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人权捍卫者网络”（CHRD）5月21日发布报告说，中国一些地方仍存在企业非法雇用童工，以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被安排强制实习等问题。报告指出，部分未成年人在实习或工作期间长时间劳动、上夜班，甚至面临人身安全风险。该组织呼吁中国政府暂停将强制实习作为中职学生毕业的硬性要求，并要求相关企业公开人权尽责调查结果。

CHRD发布的这份46页报告题为《真有自由选择？中国童工与职校生强制实习》。报告综合中国政府行政处罚记录、法院文书、在线数据库和中文媒体报道等资料，梳理了2019年至2025年期间发生在中国11个省份的相关案例。报告说，中国每年约有400万名中职学生被要求完成实习，其中部分学生被安排到与所学专业无关的岗位，每天工作10至12小时，并被要求上夜班。

未成年人被送入低技术岗位

关注企业非法雇用童工的维权人士邢鉴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国长期宣称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和“依法治国”，但现实中，企业雇用未成年人的情况在一些偏远和经济落后地区较为严重：“在一些偏远和经济落后的地区，仍有大量未成年人尚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便被迫辍学、流向社会，最终沦为廉价劳动力。一些‘黑中介’甚至与部分学校相互配合，打着‘实习’‘就业培训’的名义，将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送进流水线和低技术体力岗位，从中牟利。”

报告指出，一些中职学生在实习期间不仅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劳动，还面临管理压力、健康风险和安全隐患。报告记录了三名学生在实习期间死亡，其中两人自杀，一人因未获得充分医疗照护而死亡；另有一名学生自残受伤。

实习伤亡追责卡在身份认定

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劳动法》禁止雇用16岁以下未成年人。CHRD报告认为，相关规定虽然存在，但地方执法和学校监管没有落实到位。

湖南法律学者苏阳对本台说，职业学校学生在实习中受伤或死亡后，追责往往卡在身份认定和责任划分上：“我们代理的案件难度在于‘学生’与‘劳动者’的双重身份模糊。由于在校生身份通常无法认定劳动关系，导致其无法直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而实习涉及学校、企业、学生三方，事故发生后，学校与企业互相推诿。”

处罚记录显示问题反复出现

报告还说，在制造业、娱乐业和服务业中，非法雇用童工现象仍然存在。CHRD查阅到2019年至2025年期间有关部门发出的十多份处罚记录，涉及六个省份，其中包括年仅13岁的儿童。报告特别提到，2024年7月，广东东莞市政府因童工问题向多家企业发出39份行政处罚通知。

这些处罚记录显示，童工问题在不同地区反复出现。CHRD认为，公开处罚和媒体报道虽然可以形成有限问责，但往往依赖受害儿童及其家庭主动举报。对于许多家庭而言，举报可能带来报复、失去收入来源，或与学校及用工单位发生冲突，因此公开案例未必能反映实际规模。

大连职业学校退休教师顾先生接受采访时说，学校如果通知学生参加实习，学生几乎无法拒绝：“学校最强的制衡手段是不实习就扣发毕业证，甚至不发毕业证，学生和家长都没办法，硬着头皮也要参加实习。还有就是工资不会直接发给学生，而是将总额作为‘劳务费’打包拨付给第三方中介机构或学校。这里面就会出现猫腻。因为学生不知道企业支付的原始标准是多少。”

报告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充分落实其已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国际劳工组织相关承诺。CHRD呼吁，中国政府暂停将强制实习作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毕业的硬性要求，直到职业实习项目中的儿童权益得到有效保障。该组织还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其履约情况应接受国际机制持续审议。

© “人权捍卫者网络”（CHRD）

文／王五四

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的命只有一条但各行各业都想要之间的矛盾。比如说福建漳州泡甜蜜素的杨梅，比如说双汇林可霉素严重超标的猪肉制品，比如说韭菜小葱浸泡硫酸铜，比如说金针菇娃娃菜浸泡甲醛焦亚硫酸钠，比如说打不开车门刹不住车的小米……这真是杀人不见血，灭口不留痕。尼采说，“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变得更强大。” 尼采死的早，活到今天，来我们这，他不敢说这话。

卖杨梅的买双汇，卖双汇的买韭菜，卖韭菜的买小米，卖小米的买杨梅……这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其实这不是天道，这是地道，地地道道的底层互害。种杨梅的种蔬菜的种粮食的，赚得都是辛苦钱，也没几个钱，杀人放火的事他们肯定不会干，连打农药的钱，他们都想省下来，可是在这样已被严重污染的社会生态下，这样已经严重溃烂的社会体系里，他们不得不用，我们也不得不吃，都得活着，都得生存。

什么叫得？什么叫不得不？这就是从善如逆流，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傻逼横行乡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也不得不变换各种姿势，以求活下去，可这逼良为娼的社会里，总有人爱劝他人从良，就像每一家夜总会包厢的屏幕上，总是轮播着严禁卖淫嫖娼，每一家棋牌室都贴着禁止赌博。他们中有人看不见房间的大象，他们不是瞎了，他们是恐惧支配下的合谋性沉默，你帮他们拉开房间的窗帘，他们依然集体选择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我能理解这样的人，人人自危，人人自保，至少他们不恶心别人。

但他们当中还有多数人对厕所里的苍蝇也视而不见，甚至觉得这里鸟语花香。我只能怀疑他们是粪坑里的蛆虫，梦想有一天展翅高飞，成为厕所里的苍蝇。这些人让我想起一个人神共粪的故事：神仙要度蛆虫做人，蛆虫问，做了人，粪坑的屎都归我吗？神仙说，人不吃这个，蛆虫瞬间没了兴趣：连屎都吃不上，做人有啥意思？人永远得不到认知以外的资源，也永远跳不出认知以外的牢笼。就像这些蛆永远得不到认知以外的屎，即便成了苍蝇也永远飞不出认知以外的厕所。

就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张院长，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范副院长，最近刷到好几次两位的发言，真是珠联璧合不要璧联的一对，两个人看似不同，但实则是同一生物不同的生长阶段，院长已经展翅高飞，副院长还在粪里孤勇者。这两位的工作单位虽然叫中国研究院，但其实天天研究的是美国，这是典型的学术不端，这两位虽然拿着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但最爱的还是美国，他们天天批评美国，我们从小到大，听得最多的就是“批评使人进步”，他们天天让美国进步。更可恨的是，他们在让美国进步的同时，天天说中国的好话，麻痹中国人民，让中国人民沉迷享乐，让我们既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也无从下手解决问题，最后问题越来越严重，损害削弱了强大的母体，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两个孙子实在是坏透了。

他们居然还在节目里说，“世界上能够大口大口吃肉、大口大口吃蔬菜的，只有中国。”乍一听这是表扬的话，但越是表扬，我们越要警惕，仔细一想，还真是又一出阴谋诡计，在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特别是双汇的肉出了问题，杨梅出了问题，还有很多蔬菜也有泡药水的问题，你们他妈的让我们大口大口吃肉，大口大口吃蔬菜？戕害中国人民的身体，是何居心？尤其这个张院长，看着整天笑眯眯，真是笑里藏刀，笑里藏剑，贱气逼人一个。就这样的两个人，在中国居然还备受追捧，我忍不住要问，你们究竟是一群什么苍蝇，复旦大学赶紧搞个复旦大学中国厕所研究院，供他们翩翩起舞，缓缓蠕动吧。

南有复旦中研院，北有人大王重阳，人民大学有个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叫王文，王院长跟张院长的物种类型差不多，主要是帮助美国进步的，前阵子王院长说，不应该把“美”这个字用在美国的国名上，提议把“美国”的译名改成“米国”，或者“阿美利加国”，理由是“美”这个字太美好了，王院长显然是个文化人，我以为他会说不能叫美国，应该叫臭国，没想到他很客气的说了个米国。很多人觉得王院长说得很有道理，就像蛆觉得屎很美味一样，请问王院长，你要不要给蛆写一篇文章，不允许它们称屎为美味，应该叫米味，不过，这好像有点恶心人了，天天吃米饭，你把屎味称为米味，你吃得下屎，我们也吃不下米了。这一南一北两位院长的种种言行口气，实在是令人窒息，看着他们在臭气熏天的环境里如鱼得水如蛆得粪展翅高飞，真想叫他们一声所长，厕所的所。

这样顶尖大学的院长，就是这么个水平，很有必要让耿同学学术打假一下。只不过耿同学擅长发现的是房间里的大象，厕所里的苍蝇，他未必擅长拍。国内学术圈的腐败和造假，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在，但却也习惯性视而不见了，等耿同学拉开了窗帘，人群稍微躁动了一下，其实很快就安静了，这天底下有什么是新鲜事呢？

“房间里的大象”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西方谚语，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概念，它指的是那些显而易见、巨大到无法忽视的真相或问题，却被人们心照不宣地集体忽略或回避的现象。在我们中国也有个类似的话，但意思却截然相反，“大象无形”，出自老子《道德经》，原文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它推崇的是一种超越具体形态、兼容并包的至高境界。“房间里的大象”和“厕所里的苍蝇”，看似不同，却也殊途同归，因为大象在房间里呆久了，肯定要拉屎，人们可以继续视而不见，时间久了，房间也就成了厕所，苍蝇也就满屋飞了，这是道德经的现代版：大象无形，大蝇希声。

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老师以前接受采访时说过，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要很在地，要有非常强的敏感性，神经要跟着现在的时代去跳动，你的出发点必须是现在的困惑，必须是大众的困惑。”这说的多好，这就是既要看见房间的大象，也要看见厕所的苍蝇。近期他在浙江大学演讲时谈到张雪峰，他说张雪峰的受欢迎，从来不是因为他 “对”，而是因为他 “有用”，虽然他没有直接批评张雪峰，但还是强调了大学教育应该是一种生命体验，不应该被简化。虽然我同意大学教育应该是丰富的生命感知过程，是美好又生动的理想人生体验，不能把大学生活简单换算成未来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等，但在生存压力巨大、试错成本极高的当下，对无数底层家庭而言，张雪峰的“报考指南”就是生存指南。

青年们当然想把学习当作一种生命体验，但很多家庭，是把上大学当作一种活下去的机会且是唯一的机会。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供出来，这句话，很明显不是让你去大学体验生命的，是让你去救命的。对于很多的家庭和大学生而言，唯一的生命体验，就是活下去。项老师说，很多人感觉读书可以改变人生，又觉得读书改变不了。这不是矛盾，而是现实留给这些家庭的活路越来越窄了，对于很多家庭而言，读书可以改变人生，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唯一的出路，而读上书了，又不是百分百能改变人生，所以才会考虑专业，本质上考虑的是就业，这需要经验，这也就需要张雪峰，这也是张雪峰对于那么多家庭的重要性。

当大规模的学术造假被揭露，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的孩子是选了张雪峰的生存指南，而不是搞学术科研报效国家，不是不想让孩子回报社会，而是那条路，早已腐烂不堪，臭气熏天，很多孩子很难适应这些。我们的孩子不仅要适应各行各业的甜蜜素和添加剂，他们以后还要适应学习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添加剂和有毒物质，实在是无法让他们像项飙老师说的那样，体验生命，因为他们在现实中，体验的都是生存，荒野求生。

项飙说张雪峰的语言表达比较极端，或许是因为被光环笼罩的项老师感受不到社会压力的极端，之所以那么多人喜欢张雪峰，就是因为他给人们压抑无望的生活貌似带来了一丝光明，虽然我认为这些都是虚假希望，到最后依然摆脱不了被压迫和压榨的命运，这很可能就是大部分家庭和学生的唯一生命体验。项飙说要出去感受外面的风，花，草，鸟鸣，如果继续看手机，刷屏版，很可能会失去对生活中“真”的感受，可生活的真，对于很多家庭和个体而言，就是真累，真苦，真烦，他们不是不知道树的存在，不是不知道风的存在，不是不知道鸟语花香的美好，只是他们无心感受，他们审美无力，是理想向现实低头，生存，是生命的底层逻辑。

大学本应是美好的，厕所就不该美好了吗？生活处处都该是美好的生命体验，但到处都有人在苦苦挣扎，挣扎在生存线上。据说项飙老师曾在北京“浙江村”做了长达六年的田野调查，记录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状态 ，这多好，真希望项老师以后还会做这样的田野调查，少去一些所谓的高校名校，少见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院长校长，只是没查，认真查一下这帮学者，不论是师德还是论文，不论是作品还是人品，他们的征信加起来，恐怕都借不了一块免费的充电宝。

山西长治沁源县留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伤亡，受到中共高层关注。据知情人士透露，该矿长期受到地方官员包庇，已有十多人被拘留，而井下究竟有多少人，仍然成谜。此外，当局成立了由两百多人组成的善后小组，安抚遇难者家属，并限制与记者接触。

据新华社报道，事故发生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作出指示，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于5月23日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山西长治沁源县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随后介入，称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并严查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

知情人士称，张国清与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一行六人于23日凌晨抵达山西，督促当地查清事故原因。

十多人被拘 资产被冻结

山西政府部门知情人士告诉本台，山西省公安厅已拘留十多人，涉及留神峪煤矿实际控制人任铁柱、矿长、总工程师等人。该知情人士说，任铁柱本人及山西通洲集团名下相关银行账户、股权已被冻结，爆炸发生后涉嫌瞒报入井人数的相关官员也被带走调查。

他说：“任铁柱本人及山西通洲集团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股权已被法院冻结，已经拘留了十多个人，还有在22日发生爆炸时向上级瞒报人数的几个当官的也抓了。”

关注矿山安全监管的法律人士彭先生对记者说，如果知情人士所说属实，说明这起事故已经不是普通安全生产事故处理，而是进入刑事追责和监管追责并行阶段。他说：“现在关键要看，所谓瞒报人数是谁决定的，哪些人参与了上报，地方监管部门在事故发生前是否掌握真实下井人数。如果实际下井人数和系统登记长期不一致，那就不是事故当天的临时混乱，而是日常监管已经烂透了。”

涉事煤矿下井实际人数仍成迷

公开信息显示，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2024年公布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留神峪煤矿在列。该名单涉及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水文地质复杂或极复杂、冲击地压等灾害严重煤矿，主管部门要求相关煤矿落实重大灾害治理措施，保障治理资金投入，并强化风险防控。

中国新闻网等媒体报道，该煤矿2025年又因多项安全问题被行政处罚。新京报、澎湃等引述央视法治在线消息称，井下生产视频显示，爆炸发生在5月22日19时29分；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存在图纸未标注的隐藏巷道，增加了救援难度和次生灾害风险。中国应急管理报报道，此次爆炸位于地下300米。救援人员发现两条隐藏巷道，共有3条巷道可能存在失联人员，每条巷道长度约千米。

当地知情人士梁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次矿难不能单纯归入一般生产安全事故。他说：“这事真的体现了体制的可怕，这是一个不拿人命当人命的社会，它把老百姓生命当肥料，当人矿，非常可怕。规模小的生产事故从来没有停过。”

梁先生说，调查组很难判断究竟有多少人在井下作业。他说：“他们事先已经隐瞒下矿人数，而且预设了发生矿难后，如何隐瞒死亡人数。现在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遇难。有矿工说，他们携带的氧气设备，氧气含量只能维持几分钟。”

善后小组限制家属接触记者

据山西省民政厅通报，事故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另有128人送医检查或治疗。其中，33名矿工在井下吸入轻微烟雾，体表有少量擦伤，已由家属陪同出院回家。其余27人仍需继续住院。

山西省民政厅人士何先生对记者透露，民政厅成立了由两百多人组成的善后小组，将遇难者家属分散安置在多个酒店。每个遇难者家庭由两至三名工作人员对接，负责安抚和后续补偿沟通。他说：“善后小组安排家属入住酒店，两个或者三个人对应一个遇难者家庭，负责安抚他们。下一步要谈补偿，记者不能接触他们。”

近年来，中共官方多次要求煤矿安全生产，但重大矿难仍不断发生。山西作为煤炭大省，煤矿生产关系地方财政、能源保供和企业利润。民间舆论认为，此次事故使更多人注意到，一个劣迹斑斑、风险早已显现的煤矿，为何还能继续运行，甚至进入地方创建名录。也有人担心，若监管链条不被追查，类似事故仍可能在下一座煤矿重演。

责编：李诺

© AFP

山西省沁源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5月22日晚发生瓦斯爆炸。官方23日晚通报称，事故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不过，从事故发生到新闻发布会召开期间，官方公布的死亡与失联人数多次变化，引发外界对死伤人数的质疑。这是中国17年来最大的一次矿难。

事故发生后，官方公布的伤亡数字在十多个小时内多次变化。新华社的滚动报道显示，截至23日3时33分，已有157人升井、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23日6时，沁源县应急管理局又通报称，247名井下作业人员中已有201人平安升井，8人死亡，38人正在搜救。按上述数字计算，当时尚有46人未升井。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就此分别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官方在事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23日下午，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升至82人。央视新闻随后一度报道称，事故已造成90人死亡。当晚官方改称82人遇难、2人失联。当局不时改变死伤人数，引起外界对事故真相的质疑。中国新闻网23日报道也提出质疑，称“企业为何会对自家煤矿作业人数统计不清？信息统计及发布环节是否存在人为干预，有待进一步追问”。官方在发布会上称，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最初通报不准确。

矿难死亡数字反复变化

关注中国煤矿爆炸的学者陆军本周一对本台表示，之所以这类生产事故频繁发生，是因为缺乏独立工会。他说：“我们从新闻中可以看到，生产方也就是资方对于生产安全，完全漠视。甚至连平面图和实际状况都不符，而且不允许贯通的坑道口被私自开通。”

陆军表示，这类高风险行为工人早已发现，但由于工人势单力薄，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呼声。

官媒报道称，留神峪煤矿提供的图纸与实际情况不符，救援人员只能逐个巷道搜救。

北京学者柳磊对记者说，按照中国现行事故分级，30人以上属于特别重大事故，省级、市级主要负责人都可能被追责，瞒报、谎报还可能涉及刑责。“很多地方在重大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会先控制死亡数字。最初通报8人死亡、38人失联，我觉得他们开始想隐瞒，因为之前山西煤矿隐瞒事故，记得有一次透水事件，他们花了850万元和4个家属私下处理，还有一个是350万封了一个家庭的嘴。但这一次瞒是不太可能了，我看都在质疑。”

记者本周日致电沁源县应急管理局，试图查询死伤人数，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央视新闻、新京报等报道称，一名负责拉煤的矿工表示，事故发生时正值中班矿工下井时间，当地矿工多数来自沁源和沁县。一名事故亲历者说，其所在两个班组20人中只有4人跑出，多人被爆炸冲击波震晕。

关注中国矿难的网评人高文祥对记者表示，矿难救援最重要的就是巷道图和通风系统图。如果图纸和实际不一致，也会影响对瓦斯和有毒气体扩散的判断。

他说：“一些煤矿为了增加产量，会私下调整采掘区域，但上报监管部门的图纸没有同步更新。这种情况在煤矿行业并不少见。”

涉事煤矿曾多次被罚

据公开信息显示，留神峪煤矿隶属于山西通洲煤焦集团，成立于2010年，核定产能为年产120万吨。中国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2024年曾将该矿列入《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主要风险类型为“高瓦斯”。

根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25年，留神峪煤业两次被行政处罚，原因包括工人未穿反光服入井、急停保护失效、顶板破碎却未采取补强支护措施等。

2023年，山西省应急管理厅执法检查时，还发现该矿存在水患隐患、裸露铜线等重大事故隐患，并对企业与负责人实施处罚。

山西维权人士刘先生对记者说：“现在很多煤矿实际上都是边整改边生产。地方财政、就业、税收都和煤矿绑定。尤其近两年，政府突然强调要保证煤炭供应，很多矿即使存在隐患，也不会轻易停产。”

中国矿难事故频发

新华社23日报道称，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对留神峪煤矿事故展开调查，查清事故原因及企业、监管、属地责任。

2009年11月，黑龙江鹤岗新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共造成108人死亡。2023年2月，内蒙古阿拉善盟新井煤业露天煤矿发生大面积坍塌事故，造成53人死亡、6人受伤。

责编：李诺

© AFP

中国杭州八九学运领袖徐光，被判寻衅滋事罪入狱4年，今年5月19日刑满出狱。徐光友人日前发出徐光出狱后的照片显示，他身形消瘦，与被捕前判若两人。徐光友人表示，徐光在狱中已被折磨得面目皆非、很难认出。“他是被几个人抬回家的，在狱中绝食4年，前面3年半是鼻饲。”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创始成员、1989年杭州学生运动参与者徐光，于5月19日刑满出狱。由于其被羁押期间长期绝食抗议、健康状况多次传出恶化消息，加之家属多年探视受限，杭州多位异议人士表示，持续关注徐光出狱后的身体状况及人身自由情况。

杭州异议人士刘先生本周三对记者说，徐光出狱时骨瘦如柴，圈内人感到伤心：“听说徐光长期绝食，监狱方怕他死在里面，给他灌食，那是强制把他绑在床上，把管子插到胃里，就像当年张展在监狱绝食一样。现在回家慢慢恢复。国保不准我们去看他。”

据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消息，现年57岁的徐光因“寻衅滋事罪”被杭州市西湖区法院判刑4年，刑期至2026年5月19日。此前，他一直被关押于杭州北郊监狱及监狱医院。

关注徐光案的民主人士陈先生对记者说：“我们都担心他的身体状况能不能恢复到被抓进去前，现在他背也驼了，连走路都吃力。他在监狱的时候，也不让律师和家属探监。”

友人上传的徐光出狱照片显示，与2022年5月被捕前照片相比，他弯着腰，低着头，目光旁视，身形消瘦。对比2022年5月被捕前照片，徐光体态正常，眼神带着坚定、自信。此外，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披露，徐光被羁押期间长期绝食抗议，一度依靠鼻饲维持生命。

狱中长期绝食引关注

1986年至1990年期间，徐光就读杭州大学生物系，是1989年杭州学生运动主要参与者。1998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1999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

2004年出狱后，徐光持续参与民主、人权及维权活动。其后多年，他多次遭行政拘留或刑事羁押，其中包括2014年因为在QQ上参加中国民主党话题闲聊，被浙江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其后获释。2018年，徐光参与海外人士发起的“五一全民共振”活动，被杭州警方拘留一周，期间曾绝食抗议。

2022年5月，六四前夕，徐光因举牌及相关言论被杭州警方带走，并于2022年5月31日被正式批捕，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起诉。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成员表示，徐光被刑拘后长期绝食抗议，每天依靠鼻饲维持生命。据维权网2024年11月消息，徐光当时体重一度降至80余斤。

杭州异议人士孙先生对记者说：“像徐光这种长期绝食、长期严管的人，出狱后身体恢复情况需要外界持续观察，我也希望国际人权机构关注徐光。”他表示，在中国大陆，政治案件被羁押人员的真实处境，外界通常很难完整掌握。

多次入狱累计刑期超9年

徐光多年来曾参与声援魏京生、推动中国民主党组党，以及维权抗暴接力绝食等活动。浙江民主党成员王荣清去世后，吕耿松、陈树庆等人相继遭判刑（已经出狱），徐光仍持续参与组织活动。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日前发布的资料显示，在多轮政治打压下，徐光与多名浙江民主党成员持续维持组织运作。公开资料显示，徐光累计服刑时间超过9年。多年来，其案件长期受到海外人权组织及民主团体关注。

责编：李诺

© 志愿者提供

美国媒体AOL近日以“你的中国制电视可能正在监视你”为题报道，网络安全公司Bitdefender调查发现，部分中国制造智能电视可能在用户不知情情况下扫描家庭网络设备，并搜集相关数据。

报道称，一些智能电视除记录用户观看习惯外，还会搜索同一Wi-Fi网络中的手机、电脑、游戏机以及其他智能家电。研究人员指出，部分设备会定期扫描家庭网络环境。

熟悉互联网技术的邢鉴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国产智能电视遥控器如果有麦克风，它可以搜集你的声音，还有根据你个人喜好（频道内容）分析你、定位等，被中共方面搜集信息。另外还有，如果用中国商品APP软件，它会读取你的信息存放到服务器，会造成你的数据泄露。APP还会自动获取你的个人隐私。”

技术监控从电视进入家庭网络

美国媒体文章提到，不少智能电视内建自动内容识别技术（ACR）、语音助手及广告追踪系统。用户观看纪录、语音指令和使用习惯，都可能成为系统搜集对象。美国联邦调查局过去曾公开提醒，联网智能设备可能带来黑客入侵及隐私风险。网络安全专家建议，用户可关闭智能电视语音功能、限制应用权限，避免设备长期连接家庭主要网络，并定期检查隐私设置，以降低个人数据被搜集的风险。

湖南互联网技术学者刘先生受访时表示，最近几年，各地政府加强获取民众信息。他说：“他们通过智能电视、手机APP、运动产品APP、摄像头APP搜集居民信息，再通过大数据分析你的活动特征，包括偏好、政治倾向等，把你归类。”

2021年4月，一名中国网民在技术论坛V2EX发文《我家电视机正在监视所有联网设备》，称家中国产安卓电视内置“勾正数据服务”，系统每10分钟扫描一次家庭联网设备，甚至包括邻居的网络环境。

勾正数据争议再被提起

该网民写道，原本只是发现电视画面传输变慢，于是检查后台运行服务，随后发现名为“勾正数据服务”的程序。经过抓包分析发现，该服务会将hostname、MAC地址、IP地址以及网络延迟时间上传，同时扫描周边Wi-Fi名称和MAC地址，再统一打包发送至gz-data相关域名。

刘先生对本台表示，这类行为多已成为专制国家的统治工具：“专制政权很喜欢搜集民众信息，如果这类监控行为延伸到外国，对外国政府来说，明显是冒犯，也可以说是某种侵犯。”

本台曾报道，“勾正数据”来自北京勾正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底，该公司数据覆盖智能电视终端1.03亿部，占全网设备量55%。

资料显示，勾正数据曾与创维、酷开、TCL、长虹、康佳、风行、微鲸、东芝等企业达成合作，通过系统层植入软件开发工具获取智能电视数据。

监控争议延伸至“雪亮工程”

邢鉴2021年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安卓系统用于雪亮工程，对农村及大街小巷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该应用通常以‘间谍软件’形式进入手机、电视等安卓设备，自动扫描、收集使用者设备型号、使用信息以及社交内容。”

随着智能电视进入越来越多家庭，相关争议也不再局限于中国国内市场。中国媒体快科技2026年4月报道，2025年中国大陆电视出口总量约1.07亿台，出口额1083亿元人民币。随着TCL、海信、小米、创维等中国品牌持续扩大海外布局，中国制造智能电视已进入欧美、东南亚以及新兴市场大量家庭。美国媒体此次再度关注中国制造智能电视的数据搜集能力，也使设备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再次受到讨论。刘先生说：“如果这种监控方式进入国外家庭，对很多国家都会成为问题。”

责编：李诺

© RFA资料图片

武汉多所高校近期排查学生翻墙情况，要求说明翻墙用途，并对部分学生进行网络安全与思想教育。受访学者表示，中国高校正在把“翻墙”从网络管理问题，逐渐转向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问题。

本周二（5月12日），海外社交媒体流传多张武汉高校内部通知截图。内容显示，部分高校辅导员正在统计学生翻墙情况，询问使用VPN（翻墙软件）原因，并要求学生签署书面保证书。其中一份通知称，长期浏览境外网站可能存在“思想侵蚀风险”，容易受到“错误价值观误导”，甚至“沦为有害信息二传手”，对“国家安全造成隐患”。

另一份截图显示，班级正在排查“使用翻墙软件情况”，包括使用目的、使用频率以及是否浏览境外社交媒体等内容。

学者：高校管理方式像“次文革”

对此，湖北媒体人薛明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中国近年来的社会氛围越来越接近“文革”时期，只是形式有所变化。

他说：“我把现在这种状态称为‘次文革’，大概已经持续七八年了，差不多从2018年前后开始。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强调审查、强调要举报、抓间谍。现在很多东西都围绕所谓‘安全’展开。”

薛明认为，当局不断强化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与政权维稳需求有关。

他说：“这个政权需要靠谎言维系，所以它要搞封闭。现在中国越来越像一个局域网，很多信息都被隔开，一切都要让位于所谓的安全，实际上是专制政权自身的安全。”

学生称校内派出所已介入翻墙排查

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姓同学对记者说，最近几周，同学们的辅导员开始在班级群里摸排翻墙情况。他说：“以前学校也知道大家会翻墙，但基本不怎么管，翻墙归公安管，这次是校内派出所管。”

李同学还说，有同学被要求说明翻墙用途，部分学生还被要求签署“不再使用相关软件”的保证书：“很多人翻墙主要是查资料、看论文、用AI工具，现在同学都担心会不会被处分，很多人说不会翻墙，但还是会偷偷翻墙。”

郑州前中学教师贾灵敏接受采访时说，以前学生翻墙归公安局负责，但现在学校管理层直接参与，这是把翻墙提升到国家安全和政治高度对待。她说：“以前是公安机关介入，从来没有说学校以单位来介入翻墙，那就不仅仅是武汉高校，其他地方也要做，现在只是刚开始。”

她认为，当局此举首先是不想让学生看到真相。“第一是不想让学生在境外看到境内的真相，第二是国内新闻联播内容，都是有选择性的，甚至存在误导。”

多地持续加强VPN翻墙查处

据地方公安通报及公开信息，近期部分网民因使用VPN浏览X、TikTok等境外网站，被公安机关警告或罚款。

3月11日，湖北省接连曝出两起因使用VPN翻墙被处罚的事件。在鄂州市，一名男子因使用翻墙软件浏览TikTok和X（原Twitter），被梁子湖区公安局处以200元罚款。同日在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局新华派出所出动十余名警力，查处一名使用VPN访问境外网站的网民，对其处以500元罚款。27日，湖北天门市警方通报，一名女子因下载“快连VPN”APP，并通过修改IP地址访问Telegram、Potato等境外平台，被公安机关查处。

今年4月，本台曾报道，江苏、陕西等地企业接到网络安全专项治理通知，要求企业VPN备案，并清查“违规跨境访问”行为。部分地区要求服务商一旦发现违规跨境连接，可直接断网处理。

责编：李诺

© X平台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当一个社会开始为”吃饭”建立公共系统，它真正宣告的，是家庭结构的终结、市场逻辑的边界，以及一个尚未做好准备的国家与它的老龄化未来之间，那场无声的遭遇战。

一半是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半是不断累积的制度成本。

社区食堂看似在解决一顿饭的问题，实际上正在承载一个时代的结构性压力——当温情成为常态，代价也终将浮出水面。

一、当一顿饭开始需要国家来解决

历史上，一个社会真正发生结构性断裂时，最先出现裂缝的，从来不是宏观指标，而是最微观的日常行为。

比如——谁来做饭。

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结构里，这个问题甚至不需要被提出。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生活单元，天然完成食物供给的分配：年轻人劳动挣钱，老人或主妇操持家务，照料与被照料之间存在代际互换的隐性契约。这套运转了数千年的系统，在工业化与城镇化到来之前，足够稳健，足够自洽。

但现在，这套系统正在失效。

失效的速度比多数人意识到的要快。根据国家统计局与民政部联合数据，截至2024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17亿，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5.4%，正式跨入联合国标准定义的”深度老龄化社会”门槛。与此同时，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已从1990年的3.96人持续收缩至2.62人，独居老人与空巢老人在城市老年人口中的比例，部分一线城市已突破55%。

两组数字叠加，产生了一个现代社会最难处理的结构性后果：

越来越多需要被照料的人，不再处于任何可以提供照料的关系结构之中。
他们不是没有家庭，而是家庭已经碎裂或远离。他们不是没有钱，而是钱买不到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陪伴、照料与日常安全感。他们每天面对的”吃饭”问题，已不再只是一个消费选择，而是一个关乎尊严、健康与生存质量的结构性困境。

于是，原本由家庭内部解决的问题，被抛向了市场，市场无力承接，再被抛向了国家。

社区食堂，就是在这个链条的末端出现的。

它被官方叙事解读为温情工程，被基层干部视为治理抓手，被媒体包装为民生亮点，被迅速复制为所谓”标准动作”。但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理解为一项餐饮供给，那就彻底错失了这件事真正揭示的东西。

因为社区食堂所触及的真实问题，不是”老人吃不好饭”，而是：

当家庭作为生活供给的基础单元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市场又无力填补这片空白，一个国家将用什么来接住日常生活本身？

这不是餐饮问题。这是一个文明级别的制度命题。而我们，正处于它最初的断裂处。

二、七倍扩张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2020年，中国各类”社区食堂””老年助餐点”等机构总数约在1万家左右，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杭州等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试点社区，体量小，覆盖有限，更像是局部实验。

到2023年底，这一数字突破7万家。

三年，七倍。

如果这是市场现象，我们会追问：需求从哪里爆发？谁在赚钱？竞争格局是什么？但社区食堂不是市场现象，它是政策现象。没有一家社区食堂是因为发现了一个高利润赛道而自然涌现的。它们之所以扩张，是因为有人决定它们必须扩张。

这个”有人”，是中央与地方的治理意志。

2022年，国家发改委、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将社区助餐服务纳入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并提出”到2025年，每个街道（乡镇）至少建有一个具备综合功能的养老服务机构”的量化目标。这一政策信号迅速被各省市转化为具体指标。浙江提出”县县有示范食堂”；上海宣布”助餐服务点覆盖全市70%的社区”；北京将助餐覆盖率纳入区级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指标一旦进入考核，资源配置立刻跟随。

地方政府开始以远超市场速度的节奏建立社区食堂：场地由街道办划拨，装修由专项资金支持，运营补贴由民政经费兜底，宣传由社区工作者跟进。整个供给链条的每个环节，都绕开了市场的成本筛选机制，由行政意志直接驱动。

但这里有一个被扩张叙事掩盖的关键问题：政策驱动的供给，从来不以效率为最优先目标，而以完成指标为第一准则。

当”每个街道至少一家”成为目标，建不建得好、可不可持续、有没有真实需求，都是次要考量。覆盖率才是那张答卷上最显眼的分数。

结果是：我们在全国铺开了7万家食堂，但没有人真正算清楚，这7万家食堂五年之后谁来养。

与此同时，扩张本身制造了一种视觉假象——数量上的繁荣，遮蔽了结构上的脆弱。从卫星地图上看，社区食堂遍地开花，但在运营数据里，相当比例的社区食堂日均就餐人数不足50人，处于半空转状态；部分食堂在政策检查期人满为患，检查结束后门可罗雀。这不是个案，而是系统性现象。

因为它们的诞生，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呈现解决问题的姿态。

三、一场关于”值不值”的无效辩论

围绕社区食堂，公众舆论长期陷入一种二元分裂的争论结构。

一边是正面叙事：老人吃到了热饭，独居者有了社交场所，子女减轻了牵挂，社区凝聚力得到提升。这些叙事是真实的，也是可感知的，它们出现在每一篇官方通报和每一条暖心视频里。

另一边是质疑声浪：社区食堂补贴能持续多久？是否挤压了周边餐饮生存空间？食品安全如何保障？服务是否真正触达了最需要的人群？

这两种声音看似对立，其实共享着同一个分析前提：社区食堂是一项可以被评估”值不值得做”的普通公共服务。

但这个前提是错的。

“值不值”的争论，把社区食堂当成了一个政策选项。而社区食堂真正的性质，是一个结构性强制——不是”我们选择建立它”，而是”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建立它”。

如果不建立任何公共助餐机制，结果是什么？是2亿老年人里，失去家庭照料的那数千万人，自行承担营养失调、烹饪风险、社会隔离的系统性代价。这个代价最终仍然会转嫁给公共系统——以医疗支出、住院费用、紧急救护的方式出现，而且单位成本远高于餐饮补贴。

所以争论”要不要做”，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建社区食堂”，而是：

以现有的模式建立社区食堂，我们能承受多远？建立之后，代价如何分配？当财政收缩时，谁最先被牺牲？

这才是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

然而这些问题，在当下的政策话语和媒体讨论里，几乎是缺席的。因为它们没有温情故事，没有感人画面，只有冷硬的数字和令人不安的预测。但正是这些被回避的问题，才是一个社会在集体下注之前，最需要认真回答的东西。

表层争议的无效，恰恰证明我们的讨论深度还远远不够。要真正理解这件事，必须下沉到结构层。

四、三个变量，一个无解方程

任何公共政策问题，表层现象之下都有结构变量在驱动。社区食堂的本质，是三个独立变量相互咬合之后，产生的一个系统性张力场。

变量一：人口结构——一台不会停止的压力机

人口数据是整个问题的硬底座，它不会因为政策意志的改变而改变。

中国老龄化进程正在以一种被严重低估的速度推进：

☞   2024年：65岁以上人口2.17亿，占比15.4%

☞   2030年预测：65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8亿，占比接近20%，正式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   2050年预测：65岁以上人口峰值将突破4亿，届时每三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

与此同时，独居与空巢老人的比例还在持续攀升。国家卫健委的调查显示，中国城市独居老人比例从2000年的9.1%上升至2020年的17.5%，农村地区更高。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人口结构影响全面显现，未来十五年内，独居老人将成为规模数以千万计的主要社会群体。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社区食堂的需求曲线是刚性的，而且是单向上行的。它不会因为政策调整而收缩，不会因为经济波动而消失，更不会自行解决。它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增长，以可预见的加速度，将压力转移到供给侧。

更重要的是，需求结构本身也在变化。当前使用社区食堂的老人，主要是70岁以下、具有一定行动能力的”低龄老人”。而未来十五年将大规模涌入老龄群体的，是身体机能更为衰退的高龄老人、失能老人，他们的需求不是一顿低价饭，而是系统性的生活照料。社区食堂作为一种供给形式，覆盖的只是这个需求冰山最浅薄的表层。

变量二：基层治理——一台偏好可见性的筛选机器

理解社区食堂的扩张，必须理解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激励结构。

在当下的地方治理逻辑中，一个公共服务项目能否获得资源倾斜，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可视化：政绩是否可以被上级直接观察到，是否可以被媒体报道，是否能形成图像素材。

可量化：是否有清晰的数字指标——覆盖率、就餐人次、补贴金额——可以进入年度考核体系。

短周期：是否能在一个任期（通常为3-5年）内产生可观测的效果，完成”从无到有”的政绩闭环。

社区食堂在这三个维度上几乎满分：一顿热饭可以被拍摄，覆盖率可以量化，从选址到开业通常不超过半年。

这就是为什么社区食堂可以三年七倍扩张，而同样迫切的失能老人居家护理却推进迟缓。护理工作没有完美的照片，没有简洁的覆盖率指标，而且培养一个合格的养老护理员需要至少两年。

这种偏好不是个别官员的主观选择，而是整个激励结构的系统性输出。它持续地将资源引导向可见性最强的项目，同时持续地忽视可见性最弱的真实需求。

结果是：我们用可展示的政绩，填补了一个实际上无法被这种方式填补的结构性空缺。

变量三：财政能力——一道迟早会收紧的硬约束

财政是整个系统的硬边界。这个边界不会无限后退。

社区食堂的成本结构在全国范围内呈现较为稳定的区间：

成本项目                      典型区间

每餐实际综合成本             18—28元

老年居民自付价格             6—12元

财政补贴缺口/每餐           8—18元

综合补贴比例                    35%—65%

建设启动资金（每家）     30—80万元

按保守口径做规模测算：

全国7万家社区食堂，假设每家日均服务80人，每人每餐财政净补贴8元：

日均补贴总额 = 70,000 × 80 × 8 = 4.48亿元/天年度补贴总额估算 ≈ 1,600亿元

这仅是运营补贴，尚不含建设投入、人员社保、设备折旧等固定成本。

1,600亿元，相当于2023年全国民政事业费总支出的约30%。这不是边际支出，而是量级支出。

更关键的是，这笔钱的主要来源是地方财政。而当前中国地方财政正处于近年来压力最大的时期：土地出让收入从2021年的8.7万亿元骤降至2023年的5.8万亿元，降幅超过33%；地方政府显性与隐性债务合计规模据估算超过100万亿元，年化利息支出已构成显著负担。

在这张本已绷紧的财政地图上，再压上一项规模不断扩大、需求不断增长、政治上无法退出的支出项目，后果的方向是确定的，只是时间快慢的问题。

三个变量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结构性方程：

需求刚性上行 + 供给激励扭曲 + 财政空间收窄 = 一个没有稳定解的系统

五、一个”不可稳定系统”的动态演化

三个变量各自运动，叠加之后产生的，不是静态的矛盾，而是一个具有内在动力学的演化系统。理解这个系统的运动方式，才能预判它的未来轨迹。

第一阶段：启动期（当前进行中）

需求显现 → 政策响应 → 快速扩张。补贴充裕，政治意愿强烈，可见效果明显。社区食堂成为基层治理”展示窗口”。这个阶段的特征是：问题被解决的叙事压过问题本身，矛盾被扩张速度掩盖。

第二阶段：承压期（预计3—8年内）

规模扩大 → 补贴基数增加 → 财政压力显现。地方政府开始寻求减压路径，可能采取的手段包括：压低补贴标准、提高用餐价格、收紧服务对象资格认定。每一种手段都会产生新的问题：

1.降低标准 → 食品品质下降 → 用户投诉增加

2.提高价格 → 低收入老人被排斥在外 → 初衷受损

3.收紧资格 → 边界模糊引发争议 → 行政成本上升

第三阶段：分化期（8—15年内）

财力充裕的一线城市勉强维持体系运转，财力薄弱的中西部地区出现系统性服务收缩。两速分化的现实，将制造新的地区公平问题：同样是独居老人，在上海可以吃到8元的营养午餐，在某县城的对应服务可能已经名存实亡。

第四阶段：制度锁定（全过程伴随）

这是最危险的机制，也是最难被正视的：

一旦一项福利服务形成稳定的使用习惯和社会预期，它就从”政策选项”变成了”权利预期”。政策可以被调整，但权利预期是极难收回的。任何对社区食堂服务的缩减——哪怕是局部的、有充分财政理由的——都将在政治上被理解为”剥夺老人权利”，引发的社会反弹将远超当初建立时获得的政治收益。

这就是为什么社区食堂本质上是一扇只能推开、不能关上的门。推开它需要一个决策，关上它需要一场政治风暴。

动态演化的终点，不是稳定均衡，而是一个规模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管理越来越难、退出越来越不可能的系统。

这个系统将持续存在，持续消耗资源，直到另一个更大的财政或社会危机将它强制重组。

六、它解决了问题，也制造了更大的问题

政策评估中最危险的陷阱，是只计算它解决了什么，而不计算它的解决方式制造了什么。

社区食堂制造了三个被系统性忽视的次生问题，其长期影响，可能远超它本身提供的价值。

次生问题一：对私人市场的扭曲性挤出

社区食堂的低价，不来自效率，来自财政补贴对成本的遮蔽。

当一个得到公共资金支持的供给者，以远低于市场成本的价格进入市场，它实际上是在用公共资金打击私人竞争对手。这不是正当竞争，而是一种制度性的不公平。

民政部相关课题组在2023年的调研数据显示，在社区食堂密度较高的区域，500米半径内小型餐饮门店营业额平均下降18%—32%，其中定位于老年群体的小餐馆降幅最为显著，部分地区出现了整街老年餐饮业态的关闭潮。

这些小餐馆，本来是私人市场对老年需求的自发响应。它们不完美，不够低价，但它们是可自我维持的，不需要财政输血。社区食堂将它们挤出，创造了更大的市场空白，然后用更多的公共资金来填补这个它自己制造的空白。

长期均衡的方向清晰可见：私人供给持续萎缩，公共供给被迫持续扩张，财政依赖程度螺旋式上升，系统韧性持续降低。

这不是养老服务的进步，这是供给系统的结构性弱化。

次生问题二：资源错配与需求优先序的系统性失衡

中国老年群体的需求是分层的，且各层之间的紧迫度差异巨大。

第一层：能自理、只是吃饭不方便的老人。这是社区食堂主要覆盖的群体。

第二层：半失能老人，日常生活需要部分辅助，但尚能独自行动。

第三层：失能老人，无法完成日常生活自理，需要全时照护。

第四层：认知症老人，具有走失、意外伤害等高危风险，需要专业干预。

根据国家卫健委2022年数据，中国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口已超过4,200万，认知症老人超过1,500万。这两个群体，才是老龄化危机中真正迫切、真正高成本、真正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需求来源。

但专业护理床位缺口？超过400万张。养老护理员缺口？根据民政部预测，到2025年缺口将达500万人。

为什么最紧迫的需求反而最被忽视？

因为失能老人的照护，没有漂亮的照片，没有简洁的覆盖率指标，没有感人的暖心故事。一个护理员帮助失能老人翻身、清洁，是沉默的、辛苦的、难以被呈现的日常。

社区食堂吸纳了大量的政策注意力、基层资源与财政投入，而这些资源的机会成本，是那4200万失能老人继续在无法得到体面照护的处境中等待。

我们在用可见性最高的需求，消耗了本应用于优先级最高的需求的资源。这是一种正在发生的集体失误。

次生问题三：福利锁定效应与政策空间的永久性收窄

这是三个次生问题中最难被讨论、也最难被解决的一个。

行为经济学的大量研究证明，一旦一项利益进入个体的日常预期，对它的剥夺所产生的心理痛苦，是获得它时快乐的2—2.5倍（损失厌恶效应，Kahneman & Tversky，1979）。公共福利政策同样服从这一规律：建立时获得的政治红利，远小于收缩时承受的政治成本。

社区食堂一旦在全国规模建立并稳定运行，就将完成一次不可逆的”预期锚定”：数以千万计的老年居民将把这项服务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权利，而非可调整的政策工具。任何哪怕微小的调整——轻微提价、局部关闭、供给缩减——都将在政治上引发极不对称的反弹。

这意味着，社区食堂的规模一旦固化，就构成了地方财政的永久性刚性负债。它不再是一项政策，而是一项无法违约的社会契约。

在财政压力可能持续数十年的背景下，用数以千亿计的永久性刚性负债来换取一张展示治理温情的名片，这笔账，没有人真正算过。

七、一个文明的账单，还没有开始计算

现在，到了给出判断的时候。

回到文章标题中的那个词——实验。

对于一个实验，我们有义务给出评估，而不只是描述现象、罗列问题、然后留下一个开放式的问题让读者自己思考。那是一种知识上的懦弱。

我的判断是明确的：

社区食堂是一个方向正确、模式粗糙、边界失控、后果尚未出清的危险实验。

说方向正确：老龄化社会需要公共介入日常生活，这是真实的结构性需求，不可回避，也不应回避。

说模式粗糙：补贴密集、效率不敏感、以覆盖率代替可持续性、以扩张速度代替制度设计，这套运营逻辑在人口压力持续增加的背景下，不具备基本的长期稳健性。

说边界失控：在没有解决”谁来保证质量””钱从哪里长期来””如何设计有序退出””资源优先序如何确定”这四个基础制度问题之前，七倍的规模扩张是一场系统性的冒险，代价会在未来以倍数放大的方式偿还。

说后果尚未出清：这个实验的真正账单，还没有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因为它的后果是滞后的。今天建立的规模，今天锁定的预期，今天制造的市场扭曲，将在5年、10年、20年后以财政危机、服务崩溃、政治困境的方式显现。届时，做出这些决策的人已经离任，而承担后果的，是下一代的纳税人和下一代的老人。

这是代际之间的一次沉默的债务转移，只是目前没有人以这种方式来讨论它。

真正需要发生的转变

批评不是为了否定，而是为了看清改变的方向。

当前的社区食堂模式，需要发生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从展示性工程转变为制度性工程。

展示性工程关注覆盖率，制度性工程关注财务可持续性。展示性工程由政治意愿驱动，制度性工程由制度设计驱动。展示性工程以可见性作为成功标准，制度性工程以十年后的运营健康度作为成功标准。

具体而言，这个转变需要至少解决三个制度层面的问题：

第一，建立与人口结构动态挂钩的财政机制。 社区食堂的补贴规模，应当基于老龄人口预测、地方财政能力与服务成本的综合模型来设定，而不是以”覆盖率指标”为出发点倒推。这需要中央层面建立统一的精算框架，而不是让各地自行摸索、自行承担后果。

第二，明确并强制执行需求优先序。 失能老人的照护，应当在资源分配上具有明确的优先权，高于”吃饭不方便”的助餐需求。当前的资源分配格局颠倒了优先序，而这种颠倒是被激励结构系统性制造出来的，不是靠道德呼吁能纠正的，必须在考核机制上直接矫正。

第三，设计可执行的有序退出机制。 这是最政治敏感也最不可回避的一条。福利锁定效应意味着不设计退出路径，就等于允许它成为永久刚性负债。退出机制不是”关闭食堂”，而是将部分需求向市场侧引导——通过发放养老服务券、开放第三方运营竞争、鼓励适老餐饮认证等方式，在不损害服务连续性的前提下，逐步降低对财政补贴的依赖程度。

更大的命题

社区食堂只是一个入口，它引向的是中国未来三十年最核心的制度命题：

一个超大规模的老龄化社会，如何在家庭功能退出、市场能力有限的条件下，构建一套可负担、可持续、有尊严的生活支持体系？

这个命题没有现成答案。日本用了三十年、经历了”介护险”制度的多次危机与修正，才勉强形成了当前的框架，且仍在持续压力之下。德国的双轨制养老体系在人口结构变化下也在持续调整。没有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国家，找到了这个问题的完美解法。

中国面临的挑战，在规模上史无前例，在速度上史无前例，在财政约束上也史无前例。它没有可以直接移植的成功样本，只有从他人的失败和自身的试验中艰难摸索的余地。

在这个背景下，社区食堂最真实的价值，也许不在于它今天提供了多少顿饭，而在于它作为制度探索的第一步，迫使中国的治理体系开始正视一个过去长期被回避的问题：

当家庭不再是生活供给的可靠单元，谁来承担日常生活本身的重量？

这个问题，没有轻巧的答案。但它值得——也需要——比”建几万家食堂”更严肃、更深远的回应。

社区食堂的真实考验，不在于今天有多少老人吃到了一顿热饭。

而在于当那一代更庞大的老人到来，当财政已然收紧，当市场已被挤空，当政策已经锁死——我们是否还有能力，给出一个体面的答案。

而那一天，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得多。

本文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民政部、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政策文件及公开学术研究，部分区间数据来自地方调研报告。

今年第一季度，中共纪检监察系统通报，全国共处分18.3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干部56人。同期立案涉及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达2.3万人，基层干部在查处名单中占据较大比重。据知情人士称，目前中国各地“村官”正被当局集中倒查贪腐问题。

中纪委4月23日通报显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当季共接收信访举报96.8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57万件，立案24.5万件。处分人员中，乡科级及以下干部与农村、企业相关人员占多数，相关数据明显集中于基层领域。

知情人士告诉本台，国家监委、纪委正在全国范围内倒查贪官，除追责离任或退休的省部级官员外，也在同步倒查基层官员，包括街道办主任、镇政府官员，甚至村支书和村主任。

村官被指借拆迁建房敛财

武汉城中村拆迁户纪汉芝向本台反映，她与家人共有的一处约900平方米房产在疫情期间被他人冒领，该房屋由五姊妹共同使用二十多年，但在拆迁过程中并未接到任何通知。

纪汉芝本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我们五姊妹的手机号用了三十多年，一个电话都没有接到。后来才知道，有人把我们的房子冒领了，钱也领走了，还签了协议。这个人本身就是参与拆迁的单位职工，签完协议以后还一直在单位领工资，一直到去世。法院现在只判合同无效，没有判他们违法，也没有说赔多少钱，只是让我们继续打官司，对方一直在拖时间，就是让我们在法律程序里来回折腾。有的人在拆迁中拿到的钱非常多，甚至已经上亿元。”

5月2日，广东顺德一段由网民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whyyoutouzhele）发布的视频显示，一名网友称，其返乡投入约100万元建房，开工时即遭村干部阻拦，对方提出需支付费用方可施工。报警后，施工一度恢复。

有网民在评论区留言写道，村领导权力“那可不是一般的大”，难怪“一查一个准”。

山东临沂村民卢秋梅对记者说：“最近查得比较严了。在农村基层，特别是偏远地区，村支书很多时候是一人说了算，有的干了二三十年，逐渐形成‘土皇帝’。比方计划生育时候，政策说超生罚款一万，他可以罚你两万元。现在倒查村支书，他们绝不是贪一两年。”

倒查村官贪腐问题持续暴露

卢秋梅表示，没有上级官员包庇，村官难以长期贪污：“他（村官）的贪污如果没有街道、乡镇一级政府或者县级领导包庇，他能贪那么多吗？包括大拆大建、靠土地增收等，老百姓不能反驳，如果反驳他，就会利用公权力对付你。”

围绕上述情况，关注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李先生对记者说，村级干部直接接触土地、项目和补贴分配，权力虽然层级不高，但使用频率很高，在具体事务中容易形成利益空间。

他说：“在一些基层事务中，审批流程和材料审核缺乏明确时间限制，执行上存在弹性空间。村支书掌握全村百姓的土地流转、农田灌溉收费等经济命脉，村民一般采取忍耐的态度，这种贪污就会逐渐扩大。”

李先生说：“拆迁、土地开发等领域涉及资源集中，一旦监管不足，个别案件可能涉及较大金额。农村发生的这类贪污案，表面上是村官行为，但背后往往涉及更高层级的利益关系。”

官方数据显示，纪检监察机关在第一季度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37.6万人次，其中超过一半属于提醒谈话等较轻处理方式，进入较重处分及移送司法的比例相对有限。

近年来，中共持续加强对基层领域的整治。公开信息显示，累计已有数十万名村级干部被查处，基层权力涉及土地使用、项目分配等具体事务，已成为整顿重点领域。

责编：李诺

© X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视频截图

要进一步了解这些审查规则是如何被发现的，请参阅公民实验室报告《缺失的链接：中国搜索审查制度比较》

敏感词组数据库来源：百度、搜狗、哔哩哔哩、Bing、微博、京东等平台/网站/搜索引擎

中国数字时代发现，2026年4月的审查焦点分布于多个层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陆引发的两岸叙事之争、接连不断的无差别袭击及随之而来的信息封锁、李锐日记跨国官司终审败诉、台湾高雄亚洲同志运动会与大陆选手被整体拒境，以及以快连VPN停运为标志的新一轮翻墙管控升级。这五个话题涵盖了台海政治、社会暴力、历史记忆、性少数权利与信息自由。

---

事件一：郑丽文踏上大陆，两岸叙事争夺再起

敏感词组（共28条）：

人名 + 行程类： 郑丽文 + 行程；郑丽文 + 访问；郑丽文 + 访陆；郑丽文 + 抵达；郑丽文 + 率团；鄭麗文 + 行程；鄭麗文 + 訪問；鄭麗文 + 訪陸；鄭麗文 + 抵達；鄭麗文 + 率團

地点 + 会见类： 北京 + 郑丽文；北京 + 鄭麗文；南京 + 郑丽文；上海 + 郑丽文；江苏 + 郑丽文；宋涛 + 郑丽文；会见 + 郑丽文；鄭麗文 + 宋濤；鄭麗文 + 會見

争议性叙事类： 郑丽文 + 红统 + 向北京；鄭麗文訪中 + 全由中共主導；鄭麗文 + 中山陵 + 祭文；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鄭麗文 + 480萬

延伸话题类： 总统 + 赖清德 + 习；赖清德 + 和平包装统一；曹興誠 + 中共 + 流氓；对台 + 强制统一

2026年4月7日，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乘大陆包机抵达上海，国台办主任宋涛亲赴机场迎接，开启六天五夜的「2026和平之旅」，这是国民党主席相隔近十年首次正式率团访陆。

4月8日，郑丽文一行赴南京拜谒中山陵，她发表约3000字祭文，援引孙中山遗教，分四章铺陈，现场数度哽咽；同日与宋涛在南京东郊国宾馆举行晚宴，菜单随后被曝光。4月9日赴北京，4月10日会见习近平。4月12日宋涛亲赴首都机场送机。

这场访问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基础，被外界解读为国民党与民进党路线的明确切割。北京方面全程高规格礼遇，从接机到送机均由宋涛出面，规格之高在台湾政党访陆史上并不多见，折射出北京对此访的政治投资。郑丽文在中山陵祭文中所建构的历史叙事，在台湾岛内引发不同立场的激烈争论，批评者认为其措辞有刻意迎合北京之嫌，并质疑此行经费来源与背后的政治安排，「480万经费」「全由中共主导」「红统」等措辞在台湾媒体上密集出现。

正是这些争议性叙事，在大陆平台遭到系统性压制。「郑丽文+红统+向北京」「鄭麗文訪中+全由中共主導」等词组被快速清除，「赖清德+和平包装统一」「对台+强制统一」一并触发审查。审查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北京需要呈现一场由双方自愿推动的历史性握手，任何将此访定性为北京主导、或与「武统」叙事并排的表述，都会破坏这一政治剧本。

---

事件二：刀落市集，沉默再起

敏感词组（共4条）：

無差別攻擊 + 市集；北京 + 無差別攻擊；房山 + 無差別攻擊；无差别 + 成都

2026年4月4日，辽宁沈阳和平区太原街菜市场一带发生持刀随机袭击事件，一名男子沿街砍击路人约100米，造成4至6人死亡（含凶嫌坠楼）、10余人受伤，死者中有老人及儿童。事发后，沈阳市公安局未发布任何官方通报，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相关帖文与视频旋即遭到清除。事发前数日，北京市房山区亦发生推土机冲撞市集事件，同样未获通报，信息随即从国内平台消失。

网友投稿：3 月 29 日 12 点，北京市房山区大韩继大集，疑似有人报复社会开铲车冲撞人群，据现场视频显示多名摊贩和路人被撞倒在地，生死不明。 pic.twitter.com/M77unKzNKh

—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March 29, 2026

无差别袭击在中国已不是偶发现象，而是一种持续累积的社会症状。据中国无差别袭击案件受害者纪念墙不完全统计，从2024年1月到2025年4月，全国各地无差别袭击案至少造成92人死亡。一张长长的名单，大多数遇难者连名字都未能留下，甚至连悼念也不被允许。

这种沉默不是意外，而是系统性的选择。高速运转的审查机器压制了讯息的传播，让基本的知情权成为一种奢侈；而在墙内媒体偶尔报道的案例中，人们的追问也不得不止步于「蓝底白字」的官方通报，接着，报道被删除，目击者和家属被噤声，加害者的经历和动机无从查证。

在有限的公开讨论中，围绕这些事件的解释往往被一个笼统的框架收纳：经济下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学者李厚辰对此提出质疑：「这种解释看上去绝对正确，却无助于当下的行动，因为它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一个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的目标：经济复苏。」他指出，中国近期无差别袭击案的施害者中，有相当比例是50至60岁上下的中年男性，而在欧美和日本，凶杀案的主要群体通常是18至29岁的青年男性，中年男性大规模施暴是一个值得深究的特殊现象，却因为调查报道空间的全面萎缩，几乎无从研究。

「无差别攻击是社会困境浮出海面的冰山，冰山之下是根深蒂固的顽疾，」他写道，「问题往往被更大的问题所掩盖。」

相关阅读：
【404文库】青年志Youthology｜李厚辰：无差别伤害事件，只能用“经济下行”来解释吗？

---

事件三：七年官司，败诉，日记留存

敏感词组（共5条）：

李銳日記；李锐日记；李锐 + 起诉；89 + 李锐；南央 + 李銳

2026年3月31日，美国加州联邦法院作出裁定：中共元老李锐的日记及全部文稿永久留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并向公众开放。一场由国家机器幕后操控、历时七年的跨国法律战，以败诉告终。

李锐（1917—2019），中共元老，毛泽东前秘书，以党内直言著称，1959年庐山会议因为彭德怀辩护而遭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被长期关押。他用数十年时间记录了自己亲历的历史，临终前安排将日记与文稿捐赠给胡佛研究所，以确保它们在中共管辖范围之外得到独立保存。2019年李锐去世，中共随即对其身后事展开管控。当年就有「真理部指令」流出：「李锐去世、遗体告别仪式等，一律不报不转不评，以新华社等权威媒体为准，不得擅改标题和内容。」而其遗孀张玉珍随后提起诉讼，要求追回相关文件，外界普遍认为此案背后有中共当局的直接介入与操控。

法律战历经约七年，最终以败诉告终。据报道，日记内容涉及庐山会议内幕、六四事件经过，以及李锐对习近平的批评性记录，被视为中共最深层历史恐惧之所在。判决消息传出后，「李锐日记」「89+李锐」等词组在大陆各平台迅速遭到封锁。

相关阅读：

【真理部】李锐去世相关报道禁令

---

事件四：834人，全部拒绝

敏感词组（共3条）：

亞洲 + 同志運動會；同志運動會 + 高雄；高雄 + 同志運動會

2026年亚洲同志运动会（Asia Pride Games）于4月30日至5月4日在台湾高雄举办，834名中国大陆运动员完成报名。

随后，台湾移民署与高雄市政府以发现疑似AI伪造文件、部分人员疑有解放军背景等理由，拒绝全部大陆选手入境参赛，一人未获放行。与此同时，部分报名者在境内被公安多次约谈，家属受到施压，甚至遭边控管制无法出境。这场围绕一项LGBT体育赛事展开的两岸博弈，将中国大陆性少数群体夹在两个政权的对抗之间。

中国同志群体的处境并非没有历史轨迹可循。「彩虹经济」曾在中国蓬勃发展，LGBT市场规模被估算为3000亿美元，同志论坛与社群在2010年代前后达到顶峰，公民社会一度为性少数群体构筑了一个不完整但真实存在的讨论空间。1999年在天涯论坛诞生的「一路同行」曾是中国大陆最知名的同志论坛，73万篇帖子和2110万条回复记录了几代人的自我认同与情感历史。2017年9月30日，它被永久关停，所有内容从互联网上彻底抹去。

关停背后是那一年LGBT生存空间的系统性收窄：公益组织的活动视频被批量删除，媒体报道受到严格管控，网络视听协会将「同性恋」与乱伦、性变态并列划入非正常性关系。「一路同行」的创始人happygay说：「这么多年，这么多风风雨雨、政治起伏都经历了，为什么这次就过不去？」

此后，NGO负责人出走，媒体噤声，制度空间越收越窄。政府对LGBT群体始终维持「不支持、不反对、不提倡」的模糊立场，但每隔几年，这套「中立」就会被一次更强硬的打压打破。「砍刀架在你脖子上方，原来你觉得很高，现在它缓缓下来了，它不是针对你的，但你心理压力特别大，」活动人士Luke曾这样形容彼时的气氛。

而根据中国数字时代收录的「真理部指令」，成都网安的2025年的内部文件曾将关于性少数和LGBTQ的内容视为重点风险：

（五）警惕LGBT群体利用第三季度xx重要体育赛事、音乐节和演唱会等，在网上组织舆论炒作，在线下聚集滋事，甚至在公共场合表达所谓“平权”诉求，引发舆论关注。须强化对 LGBT群体危险行为管控，持续防范对成都的“污名化”、“标签化”炒作，及时处置不当信息，阻断LGBT有害信息传播。警惕驻蓉渝领事机构、境外非政府组织等在我区组织观影交流会、图书分享会，以及开展学术调研、征集敏感话题等隐性活动，在LGBT等群体中培养代理人，加大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力度。

相关阅读：

QUEERTAIK异见｜2024性少数生存与权益新闻或公共事件回顾

端传媒 吴婧：中国最大同志社区被关闭之后，哪里是同志运动和言论的天花板？

---

事件五：翻墙新纪元，快连走了

敏感词组（共13条）：

工具名称类： 快连VP；快連VP；VPN + 快连；OpenVPN；XChat；翻牆 + 快連

翻墙方式类： 翻墙 + 插件；机场 + 翻墙；梯子翻；节点 + 梯子；共享 + 节点

2026年4月28日，在中国大陆用户中颇为流行的翻墙工具快连VPN（LetsVPN）正式宣布停止大陆运营，技术团队在公告中写道：「过去20天每小时调整，尝试了所有混淆方案，仍然失败。」

这不只是一款工具的下线，而是一个阶段的终结。从4月初开始，大量信号已在提示一轮更彻底的清查行动正在展开。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三大电信运营商相继发出内部通知，陕西电信下游服务商更发出了《关于全面封禁海外流量及严禁翻墙业务的紧急通知》：「自即日起，所有IP地址必须全面禁止访问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址……一经发现存在违规翻墙或海外流量行为，将立即执行清退处理。」

此次封锁呈现出几项技术性新特征：DPI（深度包检测）能力全面升级，可实时识别加密流量特征；执行策略由泛化封锁转向精准打击，优先清除头部大流量工具；并按操作系统平台实施差异化断流。

与此同时，官方的舆论配合也已就位。《国防时报》在4月16日刊发了《「翻墙」破网，你违法了》一文，将翻墙行为与电信诈骗、间谍勾连、涉黄赌毒并列，声称「不管是有意翻墙，还是无意翻墙，只要是翻墙，均属违法行为」，并警告此类记录将「记入档案，成为伴随终身的人生污点，甚至会波及子女入伍、考公就业」

防火长城并非铁板一块，每天仍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用户通过各种途径翻墙。但快连停运标志着靠单一低门槛工具长期稳定翻墙的模式正面临愈发严峻的压力，技术与反技术之间的博弈，进入了新的一轮。

相关阅读：

【真理部】关于全面封禁海外流量及严禁翻墙业务的紧急通知

国防时报｜「翻墙」破网，你违法了

---

基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 (CitizenLab) 团队的敏感词搜索探测器系统，中国数字时代深入剖析近期网络审查的复杂生态系统。通过对多个平台的细致分析，我们揭示当代中国信息控制的微妙而又强有力的机制。

广西玉林市多家港资玩具工厂4月20日宣布停业，涉及近万名工人失业。随后约5000人连续多日在厂区外集会，要求企业结清工资并依法赔偿。截至4月22日，当地政府已介入协调，但未公布具体解决方案。

4月20日，香港华盛玩具公司关停其位于广西玉林的英峰、华耀、创丰等四家工厂，导致近万名工人失业。截至4月24日，约5000名工人的维权行动已持续第四天，工人要求支付拖欠工资及遣散赔偿。但公司方面未提出明确解决方案，也未表示将补发工资或支付补偿。

有李姓工人24日晚间对当地记者说：“公司去年底关闭东莞常青玩具厂时，仅按0.5N标准发放补偿，未依法足额赔付。这次突然关闭，他们的处理方式和去年的情况差不多，没有按劳动法去补偿，我们担心这次厂里也这样做，所以有几千人出来抗议。”

工人向官方投诉不获处理

李姓工人说，他们曾向劳动部门投诉，但未获得回应，反而被要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叫工人走法律程序，就是不让我们继续抗议。”

“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站上传的现场画面显示，厂区外道路与空地聚集大量女工，有人站在路边观望，也有人围在一起交流情况。部分工人手持手机记录现场，周边车辆通行缓慢。期间有穿制服的警察在场戒备。

容县一名员工对记者说：“通知来得很突然，大家都没有准备，现在最关心的是工资和赔偿怎么算，我们辛辛苦苦工作，厂里也应该遵守法律。”

广西北流另一家工厂外，工人分散站立，有人戴着口罩相互交谈。一名在厂工作多年的员工对记者说：“干了十几年，现在一下子停了，公司也没有讲清楚补偿标准，我们只能出来问个说法。”

连日维权占道与集会并行

4月21日，容县及北流多处厂区外出现工人集体聚集情况。有参与者表示，当天部分工人一度占据厂外道路，希望引起关注。现场视频显示，有工人在厂房楼顶悬挂横幅表达诉求。在北流创丰厂区外，有工人打出“还我血汗钱”等标语。

公司停业通知称，近年来中美关税贸易摩擦持续加剧，海外经营环境出现变化，公司因产品终端海外客户拖欠货款，出现资金问题，自即日起停止全部经营业务。

通知同时称将“优先保障员工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法定权益”，但未说明具体赔偿标准、金额及支付时间。此前，华盛在关闭另一家旗下工厂时，仅按“0.5N”标准向失业工人发放补偿。根据中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至少按“N+1”标准进行赔偿。

有工人对记者说，此前公司在其他地区关闭工厂时，曾出现补偿低于法定标准的情况，这使得员工对赔偿问题保持警惕：“之前有厂只给到打折的赔偿，这次大家都不放心。”

根据中国《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46条、第47条规定，企业解除劳动合同时，应按员工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支付经济补偿；如果企业未提前30天书面通知，还应额外支付1个月工资，这一做法通常被称为“N+1”。

五十年老厂不敌经济下行

公开资料显示，华盛玩具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总部位于香港，长期从事玩具代工生产，在广东、广西及东南亚等地设有工厂。近年来，随着订单变化及生产布局调整，部分工厂陆续停运。2025年底，该公司位于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关闭时，也曾因赔偿问题引发工人集体行动。

北京经济学者韦先生对记者说：“过去依赖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几年受到的影响比较集中。订单减少、回款周期拉长，一些企业资金压力增加，停产或关闭的情况在增加。”

韦先生表示，部分企业将生产转移至东南亚地区，以降低成本或接近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员工安置问题往往最容易引发矛盾。

目前，广西相关工厂停业后的赔偿安排仍未公布，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协商仍在持续，相关赔偿方案尚未明确。

责编：李诺

© x账户“昨天”视频截图

4月中旬，四川广安一场社区网格员招聘引发关注。广安市广安区政府4月9日发布公告显示，此次共招聘94人，其中59人为定向岗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岗位仅35个。按此计算，平均约30人竞争1个岗位。

4月18日，有报名考生在聊天群披露，此次招聘吸引超过千人报考，竞争35个岗位。他表示，报名时才发现岗位结构差异明显，“公告写招聘94人，但很多岗位是定向的，普通考生能报的只有35个职位”。

另有考生留言写道，网格员岗位薪资水平不高，“每个月大概1600元”。该薪资低于广安经开区最低月薪2200元。根据考生反映，报名人数超过1000人，在公开招聘岗位35个的情况下，初步测算竞争比例约为28至30人竞争1个岗位。

四川居民周女士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网格员月薪1600元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网格员每天吃饭就要40块钱，一个月就要1200块，还不算房租、看病等开支，这点钱肯定不够。现在物价在上涨，他们网格员工资太少了。”

网格化管理的基层角色

网格员是中国基层“网格化管理”的组成部分。所谓网格，是将城市或乡村地理空间按统一标准划分为若干单元，并将管理资源、人员与服务职能下沉至这些单元的微观治理模式。一般每个网格由一名网格员负责，覆盖约15至20户居民。

周女士说：“网格员干的活很多，社区什么事都要管，有的负责安全，有的负责环卫，还有的负责老年人服务，我们社区就有好几个网格员。”

相比之下，福建福州的同类岗位薪资高于广安，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鼓楼区南街街道4月中旬在区政府网站发布公告，招聘1名网格员，试用期月薪2195元，转正后约2250元，并实行两班制，最晚工作至22时。公告显示，该岗位需承担巡查、信息采集、事件上报等职责，并要求具备户外工作能力。

有受访者对记者说，在薪资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这类岗位仍吸引应聘者，主要原因在于其相对稳定。

在深圳，网格员招聘多采用劳务派遣形式。深圳市优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3月发布公告，招聘聘员18人，派遣至龙岗区龙城街道办事处工作，岗位包括网格员及党政事务辅助岗。

深圳龙岗居民孙先生对记者说，每个小区楼道内都张贴有网格员姓名和证件照：“他们会打电话问你家里有几口人，登记人口信息。房子租给别人要报备，办理居住证，不办就会被提醒。网格员就像以前居委会的人，是一种日常管理和监控。”

网格员制度的演变与扩张

中国社区网格员制度最早出现在2004年至2005年前后，起源于北京市东城区试点的“万米单元网格”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随后在上海等地推广，最初用于城市管理与房屋租赁信息登记等工作。

近年来，网格员队伍规模持续扩大。通过密集配置人员，基层治理体系得以将信息采集、风险排查及矛盾化解等工作下沉至社区层面。全国网格单元数量已达百万级，由此形成的网格员群体规模亦持续增长，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随着经济环境变化，多地亦出现网格员欠薪等问题，引发部分从业者维权。

受访者表示，在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稳定岗位的吸引力上升，求职者更关注“是否有机会”，而非岗位本身条件。

责编：李诺

© 社交媒体“昨天”视频截图/记者顾远

深圳近期启动新一轮电动车整治行动，多区同步展开执法，重点针对无牌、超标及改装车辆。相关措施已进入城中村区域，并覆盖早晚通勤时段，引发居民与从业者持续关注。

深圳警方4月中旬起展开大规模清理无牌或超标电动车。网民上传的视频和图片显示，在华强北路有数百辆电动车被警察控制并集中运走。多辆货车装载电动车连续驶离现场，在一处空地停放大量被查扣车辆。

深圳福田居民马亮接受本台采访时说：“4月中旬，华强北电子一条街上大量电动车被强行运走。你作为执法部门，不能把人家的电动车收缴了，也不通知人家，车被运到哪里，人家也不知道，中国说是执法国家，但做起事来还是不透明，没有机构监督警察。”

有网民反映，华强北一带整治行动后，本周路面电动车数量明显减少，部分商圈配送效率受到影响。

多区启动集中整治

4月1日起，深圳实施新版“三级限行”管理。全市高速、快速路主道及未设非机动车道的隧道全天禁行。据深圳宝安区松岗交警部门通知，15日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电动自行车“清零攻坚”行动。

通知称，对无牌上路、非法改装及超标行驶等行为进行查扣，并要求“见违必查、查扣必严”，同时采取“地毯式排查、合围式拦截”等方式推进整治。现场视频显示，有骑行人员当街被控制带走；另有画面显示，一名外卖员抱住电动车哭喊挣扎，三名交警将其强行拖离车辆。

在宝安从事配送工作的骑手李先生对记者说：“现在路口查得很密，早晚都有，很多车一看就不合规。我们跑单靠这个，如果车被扣了，就没法做了。有的人已经不敢再骑。”

有骑手表示，近期已有同行将车辆停放在远离主干道区域，或改用其他交通方式接单，也有人选择暂时停工观望。

多份流传的执行安排显示，执法时间集中在上午7点至9点30分、下午5点至7点等通勤高峰。参与人员包括交警、社区工作人员及网格员，部分区域已进入城中村逐街排查，对违规车辆进行现场查扣。4月15日起，南山警方对南园村、北头村、向南村、桂庙新村、大新村等区域展开全天候整治行动。

有当地居民表示，近期执法范围较此前有所扩大，从主干道延伸至城中村内部，部分路口已形成常态化检查。

上牌车辆规模达600万辆

深圳媒体报道，截至2025年12月，深圳登记上牌电动车约600万辆，若计入未登记车辆，实际上路规模更大。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民持续发布查车与拖移视频，也有人讨论如何应对整治措施。有用户表示，已提前将车辆转移或暂停使用。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现行电动自行车标准对车速、整车重量及电池类型均有明确限制，但在实际使用中，改装电池或提高速度的情况较为普遍，尤其在外卖与快递行业中，这类车辆在城市配送体系中占有一定比例。

多地同步整治电动车

江苏泰兴居民刘先生对记者说：“不只是深圳，我们这边也在取缔无牌电动车。我有一次去朋友那里，车子被扣了，现场堆了很多电动车，后来基本都按报废处理，没人管你。”

刘先生表示，当地收缴电动车之后，道路上电动车数量明显减少，公交乘客增加。他说：“现在经济形势不景气，电动车被限制的话，老百姓可能转去坐公交、地铁。”

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持续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对上牌、限行及停放提出更严格要求，并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多地通过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违规车辆，部分地区已逐步转为常态化管理。

责编：李诺

©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账号/记者顾远

中国社交平台微信近期推出“方言采集”返现活动，邀请用户录制各地方言语音（即声纹）以换取现金奖励。活动上线后，有参与者称累计获得数百元收益。随着参与范围扩大，讨论延伸至个人隐私问题，方言曾被中国网民视为相对隐蔽的交流方式，其安全性与可识别性开始引发关注。

据中国媒体极目新闻4月10日报道，微信通过邀请方式向部分用户推送“方言采集”任务。参与者按提示朗读日常用语，完成语音录入即可获得现金奖励。有用户在社交平台展示收益截图，称单日收入约40元。

浙江从事语音识别研究的工程师黄一鸣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国方言有上百种，甚至更多，另外还有方言变种，常说“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如果细分到县、乡、村，更无法统计：“方言语音数据一直比较缺，差异大，比如温州话复杂，很多地方人都听不懂， 标注也比较难，通过对用户录音补充这些资料，是他们想做的事，可以提高模型在复杂语音环境下的识别能力，征集这类数据主要收集做语音模型。”

有偿征集方言模型引热议

用户在微信平台录入当局指定的文字语音，审核通过后奖励将在30天内发放至微信零钱。据了解，用户每录满3句可获得约1元，录满20句可获5元，实际录制量多在每天100至200句之间。

据报道，中国130多种语言及各类方言中，68种使用人口不足万人，48种不足五千人，25种已不足千人。

对于微信平台为何花钱征集方言语音，黄一鸣表示，平台需要提升网民语音识别准确率：“至于它的用途，我想大家都清楚，如果在微信用语音聊天，它是有工具识别的，但是没有该方言的模型，就解不开，或者说难度比较大。”

活动扩大后，讨论开始从技术本身转向这些语音数据可能的用途。长期以来，方言在一些非正式交流中被视为相对隐蔽的表达方式，识别难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被自动化处理的可能。微信方面表示，该项目用于“提升语音识别体验”。

网民忧方言识别被“滥用”

“连家乡话都不安全了。”一条在社交平台获得较多回应的留言这样写道。该评论下方，多名用户提到，过去使用方言交流的一个原因，是降低被系统识别的可能性。

山东滕州网民齐先生告诉记者，当地有很多种方言：“滕州一个小小的地方，东西南北说话都不一样，如果你语音输入，它微信加不上无法识别，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在收声音数据，他在语音识别监控方面，肯定有很大的帮助。”

关注个人隐私议题的学者余文天认为，这项技术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它会被用来做什么。他对记者说：“如果是把方言转成文字，这是有意义的，也应该肯定，但如果是用于审核方言内容，对批评言论进行干预，那对大部分网民来说，不是好事。”

近年来中国在金融、电信等领域逐步引入声纹识别技术，用于身份验证与风险控制。所谓声纹，是一种生物特征，简单来说就是人声的“指纹”，能够用于标识说话人身份。中国一些平台也已具备语音转写与内容审核能力。从事语音技术研究的人士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推进，语音数据在各类应用中的作用正在增加。

截至目前，微信方面未就数据管理细节作出进一步说明。该活动仍处于邀请阶段，尚未全面开放。

责编：李诺

© 微信截图/记者顾远

海外社交媒体近期流传4至5份涉及中国加强网络管理的内部文件。文件显示，中共中央网信办及三大电信运营商正加强对跨境网络连接的管控，涉及企业和个人。

4月2日，中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出的通知显示，相关部门将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并要求参会人员统一存放手机，不得随意走动。另有一则通知由中国网络监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司局办公室发出，要求三大网络运营商相关部门参会。

两份文件都提到跨境数据专线。据知情人士对本台表示，当局正对“违规连接互联网”的跨境数据专线进行清查，涉及专线及机房中转等连接方式，并要求相关负责人携材料参会、限时反馈。

4月6日，江苏苏州一家网络科技公司接到当地有关部门下发的《关于配合运营商全省网络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的告知函》。文件称，自4月起将开展针对跨境访问行为的专项整治，服务商需对相关连接进行排查，一旦认定违规，将直接断网处理，不设整改期限。

4月1日对跨境访问行为专项整治

苏州一科技公司网络工程师俞敏（化名）对记者说：“以前多是提醒或者要求限期整改，现在是直接关停，基本没有缓冲空间。这类会议主要是统一口径，一旦发现非法翻墙，就可能被断网，接下来范围可能还会扩大。”

俞敏举例说，近期有企业通过跨境专线连接海外网络，为客户提供加速服务，在被上级通报后，相关线路未提前通知即被切断，业务随即中断，企业只能临时调整网络架构。

江苏方面的告知函已发到企业客户。文件称，自2026年4月1日起开展针对“违规跨境访问”的专项整治，要求接入服务商签署合规承诺，对被通报的IP立即关停。文件还提到，一旦发现相关行为，将直接断端口、终止服务，相关费用仍需由客户承担。通知称，相关通报由上级部门统一下发，不设整改期限，企业需自行排查网络、服务器及端口使用情况。

另外，陕西部分企业近期接到一份题为《关于全面封禁海外流量及严禁翻墙业务的紧急通知》的文件。通知称，自即日起，所有IP地址不得访问中国大陆以外的网络，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时禁止承载VPN、代理等相关业务。

企业自查跨境流量及代理应用

文件还要求企业开展自查，排查跨境流量及代理应用等情况。通知提到，一旦发现相关行为，将直接封禁IP或停机处理，资源不予保留，费用不退还。若业务因此受到影响，也不提供调整或恢复，是否解封需以运营商后续通知为准。

深圳一公司网络技术人员郭先生对记者说，最近几天各地出现限制连接境外网站的情况，说明当局已经开始行动。他说：“今年两会后已经听说要加强对互联网的安全管理，说境外黑客入侵情况严重，又说有人通过翻墙把墙外的消息搬到墙内，有些部门正在调查。”

郭先生说，有些地区在限制网速并侦测电脑VPN，如果发现是企业就会封网，个人则可能被罚款。情节严重的，“把海外文章、图片、下载的视频在国内传播，可能就要拘留。”

有外贸公司表示，他们使用翻墙工具联系境外网站，需要向当局备案，否则属于非法联网：“一旦用户触发监管，服务商可能承担风险，这会促使其主动加强审核，但会影响公司与外商的正常交流。”

责编：李诺

©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账号/记者顾远

随着中国各地监控系统持续扩展，一组关于城市摄像头数量的统计近日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相关数据被转发后，引发对城市监控密度的讨论。一些观察者提到，在部分特大城市，摄像头数量已接近常住人口规模。

近日，海外社交平台X账号@cuichenghao整理的一组城市监控数据在网上传播。根据该组数据，上海摄像头数量约1506万，北京约1116万，重庆约898万，广州约735万。

与人口规模对比，多地已进入高密度区间。以上海为例，常住人口约2480万，对应约1506万摄像头，约每1.6人对应1个；北京约每2人对应1个；广州约每2.5人对应1个；重庆约每3.5人对应1个。

受访者：监控覆盖日常生活

江苏泰兴居民陆建荣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地摄像头数量明显增加，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罚款，二是维稳。他说：“政府为了拉动经济，通过罚款来增加收入，开车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开罚单。还有就是维稳。一些被列为重点人群的，还有一些没有纳入重点人群、但需要监控的人，通过摄像头都能看到你。我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尤月兰的，还有一个叫黄兰珠的，在她们家六楼门口装了一个，楼下装了两个，楼梯口也装了一个。只要是被列为重点维稳人员，家门口的摄像头不止一两个。还有居民宋宜霞家，也都有。”

根据此次统计数据内容，排名前十的上海、北京等城市摄像头总量接近8000万，主要集中在特大城市。多项研究将中国监控摄像头总量估计为数亿级别，分布在公共空间、商业设施以及基层视频系统等不同场景。

上海居民郑先生说，他被当局认定为“重点人群”，其住所周边安装有多个摄像头，分别对应不同管理部门：“我家周边有三四个监控，有市公安的，有区公安的，还有社区、街道，包括物业的。盯着我家的摄像头有好几个，在你周边装探头很正常。比如你窗前装四五个，后窗也有四五个。”

郑先生说，对相关人群的监控已覆盖日常活动路径：“从你出门到上大路，监控都是联网的。像我们这种人，不用报备，不像以前那样需要提前申报，你走到哪里他们都知道，现在基本没有隐私。”

天网与雪亮工程覆盖网络

公开信息显示，中国监控体系以城市“天网工程”为基础，在道路、社区及公共空间布设摄像头，并接入公安局系统集中管理。与此同时，农村地区推进“雪亮工程”，通过基层视频系统实现联网。目前，中国摄像头数量被估计已超过七亿个。

北京学者张先生对记者说：“城市的天网工程与广大农村的雪亮工程结合，使监控系统从城市延伸到乡村，覆盖范围持续扩大，空间上的空白区域越来越少。”

国际比较与历史演变

在全球监控密度排名靠前的城市中，中国多座城市位居前列。有民众表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财产损失时，监控系统并未发挥明显作用。山东滕州的张先生对记者说：“你的车刮了，被偷了，摄像头找不到，孩子丢了也找不到。”

中国大规模铺设摄像头始于2000年代中期。“平安城市”建设推动监控进入公共空间；2015年前后，“天网工程”加速扩展；2016年前后提出“雪亮工程”，监控网络向基层进一步延伸。多项国际研究显示，全球监控摄像头数量最多的城市，多数集中在中国。人权组织近年来多次关注相关技术的扩散情况。

责编：李诺

© Reuters

4月5日，一名网民在论坛发帖称，其大学同学因“翻墙”被派出所要求到场配合调查。该网民说，其同学此前在登录微软Teams时接收过验证码，次日即接到公安局电话，询问是否下载所谓“诈骗软件”。

海外社交媒体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帖称，上述当事人到派出所后，警方电脑中的反诈系统显示其曾接收“境外软件验证码”。现场民警对其手机内应用程序及银行卡信息逐一拍照登记，并上传至内部系统。

湖北网络活跃人士章承（化名）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近期越来越多网民被要求在手机中安装所谓反诈软件，一旦使用“翻墙”工具浏览境外网站，很快就会被警方找上门要求说明情况：“很多人装了所谓反诈软件，这些人再翻墙，公安系统就会显示出来，就把你叫到派出所去调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其实在中国有很多人在翻墙，大部分人只是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所谓反诈软件就是用来监控人的。”

设备数据进入执法视野

武汉学者郝先生对记者说：“现在的情况已经从网络访问延伸到个人设备和账户信息。很多原本只是技术层面的操作，一旦被纳入管理，就会被当作执法依据。这种做法把网络使用和个人身份逐步连在一起，一旦数据被系统记录，之后再查人就会变得很直接。”

近期，湖北多地接连出现网民因使用VPN“翻墙”浏览境外网站而被公安查处的个案，相关做法开始在不同地区重复出现。湖北公安执法公开平台日前公布的信息显示，3月8日17时许，鄂州市一名许姓男子在家中使用一部荣耀手机“翻墙”浏览境外网站，包括使用X、TikTok等平台。通报称，许男已触犯相关规定，其在接受调查时承认相关行为。

(志愿者提供/记者顾远)

翻墙行为被认定违法及罚款

警方随后对许男给予警告，并处以200元人民币罚款，同时责令其停止联网。

1月28日，孝感一名石姓男子因使用VPN访问境外网站，被当地公安局认定为使用非国家公用电信网进行国际联网。公开信息显示，派出所出动十余名警力到其住处调查，随后对其作出责令停止联网，并处以5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从近期公开案例看，公安已经把网民“翻墙”行为直接按违法处理。研究网络安保技术的工程师李先生对记者说：“从最近这两起案件来看，这种做法正在增加，说明翻墙不再只是技术限制的问题。”

根据公开处罚文书，上述案件均依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第六条及第十四条执行，将相关行为认定为“未经批准进行国际联网”。

中国一位因个人安全原因不愿公开姓名的法律界人士对此提出质疑。他对记者说：“这个规定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它和宪法保障的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是冲突的。另外，查看他人手机、删除翻墙软件，这本身就是搜查行为，搜查应该经过公安局局长授权。”

识别VPN能力进入应用层

2026年3月，一项编号为CN121691088A的技术方案进入公开程序。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披露的信息显示，该专利由福建紫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25年10月申请，内容涉及识别电脑是否开启VPN等功能，目前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相关内容在技术社区传播后，引发对监控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展的讨论。深圳软件工程师郑先生对记者说，这类技术通常通过识别设备中的虚拟网卡来判断是否使用VPN，一旦部署在企业或公共终端，相关行为便可被识别。“一些开发环境本身也会生成虚拟网卡，如果按同一规则判断，正常使用也可能被当作异常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对跨境访问行为的监管明显加强，相关措施正逐步向企业端延伸。

有受访学者对记者说，这类技术一旦被相关部门采用，不仅可能用于限制个人跨境访问行为，也可能影响企业与境外合作中的信息沟通范围。

责编：李诺

© Reuters

中国多地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出现明显断层。根据对六个地级市统计公报及人社部门公开数据的测算，部分地区实际缴费人数与应缴人数之间的差距扩大，其中浙江丽水断缴率超过55%，意味着超过一半应缴人群未继续缴费。多位受访者认为，这一变化在近年来

近日，有网络博主梳理云南普洱、安徽宣城、浙江丽水等六个地级市2024年至2025年的社保数据，并以参保人数减去领取待遇人数作为应缴费基数，计算实际缴费与应缴费之间的差值。结果显示，浙江丽水断缴率约为55.2%，为样本中最高；甘肃白银约为41.2%；安徽宣城约为30.2%；安徽铜陵约为27.6%；广东佛山约为26.2%；云南普洱约为16.7%。上述测算在网络传播后引发讨论。

北京独立学者俞晓敏对记者说，当前的断缴现象与就业结构变化及参保人的现实选择有关。他说：“这不只是地区差异的问题，而是就业结构、人口流动，还有参保人对未来的预期共同影响的结果。现在这个制度是按档次缴费，可以交也可以不交，对收入不稳定的人来说，一旦手头紧，这种长期支出往往最先被停掉。”

从各地公布的数据来看，参保人数与实际缴费人数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一些受访者认为，这种变化与当前就业流动加快有关，也与长期缴费安排之间的衔接有关。

俞晓敏说：“现在很多人是流动就业、失业率高达20%以上，但当局还是按相对稳定的工作来设计，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不太一致的地方。”

失业人数增加 断保人随之增长

近期流传的一份社会数据观察显示，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推算的社保断缴人数约为4200万人，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17.8%。其中，25至35岁群体断缴倾向较为明显。部分讨论提到，这一年龄段对未来回报的不确定性更为敏感。

不过，目前人社部官方尚未公开针对“主动断缴率”的专项统计报告。

在广东经商的湖南籍个体户陈先生对记者说，尽管此前曾连续参保多年，但近年已选择中断。他说：“以前交过几年，后来就停了。在工作难寻、收入不稳的情况下，每年数千元的保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何况，未来能领到多少还是未知数。”

上述情况在网络讨论中呈现出不同看法。一方面，有网民指出城乡居民保险具备“分档缴费、自主选择”的弹性，且各地补贴标准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也有观点对“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提出疑问。有讨论提到，在收入预期不稳的情况下，一些参保人选择中断或延后缴费。

经济下行下生活开支优先于缴费

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次较大的调整，从过去以单位保障为主，逐步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缴费相结合的模式。1997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确立；2009年启动的新农保在2014年整合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形成目前的基本框架。

在上海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张小姐对记者说，经济下行下，不少企业经营困难，有的企业招聘员工不到半年就停业。她说：“现在企业关停的情况比较多，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收入不稳定，也就很难继续缴保费。这种要持续交很多年的制度，在现在的情况下确实有点跟不上。对不少人来说，养老缴费虽然重要，但先把吃饭问题解决更现实。”

目前，中国养老保险主要分为两类：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由单位和个人按工资比例缴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则由个人按档次缴费，并配合政府补贴形成个人账户。

随着就业不确定性的增加，中国养老保险缴费的连续性也受到影响。一些受访者表示，在收入波动较大的情况下，生活开支往往被放在首位，养老缴费则容易被延后甚至中断。有受访者说：“现在最现实的是先把眼前的生活稳住，养老的事只能往后排。”

责编：李诺

© Reuters

四川成都近期被披露实施一套针对特定人群的分级管控制度，相关内容最早由海外社交平台X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记者随后联系多名受访者核实，受访者提供的信息与网传内容基本一致。

3月上旬中国全国两会期间，多名成都居民与知情人士向记者反映，当地已建立针对“重点人群”的分级预警系统，由基层街道与派出所具体执行。一位基督徒告诉本台，秋雨圣约归正教会的信徒长期受到控制：“国保对家庭教会看守很严，他们要求我们加入三自教会，但我们不愿意去官方教会，我们现在只能三两个人分散聚会，秋雨教会是他们重点关注的教会。”

有熟悉当地情况的丁先生对记者说，每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地方政府都会进入维稳状态，相关稳控措施通常提前部署并在会议期间集中执行，已形成固定操作模式。他说： “成都作为中国内地人口流动较大的城市之一，长期聚集来自西藏、新疆等地区的人群，同时亦有较多家庭教会活动，比如秋雨教会，当局打压基督徒，当局也要稳控。

丁先生说，近年来当地对宗教团体的管控持续加强，部分未纳入官方体系的教会已被列入长期关注范围。例如秋雨圣约归正教会等群体，过去已多次受到执法部门干预，一些信徒被带走调查或限制聚会，相关案例在当地信徒群体中较为普遍。

他还指出，随着经济环境变化，一些失业、经营失败或家庭状况不稳定的人群数量增加，这类群体在官方分类中被视为潜在不稳定因素，亦被纳入重点关注范围。在全国性重要时段，如两会或国庆期间，相关人员往往会面临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包括被上门询问、限制外出，甚至通过房东施压等方式要求其离开原居住地。“上述做法并不限于成都，在多个城市均有类似安排，体现出当局近年来对重点人群动态管控的普遍趋势。”

重点人群分级预警机制形成

据X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转发的网民投稿显示，当局将6类人群列为“不放心人员”。熟悉成都情况的知情人士尹先生对记者说，当地近年对“重点人群”的管理明显趋严，纳入范围持续扩大，一些原本不在重点名单中的群体也被逐步登记。他说，相关措施在基层层面执行较为具体，不同街道和派出所之间做法略有差异，但总体方向一致。

尹先生还指出，涉藏、涉疆人员被列入专门管理类别，包括来自西藏、新疆地区人员，以及四川境内藏族、彝族等民族自治州相关人群，均被纳入管理范围。

尹先生对记者说，“不仅是当地人，来成都读书的学生也会登记，有的人在成都出生，只要家庭背景涉及这些地区，也会被列入”，部分人员即使迁往外地，仍会被持续跟踪，“人搬走以后，会有人去新住址核查，有的持续几个月”。

成都一家商务酒店人员告诉记者，西藏和新疆籍旅客入住，均需向派出所备案：“所有入住旅客身份证等资料都会上传到派出所，还要电话通报一次，这项规定已经实施很多年。”

网民投稿显示，被纳入重点监控的人群范围较广，包括台湾人、基督徒、失业者及新疆籍汉人等。当局将上述人群与精神障碍人员、刑满释放人员、“三失一偏”群体及重点信访、涉法涉诉人员一并列入“不放心人员”，相关分类近年来已扩展为“五失一偏”。

分级监控强化 人员跨区域持续跟踪

网民投稿还提到，来自西藏、新疆地区的人群被单独列入管理范围。这不仅包括在成都生活或工作的西藏、新疆居民，也包括来自四川境内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人。只要个人背景涉及西藏、新疆或相关民族地区，即可能被纳入这一类管理。相关范围还延伸至在成都就读的大学生、婴幼儿等未成年人、1949年前出生的老人，以及参与援藏援疆后返家的汉族人员，即便其子女出生地和身份证均在成都，仍被纳入管理体系。

网民投稿还提到，当地依托统一平台对相关人员进行分级管理，分为红、橙、黄、蓝四个等级，其中红色为最高等级，对应重点监控对象。人员一旦被纳入，管理不会随流动而结束，即使迁往外地，仍会被持续跟进调查数月，并通过安排打卡岗位、固定接触以及调取出行信息等方式进行跟踪。

责编：李诺

© 志愿者提供

© X@YesterdayBigcat截图

中东战事升级，全球重要航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乎停顿。伊朗当局曾表示，该海峡仅对美国、以色列、欧洲及其西方盟友的船只关闭。不过，大部分船只对这条航运要道仍然保持观望，过去数日顺利通过当地的船只寥寥可数。

伊朗军方此前并未在声明中明确表示“仅允许中国船只通过”。但在中国社交平台，一些小粉红和所谓爱国网民声称，只要船只悬挂中国国旗即可避免遭到攻击，顺利通过海峡。

中国媒体观察者网报道，3月5日凌晨，一艘名为“铁娘子号”（Iron Maiden）的散货船在通过海峡时，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信号从“待指示”更改为“CHINA OWNER”（中国所有），并沿阿曼海岸线航行通过。

随后，新浪新闻、中华网等网站也报道称“中国货船安全通过海峡”，并称“非敌对国家船只不受限制”。引发大量网民点赞。不过，有网民嘲讽：霍尔木兹海峡通不过，抖音上可以通过。

“国旗护航”说法引发争议

3月8日，一段由中国船员拍摄的视频在社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多艘货轮停泊在海面上。船员说：“抛锚的船还是挺多，继续等着，没有通知，谁也不过。”他还补充说：“有的在远处，看不到。”有网民留言：请求”战狼“吴京前来支援。

视频画面显示，拍摄者站在船头驾驶室附近，前方海面上停泊着多艘就地抛锚的货船。相关画面随后在中国网络引发关注，也被不少网民视为中国船只并无通过海峡“特权”的例证。

山东学者马刚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每当涉及中国官方叙事，总有一批人罔顾事实，借机宣扬所谓爱国主义。他说：“现在网上流传很多说法，比如伊朗已经摧毁中东所有美国基地、击沉美国航母之类，听起来像是真的，其实很多都是没有根据的内容。”

马刚全还说，一些网红抓住部分人不辨真假、只愿意听自己想听的信息的心理，不断制造情绪收割流量。“每当涉及中国或国际局势，这类内容就特别多，现在几乎已经形成一种专门依靠流量变现的模式。”

霍尔木兹海峡油轮大规模滞留

航运数据机构统计显示，受伊朗封锁威胁及美伊紧张关系影响，截至3月9日，霍尔木兹海峡两侧滞留船只约400至700艘，其中包括300多艘原油油轮和上百艘成品油轮。摩根大通分析称，目前至少有411艘油轮确认滞留，海峡通行量已从以往每天约138艘骤降至约3至8艘。

山东青岛港附近居民莫先生接受记者查询时表示，当地不少油轮航运受到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后，我们这里一些运油船已经停运，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我有个邻居是船员，最近单位已经安排休假。”

网络活跃人士吕先生对记者说，中国官方媒体以及微信、微博上的舆论，在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的问题上明显偏向伊朗。

他说：“但很多网民对伊朗并没有太多好感。在我的印象里，伊朗曾经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自从霍梅尼上台后实行神权统治，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差。像委内瑞拉也是这样，从曾经的富裕国家逐渐走向贫困。”

政治立场主导网络讨论

吕先生还批评说，一些网民在讨论国际问题时往往不去判断是非曲直，而是先根据政治立场作出结论。他说：“很多人看问题不是先看事实，而是先看立场，只要符合自己的政治立场，就会无条件支持。”

目前，大量油轮聚集在海峡两端。阿曼湾一侧约150艘油轮在富查伊拉及阿曼海岸附近抛锚，波斯湾内约200艘已装载石油或天然气的船只在伊拉克、沙特和卡塔尔近海待命。同时，伊朗在该区域实施的GPS信号干扰已影响约1650艘船只的导航系统，增加了航行风险。

另外，马士基、赫伯罗特等多家国际航运公司已暂停相关航线。业内人士表示，如果紧张局势持续，中东产油国有限的陆上储油能力可能在约22至25天内达到上限，滞留油轮可能被迫返航或在公海等待。

霍尔木兹海峡位于阿曼湾与波斯湾之间，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需要经过这一水道。

责编：李诺

© 网络截图/志愿者提供

3月7日晚间，广东陆丰市在春节游神活动期间出现大规模人群聚集。多段网络视频显示，大批民众在市区人民路红星综合市场一带燃放爆竹，抗议当地禁炮规定，并与前来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发生推挤。

在广东陆丰，春节游神活动是当地一年中最隆重、最热闹、也最具凝聚力的传统民俗盛事。神明巡行时，村民会点燃堆积如山的爆竹和烟花迎接，整条街道被硝烟和震耳欲聋的炮声笼罩，炮声密集，烟雾弥漫。这也是当地人祈求“红红火火”的方式。

然而，今年陆丰当局不顾村民反对，强行出台“禁炮令”，禁止人们在春节游神期间燃放鞭炮，最终引发全大规模抗争。有网民称，这次抗议数以千计，有人说过万人。但本台无法核实。

警方禁放爆竹并拘人惹不满

住在陆丰红星综合市场的居民陈先生3月8日对本台说，前一天，不少居民仍按照往年的习惯准备爆竹，但遭到警察阻挠。他说：“后来很多人不听警察的话，把提前买好的爆竹拿出来放，这是他们当地的风俗，神像出来以后就开始放炮。我听说警察抓了几个人，今天放了。”

陈先生说，当地春节游神活动每年都会举行，燃放鞭炮是迎神仪式的重要部分。“神像巡游到哪一条街，村民都会放炮迎接，这是从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政府今年突然说不能放炮，很多人觉得这不可思议。”

X平台账号“昨天”（YesterdayBigcat）发布的视频显示，广东陆丰市区多条街道聚集大量民众，他们发出喊叫声，但无法听清具体内容。街面布满燃放后的爆竹纸屑，空气中弥漫烟雾。视频中还能看到警车进入现场，周围聚集大量围观民众。

另一段画面显示，多名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员在街边控制一名男子，附近停有印有“公安”字样的警车。路口两侧站满围观者，众人举起手机拍摄现场情况。

现场视频中，街道上人山人海，有人站在街道中央，有人骑着摩托车穿梭行驶，也有人举起双臂向后方人群呼喊，周围群众不断向前聚集。街道两侧部分店铺灯光仍然亮着，部分车辆被迫减速或绕行。

陆丰一名从事个体经营的商户叶先生对记者说：“前两天就有年轻人在放爆竹，警察看见就抓，听说差不多抓了十几个人，引起很多人不满，所以老百姓才发生大爆发。警车进来，气氛就有些紧张。”

叶先生说，当地政府此前已经发布通知，要求春节期间限制燃放烟花爆竹。“通知发出来以后很多人都在讨论，有些人觉得游神不放炮就不像游神。”

学者：游神是当地重要民俗

广东民俗学者廖月明接受本台采访时说，陆丰以及汕尾、潮汕一带长期保留游神传统，这类活动往往由村社或宗族组织，居民参与度很高，但不知当局为何禁止。他说：“对当地社区来说，游神不仅是一种民间信仰仪式，也是一种社区活动。很多人把它看作一年中最重要的节庆。如果行政命令直接限制关键仪式，容易引发居民的不满。”

游神是广东东部沿海地区广泛流传的一种民间宗教与传统节庆活动，主要分布在潮汕地区、汕尾、陆丰、揭阳、潮州等地。活动多在春节、元宵节或重要庙会期间举行，是当地最重要的民俗仪式之一。游神通常由当地寺庙、宗族或村社组织进行。活动当天，人们将供奉在庙中的神像请出，由信众抬着在街巷巡游，沿途接受居民供奉。

据了解，陆丰当局此次执法的依据，被认为与当地实施的烟花爆竹禁燃通告有关。该通告将市区划为禁燃区域，并规定即使在“游神”等传统民俗活动期间也不得燃放爆竹。

与此同时，广东省在2024年修订《广东省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登记编号和建档编号管理规定》，并定于2025年6月16日施行，对民间信仰场所登记及相关活动审批作出规范。

截至目前，当地政府尚未公布此次街头聚集事件的详细情况，也未说明是否有人被带走或受到处罚。记者致电陆丰市公安局办公室，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责编：李诺

© 志愿者提供

小时候，我很喜欢包书皮。因为是用旧日历，把空白的那一面朝外，我可以任自己喜欢地在封面上画各式各样的东西，也可以把科目的标题画得五花八门，就连自己的名字、班级、学号也不放过。总之，整个封面的每一处细节，都是我自己画的。书皮，就是我的作品。

甚至于，学期中还能重新包，重新设计。

如今的包书皮，是一个产业，是标准，是流程，是例行公事地把印刷清晰的亮面，包成雾蒙蒙的哑面。甚至有些课本，预留出了包书皮的空间，把学生信息设计在了靠内侧恰好避开的位置。

儿子问我：“爸爸，这个设计好吗？”
我说好啊，这是很棒的引导！

但有一点可惜，趣味和想象力也随之消失了。

可这并不是设计的问题，也不是产业的问题。过去的人用旧日历、旧报纸、旧海报包书皮，虽然五花八门，但也百花齐放。我有个发小，他爸给他包的书皮，是铁片做的，四个角都是角铁，若砸头上，那是真能开瓢的。但总有包不好、做不来的，不在少数。

工业化、产业化是解决了痛点的。只是，任何事情一旦把门槛放到了「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执行」的程度，人就不再是个体了，大家只是集体、算法、架构里的一粒沙子、一个变量、一颗齿轮。

很多人以为 AI 会释放人们的创造力，迎来空前繁荣。

不，创作行为不会因为工具、媒介、传播渠道而改变其本质，它总是关于「偏离标准值」的。标准的书皮贴再多，也做不出一张像样的封面。创作是关于累积了多少心力的，「方便」降低了生产平庸的门槛，但绝不会降低「认真」的门槛。

趣味就在粗砺的偏离之中。

中国互联网公司网易推出的macOS版安卓模拟器MuMu Player Pro被指在后台周期性读取系统信息，引发社交平台X、Reddit及技术社区讨论和质疑。相关说法目前尚未获得独立安全机构的完整审计确认。截至发稿，网易方面尚未就具体技术细节作出公开回应。

有用户发布技术检测截图称，该软件在后台运行时执行多条系统命令，涉及读取进程列表、网络配置、应用程序信息及部分系统参数等内容。

多位技术博主披露，MuMu模拟器在后台运行期间，每约30分钟执行一次系统信息采集操作。一名不愿具名的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对本台表示：“这已经不仅是简单的性能调试，而是较为全面的系统扫描。它会查询运行中的进程参数、网络接口状态，以及设备识别信息等。”

每30分钟左右执行一次

根据部分用户公开的日志分析，软件在运行过程中涉及读取 /etc/hosts 文件，并抓取系统运行进程的完整命令行参数。技术讨论指出，这类信息通常包含应用路径及运行参数。是否涉及敏感数据，仍需进一步技术验证。

在社交平台上，有用户担忧相关数据可能用于生成设备识别标识，并与分析平台进行关联。一名长期使用Mac系统的独立开发者王先生对本台表示：“如果配合硬件序列号和设备标识进行数据绑定，就可能形成完整的设备画像。数据最终流向和用途，需要企业说明。”

公开资料显示，MuMu Player Pro为网易旗下安卓模拟器产品，主要面向Mac用户提供移动应用与游戏运行环境。

讨论焦点在数据采集是否透明

河北数据工程师高先生对本台表示，安卓模拟器在进行性能适配、图形加速调试及兼容性检测时，通常需要读取部分系统信息，例如CPU型号及核心数、内存容量、显卡型号、系统版本、屏幕分辨率以及当前网络类型等，以判断是否支持特定渲染模式或虚拟化加速。但“是否构成过度采集，关键在于采集范围、数据用途以及是否在隐私政策中明确披露”。

他表示：“如果读取内容涉及设备唯一识别信息，例如硬件序列号、MAC地址、设备UUID、主板信息，或者获取完整的运行进程列表、网络接口详情，并将这些数据传输至远程服务器或与用户账号进行绑定，就已经超出单纯性能调试所需范围。此类行为应当在隐私政策中清晰说明数据类型、使用目的、保存期限以及是否共享第三方，并提供明确的用户选择权。”

研究人员谈国产应用风险

网络安全研究人员葛强对本台说，将客户数据上传到公司服务器，可能构成侵犯隐私的行为，但若缺乏证据，用户往往难以提起诉讼。“国产监视系统、电脑、路由器、电视、扫地机器人都有各自的’后门’，它会悄悄上传数据。”

葛强表示，近年许多网络公司开发的产品需要经过网络管理部门审批，而且必须标明具备后台可控系统，以便随时配合政府调查。“这种情况用户根本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也没用，你告谁？”

公开信息显示，部分讨论提及软件中可能集成由神策数据提供的分析工具。该公司为数据分析服务提供商，向互联网企业提供用户行为统计与分析服务。关于具体数据是否上传、是否仅本地存储、是否进行匿名化处理，目前尚无第三方独立技术报告确认。

中国应用采集争议频发

安全机构Sesame Disk此前发布报告指出，部分应用可能通过后台运行机制降低用户感知，但该报告未单独针对MuMu Player Pro发布完整独立审计结果。

近年来，有关中国应用程序搜集用户信息的情况屡见不鲜。包括微信在内的多款应用，均曾被发现未运行时，仍采集用户数据。

法律人士表示，若中国产品面向海外市场并涉及跨境数据传输，还需遵守当地数据保护法规。是否构成违规，需要结合实际采集内容、数据流向及用户授权情况进行具体判断。

目前，相关争议仍主要停留在技术讨论与社交媒体层面，尚未有监管机构发布正式调查结果。本台将持续关注网易方面的回应及后续进展。

责编：李诺

© 志愿者提供

又是一年春运，而今年的12306购票系统，因为“一票难求”，再度登上热搜。打开购票软件，热门车次开售即“秒光”，候补排到几百位。很多人凌晨守着抢票，结果还是抢不到。

可一上车，却发现——车厢空空荡荡。

一边是一票难求，一边是空座运行。网友质问：难道票都卖给空气了吗？

很快新的质疑出现了：有人发现，12306上买不到票，但第三方平台却可以买到。“车票是否流向了第三方平台？”这一说法迅速引爆舆论。

对此，铁路部门回应： “绝不存在车票流向第三方平台的情况。”

那票到底去哪了？

据新华社消息，截至2月8日，中国铁路12306平台已售出约 1.4亿张火车票，运输力投入创历年新高。而对于“空座”现象，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系统使用了“区间限售”“分段放票”“买长乘短”等策略。

© 受访者提供

2月16日除夕夜，中国央视马年春晚主会场灯光亮起，多款人形机器人在舞台中央翻转、起舞，与演员互动。小品、歌舞以及分会场节目中，机器人频繁登场，部分歌词直接提及“AI”“机器人”。节目播出过程中，相关AI企业名称在主持人口播与画面中反复出现。

在春晚舞台上，主办方介绍了六家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参与武术表演；魔法原子的机器人出现在歌舞与互动环节；银河通用的机器人在贺岁微电影中亮相；松延动力则有多款机器人参与小品演出。科大讯飞的仿生机器人亮相合肥分会场，新松机器人则在分会场承担机械臂等展示任务。期间，相关企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机器人的功能与技术参数，节目展示与市场推广形成同步。

机器人密集登场 网民热议

有网民在社交平台评论说：“这像是一场机器人春晚，人类成了配角。”另有网友调侃称，“看得我老泪纵横，看机器人比看高考还紧张，千万别摔倒。”还有网民留言：“今天机器人能上舞台，明天就能上战场，五角大楼又要加班开会了……”

北京文化人季风本周三（18日）对本台表示，中国当前外贸与房地产投资均出现放缓迹象，“那剩下还能做什么？现在就是高科技。”他说，机器人产业被赋予重点发展任务，与官方近年来反复强调“科技发展”的方向密切相关。

季风说：“外贸出口空间正在收缩，直接出口受限，间接出口也受影响。很多产品不能顺利进入其他市场。我认为发展机器人产业，也和出口预期有关。他们觉得这个领域还处在世界前列，所以要加大投入，希望未来能出口到其他国家。”

节目播出当晚，中国多家电商平台上架“春晚同款”人形机器人。以Unitree G1为例，其公开售价超过20万元人民币。平台数据显示，节目播出后相关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增长超过三倍。

机器人上升为战略方向

上海机器人产品市场观察者周先生对记者说：“春晚这种国家级舞台，本身就带有背书意味。企业能站上去，往往意味着符合国家的发展方向。这几家企业也属于政策扶持力度较大的对象。”

北京大学科技政策研究学者孙先生对记者说：“央视春晚作为国家级晚会，不仅是文化产品的呈现，也释放政策与国家战略信号。”

他指出，一些看似民用的科技产品具有军民两用属性，“比如俄乌战场上使用的无人机，最初也是民用产品，但进入战场后就成为武器。”

谈及技术层面，孙先生表示，人形机器人要在开放空间实现稳定运行仍需时间。核心零部件方面亦存在制约因素，“包括部分芯片和材料尚未完全实现国产替代。”

近年来，“智能制造”“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概念被写入国家发展规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逐渐成为多地政府重点布局方向。工信部2023年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推进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和应用示范。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相继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核心零部件、算法及整机研发，财政资金与产业资本也随之加速进入这一领域。

机器人会否重演补贴驱动扩张

有学者指出，在外贸增长放缓的情况下，高科技产业被推到更突出的位置。机器人产业获得集中展示与资源倾斜，不仅被视为产业升级方向，也承担着提振经济信心的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的布局下，企业能否获得资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符合国家战略方向，而不完全由市场需求决定。

浙江电动车业内人士姚顺认为，中国当前对机器人产业的集中投入，某种程度上类似此前对电动车行业的快速扩张。“在政策与资本推动下，企业数量迅速增加，但市场需求未必同步增长。电动车行业后来出现价格战和产能过剩，机器人产业是否会走上类似路径，仍有待观察。”

近年来，中国太阳能产品、电动车等出口商品在欧美市场引发贸易争议。部分西方国家指责相关产品存在低价竞争行为，并启动反补贴或反倾销调查。

春晚带来的关注能否转化为实际订单，中国机器人是否会在政策与资本推动下走向低价扩张，并对海外市场形成价格冲击，将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责编：李诺

© CCTV/Reuters画面截图

中国经济下行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持续显现。上海多名应届毕业生及用人机构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中，部分高校毕业生在上海求职时，起薪水平已由此前约8000元回落至4000元左右，与十多年前的薪资水平相近。

中国教育部此前发布的预测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约为1200多万人，比上一届增加约43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其后教育部披露，202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将达到1270万人左右。多名受访毕业生表示，就业机会减少、薪资下探，使不少年轻人对未来的预期发生变化。

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专业的周艺本周一对本台说，她在毕业后半年内一直未能找到工作，只能不断下调薪资预期，近期才在一家单位入职，月薪为3500元。她说：“我现在在一家公营单位工作，月薪3500元，这份工作找了半年多，只能先做着再说。”

毕业生求职周期拉长

周艺的经历在上海并非个案。她说，另一位同班同学近期入职一家公司，月薪仅3000元：“我有个同学一个月才三千块，扣完房租基本就没剩下什么钱，她父亲每个月还得给她寄钱。”

在网络平台上，关于年轻人失业与低薪就业的讨论持续出现。一名就读于上海某本科高校的大四学生对记者说，他刚结束研究生入学考试，选择继续深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当前就业环境的担忧。

他表示，同班同学中已有不少人进入企业实习，但实习岗位多以日薪结算，普遍在150元左右，不包食宿，也未提供加班补贴。转正后的月薪水平，多数集中在4000元至5000元之间。

该学生就读院校并非“985”或“211”，但属于一本院校，所学专业亦为近年较受关注的方向。他说，这一薪资水平与外界对上海就业市场的普遍认知存在落差。

广告标薪与实薪落差

记者查阅多家招聘平台发现，一些企业在招聘信息中标注“月薪8k—12k”，但在实际沟通中，用人单位往往以“绩效”“浮动空间”“转正后调整”等方式，将基础薪资控制在4000元左右。

上海一猎头公司创办人胡女士对记者说，为吸引应聘者，招聘平台标注的薪资普遍高于实际支付水平，部分岗位存在一到两倍的落差。她说：“这是行业里的常态。以前有岗位标3万元，谈的时候说你这不好那不好，最后给你1万5；现在标8000元，最后可能也就给4000元。如果一开始把薪水写低了，基本没人投简历。”

一名从事网络招聘工作的上海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赵志对记者表示，在当前市场环境下，为应届毕业生开出4000元月薪，已被不少企业视为“合理区间”。他说：“在上海给大学毕业生4000元，在沈阳可能只给2800元到3500元。”

官方失业统计惹争议

1月1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公布，2025年全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2024年1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官方称，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不过，赵志表示，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企业退出与裁撤现象增加，实际失业人数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他说：“官方统计的失业率主要统计还在找工作的人，不是所有没工作的人。很多人其实已经不再找了，或者只能转去做灵活就业，而灵活就业在统计里也算就业，这些情况在数据中很难反映出来。”

有网民发文指出，云南大学近日披露的数据显示，2025届研究生中，5600名毕业生里，仅有1188人落实就业，就业率约为21.2%。换言之，接近八成研究生在毕业时尚未找到工作。

受访者普遍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岗位需求收紧的背景下，应届毕业生起薪回落已成为一线城市就业市场的现实写照。多名毕业生表示，当前更关注“是否有工作”而非“薪资高低”，就业预期与生活规划正在发生调整，这一变化仍在持续。

责编：李诺

© 志愿者提供

春运期间，中国多地铁路车票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不少旅客反映，在铁路官方售票平台12306上，多条热门线路开售即显示“售罄”，候补队列持续拉长，但在实际乘车时却发现列车空座率偏高，车厢内乘客寥寥。相关视频与吐槽在社交平台大量传播。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称，2026年春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5.4亿人次，同比增长约5%。截至2月7日8时，铁路12306平台累计发售春运火车票约1.4亿张。铁路部门通报称，2月6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84.5万人次，2月7日预计发送旅客1380万人次，并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49列，称春运运行“平稳有序”。

不过，广东、福建、四川等地返乡或出行旅客对记者表示，自己连续多日守在12306平台抢票，普通列车和部分高铁车票在开售瞬间被抢空，只能选择中转换乘或购买多站全程票。

旅客抢票难车厢现空座

深圳一家外贸公司职员刘艳玲告诉本台，她因始终未能买到车票，计划本周与朋友轮流驾车返回河北。“本来想买高铁票，但一直抢不到，我已经连续两年买不到春运车票了。”

更令旅客困惑的是，部分人在历经抢票、候补后终于上车，却发现列车并未满员。有从青岛前往武汉的乘客表示，自己在多个日期未能买到车票，最终通过退票渠道上车后发现，整节车厢空座居多。相关视频显示，列车部分区段存在明显空座。一位网民说：“都说一票难求，上了车才发现车厢内没几个人，你们看看，你们看看，票都去了哪里？”

官方售票机制遭质疑

近期，铁路12306因购票争议频频登上网络热搜。有网民在微博、微信、抖音上传视频称，在放票时间前已完成全部购票准备，但页面跳转至整点后不足一瞬即显示“售罄”，类似情况在多个车次、多个时段反复出现。有网民直言：“这种速度，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抢到。”

网络上也有人披露，铁路12306购票系统可能存在车票流向第三方平台的情况，导致官方平台开售后数分钟内即显示无票。针对相关质疑，铁路12306方面曾回应称，平台从未向任何第三方开放售票接口，所有车票均通过官方系统发售。

无锡居民黄坤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并不清楚第三方平台更容易买到车票的具体运作方式。“这些第三方订票平台会加收服务费，价格自然就贵了。以前是个人黄牛倒卖车票，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交易，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法监督。”

票源“脱轨”流向第三方

黄坤说，这种情况本身就容易引发公众质疑，尽管很难找到直接证据，但相关话题持续发酵。“如果官方平台买不到票，第三方却能买到，大家肯定会怀疑中间是不是在牟取暴利。”

不少网民认为，如果官方平台长期显示“无票”，而列车实际运行中却出现大量空座，说明售票结果与真实运力之间可能并不匹配，票是“卖没了”，但座位却没有真正坐满。

福建居民林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2306因购票问题被骂上热搜，本身就很讽刺：“以前是黄牛倒卖车票，公安天天抓黄牛，后来才发现是车站内部有人把票提前放给黄牛高价卖。现在实名制了，个人很难再作弊，结果又变成官方机构和购票平台之间勾连，换了一种方式赚钱，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倒票牟利黄牛换马甲

他感叹道：“世道在变，作弊形式变了，但套路没变，黄牛只是换了马甲，倒霉的永远是普通乘客。”

春运是中国每年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周期，通常以春节为核心，前后持续约40天，涵盖大量返乡探亲、务工返程和学生出行需求。2026年春运自2月2日开始，至3月13日结束。官方预计，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公路、航空等多种交通方式叠加运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规模将处于高位，其中铁路仍是最主要的长途出行方式之一。

截至目前，中国铁路主管部门尚未就“空座运行”“多买几站可购票”“第三方平台加价成功率更高”等具体问题作出进一步说明。

责编：李诺

© 受访者提供

中国裁判文书网近年公开裁判文书数量明显下降，引发法律界对司法透明度持续收缩的关注。有长期使用该平台的法律人士表示，在检索 2025 年案件时发现，公开裁判文书数量大幅减少，检索结果多为撤诉裁定或篇幅较短的判决文本，完整裁判理由和类案参考价值明显下降。

近期，大陆众多法律界人士对这一变化感到意外。曾被视为中国司法公开核心平台的裁判文书网，其功能正出现明显弱化。2 月 6 日，海外社交平台 X 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文称，其近期在裁判文书网上检索类案时发现，2025 年相关判例数量“少得可怜”，检索结果多为撤诉裁定，或仅有数百字的简要判决。

该帖文指出，裁判文书网曾被定位为“司法阳光工程”，但目前呈现出“检索入口仍在、内容持续减少”的状态。这一变化并非个别使用者的感受，而是近年来法律从业者普遍注意到的现象。

广东维权律师刘先生对此表示，裁判文书公开数量的持续下降，反映出大陆司法系统对透明度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他对本台说：“裁判文书网早期被定位为司法公开的重要窗口，本来就是把判案的理由摊开来，让外界判断合不合理，也方便律师在代理同类案件时作比较。现在很多文书只剩下几行字，我们根本看不出法院是怎么作出这个判决的。”

裁判文书网检索内容明显减少

网民发文指出，裁判文书网自 2013 年上线后，公开裁判文书数量一度逐年攀升。2019 年公开文书接近 2000 万份，2020 年约 1800 万份，2021 年仍超过 1600 万份。但到 2024 年和 2025 年，公开裁判文书数量骤降至约 750 万份左右，下降幅度引发法律界关注。

北京维权律师周先生认为，裁判文书网过去在司法运行中承担着重要的公开功能，使社会能够了解案件是如何被裁判的，也为司法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外部约束。他对记者说：“现在的问题不只是文书少了，公开出来的内容也越来越‘空’。很多案件只公布结论，看不到事实怎么认定、法律怎么适用，外界根本无法判断这个判决是不是合理。”

本台曾报道，2013年7月1日，中国裁判文书网正式开通，被视为中国司法信息公开的重要一步。许多法律工作者当时未曾预料，十余年后，这一被称为“司法公开窗口”的平台，正逐步收紧。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1月28日，中国裁判文书网访问总量已超过一千亿次，累计公开裁判文书约一亿四千三百余万篇。

不过，有法律学者注意到，自2024年至2025年，该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数量明显下降，仅约750万份左右，与此前高峰时期形成鲜明对比。

学者：透明度下降削弱外部监督

对此，兰州大学法学院退休讲师宋先生表示：“裁判文书上网，本来就是让法官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推理过程接受同行和社会的检验，这种压力本身就是约束。如果公开越来越少，外部监督肯定也会随之减弱。”

对于文书数量锐减的原因，中国法律界普遍认为并非单一因素所致。宋先生表示，在一个司法不具备独立性、裁判结果高度服从政治安全和维稳需要的体制中，司法公开本身就具有内在风险。

他对记者说：“一旦把裁判理由完整公开，权力是怎么行使的、裁量是怎么作出的、制度本身存在哪些矛盾，都会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这和政府长期追求的’可控性’、’去不确定性’目标是根本冲突的。”

司法公开退潮 独立空间收窄

宋先生还表示：“最近几年，我的一些学生多次和我讨论司法独立的问题，我只能告诉他们，现在的司法环境，已经不如改革开放初期。”

近期，多地法院上传至裁判文书网的司法文书中，出现审判人员姓名、案号被隐去的情况，也引发外界对司法透明度倒退的担忧。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目前中国的司法解释多为原则性规定，具体案件如何裁判，仍高度依赖地方法院的自由裁量以及各地法院内部形成的操作标准。在这一背景下，裁判文书库长期被视为外界了解不同法院裁判尺度、执法倾向和内部标准的重要窗口。

截至目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就裁判文书公开数量明显下降的问题作出公开回应。

© 法新社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