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救援现场。Photo from 新华社

首先，猪肉佬T先生率本号全体工作人员，对山西留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罹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权威报道称，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的入井人员公示牌上显示，矿难发生之时当班入井人员124人，而经多方核实，井下实际人员247人，有123人在系统里查不到有效信息。至于原因，报道称，企业对井下作业人员统计不清，导致信息发布过程中出现了混乱和矛盾的情况。

5月23日，大批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工作。Photo from 新华社

倒真是敢说。不过，这样说可能低估了T先生的智商。

下井采矿是高危工作。现在的人基本都会用手机。现在很多地方都会有摄像头。现在已经是信息高度发达的21世纪。

说这些话，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就算是再落后的管理

也不可能遗漏123人的下井信息

回顾二十五年前发生的一起矿难。

2001年7月，广西河池市南丹县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矿难瞒报事件。龙泉矿冶总厂下属的拉甲坡矿因违规爆破作业导致特大透水事故，造成81名矿工遇难。时任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与多名地方官员及黑社会背景矿主勾结，将事故真相隐瞒长达半月之久。事件后因记者的调查报道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为此作出严厉批示。万瑞忠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等在2004年2月20日被执行死刑。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位因瞒报安全生产事故案发而被判处死刑的县委书记。

官商勾结之下，当年南丹的瞒报手段可以说是一通操作猛如虎。说其中一项。有关方面不但不管家属、矿工是否情绪稳定，反而利用黑社会手段明目张胆威胁，“谁要是告诉了记者，查出来就往死里打，还要砍断他的脚”。

南丹矿难主要责任人判决结果。Photo from 矿冶安全技术

对于几天前山西发生的这起惊天矿难，国务院迅速派出了事故调查组。

对于事故的调查，权威媒体的报道出现了这样一个词——

较真碰硬

最后的调查结果，以权威部门的说法为准。

此时，T先生掐指一算，然后说道——

应该很快就有人投案自首了

参考资料

2026年5月24日 澎湃新闻 《企业对井下作业人员统计不清：爆炸煤矿，123人无下井信息》

2026年5月24日 新京报网 《视频丨直击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现场》

2026年5月24日 矿冶安全技术 《回顾广西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瞒报矿难致81人死亡，县委书记被判死刑》 

2026年5月23日 央视新闻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 查清查透原因责任》

今天中午，连云港的吴强接到了辖区洪门派出所的传唤。

洪门派出所民警于12时20分将他带至所内，告知他因违反监视居住规定，对其作出警告处罚——原本是要处以拘留的。

晚上8时30分，吴强再次发来信息：民警用警车在送他回家的路上，已经动真格的了，再发就拘留。

而就在昨天——5月25日下午3时许，已有三名民警上门，要求吴强删除他此前发布的一段视频。那段视频，记录的是他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

这一切的起点，要追溯到一年前。2025年4月8日，吴强在连云港市赣榆高新区兴海河边，拍下了一段水体污染的画面。次日，他将视频发到网上，意在反映真实的环境问题。然而仅仅一天之后——4月10日，海州区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他带走。次日，刑事拘留。4月12日，他被移送看守所。

案子的方向很快发生了变化。原本指向环境污染的举报，在侦查中被转向了另一件事：两年前，吴强曾将一起涉及移动公司员工“刘佳案件”的隐私照片，转发至一个报料线索的微信群。这个行为成了新的案由。

吴强后来向外界描述了自己在侦查阶段遭遇的阵仗：七辆警车，一个由12名警力组成的专案组，对他轮番审讯。他自称在看守所内被提审了24次，其中15次没有依法同步录音录像。他自嘲地说：“比杀人犯还厉害。”更令他不堪回首的，是在看守所羁押期间的日子。他指控管教民警王汉之长期对其施以非人道对待：安排同监室的人每隔十到十五分钟推醒他，连续近二十天，使他几乎无法正常睡眠；强迫他一人将地面反复擦洗十几遍，还要用牙刷刷洗地砖缝隙；限制他书写投诉信，限制他的饮食和饮水；每天罚站四小时，持续一周；限制他与其他在押人员交流。

2025年9月15日，吴强说，自己实在受不了了。他吞下了洗洁精，又用头撞墙，顿时满脸是血。然而，看守所并未对他的伤情给予实质性的关注或医疗救治。

案件随后进入法院阶段。海州区人民法院以案件涉及“私密照”为由，于2025年12月26日不公开开庭审理。吴强从2025年4月10日起被羁押，到2026年4月10日，恰好满一年。一审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一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一年刑期，羁押期满，按理应视为刑期执行完毕，恢复自由。

然而，刑期届满后，吴强并没有等来自由。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下达了一份《监视居住决定书》，继续限制其人身自由，长达六个月。这意味着，在已经服满一年实刑之后，他又被以“监视居住”的名义困了半年。

吴强的辩护人之一范辰律师今晚致电洪门派出所所长，指出：“我刚刚在电话中告诉海州公安局洪门派出所王所长，对吴强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是错误的。吴强一审判了一年有期徒刑，他已经被羁押了一年，期限届满，检察院又没有抗诉，依据《刑事诉讼法》上诉不加刑原则，吴强上诉后二审不可能加刑。指定监视居住毕竟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两天指定监视居住按一天错误羁押赔偿。我还对王所长说，我作为辩护律师有必要表明观点，你们派出所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执行单位，也有责任向法院反映意见。当然，我也会向法院交涉。期望你们尽快纠正错误。”

这段从一条河水污染视频开始的故事，走到今天，已经远远超出了举报者的最初想象。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还会面对什么，但他至少把这一年多的经历，一点一滴地记了下来，发了出来。也许，这就是警方反复警告他“再发就拘留”的原因。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连云港市的吴强。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视频录制时的日期），过去一年我被羁押于连云港市看守所期间，遭受了极为不公的待遇与折磨，现急需上级部门介入调查。

起因2025年4月8日，根据线索我前往连云港赣榆高新区兴海河拍摄水体污染（水体发黑发臭，东通大海、西接村庄）。污染约3000米

9日我将视频发到网上。以引起重视，4月10日我被连云港海州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带走

4月11日就被刑事拘留，案由竟是媒体报道的两年前移动公司刘佳案件，关键我只是转发刘佳相关视频图片到报料线索微信群。只是提供线索

因我未认罪认罚，12日被送到看守所后，我遭遇了非人的折磨。管教王汉之安排我睡地上，从2025年6月19日至7月9日，每晚每隔10分钟就让同监室所有人，每隔10分钟推我阻止入睡；谁要不推我，就对谁罚班站小岗。白天，本是两人推地，让我一个人推十遍，用手指牙刷刷瓷砖上缝隙，长期折磨让我体力透支，双腿站不住,只能靠速效救心丸和止疼药维持。（我都记录在号务会本子上，可查询806监室号务会本上

我多次求助，按监视报警器、却无人理会，投诉信箱形同虚设，监室里笔都不让我用。不让我写投诉信，7月9日，连饭都不让我吃，将我喝水水瓶扔掉。9月15日，不堪折磨的我喝了洗洁精、被逼撞墙，满脸是血却无人过问。王汉之还因此事考核扣分加重对我的体罚，罚我小岗一天站四小时，持续一周。不允许别人和我交流，谁和我交流谁就站小岗一个星期四小时

在看守所，关系户和普通人员待遇天差地别，有关系的一个星期就值一小时小岗，没有关系的要值8到10小时，小岗，这些都是管教安排的，王汉之还限制我开账购买物品。（可查看守所记录）

2025年12月26日，一审未开庭前召开庭前会议，我反映在看守所遭遇折磨，虐待,体罚,王汉之安排同监室所有人不许给我作证。要统一口径。我提出异地关押、异地审理、公开审理等合理诉求，均被否决。12月26日开庭，仅因一张隐私图片就不公开审理，另外在侦查阶段共提审我24次，15次讯问无同步录音录像。（可查卷宗）

2026年3月20日，海州区人民法院对我作出判决，判处我有期徒刑一年。我不服一审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向连云港中院提起上诉。

2026年4月10日，连云港中院又对我下达监视居住决定书，期限为6个月。关键我现在已经被羁押了一年，刑期已满，现在又对我下达监视居住决定书并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是错误的，应立即取消。

5月22日，我收到连云港中院传票，案件将于6月5日下午14时40分开庭审理。现不能仅因证据材料中留存另案当事人的一张隐私照片，就对我直接不公开审理，缺乏法律依据，请求公开审理此案，

2026年4月3日，我还在看守所，社交账号却显示直播，随后我的账号被永久封禁。我的社交账号发布视频超1100条，主要关注民生问题，五保户生活困难，村民集资修路多年未果，食品安全、农民工拖欠工资等。

我所说皆为事实，我因举报环境污染遭打击报复，请求上级部门对王汉之虐待在押人员的行为立案调查，并责令连云港中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我的上诉案件。这个视频后，如果我没有发声，证明又被抓了，大家请为呼吁，谢谢大家！！

图源：“耿同学讲故事”抖音号

撰文 | 张天祁

2026年4月上旬，视频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发布视频，质疑同济大学时任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发表于《自然》（Nature）的论文存在数据异常，随后该事件迅速发酵。

4月16日，同济大学发布情况说明，称已成立调查组并启动调查程序。5月6日，学校公布处理结果，认定相关论文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免去王平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并取消其岗位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论文第一作者金佳丽被解除与学校高等研究院的聘用关系[1]。

从同济大学正式发布“启动调查”到公布处分结果，大约用了20天。如果从“耿同学讲故事”最早公开举报算起，仅有一个月左右。这种处理速度，在以往高校学术不端事件中并不多见。

耿同学没有停下来。4月25日，他举报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发表于《自然·癌症》（Nature Cancer）的论文中，补充材料里64组数据在小数点后两位完全一致，而且有数据重复和小数点末位分布规律异常的问题。5月4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得主、杰青康铁邦成为新的举报对象。5月6日，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也被列入名单。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均已成立调查组，调查仍在进行中。后续，耿同学又质疑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苏佳灿造假。

近期，耿同学的论文在Pubpeer上被人反向打假，称论文图片有两处条带存在异常相似。网友发现，质疑耿同学的，就是最初在Pubpeer上指出同济大学王平造假论文的评论者之一[2]。在知乎的回应中，耿同学表示“图片明显不重复”。此外，他说自己在视频中曾明确提到看到了Pubpeer上面的信息，他也并未宣称自己是第一个发现问题的人。“此人如此时间点，发这种不靠谱质疑，请允许我用不太阳光的想法看待他”，耿同学在回应中表示[3]。

耿同学的账号简介写得很直白："吉大生物学本硕，北航生医博五没毕业。努力做生物学科普，因为科学能强国。偶尔也分享科研圈的瓜”。恐怕今年之前没人会想到，这位博士退学的科普博主，能够成功打假杰青、长江学者、院长们，还促使很多实验室开始数据自查。

在与《知识分子》的对话中，耿同学认为，此次打假能收到奇效，和他改变打假方法有关。过去他主要揭露图片造假问题，对方可以辩解是”图片误用”；今年他主要从数据异常和图片PS痕迹两个方向入手，这些不是“误用”能够解释的。

他还说，并不想把所有人都一棍子打死，而是希望用什么方法能减少未来的学术造假。

01 “我不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

学术打假者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孤勇的斗士，他们带着道德洁癖，势要让造假者得到惩处。但耿同学并不认同这种标签，他说“我不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在他看来，理解行为的环境与原因，比单纯的道德批判更有意义。

“我看问题相对比较理性，更愿意从规律的角度去分析一些事情。谁干了坏事，我不会认为他品德不行，而是考虑他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什么因素导致了他做这件事。单纯从道德角度批判没什么意思”。耿同学说。

5月17日晚，耿同学又发布了一条新视频，标题是《给杰青们一个自查机会，拒不整改，再行举报！》。他在视频中直接点名4所高校，表示手中掌握着5名杰青的造假素材，涉及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称这5名杰青团队的代表作存在严重学术造假行为。但这次他没有直接点名，而是公开呼吁杰青们自查实验室发表过的论文。

这次的选择，耿同学在视频中表示自己是退了一步。一方面是家人阻拦，担心人身安全。一方面也是因为发现《自然》正刊和子刊造假的数量远超想象，并不是个案。

“我的目标不是把每一个造假的人都绳之以法。如果只是干掉某一个人，大家没有受益，这件事就没有意义”。耿同学对《知识分子》表示，“我更多是在想如何让中国的科研强大起来，让更多的人受益。我看的是未来，计较过去意义不大”。

不针对个人，而是从改变整体环境出发，这是耿同学在谈及学术打假时反复强调的立足点。

耿同学自己的科研路并不顺。读博期间，他和导师在科研思路上存在分歧。导师安排给他的活，他并不认同。自己想做的东西手里又没有资源。“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对同一件事的做法合不到一块去”。

疫情是另一个变量。耿同学是2020年入学的博士生，疫情期间在北京连着几个春节无法回家，他被憋在宿舍里，心情苦闷又有生活压力。家里不富裕，而他清楚地知道，就算拿到博士学位前途也未必光明。

那个寒假，他开始在网上找兼职，第一份工作是替一个科普平台解读论文，用约200字概括一篇论文的主要内容，一篇50块钱，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做了一段时间，他觉得文字平台流量有限，就开始自己做视频自媒体。就这样，一步一步做到了现在。

耿同学坦承，即便没有疫情，也会走上类似的远离学术的道路。可能去工厂或者药企实习，只是不一定做互联网，疫情只是让他提前走上了另一条路。最终，即使导师挽留，他依然选择了退学。

亲历过研究生阶段的种种不顺，他讲起“劝退”内容来总能直击痛点。从实验室的人际关系、延毕压力，到导师与学生之间失衡的权力关系，他都讲得格外具体、生动。他说，这条路上的苦他自己都吃了一遍，当然是劝退的。

一个密集打假、高喊“劝退”的人，难免让人认为他对学术界带着某种怨气。但谈及自己的选择，耿同学却说，“如果能重新选择，我肯定还是想老老实实走科研这条路。现在这条路并不是我理想的选择，更像是一种被逼无奈”。

身为曾经的科研圈一员，耿同学对造假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他甚至调侃“如果看到造假论文还觉得新奇，那说明你不是圈里人”。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对科研环境完全失去信心。在谈到中国科研的发展时，他说自己还是发自内心地认可。

“从2000年、2010年、2020年这三个时间节点看，能看出明显的进步。2000年科研还非常薄弱；2010年有了雏形；2020年已经飞速发展了。希望是真实存在的，问题也确实很多，我认可它的发展和批评他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这种既认可又批评的态度，正是他行动的出发点。不是站在外部去攻击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体制，而是以一个亲历者、曾经的内部人的身份，对自己深知有潜力、却又问题重重的领域发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说是恨铁不成钢吧”。

科研造假的情况很复杂。有老师装作不知道的，也有老师确实管理疏忽没有发现的。耿同学估计，超过一半的造假是学生瞒着老师做的，老师没有直接参与，顶多是默许。他并不想把所有人都一棍子打死，而是用什么方法能减少未来的造假。

“大家看这些造假的事，可能就是图一乐，吃个瓜就完了。但我不希望就这么简单结束。我更希望通过这件事，让更多的课题组导师意识到：课题组的成果我是有责任的，我必须监督好。”耿同学说。

02 不要小看业余的力量

连续几次打假之后，耿同学的名字开始被更多人注意到。但他始终强调，这些学术造假案例并不是自己最先发现的：“起点不是我，论文读者们才是打假的真正起点，我一直扮演的是放大器的角色”。

以此次同济大学案例为例，事情的起点并不是耿同学。半年前，一个研究团队想比较中国论文和外国论文各自的造假比例，在统计过程中发现了一批数据异常的论文，将结果挂到了学术论文评论平台PubPeer上。

今年四月，耿同学的一位朋友在微信群里把相关消息转发给他。发现论文里的数据造假太过明显，“但凡认真一点，把数据编得像个真实数据的样子都不会被发现”。

图源：耿同学讲故事

他立刻意识到这不可能是孤例，就像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是一小部分。一篇数据明显造假的论文下面，很可能潜藏着很多不那么明显的造假论文。耿同学推测，能造出如此明显的假，作者过去肯定已经顺风顺水地造假了很多次，逐渐松懈才会放出造假如此拙劣的论文。

于是，他把该作者论文的原始数据全部下载下来，逐一比对。越看问题越多，才有了后来这一系列的打假。

然而，这么离谱的造假论文，最终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自然》这样的顶尖期刊上。代表着学术界最高专业水准的顶刊编辑和权威审稿人加在一起，竟然漏过了一群普通读者就能看出的问题。

在耿同学看来，这直接暴露了同行评议的局限。同行评议说到底看的是论文的创新性，审稿人对可靠性虽然也会评估，但标准往往很模糊。至于编辑环节，《自然》可能并没有专门的步骤去核查数据的可靠性，编辑或审稿人也只是粗略浏览。另外编辑每天可能要面对大量论文，要求编辑逐一进行深度核查，显然超出了其能力范围，这并非态度问题，而是制度使然。

这种制度性的漏洞，恰恰给读者们的业余打假留下了发挥空间，成为了这条打假链条能运转起来的逻辑起点。“读者才是论文最大的检验器”，耿同学说，“一篇论文可能被几万人读过，只要有一个人能看出来问题，造假就会暴露”。

耿同学经常在视频里提到他的群友们，他们提供了不少打假的线索。这个群最初只是几个朋友互相监督论文进度的“打卡群”，后来论文没写几篇，打卡也没坚持下来。但群就这么留了下来，后来变成了大家交朋友、聊共同话题的地方。

这个群活跃的人并不多，经常参与讨论的也就十来二十个人，都是研究生，本职是在实验室做实验、发文章。打假对他们来说是业余爱好，是午休时打开群看看消息、闲着没事回两句的事。“这能算职业打假吗？不能算。但不要小看业余的力量”。

他举了两个社群的例子，GitHub因一群没有利益关系的参与者分享开源代码而兴起，PubPeer靠着一群不是运营者的人发帖和讨论而壮大。“参与者让社区变得强大了，就是这个道理”。

在内容核查上，他们有一套内部机制：耿同学自己发现的问题，拿给群友核对。群友发现的，他自己再核对一遍。“出来的成果，至少经过一遍审核，有些甚至被核查了十遍以上”。

虽然在视频里耿同学不止一次调侃造假论文数据是离谱造假、低级编造、不会使用随机数生成器，但论文中的数据异常，仍然是在详细核对全部数据之后才被发现的。“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是一眼能看出来的，需要盯着数据仔细看很久”。

方法上，耿同学主要靠自己的经验去判断论文的真伪，但会借助合作团队开发的软件进行交叉验证。其中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是一支名为“5GH”的小型研究团队。他们代表性的打假案例是在2024年，发现大量环境类期刊的编辑为自己的合作者违规大开绿灯。当时也点名了某位在985任职的杰青，但校方没有做出处理[4]。

这支团队的负责人介绍，他们本来从事的是科研运行方式的学术研究，团队不到10人，主要依靠科研项目支撑，资金并不宽裕。学术不端调查属于科研运行方式这个大主线的一部分，但因为涉及负面话题很难单独去申请经费，大家做这件事也是处于职业和业余之间。

两支团队此前没有什么交集，耿同学和5GH建立联系，是在此次同济事件之后才发生的事，前后不过半个多月。过去5GH团队的主要合作者都是国外的学术诚信研究学者和出版商，“国内的合作真的很少，耿同学这次是一个开始”。

5GH团队的核心方法，是用统计手段在大量论文中识别数据异常。具体来说，他们会把同一个细分领域内所有论文的数据汇总起来，建立统计基准，再看哪篇论文的数据明显偏离整体分布。“就像面前站着一群人，一下能看出谁高谁矮”。

这种方法需要先把整个小领域的数据都拉进来，相当耗时费力。好处是不依赖对论文内容的专业理解，只看数据本身的统计规律，能够覆盖各个领域。5GH团队也坦承，现在发现的更多是造假方法粗制滥造的论文，对于精细一些的造假很难发现。

在发现问题之后，5GH有一套固定流程。先把调查结果报告给出版商和涉事学校，走完这个环节才做公开报道。涉及数十乃至上百篇文章的案例可能需要大半年，如果是单篇论文，这个流程可以非常快。

以耿同学举报上海大学一事为例，5GH团队负责人回忆，当时耿同学在周六早上把材料发过来，他到中午就确认了数据存在问题。当天下午，团队便向出版商、学校以及教育部等部门发送了邮件，傍晚六点多将内容挂到了5GH的网站上，晚上九点多又通过公众号发布。整个核查与举报的流程，在一天之内就全部走完了。

根据他们的经验，过往国内高校对这类举报的应对往往是冷处理，也就是当作没有看到邮件。这次能够促使多个学校成立调查组，特别是同济大学给出的严厉处分，对耿同学来说已经是远远超出预期。据他回忆，从2012年他读大学开始，这可能是国内对学术不端个人处分力度最大的一次。

早在2022年，耿同学就已经开始发布学术打假内容，视频点击量也一直很高，但当时的打假动作并没能直接促使相关高校成立调查组。这种尴尬并非孤例，此前国内不乏知名科学家公开举报他人科研造假，可造假者最终要么免于惩处，要么只是被高高提起、轻轻放下。

耿同学认为，这次打假能收到奇效，和他改变打假方法有关。过去他主要揭露的是图片造假问题，但是这个领域存在很大的模糊地带，对方可以辩解是"图片误用"，道个歉修改下论文就蒙混过关了。

今年耿同学主要从数据异常和图片PS痕迹两个方向入手。“图片可能误用，但不可能说是不小心PS了，数据相似到那种程度，也不是失误能解释的。一旦解释不了，就说明存在明确的造假行为”。在他看来，这也是同济这起学术不端事件最终走向实质性处分的关键。

“过去的学术打假更多是疑罪性质，但是疑罪从无，很多时候拿造假者没办法。我今年给出的不是疑罪，是坐实的证据。但凡造假者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就不会被免职”，耿同学说。

03 打假之外，他更想改变什么？

耿同学近期揭露的论文，造假手段大多并不高明，他拿出的证据也常常让人无可辩驳。可如果造假者把数据做得再真一点，打假者还能发现吗？

这是一位记者曾经提给他的问题，当时他的回答是“确实发现不了”，这个答案让他自己觉得很不好受。民间打假终究有限度，而国内学术界主动的内部监督机制，用他的话说，不是失效，而是“根本就没有建立过，等于零”。没有源头上的限制，学术造假自然屡禁不绝。

5GH团队负责人解释，这是一个世界难题。在全球范围，目前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主动监测学术不端的机构。原因也很现实，这个机构放在哪里都有问题。放在学校里，学校没有动力去调查自己的老师。放在相关部门，他们目前连被动处理举报都已经很吃力了，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支撑一个主动监测的机构。

至于事后追责，耿同学在最近的视频里提到，他已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举报了这起学术不端案例，对方也已介入。但他心里清楚，基金委的职责更多是接到举报后进行被动核查。中国一年发表的SCI论文多达72万篇，基金委就算想主动监测也是有心无力。

5GH团队的经验是，如今将学术不端案例上报教育部或科技部后，通常会被转回至相关高校，由学校自行开展调查。深入调查每一个案例，这超出了教育部和科技部的能力范围，即使是事后调查，很多时候也已经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建立一个主动监测机制，除非国家投入一笔大的专项资源，否则以现有的资源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

耿同学一直在思考，怎么从源头上去减少科研造假的发生。最终他想起了读书时在吉林大学见过的两个大型课题组。当时这两个课题组无论哪位师兄师姐得到了实验结果，组里都会让一个新来的师弟师妹去独立重复一遍。他们这么做已经超过十年，学生也正常毕业，说明这个方法很可行。

他希望把这个做法推广出去。在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学院层面，他建议专门成立一个小工作室进行重复实验，找一些做实验基础扎实，暂时又没有工作去处的研究生来负责，这样既增加就业岗位，又对研究质量有一定把控。

这种重复实验最好只针对《自然》或《自然》子刊之类的顶刊论文进行核查，在论文发表后，选择论文里相对简单的一个实验复现，不需要重复整篇论文。

如果论文重复不出来，可以先问作者原因，让作者来当面重复。如果还是做不出来，并且作者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那可以去联系出版社撤稿。即使有争议不能撤稿，也可以由工作室对外公布一份说明文件，写明复现结果”。这样读者参考这篇论文时，心里就会有数，对它的信任度自然会降低。

在一些大课题组内，他也希望推动开展重复实验。课题组里如果有同学A报告了一个比较新奇的发现，不要百分之百相信，应该让另一个同学B独立去重复一遍。他补充说，实验室的师弟师妹本来就要做实验练手，拿高年级师兄师姐的实验结果来重复是一举两得，并不增加额外花销。成本很低，但更能保证论文的质量。

耿同学相信，如果每个课题组都能推广重复实验，科研经费就能真正花在刀刃上。“我们现在总说产学研脱节，为什么脱节？因为在研究阶段造假太多了。”他之所以花力气推广这件事，就是希望科研结果能更真实，并能成功实现更多转化，最终给毕业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

然而，重复实验目前还只是耿同学的设想，真正落地仍要面对不少现实难题。5GH团队负责人介绍，复现研究这个话题在全球学术界也得到了很多讨论。现在最大的困难在于研究者普遍缺乏参与的动力，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是评价体系的限制。重复别人的实验，如果结果一致，往往很难转化为可发表的成果，创新性也不容易被认可。在现有以论文和指标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中，这类工作很难直接对应KPI，投入大量时间与经费之后，可能仍然无法形成可交付的学术产出，这在现实中构成了明显的激励不足。

其次，复现研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假设100篇文章中只有1篇有问题。随机选一篇去复现，大概率会选到没问题的论文，做完不会得到任何收获。这种不确定性让研究人员在一开始就缺乏参与的动力。

据他介绍，欧洲有一个项目，计划用4年时间复现100篇社会学论文，但到今年年初，时间过了一半，只复现了8篇，任务完成量连十分之一都没到，这说明研究人员对复现的热情普遍不高。

仅仅是自媒体打假和提出重复实验的设想，耿同学就已经遇到了很多现实阻力。如今不少导师开始主动向学生索要原始数据，部分同学因拿不出数据跟导师起了争执。还有部分同学转头把怨气和情绪发泄到了耿同学身上。

"耿同学让我毕不了业”，这句话成了耿同学最常见到的控诉。甚至出现了一种说法，耿同学对毕业生的危害早就超过了翟天临。当年演员翟天临一句“知网是什么”，让往后数届毕业生毕业论文的查重、盲审标准一夜收紧。耿同学的打假，更让很多学生担心这会引发新一轮对原始数据、实验复现的层层加码。

这些指责给耿同学带来了实打实的心理压力。即使部分同学真的有涉及造假的行为，他也认为这虽然是做了错事，但也是迫不得已。“倒台多少院士我都不伤心，如果伤害到一个普通同学。这个伤害与我有关，我心里也会难受”。

耿同学理解很多学生对毕不了业的担忧。为此，他也在考虑一些折中的办法，试图在保障学生现实利益的同时，让导师把实验做得更扎实。但与此同时，他也不愿因为这些同情与顾虑，就停下自己的脚步。

“我能理解他们的出发点，但难受归难受，但我心里坚定地认为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得继续推动。”他说，“不能因为理解，就默认甚至陪着一起造假。哪个对哪个不对要分清楚”。

为什么如此执着于推动科研环境的进步？耿同学不想立一个无私的人设，反而大方承认了自己的“私心”。

他直言，自己想追求一个好的名声。正因为希望得到好名声，他要求自己干的事就必须对大家有益才行。关于日后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他希望盖棺定论的会是这样一句话：这个人做过一件事，对某个领域产生了某方面影响。

既然在科研发现上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贡献，耿同学现在把雄心押在了规则和机制的改变上：“在体制层面，我希望能做一点事。这恐怕是我能对学界做出的唯一一点贡献了”。

参考资料：

[1] 同济大学. (2026年5月6日). 情况通报. 同济大学新闻网.  [2] PubPeer. (2021). Butyrate Suppresses Glucose Metabolism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via GPR109a-AKT Signaling Pathway and Enhances Chemotherapy. [PubPeer comment page].  [3] 知乎用户. (2026年5月16日). 有网友发现反向打假耿同学和举报同济Nature的是同一人 [知乎问题]. 知乎.  [4] Scientist Press科学人. (2024). 一位杰青的不良编辑记录. 微信公众号

朝鲜是怎么把他们的开国领袖，从一个真实存在过的抗日游击队长，包装成能呼风唤雨、踩着纸片飞天的“活神仙”的。

这不是民间传说，不是网络段子，而是朝鲜官方自己出的书、自己编的教材、自己拍板定下来的“正史”。

但正是这些离谱的故事，构成了朝鲜老百姓从小听到大的“国父传奇”，无论在国内如何挨饿也不奋起抵抗的原因。

官方盖章的“神仙传记”：一本书奠定了神话体系

他们从小听到大的故事，在一本本叫《白头山传说集》的书里。

这本书是朝鲜的金星青年出版社2006年正式再版的，专门给孩子们看的。

里面的篇目名字一听就很炸裂：

《白头山的将军星》《飞上天的纸片》《99种缩地法》《长着眼睛的子弹》《乘风而行的将军》，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漫威漫画的目录。

朝鲜官方说，这些故事都是“社会科学家们不厌其烦地数百次踏访白头山和中国东北一带，收集了资料”而写成的，“是基于客观事实编写而成的”。

该书的卷首语说得更直白：“金日成将军是上天指派的伟人。

从三岁开始就开挂的童年

在这套神话体系里，金日成从小就展现出超常天赋。

金日成三岁就能用优美书法写下爱国口号，正常一个三岁的孩子连笔都握不稳，他就已经在写爱国标语了。

他三岁便能熟练开枪，九岁时三秒内连开十余枪且百发百中。

三岁开始学开车，未满八岁就能驾车疾驰在弯曲倾斜的土沙路上，还能以时速二百公里的速度驾驶快艇。

更离谱的还在后面：不满十岁就教训过日本宪兵。

他还骑着龙马飞上天，让石头从天上掉下来，击退日军。

抗日时期，他还能用沙子变大米、用松球造子弹，踩着树叶过大江。

松球变子弹，松树上的松球能当子弹打出去，还百发百中。

这类“领袖天生聪慧”的叙事在朝鲜宣传中极为常见，目的就是向民众证明：

领袖从出生那一刻起，就不是凡人。他的超能力不是后天练出来的，是天生的。

抗日时期的法术神通：一个游击队长如何变成漫威英雄

按照《白头山传说集》的描述，成年后的金日成在抗日武装斗争中掌握了超自然力量，书中总结道：

“将军可以施展缩地法、变身术、遁甲术、升天入地等百般奇门异术，还通晓天文地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千里之外的日本军队了如指掌。

他穿的鞋子鞋底暗藏装置，一步便能轻松跨越山峰。

他给游击队员发放的子弹长了眼睛，能百发百中消灭日本鬼子。

他用纸片造船过河，将纸片飞向空中后就能乘坐在上面飞行，就是坐在飞毯上在天上飘。

他还给百姓送去的“防寒防弹被褥”，日本子弹都打不透的。

他用白头山名贵药草熬制“灵药”救助病人。

他站在超过两千米海拔的白头山天池之上便能俯瞰朝鲜半岛，给所有人提供帮助。

面馆奇谈：一部迷你玄幻电影的完整剧本

《白头山传说集》中有一则最经典的故事——“面馆故事”，集中展现了金日成的种种神通。

这个故事的情节之完整、画面感之强，简直可以直接拍成一部玄幻短片。

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次，金日成为了解民情，打扮成普通人从白头山上下来走访。

中午他进了一家面馆吃面，不料被日本间谍发现。数百名日伪警察闻讯赶来。

他们把面馆围了个水泄不通，几百支步枪从窗户伸进面馆。

在场顾客吓得不知所措，举着筷子发抖。

只有金日成淡定地继续吃面，丝毫不理会枪口。

接下来，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放在手掌上轻轻一吹，——纸张飘出窗外升向天空，瞬间变成一张席子大的飞毯，而金日成本人已经从面馆中消失，出现在了飞毯之上，对着下面的警察微笑。

警察们惊慌失措，在局长命令下气喘吁吁地追着飞毯翻山越岭。

当飞毯降落后，金日成轻盈跃下，又凭借鞋底的奇妙装置在山峰间跳来跳去，使用“前后缩地法”让敌人目不暇接，

刚才还在这个山头，一眨眼又到了另一个山头，警察们被折腾得晕头转向。

最后，他从旁边折下一根艾蒿在地上画了三个圈。

随着一声巨响，警察所在山谷四周的山峰开始坍塌合拢，所有追兵被彻底埋没，连喊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书中把最后一招称为“山峰相撞缩地法”。

神圣家族的血统延续：把世袭写成天命

金日成的神话还被延伸到了他的继承人身上。

朝鲜中学思想教育等科目的教科书称，金正日（他儿子）出生在“白头山密营”。

金正日是金日成的儿子，朝鲜的第二代领导人。

密营就是金日成当年打游击时在长白山深处的一个秘密营地，用来躲避日军搜捕的。

书上说他“天降玉童”，是“白头山之子”，“他诞生的消息令敌人闻风丧胆”。

朝鲜官方还专门修了一个“白头山密营故居”供人参观，以此强化“白头山血统”的正当性，

你看，我们领袖的儿子不是生在什么普通地方的，是生在最神圣的白头山上的。

朝鲜直到1984年才开始宣传金正日出生在白头山密营，目的是为了强调金正日的“白头山血统”，让他的权力世袭显得理所应当：

老子是圣山之子，儿子自然也是。

而据韩国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委员徐玉植的研究，“白头密营”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存在。

这个“白头山血统”后来被写进了朝鲜的“宪法级”文件。

朝鲜有一部叫《树立党的唯一思想体系十大原则》的规定，其中第十条第二款明文写道：

“应将我们党和革命的血脉——白头山血统永远延续下去……并坚决保持其绝对的纯洁性。

”韩国媒体对此解读为，通过明文规定“白头山血统”，朝鲜公开规定了政权世袭制的合法性。

而在《十大原则》中删除“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句，“主体思想”则是朝鲜独创的一套政治理论，强调人的自主性和民族独立。

这事实上等于宣布朝鲜是“王朝国家”。

这就像中国古代的皇位继承，明确规定只有某个家族的血脉才能当皇帝。

从法律条文上把“这个国家只能由金家来统治”写死了。

真实的金日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那真实的金日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叫柳顺浩的朝鲜族作家写了一本《金日成评传》。

在这本书里，他刻画的不是“朝鲜的英雄和神”，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类金日成”：

他曾经因为向中国地主，说了不中听的话，被人家讨要“税金”，就是被当地地主敲竹杠；

他曾经是游击队里年纪最小的成员；他曾多次因为犯错被游击队内部撤职；

他还曾因为被怀疑加入了亲日团体“民生团”而被中国共产党方面追杀，不得不逃往北满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金日成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

他曾在抗联名将杨靖宇的麾下担任过抗联第二军第六师师长和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当年，金日成与许多抗联将领结下深厚情谊，包括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陈翰章等，可以说是同一战壕的生死之交。

1942年，退入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被改编为苏联远东军区第88独立步兵旅，对外代号8461部队。

周保中担任中校旅长，李兆麟为教导旅少校政治委员，金日成担任第一营大尉营长。

金日成在中国读过书，战斗生活了二十五年，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东北话汉语，还能写出熟练又漂亮的汉字。

他在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深情地写道：“东北的山野，是我度过二十多年的地方，是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历尽千辛万苦的地方。

神话的底色：为什么要编这些故事？

这些神话故事其目的非常清晰：通过从小将金日成塑造成“天出伟人”和全知全能的活神仙，使金氏家族的世袭统治在民众心中获得不可质疑的“神圣基础”。

这个逻辑就是：领袖不是普通人，是天上下来的，所以他的儿子、孙子也天然拥有统治这个国家的资格。

你不需要问“凭什么”，因为天意不可违。

这些事实也折射出朝鲜政治宣传的一贯逻辑：

将有限的史实无限放大、神化，直至架空真实。

这两个形象之间的巨大落差，就是一个国家如何用故事来重塑记忆、用神话来巩固权力的完整案例。

网信办碾压最高法😅

文｜李宇琛

2026年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山西通洲集团下属的留神峪煤业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发时当班作业人员247人。

然而真正的反转不在井下，而在通报口径上：批示一到，遇难数字偏偏从8跳到82，翻了十倍，中间没有新的爆炸，没有新的塌方。

不同稿件对事发时间存在19时29分和19时35分两种表述，本文以应急管理口径的19时29分为准。

据新华社陆续披露的救援时间线，从凌晨到下午，遇难数字的官方播报口径出现了一个反向的轨迹。

“及时准确发布信息”那一行字，本来不该出现在批示里，偏偏出现了。

事实表是这样的。

5月23日凌晨，央广网通报：4人遇难，井下90人，16人危重。

5月23日07时19分，新华社通报：平安升井201人，8人遇难，井下尚有38人正在搜救。

5月23日09时23分，新华社发布中央最高层关于此次事故的重要指示。央视新闻于10时23分将这份指示推上头条画面。

2小时23分钟后，5月23日12时46分，新华社客户端把数字改为：

反而是超50人遇难。

再过20分钟，5月23日13时06分，多家媒体几乎同时发布新的口径：

终于变成82人遇难，9人失联。

14时整，新华社确认终报：82死，9失联，送医救治123人，平安回家33人。部分媒体随后按82加9失联的口径，更新为90人遇难。本文标题“翻了十倍”对应的是8到82这组数字，约10.25倍。

从07时19分的8死，到14时整的82死，6小时41分钟。中间没有新的爆炸，没有新的塌方。井下还是那个井下。

变化的只是分母。

偏偏翻了十倍。

这就是5月23日上午发生的事。中央指示的画面打在央视镜头上的时候，地方通报口径还停在8死的安全档位。这次在标准追责模板里专门加了一句关于信息发布的话。几个小时之内，地方通报跟着补齐到82。

现在回头看那张时间表，反而显得很安静。

留神峪是高瓦斯矿井，斜井开拓，井筒6个，核定生产能力120万吨/年。事发当时是中班矿工下井时间，单班247人在井下作业。

这247人，按一般矿井标准是合规的。

按照2023年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印发的《煤矿单班入井（坑）作业人数限员规定》矿安〔2023〕129号文件，正常生产矿井单班入井最大不超过500人。247，离上限还有一半距离。

不过留神峪是高瓦斯矿井。同一份129号文件对煤与瓦斯突出、高瓦斯等灾害严重矿井另有更严的限额条款，是否适用以及具体档位，需以官方调查结论为准。本文不强行下结论。

能确认的是：247个人下井，没有违反一般矿井的入井人数上限。

其中超过80个没能上来，也没有触发上限。

文件规定的是入井人数的上限，没有规定一次事故的遇难人数上限。

出事的这家公司，叫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是通洲集团下属的矿井之一。集团本身叫山西通洲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成立，民营。据晋商俱乐部、山西商人网公开资料，集团旗下9个单位，资产15亿元，员工6000余人，在沁源县是“龙头企业和利税大户”。

集团董事长任铁柱，曾任山西省第九届、十届人大代表，出任过山西省民营企业协会副会长、长治冶金行业协会会长、长治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获得过的称号包括“山西省劳动模范”“山西省优秀企业家”“长治市十大杰出民营企业家”。

事故发生后，据新华社客户端报道：

原来涉事企业责任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

那些称号还在。

据公开报道，留神峪煤业在2025年被沁源县应急管理局两次行政处罚，整改后照常生产。

罚完之后，矿井继续开。

罚单上的字和井下作业的人，分别属于两套独立运转的系统。一套负责开单，一套负责挖煤。

沁源县这边，需要一家年产120万吨、参保人数1724人、缴税靠前的民营煤企做地方支柱。山西省安委办2025年1号文件已经把留神峪列进当年的煤矿分类名单，这是高瓦斯矿井的常规标识，意思是这家矿井需要重点盯防。

盯防归盯防，停产是另一回事。

一家利税大户停下来，财政、就业、社会稳定都会跟着停下来。

所以盯防的方式是开罚单。

开罚单和挖煤，两套系统都在跑。直到瓦斯炸了，两套系统才在同一张表格里碰头。

这种事在2026年之前发生过。

据应急管理部公开的调查报告披露，2023年2月22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新井煤业露天煤矿坍塌，53死6伤，直接经济损失2.043亿元。报告里写：煤矿严重违法建设生产，施工单位违法冒险蛮干，中介监理弄虚作假，监管不严，地方党委政府失管失察。

据中新网刊发的山西省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11月16日6时30分，吕梁离石区永聚煤业联合建筑办公楼二层浴室起火，26死38伤。这次事故里有一个细节后来被反复提到：

偏偏起火后20分钟内，无人报警。

最终调查报告2024年4月23日公布，42名公职人员被问责。

2024年3月11日，山西中阳桃园鑫隆煤业井下煤仓溃仓事故，7死。2024年7月7日，山西太原清徐县东山李家楼煤业透水事故，3死。

名单还可以再列。

全国范围内的数字也有。据应急管理部公开通报，2024年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0.059人，同比下降37.2%；2024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2.18万起、死亡1.96万人，分别同比下降11%和7.6%。

这些数字的另一个版本是：

据不同统计口径，1949年以来国内煤矿矿难累计死亡数以十万计。

回过头看5月23日这一天，最干净的还是新华社自己留下的那条救援时间线。

凌晨，4死。07时19分，8死。10时23分，央视播出指示。12时46分，超50死。13时06分，82死。14时整，终报82死9失联，部分媒体跟进为90人遇难。

所以这就是矿山事故通报的样子。留神峪井下还有9个没找到的人。那82个已经找到的人，是在中央批示落地之后的几个小时里，从通报口径里慢慢浮上来的。

247个人在井下，247都是合规的。8、82、90，也都是合规的。开罚单合规，停产不合规；首报压级合规，跟报跟涨合规。任铁柱当人大代表合规，他下属的矿井被罚两次照常生产合规，事后被采取控制措施合规。

所有人都按规定办事。规定本身没出问题。出问题的，是井下那90个人。数字从来不是一次报齐的，先报一档，等批示，再报一档。这就是流程。

留神峪井下还在搜救的时候，据央视新闻披露，国务院的批示也跟着发了出来。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这份批示中间有一句话：

“及时准确发布信息”。

批示模板里通常关心的是搜救、救治、善后、追责，关心的是事情怎么处理。这一次，最高决策层专门留出一行，关心的是信息怎么发布。

能让批示加这一句的，只有一种情况：上面已经预判了“信息不够及时不够准确”这件事本身。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6年5月23日

评分、流量、佣金、调价算法，在携程上经营的酒店民宿商家发现，自己被困在一套连环规则里。

2026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根据前期核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3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等三部门联合约谈携程等平台企业，通报的典型事例中直指携程"侵害商家自主经营权""设置不合理规则""特金牌标识误导消费者"。

面对监管，携程宣布：取消酒店特金牌标识，下线调价助手。

然而，广东、浙江、云南、福建、陕西等地部分商户向中国新闻网《民生调查局》记者反馈：携程此前被点名误导消费者的特牌、金牌酒店名称之后的"大拇指"标识虽从页面上撤下，但对应的排序规则仍藏在后台，还需要通过广告投放来稳固排名和流量；调价助手官宣下线，但调价指导却从未停止。

记者多次联系携程，截至发稿，携程未就上述商户反馈的具体问题作出回应。

特牌的代价：高佣金与"二选一"

"携程将合作酒店分为三个等级——特牌、金牌和银牌，并在用户端作标识区分。等级越高，曝光度越高。"据云南省旅游民宿行业协会会长贺双全介绍。

这是一套与曝光排名、流量倾斜深度绑定的酒店挂牌分级体系。

陕西省西安市一位特牌酒店老板告诉记者，特牌佣金为15％，且只能与携程合作。"如果上架其他平台被携程发现，特牌资格就会被取消。"

这种"独家要求"并未写在纸面合同上，而是由业务经理口头传达。变相要求商家"二选一"。

记者拿到的一份特牌协议中，只出现"对携程无价格歧视，酒店变价能及时通知"等条款。但协议同时规定：酒店签约一级分销合作协议后，携程可以把它的房源分销到其他任何OTA平台。这意味着，特牌商家自己不能在其他平台卖，携程却可以替他们卖到其他平台，包括未经商家明确同意的渠道。

成为特牌商家，只是开始。若想在平台上获得更多曝光，还需进行流量推广。

云南省大理市民宿老板李东翰曾是携程的特牌商家。2024年，李东翰发现，尽管自己仍在缴纳高额佣金，店铺在平台上的流量却已大不如前，"携程上的特牌商家越来越多。"

业务经理上门，推荐他参与"金字塔""云梯"等付费推流项目，前者按点击付费，后者需要提高佣金、按订单抽成，可以给民宿更靠前的显示位置和更大的曝光。

对于这类推广，浙江省绍兴市一家国际品牌特许经营酒店总经理卢华（化名）深有体会。他说，现在中端酒店标准化程度高，客人入住体验差异不大，"当服务拉不开差距时，决定排名的不是硬件，而是谁投入更多推广、参加更多活动"。

他所在的酒店每天在携程上的推广费用约200至300元，主要用于"金字塔"点击付费，投入产出比约10至20倍；此外每月还有参加促销活动的隐形成本，过去30天约四分之一的订单来自促销活动。"如果没有成熟的团队，普通商家很难研究透这套机制，容易花冤枉钱买流量。"

李东翰算了算账，2025年放弃了特牌资质，将房源同步至美团、飞猪等平台。然而，在携程业务经理因房源上架其他平台而与他发生争吵后，李东翰发现其民宿的携程评分从4.8分降至4.6分，但民宿当时并未收到差评。他告诉记者，4.6分的评分意味着他的民宿在大理众多民宿中排名大幅靠后，"基本接不到订单，等同于被平台封杀"。

某酒店商家差评申诉被携程驳回。受访者供图

2026年3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等三部门联合约谈12家平台企业，指出：携程在与平台合作密切的特牌、金牌酒店名称之后标注的"大拇指"标识与真实服务水平无关，涉嫌误导消费者，并要求携程取消该标识。

卢华在3月底接受采访时说："尽管近期监管部门已指导携程取消’大拇指’标识，但之前排名优先等相关权益未变。"

在广东省深圳市经营一家"金牌"民宿的张明远（化名）也反映，其在携程的价格被要求比其他平台低5％。携程接到整改通知后，业务经理通知他下架标识，但同时提出新要求：不挂牌也不能有价格劣势，携程价格不能高于前台和其他平台，且佣金15％保持不变，"但现在推流方面能感到流量在降低。"

尽管争议不断，但商家手中的订单仍高度依赖携程。

"在国内，像我们这类品牌酒店，几乎没有敢不跟携程合作的。"

卢华表示，酒店拥有OTA平台、官方网站和APP，以及其他线下渠道，但近几个月来自携程的订单量依然占到酒店总销量的40％至50％。

在福建省龙岩市经营多家经济型酒店的林涛（化名）也说，如今许多消费者已养成线上订酒店的习惯，自己经营的酒店70％订单来自携程。若不与携程合作，生意会受到很大影响。

明撤"调价助手"，暗留"价格指导"

2025年，携程曾因"调价助手"功能陷入舆论风波。彼时郑州、杭州等地的酒店商家反映，携程的"调价助手"功能频繁调价，且功能无法关闭，打乱酒店经营节奏等。

有酒店负责人指出，"调价助手"是内置在OTA平台商家版后台的程序，会定期扫描其他平台同款酒店产品价格，以监测当前产品价格是否比竞品平台更低。一旦发现某个酒店定价比其他平台高，"调价助手"会立即通过系统自动调低酒店底价，或为酒店产品参加促销活动。

江苏一位酒店商家透露，携程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先后9次强制开通该功能，"关了也没用，还会接着开"。强制调价的结果是，其店内480元一晚的节假日房价被改成了130元。他多次联系携程无果，"业务经理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最后酒店因拒单被平台扣分罚款。

随后，监管部门多次出手。

2025年8月，贵州省市场监管局集中约谈携程等五家涉旅平台，指出其可能存在"二选一"、利用技术手段干预商家定价等问题。同年9月，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对携程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认定其"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和技术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交易及交易价格进行不合理限制"，要求限期整改。

2026年3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等三部门联合约谈12家平台企业，携程的"自动跟价，剥夺酒店定价权"被列为典型事例。通报称，多家酒店反映携程通过技术手段实时抓取全渠道价格，要求给予携程最低价；酒店若不配合，平台便以电话施压、限制流量、自动跟价等方式直接干预。监管部门已督促指导携程下架"调价助手"。

2026年3月10日，携程宣布下线"AI生意助手"（调价助手）功能。5月8日，"携程黑板报"发布《积极履行平台算法主体责任，持续推动算法向上向善》再次提及已下线酒店"AI生意助手"（调价助手）功能。

"尽管商家后台的’调价助手’已下线，但携程业务经理上门拜访时仍会提供调价建议。"林涛告诉记者，这类价格引导虽未在书面经营协议中体现，但业务经理上门做经营指导就会提出：想要获得更多流量和曝光，同档位房源的定价必须比周边竞品低。

2026年5月，一家酒店收到来自携程系统后台的价格指导。受访者供图

此外，卢华透露，携程长期进行"价格暗访"：平台工作人员以顾客身份致电酒店前台询问当日房价。若酒店报出的线下价格低于携程售价，即被判定"价格违规"，随之限流。"为了防备暗访，我们只能给所有来电咨询的客人报常规价，无法提供当天折扣价。"

限流的杀伤力很大。2025年年底，卢华所在酒店因参与其他平台补贴活动，导致客人实际到手价低于携程，当即被携程限流，房源排名直接跌至后几页，订单量出现明显下滑。

近期，卢华向记者表示，这类价格暗访机制目前仍在持续执行。

除了定价权被侵蚀，高佣金也是商家的沉重负担。李东翰反映，其民宿在携程平台上的基础佣金为13％，但平台业务经理还会不断要求参加各种活动，"阶梯累计的佣金最高可达40％"。

携程前台显示民宿金额，与商家后台实际收到金额。 受访者供图

云南省旅游民宿行业协会曾发布《关于启动OTA不正当竞争反垄断维权工作的决定》，向会员商家征集携程等OTA实行霸王条款的证据。

作为云南省旅游民宿行业协会会长，贺双全提供的云南省旅游民宿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该协会接到会员单位有关"携程垄断"的投诉量持续攀升，平台佣金从几年前的8％至10％被单方面上调至12％至18％，部分民宿实际综合成本（含隐性推广费）占比甚至接近40％。

贺双全用一句话概括商家的处境："不合作无客源，合作即亏损。"

记者多次联系携程，截至发稿，携程未就上述商户反馈的"价格暗访""价格指导"等具体问题作出回应。

毛利率超80%背后：资本运作下的一家独大

商家们期待新的市场参与者打破现有行业格局，但携程在OTA行业中的绝对头部地位至今未变。

2025年，携程集团全年净营收624亿元，同比增长17％；净利润达到334亿元，同比暴增约94％。即便剔除一次性投资利得，Non-GAAP净利润也达到318亿元，较2024年增长约77％。更值得关注的是它的毛利率：其住宿预订业务毛利率长期维持在80％以上。

而酒店行业则是另一番景象。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2025年上半年，除携程集团外，A股、港股和美股上市的40家中国旅游酒店企业合计营业总收入900亿元，是携程同期的两倍有余；但合计归母净利润仅为53.66亿元，只有携程净利润的约58％。

这让不少人想到了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舆论场上的经典发言：携程的血液里流淌着盈利基因、携程拿着高倍望远镜都看不到竞争对手。

根据交银国际等机构的数据，以总交易额（GMV）计算，携程2024年在国内OTA市场份额约为56％，若将其投资的去哪儿、同程旅行等平台合并计算为"携程系"，整体份额则近70％。同期，美团、飞猪、抖音的市场份额分别约为13％、8％、3％，三大平台份额相加，仍远不及携程一家体量。

而携程能有今天的地位，源于2015年起的一连串资本运作：2015年控股去哪儿，2017年成为同程旅行第一大股东，并陆续布局艺龙、途家、智行等平台。

不止横向整合同行，携程也纵向渗透旅游产业上游。到如今，在酒店端，其已全面覆盖国内主流头部酒店集团，持有华住集团约7％股份、首旅酒店约10％股份、亚朵酒店约13％股份；在航司端，2016年斥资30亿元入股东航，2021年又与吉祥航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

在分销层面，携程、同程、去哪儿、智行签署了"库存共享和限价协议"，共享酒店库存，不得通过补贴等方式进行价格竞争。其中，去哪儿、同程、智行基本不做酒店自采，而是作为携程的分销渠道。

与此同时，携程背后的股东结构也在不断变化。

根据携程日前向美国SEC递交的20-F文件，截至2026年3月31日，携程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持股比例为6.5％；执行董事、CEO孙洁持股比例为2.5％；沈南鹏持股比例为1％。

在机构股东方面，Capital World Investors（资本世界投资者）持股比例达8.9％，为第一大股东；百度（7.3％）为第二大股东；BlackRock（贝莱德）持股比例降至5.2％。

携程近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 20-F文件披露了其最新股权结构及高管持股变动情况

除上述已披露的主要股东外，携程大量股份由美国市场的机构投资者通过ADS形式持有。根据第三方平台，截至2026年1月21日，Vanguard（先锋领航）持股约3.97％、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Management（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约2.13％、Fidelity International（富达国际）约2.00％、Norges Bank Investment Management（挪威央行投资管理）约1.68％。

专家：反垄断调查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2026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根据前期核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1月，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对于头部平台而言，企业以盈利为内驱力，在占据市场优势后，容易倾向于通过涉嫌垄断的行为来获取更高利润。"华东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巍向记者表示，携程市场份额较大且盈利巨大，其被指存在的"二选一"等行为，可能导致市场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在线旅游平台进行的低价竞争，成本最终将传导至酒店、民宿等商家，影响其生存状态，整个行业较难健康有序发展。

北京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闫兵向记者表示，随着我国不断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立法执法，具有优势地位的经营者的违法手段也越来越隐蔽。例如，协议上是一套规则，实际执行却是另一套规则；利用口头告知等不留痕迹的方式提出要求；再如，在互联网电商的流量管控中，商家很难轻易取证。

闫兵指出，如果携程被认定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可能被行政机关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对携程而言，若被认定存在违法行为并被责令停止，该影响将远大于行政罚款。"在翟巍看来，OTA平台与商家之间的健康关系应当是平等相待、定向赋能、协同发展。OTA平台不应干预商家的定价自主权、跨平台经营权以及其他经营自主权；同时，平台应通过数据、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为商家经营赋能，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

翟巍认为，从长远来看，应当形成以监管部门为主导，行业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的长效治理机制，从而真正促进平台与商家之间形成平等、透明、互利的合作关系，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作者：赵方园 梁小燕 左雨晴

编辑：闫嘉欣

责编：王珊珊

5月13日，武汉大学宣布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凭身份证即可入校。这意味着学校自2023年7月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结束。

这一"推倒围墙"的举动在社交媒体引发了热烈讨论。支持者认为，大学理应是自由且开放的公共空间；反对者则坚持校园需要秩序，参观者的拥入会破坏科研和教学的静谧。

过去这段时间，我们正持续关注并调查清华、北大两所顶尖学府校门外的"入校生意"。通过对黄牛、中介、校内教工，以及北京大学工学院副教授李植的走访，试图复盘这道围墙是如何一步步建立的，它究竟肥了谁，又磨损了谁。

文丨李一鸣
编辑丨雪梨王

在北大，不预约而进校门的方法有两种：

要么像副教授李植那样，在众目睽睽下越过闸机；要么花120元，找人带入。

从2021年开始，中国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参加高考，而清华与北大，几十年来始终处于这项残酷竞争的顶端。对名校近乎宗教式的崇拜，让这两所学府成了无数家庭必须到访的"圣地"。2018年，两校先后实行了预约限额入校制度，参观者必须通过线上系统实名申请，名额按时段分配。由于需求远远超过供给，预约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大量申请者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入校园。

于是原本免费的入场券，在校门外方圆几公里的黑市里，被精准地标好了价码：进清华80元，进北大120元。

过去这段时间，通过对黄牛、中介、校内教工与学生织成的灰色网络的潜入调查，我们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搞钱"的故事，游走在规则缝隙里的"黄牛"只是末梢，真正使得这桩生意得以存续并疯狂增长的，是那道日益加厚的校园围墙。

在拆解这些交易路径的过程中，我们也试图追溯：大学校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封闭"的？北京大学工学院副教授李植是其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样本。18年来，他始终坚持大学应当完全开放，他不主动出示工作证，不配合刷脸，甚至直接跨越闸机。

他的个人抗争史，恰好与那些想尽办法进入校园的游客形成了奇妙对照：一边是身为"主人"却拒绝规则的人，一边是身为"访客"却拼命想砸钱进去的人。这道校门，早已不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围栏，规则与欲望、特权与生意，抗争与妥协，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这里碰撞。

一部校园"封闭史"

在李植的记忆里，这所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曾经是完全开放的，至少在执行层面是这样。

他从小在北京长大，有亲戚住在北大周围，也时常进北大玩耍。在他的印象中，进出校门从来不需要任何手续，没有人查证件，也没有人登记，"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后来他成了北大的教员，住在西门外的畅春园，每天上下班都要穿过校园。

学校门口也有门卫，但更像是象征性的存在。门卫对进出的人"不闻不问"，别说查身份证，连学生证、工作证也从来没人看过。"进北大还要被拦下来问东问西"，在他从小到大的认知里，这是不可想象的。

变化发生在2008年夏天。

由于奥运会的乒乓球场馆设在北大的邱德拔体育馆，为了安保需要，从六七月份开始，学校突然收紧了管理。门口贴出了通告，理论上要求出示学生证或工作证才能进，"校外的人就不让进来了"。

李植清楚记得那年夏天他和保安的一次对峙。他从西门进校，保安拦住他，要求查证件。他的第一反应是抵触：凭什么查我的证？我在这儿生活了几十年，你突然说查就查？他没有硬闯，但也没有妥协。保安不让进，他就在门口站着。"反正我不怕耽误时间，你要耗，我就陪你耗。"

后来保安报了警。警察到现场了解情况后，发现他是北大教员，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从那时起，北大的查证制度正式确立下来。奥运会开完了，制度却延续至今。李植记得，最初执行并不严格。北大家属多，很多老人办了家属证，或者跟保安混个脸熟，也就不管了。即便查证，很多旁听生和校外人士能混进来，毕竟那么多校门，挨个试，总有管得松的。

真正让校门"越关越严"的，是随后兴起的"校园景点化"浪潮。

随着网红经济与社交媒体普及，武大的樱花、厦大的芙蓉隧道、清华的二校门以及北大的未名湖，逐渐成为网红打卡地。每逢花期或节假日，人潮汹涌而入。

2025年3月24日，游人在武汉大学校园内观赏樱花。

这其中，被誉为"中国最美大学"的厦门大学，在旅游旺季，每天进校游客人数接近1万人，周末则更甚。迫于压力，厦大在2012年12月正式发布"限游令"。彼时，厦门大学保卫处副处长陶元升表示，"对游客的身份证信息进行信息采集，一定程度上会促使游客的参观更加文明，而对欲进校行窃的’伪游客’则更是一种威慑。"

几年后，清华与北大也加大了对校外人员的管控手段。

2018年7月7日，北京大学正式推出个人参观校园网上预约系统。该系统实行提前7天预约制，并对入校时段、核验身份做出了明确规定。此举标志着"随到随进"的时代彻底结束。

但在李植看来，这种以"秩序"为名的封闭，并不能掩盖逻辑上的荒谬。他最基本的信念是：大学天生就应该是开放的。

"从我小时候，进出校园从来都是随意的。你突然改成查证件才能进，对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无论你提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李植说，"国外的大学，除了军事院校或者保密单位，哪个不是随便进？人家的食堂都是随便吃。大学是社会公共生活的一部分，绝不仅仅是学生和老师所独享。"

有人曾质疑，游客太多会影响师生正常的学习生活。在李植看来，这是学校管理不善的问题，不能当成学校"封门"的理由，"游客来北大，多半是为了看未名湖，看那些有历史的老建筑，一般不会去教学楼和宿舍区。学校完全可以把教学区和景区适当分开，对游客进入教学区做一些合理限制，但你不能把整个校园都封起来。更何况，未名湖那一带本身就是公园，应该对外开放。"

也因此，从2008年起，李植就开始了与保安的博弈。

他始终坚持一个态度：保安没有权利查他的证件，"你可以报警，我可以陪你去派出所，但你没有权利拦住我"。为此他去过燕园派出所很多次。最大的一次冲突中，保安在拉扯中不小心摔到地上，还煞有介事地去医院验伤，但也并没有查出什么事。李植则被叫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并基于人道主义赔偿给保安一小笔钱。

多次摩擦后，保安们逐渐知道有他这么一号人，大部分时候会放行。李植判断，北大保卫部甚至可能有一个"名单"，示意保安不要管这个名单上的人。于是那段时间，他和保安形成了某种默契：走得多的门，保安认识他，就直接放行；从其他门进，还是会有人拦。他也主动找过保卫部和校长办公室，说这种管理方式不合理。校方自然有一套说辞：游客太多、秩序混乱，等等。

这种博弈在2019年秋天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彼时，北大开始安装闸机和人脸识别系统。李植记得是东门先装的，学校当时似乎将其视为一种技术升级的政绩。自那以后，进校不再是"看一眼证件"，而是需要出让生物信息。李植从来没有主动录入过自己的人脸信息，"按照法律规定，我没有授权学校使用我的生物信息。"因为担心刷脸的时候会被读取人脸信息，他进校门会用书包遮挡刷脸屏幕。

李植每天出门都会携带这两本书。

再之后，这种方式也不用了，他决定直接"跨栏"。

"闸机的门不高，我抬腿就能跨过去。有些闸机栏杆之间空隙够大，也可以直接挤过去。"

保安当然会问，甚至会追。有一次李植从东门跨进去，保安在后面追，他索性跑了起来。李植说自己短跑水平很差，高中时就徘徊于及格与不及格之间，但长跑还不错。跑了一段后，保安跟不上了，骑着单车追了上来，还用对讲机报告，"发现目标"。

李植半开玩笑地说："你们的体力不行啊，连我都追不上？"保安回答："是啊，你跑得挺快，但我这身大衣实在太沉了。"李植给保安看了工作证，告诉对方只要向领导报上自己的姓名就没事了。果然如此。

这种猫鼠游戏式的互动，成了李植近几年生活的常态。

一次出门时，保安也让他刷脸。

"出门还要这么麻烦？"李植不能理解。对方回答，"你怎么进的就怎么出"。

李植一听来了精神："我要的就是这句话。"他一抬腿跨出去了，同时告诉保安，"我就是这么进来的"。还有一次，他跨出门后，保安拽着他的背包不让他离开，两人像拔河一样拽了两分钟。背包质量不错，没拽坏。后来李植干脆回校园，去保卫部投诉门卫管理制度，还顺便打听了一些制度背后的故事——比如学校担心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在校外出事，所以连出门也要管。

李植觉得这个理由站不住脚，"这部分人哪儿都有，不能为了保护他们把我们所有人都牺牲掉"。

他的抗争倒也催生了一个微小的改变：在"跨栏追赶事件"之后，出门很快就不用刷脸了。同事们跟他开玩笑：感谢你跨栏，我们能直接出去了。但李植笑不出来，"现在新冠疫情过去已经四年了，大学应该重新思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门卫制度。发达的大学教育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体现，大学必须是开放的。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怎样开放’，而不是’应不应该开放’。"

明码标价的名额

就在李植因为拒绝查证而与保安周旋的这些岁月里，校门外上演着另一番景象。

尤其是2023年7月，清华和北大结束了新冠疫情期间的封闭重新开放后，在"限额预约制"下，原本免费的入校权，迅速在校门外方圆几公里的黑市里，发酵成了明码标价、分工明确的暴利生意。

"清华，80元；北大，120元"

这是目前进入这两座象牙塔的"地下行情"。如果想进阶，配一名在校学生"陪同讲解"，每小时300元；若是包装成所谓的"名师研学营"，价格会瞬间涨至数千元甚至上万。

每到寒暑假，这桩生意会变得更加疯狂。一边是官方预约系统里"秒光"的名额，另一边是汹涌而至、只求带孩子进门"沾沾仙气"的家长。

对许多普通家庭来说，几百块钱的"带路费"虽然不便宜，但比起孩子的前途，似乎微不足道。而对于黄牛和"带路人"来说，这几乎是零成本的生意，只需要一张学生证、一张熟悉校门口保安的脸，或者一个可以操作预约系统的内部账号。

2023年7月8日，清华大学向社会公众开放暑期校园参观首日。

而这种地下交易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闭环。

上午8点30分，清华东路西口地铁站，"带路人"董凡如约出现。

他示意交易者扫开一辆共享单车，并递上一张学生卡，它属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一名女生，叮嘱其跟紧自己的电动车。这个参观名额是在某购物平台上花80元买的。在那些平台上，这类名为"清华北大参观"的商品，价格从几十到数百元不等，随行就市。

这次的目的地是清华大学东门。在距离校门最近的红绿灯前，董凡会示意对方停下观察，等一波车流涌向校门时再跟上去。此时，他也会拿出一张牌子挂在自己脖子上，那是他的证件。他说自己是清华大学某学院负责技术的后勤职工。也许是那张学生卡起了作用，也许是人多眼杂，保安没拦，直接放行。

就这样，一名校外人员顺利进入了清华大学。

这种方式在业内叫"带进"。董凡说，他做"带进"已经三年，也就是说，这场交易随着校园的开放也一并开始。他说自己在工作中有很多接触学生的机会，比如"带学生出去做交流"等。他还自称认识北大的学生，因此也接参观北大的"客源"，120元一位。

如果在网络平台上继续寻找，会发现相比这种"带进"，一些围绕清北入校的生意则显得更加职业化。

在提供此类服务的网店中，分工极为明确：有人负责客服对接，有人负责渠道运营，老板则是掌握"资源"的那个。他认识两三名清华北大的研究生与博士生，可以提供代预约服务——清北学生每天有两个入校名额，可以代家人与亲友预约。客服介绍，他们还可以提供清北学生导游服务，每小时300元，仅预约入校则是160元/人。客服也提到，近年来，由于校园管理愈发严格，愿意冒险合作的学生也越来越少。

2025年1月13日，北京大学寒假校园参观火热启动。

相比这种"小打小闹"，研学机构则更青睐于所谓的"安全渠道"。

一家研学机构的中介透露，他们提供的清北研学项目可以"确保入校"，并非仅在校门口打卡拍照：20人左右的跟团研学，每人收费200元；如果加上校内在读学生进行独立讲解，每人600元；若只入校、不讲解，价格同样是200元。

"我们是正规旅行社，不是通过学生私下带进去。"中介解释，他们对接的主要是校内的教职工或长期居住在校内的"原住民"，这些人拥有各自的报备渠道，操作上"比学生更方便"，即便被学校查到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系统"里的暗门

真正成规模的"创收"，隐藏在学校的行政系统里。

一位北京大学校内知情人士称，北大有很多二级单位，几乎每个单位都有预约人入校的权利。而在每个二级单位中，预约权限就在几名行政人员手中。

这里存在一个被长期利用的漏洞："撤销再申请"。

"比如说我作为学工，今天除去老师和学生的预约都差不多了，我手上还有50个名额。那我就可以等这50人入校之后，立刻在后台撤销他们的入校预约。这样，名额瞬间回流，我又可以重新报备50个人。"

通过这种"滚雪球"的方式，预约名额可以源源不断。

在他看来，违规预约入校的"大头"其实在这里。据他了解，近两年，由于这种方式"搞得太夸张"，已经有北大某下属研究所被通报批评。据称该研究所总共几十人，通过这种方式一天之内帮助3000人进入北大。按行情价200元一人算，一天"创收"可达60万元。

北京大学2023年7月发布通报称，一支名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课"的校外研学团队，由部分校友通过预约同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139名学员入校，每人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

除了这种"组织性"的买卖，也有靠学生"群众路线"铺开的生意。按照规则，每名学生每月拥有8个预约名额。一些院系的学生会干部会利用人脉，发动普通同学贡献出自己的名额。

对于校内人员而言，这场交易绝非无本万利。清华大学2025年9月的一次警示通报中，一次性披露了四起校内人员勾结校外"黑导""黄牛"违规报备入校并非法牟利案件，对涉案教职工采取行政拘留措施，一名学生被直接取消了保研资格。但很显然，只要门内外需求的鸿沟依然存在，那道缝隙里的灰色交易，就永远不会彻底消失。

2024年7月13日一早，进入清华大学的游客络绎不绝。

对于深谙此道的研学机构来说，他们还有另一套"合法"的外衣：借公章。

赵磊曾在此类机构工作过。他透露，每到寒暑假，很多中小学拥有"公对公"访问清北的官方渠道。研学机构便会与这些学校达成交易，利用对方的公章和申请函，将社会招募的付费游客包装成该校的"访问学生"。

"学校盖好章，把名单一递，大学审核部门很难一一核实这些孩子到底是不是那个学校的学生。"赵磊说，通过这种"合法"的掩护，研学机构得以成规模地将游客带进校园。"一个公章，几百个名额，审核部门根本没办法一个个查。"

而整个研学行程中，真正留在清北校内的时间可能只有半天，其他时间都是在北京各个景点转悠，或是在校外听所谓的"老师"分享。

这种恣肆的方式并非绝对安全。他回忆，自己之前在的一个研学团，曾经遭遇北大的突击检查，当场核对名单上的入校人员。结果被发现暗箱操作，导致在校内帮忙预约的人员受到了处罚。

封闭的代价

无论是李植坚持"跨栏"，还是校门口黄牛生意折射出的狂热需求，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命题：当大学选择把自己"封锁"在围墙之内，它究竟失去了什么？

在李植看来，最直接的损失体现在学术交流上。

"以前外校的老师路过北大，想进来坐坐、听个报告，抬脚就进来了。现在临时起意要来，还得走申请手续。以至于很多人嫌麻烦就不来了。学术交流、校际往来就这样被一点点磨损。"参加一些交流会的时候，他听同行们说起过这种心态。如果说以前很多学术灵感产生于"不期而遇"，而现在，没有明确目的、未提前预约的临时交流，几乎在这座校园里绝迹了。

随之消失的，还有海淀高校特有的"串门文化"。过去，几所学校的学生们约着踢球、蹭课、听讲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清华的学生去北大听一门感兴趣的课，北大的学生去清华的图书馆查资料，或者两校学生在周末约一场足球赛，这是几代学生的共同记忆。

如今，除非有正式的校际活动或者校内的人帮忙预约，否则学生之间很难在校内见面。"海淀高校多，距离也近，以前随时想去就去。现在要约，就只能都约在校外。"李植说。在他看来，校园封闭也进一步导致了学校和周边社区、和城市生活的割裂，大学校园本身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大的未名湖、清华的大礼堂和图书馆，过去也是周边居民散步、休闲的去处。封闭管理之后，这些空间完全变成了内部资源。

"而且这么一来，公众对高校的负面情绪在积累。"李植说，"人家大老远来了，校门都进不去，心里能没气吗？他们只会觉得北大架子大、不近人情。这是学校声誉的损失，毫无疑问。"

至于"封闭校门是为了维持校园秩序"的说法，在"明码标价"的灰色网络下更显得荒谬。

至少从我们在这段时间的调查来看，它并没有消除问题，只是把问题转移到了地下：黄牛、违规预约、"借公章"、冒用他人证件……这些操作因为正规渠道的稀缺而变得更加猖獗。通过黄牛进入的人完全游离在校园监管之外，围墙非但没有消除隐患，反而让入校行为变得更加不可控。

面对围墙，李植的立场一贯鲜明：大学必须是开放的。

他提到国外的操作：校园开放，但核心教学区域有限制；或者学校可以在工作日重点保障教学科研，周末和寒暑假更大程度地面向公众开放，"无序的开放确实有压力，但完全可以通过更精细化的管理来解决"。

在一个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参加高考的国家，清华和北大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校园本身。

它们是关于阶层跨越、知识崇拜以及向上攀爬的社会缩影。而这种渴望是无法被闸机挡住的，要么在阳光下找到出路，要么在暗处找到缝隙。

李植在18年里，用跨越闸机、与保安周旋的方式，试图守护他心目中大学应有的公共性。而在校门外排队、花钱、托关系的家长和孩子，则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诉求：他们想进来。

这道校门，或许终有一天会彻底打开。问题只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时候。

（董凡、赵磊为化名）

运营 / 黄欣玥 校对 / 李项玲 美术设计 / uncle玛丽

图源：福建医科大学官网

撰文 | 张天祁责编 | 李珊珊

你能想象吗，一位研究生竟然套取1400多万科研经费。

中国裁判文书网2026年5月披露的一份裁决书，给出了这起科研经费诈骗案的细节。根据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案件发生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系统，直接当事人柴某某案发时为博士后研究人员。

这位1992年出生的年轻人，攻读外科学硕士、博士学位的五年期间，通过虚构科研实验、虚开试剂耗材发票、冒签医生姓名等方式，持续从所在医院套取科研经费，累计金额达1426.8万元。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在中国学术界，科研经费腐败案并不罕见。但过去的涉案者，多是手握项目审批权的课题负责人或行政领导——他们的作案空间，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力结构本身提供。

二审判决书未提及柴某某的导师，套取1400多万科研经费的罪责落在了柴某某身上。如果没有其他隐情，此案的不寻常之处在于，柴某某没有任何经费审批权，只是以研究生身份参与导师团队的报销事务，却得以在五年间套取逾千万元而未被察觉。这一案例所暴露的，已不只是个人的道德失守，更是科研经费管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与日常执行层面的深层漏洞。

01 5年里，1426万元科研经费是怎样被套取的

判决书显示，2018年至2023年间，柴某某攻读外科学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加入导师科研团队，并作为经办人员协助办理科研经费报销等事务。这一职务安排，给了他接触财务流程的机会。

在没有开展任何真实科研实验的情况下，柴某某通过陈某禹、魏某峰等人实际控制的公司，虚开购买科研课题试剂耗材的发票。他同时冒签某某医院多名医生的姓名，将伪造材料提交医院财务部门办理报销。

医院将报销款项转入陈某禹、魏某峰实际控制的福州智裕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福州市仓山区康恒实验器材经营部等公司银行账户后，开票公司扣除约定的10%手续费，将剩余资金转入柴某某指定的田某月等人银行账户，最终由柴某某支配和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案件认定被套取的科研经费，并不是一次性的大额转移，而是在长达五年的周期内通过重复报销逐步累积形成的资金规模。法院在判决书中也使用了“多次实施诈骗”的表述。

也就是说，这条由虚开发票、冒签姓名、关联账户三个环节构成的链条，在五年间平稳运转。如果柴某某凭一己之力套取1400多万科研经费，从他的导师到负责审核报销的医院财务部门，整个医院竟然无人察觉异常？医院内部层层签字与审核，全都形同虚设，无法阻止一个研究生通过并不复杂的方式套取经费？

判决书未披露柴某某具体工作于福建医科大学哪家附属医院，但透露被害单位委托人为杨大文。公开信息显示，杨大文是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党办主任。而这家医院的党委书记陈良万，今年4月还入选了福建省“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拟推荐对象”。

而福建医科大学2023年6月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中，确有一位姓柴的年轻人。这位柴姓的年轻人，与其导师，以及下文提及的田某月还有共同署名的专利。

判决书中并未详述其他案发契机，仅表述为：“2024年9月18日，被告人柴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随后，柴被刑事拘留，10月被执行逮捕。根据判决书，案发后，柴向医院退出款项524余万元。此外，田某月名下分别位于福州市闽侯县和福州市仓山区的两处房产已被查封。

2025年12月30日，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柴某某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同时责令其退赔被害单位902余万元，以查封的房产处置后所得的属于被告人部分予以抵扣。

柴某某不服，提出上诉，理由涵盖四点：其一，已用于完成课题的300万元应从诈骗数额中剔除，立案前退回的524万元也应核减；其二，冒签他人姓名并非刻意欺骗，“多次诈骗”的认定不妥；其三，其系在校学生，应更多从轻；其四，公诉机关量刑建议为六至八年，原判偏重。

最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2 科研经费腐败并非孤例，行政领导占比高

用并不高明的手法套取科研经费，在中国科研腐败的历史上不乏先例。

一项2024年的研究通过检索各裁判文书相关数据库，获得了“涉科研经费”刑事案件裁判文书199份。

这些案件主要有三大类，一是行政人员直接挪用或伙同他人侵吞经费，二是非科研人员冒充科研人员身份诈骗，三是科研人员所进行的“涉科研经费”行为的刑事犯罪。第三类的占比最高，有80例。

至于套取科研经费的手段，科研人员往往采用虚假发票、虚构合同、虚造账目等手段，在上述80例案件中分别占到约57%、28%和25%[1]。

另一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研究选取了2014年至2022年间北京市高等教育机构发生的14起科研经费腐败案例，简单勾勒了犯罪者的画像。研究显示，犯罪者平均年龄50.1岁，其中50-60岁的人占近60%。

许多犯罪者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如院长、校长），控制着资源分配。在14起科研经费贪污案件中，11起案件的涉案人员担任领导职务。在23名涉案人员中，14人担任领导职务其中3人担任校级领导职务，7人担任大学院长、执行院长和副院长（副主任）等职务[2]。

科研经费腐败案中，浙大陈英旭案是迄今为止影响最为深远的案件之一。案发前陈英旭系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水环境研究院院长，是水环境治理领域的权威专家。

2008年，他主持承接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太湖流域苕溪面源污染河流综合整治技术集成与示范工程"苕溪课题。该课题所属的“水专项”是当时中国资金投入总量最大的环境科研项目，苕溪课题总经费3.135亿元，国家拨付经费逾1亿元。然而，这位手握重金的课题总负责人，将自己的两家关联公司以“外协单位”名义列入课题，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系陈英旭的博士生。

之后，他授意学生以公司名义虚开发票、编造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专项科研经费套取变现。2014年1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认定贪污数额为945万余元[3]。

2013年10月11日，时任科技部部长万钢曾公开表示“愤怒”与“痛心”，认为经费甚至出现了“恶性问题”。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未点名地提到了这个例证，“一位知名的环境领域专家”“违法违纪，犯了错误”[4]。

北京邮电大学宋茂强案套取经费的手段更加简单。宋茂强系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原执行院长，通过借用他人身份证件办理银行存折，以冒名领取劳务费的方式，将68万元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研经费据为己有，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6个月[5]。

山东大学刘兆平案则以十三年的重刑引人注目。刘兆平曾任山东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原主任、新药评价中心原副主任。法院在2015年认定，其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指使张春光、尹某某采取虚开发票方式多次套取山东大学公款共计921余万元，用于支付刘兆平个人公司的设备款、工程款。按照山东大学科研经费管理规定，扣除40%的科研酬金，刘兆平实际骗取公款341万余元[6]。

2020年之后，科研经费腐败案件仍然时有曝光。

上海交通大学2025年7月官方通报，原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工程师徐某，利用管理科研项目经费的职务便利，于2020年9月至2024年4月间，采取虚构业务支出、虚列人员劳务费用、虚构发放绩效酬劳、虚构人员公务出差等方式，从其负责的科研项目中套取经费总计145万余元，所得款项用于购买房产、个人理财、家庭消费等。案发后，徐某全额退赃，被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7]。

2025年4月，《法治日报》报道，江苏省某高校计软学院院长孙某，利用担任院长和深度国际化试点工作组组长的双重身份，通过制定偏向性论文奖励规则、虚构合作期刊联络人、虚设客座研究员等方式，骗取合作期刊奖励和客座研究员奖励以及科研项目经费1000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8]。

综合这些案件，若干规律性特征清晰可辨。从作案手法看，高度雷同——虚开发票、虚列劳务费、虚假合同、虚构采购，这种相似性本身说明，这套操作已在相关圈子内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惯例。

从犯罪主体看，传统的犯罪主体高度集中于课题负责人，因为他们身处资源分配的核心位置，凭借职务权力直接掌控经费流向，作案空间由权力结构本身提供。而福建医科大学柴某某案件中，柴某某并非课题负责人，而是作为经办人员，以研究生身份嵌入报销流程，利用的不是权力，而是制度漏洞与监管盲区。

柴某某案件如果没有其他隐情，意味着科研经费的风险敞口，已不再局限于行政领导或课题负责人，而是延伸至整个经费运转链条的每一个经手环节。一个没有任何经费审批权的在读研究生，仅凭接触财务流程的机会，便得以在五年间套取逾千万，这对现行管理体系提出了更深层的追问。

03 科研经费套取频发的背后

科研经费套取频发的背后，暴露出科研经费管理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制度和运作中的不合理之处，也在不断催生新的灰色操作空间。

前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研究认为，科研经费腐败犯罪不能只归咎于犯罪者，而是资助方、受托机构以及受资助者三方因素交织产生的问题，作者称之为“机会三角”。

首先，资助方与科研人员之间存在严重的沟通断裂和监管真空，导致经费拨付后缺乏持续的实质性跟踪；其次，作为受托机构的高校往往采取“重立项、轻管理”的态度，内部审计流于形式，财务报销审核不严，未能有效履行监管职责。

尽管审计原本是科研经费监管中最关键的一环，许多案件也确实最早通过专项审计暴露出来。例如，北京邮电大学宋茂强案，就是国家审计署工业审计局在审计国家“核高基”重大科技专项课题资金时发现的问题。

但相比每年数以万计的科研项目，真正能够进入专项审计和深度核查范围的课题仍然有限。2018年至2019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曾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山东、上海、广西三地49家依托单位的707个项目进行随机抽查，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每年要资助数万项目。这样的审计规模，仍难覆盖庞杂的科研经费体系。

监管乏力，受资助者又面对复杂的内外压力与机会诱惑，同时项目负责人还掌握着过大的权力，能够利用其职务便利，通过虚假合同、关联交易或伪造发票等手段将公款私有化并且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威，威胁组内的成员为其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与此同时，不少科研人员也有苦衷。科研项目的立项、进行和结项涉及多个部门，课题经费到账不及时的情况并不鲜见，但预算的规定死板。在北京邮电大学宋茂强案中，课题执行期本来有整整两年，但经费实际到账的时候已经只剩四个月。宋茂强事后交代最初他只是为了把经费花完不被收回，才选择了违规的手段，以不同身份冒领了资金。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原副院长李燕萍教授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访谈时表示，由于科研项目获准和经费到账时间不一致，有的科研人员会用其他项目的结余资金来开展下一个课题。这不符合科研经费管理规定，但按照科研规律，需要这笔投入[9]。

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出台的《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在开篇明确承认：科研经费管理“仍然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项目经费管理刚性偏大、经费拨付机制不完善、间接费用比例偏低、经费报销难等问题”。当年的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则指出，“审慎办理涉科研经费案件，对经费使用不规范的，甄别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可不作犯罪处理的移交追究违规责任，促进科研经费有效、科学管理”。

合规报销的方式过细过严，也导致了大量灰色地带的产生，一套约定俗成的变通方式逐渐发展成型。研究人员用其他项目的结余经费垫付新项目的开支，以购买耗材的发票冲抵无法开票的实际支出，让学生以不同身份冒领劳务费再交给导师。

最初，这些做法往往只是为了让科研能够继续推进，但长期积累之后，却也不断侵蚀正式制度的边界。柴某某案中虚开发票、冒签姓名、转移资金的行为，已远超“经费使用不规范、无非法占有目的”的范畴。

这种灰色空间，对普通青年教师而言，意味着越来越繁琐而高风险的报销过程。但对一些掌握资源与权力的研究者来说，却反而提供了更大的操作余地，也使得真正的监管变得更加困难。

柴某某案中那些虚开发票、收取10%手续费的“外协公司”，就是在这种土壤下的畸形产物。科研人员需要报销但拿不到合规票据，于是有人虚开发票。随着时间推移，开发票逐渐从科研经费运作的补丁，演变为一门稳定运转的灰色生意，最终成为套取经费的犯罪工具。

---

参考资料：

[1] 康文凯. 我国“涉科研经费”刑事案件司法认定问题研究–以80例裁判文书为例.Doctoral dissertation, 山东师范大学. [2] Peng, X., Gong, M., & Li, R. (2025). Mapping research grant corrup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gal Discourse, 10(2), 305-331. [3] 仇飞. (2014).科研经费贪污挪用黑洞：找发票虚假报销套经费.法治周末. [4] 崔筝. (2013年). 万钢痛批科研腐败：感到错愕、愤怒. 财新网. [5] 张雷. (2014). 北邮软件学院原院长冒领科研经费68万. 法制晚报.  [6] 教育部. (2014). 教育部专项检查直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情况 [7]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 (2025). 关于徐某利用职务便利套取科研经费问题的通报. 上海交通大学人力资源处.  [8] 罗莎莎, 沈娟, & 周心怡. (2025). “学术大佬”套取科研经费上千万元获刑. 法治日报 [9] 肖岚, 朱彩云, & 何林璘. (2017年). 科研经费乱象：判决书里的“科研经费”犯罪.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2026年4月1日—4月30日，我们测试发现有28篇墙内文章遭到“404”。涉及的主要话题有：躺平/躺平主义、许家印案、京师学人、深圳劝阻吸烟冲突等，已加入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目前项目总收录文章2520篇。

• 相关阅读：【404文库】中国数字时代2026年4月404文章统计

点此跳转到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专页。

---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对这三篇404文章进行选读：

• 阜成门六号院｜十年来年轻人口减半：北京为什么越来越留不住年轻人了？
• 往事随想录｜70岁的农民工你为什么还不"躺平"？
• 难得君｜中国一年级小学生参加海参崴胜利日庆典

近期，中文互联网上多篇触及城市活力、农村老龄化与历史认同的文章遭到审查删除。这些文章分别追问：为何北京十年间年轻人口腰斩，年轻人正在用脚投票；年届七旬的农民工为何仍不得不伪造年龄、强撑着上工地干活；以及是谁把一群六七岁的中国孩子送上了海参崴的阅兵方阵，让他们为那片曾经叫做"中国领土"的土地上的"胜利日"欢呼喝彩。

一个城市留不住年轻人，一个老人躺不下去，一群孩子记不得历史。三篇文章，三个维度，共同指向同一个问题：在宏大叙事的掩盖之下，那些具体的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又承受着怎样的遗忘。这些努力记录真实的声音，最终都难逃被封禁的命运。

一、阜成门六号院｜十年来年轻人口减半：北京为什么越来越留不住年轻人了？

微信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发布的文章，以一组令人震惊的数字为切入点：2015年至2024年，北京常住年轻人口从461.8万骤降至248.9万，十年间减少逾212万。这意味着，这座曾以年轻人口规模冠绝全国的城市，如今的年轻人占比已跌至11.4%，甚至低于部分东北老工业城市。

（北京年轻人比重十年来从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回归平均值，图片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并不满足于呈现数字，而是深入追问背后的结构性原因：科创产业萎缩、创业成本高企、房价难以承受，以及僵化的户籍制度。年薪百万、缴税十余年的民企从业者，仍无缘一纸北京户口，最终只能南下或落户天津。

文章写道，那个曾经"万船齐发"的北京，大学敞开、沙龙林立、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北京已渐行渐远。留下的，是日趋严苛的城市管理，以及一座在老龄化与年轻人流失的双重压力下悄然失血的首都。

该文发布后不久，即遭微信平台删除。

被删文章部分内容写道：

昨天阅读《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报道，颇为感到震惊。2015—2024年，北京常住年轻人由461.8万人降至248.9万人，累计减少212.9万人，占比从21.3%逐年回落至11.4%。2015年，北京每百名常住人口中，约有21名年轻人、16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到了2024年，则是100个人当中只有11名年轻人，却有24名老人。

平均来看，这十年北京每年减少21万年轻人，尤其是2020年一年就减少了55万。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北京到2030年，年轻人将下降到100余万，那就是一个彻头彻尾没有朝气活力的老龄化城市了。

之前曾经经常问朋友们一个问题，你们最喜欢哪个时期的北京？凡是经历过这个城市的成长与繁荣的朋友们，都会说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北京。的确，这个时期北京没有那么洁净、现代化，三环内外还有很多城中村和破工厂，亮马河还是一条浑浊、岸边不洁净的普通大水沟，绝对没有那么多迎合朋友圈、小红书拍照的伪精致，但是彼时的北京充满了向上的活力，思想发挥的自由，充满了实现各种梦想的可能性。

那时候清华北大不像现在大门紧闭，周围打工人也可以去校园共享一些资源及感受人文氛围；那时候不说高校，光在海淀区的书店、咖啡屋里，就有爱好思考的人听不尽的讲座、学术沙龙，五道口、三里屯、宋庄等充满多元文化气息；那时候只要努力，大家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笔者身边有大量年薪100万以上家庭，因为在民企或外企工作，在北京十几年一直无法落户，孩子一直是借读生，最后不得不去天津落户，夫妻两地分居，或者干脆南下，立即在深圳毫无阻拦地落户、成为深圳人的案例。这些都是最优秀的产业人才，还为北京贡献大量税收和消费，却最终拿到不到北京城市的定居券，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北京越来越严格的城市管理，行政干预对公共社会空间渗透的加大，年轻人都是向往自由、轻松、活泼的，这也是导致年轻人对北京好感度越来越低，甚至抱有成见的原因之一。

二、往事随想录｜70岁的农民工你为什么还不"躺平"？

当"躺平"成为年轻人抵抗内卷的流行词，微信公众号"往事随想录"的作者彭远文却将目光投向了另一群根本躺不下去的人：那些七八十岁、仍要办假证混进工地的老农民工。

文章从媒体报道的一则新闻展开：有老人因伪造年龄证件进工地务工而被处以行政处罚。彭远文并不急于批评或同情，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口吻、带着几分反讽，将"躺平"的权利与"养老"的缺失并置：年轻人可以选择躺平，因为那是自由；老农民工不能躺平，因为那是绝境。

背后的数字触目惊心：城乡老人社保收入差距约20倍，体制内、企业职工、农民的养老收入比约为30:15:1。农民不是天生喜欢干活，而是没有退路。

这篇以轻盈笔调戳穿沉重现实的文章，随后遭到删除。

被删文章部分内容写道：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吗？不难的，常识就够了，前面《大河报》视频点赞最高的一条留言就说："有养老金的话，这个年纪了谁还愿意去打工呀。"所以，解决之道不是让他们重新回到工地，而是给他们涨养老金。

所以，关于“躺平”这件事，我觉得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地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一个年轻人，物欲低，做日结，当挂壁大神，只要不是靠福利制度养着，没花纳税人的钱，这是他的自由；

一个老人，辛苦了一辈子，年老体衰，还要办假证去工地干活，也不合适，不仅要允许他躺平，还要创造条件让他能躺平。

但如果是所谓“全职儿女”（父母体制内退休，退休金足以把孩子养在家里不上班），这就不合适，因为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应该把他们的退休金减半，逼他们子女出去干活。

我在网上看到老农民谈养老金，他们找不到原因，就说这一定是日本鬼子捣的鬼，要"抓汉奸"——我以前觉得他们糊涂，现在觉得也不一定。

三、难得君｜中国一年级小学生参加海参崴胜利日庆典

微信公众号"难得君"发布的文章，起点是一则引爆网络的新闻：一批中国一年级小学生被组织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俄罗斯纪念二战胜利的儿童游行。

"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征服东方"。而它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另一个名字——海参崴。

作者并不回避这一刺痛：这片土地曾是中国领土，如今的孩子们穿着整齐的衣服，踢着正步，站在那里，为别人的"胜利日"欢呼。他们不是在参与历史，他们是在被展示，成为道具。而俄方媒体随后将这些孩子称为"胜利的重孙辈"，更令无数读者感到刺耳与屈辱。

文章引用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话作为警示："一个被剥夺记忆的民族，会同意接受任何东西。"作者追问：是谁让孩子们去的？家长知情吗？有没有人出发前告诉过这些六七岁的孩子，"海参崴"三个字意味着什么？

这篇文章随后遭到删除。

被删文章部分内容写道：

这帮一年级的孩子，他们懂什么？他们连"海参崴"三个字可能都没写过，连那段历史听都没听过。他们被带到那片土地上，穿着整齐的衣服，走正步，挥小旗，他们不是在参与什么，他们是在被展示。他们是道具。道具不需要有记忆。道具只需要听话。

>历史是先辈用血，一笔一笔写在骨头上的字……没有历史，死者白死。没有记忆，生者白生。

当一段惨痛的历史被人刻意遗忘，当一片土地的名字被人为篡改，当一个民族的孩子被送去为征服者的"胜利"欢呼，那么，恶行就自动被赦免了，死者就永远沉默了，而活着的人，也再也没有资格说自己"站起来了"。

---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了解更多投稿信息，请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征稿说明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

【一】

曾经，你出门住酒店，前台要你身份证。你递过去，对方盯着民族那一栏看了五秒，抬头看你一眼，又低头看身份证，再抬头看你一眼——仿佛你刚从上个世纪穿越过来。

那一栏写的是“其他”。

不是汉族，不是藏族，不是苗族，不是56个民族里的任何一个。是“其他”。

这是西藏僜人身上反复上演的经典桥段。僜人人大代表坦妮娅多次在人代会上讲述这样的场面：她身边的僜人老乡拿身份证坐飞机，安检口比同行人多滞留好几分钟；住宾馆被前台怀疑拿的是假身份证；生病住院办手续，工作人员一看民族栏写着“其他”，直接当“问题身份证”拒收。坦妮娅本人就是这一幕的亲历者——身份证上那两个字，成了她出门在外的第一道坎。

坦妮娅身上发生的一切，就是83.6万未定族称人口日常生活的缩影。836488人——这是七普给出的官方数字，其中男性439083人，女性397405人。什么概念？如果把这83.6万人当成一个整体，它的规模足以超过56个民族中不少“在编成员”。但他们没在名单上。他们用着一张写着“穿青人”“革家人”“僜人”的身份证，活在一个找不到自己民族选项的社会里。

【二】

事情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全国各族群众踊跃报民族——这份热情堪比现在的选秀海选，只是方向反了，不是参选，而是申报。400多个族称铺天盖地涌来，有的地方一寨一姓就敢自立门户。如果全认了，那张名单会长得吓人。

这就需要一个标准。当时的民族学家从斯大林那里借来了一套理论工具——“四个共同”：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理论很好，但一落地就尴尬了。这是欧洲经验的产物，硬套在中国土地上，很多族群压根儿凑不齐这“四件套”，典型的“车是好车，但路不行”。

但当时的学者并非教条主义者。费孝通后来就直言，实际工作中是把“共同文化特点”当作核心标准，走的是灵活路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登记的民族名称多达400多种，光云南就有260多种。经过几个阶段的筛选识别，到1979年基诺族被确认为第55个少数民族，56个民族的框架就此定型。

灵活归灵活，还是装不下现实中的全部复杂性。1964年“二普”时，未定族称的“民族”仍有80多个。80年代重启识别后，陆续归类了一批，但仍有相当数量被悬置，成为今天的未定民族。

这83.6万人，就是那场大规模筛选运动中被“搁置争议”的遗存——就像公司裁员，大部分人都安排了去向，剩下几个“暂缓处理”。

【三】

83.6万人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面貌千奇百怪。分布上基本遵循“西南为大本营，其他省份零星点缀”的格局：贵州最多，云南和西藏紧随其后，浙江、广东、广西、江苏各超过一千人。如果说未定民族是个编制外的“团队”，总部毫无疑问设在贵州。

团队里的“头号大哥”是穿青人。这场身份拉锯战旷日持久，堪称民族识别界的经典案例。

穿青人人口近70万，主要聚居在贵州毕节、安顺、六盘水。关于他们的来历，学术界有三套话术：土著说、分支说、混合群体说。比较流行的版本是：明朝征南将士与当地土族的后代，自认和汉人有区别，传统服饰尚青，说一口贵州官话。几百年来跟苗、彝等族群混居，既保留了明代的某些文化基因，又吸收了西南少数民族的风俗，融成了“中间群体”。

1953年“一普”，穿青人被当作独立民族登记。随后费孝通的调查组认为他们本质上是明朝汉人移民后代，所以不算独立民族。此后穿青人来了个“身份蹦极”——在“汉族”“少数民族”“待定”之间反复横跳。直到2003年，公安部出台折中方案：身份证上可写“穿青人”，但56个民族名单里依然没有你。相当于发了一张临时工卡，但没给你转正。据不完全统计，在67万穿青人中，只有1.2%的人愿意改为其他民族，其余全部选择维持现状。“穿青”两个字，在他们看来不只是一个称谓，是一种骨子里的归属。

还有一个让人头疼的因素是民族政策这把“双刃剑”——高考加分、公务员定向招录、计划生育放宽等政策好处是明摆着的。于是出现了典型的“身份博弈”：被划成汉族的群体拼命争取“正名”，被归入苗族彝族等大民族的群体又吵着要“分家单过”。民族身份从一个文化问题变成了利益问题。

未定民族中还有不少世居深山峡谷的人口极少的群体——达曼人只有200多人，西家人只有700多人。他们没有文字，没有系统的历史记录，组织化程度偏低。要让国家层面专为几百人启动一次民族识别程序，就像要求一场国宴为一个人的口味专门设计菜单，客观上确实存在成本和可行性的挑战。

【四】

问题悬了几十年，学术界也一直在探讨中，关于“怎么办”的问题，目前大致形成了三派：

第一派：赶紧给名分。 这种观点认为，民族识别是一项未竟的历史任务，应该纳入法治化轨道，制定完善的认定标准。逻辑很清晰：身份不明，权利怎么保障？但难度在于——标准一旦松动，闸门一开，会迎来多少新申请，没人能打包票。

第二派：名分先放一边，权益先落实。 这派更务实，主张别等了，先解决实际困难。由于没有官方正式认定身份，未定民族群体中的个体在教育、就业、医疗等领域的相应权利保护往往面临制度性盲区。说白了就是：先把住酒店别被拒、坐飞机别被多扣、生病住院别被当“问题身份证”挡在门外这些事给办了，至于民族名称的正式地位，那是更长远的事。

2017年，在坦妮娅的多年奔走推动下，国家公安部和国家民委下发文件，僜人身份证民族栏终于从“其他”改为了“僜人”。坦妮娅第一时间赶去换证，成了身份证上民族一栏登记为“僜人”的第一人。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道理：不少麻烦其实出在技术层面、制度接口上，未必非要等到“第57个民族”诞生才能解决。

第三派：跳出来，搞文化保护。 有学者提出另一个思路：与其在身份认定这条渐行渐远的窄路上死磕，不如转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通过生产性保护、文旅融合等方式抢救濒危文化。贵州麻塘革家寨就是一个鲜活案例。革家人把自己的传统服饰和蜡染技艺打造成了旅游名片，寨子现有105户人家，450余人，靠这个年旅游综合收入超过了100万元。日子先过得滋润了，身份的事反而没那么急迫了。文化的生命力，终归不在身份证上怎么写，而在年轻一代愿不愿意唱祖辈的歌、穿祖辈的衣裳。

【五】

未定民族的未来，有没有一个完美解决方案？短期看，很难。

但这不等于问题就该永远悬在那里。有三件事值得期待。

第一，公共服务终将走向“去身份化”。
数字化治理越推进，社会服务就越不该以“民族”为必要入口。身份证系统里少一个民族选项不该是过不去的坎——这不是修改民族分类体系的问题，只是系统设计能不能更灵活一点。坦妮娅他们用亲身经历证明了：这道技术之坎，跨过去就是海阔天空。

第二，文化的命脉在于活态传承。
不管穿青人最终被打上什么标签，他们的傩戏、山歌、青色服饰，本身就是中国多元文化版图上不该被抹掉的一块。让这些东西被看见、被记录、被年轻人演绎，远比争一个官方名分更要紧。费孝通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看见了这些族群的文化价值，今天的人更不该忘。

第三，也许包容比分类更高级。
国家追求清晰的治理边界，族群的文化属性却天然是流动交融的。这种“刚性框架”与“柔性现实”之间的张力，就是未定民族问题最深的那个病灶。不急于给一切贴标签，允许模糊地带存在，尊重一个群体“就这样、不想被归类”的自我感知——这种包容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成熟。

【六】

说到底，身份证上那一栏，承载着83.6万人的身份困境，也折射出了某种折中智慧——在最终答案到来之前，至少给了一个临时名称，让他们不必在56个民族的分类框架之外做出违心的选择。坦妮娅奔走多年，乡亲们身份证上的“其他”终于变成了“僜人”——虽然离“第57个民族”还有很远的路，但那小小的卡片上，每个人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的名字。

那个真正让所有人满意的答案，还需要时间。也只有时间，能真正消融所有争议。融合，才是大势所趋。

以新闻传播学科为例，先把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学科顶刊打成二类甚至三类期刊：      

再把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各分支学科优秀期刊打成三类期刊：

最后把很多开放获取水刊提升为与上述期刊同类的三类期刊（点到为止，只列2家为例）：      

通过这三种手法，中科院分区把自己搞成了好坏不分的渣。然后再利用中科院的名头去各高校推广，让高校给它交订阅费，也让它成为各高校的“规定”。当懂行的教师们提出质疑时，连各学院的院领导也无法解决，因为“这是学校的规定”。这就是中科院分区制造的臭名昭著的闭环。等到有海外经历、了解国际学术期刊的学者们纷纷发声质疑它时，它就没法再装神弄鬼了，自然只能以死谢罪。

这就是中科院分区“停更”死掉的原因。

2026年5月10日

同济大学5月6日通报确认，涉《Nature》论文《Human HDAC6 senses valine abundancy to regulate DNA damage》中的14张图表存在不同层级问题；王某被免院长、降岗两级并停资格24个月，金某某被解聘。此案之所以迅速进入公共议程，关键在于“耿同学”把PubPeer上的零散疑点、补充数据中的统计异常和图像比对，形成可追问的证据链，后续饶老师的质疑更是让事件迅速发酵。

Who is Next？留意耿同学动态的人可能知道，某些人可能已经在瑟瑟发抖了。但是真正该追问的，不应是“下一个会被谁打假”，而应是“下一个愿不愿在风暴来临前，把原始数据和责任链条先做扎实的机构是谁”。到2026年5月6日为止，这篇论文公开可见的期刊状态仍是“2025年作者更正+2026年编辑提示”，尚未出现撤稿或新的正式更正；而比论文去留更紧迫的，是如何让下一次质疑不必再依赖“偶遇一个会做比对、敢发声的耿同学”，亦或是文章被一删再删的饶老师。

这篇论文最早于2024年11月20日在线发表，进入《Nature》2025年1月2日卷期；同济5月6日通报则将其表述为“2025年1月在《自然》期刊正式发表”。论文主题是“人类HDAC6感知缬氨酸丰度并调控DNA损伤”，并宣称提示“缬氨酸限制饮食+PARP抑制剂”的潜在抗癌路径。2025年7月25日，期刊曾因图像准备错误发布作者更正；到2026年4月23日，原文页面又新增编辑提示，提醒读者该文数据可靠性已受到质疑，后续将视调查结果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编辑行动。

同济5月6日通报：受质疑论文为《Human HDAC6 senses valine abundancy to regulate DNA damage》；论文第一作者金某某为同济高等研究院研究员，通讯作者王某为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经“查验实验数据、访谈相关人员”等程序，学校确认被质疑的14张图表所涉实验和数据均由金某某完成和提供。其中，10张图表涉及γH2AX免疫荧光染色实验，在获取和处理数据时“未对免疫荧光染色样本的总细胞数和γH2AX阳性细胞数进行客观计数”，校方直接定性为“存在学术不端行为”；1张图表涉及一只小鼠体重末位数字为“0”，被认定为“记录方式不规范”；另有3张图表涉及免疫印迹与斑点免疫杂交图片显示重复，属于“误用情况”。王某则被认定对实验数据与论文质量“失察失管”，未尽到通讯作者对数据真实性和可重复性的责任。

从技术上看，校方对10张γH2AX图表的认定，击中的不是“图好不好看”，而是计量学上最基础的“分母问题”。原论文对Extended Data Fig. 8p和10b、10d、10f、10h、10n等量化部分，给出的说明是“按显微视野统计”，例如“n = 100 microscopic views examined for 8 mice”或“6 mice”；而γH2AX作为DNA损伤标志物，常规做法应是对预先定义的细胞核、焦点或阳性细胞进行客观计数，最好配合盲法或自动化流程，以减少人为选择视野和阈值设定带来的偏差。若总细胞数与阳性细胞数都没有客观计数，所谓百分比、阳性率或组间差异，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可追溯链条。

“耿同学讲故事”并非偶然闯入此案的流量博主。其B站账号页面显示，账号拥有约180.9万粉丝，长期发布与科研、学术规范、学术造假有关的视频；其中围绕同济此案的两支核心视频分别发布于2026年4月14日和4月17日，页面显示播放量约77.8万和45.5万。红星新闻报道则显示，2026年4月上旬有网友先发现论文数据疑点，耿同学与粉丝下载原论文及补充数据比对后，认为多处数据和图片“存在数据异常”，并向媒体强调其“规律性很明显，不像实验室实际测量结果”。

上表所列对照，主要依据同济5月6日通报、红星新闻与《每日经济新闻》对耿同学及PubPeer争议的整理、Nature的作者更正和编辑提示，以及公开同行评审文件。它显示出一个关键事实：耿同学最有价值的“事迹”，不是先验定罪，而是把散落在PubPeer、补充数据和图像细节里的可疑信号，转译成了可核查、可追问、可让机构启动程序的公共证据。与此同时，也必须强调：数字异常本身只是调查线索，最终定性仍然依赖学校调取实验、访谈相关人员以及期刊后续核实。

校方对两名关键责任人进行了处理。王某被免去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取消其岗位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金某某则被解除与高等研究院的聘用关系。校方援引的依据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等。

对照现行规范，这一处分链条是有制度坐标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第五条规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期限为24个月；第六条规定，受降低岗位等级处分者应自处分生效之日起降低一个以上岗位等级聘用，并在处分期内不得聘到高于现聘等级的岗位；第二十一条则明确，将“伪造、篡改数据文献”列为可适用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乃至开除的学术不端行为。与此相呼应，科技部2023年《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明确要求：研究数据采集和记录必须完整、准确、可追溯；不得把“经过人为处理后的数据作为原始数据保存”；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对成果真实性、可靠性负主要责任。Nature作者政策也要求通讯作者确保数据、材料、代码符合透明与可重复性标准，原始数据应被妥善保存并可供复核。

若后续资助方继续跟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现行办法还允许对含有伪造、篡改内容的基金标注论文，作出追回资金、终止项目、取消申请资格一至七年等处理。不过，截至2026年5月6日，尚未见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开发布针对该论文的独立处理决定；同样，校方通报也未公开说明是否已正式向Nature提交再次更正或撤稿申请。就这一点，现阶段只能标注为“未明确/未公开”。

公开的同行评审文件说明，论文在发表前并非没有遭遇方法学质疑。匿名审稿人之一指出，文中的5hmC dot blot“低质量且不具定量性”，而“所有与DNA损伤相关的成像数据都不够清晰”，建议放大到单细胞层面；另一位匿名审稿人则更直接地写道，作者基于dot blot得出的5mC/5hmC分析“并不令人信服”，原因包括缺少标准加载对照、缺少多次重复的量化与统计分析。换言之，同行评审已经碰到了“图像质量”“定量充分性”的边缘，却没有进一步深入到这次校方最终认定的“γH2AX客观计数缺失”和“重复图误用”层面。这里可以合理推断：传统同行评审更擅长审机制、审逻辑、审新意，却未必擅长逐图取证式的完整性审查。

期刊方面，Nature生物学、临床与社会科学主编Francesca Cesari在4月22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编辑部已注意到批评意见，将按既定流程与作者沟通，并在必要时征询独立外部专家。Nature的图像规范同时要求：生命科学论文必须提交未处理的原始凝胶和western blot图像，并作为补充材料公开；图像只能做最小必要处理；不同时间或位置获得的图像若要拼接，必须明确标示边界；原始数据和元数据应尽可能长期保存。换言之，期刊自己的公开政策，与同济这次对“未客观计数”和“图片重复误用”的认定，在原则上是同向的。

再从实验技术看，γH2AX免疫荧光并不是只能“看图说话”的方法。公开方法学资料反复强调，γH2AX定量应基于细胞核内焦点数、阳性细胞比例或总荧光强度的客观计数；人工或半定量评分天然容易受观察者主观影响，因此越来越多实验室转向盲法、自动化或标准化工作流。对免疫印迹和斑点杂交，图像领域的经典规范同样强调：不同凝胶之间的定量比较应尽量避免，重新排列泳道必须标出边界，裁剪不能制造“过于干净”的假象。置于这些规范下，同济通报中对10张γH2AX图表和3张blot/dot blot图表的定性，问题性质就不再是“排版小错”，而是可重复性底座本身出了问题。

这起事件真正沉重的地方，不在于又一篇明星论文“翻车”，而在于它暴露出三重制度缝隙：其一，同行评审对数据法证学的识别能力有限；其二，通讯作者责任在很多团队中仍然停留在署名权威，而非数据链条的最终担保；其三，高校和期刊都在强调“科研诚信教育”，但真正决定能否追责的，往往是原始数据是否留存、图像是否可回溯、计数规则是否预先定义。

参考来源：

同济大学4月16日情况说明与5月6日情况通报转引报道；

Nature原文、Source Data、Author Correction、Editor’s note与Peer Review File；

《每日经济新闻》4月23日报道；

红星新闻4月16日报道；

科技部《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2023）》；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

题图：从沙俄到苏联，对华侵占与敌对的历史账本。

作者按：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制造廉价仇恨，而是为了把事实重新放回桌面。现实外交需要冷静，历史记忆也需要冷静。回避历史的人，最后往往也看不清现实。
时间

谈中俄关系，最容易犯两个错误。

一种错误，是把现实合作直接包装成历史亲密，仿佛只要今天需要战略协作，过去的账就可以自动消失。另一种错误，是把历史伤口直接转化成现实仇恨，仿佛所有外交判断都可以交给情绪。

这两种都不是成熟的历史观。真正要看的，是事实：沙皇俄国怎样在清朝衰弱时向东、向南推进；苏联怎样继承沙俄的边疆利益，又怎样通过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和东北安排塑造自己的战略缓冲；中苏分裂之后，曾经的“老大哥”又怎样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现实安全压力。

这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是为了恢复记忆。一个国家如果连历史账本都不敢翻，就不可能拥有清醒的现实判断。

近代中国北方边疆的巨大损失，不是某一个条约突然造成的，而是沙皇俄国长期战略推进的结果。它的动作有明显规律：先以探险、贸易、传教和边境接触试探；再趁中国内乱、外战或边防空虚施压；最后通过条约、驻军、租借、铁路和移民，把临时优势变成永久格局。

1858年的《瑷珲条约》是一个关键节点。清朝正在承受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压力，俄国则趁机迫使清政府承认黑龙江以北大片土地归俄。两年后的《北京条约》，俄国进一步取得乌苏里江以东直达日本海的土地。今天海参崴所在区域，就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这件事的战略后果极其深远：中国失去了通向日本海的出海口，俄国则获得了远东太平洋支点。很多人只把这看成“历史地图变化”，这是幼稚的。边界不是地图上的线，边界背后是港口、河流、军队、贸易路线和未来百年的地缘主动权。

在西北方向，俄国的方式也类似。1864年前后，中俄西北边界被重新划定；1871年，俄国趁新疆局势混乱出兵占领伊犁；1881年《圣彼得堡条约》后，俄国虽归还伊犁大部，却让中国支付赔款，并保留通商、领事和部分边界利益。

这说明沙俄并不总是直接吞并。它更擅长“先占领、再谈判、退一半、留一半”。对弱国而言，这种模式更危险：表面上有谈判，实质上谈判桌早已被军事事实重新定义。

图一：19世纪沙俄通过条约和军事压力重塑东北、西北边界。

如果说《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改变的是边界，那么中东铁路、旅顺和大连改变的就是东北的权力结构。如果说《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改变的是中国东北边疆，那么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改变的就是中国西北边疆。  新界以西原属中国的土地被划入俄国；边界附近居民实行“人随地归属”；中国原有卡伦被迫后撤。 

甲午战争后，中国面对日本压力，俄国以“制衡日本”的姿态进入东北。1896年后，俄国获得修建中东铁路的权利。铁路从来不是单纯的交通工程。铁路意味着资本、工程师、警备队、车站城市、运输权、资源调度权和军事投送能力。哈尔滨的近代城市形成，正与中东铁路密切相关。

1898年，俄国又取得旅顺、大连租借权。旅顺成为俄国太平洋舰队基地，大连被建设为商港。这一步最讽刺：1895年，俄国曾联合法德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清朝；几年后，它自己又以租借形式拿下辽东半岛南端。

这不是道义问题，而是国际政治的赤裸逻辑：列强没有永恒的道义，只有机会、通道、港口和军力投射。弱国如果把别人的“帮助”理解成善意，本身就是战略幼稚。

东北在那个阶段不是简单被“影响”，而是被铁路、租借港、驻军、银行和商贸网络层层嵌入俄国势力范围。日本后来在满洲的扩张，与俄国在东北的先行布局互为镜像。不同的是，日本更暴烈，俄国更阴冷；但对中国主权而言，二者都不是慈善家。

图二：中东铁路、哈尔滨、旅顺与大连，铁路不是单纯交通工程，而是帝国控制工具。

有些历史不能只写成条约，因为条约后面有人。

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俄军大规模进入中国东北。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发生针对中国居民的大规模暴力、驱逐和清除。江东六十四屯原本居住着大量清朝臣民；《瑷珲条约》后，这些居民仍保留居住权。但到了1900年，俄国借战乱完成了事实上的清场。

这类事件不应被淡化成“边境冲突”。它的性质更接近边境殖民中的人口清除：先用条约改写主权，再用武力改写人口，再用现实占有改写记忆。

很多领土问题最后之所以被国际社会视为“现实”，不是因为最初的取得方式正当，而是因为控制持续得足够久、人口结构改变得足够彻底、弱者的记忆被压得足够沉默。

所以，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意义，不只是惨案本身。它提醒我们：领土丧失从来不只是土地丧失，也是居民权利、生活空间、祖辈坟茔和共同记忆的丧失。

图三：1900年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是边境史中不能被轻描淡写的一页。

辛亥革命后，中国中央权力断裂，俄国在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方向加速操作。它的逻辑不是马上吞并，而是先让这些地方脱离中国中央控制，成为自治、独立或保护状态，然后再纳入自己的战略体系。

唐努乌梁海，也就是今天俄罗斯图瓦共和国一带，是典型案例。清代它属于中国帝国版图下的边疆区域。1911年后，沙俄推动分离，1914年将其置于俄国保护之下。苏联时期，唐努图瓦名义独立，实际高度依附苏联，1944年最终并入苏联。

外蒙古问题则更复杂。1921年后，苏俄红军和蒙古革命力量共同建立亲苏政权。1945年雅尔塔安排中，苏联以对日参战为筹码，要求维持外蒙古现状，并恢复自己在中国东北的若干权益。国民政府最终接受外蒙古公投，1946年承认外蒙古独立。

这里必须冷静：到1945年，中国对外蒙古早已没有有效控制。但失控不是自然发生的，它背后有长期的俄苏推动、军事存在和政治塑造。

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的共同点，是俄苏把中国北方边疆的一部分，从中国的边疆空间改造成自己的战略缓冲空间。所谓缓冲区，从来不是中性的地理名词。它意味着大国把别国的边疆变成自己的安全垫。

图四：苏联时期，外蒙古、唐努乌梁海与1945年东北安排，构成新的战略缓冲体系。

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击败日本关东军，这是反法西斯战争史中的重要事实。这个事实不能否认。

但另一个事实也不能回避：苏联出兵不是无条件帮助中国。雅尔塔安排使苏联获得了恢复沙俄在满洲旧权益的机会，包括大连、旅顺以及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相关安排。

这就是大国政治的真实面貌：正义战争和利益交换可以同时存在。苏联打击日本，对中国抗战胜利有客观帮助；苏联恢复旧权益，对中国主权又构成现实压力。两者并不互相抵消。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同盟确实给中国带来工业、技术、军事和外交支持。但即便在同盟初期，中东铁路、旅顺口等问题仍然需要经过谈判逐步解决。所谓“兄弟国家”，也不会自动放弃既得利益。

1950年代的中苏关系，曾经是新中国最重要的外部支撑。但到1960年代，中苏分裂公开化，意识形态争论迅速变成现实地缘对抗。

1969年珍宝岛冲突，是这个转折的集中爆发。中苏边境从同盟边界变成军事前线。苏联在远东、中亚和蒙古方向部署大量兵力，中国北方长期承受巨大安全压力。

这段历史有一个残酷结论：意识形态相同，并不能消灭地缘利益冲突。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有国家利益，也有边界争端，也有军事威慑。

把国家安全寄托在意识形态亲近、历史友谊或领袖关系上，都是危险的。国家之间最可靠的语言，仍然是实力、边界、制度、产业能力和战略纵深。

图五：1969年前后的中苏边境对峙，标志着“老大哥”变成现实安全威胁。

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联邦通过一系列边界协定逐步解决历史遗留边界问题。1991年东段边界协定、1994年西段边界协定、2004年补充协定，以及2008年前后黑瞎子岛等争议处理，基本完成了中俄边界的法律化。

这说明一个事实：今天的俄罗斯联邦时期，已经不同于沙皇俄国和苏联扩张时期。1991年以来，俄罗斯没有继续以沙俄、苏联那种方式对中国进行领土侵占。现实外交不能把历史直接搬到今天。

但另一个事实同样成立：今天俄罗斯实际控制的远东大片区域、图瓦等地，确实有一部分来自沙俄和苏联时期对中国边疆的压缩、分割和吞并。现实边界可以通过条约固定，历史记忆不能因此删除。

成熟的国家记忆，不是把历史变成仇恨机器，也不是把历史打包进外交礼品盒。它应该成为判断现实关系的底层常识。

第一，不要相信大国的善意叙事。沙俄说保护贸易，结果拿走边疆；苏联说支援革命，结果也维护自己的缓冲区和旧权益。国家不是朋友，国家是利益结构。

第二，不要把条约文本和实际控制割裂。领土问题从来不是签字那一刻才发生，它往往在签字前已经由军队、移民、铁路、资本和地方代理人完成了预处理。

第三，不要轻视边疆治理。边疆不是地图边缘，而是国家主权最先被测试的地方。清朝北方边疆的失败，既有外部侵略，也有内部治理能力、交通能力、财政能力和军事动员能力不足的问题。

第四，不要把现实外交建立在历史失忆上。中俄今天可以合作，也必须基于现实利益合作。但合作不是失忆。一个清醒的合作者，比一个健忘的追随者更值得尊重。

第五，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情绪化反俄，也不是盲目亲俄，而是冷静的战略自立。历史告诉我们：弱的时候，别人会来拿；乱的时候，别人会来分；需要别人的时候，别人会开价。真正能保护边界的，不是口号，而是国家能力。

从沙俄到苏联，对华侵占与敌对的历史账本并不短。它包括《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后的外东北丧失，包括伊犁危机，包括中东铁路、旅顺和大连的控制，包括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血泪，包括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的分离路径，也包括中苏分裂后的边境军事对抗。

如果只记住“中俄友好”，那是不完整的历史；如果只记住“俄国侵略”，也不足以指导现实。真正有用的历史观，是同时看到伤口、利益、结构和变化。

今天的中俄关系有现实合作基础，这是外交事实；近代以来俄苏对中国边疆的压迫、侵占和敌对行为，也是历史事实。两者不能相互取消。

历史最大的价值，不是让人永远愤怒，而是让人不再幼稚。

• 《瑷珲条约》（1858年）、《北京条约》（1860年）、《圣彼得堡条约》（1881年）等中俄条约史资料。

•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Treaty of Aigun, Ili Crisis,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Harbin, Dalian, Tyva, Mongolia 等条目。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关于雅尔塔安排及远东问题的相关文件。

•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Sino-Soviet Border Conflict, 1969 相关档案材料。

• 中国近代史、中国边疆史、中俄关系史相关公开研究资料。

• 配图说明：本文配图为历史题材风格化示意图。涉及地图、人物、档案文字的细节不可作为原始史料或精确地图引用。

编者按：

今年年初，编辑部发表了关于衡水制教育制度及衡中本身的调研倡议，尽管很快就因为不明原因（笑）被举报下架，但对其的调研、讨论与征集却仍然在继续。前几期我们发布了关于衡中的调研，本期是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回顾了这个高考“超级工厂”是如何成长为如今的规模的。

引言： “衡水神话”的重构

在当代中国基础教育的演进历程中，“衡水模式”无疑是最具争议、影响最为深远且牵涉利益最为复杂的教育现象之一。发轫于河北省衡水市这一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衡水中学，凭借极高的重点大学升学率，不仅完成了从地方普通中学向省级“超级中学”的蜕变，更在此后的十余年间，跨越了公办与民办的体制边界，与各类商业资本、地方官僚深度媾和，演化为一个庞大的跨区域教育资本帝国——“衡水集团” 。

然而，仅仅将衡水中学视为一个应试教育的极端案例，或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扩张神话，都无法触及这一现象的本质。衡水模式的内核，是一场在特定历史时期下，地方官僚体系、房地产实体资本、跨国金融资本与教育管理层共同合谋的政治-“文化”资本交易。在这一过程中，公办教育资源的公共性被系统性地剥离，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即惊人的升学率与名校光环）被转化为可在市场上流通与套现的经济资本，最终导致了区域教育生态的严重破坏与教育内卷的无限加剧 。

该如何看待衡水中学，或者说，该如何去理解衡水“模式”的出现？衡水模式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义务教育体制的寡头化下的一种组织模式。在表面上，人们喜闻乐见的评论是，衡水模式破坏了所谓义务教育的公平性，而实际上，如果我们将教育体制看成是一种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亚系统，那么这种对于公平性的破坏，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本主义义务教育系统中的寡头化的特质，——它破坏了教育的公平，——然后呢？

中国的义务教育，现如今看来，其教育/生产模式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前提：它就像追逐利润一样追逐升学率，——衡水中学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义务教育在逻辑的悖论中不断前行的产物，就像资本主义产生了自己的寡头化癌症一样，义务教育也产生了衡水模式。

而支持这种教育寡头化再生产的底层配置，实际上就是衡水集团本身的资本积累。

衡水中学的资本——文化场域

（一） 资本的形态与转换

布迪厄将资本区分为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其中，文化资本又可分为具体化的（如教养与学识）、客观化的（如书籍与仪器）以及制度化的（如学历与考试分数）三种形式。衡水中学在早期通过极端刻苦的训练，在国家统一的高考场域中垄断了大量的“制度化文化资本”（即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录取名额） 。

然而，文化资本的积累并非最终目的。衡水模式的核心秘密在于其成功打通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转换的隐秘通道。高升学率这一文化资本，首先转化为耀眼的“符号资本”（即社会的普遍认可与崇拜），随后，这种符号资本被地方政府与商业集团迅速捕获。地方政府借此招商引资、推高地价并获取政绩（政治资本）；商业集团则通过“特许经营”、高额学费与学区房溢价，将符号资本直接套现为巨额的经济利润 。

场域的破坏与重构

教育场域原本应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其运作逻辑应区别于纯粹的市场经济逻辑。然而，衡水集团的扩张彻底打破了这一界限。通过引入外部资本，衡水集团将市场场域的逐利原则与丛林法则强行植入基础教育场域。在这个异化的场域中，各地的县域中学原本处于相对均衡的生态位，但衡水系分校如同拥有雄厚资本与政策特权的“掠食者”，通过高薪挖角与高额奖学金“掐尖”，迅速摧毁了原有的场域平衡，形成了赢者通吃的超级垄断局面 。

底层文化资本

“惯习”是布迪厄理论的另一核心，指个体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长期潜移默化形成的性情倾向与行为模式。衡水模式对学生实施了极度严苛的全景敞视化规训，试图重塑学生的惯习，使其成为高度适应考试机器的单向度个体。学术界曾有争论，试图用“底层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来解释衡水中学中底层子弟通过坚忍不拔的意志获得成功的现象，认为这是一种对底层生命能量的肯定 。

然而，从布迪厄的批判视角来看，“底层文化资本”的概念在此处暴露了极大的矛盾性。这种对痛苦与隐忍的浪漫化赞美，恰恰掩盖了资本与制度的符号暴力 。学校体制与背后的商业资本不仅没有消除阶级偏见，反而利用了底层对于向上流动的极度焦虑，将这种“不甘被放逐”的生命意志转化为驱动资本扩张的廉价燃料 。

衡水模式扩张史

衡水集团的形成与扩张并非偶发事件，而是深刻映射了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变迁与资本介入教育领域的历史脉络。从历时性角度考察，衡水模式的演进可划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资本形态的升级与政商互动模式的演变。

（一） 原始积累期（1992-2012）：

衡水中学的发轫始于体制内官僚体系的行政力量推动。成立于1951年的衡水中学，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发展平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面临着教师队伍涣散、学生纪律混乱、升学率极低的严峻困境 。转折点出现在1992年，李金池被地方政府任命为衡水中学校长，正式开启了“衡水模式”的初代构建 。

在这一阶段，衡水中学尚未引入外部商业资本，其核心战略是通过极度压榨师生的时间和精力，在体制内实现应试效率的突围。李金池提出并实施了包括“题海战术”、“激情教育”、全封闭管理与精细到分钟的量化考核等一系列规训措施 。这种将工厂泰勒制管理完美移植到教育场域的做法，在短时间内催生了应试效率的极大提升。1995年，衡水中学夺得衡水地区升学率第一名；2000年，其全面超越了石家庄二中等老牌名校，成为河北省的高考冠军，并在此后长期霸占该位置，确立了其不可撼动的“文化资本”霸权 。

在这一时期，衡水中学的资本形态仍局限于文化资本与象征性的符号资本范畴。然而，这一时期所确立的“升学神话”，为日后的权力寻租与资本变现奠定了坚实的符号基础。作为对文化资本积累的丰厚回报，李金池等教育管理官僚获得了显著的政治资本，顺利升任衡水市教育局局长，完成了从教育管理者向地方高级官僚的身份跃迁 。

（二） 资本联姻期（2013-2016）

如果说李金池时代完成了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那么在2004年张文茂接替成为衡水中学校长后，衡水模式则进入了极具扩张性的资本化变现阶段 。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利用国家为弥补教育经费不足而允许的“公办民助”或“公参民”政策空间，打通了公立优质教育资源向民办私有资本无偿或低价输送的隐秘暗道。

这一扩张始于2006年省内的初步尝试，公办民助性质的滏阳中学成为第一个被纳入衡中版图的试验田，因其不受户籍限制，迅速成为河北全省家长的热门选择 。但真正的资本质变发生于2013年。2013年2月，衡水中学（公办）与河北泰华锦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泰华集团）正式签署合作办学框架协议，泰华公司投资高达9亿余元，在衡水市滨湖新区高起点、高标准地投建了民办性质的“衡水第一中学” 。2014年8月，衡水第一中学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 。

在这一结构中，衡水中学作为公办省级示范性高中，输出其积累十余年的无形资产——品牌、管理、师资队伍与教学研究成果；而泰华集团等房地产资本则提供土地使用权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国土资源部官网数据明确显示，衡水第一中学的土地使用权人实为泰华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衡水华瑞投资有限公司” 。

通过“两校一长”的违规制度安排（张文茂同时担任公办河北衡水中学与民办衡水第一中学的校长），公办体系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优质骨干教师与教研机密，被名正言顺、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民办的衡水第一中学 。民办高中的身份为衡水中学彻底打破了公办学校严苛的招生地域与收费标准限制，使其得以在河北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肆无忌惮地“掐尖”优质生源，并收取高额学费 。这种公私边界的刻意模糊与管理层的双重身份，本质上是一场利用公权力进行体制内资源体外循环的盛宴，完成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直接转化。

（三） 狂飙突进期（2017-2022）

自2014年起，在资本逐利本性（对无尽增长的渴望）的驱使下，衡水集团打破了省域藩篱，开启了疯狂的跨省加盟、特许经营与资本证券化之路。在张文茂的高频站台与全力推动下，衡水中学的分校遍布云南、四川、新疆、河南、山西、浙江、广东等十余个省份 。据不完全统计，仅揭牌过的分校就至少达到21所（其中直接冠名衡中分校13所，冠名衡水一中分校8所） 。

这一阶段，衡水模式不仅与地方房地产商深度结合，更孵化出了高度组织化、专业化的跨区域教育投资集团。以云南长水教育集团（其境外上市主体演变为第一高中教育集团 First High-School Education Group, 简称FHS）为例，其创始人张韶维于2014年搭上了衡水中学的快车，合作创办了云南衡水实验中学 。凭借衡水品牌，该集团迅速在昆明市内的呈贡、宜良、西山等地，以及云南省的曲靖、玉溪、文山、昭通、西双版纳等多个地市州展开了疯狂的“再繁殖” 。

2021年3月11日，第一高中教育集团（FHS）迎来了其资本扩张的顶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募资达7500万美元，发行价定为10美元 。尽管衡水中学官方随后在舆论重压下发布辟谣声明，试图撇清与上市集团的直接股权关系，但FHS集团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官方招股书却无可辩驳地揭示了两者之间的深度利益依附 。至此，衡水模式走到了资本化扩张的最高形态，实现了从一个地方公办中学的文化符号，向跨国资本市场金融资产的终极跳跃。

衡水集团的资本构成

衡水集团的扩张并非依靠单一的财政拨款或民间捐赠，其资本网络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层级结构与多元化特征。剖析其资本构成，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利益集团是如何在“教育”这把大伞下，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合谋。

（一） 实体经济资本的注入：

房地产商的“学区房”逻辑与土地增值溢价

房地产资本是衡水模式扩张最为重要的早期输血者与最大受益者之一。在衡水模式走向全国的过程中，大量的加盟分校背后都站着当地实力雄厚的房地产开发商。

正如上表所示，房地产资本介入教育的根本动机并非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纯粹热忱，而是一场精密的财务算计。通过引入衡水中学这一顶级的“文化符号资本”，荒地或偏远郊区被迅速重塑为教育高地，周边的土地价值与房地产项目售价随之水涨船高。在这一交易中，教育完全沦为了推高地价与房价的催化剂和房地产营销的配套服务。

（二） 专业教育集团的品牌变现

除了房地产商，另一股主导力量是高度商业化的教育投资集团，如保定的贺阳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广州高新教育集团以及第一高中教育集团（FHS） 。这些集团是衡水模式真正的操作盘手，他们与衡水一中或张文茂本人达成协议，获取品牌授权，随后在各地圈地建校。

这些教育集团的盈利模式简单粗暴且极其有效：利用衡水中学长期渲染的升学焦虑与名校崇拜，向极度渴望改变命运的学生家庭收取远高于当地公办学校乃至一般民办学校的学费。

以在美上市的第一高中教育集团（长水教育集团）为例，其向SEC披露的财务数据撕破了衡水模式“平民教育”的面纱，展现了其惊人的财富攫取能力：

数据冷酷地表明，“衡水神话”的跨区域复制，本质上是对中产及以上家庭经济资本的系统性收割。所谓“底层子弟的希望”，在两万余元的高昂复读学费面前，沦为了一句虚伪的营销口号。

（三） 金融资本

为了能够让这套教育资本机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顺利变现，衡水集团的运营者们设计了极其复杂且游走于法律边缘的海外架构。根据第一高中教育集团（FHS）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F-1和20-F年度报告（Form 20-F），该集团为了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关于“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立营利性民办学校”以及对外资准入的严格限制，采用了一套经典的VIE（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y）架构 。

通过这套精妙的VIE架构，大量的中国学生家庭缴纳的学费，在扣除必要的办学成本后，化作源源不断的利润，穿透重重国界，最终落入了华尔街投资者和集团高管的口袋 。在此过程中，许多学校（如曲靖衡水实验中学、新平衡水实验中学等）虽然在国内民政局注册为“非营利性私人学校”（Non-profit private schools），理应将所有收入用于学校后续发展，但实际上却通过关联交易和独家服务协议，向境外输送经济利益 。

FHS集团在招股书的风险提示章节（Risk Factors）中，罕见且直白地承认了这种基于“符号资本”特许经营权的脆弱性与法律风险。招股书明确指出，集团业务高度依赖与“河北衡水中学”的合作协议；如果衡水中学终止合作，或者发生任何不可预见的事件导致合作破裂，集团旗下相关学校将被迫更改名称（失去品牌溢价），无法继续从衡水中学横向招募高质量的教师（失去核心师资），从而对集团的整体教学质量、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且不利的毁灭性影响 。这一供认不讳的官方声明，彻底坐实了所谓的“分校”，不过是借用公办名校招牌进行资本套利的空壳，其自身并不具备独立的教育生产力。

官僚-学校的互动逻辑

布迪厄认为，国家不仅仅是一个统治机构，更是各种资本进行斗争的最高级场域，它掌握着元资本（Meta-capital），能够赋予其他资本以合法性。衡水集团之所以能够在一路狂飙中获得无数绿灯，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成功地将自身的利益与地方政府的政治诉求进行了深度捆绑，形成了一套稳固的官僚-学校互动机制与资本交易网络。

（一） 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与“BOT”外包模式

在当下中国，随着教育资源的过度集中与“超级中学”的崛起，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及县域层面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教育生态恶化问题。优质生源与优秀教师大量流失，导致许多地方的高考升学率常年低迷，甚至陷入县域高中“塌陷”的绝境 。对于地方主政官员而言，教育质量的滑坡不仅面临着巨大的民间怨气，更直接影响其政绩考核与政治晋升。

为了迅速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地方官僚在政绩冲动的驱使下，采取了一种类似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BOT（建设-经营-移交）模式”来外包基础教育 。在这一模式下，地方政府大开绿灯，免费或以极低廉的价格提供大面积的建设用地，甚至直接腾出现成的公办校园设施，引入外部商业资本（如房地产商或教育集团）负责基建与日常重资产运营；同时，通过官方牵线搭桥，引入衡水中学输出品牌、管理体系与骨干师资 。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政治买卖。首先，它极大地减轻了地方财政直接投资基础教育的资金压力；其次，衡水模式凭借其强大的威慑力与管理手段，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鲶鱼效应”，在短期内阻断本地优质生源的外流，甚至吸引外地生源回流，从而在现任官员的任期内，迅速打造出几篇考入清华、北大的亮眼战报。这些耀眼的升学数据作为制度化的文化资本，被地方官员精准地转化为自身履历表上熠熠生辉的政治资本，为其职务晋升铺平道路。更为露骨的是，在一些开发区，引进衡水分校直接被定义为“招商引资”的重要配套工程，旨在为引进的高管与企业家解决子女就学问题，使得教育彻底沦为服务于地方GDP增长的工具 。

（二）体制内权力的体外寻租

在这一庞大复杂的政商交易网络中，原衡水中学校长张文茂扮演了不可替代的核心枢纽角色。他不仅是教育家，更是精通资本与政治运作的高级操盘手。

作为体制内的公办中学校长，张文茂拥有着极高的行政荣誉、政治光环与社会威望；而与此同时，他又长期兼任民营性质的衡水第一中学的校长 。这种被外界戏称为“两校一长”的混合身份，为体制内属于国家与公共属性的教育资源变相私有化、资本化，提供了一把绝佳的合法性保护伞。

在张文茂的主导与默许下，公办河北衡水中学最核心的资产——经过多年沉淀的优秀教师队伍、极具针对性的内部教学资料、高效严密的管理经验——被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民办的衡水一中以及遍布全国的加盟分校 。张文茂本人更是常年处于高强度的“走穴”状态，频繁穿梭于全国各大省市，为各类“衡水实验中学”的分校挂牌仪式站台背书，并四处受聘担任名誉校长或首席教育顾问 。例如，在保定贺阳教育集团斥资兴建的兰州新区贺阳高级中学中，其不仅并未直接使用衡水字眼以规避监管，反而将张文茂的名字赫然挂在现任领导班子的第一位，职位标明为“贺阳教育集团基础教育部顾问”，将其作为招揽生源的“秘密武器” 。

长水教育集团高级副总裁桑海勇、副总裁丁业胜等核心高管，均曾是河北衡水中学的名师，在第一高中教育集团（FHS）赴美上市后，他们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千万美元级别的股东名单之中 。这种公办学校核心管理层与骨干力量在民办资本网络中的深度游走与交叉持股，本质上是一种极其隐蔽的权力寻租。公立优质教育资源原本属于全社会的公共物品，理应为普罗大众服务，却在“名校办民校”的幌子下，被管理阶层私相授受，转化为教育商业集团在资本市场上攫取暴利、推高股价的核心筹码。这正是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公私边界模糊、监管套利被发挥到极致的典型表征。

（三） 浙江平湖事件

衡水模式的跨省输出并非在所有地方都畅通无阻。当其试图入侵东南沿海经济发达、教育理念相对前卫的省份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剧烈的文化冲突与行政博弈。2017年爆发的“衡水中学进驻浙江平湖事件”，便是一个最具隐喻性与剖析价值的典型案例。

2017年3月，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在浙江省嘉兴市下辖的平湖市乍浦高级中学基础上高调揭牌 。该校的资本结构同样复杂，属于典型的“名校办民校”合作模式：平湖市乍浦高级中学（地方公办机构）提供现成的教学场所及校舍，广州高新集团提供资金支持，而衡水第一中学则负责输出品牌、管理、师资和应试文化 。嘉兴港区社会发展局教育科官员坦言，引进该校是为了优化教育资源，吸引招商引资人才，让企业家安心 。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打响知名度并掠夺浙江省内的优质生源，平湖衡中祭出了一项极具震撼力与破坏性的“重金悬赏”招生政策：对在本校高中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每人一次性重奖人民币50万元；在全国性、省级学科竞赛中获得一等奖的学生，每次分别给予5000元至3万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同时，为了抢夺先机，该校法人代表、执行董事肖家兴无视浙江省教育厅关于中考结束后统一招生的红线规定，要求提前招收的90名初三学生在4月15日便提前到校报到入读 。

这一极具侵略性的扩张行径，犹如将一条凶猛的食人鱼扔进了相对平静的池塘，瞬间激怒了浙江教育界，并引发了全国性的舆论哗然 。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方红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平湖衡中展开了毫不留情的严厉抨击，其措辞之严厉在官方语境中实属罕见。

方红峰明确指出，平湖衡中4月15日提前让学生报到的做法严重违背了省教育厅制定的《完善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与改革普通高中招生的指导意见》，涉嫌严重的违规招生 。更深层次地，方红峰将矛头直指衡水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核，他严辞定性：“这所学校是应试教育的典型，眼睛里只有分数没有人，跟我们浙江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不符合，我们浙江不需要。” 。方红峰的表态在朋友圈获得了大量浙江教育界人士的点赞，有评论尖锐地指出，这种建立在违规招生与生源掠夺基础上的学校，是一种依靠悬赏招生的“假优质学校”，河北大地之所以“寸草不生”、唯独衡中一枝独秀，绝不是什么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规律，而是彻头彻尾的掠夺与寄生 。

面对巨大的社会反弹与舆论危机，平湖衡中执行董事肖家兴只能在微信上感慨“舆论太激烈了，请让我们缓冲一下”，并试图保持低调 。2017年4月11日，杭州市专门召开了名校校长关于“衡水中学现象”研讨会，杭州学军中学校长陈萍忧虑地表示，浙江反对的不仅是一所学校，而是忧虑一种极端教育模式与学校文化对浙江教育生态的长远危害 。同日，浙江省教育厅主要领导以罕见的高规格，直接约谈了嘉兴市、平湖市政府的分管领导，责令两地政府必须作为责任主体，对平湖衡中涉嫌违规招生的行为进行彻底调查；随后，平湖衡中的违规招生被强行叫停，其提前招收的90名初中生被全部遣送回原籍学校 。

这场激烈的冲突表面上看似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两种抽象理念的辩论，但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纵深层面，实则是两种不同教育场域运作逻辑与不同层级资本之间的剧烈冲撞。浙江作为东部经济高度发达的省份，其原有的教育生态已经形成了一种注重综合素养、鼓励创新与文化资本自然、长效积累的场域逻辑；而平湖市地方政府与外来资本则试图通过引入衡水模式这一充满野蛮生长气息的“破坏者”，通过短平快的暴力应试与金钱悬赏，打破现有的阶层与利益格局以谋求局部的政绩突围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强势干预与叫停，不仅是对行政规章的维护，更是对破坏区域基础教育生态、实施掠夺式办学行为的强力国家纠偏。

底层文化资本的破产

任何社会空间都是各个行动者为了争夺特定形式的稀缺资本而进行激烈斗争的结构性力场。衡水集团凭借其与地方政府在暗中合谋建立的法外特权地位，通过滥用“公参民”的制度漏洞，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基础教育场域中发动了一场惨烈的非对称战争。

衡水第一中学等“超级中学”通过涉嫌违规的提前跨区域招生、高达数十万的巨额奖学金恶意悬赏等破坏性手段，如同抽水机一般肆无忌惮地“掐尖”掠夺各地最为拔尖的初中毕业生生源与最富经验的优秀教师骨干 。这种缺乏底线的市场化行为，不仅瞬间摧毁了原有区域教育生态的平衡，更导致了极其惨烈的“虹吸效应”。大量原本支撑着地方教育基座的县域中学，由于优质生源与核心师资的快速失血，陷入了升学率下滑、家长不信任、生源进一步流失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这些县域高中在残酷的高考竞争格局中被彻底边缘化，引发了令人痛心的中国地方县域教育全面“塌陷”的深重危机 。

更令人感到绝望的是，当衡水模式在逐利资本的推波助澜下，在全国各省份被海量复制时，它并不能增加顶尖高校的总体录取名额（因为清华、北大等985高校在各个省份的招生计划配额是相对固定的、零和的）。它唯一做到的，是强行、无限度地推高了所有参与者的高考竞争及格线与付出成本，制造了教育体系内部极其严重的“内卷化”。为了争夺那几个固定的名额，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家庭被迫付出了成倍的时间精力、牺牲了身心健康，并上缴了极为高昂的学费作为资本过路费。最终，除了肥了少数教育集团的腰包与成全了个别官僚的政绩，整个社会的教育获得感并未增加。教育不仅失去了促进社会公平、实现阶层阶梯的核心功能，反而异化为一场毫无意义、相互碾压的零和博弈与资本消耗战。

衡水模式的宣导者与利益相关方，长期以来通过精心包装的话术，将自己打扮成拯救平民子弟、帮助底层群体逆天改命的救世主。他们声称，只有通过这种抛弃一切尊严与休息时间的极端应试集中营式训练，才能帮助缺乏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农村学生及底层阶层打破阶级固化，获得进入国家精英大学的一线生机。这种带有悲情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成功地为衡水中学及其分校体系确立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与极高的道德高地，让任何对其残酷性的指责都显得像是不懂底层疾苦的“何不食肉糜”。

然而，冰冷的财务数据与残酷的社会事实，无情地戳破了这层幻象。随着衡水模式在跨省扩张中走向深度资本化，入读这些被冠以“实验中学”名号的所谓平民救星学校的门槛早已高不可攀。正如第一高中教育集团的招股书所披露，高达每年一万至两万三千余元人民币的昂贵学费（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中国中西部地区许多普通家庭的全年可支配收入），犹如一道无形但坚不可摧的柏林墙，早已将那些真正急需教育改变命运的底层贫困家庭彻底拒之门外 。

在这种隐蔽但极为严苛的阶层经济筛选中，衡水教育集团实则服务于那些具备一定经济资本累积、但缺乏在一线城市获取优质体制内教育资源的中产及以上阶层。金融资本与地方官僚以“帮助底层翻身、实现教育公平”作为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遮羞布，实则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着最冷酷无情的商业收割。而真正的社会弱势群体与底层子弟，不仅彻底失去了进入名校的机会，其原本赖以生存的县域中学的衰败与塌陷，更让他们在基础教育场域的最底层彻底沉沦，再无翻身之日。

此外，即使那些看起来有幸避免了资本化的衡水集团的中产阶级们，他们也可以通过更多的“盘外招”如高考移民选择更轻松的升学方式。至于那些被脚下土地深深绑定的平常人，在“主的羊群”中获得的不是安济，反而是某种猛然觉察到的幻灭感。

要进一步了解这些审查规则是如何被发现的，请参阅公民实验室报告《缺失的链接：中国搜索审查制度比较》

敏感词组数据库来源：百度、搜狗、哔哩哔哩、Bing、微博、京东等平台/网站/搜索引擎

中国数字时代发现，2026年4月的审查焦点分布于多个层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陆引发的两岸叙事之争、接连不断的无差别袭击及随之而来的信息封锁、李锐日记跨国官司终审败诉、台湾高雄亚洲同志运动会与大陆选手被整体拒境，以及以快连VPN停运为标志的新一轮翻墙管控升级。这五个话题涵盖了台海政治、社会暴力、历史记忆、性少数权利与信息自由。

---

事件一：郑丽文踏上大陆，两岸叙事争夺再起

敏感词组（共28条）：

人名 + 行程类： 郑丽文 + 行程；郑丽文 + 访问；郑丽文 + 访陆；郑丽文 + 抵达；郑丽文 + 率团；鄭麗文 + 行程；鄭麗文 + 訪問；鄭麗文 + 訪陸；鄭麗文 + 抵達；鄭麗文 + 率團

地点 + 会见类： 北京 + 郑丽文；北京 + 鄭麗文；南京 + 郑丽文；上海 + 郑丽文；江苏 + 郑丽文；宋涛 + 郑丽文；会见 + 郑丽文；鄭麗文 + 宋濤；鄭麗文 + 會見

争议性叙事类： 郑丽文 + 红统 + 向北京；鄭麗文訪中 + 全由中共主導；鄭麗文 + 中山陵 + 祭文；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鄭麗文 + 480萬

延伸话题类： 总统 + 赖清德 + 习；赖清德 + 和平包装统一；曹興誠 + 中共 + 流氓；对台 + 强制统一

2026年4月7日，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乘大陆包机抵达上海，国台办主任宋涛亲赴机场迎接，开启六天五夜的「2026和平之旅」，这是国民党主席相隔近十年首次正式率团访陆。

4月8日，郑丽文一行赴南京拜谒中山陵，她发表约3000字祭文，援引孙中山遗教，分四章铺陈，现场数度哽咽；同日与宋涛在南京东郊国宾馆举行晚宴，菜单随后被曝光。4月9日赴北京，4月10日会见习近平。4月12日宋涛亲赴首都机场送机。

这场访问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基础，被外界解读为国民党与民进党路线的明确切割。北京方面全程高规格礼遇，从接机到送机均由宋涛出面，规格之高在台湾政党访陆史上并不多见，折射出北京对此访的政治投资。郑丽文在中山陵祭文中所建构的历史叙事，在台湾岛内引发不同立场的激烈争论，批评者认为其措辞有刻意迎合北京之嫌，并质疑此行经费来源与背后的政治安排，「480万经费」「全由中共主导」「红统」等措辞在台湾媒体上密集出现。

正是这些争议性叙事，在大陆平台遭到系统性压制。「郑丽文+红统+向北京」「鄭麗文訪中+全由中共主導」等词组被快速清除，「赖清德+和平包装统一」「对台+强制统一」一并触发审查。审查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北京需要呈现一场由双方自愿推动的历史性握手，任何将此访定性为北京主导、或与「武统」叙事并排的表述，都会破坏这一政治剧本。

---

事件二：刀落市集，沉默再起

敏感词组（共4条）：

無差別攻擊 + 市集；北京 + 無差別攻擊；房山 + 無差別攻擊；无差别 + 成都

2026年4月4日，辽宁沈阳和平区太原街菜市场一带发生持刀随机袭击事件，一名男子沿街砍击路人约100米，造成4至6人死亡（含凶嫌坠楼）、10余人受伤，死者中有老人及儿童。事发后，沈阳市公安局未发布任何官方通报，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相关帖文与视频旋即遭到清除。事发前数日，北京市房山区亦发生推土机冲撞市集事件，同样未获通报，信息随即从国内平台消失。

网友投稿：3 月 29 日 12 点，北京市房山区大韩继大集，疑似有人报复社会开铲车冲撞人群，据现场视频显示多名摊贩和路人被撞倒在地，生死不明。 pic.twitter.com/M77unKzNKh

—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March 29, 2026

无差别袭击在中国已不是偶发现象，而是一种持续累积的社会症状。据中国无差别袭击案件受害者纪念墙不完全统计，从2024年1月到2025年4月，全国各地无差别袭击案至少造成92人死亡。一张长长的名单，大多数遇难者连名字都未能留下，甚至连悼念也不被允许。

这种沉默不是意外，而是系统性的选择。高速运转的审查机器压制了讯息的传播，让基本的知情权成为一种奢侈；而在墙内媒体偶尔报道的案例中，人们的追问也不得不止步于「蓝底白字」的官方通报，接着，报道被删除，目击者和家属被噤声，加害者的经历和动机无从查证。

在有限的公开讨论中，围绕这些事件的解释往往被一个笼统的框架收纳：经济下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学者李厚辰对此提出质疑：「这种解释看上去绝对正确，却无助于当下的行动，因为它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一个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的目标：经济复苏。」他指出，中国近期无差别袭击案的施害者中，有相当比例是50至60岁上下的中年男性，而在欧美和日本，凶杀案的主要群体通常是18至29岁的青年男性，中年男性大规模施暴是一个值得深究的特殊现象，却因为调查报道空间的全面萎缩，几乎无从研究。

「无差别攻击是社会困境浮出海面的冰山，冰山之下是根深蒂固的顽疾，」他写道，「问题往往被更大的问题所掩盖。」

相关阅读：
【404文库】青年志Youthology｜李厚辰：无差别伤害事件，只能用“经济下行”来解释吗？

---

事件三：七年官司，败诉，日记留存

敏感词组（共5条）：

李銳日記；李锐日记；李锐 + 起诉；89 + 李锐；南央 + 李銳

2026年3月31日，美国加州联邦法院作出裁定：中共元老李锐的日记及全部文稿永久留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并向公众开放。一场由国家机器幕后操控、历时七年的跨国法律战，以败诉告终。

李锐（1917—2019），中共元老，毛泽东前秘书，以党内直言著称，1959年庐山会议因为彭德怀辩护而遭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被长期关押。他用数十年时间记录了自己亲历的历史，临终前安排将日记与文稿捐赠给胡佛研究所，以确保它们在中共管辖范围之外得到独立保存。2019年李锐去世，中共随即对其身后事展开管控。当年就有「真理部指令」流出：「李锐去世、遗体告别仪式等，一律不报不转不评，以新华社等权威媒体为准，不得擅改标题和内容。」而其遗孀张玉珍随后提起诉讼，要求追回相关文件，外界普遍认为此案背后有中共当局的直接介入与操控。

法律战历经约七年，最终以败诉告终。据报道，日记内容涉及庐山会议内幕、六四事件经过，以及李锐对习近平的批评性记录，被视为中共最深层历史恐惧之所在。判决消息传出后，「李锐日记」「89+李锐」等词组在大陆各平台迅速遭到封锁。

相关阅读：

【真理部】李锐去世相关报道禁令

---

事件四：834人，全部拒绝

敏感词组（共3条）：

亞洲 + 同志運動會；同志運動會 + 高雄；高雄 + 同志運動會

2026年亚洲同志运动会（Asia Pride Games）于4月30日至5月4日在台湾高雄举办，834名中国大陆运动员完成报名。

随后，台湾移民署与高雄市政府以发现疑似AI伪造文件、部分人员疑有解放军背景等理由，拒绝全部大陆选手入境参赛，一人未获放行。与此同时，部分报名者在境内被公安多次约谈，家属受到施压，甚至遭边控管制无法出境。这场围绕一项LGBT体育赛事展开的两岸博弈，将中国大陆性少数群体夹在两个政权的对抗之间。

中国同志群体的处境并非没有历史轨迹可循。「彩虹经济」曾在中国蓬勃发展，LGBT市场规模被估算为3000亿美元，同志论坛与社群在2010年代前后达到顶峰，公民社会一度为性少数群体构筑了一个不完整但真实存在的讨论空间。1999年在天涯论坛诞生的「一路同行」曾是中国大陆最知名的同志论坛，73万篇帖子和2110万条回复记录了几代人的自我认同与情感历史。2017年9月30日，它被永久关停，所有内容从互联网上彻底抹去。

关停背后是那一年LGBT生存空间的系统性收窄：公益组织的活动视频被批量删除，媒体报道受到严格管控，网络视听协会将「同性恋」与乱伦、性变态并列划入非正常性关系。「一路同行」的创始人happygay说：「这么多年，这么多风风雨雨、政治起伏都经历了，为什么这次就过不去？」

此后，NGO负责人出走，媒体噤声，制度空间越收越窄。政府对LGBT群体始终维持「不支持、不反对、不提倡」的模糊立场，但每隔几年，这套「中立」就会被一次更强硬的打压打破。「砍刀架在你脖子上方，原来你觉得很高，现在它缓缓下来了，它不是针对你的，但你心理压力特别大，」活动人士Luke曾这样形容彼时的气氛。

而根据中国数字时代收录的「真理部指令」，成都网安的2025年的内部文件曾将关于性少数和LGBTQ的内容视为重点风险：

（五）警惕LGBT群体利用第三季度xx重要体育赛事、音乐节和演唱会等，在网上组织舆论炒作，在线下聚集滋事，甚至在公共场合表达所谓“平权”诉求，引发舆论关注。须强化对 LGBT群体危险行为管控，持续防范对成都的“污名化”、“标签化”炒作，及时处置不当信息，阻断LGBT有害信息传播。警惕驻蓉渝领事机构、境外非政府组织等在我区组织观影交流会、图书分享会，以及开展学术调研、征集敏感话题等隐性活动，在LGBT等群体中培养代理人，加大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力度。

相关阅读：

QUEERTAIK异见｜2024性少数生存与权益新闻或公共事件回顾

端传媒 吴婧：中国最大同志社区被关闭之后，哪里是同志运动和言论的天花板？

---

事件五：翻墙新纪元，快连走了

敏感词组（共13条）：

工具名称类： 快连VP；快連VP；VPN + 快连；OpenVPN；XChat；翻牆 + 快連

翻墙方式类： 翻墙 + 插件；机场 + 翻墙；梯子翻；节点 + 梯子；共享 + 节点

2026年4月28日，在中国大陆用户中颇为流行的翻墙工具快连VPN（LetsVPN）正式宣布停止大陆运营，技术团队在公告中写道：「过去20天每小时调整，尝试了所有混淆方案，仍然失败。」

这不只是一款工具的下线，而是一个阶段的终结。从4月初开始，大量信号已在提示一轮更彻底的清查行动正在展开。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三大电信运营商相继发出内部通知，陕西电信下游服务商更发出了《关于全面封禁海外流量及严禁翻墙业务的紧急通知》：「自即日起，所有IP地址必须全面禁止访问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址……一经发现存在违规翻墙或海外流量行为，将立即执行清退处理。」

此次封锁呈现出几项技术性新特征：DPI（深度包检测）能力全面升级，可实时识别加密流量特征；执行策略由泛化封锁转向精准打击，优先清除头部大流量工具；并按操作系统平台实施差异化断流。

与此同时，官方的舆论配合也已就位。《国防时报》在4月16日刊发了《「翻墙」破网，你违法了》一文，将翻墙行为与电信诈骗、间谍勾连、涉黄赌毒并列，声称「不管是有意翻墙，还是无意翻墙，只要是翻墙，均属违法行为」，并警告此类记录将「记入档案，成为伴随终身的人生污点，甚至会波及子女入伍、考公就业」

防火长城并非铁板一块，每天仍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用户通过各种途径翻墙。但快连停运标志着靠单一低门槛工具长期稳定翻墙的模式正面临愈发严峻的压力，技术与反技术之间的博弈，进入了新的一轮。

相关阅读：

【真理部】关于全面封禁海外流量及严禁翻墙业务的紧急通知

国防时报｜「翻墙」破网，你违法了

---

基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 (CitizenLab) 团队的敏感词搜索探测器系统，中国数字时代深入剖析近期网络审查的复杂生态系统。通过对多个平台的细致分析，我们揭示当代中国信息控制的微妙而又强有力的机制。

2026年4月10日晚，广州某livehouse里，一个音乐节主办方小哥正疯狂打电话。两天后就是洋葱飞船音乐节大湾区站了，舞台都快搭完了，艺人们机票都订好了，但一个要命的问题摆在面前：票，根本卖不动。

“长得就像‘不可抗力’的音乐节就别去了。”社交媒体上，一位乐迷的吐槽获得了数千点赞。一天后，洋葱飞船音乐节在开演前一日极限宣布延期。

这可不是孤例。据南都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26年4月中旬，全国已有10场音乐节接连宣布取消或延期，李宇春、华晨宇、黄子弘凡等大牌艺人都被“鸽”了。佛山更惨，20天内连砍草莓、千禧奇迹两档音乐节，堪称“取消潮”。

把时间线拉长，这场“音乐节退潮”早就有了苗头。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1月到7月，全国共有40场音乐节延期或取消，这一数字已超过2024年全年延期和取消的总量。更扎心的是，这40场中最终只有2场得以复办，其余所谓的“延期”，大多成了取消的委婉说法。连长沙YOLO青年文化音乐节，那个曾经靠顶级说唱阵容一票难求的狠角色，也在十周年的时候正式宣布：不玩了。

更让人唏嘘的是，连官宣的新项目都大幅减少。据音乐财经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官宣的音乐节仅47场，比2025年同期少了42.7%。整个市场的供给端正在急速萎缩。

那么问题来了：曾经热火朝天的音乐节，为什么突然就卖不动了？是明星不够大牌，还是年轻人对它祛魅了？

先不说什么行业大环境，我们从最直接的视角说起——乐迷视角。

2025年，全国大型演唱会市场火得一塌糊涂：票房324.48亿元，同比上涨9.49%；观众4338.58万人次，同比上涨18.81%。演唱会成了城市文旅的发动机，看一场演出能拉动周边6.85倍的消费。但这把火，愣是没烧到音乐节身上。

为什么？因为音乐节让乐迷们集体“祛魅”了。

首先，是艺人和乐队阵容重复度太高。

小红书上一位乐迷说得比较直白：“80%复制粘贴的阵容，看了三年已经看腻了。”痛仰、新裤子这些乐队一年演出超30场，有观众无奈调侃：“听多了甚至能知道他们在唱一些歌的时候会做啥动作。”2026年取消的那10场音乐节里，沙一汀EL一个人就出现了4次，堪称“最惨背锅侠”；华晨宇、毛不易、GAI周延也被连累取消了两场。

这就好比你花大几百块去吃饭，结果发现每次都是那几道菜，连摆盘都不带变的。第一次觉得香，第二次也还行，第三次就不想来了。

其次，票价越来越离谱，体验却越来越拉胯。

2023年有部分音乐节单日VIP票价一度冲破1300元，2025年虽然回落到了600~700元，但大家还是觉得不值。有网友灵魂拷问：“以前VIP才三四百，普通票一两百，现在普通区要我700块？”2026年泡泡岛福州东南站，最低票价358元，VIP单日888元——这价格都快赶上两场演唱会的看台票了。

关键是，花了这么多钱，体验还有些一言难尽。舞台设计千篇一律，音响效果随缘，排队进场两小时，上厕所花半小时，手机信号直接失踪。有乐迷调侃：“去音乐节就是纯遭罪。”

而且现在的音乐节，似乎也没那么“纯粹”了，比起“音乐盛宴”更像是“流量拼盘”。过去，音乐节通常按照风格和受众“泾渭分明”，电子归电子，摇滚归摇滚，大家都是冲着喜欢的风格去的。现在呢？简直是风格大杂烩，流行、说唱、摇滚、电子一锅乱炖。有老乐迷怀念：“那时候观众纯粹为音乐而来，现在感觉就是来拍照打卡的。”

此外，还有开演前几天“背刺”真爱粉的品牌。

不少音乐节临开场突然大打折，原价七八百元的票，开场前两天降到两三百元。那些早早掏钱支持的真爱粉，反而成了最大的冤大头。

于是大家学聪明了：反正会打折，我干嘛提前买？所以“等等党”成为主流，你等我也等，票房越来越惨，主办方一看回本无望，干脆取消。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更离谱的是，很多音乐节的阵容看起来很大牌，但仔细一看，每个人就唱三四首歌，中间换场半小时，一天下来真正听音乐的时间没多少。一位乐迷算了一笔账：“单日票价700元，按实际演出时间6小时算，一小时116块钱，比看演唱会贵，体验还差。”

所以，不是年轻人不爱看演出了，而是音乐节这门生意，正在失去它最核心的东西——信任和性价比。

乐迷们吐槽的背后，是整个行业积重难返的结构性问题。说白了，音乐节主办方自己把自己玩死了。

第一刀：艺人成本失控，流量成了“毒药”。

一场音乐节成本花在哪儿？艺人出场费约占50%～60%，场地和设备租金约占20%～30%，剩下的则是营销、安保、管理。最要命的是，头部艺人的价格已经疯涨到离谱的地步。

据音乐节内部人士透露，目前头部带票艺人的出场费在500万元以上，还得靠关系才能请到；第二梯队也要300万元左右。更坑的是行规：开票之前，主办方就得先付至少50%的艺人费，场地和设备定金也得提前付。

也就是说，一张票还没卖出去，主办方可能已经砸了上千万元。

这就变成了一场豪赌——把所有赌注压在几个流量艺人身上，指望他们的粉丝能把票买光。但问题是，流量艺人的粉丝也不是傻子，一个音乐节请十个流量，每个都只唱半小时，粉丝凭什么为你买单？

天马草原音乐节就是极端案例：投资900多万元，只卖出1741张票，收入不到投资额的十分之一。北海跨年音乐节更直接，开演前6天发公告：“因票房收入未能覆盖成本，项目亏损巨大，难以承担。”翻译成人话就是：亏惨了，不玩了。

第二刀：地方政府补贴退坡，没人兜底了。

前几年，各地政府为了搞文旅、促消费，在音乐节项目上给予了大力度的财政补贴和资源倾斜。有主办方透露：“以前政府帮忙担一半风险，现在全靠自己扛。”音乐节热度过去后，补贴大幅缩水。那些靠补贴活着的音乐节，没了输血只能等死。

更尴尬的是，即便是在热度最高的那几年，音乐节搞不好也会成为“负面营销”。

2023年南阳某音乐节，虽有15万人次客流创下纪录，但乐迷还没走出营地，附近村民就开着三轮车涌入，帐篷、手机、身份证被“捡”走一空，由于现场安保与应急预案的缺失，一场文旅盛事引爆了全网舆论。

2025年江西某音乐嘉年华，舞台搭在县一中操场，距离教学楼仅百米，但学生还没放假，音乐节的举办对正常教学造成很大影响，有家长怒斥“学校不是歌剧院”。

此外还有陕西勉县某音乐嘉年华，开演前三天突然取消，外地乐迷的机票酒店打了水漂。但主办方与承办方之间出现了责任推诿与纠纷，又导致了后续赔偿困难。

这些案例说明：部分地方文旅高估了音乐节的流量效应，却低估了运营的复杂度。票务管理、现场调度、安全保障，哪一环掉链子，都可能从“城市名片”变成“网络笑话”。花数百万元换一顿骂，这笔账，谁都会算。

第三刀：资本加速离场，没人想当冤大头。

资本希望赚快钱，但音乐节其实是个需要耐心培育的慢生意。

2024年，厦门一位林姓投资人签了一份《“2024某音乐节”投资协议》，掏出250万元，约定3个月后拿回本金加每月2.5%的固定收益。结果音乐节“流产”，法院判定这笔钱不是投资而是借款——因为真正的投资应当共担风险，而非坐收高息。

这个案例很典型：部分资本把音乐节当短期套利工具，一旦票房翻车，亏得最惨的就是他们。

正如《中国企业家》所言，大量热钱涌入后快速退去，“投机者”很快被市场洗掉，不少品牌运营一年便彻底消失。

地方政府捂紧了钱袋子，民间资本同样在加速逃离。2025年已有40场取消，场次数量“膝盖斩”的背后，是投资人的集体跑路。恶性循环清晰了：艺人涨价导致成本飙升，继而推高票价，乐迷不愿买单，票房惨淡之下只能取消止损，最终投资人纷纷离场。

当然，最惨的还是那些提前买票的真爱粉，被鸽了一次又一次，最后对音乐节彻底失望。

虽然大环境惨淡，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凉了。草莓音乐节和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就在这波“取消潮”中逆势增长，给行业留下了几个值得借鉴的思路。

草莓音乐节：把“音乐节”变成“城市节日”。

2025年，草莓在东莞、长沙、广州南沙三站都赚得盆满钵满。东莞站来了8万乐迷，带动周边消费2.8亿元；长沙站外地观众占了66%，拉动消费近2亿；南沙站跨城观众近九成，酒店入住率高达85%。

草莓是怎么做到的？三个字：定制化。

 草莓音乐节东莞站做了“粤语专场”，被粉丝称为“大湾区春晚”；长沙站推出“音乐节+景区”联票，持票免费逛景点；南沙站和当地商圈深度绑定，看完演出还能去消费。

这样一来，音乐节就不再是一场孤立的演出，而是整座城市的一次狂欢。地方政府愿意给资源，商家愿意配合，乐迷也更觉得“值回票价”。

泡泡岛：用“独家内容”制造稀缺感。

泡泡岛是2023年才冒出来的新IP，但已经在全国办了12场，甚至还出海到了新加坡。2025年京津冀站，超10万人次参与，刷新了国内三日制音乐节的纪录。

它的杀手锏是：让你看别人看不到的演出。

 泡泡岛音乐节林忆莲复出首演、孙燕姿当年内地唯一一场音乐节、吴青峰和陈粒的限定合作舞台……这些都是“错过就没有第二次”的独家内容。创始人张翀硕有个原则：每年不超过5站。因为：“数量越大，艺人阵容就不得不炒回锅肉，稀缺性一没，高价票就没人买了。”

另外，泡泡岛今年还和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达成合作，推出“泡泡岛主题高铁列车”。让去程高铁成了音乐节体验的一部分，配合专属周边、艺人限定企划等增值内容，这已经不只是音乐节门票了，更像是在打包售卖一段完整的旅程。

草莓和泡泡岛的故事，其实指向了同一个答案：音乐节这门生意，正在从“流量逻辑”转向“体验逻辑”。这些还能继续下去的品牌，无一例外都做对了几件事：

不死磕流量。乐迷不傻，阵容过度重复，审美疲劳是迟早的事。与其花500万砸一个顶流，不如用300万做一场限定合作舞台，制造真正不可替代的体验。

不只盯票房。音乐节可以是城市文旅的一张名片，拉动消费，带来人流，自然能换来资源和支持。学会和地方文化深度绑定，才能从一场演出变成一座城市的专属节日。

不贪多。一年办15场，场场阵容雷同，不如一年只办5场，场场都是“绝版”。稀缺性本身就是最好的定价权。

泡泡岛音乐节

2026年的这场“取消潮”，与其说是音乐节的末日，不如说是一场迟到的“大清洗”。从2023年的近700场到2026年预计的120至150场，那些靠“流量拼盘”赚快钱的玩家正在被加速清退。

流量总有尽头，音乐和文化不会。当泡沫被挤掉，留下来的才是真正尊重音乐、尊重乐迷的人。

正如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创始人迈克尔·伊维斯所言：“音乐是催化剂，但让一切变得特别的，是那里的氛围、那里的人和完整的体验。”

对于那些被一次次“不可抗力”伤害的乐迷来说，他们想要的其实很简单——**一场靠谱的音乐节，有真诚的阵容、合理的票价，以及一个值得奔赴的理由。!

到底是谁在反对。

福建三明市拟出台的全国首个地方性“伴侣动物”立法草案，从公开征求意见到悄然下架，前后不过20余天，突然按下暂停键，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

2026年3月27日，福建三明市司法局联合城市管理、农业农村、消防救援等部门，发布《三明市城市伴侣动物保护与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原定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4月27日。三明也是全国首个拟出台“伴侣动物”地方性法规的城市，与各地以往的“养犬规定”不同的是，该法案明确将犬、猫定义为“陪伴、精神慰藉”的伴侣动物，而非单纯的畜禽或宠物；在流浪动物治理方面，草案推行“捕捉—绝育—免疫—放归”（TNR）模式；草案设专章规定法律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虐待、遗弃伴侣动物，违者将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规范文明饲养并打造宠物友好环境等。

该草案引发广泛争议，然而征求期尚未结束，官方却悄然下架该文件。4月25日，《都市现场》记者登录三明市司法局官网，搜索《三明市城市伴侣动物保护与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相关官方发布链接已无法访问，内容显示为没有数据。

据此前大河报报道：4月17日，曾有媒体记者致电三明市司法局立法科，咨询草案征求意见进展，接线工作人员表示，意见征集工作正常推进，已收集部分意见并开展研究论证。

4月24日，大河报记者发现，尚未结束征求意见期的草案悄然下线，三明网等相关官方发布链接已无法访问。记者随后多次致电三明市司法局，电话均处于忙音状态。

4月25日，都市现场记者也多次致电三明市司法局了解情况，电话也未接通。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草案下线的具体原因。

该草案后续是否会重新发布、相关条款如何完善，仍需等待官方进一步通报。不可否认的是，此次三明市的立法尝试及引发的各类讨论，也为我国动物保护与管理立法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

——————————————

认识世界看自己：全国首个“伴侣动物”立法草案匆匆下架，说明这类立法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动物保护、公共卫生、社会管理等多重复杂问题，各方争议不小，需更充分的调研和平衡，步子迈得急了反而容易引发矛盾

沛沛：一个强大且成熟的文明，其文明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对野蛮的超越。追求和谐与和平是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然而，文明的和平性并不意味着绝对的软弱或被动，而是包含了“慎战”、“以德服人”等智慧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