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遥遥领先

近日，看到两个新闻，我觉得可以放在一起聊几句。

首先，是根据媒体报道，外卖大战后1600万骑手过剩。

真的难以想象，居然过剩这么多。

骑手越来越多，订单却没有同步增长，结果就是大家一起卷。为了抢单，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为了多赚一点，不得不跑得更快、更远。而平台上的单价，也在激烈竞争中不断被压低。

很多骑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发现收入并没有明显提高。

这就是内卷，单价也卷得很低，大家都又累又不赚钱。

其次，是深圳的网约车市场已饱和。

根据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消息，4月份，全市网约车日均接单13.1单。这数量已经很少了。所以深圳做了一个风险提示，让其他人不要贸然杀进来。

我觉得这个提醒很有必要。毕竟，做网约车和送外卖还不一样。

送外卖买一辆电动车，成本相对可控。可如果开网约车，不少人需要贷款买车、租车，甚至背负每个月固定的还款和租金压力。一旦订单不足，收入下降，压力就会迅速放大。

不管是外卖骑手过剩，还是网约车市场饱和，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就业压力正在向最后的几个“蓄水池”集中。

这些年，很多人把外卖、快递、网约车看作就业市场最后的退路。

找不到理想工作，可以先跑外卖；工厂订单少了，可以去送快递；失业之后，还能开网约车。

这些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门槛相对较低、进入速度快、时间比较灵活。

曾经还有不少短视频博主说，跑外卖是一边赚钱一边看风景，既自由又轻松。

可现实哪有那么浪漫。

现在感觉这最后的退路也很艰难了。

以前说外卖快递网约车是就业市场的蓄水池，没想到现在这个蓄水池要变成堰塞湖了。水位越来越高，溃坝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能怎么办呢？

前不久因为一篇文章，接到外地派出所的来电。因为是个私人号码，所以当他明确警告我之后，我就问，“你是哪个部门的，为什么会从公众号查到我的手机号码”，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派出所的。”

其实那篇文章内容来自新华社和扬子晚报，前者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事业单位，后者也是省级晚报，内容保真，来源清晰，我一没犯罪二没陷入什么行政纠纷，你派出所当然也无权去查我的私人信息。

那件事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那通电话，而是电话另一头的语气。仿佛获取一个公民的联系方式，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无需解释来源，无需说明程序。

这就是一种“氛围”，或者叫大环境。

你可以看到有不少以前常看的账号停掉了注销了，或者降低更新频率了。很多事情未必需要白纸黑字地写出来，当所有人都知道什么话容易惹麻烦、什么事最好别碰的时候，一种无形的边界便已经形成了。很正常，大家都需要规避风险，规避那些极其冒犯的“侵犯”。所以有些人骂公众号版本的更新，“害死了公众号”，是带有情绪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不得不改变！

今天的热搜第一“天涯社区回归”，它真的能回归吗？我认为不太可能。时代变了，淘汰天涯神贴的，根本不是天涯网站，而是时代。或者说：天涯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服务器，也不是域名，而是那些敢写、敢问、敢较真的人。

你帖子再神，发出来30秒就没了有什么用？码字5小时，30秒凉凉，码字的人心态炸不炸，他下次还码不码？码字5小时，3分钟有人就把电话打来了，警告你了，你下次还敢不敢码？

是标准变了，不是天涯网的技术跟不上，以前天涯网站上一些高质量话题（神贴），按照现在的标准其实就发不出来，或者是不能讲的。

而没有这些高质量作者和内容，天涯网回不来，你的青春也回不来！真正回来的，很可能是一个空壳。换句话说，如果这些人消失了，就算把当年的页面原封不动搬回来，也不过是一座装修崭新的空城。

微博这些年的变化，其实也是同样的逻辑。作者越来越少，内容越来越浅，封掉的封掉，离开的离开。

再看耿同学事件，科普博主，4月份连续曝出多名高校院长、教授论文数据造假、实验异常的事情，并且被他举报的这些人级别都很高，有头顶“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等国内学术界含金量极高头衔的。然后官方启动调查，还真查到了问题，比如同济大学一学院院长王平就被免去职务，并受到其他处分，新华社也下场更贴。

然后呢？然后耿同学发帖，自己的账号被永久限流了，星图商单永久封禁了。

事实上前不久他还发了另一条帖子，上午的举报是匿名的，下午对面就打来电话了，希望他不要曝光。所以他搞不懂，被举报人是怎么弄到这些信息的？

一样的道理，如果以后学阀们更加猖獗了，问题大概率不会出在人性上，而是举报和监督，变难了；而是举报人会被第一时间联系，甚至处罚。你优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那问题凭什么不越来越多？

其实这也是耿同学举报事件里另一个本质问题：一个普通科研背景的年轻人，都能从公开论文里找出这么多问题。那么真正值得追问的，就不再只是几个教授、几个院长，而是那些本该发现问题、纠正问题、阻止问题发生的机制，为什么长期没有发挥作用。我觉得社会上真正的风险，不是有人犯错，哪个国家没人犯错？

而是指出错误的人越来越少，监督错误的人越来越难，甚至最后连讨论错误本身，都开始成为一种风险。

嗯，我的判断是，曾经的天涯回不来，而教授、院长们圈子里那些勾当也止不住！

博主“耿同学讲故事”被抖音永久限流的消息发酵后，一个技术性细节引发了大量讨论。

他的B站账号至今正常运行。

这个差异非常耐人寻味。有知乎答主分析指出：

如果限流是“上面”的统一意志，B站、抖音应该会同时执行。既然B站没事，更可能是 “抖音自我阉割”。

这个判断如果成立，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个有400万粉丝、被官媒点名表扬、从事正当学术打假的博主，不是被“权力”处理了，而是被“算法”和“平台风控策略”杀死了。

平台的逻辑：什么内容“不受欢迎”？

我们不妨先站在抖音的角度想一想。

抖音是什么？是一个日活数亿的商业平台。它的核心商业模式是流量变现，靠的是广告、电商和直播打赏。为了维持这个庞大机器的安全运转，平台必须建立一套内容风控体系，把 “风险” 降到最低。

什么内容是“风险”？政治敏感、社会矛盾、群体对立、负面舆论——只要可能引发监管关注的内容，都在 “高风险管理” 的范畴里。

耿同学的学术打假内容，恰好踩在了这条线上。

他不是普通的知识科普博主。他实名举报的是杰青、长江学者、院长、院士候选人。他揭露的是顶尖高校的学术丑闻。他引发的是对教育体制、学术生态的深层质疑。

这类内容，在抖音的算法眼里，可能比“低俗内容”更危险。

低俗内容顶多是“格调不高”，学术打假却可能“破坏和谐”。

有网友一语道破：

“这种高度政治敏感的内容向来不是抖音所喜欢的。抖音最喜欢的是奶头乐内容，在政治立场上是暧昧模糊的。”

“自我阉割”的后果

平台在“主动清理”这类内容时，有没有想过后果？

一个直接后果是：真正有价值的公共议题，被“去权重化”了。

算法决定谁能被看见，本质上是平台在决定什么议题“值得”被讨论。当耿同学的账号被永久限流，他关于学术造假的后续视频将不会再被推送到用户的推荐页。这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用户，将不再被动获取到关于学术诚信问题的信息。

对于关心这个话题的人来说，他们可以主动搜索、主动关注。但对于更广大的“路人”用户，这个话题就“不存在”了。

这就是算法的力量——它不需要直接删除内容，只需要让内容 “沉下去” ，效果是一样的。

对于耿同学本人来说，经济打击是立竿见影的。星图商单被永久封禁，意味着他无法再通过抖音接广告。对于一个全平台200多万粉丝的全职博主来说，这是不小的收入损失。

但更大的损失是公共性的。一个被官媒认定的 “学术打假斗士” ，在商业平台上被当作 “问题” 处理掉了。这向所有内容创作者释放了一个信号：

做这类内容，有风险；碰这类话题，需谨慎。

B站的“沉默”说明了什么？

B站为什么没动手？

可能的解释有几种：

一是B站的社区属性与抖音不同，用户对长内容、深度内容的接受度更高，平台内容管理更细分。

二是B站可能判断，耿同学的内容在规则上“没有硬伤”，官方媒体的正面报道也提供了某种“安全背书”。

三是B站本身就在强化知识区、科普区的建设，耿同学这样的博主反而是需要争取的对象。

无论哪种解释，都印证了一个事实：对耿同学的限流，不是必然的、唯一的选择。抖音选择了处理他，这是抖音自己的决定。

有人可能会说，平台有自己的审核标准，有自由裁量权。这没错。但当一个平台的自由裁量权，足以让一个被官媒肯定的公共议题 “消失” 时，我们就不得不问一个问题：

商业平台的算法权力，有没有边界？

当一个平台大到足以成为“公共信息基础设施”的程度，它的内容审核标准，还能只是“公司内部事务”吗？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耿同学被限流这件事，至少让更多人意识到：

当“能不能被看见”由几行代码决定时，我们每个人的表达空间，或许都比想象中更脆弱。

01

耿同学被抖音“永久限流”了。

不是那种发一个视频没啥流量的限流，是实打实的“永久限流”。

而且，跟他绑定的星图商单功能，也一块儿被永久封了。

对于像他这样靠互联网吃饭的人来说，这几乎等于判了死刑。

永久限流，在以推荐机制为核心算法的抖音，就意味着无论你发什么，都不会被大众看到。即使有人专门去看他的主页，带来的流量也少得可怜。

而星图商单被封，也就意味着以后再也接不到任何广告，也就再也不能靠抖音赚钱养活自己了。

学术打假，这个事儿本身就吃力不讨好，得罪人，还几乎没什么直接的经济回报。有商单，他还多少可以靠这个养活自己。

现在好了，连这仅有的路也给堵得严严实实。

没有警告，没有明确的罪名，平台用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温和而坚决地告诉他：此路不通。

丢掉了抖音这个全国最大的短视频平台，即使还有别的阵地，对做视频的耿同学来说，也是杯水车薪。

没流量，没广告，耿同学在抖音上，算是彻底凉凉了。

而讽刺的是，就在耿同学宣布自己被限流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30日，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分别对耿同学关于论文造假、学术不端的举报做出了回应。

看到耿同学的最新消息，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学术打假的意义，不是他带来了哪些改变，而是他以后怎么生活，下个月的房租或房贷哪里来，吃饭的钱从哪里来。

别的人可能不理解，但我作为一个自媒体博主，我可太知道了，光靠心中的那点正义去做自媒体，是养不活自己的。

再崇高的事业，都需要金钱来做支撑，人是要填饱肚子的，而肚子又是那么容易饿。

但很不幸，包括我在内，不能说完全没有金钱方面的考量，但很多人确实都是靠爱在发电。

02

所以，即使是从最功利的角度去看，我也能够认同剑指学术圈里的“大牛”和“泰斗”。

这不仅是因为打假他们，能够最大化引起学术圈的自查，纯洁学术圈的氛围；还因为，这样能够获得更大的流量，有了流量赚了钱，才能更好地做学术打假。

耿同学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他说：

“普通老师的问题，举报了可能也没人关注。但如果是名校、名教授，事情就不一样了。”

耿同学举报的对象，几乎都任职国内知名院校，不乏院长、副院长级别的“大牛”。

按理说，能达到那个位置的，不说著作等身、字斟句酌吧，至少也该有点基本的严谨和体面。

但被耿同学扒出来的那些“学术成果”，其粗糙程度，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让人看了哭笑不得。

整列数据的末尾数字全是5，两列数据之间的差值精准卡在0.3，小数点后有时是个位数有时是两位数。这种连小学生都骗不过的数据规律，居然堂而皇之地躺在国际顶刊《自然》的页面上。
怎么说呢，那种粗糙感，已经不能用“不慎”或“疏忽”来解释了。他们表现出了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傲慢和漫不经心。

他们打心眼里觉得，没人会去看，没人敢去查，这些东西生产出来就是为了评职称、拿项目、占据一个山头，然后就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所以，他们都是安全的。

而耿同学，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把这一切都扒出来，让他们无所遁形。

干成了这样的大事，按理说，应该有鲜花和掌声吧？但现实很残酷，我们的舆论场，似乎并不那么习惯容忍这种行为。

在他的事迹被报道、被热议的同时，一种混杂着嫉妒、恐惧和犬儒的声音也开始蔓延。

有人质疑他的动机，有人说他蹭“杰青”的流量，有人骂他在打压国内学术圈，有人指责他爆红后急于圈钱，“这小子肯定是为了钱”，“想红想疯了”。

甚至，“签约MCN机构”，也成为他的罪证，甚至上了热搜，逼得他不得不站出来解释，这份MCN合约早在一年前就已签订，目前他正走在解约流程中，而签MCN也只是很正常的行为。

而我看到麦杰逊的文章说，耿同学被限流后，还有所谓千万粉丝科普大V泼脏水，说耿同学被禁是因为违规接广告。

03

之前，我看到某大V写文章说，耿同学们的下一枪，不妨对准靠学术造假上位的庸官。

这让我震惊且愤怒，我懂得耿同学打假的意义。但我更懂得，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氛围下，耿同学打假学术圈大牛，就已经动了很多人的蛋糕，如果他还要去对准靠学术造假上位的庸官，我真的要为他的人身安全捏一把汗了。

要悲壮自己去悲壮，但别劝别人做烈士。

我不认为现在对耿同学的限流是一种保护，它更像是掌握话语权的那种力量对“挑事者”的不欢迎。

不过，我仍然认为，永久限流虽然短时间内会给耿同学带来一些困难，但从长远看，对他来讲未必是一件坏事。

一个连学术打假这么正确的事情，都被质疑是不是想钱想疯了的环境，是容不下耿同学的。

我们似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洁癖，总觉得，如果一个人做好事的动机里沾了钱，那份“好”就变得不纯粹了，甚至是别有用心了。

我们的文化叙事里，英雄好汉得是仗义疏财的，清官得是两袖清风的，动不动提钱，那成什么了？

这让我想起耿同学提到的一个案例。

他说，其实在欧美国家，民间人士从事学术打假，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常态。他提到过一个名字，肖尔托·大卫（Sholto David），一位英国籍分子生物学家。

这个人的故事，跟我们这儿发生的一切，形成了太过鲜明的对比。

2024年1月2日，肖尔托·大卫在一个名叫“为了更好的科学”的学术监督网站上发文，揭露美国哈佛大学旗下波士顿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在多篇论文中存在造假问题。

同时，肖尔托·大卫还依据《美国虚假索赔法》提起吹哨人诉讼——该法允许举报人代表政府起诉滥用联邦资金的机构，若成功追回资金，举报人可获一定比例分成。

这一打假行动令其受到广泛关注，并最终为他赢得了263万美元的“吹哨人”奖励。

两百多万美元啊，看到这哥数字，我觉得分外的陌生。

咱们这边，耿同学学术打假都被认为是“想钱想疯了”，而地球另一边的同行，因为做了同样性质的事情，却拿到了一笔可以让他这辈子财务自由的巨款。

04

肖尔托·大卫的故事，给学术打假这件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那就是：

做好事，监督公共事务，是可以、而且应该拿到巨额的物质回报的。

用利益的杠杆，去撬动正义的天平，让监督变成一种有利可图、甚至能让人一夜暴富的行为。

逻辑很简单，也很资本主义：有利润的地方，就有人。

但问题是，这种逻辑，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壤里，能存活吗？

别说推动类似的“吹哨人”立法了，光是你敢说你打假是为了钱，可能都会被淹没在唾沫星子里。

所以，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学术圈的纯洁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恐怕很难靠耿同学这样的外部力量来介入了。

我们似乎只能寄望于行业自律。让这个圈子关起门来，自己管好自己。

但问题是，江湖讲人情世故，讲面子、关系和圈层，你评审我的项目，我评审你的职称，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同学就是同门，或者是将来用得上的资源。

所以，指望他们自己管住自己，完全不现实。耿同学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行业自律的失败。

所以，即使耿同学搞出现象级的动静，他今天的消失，也早就注定了。

他利用网络的力量，试图引起人们对学术不端的重视；但讽刺的是，他指出来的那些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他就要从网络上消失了。

有些人，真的太擅长此道了。

唉……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