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有啥可说的呢！！！

一、脉络

各大媒体报道的：“5月27日，贵州大学官网公开了一份招聘公告，计划招聘在编管理岗一名，要求其配偶为该校在职在编优秀博士，且同时具备多项业绩，该岗位被质疑为萝卜岗。”

二、本质

贵州大学也不要说什么招聘设置条件不当了，也不用道歉，就直说你们学校要招聘哪个博士或者领导的老婆进去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的事。

三、现象

这种情况真的只有贵州大学存在吗？或者说，这个现象仅仅存在于教育领域吗？国企就不说了，我有国企的朋友，在煤矿，到物料科去领取物料，结果那个二十出头的女管理员连物料的符号都不知道，朋友年轻气盛，斥责一句，你连这些标识都不知道是怎么应聘进来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人家是大肚子经理的老婆。对了，各个地区的妇联是干啥的。再说白了，贵州大学只是被看见了。

四、弊端

说实话，这些岗位并不都是闲职，有的岗位甚至直接影响到一个机器的运转，而这样一个岗位如果是靠着这种关系进来的，造就的结果是可怕的。很多人其实都明白，看在眼里，这么点的问题为何领导看不到？为何这个机器越来越臃肿？明明这个臃肿的症状就在这里，为何不处理？问题是，打掉臃肿是整个企业学校部门的利益，但却不是个人的利益啊，领导的妻子在这里，主任的妻子也在这里，你打掉了，损害的是他们的利益。

五、氛围

为何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会成为舆论？以前大家也都知道，为何没事？看看下面的报道，行业只需要400万骑手，但实际涌入的却有2,000万，超过5名骑手争抢1单。

与此同时各个城市，好多已经发布网约车司机饱和的预警。也就是说，铁人三项，这俩已经饱和了。人想要努力，也已经没有了努力的职位。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贵州大学依旧赤裸裸地这样搞招聘，不被看见不被骂才是意外。

PS

今年的一个变化是，我经过的几个城市，一个很立体的现象就是很多年轻的女孩开始穿着黄色衣服跑外卖，这个现象在几年前，是少见的。还有一个立体的现象便是，小镇上的茶馆，走进去，赋闲在家的中年人开始多了，而以前还都是十几岁的小屁孩，现在中青很多，这也是一个变化。在这个变化下，朋友们需要注意的是，财不外露，减少争端。以前你觉得法律就在这里，你能把我咋样，现在要稍微改变一下思维了。谢谢！

文｜李宇琛

一张照片传开的时候，伊朗刚刚恢复互联网。

照片里，德黑兰一条商业街，所有卷帘门都拉着。人行道的方砖上散着几只鞋，没有主人。一根金属护栏桩被血浸过，桩子底下，积着一摊血。

街上没有人。

没有人能说清，这摊血是哪一天流的。

照片是2026年5月26日前后开始在网上流传的，就在伊朗解封之后。可它究竟拍于哪天、拍摄者是谁，都已经对不上号。转出它的人说，随着伊朗这边网络解封，更多记录抗争和镇压的画面，正重新冒出来。

重新冒出来。要害就在这里。

意思是，这些影像本来就存在。它们被拍下来了，攒在某些人的手机里。只是被关在黑暗里，出不来。

而断网最狠的地方就在这儿：它不光挡住影像，还抹掉时间。等画面终于流出，你已经分不清那摊血是1月的，还是2月的。

2093个小时。

这场断网从2026年1月8日傍晚开始，中间几度反复，到解封那天，最长的一段连续断了约88天、2093个小时。这是有记录以来，全世界最长的一次全国性断网。

事情得从更早讲起。

2025年12月28日，德黑兰大巴扎的店主们拉下了卷帘门。货币崩了，物价飞涨，活不下去，于是罢市。两天之内，二十多个省跟着动了起来。

12月30日，三个人被打死。第二天，七个。1月2日，伊拉姆省一处抗议，至少五人中枪。

抗议进行到第十二天，2026年1月8日傍晚八点左右，网断了。

NetBlocks测到的数据是，全国连接降到近乎完全离线。

就在断网这一晚，德黑兰六家医院记录了217例实弹致死。

国际特赦组织后来的结论很短：断网就位之后，安全部队随即对抗议者实施屠杀。

注意这个顺序。先断网，再开枪。两件事差着先后，断网在前面。

有网的时候不敢杀，断了网才敢。断网就是开枪的前提。

黑暗里发生了什么，是靠尸体的数量倒推出来的。

1月9日，拉什特一家医院的太平间，一夜送来70具遗体。

1月10日，德黑兰南郊一处叫Kahrizak的法医机构，停尸房装满了，临时启用了一栋附属建筑。流出的视频里，至少能数出205个尸袋。

视频里，几个家属在尸袋之间走动，一个一个翻看，找自己的人。

1月11日，同一个地方的后续视频里，一块电子屏在滚动死者的照片。屏幕角上有个计数器。

那天，计数器跳到了250。

也是1月11日，央视的记者站在德黑兰的一家超市里报道。镜头里货架满当当，记者说，米、面、油等均保持着稳定和正常的供应。

同一座城市。一边是超市里充足的货架，一边是停尸房里跳到250的计数器。

两个镜头都是真的。区别只在于，谁能把镜头传出去。

官方给的数字，是3117。

2026年1月，伊朗官方公布，骚乱共致3117人死亡。

但同一个政权内部，口径就对不上。最高领袖哈梅内伊1月17日自己承认的是数千人。

独立这边，数字更高。联合国一位特别报告员估计，至少5000，可能高达两万。一家伊朗人权机构HRANA一条一条核实下来，确认了7007人。

3117和7007之间，差着两倍。3117和两万之间，差着六倍多。

死的是人，数字却能差出一个数量级。这个落差本身，就是断网的产物。人死在没有网的那些日子里，所以连死了多少都算不清。

怎么算清的呢？靠一张一张照片。

从德黑兰南边的一处停尸房，流出了392张照片。遗体摆在院子里，摆在仓库里。有些尸体上写着字，写着名字，写着日期1月9日。

这些手写的日期和名字，是辨认身份唯一的线索。

BBC的核实团队拿着这392张照片，一具一具比对枪伤，最后核实出326名个体死者。其中28个能辨认出姓名，拿去和社交媒体上的失踪名单比对，先对上了至少五个人。

这个团队的负责人，在断网期间说过一句话：“一旦封锁解除，我们预计会有海量视频涌出。”

他说对了。5月26日，网开了，视频涌出来了。开头那张血迹斑斑的街道图，只是其中一张。

断网这些日子，账面上也不是没有代价。

有伊朗官员估算，每天直接损失约3570万美元，算上间接成本，每天七八千万。到4月中旬，累计烧掉约18亿美元。线上销售掉了八成，光1月就有1.85亿笔金融交易被抹掉。

一个政府宁可烧掉18亿，也要把网断掉。可见网里有些东西，比18亿更让它害怕。

这套断网体系，不是凭空长出来的。

它有名字，叫国家信息网络，伊朗人私下管它叫清真互联网。这个项目2006年就提出来了，砸进去大约60亿美元，目标是把全国接进一个内部网，需要的时候，能随时跟世界断开。

2019年揭幕，2026年用到了极致。断网最深的时候，这个网完全断开，连内部都不通。政府另外搭了一套仿照朝鲜模式的国家内联网。

更值得说的是，这套东西是谁帮着建的。

2026年2月，一家国际言论自由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梳理伊朗这套审查基础设施的技术来源。

报告说，有几家外国公司向伊朗提供了过滤、深度包检测、集中流量管理和大规模监控的设备与技术。

深度包检测是核心。它能在网络底层把加密的国际流量识别出来，掐断。

报告里一位项目负责人的说法是，伊朗在对数字空间的控制上，照搬了一套现成的模式。

照搬。连概念都照搬了。伊朗采纳的那个词，叫网络主权，意思是政府对境内的信息流动，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

一套设备，一套模式，一个词。从一个国家，输出到另一个国家。

伊朗人对断网不陌生。这已经是第三回了。

2009年，绿色运动。那一年，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叫Neda Agha-Soltan，6月20日在德黑兰街头中枪倒地。一段几秒钟的手机视频，拍下她血溅满脸死去的过程，48小时内传遍了全世界。她成了那场运动的图腾。

2009年那次，影像跑赢了审查。

当局记住了这个教训。

2019年11月，油价上涨引发抗议，史称血腥十一月。这一次，当局先把网断了，断了大约一周。国际特赦组织实证至少323人被杀，更高的估计接近1500。先断网、再镇压的模板，就是那一年定下的。

2009年到2019年到2026年。断网从没断过，断网的时长从一天到一周到88天，死亡的数字从几百到上千到数千乃至两万。

每一次，模板没变，量级跳一级。

2009和2019两轮镇压，至今没有一个人被追责。一份人权报告的标题，干脆就叫《血腥2019，没有正义》。断网造成的取证困难，正是没人被追责的结构性原因。

死人是查不清的。查不清，就没人担责。没人担责，下一次就断得更久，杀得更多。这是一条闭环。

2026年5月26日，网终于开了。

攒下的影像一起涌出来。停尸房里跳到250的计数器，方砖上没有主人的鞋，护栏桩底下那摊没干的血。它们一直都在，只是被关在黑暗里。

他们能让一个国家离线2093个小时，能让3117这个数字盖住七千乃至两万。

他们封得住网。

血流在地上，等到网开的那天，照样会被人看见。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6年6月1日

我的微信号：li2026yu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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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篇文章可能又会刺激到不少小可爱，不过已经憋了好久了，还是忍不住。

中文自媒体上一直有个现象，就是很多本来挺好的，挺值得鼓励和赞许的事情，非要过度拔高，过度神话，抬到原本达不到的高度来吹捧，这叫啥，这叫捧杀。直到整出来的讨论散发出恶臭的味道，就是各种无脑贬低对手，嘲讽别人来彰显所谓优越感。

但事实不支持你这么拔高啊，事实也不是你想象的啊，然后坐等事实再打脸，恶心不恶心。

首先是deepseek，是不是好产品，是好产品，说句国运产品不为过。去年我文章提过，拉动了国产芯片AI推理的市场，基于事实，值得赞许。但去年就一堆人说硅谷巨头都傻逼了，资金都浪费了，英伟达完蛋了，我说不至于，美国仍然具有优势，后面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

然后今年又来了，有个推上的账户（一个粉丝并不多的不知名博主）写了一篇deepseek撬动十万亿美金市场的文章，这篇文章确实用了不少高级名词，然后中文自媒体又开始high了。其实deepseek今年全球影响范围还不如去年，毕竟能力上和国际第一梯队有一些差距，甚至不一定比得上国产的kimi和minimax。但现在很多人开始给他疯狂加戏，似乎deepseek振臂一呼，国产芯片，国产大模型就可以马上赶英超美一样。

我觉得我挺理解梁文峰的，我很欣赏他，当然你可以认为我算个球，他最近一直强调一个词，勿忘初心，我觉得我能理解这个词的本意。因为deepseek牛逼了，很多人会在这件事上开脑洞，希望他承接各种各样的让中国更伟大的事情，如果是普通人可能也就想想而已，这里估计有不少各级领导，也会不断暗示明示，希望他为国产AI做出更大贡献，事实上也是如此，国产芯片适配这块肯定是接了政治任务的，领导的期许是很高的。

那么什么是勿忘初心，我们是做什么的，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擅长做什么，这是初心。勿忘初心，我理解也是一种表态，婉拒一些多元化的诉求。为了实现更多的目标，是要付出更多成本的，这个成本已经看到了，就是版本迭代进度明显被拖累了。是不是值得，各自判断，我不敢下结论。

deepseek去年做到的事情确实很牛，就是国产芯片的应用场景释放出来了，整个市场激活了，这非常伟大，但是有一个现状，目前很多中文自媒体要么不敢说，要么不清楚，就是大模型训练这块，英伟达仍然无法替代。

一群人自high什么呢，说我们已经AI完全自主了，从芯片到模型，很抱歉，还没有。推理侧基本自主，训练侧，部分多模态模型，参数要求不高的确实国产模型勉强可以，超大参数模型，目前没有任何可信证据证明已经突破。

为什么你看不到这种真实报道，因为所有国产模型的公开报道，都只讲可以讲的部分，隐藏不可讲的部分。就好比现在你去看淘宝双11战报，一大堆数据里，最近几年不公开的那几个关键项，你很容易猜到是怎样的。所有宣称国产大模型是国产芯片训练的消息，去溯源，都没有官方证据。

另一个简单推论是，如果任何一个国产大模型是国产芯片训练的，有关报道早就铺天盖地了，而目前，都是在玩文字游戏，仔细去看，说的全是推理，只是没几个人会分辨而已。

最近我还特意问了两个做海外云算力的中国出海老板，我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说现在国产开源大模型海外部署，你们用的是国产芯片还是英伟达，两个老板给的答案都是英伟达。

再说一个事实，很多人注意到deepseek大模型做芯片适配第一批名单都是国产芯片很振奋，为什么没有英伟达，原因很简单，因为英伟达不需要适配。

deepseek很好，国产芯片也在快速进步，但和很多人想象不同的是，我们只是说，目前确实能部分替代，而且在一定场景下有性价比优势，但是如果目标是全面替代和整体优势，这个只能说，还在路上。 鼓励可以，但还没到值得吹捧的地步。

顺便，在中国大陆，目前英伟达从H100，H200，到B200，B300各级芯片的市场价格都是海外市场价格的150%到200%，而且还是有价无市。至于渠道怎么来的，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说张雪机车，五个分站冠军，成绩相当好，逆袭的励志故事，也很棒。带领中国品牌杀入世界一线市场，这个本身绝对是好事，我也很欣赏他。（当然，也许应该换个谦逊的表达方式，很崇拜什么的，但不好意思，我真的不崇拜任何人。）

然后中文自媒体又开始用恶臭的方式造神，说杜卡迪等十一家车企联名要求官方给张雪限制被官方拒绝。我当时看着就奇怪，追查信源发现只有中文自媒体才有这个信息，后来张雪接受采访也辟谣了，根本没那回事。

回到这个比赛本身，首先这个比赛就不是无限制比赛，张雪机车前几站享受新手保护政策，没有加限制，并拿到了三站冠军，其中一站遥遥领先名场面，这很了不起，作为一款新车，相当不错。然后开始加了限制，（张雪直播有讲，专业词我也记不住）这个不是针对张雪的，是为了所谓赛道公平的，加完限制后，又拿了两站冠军，说明确实是一线能力，可以和行业巨头掰手腕，这个是真实的，但如果你认为这证明了性能吊打别人，你想多了。别的不说，杜卡迪其实一直是被官方加限制。如果全放开了跑，这个真说不好谁性能更强，甚至大概率还是杜卡迪强一些。

张雪证明他有资格和这些国际巨头坐在一起，有资格和他们同台竞技并且有机会战而胜之，但如果你说这证明了张雪机车已经遥遥领先了，这就是神话了。至于编造故事说别人联名限制你，非要贬低人家来彰显自我，这就是恶臭了。

写文章的时候，这一站刚比完，两场第八，还在征程中，路还很长，当然希望他们后续能拿下好成绩，争取总冠军。但这是靠自我不断攀升去达成的，不是靠贬低别人各种自high去实现的。

最近又有一个华为的τ定律。

资本市场只兴奋了一天就消停了。说明什么，懂行的人已经解读太多了。

首先，华为在目前很不利的外部环境里，努力保持自己在牌桌上，这一点来说，了不起，这是真的。

先讲一下，τ定律所讲的不是一个纯粹的概念和愿景，是华为正在实施的技术战略并且已经产品化了，所以你要说这是炒概念确实对华为不太公平，但这本质上不是追求领先，事实上也并不领先。这只是为了能留在牌桌上的无奈之举，因为你设计受到了诸多限制，先进制程拿不到，你又必须跟上人家节奏，你只能走一些其他的方案让自己不要被甩开，所以这里的关键词是什么，等效于，仔细品品这个词。

工程考验也很严峻，一个是良率，一个是散热，都不是容易过的坎，如果华为成功跨过了技术门槛，证明什么，还能在全球芯片大玩家的牌桌上，没有被淘汰，以后或许还有机会成为赢家，如果过不去，那就要下牌桌了。

这是真正的意义，你必须承认这事有意义，有价值，但回过头来，在某些爽文视角里，就是你掀了牌桌，把所有对手都甩开，想多了，再用这个去嘲讽别人，那就是恶臭了。

赢学其实本质是爽文/爽剧思维，什么思维呢，开挂的主角智商80，大反派智商70，其余观众智商没有超过60的。然后赢就赢得特别彻底，而且特别迅速，输家马上跪地叫爸爸也不行的那种。

现实不是爽文，现实是，我们很多领域，努力追寻的是留在牌桌的机会，或者争取上牌桌的机会，至于牌局输赢，是长期拉扯，十几年，几十年都有可能。

我们在AI大模型领域，靠梁文峰及其他几家同行的努力，留在了牌桌上，AI芯片领域，也总算留在了牌桌上，高性能摩托车，张雪靠实力迈上了顶尖的牌桌。这些都是不错的成绩，但事实求是，我们还不是牌桌上的赢家，更没有掀桌的能力。保持清醒，保持进步，任重道远。

TK教主其实最近也提到了，很多实话，任正非可以说，我们没法说，清醒表达已经被认为是一种罪过，或者说，鼓掌不够热烈就被视为不忠诚。很多专业人士都只能默不作声，赢学充斥舆论的时候，也会干扰一些非技术背景决策者的判断。而这个所带来的后果，我觉得最近几年也能感觉到了。

最后说个八卦，算是一个无伤大雅的赢学案例。

2019年有个很热的新闻，有个河南孩子低分录取北大，当时网上很多争论，他能不能在北大顺利毕业。我当时直播间也评论过，我会如实回叙我当时的评价，我说如果肯努力，顶住压力好好学，完成毕业应该还是能做到的，但想轻轻松松混个学历肯定是不行的。

最近看到多个视频号报道，说他北大硕士毕业，而且特别强调专业第一。这听上去有点打脸是吧，很多评论也是说高考多么不公平，河南考生多么埋没人才云云。

我就较真去核对了一下，首先，有一说一，这孩子不错，确实能看出来，很努力，走到这一步，相当不错，值得鼓励。但事实上，这些视频显著夸大其辞了。

仔细查看视频细节发现，所谓的专业第一，是考研成绩专业第一。那么各位在清华北大读过书的同学都知道，但凡你排名在中等以上，甚至中等左右，都是稳稳的保研。

所以看到考研这两个字，就知道，他实际上的本科成绩极大概率是中等以下，是不是垫底咱不乱猜，但不太可能是中等以上。

其次，北大考研专业第一难道还不够牛逼么，成绩也看到了，是372，这个成绩当然不算差，但是对于北大的研究生录取分数线来说，这就有点不够看了，再看专业，考古学，坦白说，不是一个硬核专业（所谓硬核，是对一些基础理科要求较高的专业）。也就是说毕业压力要比硬核专业低不少，而且这个专业本身研究生也不是热门领域，这个考研专业第一，值得恭喜，但不值得高估。

结论，他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人生逆袭，这个成就是有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没问题。但拿这个非要说一个河南中等生可以在北大独孤求败，可以轻松击败各种天才，就是神话了。

我可以基于我的个人偏见这么说一句，清北毕业真的不难，毕业免试读研其实也不算太难，但清北任何一个专业的专业第一，都是非常炸裂的存在，都是可以在相关领域横着走的大牛。所以为啥我会对这个话题敏感，专业第一这个表达过于炸裂和颠覆认知。 

可以证明自己很努力很励志，但请不要羞辱北大的学生能力。

所幸的是，以上案例的主角们目前都还很清醒，没有被赢学裹挟，知道自己的位置就好。恶臭的不是他们。

人生不是爽文，征程漫漫，道阻且长。先留在牌桌上，才会有后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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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社区”暂停运营三年多后，6月1日正式恢复访问，网址变更为www.tianya.net。

5月31日，署名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天涯联合工作组在天涯社区发布了《关于天涯社区恢复访问进展的情况说明》称，自2023年4月1日起，天涯社区因电信IDC欠费而暂停访问。为了确保涉及上亿用户的天涯数据完整存续以及天涯社区的恢复访问，三年来，天涯社区重启团队持续不懈地展开自救。今年2月份，在新天涯联合工作组的支持下，确立了推进2026年6月1日前恢复天涯社区访问的方案。目前，新天涯联合工作组已落实了天涯社区数据迁移、平台优化及恢复访问所必需的专项资金、专业团队及各项准备。

上述情况说明称，天涯社区公司与中国电信已通过海南国际仲裁院形成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数据迁移仲裁裁决，历史数据完整存续取得了最重要的进展，天涯社区回归已成定局。自2026年6月1日起，天涯社区将正式启用tianya.net域名，分步骤实现天涯社区数据恢复访问。

另外，由于种种原因，tianya.cn域名暂时无法使用。成都天涯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天涯好东西(海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作为天涯社区数据的受托运营方，仅以其持有的tianya.net域名支持天涯社区数据逐步恢复访问。但天涯社区网络平台品牌及历史数据等核心资产所有权并未发生任何变更，仍归天涯社区公司所有。

6月1日零时起，tianya.net正式开放访问，将首先实现部分天涯社区精华帖子的浏览功能。随着数据迁移审批程序的完成与系统架构的重构优化，在确保数据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天涯社区争取在6月份逐步恢复互动功能。

今年2月初，天涯客公众号曾发表《与君共创，重启天涯——关于新天涯招募创世成员的公告》，宣布推出“新天涯创世成员产品服务包”，招募9999位创世成员，售价：1999元/份，所得费用均用于天涯社区数据存续、恢复访问及后续新天涯计划的落实。按此计算，这份创世成员“众筹”总额达到1998.8万元。

公开资料显示，天涯社区创始于1999年，注册用户曾超过1.3亿，月覆盖用户曾超过2.5亿，拥有大量高忠诚度、高质量用户群，堪称“中文网络第一社区”。

但在过去十多年里，盛极一时的天涯社区，在技术变革和时代洪流中悄然衰落，没能及时赶上移动互联网的“列车”。2023年4月1日，天涯社区发布公告称将进行技术升级和数据重构，并在此期间暂停访问服务。2023年5月27日，官方再次宣布，网站由于资金流动性困难停止访问服务。

独立媒体“水瓶纪元”日前发表文章《三孩政策第五年，走不出计划生育的人》，通过多位亲历者的遭遇，揭示了在当前“三孩政策”全面推行的背景下，昔日计划生育严打时期的受害者们至今未能愈合的创伤。

江西教师熊秀娟在怀孕八个多月时被十几名计生人员强制引产，孩子出生后仅存活十几分钟便夭折。此后她长久沉浸于悲伤与自责，甚至觉得后来出生的孩子只是那个男孩的“替代品”。她最终因生育二胎被教育局除名并处以罚款，失去教师身份后，只能在丈夫的化肥站帮工，一做就是二十年。

护士廖伍妹在六个月身孕时被迫引产一对双胞胎，复职后又遭违规辞退；农妇何月连则因强制结扎手术引发严重感染，留下难以愈合的后遗症，几乎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这些因执行国策而落下的终身病痛与残疾，至今未被纳入国家赔偿体系，成为她们难以挣脱的梦魇。

除了身体上的摧残，严苛的计生惩罚还导致大量家庭经济破产、阶层跌落。湖南肖富斌夫妇、安徽龚原与黄阁平、贵州张承玉等基层教师和公职人员，因“超生”先后遭遇罚款、处分、开除乃至反复追罚。肖富斌交完罚款后家财散尽，一家四口曾靠仅剩的三毛四分钱艰难度日。

如今，随着“三孩政策”全面落地、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催生"举措，政策的急剧反转给这群逐渐老去的人带来了强烈的荒诞感。曾经令他们家破人亡的生育行为，转眼间变成国家大力鼓励的号召，而他们当年所受的伤害、所失去的权利，却并未随政策转向被重新审视或补偿。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

熊秀娟听到他呻吟了几声，最后没能抱进怀里。孩子没有了，村小的教职却不能丢。于是，她用黑色塑料袋裹住孩子，拎上出租车，回到计划生育服务站。

一天前，怀孕八个多月的她刚在那里被打下引产针。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她属于“计划外怀孕”，生育就意味着失去工作。她抱着失业的决心期待孩子的出生，却被十几名计生人员带到计划生育服务站强制引产。

熊秀娟逃到私立医院，想把孩子从死神手里抢回来，却已无力回天。她长久地沉浸在悲伤和自责中，甚至觉得后来出生的孩子也只是个“替代品”。

她还记得那个下午。因为想为失去的孩子讨还公道，她心里始终愤懑难平。就在那时，她在网上看到另一位因计生问题被开除公职的受害者留下的手机号码。

熊秀娟渐渐发现，自己并不是孤例。多个省份的计生受害者，仅上访维权微信群里的成员，加起来就有数千人。

廖伍妹没有见到孩子最后一面。

2005年，她已经上了节育环，却还是意外怀孕。那时，她在江西一家医院当护士。做B超时，她看见肚子里是一对龙凤胎——这在传统观念里是一件喜事，一男一女，凑成一个“好”字。B超室主任对她说，这事帮她保密，一定要生下来。

廖伍妹身形瘦削，但六个月身孕她的腹部也已显怀。消息最终还是传了出去。负责管理护士的副院长开始频繁给她打电话，让她回医院查环查孕。

查环查孕是对已婚育龄妇女进行查验，检查宫内节育环的位置及状态，同时排查是否意外怀孕的妇科检查，曾在全国多地强制执行，与职工的工作、福利等绑定。

廖伍妹知道，一旦去了，就瞒不住了。她借口备考主管护师，请假躲在家里。

起初，对方还只是旁敲侧击。后来，语气越来越直接。“你是不是想为了生孩子，（想要）把我的乌纱帽搞掉？”廖伍妹了然，对方担心的是计划生育考核。

当时，多地政府将计划生育纳入干部考核体系。如果辖区内出现“超生”，相关负责人可能被取消评优、晋升资格，严重时甚至影响职位，这种制度后来被称为“一票否决制”。在这样的压力下，强制引产、强制结扎等手段长期存在于基层计划生育执行中。

龚原是安徽金寨的一名教师。金寨位于大别山腹地。他回忆，当年有个生育政策是，山区人口若第一胎是女孩，间隔六年后可以申请生二胎。2002年，他生育第二个孩子后，被认定违法生育，需缴纳五万多元社会抚养费，相当于他五年工资。后来，他通过行政复议撤销了处罚，但第二年，教育局仍以“违法生育”为由将他开除。公立学校不敢招他，龚原先后在上海、重庆、广东多地的民办学校里教书讨生活。后来，他在线上结识了其他的受害者，开始积极参与维权群里的联络工作。

黄阁平同样来自金寨，也是维权群里的主力之一。1995年，他因生二胎被开除公职，并被罚款两万元。当时，他每月工资只有六十八元。因为拿不出罚款，家里的床、柜子、桌子都被搬走抵债。“没有任何收据。”他说。

那是一个生育需要层层审批的年代，一张准生证，意味着一个孩子被制度认可拥有出生的资格。但即便如此，它也未必能够真正保护一个家庭免于惩罚。

张承玉原本是贵州凯里一所小学的教师，前夫是林业派出所指导员。她是初婚，前夫是再婚，第一段婚姻的孩子判给了他的前妻。

1994年，她和前夫提交再生育请愿书。经一年调查，计生部门于1995年发放准生证，并换发1996年生育指标。1996年，他们生育第二个孩子。张承玉认为，生育程序合法合规，但2000年，市监察局仍以“超生第三孩”为由，将夫妻二人开除公职，依据是一份1989年的凯里市内部文件。她指出，按《贵州省计划生育条例》，其情况应被视为计划内二孩，而准生证至今未被撤销。

少林寺原方丈、中国佛教协会原副会长释永信案，在2026年5月29日一审宣判。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

刘应成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五十万元。

你没看错，在新闻中，用的就是“刘应成”这个名字，而不是释永信。

另一位知名写作者@项栋梁 在5月29日就评论说：“当官时叫释永信，犯罪了叫刘应成，这不合理”。

我也有同感，释永信16岁出家，自1981年起，就一直使用“释永信”这个名字，包括身份证，怎么到了2026年被判刑了，就变成了“刘应成”了呢？释永信几十年的腐化堕落，都发生在佛门之中，他当的官，也是佛门的官，怎么被认定为罪犯了，就一把推到我们世俗界来呢？而且，2017年的时候，官方调查组不是已经通报说释永信出家前“刘应城”的户口已注销了吗？

难道，把释永信三个字改成刘应成，佛门就干净了？没有责任了？把罪犯强行塞到我们世俗界，考虑过我们的感受了吗？

2017年，调查组表示“刘应城”户口已注销

今天刚好看到一个视频，是三十年前的，当时释永信还很年轻，正在接受电视台采访，他说：“少林武术的特点是朴实无华、讲究实战，与禅宗的特点一致，有禅宗的悟性才能练好少林武术。”

在视频中，释永信向大众展示了三种少林奇功：踢断砖块、手指击碎茶杯杯底、隔空引燃报纸。前面两项暂且不予置评，第三项，少林弟子隔着两三米距离，摆出姿势，吼叫着，就让报纸点燃起火，这分明就是违反科学常识的弄虚作假，就是骗术。

在这次判决的新闻通稿中，法院“审理查明”部分，释永信犯罪时间最早是两个年份——1995年（开始行贿，至2022年567万元）、2003年（开始侵占单位财物，至2025年1.31亿元）。

这个时间，也就在这个“隔空点火”新闻视频前后。或者在之前，但很可能在之后。

那时，在镜头前读稿的释永信当然知道这是骗术，但是，周围的人就不知道吗？应该是知道的。不管是少林寺内部这些僧众，还是当时宗教管理部门，或者河南登封当地与少林寺有接触的“主流人群”，应当都有足够眼力看出来这是在骗人。

即便当时他们没有看出释永信在侵占单位资产、在行贿，他们也一定看出释永信在欺骗大众了。

但是，他们都没有说，没有及时阻止释永信。他们选择成为同谋。

释永信可以在镜头前欺骗大众，自然也就会发展到在财务上动手动脚；发展到金钱开路，与各路官员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发展到“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而且这几十年来他在这条路上畅通无阻。

其实，关于释永信的质疑一直在坊间盛传，质疑声最强烈的年份是2015年：释永信弟子发出网帖《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只大老虎，谁来监督》，提出7点指控。但2017年，《河南日报》报道说，“调查组”有结论了，结论是网络举报有误，释永信没问题。

一个少林寺，为什么会在释永信手上成了一个“藏污纳垢之所”？

我想，如果在他一出现“隔空点火”这类明显的欺骗行为时，在他明明使用骗术却说“朴实无华”时，就有人站出来阻止，而不是站过去一起忽悠大众，那么，16岁就进入佛门的释永信，就不会在犯罪路上越走越远。

如果网络举报出现时，河南官方调查组就能实事求是，直面真相，而不是下场力保，那么，释永信也不会把犯罪行为再往前延续十年。

我从来不相信，一个掌权者的腐败在日常中毫无痕迹。事实上，一个人的腐败，有明显味道，有明显迹象，衣食住行、亲朋好友、举止言说……在他们身边的人很容易就感受到这个人腐败了、不干净了。

所以，我始终认为，一个腐败者是被积年累月养出来的，而不是凭空变出来、跳出来的。

那么，当腐败者落马了，应该受到批判并检讨的，就不应只是腐败者自己一人，还应包括他的利益共同体（比如释永信行贿都给谁行贿了），包括知情但默不作声乃至纵容并参与其中的共谋者。

贪腐固然有贪腐者自己的主观因素，但与他一路同行的利益共同体、共谋者也难辞其咎。

如果没有这样的追问，没有这样的检讨，那么，即便打下一个又一个腐败者，一个又一个贪官，都无法阻止下一个、下一群贪腐者的诞生。

因此，我认为，接下来，在新闻通稿之后，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将释永信一案判决书向社会公开。因为，仅仅知道释永信落马了，是不够的，社会大众有必要知道，这么多年来，到底是哪些人把释永信养成这个模样？然后，举一反三，将从释永信案中发掘出的经验用在阻止其他“小释永信”“中释永信”身上，阻止他们前腐后继，成为“大释永信”。

这就是大众对释永信案享有知情权的长远社会价值。诸君以为然否？

Photo by aarin from Pexel

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今天（5月29日）下午，“耿同学”在bilibili发布动态消息：“从昨天开始，dy账号已经被永久限流，星图商单永久封禁。如果后面彻底没了，请记得俺不是孬种。不管之前多恨，我消失的时候一笔勾销吧。”

他贴出来的后台截图显示，他的限流处罚周期是：“2026.05.28至永久生效”。

从“耿同学”最近的内容发布轨迹看，5月28日也属于一个节点。

在第一轮爆料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的著名学者造假后，5月17日，“耿同学”发布视频“给杰青门一个自查的机会”，披露了部分线索，提示四个“杰青”自查。这是一个很厚道的做法。

但，这并没有引起喊话对象实际重视，10天后，5月27日晚，他发布视频，举报4名学者涉嫌学术造假。视频中，“耿同学”说“杰青我只查了十分之一，就查到了这么多……”同时说知道一些杰青要申报院士，他将继续追问。

抖音平台对他的“永久限流”，正是在这第二波学术打假的第二天。因此，处罚原因也不言自明了。

目前，“耿同学”在抖音有217.2万粉丝，在B站有211.2万粉丝。这两个平台是他的主要内容发布平台。

涉嫌造假的所谓“学者”们还没有被处罚，“耿同学”先被处罚了。

这不公平。

之前我一直说一句话“重要的不是如何开始，而是如何结束。”今天看来，“耿同学”的结局，不容乐观。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弊病，古今中外，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时代，概莫能外，因此，真正考验一个社会成色的，并不是这个社会有没有问题，而是当有人指出问题时，这个社会如何对待他的发声。

是积极解决问题，还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不同的选择方向，意味着不同的文明程度。

当一个孩子在“皇帝的新装”面前喊出“他没有穿衣服”这句真话，他会迎来何种命运？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如果我们的选择是把这个孩子的嘴巴堵上。那么，我要说：

这不光明。

在之前《南风窗》的报道中，“耿同学”说：“这段时间做打假以来，没有任何一篇问题论文，是官方自己去找出来的。这是迄今为止让我感到最失望的一点。”

如今国家每年投入天量的科研经费，但是，学术圈的许多学阀，却霸占着这些资源，大量的造假，与此同时，系统内对他们的监督失灵，没人去说出真相，要么纵容，要么同流合污。这让真正从事科研的人心灰意冷，也阻碍了真正的科技进步。

此时此刻，一个系统外的因素，“耿同学”出现了。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仍然有自净机制。

他不应该孤军奋战。

好不容易才出一位“耿同学”，他的出现，对于学术界而言，宝贵非常，如果他就此如流星般在大众视野中消失，那就太可惜了，真正受损失的是高校圈、学术圈的未来。

目前，“耿同学”被抖音平台永久限流，他的发声之路被挖断了一半。这种体验我很熟悉，很能感同身受，因此，今天我要专文声援耿同学。我希望有关方面能撤销这个“永久限流”，而且，我希望学术圈掌握资源的人，奖励“耿同学”。

诸君，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容得下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好的人。

呦呦鹿鸣20260529

文｜李宇琛

1877年，大清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奉旨出洋。他在英国一处炮台参访时，因衣单受冻，旁边一个英国人出于好心，递给他一件呢绒大衣。郭大人披在身上挡了挡风。这件事被同行的副使刘锡鸿密折弹劾，列为“三大罪状”之一：堂堂天朝命官，怎么能披洋人的衣裳。刘锡鸿原话是：“即令冻死，亦不当披。”郭大人大概到死也想不通，把外套裹紧一点，怎么就侮辱了远在万里之外的四万万同胞。后来刘锡鸿又一口气加密劾“十大罪状”，藐视朝廷、诋毁时政、败坏礼教、有私通洋人之嫌，把一个出洋的老臣，骂成了汉奸。这场弹章，前前后后整整办了两年。

一百五十年前，朝堂因一件呢绒大衣震怒，要弹劾穿衣的人；一百五十年后，山东省司法厅因几条微博和几篇辩护词震怒，要吊销说话的人。古今两套衣裳，弹的是同一种人，喊的是同一句话。那把椅子从来没换过人坐。

2026年5月21日下午，山东省纪委二次官宣：原山东省司法厅厅长解维俊，开除党籍，取消待遇，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通报里写得很清楚。贪欲膨胀、以权谋私，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案件处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当晚22点57分，公众号“刑辩理想主义”推送了一篇长文。

据袭祥栋律师5月21日在公众号“刑辩理想主义”发表的《袭祥栋｜我被山东省司法厅原厅长解维俊约谈经历》披露，2019年那个夏天的下午，他和李jx律师，被这位解厅长亲自约谈过。

约谈的地点是山东省司法厅办公楼顶层指挥中心。进门是一张很大的椭圆形会议桌，解厅长坐在中间，短袖白衬衣，不苟言笑，标准的厅官模样。他一边的对面坐着六七个人。

我看到这一段，第一反应是想笑。六七个人，对一个律师，开椭圆桌会议，这哪是约谈，这是中常会规格。一个律师在一头，对面排着六七个党委成员，律管处长在侧，这阵仗，国务院讨论原子弹也就这样了。而桌子那头的当事人，不过是一个在山东开庭、为冤案做辩护的中年律师，连一份正式起诉书都没有，没听证会，没辩护权，就一摞A4纸。

解厅长扭头问刘处长：“他的问题材料呢？”刘答：“在这里。”顺手就把那摞A4纸递了过去。

然后是那句已经被律师圈反复传抄的金句。解厅长翻了几页，对桌子那头说：“你没啥大问题，就是天天的这些公开言论让上面关注压下来，要求严管，你能不能不在微博等公开平台说话。”他接着又来了一句更狠的：“办案好比用药，掌握好量计能治病，用药过猛就会中毒，这里面的道理是相通的，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想笑第二次。这是把整个中华法系，约简成了一张中医方子。按解厅长的逻辑，刑事辩护跟开六味地黄丸是同一个学问。被告求生欲强了叫用药过猛，检方证据弱了叫君臣佐使不全，律师在庭上据理力争叫量计没掌握好，最后法槌一敲，就叫中毒。整个一套，从大堂走到诊室，连白大褂都不用换。

解厅长不是随口胡说，他是科班出身。山东省益都卫生学校药剂专业，三年中专，1982年毕业；之后是政工科科员、团委、临淄区委、潍坊市委政法委书记、潍坊市纪委书记、菏泽市长，一路升到山东省司法厅厅长。中间补了一堆党校研究生学历，最后一个是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法学理论专业。一个卫校的药剂学毕业生，靠几个党校进修班拿到一个“法学理论”研究生的帽子，然后管着山东全省的律师、监狱，统辖一万多刑辩律师的执照生杀大权。这种履历搁哪个国家都得算是奇迹，搁咱们这儿，叫干部成长规律。

我也是受过法学教育的人。

本科念了四年，老师们说，公检法司，是同一头大象的四条腿。后来在生活里见多了，才慢慢看清，这四条腿不是同一头大象的，它是四条腿绑在一起，挤在一辆三轮车上，往同一个方向蹬。辩护人想踩刹车，被叫做用药过猛；家属想喊救命，被叫做扰乱秩序；媒体想拍一张照片，被叫做敌对势力指使；最后只剩驾驶员一个人在车头喊，稳定。

这就是2019年那个夏天，椭圆会议桌另一头那个药剂师，想跟一个律师讲的道理。

讲完，他说还有会要参加，急匆匆走了。六七个党委成员，从头到尾，除了解厅长，没有一个人发声。半小时，结束。

这场约谈，绝不是孤本。

按袭祥栋自述，那是一次全国统一部署的约谈，层级甚至不在司法行政部门，是按名单来的。袭祥栋后来才知道，那一轮里，时任司法部部长傅政华、副部长熊选国、全国律协秘书长韩秀桃，一共出面约谈了三位律师，都是他熟悉的师友；山东这边，解维俊一手约谈了李jx和他自己两位，分管迟副厅长在省律协办公室约谈了山东另外六位律师。全国一张名单，按层级派厅长、配部长。袭祥栋自己事后跟朋友开玩笑，你是部管律师，他是厅管律师，要分个正部、副部，正厅、副厅。

《水浒传》里七十二把交椅，《红楼梦》里四王八公，《笑傲江湖》里五岳剑派。凡是中国人写的小说，都喜欢分等级；凡是中国人办的事，也都喜欢分等级。喝茶有等级，约谈有等级，连吊照都有等级。

那年夏天的山东，被解厅长约谈过的两位律师，下场是这样的：

李jx律师，2019年8月，山东省司法厅吊销执照。

袭祥栋律师，2021年2月8日，山东省司法厅吊销执照。

两人前后脚，是那一轮山东唯二被厅长约谈、又被厅长治下吊照的律师。看官当然要拍桌子：这不就是顺藤摸瓜么。

袭祥栋自己却不这么说。

公开自述里他写：“板子全部打在解厅长身上，肯定是冤枉他了。”紧接着一句更扎心的：“决策层怕是不在省厅这级，省司法厅充其量仅仅是个执行角色。”他举的例子是，去年北京吊照的张qf律师，今年北京吊照的张k律师，肯定不是北京市司法局决定的。一个老刑辩律师写到这里其实是用余光在指北边。不光是山东，也不光是2019年那个夏天，整个吊照系统在按一张更上头的名单走，地方厅局只是签字盖章的人。他不怕得罪解厅长，他怕得罪那个真正在按按钮的人。

站在椭圆桌中间的那一位，从来不是最可怕的人。

真正可怕的人，站在桌子背后，决定把谁请上桌、把谁的名字写进那一摞A4纸里。解厅长只是名单的执行人。执行得是不是积极，那是另一回事。

袭祥栋有一句话写得克制，但读完后劲很大。他说：“写这些，不是为解维俊们说好话，毕竟领命干脏活也是要负责任的，至少高层作出不公指示后，解维俊们没有向上面客观汇报，争取枪口抬高一厘米，而是配合迫害，甚至非常积极！”

枪口抬高一厘米，是一个老典故。1989年柏林墙倒下，两年多之后，东德的边境警卫亨里奇站在被告席上，因射杀试图越境青年被判三年半监禁。他的辩词是，我只是执行命令。中文世界流传的版本里，法官给他留下那句被反复传诵的话。作为警察，不执行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你本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这句话在中文圈被传了三十多年，被引在每一次跨国比较里。东德兵的那一厘米，是个体良知的极限刻度，是国家暴力链条上最后一道可以选择的余地。

2019年那个夏天，山东省司法厅顶层那张椭圆桌上，没有人想过把枪口抬高一厘米。他们想的是，把那一摞A4纸再厚一点。

五年过去了。2025年12月12日，山东省纪委首次官宣解维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五个月后，5月21日，二次官宣双开。通报里最狠的措辞是：贪欲膨胀，以权谋私；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后面那个名词：案件处理。

案件处理。这个词我们再熟悉不过。2026年2月2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曾任司法部部长、宣判时为江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的唐一军，因受贿1.37亿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公开报道概括他的敛财领域，涉及公司上市、土地回购、银行贷款、案件处理等方面。同一个词，前后两份通报，一字不差。

案件处理，这是司法系统反腐通报里，已经形成的标准罪名样式：办案换钱，定向出货，一笔一价。

这位前部长接任司法部长，是在袭祥栋们被约谈一年之后。司法系统这一轮，前部长傅政华离任后被立案、一审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后部长唐一军2024年被查、2026年一审无期；副部长刘志强被立案、一审获刑十三年；云南省厅长茶忠旺主动投案。中国当代司法部长这把椅子，简直成了一座断头台。从2018年到2026年，近年两任司法部长（傅政华、唐一军）先后被查获刑，副部长出事，省司法厅厅长出事。这种密度，世界政法史上找不出第二个国家。两任部长都因为同一个理由倒下：案件处理谋利；而他们在台上时，又都是凭借同一项政绩升上来的：管律师。

管律师管得越狠，越能升；升上来之后，转手再把“案件处理”卖一遍。

这是什么生意？这是把法庭当批发市场。左手收着办案律师的执照，右手收着案件当事人的钱，把一摞A4纸来回倒手。左边卖给上头当业绩，右边卖给老板当人情，自己在中间留一笔差价；差价多了就盖一栋装修房、攒一沓消费卡，少了就先在通报里写一句“违规收受礼金”垫垫。一进一出，左手是吊照律师的“敢言”成本，右手是涉案老板的“摆平”价签，中间这位经手人，把“维护法治”反复在嘴里咀嚼，然后慢慢吐出来一颗装修款，吐出来一沓房产证，再吐出来一句“组织对我的教育还不够”。

你说他傻吗？他一点都不傻。他傻能在政工科干起、从团委到政法委一路爬十几层楼梯坐到省厅长的位子吗？他傻能拿几个党校文凭兑成“法学理论”研究生身份证、最后管整个山东律师业吗？这套生意里，最不傻的恰恰是他这种人。

老话讲，当家的最怕属下吃饱了不办事。这个时代的怕，刚好反过来：属下不吃饱反而办事，那才叫高层最怕。不吃饱的，先吊照，等他没饭吃；吃饱了的，反正都拿了，将来出事再清算，也只是案件处理。两边的人都被这套设计安排得明明白白。一边吊照，一边受贿；一边封笔，一边收房；演到最后大幕一拉，剧本一翻，告诉你这都怪不到具体哪个人，问题出在某些干部偏离了初心、丧失了理想信念。

椭圆桌的两边坐的都是这个体系的产物。

一边是凭吊照升迁的厅长，一边是被吊照写自述的律师。看似敌对，其实是同一台戏的演员。导演坐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

当然，这戏总有谢幕的时候。

2020年2月21日，根据当时山东卫健委通报，任城监狱2077名干警和服刑人员中爆出207例新冠感染，其中干警7人、服刑人员200人。解维俊以“思想麻痹、管理松懈”为由，被山东省委免职。据公开报道，全省那天新增确诊202例，任城监狱占其中200例。九成九的份额。监狱里的人没有口罩，没有床位，也没有投票权。他们的命，按解厅长那张方子，叫君臣佐使里的“佐”，可以省略，可以替换，可以多放也可以少放。最后法庭也只判了五个人，量刑最重的那一位，是任城监狱原党委书记、监狱长刘葆善，玩忽职守罪，二年三个月。一座监狱，二百多个人在牢里发烧，没有窗子，没有医生，最重的责任只够换两年三个月。

就在不到一年后的2021年2月8日，山东省司法厅吊销了袭祥栋的律师执照。

监狱里关满了人的那一天没有人为里头的人出头，外头守在法庭门口想给这种人辩护的律师，也被关在了门外。

你看，这就是历史的对位法。一边监狱里的人在咳嗽，一边司法厅的人在签字。两边都是文件，两边都是按指示办。

《1984》里有一句话，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当这一点都做不到的时候，让谁等于四就谁等于四，上面让你算几就算几。椭圆桌中间那个学药剂的厅长，是这么算的；椭圆桌一头那个学法律的律师，没法这么算，所以一个升、一个吊。

六年之后，升上去那个又被一脚踢下来。

通报上写的已经不叫吊照，叫双开。他的吊照是上面给的，他的双开也是上面给的；区别只在于，他在台上的时候，是替上面给别人吊照。这个体系运转的本质就是这样。它能把同一只手既封成赏赐又劈成屠刀，今天给你戴顶子，明天给你套绳子，戴的人和套的人是同一拨人，被戴和被套的也是同一拨人，热热闹闹演完一整出三十年大戏。

我现在很想去翻一翻2019年夏天那一摞A4纸。

我猜里头大概有袭祥栋几条微博，有他在哪个庭上替哪个被告说过的辩护词，有他给金哲红案写过的申诉文书。也许还有他在年检表上没填的一句话，律协聚餐没去的一次签到。那时候这些都叫问题材料，盖章吊照、装订归档，按解厅长那张方子，全是“用药过猛”的证据。

六年之后，山东省纪委手里也有一摞A4纸。

里面是解厅长收过的礼金、刷过的消费卡、白住的装修房，是他向组织没报告的个人事项，是他在双规期间销毁的什么、串供的什么。按同一套用药逻辑，他这是“中毒”了，剂量没掌握好。

两摞A4纸，纸是同一种纸，章是同一个章，主治医生也是同一拨。

区别只在于：先开方的那个人，最后躺到了诊台上。

郭嵩焘那件呢绒大衣的弹章办了整整两年。他没能等到平反，回老家湖南，被乡里读书人骂作“敢见洋人，宁不知耻”，棺木抬出湘阴，沿途有人拦路骂。他出洋时朝廷里没人替他说话，他归乡时朝廷里也没人替他说话。

六年之后，没有人替袭祥栋说话；五年之后，也没有人替解维俊说话。

唯一替他们说话的，是历史那张椭圆桌。

桌子那头坐着的人，名字会一个一个被换掉。

桌子本身，从来没动过。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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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表格，击穿了地方财政最后的“遮羞布”。2026年一季度，全国28个省份的财政自给率全部跌破100%，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靠自己的财政收入覆盖支出。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极端格局，背后是地方财政从“土地依赖”到“收支失衡”的系统性崩塌。

一、数据直击：谁在“裸奔”，谁在“撑门面”？

我们先看这组冰冷的数据，就能看清谁的家底最厚，谁已经入不敷出：

梯队	省份	财政自给率	核心特征
第一梯队（仅接近平衡）	浙江	96%	全国唯一接近收支平衡，缺口仅133亿元
第二梯队（强省失守）	上海、天津、江苏	82%-90%	上海首次跌破100%，支出同比大增20.3%
第三梯队（传统强省掉队）	广东、山东、北京	66%-74%	彻底脱离第一梯队，“造血能力”大幅下滑
第四梯队（深度依赖转移支付）	四川、云南、广西、甘肃、西藏	小于45%	四川缺口2118亿全国最大；部分省份不足35%，几乎全靠中央输血

这张成绩单里，最刺眼的不是中西部省份的“贫血”，而是上海、广东、山东这些曾经的财政大户集体“掉队”。上海作为经济中心，一季度支出同比暴增20.3%，直接把自给率拉到90%以下；广东、山东、北京这些“万亿GDP俱乐部”成员，自给率也跌至70%上下，早已不是当年的“财政提款机”。

二、核心本质：为什么全国都“缺钱”？

地方财政的账本，从来不是简单的“收不抵支”，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崩塌。

1. 根本诱因：土地财政的“断供”

过去20年，地方政府的钱袋子，一半靠税收，一半靠卖地。但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让土地出让收入直接“腰斩”。2025年以来，全国土地成交均价和成交量持续下滑，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地根本卖不动，连“底价成交”都成了奢望。

地方政府失去了最大的“活钱”来源，但支出却一点没少：民生、基建、债务利息、人员工资，哪一项都刚性增长。一进一出之间，收支缺口自然被迅速拉大。

2. 体制根源：分税制下的“权责倒挂”

分税制改革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大部分归中央，留给地方的多是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的小税种。但教育、医疗、养老、基建等支出责任，却大部分压在地方身上。

简单说就是：挣钱的大头被拿走了，花钱的大头却留给了地方。这种“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矛盾，在土地财政的掩盖下一直被忽略，现在土地收入退潮，矛盾瞬间爆发。

3. 现实压力：债务利息的“刚性吞噬”

过去为了搞基建、拉GDP，地方政府举了天量的债。现在债务进入集中偿还期，利息支出像“吸血鬼”一样吞噬着地方财政。很多省份的财政收入，一半要用来还利息，剩下的钱连日常运转都不够，更别说搞新的建设。

4. 特殊变量：支出刚性的“被迫扩张”

以上海为例，一季度支出同比大增20.3%，不是因为乱花钱，而是民生、保运转的刚性支出压力加大。疫情后的修复性支出、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维护、人员工资上涨，每一项都必须花，每一项都推高了支出基数。

三、未来信号：地方财政的“铁笼”已经焊死

这份数据不是一次简单的“阶段性波动”，而是地方财政格局的永久性转折点，未来三个趋势将彻底改变地方的运行逻辑：

1. 中央统筹力度只会越来越大

全国无省自给，意味着地方财政的“独立运转”时代结束了。未来中央转移支付的规模会持续扩大，分配也会更向困难省份倾斜，同时中央对地方的债务管控、预算约束会越来越严，地方自主“搞钱”的空间被彻底锁死。

2. 地方扩张性财政政策彻底失效

过去地方政府靠举债搞基建、靠卖地搞扩张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未来的财政政策，只能是“紧平衡”：能砍的支出砍到底，能省的钱一分不花，基建投资的优先级会大幅下降，“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建设”时代结束了。

3. 化债将成为地方的“第一要务”

从中央到地方，接下来的核心任务只有一个：化解债务风险。无论是债务置换、重组还是展期，所有政策的重心都会向“稳债务”倾斜，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从“搞增长”变成“保运转、防风险”。

四、普通人的影响：这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地方财政的账本，从来都不是政府自己的事，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 公共服务会“降本增效”：老旧小区改造、公园建设、公共设施维护的节奏会放缓，一些非必要的项目会被砍掉，政府会把钱优先花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刚性支出上。

– 基建投资会大幅收缩：过去那种“大拆大建”的模式不会再有，新的地铁、高铁、市政项目审批会更严，很多规划中的项目可能会暂缓或取消。

– 债务风险传导被严控：中央会通过债务置换、转移支付等方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地方政府直接违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城投平台、地方国企的信用会持续承压。

– 区域发展差距会被进一步抹平：中西部和东北省份会更依赖中央转移支付，东部省份的财政“溢出效应”会减弱，区域发展的“马太效应”会被中央统筹政策对冲。

五、结语：从“增长崇拜”到“生存优先”

2026年一季度的这份财政数据，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地方财政的真实底色。我们必须接受一个现实：过去靠举债和土地推动的高增长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未来的地方财政，不再是“搞大建设、冲GDP”的工具，而是“保运转、防风险、兜底线”的生存型财政。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从“增长崇拜”转向“生存优先”，是一次痛苦但必须的转型；对于普通人来说，适应这种“慢下来、紧起来”的节奏，才是未来的常态。

讲个笑话。

国企。

哈哈哈哈哈。

昨天我在微博说了一句，如果让国企专营抽水马桶，你家会连屎都拉不起的。

结果有个牢A的粉丝跟我说，国企贡献很大，还专门给我贴了一下：

“十四五央企累计上缴税费超10万亿，向社保基金划转股权1.2万亿。”

五年央企上缴了10万亿的税。

一年2万亿。

什么概念呢？烟草行业税每年能收1.6万亿。

多吗？

当然了，有人会说，国企那不是用来挣钱的，那是保障国计民生的，你看这不还给社保基金拨了1.2万亿了么？

好，咱们就来说说这个数是怎么回事。

社保基金这个咱们说一下。

什么叫划拨股权？

不是说央企在这五年里，给社保基金拨了1.2万亿元。

而是说拨了1.2万亿元的股权，这期间，这1.2万亿元股权的分红收益划入社保。

我们按照年5%的分红算（你看看现在的利息就知道这个比例我已经往上限去算了）。

每年600亿。

注意啊，这股权可不是全在这五年的第一年拨进来的，做过项目报过预算的人都知道，如果是做如果五年的计划，第四年一般拨付得最多。

我们就按照每年等额，（120+240+360+480+600）/5=360（亿元）。

社保基金缺口是多少呢？

这几年的查不到了啊，没有官方数字。有民间的一个估算说是总体缺口1.4万亿，这个不准确。

我们找个早几年的数据：

2016年，河北的缺口就是80多亿了。

央企每年给全国社保金如果贴360亿，很多吗？

基本上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所以，为什么发数据的时候不说每年贴了几百亿呢？

一来，央企拨付的是股份的收益部分，企业盈利的时候可以拨付这几百亿给社保，企业没有盈利的时候，就可以不拨这些钱，所以不说拨了几百亿，防止哪天没了，大家会不乐意；

二来，1.2万亿的数字漂亮，看着好看。

就像过年了，给大外甥压岁钱，你给1000元，觉得不体面，你指着你的A股账户说：“大外甥，舅舅把这1个亿未来一年的营收的5%，都给你。”

结果第二年你一看，你变成了千万富翁，那自然也就不需要给外甥钱了。

有人可能会说，仅仅是央企啊，央企就贴了几百亿，地方上的国企还有呢啊。

想多了。

地方国企的营收数字很大，但是利润非常低。

很多国企，比如城投。自己看看去。

所以，各位。

如果有编，或者就吃国企的饭，你讴歌一下他们是可以的。

如果没有，那就不要说诸如一盘棋、国计民生、保障之类的傻话了。

这五年当中男的延迟退休3年，女的3~5年。

你说他们能不能贴得了国企。

你不能往大海里撒了泡尿，然后说，大海是你打造的，没你不行。

对牢A粉丝，这些可怜的盘盘来说，仅仅四则混合运算，就已经超标了。

一位博士肄业生，掀起了一场学术界打假风暴。

自2026年4月9日起 ，自媒体博主“耿同学讲故事”连续发声，质疑生物医学领域五位教授发表在《自然》（Nature）及其子刊上的论文存在数据造假。

被点名者都顶着“杰青”或“长江”的“帽子”，这被视为仅次于两院院士的人才计划。在科研圈里，“杰青”俗称“小院士”。

最早被“打”的，是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2026年5月6日，距离耿同学公开举报尚不足一个月，同济大学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涉事论文的实验数据存在学术不端。

作为论文的通讯作者，即课题的总负责人，王平被免去生科院院长职务，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下降两级。

如此迅速的处理，在以往高校查处学术不端事件中并不多见。

接着，耿同学又举报了四名教授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论文中疑似数据造假。其中，涉及中山大学两人，南开大学和上海大学各一人。

因涉及学者数量多、级别高，疑似数据造假的手段粗糙，再加上涉事高校对此迅速作出回应，这场打假备受社会关注。

打假的影响已传导至高校。一所涉事高校启动论文自查，要求上报可能存在的学术不端情况，并称“主动上报可酌情从轻处理”；也有学生向耿同学反馈，导师已开始要求他们提交实验原始数据。

一位生物医学领域教授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老师们眼下担忧的是，过去某篇论文里，学生提交的实验数据是否也“埋着雷”，“弄不好现在就要爆炸”。

在他看来，更重要的不是一味加压与惩罚，而是追问造假为何屡禁不止，进而推动制度性优化。

“造假还造这么简单”

2026年4月7日，耿同学建的微信群“毕业论文打卡群”里，有人转来一篇公众号文章，质疑同济大学王平团队发表在《自然》上的一篇论文数据异常。

文章附的图表里，有两列数据的差值全是0.3；还有两列数据的差值呈规律性的加减；第5列数据的末位数字则全是5。涉事论文发表于2025年1月，题为《人类HDAC6通过感知缬氨酸丰度来调节DNA损伤》（Human HDAC6 senses valine abundancy to regulate DNA damage）。

“这也太懒了吧，”群里有人吐槽，“造假还造这么简单。”有人附和，“哪怕用个随机数呢？”

即便长期关注圈内的学术造假，耿同学也被这样的“漏洞”震住了：发布在顶级期刊上的论文竟能留下如此拙劣的破绽。

“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我都不会信。”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耿同学并非外行。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时，他就开始做自媒体，网名从“耿同学想当老师”，到“耿同学想退学”，最后变成了“耿同学讲故事”。2025年，读博第五年，他办理退学，之后全职运营账号，定位是生物医学科普，全网粉丝有三百多万。

这个二百多人的“毕业论文打卡群”，最初是他几年前为互相激励毕业论文写作而建，后来就成了粉丝聊天群，不时分享科研圈的“瓜”。其中的活跃分子，多是生物医学领域的学生。

在学术打假中，生物医学占据了大量比例。耿同学解释，这和学科特点有关：生物医学不像数学物理，依赖逻辑推演，而是更多依赖实验结论，需要大量的数据和图片，这就给造假者提供了空间。

不过，对群友而言，很多人是头一回把注意力放到“原始数据”上。

一方面，只有少数学术期刊要求作者提交并公开原始数据，这些数据并不在正文呈现，而是以附件形式上传。生命科学领域三大顶尖学术期刊《自然》、《细胞》（Cell）、《科学》（Science），目前只有《自然》及其子刊在2022年后对论文作者公开原始数据提出硬性要求。

另一方面，科研人员平日很少去翻论文的原始数据。多位生物医学领域研究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通常只有在重复实验时遇到问题，才会倒回去查看原作者的实验数据比对。

更棘手的是，原始数据的体量之大，几乎没法靠“人眼巡逻”。

“毕业论文打卡群”里转发的那篇文章，出自国内生命科学领域自媒体iNature旗下的“诚信科研”团队。团队学术顾问刘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然》及其子刊一篇论文平均约6500个数据点，想在海量信息中逐一核查，几乎不可能。

早在2024年，团队成员就发现王平团队此次被打假论文中的图片问题：不同时段的实验图像出现重复；不同实验使用同一图像，仅做了明暗度调整。之后，他们将疑点匿名发布在同行评议论坛PubPeer上，学者常在这一平台对已发表论文提出质疑。

论文的第一作者金佳丽在PubPeer上回应称，图片问题是因为图版位置错误，已联系编辑勘误。事发时，金佳丽是同济大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癌症中心研究员。

本以为风波就此结束，数据问题却又浮出水面。

2025年年末，“诚信科研”团队与第三方公司合作开发AI工具，用以识别论文中存在的数据错误。也因此，王平的涉事论文又进入团队视野。

接到线索的4月7日晚，耿同学从《自然》官网下载了王平涉事论文的原始数据，发现了更多蹊跷：一张表格里，多数数据只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少数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末位几乎只在4和5之间跳动。另一张图表的280个数据中，末位为5的竟有212次。即便不懂生物医学，也能看出这背离了实验数据末位应随机分布的常识。

4月9日，耿同学发布打假视频。一周后，同济大学发布情况说明，称已成立调查组并启动调查程序。

2026年4月9日，耿同学指出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发表的一篇论文存在数据造假，开启了一场学术界打假风暴。（图片来源｜@耿同学讲故事视频截图）

“勿枉勿纵”

2026年5月6日，同济大学发布情况通报：经查验实验数据、访谈相关人员等工作，确认王平团队论文中被质疑的14张图表所涉实验和数据由金佳丽完成和提供，存在学术不端、记录方式不规范和图片误用等问题。

金佳丽因此被解除与学校高等研究院的聘用关系。

校方同时认定，王平对实验数据和论文质量“失察失管”，未尽到通讯作者在数据真实性、可重复性等方面的应尽责任。处理结果是，免去王平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下调两级，取消其岗位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

王平回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2026年5月19日，他短信回复称，“现在不是很合适”。

同济大学处理速度之快、力度之大，超出了多位受访学者意料。在此之前，对学术造假的举报往往难以获得高校回应。

耿同学没有停下打假的步伐。王平事件后，陆续有网友向他提供线索。他随后又举报了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副主任康铁邦和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苏佳灿，认为他们发表的论文同样疑似数据造假。

涉事的三所高校均已发布情况说明，称已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截至发稿，尚未公布调查结论。

2026年5月22日，《自然》系列期刊发言人回应南方周末记者称，已注意到相关论文，目前仍在调查中。

被耿同学举报的5名教授，均为涉事论文的通讯作者，也即课题组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简称PI），在学生口中常被称为“老板”。

国内高校普遍推行的PI制源自美国科研管理模式，由PI统筹资源，负责课题申报、经费使用与成果管理等。

一所“双一流”高校药学院教授王敏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国内课题组的分工有三层：研究生负责一线原始数据采集；博士后、讲师或副教授完成初步加工与分析；最终由PI在科学问题与结论层面把关，继而提出理论创新。

当数据到PI手里时，原始数据已被加工成柱状图或曲线图等统计图表。

在王敏看来，当一个团队几十名研究生同时推进多项课题时，PI没有精力核查所有数据，即便进行了核查，也难以发现所有问题。

类似困境并非中国独有。1996年，时任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发现，组内一名研究生在多项关于白血病遗传机制的研究中系统性地伪造了实验数据，最终导致柯林斯作为通讯作者的5篇论文被撤。

十年后，《细胞》杂志采访柯林斯时，他坦言，这起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管理团队的方式。“以往我只从技术层面审视实验数据，却从未怀疑数据本身的真伪。如今，这份警惕已然刻入日常。”

“PI也不是万能的。”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搞科研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研究组内要有基本信任。“把所有人都当成贼，这样的逻辑也不对。”

当然，他认为PI作为项目负责人，肯定需要承担责任。但责任轻重，具体案例还需具体分析：当前论文里的问题，究竟是少数图表错误，还是全篇大面积失真？造假发生在学生、老师，还是团队多环节？如果PI承担监管责任，又该如何衡量“失察”的程度？PI平日是否审查组员结果？是个体行为，还是多人合谋？

“要勿枉勿纵，分清责任，不要搞舆论审判。”金冬雁强调，“得让学术回归学术。”

“怪象”

“AI系统什么时候能上线？”耿同学事件后，“诚信科研”团队学术顾问刘盼收到好几位生物医学领域老师的问询。一位老师的论文即将投稿，担心数据“踩雷”，想先用AI自查一遍。

华人学术侦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小鼠神经行为中心主任杨沐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AI在识别生物医学领域的图像造假上已逐渐成熟。她2020年入场学术打假，“前两年几乎打不出来成果”，到2022年左右开始借助AI，撤稿量才有显著提升。迄今，她推动撤稿约350篇。

对一些研究者来说，投稿前让AI把数据和图像“过一遍”，正在变成新的自保动作。

类似的自查压力，也开始在一些实验室内部显现。一所高校的科研助理留意到，他所在课题组的PI在组会上更认真地核对原始数据，还比对出学生提交的数据与实验仪器上的记录有出入。

不过，受访学者和学生均认为，仅靠“加码核查”并不能一劳永逸，应当追问造假背后的制度性诱因。

“千万要杜绝的是打靶式科研。”一所“双一流”高校生命科学院教授魏国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旦导师先有了结论，再让学生往里填，做不出来被硬逼着做，就容易出问题。

前述“双一流”高校药学院教授王敏直言：“压力是导致数据注水的最大根源。”在当下的评价体系里，不少职称、人才“帽子”等评定都卡着“年龄”，“每个老师都希望数据真实，但也希望最快拿到数据”。

例如，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被认为是面向科研青年的“第一桶金”，要求‌男性未满35周岁‌，‌女性未满40周岁‌；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也即俗称的“杰青”，要求男性未满45周岁，女性未满48周岁；‌两院院士增选，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

北京一所高校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吴雨婷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过一次组会：一名研究生没完成当周任务，导师当众责问，“你就相当于这周什么都没做呗？”“我当初招你进来是对你饱含期待的，现在很失望。”

即便是旁听者，她也感到“心惊胆战”。在她看来，学生常被推向两个选择：要么继续提交没那么吻合预期的数据，被要求反复重做；要么“美化”数据，让图像更“好看”，实验才能继续。

“没有任何一个PI会明着说‘你就给我去造假’。”南方一所高校临床医学专业的博士生姚远说，有的老师会精神施压：“为什么别人行你不行？”“钱花了，时间花了，为什么我要的结果还没给到我？”

“科学研究不是投钱就一定有产出。”魏国栋说。他主持的课题周期通常在三四年，有的做到一半耗费巨大却仍推不动，“该停还得停”。

为避免学生造假，他更倾向招收“少一些功利心，不太要强，比较老实”的学生。但“对一个人的判断要看很多年”，因而他主要从长期观察过的硕士生中遴选博士生。

对学生来说，除了导师压力，还有毕业压力。

耿同学2025年退学，也和自己实验进展不顺有关。博士学制通常4年，最长可延至6年，2025年是他读博的第五年，“快要毕业了，换句话说，也快毕不了业了”。

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回忆，做动物实验动辄数周乃至数月出数据，失败更是常态。他举例说，要论证一个药物更有效，同样的实验重复20次，其中19次是阴性，1次是阳性，这算不算有效？“理智告诉我不算。但感性上，我做了这么多实验，拿到一个结果，你告诉我它用不了？我接受不了。”

多位受访学生向南方周末记者提起一个“怪象”：往往临近毕业时，同学实验的成功率突然变高。

“科研失败率本来就很高，”姚远说“但念到博士的人，作为优绩主义的胜出者，难以接受自己拿不到毕业证。”

2026年5月4日，耿同学举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副主任康铁邦发表在《Nature》子刊上的论文存在数据和图像造假的嫌疑。（图片来源｜@耿同学讲故事视频截图）

无奈

6年前刚做学术侦探时，推动论文撤稿，甚至有人因她的打假失去工作，都会让杨沐感到兴奋。如今，她不再盯着被她打假的个体。

在她看来，大多数人都被日益内卷的风气推着走。只处理某个造假者，“是一种很懒的解决方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耿同学也在视频里说，他想做的并非曝光更多人，而是让学术研究更真实。他建议，学院可招募组建团队，以第三方身份对校内教师已发表论文开展重复实验。

王敏介绍，大型药企的研发部门，往往设有独立的质量控制部，核实原始数据并进行第三方监督。而高校受限于人力和经费，类似机制尚未建立，也为监管留下空当。

国内一家关注科研诚信的研究团队“5GH”负责人伍广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放眼全球，如何推动重复实验，仍没有成熟方案。

他曾和一支瑞士团队交流，对方计划用4年检查100项社会学研究是否存在错误。两年多过去，到2026年年初只完成了8项。

伍广亨觉得，这类工作难以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原因之一是重复实验缺乏创新性，难以换来发表文章的机会。另外，不确定性极高，“就像买彩票一样，找出有问题的文章概率很低。即便‘中奖’，收益也不高”。

杨沐则把问题延伸到出版机构。“学术界要发文章，出版机构要赚钱，两者互相依赖。”而目前，从论文投稿到发表，出版机构并不会审核原始数据。

魏国栋多次参与《Nature》子刊审稿。他解释，审稿人并不负责检验数据真伪，而是“默认它是真实的”，主要审核逻辑上是否自洽、有没有数据闭环、哪些实验有瑕疵，以及是否需要补充对照等。

他觉得，当前对数据的校正，多发生在论文发表后。比如，一项研究引发国际学者重视后，跟进研究就能检验其数据是否可靠，“发表一篇论文并不算一个科学成果，它的评价究竟好坏，还是需要时间来检验”。

杨沐则建议，出版机构应投入更多人力用于科研诚信。

她曾与《自然》的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细胞》的出版机构爱思唯尔的工作人员接触。在她看来，相较发表论文的数量，两家的科研诚信团队人手明显不足，“爱思唯尔大概一百人出头，施普林格·自然大约三四十人”。

前不久，杨沐与爱思唯尔科研诚信团队工作人员开会，得知一个数据：她累计向爱思唯尔提交了约3300份学术打假报告，对方目前只处理了600份，不到五分之一。

“我一听就傻了。”这位每周花费30小时打假的学术侦探，打算接下来减少工作时间。这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还在处理我2024年提交的报告”。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王敏、魏国栋、吴雨婷、姚远为化名）

5月21日，原定于月底公映的电影《监狱来的妈妈》被上海电影局勒令停止上映，原因是在申请备案立项及报审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距离其官宣定档，仅过去11天。那一天是5月10日，母亲节。

程序性问题之外，这部电影引发的巨大争议更源于其宣发叙事。影片讲述了一名因杀夫入狱十年的女性，在出狱后重新面对生活与亲子关系的故事。片方称，电影改编自主演赵箫泓_（本名赵晓红）_的真实经历——她既是案件原型，也亲自出演自己。

此前，《监狱来的妈妈》成为唯一入围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中国影片，赵箫泓亦获得最佳主角银贝壳奖。在国内，它一度被视作讲述服刑人员再社会化的积极案例。新华社曾评价，影片展现了服刑人员“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转化过程。

但随着影片宣传不断强调“反家暴”“女性困境”“真实经历改编”等关键词，一份十余年前的裁判文书重新进入公众视野。终审裁定书显示，赵晓红因持刀致丈夫死亡，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尽管判决记载案发时存在肢体冲突，却并未认定其处于长期家庭暴力环境。

于是，一个问题迅速成为争议中心：当司法并未确认杀夫女性长期受暴，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是否能以“反抗家暴”为叙事基础重新描绘其“重生之旅”？

诸多博主和自媒体质疑，影片可能以“受害者叙事”“洗白”严重暴力案件，弱化罪犯刑事责任；偶有网友指出，在十余年前《反家暴法》尚未出台的司法语境下，“未认定”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存在”，长期受暴关系本就难以完整进入法律视野，得到充分细致的查证。

但随着赵箫泓多个社交平台账号被封、片方停止回应，公众最终只能基于判决书、宣发文案、电影节采访、导演采访等有限材料展开争论，舆论呈现近乎“一边倒”的抵制之声。

围绕《监狱来的妈妈》的争议，很难被一句“该不该上映”概括。当真实杀人案被影视改编、又由刑满释放的本人及其家人参演，主创对虚实边界和创作伦理的把握，注定要面对大众苛刻目光的审视，被纳入电影审查和监管之下。人们讨论的，也不只是电影本身，而是司法“事实认定”与当事人可能的真实处境间的距离。如何评价一个未必符合“完美受害者”想象的杀夫女性，成为检验公众法治观念与同理心边界的一块试金石。

家暴心理学：微控制和蜜月期

影片将主角失手杀夫的背景设定为长期受家暴，而原型案件在法律意义上被确认的，则是案发当晚一次看似偶发的暴力冲突。

据终审裁定书，2009年4月15日晚，赵晓红与丈夫张勃因支床发生争吵并厮打。赵晓红退至客厅后顺手将桌子上的水果刀拿在手里，在张勃再次扑向自己时挥刀，最终刺中其胸部，张勃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

赵晓红的供述显示，当晚她躺下休息3小时后，被张勃两次叫下支床。她在第二次被要求时拒绝下床，张勃遂用拳头打她头部，强行把她拉下床，用脚踢她后腰。她被打急了，跑向卫生间，经过客厅餐桌时看到水果刀，拿起水果刀指向张勃，但对方并未停手。

制片人沈芬在微博回应质疑时称，张勃的暴力行为并非偶发。赵箫泓曾告诉她，“对方脾气一上来就直接动手”。但赵晓红和沈芬的说法，与判决书采信的部分证人证言存在差异。合租租户及双方亲属均未提及家暴行为，而是认为两人婚后关系较好，有时因琐事吵架，但吵后就好了。

由于案件年代久远，目前公开可获得的信息极为有限。公众能够接触到的，仅有法院判决书、主创采访、电影宣发文案以及少量媒体报道。而在这些材料中，判决书既是唯一具有正式司法效力的文本，也是目前信息最完整的公开材料。这使得许多争议仅围绕判决书展开。

部分网友开始反复比对案件细节，包括伤口形成、赵晓红供述、证人证言以及法院最终认定的罪名，并据此质疑影片“反抗家暴”“失手杀夫”等宣传表述。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家庭暴力本就具有高度隐蔽性。在基层司法实践中，家暴往往缺乏报警记录、验伤材料与持续取证机制。

沈芬也在微博中提到，被亲属询问脸部伤情时，赵箫泓并不敢承认自己遭遇殴打。她认为赵箫泓的反应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直到2015年底才正式出台，而在2009年，无论公众还是基层执法部门，对家庭暴力都缺乏系统认知，家暴报案率、立案率都相对较低。

一位证人所说的“赵晓红平时不做家务”，也被一些网友认为是不支持家暴可能的证据。而在女权主义者陈亚亚看来，做不做家务与家暴之间没有逻辑关系，“如果真有这种联系，那预防家暴太容易了，只要不做家务就行。”

引发公众关注的家暴恶性案件叙事似乎长时间处于两个极端，要么“家暴致死”，要么“家暴反杀”，但大量案件处于两者之间。“打不还手”并非家暴认定的必要条件，然而长期以来司法部门容易将受害者反抗定性为双方互殴。

终审裁定书提到赵晓红和丈夫“厮打”，而不是“被殴打”——陈亚亚认为这样的灰色地带正是应该被讨论的。“双方都动手的情况，怎么认定？这需要做更多工作，如起因是什么、谁先动手、冲突如何升级、双方体力差异、过往肢体冲突情况等。 ”

站在受暴女性的视角来看，张勃两次强令已经躺下休息的赵晓红起来重新“支床”，不是简单的家务摩擦，更像是一场典型的、带有挑衅意味的“服从性测试”。在家庭暴力的心理机制中，施暴者往往通过这类无理要求来彰显绝对的控制欲。这种将生活琐事演变为权力操控的模式，正是后续身体暴力升级的危险前兆。

1979年，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勒诺尔·沃克首次系统性提出“受暴女性综合征”，它指的是女性因长期遭受周期性家暴而陷入“习得性无助”的心理创伤状态，导致其在面临侵害时常表现出极端恐惧、超常的危险警觉以及极端的防卫应激行为。在女权运动的推动下，“受暴妇女综合征”理论彻底改变了司法系统对“家暴”和“正当防卫”的传统认知。

沃克发现，家暴并非零散发生，而是呈现出一种“循环周期”，分为紧张局势集聚期、严重暴虐期和平静蜜月期，起始阶段便是发生口角、微小的心理控制，在发生家暴后，施暴者的道歉求和讨好会令受暴者重燃希望。这种周期性循环会越来越快。由此看待赵晓红杀夫案，如果对照“平静蜜月期”，外人眼中夫妻俩“关系较好”和“吵后就好了”与长期家暴可能性本身也并不冲突。

正当防卫的司法认定困境

家暴多发生于封闭私密空间，受暴关系即便真实存在，在中国也未必能够进入司法文书。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前研究员陈敏是全国首个在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庭审中出庭作证的专家证人，并推动了这一做法的制度化。在2023年她主编出版的《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裁判规则》_（以下简称《裁判规则》）_一书中，她指出，囿于该领域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现有裁判文书网上能体现反家暴理念的典型案例并不多，且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在防卫认定上以“人死为大和稀泥”；侦查机关未进行家庭暴力史的取证工作而导致案件证据先天不足；法官对家庭暴力事实的法庭调查或引导控辩双方辩论不够充分；以及对家暴事实认定只言片语导致说理不充分等。

在中国反家暴法律进程中，2010年发生的“李彦杀夫案”是标志性事件。在该案中，司法机关对家暴的认定，也经历了一个从“几乎不予采纳”到“部分确认”的过程。即使李彦提交了医院诊断证明、伤情照片、投诉记录等材料，一、二审法院仍认为其长期遭受家暴的证据不足，而李彦杀人后分尸、烹尸、抛尸被认为“手段残忍，后果恶劣”，因此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在妇女组织、专家、学者、律师的紧急呼吁和媒体报道推动下，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死刑、案件发回重审。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庭审举证质证环节，李彦辩护律师徐维华请她举起左手，她中指断掉的一个指节正是丈夫谭某拿菜刀砍掉的。事实上，谭某在之前的三段婚姻中都有家暴行为。徐维华同样尝试引入“受暴妇女综合征”的解释框架，未被法院采纳，但重审判决明确指出：“在婚姻家庭生活中，被害人多次打骂李彦，对案件引发存在一定过错。”家暴背景首次被正式纳入量刑考量。2015年2月，李彦最终由死刑改判死缓。

紧随其后，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发布《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真正将“受暴妇女综合征”的观念在中国落地。

根据《意见》规定，为了使本人人身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采取制止行为，应当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防卫行为造成施暴人重伤、死亡，且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需结合防卫人所处的环境、既往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等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此外，对于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暴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防卫因素，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回到2010年，二审法院仍将赵晓红杀夫当成普通故意伤害案判决，从持刀捅刺的部位和力度认为其犯罪故意明显，仅以自首和救助被害人情节作为从轻处罚依据，未呈现对可能的“长期恐惧下的应激反应”的讨论。

律师金宏伟撰文解释，捅刺角度为自上而下，法医一般会将其翻译为目的性较强的主动伤害行为，因为被动性挥刀形成的伤口形态多表现为横向皮肤割裂伤，而因厮打导致的意外刺伤，其伤痕表现形态则多为平行刺入。

但在另一些律师看来，法院对伤口形成原因的说理不够充分，未能排除偶然因素。北京法桓律师事务所主任王鹏律师对“法度Law”分析，“尸检结果仅有一处伤情，且一刀致命，符合意外情形导致的巧合现象，除非赵晓红系专业医生，否则不可能如此精准。”

就故意伤害罪成立本身的说理也并不令人完全信服。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胡磊律师向自媒体“法度Law”分析称，“从刑事法律角度看，故意伤害罪的认定需要行为人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伤害结果而希望或放任其发生。赵晓红的供述反复强调‘下意识挥了一下’，结合其退让、逃避的行为轨迹，以及事后立即委托他人报警、现场抢救并等候处理的情节，不能完全排除其主观上可能处于惊慌失措、自我防卫的状态，而非积极追求伤害结果。”

《裁判规则》中收录了一则判定“对家暴正当防卫”的例案。2019年7月，王某丽在约定办理离婚手续当日凌晨被丈夫张某某殴打，刚做完耳部手术出院不足一月的9岁儿子进屋制止，也被张某某殴打。王某丽担心儿子术耳受损，徒手制止无果，拿出藏在床头的水果刀向张某某背部连刺3刀，致重伤二级。法院认定王某丽的正当防卫行为未明显超出必要限度，不负刑事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不能以事后冷静的旁观者的立场，苛求防卫人‘手段对等’，要求防卫人在孤立无援、高度紧张的清醒之下作出客观冷静、理智准确的反应，实施刚好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亦不能陷入‘唯结果论’的误区……特别是不能以致人重伤的防卫后果来逆推防卫行为是否过当，要设身处地地对事发起因、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后果、当时的客观情景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不可理解”的女性重刑犯

由于案件细节已经难以回溯还原，主创团队后续也陷入沉默，未进一步公开卷宗材料，公众并不能对赵箫泓所称“那个绝望的夜晚”有设身处地的认识。她并未被公众放进一个稳定的“家暴反杀”叙事中理解，更显眼的标签是，一个走向银幕的女性重刑犯。

一些网友不能接受的是，赵箫泓在服刑期间即拍摄以自身故事为原型的商业电影。据导演秦晓宇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的说法，他最初是想拍关于监狱的纪录片，澄清外界对监狱的种种误解。项目从2018年6月开始筹备，获司法部相关部门批准进入监狱采访拍摄。他在女监采风期间遇到监狱文艺队队员赵箫泓，她也是少数愿意出镜纪录片的服刑人员。

赵箫泓的坦率给秦晓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过去在领养家庭的成长经历、半包办式的不幸婚姻以及因杀夫入狱和一岁的儿子分离十年的故事也吸引了秦晓宇。过去的不可复现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让秦晓宇决定转而创作一部以赵箫泓故事为原型的剧本，并在原有的纪录片拍摄外，让赵箫泓在镜头下表演，出演自己。

2025年9月，导演秦晓宇（中）携主创团队出席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的影片新闻发布会环节。其在发布会上的相关发言，在影片上映风波后继续发酵，被舆论批评为“政治立场不正”“消费死者”。（图_网络）

但他的决定却触及了政治权利这个模糊概念，并将赵箫泓推至风口浪尖。赵箫泓除被终审法院判决十五年有期徒刑，还附加刑满释放后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即便后经两次减刑，余刑执行至2020年6月15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三年，在电影开机的2019年仍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状态。许多网友认为，赵箫泓主演电影违反了《刑法》和《公安部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涉及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行使了出版权。

律师柯锦雄则撰文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写道，政治权利应当由宪法规定，但《宪法》并未对“政治权利”一词的含义和内容做任何规定，被网友引用的《刑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则被学者认为有合宪性问题。他认为，政治权利系依照《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特有的，能够使其参加国家政治性活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并表述个人看法、意见的权利。担任无涉政治表达的电影主演是一种艺术创作行为和职业选择，属于受宪法保护的文化权利或劳动权，而非政治权利。

在押人员出演影视角色并非没有先例。有网友提到，1985年电影《少年犯》曾启用部分在押少年犯本色出演，并在少管所实景拍摄。但他们并未参与剧本创作。《监狱来的妈妈》主创则强调影片采取了“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法，“有虚构权却高度写实”，请案件当事人参与创作。

这引发了公众对不对等叙事权的担忧。当死者已经无法发声，而生者拥有影像与公共表达能力时，公众最终看到的，是否会只剩下有利于生者的过去？而请素人出演，邀请赵箫泓的婆婆、儿子皓宇在影片中本色出演，也让公众担忧公映会影响他们的真实生活，或造成二次伤害。

秦晓宇则认为拍摄电影对弥合家庭裂隙有帮助，“相互感受和理解对方，齐心协力做好一件事，对于解开那个原本解不开的死结，是有挺大帮助的。”值得一提的是，皓宇参与拍摄时还未成年。导演秦晓宇在公开采访中表示有考虑到这一点，等到今年皓宇成年才选择公映影片。

作为商业片，影片也引发了公众对赵箫泓是否在拍摄和上映中获利的猜想。类似争议并非中国独有。在美国，围绕重刑犯是否能够通过出版、影视改编重新获得社会影响力，也长期存在伦理争议。上世纪出现的“山姆之子法案”（Son of Sam laws），便试图限制严重犯罪者通过案件获利，其背后反映的，同样是公众对于“犯罪是否会被重新包装为公共形象”的警惕。

赵箫泓的影后形象，与公众对出狱重刑人员的惯常想象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也进一步放大了围绕她的舆论争议。公众面对女性重刑犯时，长期存在着一种复杂甚至矛盾的心理。相比男性暴力犯罪者，女性实施严重暴力时，往往更容易遭受道德化审视，因为社会对女性角色通常存在稳定期待——她们应当是母亲、照料者、关系的维系者，而非暴力的实施者。

在这种叙事框架中，“受害者”身份往往成为女性暴力行为获得社会理解的重要前提。换言之，公众之所以能够接受一个女性实施极端反击，通常是因为她首先被确认为长期受暴者、自我保护者。一旦“长期受暴”的前提无法成立，或者证据链出现争议，舆论对于案件的理解便会简化为“她故意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引发恐惧和指责，而非怜悯。

这种心理也投射到了影片争议之中。电影宣传海报上，赵箫泓手持奖杯、神情自信，在部分网友看来，这样的形象与他们想象中的“受害者”并不一致，甚至被进一步解读为某种“攻击性”或“暴力倾向”。但这种联想本身，也折射出公众对于女性暴力者的想象，往往仍建立在“脆弱、悔恨、受伤”的既定模板之上。

几乎已没人还记得，《监狱来的妈妈》在海外获得赞誉的消息传回国内时，媒体一片欢腾，满是对国际A类电影节再现中国影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自豪。影片的侧重点从来不是家暴，而是服刑人员出狱后如何更好地融入社会。

秦晓宇曾向媒体透露，赵箫泓出狱后在长安古乐团工作，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团里的台柱子。但那里的工资并不高，为了养孩子，业余她也利用自己唱歌的特长，做过直播。而现在，受到电影争议风波影响，赵箫泓的微博和抖音都被封禁。她和儿子的生活会不会更拮据，无人知晓。

5月3日清晨，一辆严重超载的面包车载着21名采摘工，在东港市黄土坎镇一处急弯下坡路段失控侧翻，造成8人死亡、13人受伤。遇难者大多是55岁到70岁的农村女性。随着个体种植收益不断下降、周边集约化农业用工需求增加之后，这些被家庭责任牢牢拴住的中老年女性，频繁往返于不同乡镇之间，以日结零工补贴家用，成为几乎没有保障的“流动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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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

5月3日凌晨3点半，屯里一片漆黑。吴秀珍轻手轻脚地从炕上爬起来，匆忙套上两件秋衣，再穿上个红色毛衣，外面又加了件粉色的衬衣。在门口的灶台上快速热好头几天蒸好的馒头，她出门了。

这天下了点小雨。她感到身体微微发冷，除此之外，和以往没什么不同。吴秀珍住在辽宁省大连市下属的庄河市鞍子山乡。她要去隔壁丹东东港市打零工，每小时能赚16元，从早上5点一直干到下午5点多，去掉中午吃饭的10分钟，一天就能赚180元上下。她没什么好不满意的，唯一的烦恼是路上太远，两地距离有四五十公里，行驶时间接近一小时，有时甚至需要一个半小时以上，因为司机要去临近的几个屯依次接人，凑满一车后再出发。

这天，吴秀珍坐上的是一辆白色的福特全顺客车，核载6人，实际坐了21人。多位坐过该车的村民对我说，车内经过改造，驾驶、副驾驶位与第二排座位保留，后面的座位全部拆掉，左右各一排长凳，中间堆了很多小板凳，“都是一个挤一个，人抱着人坐，有时候喘气都困难。”

开车的司机姓常，39岁。当天清晨5点，吴秀珍一行在常某的带领下，来到东港某大棚开始采摘。但10多分钟后，常某与现场的监工争吵起来。“大棚的工作人员一直说我们摘得不好，司机一气之下拉着我们去下一家。”与吴秀珍同在这辆车上的王红梅对本刊说。

庄河农村（作者供图）

常某继续驾驶着车沿201国道自西向东行驶。到东港市黄土坎镇石灰窑村附近时，一个右向的急转弯后是一段下坡路。就在这里，车失控了。王红梅回忆，，她原本坐在中间的小板凳上，突然，耳边响起令人头皮发麻的急刹车声，紧接着感到身体向左边严重倾斜。后门爆开，她飞了出去，落在路边的水泥地上。王红梅晕了几秒，很快清醒过来。她抬眼看，车已经向左侧翻，后部“几乎散成了一堆零件”，原本朝东的车头变成了朝西，“整个车转了一圈。”

王红梅看到自己前方是互相堆叠的身体，一动不动，有人趴着，有人仰着，车里也隐约能看到几个身影，“腿烂了在滴血”。一个认识的人在她眼前咽了气。她看到司机常某在边上摇对方的身体。此刻是5时57分左右。据央视新闻消息，这是一起车辆与路边树木发生的单方交通事故，事故共造成13人受伤、8人死亡。王红梅说，死者主要是周边村里55-70岁的女性。

事故发生一周多以后，我来到了现场。结合多位受访者提供的事故现场视频，我找到了车辆最终翻倒的位置——石灰窑村村口道路南侧的树木旁。这段201国道的路面是双车道，与车辆发生剧烈碰撞的三棵树，下方树皮都已大面积脱落。撞车点旁边是通向石灰窑村的水泥路，树木与公路之间还有水泥砌的排水沟，边缘锋利，附近有大量碎石块。

事故现场（作者供图）

受访者提供的事故现场视频显示，出事时，小客车的后车门正对着那条水泥路，车内的一些女性被甩出去后，部分坠落在水泥路面上，抛掷距离最远约有七八米。60岁的吴秀珍是遇难者之一。她的儿子王力见到了母亲最后的样子：粉色的衬衣上有大片泥土，血从里面浸出来，口、鼻和耳内也有很多血，身体遍布淤青与骨折。丹东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他的尸检报告上写着：死因是钝性外力作用导致颅脑损伤、胸腔腹内脏器损伤而死亡。

母亲

辽东半岛像一个楔子突兀地插入渤海与黄河之间。庄河市鞍子山乡，就在楔子的最东端，南邻黄海，东部与丹东东港市接壤，向北，则连接着东北辽阔的内陆地区。在总面积285.84平方公里的鞍子山乡，常住人口只有2.8万人，多数集中在可以养虾与海参的沿海地带。而在北部丘陵山区，村庄里只余一片静默——此次事故的多数遇难者就来自这里。

东北的乡镇下面是村，村由一个个屯组成。吴秀珍所在的屯里几乎见不到50岁以下的人。房屋依山坡而建，家家都是低矮的平房，屋顶上压着红色瓦片，门前院子里堆着厚厚的柴垛。吴秀珍家院子一地凌乱，柴火、玉米棒子与各种杂物散落在地上，几条狗大声叫着。家里人说，吴秀珍短发，圆脸，个头很矮，从山的另一头嫁过来。在同村人眼中，她特别勤快，比男人都拼，“经常光脚干活。”家里有十来亩地，种了花生、大豆与玉米，地里的活基本都是吴秀珍在干。除了给自家种地，她几乎一年四季都在打零工，“上半年摘蓝莓，夏天摘草莓，10月去捆花生，也给别人家薅草，什么活都干。”

庄河农村家家都是低矮的房屋（作者供图）

王力说，他父亲小时候生过病，身体虚，无法外出打工，地里的活也只能给妻子“打打副手”。我见到了吴秀珍的丈夫。这个66岁的农村男人说话略有迟钝，面对妻子离去后留下的一切显得不知所措：家里的地，两头需要照料的猪，90多岁的老父母。王力的奶奶脑出血后身体不好，做不来饭，爷爷常年吃降压药，看不清东西，白天卧在炕上几乎不动。

一份由东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盖章的车辆鉴定书显示，肇事车辆制动和转向系统工作状况都正常。经分析与复原，事故发生时，车辆向东南方向发生侧滑，随后向左侧翻过程中，先后与路面外反光桩、灌木丛树木、排水沟碰撞。经测算，事故发生时的车辆行驶速度约为112公里/时。201国道动东港段的限速为60公里/小时。多位家属告诉我，常某“有开快车的习惯”，但遇难者所在的屯，只有常某一个工头。不上他的车，就意味着没活可干。

王力回忆，母亲曾表达过对坐常某的车的担心。“她回来说吓死人了，车辆拐弯时速度太快，差点翻到沟里。”但即使如此，相比于路上的风险，吴秀珍更担心“自己少干一天，活就会被别人抢走。”这份工作对她很重要。王力说，早年间，母亲通过个人账户连续缴费的方式获得了一个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资格，目前，每月的养老金有1700多元，收入“比同村人高很多”。但考虑到儿子的房贷与育儿压力，吴秀珍赚钱的愿望很迫切。王力的妻子不上班，女儿今年13岁。吴秀珍要每天给丈夫与公婆做饭，无法去城里照看孙女，她感到亏欠。“我妈打一整年零工，多的时候能赚1-2万元，她寻思说，没法帮我看孩子，就打零工，把钱给我媳妇，就当支援我们养娃。”王力说。

这次事故中的绝大多数遇难者，家里都是独生子。“因为生儿的家庭压力更大。”严峰的妻子55岁，在遇难者中属于“年轻的”。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在东北农村，结婚需要彩礼、三金、酒席，男方还要买房，“加在一起至少得80-100万元”。他和妻子拼命工作多年，又借了近20万元，才凑足这笔钱。严峰弟弟说，东北屯子“家里有儿”的父母，养老保险基本都“不敢交”。他比哥哥幸运，只有一个独生女，现在每月缴纳800多元，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提前做准备。

严峰的儿子前几年结婚，去年初生下了女儿。严峰记得妻子对他说，“（生）姑娘好，儿子就不会像我们压力这么大。不用聚少离多。”严峰寡言、内敛，在我和他持续数小时的交谈中，回忆起这个片段时，他少有地哽咽了。他和妻子1992年相亲认识，1993年结婚，1994年生下独生子。此后，他几乎全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外地做建筑工人，妻子则留在家里照顾老人与小孩，种地、养猪、做饭、洗衣。

疫情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衰退，建筑工人的收入锐减，“以前好的年头一年能赚七八万元，现在最多只有三四万元。”严峰解释，活越来越少，他离家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从大连、沈阳、本溪到山西、北京、最远到过新疆。没活的时候，他就在当地等，“有时候要等快一个月”，“也不好回家，一趟交通费就能抵一个月的活，不值当。”每年只有春节，他才会回来与家人团聚几天。妻子出事时，他正在山东修桥，已经干了一个多月。他说妻子性格开朗，对生活有热情，爱笑，他第一次见她，就觉得她顺眼。他们夫妻相处30多年，很少吵架。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5月1日视频，那天妻子正在院子的小仓房里捡花生，此时天还没黑透，有夕阳透过门缝照到她的脸上，“这天信号不好，我们聊了几分钟就挂了，她说地里的苞米种上了。”

零工

5月17日，我从大连庄河市区一路向东进入鞍子山，沿途所见，是一块块破碎的旱田，种着花生、玉米，很少见到大型机械。现在正是花生覆膜的时节，一垄垄塑料薄膜在日光下亮得刺眼。沿201国道继续从庄河驶向丹东东港，途径事故发生地后，向东进入椅圈镇，路两旁的景象立刻变得截然不同——密密麻麻的蓝莓大棚接连出现，呈倾斜的倒三角状，一排排天蓝色的塑料棚顶，向远处绵延。多位庄河的零工介绍，离庄河较近的东港椅圈镇、龙王庙镇、黄土坎镇与黑沟镇是她们最常去打零工的地方。

两三年前，这些大棚所在地，还是一片片水田。陈晨是东港最早开始种蓝莓的老板之一。她对本刊说，丹东是全国最大的草莓产地之一，最“出圈”的丹东久久草莓，原产地就在东港市马家岗，位于今天的椅圈镇辖区内。但最近几年，东港兴起了一股“草莓改蓝莓”的热潮。2023年，大约有1000亩草莓大棚改种蓝莓，2024年增加到5000亩，2025年，改种和增加的蓝莓大棚面积约7000-10000亩。“今年，狂热仍未消退。”陈晨说。据当地行业协会统计，东港8万多亩的草莓大棚，目前共有2.7万亩地种上了蓝莓。

东港市蓝莓采摘大棚（作者供图）

多位蓝莓大棚老板对我说，一方面，这几年草莓行情不好，价格下跌的厉害；另一方面，当地种植草莓多年，土壤受病虫害影响逐年增加，造成草莓减产。“很多草莓老板已经60多岁，干不动了，认为草莓一年四季都要用工，管理成本太高。蓝莓大棚虽然一次性投资比草莓多，但只有采摘季才需要密集用工。”

采蓝莓的工作并不轻松。蓝莓根据果实直径分为大果、中果与小果，采摘时要严格进行大小分级，不能混放到同一个筐里。果实越小，越不好摘。要优先采摘黑紫色的成熟果实，发红的果不能摘。此外，蓝莓表面带有一层类似白霜的天然果粉，采摘时须小心翼翼避开，不能碰掉。但对于吴秀珍等人来说，这已经是他们可以找到的“最轻快且性价比最高的零工”。与严峰同屯的女性村民张淑君告诉我，摘草莓每小时比蓝莓多赚1-2元，但要一直弯腰贴着地面摘，干久了“起都起不来”。而蓝莓苗没有那么矮，虽然也要经常蹲下摘低处的果，但不会那么费腰。“是个细致活。”她说。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副教授王欧，近年一直在研究农村的零工女性，尤其是中老年女性。他对本刊说，农村女性的整个生命周期，深深地嵌入到家庭里，甚至延伸到子代家庭。但50-70岁的农村女性能获得的工作机会却很有限。王欧调研发现，与农村中老年男性相比，女性在城市“能做的活更少”，建筑工人、保安等岗位普遍只招男性农民工，女性进城后只能做清洁工或家政。更关键的原因是，多数农村女性“离不开家”，要照顾高龄老人，还要种地，“后者即使只有几百元，也是保底收入”。因此，她们只能以家为原点，急切地寻找允许当日往返的日结零工。

正在采摘蓝莓的零工女性（作者供图）

从今年大年初九一直到出事前，严峰的妻子“除了偶尔要给地里下种子”，几乎每天都在东港的大棚里摘蓝莓，连续干了两个多月，一共挣了八九千元。“严峰注意到，采摘蓝莓之后，妻子“平时那么爱笑的一个人，累了不会说太多，只是沉默不语”。“她总是睡眠不足，干一天活后全身哪哪儿都疼，从肩膀、胳膊、腰部到小腿，一疼就吃止疼药。手指头与脚经常肿着。”他还记得，妻子有时会抱怨“老板说话太难听。”严峰说。在他眼中，妻子的神经一整天都紧绷着，“拼命地干，就害怕老板说你干得太少，和工头反应，下次不让你来了。”他和儿子都劝她别这么辛苦，但本地没有太多零工机会，妻子很珍惜这份“好工作”。“我这几年赚的少了，她想要补贴家用。而且孙女刚出生，接下来吃喝、读书都要用钱。”

工头

涉事司机常某的家，位于庄河市鞍子山乡黄柏树村常家屯。常姓是当地大姓，多位村民对我说，常某只上到中学，年轻时蹲过两次监狱，有一个6岁的女儿。出狱不久后，他就买了一辆二手车，担任司机兼工头，拉着附近屯里想打零工的人去干活。“常某有个舅舅，当过村长，有点人脉。在他的牵线下，常某一点点把关系与资源网络拓展到东港，对接到当地的蓝莓大棚老板。”一位熟悉常某的村民说。

事故发生后，常某就逃跑了，警方曾出协查通告呼吁大家提供线索。“屯里来了很多特警，悬赏金额从5万一直涨到10万。”三天后，常某才被抓获。王力说，常某当司机已经有3-4年，收入来源主要是“扒皮费”。他给村民找活并负责往返交通，有时还承担午饭，每人每小时“扒皮”4-5元。采摘蓝莓的季节，平均每人一天干活11小时，一个人头就有44元的获利，如果载21个人，去掉油钱后，每日就能净赚800多元。“一次性拉得人越多，赚的就越多。”

正在采摘蓝莓的零工（作者供图）

多位蓝莓大棚老板说，在当地，工头超载运送采摘工人的情况很普遍。一位蓝莓大棚老板给我出示了一张不久前乡政府发布的《交通安全倡议书》，里面写道：致种植大户、务工工头及司机师傅–绝不能为了赶工期、省成本而默许超载。私自改装面包车超员载客，易引发群伤群亡事故。

然而，大棚老板往往无法对工头形成有效约束。“我们只负责把工钱给到工头，至于他给工人多少钱，我们不管。”张江兵说。多位蓝莓大棚老板指出，近几年，随着东港蓝莓大棚的快速扩张，在2月-5月的采摘季，对外地工人的需求激增。老板们很依赖工头。部分工头是主动上门寻求合作，部分来自于老板之间的互相推荐。“这边的采摘工人小时价为20元，四五年都没有变过，因为担心下调后招不到人。”张江兵说。他还观察到，每个工头手上至少都有几十家大棚老板的联系方式。有的工头同时有好几台车，专门雇司机开。

王欧解释，工头诞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集约化农业在近些年的大范围扩张与普及，特别是经济作物，劳动密集型的特点更加突出。“农村大量的土地抛荒，旧的农业体系在解体，几乎很难赚钱。而集约化农业农业多数集中在资源禀赋好的地区，地理分布不均，形成了农村劳动力跨区就业现象。”王欧说，他在调研中明显观察到，近四五年，农村零工的就业半径在不断扩大。而这种跨区域零工中，普遍形成了以工头为核心的用工模式。

庄河农村，地里主要种上花生，玉米（作者供图）

多位遇难者家属告诉本刊，事故发生后，他们曾试图讨要工伤赔偿，却发现除了司机外，不知道该找谁。多位遇难者家属说，当地政府告诉他们，之后会发放救助金，但具体金额没有告知。目前，本次事故中的8位遇难者，很多还未火化，遗体暂存在东港市殡仪馆。

在现行的劳动法体系中，与工伤有关的赔偿主要以劳动关系为核心。“这起事故中，车上的农村女工和工头、蓝莓大棚老板都无法构成劳动关系。”一位长期接触此类零工伤亡案件的法学专家对本刊说。他解释，认定劳动关系，并非只根据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用工事实也是一个关键的客观依据。然而，这一事实成立的前提，是用工方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劳动管理–工人能长期遵守老板制定的工作要求，在规定地点、规定时间内完成指定的工作量。“这里强调的是一种持续、稳定的劳动状态。打零工的农村女人们可能今天来采摘，明天发现地里有活就不来了。因此，这类以日结为主、流动性极强的季节性农业用工，不在现行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内，更不可能获得工伤赔偿。”他说。

近年来，这类农村零工车祸悲剧已连续发生数起。2024年6月15日的河南平顶山冷藏车事故中，8名女工在车厢内窒息而亡。2025年7月27日，载有山西大同彩椒女工的中巴车在暴雨中失联，导致14人死亡。不久前发生的5月16日广西皮卡坠河事件，车上载满了刚种了一整天红薯的大龄农村女工，最终造成10人遇难。

由于不存在劳动关系，前述法学专家认为，这类案件要想追究法律责任，能找到的唯一直接责任人就是涉事司机，但多数司机是村民出身，通常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进行赔偿。要想让用工方承担连带赔偿，除非有证据表明老板曾对司机下达明确指令：用超载车辆运送工人，再进行民事起诉，“但诉讼的难度很大，成本也会非常高。”

“多起个案的发生表明，农村零工群体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对本刊说。王天玉长期研究零工经济，他建议，由于农村零工的分散性、流动性与季节性，应当建立一套适应农村劳动特点的保障制度。“关键是依托农村基层组织，将分散的劳动力整合起来。成立具有劳务中介和服务性质的平台，帮助村民集体参保，按单或按日投保，已经有地方在进行这种探索，类似于城市零工模式中的骑手平台。”王天玉解释，这一平台的本质是取代工头角色，以正规的方式对接村民与用工方，“在数字时代，建立一个线上零工平台，成本并不高，关键是从农民的需求出发，能不能真的把它用起来。”多位受访专家说。

王天玉注意到，今年7月起，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简称“新职伤”）将在全国推开。这项试点目前主要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近些年出现的新就业形态人员，由平台按单投保。工作期间一旦出现伤亡，保障赔付待遇的比例结构与工伤保险一致。王天玉认为，未来可以考虑将农村零工逐渐纳入“新职伤”体系。

杨建国见母亲的最后一面，是在5月1日。他17岁时父亲去世，初中毕业就来到大连读中专。他的母亲个性要强，一个人打零工把他养大，先是在冷库工作五年，后来去东港“打海蛎子”，和摘蓝莓一样，每天在大连与东港间往返，持续了两三年。去年，他的儿子2岁，母亲来大连照顾孩子。近一年，是母子俩少有的“每天都能见面”的时间。

杨建国对我回忆，母亲把孙子几乎要“宠上天”，出去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小车，回来就说，“也给你儿子买一个”。五一期间，杨建国的母亲嫌“城里太闷”，决定回老家待几天。“我本来以为她要回去放松一下，完全没想到她会去摘蓝莓。”杨建国推测，可能母亲看他有几十万房贷没还，心里着急，觉得“不要欠别人的”。

（应受访者要求，吴秀珍、王红梅、王力、严峰、杨建国、张淑君、陈晨、张江兵为化名）

记录一点思考。工业党、大棋党、赢学家、反思派及各类杠精请远离。

内卷的原因目前能够总结出来的：

1、重投资，包括地方投资，对生产端的补贴和变相补贴，背后有税制因素。

2、内需不足，重投资自然会压缩分配，分配不平衡，大多数人的购买力难以提高。

3、前期基建地产债务问题尚未实质性解决，无论是地方还是居民侧，债务压制可支配收入提高。

4、对劳动力保护仍然不足。

这些都是归纳法的结论，都有道理，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但有没有尚未考虑到的呢？

人口规模和后发收入结构可能是未被充分考虑的因素。

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韩国，乃至其他已经进入发达行列的外贸国家，可以说，除美国外，自身的生产能力都远远超出了自身的需求。在工业化后，供给能力随时可以大于本土需求。

所以无论是出口还是出海，本质上都是要解决自身产能过剩的问题。

但中国与其他外贸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人口绝对数量多+整体收入偏低+部分收入较高”。中国大陆与欧洲类比的话，会发现部分地区达到了德国、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但许多地区，似乎只能达到欧洲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但无论是哪个收入阶层，人口数量都十分庞大。中国大陆GDP前15大城市的人口总数为2.38亿，GDP总额约40万亿人民币，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差异巨大，从3.97万元（重庆）至8.83万元（上海）不等。

这种超大规模的人口结构和内部市场，决定了任何消费品生产性行业（包括制造业和其他生产性行业），即便有单价和利润率都更高的海外市场，都不可能主动放弃国内市场。

既然不能放弃国内市场，那就只能针对国内的购买力去展开生产。

低技术含量产品早就走向了规模化，甚至在电商平台兴起后，走向了白牌化。这是作为后发国家制造业起步的低附加值商品，本来也是先发国家在全球化初期想转移出来，对先发国家而言利润率不足的产业。那这个低价的起步，既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又同时满足了海外市场需求。

但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而言，为什么也变成了白菜价呢？为什么高科技并没有自然带来高单价、高利润呢？除了前述关于内卷原因的分析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大陆特殊的人口规模和收入情况。

无论是手机还是汽车，这些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高附加值产品，中国大陆的品牌都是从跟随者进入市场的。既然是跟随者、后来者，又是科技产品，那靠低价低质是没用的。只能是，质量不断提高、价格还要维持低位，否则，品牌溢价没有，质量不过关，价格还不够低，要在本土跟具有领先优势的海外品牌竞争，是没可能生存的。没可能直接去海外市场打拼，只能是先在本土先与海外品牌竞争。

这种本土竞争高度受限于本土收入状况。无论是手机还是汽车，优先满足的都不是高收入人群的需求，这部分人群对品牌、品质的要求是被全球化的品牌训练过的，不可能一开始就接受后来的国产品牌。

那先拿下的，就是本土中等或者中等偏下收入的消费者。这部分消费者能够承受一定的价格，对品质有追求，但对高价的接受能力又有限。于是，技术突破最先是跟这部分需求相契合的。

但制造业技术的进步，不会单独被限制在某个需求群体。当中端需求的手机零部件、汽车零部件市场搭建起来后，它自然也可以服务于高端市场。

这是一个关键点。

国产品牌获得中国大陆中端消费者的芳心，其实都是以远低于全球品牌的市场价格拿下的。手机一开始如此，汽车一开始也如此。但这种低价又具备相当的品质，否则没法竞争获胜。在这个过程中，研发投入、工程创新和供应链适配都是高度契合中国大陆这个“收入一般但人口数量巨大”的国内市场。

如果消费者收入一般，但人口数量不多，这个模式进行不下去。只有消费者收入一般，人口巨量的时候，通过规模化生产，边际成本才可能降下去，才有盈利的可能。

所以，消费者收入一般、人口巨量，决定了中国大陆的生产者，永远都会追求通过超大规模生产来降低边际成本，从而获得盈利。

所以，最终其实是人口数量和收入水平决定了激烈的国内行业竞争必然会发生。

后来者要拿下国内大市场，要打破全球品牌口碑对消费者影响力，似乎靠上述这条路是合理的。

当然，如果我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提升，购买力提升，消费能力提升，是可以让行业出现更高收入水平乃至获得更大利润空间的。但，竞争会变得不激烈吗？要知道，即便要改善分配，对14亿人这个基数而言，对既定的不同收入阶层而言，也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提升到欧美少数国家能够达到的水平。也就是分配改善是必要的，内需改善是必要的，但这不代表，激烈的竞争，就会很快消失。

因为消费者的收入提高了，需求也会增加，届时，行业又会去追求满足新的需求，在新的需求状态下去开展竞争。

这就带来新的影响。

当中端需求被满足后，口碑积累起来，技术继续突破，那就向高端需求进军了。这时低价策略继续奏效。因为在中端市场，通过技术突破和规模化、供应链适配都已经获得了利润空间，那满足高端需求的价格，自然也不会太高。这就是为什么今天30-50万的国产车，配置都达到甚至超过了曾经合资或进口品牌100万级别的车型。

如此一来，我们大概就能理解，在中国国内市场残酷竞争下胜出的优胜者是多么可怕了。它们不是靠简单的模仿、抄袭，也不是单纯的技术突破就能胜出的，因为它们在本土的竞争对手并不落后，而是全球领先的海外品牌。一旦国产品牌在中国大陆本土市场成功地将海外品牌拉下水后，往往意味着在核心技术、供应链适配、超大规模生产销售等方面已经具备了绝对的代差优势。

这些产品是在一个略显极端的状态下被淬炼出来的，天然地符合质量更高但价格很低的特征，尤其是对先发国家消费者而言。

所以，无论是出口，还是出海，对海外竞对的冲击都是碾压式的。

当然，不是工业党或者赢学家想象的那样，这种产品力的碾压会自然而然地带来“胜利”，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保护机制、劳动者保护机制，虽然这些机制并不起最终的决定性作用，但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延缓冲击，甚至导致技术的反向转移。

本文的重点并不是要讨论曾经讨论过的上述出口、出海与产业保护问题。

本文的重点在于，希望阐明一个观点，即由于中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存在，以及基于先进制造业基建和供应链完备的现实，任何面对全球消费者的生产性企业，都无法放弃庞大的国内市场，而一旦选择要国内市场，那基于“巨量人口和收入一般”这两个先决条件，都会不自觉地进入到寻求以规模化来降低边际成本从而追求利润的激烈竞争状态。某种程度上，内卷对这些行业似乎是一个天然存在。

既然，内卷是难以避免的，那保护劳动者利益，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既然不可能是到达某个阶段，内卷就自然消失，那自然也就没有理由，打着为了未来“赢”、还需要忍耐一段时间的旗号，去继续削弱自己的内需。

反过来，如果劳动者利益保护充分了，内需起来了，那即便仍是激烈的国内竞争，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内卷”的感觉也不会很强了。

以上。

露出水面的肯任屯漫水桥。除标注，本文图均为澎湃新闻记者葛明宁拍摄

那两天，广西环江县洛阳镇永权村肯任屯的后山都在下雨。

村民韦红记得，5月16日下午的雨一度很大，雨点敲打在屋顶上，把在午休的自己吵醒了。这时，正有28名从其他村屯招募来的零工在山上油茶林地里套种红薯。后来，其中15人在当晚挤上一辆皮卡下山，经过一座长约100米、宽约4米的无栏杆漫水桥时，皮卡遭遇上涨河水冲击掉入桥下的大环江，10人殒命。遇难者大都是镇马屯的村民，彼此之间多是亲属。

当农忙季节与汹涌的汛期一同到来，这些在农村有意愿打零工的人可选择的并不多。为了每天赚百十来块贴补家用，有的人挤上了超载车辆，踏上险途。

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陈蕾 编辑 彭玮 实习生 易悠扬 元珂盈

遇难的亲人和未渡过的河

5月16日晚8点多，住在洛阳镇镇上的韦康明接到家人电话说，有亲戚乘坐的皮卡车坠河。

韦康明是永权村镇马屯人，在镇上做生意。听到消息后，他随即和也住在镇上的同村人一起往事发地肯任屯方向赶。肯任屯也属于永权村，距离镇马屯十多公里，离洛阳镇中心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

到距离肯任屯8公里多的玉合村时，他们停了下来。

玉合村桥上当时有不少人，桥下是大环江。韦康明听站在桥上的人讲，不到十分钟前，有一个女子被河水裹挟到这里，并在呼救。落水者紧紧抱着一只“广西公文包”，这是当地人习惯用来装家酿米酒的白色塑料桶。岸边的人向她抛去两个汽车内胎，但她没有抓住，她最后消失在水流中。

韦康明后来得知，这位落水者是他同村的一名女性亲戚，她被打捞上岸时已经遇难。

与这名女子一同坠入大环江的，还有14人。据央视报道，事发当天，28人受雇在永权村肯任屯油茶林套种红薯，收工后，13人自行返回，15人坐皮卡车返回，皮卡车经过漫水桥时坠河。

远处便是事发前零工们套种红薯的山头。

大环江由广西环江北面的贵州省荔波县境内几条小河汇聚而来，流经广西河池市环江县洛阳镇等乡镇，最终汇入龙江。当地人说，这条河冬季断流，夏季不断有山上雨水汇入，水流颇急。

大环江沿岸大都被植被覆盖，一些地方非常陡峭。5月16日晚，韦康明冒着雨，打着手电，和其他村的村民继续搜寻，“河两岸都走过了”，但他没有发现其他人呼救。

至17日白天，6人被找到，5人生还1人死亡，仍有9人失联。据新华社报道，事发后，当地组织700余人搜救失联人员，沿事发河段下游30公里范围内开展拉网式排查。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强降雨引发河水暴涨，水流湍急、河水浑浊，救援难度大。

直至5月19日，所有失联人员被找到，但均已遇难。目前，事件相关责任人员已被依法控制，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多位受访者对澎湃新闻证实，坠河皮卡车的司机，是这批零工的组织者蒙朝生的外甥，即蒙妻一位姐妹的儿子，司机的母亲也遇难了。

韦康明与他们熟识。据他了解，遇难者还包括蒙朝生的大儿媳妇，以及这位儿媳妇的舅舅和舅妈。

司机的妹妹也在车上，是生还者之一。韦康明称，司机的妹妹对他回忆，她想到自己的母亲在车里，下意识想留在车里。后续她发现了两个中午打饭用的饭盒，抓着饭盒向上漂浮，后又抓住一根树枝。

司机的妹妹接受封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她会游泳，被水流冲到下游两公里处的华山屯，尝试几次才上岸。她称，姨父蒙朝生组织的零工，不是每天都有，大家也不是每天都去，“我比较年轻，多去广东打工”。

韦康明还称，一对当时在皮卡车上的年轻夫妻，丈夫会游泳，妻子不会。他们向他回忆，一开始妻子惊慌失措，紧紧抱着丈夫，想起家里有孩子，就松开了手，但丈夫最终还是坚持把妻子拖上了岸。

据韦康明转述生还者的说法，遭遇水流冲击后，整个车身先侧着漂走，大概五十米后才慢慢下沉。车上一些人抱作一团，相互难以挣脱。

韦康明说，当地村屯里的年轻人大都在外工作，留守在村里的人，有的以打散工为生计。“不下雨的话，一个月有十几天去做种树的散工。这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

超载的车和漫水的桥

澎湃新闻现场走访发现，可以从一条水泥铺就的路走向肯任屯山坡上那片油茶树林地，而林地距离涉事漫水桥约三公里左右。

5月19日上午11点多，坠河皮卡车被打捞上岸。央视新闻报道称，锁定事故车辆位置后，救援人员在车内找到的1名失联者已遇难。

坠河皮卡车被打捞上岸。图截自新华社

韦康明说，他去看过被捞出后晾在路边的皮卡车，发现车的两个前轮上有明显的印子，好像曾与桥面有剧烈的摩擦。他据此推测，事发时可能车头先遇水流冲击，被横向猛地推入河中。另有生还者对他说，皮卡车开上漫水桥后，走了大半突遇水流。

这是一辆带车斗的5座皮卡，有生还者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车上15个人中，10人坐在车斗中。

5月21日，近两天的多云天气以后，事发地肯任屯漫水桥的桥面下沿露出河面。澎湃新闻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这座连接肯任屯与对岸S303省道的漫水桥，两侧未设护栏，肯任屯一侧更高一些，由这端过河是一条下坡路。

据应急部微信公号，漫水桥是一种建在河流上的简易桥梁，桥梁标高多按常年水位设计，遇洪水时允许水流从桥面漫过，当水漫过桥面时应禁止通行。此次坠河事件发生后，广西召开应急处置调度会强调，要对漫水桥、危险桥梁等开展隐患再排查，及时增设警示标识、防护设施和管控卡点。

两位肯任屯村民说，事发前，图中面包车跟在坠河皮卡后面。截至5月21日，这辆车仍停放在肯任屯，车头朝向涉事漫水桥。

涉事漫水桥也是肯任屯唯一的跨江通道，下游一公里处，是永权村过河的桥，再下游便是8.6公里以外的玉合村的桥。

在这座漫水桥上游约一两公里处，位于洛阳镇永权村的江色水电站在事发前后曾开闸泄洪。江色水电站站长黄锦桥对封面新闻表示，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5月15日起，该水电站就处于开闸泄洪的状态，泄洪的流量不稳定。水电站的工作人员当时就电话联系了肯任屯的多名家族代表，通知他们开闸泄洪至少持续两天。

广西气象台数据显示，5月15日8时至17时，环江县录得9小时累计降雨量137.2毫米，达到大暴雨量级。

由于上游泄洪叠加暴雨，5月16日的前后几日，涉事漫水桥随时都有被淹的风险。

当地多见与涉事车辆类似的皮卡车。平日在外地打工的当地人韦凯解释说，当地的林场，尤其是桉树林，有一些零工机会：“林场偏僻，泥巴路不好走。四驱的皮卡车爬山比较方便，动力强。拉肥料、接送离家远的那些工人更方便。”

韦凯此前也曾跟着蒙朝生打工。他说，广西在5月份经常有雨，“下毛毛雨去干活，回家路滑，坐皮卡车往返安全”。

5月20日，一些当地人在距事发地上游四十公里的另一漫水桥前。他们说，防护带是最近加设的。

五月的季节性零工

韦凯表示，自己家里和蒙朝生一样，是来自广西一些石漠化严重的大石山区移民。他印象里，“1995年一批，1998年又一批”，迁来环江。所谓大石山区，是广西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区域，岩石裸露，缺水缺土地。

韦凯说，移民前的老家都是石头山，地很少，只能种玉米和红薯。现在家里的地可种稻谷，还有林地。

但环江仍处于滇桂黔石漠化片区，耕地较为割裂，难以平整。同一个村，土地租赁有几种不同价格，四百元一亩，或者五百元一亩、七百元一亩，“看地况，平不平”。洛阳镇一村干部韦金说，当地少有种植大户。

韦金说，当地在坡度略大的山坡上种植经济作物，最常见的是桉树林。

但林地也不能连绵成片，总会被暴露在外的岩地隔断。当地人解释说，“山上有土的地方才能种桉树。”

当地几名种植户告诉澎湃新闻，论经济效益，将土地作为林地种植桉树更好，虽然桉树需要五至六年成材，但不怎么需要打理，也不容易因照顾不周而严重减产。

在家家户户有田、单块农田面积小、产业利润又不足以招来外来劳动力的情况下，本地的零工机会不多，雇主的选择也不多，双方的需求有时难以匹配。

5月20日，经过一夜的雨，在肯任屯事故现场的五公里开外，许多农户家自种的玉米或者甘蔗倒了大半。

澎湃新闻遇到一位与合伙人一起承包约一百亩耕地的种植户韦义，他正着急请人来田里排水。他说，出一百三十元一天的价格可能不够，要加价。等包工头把人喊齐，韦义直接把费用给包工头，让包工头去分。

韦义说，既往的经验是，包工头也不一定能立刻找到人，他曾等上一星期。要是这一次又等那么久，到时地里的杂草就长得和甘蔗一般高了。

澎湃新闻询问多位附近的种植户，都表示排水的人不好找，在雨季，家家户户都忙排水。

韦义说，地不平，原来有一些排水设施，但不好用，也难以新修，因为同村人会反对，怕别家水渠修不好，漏水泡坏自己的地。

当地果园也有一些用工需求，但存在技术门槛。韦金说，如果果园老板想找人干活，要给不同镇上的熟人挨个打电话问谁有空，都是一些零散的务工需求。

在一个耕地面积小、桉树林地面积大一些的屯里，一名农妇对澎湃新闻说，五月也是种桑养蚕的忙季，等到卖了家里的蚕丝，她会去其他屯的地里施肥、除草、收割。收割甘蔗的零工收入是论斤计价的，多的时候，收一斤给到两毛五。

有一些从临近的贵州省荔波县来的工人，骑着摩托到附近，一些村民会把林地里除草的活儿包给他们。

打零工的多是农村赋闲在家的中老年人，他们一般从相熟的农户或者小包工头那里获得消息，机会也比较零散、难得。

另一方面，每日一两百元的用工价格，种植户韦义认为不低。他感到，在这种价格下，产量不高可能亏本。

韦金也认同这种看法。他介绍，在环江，即便甘蔗收购价和白糖市场价挂钩，广西本地制糖企业也多，不愁销路，但在人工费用压力之下，甘蔗种植户赚头不大。

在一些种植业较发达的地区，季节性零工并不少见，近期发生的伤亡事故也让这些流动零工受到关注。

今年5月3日，辽宁丹东一辆核载6人实载21人的汽车撞树后失控，导致8人死亡。丹东是我国重要的蓝莓种植区之一，正值采摘季，坐在这辆车里的主要是蓝莓采摘工人。

当地一位蓝莓种植户向澎湃新闻表示，今年蓝莓市场价低，人工还贵。他没有固定合作的包工头，只能在有限的招工渠道中挑选。事故中，将21人塞入核载6人汽车的肇事司机，也是招募工人的包工头。

这位种植户曾请该包工头招揽过工人，觉得他“摘得不好”，合作就黄了。其回忆，该包工头自以为手握种植户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在当地很跋扈。此外，据这名农户观察，还有其他包工头也自己开车，也存在超载现象。

一名遇难者家属对澎湃新闻表示，自己妻子去采摘蓝莓、登上那辆超载客车的动力之一，是挣钱给自家的地买化肥和农药。

另一名遇难者的同村人则向澎湃新闻回忆，这名遇难者“一直都是干农活，没长期的工作”，她在附近农村打散工，不是摘蓝莓，就是摘西红柿、摘豆角。这名受访者称，其认识肇事司机，“多拉一个人，能多挣五六十块”，他有超载的动机。

对于此次皮卡车坠河事件，韦凯感到心情复杂。他说，自己上学时曾坐皮卡跟蒙朝生去林场干活，挣自己的学费和零花钱。蒙朝生干了二十年，有一些人很信任他，一直跟着他。在事故中遇难的，说起来也都是韦凯的亲属，大家乡里乡亲，彼此熟悉。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除蒙朝生，文中所有人物为化名；实习生冼浩新对本文亦有贡献。）

▲插画/陈志彤

编者按：一个做公务员的父亲，一个做老师的母亲，联合戒网瘾机构的人员，将自己品学兼优的女儿骗进戒网瘾机构，度过了11天。原因是他们觉得原本乖巧的女儿不再听话，并且交了一个他们不认可的男朋友。

而这个交往不到半年、不受父母肯定的男朋友，凭借惊人的韧劲，在11天里通过各种方式，最终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的恋人，帮助她重获自由。

这是一个家庭悲剧，也是一则都市童话，但无论如何，一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本不应该变得如此惊惶和曲折。

戒网瘾机构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种在时代变革带来的教育困境中诞生并逐步异化的社会产物，如今更像是一种为“家法”服务的外包商——为那些在子女教育中陷入失控的家庭，提供虚妄的秩序假象。倚仗着家长授予的“权威”，它们不断试探规则与伦理的边界。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原本只针对未成年人展开的灰色业务，如今已悄然将手伸向成年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屾淼 发自北京通州、河南三门峡编辑 / 陈雅峰 rwzkcyf@163.com

“这些都是警察，你要听他们的话”

素伶被抓走的那天是个晴朗的星期日。2026年3月15日上午10点左右，男友虚空照常开车送她去给学生上钢琴课。作为北京一所师范学校的音乐学大三学生，素伶靠着周末教钢琴，一个月收入可达七八千元。

到了学生家的小区门口，素伶跟虚空交代，让他按原计划找地方修一下她的电脑，最好能在商场附近，这样自己下课后两人可以一块在商场吃饭，顺便逛逛。

虚空在车里看着素伶进了小区门，然后自己也出发了。

▲2026年3月15日，楼道的监控画面显示，素伶（白色上衣，蓝色裙子）在准备给学生上钢琴课的时候被蹲守的二姨妈和父亲带走 图/受访者提供

素伶刚进单元楼，就被人一把抱住。还来不及被惊吓到，素伶就发现这是平时生活在山西运城老家的二姨妈。二姨妈一边连推带拉地带着素伶往消防通道走，一边跟她说：“你的表弟小耿犯事了，你到底给你表弟发了什么消息，赶快回老家运城跟他接受调查。”

一头雾水的素伶刚拐进消防通道，发现自己的父亲等在那里。素伶试图用力挣脱，并说道：“我这上课呢！”她被父亲和二姨妈左右夹住，推出了消防门，进入地下停车场。在一片慌乱中，素伶的手机和包被二姨妈拿走。

消防门门口的车位上停着一台白色的7人商务车，旁边迎上来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女的还举着手机在录像。二姨妈指着他们说：“这些都是警察，你要听他们的话。”陌生男子随即拉开门，二姨妈将素伶推上了车。

▲2026年3月15日，停车场的监控画面显示，素伶（中间白色上衣）被家人及励萱教育工作人员强行带走 图/受访者提供

二姨妈手忙脚乱地将素伶推到最后一排靠右的座位。她紧挨着素伶坐下，又神秘兮兮地跟素伶说：“你这个可危险了，你是不是涉黑了，或是参与了某种非法活动？你现在要回去配合调查，姨妈相信你是无辜的。”

素伶大惑不解。她确实听说表弟最近惹了事，但两人平素并无太多来往。上次联系还是2026年春节，她问表弟以前一起去过的摩天轮在哪儿，表弟也没回复。

见父亲和二姨妈都在车上，素伶也就没有多想。但素伶第二天还要上学，就问为什么不让北京的警察帮忙调查，这样在北京调查完了，也不耽误事。二姨妈没有多解释，回道：“你就听他们的，他们都是警察。”

素伶要求坐在她前座的两人出示警察证，两人没有搭理。素伶有点紧张，问父亲：“他们真的是警察吗？”父亲回答说：“是，他们就是警察。”

车窗外的街景从熟悉逐渐变得陌生。素伶知道虚空还在等自己，急着跟他报个信，于是问道：“警察先生，请问您能不能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告诉我的男朋友，我目前是安全的，让他来山西省运城市找我。”

“警察”拒绝了素伶的请求，但又跟素伶说，她的手机在另一台车上，只要她把锁屏密码说出来，他们可以让人解锁她的手机，跟虚空进行联系。

想到自己一直没发消息，虚空肯定会很担心，素伶急得哭了出来，还是把锁屏密码告知了“警察”。至于有没有跟虚空联系，“警察”也没说。

磨了半天后，对方忽然告诉素伶：“你男朋友告诉你说电脑已经修好了，问你下一步干嘛。”

素伶有点先天的小毛病，容易尿频尿急。她提出要上厕所，“警察”似乎有备而来，给了她一个粉色的盆，找地方停车后，所有人下车，只留素伶和二姨妈在车上。等素伶尿完，有人会把盆拿出去倒干净，然后继续上路。之后素伶还有三次小便，都是这么解决的。她心想，管这么严，说不定表弟真摊上了大事。

素伶一行人经过了山西运城、河南三门峡市区，然后周边景色看上去越来越偏，灯光越来越少，最后拐进一条窄路，似乎进了一个村子里。最后，素伶见到一个门牌，上面写着“励萱教育”四个大字。大门打开，车开了进去。

▲2026年4月26日，河南三门峡，南曲沃村的励萱教育校区教学楼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屾淼

素伶下车后看到一片操场，对着一栋围着操场的三层楼房，中间一块标牌竖写着两行口号：“点亮心的强光，撒播爱的火种。”操场上有不少穿着迷彩服、看着像未成年人的少年。素伶的直觉是，表弟是不是因为犯事，被关进了这种类似青少年矫治学校的地方。于是随口问父亲：“（表弟）小耿在哪里？”

父亲没有看素伶，冷冷地回答：“就是送你来这的。”

“来，说你现在很安全”

听见父亲的话，素伶浑身开始颤抖。

一直有留意时间的素伶记得，那是晚上9点左右，一群穿着迷彩服、看上去大概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围了上来，盯着她看，跟她说：“咱们去打台球，你喜欢打台球吗？”

素伶死命抓着二姨妈，叫她带自己走：“姨妈带我走，这是什么地方？我不要打台球，我是来这里配合警察调查的！”素伶反复向二姨妈哀求，说要回北京，让二姨妈给男友虚空打电话。

素伶的二姨妈左顾右盼，没有答话。此时，励萱教育的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对那群穿迷彩服的女孩一声令下：“把她带过去。”

在素伶的尖叫声中，一群女生拉着她在地上拖行了五六米远，一直拖进校门右手边的“家长接待室”。素伶的眼镜在一番拉扯中被碰掉，似乎被其中一个女孩捡走，蓝色的百褶裙也被扯破了。

进了“家长接待室”，几个女孩对素伶说：“你歇会儿，你看那么多人来到这个学校，就你反应这么大，你不觉得丢人吗？你年龄这么大了，还哭哭啼啼的，说要找男朋友什么的，你好不好意思。”

素伶感觉自己跑不出去了，索性在黑色的沙发上坐下，冷静了一会，问几个女孩：“这里是不是那种戒网瘾学校？是不是把人给弄进来，然后每天电击他们？”

女孩们回答：“你在说什么，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打骂体罚的，我们跟教官和老师的关系都可好了。”

素伶不信：“那你拿得到手机吗？”

其中一个女孩一脸得意地回答：“我每天都能拿得到手机呀！”

这时一名男子开门进来，岔开两腿坐到了素伶对面，一边笑嘻嘻地问：“你知道你是怎么来的吗？”

素伶说不知道，并要求见父母。男子说：“你得反思一下你是怎么来的。待会给你一个机会，你跟你爸妈聊聊天，你现在得配合我们。”说完掏出手机对着素伶开始拍。

男子将素伶带到了50米外的一个“董事长室”。一进门，素伶见到了母亲，母亲上来抱住她就哭了：“宝宝，妈妈好想你，你快亲亲妈妈，妈妈可爱你了。”

素伶也哭了，抱着母亲问道：“妈，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要把我送到这儿，不是说去配合调查吗，我学校那边怎么办，我工作怎么办，不要给我放到这好不好……”

父亲也进来了，素伶跟他说：“爸，这是哪儿？你们骗我对不对？我不怪你们骗我，我只想回北京，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就想回家，回家以后天天跟你们待在一起。”

父亲说道：“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签休学申请，要么你自己签，要么我们给你签，你要在这里呆一年。”

素伶觉得父母已经疯了，坚持不签申请。带素伶过来的男子在一旁，一直举着手机全程拍摄，但素伶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对着父亲扑通一声跪下来，说道：“不要给我放在这儿，我要回家，我要回北京，不要给我放在这儿。

父亲说：“你现在晚了。”

在一片哭闹中，父亲忽然说北京的派出所来电话了，要素伶回个信，报个平安。

父亲拿着手机递到素伶嘴边，见她很激动，慌忙把电话挂了。等素伶稍微平静点，父亲再次接通派出所的电话，对她说：“来，说你现在很安全。”

素伶假装冷静下来，说：“行。”等父亲把手机拿近一点后，素伶立马大喊“救命”，连着喊了两声。

一直拍摄的男子和素伶母亲立马扑上来捂住了她的嘴，然后将她死死按在了沙发上。控制住素伶后，母亲赶紧拿着那个电话走了出去。

“宝宝”

已经是3月15日下午1点，早过了素伶本该结束教学的时间。虚空在微信上问了一下素伶情况，十多分钟后才有了回复：

“还没有呢，孩子今天状态不是很好，在加练。”

这种情况很罕见，虚空只好让素伶结束了就联系他。到下午1点50分依然没消息，虚空有点着急，又给素伶的手机发信息：“我去你那儿找你咯。”

素伶手机的回复很奇怪：“晚点儿吧，我一会儿要去趟商场。”然后跟虚空说，要给他一个“小惊喜”。但之后素伶手机又发来消息：“宝宝你先回去吧。”

这句话让虚空顿感情况很不妙。他们两人从来不叫对方“宝宝”。

虚空赶紧问素伶到底在哪里，但之后素伶的手机再也没回消息。虚空开始反复给素伶打电话，但已经没人接了。

▲虚空和素伶交往至今还不到半年。在确定关系那天，两人都觉得理所当然，似乎早已把对方当作对象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交往以来，两人从未失联。此刻信息反常、电话不接，联想到素伶不久前刚在派出所被父母当众殴打，虚空觉得必须行动。下午4点28分，他报了警。

晚7点07分，在素伶实际上已经进入山西时，虚空发现她的iPad上关联的耳机位置更新，最新位置在通州火车站附近——如果离开北京的话，虚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目的地是山西运城——那是素伶老家。2026年春节，他刚陪素伶回去过，因为素伶母亲逼她去当地看一个“大仙”。

当晚，北京辖区派出所与虚空联系了两次。第一次说，没找到素伶，但联系到了她的父母，听父母说，素伶的手机在他们家律师手里，而“孩子在睡觉”，不方便回复。派出所表示无法确认素伶的人身安全，还得继续沟通。

第二次，派出所说联系上了，确认人身安全没有问题，但他们是“通过视频核实的”，未能与素伶直接联系。

虚空追问，这是否说明素伶的通讯设备依然被控制？又如何确认人身安全？派出所表示，素伶“同意她父母这么做”。

虚空又跟派出所提起了素伶之前与父母发生过冲突的事。派出所表示情况或许有变化，素伶现在既然同意父母陪着，他们也没办法，“你也不是监护人。” 

虚空对监护人的说法提出了疑问：“她现在是成年人了，成年人没有监护人。”

派出所回答：“成年人也有监护人啊，成年人也有父母啊。”随后派出所建议，如果有民事纠纷，可以寻求相关法律援助。

虽然得到警方的确认，但虚空依然不放心，他去了一趟素伶父母家，家里没人。

第二天上午，素伶的同学跟虚空确认，她没有上课。而她平时经常使用的如B站、小红书和网易云音乐均没有新的使用记录。素伶成绩优异，很少无故缺课，且基本也不大可能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不刷手机。

3月16日下午，虚空搭飞机前往运城。考虑到素伶父母之前的行为，他想到素伶很可能又被父母拉去老家看“大仙”，此外运城也有不少她的老家亲戚，说不定也能获得一些有用的消息。

虚空似乎蒙对了，当晚抵达运城后，素伶耳机的位置再次更新，就在运城本地，并且是虚空之前陪她去过的二姨妈家。

二姨妈家只有二姨父在。此前虚空陪素伶来看过他们，当时还颇为融洽。但这回见面，二姨父态度十分古怪，一见虚空到来，就把他往外推，并且告诉他，如果素伶的东西在他们家里，就让她自己来找。

无奈之下，虚空又在运城报了警。他发现，运城的警方在核实素伶人身安全的过程中，似乎收到了跟北京警方同样的视频。素伶在视频中有出现，有点头的动作，但并非实时对话，她一直未与警方直接视频沟通。

运城警方无法确定素伶的人身安全，于是不断给她的各个亲属打电话询问情况，终于在跟二姨父沟通的时候，对方无意中漏了点口风——“送去了XX学校。”等民警进一步询问，二姨父推说有事，此后就再也没接了。

虽然学校的名字没听清，但虚空猜想，国内既叫作学校，又能限制人身自由、切断外界联系的，很可能是那种戒网瘾机构。

运城警方随后表示，素伶父母提供的视频无法证实拍摄时间，也不能作为她人身安全的有效依据，需进一步核实；而且素伶是在北京不见的，虽然电子设备出现在运城，人可能还在别处。此外，运城的警方也无法查询北京的各种交通卡口、出入信息。所以，虚空还得返回北京，继续找北京的警方处理此事。

“哪天把这个男的忘了，你就能出去”

喊那两声“救命”有没有用，素伶无从得知。家人都走了，素伶被几个女孩带到了宿舍，三楼的女六班八寝。

宿舍大概50平方米，摆着五张上下床，素伶被安排在靠角落的一个下铺床位，跟旁边的一张床并在一块。床颇为老旧，在上面有一点动作都会发出声响。

那天晚上，素伶辗转难眠。室友打呼噜的声音清晰可闻，宿舍里弥漫着一股脚臭和汗臭夹杂的味道。后来她才知道，在这里洗澡需要特批，有的人快半个月都没洗过了。

那晚，素伶尝试过逃跑，但稍微一动，床就吱呀作响。睡旁边的室友张丽丽立马被惊醒，然后问素伶：“你要干嘛？”

素伶只好说自己要上厕所，张丽丽告诉她：“你不能一个人去，我陪你去。”

回宿舍后，素伶大概睡了一两个小时，艰难地熬到了第二天。张丽丽带她去了厕所，还给了她一支验孕棒让她验孕，告诉她每个女生来了都要这样。确认素伶没有怀孕后，张丽丽告诫她：任何时候都不能独立行动。

前一晚在门口问素伶要不要打台球的女孩叫梁雯雯，她是素伶的班长，这时又指示素伶去找王老师，拿一下私人物品。

王老师把素伶的行李箱拿出来，然后交代梁雯雯：“你查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不能拿的。”

行李箱里装的东西很齐备，夏天冬天的衣服都有。素伶意识到，父母确实打算让她在这呆一阵子了。

梁雯雯将素伶的东西翻了一通，确保没有任何的违禁品，然后带她回了宿舍，教她怎么叠被子和衣服，又带她领了一套迷彩服。

第二天下午，一位姓张的教官跟素伶说：“你爸妈都跟我说了，你男朋友太糟糕了。你在这里呆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呆三年。你在这呆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男的给忘了。哪天把这个男的忘了，你就能出去。”

张教官跟素伶透露的另一个消息让她大为振奋：他说素伶的男友就是个神经病，自从素伶失踪后就开始不停报警，干了好多过分的事情，影响了素伶父母的工作。

“妈只是太在意你了，我都神经质了”

虚空与素伶交往至今还不到半年。

2025年年底，两人在一个兵击俱乐部初见。那天，虚空在现场跟所有人切磋了一圈，火气正旺。这时上来一个跃跃欲试的女生，说自己是第一次玩，能不能打一场。

虚空高大壮实又是老手，对上个子中等、身体瘦削又第一次玩的素伶，这场战斗本该没什么悬念。但之前玩过一点短兵器格斗的素伶动作灵活，并且很快就懂得利用个人优势周旋。趁虚空麻痹大意之际，素伶用了一个非常规的动作，闪到虚空的侧面，照着他的腰部，猛戳了一下。

▲2026年4月25日，虚空正在为素伶穿戴兵击格斗使用的铠甲。自从将素伶救回北京后，两人出门前都会穿戴防护用具，以防不测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屾淼

打完后，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都觉得对方是个不错的对手——虚空觉得素伶既有天分又锐气十足，素伶觉得虚空很尊重对手，没有因为自己是个新人就放水。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两人光是线上聊天就打了几万字。等到确定关系那天，他们都觉得理所当然，似乎早已把对方当作对象了。

母亲对素伶找对象有过明确要求：要有北京户口、有房子，“同一个阶层能托举你”，对方家里不能有离异的情况，不准跟对方上床等。素伶一口答应，但也很清楚感情这事不是用工招聘，她过去谈恋爱从来就没有按母亲的要求来，这次也不例外。

虚空也没跟素伶隐瞒任何事，他比素伶大三岁，两岁时父母离异，母亲是个事业型女强人，一手把他带大。他中学开始去了国外，在加拿大读大学时有过一段仓促的婚姻，遇见素伶几个月前，这段婚姻在法律意义上才真正结束。

两人感情升温很快，不过素伶知道这个对象父母一时半会肯定接受不了，决定先不跟他们说为妙——从小到大，这都是素伶跟父母的相处之道。

她从小就知道，父母并非那种能轻松沟通的人。他们让她学钢琴她就学，不许穿吊带裙她就不穿，禁止跟某个朋友来往她就不来往——她总觉得，让父母满意，维持一家人的和睦，比什么都重要。

但如今，这个所有人眼里的乖女儿和好学生已经21岁了，素伶觉得不能退让的选择已经越来越多。

什么都不跟父母说，暂时还能相安无事，不过素伶显然低估了父母的侦查能力。临近2026年元旦的前两天，素伶跟虚空出去玩，准备在外面住。夜里，母亲的电话突然打来，问她是不是没回学校——素伶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知道的。母亲十分震怒，大骂她不要脸，要求她立即回宿舍，否则就要让全校都知道她跟男的同居。

父母两人在电话里轮番痛骂，素伶当场便崩溃大哭。虚空很奇怪，就将电话接了过去。此时，电话里素伶母亲的声音又变得温柔和蔼：“你是她男朋友呀？我们想要她回家，跟她交流一点事情，什么时候能把她送回来？”

虚空一口答应，表示马上就送，只是素伶坚决不肯，最后只能作罢。

见素伶情绪很激动，虚空觉得自己有必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好帮着素伶跟她父母好好沟通——毕竟将来搞不好自己也得管他们叫爸妈。虚空是个想到就去做的人，他瞒着素伶，加上了素伶母亲的微信。

过两天，他直接跟素伶先斩后奏，说他已经约了她的母亲吃饭，想一块好好谈谈。素伶对这种做法半信半疑，但也没阻拦。

虚空听素伶说过，她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音乐老师，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应该都是讲道理的体面人。跟素伶母亲面谈后，虚空感觉也不错。他坦率地交代了自己的情况，素伶母亲依然和气，也并没有反对他们交往，只是提了几点要求：一是生活要正能量；二是学习成绩要好；三是身体要好；四是跟家里人要保持好关系。

虚空觉得素伶母亲说的每一点都是素伶和他想要的，可以说前三点都已经满足要求了，至于最后一点，他也愿意尽力帮忙。所以之后一段时间，哪怕每次送素伶回家前她都会哭一场，虚空都会劝她回家好好跟父母聊聊。

为了让素伶父母放心，他还主动跟他们分享了自己的很多个人信息，包括之前在国外的生活日常，还把自己母亲的电话给了对方。虚空相信，只要多沟通，家庭关系就能搞好。

直到2026年1月16日。

那天，虚空和素伶起了个大早，一块参加了素伶学校的一个活动。折腾到午饭后回家，两人都困得不行，回到住处倒头就午睡，手机都关了静音。

▲素伶和虚空在北京通州区的一处临时住所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素伶母亲连着给他们各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没人接，于是又往虚空母亲那打了十几个电话。虚空母亲当时正在开会，不堪其扰，把素伶母亲拉黑了。

等素伶终于接电话时，素伶母亲先是控诉虚空的家人不尊重她，然后要求素伶准备跟她次日一块回山西老家：一是素伶奶奶因为她跟男友同居气病了，人在ICU，赶紧去看看；二是母亲要素伶去看一个老家的“大仙”，“大仙”说素伶身上有脏东西，需要赶紧处理，并且已经预约好了时间。

素伶多问了两句这个“大仙”到底是什么来路，母亲顿时大怒，开始大骂她“翅膀硬了”，是个“失败品”，要求她当晚立刻回家，不然“从此没有你这个女儿”；并威胁素伶，如果她不回家，就会去她和虚空住的小区大闹，还要去给她办休学，办不成也让她在学校待不下去。

当晚，素伶无论如何不愿再回家。结果，警察找上了门，因为母亲报案说素伶要自杀。警察确认素伶理智清醒，人也安全，又是个成年人，就建议她到派出所跟父母做一个调解。

素伶觉得，有警察在，父母或许还能冷静沟通一下，于是就答应了。素伶一直很想有机会让父母明白，她有自己的打算，但家人一直都是其中的一环——她知道父母为培养自己投入的心力，也知道父母四十多岁得子后的压力。她愿意，也一直希望早点独立，作为女儿照顾父母，作为长姐照顾弟弟。

在派出所见到父母时，她说，她有自己的计划，她希望大家都幸福：“我很爱你们，但你们不能这么对我，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你们管得有点太多了，我已经21了，我能不能有自己的生活？”

素伶说完，向父母鞠了一躬。还没来得及反应，父亲已经冲了过来，素伶被他一脚踢倒，滚到了墙根。父亲紧接着上来又朝素伶的腹部踹了一脚，令她当场尿了出来。

母亲也冲了过来，素伶以为她是来帮忙。结果，母亲扯住素伶的头发，开始扇她耳光，她只好抱着头大叫。民警开始拉架，拉住一个人，另一个人还在打。两个民警一起上，才把场面控制住。

等虚空到派出所准备接素伶的时候，这夫妻俩的“混合双打”已经结束，母亲先回去照顾弟弟。素伶最终没有选择验伤，并且在民警的调解下，签下了谅解书。虚空这才明白，素伶家的事要比想象中复杂许多，这段日子以来父母对她多番辱骂，她都没跟自己说。

在虚空开车送素伶和她父亲回家的路上，她哭得声嘶力竭；父亲全程只说了一句话：“你控制一下情绪，有事我们回家再说。”

到家后，素伶问了一句奶奶的病情。母亲说奶奶生病是她编的，然后表示要看看素伶的伤。

素伶拽着虚空，扭头就往外走，然后开始跑，边跑边笑。

第二天，虚空还是陪着素伶去了山西。他们想，昨晚已经闹那么大了，再满足一次素伶父母的要求，或许以后他们会有所收敛。

位于运城市三家庄宇帆公寓的“大仙”，据素伶母亲的说法，是“有神通”的，能找上这位师傅帮忙，母亲“也不知道自己积了什么德”。“大仙”上来就铁口直断，说素伶是“观音菩萨的座下童子”，来人间历练，要经历风雨才能圆满，圆满之后，自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她的历练会遭遇很多坏人阻碍。

然后，“大仙”给素伶看了一张火焰的照片，指着火焰说，这里面有驴羊仙鹤等多种牲畜，都是素伶身上的脏东西，他已经做过法事，但还不够；往后素伶每年都要来找他施法，方得保全性命；五年内切莫出国，出国必死。

说到素伶的男朋友，“大仙”说他是走南闯北的命，人也很聪明，所以小心被他骗，“这个人的婚姻命格是不能被触碰的，你要谈下去，就要有所保留，不要什么都信。” 

素伶知道，“大仙”的话基本就是把父母的意思包装了一遍。考虑到父母的因素，素伶没有当场翻脸。见完“大仙”，素伶和虚空一块开车去了附近的盐湖观光。

素伶没留意自己的手机一直是静音，而虚空把手机留在了车上。玩了半个多小时回到车上，两人发现电话又被素伶母亲打爆了。

两人赶忙开始回电，这时北京警察的电话已经打了进来，说素伶母亲报案了，来确认她的人身安全。素伶接完警察的电话，拨通母亲的手机，这时运城的警察又给虚空的手机打来了电话。

素伶一手拿着一个手机，啼笑皆非地对母亲和警察喊道：“我现在左手一个手机右手一个手机，你们俩要不要说一下？”

等回复完警察，素伶几乎要在电话里跟母亲咆哮：“不要乱报警了好吗？你不要乱报警了，我真的生气了！”

母亲的声音显得有些柔弱：“妈只是太在意你了，我都神经质了。”

素伶忍住没向母亲继续发火，开始跟母亲讲述与“大仙”见面的情况。她借着“大仙”的名义，说自己的学业生活不能被影响，婚姻大事更要自己做决定，被外力阻挠反而会出问题，“所以你们俩以后就别说什么要给我办退学。”

母亲似乎听进去了，跟素伶说，办退学只是为了吓唬她。

素伶想起来就来气：“你吓着吓着真给我打一顿，当时我爸一脚给我踢在地，我当场尿了，你知道吗？”

母亲的回答，听上去仿佛在进行另一场对话：“你知道妈妈现在的脚后跟都是冻着的。”

东拉西扯地找补了一圈后，母亲还是跟素伶道了歉：“妈妈给你道歉，我打了你，我哭得跟个泪人似的，你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妈妈打你挺后悔的，爸爸在家里，早上起来像小孩一样哭。”

素伶声泪俱下地痛斥父母对自己的殴打，母亲在电话里反复说自己“神经质了”，希望素伶和虚空能给她“安全感”，她答应素伶，会让父亲向她好好道歉，“各退一步。” 

母亲最后跟素伶说：“妈妈打你的时候，没有想到你都21岁了，在我眼里你就是我的小公主，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妈妈给你道歉，妈妈给你道歉……”

母女二人勉强实现了和解，父母似乎也默认了她和虚空在一起的事实。素伶一度觉得，情况最坏也不过被打那次了。

▲2026年4月26日，河南三门峡，位于市区的励萱教育AI自习室门口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屾淼

新来的高材生

素伶两眼一睁，看到的是上床的床板，意识到自己人在励萱，然后心里一沉。她知道虚空可能在找自己，但也做好了外力无法救自己的心理准备。从进入励萱那一刻起，素伶就在琢磨怎么出去。

趁夜里跑出去基本不大可能，宿舍的每层楼入夜都会有一道门上着锁，需要密码加二维码才能打开，大门也一样。素伶还想过各种办法：躲进垃圾桶里等着被垃圾车收走、偷老师的手机求救，甚至还想过找个瘦小的女生，用尖锐的发卡挟持她，逼学校放人。素伶仔细研究过这些方法的可行性，感觉都不大行得通。

于是，她决定表现得配合一些，等学校老师教官逐渐对自己放松警惕，说不定会出现更多机会。

教官和老师们都知道素伶是在北京学音乐的大学生，十分热衷让她表演节目。一位姓吴的教官时不时就会问“新来的高材生在哪”，然后让素伶上去唱个歌。

素伶每次都会很卖力地唱，她知道他们会把学生的生活日常拍下来发给家长，或许这样一来，父母见她变乖了，可能会愿意把她接出去。

进来励萱两三天后，孟校长找到素伶问：“我们听说你是钢琴家，是音乐生，学习很厉害，明天的音乐课能不能让你来上？”

素伶满口答应。她想，这样一来她就有机会获得纸和笔，搞不好还有机会要到手机。因为要上课，素伶还拿回了自己的眼镜，眼前变得清晰，她感觉总算活了过来。

被送来没几天的学生当老师讲课，在励萱教育似乎也是破天荒的事情。素伶上课的阵仗很大，学生严阵以待，老师和教官们一块围观，还有人专门负责拍摄。

素伶决定安排学生们合唱周杰伦的《稻香》，她给一百多号人的课堂安排了不同声部，有人专门负责说唱部分，还用上了一些特别的教学游戏。她觉得一堂课教下来颇为吃力，但这里的孩子似乎从未上过这样的音乐课，大家玩得非常开心。

跟几个同学混熟一点后，素伶尝试动员同学帮忙。她知道有几个人过一阵子就要出去，便想着说服对方帮自己给虚空报信。

最接近成功的是班长梁雯雯。她经常带着素伶去图书室，跟素伶往来最多。素伶趁没人的时候跟她说，不论她出去后上不上学，自己都愿意每月给她500块钱——只要她帮忙给虚空报个信。

梁雯雯一度答应了，但过两天又反悔。她跟素伶说，她觉得这个地方对她很重要，她不愿意背叛这个地方。

虽然是北京来的大学生，还给学生上过课，但素伶并未因此获得什么区别对待。一天，素伶站队列时被反复挑错，她受不了了，朝着天大喊：“我要回北京，我要找我爸妈！”

吴教官听到喊声，从背后一脚把素伶踹倒在地，然后把她带进家长招待室，说：“我踢这一脚是为了你好，让你冷静下来。”

素伶忍着怒火说好话：“对，吴哥你说得对，我听你的。只有你对我最好，哪怕你踢我了，我也不怪你。你踢我多少下都行，我就是想看书。”

吴教官答应了素伶，然后神秘兮兮地跟她说，她的男友是个“器官贩子”，“现在警察正在调查他”；父母为了保护她才把她送进励萱，为此还有一个“绝密的协议”，协议上有个红色五角星的印章。

素伶很诧异，这才发现，这里给学生做心理辅导的方法其实也很低级。一方面是强力压迫和限制自由，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听上去显得很弱智的瞎话——不过在这个地方，似乎已经够用了。

▲河南三门峡，位于布张村的励萱教育校区紧挨着布张村村委会和村卫生院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屾淼

励萱教育的日子简单枯燥。

清晨6点半，被称为“生活组”的资深学生吹响起床哨，宿舍众人总会提前十几分钟醒来，匆忙整理内务：擦窗扫地、清理杂物、统一方向放水杯、叠豆腐块军被——午睡醒来还要重复一遍，不能敷衍。

如果天气好，全体学生就要围着大概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操场跑。跑完了做操，早操有好几套，包括抖音上看来的“中华孝道”、“迷彩迷彩”以及“少年强则国强”的简单舞蹈，完了再打一套军训常见的军体拳。

一日三餐，流程固定，早中晚的伙食内容大同小异，口味很重，一般都是一桌一个大盆，里面是一堆肉和菜的杂烩。素伶在那吃了十天饭，吃到过四五顿肉，有一次还吃到了鸡蛋。这锅杂烩一般会搭配馒头，有时候有浇了卤的面。

每个人的那份必须吃完，否则会招来教官的训斥。新人素伶吃不惯，剩下了一些。班长念她是个新生，让同桌的其他人帮她把剩下的分着吃完了。

上午下午各有一堂所谓的课，但课的内容与一般学校的课业毫不相干，大多是播放一些关于不要赌博、孝顺父母、游戏成瘾有多害人的宣教片，老师再做一点点评总结。在课程中间的休息时间，所有人会被带去操场上训练，站队列、踢腿、跑操，跳一些简单的舞和操。

晚上会有一段所谓的自习时间，教官一般会先带着全体学生“看新闻”——他把自己的手机投屏在投影仪上，然后全班看他刷抖音短视频。

素伶还遇到过一次“特别节目”。教官说某班某某女生“信谣传谣”，伤害了别人，损害了学校声誉，家长授权学校对她进行戒尺处罚十下。当着全班的面，女孩趴在一张矮桌上，撅起屁股，戒尺抽得清晰可闻。素伶边看边数，觉得教官应该抽了14次。

每天睡前，班长要点评表现，有人因为说话声音太大被要求反省，要对着窗外重复说“对不起，我不应该说话太大声”。一般是50遍，有时候也可能是200遍，看班长心情。

素伶在励萱教育的11天里没洗过澡，张丽丽告诉她自己快20天没正经洗过。有些人可能会趁休息时把头伸到洗手池里洗一下，或者简单擦擦身。正式的洗澡需要统一安排，教官某天会说，估计明天天气不错，明天中午我们组织洗个澡。等到了第二天可能变卦，又说“今天风很大，还是先不洗了”。

▲2026年4月26日，河南三门峡，南曲沃村的励萱教育校区操场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屾淼

“我们家猫丢了都查监控啊”

在找人一筹莫展之际，虚空给海军打了电话。虚空玩兵击格斗，同时在做相关的装备生意，海军是他的合作伙伴。

一听说素伶的事，海军就急了，赶紧让虚空去事发地查监控视频。

虚空觉得自己没什么理由去人家小区调监控，也不愿意为了调监控编瞎话骗人，他相信有关部门会尽责调查，该做的他们一定会做。海军听得血压都高了，跟虚空说：“我们家猫丢了都查监控啊，何况你这丢的是人！”

虚空依然钻牛角尖，海军没有逼他。连续多日报警和蹲守也没什么进展后，虚空越等越觉得不是办法。终于，在3月22日，虚空跟辖区派出所说，自己有个电脑在素伶包里，素伶不见那天也一起不见了，他希望调取那个小区的监控，查一下自己财物的去向。

警察给了虚空一张财物丢失的受案回执，拿着这张回执，小区物业十分配合地帮他找。

找到素伶的那段监控后，在场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他们清楚地看到，素伶的二姨妈、父亲以及多名陌生人员将她强行带上了一台商务车。

3月23日，虚空拿着监控视频再次到派出所，以素伶被非法拘禁为由报案。当天下午，海军给虚空介绍的律师刘泽鑫赶到，帮忙提供法律援助。警方将素伶父母叫到派出所问话，他们请的律师也随后到场。

刘泽鑫是警察子弟，之前还在检察院工作过，他很清楚，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事件，在处理上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一开始他考虑的是，素伶的事情以协商解决为优先，让她人回来最重要。

刘泽鑫在派出所待到半夜，跟警方与素伶父母磨破了嘴皮子，也没获得什么进展。但他发现素伶父母请的律师可能是个突破口，因为在素伶被带走的那段监控视频里，这名律师也出现了。

刘泽鑫提醒对方律师：“你注意一下你那边的风险。”对方一听就连忙解释，说他有对话录音能证明，他曾反复劝说素伶父亲不要送她去戒网瘾机构，但这位父亲说这是她自愿的。

当天晚上，虚空还在警方那里看到了一条视频，素伶出现在视频里，穿着迷彩服，明显处在一个封闭环境，她哭着大骂了虚空一顿，声称要跟他分手。素伶说父母为了她煞费苦心，叫虚空“不要再捏造那些不实的信息，你就是个混蛋，你如果敢把我爸妈搞得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饶不了你”。

虚空相信这个视频很可能是素伶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录的，基本可以确定她被困在了一个地方，并且多拖一天，就可能多受一天的折磨。虚空决定，不管警方如何处理，他都要想办法自己去救人了。

虚空做了两手准备。他依然相信，素伶父母如此行为，或许还是因为对自己不够信任，于是跟素伶父母的律师说好，要给他提供一些自己的个人信息，通过律师向他们证明自己不是什么骗子和坏人。

3月24日下午，虚空在素伶父母的律师处，把自己和母亲名下在北京、上海、海南等地的房产证，在加拿大读大学的成绩单和本科毕业证，自己做兵击装备生意的资金流水，自己婚史的证明等一系列个人信息和证明交给律师查验。律师查验完表示，“未发现无法解释的事宜，本人暂时消除对您的猜疑。”

律师当着虚空的面跟素伶父母通了电话，表示虚空的身份没有问题，并再次强烈建议他们尽快将素伶接出来。

但素伶母亲依然不依不饶，说相关证件上的人脸不像虚空，然后要求他把学历拿去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认证。

学历认证最快也要十个工作日，虚空不想再等了，反复哀求律师，请他告诉自己素伶到底在什么地方。

律师表示自己真的是不知道，但无意间听素伶父母说到过一个地方，“什么峡。”

虚空立刻反应过来，很可能是运城隔壁的三门峡。连日来，虚空和海军联系到了不少志愿者，一家一家地询问戒网瘾机构，打听消息。结合三门峡这个重要信息，他们立刻锁定了三门峡的两家戒网瘾机构，一家叫XX教育，另一家就是励萱。

当晚，已经三十多小时没好好睡过觉的虚空从北京开车赶往三门峡，为防不测，他还穿上了一副平时玩兵击用的铠甲。海军怕他开车时睡过去，跟他聊了一路的电话。

在三门峡当地，励萱教育称得上是颇有影响力的教育品牌。河南省和三门峡市本地媒体都对励萱教育及其创始人孟素德进行过报道。

2026年4月26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闫校长的带领下，进入励萱教育南曲沃村的校区——即素伶被困11天的地方——进行参观，在其中的校园公示栏看到，对孟素德的介绍比相关报道多了一个“陕州区政协委员”的身份。

据介绍，励萱教育的收费以半年为单位，半年26800元，一年36800元，吃住全包；原则上学生至少要待满半年，家长至少要三个月后才能来探望。

对于不肯自愿过来的学生，闫校长建议，如果是外地学生，要么家长以旅游为名先把孩子带到三门峡，到了当地学校可以派车接。对于实在不好管的孩子，学校也可以派人到当地接，只是要另外收取部分费用。

“被改造好了，学会感恩父母了”

在励萱教育住到第八天的时候，孟校长找到素伶，要她录一个视频，告诉父母，说她一切都挺好的，让父母放心。

孟校长和闫校长几次三番地劝说，说辞也很有诱惑力。他们说只要素伶录了这个视频，警察就不会找其家人的麻烦，他们就能过来接她了。

素伶本能地感觉这是一个陷阱，拒绝录这个视频。

于是孟校长换了个法子：“你要不录一个别的？你就骂你这个男朋友，说你每天骚扰我的家里人，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好了。”

素伶动摇了。她想，自己能不能出去可能就是父母一句话的事，一直不配合的话，可能更出不去了。最后，她还是答应录一条视频，表示要跟虚空分手。

录完后，闫校长又反复要求素伶录视频表示自己很安全，她却无论如何再也不肯了。闫校长只好退而求其次，让素伶给父母写一封信，让她在信中骂一下虚空，“或许事情就会有转机。”

素伶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动摇一下父母，于是写了一封八页长的家书，里面细数了从小到大父母对自己的照顾，表白自己的心迹，并且照例对虚空进行了一番批评——她说虚空偏执，没有好好跟自己的父母沟通，要他向父母道歉。她趁机也表达出她愿意跟虚空携手共度一生的想法，她提到了许多之前与虚空交流过的话题，只希望虚空看到信后能读出她的真实意思，让他知道自己没有放弃，没有被洗脑。

▲素伶在励萱教育手写的家书 图/受访者提供

闫校长审完稿似乎很满意，告诉素伶，她家人这两天可能会来。

3月25日上午10点不到，闫校长突然把素伶的行李箱拿给她，说她的二姨妈待会来接她，她可以走了。

素伶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但能出去就好。她换上了来时的那套衣服，把一些小零食给了老师，让他们转交给张丽丽。

眼含热泪的二姨妈来了，激动地抓着素伶的手，一边不停地给闫校长鞠躬，一边说素伶在这里“被改造好了，学会感恩父母了”。

素伶强忍着满腔怒火和恶心，决定做戏做到底。她也流着泪对闫校长说了半天感谢，然后跟二姨妈走过每天出操的操场，以及来的那天被一群人拖行的地方。素伶的表哥开着车在门口等她，闫校长带着两个教官，表情阴晴不定地跟着出来送别。素伶跟他们说了再见，然后对着踹过自己的那个吴教官多说了一声“再见”。

表哥开着车，带上素伶和二姨妈离开了励萱教育，在半路还接上了素伶母亲。母亲只说要带素伶去“一个朋友家”，那里还能让她练钢琴。

到达目的地后，素伶发现那里又是一所类似励萱教育的戒网瘾机构，连整个建筑结构都如出一辙。已经有两个女孩在门口迎接，她们笑着跟素伶说：“我们带你进去转转吧。”

素伶劫后重生的心情再次跌到了谷底，表哥抓着她的手，她根本走不了，只好哭着苦苦哀求家人，不要再把自己送进这种地方。

这家机构最终拒绝接收素伶——因为母亲向对方要求，要陪着素伶在学校里一起生活。

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又把素伶带上车，决定先去她表哥家。表哥一边开车，一边让素伶答应，以后回北京不会再找虚空。

素伶不敢有任何忤逆，顺着表哥的话不断念叨：说在励萱呆了11天彻底想通了，不会再和虚空在一起，虚空是个烂人，让她一家不得安宁，回北京一定会跟他分手。

“是的，我要自由！”

3月25日一早，开了一夜车的虚空马不停蹄地先去了一趟XX教育。对方告诉虚空，他们确实没有接收过素伶这个人，并且还带着虚空进学校转了一圈。

准备前往励萱教育的时候，虚空意外地接到了素伶父亲的电话。

虚空跟律师的沟通似乎起了作用。素伶父亲表示自己可能错怪了虚空，现在他愿意相信律师的说法，但素伶母亲依然不相信。他说，他会继续说服自己的妻子，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这期间，他希望虚空先好好休息，保持冷静，等事情解决，他会让虚空与素伶见面。

考虑到之前发生的许多事，虚空没敢完全信任素伶父亲，于是继续恳求对方告诉自己现在素伶在哪里。

素伶父亲坚持让虚空“保持一点克制”，等他慢慢做家人的思想工作，依然拒绝将素伶的位置告知虚空。他表示自己也要保护那所学校的信息，“毕竟这些日子一直在帮我们，她姨妈还跟学校有些往来，闹僵了谁也不好。” 

虚空没有等，挂了电话就赶往南曲沃村的励萱教育校区，他欣喜若狂地发现自己找对地方了——他见到了素伶的表哥。

表哥的态度看上去挺友好，说他就是来接素伶的，等她出来，大家可以一块好好聊聊。

但这时，素伶母亲又给他打来了电话，说自己刚到三门峡，让他去火车站接一下她。

因为素伶父亲的那通电话，虚空以为素伶母亲也想通了，于是十分高兴地开着车赶到了火车站。赶到火车站时，正好见到素伶母亲在便利店里买东西。

素伶母亲磨蹭了一阵后走向虚空的车，忽然扒着车窗问他，他的学历认证做好没有。

虚空只好不断解释，说已经跟律师证实过身份，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素伶接出来，恢复人身自由。

然而，素伶母亲充耳不闻，反复念叨着“中留服认证”，不上车也不让虚空走，并且叫来了附近巡逻的警察，说虚空在跟踪她。

警察随即过来了解情况。好在虚空随身携带的视频记录仪一直开着，警察当场调出视频查看，发现确实不存在什么跟踪行为。但在这一来一去的十几分钟里，素伶母亲已经不见了。

虚空知道自己又被骗了，赶紧开车赶回励萱教育，当他赶到时，表哥的车已经开走。

▲家长给励萱教育送的锦旗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屾淼

几近崩溃的虚空跟海军通了个电话。海军让他赶紧吃块糖，稍微闭眼休息一下，平复心情，“你还有人要救。” 

在海军的劝导下，虚空慢慢冷静下来。盘算一番后，他决定去运城——素伶的表哥和二姨妈都家住运城，那也是素伶现在最有可能去的地方。

在虚空赶往运城的途中，素伶也被带到了表哥家。表哥忽然一反常态地开始讨好她，他说虚空已经知道素伶离开戒网瘾机构了，可能会疯狂报警找她，让素伶跟虚空好好沟通一下：“跟他说清楚你们要分手的事情，你在车上答应哥哥的对吧？你答应我的你一定要做到，对不对？”

素伶答应了表哥，拿着他的手机，说要进卫生间打电话。素伶进卫生间前偷偷把插在门上的钥匙拔掉，进去后锁上门，然后拨通了跟虚空的视频通话。

电话的另一头，正在开车的虚空大声问素伶：“你想不想要自由？！你是不是被控制了？！”

素伶回答：“是的，我要自由！”

素伶立刻把自己的定位发了过去，但虚空不知道具体的位置。素伶跟他说自己在20层，洗手间窗外能看到蓝顶和红顶的房子，且能听到附近幼儿园孩子的欢笑声。

十几分钟后，虚空找到了素伶所在的楼层，刚出电梯，就看到素伶的二姨父在门口抽烟。他进不了门，于是在电话里对素伶喊道：“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们了！”

素伶从洗手间里冲了出来，家人来不及阻拦，她冲到门口把门打开，跟门外的虚空抱在一起。

屋里的人乱成一团，一窝蜂地跑出来，母亲一把扯住素伶的脖子，虚空大喊：“她会被你勒死的！”素伶母亲又转过来对付虚空，在虚空的脖子和额头上抓了几道伤痕，她冲得有点狠，撞在了虚空穿的铠甲上。

一群人扭成一团之际，忽然有人喊了一句：“我们进去说！不要在门口闹！”

素伶一直搂着虚空，两人进屋在沙发上坐下，赶紧录了一个视频报平安，然后发到了虚空跟海军、志愿者等人沟通的群里。

▲2026年3月25日下午，素伶时隔11天后与虚空重聚 图/受访者提供

素伶母亲报警说虚空袭击她，警察赶到现场，将所有人带回了派出所。

虚空随身携带的视频记录仪录下了事件的整个过程，警方进行了查验，给虚空做了个笔录，并让他签字保证当晚不会离开运城，以便配合后续调查。

当晚素伶和虚空找了个电竞酒店住下，素伶连上厕所都不敢关门，还要让虚空在门口守着。素伶吃了几根小香肠和鸭脖，觉得很咸，酒店的花洒是坏的，没法洗澡，但他们很满足。

第二天，运城的派出所让他们补充了一些信息，就让他们走了。走前民警还劝了一下素伶，让她去看看母亲，但她没敢去。

“你们咋想的，把我送到那种地方去？”

随后素伶和虚空在保定见到了海军和刘泽鑫律师。一群人百感交集，带着素伶好好吃了一顿火锅。

海军给素伶和虚空收拾了一间房子，让他们多住几天，“就当是你们在保定买的房。” 

素伶向刘泽鑫详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表示想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刘泽鑫告诉她，一旦她报案，警方展开调查程序，事情很可能不可控。

决定是否报案前，素伶给母亲发过一个和解的条件，要求参与整件事的家人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向她道歉。

素伶收到了一份母亲发来的、明显用AI生成的道歉信，于是主动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妈，忙吗，感觉身体怎样呢？”素伶听上去很冷静，仿佛一个刚下班的女儿在跟母亲闲聊。

素伶母亲听上去很虚弱，说自己一边做笔录，一边在医院输液，伤情有待观察。

素伶继续问：“你们咋想的，把我送到那种地方去？”

母亲中气十足，说素伶被“PUA”了，要把她“临时性地保护起来”，直到她核实清楚虚空的情况。

素伶没再多说：“行吧，妈早点休息，我也累了。”

素伶和虚空一度以为，她的父亲已经想明白了。但在素伶获救后，父亲又再次恢复了之前那种无法沟通的状态，并且变本加厉。

他开始不断地发信息辱骂素伶，骂她“傻逼”“蠢货”“性饥渴”，说她“比KTV的小姐都便宜”。

▲2026年4月24日，素伶和虚空来到派出所询问案件调查进度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屾淼

回到北京后，素伶和虚空开始收拾旧日的工作和生活。4月5日，素伶带着所有的证据，在北京的派出所，以自己遭到非法拘禁为由报案。

在素伶去报案的路上，刘泽鑫律师尝试做了最后的和解努力。他致电素伶母亲，建议她还是好好看看素伶的和解条件，认真道个歉。

素伶母亲说自己“眼睛快哭瞎了”，看不了那么多字。她表示自己道过歉了：“她妈快死了，我AI编一下，我自己再加点话不行吗？”

刘泽鑫没再坚持，只能告诉她：“这个行为很可能构成刑事犯罪，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截至记者发稿时，素伶的父母仍拒绝接受采访。

五一假期，素伶和虚空出国旅游了一趟，两人玩得很开心，并且平安归来。素伶没有像“大仙”说的那样，出国就死在外面。

▲北京市公安局的不立案通知书 图/受访者提供

回国后，素伶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的不立案通知书。警方认为，素伶遭到非法拘禁一事，“没有犯罪事实”。

素伶不认可，她准备继续追究此事。

（应受访者要求，虚空、素伶、张丽丽、梁雯雯为化名。感谢王立对采访提供的协助。）

相关阅读：李与琛｜封了袁立的号，封不住她的使命

我拍了25年的戏，各种各样的角色，我都可以尝试，黑社会的女人，农村妇女，任性的大小姐，古代皇后，现代军人，作为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我总是想用自己的角色去证明自己。因为中戏的学生总是嘲笑电影学院的学生“远看要饭的，近看电影学院的。”和陈建斌，辛柏青，朱元媛这一拔中戏的学生一起拍戏，他们总是“欺负”我这个来自电影学院的，台词不过关，有南方口音，表演不够夸张。可是我心里知道我的表演没有痕迹，非常的好，毕业大戏时我们的系主任，问袁立的戏是谁指导的？我原本以为他会说这么差！没想到他说是最精彩的，毫无痕迹！

渐渐的，我在演戏上越来越自信，演戏对我来说是享受，当然也是工作信仰，虽然那个时候我们赚钱很少，我记得一部戏赚100,000块钱，已经是大富豪了。也没有像现在的演员这样，前呼后拥，有助理，有房车，吃的盒饭都是冷的，蹲在马路边就把饭吃了，我记得我拍戏从马上摔下来，钉了19颗螺丝钉都没有助理，自己挎着包一天的食物，5:00起床，在河北涿州的雪地里去化妆间，天天如此，而那个时候的大牌们都要睡够了才起床化妆。每一步路都非常的艰辛，但是我始终的信念，我是从电影学院九二级毕业的，我要为我的学院争光。当然，电影学院的明星实在是太多了，他们根本也不在乎多我一个。

最近几年有许多观众问我为什么突然消失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就像小崔老师突然消失了一样，我不懂政治，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演员，我真的不明白。但是没关系，好在还有一条夹缝，就是我可以去做公益，去真正的现场安慰他人，只要还能活着，还能看到蓝天白云，还有喜欢的东西吃，还能去旅游，我就很满足了，上帝很爱我，虽然有些人欺负我，没关系，这就是生活的经历。活着真好，可以看到起起伏伏。我要活到85岁满头白发，希望有一天有人给我颁终身成就奖！当然，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地上的奖项，我只在乎我的天父如何的看我，爱我就够了!

在这次极难的生病当中，魔鬼非常的狡诈，毒钩的位置非常的刁钻，但是我的天父救了我，差派了许多的天使来托住我，人一生的寿数在上帝的手中!我在地上的使命还没有结束，我还要继续在中国大地上演一台大戏！！

本文作者袁立，2026年5月23日于上海瑞金医院

文｜李宇琛

2026年5月23日，上海瑞金医院，54岁的袁立在病床上写完941字。

这位演员在过去6年里被全网封号清零，她现在能说话的地方，只剩她丈夫梁太平运营的公众号“太平的边角料”。偏偏在病床上，她写的最后一句是“我在地上的使命还没有结束”。

按她本人自述，这是一场“极难的生病”，她用了“毒钩的位置非常的刁钻”来形容病情险峻，靠医院的救治才把命留下来。同日境内门户的转载里，已有网友把这条消息归类成“袁立生病住院”。

941字写完，她没有在病床上回顾角色，没有抱怨命运。

她说自己不懂政治，只是一个普通的演员。

她说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她说幸好还有一条夹缝，可以去做公益，可以去现场安慰他人。

这条夹缝的现状是这样的。

据2026年1月北京凯门律师事务所张凯律师发给新浪的律师函披露，袁立微博账号自2020年3月起被永久封停至今，1469.8万粉丝清零，平台未通知、未说明、未给申诉渠道。

据她本人在公众号的自述，2025年7月，抖音、视频号、小红书也先后全部被封。她反复提交身份证，得到的反馈是：

一直无法证明我就是袁立。

所以一个曾经有1469.8万微博粉丝的国家级演员，今天唯一能说话的地方，是她丈夫的一个公众号。

听起来像笑话，但是真的。

往回倒28年。

据公开资料，1992年，她以第一名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1998年《永不瞑目》欧阳兰兰一角，最高单集收视率48%。2000年《铁齿铜牙纪晓岚》的杜小月，是九十年代末电视机前几乎所有观众都记得的脸。2002年凭《绝对情感》拿百花奖最佳女配角。

同一拨人里，陈建斌、辛柏青、朱元媛后来都成了国家话剧院的顶流。

只有她，这14年里慢慢消失。

她自己回忆的细节是这样的：拍戏从马上摔下来，钉了19颗螺丝钉，没有助理，自己挎着包装一天的食物，凌晨五点起床，在河北涿州的雪地里走去化妆间。

2012年起，她逐步淡出影视圈。

据新华网2015年7月报道，她跟着王克勤创办的“大爱清尘”志愿者，连续6天在陕西秦岭山区探访尘肺病农民。次年11月，上海袁立公益基金会在上海市民政局正式注册，主营尘肺病农民工救助。

据基金会官网公示，截至2023年12月31日，累计救助病患6737人次，子女助学5099人次，发放制氧机、呼吸机、氧气瓶1077台，孤寡帮扶1289人次，爱心物资14100余件，累计支出的金额是：

33,014,064.03元，连最末的0.03元都摆出来。

据文汇报2023年5月报道，这家基金会“让更多尘肺病患者得到救治”。同年12月，上海市税务局公告把它列入2023到2025年度第一批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

按制度术语说，这家基金会，原本就是合规的。

然后是2017年11月，她参加浙江卫视《演员的诞生》。

据新浪娱乐当年12月11日报道，袁立连发微博质疑节目组恶意剪辑、内定晋级、把她剪成精神病，并公布劳务费从原定两期变为一期、税后80万元。两天后，浙江卫视声明节目未被操控，但承认涉事工作人员“私人感情邀约不符职业规范，已停止工作”。

同月，红色舆论场出现长文反向攻击。某中文媒体也有一篇文章，标题直接发问：

为什么袁立反而必须消失。

此后她跟影视圈的距离越来越远。

2020年3月，微博账号被封。2021年1月，某海外社交平台账号被封。2025年7月28日，她在公众号写：“从微博到抖音，至视频号，再到小红书，全部给封了。”

封号是一连串动作，不是一次事故。

微博先封，1469.8万粉丝同一夜清零。抖音再封，视频号再封，小红书再封。身份证一次次提交，回复是同一句“无法证明我就是袁立”。当她还想再说话的时候，搜索框里已经没有这个人。

但同一时间，基金会账户照样收捐款，制氧机照样寄到尘肺病村，6737个救助病例的卷宗在上海市民政局的档案柜里照样按年归档，0.03元的零头照样公示在官网。

封号封的是嘴。

封不住的是这一头33,014,064.03元的去向、6737人次救助卷宗的归档、1289个孤寡老人的探访名单。

2025年12月29日，律师函发出，要求新浪7个工作日内恢复账号、书面说明封号理由、提供违规证据。据2026年1月境内多家平台转载报道，袁立扬言要把这件事闹到联合国。

平台至今没有回应。

回到2026年5月23日早晨7点8分，瑞金医院的病房。

她躺着，写下941字。

她写：“活着真好，可以看到起起伏伏。”

她写：“我要活到85岁满头白发，希望有一天有人给我颁终身成就奖。”

她写：“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地上的奖项。”

她写：“我在地上的使命还没有结束，我还要继续在中国大地上演一台大戏。”

回过头看这28年。

1992年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名考进去的那个女孩，1998年《永不瞑目》收视率48%的欧阳兰兰，2000年《铁齿铜牙纪晓岚》里所有人都记得的杜小月。

2012年开始淡出影视圈的那个中年演员，2015年跟着王克勤走进秦岭尘肺村的那个志愿者，2016年在上海民政局注册基金会的那个发起人。2017年在《演员的诞生》节目组里被剪成“精神病”的那个人，2020年3月微博一夜清零1469.8万粉丝的那个账号，2025年7月四家平台同步封禁后连身份证都证明不了自己是谁的那个名字。

最后都汇到2026年5月23日早晨7点8分这张病床上。

她的基金会在上海民政局的卷宗里活得规规矩矩，年报齐全，资格齐全，捐赠明细公示到最末一分0.03元，但她本人在任何主流平台的搜索框里都输不出结果。同一套规则把同一个人切成两半。

所以最后剩下的画面是这样的：

能做事的那一份留着。能说话的那一份没收。

封的不是她整个人。封的是她的脸、她的名字、她在所有屏幕上的样子。她还在寄钱，寄药，寄人。瑞金医院的护士认得她。秦岭山里戴呼吸机的老农认得她。但你打开微博、抖音、视频号、小红书，都找不到她。

她活着，活成了“一直无法证明我就是袁立”。

所以再看那张瑞金医院的病床。她写下的941字，从一个被封的人嘴里出来，要借丈夫的一个公众号才能出去。封不住的，是从这张病床上源源不断流出去的钱、药、和人。

所以剩下的，就只有这一行。

封了袁立的号，封不住她的使命。

封的是她的脸，不是她寄出去的氧气。

把活人切成只能写、不能说的形状，已经算这个时代的一种解法。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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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写的文章发出去一分钟不到就没了，可同样的文章在网易上到现在还在，证明也不是那么敏感啊。

前几天大家都在聊《监狱来的妈妈》，这几天随着山西矿难发生，监狱来的妈妈热度减退，大家都开始关注“煤矿来的爸爸”了。

这次矿难遇难的基本都是男人吧？只知道死了82个，但他们的名字叫什么？这些人是谁的爸爸，谁的儿子，谁的丈夫？

监狱来的妈妈都有人拍电影宣传，我觉得这群煤矿来的爸爸，其实一样值得大家关注。他们在暗无天日的地底下，干着最脏，最危险的活。真的是拿命换钱，就为了支撑起一个家。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有房贷、有学费。很多男人到了这个年纪，根本不敢停下来。

我看有个煤矿工人说，做这个就两个结局，一个是矿难，一个是尘肺病。矿难是短痛，尘肺病是长痛。演员袁立就是一直在做公益事业救助尘肺病人。这么多年来救助了不少人。最近她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为公益事业奉献半生的人，希望她能健康平安，好人一生平安。

扯远了，回到这次矿难上来。这次矿难后，就有很多人在祈祷爸爸平安。我们看媒体报道，看到很多救援消息，但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在为他们的爸爸祈福。希望得到一句：救出来了。

看了这些留言，可能比新闻通稿更让人感觉到这次矿难对普通家庭的摧毁，看新闻只记得一个数字，看评论区的留言才能感受到人间的悲欢离合。希望他们都能平安吧。

有些孩子，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些妻子，昨天还在等丈夫下班回家。有些老人，一夜之间头发更白了。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数字。可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完整的人生，和一个突然塌下来的家庭。

这个时代，聚光灯总照着成功者，却很少照进矿井深处。其实真正支撑社会运转的，往往是这些沉默的普通人。他们的消费力也很差，资本也不愿为他们说话，他们都在辛勤工作，也没时间在互联网上来发声。只有发生这么大的事故的时候，才被人注意到一个惊人的数字。

他们没有光鲜的职业，没有流量，没有掌声。可城市里的灯火、冬天里的暖气、工厂里的电力，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所以，“煤矿来的爸爸”，同样值得被记住。

而这次事故，有太多匪夷所思的管理漏洞，才造成如此重大的伤亡，简直就是草菅人命。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即使那些人被追责了，也不能换回那些生命，也不能让这些破碎的家庭团圆。

希望这样的人祸越来越少。也希望所有为了生活拼命奔波的人，都能平安下班，完整回家。

CDT编者按：近日，河南三支民间救援队因“未经审批、私自赈灾”被通报批评，引发网友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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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报备、未获批即前往湖南常德开展救援作业，并在石门收费站私自拍摄、发布视频，引发网络舆情，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损毁蓝天救援品牌形象……

5月22日，河南省蓝天救援督察部通报称，伊川、宜阳、嵩县蓝天救援队伍擅自跨区域出队，责令他们立即全员回撤，并予以全队内部书面警告一次。

通报指出，此次违规事件性质严重、问题突出，完全违背应急救援工作属地管理、分级调度、依规报备的核心原则，违反国家应急管理相关规定及蓝天救援体系跨区域救援调度、行动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

通报表示，蓝天救援所有跨区域救援行动，必须严格遵守先报备、后审批、再出队的工作流程，坚决执行应急管理部门及蓝天救援总部统一调度指令，严禁任何队伍擅自组织跨区域作业、私自开展对外救援行动、违规拍摄传播现场影像资料、制造负面舆情。

长安街知事注意到，蓝天救援队是中国民间专业、独立的纯公益紧急救援机构，成立于2007年，队训为“少说多做，默默奉献，完善自我，善待他人”。

另有信息显示，5月20日，洛阳区域蓝天救援队统筹伊川、宜阳、嵩县的20余名骨干队员连夜前往湖南石门灾区，并在河南某收费站前接受了采访。

原标题：《河南省蓝天救援队：伊川、宜阳、嵩县三支队伍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推特网友评论：

SUIFENGfreedom：真的很难想象，这是21世纪能看到的画面。

liangshan282596：看问题看本质，中共此举，要压制的是中国民间自发的组织能力，这个是独裁政府最害怕的东西，要给人民训成这样：所有的组织行动，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行。

Leo_202512：正常国家的政府是社会的“服务者”；而极权体制的逻辑更像一个黑帮它先掐断所有民间纽带，让社会丧失自愈能力，然后再以“唯一救世主”的姿态出现。

zeroandzeroooo：流氓就得有流氓的样如果干好事那属于不务正业。

Nolforever8964：“私自赈灾，等同谋反”没错，就是这个逻辑……

MymyBrkoos：惡意討薪，惡意救子，惡意躺平，現在惡意救援也有了🤣沒有最奇葩只有更奇葩⋯⋯

历史新发现：不懂就问，什么叫私自赈灾？

xpnikapax：终于懂了，救灾第一步不是救人，是先写申请、盖章、走流程。

HeliXitler：国家强大了，确实没人敢救你们了。

文／王五四

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的命只有一条但各行各业都想要之间的矛盾。比如说福建漳州泡甜蜜素的杨梅，比如说双汇林可霉素严重超标的猪肉制品，比如说韭菜小葱浸泡硫酸铜，比如说金针菇娃娃菜浸泡甲醛焦亚硫酸钠，比如说打不开车门刹不住车的小米……这真是杀人不见血，灭口不留痕。尼采说，“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变得更强大。” 尼采死的早，活到今天，来我们这，他不敢说这话。

卖杨梅的买双汇，卖双汇的买韭菜，卖韭菜的买小米，卖小米的买杨梅……这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其实这不是天道，这是地道，地地道道的底层互害。种杨梅的种蔬菜的种粮食的，赚得都是辛苦钱，也没几个钱，杀人放火的事他们肯定不会干，连打农药的钱，他们都想省下来，可是在这样已被严重污染的社会生态下，这样已经严重溃烂的社会体系里，他们不得不用，我们也不得不吃，都得活着，都得生存。

什么叫得？什么叫不得不？这就是从善如逆流，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傻逼横行乡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也不得不变换各种姿势，以求活下去，可这逼良为娼的社会里，总有人爱劝他人从良，就像每一家夜总会包厢的屏幕上，总是轮播着严禁卖淫嫖娼，每一家棋牌室都贴着禁止赌博。他们中有人看不见房间的大象，他们不是瞎了，他们是恐惧支配下的合谋性沉默，你帮他们拉开房间的窗帘，他们依然集体选择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我能理解这样的人，人人自危，人人自保，至少他们不恶心别人。

但他们当中还有多数人对厕所里的苍蝇也视而不见，甚至觉得这里鸟语花香。我只能怀疑他们是粪坑里的蛆虫，梦想有一天展翅高飞，成为厕所里的苍蝇。这些人让我想起一个人神共粪的故事：神仙要度蛆虫做人，蛆虫问，做了人，粪坑的屎都归我吗？神仙说，人不吃这个，蛆虫瞬间没了兴趣：连屎都吃不上，做人有啥意思？人永远得不到认知以外的资源，也永远跳不出认知以外的牢笼。就像这些蛆永远得不到认知以外的屎，即便成了苍蝇也永远飞不出认知以外的厕所。

就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张院长，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范副院长，最近刷到好几次两位的发言，真是珠联璧合不要璧联的一对，两个人看似不同，但实则是同一生物不同的生长阶段，院长已经展翅高飞，副院长还在粪里孤勇者。这两位的工作单位虽然叫中国研究院，但其实天天研究的是美国，这是典型的学术不端，这两位虽然拿着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但最爱的还是美国，他们天天批评美国，我们从小到大，听得最多的就是“批评使人进步”，他们天天让美国进步。更可恨的是，他们在让美国进步的同时，天天说中国的好话，麻痹中国人民，让中国人民沉迷享乐，让我们既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也无从下手解决问题，最后问题越来越严重，损害削弱了强大的母体，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两个孙子实在是坏透了。

他们居然还在节目里说，“世界上能够大口大口吃肉、大口大口吃蔬菜的，只有中国。”乍一听这是表扬的话，但越是表扬，我们越要警惕，仔细一想，还真是又一出阴谋诡计，在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特别是双汇的肉出了问题，杨梅出了问题，还有很多蔬菜也有泡药水的问题，你们他妈的让我们大口大口吃肉，大口大口吃蔬菜？戕害中国人民的身体，是何居心？尤其这个张院长，看着整天笑眯眯，真是笑里藏刀，笑里藏剑，贱气逼人一个。就这样的两个人，在中国居然还备受追捧，我忍不住要问，你们究竟是一群什么苍蝇，复旦大学赶紧搞个复旦大学中国厕所研究院，供他们翩翩起舞，缓缓蠕动吧。

南有复旦中研院，北有人大王重阳，人民大学有个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叫王文，王院长跟张院长的物种类型差不多，主要是帮助美国进步的，前阵子王院长说，不应该把“美”这个字用在美国的国名上，提议把“美国”的译名改成“米国”，或者“阿美利加国”，理由是“美”这个字太美好了，王院长显然是个文化人，我以为他会说不能叫美国，应该叫臭国，没想到他很客气的说了个米国。很多人觉得王院长说得很有道理，就像蛆觉得屎很美味一样，请问王院长，你要不要给蛆写一篇文章，不允许它们称屎为美味，应该叫米味，不过，这好像有点恶心人了，天天吃米饭，你把屎味称为米味，你吃得下屎，我们也吃不下米了。这一南一北两位院长的种种言行口气，实在是令人窒息，看着他们在臭气熏天的环境里如鱼得水如蛆得粪展翅高飞，真想叫他们一声所长，厕所的所。

这样顶尖大学的院长，就是这么个水平，很有必要让耿同学学术打假一下。只不过耿同学擅长发现的是房间里的大象，厕所里的苍蝇，他未必擅长拍。国内学术圈的腐败和造假，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在，但却也习惯性视而不见了，等耿同学拉开了窗帘，人群稍微躁动了一下，其实很快就安静了，这天底下有什么是新鲜事呢？

“房间里的大象”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西方谚语，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概念，它指的是那些显而易见、巨大到无法忽视的真相或问题，却被人们心照不宣地集体忽略或回避的现象。在我们中国也有个类似的话，但意思却截然相反，“大象无形”，出自老子《道德经》，原文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它推崇的是一种超越具体形态、兼容并包的至高境界。“房间里的大象”和“厕所里的苍蝇”，看似不同，却也殊途同归，因为大象在房间里呆久了，肯定要拉屎，人们可以继续视而不见，时间久了，房间也就成了厕所，苍蝇也就满屋飞了，这是道德经的现代版：大象无形，大蝇希声。

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老师以前接受采访时说过，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要很在地，要有非常强的敏感性，神经要跟着现在的时代去跳动，你的出发点必须是现在的困惑，必须是大众的困惑。”这说的多好，这就是既要看见房间的大象，也要看见厕所的苍蝇。近期他在浙江大学演讲时谈到张雪峰，他说张雪峰的受欢迎，从来不是因为他 “对”，而是因为他 “有用”，虽然他没有直接批评张雪峰，但还是强调了大学教育应该是一种生命体验，不应该被简化。虽然我同意大学教育应该是丰富的生命感知过程，是美好又生动的理想人生体验，不能把大学生活简单换算成未来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等，但在生存压力巨大、试错成本极高的当下，对无数底层家庭而言，张雪峰的“报考指南”就是生存指南。

青年们当然想把学习当作一种生命体验，但很多家庭，是把上大学当作一种活下去的机会且是唯一的机会。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供出来，这句话，很明显不是让你去大学体验生命的，是让你去救命的。对于很多的家庭和大学生而言，唯一的生命体验，就是活下去。项老师说，很多人感觉读书可以改变人生，又觉得读书改变不了。这不是矛盾，而是现实留给这些家庭的活路越来越窄了，对于很多家庭而言，读书可以改变人生，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唯一的出路，而读上书了，又不是百分百能改变人生，所以才会考虑专业，本质上考虑的是就业，这需要经验，这也就需要张雪峰，这也是张雪峰对于那么多家庭的重要性。

当大规模的学术造假被揭露，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的孩子是选了张雪峰的生存指南，而不是搞学术科研报效国家，不是不想让孩子回报社会，而是那条路，早已腐烂不堪，臭气熏天，很多孩子很难适应这些。我们的孩子不仅要适应各行各业的甜蜜素和添加剂，他们以后还要适应学习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添加剂和有毒物质，实在是无法让他们像项飙老师说的那样，体验生命，因为他们在现实中，体验的都是生存，荒野求生。

项飙说张雪峰的语言表达比较极端，或许是因为被光环笼罩的项老师感受不到社会压力的极端，之所以那么多人喜欢张雪峰，就是因为他给人们压抑无望的生活貌似带来了一丝光明，虽然我认为这些都是虚假希望，到最后依然摆脱不了被压迫和压榨的命运，这很可能就是大部分家庭和学生的唯一生命体验。项飙说要出去感受外面的风，花，草，鸟鸣，如果继续看手机，刷屏版，很可能会失去对生活中“真”的感受，可生活的真，对于很多家庭和个体而言，就是真累，真苦，真烦，他们不是不知道树的存在，不是不知道风的存在，不是不知道鸟语花香的美好，只是他们无心感受，他们审美无力，是理想向现实低头，生存，是生命的底层逻辑。

大学本应是美好的，厕所就不该美好了吗？生活处处都该是美好的生命体验，但到处都有人在苦苦挣扎，挣扎在生存线上。据说项飙老师曾在北京“浙江村”做了长达六年的田野调查，记录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状态 ，这多好，真希望项老师以后还会做这样的田野调查，少去一些所谓的高校名校，少见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院长校长，只是没查，认真查一下这帮学者，不论是师德还是论文，不论是作品还是人品，他们的征信加起来，恐怕都借不了一块免费的充电宝。

最近吃杨梅，吃出个滑天下之大稽的“真相”：原来那些泡过违禁防腐剂的问题杨梅，根本不是本土奸商赚黑心钱，全是万恶的“外部势力”搞的鬼。

有人上下嘴皮子一碰，就把一件是非立辨的事情，拔高成事关家国的敌我矛盾——

“先是草莓，接着是杨梅，再是荔枝，总感觉外部势力在害我中华果农”。

桩桩件件，全是外部势力蓄意“放大食品安全焦虑”，目的就是“打击我国农业”。

一颗有毒杨梅，都牵扯出国运兴衰了，这种脑补的本事，不去好莱坞写谍战片，真是屈才了。

在这帮“战略大师”眼里，泡药杨梅的水泥池子是特务半夜悄悄挖的，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间谍翻山越岭进来偷偷倒的，只差本地黑心贩子被抓现行、签字画押当场招供，都要硬掰成“外部势力逼良为娼”。

仿佛这帮作奸犯科的杂碎商贩，本来是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要不是“外部势力”拿枪顶着脑袋，根本不会赚这昧良心的钱。

那潜台词，分明写在脑门上了：你敢追问真相，就是收了美元的汉奸；你敢提出质疑，就是帮“外部势力”打舆论战。

这搅混水的本事，比麻将桌上出老千的还狡黠——自己偷换了好牌，揣着满兜赢来的钱，偏要一把扫乱整桌牌，拍着桌子喊“有人洗牌动了手脚”，害得满桌人晕头转向，搞不清到底是谁捣了鬼。

所有已公开的农残超标事件，如杨梅违规添加脱氢乙酸钠、冻干草莓检出禁用农药克百威、荔枝检出多菌灵超标、均系本土商贩为保鲜增甜、压缩成本而实施的‌不法行为‌，无一例经官方调查证实与境外势力有关。

国家安全机关通报的农业间谍案，针对的是‌亲本种子与农业数据窃密‌，而非农产品农药残留问题——二者在目标、手段与法律定性上，八竿子打不着。

有人会说，搭理这种脑残言论，是给它们脸了。问题是，这次它们的奇谈怪论，咋看都不像是信口一说。这种故意搅混水的坏，比随口瞎喷的蠢更可恨：蠢是没脑子，坏是有心眼，不应等闲视之。

这么多年摸出个最准的经验：但凡遇着点事，就扯上境外敌对势力，十有八九是不打算讲理了。

想来想去，把泡药杨梅扯上外部势力的，翻来覆去就以下三种下作玩意儿。

第一种，是揣着糊涂装明白的“爱国生意经”。

什么事都能往立场上扯，吃个水果都能吃出“天降大任”的使命感，只要你说一句杨梅有问题，“爱国”帽子立马就飞过来，张嘴就是“敌人想搞乱我们”，闭嘴就是“你这是资敌”。

连脱氢乙酸钠是什么都懒得知道，连新鲜水果能不能加防腐剂都搞不清，就敢对着追问者骂汉奸。你跟他讲事实说法规，他跟你讲立场说阴谋，爱国就是块万能砖头，哪里需要哪里搬，用来堵老百姓的嘴最顺手。

这群人蠢吗？未必，就是坏得淌脓——拿着爱国当护身符，帮着坏人坑自己人，还觉得自己在替天行道。

第二种，是奸商利益代言人。

泡药杨梅到底是谁干的，它们比谁都清楚——就是本地那些中间商，为了多放一周、多赚一倍，什么禁药都敢往池子里倒，比卖假药的胆子还大。

可它们偏不许有人去揭这个盖子，偏要把脏水一股脑泼给“外部势力”，像偷了钱包的小偷，反倒指着路人大喊“抓小偷”，趁乱把赃物藏得干干净净。

反正境外势力看不见摸不着，扣帽子亦不用成本，只要把水搅浑，就能把本土的烂事全盖住，黑心钱就能接着赚。

你说它信这阴谋论吗？它才不信，而是帮着坏人捂盖子，反正最后烂的是整个水果市场，坑的是老百姓，赚得盆满钵满的是它自己。

第三种最可恨，是试图推卸监管责任的“太平官”。

监管出了大窟窿，禁药禁不住，超标查不严，百姓一质疑，它们不反思自己失职渎职，反倒先跳起来喊“这是外部势力搞破坏”——监管不到位不是我们的错，而是敌人太狡猾。

所有案子都是咱们自己的执法部门查出来的，溯源追到黑作坊，半根境外势力的毛都没捞着。

怎么不说你们手里的抽检设备，是外部势力给动了手脚？怎么不说你们制订的规则，是外部势力逼你放水？

出了问题就把“外部势力”这面大旗一扯，是典型的‌替罪羊修辞‌，本质是逃避行业监管治理责任。

这群货色还攒出一堆歪理当挡箭牌：“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

这话本是科学常识，但被错误用于否定所有农残风险。关键区别在于：‌检出微量合规残留 ≠ 检出超量或禁用残留‌。

若以“微量无害”为由拒绝抽检、拒绝追责，等于默许“只要不超标就可乱用”的潜规则。

而你跟它说“这药本来就不让用”，它跟你说“合规都经过毒理测试”；你跟它说“超标十几倍吃了伤身”，它跟你说“微量残留吃不死人”。

鄙人当着你的面，往你饭碗里撒0.01克砒霜，是不是也能拍着胸脯说“抛开剂量谈毒性，这点量死不了，你嚷嚷就是耍流氓？”

国家什么时候允许违禁防腐剂泡新鲜水果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的核心定位，是给合规农药划定安全红线，绝不是给违禁农药、非法用药开绿灯。

‌“微量残留不等于有害”适用于合法使用场景，但对非法添加毫无解释力‌。消费者担忧的是“不知情的高风险暴露”，而非“科学剂量下的理论风险”。

还有更扯淡的：“显微镜下本来就没有干净食物”。正规合规的鲜果，本身就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消费者完全可以放心食用，不需要用“微镜下没有干净食物”来为违规操作开脱。

现代监管本来就不追求绝对无毒，追求的就是“禁药真禁，限量真限，出事真追责”，给老百姓留一个能踏实下嘴的底线罢了。

大众反对的从来不是合规残留，反对的是偷偷用禁药、玩命超剂量、吃坏没人管，什么时候说过要追求绝对零残留了？

你咋不说咱们出口欧盟的水果，准入标准比国内严得多，咋就能做到合格率一直处于高位？不是管不住，是根本不想管——内销监管松，违规成本低。

最恶心的是拿“害果农”当大棒。说曝光问题毁了果农生计，可真正把老实果农往绝路上逼的是谁？

果农规规矩矩种一季，成本比黑心货高一半，结果全行业跟着挨骂卖不出货，这时候你不去骂奸商，不去补监管漏洞，反倒骂曝光者和质疑者，岂不跟凶犯拿无辜人质挡子弹，还有脸说为了人质好一个样？

真正害果农的，从来不是提出问题的人。恰恰“外部势力阴谋论”会抵消正常的监管努力，阻碍问题解决，最终伤害的是整个水果产业。

真正的危机，从来不是什么“外部势力”放大焦虑，是“质疑=害农=不爱国”的话语陷阱，给人的嘴巴安上拉链，大家不敢说话，黑心商贩就能继续闷声赚黑钱，失职监管者就能继续混日子。

泡药杨梅的毒素，不会因为扣个“境外势力”帽子就变成大补丸，就像鞋底沾的狗屎，不会因为你说这是“外部势力”的大便，就不臭、不粘脚了。

靠这招遮丑，不如干脆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月球引力——反正外星人也不会跳出来跟你对质，还能顺便显得自己洞察力超群，比随便拉个“外部势力”当背锅侠格局大多了。

一边赚着黑心钱、当着太平官，一边还要立起“忧国忧民”的牌坊，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坏的下作玩意儿么？

有这类杂碎存在，还颇具蛊惑力，且经常屡试不爽，那么必然会误大事，国家和社会好不了的。

如何才能杜绝瞒报？答案就是公布遇难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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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呦呦鹿鸣 黄志杰

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沁源县留神峪煤矿发生爆炸。这是近15年来中国伤亡人数最多的矿难。5月23日新闻发布会上的数字是：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

这次矿难有许多值得探究的点。比如，矿井高瓦斯风险预警已久；比如，在矿井深处，藏着被砖块封住的"暗面"（即未在矿井图纸上标注、未向监管部门备案、不纳入产量统计的非法采煤生产线）；比如，矿工外包；比如，实际下井的247人里，有103人没有携带井下人员定位卡（这意味着矿上有一批"隐形矿工"）；还比如，当前国际形势对焦煤价格的直接影响与矿井里产量需求的关系……但是，目前最让人关切的，依然是人，是遇难者，是矿工的生命。

5月23日上午，央视新闻通报的数字是8人遇难，后来，数字改为82人。对于数字的变化，沁源县县长郭晓方解释说，这是因为："事故发生后，由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人数不准确。"但是，我也看到一则新闻：事故发生后，中央领导做出了批示，其中包括"及时准确发布消息"，根据指示要求，副总理张国清率队赶赴现场。那么，这个数字变化，是否与中央指示有关呢？

这些年来，各地重大事故中，所积累的最大弊病之一，甚至可以把"之一"去掉，就是瞒报。

比如，2019年12月4日，湖南省浏阳市发生重大爆炸事故，当日中午，当地通报说，1人死亡，1人受伤。这一数字备受质疑，当晚，通报又说，经浏阳市官方派人逐一进行核对，确定为7人死亡、13人受伤。但是，后来，经过湖南省调查，实际是13人死亡、13人受伤（另有4人轻微伤），当地政府与企业串通一气，弄虚作假，转移藏匿遇难人员遗体，隐瞒事故真相，构成"有组织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谎报事件"。

比如，2023年12月20日，黑龙江鸡西市坤源煤矿发生重大事故，12人遇难，13人受伤，当地蓄意瞒报，不启动应急预案，也不召请与其签订救护协议的龙煤鸡西矿业公司救护大队参与救援，自行转运遗体，销毁证据。被曝光后，43名责任人员被处理。

还比如，2023年，《中国新闻周刊》刊发《山西代县矿工死亡瞒报事件调查》：从2007年至2022年"9·1"滑塌事故发生，山西精诚矿业有30多名矿工因生产安全事故死亡却被瞒报。随后，山西省政府组织调查，结果是：在这个时间段，精诚矿业先后瞒报生产安全事故40起、死亡矿工43人。其中，报道所附的17人名单和提及的1人，全部查实。

如此种种，数不胜数。

在我做记者时，前去重大事故现场调查是常见的选题，而在采访中，最为斗智斗勇的考验，往往是如何拿到并核查伤亡名单。当时我经常想：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有共识，也有制度规定，伤亡名单必须公布，那么，许多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就不会发生了；许多不应该有的冲突，也会在无形中消弭了；而记者的工作，也不需要再那么费劲折腾，以及危险。

是的，如何才能杜绝瞒报？答案就是公布遇难者名单。名单一旦公布，黑箱操作的难度直线上升，瞒报的可能性直线降低。

同时，这也是公众的权利。在重大灾难事故中，政府有调查的义务，人们有了解真相的权利，而真相的核心，就包括遇难者名单。这种权利与人们的安全决策息息相关。

在国际上，重大事故中公布遇难者名单，已是惯例。在我们国内，之前也曾经多次公布过。比如，2008汶川大地震，公布了遇难者名单（首批名单为19,065人）；2011温州动车事故，公布了遇难者名单（39人）；2015年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公布了遇难者名单（35人）；2015年天津港爆炸事故，公布了遇难者名单（165人）……有一段时间，人们已经形成共识：在重大事故中公布遇难者名单，是文明的选择。

但是，这些年来，多数重大事故的善后中，并没有公布遇难者名单。即便被确定瞒报的事故，最终也没有将遇难者名单公之于众。

也是2026年5月，湖南浏阳又发生了爆炸事故，5月8日的数字是37人死亡、1人失联。但，到底是哪些人？我看不到，我只看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关于为浏阳"5·4"烟花厂爆炸事故伤亡人员及家属开展爱心募捐的倡议书》，我都不知道哪些人伤亡，我如何给他们捐款呢？我捐给数字吗？

包括这次山西矿难，既然煤矿刻意瞒报下井人数，形成那么多"隐形矿工"，那么，人们很自然地会怀疑他们也瞒报遇难人数。怎么去除这种怀疑？最有效的选择是公布伤亡名单。

生命是一个数字，还是一个个具体的、活泼生动的、与社会有诸多关联互动的人？答案就看是不是公布遇难者名单。公布是对"人"的尊重，有助于让死者得以安息，让生者得以慰藉，也有助于厘清责任，避免后续同类事故。

我希望，未来，在重大事故中，以公布遇难者名单为常态，以不公布为例外。不公布的原因只有一个：家属以正当理由明确反对公布。我相信，一旦这形成了规则和惯例，重大事故的透明度会迅速高起来，随后，事故的发生率会迅速降下去。随着安全隐患被曝光并被清理，人们对这个社会的信任感、安全感、幸福感也会相应提高。

这个愿望在什么时候能实现呢？希望这一天早一些到来。

呦呦鹿鸣
20260525

日前，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信用卡总量持续下降。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全国共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87亿张，较2025年末再减少900万张。

值得关注的是，这已是信用卡发卡量连续第14个季度下降，与2022年第三季度8.07亿张的峰值相比，已累计缩减约1.2亿张。也就是说，三年多的时间里，平均每个季度有超过800万张信用卡从市场中“消失”。

发卡量连降14季，不良率分化加剧

要理解这1.2亿张卡的消失，需要回顾信用卡行业过去十年的发展轨迹。

2015年前后，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和银行零售转型，信用卡成为各大银行争夺的“香饽饽”。发卡量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银行纷纷成立信用卡中心，铺设线下推广团队，与互联网平台、航空公司、连锁酒店等合作发行联名卡。

到2022年三季度，全国信用卡总量达到8.07亿张的历史高点，几乎平均每个成年人持有0.7张信用卡。

然而，高增长背后也埋下了隐患。大量“睡眠卡”占用银行系统资源，多头授信导致部分客户过度负债，信用卡不良率也在2020年后逐步攀升。监管层从2021年开始密集出台政策，要求银行清理长期未激活的“睡眠卡”，严格授信管理，禁止诱导过度负债。

与此同时，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工具的普及，使得实体信用卡的使用频率大幅下降。越来越多的用户将信用卡绑定在支付工具上，而非直接刷卡或打开银行APP。

更深层看，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向记者分析，这一轮发卡量的下降，“反映了居民消费信贷需求从超前消费转向理性负债，同时也源于银行主动压降高风险共债客群规模”。在他看来，发卡量的失速恰恰是风险出清与客群结构优化的积极信号。

但风险出清的过程并非没有代价。

从部分披露相关数据的国有大行和上市股份行看，近年来，各行信用卡贷款余额、年累计消费额两项关键指标普遍同比下降。

2025年末，中国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同比下降18%至4860.05亿元，信用卡年累计消费额和分期交易额同比均双位数下降。工商银行信用卡透支余额6975.35亿元，同比下降10.04%；消费额1.83万亿元，同比下降14.08%。邮储银行、交通银行的降幅也均在10%以上。

与此同时，各大银行信用卡不良贷款也在加速释放。

其中，2025年末，工商银行信用卡透支不良率达4.61%，与2024年末相比增加1.11个百分点。从该行2025年年报看，个人贷款中的信用卡透支不良率最高，成为拖累个贷不良率的最大“元凶”。

民生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建设银行等信用卡不良率均较上年末有所增加。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等已度过“拐点”，实现了信用卡不良率的下降。

月活普降、独立APP停服，渠道整合加速

发卡量收缩和不良率攀升的另一面，是银行对信用卡线上渠道的重新审视。

5月13日，中国银行信用卡官微发布公告，其专属APP“缤纷生活”将于2026年6月30日全面停止服务，相关功能迁移至“中国银行”主APP。中国银行成为首家关闭独立信用卡APP的国有大行。

“缤纷生活”并不年轻。该APP约在2012年前后上线，到2024年已迭代至6.0版本。2025年9月，中国银行便已对“缤纷生活”APP启动服务迁移，如今迁移完成，正式宣布停服。

这一动作在大行中尚属首次，但在中小银行中早已屡见不鲜。

仅2025年，江西银行、北京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四川农信联合社、华润银行等多家机构已宣布将信用卡APP关停或并入手机银行平台。

邮储银行也曾于2025年12月发布公告，表示将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对信用卡线上渠道服务进行调整，整合完成后，客户将不能再使用“邮储信用卡APP”。

不过截至目前，邮储银行尚未对该APP进行下架，也未披露进一步进程。但其2025年年报显示，在邮储银行手机银行11.0版本中，已拓展信用卡场景并焕新升级信用卡频道。

为什么银行纷纷放弃独立的信用卡APP？

从用户端看，答案很简单。不少信用卡用户对记者表示，平时查账单、还款、积分兑换等需求，在微信、支付宝或手机银行主APP上就能完成，没必要为一张卡单独下载一个使用频率不高的应用。

一位持有多家银行信用卡的用户直言：“我手机上光银行APP就有五六个，要是每个银行再单独装一个信用卡APP，那手机内存根本不够用。”

用户习惯的迁移，直接反映在月活数据上。

中信银行2025年年报披露，其信用卡“动卡空间”APP月活用户为1976.47万户，较2024年的2246.94万户减少超过270万户。华夏银行“华彩生活”APP注册用户虽同比增长8.19%，但月活跃用户同比下降7.55%至364.18万户。

即便是月活体量最大的招商银行“掌上生活”APP，2025年月活也仅从4044.46万户微增至4072.09万户，增幅不到1%，与几年前的快速增长态势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这一现象，武泽伟表示：“银行应放弃对独立渠道的迷信，信用卡作为独立渠道的形态确实在瓦解，但其作为账户载体和消费信贷工具的核心功能不会消失，而应被更高效地整合至综合金融生态。”

除线上渠道，信用卡的线下端和产品端也在收缩中。

据媒体统计，2025年已有合计66家信用卡分中心终止营业，其中交通银行关停数量最多，达58家。2026年，广州银行开年不足一个月即获批关停7家信用卡分中心。

与此同时，2026年前四个月，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广发银行等已宣布停发超42款信用卡产品，绝大多数为联名卡和主题卡。

武泽伟在采访中进一步指出，未来信用卡的发展重心将从卡量竞争转向账户深度经营与场景生态融合。“竞争焦点不再是开卡礼或免年费，而是基于用户全生命周期价值的利润创造能力。”

他特别强调，银行需将信用卡定位为连接零售与消费的枢纽，而非独立产品线，“方能在存量时代构建可持续的盈利模式”。

注：

本文一万三千字，系近日游戒台寺读碑后所写。戒台寺的碑刻众多，信息庞大，因此心痒而不得不作文记之。欢迎大家阅读、评论和打赏。

正文：

1919年5月20日，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两周前，学生冲进了赵家楼，焚毁了曹汝霖的住宅。

按理说此时曹汝霖应该焦头烂额。

可是在北京石景山区模式口，有一个通电第一村纪念馆，馆里陈列了这样一份文件。

交通部。

交通总长。

曹汝霖。

中华民国八年五月廿日（1919年5月20日）。

我相信任何一个对历史有初步认知的人都会对这个日期有巨大的敏感。

让我们带着这个疑惑，将目光转移到距离模式口几公里外的一处地方。

2026，北京，门头沟区，戒台寺。

越过山门来到天王殿前，有三座碑。其中一座平平无奇，叫做民国禁卝记碑。卝是矿字古时候的写法。这座碑的内容也平平无奇，无非就是这里的住持觉得周围到处有人开矿会导致寺庙里的树木枯死、井水变苦，所以请托了关系让这里严禁私自开矿。

绕过去，看到碑阴（碑后面），你会震惊。

因为住持请托的人是：

李国杰、袁乃宽、刘金标、世续、孙宝琦、刘文煜、绍英、祺诚武、王宝义、张勋、耆龄、马文盛、端绪、张文治、张敬尧、志琦、郑怀、陈光远、宋小濂、励庆顺、李纯、成多禄、陆宗舆、塔旺布理甲拉、吴毓麟、郑毅权、车林巴布、聂宪藩、李耆寿、业喜海顺、薛之珩、苏源泉、曹汝霖、袁得亮、甘公飏、王怀庆、申振林、高湵霨、钱能训、乐达义、张廷谔、熙钰、尚安、汪平元、端镇。

随便挑几个名字出来，都是已经在历史教科书上的人物。张勋、张作霖、张敬尧（毛泽东驱张运动的对象）、李纯（江苏督军）、曹汝霖、陆宗舆、钱能训（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牵头的李国杰是谁呢？李鸿章的长孙。

如果你到现在还不够震惊，那只能说你对政治社会历史都高度不敏感了。

哪怕这块碑只是走过场，它也囊括了当时的巨佬们。

而我们知道一件事，北洋政府不是集权政府，它是高度分权和内斗的。在这种情况下，总统都不一定能够让这些派系迥异的人同时出现。

更何况是一个爷爷已经去世十几年的李鸿章的孙子。

所以我们不免要回答几个问题：

1，为什么煤矿开采对戒台寺很重要？

2，这件事为什么是李国杰牵头？

3，戒台寺对这群人来说为什么重要？

于是我们绕回到这块碑的前面，再仔细端详一遍碑文：

北地土厚水深，山多童赭，……，故建寺以来，历唐至今，官皆为之营护，界址所届，严禁凿卝，所以保泉脉也。比岁以来，屡有人私行采煤，树多枯槁，甚至香积汲井，皆苦眢渫，主僧达文患之，乃告诸官。去岁李君国杰等，复呈请有司，据案申禁，并于四至刊立界石以谂来……

落款时间是壬戌九月。

壬戌年，并且让这些风云际会的北洋人士都出现的壬戌年，那只有1922年了。

1922，戒台寺。

一块新落成的碑，字迹规整，通篇温文尔雅，字字句句都在诉说一场功德无量的善举：护松、保泉、修缮古刹、封禁私采、保全西山风物。

1922年附近还发生了什么事呢？

京师华商电灯公司于1919年在石景山投资兴建了石景山发电厂，而到1922年终于建成，并向北京城送电。

从此北京城开始了电网建设。

以上种种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有联系的。这两份署名背后，有着一个更深远的故事。

为了完整理清楚曹汝霖干了什么、究竟为什么能干，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这片地区的煤窑历史。

先将时间回溯到元朝。

一 戒台寺1479：王振

故事要从元大都的出现讲起，一直讲到明代的王振、清代的康熙和恭亲王，最后落子才能是曹汝霖。

1303，戒台寺。

《元一统志》里有写：石炭煤，出宛平县西四十五里大谷山，有黑煤三十余洞；又西南五十里桃花沟，有白煤十余洞水火炭，出宛平县西北二百里斋堂村，有炭窑一所。

这是最早关于京西煤窑分布记录的记载，当北京成为元大都，人口陡增，一下子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的人都在北京有更多的煤炭需求，也因此带动了京西地区的煤窑生意。而从地方志能看出来，门头沟、房山、斋堂三大产区，对应的恰恰就是戒台寺所在的大谷山和桃花沟一带。

1440，戒台寺。

时间拨到明代正统年间。

一个在土木堡中留下重要身影的太监出现了在戒台寺。

王振。

碑文记载写的是，王振出游，偶然看到戒台寺，心中非常喜爱，于是出资重修，并请正统皇帝亲笔提写匾额。

从此戒台寺成为了王振等宦官的产业。

但从我们上面的叙述能够看出，戒台寺的核心价值与周边的潭柘寺不同，它没有那么多历代高僧（潭柘寺则从辽开始就有历朝国师驻守），它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煤窑。

王振想干什么一目了然。

京西山脉地质独特，煤层埋藏极浅、岩层松软、开采难度极低，几乎是掘土即得煤。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沿山宛平、门头沟、房山一带数万百姓，以采煤为营生。

而小产业是朝不保夕的，要想能维持下去，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是找大人物投献，挂在大人物的名下。只要大人物稳如泰山，那小产业虽然需要定向输送利润变薄了，却可以细水长流。

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

唯一的变数就是大人物不能倒。

恰恰这也是悖论：越有资源和地位能维持一个极其庞大产业的大人物，越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也越容易垮台。

土木堡之变，王振倒台。

这以后的朝廷纷争不断，一直没有出现稳定的话事人，也因此这片地方开采煤窑的民众日渐繁多，逐渐不再受控。

几十年后，到了成化十五年的时候，朝局稳定，终于腾出来干这件事了。

1479，戒台寺。

一座成化年的《敕谕万寿禅寺护寺碑》是这么写的：正统年间，鼎新修建，仍旧开立戒坛，导诱愚蒙，使皆去恶为善，迩来四十余年矣，其界东至石山儿，西至罗喉岭，南至南山，北至车营儿。山林田园，果树土产，递年给办香火供献之用。近被无籍军民人等牧放牛马，砍伐树株，作践山场；又有恃强势要私开煤窑，挖通坛下，将说戒莲花石座并折难，殿积渐拆动。司设监太监王永具悉，以闻特降敕护持之。……今后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不许侮慢欺凌。一应山田、园果、林木，不许诸人骚扰作践；煤窑不许似前挖掘。敢有不遵朕命，故意扰害，沮坏其教者，悉如法罪之。不宥！故谕。

我们来一段段分析。

1，正统年间，鼎新修建，仍旧开立戒坛，导诱愚蒙，使皆去恶为善，迩来四十余年矣，其界东至石山儿，西至罗喉岭，南至南山，北至车营儿。山林田园，果树土产，递年给办香火供献之用。

——这段话说的是王振时期朝廷决定加大对戒台寺的投入，皇帝（朱祁镇）-宦官（王振）-寺庙（戒台寺）-煤窑（百姓）成为了一个稳定的利益链条。

2，近被无籍军民人等牧放牛马，砍伐树株，作践山场；又有恃强势要私开煤窑，挖通坛下，将说戒莲花石座并折难，殿积渐拆动。

——成化年间私窑挖到戒坛基座，导致莲花石座拆动。

这是明面上的理由。

实际的理由就是，朝廷终于可以找到新的白手套了。

3，司设监太监王永具悉，以闻特降敕护持之。

——这段话说的是，新的话事人登场，司设监太监王永了解了全部情况，并且向成化皇帝做了汇报，于是皇帝发出了诏令，要求保护戒台寺。

这是明面上要走的流程，就好比前面也是王振给正统汇报。但汇报为什么一定能成功？答案实际上是领导有没有递话告诉你现在是汇报的好时机、有没有暗示你汇报的框架。

有了，那就一拍即合顺势而为。

4，今后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不许侮慢欺凌。一应山田、园果、林木，不许诸人骚扰作践；煤窑不许似前挖掘。敢有不遵朕命，故意扰害，沮坏其教者，悉如法罪之。不宥！故谕。

——这段话说的是官员、军士、百姓都不许欺辱寺僧，寺院所有山田、园林、果木不许骚扰破坏，不许像以前那样开挖煤窑，有不遵的全部依法治罪。

核心是什么？

是百姓吗？

不是，是官员和军士。

在王振倒台后，小产业一定会找到各自的小头目，以前是王振这个级别的，现在可能到处都是保护伞，但级别不高，遍地都是。皇帝针对的也是这个群体。

换言之，保证他们不会动用到这块利益，这才是重点。

在明代，银、铜、铁等矿业被官府牢牢把控，而对于煤，明代一直没有过多干涉，交税也很轻。到了万历年间，顺天府尹许弘纲写奏章据理力争，说：查勘官窑仅一二座，其余尽属民窑。可以在说整个明清时期，这件事都是长期维持的。而可以长期维持的重要原因是：

北京城虽然人口在增加，但增加的速度是缓慢的甚至匀速的，所以对煤炭的需求量不会陡增。

所以围绕在戒台寺周边地区的，以戒台寺为首的耕种土地地主、佃户与以民户为台前人物的煤窑小贩之间的矛盾，虽然长期存在，但始终不会作为主要矛盾。

所以哪怕好几个皇帝多次强调，也并没有留下太多真正的动作。

1685，戒台寺。

这一年是康熙二十四年，三藩刚平定、台湾刚收复，雅克萨之战也刚打赢，于是康熙巡幸驻足戒台寺。也许是住持请托，也许是太监递话，总之康熙照例颁布了诏令，要求严令开采煤窑。

除此之外，有清一代，虽然实录显示对于全国各地尤其是内蒙、山西、盛京、吉林的煤窑多有开采和封闭，但对于北京城的煤窑，皇帝直接下指示的只有这几条：

1，乾隆五年二月初六谕：凡产煤之处，无关城池龙脉，及古昔帝王圣贤陵墓，并无碍隄岸通衢处所，悉听民间自行开采，以供炊爨，照例完税。

2，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谕：京师开采煤窑，为日用所必需，近闻煤价较前昂贵，推原其故，皆因煤矿刨挖日深，工本运脚既重，窑户无力开采，呈请地方官封闭，经工部核题覆准者甚多，于民间生计大有关系。现在西山一带产煤处所，尚有未经试采者，著步军统领衙门会同顺天府、直隶总督，派委妥员前往，逐细躧看，无碍山场，照例召商开采，一面咨部，一面奏闻，以副朕筹计民生之至意。

3，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初十谕：看来西山一带开挖煤窑，该汛弁兵略沾余润，原所不免。

4，嘉庆四年十二月初六谕：西山煤窑最易藏奸，闻该处竟有匪徒名为水工头者，往往哄诱良人入窑驱使，惨恶致毙，殊有关系。著顺天府会同步军统领衙门，派安妥员，密为查访，如有此等棍徒，即行查拏具奏，按律治罪。

5，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谕：以私办煤窑，煽众抗捐，革直隶都司张鸿年职。

发现没有，实际上朝廷并没有真正着手查处过多少侵占寺庙田地的大案，而更多关注的是能不能稳住地方百姓、地方部队（乾隆）以及是否会有窝藏罪犯（嘉庆）。真正开始操作的是宣统年。

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案是，煤窑开始真正赚钱了。

在煤窑还没真正赚钱之前，清代的戒台寺依靠什么获利呢？

它是京西的大地主。

横跨多县的耕地、山林、果园，数百亩良田出租收租，年年稳定进账，不靠天、不靠煤、不靠乱世动荡。

1787，戒台寺。

康熙朝确立的皇权保护机制，让戒台寺摆脱了生存危机，获得了稳定的发展环境。进入乾隆年间，社会经济繁荣、民间礼佛风气盛行，戒台寺迎来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产业扩张期。

这一阶段的寺产增长，不再依赖皇权赏赐，而是依托民间社团、旗人贵族、基层乡绅的持续捐赠，完成了从皇家保护寺院到跨区域大地主的转型。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北京西单牌楼如意老会发现寺院香火经费匮乏、日常修缮难以为继，由会首蒋廷臣牵头，一众信众集资三百两白银，购置通州二顷良田，全部捐赠给戒台寺。

这批良田不做寺院私用，全部对外出租，所得地租收入专项用于寺院购香供佛、日常修缮。

同时，镶白旗旗人荣喜、常福保主动将名下通州田地舍入寺院，进一步扩充了戒台寺的域外田产。此次捐赠被刻碑存证，将民间私产永久转化为寺院公产，形成了稳定、可持续的现金流收入。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戒台寺的产业版图再次大幅扩张。宛平、固安、通州多地村民联合捐赠，累计捐赠田地97亩，覆盖岢罗坨、西蛮子营、园头、曹家坟、苏家庄等多个村落。此次捐赠不仅包含耕地、山场，还附带观音殿三间、柿子树28棵，同时将当地边姓家庙的私有产业，正式划归戒台寺统一管辖。

这块碑镶嵌在戒台寺的墙壁上，我们来解读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1776年，京城信众集体捐田；1787年，三地乡民捐产确权。耕地、山林、园林、附属产业，全部归寺所有，四至分明、永久确权。

戒台寺彻底成了跨区域的大地主，靠地租稳稳躺赢。

如意老会捐地，是为了用租金购香供佛，让寺院不用再依赖临时捐赠。

村民捐地，是为了把原本的家庙私产，挂靠到戒台寺名下，获得官方保护，避免被地方势力甚至宗族力量侵占。

而戒台寺则通过接收这些土地，变成了跨区域的大地主，拥有了源源不断的稳定收入。

寺院不再单纯依靠临时捐赠、香火收入维持运转，而是通过持有大量不动产、收取稳定地租，拥有了常态化的经营性收入。

还是上面提到的逻辑，如果有一个产业可以有稳定的收益，那它会想办法去投献。

而如果可以有稳定且丰厚的收益，那会吸引重量级的人过来。

稳定的经济底盘，让戒台寺具备了对接高层权贵的能力，虽然之前也有过住持和皇家、宦官、大臣汇报的情况，但显然这种汇报没有长期、稳定、持续的通道。

但现在有了。

而且这条脉络从那一天起，就再也没断过。

恭亲王来了。

二 戒台寺1884：恭亲王

恭亲王是洋务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历史课本上就有提及。我们这里不去详细叙述他的生平，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恭亲王在1884年也就是光绪十年，来到了戒台寺。

和其他的达官贵人皇亲国戚来戒台寺不一样，他不是过客，而是停留。

这一年，恭亲王实际上被慈禧赶出了朝廷中枢，而这一出就是十年时间。历史上称之为甲申易枢。

从恭亲王的诗集《萃锦吟》能看到，他在被赶出中枢后很快就选择了前往西山地区，而目的则是去看看给自己选定的百年后的墓地。

而他的墓地在哪呢？

戒台寺的下院西峰寺。在今天的门头沟区永定镇岢罗坨村西。

可以想到，在此之前，恭亲王一定已经和戒台寺产生过了联系，所以他才能够动用到寺庙的土地，但他毕竟之前没有来过。

而1884年，光绪十年，他第一次踏上这座寺庙。

此时寺庙周边是什么景象呢？

1，寺庙的土地规模越来越大。

《永定河续志》：北下汛经徵戒台寺香火地七顷六十三亩一分，岁徵银二十二两八钱九分三厘。嘉庆六年被水冲刷除租，二十二年涸出，照旧纳粮。旧志载：各庙香火，除北下、北二上两汛外，拨地六十七顷六十九亩，连前共地九十顷十六亩一分。

2，京西民间采煤业持续繁荣。乾隆二十七年的一份档案记载，当时西山地区就有旧煤窑750个，在采煤窑273个。而嘉庆六年直隶总督姜晟的奏折则披露，该地区有旧煤窑778个，在采煤窑185个，废闭煤窑417个。

而此时更主要的是什么呢？

洋务起来了，社会上对煤炭的需求增大了。

按我们上面说的，明清时期对煤炭的需求是线性缓慢增长的。但到了这个时候，伴随着初步的现代化工业和设施一个个出现，对能源的需求也发生了巨大缺口。

而巨大缺口就会导致原先不作为主要矛盾的矛盾（农田VS煤窑）此时发生了质变。

在这个质变中还出现了一个变量，那就是恭亲王和戒台寺的关系越来越深。

虽然恭亲王不是皇帝，虽然之前有成化、康熙三令五申，但毕竟皇帝不常年住在戒台寺，还日理万机，是根本顾不上时刻盯着的。

但恭亲王地位足够，虽然不再在中枢，但常年积累下来的资源和人脉足够让他对某一地区产生巨大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赋闲在家，有大把时间留在戒台寺，可以直接面对复杂局面。

最重要的是，慈禧其实是乐见恭亲王更多关心戒台寺事物的。恭亲王帮戒台寺处理的事情再多，相比于全国的资源体量来说也是九牛一毛，用放权戒台寺的默认，换取恭亲王对权力中枢的远离，这笔买卖是划算的。

在清廷全局资源版图中，戒台寺属地及周边矿田体量有限，即便奕訢全权打理相关事务，也撼动不了朝堂核心权柄与国家整体利益。以放任其管辖处置寺域事务为交换，能将这位政坛元老隔绝于中枢权力博弈之外，稳固自身统治秩序，对清廷而言实属划算的政治权衡。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戒台寺里恭亲王亲笔书写的那块碑：

我圣祖仁皇帝，且虑民啫煤利凿山损石，或及庙基，爰于康熙二十四年，有釐定四止，力禁侵虞之旨，勒诸貞珉，以垂久远。遐哉焕乎，洵名山之护符，禅门之宝诰也。予偶游览至此，何胜钦悚，因其罗汉堂、千佛阁等处，或患剥落，或将倾圮，捐资修建之。其地有俗称北宫者，亦复其崇隆之旧额，以慧聚堂取静，为静修之所。

而当时京西九成是百姓私窑。

这意味着什么？

官窑占比极低、体量极小、产能有限，完全无法主导市场。真正撑起京师能源供给、养活西山数万人口、支撑京城日用消耗的，全部是百姓自发经营的民营煤窑。

而且晚清民间私窑早已摆脱零散、粗放、个体挖采的原始形态，形成了高度市场化、资本化、组织化的成熟产业模式。

其一，普遍实行合伙入股制。乡民、小地主、手工业者、闲散商户自由凑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按股确权、按股分红、按股承担风险，形成了完整的民间股份制雏形，产权清晰、权责明确。

其二，全面推行雇工规模化经营。每座煤窑常年雇佣数十乃至上百窑工，分工明确。凿工、运工、排水工、支护工、账房、把头各司其职，形成流水线式采掘体系，不再是家庭小作坊式的零星劳作。

其三，形成完整产销闭环。开采、分拣、晾晒、转运、批发、零售，全链条由民间自主完成。覆盖京城全城民用、商铺、作坊、官府次级用炭，是晚清京西运转真正的底层支柱产业。

其四，形成了稳固的民间生计圈层。从窑主、股东、雇工、挑夫、车夫、商贩、家属，依托煤业生存的西山百姓多达数万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民间生存体系。

至此，三方面的矛盾汇聚了。

而从我们能看到的史料得知，恭亲王并没有插手煤窑生意，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戒台寺在晚清这段时间，也没有真正插手煤窑生意。

看起来错失了良机，却为几十年后的曹汝霖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1885年的时候，电还没有来到北京。

北京的第一次使用电力要到1888年了，当时在在西苑仪銮殿慈禧太后卧室的天花板上安装了电灯泡。

于是1890年，工部购买了一台德国造的蒸汽机，在颐和园建立了一座发电厂。当然这座发电厂主要是供皇家使用，并且在1900年前后被战火毁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电力需求还没有那么庞大。

即便是洋务运动的发起人，恭亲王也许也没完全意识到电力的重要性。他将戒台寺实际上是视作洋务派的据点的。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则记载：

清末民初的艺术家谭鑫培去世的时候，安葬在哪里呢？

地图显示，谭鑫培墓和戒台寺看似很近，其实仔细观察，谭鑫培墓距离戒台寺已经有一段距离了。

然而这块地是怎么来的呢？

是当时的戒台寺住持妙性把位于栗园庄的12亩香火地出让给谭鑫培作为百年吉地的。

这意味着什么？

1，意味着戒台寺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庄园主了。这是显性的。

2，隐形的结论更加有趣：戒台寺的香火地，不是单纯的寺院用地，而是可以由住持支配、甚至可以转让的活资产。

这些本来是应该在官府登记的土地，却一步步成为了主持私人关系下的产业。

这是怎么做到的？

答案很简单，恭亲王派系已经完全控制了戒台寺的土地。

他斥巨资修缮寺院、扩建牡丹院、修建千佛阁，实际上把一座清净古刹，改成了自己的郊外据点。

戒台寺，从宗教场所，变成了晚清洋务派系的地下大本营。而戒台寺自然也成为了洋务派乃至北洋的「祖庙」。

就像上面说的，这里是奕訢最初给自己选择的埋葬地。

他在诗里写的「冀丛林净土，涤胸中之磊块」说的就是这里，只不过他去世后，朝廷（慈禧）在昌平崔村另赐了一块官地作为亲王陵，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恭亲王墓。

于是，他原本选好的西峰寺，就变成了他次子载滢（溥心畲的父亲）的墓地，只留下了他当年修建的地宫遗迹。

而虽然奕訢本人没葬在这里，但他的儿子载滢、孙子溥心畲、重孙毓嶦。

是的，在一块2007年的碑上，还有爱新觉罗毓嶦的名字。

除了恭亲王，我们熟悉的很多人，后来也在戒台寺逐一登场。

也许说到这里，当我们回顾本文开头的那一块碑，你会有隐隐约约的感受，那批人的出现不是没来由的了。

我们再看一遍那三个问题：

1，为什么煤矿开采对戒台寺很重要？

2，这件事为什么是李国杰牵头？

3，戒台寺对这群人来说为什么重要？

现在可以试着回答一下：

1，因为戒台寺的核心资产是农田。开采煤矿会影响到戒台寺本身的资产。而戒台寺的资产不完全由戒台寺负责，还会受到更高层的影响。

2，因为戒台寺是洋务派的京西据点，洋务派的领军人物恰好就是恭亲王和李鸿章。恭亲王一脉几代都和戒台寺有联系，李鸿章自然也能持续分一杯羹。

3，答案同上。

如果问题回答到这里，那只能算是初步做出了解答。

真正的答案还在后面。

电的时代终于登场。

三 戒台寺1922：曹汝霖

我们真正的主角终于登场。

1904年，华商电灯公司由史履晋、蒋式瑆、冯恕发起，以挽中国之利权，杜外人之觊觎为宗旨，是中国最早的民族电业企业之一，不借官银、不举外债，完全由国人集资创办。

在这份《华商创办京城内外电灯公司请予立案以保利权折》里，三人联名商部，希望可以创办完全由中国人控股的电业公司。

而很快，商部批准了这份奏折，并以《商部为华商创办电灯公司请予立案以保利权折附奏办京师华商电灯有限公司章程》的名义上报军机处。

看似一个简单的流程，但却暗藏玄机。

先看三个人的名单，其中一个蒋式瑆是谁呢？御史。

根据记载，1904年初，蒋式瑆上奏弹劾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贪污腐败，虽然这件事不了了之，慈禧留中不发，但奕劻掌握到了关键证据，时刻决定要搞下蒋式瑆。

偏偏此时蒋式瑆给商部上了奏折。

商部此时的一把手尚书是谁？载振。奕劻的儿子。

这就有趣了。蒋式瑆一边告了老子，一边向儿子所管辖的部门请托。

那答案只有一个，蒋式瑆在商部有其它靠山。

这个靠山是谁呢？

我们发现，此时的商部左侍郎是陈璧，商部右侍郎是顾肇新，此外领导层还有左丞唐文治。

陈璧是袁世凯的铁杆，后来还因为和袁世凯走动过密被载沣革职。

顾肇新、唐文治是恭亲王奕䜣时期的总理衙门章京。唐文治还是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的校长。

更有趣的是，商部曾经有一位左丞，如今正好高升去了军机处。

此人就是袁世凯铁杆中的铁杆，徐世昌。

说到这里其实很明显能看出来了，从最一开始华商电灯公司就是以袁世凯为核心的群体的产物，名义上是民间资本，实际上依旧是个壳。

而袁世凯是谁，我想不用做任何介绍。

袁世凯和戒台寺的关系呢？

戒台寺里唯一没有落款名字的牌匾，选佛场，就是由袁世凯书写的。

没有落款，是因为袁世凯争议太大。

没有落款却依旧将他书写的匾额放上去，是因为袁世凯影响太大。

至少在戒台寺，袁世凯的影响还是极大的。

于是在我们的洋务戒台寺拼图里，又多了一层。

洋务1代：恭亲王、李鸿章。

洋务1.5代：袁世凯。

在这样一个传承有序的流程里，我们会很快看到更多熟悉的面孔登场。

话题先回到华商公司。

清廷给了华商公司什么优渥条件呢？

1，免除关税特权，豁免华商电灯公司购买机器的全部税金。

2，授予华商电灯公司在北京城内的独占经营权，营业区域为京城内外。

于是1906年，位于北京前门的电厂正式建成，北京城除了皇城和外国使馆外，其它地方也可以逐步使用上电力。

但问题接踵而至。十年后，也就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由于老旧城区厂址街巷狭窄运煤困难、城区水源不足无法冷却机组、燃煤污染严重、产能极低，老旧电厂不堪重负。再加上北平城市扩张、商业繁荣、机构激增，因此用电需求暴涨。

更主要的是，一战爆发了。

一战爆发对电厂的直接影响是，原本设备大都进口于英国和德国，而一战以后华商电灯公司从英德等国进口机械设备出现了问题，而且因为运输成本大幅度增加，公司不得不调整电价，此举又进一步引发了用户的强烈不满。

基于种种原因，1919年，华商公司决定申请换厂。

选址就选在了石景山。

此地毗邻永定河，水源充足适配工业机组冷却；背靠京西煤田，燃料就近可取；紧邻京张铁路干线，煤炭运输高效低成本。绝佳的地理优势，让石景山成为北平电力工业的唯一最优解。

又是一段看似顺理成章的描述。

但很多时候事情办得顺理成章，不代表背后就一定顺理成章。

注意时间节点，1919年。

五四运动那一年。

而华商是什么时候申请的呢？向谁申请的呢？

终于回到本文开头了，曹汝霖。

此时的曹汝霖，身处人生最汹涌的舆论风暴中心：全国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民众游行，他的私宅被焚、名声尽毁、千夫所指，朝堂内外弹劾文书堆积如山，民间舆论将其钉死在卖国贼的耻辱柱上，人身安全、政治前途、个人声誉全部濒临崩塌。

在外人看来，此刻的他，理应惶惶不可终日、四处辩解、疲于保命，根本无心顾及任何政务与实业。

而他却在敲定石景山发电厂落地、规划京西煤电专属供给体系。

那答案只有一个，这件事对曹汝霖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曹汝霖知道，交通系是他的基本盘，也是他最重要的资产。

因为曹汝霖知道，在这场风波背后，恰恰就有人在觊觎交通系的资产。

因为曹汝霖知道，职位是虚的，利益是实的，他已经做好了被革职的判断，那此时他要做的就是完成任上的最后一些工作。

从这里我们能清楚看到，从袁世凯开始到曹汝霖，华商电力公司一直在押宝北洋系。

从这里我们也能清楚看到，从恭亲王开始到曹汝霖，戒台寺周边地区也一直在北洋系手里。

1919年五四运动，有好几层背景。最直接的自然是外交主权争议，但深层是北洋两大派系的厮杀。

研究系和新交通系。

研究系是以汤化龙为首的原由进步党议员所组成的宪法案研究会，与以梁启超为首组成的长期宪法研究同志会合并为宪法研究会而组成的政治派系。该派系掌控主流舆论阵地，李大钊担任过第一任总编的《晨报》就是他们创建的，而他们针对的对象就是新交通系。

1916年段祺瑞执政后，曹汝霖任交通总长兼署外交总长，年底又任交通银行总理，与陆宗舆等控制外交机关和部分财权，在新国会中收买一部分议员，形成亲日的官僚集团，称新交通系。

4月开始，研究系重要人物、前司法总长林长民（林徽因父亲）在《晨报》连发文章，抨击曹汝霖以中日密约向日方借款。

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刊文，疾呼山东亡矣，从而引发五四运动。

而对曹汝霖来说，他已经完成了弃车保帅。

叙述到这里，我想一个巨大的蓝图已经展开了。

一、北京，自元大都建立起，人口一直在增加。也因此北京城对京西煤炭的要求与日俱增。而到近代，自恭亲王和李鸿章开启洋务，北京城对消费和工业的需求更高，于是煤炭需求指数倍上涨。而在电力时代来临后，这件事成为了主要矛盾。

二、戒台寺，自王振起，一直和高层关系密切。等到恭亲王来到这里后，更是成为了洋务派的大本营，起初他们可能只是将这里视作是政治据点，但经过了一代、两代人以后，这一切就都变了。更主要的是，由于恭亲王的强力压制，19世纪戒台寺附近的煤窑完全没有开采，也没有真正的话事人出现。

三、洋务派，自恭亲王和李鸿章起，已经发展了几十年很多人。这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派系，1代恭亲王和李鸿章，1.5代袁世凯，2代徐世昌，2.5代曹汝霖。中国政局变化频繁，但由于他们掌握了大量资源命脉以及对外关系，所以始终延续。

一切线索都汇聚在了曹汝霖身上。

曹汝霖已经是铁路资源的掌控者了。而他最后要完成的那块拼图，就是煤炭。

而对于曹汝霖来说，后面的时机其实也刚刚好。

1919年以后的北洋政府就再也没有消停过了。

1920年直皖战争，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联合奉系张作霖，与皖系军阀段祺瑞为争夺北京政权在京津地区爆发的军事冲突，最终以皖系战败告终。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曹锟、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两派在京汉路长辛店和津浦路马厂一带发生战争，结果奉军败退，双方协定以山海关为界，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权。

换言之，这几年恰好北洋乱局，四分五裂，已经不再是派系在朝堂中的斗争，而是开启了军事战争。

在这个背景下，曹汝霖反而借助自己掌握的资源，一步步完成了新的布局。

戒台寺恭亲王居住的牡丹院东墙外，有一块早于1922年的碑。

1921，戒台寺。

曹汝霖等开山修路碑。

碑文是这么写的：爰商诸曹润田先生，以本寺至岢罗屯，自石佛村至罗睺岭一带，山路崎岖。自道光间，经智天祥祖修葺，今已年久，均坑陷不平。达文欲募资重修，以便行旅，藉赡灾黎。荷曹公慨许，倡捐钜款，召集附近灾黎数百人，刻日兴工，自春祖夏，厥功告成。王道荡平，行旅咸称便利。以工代赈，饥民得庆更生。靡不出自诸善士之。惠也。

碑上参与捐钱的有：信士李国杰、曹汝霖、陆悟慧、杨仲和、马辉堂、邓君翔、余叔岩。

先看人物。

李国杰上面说过了，李鸿章的孙子。

杨仲和，山西商会会长。

马辉堂，民国初实业家。

邓君翔，汇丰银行买办。

余叔岩，谭鑫培的徒弟。

那事件呢？说的是看到山路崎岖，曹汝霖发了善心，召集了周边的民众，以工代赈修路。

多么体面的一件事。

名流名士心怀苍生，以工代赈、救灾行善，让灾民修路，既节省成本，又博取民心、获得官府认可。

真的吗？

我们带着这个疑问，再来看一块碑。

大总统徐世昌戒坛寺碑。

1921，戒台寺。

碑文里写：若此泉石之溉被葱郁，又若彼则信乎其有，护于保障，而必不可以矿而荒之。遗迹之必护惜，揆之矿务条列亦应然也。

意思还是说这块地方不能因为矿业而荒废。

落款是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

曹汝霖等人修路的碑落款是中华民国十年仲夏。

1921年夏天，曹汝霖出资修路。

当年冬天，大总统就亲临了。

多么体面的一件事。

大总统心怀苍生，不忍千年古刹被民间滥采摧毁，于是亲临寺院，亲笔书写，告诫众人。

可以回过头来看看文章最一开始的那块碑了。

1922，戒台寺。

那也是多么体面的一件事。

名流名士心怀苍生，不忍千年古刹被民间滥采摧毁，于是跨圈层派系联名、立碑定界，禁绝私挖，护住了京西山水文脉，护住了戒台寺千年基业。

还是那个问题，真的吗？

整整四十六个名字，横跨满清遗老、交通系财阀、满蒙王公、北洋军政、淮系世家，覆盖了当时中国所有手握实权、掌控资源、制定规则的顶级圈层。

这是一群半生厮杀、互为死敌的人。北洋二十年，派系割据、南北对峙、府院之争、直皖大战，他们为权力厮杀、为财权反目、为地盘兵戎相见，几乎没有任何一件事务，能让他们放下所有恩怨、摒弃所有分歧、达成绝对统一的共识。

为了西山一座古寺、一纸看似无关紧要的禁山令，镇守关外、寓居津沪、蛰伏京城的各路大佬，全员联名站台背书。

没有天灾逼迫，没有战乱威胁，没有强制政令，没有舆论裹挟。

所以，真的是在为佛门积德吗？

答案如果真的这么简单，那也不需要我们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讲述这个故事了。

这是一场被包装起来的资源掠夺史。

在近代中国所有的资源掠夺史中，武力劫掠往往最容易被人铭记，火烧圆明园、割地赔款、军阀横征暴敛，这些事件白纸黑字写在教科书里。但拿着朝廷法度、披着文明外衣、打着公益旗号的温柔收割，却往往以极致体面的博弈，不仅拿了面子，还拿了里子。

我们再来看看那几年的一些事。

1921年4月，京兆尹拨款30万元，修建京门公路永定河上三家店水泥桥。该桥由法籍工程师设计，当地民工施工，通车后方便了门头沟煤炭外运，时为北京第一座水泥结构桥梁。

1921年8月，石景山发电厂1、2、3号炉建成。

1921年10月，石景山发电厂2号机组建成。

1922年2月，石景山至市内33千伏输电线架设完工。石景山发电厂开始向市内送电。

别忘了徐世昌自己就是商部出来的，曾经亲手扶持过华商电力公司。

于是答案非常清晰了。

所谓的禁煤，实际上是曹汝霖在背后牵线完成的一场北洋系垄断交易。

曹汝霖自己就是大量煤矿的股东董事甚至董事长，正丰煤矿、六河沟煤矿等等。

1919年，曹汝霖在最后关头确定布局石景山。

1921年，曹汝霖以公益名义修路，实际上是完成运煤通道和人力动员，年底请大总统亲临完成合法性构建。

1922年，石景山发电厂正式运营，曹汝霖再次请李国杰出山，牵头完成北洋的联名刻碑，确定京西地区煤窑的归属权。

是的，1922年禁山碑四十六人联名，最耐人寻味的细节，就是排头第一人并非实权大佬曹汝霖、张作霖，而是看似低调的李国杰。这不是资历问题，不是地位问题，而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结果。

因为李国杰不是实权人物，但他是北洋祖师爷的后人。

已经是1922年了，派系厮杀白热化，任何派系大佬牵头，都会被对手无限放大、攻击，只有找到和所有人都有关系但都没有立场派系的人，才能成为那个出面协调的人。

所以现在我们才能真正回答文首那三个问题。

而曹汝霖此举的另一个目的是什么？

雨露均沾。

我们现在可以仔细研究一下这46人名单，一定会有很多疑惑。

远在关外的张作霖、早已下野的张勋、寓居外地的张敬尧，和西山戒台寺毫无交集，常年不驻京城、不涉京西事务，为何隔空联名、无偿站台？

答案是，曹汝霖因为自己下台了，反而不再牵扯派系斗争，此时的他选择将煤窑开放给当时明面上的所有人，大家都有钱可赚。曹汝霖不是军阀，手上没有兵，但铁路、矿权、能源等实业资源是他的安身底牌。

所以这事实上是1922年那个北洋的关键时期下，顶层人士心照不宣的利益结盟。

只是他们全都没有意识到的是，北洋在那个时候已经岌岌可危了。虽然他们还在舞台上，但南方的多股力量正在崛起，没有几年就会让他们知道，有的东西是可以席卷他们的，很快他们中间所有人都会退场。

所有人。

只不过，到了1936年，很多北洋的后人们终于想明白，于是主动参加了一二九，完成了对自己的改变。而后来我们也不得不意识到，每一个领域的叙述起点可能都绕不开洋务派。

至此，我们终于完成了横跨几百年的故事讲述。

先有戒台寺，后有北京城。

文丨魏春亮

在昨天的文章《太痛心了，山西矿难，本可以避免的》里，我写了山西留神峪煤矿的各种乱象。

我本来以为，死亡人数变来变去、123人查无信息、图纸不符这些，就已经足够让人瞠目结舌了，但没想到，随着更多报道出来，乱象远不止这些。

山西留神峪煤矿矿难，真是越扒越让人惊心。

01、形同虚设的定位卡

定位卡是矿难救援最关键的一步，定位卡可以实时把矿工精准定位到具体的巷道和工作面，以方便救援人员施救。

可这次救援的最大难点之一，恰恰也出现在定位卡上——

实际下井247人，只有144人带了定位卡，103人根本就没带。

虽然国家规定入井人员必须携带定位卡，井口检查人员必须严格检查。但新华社的报道里，留神峪煤矿的支护工张师傅表示，领导说不用带，也没有人监管此事。

他自己佩戴矿灯、安全帽和自救器就下井了，一般没有定位卡。

02、偷采

而之所以不带定位卡，是因为煤矿偷采。

我在上篇文章中说，留神峪煤矿给出的图纸与实际不符，矿内有本不允许贯通的巷道口被私自开通。

而这些，都是为了在“隐蔽工作面”偷采。

新增工作面，是要报备给相关部门审核的。一个矿同时生产几个工作面、每个工作面安排多少工人，都有明确要求。

于是，上级检查前，煤矿会临时封闭违规作业面。

于是，留神峪领导就不让工人带定位卡下井，要是在这种作业面工作的矿工带定位卡，偷采的事就暴露了。

03、打干眼

《凤凰周刊》的“冷杉RECORD”账号报道，一位在留神峪煤矿三号井工作过的掘进工说，矿井为了让综掘机不趴窝，都是在井下“打干眼”，也就是在不喷水降尘的情况下进行钻孔作业。

而根据《煤矿安全规程》和相关技术规范，这种行为通常是被严格禁止或受限的，理由也很简单：

干式钻孔会产生大量的煤尘或岩尘，工人长期吸入易患矽肺病或煤工尘肺病；

同时，高浓度的煤尘具有爆炸性，钻头摩擦产生的热量或静电可能引发瓦斯、煤尘爆炸。

而据他说，井下的粉尘“相当大”。

04、劳务外包

好几篇报道里，记者都采访到一些外包矿工。

有一个张师傅说，自己是外包队的，都是通过打工的朋友，一个介绍一个：

“我来（矿上）的时候，自己买的（工作）衣服，穿的安全帽、水鞋都是自己买的。队里面，一双手套都没发过。”

有外包工人说，矿上有很多“黑户”，而那123个查不到有效信息的人，就是黑户。

有了这些外包临时工，安全培训和保障义务就能被转嫁出去，自然不用考虑他们的安全。

05、延迟两个半小时和根本没有的通知

一位矿建辅助队工人说，自己在一个离爆炸点三四公里远的作业区，爆炸时他并未发现什么异常情况，继续工作。

爆炸发生在5月22日19时29分，可直到当晚22点后，他才接到通知后开始撤离。

撤离通知足足迟到了2个半小时！

就在撤离的途中，这位工人就发现，许多工友倒在巷道内。

而他随身携带的自救吸氧机仅使用了七八分钟便耗尽氧气，而此前他从未实际使用过该设备。

更神奇的是，事故发生后，内部通知继续上班，仍在彻夜工作。2号井工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离爆炸的3号井口一两公里外，仍在彻夜工作，直到凌晨5点才下班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些，还只是我看到的一部分，我没看到的报道，可能还有很多很多。

感觉这个煤矿，像是一个四面漏风的屋子，想要堵漏洞，都不知道从哪里堵起。

这个煤矿的安全管理，全面崩溃。甚至在抢救的过程中，他们还想瞒和欺，拿出阴阳图纸给救援队。惹得现场调度指挥人员怒斥：

“都到这个关键时刻了，难道还要隐瞒吗？”

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山西留神峪煤矿出事后，全国多地领导干部开始下井，督导安全生产工作了。

虽然说领导下井是好事，可靠出事了才临时行动，靠一股子运动式的热情，矿难真的能够避免吗？

看到留神峪四面漏风，还被官方认定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二级达标煤矿，我就没多少信心。

我只是有点心疼井下的矿工，“冷杉RECORD”账号说，在留神峪煤矿，在井下，一个月全勤能挣一万多，但在地面只能挣三千。

不冒险就挣不到那么多钱，能挣到那么多钱，却不一定有命花。

他们在两难中活，也在两难中死。

唉……

——The End——

这件事看起来非常让人痛心。

贵州的一个5岁小姑娘，被受惊的马冲进小区，缰绳缠住了脖子，就这么拖死了。

小姑娘的家人肯定是悲痛欲绝，那个养马的老头，也是遭遇了牢狱之灾。

这件事在我们外人看来，就属于槽多无口：

1.小区怎么还能养马？

因为这个小区是国营林场宿舍，门外就是山；

2.小区养马为什么没有人管？

因为这是远郊区，你琢磨啊，林场宿舍，虽然是省会的地方，但已经非常偏了，他养的又不多，就没有必须要饲养证。

3.群众投诉了他养马为什么没人管

单位已经耐心劝解过了呀，但是这老头没听，怪谁呢？

这小区没物业，是公房，不找单位，还能找谁？

小危险就这么卷成了大危险，大危险就这样吞噬了生命。

出了事想要找时间机器，就来不及了

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对付不负责任的恶邻，一定要锲而不舍。

恶邻有很多种，这种在小区后山上养马的，属于极致地形上的极品人，我们在城市当中遇到的比较少。

更多的还是：电动车上楼的、制造噪音的、侵占空间的、囤积垃圾废纸壳的、楼梯间抽烟的，违规养狗的还有疑神疑鬼瞎投诉的。

简单说一点对付他们的共同要点：

1.如果你觉得你的邻居的有些作为很危险，一定要及时投诉，要把所有沾边的投诉都打一遍。

注意啊，这个非常重要，有的朋友找一次派出所，发现邻居还是继续囤积纸箱子，就认定上面不会管，这是不对的。

纸箱子其实事关消防安全，你应该再打12345报给消防，让消防再来查一次。

2.要打给有执法权的部门。

只跟物业反映是不够的，物业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劝导。

社区别看不是正式的政府，他们说很多事是算数的，可以施压。

街道也就是乡镇，是正式的政府，他们是可以干涉一些事的。以及公安、城管、消防、卫健（控烟）。

还有一些单位比较冷门，比如如果你的房子是商住性质，可以注册公司，你也可以投诉领居出租的地址有问题。

有几年甚至教委都管事儿，你敢补课，上门把你家教育一遍。

3.要上价值，往大里说危险

像有邻居在小区里养马，噪音、异味扰民了，这事儿应该怎么报警？

要说“如果马惊了，伤人怎么办”。

一定要考虑恶性案件的可能。

同样邻居家违规养了烈性犬，你也不能说他家狗叫扰民，那就没人管了，你要说那是烈性犬，之前就咬过人，私了了，早晚会出大事，形成舆情。

基层都怕舆情，因为舆情会丢帽子。所以要用可能形成舆情的事件来劝说他们。

4.不要见好就收，要避免死灰复燃

有的恶邻对法律没有任何的敬畏之心，别人责令他整改，他可能把恶犬暂时送走，有半个月就又接回来了。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觉得“他已经接受教训了，应该会拴狗了吧”。

要坚决再次投诉，等待有关部门反应。

你不用客气，你已经得罪他了。

要知道，对有关部门来说，被处理过的人耍鸡贼，才是最大的麻烦制造者，我们不是。

5.和有关部门同志的相处之道

有的朋友，好学生做惯了，总觉得麻烦了有关部门的同志，人家会很嫌弃我们，找我们的茬。

这是不对的，确实有些觉悟很低的同志会说这种话：“怎么就你这么多事儿？”

他要敢说这句话，你就打开摄像头，让他把这句话再说一遍，他不敢的。

然后你就一字一句地告诉他：

“我发现了身边的安全隐患，我告诉了您，这是我的公民义务。”

“您倒好，责备我一个热心市民，我不知道您这种奇怪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不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如果您觉得我告诉您是麻烦您，那我肯定也有往上反映的渠道，此外，我是真心实意为您好，真出了事儿，您还能舒舒服服，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吗？肯定要被连累，您猜是不是？”

这段视频有了，存好。

希望永远都用不着。

这条新闻一直在持续刷屏，我很遗憾。

如此“抢新闻”，真的挺悲哀的。

报道灾难现场，是最应该讲新闻伦理的。

当然，媒体都在报道网暴戴金环女干部这事，也的确是因为这些网暴者没有人性。他们纯属乌合之众，说是垃圾人也不过。

发生在湖南石门县的这场强降雨，让超10万人受灾。

“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

这是龙池河村女支书向金元呐喊，喉咙都喊嘶哑了，眼眶都是红肿的，眼泪在止不住地往下流。

网暴者根本不看这些主流的主要的关键看点，看不到这名女干部的奔命，只是盯在她耳朵上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

“一个耳环有50克”“2两黄金应该摘了拍”“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这大金耳环是怎么来的”…

每一句质疑都看着一脸正义，但每个字都在榨出他们灵魂猥琐。

女干部说，她忙救灾工作一天24小时时都不够用，不会去理会那些评论。

那，我来说下吧！

对个耳环这个寻常装饰品煞有介事地追问，不抓主要矛盾，仇富仇到如此扭曲，原因就两个字：

心穷！

李娟老师说：“心穷穷三代！”

这些没人性的网暴者，穷八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