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60周年。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通常被视为文革正式启动的重要节点。文件提出警惕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强调阶级斗争。6月1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此后，北京高校和中学陆续出现群众组织，文革逐渐由党内整风扩大为全国政治运动。

60年后，多位文革亲历者接受采访时表示，文革并非突然爆发，而是此前历次政治运动长期累积后的结果。他们认为，今天社会对于文革的讨论，仍有许多被忽视的历史细节。

谈及文革与“五一六通知”的关系，中国独立作家王继本周日（17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文革并非突然发生，而是在此前政治运动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他说：“五一六通知就是一个政策，是反文明、反文化，是1949年政治路线的一个延续。文革是把整个事情做到了极端、表面化、武器化，装门面的法律也被践踏在脚下。”

中国文革不是突然发生

曾经历“文革”的王继说，文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包括所谓的红二代，当年薄熙来就是红卫兵，孔丹也是红卫兵，他们还占领过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领导下的公安部。”

在“五一六通知”出台前，中共高层已围绕文艺批判和政治路线问题出现争议。1965年底，历史学家吴晗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遭批判，相关讨论随后由文艺问题逐步扩大至政治领域。此后，北京市委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试图将讨论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但毛泽东对此表示不满。1966年春，中共高层开始调整文革工作部署，“五一六通知”随后出台。

王继认为，文件中强调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内容并非新提法，而是在此前政治运动中已经长期存在。

王继对记者说：“六十年代的时候这些都已经说过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新鲜的。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运动公开化、武器化，更有攻击和破坏力，可以把一切东西，包括还装点样子的法律，都踩在脚下。”

王继将反右运动、大饥荒和后来的文革视为一条连续轨迹。他说：“如果反右能够建纪念馆，或者三年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有纪念馆，有反思和忏悔，那就不会有文革。甚至不会有八九六四，也不会有后来封国封城。”

“四清”之后的第一代红卫兵

1963年至1966年，中共开展“四清运动”，主要内容包括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文革启动前后，各地工作组进入学校和基层机构。当时社会还存在“红五类”“黑五类”等政治身份划分。

另一位接受采访的中国独立作家程政，其父亲在文革期间担任矿长。程政认为，今天很多讨论把红卫兵和造反派混为一谈，忽略了文革内部不同阶段的变化。

程政说：“因为我们之前‘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在‘四清’工作组领导下，也就是刘少奇、王光美他们派出去工作组领导下，各地‘文革’一开始打击的，依旧是以前历次运动打击的‘五类分子’，伤害的还是这些人。”

他说，文革初期遭受冲击的仍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对象：“这是文革初期的历史。这才有北京打死那么多老师、校长。那会儿第一代红卫兵，在各个地方基本还是‘红二代’为主，我们称之为第一代红卫兵。”

“炮打司令部”与第二代红卫兵

1966年8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程政认为，这成为文革内部的重要转折。程政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本来针对的是刘少奇以及整个文官系统。但是毛泽东发现整个运动又被他们带偏了，这才有了《炮打司令部》。”

程政认为，此后斗争方向发生变化：“《炮打司令部》里面直接说，要揪出党内赫鲁晓夫，睡在我们枕头边上的赫鲁晓夫。针对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针对那些群众。”

程政表示，此后出现第二批红卫兵，也就是后来被称为造反派的群体：“这里面有很大一批人，是建国17年来历次运动里面受歧视、受打压的年轻人。他们十几年来对制度充满不满。当老毛号召群众起来批斗这些官僚、这些当权派的时候，民间觉得终于有机会造反了，而且是名正言顺响应毛主席号召。”

“一个地方分成两派”

随着群众组织不断分裂，各地开始出现“造反派”与“保皇派”两大阵营。提及“保皇派”，程政说：“保皇派就是保护这些老领导的派别，也形成自己的组织。这样两派开始武斗，两派都在各地抢枪。这都是我们同龄人在少年时候亲眼目睹过的事情。”

1967年至1968年间，武汉、重庆、广西等地相继出现武斗和流血事件。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抢夺枪械和军事冲突。

程政回忆，当时大多数人并无法看清高层政治变化。他说：“连那些被打的人，一样不敢背叛毛主席。只有极少数高层的人，可能刘少奇身边这些人才看得清楚。民间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宫廷斗争？普通人根本不知道。”

“九一三以后开始变化”

1971年9月13日，中共官方宣布，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在出逃途中坠机身亡。程政认为，真正大面积开始反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说：“真正大面积开始思考：毛这个事情做得到底对还是不对，严格意义上说，是九一三以后。”

江西文史学者李建国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把十年文革分成两个阶段，林彪逃亡事件是一个分水岭。他回忆说：“那时候，我在参加生产队会议，支书传达九一三事件，说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我们觉得很奇怪，林副主席为什么要逃跑，我们怎么都想不通。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怀疑中央领导人出现斗争。”

李建国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当局打成“牛鬼蛇神”，先后被囚禁近20年。他说：“我父亲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就被他们囚禁审查，1966年被送进牛棚，1974年春季前才被放出来，三年后才被‘摘帽’。”

李建国说，父亲被指控的罪名完全是无中生有：“说他恶毒攻击江青，恶毒攻击毛主席，闭着眼睛喊毛主席万岁，就把他从牛棚转到监狱。我家经济来源全靠我父亲，我爸被关，我只好住到农村姑姑家，总算有一口饭吃。”

后文革时代仍在讨论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后，华国锋与叶剑英等人抓捕“四人帮”，文革进入尾声。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正式历史结论，并将其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十年内乱”。

作家王继说，他当天（17日）在微信发布一段话，立即被屏蔽：“我说如果把反右建一个纪念馆，建文革纪念馆，五一六周年是昨天，我知道我是被关注的，有四五个帖子也封掉了。”

比较60年前的文革与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王继说：“文革从来没有结束过。我们一直处于文革中，只是时而激烈、时而表面化一些，时而隐蔽一些。我一直是这个观点。”

作家程政则提出另一个说法：“我不把今天称为后文革时代。如果叫文革后时代，那意味着文革结束了。但你又不能说现在完全是文革时代。其实一切都没有变，只是处理方式、控制方式改变了，控制权力的方式变了。”

责编：李诺

中国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5月7日被中国军事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翌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发表评论称，“军中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外界认为，解放军军中整肃已从反腐进一步转向政治忠诚审查，军方内部的不稳定问题再次受到关注。

新华社5月7日报道，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因受贿罪被判死缓；李尚福则因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被判死缓。两人在死缓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并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这是中国近年少见针对副国级军方高层的重判。此前落马的中共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以及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房峰辉等人，均未被判死缓。

两位防长被定格量刑引关注

旅居欧洲的资深媒体人吕先生本周一接受本台采访时说，魏凤和与李尚福双双被判死缓，是军方高层数十年来极其罕见的现象：“10多年前，薄熙来因受贿、贪污等罪名被判无期徒刑，后来周永康因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也只是判无期。到了2022年9月，傅政华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外界已经看到中共对高级官员的量刑开始加重。现在两名前国防部长同时被判死缓，而且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说明北京对军队系统问题的定性已经明显升级。”

吕先生认为，北京对两位前国防部长“顶格量刑”，对当局而言属于2026年的“反腐成果”，官方强调的是“从严治军”和“清除腐败”，但实际更像一场持续扩大的军中整肃行动。

他说：“最近几年，火箭军、海军、战略支援系统等多个军种高级将领接连出事，总装备系统持续被查，军工企业高层也频繁落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五大战区是习近平2016年军改后亲手建立的，现在不少战区司令员、政委被传接受调查或长期缺席重要活动。说明习时代建立的军队体系，已经出现严重问题。”

军报强调“绝不能有二心”

在官方宣布两位前防长被判刑的翌日，5月8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刊发评论文章《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称魏凤和、李尚福“信仰坍塌、忠诚失节”，“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并提出“军中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

时事评论人士刘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解放军报》这篇社论的重点已经不仅是反腐，而是对军队内部进行政治警告：“过去军队反腐强调的是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现在重点变成了‘忠诚失节’、‘怀有二心’。这说明最高层担心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贪腐，而是军中是否存在不受控制的人际关系网络。”

刘先生表示，军报此前曾使用“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等重话指控张又侠、刘振立，引发外界对军中高层权力斗争的关注。他说：“这次李尚福、魏凤和案件，很可能和装备系统、军委内部的人事关系有关。尤其李尚福被加上‘行贿罪’，外界自然会联想到他的上级关系。李尚福长期在装备系统任职，而张又侠过去也长期主管装备系统，因此外界会产生各种联想。”

《解放军报》的评论还提出，“没有免罪‘丹书铁券’，没有‘铁帽子王’”，“涉及多少查多少，牵扯多深挖多深”。

各军兵忠高层持接连出事

魏凤和长期在火箭军系统任职，曾任火箭军司令员，2017年出任国防部长。李尚福长期在总装备系统任职，曾任总装备部副部长、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2023年3月，李尚福接替魏凤和出任国防部长，同年7月后未再公开露面。由于李尚福长期在装备系统任职，而张又侠过去也长期主管装备系统，因此外界对相关案件产生多种联想。

对于习近平提拔的人频繁出事，学者梁勤表示，习近平长期倾向于提拔有共事经历或具有地方背景联系的“熟人”，例如所谓“闽江新军”“之江新军”以及陕西背景官员。

他说：“这种基于个人信任，而不是严格制度化选拔的用人模式，容易让官员之间形成关系网络。当这些人进入更高层级、掌握更大权力后，一些潜在的腐败问题，甚至政治野心，才会逐渐暴露出来，最后形成难以控制的局面。”

责编：李诺

无国界记者组织（RSF）4月30日公布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8，连续多年处于全球倒数行列，被评为“状况恶劣”。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共有121名媒体从业人员身陷囹圄，为全球之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闻报道从开放逐步倒退，不少媒体人对此感到困扰。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高先生看到相关排名后表示“并不意外”。高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印象中我在媒体的时候，大概2002年至2005年，中国的排名还没有现在这么难看，当时大概在130多名到150多名之间，后面还有十几二十个国家垫底。现在这些尾巴都快没有了，这几年基本都是倒数。”

法律工具扩张 媒体管控升级

报告指出，中国近年来持续扩大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工具的适用范围，包括以国家安全法规对记者及媒体活动进行限制。报告还提到，中国的信息管控模式正在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越南（第174名）与缅甸（第166名）近年来均参照中国法律架构，制定网络安全相关法规，加强对互联网与媒体的监管。

高先生表示，当局对新闻媒体的管控一直存在，但近年明显加强：“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比较严格，记者需要考核、培训，五年一审，通不过记者证就会被取消，对调查记者要求更严。当时就有不少调查记者被抓。”他认为，目前对记者的管控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

2026年新闻自由指数发布记者会4月30日在台北举行，无国界记者组织亚太办事处代表艾维昂、倡议经理白奥兰、倡议专员侯亚瑟等人出席。

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亚太地区仍是全球新闻自由受限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32个受评国家和地区中，有21个被列为“状况艰难”或“状况恶劣”。报告认为，该地区新闻环境持续恶化，主要原因在于各国政府借助法律手段对媒体施压，包括滥用诉讼及扩大国家安全法规的适用范围。

记者生存空间收缩 学界指向制度变化

一名中国独立记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敢说真话的媒体空间正在缩小：“现在的媒体几乎不算媒体，过去体育、娱乐新闻相对宽松，现在连这些内容也受到限制，政治新闻更缺乏真实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现在连照片都很少发布，更不用说视频。”

无国界记者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近三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均排名第178位，连续位列全球倒数第三，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长期处于末端。

中国新闻研究学者冯女士对记者说，中国新闻环境的收紧已从传统审查转向法律与刑事手段并用。她说：“过去主要是内容审查，现在更多通过国家安全法律界定新闻行为，一些报道被直接认定为违法，这使记者面临的风险明显提高。当法律界定不清时，执法空间就会扩大，记者很难判断哪些属于正常报道，哪些会被认定为违法。”

香港与全球对比 新闻自由整体下滑

报告指出，香港在本次新闻自由指数中排名第140位，被评为“状况恶劣”。媒体人黎智英近期被判刑20年，被视为香港新闻自由倒退的重要指标，也是当地记者面临的最重刑罚案例之一。

报告同时提到，即便在部分民主国家，新闻自由亦面临压力。例如日本（第62名）因国家机密法被指对媒体形成寒蝉效应；韩国（第47名）推动打击“虚假信息”的措施亦引发争议。

从全球范围来看，新闻自由整体呈下降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首次有超过一半国家（52.2%）被列为“状况艰难”或“状况恶劣”，为25年来首次，相较2002年的13.7%明显上升。

在排名方面，挪威连续第10年位居全球第一，厄立特里亚继续排名最后。台湾排名第28，虽较去年下滑4位，但仍为亚洲排名最高地区。

责编：李诺

4月28日，中国国家安全部发布文章，将近年在抖音、快手等平台流行的“躺平”内容与境外势力联系。文章称，有境外组织资助所谓“躺平网红”，批量制作“躺平即正义”“反内卷等于反剥削”等短视频，并通过平台传播。

在该文中，国安部表示，近年来有“境外反华势力”透过网络平台，放大社会焦虑，传播“努力无用”“奋斗吃亏”等观点。文章还称，有境外组织资助媒体、智库及“躺平网红”，批量制作短视频，进行所谓“躺平洗脑”，影响部分青年认知。

文中并提到，“他们只希望我们的青年‘躺平’，将我们的发展红利、战略机遇、民族未来拱手相让”。相关说法发布后，在网络上引发不同解读。

当下年轻人有独立判断能力

对于上述说法，广东网民刘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下的年轻人有独立判断能力，不轻易相信媒体宣传：“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务实，如果我努力换不来我想要的，那我就干脆不努力，所以说有关部门把这些（不努力）的问题推给境外势力，是想把人当成傻子。年轻人都知道国外的情况，他们（当局）不去反思自己的问题。”

刘先生说，假如大陆有公平竞争的平台，年轻人不至于沦落到要“躺平”的地步：“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嘲笑当局的内容，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问题。没有公平公正的平台，为年轻人奋斗、追求提供帮助。”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用户对国安部的说法提出疑问。有留言指出，“如果存在境外资助，应该公布具体案例与证据”，也有人将“躺平”与房价、就业压力联系起来，认为是个体选择的结果。还有网民留言：能不能公示名单，谁被资助了，挣了多少黑钱，是怎么被腐蚀的：“我真的很想知道哪个网红拿着境外势力的钱鼓吹躺平，是哪个平台的网红。”

国安部不该干预网民愿望

安徽前检察官沈良庆对本台说，他看到国家安全部把在抖音、快手上用短视频鼓吹“躺平”“反内卷”“反剥削”言论的网红，定性为受境外势力支持、危害国家安全的群体，感到很吃惊，而不仅仅是滑稽：“无论这些网络言论是对还是错，都属于思想言论范畴。即使按照中国管控思想舆论的一贯做法要管，也应该由宣传和新闻出版部门管理，对这种在官方看来是严重错误的思想、观点进行批判，而不是由国家安全部去抓所谓受境外组织支持的敌对势力。这种以抓危害国家安全敌对势力、抓特务的做法，让人感觉回到了文革时代。”

近年来，“躺平”一词在中国网络流行，被用来形容年轻人对高强度竞争与生活压力的回应。“躺平主义”主张不买房、不结婚、不生育、不消费，维持最低生活状态，拒绝成为被剥削的劳动者。中国官方近年来多次对相关言论进行整顿与引导。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3月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为16.9%，为今年以来最高水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4%。有专家指出，年轻人实际失业率远高于官方公布数据，内部统计已达约34%。

“躺平”是全民抵抗情绪发泄

大陆法律学者陆沉渊表示，国安部将“躺平”与境外势力挂钩是不公正的表述，而且荒唐。他说，“躺平”是一种集体情绪表达：“第一反映了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难度，在这种非常高难度下，很多人就放弃了奋斗；另一种是很多人被收割、被剥削后的一种消极抵抗。中共对工薪阶层、底层人通过高房价的盘剥是非常厉害的，无论你如何努力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

目前，中国国安部未披露具体涉及的组织或个案细节。相关说法仍在网络上持续引发讨论。

责编：李诺

2026年4月15日，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布报告称，中国当局正扩大对天主教群体的管控，推动地下教会并入官方体系，并在宗教活动、人员流动及意识形态层面实施更严格措施。

这份针对中国的人权报告指出，中国约有1200万天主教徒，仅被允许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体系内进行宗教活动。拒绝加入该体系的地下教会，成为近年来执法重点。多地教堂被拆除或关闭，十字架被移除，信徒与神职人员受到威胁与限制。

河北保定一位郭姓天主教司铎郭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过去外国教职人员可来中国大陆交流，但近年需提前申请：“现在外国教友要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交流，需要向天主教保定市爱国会及教务委员会申请，说明情况、目的、停留时间，基本不会批准他们来。我们想出国也不行。”

谈及信仰自由，郭先生说：“宪法说公民有信仰自由，其实这种自由是在政府领导下的自由，就是要听政府的。天主教要中国化，普通人可以出国，我们不行，要上面批。这两年规定越来越收紧，很多对外交流基本停止了。在国内的地下教会如果不被认可，也不能公开活动。”

“宗教中国化”政策限制教会活动

报告回顾，2016年中共提出“宗教中国化”方针，要求宗教教义、组织与实践体现中共意识形态及以汉文化为中心的表达。此后，全国范围内陆续出现拆除教堂、限制非官方聚会、查禁未经批准的宗教出版物及应用程序等情况。

2018年梵蒂冈与中国达成主教任命协议。根据安排，北京方面提出主教人选，教宗可行使否决权。报告指出，该协议已续签三次，有效至2028年，且教宗尚未否决任何中方提名。

有研究中梵关系的学者指出，这一机制在实际运行中，已成为推动地下教会纳入官方体系的重要制度工具。该学者对记者说：“从形式上看，协议是解决主教任命问题，但在执行层面，北京掌握提名权，就掌握了主导权。地下教会如果不进入这个体系，就会逐步失去合法性与生存空间。”

他表示，随着地下主教逐渐老去且缺乏新的任命来源，原有教会结构正在被重组：“新的主教体系基本都在官方框架内产生，地下教会的人事体系会慢慢被替代，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据受访者郭先生透露，有关部门正以相关协议为依据，对地下教会持续施加压力，要求神职人员加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并将此作为其继续从事教职活动的前提条件。

多名神职人员至今仍被限制自由

报告列举多起个案。地下教会主教苏志民（天主教保定教区正权主教）现年94岁仍处于失踪状态，邢文之（天主教上海教区原辅理主教）亦未公开露面；郭希锦（天主教闽东教区原辅理主教）、邵祝敏（天主教温州教区正权主教）长期被限制行动；崔泰（天主教宣化教区正权主教）与马达钦（天主教上海教区辅理主教）曾被拘押并被限制履职。

郭先生说，保定教区正权主教苏志民至今处于失联状态：“我托几位教友去到处打听，他的亲友公开回避，说他们压力很大。”

报告还披露，有神职人员在获释后仍无法正常生活。一名神父被禁止开设银行账户、办理手机卡及护照，被受访者形容为“几乎没有生存条件”。一名来自陕西的信徒表示，其所在教会在被迫转为官方教会后，当局将礼拜时间调整至不便参与的时段，导致出席人数下降。

上海一位赵姓天主教神职人员对记者说：“现在对未成年人的限制越来越严格，很多教堂都不敢让孩子进来，连简单的参与活动都要考虑风险。我这里有居委会人员经常上门，表面上问你有什么困难需要他们帮助，过年过节还送点水果、油，其实就是怕你发声，再三嘱咐我不要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还说不要给他们带来麻烦。”

报告称，中国部分地区神职人员需定期参加政治培训，部分地方频率达到每周一次以上。2023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发布五年规划，提出教义、礼仪及教会管理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多次强调“宗教中国化”。

未成年人进教堂即封锁大门

另有来自内蒙古的信徒称，一些信众以“婚礼聚会”等形式掩饰宗教活动，以避免在教堂内被监控与限制。报告还提到，一份2025年9月的内部文件要求家长不得在家庭中组织宗教教育，同时要求学校引导学生对相关行为进行举报。

山西省临汾洪洞天主教堂拥有数万教友。该教堂一位教友张先生对记者说：“现在什么都不敢多说，我们这里教堂很多，他们在教堂门口、里面装了不少摄像头。如果发现有人带18岁以下的人进入教堂，就会把门锁起来，直接查封。去年12月，河南许昌有一座天主堂就是这样被封的。”

报告同时指出，上述措施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有关宗教自由的原则，并涉及表达、结社与迁徙等多项基本权利。

人权观察呼吁各国政府关注相关情况，并敦促中国当局停止对宗教群体的限制。有中国宗教人士认为，中国天主教的组织结构与信仰实践正发生变化，地下教会的生存空间正在缩小，宗教活动逐步纳入统一管理体系。

责编：李诺

4月10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入罪门槛由30万元上调至300万元，并明确严惩境外隐瞒与非法支出行为，相关规定将于5月1日起施行。

根据新规，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达到30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差额巨大”，进入刑事追责范围；差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差额特别巨大”，对应更高量刑区间。此前司法实践中，相关标准以30万元作为起点。调整后，30万元至300万元区间的差额，一般不再按照该罪名处理。

安徽前检察官沈良庆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腐败问题是中国社会痼疾，是一党专政的权力垄断体制下的必然结果，垄断权力和真理本身就是为了垄断利益。他说：“所以说，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制度性的腐败，在市场化条件下，权力寻租只会愈演愈烈，贪腐数额越来越大，动辄上亿。在这种情况下惩治贪污腐败的立案和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如果不随着贪腐数额的不断加大水涨船高，总不能把所有官员都抓起来判刑，还要把很多官员都判处死刑吧？”

制度性腐败下的“水涨船高”

新解释共24条，同时明确量刑标准：差额在300万元以上不满1000万元的，可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可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具有将财产用于非法活动或曾因瞒报财产被处分等情形的，从重处罚。

作为对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6年4月18日发布并实施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曾明确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差额在3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属于‘差额巨大’；100万元以上的，属于‘差额特别巨大’”。这一标准在过去多年间一直用于相关案件认定。

广东司法界人士曾先生接受采访时说，相关罪名入罪标准的调整，也引发外界对反腐尺度变化的关注：“这个门槛调高也是没有办法，因为现在贪污受贿的数额太大了。几十万元作为公务员，真的不能叫贪污了，大家都不认为是贪污。大概一二十年前，我办的受贿案，检察院都不愿立案，说太小了。现在更不用说，公务员几乎没有不贪的。”

法律标准随贪污数额“贬值”

根据中国《刑法》第395条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适用于国家工作人员。办案时看的是无法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不是官员全部财产。一旦认定成立，差额部分将依法追缴。

沈良庆说，这次调整幅度较大，将入罪门槛提高至3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也同步上调至1000万元以上。“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不断提高，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特赦，就是统治集团自己特赦自己，否则就要把自己人抓光了。”

网络平台上，有网民留言称，“标准提高之后，一些原本可以入罪的情况，现在不再构成犯罪”；也有声音将这一调整视为重新划定适用范围，甚至认为是对入罪标准的放宽。

严惩境外隐瞒与非法支出

解释（二）还对从重处罚情形作出规定。若将相关财产支出用于非法活动，或曾因瞒报财产被处分，在认定该罪时将从重处理。在涉及境外资产方面，解释明确，隐瞒在境外的存款，折合人民币达到300万元以上的，可认定为“数额较大”。如将相关存款用于非法活动，或曾因隐瞒境外资产被处分，同样作为从重处罚依据。

公开资料显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中国职务犯罪体系中长期被作为补充性条款使用，主要针对无法查明具体受贿或贪污来源的情形。2016年确立的数额标准，此后多年一直作为司法认定依据。

山西法律界人士张先生对记者说，在中国政府官员个人财产无需公开的背景下，官方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这肯定是对贪官的放纵，我们对照西方发达国家公职人员，如日本公开的财产，这个数额肯定非常庞大，这与中共所强调的反腐是相违背的。”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3月23日（本周一）再次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相关座谈会。官方通报称雄安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并再次强调“决策完全正确”。在该项目推进近九年之际，高层再次集中表态。

根据新华社报道，当日行程显示，习近平先后前往雄安启动区、中国华能集团及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并与入驻单位人员接触。

这是习近平相隔两年之后，再次率常委到雄安考察。北京独立学者付涛（化名）本周二（24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与另外两名常委到雄安视察，在目前雄安已经被强行推进的情况下，北京很多中央的大专院校和企业都被要求入驻雄安：“这个进度在过去两年确实是加快了。但是雄安的人气，以及外界对雄安的预期，仍然是相当低迷的，就像中国现在出现的严重通缩一样，雄安也不例外。”

行程与随行人员两年后再访雄安

付涛表示，在这种情形之下，习似乎是为了显示他没有遗忘雄安，就照例去了一趟：

“我认为这更像是一次象征性的视察，对中国目前的通缩状况不会有什么实质改善。但问题在于，从今年春节之后，中共才开始在全党范围内推进所谓的政绩观教育。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雄安作为他亲自划定、亲自部署、亲自规划的项目，它的实际表现，与当前这场政绩观教育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思考的。”

付涛判断，习近平此行可能是试图把这次视察雄安：“作为向党内县处级以上干部进行政绩观教育的一个样板。但问题是，这个样板本身，很难说是一个正面的示范。”

此次习近平等随行人员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以及负责宏观经济与重大项目的副总理何立峰。

随行名单变化 经济系统介入信号

与2023年考察相比，此次随行人员中出现何立峰，被视为一个变化。北京大学社会学者梁先生对记者说：“这次把何立峰带上，说明问题已经不只是政治层面的‘定调’，而是到了需要动用投资和资源去解决实际问题的阶段。”

他说：“如果一个项目需要最高层反复出面，再加上经济系统介入协调，通常意味着它在市场层面还没有形成自我运转能力。雄安目前的问题，不只是建设进度，而是产业与回报能不能跟上。”

疏解仍在推进 行政力量持续主导

根据官媒通报的座谈会会议内容显示，雄安当前仍需分批推进央企、高校及医院等机构迁入，并加强对相关人员的政策保障。

北京一位长期观察区域经济的学者肖先生对记者说：“如果一个城市需要不断靠政策去‘安排人过去’，说明它本身的吸引力还不够。雄安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建得快不快，而是人愿不愿意留下。”

此次考察中，习近平还前往北京四中雄安校区，走进教室并察看学生食堂。官方提及学生应与雄安共同成长。

河北唐山退休教师刘女士告诉记者：“现在不少人是被调过来的，但家里人不一定愿意一起搬。学校、医院这些配套如果跟不上，很难让人真正留下来。”

反复强调“正确” 项目预期出现分歧

在座谈会上，官方再次提及雄安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并称相关决策“完全正确”。类似表述在历次视察中多次出现。

学者肖先生说：“如果一个项目本身运转顺利，其实不需要反复去证明它是对的。现在这种表态，更像是在回应外界对投入与回报的质疑。”

会议中再次提及“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等方向。相关提法延续近年政策框架。

学者肖先生表示：“现在提出这些概念，其实是在为一个还没有成熟产业基础的地方找方向。如果企业没有实际收益预期，单靠政策推动，很难形成稳定的产业生态。”

雄安新区自2017年设立以来，被官方定位为“千年大计”。在多轮高层推动与资源投入之下，相关建设持续推进。然而，在人口导入、产业集聚与资源配置尚未形成内生机制的情况下，该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仍存在不确定性。

责编：李诺

多位1989年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发起筹办的《八九一代》季刊杂志，经过近半年的筹备，近日在美国洛杉矶正式出版发行，并已在当地“六四纪念馆”书店上架。该刊发起人与编委成员多为当年在北京及各地参与学运的学生，现分布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杂志初步定位为季刊，内容涵盖个人回忆、时事观察及历史记录，并面向社会开放投稿。

前八九学运领袖王丹本周三（18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八九一代》由多位当年参与1989年学生运动的人士共同发起。他本人亦为编委之一：“办这份杂志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保留历史记忆，让当年参与八九民运与中国民主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能有一个集结的地方，让当年的八九同学，有一个新的精神家园。”

他介绍，该刊创办主要基于两个目的。一是保存历史记忆，将1989年之后中国民主运动相关的经历与资料进行整理与汇集，为当年的参与者提供一个持续记录与交流的平台。他说，希望借此为“八九一代”建立一个新的精神空间，使相关记忆能够长期留存。

跨世代参与历史书写

二是推动相关群体的再次集结与讨论。王丹说，许多当年参与者仍对中国未来抱有期待，希望通过这一平台重新联系，围绕中国的变化与可能路径展开讨论，“看看还能为中国做些什么”。

他表示，《八九一代》向海内外投稿者开放，不仅限于当年参与者，也欢迎年轻一代围绕1989年历史及相关议题进行研究与写作。他说，未来刊物将逐步纳入更多不同世代的观察与分析，第二期、第三期也会增加相关内容。

王丹说，这份刊物希望在保存历史记忆的同时，延伸至对中国未来的思考，“也希望能得到外界更多的支持”。

延续八十年代学生刊物传统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对记者介绍，《八九一代》杂志的创办，延续了当年学生群体以出版物进行交流与表达的传统。他说，1980年代中国高校曾出现多种学生刊物，成为当时思想讨论的重要渠道，而此次杂志的出现，可以视为这一传统在海外的延续。

胡平说：“办这本刊物非常重要，八九民运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有必要把八九一代作为刊物的名字，这是当代中国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他的来龙去脉、过程以及结果，对今天的影响都值得人们去描述，研究。”

有接近编辑团队的人士说，杂志筹备自2025年下半年启动，参与者通过线上协作完成选题与编辑工作，并逐步建立供稿与审稿机制。“大家分散在不同国家，只能用远程方式配合，但推进一直没有中断。”

普通参与者的记忆正在消失

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表示，1989年的学生运动是一场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但许多普通参与者的经历，后来逐渐从公共记忆中消失。

他说：“当年参与的人其实都还在，大部分都还在。那一代人现在差不多六十岁到七十岁，很多已经退休了，也有时间去回顾自己当年的经历。”

曾建元认为，应当鼓励更多参与者记录个人经历，以补充历史叙述的不足。他说：“过去关于八九的叙述，很多集中在一些代表人物身上，但实际上，普通民众的参与经验才构成了历史的整体。如果这些记忆不被记录下来，就会慢慢消失。”

公开信息显示，《八九一代》目前主要通过线下渠道发行，洛杉矶“六四纪念馆”成为首个展示与销售点。

1989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并引发国际关注的八九民运，无数学生与市民走上街头，核心诉求指向政治改革与遏制腐败。同年6月4日凌晨，中共调集军队与坦克进入北京天安门广场，实施武力镇压并清场，造成严重流血伤亡。此后，该事件真相在中国境内遭到全面审查与封锁；参与者被迫噤声、系狱或流亡海外。尽管面临长期的政治高压，这段被抹除的记忆仍在压制与封锁中持续传承。

责编：李诺

中国艺术家郭珍明近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表示，他在新疆采风期间曾在乌鲁木齐郊区拍摄到疑似集体劳动场景，随后遭警方调查。相关视频和照片目前仍被保存，他表示未来可能向国际媒体或人权组织公开。

郭珍明本月初抵达德国柏林。他在通话中对本台说，自己3月1日进入德国，目前获得一项为期一年半的奖学金资助，将利用这段时间继续从事创作，并整理此前在新疆拍摄的影像资料。

他说，自己于2024年6月离开中国，先后前往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等免签国家停留，随后办理德国签证。目前在德国获得的是艺术项目资助，而非政治庇护。

乌鲁木齐郊区拍摄疑似集体劳动场景

郭珍明表示，从2024年5月至2025年2月，他曾在新疆活动约八个月，原本计划拍摄一部个人创作影片。在一次取景过程中，他意外拍到一处异常劳动场景。

他说，那是在2024年12月，当时他在乌鲁木齐市郊区铁路附近取景。当时刚下过雪，他在一公里外看到大量人员在铁路上清理积雪作业，于是上前查看。

(受访者提供/记者顾远)

他说：“我是在一个地点看到铁丝网，有几百人在劳动，他们穿的有一点像清洁工人，但不像清洁工，他们分成十多个小队，有一个小队有一个监督者，我拍摄两分钟就被发现了。”

郭珍明说，当时这些人在清理铁路上的残雪，当铁丝网内的监督者发现他后，大声呵斥。

他说：“他就训斥我，说赶快停下来，不准拍！不准拍！你在那里等着，警察会过来，我知道这个内容肯定是不允许拍摄的，我知道闯大祸了，赶紧跑了。”

现场照片显示多人统一作业

人在柏林的郭珍明向本台提供的两张照片显示，在积雪覆盖的铁路沿线，约30名身穿统一黄色外套的人员沿铁轨排成长队清理积雪。现场周围设有铁丝网围栏，人员被分成多个小组，每组都有负责人在旁监督，远处可以看到城市建筑和工业设施。

郭珍明估计，当时现场约有十多个小组、约两百多人参与劳动。他说，这些人多数看起来像维吾尔族，是根据体貌特征作出的判断。

他说：“有一些人过来看了我拍的影片，一看就像学习班的人或集中营的人在铁路上清扫积雪，看他们体质特征像是维吾尔族。我与他们的距离就5米，劳动的那些人看到我在拍他们，似乎不了解，表情中好像是这里突然出现一个汉族人拍他们。”

新疆人权问题持续受到关注

近年来，新疆的人权状况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2022年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群体的政策可能构成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多个人权组织也长期关注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问题。

中国政府则否认相关指控，称新疆设立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旨在打击极端主义，并表示当地各族民众的就业与生活状况持续改善。

拍摄事件或与处罚案件有关

郭珍明表示，他意识到相关画面可能属于官方不允许记录的内容，于是立即驾车离开现场。约一个多月后，警方和文化部门人员到其住所进行搜查。他认为，自己后来遭遇的行政处罚案件，很可能与那次拍摄有关。

不过他说，当时拍摄的视频已经提前备份并转移保存，因此并未在搜查中被发现。

他说：“如果当时被搜到，我可能就出不了新疆了。”

郭珍明表示，目前仍保存着相关视频资料，并计划整理后，在适当时机将视频提交国际媒体或人权组织。

此前，本台曾报道，郭珍明因在新疆进行音乐采风拍摄，被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认定“未备案擅自摄制电影”，拟罚款人民币七万五千元并没收设备与素材。该案被认为是2017年《电影产业促进法》实施以来，中国首例因个人拍摄行为被处罚的案例，引发法律界和文化界关注。

郭珍明表示，他未来公开的内容将主要限于自己当时看到和拍摄到的事实。

责编：李诺

2月28日，美军与以色列军方发动代号“史诗怒火”的突袭行动，打击伊朗军事与政治核心设施。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多名核心高层在行动中被精确击中身亡。行动中，伊朗部分防空系统未能形成有效拦截，其中包括中国制造的雷达与防空设备。

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在此次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部署在德黑兰周边的中国制红旗-9B防空系统未能拦截美以联军。行动中，美军与以色列空军出动 F-35 与 F-22 隐形战机，并配合无人机和电子战飞机压制伊朗防空体系，同时干扰雷达，使其难以完成有效探测与锁定。

北京军事爱好者高建本周三（4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国官方长期宣传红旗-9B具备反隐身和抗电子干扰能力，但实战环境与宣传展示存在明显差距。他说：“平时宣传往往只展示技术参数和演示画面，但真正面对隐形战机和电子战体系时，防空系统是否能发挥作用，还是要看实际作战表现。”

报道还称，伊朗防空网络由多种来源装备组成，包括中国制造的红旗-9B与JY-26雷达、俄罗斯S-300系统以及伊朗本土防空设备。

电子战压制伊朗防空体系

对此，高建认为，防空体系通常依赖完整的预警、指挥与通信网络，一旦雷达或数据链受到压制，即使导弹具备拦截能力，也可能难以发挥作用。

他说：“去年有媒体报道，中国曾向伊朗出售红旗-9B系统。但从这次行动来看，拦截效果并不明显。中国平时宣传这些防空系统具备反隐身和抗干扰能力，但在真正的电子战环境中，很多技术指标未必能完全体现。”

据英国媒体 Middle East Eye 2025年7月报道，在伊朗与以色列冲突停火后不久，伊朗开始从中国获得一批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以重建在空袭中受损的防空能力。消息人士称，这批装备包括红旗-9B远程防空导弹及配套雷达设备，相关交易可能通过“石油换武器”的方式完成，以规避国际制裁限制。

近年来，中国在官方媒体和军工展览中频繁展示国产武器系统，并强调其技术性能。不过，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武器性能最终仍需通过实战检验。

福建军事爱好者王福林对记者表示：“很多装备平时宣传得很厉害，技术参数也很亮眼，而且价格只有西方同类武器的三到五成。但大多数没有经过真正的实战检验。武器好不好，还是要看战场表现。”

中国军工装备实战受检验

王福林还指出，现代战争往往涉及电子战、隐形战机和体系化作战。如果缺乏完整的指挥与作战体系支撑，再先进的武器也可能难以发挥作用。

他说：“这次美国和以色列动用了最先进的技术。相比之下，中国的一些武器系统和软件水平恐怕仍存在差距。我个人觉得，这类装备可能更适合应对低强度冲突，比如打击海盗之类的任务。”

军事分析人士指出，红旗-9B是中国价格较高的外销防空系统之一。如果相关实战表现持续受到质疑，可能影响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高端武器装备的信心。

中国防空装备实战受关注

由于红旗-9系列同时也是中国解放军防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部署在东南沿海等地区，一些西方观察者提出，如果伊朗部署的红旗-9B在面对隐形战机和电子战体系时难以发挥作用，中国本土同类系统是否存在类似问题，也引发讨论。

与此同时，海外社交媒体近日出现大量关于中国武器系统在伊朗“失能”的评论。有网民表示，军事装备宣传往往强调技术参数，但在复杂战场环境中仍可能受到电子战等因素影响；也有人调侃称，这类讨论更像一场军工产品展示，并用“Made in China”等说法表达质疑。

尽管红旗-9B在伊朗战争中的具体表现仍存在不同说法，但媒体与社交平台的讨论显示，中国防空装备在实战环境中的表现，已引发国际军事观察者持续关注。

责编:李诺

自由亚洲电台专访2026奥运女子花样滑冰冠军刘美贤之父刘俊。他谈到如何发掘女儿的滑冰天赋，和挺住经济压力，一路支持陪伴的过程。刘俊还介绍了自己1989年在广东领导学运的经历，并对当今的民运表达了看法。

对于刘美贤此次奥运的表现，刘俊说女儿感觉“兴奋、完美表现”，她想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冰上艺术，而不那么注重名次和奖牌，甚至对所谓的“奥运压力”无感。

由于女儿的天分，八岁就能跳两圈半，九、十岁能三圈跳，十岁就是最年轻的全美中级女子冠军，因此刘俊坚持不懈培养她。全家五个儿女住在一房一厅，三个上下床。他说，“我是最穷的律师”， 钱都花在孩子身上，一路艰难走过来。

对于刘美贤一度退役，刘俊表示，“最重要还是孩子的幸福”，刘美贤退役并没有和父亲商量，但他也没强迫孩子继续滑冰。

刘俊在访谈中回顾了自己1989时学运的经历。他当时就读中山大学英美文学系，认为中国是一党独裁、封建社会，在学生运动中被推出，领导广州的示威。六四屠杀之后，他还组织广东学生抗议北京屠杀，有几千人上街。之后他成为广州发布通缉名单第一号，被要求三天内自首。但他向学校党委办公室表示，自己是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因此不会自首。后来逃亡到香港辗转至美国。

刘俊也说明了2021年年底，北京冬奥前，中国的特务如何在湾区监听、跟踪他，还谎称美国奥林匹克委员想他索要护照等过程。

针对现今的民运，他认为虽然在美国，民运能做的有限，但旗子还是要扛起来。有机会就要呼吁中国尊重人权、释放政治犯，言论行为要一致，能经得住诱惑，不要跟中国政府眉来眼去，甚至为中国政府当特务迫害其他人。

对于教育孩子的方法，刘俊说由于工作忙碌不得不“放養”，但最重要是让孩子感觉有爱，让孩子能自立。他希望刘美贤作为一个榜样，能示范追求梦想的能力，也希望她用自己身份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近期许多人拿谷爱凌和刘美贤做对比，刘俊说他没有太多看法。 各有各的人生选择。而刘美贤一定不想介入比较。

（责编：李诺）

香港高等法院本周四（2月26日）裁定，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就2022年的诈骗案上诉成功，原定罪及五年零九个月监禁刑期被撤销。不过，黎智英仍因另一宗涉及《港区国安法》的案件，被判处20年监禁。

上诉庭由首席法官潘兆初及法官彭宝琴、彭伟昌组成。潘兆初在庭上宣读判决时表示，上诉庭认为控方未能证明被告作出虚假陈述，亦未能确立刑事诈骗所需的法律要件，因此批准上诉，撤销定罪及刑罚。黎智英未有出庭。

三名法官在判词中指出，原审法院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错误，因此批准黎智英及另一名被告的上诉，推翻原有定罪及判刑。

判决理由与法律争点

不愿具名的司法界人士对本台表示，上诉庭推翻定罪，关键在于是否满足诈骗罪的法律构成要件。“诈骗罪必须证明存在虚假陈述，以及被告具有欺骗意图。如果相关证据不足，法院有责任纠正原审裁决。”他指出，这类案件往往涉及合同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区分，上诉庭的分析显示，普通刑事案件的举证标准仍然严格。

这宗案件源于《苹果日报》总部大楼的租赁安排。控方指称，黎智英个人持有的顾问公司在报社大楼内运作，违反与科技园公司签订的租赁条款。2022年，原审法庭裁定有关行为构成诈骗，判处黎智英监禁五年零九个月，罚款200万港元，并禁止其在八年内担任公司管理职务。

与黎智英同案被定罪的前《苹果日报》行政总监黄伟强，其定罪与量刑亦在同日被撤销。判词指出，原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随后回应称，当局将仔细研究判词，并考虑是否提出进一步上诉。发言人表示，相关行为“客观上属于违规”，但未说明是否会启动新的法律程序。根据香港电台（RTHK）报道，律政司表示将研究判案书，以决定是否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

国安刑期仍未改变

长期报道法庭新闻的香港记者刘先生对本台表示，这次裁决在程序层面具有一定象征意义。“上诉成功说明制度仍然允许纠错。但诈骗案属于普通商业纠纷延伸出来的刑事案件，与国安案件性质不同。”他指出，公众更关注的仍然是黎智英的国安案判决。

2月9日，黎智英因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及一项发布煽动刊物罪，被判处20年监禁。该案被视为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以来刑期最长的案件之一。法院认为黎智英透过媒体平台呼吁外国制裁香港与中国官员，构成违法行为。

现年78岁的黎智英自2020年底被拘押至今，大部分时间在高设防监狱单独囚禁。其家属及多个人权组织曾对其健康状况表达关注。香港当局则表示，相关安排符合其本人意愿，并强调监狱管理依法进行。

各界关注案件走向

对于此次上诉结果，香港时政评论人士曾先生对本台分析称，诈骗案被撤销可能会被不同群体作出不同解读。他说：“支持者会认为司法程序仍然发挥作用，而批评者则会继续关注国安案件的刑期问题。”该人士认为，个别案件的法律结果未必改变香港整体政治环境，但仍可能成为观察香港法治状况的指标。

英国外交部早前表示，黎智英案件引发对香港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的关注。美国国务院亦呼吁香港当局保障基本权利。

尽管诈骗案定罪被撤销，黎智英目前仍需继续服刑。除非国安案件在未来出现法律变动，他的刑期不会因此改变。由于诈骗案刑期此前仅有两年获准与国安案刑期同期执行，随着该定罪被撤销，其整体服刑安排可能受到影响，但具体释放时间仍取决于国安案的后续法律程序。

案件下一步是否进入终审程序，将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责编：李诺

中共中央办公厅2月23日印发一份《通知》，明确将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为重点对象，特别强调“一把手”。学习教育将于2026年春节假期后启动，7月底基本结束。文件在官方表述中被界定为一次集中学习安排，但多名受访学者认为，其真正指向并非理论层面的教育，而是对地方决策空间的进一步压缩。

这份《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提出，新一轮学习教育为期六个月。新华社发布的通稿称，此次学习教育不分批次、不划阶段推进，围绕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展开，并要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通稿未披露具体案例。

长期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学者魏鑫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说：“这次所谓的政绩观教育，本质上是一场运动式的干部整顿。这不同于过去的清洗式反腐，而是暴露出中国官僚体系已陷入结构性瓶颈。”

魏鑫说：“中国官僚威权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处在一种难以自我修复的状态。当前体系面临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官僚集团高度内卷化，干部之间的竞争极其激烈，但这种竞争缺乏制度化的程序约束，没有党内民主，也没有公开透明的竞争规则。”

通知明确面向“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将“一把手”置于突出位置，并采取不分批次、不划阶段、集中推进的方式。“重点查摆是否存在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盲目招商引资、违规举债扩张、超越财力上项目等问题，严格规范重大项目决策程序。”这一表述被认为直接触及地方决策层。

两会前释放信号 政绩观指向决策端

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师何先生表示，这份通知在全国“两会”前发布，释放出较强的政治信号。他说：“这不只是一次例行的理论学习，而是同时释放政治信号并承担现实纠偏功能。所谓‘政绩观’，通常涉及发展取向是否过度强调短期规模扩张，项目决策中是否存在形象工程、盲目上马、举债冲动，以及统计数据和考核机制中是否出现层层加码和失真等问题。”

何先生认为，此次集中教育将矛头指向领导班子，尤其是“一把手”，意味着相关问题被界定为源自决策层，而非基层执行偏差。“既然问题出在决策端，那么决策端究竟是谁，这就耐人寻味。”

近期，中国政府及地方层面的财政与债务压力持续上升，部分地区前期盲目投资所积累的风险逐步显现。与此同时，关于进出口、GDP等经济数据存在失真，并被高层认为“影响中央判断”的说法，也在舆论场中传播。

官僚竞争逻辑与晋升焦虑

学者魏鑫认为，当局在推动地方官员之间展开竞争的同时，并未触及一党专制的制度前提。他说：“这种竞争不是政党式竞争，也不是派系公开博弈，而是一种隐蔽的组织考核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像清代的官员考评制度。”

魏鑫说，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政绩观教育实际上是在向处于晋升轨道中的干部传递某种信号。“等于是告诉他们要放宽心态，不要过度逐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用一种精神教育方式去缓和高度焦虑的升迁竞争。”

这份《通知》也被一些观察者解读为一次针对当前县处级以上官员的系统性整顿。魏鑫说：“中国政治除了反腐，已经拿不出有效办法让官僚既思考问题，又真正干活，当前既缺乏有效激励，也缺乏约束过度激励的机制。反腐造成干部集体谨慎甚至躺平；但单一而激烈的党内竞争，又促使一些人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对上隐瞒，对下高压。”这种结构性张力，使中央与基层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

舆论认为，中国的官僚集团已逐渐形成高度自利的群体结构，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阻隔在中央意志与社会之间。在这种背景下，北京高层可运用的治理工具被认为日益收窄。魏鑫说：“似乎只剩下政治教育。”

经济下行背景下的风险预判

过去十多年，中国开展了大规模反腐行动，处理官员超过四百万。魏鑫表示，这些行动并未触及体制运行的内在逻辑。他说：“如今转向政绩观教育，更像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整顿方式，类似1980年代初的精神整肃运动，是通过意识形态再塑造来约束官僚群体。”

至于2026年的中国社会与经济走向，魏鑫预计，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持续调整、地方财政约束等多重因素叠加，正在抬升整体运行的不确定性。他说：“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高层显然意识到一个风险节点正在临近。当经济下行趋势持续时，基层为了完成考核目标，可能采取激进或短期化手段。这是当局意识到的问题。”

他说：“历史经验表明，在高度行政动员体制下，当指标压力过大，而真实信息无法顺畅上达时，基层容易出现判断失真。”他提到，上世纪末期及更早时期的某些阶段，地方层层加码、对上报喜不报忧的情况曾带来严重后果。此次政绩观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提前干预官员行为，这既是对干部的约束，也是对风险的预防。”

责编：李诺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指“严重危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并接受调查，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事情过去一周,《解放军报》网站连续三天发文，要求全军官兵在思想上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并反复强调要“听党话、跟党走”。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2日在头版再次就张又侠、刘振立被查发表评论员文章，连续第三天就相关问题表态。文章称，对张又侠、刘振立等人的查处，是清理影响军队建设因素的重要举措，有助于为强军事业提供动力支持。

这篇题为《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攻坚奋进》的评论指出，反腐整肃将推动部队聚焦主责主业，要求全军官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决策部署上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备战打仗和强军目标之中。

借反腐重申“听党指挥”

北京学者刘绍秋本周二（3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官方在1月24日发布指控张又侠、刘振立的通报后，过去一周内连续发文，但相关表述明显转向原则性、动员式语言，反而凸显出当局对军内反应的焦虑。

他说：“如果只是正常反腐，不需要连续几天在军报头版强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这种写法，更像是在提醒、甚至催促部队表态，说明此前释放的政治信号，并没有在军中形成预期中的响应。”

刘绍秋认为，官方反复强调“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本身就透露出一种现实落差，即中央军委的政治动员，并未在全军范围内自然展开。“如果执行是顺畅的，通常不会反复喊话，更不会集中在同一主题上连续发声。”

军内执行层显观望状态

了解中共军事架构的段先生对本台披露，张又侠被调查后，1月24日至30日期间，中央军委在行政与指挥层面向五大战区、火箭军、海军等系统下达多项指示，包括要求相关单位作出配合性表态和响应，但在执行端频繁遭遇延迟反馈，部分单位仅作形式性回应，未见实质落实。

他说，这种情况在以往并不常见：“军委的命令通常是一路往下走，很少反复请示。现在出现层层回传、迟迟不落地的情况，本身就说明执行系统在观望。”

段先生指出，在此背景下，官方媒体连续发文，强调“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并要求官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主席的决策部署上，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高层对指挥链条运转不畅的焦虑。“如果命令能够自然执行，其实不需要反复通过舆论动员来强调。”

军报文章同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政治整训、正风肃纪和反腐行动所带来的变化，将“对党忠诚”与推进强军建设结合起来，并以实际行动落实相关要求。文章还提出解放军必须坚持“三个始终”：坚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根本使命不动摇；坚持听党指挥、跟党走的政治立场不改变；坚持推进强军、迈向一流的目标方向不松动。

军委决策参与人数下降

对此，中共党史学者温方对记者表示，张又侠、刘振立被调查后，中央军委中实质参与决策的成员数量明显减少，军委作为集体领导机构的运作空间随之收缩。

他指出，中央军委并非象征性机构，其正常运作有赖于多名成员之间的协同讨论与共同参与。“一般而言，至少需要多名军委成员共同参与，才能体现集体决策的基本形式。一旦核心成员长期缺位，或实际参与人数大幅下降，即便形式上仍可召开会议，其决策的集体性与权威性都会受到质疑。”

据报，中共最高军事机构的行政与指挥性命令在军内传达受阻，执行层面出现明显迟滞与消极应对。一些指令在战区和兵种层级被反复请示、程序退回，甚至长期未获回应。这一变化，引发外界对中共军权运作状态的关注。

回顾中共历史，无论是战争年代、文革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后，中央军委始终维持相对完整的多人结构，以保障军权运作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当前中央军委在实际运作层面高度收缩，与历史常态形成明显反差，也使其运行状态受到持续关注。

责编：李诺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中共官方通报“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并被调查。本台获悉，张又侠等人被指在军内“拉帮结派”。目前，军内已围绕张又侠及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展开内部处置行动。

过去数日，北京出现军方高层人事变动。中央军委副主席及委员被调查。知情人士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张又侠目前被集中安排在北京郊区一处封闭区域内“交代问题”。该区域需凭通行证出入，并有部队驻守，具体看押规格及隶属体系尚不明确。与此同时，北京通往昌平方向的部分交通要道出现军人岗哨。

另一位知情人士贺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张又侠及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的相关案件，已由最高层级部门统一处理。

他说：“内部通报提到，两人长期在军队系统内搞团团伙伙，不听中央军委统一领导，相关问题涉及人事安排、贪腐、买官卖官、军内结盟，以及对上级指令的执行情况。”

政治定性上升 军内反应敏感

贺先生还说，高层内部的定性已将相关行为上升至政治层面。相关指控在军内历史上非首次出现，过去多与系统内建立关系网、对命令执行不力等问题相关，但此次同时涉及多名现役高级将领，情况较为敏感。

目前，外界尚无法独立核实上述说法，中共官方亦未就相关指控，以及张又侠、刘振立的现状作出公开回应。

贺先生说，随着调查推进，军内可能同步对张又侠、刘振立相关的人事网络和关系链条展开进一步处理。他说：“涉及上下级关系网络，牵扯到的人很多，目前相关范围与节奏仍在观察之中，但这一轮处置已在军内多个阶层引发连锁反应。”

军报社论定调　政治措辞密集

1月24日，解放军报网站发表题为《坚决打赢军队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的社论，对张又侠、刘振立作出系统性政治定性。社论中连续使用多个“严重”，指两人“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并称其行为“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严重影响军委班子形象威信”“严重冲击全军官兵团结奋进的政治思想基础”，并对军队政治建军、政治生态和战斗力建设“造成极大破坏”。

社论还称，依纪依法查处两人，“必将进一步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思想上肃毒除弊、从组织上去腐生肌”，并强调相关处置将为实现建军百年目标提供政治和组织保障。

北京学者黄力群受访时说，从解放军报社论的措辞密度和定性层级看，张又侠、刘振立案的核心并不局限于经济层面的腐败问题，而是指向军权与政治权力的归属问题。

他说：“军报社论将相关问题定性为‘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并上升至‘危害党的执政根基’‘冲击全军政治思想基础’，这种高度政治化表述在近年军内反腐案件中十分罕见。”

前军报编辑解读军权制度含义

对于军报社论中的指控，《解放军报》前编辑刘先生表示，在中共政治语境中，“军委主席负责制”不仅是组织原则，也是最高领导人对军权合法性的制度表达。对这一制度的否定，意味着对最高指挥权唯一性的挑战。

黄力群说：“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违纪问题，而是被明确放到政治层面处理。我认为，接下来军委内部将对张又侠、刘振立相关的人事网络展开更大范围的清理，北京现在的紧张气氛，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张又侠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 2025 年 12 月 22 日，当天他出席了一场由中共官方公布的军方晋升活动。此后，两人未再出现在官方报道中，随后被调查。

2022年中共二十大产生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主席、两名副主席和四名委员共7人组成，分别为习近平、张又侠、何卫东、李尚福、刘振立、苗华和张升民。其后数年间，李尚福被免职并立案调查，军内多名高层将领相继被处理或边缘化。近期张又侠、刘振立同时被调查，若被处分，中央军委成员将只剩下两人。

研究解放军军事架构的海外学者辛涛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苗华、何卫东之后，多名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委员相继被处理，反映出中共军队内部已有一定规模的权力结构不再被最高领导人信任。

解放军军权信任裂缝浮现

辛涛说，张又侠与习近平过去长期保持较为稳定的关系，但近期关系出现明显变化，显示双方之间的政治互信已发生实质性动摇。他说：“这一现象与军队腐败以及政治互不信任有关，但从军政关系角度看，更像是长期高度集权条件下逐渐显现的结构性问题。”

1月27日，在中国官方网页公布的政治局委员及中央军委成员名单中，张又侠、刘振立的名字仍在列。对于这一情况，辛涛认为，这一状态本身反映出中共高层在相关问题上的处理仍处于调整之中，具体走向尚未完全明朗。

有分析指出，围绕张又侠展开的相关处置，被视为中共在二十大之后，高层权力博弈进一步外化的信号。相关调查被认为将对明年中共二十一大前的人事布局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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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九三以阅兵纪念抗战胜利，20多国领导人聚集，民主国家多冷淡以对，甚至赋予“邪恶轴心”的称号。而习近平和普京谈论器官移植和“长生不老”，更成为热议话题。这场阅兵释出多少不同信号？

九三阅兵意外曝光习近平和普京的对话，两人在前往阅兵路上谈到寿命问题，普京称：“再过几十年，随着生物技术不断发展，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越活越年轻，甚至可以长生不老，而习近平听完翻译则回答，“预测本世纪，（人类）可能应该活到150岁。”

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诚表示，独裁的本质对于权力与欲望是无限的，对于长生不老也非常的渴望。这对话同时也反映中共是一个器官移植大国，所以普京“慕名而来。”

宋国诚认为，这证明中俄合作包含了器官的合作，也意味着中共长期在进行器官贸易，甚至用器官来做高层的政治贿赂。谈话中更揭露中俄“秘密合作”无上限，暴露“极权寡头俱乐部”是罪恶的联合俱乐部。因器官移植在中国没有严格的程序，每年有大量的失踪人口，因此独裁联盟在一起为非作歹是非常恐怖的。

【习近平与普京聊“长生不老”话题】
【央视公共信号无意间收音播出】
在九三阅兵前，领导人们步向天安门城楼过程中，普京向习近平提出长寿话题，称人可以透过器官移植长生不老，习近平则回应有人预测人可以活到150岁。央视提供给媒体的公共信号中，机位无意间收到两人对话声音而播送出去。#习近平… pic.twitter.com/wbtNZS6cks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September 3, 2025

特朗普指示重建军事威慑 台湾：不拿枪杆子纪念和平

针对中国阅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我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仪式，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但习近平讲话内容应该提到美国，“因为我们为中国提供了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则表示，特朗普要求五角大厦重建军队，恢复对中俄的威慑力。

在台湾，赖清德总统在九月三日到国民革命忠烈祠进行中华民国114年秋祭忠烈殉职人员典礼。他在脸书表示，台湾人民热爱和平，台湾不拿枪杆子纪念和平，而是缅怀先烈、记取历史教训，坚守对自由民主的信念，并相信手中的装备是用来保家卫国，不是用来侵略扩张。

阅兵新式武器升级 系统整合有待考验

这次阅兵共有45方队，其中引起瞩目的装备梯队“高超音速导弹方队”和“核导弹第一、第二方队”中，展示了包括：东风-61、惊雷-1、东风-31BJ、东风-5C、巨浪-3等新款飞弹。而军改后新型兵种，特别是战略支援部队撤销后，独立出来军事航天、网络空间、信息支援部队，首次亮相。

军事专家亓乐义认为，将网路攻防、电子对抗、信息支援明确的分工，是对资讯作战的理解进一步深化。而无人作战板块包括陆、海、空，也形成体系。

在战略打击部分，陆基的东风-61是外界未见过的新型号，另外潜射导弹巨浪-3，射程达一万多公里，超过巨浪-2的7000公里，威胁到美国西岸。而惊雷-1则是挂在轰-6N上的空射弹道导弹，这些新武器使中共具备了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

阅兵中，装甲车上标有LY-1字样的激光装置，官方报导指为舰载激光武器，CNN报道，针对海上无人艇或无人机防御，能发射高功率激光。

不过，亓乐义指出，以信息支援部队为例，目的是要建立全军共用的网络信息体系，但实际上，作战时是否能相连在一起，抗干扰、反干扰，还有待考验。就像2015年阅兵展示规模浩大，但几个月之后就要进行军改，表示组织编装都还有问题，现今是否重蹈覆辙还有待观察。

亓乐义分析，这次阅兵是习近平上台至今的第四次，国际大环境背景是要以阅兵去反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对中国的战略围堵跟战略压制。

【北京阅兵 习近平与普京金正恩同框】
【略显疲态 阅兵为展示权力稳固】… pic.twitter.com/VzngqrzjWl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September 3, 2025

企图宣传中国外交进展 树立威信

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林和立也表示，习近平与俄国的普京总统与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合体，加上其他20多国领袖，显示中国通过同时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高度宣传“东升西降”，希望建立多边的国际新秩序，让中国成为带领全球国家“命运共同体”的“中流砥柱”。它的潜台词是针对美国的关税作为，对于习近平树立中国的外交威信有一定的帮助。

但林和立也认为，西方传统民主法治共同价值的英美欧国家会不会同情中国的主张，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中俄之间也有猜忌和矛盾，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也没有解决，所以是形式上做一个姿态，很多实质问题都没有解决。

习近平展示健康无虞 无权力移交问题

林和立认为，虽然习近平看起来有些老态，但就一个72岁的老人来说，他身体的状况还行，应该至少可以执政到2027年，甚至有50%可能，可以达到第四个五年的任期，也就是2032年。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也表示，习近平并没有出现任何丧失权力，或者是准备交出权力的迹象 。这次阅兵是对外继续宣示自己的权力，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只不过，阅兵总指挥是名不见经传的中部战区的空军司令员，只是个中将，很显然他对现有的上将不满。

“邪恶轴心”联合亮相 影响力有多大？

蔡慎坤认为，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被称为所谓的邪恶轴心，但是这几个国家也都是各怀鬼胎，并没有公开结成一个准军事联盟，或是政治同盟。反观西方国家的北约、美欧，在价值观及军事防务方面是高度一致。

蔡慎坤说，中国协助俄罗斯发起了俄乌战争，牵制了西方国家围堵中国的决心。正如王毅在欧洲接见最高外交事务专员时表示，“我们也是有苦衷的。” 中国不希望看到俄罗斯在乌克兰失败，一旦失败的话，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就会把围堵集中在中国的身上，所以中国要支持俄罗斯。王毅道出了他内心的真实的想法。

在历史诠释上，蔡慎坤表示，共产党借助抗日，摘了胜利的果实，用暴力取代民选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对台湾扬言不排除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刻，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还跑去北京观礼，是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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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以阅兵方式纪念抗战，意图为何？引发各界不同评论解读。九三阅兵并邀请台湾方面参加，台湾是否会有相关罚则？台湾的陆委会副主委沈有忠表示，国安单位有掌握情况并提前预警。九三阅兵无助于两岸和平气氛与全球民主团结，呼吁国人不要去参加。

沈有忠指出，如果真的有国人不听劝阻去参加活动，政府会依照个案处理，包含是不是现役的政府官员，是否涉及国家机密的退役人员或是11职等以上的公务人员，政府会按规定办理。

国民党主席主席朱立伦率团忠烈祠祭拜

九三阅兵国民党是否会有人员出席？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相关两岸的访问，都一定要遵守法律。在法律的规范之下，不用去禁止个人，但只要从事过相关重要公职的，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

朱立伦在9月1日率国民党副主席及中央党务主管赴国民革命忠烈祠致敬。他表示，今年同时是“抗战胜利80周年、台湾光复80周年及二战结束80周年”，意义深远。他呼吁全民缅怀三百多万为国捐躯的国军将士，强调历史“不能被扭曲、不能被遗忘”。他重申，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所领导，是蒋委员长所领导，“中共有参与，但是领导的是国军、国家，尤其是我们的政府，这是很清楚的”，历史绝不容扭曲。

【中共九三阅兵夺抗战历史话语权】
【国民党忠烈祠纪念抗战：蒋介石领导不容扭曲】… pic.twitter.com/298HV9dDEE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September 1, 2025

如何看待中共九三阅兵？陆委会：劳民伤财 抢话语权

陆委会副主委沈有忠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九三阅兵项目多，目前粗估超过人民币360亿元。今天是中国实施强制社保的日子，许多基层的中小企业、劳工缴不起保费，但是中共愿意花费1500亿台币举办军演，却忽略中内部国经济、劳工、社会的问题，“不晓得中国人民碰到这样的情况心里作何感想？”

沈有忠还表示，中共九三阅兵对内、对外有不同意涵。首先，对外是企图塑造非民主国家抱团取暖的话语权，这次出席九三阅兵的20几个国家都是非民主国家，在此时间点又在北京举行，中共是想成为非民主国家霸主的角色。

他提到，中共也想借此威吓台湾，透过九三阅兵展现新型武器，或不断在台海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希望透过武吓逼迫让台湾接受政治安排。

沈有忠分析，中共对内企图用阅兵转移国内焦点。中国社会内部问题非常多，如劳工失业率等问题，希望借由大阅兵的民族主义巩固习近平与共产党的领导。

九三大阅兵重述二战历史 掠夺中华民国贡献

沈有忠在座谈会中还提到，共产党向来善于利用民族主义。八十年前的法西斯是军国主义加上民族主义和对外扩张，八十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三阅兵各种元素中，就是没有社会主义平等的概念，全部都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伟大民族复兴。“

台湾安保协会理事宋承恩指出，中共借由重述二战历史，抹煞中华民国在战争中的贡献，同时宣称继承了“中华民国政府”，夺走中华民国抗战功劳与成果，同时透过此机会对国际社会大加宣传其“一中原则。”

国民党办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纪念活动

国民党并未对中共阅兵直接评论，而是举办抗战展览和座谈会等纪念活动，并不断强调“台湾光复”和抗战的关系，是因为抗战胜利，因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确认台湾光复，才有民主自由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批评赖清德总统在8月15日纪念二战的文章中，使用“终战”一词而不用“抗战”，是淡化日本当年的暴行。

在一场国民党举办的座谈会中，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荣休研究员郭岱君援引《蒋介石日记》及各方历史素材，梳理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所奉行的“持久战”战略。她指出，1935年四川归中央后，国府即将西南视为最后根据地，并通过东线牵制与“战而不屈”的方针，迫使日本陷入消耗战。

在回溯战事方面，郭岱君提到卢沟桥事变原属偶发冲突，但蒋中正派中央军北上，目的在于打破《何梅协定》，争取主动；至于“八一三”淞沪会战，则意在改变日军作战轴线，把日军从北到南的规划改拉到东南方，并唤起全国抗战决心。郭岱君特别肯定蒋介石的领导和战略，她指出，以当年中国的贫穷落后，“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坚持，最后可获得胜利是因蒋介石的大战略成功拖住日本，并且与世界大战相结合，才能在战后成为联合国发起人之一。其中，当时的日本地面部队不听日本参谋本部的安排，拼命往前打，“迷迷糊糊、茫茫然然”，而步上蒋介石的持久战大战略。

她强调，这场战争是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成果，抗战史是国民党非常珍贵、非常光荣的资产。保存抗战史实是国民党责无旁贷的责任，更必须延续历史记忆的传承。

责编：李诺

在北京“九三抗战胜利八十周年阅兵”前夕，中国西南重庆出现罕见街头抗议。8月29日晚间约十时，位于重庆大学城核心商业区熙街的一栋高楼外墙，突然打出多条巨幅投影标语，内容直指中共政权，呼吁民众起身反抗。整个投影行动持续五十多分钟，吸引不少路人驻足，也迅速在网络上传开。

重庆异议人士周先生告诉本台，30日（星期六）一早，街道上警车明显增多：“我听说大学城那边出事了，有人用遥控射灯投射反对共产党的口号。在这么重要的时候出现这种事，这下子警察可忙坏了，看来有当官要下台了，这是政治事件，比百姓去北京上访严重得多。”

海外社交媒体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也发布了相关视频。从画面来看，楼体外墙被光线投射出多条标语，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起来吧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字句简短，却极具冲击力。

校园周边出现紧张气氛

大学城周边聚集着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和四川美术学院等多所高校，是学生最密集的区域。一名刚毕业的受访者小董告诉记者，标语出现后，很快就在同学群里传开，“大家都在转，说很震撼，也有点紧张。辅导员马上在群里发消息，让大家少说话，别乱评论。”

他回忆，第二天一早，看到气氛就明显不同了。“到处都是便衣，在周边来回走。听说上午学校保卫科带着警察去了监控室，看录像，还把周边的摄像头都查了一遍。中午的时候校门口多了检查岗，安保比以前严很多。”

警方锁定设备 只剩下一封信

多方消息称，投影光源来自熙街对面的“嘛嘛公寓”。警方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才确认房间，但当事人已经离开。屋里留下了一封手写的亲笔信。

信中写道：“我不属于任何组织，走到这一步，也是无可奈何。请不要为难无关人员。”他直斥中共“罪恶罄竹难书”，并呼吁基层执法者“若迫不得已，可以把枪口往上调一点”。

“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还指出，这名行动者使用的行动准备：一台600W四图户外投影灯、三台监控设备、一个远程定时可控开关、一台路由器和一张电话卡。他原本打算在9月3日阅兵当天行动，等大学生返校后再播放，以扩大影响。但因为担心公寓空置太久容易出事，所以决定提前。最后，他提到自己和家人已经安全转移到“可靠地点”。不过这名行动者随后又称，通过监控发现，自己的母亲和家人正在被警察询问。重庆亲戚昨晚被警察带走，电脑也带走。乡下的哥哥30日被带走，自己放在那里的书全部被清查。

学者：社会矛盾让抗议更可能出现

山东律师陈先生表示，这次事件和2022年的“四通桥”有相似之处。“这种投影的方式很直接，几句话就能表达出态度，而且不容易被马上阻止。能看出来他是有准备的。”

他认为，中国社会的不满情绪正在积累。“从白纸运动、四通桥，到今年成都天桥上的标语，都是普通人自发的行动。大家可能没法组织成大规模运动，但这些声音不会消失。随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我觉得类似的举动只会越来越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