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原方丈、中国佛教协会原副会长释永信案，在2026年5月29日一审宣判。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

刘应成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五十万元。

你没看错，在新闻中，用的就是“刘应成”这个名字，而不是释永信。

另一位知名写作者@项栋梁 在5月29日就评论说：“当官时叫释永信，犯罪了叫刘应成，这不合理”。

我也有同感，释永信16岁出家，自1981年起，就一直使用“释永信”这个名字，包括身份证，怎么到了2026年被判刑了，就变成了“刘应成”了呢？释永信几十年的腐化堕落，都发生在佛门之中，他当的官，也是佛门的官，怎么被认定为罪犯了，就一把推到我们世俗界来呢？而且，2017年的时候，官方调查组不是已经通报说释永信出家前“刘应城”的户口已注销了吗？

难道，把释永信三个字改成刘应成，佛门就干净了？没有责任了？把罪犯强行塞到我们世俗界，考虑过我们的感受了吗？

2017年，调查组表示“刘应城”户口已注销

今天刚好看到一个视频，是三十年前的，当时释永信还很年轻，正在接受电视台采访，他说：“少林武术的特点是朴实无华、讲究实战，与禅宗的特点一致，有禅宗的悟性才能练好少林武术。”

在视频中，释永信向大众展示了三种少林奇功：踢断砖块、手指击碎茶杯杯底、隔空引燃报纸。前面两项暂且不予置评，第三项，少林弟子隔着两三米距离，摆出姿势，吼叫着，就让报纸点燃起火，这分明就是违反科学常识的弄虚作假，就是骗术。

在这次判决的新闻通稿中，法院“审理查明”部分，释永信犯罪时间最早是两个年份——1995年（开始行贿，至2022年567万元）、2003年（开始侵占单位财物，至2025年1.31亿元）。

这个时间，也就在这个“隔空点火”新闻视频前后。或者在之前，但很可能在之后。

那时，在镜头前读稿的释永信当然知道这是骗术，但是，周围的人就不知道吗？应该是知道的。不管是少林寺内部这些僧众，还是当时宗教管理部门，或者河南登封当地与少林寺有接触的“主流人群”，应当都有足够眼力看出来这是在骗人。

即便当时他们没有看出释永信在侵占单位资产、在行贿，他们也一定看出释永信在欺骗大众了。

但是，他们都没有说，没有及时阻止释永信。他们选择成为同谋。

释永信可以在镜头前欺骗大众，自然也就会发展到在财务上动手动脚；发展到金钱开路，与各路官员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发展到“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而且这几十年来他在这条路上畅通无阻。

其实，关于释永信的质疑一直在坊间盛传，质疑声最强烈的年份是2015年：释永信弟子发出网帖《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只大老虎，谁来监督》，提出7点指控。但2017年，《河南日报》报道说，“调查组”有结论了，结论是网络举报有误，释永信没问题。

一个少林寺，为什么会在释永信手上成了一个“藏污纳垢之所”？

我想，如果在他一出现“隔空点火”这类明显的欺骗行为时，在他明明使用骗术却说“朴实无华”时，就有人站出来阻止，而不是站过去一起忽悠大众，那么，16岁就进入佛门的释永信，就不会在犯罪路上越走越远。

如果网络举报出现时，河南官方调查组就能实事求是，直面真相，而不是下场力保，那么，释永信也不会把犯罪行为再往前延续十年。

我从来不相信，一个掌权者的腐败在日常中毫无痕迹。事实上，一个人的腐败，有明显味道，有明显迹象，衣食住行、亲朋好友、举止言说……在他们身边的人很容易就感受到这个人腐败了、不干净了。

所以，我始终认为，一个腐败者是被积年累月养出来的，而不是凭空变出来、跳出来的。

那么，当腐败者落马了，应该受到批判并检讨的，就不应只是腐败者自己一人，还应包括他的利益共同体（比如释永信行贿都给谁行贿了），包括知情但默不作声乃至纵容并参与其中的共谋者。

贪腐固然有贪腐者自己的主观因素，但与他一路同行的利益共同体、共谋者也难辞其咎。

如果没有这样的追问，没有这样的检讨，那么，即便打下一个又一个腐败者，一个又一个贪官，都无法阻止下一个、下一群贪腐者的诞生。

因此，我认为，接下来，在新闻通稿之后，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将释永信一案判决书向社会公开。因为，仅仅知道释永信落马了，是不够的，社会大众有必要知道，这么多年来，到底是哪些人把释永信养成这个模样？然后，举一反三，将从释永信案中发掘出的经验用在阻止其他“小释永信”“中释永信”身上，阻止他们前腐后继，成为“大释永信”。

这就是大众对释永信案享有知情权的长远社会价值。诸君以为然否？

如何才能杜绝瞒报？答案就是公布遇难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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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呦呦鹿鸣 黄志杰

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沁源县留神峪煤矿发生爆炸。这是近15年来中国伤亡人数最多的矿难。5月23日新闻发布会上的数字是：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

这次矿难有许多值得探究的点。比如，矿井高瓦斯风险预警已久；比如，在矿井深处，藏着被砖块封住的"暗面"（即未在矿井图纸上标注、未向监管部门备案、不纳入产量统计的非法采煤生产线）；比如，矿工外包；比如，实际下井的247人里，有103人没有携带井下人员定位卡（这意味着矿上有一批"隐形矿工"）；还比如，当前国际形势对焦煤价格的直接影响与矿井里产量需求的关系……但是，目前最让人关切的，依然是人，是遇难者，是矿工的生命。

5月23日上午，央视新闻通报的数字是8人遇难，后来，数字改为82人。对于数字的变化，沁源县县长郭晓方解释说，这是因为："事故发生后，由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人数不准确。"但是，我也看到一则新闻：事故发生后，中央领导做出了批示，其中包括"及时准确发布消息"，根据指示要求，副总理张国清率队赶赴现场。那么，这个数字变化，是否与中央指示有关呢？

这些年来，各地重大事故中，所积累的最大弊病之一，甚至可以把"之一"去掉，就是瞒报。

比如，2019年12月4日，湖南省浏阳市发生重大爆炸事故，当日中午，当地通报说，1人死亡，1人受伤。这一数字备受质疑，当晚，通报又说，经浏阳市官方派人逐一进行核对，确定为7人死亡、13人受伤。但是，后来，经过湖南省调查，实际是13人死亡、13人受伤（另有4人轻微伤），当地政府与企业串通一气，弄虚作假，转移藏匿遇难人员遗体，隐瞒事故真相，构成"有组织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谎报事件"。

比如，2023年12月20日，黑龙江鸡西市坤源煤矿发生重大事故，12人遇难，13人受伤，当地蓄意瞒报，不启动应急预案，也不召请与其签订救护协议的龙煤鸡西矿业公司救护大队参与救援，自行转运遗体，销毁证据。被曝光后，43名责任人员被处理。

还比如，2023年，《中国新闻周刊》刊发《山西代县矿工死亡瞒报事件调查》：从2007年至2022年"9·1"滑塌事故发生，山西精诚矿业有30多名矿工因生产安全事故死亡却被瞒报。随后，山西省政府组织调查，结果是：在这个时间段，精诚矿业先后瞒报生产安全事故40起、死亡矿工43人。其中，报道所附的17人名单和提及的1人，全部查实。

如此种种，数不胜数。

在我做记者时，前去重大事故现场调查是常见的选题，而在采访中，最为斗智斗勇的考验，往往是如何拿到并核查伤亡名单。当时我经常想：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有共识，也有制度规定，伤亡名单必须公布，那么，许多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就不会发生了；许多不应该有的冲突，也会在无形中消弭了；而记者的工作，也不需要再那么费劲折腾，以及危险。

是的，如何才能杜绝瞒报？答案就是公布遇难者名单。名单一旦公布，黑箱操作的难度直线上升，瞒报的可能性直线降低。

同时，这也是公众的权利。在重大灾难事故中，政府有调查的义务，人们有了解真相的权利，而真相的核心，就包括遇难者名单。这种权利与人们的安全决策息息相关。

在国际上，重大事故中公布遇难者名单，已是惯例。在我们国内，之前也曾经多次公布过。比如，2008汶川大地震，公布了遇难者名单（首批名单为19,065人）；2011温州动车事故，公布了遇难者名单（39人）；2015年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公布了遇难者名单（35人）；2015年天津港爆炸事故，公布了遇难者名单（165人）……有一段时间，人们已经形成共识：在重大事故中公布遇难者名单，是文明的选择。

但是，这些年来，多数重大事故的善后中，并没有公布遇难者名单。即便被确定瞒报的事故，最终也没有将遇难者名单公之于众。

也是2026年5月，湖南浏阳又发生了爆炸事故，5月8日的数字是37人死亡、1人失联。但，到底是哪些人？我看不到，我只看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关于为浏阳"5·4"烟花厂爆炸事故伤亡人员及家属开展爱心募捐的倡议书》，我都不知道哪些人伤亡，我如何给他们捐款呢？我捐给数字吗？

包括这次山西矿难，既然煤矿刻意瞒报下井人数，形成那么多"隐形矿工"，那么，人们很自然地会怀疑他们也瞒报遇难人数。怎么去除这种怀疑？最有效的选择是公布伤亡名单。

生命是一个数字，还是一个个具体的、活泼生动的、与社会有诸多关联互动的人？答案就看是不是公布遇难者名单。公布是对"人"的尊重，有助于让死者得以安息，让生者得以慰藉，也有助于厘清责任，避免后续同类事故。

我希望，未来，在重大事故中，以公布遇难者名单为常态，以不公布为例外。不公布的原因只有一个：家属以正当理由明确反对公布。我相信，一旦这形成了规则和惯例，重大事故的透明度会迅速高起来，随后，事故的发生率会迅速降下去。随着安全隐患被曝光并被清理，人们对这个社会的信任感、安全感、幸福感也会相应提高。

这个愿望在什么时候能实现呢？希望这一天早一些到来。

呦呦鹿鸣
20260525

当年的“郑副市长”，今天可否出来走两步？

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在昨天文章里，我分析了一个诡辩术，并把这句话写到了标题里：“如果诡辩话术继续大行其道，‘药水杨梅’必将涛声依旧”。

文章发出后，我又想：该不会“毒杨梅”事件在当地早就被揭露过了吧？

于是，又缓缓查找了一番。

果然，找到了。

15年前，2011年6月8日，浙江慈溪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食品安全1号警示”：慈溪市工商分局、农业局、食品药品监管局联合对慈溪市场上的福建龙海杨梅进行抽检后发现，7个批次的杨梅中有8种农药残留物，并请消费者近期慎食福建龙海杨梅。

这8种农残分别是：敌敌畏、乐果、毒死蝉、水胺硫磷、百菌清、氯氟氰菊酯、氯氰菊酯、三唑磷。尤其是水胺硫磷，毒性很高。检测单位在两个批次的杨梅里都检测出了它，其中一个批次超标15倍。

此后，宁波等地市场对福建龙海产的杨梅发出“谢绝令”。从下图可见，当时的宁波果品批发市场挂出横幅“接上级有关部门通知，福建杨梅停止销售”：

龙海隶属福建漳州，正是2026年5月福建电视台“第一帮帮团”调查药水杨梅的地方，也正是龙海的杨梅协会会长，这几天呼吁，“恳求消费者给果农一条生路”。

新闻调查已显示：当地违规添加脱氢乙酸钠防腐剂的和甜味剂，已经是长期、普遍行为。

2026年的新闻说明，2011年的警示和“谢绝令”，并没有起到作用。

问题来了：为什么会起不到作用呢？为什么龙海杨梅一直在一个坑里趴着就是不爬出来？

这时，我又查到一篇《海峡导报》的新闻：《多部门对杨梅抽样调查：龙海杨梅可以放心吃》，发布于2011年6月16日。这篇新闻报道说，浙江慈溪警示之后，漳州市农业局联合龙海市农业、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监督局以及公安等部门，对龙海的杨梅市场进行随机抽样检查。

新闻是这样写的：“龙海市负责农业的郑副市长（没错，新闻里没有写郑副市长的名字）介绍说，从昨天的随机抽样检查来看，龙海的杨梅是安全的。”

最关键的是下面三段，为确保准确，我没有变动一字：

“我们龙海的杨梅在浙江的销量一直都很好，而浙江当地的杨梅也即将上市，我们不排除当地有恶意的商业炒作行为。”郑副市长说。

……

曾宝树是龙海浮宫溪东农场的杨梅种植大户，他告诉导报记者，虽然有听说浙江慈溪检测出龙海的杨梅有农残，“肯定是有人在恶意炒作，不过并没有影响到龙海的杨梅市场，客商还在正常收购。”

曾先生说，龙海的杨梅一直受到浙江客户的青睐。“再过一星期，我们龙海的杨梅就基本下市了，但这几天浙江的客商还是络绎不绝，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我听浙江的客商说，浙江的茶山梅在端午节前后上市，可能是受我们龙海杨梅的冲击，而采取的恶意抵制。”

请注意，这三段话里提出了两大关键词：恶意炒作、恶意抵制。

而同期《海峡都市报》的报道为《问题杨梅产自龙海？尚无证据》。这篇报道则引用了“漳州市农业局卢局长”（没错，又一个在新闻中不公布名字的地方干部）的话说：“我们不排除这其中可能存在商业炒作的嫌疑”。“农业局表示，在今年5月下旬杨梅采摘期前，农业局曾进行过抽检，并未发现慈溪方面所反映的这么严重的问题。”

在当地这些人眼里，发现农残的人都是恶意的，而且，他们也不承认杨梅有问题。

如果漳州方面这位“郑副市长”所说属实，那么，慈溪市工商分局、农业局、食品药品监管局以及食品安全委员会就是“恶意”的，甚至伪造了检测结果。

相信谁？

我选择相信慈溪方面。因为无法相信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敢见诸报端的副市长，以及局长。

漳州方面在2011年毒杨梅事件中的诡辩和拒不承认事实，给后面这些年的地方杨梅市场生态，打了一个样。

如何呢？又能怎？

恶意炒作、恶意抵制，是多么常见的词汇。相关词汇还包括：恶意返乡、恶意讨薪、恶意取款、恶意滞留、恶意维权、恶意降价……

这种“恶意”一以贯之，诡辩也一以贯之。

如果15年前的毒杨梅事件能够触动漳州的监管体系，摒弃“总有刁民想害朕”的思维，完善并加强监管，15年后的今天，漳州的杨梅也不至于这番模样。

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的“不了了之”之后，食品安全问题始终没有被根治。

当然，进步仍然是有一些的。在新闻调查铁证如山的背景下（我们要给福建电视台“第一帮帮团”栏目组点赞），这一次，漳州方面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虽然仍然有“请消费者给果农一条生路”这类诡辩，但至少，大家都承认了新闻披露的事实本身。

在昨天的文章里，我写了一段话：操作中，给杨梅加药水的收购商、批发商，但本质上，断了果农生路、让消费者陷于食品危险之中的，是“选择性执行”的监管体系，是让一个监管体系选择性执行而不受惩罚、难以纠正的制度。

毒杨梅被曝光了，地方上就去抓那些放药又撞上记者的商贩，但我认为，只要负责监管没有被问责，毒杨梅就一定会卷土重来。

当年的“郑副市长”，今天可否出来走两步？

呦呦鹿鸣20260523

呦呦鹿鸣后台的话：

很可惜，昨天的文章似乎被雪藏了。

从后台看，接送到这篇推送的订阅读者，只有之前的十分之一。甚至我自己的微信号，都没有接收到推送。好在，还有2640位朋友转发，不至于让文章失去传播，湮没无闻。

对于昨天的公众号推送机制，我有些疑惑。这篇文章的赞赏率、点赞率、转发率、评论率、划线率数字，都已经清楚明白地证明：这是一篇难得的深度原创文章。大数据应该很容易判断。不说大力推荐吧，怎么反而连作者自己的订阅读者都被限制了呢？

移动互联网时代瞬息万变，把握起来还真不容易。

微信公众号是迄今为止对深度内容创作者最友好的平台，我自己也在这里坚持13年了原创了。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愿平台坚持初心，支持作者与订阅者形成便捷链接，尽量让订阅的读者能接收到作者的推送。如果公众号能把自身特点坚持下去，若干年后再回首，定是一桩美谈。如果他也被其他一些浮躁平台所影响，放弃了自己已被广为认可的调性，那很可能就是自毁长城了，岂不可惜？

一

自2021年以来，有一种舆论在我们身边弥漫，逐渐形成高压，一直延展到2026年的今天，并在最近达到峰值。

一群浓眉大眼、高堂华屋的人，从企业主到学者再到匿名老爷，一个接着一个，居高临下，神色凛然，做痛心疾首、慷慨激昂状，指责“中国人躺平”，尤其是年轻人躺平。他们说什么中国青年奋斗信念动摇了，不踏实了，不实干了，将国家发展红利和战略机遇拱手相让了，还把社会的价值根基动摇了……

一顶顶帽子扣下来，一股既得利益者的腐烂味，浓了又浓，越发呛鼻。

这些年我一直没有涉足这个话题，如今实在忍无可忍。我要说：中国的劳动者太委屈了，中国的年轻人太冤了。

来看数字吧。

我查询了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月度数据，2026年1月，中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 (小时)”为48.3小时；2月为48.1小时；3月为48.1小时。

图自国家统计局官网“月度数据”

这个数字所展现的，就是中国正式就业人员的辛劳程度。

统计局的数字如此，实际情况如何呢？我相信，真实数字大概率是更大，而不是更小。比如，国家邮政局2023年2月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近一半快递员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12小时以上占比21.4%；48.9%的人表示每周休息一天。这样折算的话，许多快递员每周工作时间达到12×6=72小时。

无论哪个数字，都远远超过我国当年劳动法律和政策规定的工作时长（每周40小时）。指责他们躺平？指鼠为鸭的局长大人也不敢这么没底线吧。

冤。太冤了。

那么，“躺平”的指责是空穴来风吗？当我一个个地往前查询数字，还真发现了一些端倪：

在去年，2025年，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时长分别为：48.6（12月）、48.6（11月）、48.4（10月）、48.6（9月）、48.5（8月）、48.5（7月）、48.5（6月）、48.5（5月）、48.3（4月）、48.5（3月）、47.1（2月）、49.1（1月）……

大家细看，就会注意到：这些数字，都比2026年第一季度三个月的数字更高，尤其是2025年1月，达到49.1的高峰。如果按照一周5天计，平均每天工作已接近10小时。

也就是说，相比2025年，在统计局的报表里，2026年前三个月的中国人每周“偷懒”了半个小时左右。

我猜，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变化，某些人看到2026年第一季度最新统计报表，更加担忧了：“工作时间开始减少了，躺平了，危险了呀！”于是，对年轻人躺平的指责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他们可能是看不到，也可能是看了装作没看见，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

在过去十年间（2016-2025），中国人平均工作时长持续上涨，并在2025年达到高峰。2015年，周平均工作时长在46以下，最近几年已超过48，一度超过49。也就说，这十年，中国人每周工作时间增加了两个多小时。根据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的细分统计，2016年—2022年，中国周平均工时超过48小时的群体的占比从31.5%升至44.6%，这对应了同时期周平均工时的上升趋势：

图自曾湘泉

从这图表可见：过去十年，社会上“最辛苦的那群人”，数量越来越多。

二

其他国家如何呢？我横向对比一下。

在国际劳工组织（ILO）官网上，有各个国家的数据：2025年，美国人周平均工作时长为37.5，意大利人36.0，法国人35.3，英国人34.9，荷兰人30.3，巴基斯坦人46.8，印度人45.5，墨西哥人42.1，韩国人38.5。这些数字，都低于中国人。

图片截自国际劳动组织官网

在我们一般印象中，日本人、越南人的工作时间是比较长的，特别是日本人，经常深夜加班。但在ILO的官网上，2020年，日本人周平均工作时长为36.6（见下图），比中国人少了10个小时左右，2024年，越南人周平均工作时长为41.9（见上图）。

图片截自国际劳动组织官网

在这个网页上，只有极个别国家的数字比中国人更高，比如非洲的莱索托（人口230万）2024年49.3、亚洲的不丹（人口77万）2022年54.4。

即便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多数国家普遍面临工时缩短的问题，但中国的周工时依旧在逐年上升。

结论很明显：在全世界的大族群之中，中国人最为辛劳。（在这里，我并没有用“勤劳”，而是使用“辛劳”一词。 辛劳只是一个结果，它与“勤劳”的区别在于，许多人是不得不工作那么长时间，是“被动勤劳”而不是“主动勤劳”。）即便在2026年前三个月，中国人的周平工作时长比2025年略有下降，依然高居世界最前列。

因此，我认为，当前要担忧的并不是“中国人有没有躺平”的问题，而是：在持续十年的工作时间增长、登峰造极之后，人们是不是还扛得住？以及，这样扛下去会给这个社会的内在健康带来何种影响？

过去十年，老百姓一年比一年辛苦，应该让大家稍稍休息了。正如西班牙谚语所说，“休息就是健康”。一路走来，我们跑得太快，稍微慢一点下来，盘整盘整，重新梳理后看清方向再出发。 

三

当下，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人勤劳却不富有？

要说勤劳，几亿农民工群体肯定勤劳，但偏偏他们并不富有。我们有6亿人月收入在一千元左右，他们中大多数人恰恰是非常勤劳的。可见，勤劳和富有之间并没有等号，当前我们所真正迫切需要的，不是在勤劳上继续加码，要求大家更加勤劳，而是把财富分配问题琢磨清楚：大家辛苦这么多年，国家经济数字蒸蒸日上，赚来的钱都去哪了？

回答好这个问题的人，我认为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二个问题：科技越来越发达，机器越来越先进（甚至还进入AI时代），生产力大幅提高，物质生产也明显过剩了，为什么人们却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反而是增加了工作时长？

当磨碎谷粒的水磨坊被发明出来时，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曾颂扬说：“珍惜你们的双手吧！磨坊的女工。放心地睡吧！让公鸡徒劳地去报晓吧！达奥已让山林水泽女神代替奴隶们的劳动；看，她们正在轮子上欢畅地跳跃，旋转的齿轮带动沉重的石磨一起转动。我们将和我们的父辈一样，过着悠闲的生活，尽情地享受女神赐予我们的礼物。”

在这位诗人眼中，水磨坊将把女奴隶解 放出来，恢复过去的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悠闲。

对此，我深以为然。没错，科技的进步，本质上就应该是让更多人从劳动的辛苦中摆脱出来，获得更加自由、悠闲的生活。反之，如果科技和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反而是人们更加辛劳，那一定出大问题了。

说回原题，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程度，实在也是让我心疼。

前几天恰好看到一个新闻，4月底，江苏媒体报道说，镇江市警方发现，一个男子在派出所办理务工所需的户籍证明时，身份证上印刷字体有异常。原来，这位已七十多岁的老人是为了找一份工作，他担心自己年龄大用人单位不收，就花300元办了假身份证，让自己的年龄减少8岁，同时，还把头发染黑。当地警方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

看着视频里这位老人颤颤巍巍的步伐，怎能不百感交集？面对这种对工作的狂热劲头，我们怎么忍心指责中国人躺平？

1807 年，拿破仑在奥斯特罗德写道：“我的人民劳动愈多，他们身上的恶习就愈少。我是当权者……我颁布命令让小商店在星期日做完礼拜之后仍旧开门，让工人们继续工作。”

那么，真的如拿破仑所说，劳动越多、恶习越少吗？许多思想家认为，恰恰相反。

比如，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就曾经这样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是造成智力衰退和身体畸形的根源。请拿路特希尔德马厩里的纯种马（有一批长着两只手的奴隶为它们服务）同诺曼底农场里的笨拙的畜牲（它们要耕地，搬运肥料，把收割下的庄稼送进谷仓）比较一下。”

我想，劳动很重要，但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劳动而来的，一个自由的人，应当在体育和精神层面展开最大的追求。过度的劳动恰恰会让人丧失这两方面的可能。甚至可以说，当劳动超过了一个界限，劳动越多，失去越多。

看看我们那些步入晚年的农民工吧，他们辛劳一生，哪一个不是浑身病痛想要抬头仰望星空而不可得？

写到这里，心中已是万般感慨。就用一个结论来结束这个讨论吧：

那些指责“中国年轻人躺平”的人，都是罔顾事实的人，也都是昧了良心的人，因为，中国人不是躺平了，而是太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