

三、“假记者”与“被偷走的叙事”：中国如何将跨境镇压延伸到数字空间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 (The Citizen Lab) 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近日共同发布了一份名为《奇闻逸事》（Tall Tales）的报告，披露两个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网络行动组织，通过冒充记者、伪造媒体身份、搭建钓鱼网站与操纵叙事，对海外异议人士、记者与研究人员展开跨境数字镇压。然而，他们在研究后发现，受害对象竟然就包括自己本身。研究者认为，这些行动显示出中国政府正在将传统的“跨国镇压”进一步数字化、外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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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研究人员识别出两个不同的行动组织，并分别命名为“闪光鲤鱼” (GLITTER CARP) 与“亮片鲤鱼” (SEQUIN CARP)。前者主要针对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成员，并冒充记者与媒体机构实施网络钓鱼；后者则集中攻击长期报道中国议题的国际记者，包括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记者 Scilla Alecci。研究者写道：“对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的双重攻击——采用不同手法与战术——让人得以窥见中国数字跨境镇压 (digital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的运作方式。”

文章披露，攻击者建立了超过100个恶意域名，用来伪装成媒体、Google 安全通知以及国际组织网站，目标则包括维吾尔活动人士、台湾官员、人权工作者与国际记者。研究人员认为，这些行动的目的不仅是窃取账户密码，更是“为后续监控、设备入侵与协同骚扰行动铺路”。

其中一个案例发生在2025年。加拿大维吾尔活动人士 Mehmet Tohti 收到一封伪装成 Google 安全警报的邮件，通知其账户出现“异常登录”。奇怪的是，这封所谓“Google 通知”却是全中文撰写。Tohti 随后联系公民实验室，研究人员由此追踪出两个彼此独立、但都与中国政府利益高度一致的网络行动。

另一项更具迷惑性的行动，则直接“偷走”国际媒体的身份。报道提到，有人冒充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记者以及台湾《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姍，向台湾媒体、智库及立法机构发送采访请求，并长期维持联系，甚至提出免费赠送三星手机。由于陈一姍本人确实参与过“巴拿马文件”等跨国调查，这种伪装极具可信度。研究者指出，这类攻击的关键，并不只是技术，而是“利用真实媒体信誉来建立信任”。

报告认为，中国政府近年来越来越依赖“私人承包商”执行此类行动，而非完全由国家机构直接操作。这种模式与中国近年来强调的“军民融合”体系密切相关。公民实验室在报告中写道，中国的数字跨境镇压正在转向一种“由私人承包商执行的国家支持型攻击系统”。

文章特别强调，这类行动并不只是普通网络犯罪，而是更广泛跨境镇压的一部分。公民实验室将其定义为“数字跨境镇压”——即国家利用数字技术，在国境之外监控、威胁与压制异议者。报告提到，从针对海外维吾尔人、香港民主人士，到恐吓记者与研究人员，中国政府已经成为全球实施跨境镇压最广泛的国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行动越来越依赖“叙事伪装”而非单纯技术漏洞。也就是说，攻击者会首先研究目标长期接触的媒体、机构与社交网络，再以“可信身份”接近受害者。一位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模式的危险在于，“它试图摧毁人们对记者、研究机构与公民社会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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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线中国：政治收紧、读者流失，中国出版业正经历行业寒冬

美国媒体连线中国 (The Wire China) 5月4日发表了一篇深度调查报道，聚焦中国出版业在政治收紧与市场崩塌双重压力下的困境。文章指出，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图书行业从一个仍有活力的文化市场，逐渐演变成一个高度依赖审查、自我规训与短视频流量逻辑的产业，“中国图书出版商正面临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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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金易云的数据显示，去年出版业收入同比下降10%，达到1110亿元人民币（约合150亿美元）。若剔除教材，同比降幅达17%。由于这些数据基于定价，并未反映普遍存在的折扣和大幅降价，因此出版商的实际收入可能远低于此。

报道以北京民营出版公司“磨铁图书”为切口。2020年，磨铁高价购入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传记《创造与漫想》 (Invent and Wander) 中文版版权，原本认为中国科技巨头的崛起会带动企业家阅读热潮。然而仅数月后，中国官方开始全面整肃互联网平台经济，马云等科技富豪接连“失声”，市场风向骤变。该书最终销量惨淡，成为行业误判时代情绪的缩影。

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话称，如今出版行业已经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经济下行导致图书销量锐减；另一方面，政治审查持续强化，进一步压缩出版空间。“编辑越来越不敢碰现实议题，因为没人知道红线在哪里。”一位资深出版人表示，“最后大家只能反复做安全、保守、不会出事的书。”这导致图书质量越来越差，民众更不愿意买书。

上海著名独立书店“季风书园”的前老板于淼表示，“在这种环境下，书籍的质量和多样性都受到了影响。这反映在书店的藏书选择上，进而影响了人们的阅读意愿”。

具体来说，在市场方面，报道提到，中国实体书店大规模倒闭已持续多年。根据行业数据，越来越多出版社只能依赖直播带货、折扣电商和“算法推荐”维持销售。过去依靠文学、思想与社会议题建立声誉的出版机构，如今不得不转向“成功学”“情绪疗愈”“流量网文”等更容易变现的内容。一名编辑坦言：“短视频平台改变了人们阅读的方式，也改变了出版社的生存逻辑。”

与此同时，在政治方面，政治环境的收紧让出版人陷入更深的不确定感。报道指出，中国出版体系本就建立在严格审查机制之上，但近年来对历史、政治、商业乃至国际关系题材的限制进一步扩大。很多编辑在送审前便主动删改内容，以避免风险。“自我审查已经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文章写道。

报道还列举多个案例：部分出版社因出版涉及改革开放、企业史或社会问题的书籍而遭处罚；一些曾活跃于公共讨论空间的编辑被迫离职；还有出版社因一本书“踩线”而导致全年项目暂停。一位业内人士说，如今出版业最大的恐惧并非赔钱，而是“突然被消失”。

文章认为，在行业不景气与政治高压交织下，中国出版业正逐渐失去“培养公共思想”的功能。越来越多年轻编辑选择离开行业，而愿意阅读长篇严肃作品的读者也在减少。一位受访出版人悲观地表示：“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五到十年后，中国可能不会再有真正值得读的书。”

最后，连线中国指出，中国出版业的困境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折射出公共表达空间的持续萎缩。当出版无法再自由讨论现实，阅读本身也逐渐沦为一种消费娱乐。对于许多仍留在行业中的编辑而言，他们如今的工作，更像是在“戴着镣铐跳舞”。

二、“把政治犯带回谈判桌”：美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呼吁特朗普向北京施压

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在特朗普访华前夕发表了其研究员 Olivia Enos 的评论文章，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未来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谈判中，将中国政治犯问题列为核心议题。文章认为，在当前中美关系重新进入“交易式外交”阶段之际，美国不应只聚焦关税、科技与贸易，更应利用北京对经济合作的需求，“迫使中国共产党在人权问题上作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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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当地时间5月7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新闻发布会上已经确认，人权问题将会是特朗普访华的重要议题之一。

文章指出，“没有什么比中国共产党更害怕中国人民本身。”作者写道，争取政治犯获释“不仅是道德责任，更是战略选择”。在她看来，中国经济放缓、外资撤离与国际孤立加剧，使北京正处于一个“比以往更脆弱的时刻”，而华盛顿则拥有更大的谈判筹码。

报告特别点名多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犯案例，包括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中国家庭教会牧师金明日，以及维吾尔族医生古丽仙·阿巴斯 (Gulshan Abbas)。作者认为，这些案件分别涉及香港新闻自由、宗教自由与新疆人权问题，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她写道：“每一次成功争取政治犯获释，都意味着中国政府权力的一次后退。”

文章还援引多个历史案例，指出美国政府过去曾通过外交施压促成异见人士获释。例如，1980年代美国曾为中国物理学家方励之提供庇护；近年来，美国政府也曾多次通过秘密谈判促成被拘押美国公民离开中国。作者认为，这说明“人权议题并不会破坏谈判，反而可能成为双方关系中的关键交换筹码”。

报告进一步批评，美国过去几年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呈现“碎片化”趋势。华盛顿虽然频繁谴责新疆、西藏与香港问题，却缺少持续、系统性的政治犯倡议机制。文章写道：“如果美国不主动提出这些名字，他们就会在中国监狱中被世界遗忘。”

作者尤其强调，应把政治犯议题纳入中美元首会谈与贸易谈判，而非仅停留在人权声明层面。她认为，北京真正关心的是经济稳定与国际市场准入，因此华盛顿必须把“政治犯释放”与中国所重视的利益挂钩。“中共来到谈判桌前，是因为他们需要继续接触美国经济。”文章写道，“这意味着美国拥有施压空间。”

与此同时，报告也试图重新定义“人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作者称，美国一些决策者长期将人权视为外交中的“附属议题”，但事实上，“维护普世人权本身，就是美国国家力量的一部分”。她写道：“当美国推动并捍卫人权时，它同时也揭示了威权政权的脆弱。”

文章最后警告，如果华盛顿继续仅以贸易赤字、芯片出口或地缘竞争定义中美关系，那么那些被囚禁的人将彻底失去国际关注。对于许多仍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的异议人士而言，他们能否重新被世界“看见”，或许正取决于下一轮中美谈判桌上，是否有人愿意再次提起他们的名字。

三、2026国际数字人权大会被迫取消，主办方指中国当局是幕后黑手

编者注：Access Now 是一个国际非营利组织（NGO），旨在通过倡导、政策干预和技术援助来保护网络使用者的数字权利。每年他们都会举办国际数字人权大会 RightsCon，汇集全球的社会倡议者、技术专家、政策制定者、企业领袖等，一起讨论 AI、网络监控、言论自由等议题。

国际数字人权大会 RightsCon 5月1日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原定于2026年5月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的2026年峰会被迫取消。活动主办方、人权组织 Access Now 在声明中直指，会议流产的原因涉及“外国政府干预”，并将矛头指向中国政府：

4月27日，就在政府发布新闻稿支持 RightsCon 的次日，我们接到赞比亚交通部（MoTS）的电话，称有一件紧急事项。对方告知我们，由于台湾民间社会代表计划亲临现场参加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正在向赞比亚政府施压。这一事态发展令人极为担忧，我们当即予以反驳。随后，我们按照惯例——即当特定群体面临潜在风险时——与台湾地区参与者建立了沟通渠道。尽管我们需要更多信息，但我们仍然相信这是我们可以与政府协商解决的问题。

通话结束后不久，我们便接到报告称，移民官员在参与者抵达时告知他们“RightsCon”已被取消。这些事态发生在赞比亚公共假日前夕，尽管我们整个晚上及次日都在持续联系政府相关人员，但一直未收到任何消息，直到4月28日星期二接到交通部一位值得信赖的高级官员打来的非正式且语焉不详的电话，他告知我们，他已受命传达“RightsCon”将被取消或推迟的消息。对于这一决定的来源及原因，他支支吾吾。我们追问并提出异议，促使该交通部官员索要了我们的活动方案和参会者名单。我们再次提供了此前会议中已向其提供的公开信息，但此后再未收到任何回应——无论是非正式的还是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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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Con 在声明中写道：“我们本应此刻与大家相聚，而不是写下这封信。”主办方称，原计划有超过2600名线下参与者、1100名线上参与者、来自150多个国家和750家机构的代表赴会，但在会议召开前数日，局势突然发生变化。声明称：“我们相信，外国干预是导致 RightsCon 2026 无法在赞比亚举行、甚至无法在线举行的原因。”

据悉，RightsCon 原定讨论的话题包括人工智能治理、网络封锁、数字监控、虚假信息传播、平台审查、跨境打压以及网络时代的人权问题。根据大会此前公布的议程，多场讨论涉及“中国数字影响力”“数字威权主义”“网络审查出口”等议题。部分合作组织还计划讨论中国企业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扩张。

对于活动取消，主办方除了表达遗憾外，还对中国当局的跨国镇压表示批评：

我们认为，这项单方面决定及其执行方式，都表明了针对公民社会的跨国镇压势力范围之广，并有效地压缩了我们开展活动的空间。在公民社会本已面临巨大经济和政治压力的当下，我们和我们的社群所经历的一切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关乎生死存亡的。

作为人权组织，我们谴责这些侵犯和平集会和结社基本自由、干涉整个 RightsCon 社群言论自由和公民空间的行为。我们深知自身平台和特权，能够以许多人无法企及的方式就这些侵权行为发声，我们也意识到这一结果对当地和区域合作伙伴已经并将继续产生的影响。我们将继续与你们站在一起，支持你们。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2026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美联社关于诞生在硅谷、被中国采用的大规模数字监控工具报道，美联社记者Dake Kang, Garance Burke, Byron Tau, Aniruddha Ghosal和Yael Grauer。

当地时间5月4日，2026年普利策奖公布获奖名单，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记者 Dake Kang、Garance Burke、Byron Tau、Aniruddha Ghosal 以及独立记者 Yael Grauer 获得“国际报道奖”（International Reporting）。普利策委员会在授奖词中称，“这是一项令人震惊的全球调查，揭示了那些诞生于硅谷、在中国得到发展、并向全球扩散，最终又被美国边境巡逻队带回国内用于秘密新用途的尖端大规模监控工具”。

据悉，该系列调查共有七篇报道，横跨三年，涉及数千页文件、跨国采访与大量数据追踪。其中，该系列报道中的五篇和中国有关。其余两篇分别涉及这一大规模监控技术在美国本土的应用以及人工智能在美以战争中的应用。

获奖系列调查的核心，是中国国家监控体系如何在过去二十年迅速扩张，以及这一体系背后，美国科技企业、芯片供应链、人工智能企业和数据公司曾扮演怎样的角色。美联社在一篇获奖说明中直言，他们的报道揭示了“硅谷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设计并构建了中国的监控国家，并助长了人权侵犯”。然而，最终这些数字监控技术在中国得到成熟应用之后又被出口回美国，用于美国的边境巡逻队之中。

中国数字时代分别对涉及中国的五篇报道进行摘录如下：

内部文件揭示：硅谷如何助长中国的大规模残酷拘押与监控

2025年9月9日，美联社开始发布深度调查新闻，曝光了中国的“数字牢笼” (digital cage) 实际上是由美国技术打造的。在过去二十五年间，美国的硅谷科技巨头们参与设计、销售和维护中国的数字监控体系。这份长长的名单包括但不限于 IBM、甲骨文、微软、英特尔、Esri、希捷、西部数据、英伟达、赛默飞世尔和戴尔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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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美国公司在参与推广时，还曾直接强调与族裔识别相关的卖点。“2019 年，戴尔公司及其中国监控合作伙伴在戴尔官方微信账号上，共同推广一款具备‘全种族识别’功能的‘军用级’人工智能笔记本电脑。而生物科技巨头赛默飞世尔科技的网站，直至今年 8 月被美联社联系前，仍在向中国警方推销 DNA 检测套件，宣称其‘专为中国人群设计’，涵盖‘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不仅如此，戴尔子公司 VMWare 等公司在“新疆集中营”曝光之后，甚至仍然为新疆、西藏警方提供服务。

美联社称，这些技术不仅被用于公共安全管理，更成为压制少数民族、异议人士与宗教团体的关键工具。

此外，作者表示，虽然德国、日本和韩国公司也有所参与，但美国科技公司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供应商。

作者指出，虽然 2019 年以来美国政府加强了对部分监控技术出口的管制，但这些系统在中国已深度嵌入，许多设备仍在使用和维护中。今年，“赛默飞世尔和美国硬盘制造商希捷 (Seagate) 仍在会议与贸易展中向中国警方推销自家产品”。

美联社调查：美国政府默许甚至协助本国企业向中国出售监控技术

2025年10月29日，美联社的调查发现，尽管历届美国政府公开警告中国在国家安全及人权方面的风险，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政府不仅多次允许，还在某些情况下主动协助美国企业向中国警方、政府机构及监控公司出售敏感技术。报道批评称，这些技术被用于构建中国的监控体系，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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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指出，自2023年9月以来，美国国会曾四次尝试关闭一项关键的出口漏洞，即中国企业绕过芯片出口禁令，通过美国云服务租用高性能AI芯片。但每一次立法都因科技企业及行业协会逾百名游说人士介入而失败。与此同时，仅在2024年，中国就从美国企业购买了价值207亿美元的芯片制造设备。

更具争议的是美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美联社披露，特朗普政府在今年8月同意解除对英伟达 (Nvidia) 和AMD的先进芯片出口限制，以换取15%的销售收入分成，并宣布政府持有英特尔10%的股份。对此，民运人士周锋锁批评称：“美国政府让企业主导议程，忽视它们如何帮助北京监控和审查人民……这是战略性的失败。”

美联社还通过调查公开记录、会议证词、游说文件及数十次现任官员访谈指出，美国政府曾通过商务部下属的美国商业服务机构，为本国企业与中国公安系统牵线搭桥。早在2007年，美国商务部就曾举办题为“如何向中国安全市场销售监控工具”的讲座，并提供“市场渗透策略”。

文章批评称，美国政府对外“公开强硬”，但私下仍与企业合作：“即便在警告国家安全和人权侵害问题的同时，美国政府……仍一再允许甚至积极协助美国企业向中国警方、政府机构及监控公司出售技术。”

一名中国官员举报上司后流亡德州，如今北京借助美国科技对其展开追捕

这篇报道发表于2025年12月13日。报道以中国前鸡西市副市长李传良的故事为开始，揭示了中国的数字监控体系不仅仅存在于国内，而是已经走出国外，成为了跨国镇压的工具。

退休中国官员李传良在韩国一座度假岛屿上疗养癌症期间，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一位朋友警告他不要回中国，你现在是逃犯了。几天后，一名陌生人在咖啡馆拍下了李的照片。李害怕韩国会将他遣返回国，于是逃离韩国，持旅游签证飞往美国并申请政治庇护。但即便身处美国——纽约、加利福尼亚，甚至德克萨斯州的沙漠深处——中国政府仍然利用监控技术继续追踪他的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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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面表示，李传良涉嫌腐败，李传良则表示自己的收入都是合法商业活动所得。

然而，报道指出，中国政府不仅利用监控技术在国内实施“预测性警务”和大规模数据追踪，也正将这种追捕与威慑延伸至海外流亡者与异议人士，李传良就是其中的受害人之一。

李的通讯遭到监听，资产被查封，行踪在警方数据库中被追踪。包括他怀孕的女儿在内的40多名亲友和关联人员被锁定并拘留，甚至通过人脸识别软件追踪到了他们的出租车司机。美联社看到的采访记录和文件显示，三名前关联人员在拘留期间死亡，数月来，李认为是一群中国特工的神秘男子跨洲对他进行跟踪。

李传良表示：“电子监控是中国向世界投射力量的动脉……你每个亲戚的一举一动都被大数据分析和监控。”《美联社》称，中国近年来通过“猎狐行动”“天网行动”等跨境追逃计划，已从120多个国家带回超过1.4万人。报道援引学者王亚秋的话称：“他们在向所有逃离中国的人展示——你无法真正逃脱。”

然而，和前文所报道的一样，这一技术背后则是美国科技巨头的影子：

一份元数据显示为2018年的幻灯片，IBM曾向中国警方推销i2系统，以便警方根据官员及其家属的资产价值对官员进行标记。他们还对财务软件进行了定制，增加了供中国官员“签批”指令的功能。

美国科技曾助推中国监控帝国，如今尼泊尔的藏人难民正在付出代价

在上篇文章发表后的9天，美联社发表了另一篇报道，揭示了中国监控技术如何随着地缘政治影响力一道进入尼泊尔，并逐渐改变流亡藏人的生存环境。报道指出，曾被视为藏人“避风港”的尼泊尔，如今正被密集摄像头、边境监控系统与人工智能追踪技术所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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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称，在加德满都藏人聚居区博达哈大佛塔 (Boudhanath) 附近，“摄像头无处不在”。这些设备大多来自中国企业海康威视、大华和宇视科技，并与警方实时监控中心联网。报道写道，这些系统能够“追踪一辆穿梭于城市中的摩托车”“在人群中锁定单一面孔”，许多设备还具备“夜视、人脸识别和AI追踪能力”。

一名藏族咖啡馆老板向美联社表示：“现在，你只能私下做一个藏人。”由于担忧遭到报复，许多受访者都匿名接受采访。报道描述，在当地藏人社区，“男人们拉上窗帘后才敢交谈，祈祷室长期上锁”，曾经公开悬挂的雪山狮子旗如今也逐渐消失。

文章提到，尼泊尔与中国的安全合作在过去十余年迅速扩大。2013年，中国向尼泊尔警方赠送了一套价值550万美元的数字通信系统，包括无线电、基站和软件。一名参与接收设备的退休警官回忆：“他们没有给我们钱，他们给了我们所有硬件，全都是中国的。”另一名警官则坦言，尼泊尔原本曾考虑采购美国技术，但“中国设备价格便宜得多，而且中国希望边境地区也纳入覆盖范围”。

美联社指出，中国近年来还在中尼边境建立所谓“钢铁长城”监控网络，包括围栏、传感器、无人机和大型观测穹顶。报道特别描述，在尼泊尔木斯塘地区，一座位于中国境内的白色监控穹顶“从15公里外都能看到”，长期俯视着藏人传统逃亡路线。

报道同时强调，这套全球扩张中的中国监控体系，其底层技术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调查称，包括HP、Intel、Amazon、Nvidia等美国企业，曾长期向中国企业提供芯片、云服务与基础技术，使后者逐渐发展为全球监控设备巨头。

美联社最后指出，如今每年经尼泊尔逃离西藏的人数，已从过去的数千人骤降至个位数。流亡藏人政府认为，“空前的监控”、边境封锁以及尼泊尔与中国关系升温，是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

图片故事：无形的红外监控技术，与困于数字牢笼中的人们

最后一篇报道发表于2025年12月20日，是一篇图片报道，主要介绍了中国的监控摄像头和人脸识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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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解锁手机、走进监控摄像头的视野，或是在夜间驾车经过车牌识别器时，肉眼无法看见的红外光束会照射在你面部、身体以及车牌字样的独特轮廓上。正是这些红外光束，让摄像头能够识别并辨别出具体的人。

过去十年间，人脸识别技术已从科幻幻想变为全球现实——在中国，这种转变尤为显著，该国拥有的监控摄像头数量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总和。

在机场和火车站，乘客们在闸口和工作人员面前排队接受人脸扫描。

在街头，摄像头扫描行人，并标记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

根据法律规定，在中国办理新SIM卡注册时，申请人必须面对人脸扫描摄像头进行拍摄，相关图像将存储在电信数据库中。直到最近，中国

当局还要求大多数旅客在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时进行人脸扫描。

对许多人来说，这类技术带来了便利和安全，并已无缝融入他们的生活。但对某些人来说，它却成了一种侵入性的国家控制手段。

其余两篇：
以色列在战争中使用美国AI模型，引发科技决定生死角色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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