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说，中国领导层不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所青睐的中美“两国集团”（G2）概念。

据彭博社报道，崔天凯星期六（5月30日）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并于场边受访时说：“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并非，而且也不应该由一到两个国家统治，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希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平等。”

G2概念在十多年前被提出，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而再次受到关注。

特朗普本月中出访北京期间也提到了这个短词。他在节搜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们是两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我称之为G2。”

曾在2013年至2021年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崔天凯，也对本月两国元首峰会诞生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表看法。

他说：“这不是一句口号。它的意思是双方应该一道努力，朝着同一方向采取切实行动。”

崔天凯也谈及近期中美经贸谈判的结果。他称，这轮中美经贸谈判聚焦美国牛肉输华、设立中美贸易投资委员会，采购波音飞机和美国大豆等议题，不知接下来是否也能将中国电动汽车比亚迪纳入谈判议程。

美国前总统拜登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实施100%关税，这项政策至今仍保留。

知情人士透露，“爱国者”拦截弹和一套关键防空指挥整合系统占据了美国对台140亿美元（179亿新元）军售案逾半数。

彭博社星期五（5月29日）引述知情人士称，这项尚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的潜在对台军售方案，包括格鲁曼公司的综合作战指挥系统以及“爱国者”拦截弹，两者合计价值约86亿美元。

台湾及这笔潜在对台军售案成为中美元首本月中会晤时的核心议题之一。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时警告特朗普，若处理台湾问题不当，可能引发中美“冲突”。

知情人士称，上述军售案还包括约2亿3000万美元的反无人机系统、53亿美元的先进地空导弹系统（NASAMS）导弹及发射装置，约5亿美元M4A1步枪。

这笔对台军售案迟迟未敲定，引发外界对美国履行亚洲盟友承诺的质疑。

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交战各方及国际客户的防空拦截弹短缺问题。由于美国战时需求，日本的“战斧”巡航导弹交付时程也遭遇延迟。

特朗普近期曾表示，他将就上述对台军售案直接与台湾领导人赖清德沟通。此举可能进一步激怒北京，因为中国大陆反对与台北的任何官方外交接触。美国传统上不会就对台军售问题征询大陆意见。

一名美国政府官员拒绝评论拟议军售细节，并引用一项政策称在正式通知国会前，政府不会确认或评论军售事项。

若对台军售计划继续推进，美国国务院需正式向国会通报相关提案。该提案所列数量和金额均为最高可能规模。在国会完成审查后，才会与相关国防承包商展开采购合同谈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回归现实主义外交，不仅冲击美国的同盟体系、加快多极化格局发展与国际秩序转型，也推动了中国的崛起。尽管他的任期还有三年，但所留下的外交遗产，影响或将延续30年到50年。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星期二（5月26日）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一场报告会上，提出上述观点。他两周前也受邀出席了欢迎特朗普访华的宴会。

吴心伯指出，特朗普尤其在第二任期致力重塑美国的内政外交，很多方面是在颠覆二战后“小罗斯福时代”确立的当代美国外交基调，其外交遗产体现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是回归现实主义外交。他指出，美国在二战后承担保卫“大西方”的义务，并在冷战结束后承担了领导全球的义务。但特朗普时期出现两个变化：一是重新匹配美国的力量和外交目标，减少对欧洲的义务；二是淡化意识形态，改以经济利益为中心。

吴心伯认为，未来美国领导人可能会有所调整，强化与欧洲的关系，但欧洲已经决定要适应新的形势。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建制派上台后也有可能重新举起意识形态大旗，但效果会大打折扣。

其次是对同盟体系的冲击。美国同盟体系的核心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但特朗普越来越将欧洲视为“负债而非资产”，美欧关系因此最先破裂。

他认为，美欧关系可能会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后有一定回调，但也“回不到过去”。一方面欧洲对美国的信心已经不在，另一方面随着欧洲推进防务能力建设，军工产业也成为欧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第三与第四个变化分别是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下降，以及国际领导力衰退。后者体现为美国提出国际倡议的能力、落实国际议程的行动力，以及国际公信力的全面衰退。

吴心伯研判，未来美国对国际组织的态度或有变化，其国际领导力也可能相应调整出现一定改善，但同样“回不到过去”。“当领导力真空出现的时候，就会有其他力量去试图填补。”

第五个变化是特朗普外交加快了多极化格局的发展和国际秩序转型。吴心伯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与第一任期一个主要不同，是他承认世界多极化的现实。目前特朗普认为，多极至少包括三个力量中心：美国、中国和俄罗斯。

吴心伯说，特朗普也“毫不隐晦地承认、肯定、赞扬中国的发展和治理成就”，这与过往美国领导人大不相同，意味着全球发展和治理模式进入一个多元化时代。

与此同时，国际伙伴关系也变得多元化。许多国家在二战后将美国作为主要的外交和安全伙伴；但如今美国正逐渐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伙伴之一”，而不是“唯一重要的伙伴”。

另外，特朗普外交也推动了世界的碎片化。吴心伯说：“世界不是走向一极，也不是两大阵营，而是分化为很多组合，组合间再开展多向度的合作。”

最后，他认为特朗普外交客观上也推动了中国崛起，包括促进中国技术的自主创新、扩大中国的国际空间，以及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等等。

吴心伯说，特朗普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节点上重塑外交政策，以适应国力进一步衰落、国内对国际责任的认识进一步分裂，以及国际社会对美国公信力和领导力越来越表示怀疑的趋势。

他说：“特朗普第二任期接下来还有三年时间，但是他留下的外交遗产，影响可能会是30年到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