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俊杰/图)
以贷养贷
又是倒霉的一天。22岁的苏鹏在和老板拜访客户途中,手机意外摔裂。压抑已久的烦闷,顺着那道扭曲的黑色裂纹,轰然迸裂。
2020年,毕业不久的苏鹏就职于广东一家初创互联网公司。因业务和回款双双承压,好不容易收到项目结款,老板会预留出自己还房贷和养家的部分,有剩余再给员工发工资,如何发放也亲疏有别。在长达七八个月里,苏鹏的工资就没一次性发齐过。每个月都会被分拆成数次发,每次千余元不等,最多时加起来也不足3500元。
许是为了排解对老板的怨气,许是受“悦己消费”浪潮的助推,他也说不清是哪些交错的内外因素经历了怎样的弯弯绕绕,最终化作了消费的冲动。总之,过去一直用着两千元以下安卓手机的苏鹏,突然心一横,决定入手一台新款苹果手机。
问题来了:如何在收入大幅缩水的背景下,完成消费升级式的“悦己”?捷径近在手边。
1998年出生的苏鹏成长于消费金融发展和普及的年代。数据分析机构尼尔森于2019年年底发布的《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86.6%的年轻人都在使用信贷产品,其中有近一半的人把信贷产品当作“支付工具”使用,年轻人平均债务收入比为41.75%,仅13.4%的年轻人零负债。
此前,苏鹏已对京东白条和蚂蚁花呗等消费信贷产品十分熟悉。这两款产品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上线,主打“先消费,后付款”,最初还仅限平台内使用,随后便逐步拓展至线上线下多元消费场景。苏鹏主要将这类信贷产品用于线上购物和到店支付,提现功能使用的频率较低,通常两三个月一次,每次千元左右,还款压力并不大。
可这次,为满足线下购机需求,他瞄准了一家知名电商平台旗下的大额现金借款产品,“放款迅速、额度灵活、取现方便”的宣传词颇合他心意。该款借贷产品的年化利率为23%(注:对于金融机构的金融借款,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年利率24%;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当前大约为12.4%)。
据西南证券2025年3月发布的《消费金融行业发展脉络梳理及投资分析》,以苏鹏为代表的“新市民人群(注:包括但不限于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等)”、中低收入人群及灵活就业人群是消费金融公司的核心业务对象。这类长尾客群整体收入水平稳定性较差、应对财务风险的能力较弱,一旦经历经济周期波动或个人突发事件,便可能无法按时偿还贷款,故消金公司在利率定价方面总体较高。
以某消金公司披露的产品信息为例,截至2023年年末,该公司的信贷产品年化利率主要集中在7.2%-23.76%,其中年化利率在15%-20%和20%及以上的贷款占比超八成。
“23%”的年化率意味着什么?苏鹏毫无概念。看到“提现一万元,分期12个月,每个月的利息只有一两百元”的界面提示后,他没有任何犹豫。仅需上传身份证、填写好学历和社保信息后,1万元闪电到账。
更换工作后,苏鹏的月薪涨到万余元。受网上“信用卡刷得越多,信用分越高”的说法鼓动,苏鹏又激活了信用卡。被借贷平台作为营销噱头的“额度PK”,也成为部分年轻人在朋友圈中暗自较劲的“面子之战”。
网贷入口无处不在,借款“秒到账”的即时满足,叠加弹性分期、延迟支付的机制设计,助长了部分年轻群体的超前消费冲动。那个阶段,苏鹏购物已经不太考虑价格:一次逛街就能花掉5000元,请朋友吃饭刷掉1000元才有面子;想听演唱会,一个月能看上三四场,门票加上往返交通费、住宿费等,单次就需要两三千元……很快,他的信用卡额度先是突破了两万元,不久又越过了三万元。
由于没有记账的习惯,苏鹏仿佛蒙眼踏上了一条失控的传送带。到2021年,以贷养贷已成为他的日常。
“比如月末信用卡要还1万多元,可工资除去房租、生活费就只剩下三四千元。信用卡不能提现,不想逾期就只能去网贷平台借。我一般会提前五六天借个六千到一万元,到了还款期先把窟窿堵上。借多了,A平台不给贷,就去找B平台。”因为借钱太过容易,苏鹏并不焦虑。至于下个月要怎么还,下个月再考虑。
然而,为了避免逾期而以贷养贷更像是在饮鸩止渴。截至2025年1月,27岁的他已经负债近40万元,每月还款额逼近3万元。站在新一年的起点,苏鹏看着触目惊心的数字,心慌突然猛烈袭来。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贷下去了,早已注定的终点还是来了。

网贷入口无处不在,借款“秒到账”的即时满足,叠加弹性分期、延迟支付的机制设计,助长了部分年轻群体的超前消费冲动。(卢俊杰/图)
一个黑了,接着全黑了
债务危机不仅吞噬着部分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也将一些中年人拽入无底黑洞。
39岁的安茜声音柔和,透着一丝波澜不惊的沉稳。丈夫比她年长一岁,婚后二人在广州购入一套小两居。迎来二孩后,又在佛山添置了一套120平米的三居室,总价220万元,首付三成,是典型的中产家庭。
夫妻俩从事了十几年的房地产销售,见证了行业顺风顺水的黄金年代。2016年,全国房地产的销售额超越2013年的峰值,创下历史新高。市场狂热,安茜的丈夫作出了下海掘金的决定。
这是理性思考后的结果——他当时32岁,继续留在地产公司任销售总监,收入固然可观,但碍于学历等因素,后续升迁会有瓶颈;即便往后不被排挤,大概率四五十岁还在原地踏步,终究会被后浪拍在沙滩上。与其到时陷入被动,不如为长远计,在还有选择的年纪搏一把。安茜支持丈夫的选择,但两个孩子一婴一幼,这意味着她需要投入更多时间照顾家庭。一番斟酌后,安茜离职做了全职妈妈。
顺利完成初期的几个小项目后,安茜的丈夫与合伙人看中了在广州天河区投资商业公寓的商机。“当时政府规划了很多商业用地,公寓和商铺市场很热,有些地方百来万元就能上车。很多同行跃跃欲试,一旦遇到不错的机会,就生怕错失。”在跟公寓业主方签订了包销对赌协议后,他们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前期广告包装和外立面整改。作为三个股东之一,安茜的丈夫出资200万元,这是一家人的全部积蓄。
然而仅半年后,广州的土地市场便呈降温态势,并在此后一年持续转冷。投资几乎“打了水漂”。为了挽回损失,公司从广州转战佛山,开始拓展地产电销业务。那也是夫妻二人在银行大规模贷款的开始。
截至新冠疫情前,通过在银行的消费贷、信用贷、房产抵押贷等形式,二人名下的贷款数额已超百万元。不过由于彼时企业经营总体平稳,逾期的压力并不大。然而自2020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步入深度调整期,房企的整体资金来源下降,特别是随着多家地产龙头先后爆雷,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显现,“甲方倒了,乙方拿不到甲方的结款,我们这样小的丙方、丁方更是回款无望。”
因为公司仍有业务推进,为了“留得青山在”,安茜和丈夫开始做各种小额贷款。“行业好的时候,银行都追着你放款;后来行业低迷,再加上我们本来负债就高,银行这扇门就关闭了,我们只能去找其他窗口。我们要养员工,也要养自己。如果真的逾期了,公司日后的经营会大受影响。”
不同于此前在银行贷款,利率一般在7%-8%,小额贷的利率大都是2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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