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得选，你愿意买社保吗？

如果有得选，你觉得外卖骑手会愿意买社保吗？

付出真金白银，从来都是最诚实的意见表达。作为灵活就业人员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他（她）们对社保是怎样的态度？很快，我们就能看到几万名美团外卖骑手的诚实选择了。

之前在《是社保需要骑手，还是骑手需要社保》一文中我已经分析过，按实际收入让全部外卖骑手全额购买社保是不现实的，平台承担不起，骑手也不会乐意。但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要求）下，让外卖骑手等灵活用工群体加入社保资金池是势在必行的方向，那么外卖骑手的社保怎么交，由谁来交，交多少，就成了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特别考验各方平衡智慧的事情。

近日，美团在福建泉州和江苏南通两个城市推出了外卖骑手购买养老保险的补贴试点方案，为中国2.1亿灵活就业人员加入社保的可能性展开了一场真实社会实验。

美团的试点方案有四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点：

第一是骑手社保补贴覆盖的范围，是以“收入达到当地社保缴费基数”作为分界线。

众所周知，外卖骑手的人员构成极为复杂，既有短期体验生活的，也有兼职送外卖补贴家用的，还有全职送外卖攒钱结婚的，骑手的月收入也从几百元到一两万不等，因此不能笼统地讨论给骑手这个群体购买社保的方案。网约车、家政、按摩等领域的灵活就业人员也是同样道理。

国家和社会要求平台参照“员工”的待遇为骑手购买社保，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那怎么区分“员工”和“兼职人员”呢？按每天工作时长，每月工作天数，还是按配送订单量？总不能像某些平台那样，算不算兄弟全凭老板的心情说了算……

美团给出的试点方案是以收入作为客观可量化的分界线，过去半年中有三个月跑外卖收入达到当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与社平工资高度相关）的，就可以纳入平台补贴购买社保的范围。

以试点的福建泉州为例，当地去年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是4433元，一名外卖骑手如果一天8小时跑外卖，大约需要实际工作二十天左右达到这个收入。相对全职外卖骑手的实际工作强度来说，这个门槛着实不算高。对于那些下班后兼职跑几个小时来增加收入的骑手来说，要达到这个数字就比较难了。

再反过来想，如果一个岗位月收入都不到4000元，你再让人拿出七八百元来买社保，那也实在是不太人性。

第二是缴纳社保的成本，由平台和骑手各承担一半。

公众特别关心的一点是，骑手缴纳社保的费用到底由谁来承担，会不会导致外卖配送费用涨价，会不会导致骑手配送收入降低。

对此，美团给出的试点方案是保持外卖价格与骑手配送单价不变，社保费用由平台和骑手各承担一半，符合条件的骑手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保。应该说，这是综合考虑人性特点之后几乎唯一可行的方案了，估计后续其他灵活用工的平台也会参考这一分摊原则。

道理也很简单：

假如社保费用全部由平台承担，那么所有符合条件的骑手必然全部选择参保，进而超出平台当前利润的承受能力，那要么就是找商家提高费率，要么就是给用户的外卖涨价。

假如社保费用全部由骑手承担（类似待业期自费续社保的情况），那么愿意购买社保的骑手肯定是极少数了，既不符合国家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初衷，也不符合公众要求平台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

所以，由平台和骑手各承担一部分社保费用就是必然的选择，两边各承担多少可能还需要继续探索。这里倒是有一项调研结论可供参考：

2021年一项面向外卖骑手群体的大型调研显示，72.3%的外卖骑手“只愿意缴纳500元以下金额的社保”。

把骑手承担的社保费用控制在500元的心理价位以下，算是一个综合考量的结果了。

更重要的是，平台总归有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上限，能够用来补贴骑手社保的资金不可能超过利润的一定比例，粥就那么多，全额包揽社保缴费成本必然会大幅减少骑手社保的覆盖人数。社保作为一种“基础保障”，广泛覆盖肯定还是优先于覆盖完善的。

第三是缴纳社保的项目，先从养老保险开始。

讨论白领群体的社保时，我们通常说的是“五险一金”，这当然是更全面的福利保障，但对企业和劳动者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压力。

对于灵活就业群体来说，真正迫切的需求其实是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然后才是养老保险。至于住房公积金，咱们还是别自欺欺人了……

关于工伤保险，此前美团、滴滴等平台已经在政策引导下为骑手和司机普遍购买了“新型职业伤害保险”，是相比工伤保险更适合灵活就业和较高风险群体的保障。

关于医疗保险，如果能够覆盖骑手当然是件大好事。但考虑到我国目前存在职工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套体系，绝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外卖骑手已经在老家参加过新农合，再要购买职工医保还存在政策层面的困难，由此增加的社保缴费负担也不容忽视。

我预计，等养老保险覆盖大多数灵活用工群体后，第二阶段国家和平台也会考虑医保从新农合到工作地职工医保的转换。

第四是缴纳社保的地点，在骑手工作地点和老家城市之间自由选择。

社保的钱交到哪儿，对平台来说其实完全无所谓，对骑手来说则很纠结，对地方政府来说则是关注的焦点。

骑手的纠结在于，自己打工挣钱的城市其实并不固定，送外卖这份工作也说不准还会干多久，考虑到目前社保的跨城市转移还不太方便，那么具体交到哪个城市就关系到社保会不会打水漂的严肃问题了。

地方政府才是最关心这个问题的相关方。考虑到外卖骑手整体还相对年轻，缴纳的社保距离兑现养老金还有好几十年，现在收保费几乎就等于纯收入，那当然要极力争取。

十八线县城是劳动力的输出城市，各省会和发达城市则是骑手主要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两边都希望骑手把社保交到自己的资金池里。那怎么办呢？

美团的试点方案是让骑手自己选择：如果骑手认为自己未来大概率在工作的城市扎根养老，那社保就交到工作地，如果骑手心心念念要回老家，或者隔段时间换一个城市，那把社保关系放在老家城市才是理性的选择。

不得不说，这一招真的很绝，应该也是各方平衡的结果。我就特别好奇想知道这一轮试点的统计结论，想知道灵活就业群体对于未来生活的规划。是努力扎根，还是逃离大城市甚至逆城市化，这是真正的信心投票，没有比这更精准的经济调研啦。

总的来说，美团推出的骑手社保试点方案并不能让任何一方“完全满意”，但几乎已经是各方诉求平衡之后非常接近最大公约数的方案了。

这场涉及2亿多灵活就业人群，每年上万亿资金的社保转型实验，很期待会得到骑手们怎样的现实反馈。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社会在不断变化，新型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方案也应该相应调整，切不可刻舟求剑，更不能削足适履。

彭远文的最新文章，驳“农民有地无需涨养老金”：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推荐大家看看。

这发在他的公众号“往事与随想”上。这个公号因为主张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涨到每个月800元，被停一个月，现在解禁，他又开始发声了。

彭远文这篇文章尤其值得一读，因为是在真诚、坦率地谈论重要而基本的问题。这一点比我强很多。

他的系列文章和视频，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应该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到每个月800元，让农民真正拥有地权。

这是中国农村最基本的问题，但是这些年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了。

一个原因是这些主张看上去没什么希望，慢慢媒体也就不再关注；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农村和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

谈到这一点我个人很惭愧。我自认为是了解农村的，也写过一些关于老家的文章，但是数量很少，而且从来没有真正重视过“问题的解决”，没把这当成是自己的责任。

看一下舆论场上关于农村的话语，无疑是让人遗憾的：

温铁军和他的追随者，是谈论三农问题的主流，他们的核心主张是“农村作为蓄水池”，其实是主张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他们赞美农村的牺牲，本质上是不怀好意。

一些年轻的、农村出来的思考者，受左翼思想影响，批判和仇恨资本。他们来到城市，发现社会不公，这种批判立场距离农村非常遥远。

每到新年季的“还乡文学”，主调是伤感，但是这些年就连这种伤感也逐渐消散了。

农村和农民缺少自己真正的“代言人”。读书、思考和写作的乡村子弟，都会到城市生活，他们遇到新的问题，慢慢会远离家乡，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也包括心理和问题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都应该感谢彭远文。前两天我看孙旭阳老师（他曾写过很多出色的和农村有关的新闻报道）说，“彭远文是在帮大家的父母讨薪”——这话非常精准。

讨薪就是要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帮人讨薪”就是真正的代言。彭远文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开始有很多来自乡村的关注者，这种联结是真实的，也让人感动。

彭远文自己就来自乡村，父母也在老家生活。拥有发声的能力，也有发声的意愿，这至关重要。他曾在多家媒体工作过，最终成为一个强大的个体。

这是70后、80初一代乡村子弟的代表。他们“回不到农村”，但是却仍然没有忘记农村。他的文章显示发布地是在加拿大。获许只有如此，他才能更清晰、坦率地表达。

不管如何，对“我们的父母”一辈来说，这是一种幸运。也许这种呼吁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是让“问题”呈现出来，也是一种责任。

不愿意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托辞，最常见的有三种：1、“农民没交社保”；2、“国家没钱；3、“农民有地”。前两种我都专门反驳过，第三种也有必要单独写一篇，供大家使用：再有人拿“农民有地”说事，你就可以把这篇呼他脸上去。

完整的说法是：农民有地，城里人没地，所以农民不需要那么高的养老金。所以我的反驳将分成两个部分：1、农民真的有地吗？2、“农民有地”能成为不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理由吗？除此之外，我还想聊一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到底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

1、农民真的有地吗？

这个事情至少要从土改之前说起。土改之前，中国农民确实是有地的，大部分土地掌握在普通农民手上，也就是中农，或者说自耕农，并不是历史教科书或者各种宣传材料所说的，极少数地主富农占有绝大多数土地。这一点，基本上已是历史学界共识，此处不展开，可以参见我之前写的《农民的命运早在“斗地主”就被决定了》。

对于土改，都说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这个过程是否合法合理暂且不说，从结果看，可以说农民确实分到了土地。但是，不要忘了，在随后的合作社改造中，所有农民都失去了分到的土地，所以“农民有地”只有短短的几年，用这几年来覆盖后面的几十年，这是以偏概全，是很荒唐的。

而且农民失去的不仅是土地，还失去了更多东西，包括迁徙自由和交易自由的等基本权利。

1953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达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以政府的名义阻止农民进城，农民失去迁徙自由，城乡二元体制逐渐成型，“盲流”一词即源于该文件。

同样是53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后来的“剪刀差”便是基于此，如果能自由交易自然谈不上“剪刀差”。

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基本的自由权利，然后上交了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无法满足的所有剩余，这种情况下，你说“农民有地”，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然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取消了人民公社，再然后，是包产到户，再后面，农民可以外出务工，易言之，这几十年中国农民一直在与“地有农民”做斗争。到现在，农民终于可以挣脱土地的束缚，在城市落户，这没多长时间。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步都非常艰难，都要付出惨烈的代价。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室主任崔晓黎是这么说的。

农村的改革是从承包到户开始的，发明权是农民的。这一措施对人民公社体制造成了第二次重创。第一次，农民是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逼退了政社合一大一统的体制。这一次，是以近二十年普遍深度的贫穷为代价，甘冒杀头坐牢的危险，与政府博弈，才逼退了政府让步。

崔晓黎，公众号：农村改革史话崔晓黎：人民公社体制的支柱是什么？

这段历史说来话长，我尽量简略，要真感兴趣，有大量的资料书籍可以看，也有无数人的当事人可以问，总之不要说什么“农民有地”，非常轻率轻浮，属于不过脑子开口就来。

所以，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到底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这并不需要有颠覆性的思维，只需要看一下事实，有正常人的头脑，很容易做出判断的。

2、所谓的“农民有地”能值多少钱？

肯定有人会说，我说的不是你有土地所有权，是说农民可以承包土地，有土地的使用权。行，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使用权有多大价值？

首先，没有所有权，不能买卖，土地的价值大部分都没了。这个道理不复杂吧，你的房子不能买卖，只能自己住，它的价值会衰减多少？

有人可能还会说，使用权也可以转让，大城市房租也不便宜啊。这又需要提醒一个常识，房子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位置，所谓“位置为王”。你在北上广市中心，房租当然贵，大几千一个月。你在城郊，上班要三小时，房租是不是就便宜很多？你要回你老家县城，房租是不是更便宜？几百就够了。要是你农村的老屋呢？这个时候恐怕考虑不是价格，而是有没有人租。

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就是如此，根本没人租，就算租，一年有个两三百三五百一亩就不错了。这样算下来，所谓的“农民有地”摊下来一个月也就十几块几十块钱，但是现在农村老人一个月只有不到两百，大城市退休工资几千，差距这么大，是“农民有地”可以弥补的吗？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你可以种地啊。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讨论是农村老人，你让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老体衰，疾病缠身，去干农活养活自己？城里人可以退休，农民就活该干到死？这样好了，城里人也不要发退休工资了，发个扫把行不行？别觉得我这是讽刺，实际上，很多农村老人情愿要城里的一把扫帚，也不愿意种农村的一亩三分地，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你在城里没见过环卫工人吗？

昨天看到一个读者留言说：“在公园里看到对比鲜明的一幕，城里老人聚在一起引吭高歌，农村老人拿着一把笤帚一个撮箕在打扫，都是中国人，怎么能只是因为出身的不同造成如此大的差距呢？”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你看那些城中村的农民，那些城郊征用了土地的农民，年年分红，当包租公爽到飞起，土地值钱得很。我就问你了，这样的农民在中国农民中能占多大比例，千分之一有吗？这样以偏概全，有意思吗？我要把城里的所有人都等同于拆迁户，说你们家家都有千万现金和几套房，你是啥感觉？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农村人有宅基地。这里我要说的是，实际上，在中国近几十年城市化的进程中，城里人的房产增值的收益，远远超过所谓农村人的那点宅基地的价值，而这是绝大多数城里人都受益了的（不管是分房还是买房买得早）。而农民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是做贡献的，他们是买房/租房的主体——如若不然，你以为你能有相应的收益？

最后我再问一个问题：让农民放弃他的土地，放弃他的宅基地，在城里只要有个住的，不要产权，一室就行，每个月发一两千块，你问问有多少人愿意换？或者倒过来，让你放弃城里的东西去一个普通农村，给你田地和宅基地，你愿意吗？我们别嘴硬，用脚投票，这是最诚实的。

所以，用“农民有地”来说事，既罔顾历史，也无视现实，且毫无同理心，以此为借口，反对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是完全不成立的。

3、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土地对于农民意味着什么？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农民是土地的主人还是囚徒？土地对农民而言，是好处还是负担？直到今天，“农民有地”仍然是拒绝给农民提高养老金的一个托辞，所以，回顾近八十年的历史，套用那句话：土地啊土地，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未来是让“农民有地”，还是继续保持“地有农民”？这是一块试金石。

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厌憎温铁军、贺雪峰之流了吧？就我视野所及，大部分所谓“三农学者”，都是如此，以“爱农民”之名，行“坑农民”之实。他们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保障，不能让农民失去土地。表面是在为农民好，仔细一琢磨，他们并不是让“农民有地”，而是让“地有农民”。很简单，如果让“农民有地”，就应该让农民真正拥有它，有产权，能买卖，这才叫“有地”；而不让农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买卖权，本质上，不过是希望把农民继续绑在土地上。

他们称这是“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借助农村和农业的保障与保底，中国不仅有了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而且有了一个防止福利陷阱的蓄水池……使国家可以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面，仍然可以将资源集中于科技进步，集中于冲破国际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的围堵，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突围。”

我之前在《农村不是“蓄水池”和“缓冲器”》中说：

“到今天，还有人会说，经济下行民工返乡，维持了社会稳定，有人想过他们失业回家日子怎么过吗？还有人想把农民捆在土地上保障中国‘粮食安全’，那你为什么不去种？以及我们这几天讨论的，一亿多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老无所依，还要下地劳作，不知‘退休’为何物。所谓‘农村是蓄水池和缓冲器’，无非是不管他们过得有多惨，哪怕是悲惨离世，你们都看不见，不会碍你们的眼罢了——得何等的衣冠禽兽，才会说出这等丧尽天良的话！”

我特别不理解的是：他们担忧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基本保障，为什么从来不提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呢？农民失去土地如果能享受基本生活保障，不就没事了？相反，一说提高农民一两百元/月的养老金，他们马上就会跳出来说财政压力太大，小心福利陷阱。他们会说：农民最需要的不是钱，钱不是万能的，农民对物质消费的欲望极低，没有受到城市消费主义的“洗礼”，等等——没错，这就是前段时间那篇《提高养老金就能解决农民养老吗》的内容。可悲的是，作者还是一个出身农村的博士。我为什么一提到他们就如此愤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荼毒农民的孩子，包括温铁军在B站大受欢迎，他的粉丝中也不乏农民子弟——让人可气又可叹。

记住，他们真正担心的，不是“农民失去土地”，是担心失去“农民有地”这个可以对农民失业养老撒手不管的借口，这就是他们口中“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 。还有所谓“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跟美国种族隔离时的“分离但平等”有何区别？天底下没有新鲜事。

他们从来没有把农民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在他们眼里，农民是愚昧的，短视的，需要他们睿智的头脑帮忙决策，一旦让农民真正拥有土地，农民就会把土地卖了去喝酒赌博。农村当然有这样的人，但这是主流吗？城里败家子还少吗？你怎么不呼吁把他们的房产交易权收回去？还有一些受他们影响的人，进城见了点世面，学了两个名词，脚上的泥都没洗干净，就觉得自己可以瞧不起老家的农民了，倒回去指指点点，要给他们当爹做主。

那些打着为农民好的旗号，要代替农民做主的人，这几十年来，哪一个不是在坑农民？不夸张地说，无一例外。我就不明白，这些人在农民面前，哪来的优越感？要知道，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如前面崔晓黎说，是农民“甘冒杀头坐牢的危险，与政府博弈，才逼退了政府让步”的好不好？今天你们牛逼哄哄，在牌桌上当作王牌的中国产业链，不也是农民工这几十年辛苦打拼下来的吗？你们哪来的自信瞧不起农民啊。我就奇怪了，这年头怎么什么猫猫狗狗但敢于去给农民指导人生？

我瞧不起郑秉文，但我会尊重刘世锦；我瞧不起温铁军贺雪峰，但我会尊重崔晓黎，再摘录一段他的话。

我们至今在本质上，思路仍然没有脱离人民公社理念的核心要义，即：官本位掌控全国农村的经济社会运行。以这样的平台来托举中国农村市场，恐怕很难形成真正完全意义上全国统一的城乡大市场。农村巨大的生产和市场潜力将被严重压制。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农村多维度集成组合的巨大市场优势资源，将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这不是在扬长避短，而是在扬短避长。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农村正再次面临一次重大的体制、制度改革，实质上是一次重大的革命。

崔晓黎，公众号：农村改革史话崔晓黎：人民公社为什么维持不下去？

在《“集体经济组织”路在何方？》一文中，崔晓黎认为，改革方向应该是：让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自营，可转让，可出租，可出售，一切行为均按物权法，民法典执行，面向社会统一契约制度；农村集体成员权的封闭身份，逐渐取消、消化，其身份与城镇市居民同；政府鼓励所有农民和新进入农民的居民，自愿组合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自我管理、自负盈亏、自由重组、独立创新……等等。

我完全同意上面的思路，这才是真正的让“农民有地”。我完全相信，你只要不捆着农民，让农民自己做主，拥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民会把自己搞得好好的，不劳你操心。这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几十年来一再证明的事实。

我们今天争取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便是要为农民彻底摆脱土地的束缚，成为土地的主人打下一个基础。那种以“农民有地”之名行“地有农民”之实的话术，玩了几十年了，差不多得了吧？

你敢说我打老婆，我就让你上绝路

“李医生，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能够是没有太多遗憾的。五年了，太快了。”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7121.html

CDT编辑注：本文在微信公众号、知乎、腾讯新闻等平台被删除。作者“食通社”在修改部分细节后将文章刊登在其官网上（原文中的“河北滦州市糯米庄”省略为“H省”，受访者改为化名。）CDT将原文刊发如下，点击这里阅读“食通社”修改后的版本。

食通社简介：食通社是一个可持续食物与农业的知识、信息和写作社区，由一群长期从事农业和食物实践及研究的伙伴们共同发起和管理。我们相信，让消费者了解食物的来源，为生态农业从业者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和社会环境，我们的食物体系才能做到健康、美味、可持续。

眼看春耕在即，河北滦州市糯米庄村农民李技栋却翻不了地。在他70亩耕地里，遍布着农场外飘来的大小不一的破碎地膜，像残雪一般覆盖在耕地上，或缠绕在枯枝稻草间。地膜甚至还飘到老李家的牛棚里。

老李只能带着几个工人在牛棚里捡拾地膜碎片。“这膜又轻又碎，像是超薄的不合格地膜。”

如果不做处理，地膜就会在翻地过程中混杂在土壤中，不仅影响这一茬作物的生长，而且永远无法回收，也难以分解，只能在土壤中非常缓慢地破裂为塑料碎片，甚至以微塑料的形式被作物吸收。

不用地膜的老李，怎么会成为地膜污染的受害者呢？原来，从去年12月25日起，距离他家地头100米的地方建起了一个临时加工厂。这个占地不过几十平米的小工厂从周围农民处收购大量花生秧，然后粉碎，加工成粗饲料，用于喂养牲畜。由于收购花生秧时没有去除地膜，地膜缠绕着花生秧，一起被喂进了机器。经过破碎的地膜随风飞扬至周边耕地，其中就包括老李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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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加工厂是在花生收获后才临时搭建起来的，并且搭建的地方原来是本村的基本农田。由于条件简陋，加工现场并没有额外的防护措施，导致地膜四处飘散。

2025年1月1日，老李拨打12345市长热线反映污染问题。此后他向当地街道办事处、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也递交了书面说明，反映情况。

从事发开始，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马上到了播种春小麦的季节，老李还打算同时种下豌豆、大蒜、油菜、小白菜等蔬菜，成熟后会成为他一年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土地里的地膜让他迟迟无法播种，眼看就要错过播种时节，耽误一年的收入。

●破碎地膜像残雪般覆盖、渗透在老李的地里，捡拾起来十分费工，且难以清除干净。

●老李和工人在牛棚里清理地膜碎片。

老李曾经是一名农资经销商，见惯了农药、化肥、塑料膜对于人和土地的伤害。十五年前，他在家乡糯米庄村流转了耕地，用生态农业的方式，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种植粮食和蔬菜。这70亩耕地就是他多年以来努力保护的一片净土。也正因如此，他才对很多农民习以为常的地膜污染痛心疾首。

加工厂不肯采取措施，老李只能自掏腰包，出资两千块给村书记转给对方。随后对方在老李在耕地边进行了简单遮挡。加工厂还曾答应出钱，让村集体请人捡拾飘到老李农田里的地膜，但持续了几天就没有了下文，理由是“每天捡，承受不起”。企业不愿意停工，但只要继续加工，每天就会有地膜飘过来。走投无路的老李只能继续向政府投诉。

●涉事企业目前的加工现场。

2 农业、环境两部门隔空“斗法”

接到投诉后，深州市农业农村局和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先后派人到现场调查情况，但给出的回复却令老李啼笑皆非：两部门援引同样的法律法规，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反。

两者在回复中都指出，地膜造成的污染问题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范围，因此无法对涉事企业进行执法，应交由对方部门解决。

●滦州市农业农村局和唐山市生态环境局滦州市分局给老李的回复。

首先，双方都引用了《农用薄膜管理办法》第五条。生态环境局引用了第一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农用薄膜使用、回收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农用薄膜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而农业农村局只引用了第四句：“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农用薄膜回收、再利用过程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也就是说，在地膜回收不力、造成污染的链条中，他们只看到了对方失责，对于自己的职责视而不见。

其次，双方隔空激辩的一个论点在于：污染老李耕地的地膜，还是不是“地膜”？

生态环境局建议依据《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八条来处理：“农业投入品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回收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废弃物或者农用薄膜……由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但农业农村局对此回应，饲料加工企业不属于地膜的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所以“我单位没有处置的法律依据”。并且援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认为这是“固废污染”，应由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处罚。

也就是说：这个案例里，飞到老李家地里的，法律意义上不再是地膜，是固废。

“固废”即固体废弃物，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已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放弃的物品。

但生态环境局“棋高一着”，用《固废法》打败《固废法》，援引该法六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农业固体废物回收利用体系建设，鼓励和引导有关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依法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农业固体废弃物，加强监督管理，防止污染环境。”

翻译一下：虽然固废归我管，但农业固废还是农业农村局的事。

老李拿到这样两份回复，欲哭无泪。于是继续通过政府网站留言、电话热线等渠道反映问题。目前仍毫无进展。

3 农业固废到底归谁管？

回到本事件的关键问题：农业固废到底该谁管？环境律师吴安心认为，主管部门应是生态环境部门，因为缠绕地膜的花生秧是原材料，饲料加工属于工业生产范畴，加工过程中的污染生态环境部门监管。

但废弃地膜之所以出现在加工场景中，必然又是田间地膜回收不力的结果。2023年河北承德检察院就因某村大面积使用地膜、造成耕地污染，而责令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履行其监管地膜使用和回收职责。

回收和污染的道理如此简单：回收了，就没有污染；不回收，就会造成污染。但到了政府层面，回收属于农业农村部门的责任，而污染涉及环境部门，两部门的权责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污染事件发生时，两部门负责的环节必然都出现了问题，都负有一定责任，都有理由出手监管。

而现状是“都该管”变成了“两不管”。尽管国家出台了《固废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农用薄膜管理办法》等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似乎条文越多，有关部门们越能找到理由推脱责任。

一位研究固废的专家认为，《固废法》对农业固体废物的管理表述较为模糊，导致实际上农业固体废物管理制度依然是空白。

包括地膜在内的农用薄膜，是继种子、农药、化肥之后的第四大农业生产资料。由于长期重使用、轻回收，我国地膜污染问题严重——每年有近3亿亩土地覆盖地膜，用量直逼145万吨，约占全球地膜用量75%。

由于回收技术和设备等种种限制，长期以来我国农膜回收利用率不足2/3。2017年原农业部印发《农膜回收行动方案》，在西北地区启动建设100个地膜治理示范县，提出通过2至3年的时间，示范县当季地膜回收率达到80%以上。

尽管治理地膜终于有了具体行动，但这只是“当季”回收。我国多年累积地膜残留量已超百万吨。

据2016年农业部监测数据，中国所有覆膜的农田土壤均有不同程度的地膜残留，局部地区亩均残留量达4-20公斤，个别地块甚至高达30公斤以上，相当于6层地膜。残留地膜会破坏土壤结构，影响作物出苗，阻碍根系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全国范围内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地膜直接造成农业生产经济损失尚未有权威数据统计。

另据2019年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张斌等人撰文，国家项目区外地区的地膜残留问题非常突出，市场上超薄地膜依然大量存在，农民回收残膜积极性不高。

●2023年央视记者赴辽西地区调查，发现用过的地膜或被遗弃在田边，或被焚烧，产生大量烟雾。不仅农民因为人工成本而不愿回收，回收企业也入不敷出，虽然获得了政府补贴，也难以实现盈利。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严昌荣曾在一篇文章中估计，为了利用花生秧作为牲畜饲料，进行去膜处理，每亩处理成本约为30-50元。而往往没有人支付这笔成本，也就意味着地膜散逸到环境中，成为塑料污染的重要来源。
而当饲料中混入了地膜，对动物的健康也有诸多影响，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也损害养殖户的经济利益。

塑料地膜不仅危害土壤和农业本身，随风飘散的地膜也危及公共基础设施。2021年五一期间，京广线高铁行至河北定州段时，就因地膜挂上了接触网而停运，另有几十余辆高铁因此停运、晚点。

像“地膜导致高铁停运”这种新闻，仅是公众能够了解到的冰山一角。街道办事处和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都曾经告诉老李，附近类似地膜污染的事件太多，根本管不过来。

目前，老李的主要诉求是对他和周边农户耕地的污染状况进行评估，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对土壤进行修复，除了肉眼可见的地膜碎片，还包括不可见的塑料微粒。

他说：“我一直锲而不舍地反映这事情，既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周边的村民，更是后世后代福祉。我们这代人，不应给后代留下的只是满目疮痍。

对老李来说，上网求助是无法解决问题之后的无奈之举，但同时也因为这几天的新情况让他愈发着急：在他求助于政府部门之后，涉事加工企业加快了加工的节奏，飘出的地膜也越來越多。他猜测，对方想着赶紧加工完这一批原料就跑路。因为加工厂是在农田上临时搭建的，他们完全可以拍拍屁股走人。

●1月12日与3月7日，涉事企业一处花生秧堆放场地的前后对比图。照片显示，目前加工已近尾声。原料堆中可见混杂的白色地膜。

如果在地膜回收不力，企业造成污染的时候，政府部门之间还在争论谁应该负责，那么如何能够切实保护环境与农民的切身利益？在事实确凿清楚的时候放任涉事企业持续污染，难道要等到他们溜之大吉后，再以“污染主体不清晰”为借口继续不作为吗？

地膜污染治理问题不仅需要政府部门明确的权责区分，也需要合理的解决方案和详细的管理办法。

谁来管？怎么办？老李需要一个回答，受到污染的土地也需要一个回答。

坟头草盛：读个小说也是不容易 被限流了，说暴露敏感部位。#孩子们这并不好笑 #尖叫扭曲阴暗地爬行 #无奖竞猜 #好怪再看一眼 #忍不住想笑 #有点离谱但 #搞笑 #我这狗屎版的笑点

以下评论由CDT搜集自小红书：

长矛老师：人挡口人，佛挡口佛

摘一朵茉莉种满全身：我服了想到陈粒音乐节

hw：我也想到了这个 还有口死那个石家庄人

摆烂主食罐：我们拉拉怎么你了

苹果BLOOM：我们C语言网课上有个问题回答是Java，结果他直接把中间的AV给打星号了

小红薯67DA6D19：

CDT编辑注：2024年清明节，一些网友发现前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的故居周边有警察和便衣人员，防止民众悼念；一些网购平台不提供向李克强故居送花服务。李克强于2013年就任总理，2023年3月卸任，同年10月逝世，随后中国各地出现悼念风潮，并受到官方打压。新华社退休记者顾万明因要求当局调查李克强死因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

4月4日（中国2024年清明节假期的第一天），据推特用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转发的网友爆料，合肥红星路的李克强故居周边出现了大量警察、便衣等，严防可能出现的献花悼念活动。而河南郑州的千玺广场也存在类似情况。

合肥红星路80号：

郑州千玺广场：

相关视频

此外，有网友测试发现，在美团平台已无法线上下单向李克强故居（图中的“文史研究馆宿舍”即合肥市徽州大道红星路80号住宅楼，是李克强童年故居）送花，系统显示“当前区域无法提供配送服务”。

相关背景：

2023年10月，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突发心脏病”在上海去世后，民间出现了自发性的悼念活动，大批民众来到聚集点献花以示悼念，其中以合肥（李克强故居所在）、郑州（李克强曾在河南任职6年）两地的规模较大，祭奠的鲜花连成了一片花海。在李克强的“头七”过后，这些现场花海很快遭到清理。不少前往现场悼念的网民都指出，整个祭奠活动受到了当局严密监控，大批警力被严密部署以防止“悼李反习”情况的出现。而在2024年4月4日清明节，合肥、郑州则出现了上述的“预防性维稳”情况。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推特网友的评论：

EricaNunez63791：越多人怀念李中堂某人就越心虚。

songcui6：一個死人把習近平害怕成這個樣子。

lovecrypto666：再送，一起送去游泳。

bettacallo：又是桥上十米一晶哥，又是查无此地，平子你还说强子的事不是你干的？

Ching_chunChang：我朋友社区的、他直接跟我说上面明确发通知了。不让清明节纪念李克强。为此他们清明节还要去花店值班。

IngWeilai：因为习近平深深知道8964就是因为悼念胡耀邦开始闹起来的。

CasilloRin9680：把火堵住最后会把整栋楼给烧咯。

BelloKevinBob：皇帝内心充满了恐惧哦。

wangdu··9：红星路也是布满这些人，随手发了条定位微博，就被派出所打了十几个电话要求删除。

BlackPigsss：一个死人还能牵制住大量的维稳力量…

woyongdehuawei：不让悼念李克强，就悼念习近平。

katherine_Lwen：敏感的日子又多了一個：清明節。

热烈祝贺艾芬医生一审胜诉！

2020年5月眼科手术前的艾芬

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是武汉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同事，2020年初和李文亮等七医生被央视新闻批判为“造谣者”，后又拨乱反正授予国家级名誉“抗疫英雄”；武汉疫情央媒杂志采访后，其报道标题“老子到处说”成为她武汉铁娘子的知名标签，专访文章被智慧的全国网民狂欢式翻译了几十个国家的语言版本以抵制、躲避当时排山倒海的网络压制；同年5月，右眼被爱尔眼科庸医的手术导致近乎失明，维权不成反遭该集团长期推卸责任、倾尽全力的网暴攻击；前几天，2025年3月底，艾芬的微博、抖音等全部互联网账号被无预警销号，禁止她继续在互联网维权发声……

判决书

五年来，在全国性、集团性、系统性的黑恶势力持续攻击面前，无数人都倍感绝望、疲惫，这位武汉铁娘子却始终昂扬着头，孤军奋战在暗夜里，坚持着、煎熬着、等待着、站立着……如同百年前的某些时刻。

无法忘记三年前，2021年5月6日深夜，有位上海作家曾受北京某出版社邀约、讨论，计划写本书深入记录她的离奇遭遇，还没开始构思、采访，却遭某强力部门五六人埋伏楼下突袭“约喝茶”，明确要求与艾医生和武汉另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著名女作家“划清界限”、签份什么保密协议（如同山林里路遇草丛中潜伏的土匪，打你一巴掌，然后要求你不许告诉别人，多么可笑、阴暗、龌龊、幼稚、胆怯的行为），强制删除公众号上所有支持两位武汉铁娘子的文字，拿拘押案例暗示威胁人身自由……唉，懒得再遮掩了，就坦率承认吧，这位“上海作家”就是本人。

本文作者朋友圈记录截图

艾医生经过五年与爱尔眼科医院的不屈抗争和诉讼长征，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远不只是普通意义上一次诉讼的胜利！在这两天全国媒体铺天盖地的关注报道之外，自有非凡意蕴。

2023年夏，本文作者与艾芬（左）初见

今天，她一个人的胜利，也是许多人的胜利！正义的人，勇敢的人，熟悉的人，陌生的人，此刻都在致敬艾医生，为她喝彩庆贺，友人们皆与有荣焉！

著名法学学者劳东燕教授朋友圈声援

上图为广州《羊城晚报》客户端报道截图

上图为甘肃省《奔流新闻》报道截图

上图为《深圳商报》报道

CDT编者按：2025年4月1日—5日，距离李文亮医生去世已1835—1839天。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与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的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写下日记”，“诸多双耳朵仍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响”，网民们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正如一位网名为“一朵默默绽放的花儿”的新浪网友所说：“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因为李文亮的微博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每日片段精选备份，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留言区：

2025年4月1日—5日：

四灵妖王：李医生，大家没忘了你。

溜溜溜只洋芋：樱花开啦 李医生

不想熬夜的夜猫子666：又是一年清明 怀念你啊🕯️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好好的🕯️

H十三阳：又过一年清明

momomokoo：李医生 我好怕相亲 更怕被拒绝

快乐星球的胆小鬼：今天和爸爸吵了很大的一架。我一直在埋冤我的原生家庭，可又回头一想，我的父亲，他真有这么差吗。他待人热枕，是个耿直的人。也教我做了一个正义的人。

GEVEYteam：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今天下雨了。

想翻身的孩子：李医生，这里一切都没变，而且好像更不好了，希望你一切安好，更好[心]

寂静岭的月光：文亮医生请保佑小楠大学生活：顺利平安、成长进步，独立自主，积极向上，强健体魄，三年后就业如愿遂愿🙏🙏🙏

Asingler-：希望你和我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在那边都可以好好的哦

不被团结的nevermore：李医生，晚上好，今天你也辛苦了，早点休息。

回望那个瞬间：李医生，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能够是没有太多遗憾的。五年了，太快了。

积极创想曲：迷茫的时候就来看看这条微博的评论区，看看大家千姿百态的生活

妍嬷嬷7：清明值班。没有回老家去看望故去多年的爷爷婆婆和祖祖。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老家了。久到睡觉时闭着眼睛想象老家的小路的时候，记忆都会断片。所以，我把对老家的记忆都一篇一篇的写到了qq空间里。我怕有一天，老家的一切会变的跟记忆里的不一样，也怕有一天，我会忘了那里的一切。问候李老师！[心]

不会留下软肋：亮哥，我想认识一下我爷爷，可是我一出生连爷爷一面也没见到，帮我看看我爷爷[悲伤][泪][悲伤]

别到我碗里来：李医生，来看你啦。 庆余年2你肯定也看过了吧，让我们一起期待庆余年3吧[打call] [绿丝带][蜡烛]又是一年清明，又想起了您[微风][微风]

robben韋：李医生，我奶奶昨晚过世了，她等到了我回到老家才走的，我握着她的手，却什么都做不了。李医生，如果你在天堂遇到她，请帮忙把她的青光眼治一治，让她能在天上看着第四代们的健康成长[悲伤][悲伤]

我想我喜欢你1997：李医生，我对未来感到迷茫，我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晓阳205011：李医生我又来了，难熬的三月总算过了，希望你能保佑我四月能够幸运一点，生活真的太难太难了

潮汐夕阳杨桃-：在做一些白日梦，可也正是这些白日梦在支撑着我呀

CDS档案 | 李文亮

CDS档案｜新冠病毒事件总汇 

清明节是祭祀、祭祖和扫墓的节日。今年清明节是4月4日，碰巧404了。这也让我们想到被404 not found的文章。

去年，食通社有好几篇文章在微信公众号上“被消失”，数量为历年之最高。文章阴魂不散，散落在互联网各个角落。有时读者来问，在哪还能看到？受此启发，食通社想趁着清明节这天，为“被消失”的文章建一块墓地，留一处地方让它们魂归于此。

文章的消失并不都是悲壮地牺牲。每篇文章被消失的原因都不太相同，有的是发布之前就知道它有自己的寿命，每活多一分钟，多一个人阅读，它的使命得以延伸。而有一些，从没想过会被消失，直到被处理了才知道，就这······也触及到了一些企业、团体、甚至更大机构的利益——因此也消失得更加彻底。

文章消失之后，几乎没有救助的办法。这也是目前微信公众号的一个特点，申诉沟通的可能微乎其微，也不知道谁在放冷箭。

虽然文章的躯壳不在了，但魂魄犹存。每篇文章下都有获得“魂魄”的方式。

谨以此文纪念食通社“被消失”的文章。

文章以先后消失时间排序

404 not found NO.1

本文采访了一位已经离职的便利蜂店长，她讲述在便利蜂工作时，如何与“笨得要死”却被视作便利蜂优势的算法“博弈”。这也反映出便利蜂背后的价值观——将人视为低效，以服从算法为主，忽略一线劳动者的洞察和经验，比如：用算法系统替代店长；店员和顾客沟通是浪费时间；服从系统指令，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服务体验。

文章发布后，不少读者表示文章所描述的整个氛围非常“赛博朋克”，也有便利蜂的消费者反映，店内的机器人确实很碍事。当算法越来越侵入商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让技术更好地参与创造，而不是成为压迫和异化劳动者的工具，这是食通社一直以来想探讨的问题。

便利蜂某门店内的摄像头巡逻机器人，负责检查货架陈列。店内的员工基本不能按照门店消费者的特点摆放货品，如果被机器人拍照判定货品没有按照规定位置摆放，必须整改。

文章于2024年7月发布，9月被投诉因涉及诉讼或仲裁暂无法查看。经查证，采访对象没有涉及任何诉讼或仲裁纠纷，唯一的可能性是，文章中引用的一篇非核心信源的媒体报道中采访的加盟商与便利蜂之间涉及法律纠纷，但食通社引用的内容似乎也并无法律风险。且不论那篇媒体报道是否真正违法，但当企业凭借强大的法务团队和经费，以诉讼为武器让媒体禁声，甚至让非涉事机构“连坐”，损害的不仅是媒体和公众的利益，也是法律的威信。

消失原因：此内容因存在诉讼或仲裁纠纷，暂无法查看。
后台回复【小蜜蜂】获取它的魂魄 🙏

404 not found NO.2

本文于2024年10月发布，发布后两天被删除。文章介绍了新加坡的《平台工人法案》。从2025年1月1日开始，新加坡为从事外卖、快递、网约车等行业的平台工人完善工伤、退休、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并通过组建“平台工作协会”来提升集体议价能力。文章发布时，食通社认为新加坡的《平台工人法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能够为中国及其它国家解决平台经济的劳动保障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而在今年2月份，美团和京东宣布，计划在今年给旗下部分骑手缴纳社保。随后引发了国内各界讨论。

我们不知道在这篇文章被删时，美团内部是否已经开始讨论为骑手缴纳社保。如果已经有讨论，那么文章为什么会被删？如果没有讨论，那么美团又是从什么时候决定为骑手缴纳社保？——恐怕是从京东宣布为骑手缴纳社保的时候。

美团宣布预计从2025年二季度开始实施，逐步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

消失原因：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接相关投诉，此内容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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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 found NO.3

2024年6月，食通社采访了国际反转运动先驱Benedikt Haerlin。他曾在多家机构领导针对转*因作物立法的运动，一直活跃在推动可持续农业的最前线。2024年，中国各地开始推广种植转*因作物。通过食品工业的加工，转*因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正在面对的日常现实。然而关于转*因的争议从未消失。食通社认为，探讨转*因的问题不应该浮于表面，而是既需要深入技术细节与监管过程，又要引起公众广泛参与讨论。Benedikt Haerlin见证了转*因的兴起和对这一技术迷思的破灭。透过这次的采访，我们希望他的观察能够给中国转*因问题的讨论打开新的空间。

“拯救我们的种子”倡导对种子转*因污染零容忍，支持有机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粮食主权。图为2022年SOS倡议欧盟推动基因编辑国际立法规管，右一为Benedikt Haerlin。图源：Save Our Seeds

文章于2024年12月23日发布，发布后受到微信公众号平台的限制，许多读者没有看到推送。文章随后在朋友圈和群聊内传播，31日，文章被删除。1月2日，文章重新发布，当天很快又再次被删除。

消失原因：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接相关投诉，此内容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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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 found NO.4

文章梳理了2024年让人印象深刻的关于外卖员的事件和媒体作品，包括杭州一骑手被逼下跪和猝死在电动车上的“单王”；两部关于外卖骑手但是立意完全不同的电影——《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和《逆行人生》，以及两本研究外卖员的书籍《数字疾驰：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和《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食通社一直持续关注食物生产和消费背后的数字技术和资本，以及它们对食物系统中的自然和人的影响。文章于1月6日发布，10天之后，此内容因“违规”无法在微信公众号上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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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 found NO.5

文章于2025年3月发布，记录了一位农民遇到的困境：农田被邻近企业加工玉米秆过程中飘散的零碎地膜污染，但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却相互推诿，均不做处置。文章在发布一天后多次遭到涉事政府部门举报，但通过我们向微信的申诉，文章得以保留。但是，两天后，此文仍然被微信以“接到投诉，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为由删除，食通社在其他平台发布的文章也被陆续下架。

截止目前，当地生态环境和农业农村部门仍然以权限不明为由，未对涉事企业做出处置。也许是因为捡地膜耗时耗人，土壤修复更是漫长的过程，但动动键盘打打电话，就能删稿，简直多快好省。所以，在某些人眼里，与其解决实际问题，不如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消失原因：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接相关投诉，此内容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某机关单位以“涉嫌侵犯企业的权益”为由向知乎投诉，该文章随后被删除。

后台回复【地膜】获取它的魂魄 🙏

愿文章越来越少被消失，愿所有被消失的声音不安息，仍被听到，仍有回响。

May you all be found. May none of you rest in peace. May all voices be heard.

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豆瓣、小红书和腾讯新闻各媒体平台关注食通社。总有一条路，能通向我们。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以上哪篇文章你印象最深？猜猜这篇悼文会变成魂魄吗？

*本文封面使用AI工具制作

天气渐暖，又到了春季马拉松赛事的爆发期。据不完全统计，在刚刚过去的两个周末里，全国各个地方至少有20场马拉松比赛在同时进行，吸引了超过30万人参加。

跑步没有门槛，但跑马拉松有。想要跑一场马拉松，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也变得越来越贵。难在超低的中签率——同时报名八九个马拉松比赛，可能一场都抽不中。所以一旦抽中，立刻全副武装，秉持着“来都来了”的心情，把跑马当成一次短途旅游，吃喝玩乐都不耽误，“钱包比身材瘦得快”。

昂贵的门槛，让马拉松赛事快速聚集起了一大批中产，赛事的商业价值也水涨船高。品牌、赛方、乃至背靠的城市都盯上了这块蛋糕，但他们投注的每一笔钱，最后买单的依然是普通的跑马者。

本期数据栏目，我们一起来翻翻马拉松背后的账单。

跑一场马拉松，到底要花多少钱？

今年1月份，刚在厦门跑完马拉松的郑雨涵一点点计算着这一趟的费用，报名费200元，来回机票2000多，住宿费1000多，姜母鸭100多，海鲜大排档几百块，土笋冻、沙茶面、沙茶肉串——越往后算，支出名目越跑偏，仿佛变成了厦门美食盘点，零零碎碎算下来，一共花了五六千元，“这跑个步也不便宜啊”。

很多人理想中的跑马是出个报名费，顶多再加上来回路费，跑完走人——既锻炼身体，还支出可控。但现实情况是，人一到目的地，单纯的跑步就变成“来都来了，旅个游吧”。很少有人能真正实现跑个“穷马”，钱包就在游山玩水中一点点被掏空。

翻看社交平台，顺利完赛的跑马者们，一边分享自己的成就感，一边感叹，“比起身材，瘦身更快的是钱包”。有人到香港跑马，假都请了，干脆把澳门也去了，“港澳一趟下来，一周花了一万多元”；有人粗略估算了一年跑马的开销，居然花了五万多元，“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有人晒出一整墙的马拉松奖牌，懂点门道的人立刻评论，“指定烧了不少钱”。

比赛前，人人都想把每一笔钱花在刀刃上，回过头来发现，“跑马到处都是刀刃”。

报名费是第一笔，装备也省不下，“好不容易跑一回，手表、球鞋，运动服都得备齐全”，即便是入门阶段，也得花个几千块；对于经常跑马的人来说，每次比赛都像是跑友的线下聚会，“朋友久别重逢总要聚一聚，喝点小酒吧”；几十公里跑下来，总归要犒劳一下自己，足疗、按摩当天就得安排；一瘸一拐回到家，医疗康复肯定要做一下，“双腿得保养保养”。

交通和食宿也是重要开支。但通常，赛事周边酒店的价格会趁着比赛期间直线上涨。3月下旬，无锡马拉松开赛，平日价格在100多元的酒店，直接变成千元，“上涨了快十倍”；有人为了省钱，沿着地铁线挨个站点查询酒店价格，终于如愿定到了100多元的酒店，一看路线，“离比赛场地隔着11站地铁”。

这是参加比赛的花销。普通人想跑完全程，日常的锻炼也少不了。户外跑步受天气影响大，室内健身房、教练都是钱。跑得多了，想要有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有的人还会加入跑团，会员费每年就要花几百元，高端跑团甚至达到上千元。

这几年，经常跑马的人发现，连最基础的报名费好像都开始涨价了。每日人物统计了去年和今年国内多场马拉松赛事，报名费的涨幅不等。长沙湘江半程马拉松欢乐跑2024年的报名费是35元，今年直接涨到60元，涨幅高达71%。顺德半程马拉松也从130元的报名费涨到了198元，上涨了52%。

还有人要为马拉松再搭上一笔“妆造费”，致力于成为赛场上的“显眼包”。有人扮演成哪吒，头戴冲天假发，手拿火尖枪，颈绕乾坤圈，“凌晨五点就要起床画烟熏妆”——主打“稳定发癫”；还有人扮成财神，戴着帽子和假胡子跑完全程，就算浑身是汗，装束也得齐全。一套“显眼包”的服装下来，少说又是几百元的支出。

95年的山东女孩赵晴已经跑了七年马拉松，当过5次官方配速员。每场比赛，都会有赛场摄影师抓拍，这是她最期待的环节。每次比赛前，赵晴都会买好几套好看的运动套裙，精心搭配，还会提前两个小时起床化妆、做造型，“一切为了出片”。看到好看的照片，肯定要买下，有时候遇到出片多的时候，十几张照片打包买走，“也得几百块”。

马拉松中签，比中彩票还难

在很多人的感知里，马拉松似乎是这两年才火热起来的项目。家门口的路，突然被封了，一打听是要马拉松；社交媒体和新闻里，马拉松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事实上，马拉松的赛事数量的确在回升。疫情停摆两年后，2023年全国各类路跑赛事一下从几十场井喷式恢复到了600多场。2024年，这个数字再次刷新，突破700场。

如果把视野放宽，会发现在更早以前，国内马拉松的赛事数量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增长了。2011年时，国内马拉松赛事还只有22场，这还是包含了越野及山地等非路跑赛事的数量。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跃升到600多场。2019年是马拉松赛事数量的巅峰，刨除越野及山地等非路跑赛事，全国进行的各类路跑赛事已多达1164场，几乎每天都有马拉松在进行。

但直到近两年，人们似乎才产生“到处都是马拉松”的认知。北京人郑建业跑了四年马拉松，在他的印象里，之前关于马拉松的信息都是在小圈内传播，身边不跑马的人很少关注。2024年4月，运动员何杰在黑人配速员的“簇拥”下，获得北京半程马拉松比赛冠军，一时间，“保送冠军”、“比赛不公平”等讨论铺天盖地，充斥着各种社交媒体。即便是平时不跑马的人，也纷纷向郑建业打听，他感觉“马拉松好像出圈了”。

马拉松的出圈也是户外热的一种延续。2019年开始，露营风潮兴起，紧接着衍生出了近郊徒步，citywalk等。如今，户外热似乎已经变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日常在格子间里穿梭的打工人们，急需寻找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缓口气，充下电。户外潮流生活媒体《GO OUT》中文版主编 Kenneth Chan 曾表示，“即使不去观看数据，只看社交平台上的帖子，已经能够了解到户外活动已成为大众寻求健康、减缓压力或生活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在跑步中，人们能感受到的情绪价值，也相对更直接和可量化。对于跑马者来说，相比于和他人比赛，更重要的是超越自我。秒表上的每一秒缩短的时间，都是确定的进步。有人直接在社交平台中表示，“工作上给不了的成就感从马拉松里找”。

跑马群体的不断扩大，也让马拉松不断从小众走向大众。郑建业曾一度觉得，跑马很孤独，他参加的跑团规模也不大。可这两年，身边开始跑马的人越来越多，光是在他的公司里，如今已经有五六个了，很多人都来找他询问跑马装备，“而且很多都是年轻人”。他所在的跑团人数也在增加，“跑马好像已经变成了稀松平常的事”。

从数据来看，跑马的人数在迅速增长。中国田径协会发布的《2023中国路跑赛事蓝皮书》显示，2019年的参赛人次规模达到了700多万，2023年迅速恢复到600多万人次，到了2024年，几乎恢复到2019年水平。

虽然赛事数量和跑马人数都在增长，但二者的增长速度是不匹配的。把2024年的数据和2019年进行对比，在跑马人数几乎相当的情况下，2024年的赛事数量相比2019年少了将近40%。这种不匹配的增长速度带来的直接影响是，跑马名额供不应求，跑马者一签难中。

一旦超过报名人数，马拉松赛事会采取抽签的形式确定参赛人员。这几年，中签越来越难了。27岁的张振平接触马拉松一年多，平时抢的都是演唱会的票，“没想到花钱跑步还排不上号”。为了提升中签率，他借鉴高考时的题海战术，今年刚开年，张振平就一口气报名了7场马拉松比赛，“排了这么多，总该中一个”。终于，中了一个半程马拉松，张振平在心里安慰自己，“半马也是马”。

张振平还算幸运，对于马拉松新手来说，中签似乎是一件更难的事情。通常，马拉松比赛报名，都需要上传自己过往的完赛成绩。虽然赛事官方没有明文说明，但跑友们一般默认，成绩越好，中签的几率会越高，所以“新手就算报十个，能有一个中都算幸运”。

每日人物根据公开报道统计了这两年30场各类路跑赛事的中签率，在所有的马拉松大赛中，无锡马拉松中签率最低，今年无锡半程马拉松的中签率只有3.26%。在所统计赛事中，一半赛事的中签率低于10%。

中签率越来越低，也直接催生了赛事黄牛，有人在二手交易平台中公开放出各类马拉松赛事的名额，最高甚至炒到了2500元以上，相当于报名费的10倍。

马拉松比赛，营销蓝海

中签难，花费高，跑步没有门槛，但跑马拉松是有门槛的。在社交平台上，总有人发出类似“月薪两万，跑不起马拉松”的哀嚎。昂贵的门槛，让马拉松赛事快速聚集起了一大批中产和新中产，赛事的商业价值也跟着水涨船高。品牌、赛方、乃至背靠的城市都盯上了这块蛋糕，但他们投注的每一笔钱，最后买单的依然是跑马者。

显而易见，最先看中马拉松这片蓝海的是运动品牌，尤其是像特步等鞋类品牌，和马拉松赛事几乎牢牢绑定。特步与马拉松赛事的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2007年左右。当时，特步的赞助有几分“小步慢跑”的谨慎——仅赞助了两场赛事，其中一场还是服装赞助。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扩大赞助范围，从物资赞助直到押宝运动员。

到2023年，特步开始“狂奔”。在大众跑者和破3选手（预计3小时内完赛）中的穿着率，特步已超越国内外各大品牌，稳居第一。百强男运动员中，特步跑鞋穿着率甚至高达41%。也就是说，放眼国内100强的男运动员，10个里面，有4个都在穿特步跑鞋。赞助场次数量也在迅速扩大，根据《2024中国路跑赛事蓝皮书》，特步2024年共赞助了44场马拉松比赛，比前一年赞助的场次翻了将近一倍。

对于品牌来说，这种“烧钱”的赞助方式或许是性价比最高的。现DB-鞋履创新实验室的主理人Blake，曾经服务于某头部国际运动品牌。他表示，“在竞速跑鞋领域，特步的产品已经在第一梯队了，产品的突破很难让品牌实现大幅提升，要想在专业领域保持领先，还是得（把钱）砸在营销上”。

赞助马拉松似乎的确有效。特步会配合比赛进行相应的营销活动。郑建业发现，在特步赞助的马拉松比赛前后买特步的鞋，经常会碰见打折，“能便宜个两三百”。从产品盈利的角度来说，生产跑鞋也有利于特步提升品牌调性。

Blake曾研究多家鞋类品牌的运营策略，发现专业跑鞋能够带动整体商品组合的价格和品质升级，进而提升产品毛利额。也就是说，通过不断推出专业跑鞋，增加相对高客单的产品销售，同时剔除过去的特价产品，“特步能够提升产品的平均客单，获得更好的毛利表现。”

除了运动品牌，那些将中产视为消费群体的品牌，也都纷纷押宝马拉松。

翻开马拉松的赞助名单，中产的吃、穿、住、行，都能找到对应的品牌。银行、保险和车企，可以说马拉松比赛赞助的常客。房产中介平台贝壳、服装品牌海澜之家，都愿意在马拉松赞助上，比运动品牌花更多的钱。就连易方达基金，都曾成为广州马拉松的赛事支持方。

不止产品单价高的品牌，一杯只要9.9的瑞幸，也曾是厦门马拉松的赞助商。换句话说，中产们任何一种潜在的消费需求，从刚需到投资，从几百万的房产到个位数的咖啡，都有对应的品牌挤进马拉松赞助商的名单，想要极力被看到。

品牌赞助之外，马拉松赛事所在的城市也会迎来“泼天的富贵”。比如，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无锡马拉松撬动了2.8亿元经济效益，数以万计的参赛者和观众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展厅销售等产业上带动了当地的消费——相当于一个大型的“城市广告”。

于是，为了推广马拉松比赛，很多地区都拿出了“绝活”，其中最吸引人的还是美食。今年的柳州马拉松，直接把螺蛳粉当作赛时补给，主打“最臭马拉松”。武汉马拉松，除了提供面包和水，还推出了小龙虾、热干面，“爆改自助餐”。顺德马拉松摆出一排烤鸡当作补给，有的选手从32公里拿鸡腿，一直吃到终点，马拉松变成“42公里流水席”。

无锡马拉松还推出了“购房大礼包”，凭借马拉松的参赛证明，在无锡买房能获得3万到8万元不等的补贴。

当赛事运营和营销的成本不断上涨时，举办一场马拉松也变得越来越贵。从历年的马拉松冠军奖金数额中可见一斑。以无锡马拉松为例，去年破赛会纪录的冠军能拿到5万美元奖金，今年涨到了11万美元，翻了一倍多；武汉马拉松上涨得更多，冠军奖金从去年的3万美元涨到了今年的10万美元。

一场比赛的奖金更高，会吸引更多专业的运动员参赛，这样一来，比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会提升，同时还能保住世界田联金标赛事的地位。但这也意味着赛方需要更多的赞助和资金确保比赛的顺利进行。

对于一场知名度不断上升的马拉松赛事来说，赛方、品牌方、专业运动员似乎都是赢家，但比赛支出的每一分的钱，最终的买单者还是普通的跑马者们。

2025年3月20日，《202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正式上线发布。

这份分区表原本应是《2024年期刊分区表》。按照惯例，中科院期刊分区表通常在每年年底发布，但2024年的分区表发布时间却几经推迟，最终调整为2025年，以《2025年期刊分区表》的形式面世。

分区结果公布后，一些传统国际知名期刊（如《Nano Letters》）意外降至二区。与此同时，本土期刊升区势头迅猛。一些原本被科研人员视为名刊拒稿后备选的本土期刊，在本次调整中反超其“上位”期刊，进入高分区行列，导致投稿倒挂现象出现。

本土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待遇的此消彼长，加之此前延期发布，让这份新的分区表引发了一些讨论。

01 分区“黑箱”？

科睿唯安（Clarivate）的《期刊引证报告》（JCR）与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是中国科研圈最为熟悉的两种评价工具。JCR是全球常用的期刊评估体系，以影响因子为核心，通过统计期刊论文的被引情况反映其学术影响力。JCR报告中每个学科的期刊被分成4个等级，各占25%。

中科院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也就是“中科院分区”自2004年发布，主要指标是三年平均影响因子，同样划分4个等级但分布近似于金字塔型，只有少数期刊入选1区。2019年，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了期刊超越指数（Citation Success Index）作为分区指标的升级版分区表升级版，替代了三年平均影响因子作为核心指标，2022年后只发布分区表升级版。

2022文献情报中心计量与评价部副主任、副研究员沈哲思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曾介绍，期刊超越指数的计算机制是，从期刊选择一篇论文，其引用数大于从其它期刊选择一篇相同主题、相同文献类型论文的引用数的概率。换句话说，影响因子是对比两本期刊的平均引用次数，期刊超越指数则是期刊的每篇文章引用都要互相对比。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期刊靠少数高被引论文拉升影响因子的问题。然而，复杂的算法也增加了理解的难度。由于计算公式繁琐，且原始数据难以获取，普通科研人员无法验证分区结果，只能被动接受，这无疑加深了他们的疑虑。

超越指数的计算方法

2022年初，《知识分子》发布过一篇期刊编辑对于《2022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的评论。文章指出，中科院分区的评价体系的透明度有待提高。

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分区的划线标准不透明。JCR分区中的各档期刊严格按照“平均主义”的原则，各区均占25%。但就2022年最新公布的中科院分区来看，各学科1区期刊的比例都不太相同。另外，引用窗口如何确定也不够透明。在2025年的分区表中，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具有多年科技期刊编辑经验的汪磊（化名）指出，中科院期刊分区缺乏透明性问题由来已久。不像JCR分区依赖公开可查的两年影响因子，Scopus分区依赖Citescore，中科院分区似乎既考虑影响因子，又有所谓的超越指数，还有部分人为的拔高，每部分占多少权重也不公开，使其实际上成为一个“黑箱排名”。

汪磊希望评价标准更透明，即便不能做到像JCR分区那样“白箱”，也希望不要过于“黑箱”，把评审标准向公众解释得更清楚一些。

02 支持本土期刊，需要“特殊照顾”吗

《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的文章中曾经提到。中国科学界的共识是，我们需要本土期刊有更大的话语权，也需要列入国际第一梯队的本土期刊。

但支持本土期刊，是否需要通过给予期刊分区优惠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是科研人员对本次分区有所争议的关键所在。

中国科学院期刊分区始终明确表达了对国内期刊的扶持立场。从2019年起，期刊分区表推出“中国SCI期刊支持计划”，到今年已经开启了第二期（2025-2029），从计划目标“提升中国期刊入选高分区比例”中，不难看出这种支持的具体指向。

不过，自2019年“卓越行动计划”启动以来，中国期刊的SCI论文数量，尤其是Q1（前25%）区论文数量增长明显。根据JCR数据，2019年中国大陆共有241种期刊被收录，其中Q1区期刊79种，占比32.5%；到了2022年，收录期刊总数增至276种，Q1区期刊达到155种，占比攀升至56.2%。即便不刻意“照顾”，仅按影响因子排序，本土期刊在以影响因子为核心的JCR排名中进入Q1已不再是难事。

中科院期刊分区标准同样以引用和影响因子为主要依据，在这方面，本土期刊已展现出明显优势。以材料科学领域为例，本土期刊已占据1区近半数席位，反倒是科研人员印象中的一些老牌国际期刊落到了2区。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对国内期刊追加支持，只会让情况更不平衡。

此外，即便是在本土期刊之间，待遇和支持力度也并非完全一致。分区是否真正做到一视同仁，这一点也受到科研人员质疑。

按照汪磊的观察，总的来说，由知名国内出版社运作的期刊，得到的提升比较明显，例如清华出版社参与的Nano research，还有《中国科学》系列。例如，由中国科学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主办《中国科学：材料科学》（Science China Materials），去年影响因子只有6.8，今年却排在一区，而很多其他国内材料期刊就没有明显提升。

具体哪种期刊获得了分区上的支持，在本次公布的期刊分区表中是可以查到的。以《中国科学：材料科学》（Science China Materials）为例，在期刊分区表它的相关条目页面中，标注了“中国SCI期刊支持计划”。

“中国SCI 期刊支持计划”需要各期刊主动报名申请，由期刊分区表官方审核通过，过去这类支持信息并不公开，如今通过页面标注可以了解到。但是“提升中国期刊入选高分区比例”具体要增加多少比例的中国期刊，是否会压缩国际期刊的1区、2区占比，这些细节仍然没有公布。

影响因子1.1，今年从四区直升一区引起争议的《科学通报（中文版）》（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Chinese），则受益于另一种本次分区提出的新机制。在分区表系统中，其条目标注了“中英文科技期刊‘同质等效’评价”。官方对它的描述是，“探索中英文科技期刊‘同质等效’评价，被WoS平台收录的中文科技期刊，按照中文引用数据和专家意见划分分区”。

中文期刊和日文、俄文等非英文语种期刊类似，在获得国际引用方面天然不占优势，导致影响因子长期低迷。从规定的细节上来看，中文期刊和Review期刊、数据期刊类似，虽然被赋予了分区，但不会挤占其他常规期刊的位置。

即便如此，形式多样的本土期刊支持项目和评价机制，仍让科研人员在理解和接受上感到困惑。“如果中科院的分区希望更支持国内期刊，还不如国际、国内分开，国内期刊搞一套排名，国际期刊再有一套，两套分区可以按照不同标准。而不是让国际期刊去陪榜，进而引发争议。”汪磊说。

03 个人评价标准的缺位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出于招聘、晋升、考核的压力，得按照中科院分区的标准来调整自己的投稿方向。更合适的，可以用来评价个人科研水平的标准，实际上是缺位的。

中科院分区表一直以来都明确提出“直接将分区表数据用于个人评价需谨慎”，更直白的说法是“不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将分区表用于微观科技评价，由此引发的争议和纠纷，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不承担任何责任”。

按照官方的说法，期刊分区的功能本应该是，“评估国际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可为学术投稿提供参考、为科研管理部门的宏观判断提供支撑[7]。”分区表依据的是期刊整体的数据，反映的是期刊的平均影响力，而非单篇论文的具体质量或影响，天然不适合用来衡量研究者个体的学术成就。从这个角度看，用期刊分区来评价个人的学术成果显然是一种误用。

然而，在实际评价中，这种误用却成了主流。本不该用于个人考评的指标，却成了决定科研人员晋升和奖励的关键标准。中科院分区表的分区结果，特别是论文发表在一区或二区的期刊上，往往被认为是重要的学术成果，这样的评价标准应用非常广，基本成为了各大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招聘、晋升、奖励评价标准。

例如，某双一流建设高校人才引进要求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不少于3篇（中科院1区），或5篇（中科院2区及以上）。某医科大学建立分级激励制度，对中科院一区论文给予IF值×10,000元/篇的奖励，二区论文奖励标准降为IF值×5,000元/篇。中科院旗下的部分研究所，部分研究岗位招聘时也要求中科院SCI分区一区论文1篇及以上者优先。

有些机构可能并不是完全沿用中科院期刊分期标准，但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改动。汪磊解释，一般较高水平的研究院校不会照搬中科院分区，但或多或少都会参考这个分区结果。在这个分区基础上，略加增减，用于高校师生的学术评价。

JCR分区同样是部分高校参考的评价标准，但相比竞争对手JCR分区，中科院期刊分区是更“适合国情”的，更多国内机构参照了中科院期刊分区。

汪磊指出，现在国内论文科研水平和论文发表水涨船高，竞争激烈，往往只有发表在顶刊的工作才被认可。大家之所以愿意参考中科院期刊分区，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个分区是金字塔结构，各学科一区期刊占比远比JCR分区中的一区期刊数量少，因此可以被视作“顶刊”的标准。

实际上，无论是JCR分区还是中科院期刊分区，都是针对期刊整体状况而非具体一篇论文好坏的评估。以这类期刊分区标准评价个人的工作，是犯了以刊评人的错误。

一位科研评价领域的专家向《知识分子》表示。期刊分区结果应该是个人评价的参考，而不是全部。对高校来说，要给全校科研人员评绩效，从工作量的角度考虑肯定要依赖一些量化指标，但这只是一个基础的数据。如果要评价个人的成绩，下一步还需要各领域的专家对他的学术贡献作出具体评价，包括每篇发表文章的学术价值，由此来评定他的成绩。现在大部分机构只有第一步简单的量化评定，缺少了第二步。

这其实是中国科技评价体系的无奈，中科院期刊分区一直倡导期刊分区结果只能作为个人评价的参考。但现在没有人承担起对研究者个体学术水平的评估责任，想来想去，似乎也只能依这个标准。理想的状态是，学术共同体应该发挥作用，为科研人员提供个性化的学术评价。

我之所以能在这里发稿，你们之所以能阅读我的文字——我们享用着互联网以及现在的物质生活，而不用考虑饥饿的肚子晚上能否填饱，不用考虑全家人唯一一条打满补丁的裤子谁才能穿出去见人……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选择了市场化，逐步抛弃了计划经济。

虽然这是常识，但我感到越来越多人正在抛弃这个常识。尤其在某些大V们宣扬下（所谓“人民经济”），重新开始怀念计划经济的人越来越多。

这其中，尤其是以没吃过计划经济之苦的年轻人为众。

对经济史的解释，对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观念，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些最基本的常识。

这个常识就在于，中央全权指挥经济、按人为的计划而不是按市场需求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已经被证明会导致物资的匮乏和经济的僵化，从而带来贫困和饥饿。

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教训，而是许多曾走过这条路的国家的教训。

国企不是自己的，那么谁又会为国企操碎了心去好好经营呢？

八十年代之前中国是学习苏联模式，虽然中间也有过民间自由经济的极微小的尝试，但主体是完全确定的：政府对经济生产及流通进行直接计划和控制。

这个模式看似是有道理的：在我们的想象中，政府拥有着关于经济全局的信息，也拥有着最聪明的脑袋——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那么就应当由政府来指挥经济生产，哪儿更适合生产就直接在哪建厂，哪儿有需求就直接供应哪儿。

然而正是这个美好的想象，以及它带来的社会实验，让无数人付出了惨痛代价。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种惨痛，因为我的父母亲都曾经历过长期的饥饿。

市场经济为何有效？因为从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开始，西方经济学家们就发现了一点——市场自己具备调控的功能。

他们发现，如果不去管市场，市场会自己产生商品价格，而商品的供应量也会随之波动，那些参与生产和流通的人们也会自然流动，钱也会自然流动，经济自己就会变得繁荣。

亚当·斯密的创举在于，他第一次正式承认了人性的自私其实是一件好事。

他认为，正是自私的人性和自利的本能，让个人不断提升自己的利益——但这并不会毁坏社会，反而会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升。

所以他说，这是“看不见的手”，也即是市场的自我调控。

尽管这只是现代经济学的起点，也是非常简单朴素的想法，但其石破天惊的程度不亚于牛顿发现了地球引力。

跟万有引力一样，古典经济学也被后来的新理论不断修正和完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被证明并非一定是错，从而让经济学走向“政府干预究竟到什么程度”才适合的争议。

但有一个基本前提始终不变，那就是法治优先——政府即便要干预经济，也必须遵守法律程序。

市场经济和法治的结合，恰好限制了政府直接控制经济内核的“贪婪之手”。也就是说，经济内核是市场决定的，政府只能在法律赋予的权限之内，做一些修补的工作。

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底层逻辑”，再回看中国经济的历程和它带给我们的影响，就会理解很多事情了。

在政府全权控制经济的时代，虽然也有一些好处，比如强行调配了资源去那些资本不愿意自然流去的地方，也有利于在国家还是极度贫困的时候，建设一些基础工业、大工业，但它的缺点也是致命的。

这个缺点就是，真正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没办法发展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的中国能在饿肚子的情况下搞出核武器——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为什么都能搞出核武器了，我们还必须要饿肚子？

因为在很多经济领域，政府的调控都必然走向失败。

这是因为，市场的起点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人。比如说你现在想吃饺子，这个需求就产生了，而你的购买行为也就自动调控了市场，无数个像你一样买饺子吃的人，就决定了饺子的市场供应量。

但政府无法知道每一个人想吃什么，可能它认为你想吃盖浇饭，但你实际上想吃饺子。

正是这样无数细微个体的需求，以及时刻都在变化的需求，组合起来，让宏观市场产生了。

然而在相反的极端情况中，政府会预估农民能生产更多的粮食，于是收走了农民的全部粮食，农民就挨饿了。

这就是政府管控存在的重大缺陷。

所以，当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国走向市场化之后，仿佛一夜之间，我们就拥有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市场自己有力量。

我们的命运就这样被拯救了，直到现在。

那些没有挨过饿的人，请不要继续抱着那种“全知全能”的政府可以帮你搞定一切的想法，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存在，全知全能而且总想对你好。

市场经济，是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市场经济再加上被法律所约束的政府调控，就是我们目前所能达到的最美好状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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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宇琛

王成刚警官办了不少案子。2025年春天，他把自己办进去了。

3月25日下午，临沂市纪委监委发了条消息：

沂南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一级警长王成刚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消息很短，事儿不小。因为王成刚这个名字，连着一桩在临沂拖了八年的命案——二苏案。

2017年，王成刚还是沂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教导员，主持工作。那年冬天，沂河里捞上来一具男尸，手脚被绑，还系着砖头。死者叫苏庆春。

很快，同村的两个远房亲戚，苏纪峰和苏晓峰，两个快70岁的老头，被锁定为嫌疑人。王成刚正是这起案子的全程主办人。

据后来家属和律师的控诉，王警官和他的同事们，为了破案，手法相当利落：

隐匿了白天清晰的监控视频，只拿出晚上模糊的光点说事。

采用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硬是从俩老头嘴里“问”出了杀人、沉尸、沉船的全套供述。

案子迅速告破，王警官后来也高升了，当上了经侦大队长。

只是，被他办进去的两个老头，苏纪峰和苏晓峰，一个生于1949年，一个生于1950年，至今还在看守所里。他们被临沂中院两次判了故意杀人，现在一个死缓，一个无期。

1

王成刚进去了。但在他之前，当年指挥这起案子的顶头上司，早就进去了。

2017年案发时，沂南县公安局的局长叫刘星。苏晓峰在法庭上哭诉过刘局长亲自审讯他的情景：

踢我、扇我巴掌，我往外吐血，他说我吐的恶心。

这位刘局长，后来调任临沂市公安局河东分局当局长。2020年12月，官方通报：

刘星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罪名一长串，贪污、受贿、违反各种纪律。网上还能搜到他情人的判决书，一个比他小22岁的女辅警，帮他收了50万。

一个公安局长，把自己活成了段子。

有这样的局长，这样的队长，难怪家属说：

这样的公安，不办理冤错案才是意外。

只是刘星落马的原因里，没提他在“二苏案”里的刑讯逼供。王成刚现在进去了，通报里也没明说是不是因为“二苏案”。

但他们都进去了。

2

说回2017年11月。沂河里的那具尸体，苏庆春。

他被发现时：

身着黑色外套，颈部套着白色尼龙绳，双手被黑色布绳反绑在身后，双脚踝也被黑绳捆住并系着一块空心砖。

苏纪峰和苏晓峰被抓后，很快就认罪了。公安给出的故事版本是：俩老头晚上收网没啥收获，去偷苏庆春网箱的鱼，被发现后遭辱骂，遂起杀心。苏晓峰划船靠近，苏纪峰抡起木棍猛击苏庆春后脑，一击毙命。然后绑石头沉尸，再把苏庆春的船弄沉。

情节完整，逻辑闭环。

但疑点从一开始就像沂河里的水泡，咕嘟咕嘟往外冒。

两位老人见到律师就喊冤，说被打了，不让睡觉，被逼着认罪。可证明刑讯逼供的录音录像呢？警方说：

派出所当时停电，无法同步录音录像。

但是，纸质打印笔录却有。

律师问：

停电了，怎么打印出来的？

后来，警方补一个说明：

监控和打印机不是一个线路。

检察院说，虽然头两次没录像，但后来在看守所录了，口供稳定，能用。

一审开庭，俩老人想当庭翻供，被法官频频打断。最后，苏纪峰死缓，苏晓峰无期。判决书认定：

二被告人被刑讯逼供的辩解不成立。

3

案子判了，但家属和律师没放弃。前后七位律师接力辩护，都坚持无罪。他们发现，这案子几乎就是个口供案，物证链条千疮百孔，甚至互相打架。

警方只提供夜晚模糊的监控，一个移动的光点（据说是头灯），以此推断作案时间和路线。

辩方质疑为何不提供白天同一角度的清晰录像进行比对？

检方说，是“根据案件关联性调取”：

这种选择性取证，指向性明显。

监控显示，俩老头晚上收网比白天下网多用了约30分钟。

控方说，这30分钟就是作案时间。

辩方做了模拟实验，证明晚上收网因为光线、操作等原因，多花半小时是常态，根本没空杀人抛尸。

警方也做了实验，找了个年轻渔民在白天快速划船，证明时间够用。

律师说：

让年轻渔民在白天替代眼花手慢的老人在夜间操作，这样的实验毫无可信度！

一审判决依据法医鉴定，死者胃内“充满食物”，推断死亡时间是饭后1小时左右，正好落在控方认定的作案时间段。

但是，卷宗里配的照片却标注“胃内空虚”：

文字和图片南辕北辙。

几年后，警方又补充了一张“胃内容物”照片，说：

之前标错了。

这张迟来的、模糊的照片，来源成谜，内容不清，更添疑窦。

该案的凶器，按口供是根木棍，随船沉了。

但警方始终没找到。

杀人凶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一个叫巴成发的狱友作证，说苏纪峰在看守所向他承认了杀人。这是唯一的人证。

但律师发现，巴成发的笔录签名是警察代签，理由是：

他不会写字。

可后来视频提讯时，巴成发：

自己签了名。

以上这些打架的证据，在一审都被强行统一了。

4

二审在山东省高院开了五天半。

这次，法庭给了被告和律师更充分的时间。

家属做的模拟实验视频也当庭播放了。

狱侦耳目巴成发也通过视频出庭接受了质证。

庭审的细节，让一审判决的根基摇摇欲坠。

2022年10月，山东高院裁定：

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案子又回到了临沂中院。

为了寻找真相，苏家和苏晓峰家公开悬赏50万寻找真凶。

5

临沂这片土地，似乎特别盛产这种荒诞的司法故事。

任艳红案，农妇被指投毒灭门，两次判死缓。

起因是：

临沂警方找了个算命先生，算出她是凶手。

她被关押8年后，无罪释放。

张志超案，15岁中学生被指奸杀女同学，判无期。没有物证，时间对不上，全靠刑讯逼供诱供。关押近15年后，无罪释放。真凶至今未找到。

当年，临沂警方骗他说：

未成年人不用判死刑。

贺法田案，村霸1987年持枪杀人判十年，结果一天牢没坐，纸面服刑。37年后，再次杀人。

当年为何没服刑？

临沂公安机关说：

因当时办案人员亡故或年老记忆不清等原因，未能查清。

抓错的往死里关，该抓的查不清。这司法生态，有点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二苏案”的检察官朱学珍，也曾是张志超案的公诉人。

据说她在法庭上，不管是对当事人、对法律、对事实、对证据：

她经常会发出轻蔑地笑。

“二苏案”的一审法官陈刚，也曾审理过任艳红案。

套路相似，坚决维护侦查结论，盲信笔录，否定刑讯：

在临沂，办冤案的人，似乎总能在下一个冤案里找到熟悉的位置。

6

刑警队长王成刚进去了，公安局长刘星早就进去了。

当年参与“二苏案”刑讯逼供的副政委曹繁荣、警察李文杰、麻海亮等人，还在外面。

检察官朱学珍还在给其他检察官讲课。

法官陈刚还在继续审案。

炮制冤案的流水线，似乎从未停歇。

2025年3月21日，发回重审的一审判决，在临沂中院再次敲响。结果呢？

苏纪峰、苏晓峰，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

苏纪峰从死刑改判死缓，苏晓峰维持无期。

八年关押，两次庭审，无数疑点，等来的就是这个。从死刑到死缓，看似轻了一点，家属却看穿了门道：

这样它们两家就可以规避最高人民法院来死刑复核这个案件了。这种卑鄙的手段，它们在任艳红案中也使用了。

判死缓，只需山东高院核准，最高法的阳光，就照不进来了。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这操作，临沂司法界堪称专业。

两位老人当庭表示不服，坚决上诉。家属说，这结果，他们早就预测到了。在他们眼里，临沂市中级法院和检察院：

论制造冤案的能力，它们两家是最专业的，先后办错了全国著名的任艳红案、张志超案、焚童案，本案只是它们两家炮制重大错案的又一力证。

他们说，办案人员从不认真审视事实：两个七旬老人有没有时间杀人沉尸？有没有力气在黑夜里抱着几十斤的水泥砖飞跑？尸体到底怎么捆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口供稳定，案子闭环。

家属还提到一个细节，宣判时，审判长陈刚捧着判决书的双手：

在发抖。

陈刚法官，何许人也？他审过任艳红案，审过焚童案，如今又审“二苏案”。办了一起又一起后来被证明是错案的案子，不仅没被追责，反而：

一路高升，从副庭长升到了庭长。

这就是临沂的司法生态：

一个自我循环、自我肯定、自我嘉奖的冤案宇宙。

犯错的人步步高升，喊冤的人日渐衰老。

重审程序本身，也被家属指为“糊弄鬼”。还是那个审判委员会做的决定：

自己审自己，怎么可能推翻自己？

开庭前，法院就宣布，附带民事判决已经生效，等于提前认定了犯罪事实。这场重审，不过是走了个过场。

现在，皮球又踢回了山东省高级法院。两位老人，苏纪峰和苏晓峰，一个76岁，一个75岁，在看守所里已经熬了八年。体弱多病，风烛残年。

八年前，他们只是沂河边两个普通的打鱼老头。

八年后，他们成了这个冤案宇宙里的悲剧主角，名字和任艳红、张志超排在了一起。

临沂的土地上，这样的故事似乎总在轮回。

有些人，注定要用一生去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用一生去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道歉。

不知道两位老人，还能不能等到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天。

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只是这恶，有时并非来自张牙舞爪的凶徒，而是来自那些穿着制服、手握法槌、口称“人民”的人。

他们冰冷地运转着一台碾碎人生的机器，面无表情，甚至，带着微笑。

沂河的水，依旧向东流去。河底的淤泥，掩盖了多少秘密？岸上的看客，又能记住多久？这世上，或许真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好人蒙冤，一种是坏人横行。而临沂，似乎两者都不缺。

写于2025年4月3日

胡德华先生于昨夜（30日）11时左右突发心脏病，骤然离世，年仅76岁，他深夜摔倒在客厅，等家人发现时已经基本没有生命体征，大家对于他以这样的方式离去，都扼腕叹息。德华先生自2022年中秋节前后被检查出患有一种贫血，不定期要输血，不过病情一直控制不错，没想到却被心脏病夺去生命，同他的父亲胡耀邦同志一样，走的这么突然。

胡德华生于1948年11月，至于出生在哪里，连他的母亲李昭也无从知晓，因为当时傅作义军队在偷袭石家庄，临产的李昭被拉上一个运货卡车往太行山区逃难，东躲西藏好几天，路上生下她和胡耀邦的第三个儿子。而当时担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正在太原战役前线，战争打的非常惨烈，无暇顾及私情，只是从电报中知道了儿子的出生，等到父子第一次见面，儿子已经半岁大了。

1950年代初的胡耀邦一家在川北

德华先生早年就读于育英学校和清华附中，由于母亲李昭在北京东郊十里堡担任国棉一厂厂长，无暇回家照看孩子，所以长期住校寄宿。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文革的中心旋涡之一，不过德华先生是逍遥派，1969年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当筑路工，工作地点在周口店，干非常繁重的体力活。

“文革”后期胡德华考取重庆通信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通信学院（今天的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教书，所以德华与长兄德平的儒雅不同，他身上有些“理工男”气质，虽然时间很久了，他讲起各种物理学原理，还是如数家珍。德华先生在南京工作九年，过着非常平民式的生活，1986年转业到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90年代初下海，从事科技相关的商业，他在商场保持洁身自好，从来不干官商勾结或沾国家利益的事情，一直凭本事吃饭，所以也就没有发什么大财。

德华先生晚年把相当多时间用于胡耀邦研究，先是编辑了《我心中的胡耀邦》，里面收录了胡启立、费孝通、张爱萍、田纪云、朱厚泽、李昌等人的回忆，资料非常珍贵。他还组织张黎群等人撰写了胡耀邦传（三卷本），其中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卷本由北京出版集团出版，这个传记质量写的非常好，具有很高的史料和思想价值，不过出版的时候删节比较多。

德华先生最近几年基本算是开始颐养天年，于是集中精力思考父亲胡耀邦的思想发展脉络，更对很多历史问题做了反思。他的思考点主要两个：一是胡耀邦如何与原教旨革命路线逐渐分道扬镳，二是胡耀邦因何在改革问题上与邓小平渐行渐远。他有很多视角独特的分析。

德华先生经常提起：1979年邓小平在访美的路上说，跟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其实我认为问题的另一半也很重要，那就是“跟着苏联走的都穷了”，为什么穷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反思，但是这种反思还是很少。

德华先生说，在江西苏区时期，父亲听张闻天同志的谈话，张闻天说：“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这句话对耀邦触动很大。很多革命领袖训话、谈志向就是解放全人类这些空泛的目标，而张闻天把它落在生活上，事后证明张闻天是个讲民主、关心人民真实处境的领导人，1959年他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打倒。其实胡耀邦之后逐渐的反思、醒悟，也是认为革命理想如果脱离了人民的自由、幸福，那都是空谈，他的改革开放主张充满了人本主义、人性关怀的色彩，因此才有那么深厚的生命力以及跨时代的价值。

德华先生有次在会计司胡同住址，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说，他小时候从来没有觉得父亲有什么异样，直到一件事改变了他的看法。1967年10月，四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登门拜访，德华先生去开门，以为又是造反派来抄家，所以吓了一跳，结果他们客客气气地说，我们来看看耀邦书记。四人自我介绍分别是秦邦宪之子秦铁、袁也烈之子袁勃、黄安生之子黄忠、杨春茂之子杨晓明，他们告退后，德华紧张地问父亲：糟糕了爸，这个秦邦宪不是博古吗？他和王明不都是坏人吗？我们应该跟他们划清界限才是，你怎么还跟他们聊得这么好？胡耀邦沉默了半天，一字一顿地说：你要记住，博古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高级领导人，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德华先生才意识到，父亲是个有担当，并且有自己的思考、从来不人云亦云的人。

德华先生说，父亲很耿直，嫉恶如仇，但是又从来不记仇、与人为善，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团中央的很多下属，胡耀邦对他们都特别好，不仅关心工作，还关心生活，不过他们在文革时候都揭发过胡耀邦，很多亲密战友也曾经反戈一击，但是胡耀邦事后都选择原谅他们。有时候做子女的也都很着急，提醒父亲：爸您不知道他是个坏人！他背后干过很多伤害您的事情，您怎么还对他那么好？！胡耀邦微微一笑：我怎么不知道他是坏人啊？但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德平和德华都说，父亲是非常了解厚黑学、权术，但是从来不利用它。胡耀邦当了总书记说：你搞汉高祖、我搞曹孟德，咱们中国就不进步了，我们要身体力行，推动政治文明规则的进步。

德华先生继承了父亲的真诚、直爽、善良，陶斯亮曾经说：“耀邦叔叔的透明人格让无数人喜欢他亲近他，他的坦荡与赤诚是他最大的特点”，这句话用在德华身上也照样合适。他对人从无阶级之分，对服务员、司机、保安这样从来都是非常尊重，人家要他的电话和微信，他也不拒绝。

德华先生心地善良，他的好友元元、延滨最近两年先后中风，行动不便，尽管他也身体欠佳，还要经常输血，但是每次聚会，他都是自己开车近一个小时，从拥堵的东四环开到拥堵的西四环，用他的话说，身体好点的要照顾差一点的。

德华先生非常简朴，他以前陪母亲住北长街的四合院里面，平时跟大家聚餐无非是去泽园餐厅——毛主席厨师程汝明退休之后开的平民餐厅，点的餐无非是玉米粥、葱花饼、红烧肉之类。到了后来搬到甜水园后，每次去见他，最经常去的是庆丰包子铺和麦当劳，十五块钱六个包子，蘸上一盘醋，他会吃的津津有味，来餐厅就餐的食客，有谁想到他的父亲曾经是共产党的领袖呢？而我印象中，我们吃的最好的一顿饭就是徽商故里餐厅那顿花了1000元左右的“豪华大餐”了。

上图：胡德平、刘湖、胡德华三兄弟，与胡耀邦秘书高勇、沈宝祥等人；下图：胡德华与表兄，杨勇上将之子杨小平

德华先生向来身体健壮，看起来至少比实际年龄小十岁左右。耀邦同志73岁死于心脏病，他在过了73岁的时候，曾经轻松幽默地说，我算是过了这道坎了，没想到他还是没有躲过这个“历史宿命”。

德华先生尽管最后两年身体时好时坏，但是他从来都是乐观的，还制订了很多计划。春节后，他约几个人小聚，我们用阎明复先生晚年曾经得了同样疾病，但是最后战胜病魔，依然享寿92岁来鼓励他，他听了非常高兴，还要询问阎家子女是怎么治疗的。但是人之将终，都会有些预感，去年他去共青城给父亲扫墓时，非常吃力地爬上富华山墓园，在墓前沉思、绕陵走了好几圈、不肯离去，或许他也意识到这是对父亲的最后一次祭扫，在人间做最后的告别。

跟德华先生最后一次微信联系，是他发来一个约半个小时的谈话，回忆2014年访日拜会中曾根康弘和高田勇等老一辈政治家的情形。笔者觉得他跟中曽根的谈话非常重要，并告诉他可以用科大讯飞把这个录音转化成文字，并期待有机会再当面跟他请教细节。

没有想到德华先生这么快就走了，所有人都遗憾他骤然离去，给人留下的只有遗憾和哀思，以及在会计司、车公庄、世纪城、甜水园的那些音容笑貌。

春节后，最后一次见到胡德华先生，他依然很乐观，身后是胡耀邦的手迹：“身居最下游、志在最高层”

如果被关进精神病院，怎么证明自己没有问题呢？苏联的特色精神病历史，给出了答案。其中的要义，不在于证明自己如何正常，这无法证明，而是要证明你对苏联的建设有利。当你不去谈论任何的敏感话题，而是正确的认识到自己已经太久没有工作，急需履行建设苏联的义务。当你声情并茂的说出广阔的西伯利亚大有作为时，你离出院就不远了。

在喀山精神病院的墙壁上，刻着这样一行字：我以真理之名发疯，你们以健康之名犯罪。这句痛彻骨髓的呐喊，如同刺穿历史迷雾的利刃。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把精神病院描述为白色的古拉格。这个比喻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历史真相：苏联政权把精神病异化成了思想控制的工具。

1977年2月22日，某报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为了在国内强化法西斯专政，他们利用“精神病院”作为镇压苏联人民的工具。他们对不满和反抗其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后，投入“精神病院”任意迫害，其手法之残暴，比希特勒当年的集中营和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

仅仅了解一点苏联史的人，心中都很自豪：你们天天骂苏联经济不好，那苏联的街头为何没有流浪汉？一开始，英美也觉得很奇怪，最初还以为苏联有最起码的救济兜底政策。可是，到了1983年，西方便发现了猫腻。

1983年，世界精神病学代表大会在奥地利召开，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决定将苏联同行逐出大会，原因就是这份报告收录了大量的案例，证实了苏联当局在系统的滥用精神病学，比如把流浪汉送到精神病院。

作为亲历者，时任莫斯科第15市立精神病院的医生卡缅琴科，回忆时说道：当时，不少患者是强制收治的，主要分成四类：一是流浪的，二是告状的，三是突发奇想的，四是讨说权利的，他们大多数是被从街头、火车站，或者机关接待室直接送过来的。

其中三类，字面意思好理解，最令人好奇的是突发奇想。这要归功于苏联的御用首席精神病专家斯涅日涅夫斯基，他首创了呆滞型精神分裂症，然后自己还不满意，又发展出了温和型精神分裂症，也就是：本身没有任何病症，但是思想可能存在异见。斯涅日涅夫斯基称之为：温和精神分裂症的潜伏者。

在具体的诊断实践中，斯涅日涅夫斯基制定了一套精密的症状对应体系：怀疑官方媒体的，属于现实认知障碍症。坚持个人政治观点的，属于偏执性固执症。喜欢看书的，属于过度智力兴奋症。喜欢西方文化或者少数民族文化的，属于文化分裂症。

被誉为俄罗斯诗歌太阳的大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就因为文化分裂症，被送进精神病院5年。苏联著名的女诗人娜塔莉娅，就因为诗词中有一句：我思想故我有罪。被认为是在腹诽苏联当局的政策，从而导致她被诊断为病理性理想主义症，被关进精神病院3年。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截至1989年，苏联1020万人被登记为精神病人。

苏联精神病管控制度的巅峰有两段，一段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开始是直接物理清除，或者移送古拉格劳改营，但随着国际影响越来越大，便调整为送到精神病院接受电气化改造。

在这个体系中，克格勃第5局与卫生部精神病管理局形成了完美的管控闭环。首先由克格勃进行政治定性，随后由指定的鉴定专家进行医学鉴定，然后被强制收治。正如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说：诊断书取代了判决书，白大褂取代了黑面具，但手术刀与子弹同样致命。

1961年，莫斯科谢尔布斯基研究所的专家们，为了实现把异见者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开天辟地的创造出了“改革妄想症”，具体病理性症状是：对现有体制的任何不满、批判、建议等等，都属于改革妄想症。

《耳语者》记录了一个经典的画面：普通家庭在餐桌前突然沉默，邻居间交换眼神时欲言又止，有些不安分的年轻人刚高谈阔论几句，就被警告：小心把你送到卡申科精神病院。

另一段巅峰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彼时全苏专门收治突发奇想症的精神病院多达16所。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统计，1965年到1985年间，78%的异见者遭受过精神病迫害。苏联解体后，圣彼得堡精神病院的临床医生普利休克在忏悔录中写道：我们发明了新的医学术语来掩盖古老的行刑方式，当听诊器不是为了聆听心跳，而是检测忠诚度时，苏联的医学文明已经倒退回到了巫医时代。

站在21世纪的长河边回望这段历史，苏联特色精神病的幽灵好像仍未消散，历史依旧在重演。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事实是：当权力开始害怕思考，它自己就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人。任何自诩掌握绝对真理的权力，终将在疯狂的追逐游戏中，走向自我解构与分裂的历史终结。

长途奔袭考编的三位姑娘丧命于高速事故，单方事故殒命数人且死状极其惨烈，事关智驾的夸耀式营销及滴血现实，关于小米的种种不是，偶像雷军的A面B面，激发了数日讨论。能说话的都已经说了，观点尽出却无法让人心意难平。‍‍‍‍‍‍‍‍‍‍‍‍‍‍‍‍‍‍‍‍‍‍‍‍‍‍‍‍‍‍‍‍‍‍‍‍‍‍‍‍‍‍‍‍‍‍‍‍‍‍‍‍

这次大讨论，是中央级地方政府扶持国产电车新势力以来，后者遭遇的最大一波舆论谴责。很多人看穿了新势力的营销话术与误导欺骗，心中早有不满，他们借本次惨剧，全面讨伐了电车新势力，强烈批判它们对智驾的致命鼓吹。‍‍‍‍‍‍‍‍‍‍‍‍‍‍‍‍‍‍‍‍‍

类似惨烈车祸，在小米之外的电车品牌商也曾发生过。但因为小米的雷军是新势力营销的扛把子之一，过于突出，且他在刚过去的两会上享受了极大的粉圈光环，更为本次车祸聚焦提供了舆论动能，而舆论首次展露大规模反噬新势力的社情民意。‍‍‍‍‍‍‍‍‍‍‍‍‍‍‍‍‍‍‍‍‍‍‍‍‍‍‍‍‍‍‍‍‍‍

人们从身份上大致刻画了三位死者不算正面的画像，但至今未有像样的人物专稿。她们亲属（父母、男友等）的言论毫无例外地遭到臧否。死者暂时从中心位置隐去，她们成为重要性次于小米和雷军的存在，后两者的表现则受到尖锐指摘与不吝赐教。‍‍‍‍‍‍‍‍‍‍‍‍‍‍‍‍‍‍‍‍‍‍

在讨论所有这些舆论面向时，无法忽略的因素是小米这家公司将公关营销法务深度嵌入社交媒体的企业文化，以及公司文化与粉圈文化因高度融合而构筑的形象护城河。在本次舆论形势中，米粉既激发了大众愤怒，又为雷军唱响一曲曲忠诚的赞歌。‍‍‍‍‍‍‍‍‍‍‍‍‍‍‍‍‍‍‍‍

说千道万，舆论压力也罢，公关策略也好，一个基本判断是，小米或雷军不会因死了三个人受到什么影响。雷军和他的公司既不会在主观上真正地汲取什么教训，也不会在客观上作出什么增益行业的事。全部耿直讨论最多为雷军增添一个赛博污点。‍‍‍‍‍‍‍‍‍‍‍‍‍‍‍‍

包括小米在内，电车新势力在鲸吞政策红利时，实际上得到了虚假营销的“牌照”。有人曾说小米是做贴牌生意的，可所有新势力都贴着爱国与民族牌，据此站住脚跟，再利用泛滥的社交媒体铺开有效的营销攻势，新势力的成功基础是对消费者的洗脑。

在中国情境下，供应端对需求端的意识改造，包括话语话术更新、生活场景重构、视野拦截与重新设置，电车新势力在态度上最积极，手段上最激进，成果上也最丰硕。若将这些作为分析事故走向的背景，就不会对小米雷军或新势力抱有期待。‍‍‍‍‍‍‍‍

正如本次事故信息所示，车祸发生碰撞前一秒，NOA退出，这不仅仅是程序设定，实质是电车新势力狡猾的合规化卡位。也就是说，从事故发生的流程上看，小米或雷军从一开始就把自身摘了出去，车与这些人不必受到合规与否的审查。‍‍‍‍‍‍‍‍‍‍‍‍‍‍‍

至于说在营销的日与夜中倾倒的误导信息，比如能躲避修路的智驾系统、将智驾书置换为自动驾驶的广告、营销头目对撒手驾驶甚至睡觉驾驶的明确鼓吹、绝对安全的电池等等，因为是新势力营销的行业风气，所以也很难成为本次事故责任划分的依据。

对小米雷军的批评明智地指向新势力的夸大宣传与虚假营销，这是近乎饮鸩止渴的生产与消费取态，具体品牌既然完成了狡猾的合规建设，断然无可能主动切割这些暗黑行风。而为新势力保驾护航的那些人，态度暧昧，尚无促改变的动作或指令。‍‍‍‍‍‍‍‍‍‍‍‍‍‍‍‍‍‍‍‍‍‍‍‍‍‍‍‍‍‍‍‍

电车新势力被政策催熟的业绩有目共睹，某些明面上的行业大佬看似不可一世，但不过是宣传起来就无法停下来的XX。行业问题由他们显示，可哪怕沾着血雨脏脏的东西，新势力的“科技向善”也无法靠行业自觉来完成，行业“智驾”的开关不由雷军掌握。‍‍‍‍‍‍‍‍‍‍‍‍‍‍‍‍‍‍‍‍‍‍‍‍‍‍‍‍‍‍‍‍‍‍‍‍‍‍‍‍‍‍‍‍‍‍‍‍‍‍‍‍‍‍‍‍‍

在夸大营销这个生命力的中心之外，新势力构筑了公关与法务两大基本阵地，它们时刻监视社交媒体中的异见声音。行业内的逡巡与警戒，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新势力的负面舆论，新势力之上之外的话事人，闭目塞听，也容易陷入自我说服的麻木不仁。‍‍‍‍‍‍‍‍‍‍‍‍‍‍‍‍‍

这也是三位女孩魂断智驾路上的唯一意义，她们的死掀动了新势力发展史上最强烈的谴责声浪，汇聚了对所谓智驾及其致命宣传的最广泛质疑。雷军被推进风头浪尖，坏了金身或他的赛博污点并非关键，促成对智驾的更高层面的问题意识及法规限定更重要。‍‍‍‍‍‍‍‍‍‍‍‍‍‍‍‍‍‍‍‍‍‍‍

有人在废墟上洒驱鬼水

来者很容易在实皆市的瑞恒达寺庙（Shwe Hintha Taik Thit）迷路。通往寺院的狭窄山道泥土松软，交错的树枝将光线都染成绿色。无论从哪个方向望去，视野总是被层层叠叠的树木、纠缠不清的灌木丛所遮挡，十余座寺院建筑在其中忽隐忽现。

先望见金色的佛塔，再是三座纪念碑和一座钟楼围成的四边形。纪念碑顶端站立着缅甸传说中的神鸟，象征吉祥和平，底端刻着瑞恒达寺庙的光荣历史。这座寺院有一位著名的长老，曾在美国和非洲传教，圆寂于102岁。在他的带领下，瑞恒达寺庙成为研修佛学和僧侣修行的枢纽，也被猜测藏有《三藏经》的手稿。

2025年3月31日，纪念碑前飘浮着酸臭味，像是腐肉发酵后混合了氨水的臭，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变得黏稠，停滞在空气中。

寺院的建筑物在三天前的地震中坍塌，成了菩提树下的一块块废墟，仅有讲经堂还保留着主体结构。满地都是佛塔的碎片，佛塔上那些神鸟、僧侣和恶鬼塑像都仰面朝天，静静地躺在石砾中。

在3月28日的大地震中，瑞恒达寺庙有17人遇难，包括1个老和尚、5个小和尚和11个修行者。86岁的大住持正在医院接受治疗，68岁的二住持坐在大凉棚内，平静地说天灾降临，人力无为，他为自己还活着感到幸运。死去的人或许是遵循了自然法则，也或许去往了更好的世界。

与老师父的平静同时存在的，是关于曼德勒重灾区SkyVilla公寓的最新传说：12层公寓Sky Villa在三分钟内坍塌成废墟，里面压着两三百个冤魂，石板下回荡着他们的哭笑和敲击声；他们不愿独自死去，紧紧抓住幸存者的身体不让救援者拉出。这个传说在不同人的口中细节各异但情节相似，信者众多，继而有人在废墟上洒驱鬼水。

当地时间2025年3月30日晚8时许，缅甸曼德勒Sky Villa住宅区救援现场，一位腿部被压的受困孕妇经过截肢被营救出来 图/南方周末记者翁洹

瑞恒达寺庙的建筑低矮，震后搜救已经结束，僧侣们在等待清理废墟。接下来，能怎么住就怎么住，有地方睡觉就可以。二住持拿出手机展示了自己曾经的居所，湖蓝色墙体用金箔装饰着佛教图样，三层宝塔式屋顶。“有两人压在里面，我因为不在屋内，所以活下来了。”他说。

一阵风从芭蕉树的方向吹来，摇晃着破破烂烂的树叶，吹向寺院一侧直径两米的蓄水池。寺院附近的居民正站在蓄水池边洗澡，裹着浴巾搓手臂，老人坐在池边，洗衣、叹气。

实皆是距离缅甸7.7级地震震中最近的城市。大地从三公里外裂开，绵延百里。在亚达纳邦大桥（Yadanabon Bridge）的两端，地面裂开一米宽的口子，沉降落差从两米攀升至五米。

地震当日，全城断水断电断网。于2008年通车的亚达纳邦大桥被震出裂缝，南面相邻、由英国人始建于1934年的阿瓦大桥（Ava Bridge）则垮塌了一大半。在此之前，两座桥承担着实皆与曼德勒两个重镇，乃至整个伊洛瓦底江两岸的大部分交通连接。

如今，实皆市是缅甸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也是2021年缅甸政变后，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交火地带。实皆市区由政府管理，而周边村镇、山区均被反政府武装控制。

在最需要救援的时间里，往南的两座桥无法通行，往北是交战区，实皆陷入困境。

当地时间2025年3月31日，地震导致曼德勒至实皆市的路面出现非常严重的坍塌 图/南方周末记者翁洹

实皆之困

地震发生后的前两日，关于实皆的传闻众说纷纭。传说实皆的灾情比曼德勒严重几百倍——震后第二日，就有外国救援队抵达曼德勒；也有人说，有缅甸当地志愿者去实皆，但被地雷炸伤；社交媒体上则风传，有两个想去送物资的人被反政府军击毙，当地新闻还说，反政府军在倒塌的寺庙里埋了地雷。

这些信息亦真亦假，在紧急状况下难以核实。在一轮又一轮的传播中，实皆更让外部、特别是外国救援力量踌躇不前。

两位华人志愿者说，他们试图往实皆送施工安全帽，但被军人拦下。刚成年的孩子分不清这些军人到底是政府军还是反对派，但会依据自己的政治立场猜测，这一定是更坏的一方。

地震次日，缅甸反政府武装“人民防卫武装”宣布，将在地震灾区暂停进攻性军事行动两周。同日，缅甸工程师评估亚达纳邦大桥可以通行20吨以下的车辆，但挖机、吊机等大型工程设备仍然无法进入实皆。

第三日，消防车早晚往各社区的大蓄水池送两次水，公共电网每天通1-2小时的电。城市变电站还未修复，均依赖大功率发电机。

第四日，我们跟随一路华人志愿者的物资车进入实皆，过桥要经过两道检查，但如同近来从仰光到曼德勒相似，穿着灰色警服的持枪警察听说车辆要去实皆，就会放行，无需多言。

实皆市区有更多的平房和木质建筑，坍塌数量远超曼德勒，街道上飘散着酸臭味。高温加速了尸体的腐烂，又让气味更加黏腻。

救援力量主要由实皆消防、阳光救援队和本地志愿者组成。人手短缺，以至于选择搜救地点主要靠口耳相传：有人呼喊就来，无人报告则搁置。实皆市长说，目前实皆只有马来西亚一支外国救援队，截至4月1日，他们统计到了300名死者，都是能找到遗体的。

第五日，在一所私立学校的废墟上，来自仰光的救援队已经搜了四天。他们缺少大型的机械，也缺少像金刚链锯这样的破拆工具，搜救只能像老鼠打洞，一点点敲进去。

他们正在设法救出一具中年男性的遗体。地震时，这位父亲正陪女儿在学校面试。女儿的遗体在前一天被找到，他就在女儿身边。

这家私立学校涵盖从幼儿园到中学，刚刚投入运营两年，校长被压在了废墟中。仰光救援队目前只能确定4名成年人和6名幼童被困，是否有更多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临街的坍塌区域挖了四天，还没找到孩子，急迫地想要打通进入坍塌中点的通道。

“如果有大吊机，我们就能把盖在上面的水泥板掀掉，现在却只能等待打穿地板。”救援队长说。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缅甸的暑假从4月开始，地震当日这所学校是休学状态，只有被暑期托管的孩子们留在了学校。

第六日，4月2日，中国蓝天救援队派出了36人的队伍前往实皆，分成四个小组在三个地点作业，这是第二支到达实皆的外国救援队。这天下午，我在蓝天救援指挥部蹭着微弱的网络写稿子，总指挥杨羿突然跟我说，实皆挖出一个了。

“是遗体么？”我问。

杨羿点点头，又开了一罐红牛。在此之前，他反复问我实皆情况到底如何，他听说那里有人寻求救援，却无人应答。他问我是不是真的这样，我无法回答。

“我的国家可不是什么天堂”

4月2日，有救援队撤离曼德勒，已经少有人谈论生的希望。中国香港救援队在塌成废墟的Winstar酒店搜救了三天，确定了遗体的位置，调来挖机和吊机，想要在今天挖出来；亲属们依在Sky Villa附近徘徊，希望记者拍下他们亲人的照片，传播出去；搜救志愿者大兵给我发来他作业的情况：“里面受困的是个老年女性，已经没有任何回应，现在还在打通通道，闻到比较大的尸变味道，但还没看到人。”

本地物资车在分发物资，帐篷、蚊帐、饮用水和干粮。女人们牵着小孩奔向物资，难免相互推搡。

我们的物资车在行驶中偶尔停下，便会立刻被围住，志愿者阿倩喊得声嘶力竭，安抚居民，又要保护物资。一位摩托大哥自告奋勇要为我们带路，带我们在全城转一圈，尽量先把物资发向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摩托大哥带了半圈路，把我们带去了他的寨子。这或许是摩托大哥的私心，但我屡次问实皆当地人，哪里受灾最严重，所有人都只能说出自己身边的建筑物。一个统一、公开、精确的信息发布渠道至今未能建立起来。

当地时间2025年3月31日，实皆市的瑞恒达寺庙开设有一所学校，地震发生时，有17人未能逃生 图/南方周末记者翁洹

实皆最热闹的商业街外被拉起了警戒线，沿街一侧的商户几乎全部倒塌，当地军队即将从一座三层的蓝房子里又挖出一具遗体。这是整条街唯一启动搜救的建筑，只因有人为这座建筑物呼喊过，寻求过帮助。

地震发生那天是佛教徒的斋日，这条街的商铺几乎都没有开门营业，人员伤亡因此大大减少。

在实皆市人民医院，一名16岁的志愿者说，他看到了很多同龄人被送进来，“只有需要救治的才会送进来的，其他人直接被送去殡仪馆了。”因为担心余震，医院在病房楼外搭了三十多顶大帐篷，收治两百多名伤者，僧侣大约占了三分之一。伤者靠亲友扇风，擦拭身体。实皆市人民医院目前只能处理一些简单外伤，稍微复杂些的内出血都需要送去曼德勒。又因为电力受限，X光设备只能间断性工作。

在实皆市的城市主干道，一名蓝衬衫大哥守在倾倒的两层白楼前，害怕有人来偷他房子里的东西。“my country，no heaven（我的国家可不是什么天堂），”他说。

在实皆市的城市主干道，一位市民守在倾倒的两层楼房前，害怕有人来偷他房子里的东西 图/封面新闻记者陈羽啸

实皆山上的四层尼姑庵全面倒塌，周围人说有数百名尼姑被困。这山以遍布百余座佛教建筑而闻名，政府统计受损的宗教建筑有两百多座。实皆市长4月1日告诉我们，宗教建筑倒塌补助30万缅币（按官方汇率约合人民币1038元），房屋倒塌补助10万（约合人民币346元）或20万缅币；死者每人补助30万缅币，伤者每人补助5万缅币。

气温太高了，已经有市民拉肚子的报告，实皆急需药品、消毒品、驱虫药、蚊香、蚊帐等。关于现场消杀，市长计划每清理完一处，就消杀一处。所谓清理完，就是排除所有生的希望，也清理出所有看得见的遗体。在此标准下，市长在震后第六日说，仍没有全部清理完的受灾点，而他力争在一个月内让城市恢复正常。

沿着盘山公路绕行实皆山，一排小佛像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年轻的僧侣在帐篷里读经，影子拖在老和尚身后。山顶的小乘佛塔至少倒了两座，乌鸦落在金色的碎片上，叫两声，又飞走。  

当我写到这里，蓝天救援队指挥中心突然响起掌声。

“震后112小时，当地时间4月2日14:52，实皆有一位男教师在当地消防的营救下获救！”

争夺物资的女人

实皆市目前有六个临时安置点，政府能提供水和基本食物。除此之外，都有赖社会捐赠。政府正在拓宽渡口，以便轮船将大型机械运往伊洛瓦底江对岸的实皆，给城市搜救以最后的希望。

城市已经难辨过往的样貌，脚下都是生活的碎片，是锅碗瓢盆、玩偶或者全家人的合影。唯有废墟前卖鲜艳热带水果的老太太，和路边木桌上一大盆炸面圈，流露出生活的气息。

在物资车前，几乎都是女人们在争先恐后，肚子异常隆起的老妇人，尚在发育的少女，还有看着就身强力壮的中年女性。两个女孩骑着同一辆电瓶车去领物资，或许是路上的尘土太大，迎风刮起，前座驾车的女孩子一直在抹眼泪。有时候，她们会为物资争夺起来，告状谁多拿了，或是把谁推去一边。

地震前，实皆省就是缅甸最贫困的几个省份之一，作为省城的实皆市情况相对好些，但也绝对谈不上乐观。即便作为缅甸西北部邻近大城市曼德勒的交通枢纽，这里的道路条件也很一般。工业以小型加工为主，包括纺织、铜精炼和黄金冶炼，但技术落后，产能有限。

当地时间2025年3月31日，一位市民抱着狗狗站在实皆的伊洛瓦底江边，不远处是在地震中损毁的地标性建筑阿瓦大桥 图/南方周末记者翁洹

原本这一带有着相对发达的玉石交易和翡翠加工业，但偏偏这里也是内战的前沿。受政局动荡影响，部分企业停摆。在地震前，停电在实皆就是常事，现在想恢复地震前的水平，恐怕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分发物资的最后时刻，四位实皆警察来到车前，他们住在一起，想要一个蚊帐，只要一个。

离开实皆市去曼德勒会再次通过伊洛瓦底江。日落时分，当地人成群结伴，拎着一桶脏衣服，沿河堤而下，在江里洗澡、洗衣、戏水、游泳。一旁的机器轰鸣着，他们唱歌、泼水，与身后折断的阿瓦大桥，没入橘红的夕阳中。

（感谢三一基金会，在缅志愿者玉倩、小唐、珍妮、阿五、老张、小磊、瑟亚对采访的帮助。）

大多数时候，我们在清明节谈论的死亡与悼念相连，关乎亲密的家人、尊敬的长者或思念的朋友。

今天这个故事，则与1500余位陌生人无人善后的离世有关。过去近10年，台湾首位特殊清洁员卢致宏，亲眼目睹并处理了这些死亡现场。

许多逝者是被社会所遗忘的人，生前深居简出，活得犹如空气，死后只以散发出的气味宣示自己的存在。

除臭、清血迹、灭虫卵，卢致宏用一把刮刀和一罐除臭喷雾，将污浊的“死亡之屋”恢复成“活人能居住的模样”，为沉默的死者保留了最后的体面与尊严。

当独居与老龄化浪潮袭来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安放那些在社会角落被遗忘的生命？又能否在人人都会走向的终点做好预备？

从卢致宏宝贵的一手经验里，我们或许能窥见“孤独死”的现实样貌，也能找到亡者生前曾努力活着的一些证明。

1500种死亡

推开房门，卢致宏尽可能地憋气。尽管戴有防毒面罩，一股浓重而腥甜的尸臭还是顺着鼻腔涌入了喉咙，他不得不喷洒药剂来遮盖味道。

身上的防护服，让卢致宏走起路来稍显笨拙，当他缓缓靠近卧室，屋内的小飞虫受到惊扰，直接撞向他的脸部和身体。

这几乎是在每一个死亡现场，卢致宏循环往复经历的画面，他已经见怪不怪。早前，他带过一个实习生，刚到现场就逃跑了，卢致宏追到楼下才发现，实习生止不住地在干呕。

工作时，卢致宏的大脑总是“一片空白”。他需要尽快把活儿干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愿想，因为“臭永远都是臭，脏永远都是脏，恶心永远都是恶心，不会因为你工作久了就改变了”。

卢致宏在清洁现场

去年底，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一位七旬独居老人在家中过世多日后，血水渗透到楼下的天花板。老人生前有囤积症，厕所用过的纸巾和捡来的杂物堆满了屋子，“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量”。

清理干净需要一周的时间。卧室地板上依稀可见残留的身体组织，卢致宏得用刮刀一寸寸铲掉，通过大致轮廓，他能推断出老人去世时的躺卧姿势。接下来要做的，便是清理掉那些混合着排泄物的血水和爬行的蛆虫。

沉迷累积旧物的逝者，卢致宏在台湾“一年大概能见到一二十例”。他们多以捡垃圾为主，“什么篮球框、网球拍，在他们看来都是宝贝。”最让他触目惊心的一次，有位老人家里叠放了数百个没有清洗过的便当盒，爬满了蟑螂和蚂蚁。

在老龄化问题凸显的台湾，“孤独死”这个源自日本的名词并不陌生，指的是独居者鲜少与家人和外界互动，最终因病、意外或自杀身亡多日后，才被发现的事件。

在卢致宏经手的死亡清洁现场中，“孤独死”占据七八成的比重；而年龄分布上，“孤独死”的老年人与年轻人的比例，几乎是对半分。

比如30岁出头的陈秋艳。她是一位单亲妈妈，跟前夫离婚后，被一位交往的男性骗光积蓄，还欠下债务。绝望之下，陈秋艳在台北的出租屋里服毒自杀身亡。

那套两室一厅的屋内，简单陈列着日用家电，桌上散落着药物，客厅一角则放有大量的儿童玩具。卢致宏的清理工作进行到一半，他留意到墙壁上的小卡片，是一个小朋友的字迹，上面歪歪扭扭地写道：可以陪我一起长大吗？妈妈我爱你。

同样身为单亲爸爸的卢致宏，看到文字时心脏犹如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卡片最终被归为“珍贵物品”，转交给了陈秋艳亲属。至今，卢致宏依然为之唏嘘，“她到底面临着多大的绝望，才会愿意抛下孩子走上这条路？”

逝者家中翻出的药物

中壮年“孤独死”逝者在台湾并不少见。几年前，50多岁的计程车司机张德明，带着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出租屋烧炭自杀。

卢致宏赶到时，门已被撬开，窗户依旧是被胶带封死的状态。不到十坪米（约30平方米）的套房，门边散落着遗体接运人员丢弃的手套、鞋套及裹尸袋。再往里看，地板的角落处赫然放着一个装有炭灰的铁锅。

做出这个决定的数月前，张德明曾向房东提出“拖欠一阵子租金”，等车卖掉后再补上。听到这句话时，房东隐隐觉得不对劲，但还是应允下来，嘱咐他不要轻易卖掉生财工具。张德明很快卖掉车，缴清了房租，之后，他带着全家人踏上了死亡之旅。

在那个现场，卢致宏翻出了数张欠条、账单与法律文书，这或许便是让张德明一家走上绝路的原因。

和卢致宏一起共事过的志愿者林正尉，总结了死亡现场的一些人群共性：上了年纪的老人，多数会在洗澡或起床时，倒在浴缸或卧室；底层男性家里较为常见的是空酒瓶，白酒、药酒、米酒……种类多样，有时，他们还会往里面撒尿。

也有一些特别的。林正尉还记得一个混合了尸臭、排泄物、腌菜等各种奇怪气味的现场，逝者是一位60岁左右的女人，兴许是爱吃腌菜，家里堆满了一瓮一瓮的菜，“大约有三五十瓮”。

年复一年的清洁工作越发让卢致宏感觉到，死亡对于某些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结果。而在走向毁灭之前，他们已经历经了太多未被看到的垂死挣扎，“到最后，他们的心已经死了，只是在等待这一天（死亡）的来临。”

“比电视剧还扯”

对那些与外界联络甚少的独居者来说，房东或许是每个月最关心自己的那个人——因为要定时催收房租。

这些年，找到卢致宏的委托人，最多的就是房东。最忙的时候，一天能接三四个。

尤其在台北，聚集着各行业的打工者，许多人没有能力买下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只能住在廉价出租屋。顶楼的房东为了多赚出租费，会在屋顶加盖一层铁皮房，一个月大概收取6600台币（约1500元人民币）。夏天热的时候，气温达到近四十度，“只要人死在里面，一两天味道就全部出来了。”

卢致宏去过一个蜗居亡者的现场。那栋楼的一层，被当作办公室对外出租，走上没有扶手的步梯到二楼，是四个用夹板隔开的房间，墙上还张贴着租房广告：每月3500台币（700多人民币）。“真便宜。”卢致宏嘀咕，这是他十多年前读书时的房租价格。

尽管早有预期，他还是被接下来眼前那个狭小的空间所震撼。推开房门后，约1坪米（约3平方米）的隔间被单人床、落地扇、零碎物件填满。死者29岁。卢致宏想象着那个“如同待在蜗牛壳”里的租户，不知道对方是如何在逼仄的空间内，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卢致宏和同事穿着防护服进入现场

那些不被珍视的人生，在死亡来临时，只是再一次被印证。比如孙哲的消失。这位40岁的单身未婚男性去世两个月后，房东成为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生前，他像个与世隔绝的隐者，没有朋友，只定期把赚来的钱寄回家中。在台湾乡下，父母靠社会救助生活，他们的另一项经济来源，是儿子的收入。

患上抑郁症后，孙哲辞了职。但父母开口要钱，孙哲只能重寻工作。可工作越做越辛苦，待遇越来越差，他的精神疾病也愈发严重。卢致宏在现场挖掘到的信息是，孙哲很长一段时间内，处在工作、失业、就业反复折腾的循环里，“能变卖的全变卖了”。终于熬不住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

清理现场那天，孙哲的父母也在。卢致宏找到一个被揉皱了的纸团，是手写的遗书。他把纸团铺平递给孙哲父母。对方看过之后丢到了一边，“这个东西一点用都没有，要找钱，找房契、地契、房产证。”

卢致宏一直想不明白，对方的父母为什么那么冷血，“他儿子失业很久了，因为钱被逼上了绝路。他的父母却一开始就要我们把钱给找出来。”可一切都实实在在发生了，卢致宏觉得，“现实比电视剧还扯。”

《人生清洁员》剧照

每次的入户清洁中，卢致宏会伴随着做遗物整理的工作，他会特意搜集逝者遗留下来的文件资料，以及留给家人的物品或遗言。

不同于影视剧中的桥段，卢致宏即使能找到逝者的遗言，通常不会是在桌面或其他显眼的地方。一次，他在整理一位逝者的书架时，从一个笔记本中翻到了留给家属的遗书。而更常见的情况是，逝者不会留下任何“交待”。

也有家属会当着卢致宏的面，谈论财产要如何分割。他不会做任何干涉，只是静静做着手头的事，但听着那些吵闹的的争执，卢致宏内心会升腾出很深的绝望。在见过的冷漠与狗血现实足够多后，卢致宏认为，所谓血缘，不过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个关系证明”，再没有更多的意义。

志愿者林正尉受到冲击最大的一次，是入户台北中正纪念堂附近的眷村区，给一位老兵家里做清洁。

整理遗物时，林正尉发现了许多1960年代的军方证件。老人的身份是一名国民党老兵，1949年之后“退来了台湾”。

“太珍贵了，这代表了老人一生的荣耀，也是能证明他身份的一些东西。”林正尉把所有证件收拾好，拿给老人家属。但得到的只有一句：“都丢掉，反正都是垃圾。”

林正尉想象着老人的一生，“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个军人，从大陆撤退到这里，养育一大家子。”仅仅是儿子的一句话，一个人一生的痕迹都被抹除掉了。

做志愿者的一年里，林正尉共参与了67场清洁，见识了太多“人性的赤裸”。逝者亲属间，大多都会因财产问题产生口角和纠葛。相对和谐的画面，不是没有，但在林正尉的印象中，只看到过“不到3场”。

林正尉最大的哀伤正在于此。“有时清理到一半，他们的故事就会不见。”他谈起人一生会有的两次死亡，一次是肉体的消亡，另一次，是被记忆淘汰的死亡。

“原来大家只看重钱，而不在意那些故事和经历。这个人的生命曾经是什么样子，他们是你的爸爸或妈妈，都不重要。”

不被欢迎的“死亡天使”

20年前的台湾，死亡还是一个敏感话题。人们通常因“晦气”，对此避而不谈。也是最近十多年，卢致宏这样的特殊清洁员及遗体整容师等职业，频繁出现在台湾公众视野，“死亡，开始变得可以被谈论。”

卢致宏创办的“攸歆特殊清理”，是台湾第一家清理孤独死现场的公司，服务项目包含生前整理、遗物整理、特殊清扫和垃圾屋清理，范围囊括全台湾的所有城市与乡镇。

采访时，他不愿直接聊具体报价范畴，某种程度上这算是“行业机密”，只表示，报价多与少，通常要考虑委托人的距离远近、房屋面积大小、污染源的扩散程度、异味严重程度等，就连委托人家住几层，有没有电梯也要评估在内。

比如运送垃圾的中小型卡车，一趟要差不多5000元人民币。上个月，卢致宏处理过一个清洁现场，用了10辆车运垃圾——这意味着即便不计算其他费用，光是垃圾清运，委托人就花了5万人民币。

团队里现在一共14人，大多来自底层，有的还是聋哑人和抑郁症患者。这些年，成员们进进出出，他也早已习惯这份工作的较大流动性。

卢致宏和他的团队

与人谈钱，在每个环节都不容易，尤其是和房东的沟通。直到现在，接到的每一通电话里，对方都要不断杀价。有些人甚至在听到清洁费用后，大骂他“土匪”，“趁火打劫”。

最让卢致宏感到为难的，是有时不知道该如何收费。他有遇到一种情况，委托人是一个8岁孩子的邻居。父亲在家中过世后，读国小的儿子整天在家里哭。一开始没人在意，以为是调皮的孩子“正在被教育”。

那次的费用，卢致宏不知该向谁开口，“这不是邻居的问题，我们不能跟邻居收费，可是孩子还小，更不可能跟他收费。”最后，他只象征性地向邻居收取了一点钱。

面对孤苦的老人同样如此，“我们可能整场做完只收个1000块台币，大概200块人民币这样子。”林正尉也清楚做特殊清洁的处境，“这种委托都是赔钱的”。

某种程度上，特殊清洁员还承载着纾解逝者家属悲恸的任务。通过清理现场的遗留物，判断逝者死亡前的状况，他们能更好地帮助家属探寻一些答案，乃至送出一丝慰藉。

卢致宏曾去到一位因心肌梗死去世的父亲家中。老人六七十岁，住在台北的乡村，儿女均在城市打拼。父亲离世仓促，三个孩子没能守在跟前，为这一点，他们心存愧疚，各自抱怨着“后悔”。

不愿看他们沉湎在自责中，卢致宏突然打了个岔。“你们来看，这是你们几岁时画的？爸爸有帮你们收好。”一些彩色的风景画里，有黄色的太阳，灰色的木屋……翻阅着儿时的画作，大女儿和二女儿从当前的情绪中抽离了出来，她们感慨“爸爸有心”，并一起讨论着，哪张画出自自己之手，当时自己几岁。

同在现场的林正尉，也目睹了那一幕，“其实做我们这一行，有一个哲学观或价值观，就是要让活着的人继续好好活着。”

林正尉原本从事艺术工作，是一名策展人。经历了全球新冠肺炎时期的无常后，他于2023年加入了卢致宏的团队。

林正尉还记得第一次去现场前的慌张。逝者是一位50多岁的美国人，在出租屋办公突发疾病，被发现时已亡故多日。幸运的是，在他入户前，卢致宏基本上做完了污染源的清理。“当时味道已经很少，但还是会有一些蛆虫从水泥地的缝隙跑出来。”林正尉只需要做最后的收尾工作，来练习上手。

尽管如此，初期的他还是有些难以适应。工作时，林正尉总是想象着这些“孤独死”的逝者，而自己被关在密闭的小空间里，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等同于陷入另外一种孤独。“我们穿的衣服很笨重，蹲一个小时是很考验耐力的。”

有时候，即使到了清洁现场，若发觉委托人高高在上的姿态，卢致宏也会带着团队离开，甚至会和客户爆发争吵，“不尊重我们，就没有必要忍着，我们是付出身体健康去做这份工作的。”

入户前的准备工作

每年夏天，都是特殊清洁员最辛苦的日子。担心尸臭味会随着空调水管排到室外，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他们从来不敢开冷气。窗户也要紧闭。有一次，林正尉刚进入现场几分钟，就热到痉挛，“简直比蒸笼还热”。

他记得卢致宏有一回连续工作了两三个小时，离开现场后，一脱下雨靴，汗水像雨水一样从鞋口流出来。

但从业以来，特殊清洁员一直伴随着被轻视或污名化的过程。有些人会把他们等同于“死亡天使”。偶尔，卢致宏工作的过程中，还会被逝者的同楼层邻居跑来骂。

但卢致宏视自己为拼图者的角色，清洁的过程，如同置身考古现场，通过挖掘屋主的所有物，得以让对方的面貌轮廓变得醒目，以此拼凑出逝者过往的人生。有时细致到对方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饮食习惯，爱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好似一个鲜活的人在和自己打照面。

“一个帮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对卢致宏而言，与亡者打交道，他早有渊源。大学时，他就填报了生死系。父母听说后，“气得要死”。在父辈的价值观里，那属于鄙视链最下层。卢致宏却一再让他们失望。毕业前夕，他去殡仪馆实习，做一些接运遗体的工作，之后转正，成为一名正式员工。

等过了30岁，卢致宏看着很多殡仪相关科系的人出来做同样的事情，尤其是后来台湾地区推出了所谓的证照制度，“几乎都能拿到执业证”。这让卢致宏产生一些危机感，认为它是个替代性很高的职业。

而特殊清洁，至少在当时的台湾，算是一个空白，“没有人愿意从事那样的工作，那我可以做做看。”卢致宏一脚踏进了新的领域，开了公司。

即便台湾如今的特殊清洁领域，已有不少人的加入，但总体而言，人们会把它归结为“家政服务”，“认为我们是很低廉很低级的工作”，且短期内，无法得到改善。

台湾一个殡仪从业者曾评价，特殊清洁，仅仅是把东西丢光而已。这句话让卢致宏感到不快，“如果只是丢光东西，那找一些工人来做就好了，我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创业早期，卢致宏甚至幻想过，这份工作他要干一辈子，直到做不动为止。现在，他已经开始痛恨起自己的职业，“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才有生意可做，才能接到委托。如果因为案件委托量少到已经让公司撑不下去，就代表是哪里改善了。”

他想起周星驰在《武状元苏乞儿》中的一句台词：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卢致宏展示素描绘制的现场

2000年，中国已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有研究预测，2030年独居人口数量或将达到1.5亿-2亿人，独居率或将超过30%。台湾地区的数据显示，2023年，台湾一人户家庭数量达到332万户，占总家庭户数的36%。

曾做过相关议题研究的高雄餐旅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玫君，归纳出“孤独死”的七个可能成因：独居比例攀升；终身未婚者增加；缺乏经济来源；中年离婚率增加；个人特性；不健康余命延长；老老照护。

在台湾，当一位逝者被发现，且无人料理后事时，房东或社区会先打电话报警。之后，片区殡仪馆把遗体接去，由法医鉴定死因，开具死亡证明。后续的火化、安葬工作，也是由殡仪馆承担。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有在做一些预防和延缓“孤独死”的举措。如一些流浪街头的个案，会由非营利组织牵线搭桥，解决租房难的问题。林正尉解释，“这些组织会帮忙做他们的担保人，以组织的名义跟房东签约，房东就不会害怕人突然跑了，交不了房租什么的。”

除此之外，当地类似于大陆的社区、街道办事处等政府部门，也会和做特殊清洁的团队保持合作，争取延缓部分人的死亡时间，降低“孤独死”的可能性。

如发现某户家庭有独居者，且被定性为囤积房，里长（社区负责人）会邀请卢致宏帮忙做好住户的清洁和整理工作。

“没有人愿意这样子死。我们也没有多么伟大，也需要赚钱吃喝。”卢致宏说自己目前所扮演的是一个善后者与过渡者的角色，“说难听点，是一个帮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就在清明节前几天，卢致宏还接到西安某民间单位的讲座邀请，分享他在台湾的经验，“因为大陆现在空巢老人的问题很严重，他们单位想要了解台湾的情况，做一个教育培训。”

逝者家中大件废弃物需切割后拉运

林正尉参与过一次这样的救助。那是一位90岁左右的贫困老人，家里没水没电，垃圾堆满房屋。社工每天送便当过去，老人默默接受，但面对大家提出的清洁建议，她一概拒绝。

“但她的生活实在太糟糕了。”林正尉记得，持续沟通了三个月后，社工把老人哄骗出去，这才给大家腾出了改造房间的空隙。

那次的现场，他们给老人换了新家具、家电，浴室里安装上了无障碍扶手。等到傍晚老人进门时，看到用遥控器操控的日光灯和冰箱里新鲜的食物，对着一屋子人露出了笑容，“她还告诉我们，已经好几年没吹过冷气了。”

作为死亡的间接见证者，卢致宏对于“孤独死”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孤独死”，一个重要的依据是：TA在生前是否孤独。而两者间的区别是，“有些人是享受孤单状态的，它跟‘孤独’不是一回事儿。”

“假如一个人自愿选择了享受独居的生活，有天却意外离世，这样的死，不应该被叫作‘孤独死’。反而是那些被社会所遗弃和遗忘的人的死，才是‘孤独死’。”卢致宏说。

但面对真相是更难的。卢致宏的观察是，可以预见未来会有大量的人在家中死亡，但“没有人愿意去提这个问题”。一个细微的体现是，有人在死去后，邻居都不知道隔壁曾住了谁，“他们唯一有印象的是，TA已经死掉了。是男是女，他们那时候才知道。”

（陈秋艳、张德明、孙哲为化名）

1983年，苏布的第五任头目安德罗波夫在全会上问道：你们谁还相信共产主义？现场无声的回答，其实比任何批评都更具有毁灭性。"意识形态的崩溃往往先于政权的瓦解。"这是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论断。

苏联的民众，白天在单位纵论宏大叙事，晚上回到家在厨房做饭时，便换了一副面孔，开始抨击社会的各种不公现象，交流听到的各种政治笑话，这便是著名的厨房谈话。

苏俄的六朝元老阿尔巴托夫，评价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全民参演的一出荒诞戏，人们其实并不相信。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所说：苏联的失败，不是军事的失败，而是意识形态的破产。

苏联的意识形态，曾经非常自豪的以历史必然性自诩，但在20世纪末却遭遇了全面崩塌。但这场崩塌并非是偶然，而是政治失信、经济失效与精英失节三重维度交织的必然结果。

第一、政治失信。

1956年，赫鲁晓夫掀开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神圣面纱，露出了恐怖真实的面容。当秘密报告传遍东欧时，有个记者感叹道：我们仿佛才突然发现，自己虔诚信仰的圣像，背后竟然是个魔鬼。

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公开自称：我就是沙皇。可是1982年，苏联成立65周年红场阅兵时，勃列日涅夫拿反了讲话稿却浑然不知，这个画面传遍了全国。当领导层成为行走的讽刺漫画时，意识形态的神圣性自然就荡然无存。

阿富汗战争成为了压垮苏联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参战的士兵纷纷在家书里写道：我们在这里保卫的，究竟是革命的理想，还是官僚集团的野心？我们为之战斗的神圣义务，不过是老头子们的权力游戏而已。

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青年们高喊：我们要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句口号暴露了民众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根本质疑。波罗的海三国、捷克等国家的胜利更是证明：工人阶级可以不需要所谓的先锋队领导，就能实现自我的解放。所以当意识形态成为统治的工具而非批判的武器时，自然就丧失了生命力。

第二、经济失效。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宣称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但现实却是排队成为了全民的日常，莫斯科市民年均排队时间长达1500小时。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承认：当商店货架空空如也时，任何意识形态的说教都是那么的荒诞可笑。

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创伤更是难以治愈。强制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大饥荒，夺走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生命。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愤怒的写道：当权者用意识形态的镰刀收割的，不仅是庄稼，更是人性。

1989年，圣彼得堡工学院举行了关于苏联制度优越性的辩论会。当专家高举《资本论》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时，一个学生现场展示了一个走私得来的日本随身听，并说道：这个微型的精密设备，我们的计划经济现在能生产吗？顿时，会场鸦雀无声，意识形态的漂亮话，在技术代差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随后，这个学生给出了致命一击的疑问：如果解放人类，就是为了让日本人过上我们这样的日子，那解放人类还有什么意义？我每次见到日本和西欧的商品时，都觉得他们不需要我们去解放，而是我们需要他们来解放。

第三、精英失节。

苏联培育了以意识形态为特权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自苏联的建政之日起诞生，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腐化的巅峰，这批精英约300万人，他们端坐于苏联金字塔社会的顶端。

特权精英的形成，直接撕毁了平等的承诺。他们可以享受全套的特供服务，子女也拥有红色降落伞体系。比如特权阶层人均消费是普通工人的400倍。小白桦商店的数据显示，特权家庭消费了全国95%的进口奢侈品。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彻底消解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伦理。

1990年6月，在一次“苏布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中，认为苏布代表工人的占比4%，代表人民的占比7%，代表官员的占比高达85%。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中75%以上的高官都是苏联时期的高官。俄罗斯97.2%的富豪是原来苏联的干部，剩下2.8%则是干部的亲属。

在总结苏布垮台的原因时，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苏布的精英们，张口就是大义所在，闭口就是历史必然，理论冠冕堂皇，极尽人类美丽言辞之能事，但却口是心非、言行陌路。

1986年，莫斯科音乐节上，时间机器乐队演唱的《转变》引发了全场的共鸣，"我们厌倦了等待承诺的明天"，这句歌词道出了苏联青年人的迷茫。"我们要真相、不要口号"，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

当莫斯科市民在寒风中排队购买面包时，当小白桦商店把普通人拒之门外时，苏联意识形态的祛魅便早已悄然完成。正如撒切尔夫人在1984年的论断：苏联的意识形态早已失败，只是在等现实的追认而已。

所以当1991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时，2.8亿苏联人无人走上街头抵抗。这个用70年构建的意识形态帝国，最终在真理与谎言、理想与现实、承诺与背叛的撕裂中，完成了自我证伪的历史循环。

新皮肤 get

小米汽车着火烧死三名从武汉前往安徽池州考公的女大学生，其中一位的父亲发帖称「还是雷军的粉丝」，这事简直就是个隐喻：

爱国企业家雷军－父亲是雷军的粉丝－女儿是体制的追求者－体制保护爱国企业家，于是闭环了。

但现在死了人，闭环出现了裂缝，要不要骂雷军辜负了党和粉丝的期望？估计不少粉丝像这位女大学生的父亲一样，陷入了进退两难。

小米SU7车在高速上发生事故后起火，车上三名女生身亡。 小米官方已经回应了： 这

大家发现没有，前两年虽然时有将马云等资本家挂路灯的呼声，但同时也制造了几尊神一般的企业家，这里面除了雷军，至少还有遥遥领先。

稍一总结，就会明白前一批被骂的是做服务的，直接与C端用户打交道；后一批被夸的是做硬件的，主要跟B端和G端做生意。

远香近臭，无不如此。

同时，这与我们国家重农抑商的传统完全重合。在他们眼里，只有可见的工农财富是正当的、高尚的，而通过文化、商业等服务赚钱，要么是低贱的保姆，要么是无耻的中间商。

甚至契合了这些年一个不见诸明文的追求：向德国而非英美学习。「大国重器」这个词，将背后的小心思暴露得一清二楚。

问题是，只要是人间，凡是被尊为神的，一是不可招惹，否则就是不爱国；二是神一定会辜负粉丝的期待，从无例外。

原因倒也简单无比：失去监督的权力一定导致腐败，神的权力也一样。

当雷布斯们无人敢质疑、更无人敢批评时，他们的行为和产品，就会失去正常的市场淘汰过程，从而落伍、甚至有害。

去年初，我给小孩买电话手表。考虑到遥遥领先的脾气太大，惹不起，便买了雷布斯的。

岂料家长根本无法控制APP的使用时长，甚至小孩可以自己下载。

小米官方客服态度很好，但永远对不起，这是技术设计问题，无法解决，只能谅解。换句话说，用户只能接受。

是的，他们只对自己的技术负责，并不对用户的服务负责。恶猜一下，我甚至觉得他们就是想让小孩上瘾，成为奶头乐，从而离不开。

没有底线的商业，一定会作恶，小孩用品尚且如此，我怎么会买他们的汽车。

李书福曾经说过，汽车无非是四个轮子加两排沙发。草莽期的制造业，话糙活也糙，大家只能认了。

但现在，车速如此之快，小时候连手电筒里的电池都怕爆炸，却在车里装了那么多，安全性如何保障？

大家只想大干快上，抢占市场。油车花了上百年时间才磨出来的安全性，在新能源车面前，几乎是不值一提的过时货。

之所以他们根本不怕，是因为这是产业政策的产物。光伏、新能源汽车现在的利润和国际形象，与这个背景密切相关。

既然是政策的产物，那便是权力的产物。事实上，很多国资投资了新能源车，从而获得了批评的豁免权。

前天晚上与一位汽车自媒体大V吃饭，席间说起合肥被投资的那款明星汽车绑死，每年亏多少亿，至今无法解套。

遥遥领先的车出了问题，谁敢公开？

雷布斯的车烧死了三个女大学生，也是过了多少天才公布？

好在雷布斯还没有遥遥领先的影响力，最终不得不出来认领。

但他一认领，原来以给雷布斯供货为荣的那些厂家，纷纷推说与自己无关。

其实，最该出来认领的是政策制定者和国资投资者。

权贵资本之恶，莫此为甚！

一辆小米SU7爆燃，导致三人以惨烈方式罹难。

事故调查结果未出，舆论战火已经烧至雷军身上。

事故过程中的诸多问号尚待拉直。这两天网上的质疑和诘问铺天盖地，本文不再赘述。

笔者对这种调查未赋予太多期望，“小米用户维权难”，依稀成为这起标志性车祸的隐喻和注脚。

也许事故车驾驶者并非完美受害者。但无论事故调查结论如何定性，小米汽车和雷军都需要一场审判。

这场审判，指向思想理念和精神意志层面。

此时此刻，如果雷军站出来坦诚地亮明两点，这场审判是可以豁免的。

其一，雷军可以说，包括小米在内的NOP功能，都只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有独立行走能力，但缺乏处理意外情况的经验。

其二，雷军可以说，随时准备接管驾驶，才是目前打开自动驾驶的正确方式。

即便此次面临重大舆论危机，上述两点也决计不会经由雷军之口说出的。

尽管此前马斯克已经承认: “广义的自动驾驶是一个难题, 因为它需要解决非常多的现实世界的人工智能问题。此前没想到这么难, 但回想起来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眼下对于小米雷军而言，静待舆论潮水消退，尔后继续比赛狂堆各种技术参数，营造“低价买豪车”幻觉，这些才是其值得去做的事情。

事实上，前述两句话也适用于其他造车新势力品牌企业。因为近期以来，他们都有过相关技术信仰的极致化演绎。

比亚迪高调发布“天神之眼”高阶智驾系统，提出要开创“全民智驾”；

吉利推出五套阶位不同的“千里浩瀚智驾系统”；

奇瑞推出四套智驾系统，命名“猎鹰智驾系统”；

蔚来宣布自研的“全球首颗车规级的5纳米高阶智驾芯片，经过三年多时间打造”、研发金额“相当于1000座换电站”……

“巨资研发”、“智驾普惠”噱头下，视觉大模型、端对端系统等概念被极力渲染。

严格说来，他们都应该接受一场审判。

原因在于，他们将智驾技术理性的发展，演变成为一种技术拜物教。

不仅将智驾技术当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更是把这一技术实践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从而对社会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控制和影响。

为何单单要审判雷军？

其将黑格尔“绝对精神”与硅谷“技术奇点”理论，进行本土化重构后，将产品包装为“技术圣物”，将普通消费转化为信徒的“皈依体验”，完成从产品消费到精神皈依的转化。

其秉持技术原教旨主义，以个人IP的神格化塑造“科技先知”印象，将企业家身份转化为智能时代的“布道者”。

雷军及米粉群体对智驾产品顶礼膜拜，对其技术发展无限乐观，对技术统治思维日益骄矜，创造了一种建基于科学基础上的技术宗教信仰。

他们通过智驾产品的文化工业，不断输出“智驾万能”“智驾无限”“智驾伟大”等社会价值与社会理念，不断形成对智驾技术的社会化崇拜，并完成自我附魅的过程。

笔者并非技术恐惧者，乐意接受并支持发展智能等新兴技术，肯定包括小米在内发展智能技术的积极社会意义，但主张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建构发达的、人机协同的智能社会。

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必须将人放在主体地位，以人的逻辑而非物的逻辑去发展，毕竟人始终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小米智驾技术和产品，缺少的或正是一种“可知”、“可信”。

所谓“可知”，是指确保智驾技术系统的透明度，使其行动逻辑和决策过程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透明的，易于被消费群体理解和掌握。

所谓“可信”，则意味着智驾技术系统能够得到不同群体或个体的共同认可，具备高度的可验证性。

如果小米智驾技术兼具可知、可信特征，更多体现人性化和良善化，此番就能避免人车协同的不和谐声音。

技术上最伟大的胜利与最大的灾难几乎并列，每一种技术都既是恩赐又是包袱，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这对小米也不例外。

小米的技术拜物教，是试图通过技术控制，构建极端秩序化和高效社会生活的映射。

技术拜物教的实质是一种异化行为，人类加诸之上的宏愿永远无法达成，却会带来自身的风险，对技术的极端崇拜无论多么虔诚都不会带来利好改变。

以小米为代表的智驾技术，将有限的技术手段无限抬高和过分美化，俨然一种新式的意识形态，包含着一种技术资本权利的“暴力美学”，以崭新物神的姿态，成为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新智能光鲜外衣。

这场审判的意义，目的在于实现对智能拜物教的批判性超越，体现智驾是技术服务论，而非技术统治论，在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赋予人绝对的优先权。

这其实也可以是一场雷军的自我审判。立足点是跳出经济中心主义的发展陷阱，如何将智能技术置于合乎人性的制度框架中，使人减少智能技术公开或隐蔽的宰制，避免诸多未知的、不确定的风险。

“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

这个论断无比正确，恳望雷军们能够读进去。

而他们正在努力做的，或许是如何逃避这场审判，甚或乐见信徒们手持小米“技术圣经”，对遇难者家属和质疑的公众，发起一场反向审判。

2025年3月底，网上传出影像创作者郭珍明因拍摄视频被乌鲁木齐市文旅局拟处罚7.5万元和没收设备的消息，现象网采访了当事人。

现象网：这事情是个什么样的经过

郭珍明：是这样的，我去年9月份去新疆旅行，和一位内地的音乐人王啸聊起纪录他的创作和采风的事情，他是做当代音乐的，就是那种现场即兴的乐器和人声。我们萌生了一路旅行、沿途创作和民间采风的想法，边走边拍。新疆是个文化和音乐特别古老而富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壮丽的自然风光亦让我们沉醉。我们在南北疆、乌鲁木齐这些城市和乡村之间穿行，流连忘返。除了即兴的环境中的创作，还采集了很多民间音乐人风格独特的乐器演奏。这些表演，有些民间艺人要求付给他们一些费用，但很多都是朋友，都是免费的。整个过程大约是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份完成的，就是我们两人，我拍他的创作和采风。后来乌鲁木齐文旅局的人上门进屋检查，说根据举报，说我“涉嫌擅自摄制电影”，把我器材和资料都查封了。

现象网：他们这个行政检查和处罚的依据是什么？

郭珍明：文旅局执法人员当时也说不清楚是依据《电影产业促进法》哪条条文，他们只是说，“你去百度查”。他们也不熟悉这些条文。我后来问了律师，也自己查了。我觉得绝大部分影视艺术工作者、普通老百姓可能都不知道《电影产业促进法》，第13条规定“拟摄制电影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将剧本梗概向电影主管部门备案”。我认为大家应当对这个法条引起注意，加以学习。

现象网：你觉得你这个拍摄行为违反了《电影产业促进法》中第13条“拟摄制电影要备案剧本梗概”的情形吗？

郭珍明：我认为完全不构成违反《电影产业促进法》13条，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

不管是普通人还是艺术家，采用专业或者非专业器材拍摄视频，都是一个普通公民的文化艺术创作自由，因为这是个人行为。

《电影产业促进法》第13条要求备案的是法人和组织，也就是产业化、公司化、部门化的电影制作、制片行为；电影摄制是一个异常复杂，由多种电影创作人员、电影技术人员构成，并且需要规模资金支持的产业行为和部门活动，它的创作和技术人员构成至少包括制片人、导演、编剧、演员、录音师、灯光师、摄影师、化妆师、现场剪辑师、制片、场记、助理等等一个基本的剧组构成。一个老百姓持有摄像机就能拍出电影吗？我说的是《电影产业促进法》想规范的那种电影摄制行为。

即使把我的纪录和拍摄行为定义为电影，但是我的纪录作品哪来的剧本梗概？这说明制定《电影产业促进法》的人没有注意到纪录片和电影的本质区别。纪录片是没有剧本的，电影才有剧本，纪录片何来“电影剧本备案”？即使把纪录片定义为电影，那也是没有剧本的电影，对于没有剧本的电影作品，《电影产业促进法》怎能要求它去“备案剧本”呢？

电影节不等于电影院，国际上的电影节展出的影像作品不同于电影院播放的电影，非常宽泛。手机拍的视频也是电影，短视频也是电影。文旅局的人认为我去年有纪录片参加了国际上的电影节，并以此认定我拍摄了的视频素材具有电影属性，违法《电影产业促进法》。这个认定你觉得符合法理逻辑吗？

现象网：你认为这个案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郭珍明：我这个案件，是中国第一例“擅自摄制电影案”(现象网注：对于当事人的这个说法，现象网表示未必完全符合史实，被采访者说法谨供参考)，它在法学上的讨论空间非常大，这个案子影响肯定会很大。我会继续走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这些程序。当然我是个普通的艺术工作者，你也知道，我们这种人很艰难，罚款我交不起，律师和诉讼费用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如果我这个拍摄行为都是违反了《电影产业促进法》，那中国这么多影视、戏剧、传媒、美术专业的学生、毕业生，他们的毕业创作都将考虑是不是违法行为？他们拍摄的纪录、电影、影像作品都去备案了吗？

我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因为每一个普通公民，以后拿起摄像机或者手机进行纪录和创作，都要考虑一下，有没有触犯《电影产业促进法》？你是不是“擅自”了？

以下为当事人所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郭珍明的电影作品《混乱与细雨》海报

早上国人一起床，就被川普给惊呆了，不夸张的说，确实是“改变世界的一天”。财新网报道说：“这项近百年来对全球经贸格局冲击最强烈、覆盖面最广泛的关税举措，料将重塑美国和全球经济，推高通胀并拖累经济增长。"

其他国家就不说了，拟对中国关税加征34%，加上之前的20%，一共54%，这生意还怎么做？兹事体大，不宜开玩笑，需要大家严肃对待，群策群力。

鄙人有一计，如题：大幅度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是应对美国贸易战的最佳手段，没有之一。

人人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关键在于促进内需，问题就在于如何促进？最近政府密集出台了各种措施，比如3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洋洋洒洒列了30条，促进工资增长、促进生活消费、强化信贷支持等等，其中第7条也提到“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这句特别重要，但如果我没猜错，这就是顺带提一句，因为已经结束了，如我们所知，今年只涨了20元/月。要靠这个提振消费实在力不从心，大概只能提升一下盐的消费量，如很多网友说的：“太多了，吃不完，吃不完。”

在我看来，该方案全文4304字，没有比“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这11个字更重要的。道理很简单，所谓内需不足就是个人消费占比太低，目前只占GDP的40%，印度都有60%，美国超过了70%（所以人家敢打贸易战）。正如我之前在《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到800元的8个理由》中说的：

“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就是民众没钱，民众没钱的原因是在财富分配中的占比太低，而要提高促进消费，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发钱——在今日中国，最应该发钱的群体当然是农村老人。”

中国不是没钱，不要动不动就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没钱搞福利。中国人生产的东西能满足全世界人民的需求，然后中国人自己没钱消费，这不是笑话吗？所以根本问题在于分配的不合理，这里不合理并不在于传统说的资本家占有太多，而是政府占有太多，然后胡花乱花给浪费了，比如各种无效基建，以及分配不公，比如我在《拿出10000亿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到500元很难吗？》一文中说的，2023年财政对2200万退休收入最高的体制内退休人员额外补贴了超过8000亿元，对收入最低的1.73亿城乡居民（主要是农民）才补贴了3681亿元。

所以，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把“提振内需”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少部分人，或者说一部分人，而无视了另外一部分人。想想看，一个人一天也就吃三顿饭，他不能吃十顿饭吧。

上面《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第15条，专门拿了整整一条来谈“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3月7日，国务院还专门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看得我脚趾头都抠出来三室一厅——中国那部分有消费能力的人责任实在太大了。这事儿既不符合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环保观念，干嘛不先去帮那些连“旧”都没有的人买起来呢？

换句话说：如果不让中国数以亿计的底层人群（主要是农民）有消费能力，消费占比是不可能提升起来的。个人消费占GDP40%，中国有消费能力的人已经尽力了，就不要再去“挖潜”了，消费这么艰巨的任务，还是要找人帮忙的——他没钱，你给他发一点就好了嘛。

那找谁帮忙，给谁发钱呢？我认为农村老人是一个最佳选择，作为福利开支，关键是甄别成本，最好是找一个群体，一视同仁无需甄别的发钱，那么中国没有比农村老人更合适的群体了：他们的贫穷是普遍的，一个月两百元的养老金连最基本是衣食都不够，应该给他们发；发给他们的钱会被花掉，因为贫穷会逼得他们不得不消费，想存起来也不行。很多觉得农民不消费，这是错的，如果每个月有稳定的大几百上千元养老金，他们自然会敢于消费——消费这事儿谁不会呢？

这不仅仅是济贫，它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会超乎我们想象，简单的说，它能真正盘活农村经济。发钱看似简单粗暴，但比目前的所有其他手段（比如什么新农村建设，什么农业补贴等等）都有效，因为它在发挥自由市场的作用，它的乘数效应比计划手段要高很多。举个例子，家电下乡就不如直接发钱，我在想：有些人是不是对家电有什么执念？凭什么认为农民应该去添置一个家电而不该去买块肥肉呢？如果还不明白，去看看这些年拼多多的发展，就知道市场的力量才是盘活农村经济最有效的方式。农村老人手上有钱了，会有无数人去给他们提供服务的，以中国人的勤劳和创新能力，会有无穷的想象空间。

不仅如此，不要忘了，这些农村老人，他们也是有孩子的，他们的孩子，大部分都在外面在城市工作。赡养父母一直是这些外出工作的农民的孩子的沉重负担，如果农村老人每个月有几百上千的养老金收入，农民的孩子们是不是也就可以放心消费了？不止于此，这里面可能还有不少人还会回到农村，如果想到自己老了有维持基本生活的养老金可以领取，不用为自己的暮年忧心忡忡，他们的消费是不是也就更大胆一些了？想想看，这又将释放出多大的消费空间？

由此牵一发而动全身，最终盘活了中国最没有消费能力、最不敢消费的那个数以亿计的群体，多年来求之不得的“提振内需”指日可待。所以，不要等，不要拖，就好像川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全面征收关税一样，我们也应之以“国家紧急状态”，先拿出7000亿来，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涨到500元/月，不要等来年，现在就行动。然后，再用一两年的时间涨到800元-1000元/月。

如此一来，我将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中国十四亿人，一旦大部分人能被盘活，中国经济一点问题都不会有。不要到今天还抱着封建思想不放，想着盘剥别人才能让自己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的要义是“双赢”，让别人获益也就是让自己获益，如此也才能长久。用不了多少年，等中国个人消费占到GDP的60%-70%，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这个时候怕什么贸易战，如果川普还能连任，再去跟他扳扳手腕，岂不美哉？！

CDT编辑注：本文作者张赞波是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作家。2014年，张赞波的作品《大路：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记录了公路建设中的施工人员和周边民众的生活。八旗文化总编辑李延贺（又名富察）2023年3月赴中国大陆期间失联，中国官方随后证实其已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今年2月，富察被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富察生于中国辽宁，于华东师范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后与台湾伴侣结婚，2009年搬到台湾定居，并成立八旗文化。八旗文化近年出版的书籍还包括美国作家张彦（Ian Johnson）记录中国地下史学运动的《星火》中译本，学者裴敏欣研究中国贪腐现象的《出卖中国》等。点击这里阅读CDT收录的相关文章。

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些令人发指的囚禁本不应该存在。哪怕只有一起，也是对人类文明严重的亵渎。然而，很不幸，它就在那里频频发生。这架冰冷的钢铁囚笼，吞噬了不少善良和正直的人。现在，竟然轮到你了。

富察兄，

见信如晤。

不知道你现在在里面怎么样？能不能吃饱饭？睡觉还好吗？每天能睡几个小时？能偶尔晒晒太阳吗？有书看吗？可不可以锻炼身体？肉体上有没有遭受他们的虐待？是不是已经瘦了很多？去过那里面的人，一般都会瘦很多，对于需要减肥的人，这也许是不幸中唯一的幸事，但你本来就瘦，也无需减肥。希望你不要瘦得太多，否则当你出来的那一天，我要是看到了你形销骨立的样子，一定也会像现在一样，止不住地掉泪。

很抱歉，我到现在才站出来和你说话，虽然我一直想写点什么说点什么，但完全下不了笔，开不了口。对于一个以往表达欲还算旺盛的创作者来说，我突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失语症，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心境。最近几个月，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我过得像一只阴沟里的老鼠，尽量把头埋在阴暗之处，任由自己被悲愤、恐惧和耻辱吞没。

虽然作为一位持续批判体制的独立纪录片作者，我完全深谙并亲身领略过极权的暴力，但还是没想到，它会以这么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到来。

4月20日上午，习惯于熬夜晚睡的我，刚刚醒来，就看到了网上传出你被秘密拘捕的消息，我当即有如电击，从床上一骨碌爬坐起来，连声惊呼，内心瞬间被惊愕笼罩。

我之前不祥的预感不幸落实了。

就在4月12日，我把修改的新书稿简介给你发去邮件，见你没有及时回复，我又通过社群媒体发去简讯提醒你查收，但无论邮件还是社群媒体，你一直都没有回复我。对于你这样一个敬业勤恳、对人热情有礼的出版人来说，这是未曾有过的反应，以前，你顶多就是周末两天不回复，周一上班了一定就会回复我。但这一次，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你仍然没有动静。刚开始我以为是你的身体出了问题，因为在不久前的通话中，你提到自己最近体力有点不支，说人一过了五十岁，精力便大不如前。眼力也下降了，光看我的书稿，你就持续了好一段时间，而且是把全文打印出来，一页一页地看。不再像以往那样对着电脑就能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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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些，我只好默默地祝愿你身体没有大碍，即使身体有恙，也能早日康复。4月19日，一个星期过去了，你依然杳无音讯，让我越发感到不安，正犹豫要不要询问一下你的同事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想到一夜之后就得到了这个最坏的消息。

我完全没想到，你落入他们的魔掌已经整整一个月。

原来你是在3月19日回上海时遭此厄运，那天距离我们语音通话也只过去不到一周，3月13日晚上，我们在社群媒体上通了约一个小时的长电话，详细地讨论了我的新书稿的出版计划。就在当天上午，你给我写来长信，谬赞我：「你的写作比第一本更加震撼我，故事和分析的力度都更加精彩和有吸引力」最让我感动的，是你还说了：「我也非常敬佩你孤独一人记录、分析近乎魔幻的中国底层世界的勇气和精神，并为之感动。能够认识、拥有你这样的朋友和作者，真的是我的幸运。」

对于一位坚守在极权之地的孤独的创作者来说，你的这些话语于我是一剂莫大的精神动力。这些年，因为持续批判的缘故，我在中国被封杀，书和片子都被禁，再没有出版社敢出版我的新书，连一本原本计画出版、正在组稿中的个人诗集也不得不夭折。警察也不断上门骚扰我，导致我离开了生活快二十年的北京，回到南方的山里离群索居。

「金马风波」（2019年8月，国家电影局禁止电影人参加金马影展，我忍不住骂了它几句）之后，我更是经历了全方位「社死」，在网上遭到铺天盖地的谩骂、侮辱，被扣上各种罪孽深重的帽子，以及持续遭受揭发、检举，甚至死亡威胁。影响不光止于网络。现实中，不少昔日同学亲友因为目睹了我的政治错误和声名扫地，都不敢再联系我，有家族长辈甚至斥责我令「家门蒙羞」。有关部门还到我父母所在村庄调查我，给我和家人造成了很大困扰。

从那之后，我在中国已经近四年没有参加任何公众活动，再没人邀请我，哪怕是线上的活动也没有。很多人还唯恐避我不及。因为个人的社群媒介持续被封禁，我在国内的网路平台也消声匿迹。因为价值观念的缘故，很多昔日的故交也渐行渐远，直至完全割袍断义。除了为了拍摄，我在现实中的社交活动也几乎减为零，平时深居简出，过上了放逐和自我放逐的生活。

此时，你的鼓励，除了让我觉得自己在潜伏中拍摄一年多、闭门写作两年多是值得的，更让我觉得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和孤独是正确的。就是在这番通话中，你我还谈到了目前的形势和安全问题，但是是你在替我这个「朋友和作者」的安全感到担忧，担心我的敏感的新书给自己带来麻烦，还询问了我有无考虑出去。而我，在这通电话里，根本就没有问起你的安全与否。

那时候，你我应该都完全没有预想到，真正的危险会于降临我前来到你的头上。我也完全没想到你马上就要回到中国，虽然电话里你提了一嘴自己和家人已经几年没有回去探亲了。但你并没有告诉我你一周后就要回去，如果你说了的话，我想我一定会告诫你「危邦不入」，劝你「三思而后行」。

因为此时的中国，尤其在历经三年疫情管控之后，彻底成了光芒照不进的土地，真正的礼崩乐坏，铁幕降下。作为持续扎根在生活现场的低调的观察者和亲历者，我都时常感到举步维艰，顿生江湖险恶之感。自己曾经在乎的「最后的缝隙」，也俨然已经慢慢合上。

你在此时回来，分明风险莫测。可是遗憾，你当时没有告诉我，要不我一定会力劝你。尽管我知道，我的劝说也许并不会在你那里生效。

你应该还记得，以前，我也劝过你。那次，我们也说到过「安全」。几年前，当你第一次向我说起你还持中国护照的时候，我比较吃惊，我以为你早拿到台湾户籍了，觉得无论从安全还是从方便的角度来说，你都应该这样做。但你当初好像对此不是太上心，似乎觉得相比于你正孜孜不倦的出版事业，它是件不太重要的事情。当我问到你回来时不担心他们找你麻烦吗，你也还是那副一贯的口吻，你说自己只是个编辑，只是个出版人。

我对你的这种固执感到有点匪夷所思。虽然其实我也是个固执的人。我之前备受艰难和打压，都不愿离开，也让不少人不可理喻。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同一类人：在危险没有真正来临前，我们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更不会被它轻易吓倒。

但这次，你所面对的局面显然已经今非昔比。所以，我不确定你真的只是粗心大意，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我不知道你对自己这次回去自投罗网感到后悔没有。还有，你之前是否设想过自己「进去」的场景？说实话，我不止一次地设想过自己「进去」。尤其这些年，当我看着文字狱在这片土地频频发生，身边认识的、不认识的，不少人都「进去」了，他们中有些人说的、做的还不如我那么「敏感」和「胆大」。有些人的影响力也还不如我，有人只是在网络上说了几句话，就被判了几月甚至几年。

每当这些事发生，我都顿感阵阵寒意。就此我还跟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原来，这几年他们让我「社死」，是保护了我，要不我早就进去了。这显然是一种悖论般的无奈现实，散发出苏联笑话般的荒谬气息。

在4月12日给你的信息里，我就提到了「进去」，因为就在两天前，许志永和丁家喜被判12年和8年，让我再次觉得痛心、愤慨而绝望，上一次为「进去」而有如此感受，是因为「编程随想」阮晓寰，他被判了7年。让我忍不住感慨：为何在这片土地上，总有如此优秀、正直、善良的人沦为国家的囚徒？

所以推人及己，我忍不住和你聊到他们并吐槽：「凭我这种立场和写法，我觉得我至少能够10年了吧。」尽管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但此刻我真的为此感到羞愧：在当时，我仍然想到的是自己，没有联想起你，更不知道当我只是担忧自己「进去」的时候， 你却已经「进去」了。

更早以前，你也曾经和我说起过「进去」，那一次，你在疫情初期回上海时被隔离，你提到这段「够憋」的禁足经历时，忍不住感慨「所以像王丹那样的坐完牢，还是非常让人敬佩的」。

现在，没想到轮到我来敬佩你了。

虽然，我根本就不想从这方面敬佩你。我宁可敬佩你在编书上的专业能力，你的选题、策划，以及编辑和推广能力，尽管你这些年出版的有些书我也并不喜欢，我们之间的观念也有分歧，但你的专业能力无庸置疑，和中国这边大多数的编辑比起来更是出类拔萃。

或者，我可以敬佩你在面对逆境时的坚毅——就在3月13日那通长电话中，你向我聊起如今台湾出版业的状况，说现在一般出的新书舖完所有通道，六百本印量就够了。联想起中国市场出的那些烂书都动辄几万几十万本的销售量，我不由地在电话这头感叹了一句「你真不容易」，结果你很快就反驳了我，说这其实也无所谓容易不容易，因为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再不容易也能承受，并且不觉得苦。

「你不也一样吗赞波？你也选择了一条在常人眼里看起来很不容易的路途，但那是你喜欢的事情，所以你一定再难也乐在其中，不需要别人说不容易吧。」

是的，老兄你说得很对，我不应该这么高高在上、轻描淡写地评价他人的境遇（尽管那非我的本意）。我们面临的所有艰辛，确实是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不需要任何人怜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仍然属于同一类人。

即使不论你在专业上的能力和精神，其他事情也同样值得我敬佩，比如说，你那次开车带我去基隆港海边吃海鲜-——我忘了有没有告诉你，那至今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海鲜，我对你怎么能找到那么一家毫不起眼却如此美味的摊位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有，你带我上阳明山惬意地泡露天裸汤，上猫空看台北夜色，去十分放天灯许愿（我记得当时我在天灯上写的第一个词就是「自由」，尽管你现在身陷囹圄，我仍然要把这个最美好的词献给你）。以及，你还带我去认识了不少台湾的纪实文学作者和出版人，彼此间相谈甚欢，这些安排都如此贴心细致，深得我心。这些，统统都值得我敬佩。

我宁可敬佩你这些。我为什么偏偏要去敬佩你「进去」啊，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些令人发指的囚禁本不应该存在。哪怕只有一起，也是对人类文明严重的亵渎。然而，很不幸，它就在那里频频发生。这架冰冷的钢铁囚笼，吞噬了不少善良和正直的人。现在，竟然轮到你了。

很巧的是（错了，应该是很不巧的是），我在我的新书稿里多次写到囚禁，尽管在叙事层面只是针对草原动物，但那显然是一个精神上的隐喻。我想说的是，在那块土地上，不论动物还是人，包括我自己，所有生灵都被囚禁在极权的铁笼里，都置身于欲望的铁链之下。自由已经荡然无存。你当然懂我这层意思。

对了，那天给你发信息时我本来还想和你说件事，我打算把我的新书名加上「囚笼」这个关键词，成为「风景与囚笼」。我觉得它比之前的「风景」更为准确和意义深远。但因为你没有回复我，我就打住了这个话题，心想等你回复后再说。

没想到，你没有回复我是因为你已经「进去」了，进到了一个真正的「囚笼」里。我却还在外面——尽管那本质上也是一个更大的囚笼。这几个月，我不得不像老鼠一样地苟活着。这不是一个比喻，是一种真实的心态和状况。

因为担心他们顺藤摸瓜来找我—毕竟我的敏感的书稿在你手上，以及我俩之间还有那些不无犯忌的通信和通讯纪录（比如谈到许志永、丁家喜和「编程随想」），而他们控制了你就有可能统统获得它们。

4月20日那天，我的震惊和悲愤还没有来得及稍微平息，心中的惶恐就迅速弥漫开了。我虽然也曾历经危险，但从来没有哪一次比得上这次，被进去的危险离我如此之近。

尽管，从观念和心理上来说，我其实一直并不太惧怕坐牢甚至死亡。但我最担心我要是这样进去了，我的书稿和其他未完成的作品就会落到他们手里，而从此不见天日。而它们既是这个时代珍贵的纪录，也是我的精神生命的一大部分，失去它们，会比让我进去、抹煞我的肉体生命还让我难过。

我从床上爬起来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处理「后事」。我赶紧清理拍摄素材，删除了手机和电脑里的一些纪录，紧急委托了一位可靠的友人保存我的书稿，并授权他在我遭遇不测后发布它。另外，我也向我的家人委婉交代了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该如何应对。我还咨询了律师在这种案子里能否有效介入。。。。

在做这些事情时，我几乎混身颤抖，既悲愤又恐惧。我想到了读过的苏联时代或者文革时期的那些政治犯的故事，没想到在今天它变成了我的现实。

富察兄，你说多么荒谬，我只是一个创作者，仅仅因为呈现真相和表达观点，就得去面对、去背负这些无妄之灾。而你和我一样，都只是一介书生，都只是言论自由的实践者和捍卫者，却不得不如此狼狈地面对这座迎面扑来的「囚笼」。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的诘问还犹在耳边，历史却一再重演。当然，把现在的乾坤颠覆得如此黑白颠倒的，绝不只有佞幸。

震惊和仓皇慢慢减弱之后，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去搜索关于你的新闻，希望有奇蹟发生，你能虎口脱险，从囚笼里安然返身而归。然而带给我的仍然只有幻灭，至今你仍然音讯全无。

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看到台湾人和你的作者们在为你呼吁的时候，我什么也能不说。在你被捕五十天时，我看到了文化届有三百多人为你发起声援连署，那里面有不少我认识并尊重的电影人、作家和学者。发起人之一王家轩先生之前也和我邮件往来过（他还在你的八旗文化任职时，邀请过我为他责编的一本书担纲推荐人）。我为他们为你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而感到欣慰和感动，但很快，我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甚至羞辱感中。

因为这份连署名单里本该有我。我的名字还出现在连署工作小组于网上发布的连署主文中，它列举了八旗文化创立以来所获的各种奖项，我的《大路》就忝列首位，占有两项：2014年开卷好书奖和2015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我也注意到一些媒体在报导你被捕事件时也提及了我和我的《大路》。某种意义上，我应该更有责任为你发声，因为我和你身处同一片土地，在同一个囚笼中，对你正遭受到的铁拳，我比自由世界的人更有体验，更能感同身受。然而，那时，我为了不引火烧身，只能装死，不能为你说上一句。

富察兄，你知道吗？这对于我，不光是一种深深的无力，而且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以往，我非常看重公共言说的价值（这也是我成为一名独立创作者的初衷之一），信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时常告诫自己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勇于公共言说。在熟人眼里，我也一度留下敢说真话、无畏强权的形象，这些年来，除了通过我的作品，我也为社会上的很多不公不义直接发声，包括在西藏、新疆、香港以及「白纸革命」等高度敏感的议题上，我也冒着风险，力所能及地为那些受极权迫害的群体公开发声过。此外，我也多次为和你一样有类似囚笼经历的人大声呼吁过，比如说南都案件、刘晓波、谭作人，还有艾未未、许志永、伊力哈木等等。

那些人和我还没有什么交集，纯粹只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和是非观，我就能大声疾呼。然而现在，你既是我的出版人，我工作上的伙伴，也是我的朋友，某种层面也是我的伯乐和知音。尽管我这个人不擅交际，也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俩之间应该就符合这个标准），但我和你的关系远超当初和那些人的关系——至少，他们中没有谁请我吃过那么美味的海鲜。更没有谁像你一样，和我一起赤条条地在阳明山的公共裸汤里一边坦诚相见，一边聊起文学和人生。而且，就在你进去之前的一个星期，你还给了我那么大的鼓舞和信任，且正为我新书的出版殚精竭虑。

可是当你进去了，我却不能为你言语一声。这简直既是对我崇尚的道义和血性的打脸，也是对我的人格和品行的羞辱。看到人们为你连署时，我只能躲在深夜的沙发上独自默默垂泪，心如刀绞。这是我一辈子的污点，所以我说自己像阴沟里的老鼠。富察兄，你能体会到我的这种心理吗？

正因为这种复杂的境遇和心态，你进去之后，我遭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精神压力，在短短的一个月里，我瘦了十多斤—我比你胖，减点肥倒不是件坏事，两鬓的白发骤然增多。认识我的朋友很好奇我怎么一下子就老去了很多。这几个月，我宛如走过了几年的人生。

但相比于你在里面的煎熬，我的这些遭遇就不算什么了。尽管我们能设想一番其中的光景，但那个黑洞般的囚笼，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像。我没法想像你怎么打发在里面的时光，怎么面对他们施加的那些羞辱和折磨，而且不是零星半点，一天两天，再过几天，你就要进去半年了。

半年，六个月，一百八十天。一想起这点，我就更加寝食难安。甚至觉得我此刻能暂时脱离危险，享受到写这封信的自由，也是一种罪孽。

但富察兄，请放心，这次我不会再傻傻地说「你真不容易」。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一个人能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并勇于承担一切后果，这正是体现人之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所在。我是这样的，你也是这样的。即使身处囚笼之中，我们应该都是始终追求并坚守自由意志的那种人，而且，我们应该没有他们所想像的那么脆弱，那么容易被吓倒和击垮。

唯一希望的，就是你在里面好好地保重自己，一定要「活过斯大林」，亲眼看着那具冰冷的囚笼和制造出它的那架暴力机器早日崩塌，这是我此刻的信念，希望也是你的。

在《大路》被禁后，我曾给读者题签过一句话：「有禁书的时代，是时代的耻辱，却是禁书的荣耀。」同样，囚禁你的时代，是时代的耻辱，却是你的荣耀。

盼望你早日重获自由，而且，归来的时候不会形销骨立，依然是那个聪慧、执著、坚毅、热情而真诚的人。

期待我们后会有期。再次就我迟来的信件和发声说声对不起，请原谅我之前的苟且偷生和无奈缄默。

谨祝平安健康！

你的朋友和作者：张赞波

2023年9月10日

来源：第十六届新东方家庭教育论坛
主题：《家访五年，日常生活如何塑造立体的人》
演讲嘉宾：黄灯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我的二本学生》作者

我对教育理解的起点

我是一个语文老师，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2005年博士毕业以后我分到了广东的一所二本院校任教。

我以前不知道我能当一个老师，也不知道我那么喜欢教书，大概教到第10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实在有太多话要说，所以就写了《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

尽管我对教育学的原理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是我有特别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将近20年在二本院校和职业院校的一些观察。

一、我对教育的理解，来自对学生的观察，以及和学生共处对自己的唤醒

作为一个老师，说句实话，我对社会安全感的边界就是来自于对学生命运的感知，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社会好不好，就看我的学生去向好不好，简单来说就是工作好不好找。

二、现在学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说真话，我作为大学老师教学时非常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台下的学生不动，上课看手机，你问他问题，他不回应，似乎对什么东西都没感觉。或许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学生对所有东西都没有兴趣，也不谈恋爱，你问他以后干嘛，他就是无所谓的样子。

当然现在工作不好找是客观条件，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明显感觉现在年轻人的元气丧失得很厉害。我一直觉得，应试教育的后果就写在大学生的眼神里面。我们只知道把孩子送进大学，但是孩子在大学里面是什么样的表现呢？看一个孩子有没有培养好，并不是看他有没有进大学的门，而是看他以后能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能不能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

作为大学老师，我有时候感觉很难熬，发现怎么教都教不动那些孩子。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也特别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17岁孩子的妈妈，他不算被鸡得特别狠，学校对他们也很宽容。但是有一次我问他：“你们学校的同学是不是真的热爱读书？”他说：“妈妈，你要我说真话，我们班上可能真正喜欢读书的不会超过两三个。”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不爱学习不怪他们，但问题出在哪里，我不知道，也解决不了。

我上课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学生眼神冷漠，你问什么，他都不回答，因此我上课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要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集中起来，尽最大可能点亮点燃他们。但一个老师不可能永远保持那种状态，所以很多跟我性格不一样的老师，会觉得教书教得特别累，这很容易导致职业倦怠的时间提前。

在《我的二本学生》里面有一段话，到现在为止我还坚持这个判断：

“在具体的课堂里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

这是我观察到的真实，也是我很多同行的共同观察。

课堂即田野：《我的二本学生》中的教育观察

一、同样的起点，让我感受到一种现实：文凭快速贬值

俞老师和梁建章老师，他们都是名校毕业的，我的第一学历其实是专科，岳阳大学的，现在学校已经没有了。我从小到大身边的人大都是普通人。

一个基本事实是，能考上北大清华的人非常少。中国现在有1000多万大学生毕业，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过，985、211的大学生比例不到5%，百分之九十多都是普通院校的学生。如果按这个逻辑来看，不上重点大学，难道我的孩子就没有出路了吗？事实上普通孩子也需要在社会上生活，还是要给这个国家做贡献的，是这个国家最主要的力量。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也是第一学历不好的，我的学生也是在二本院校和职业院校读书的，过去这么多年，他们有没有像我这样，能够依赖教育红利去克服各种困难呢？我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年轻人是非常难的。我有一个学生亲口说，“黄老师，我再也不可能像你这样了。”他是我在广东金融学院教的一个学生，智商很高，各方面都很优秀。

还有一个问题，高校扩招以后，念大学和年轻人的命运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前20多年，因为我们刚好需要很多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劳动力，所以就通过扩招来弥补；但近几年经济放缓后，大学生不好就业了，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现在事实是这样，我们该怎么面对？

二、两个班级：班级的氛围差异、学生精神状态的改变、就业去向的改变

我在《我的二本学生》里面写了两个班，一个是06级的，一个是15级的，中间隔了9年，在回忆里这两个班级给我的印象不一样。

06年的那个班是2010年毕业，那个时候，孩子还有一些很俏皮的行为，我们班还有一些学生不上课。我甚至觉得学生逃课是一个很好的行为，我一点都不反对，因为学生逃课表明他对课堂是有反应的，逃课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老师讲得太水了，他不想听，觉得浪费时间。我觉得学生有这种反抗性，表明他还有生命力。

但现在很多学生听课，他的心在外面，他看手机，不思考问题，不做深度思考，也不链接别的东西，这种麻木比反抗带来的后果要严重很多，更不要说学生的精神状态了。

还有，我的第二届学生和第一届学生比较起来，他们的就业去向明显差了很多。

三、基本趋势及反思

我们的学校教育不仅仅是教育，更是社会末端的一环，它背后是千丝万缕的东西。

学生就业能怪学校没教好吗？无论学校教得如何，学生都有可能找不到工作。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学校教育已经越来越显示它是有限度的。

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非常快的，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我童年阶段在我外婆家待了十几年，我印象中当地那个村子里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上大学的，也没有上高中的，偶尔有几个初中毕业生，但他们现在也是生龙活虎的。几十年后回过头看，其实那些没有读大学的人在社会上也立足了。

我的一个感觉是，现在过于强调上大学的作用了，以至于家长有一种执念，就像宗教信仰：我的孩子必须上大学、必须考好大学，如果成绩不好，天都要塌了。其实这是有问题的，年轻人的出路和上大学不能完全画等号，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年轻人的成长，他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是跟教育有关系的。

具体而稠密的日常生活 如何塑造“立体而丰富的人”？

我去家访，可能会有人觉得太多事了。事实上我从2017年开始去学生家，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教育，也是丰富我教育维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我为什么要去学生家？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呈现了学校教育的有限性，我特别想知道，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到底给他们留了什么样的空间？

我跟大家讲一些直观的观察，我们现在要想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帮助年轻人安身立命，让他们内心很安定，觉得活着有意思，也愿意结婚、愿意生孩子。

一、三个男孩的创业故事

讲讲我教过的三个学生，他们在社会上立足的故事。

第一个学生黎章韬，他是云南腾冲的，我教的2010年中文班的学生，当年他可以上云南师范大学，但想到沿海地区读书，所以去了我们学校。

2014年我得到一个消息，他回老家去了。他本来在广州找了一家特别好的银行，他妈妈很开心，觉得很有面子，我的儿子在一线城市读书了留下来了！我一直不解他为什么要回去，直到2017年，有一次他微信联系我，说让我去他家看一下。我跟他聊，跟他父母聊天，观察他的生活状况。

在我去的时候，他妈妈内心还不服气，觉得自己儿子的大学白读了。但是他爸爸很开心，他说：“我跟我儿子像兄弟一样。”他们家在云南腾冲，跟缅甸很近，家里有个木工坊。多年前他爸爸去缅甸伐木的时候伐了一个金丝楠木，老板没有钱就给了他很多木头，就这样陆陆续续20多年积累了一些木头，慢慢地把木工坊开起来了。

我问章韬，“你们街上有那么多人开木工房，他们没有读大学，你在广东待了4年，结果你回来跟他们干一样的活，你后悔吗？”

他说：“黄老师，我一点都不后悔。”

他讲了疫情期间，因为他懂微商，全国各地很多客户在没有跟他见面的情况下借钱给他，买他的东西，甚至教他投资，这个现象彻底改变了他妈妈的看法，他妈妈以前一直觉得无商不奸，“不认识你，凭什么借钱给你？”

我说：“章韬，你真正的成长是从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的。”

黎章韬的成长，社会教育给了他很多滋养。他在跟客户交流的过程中间，成长得很快，而且很快就结婚了，现在有了两个孩子，经济条件也不错。

我们聊起他在广州同班同学的近况，他说：“我回来对了。”

我觉得特别安慰，他过着一种特别有机的生活，不能按成功学的观念来评判。

与黎章韬家合影

还有安徽的何健，他中文成绩很好，属于真正热爱的。

当年他考广东一所非常好大学的研究生，虽然考了400多分，但因为一个名次的差异没被录取。我问他需不需要帮助调剂一下，他有名校情结，不去。然后到东莞开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他没有开学科类的，而是专门教孩子读古文，恰巧避开了“双减”的冲击。还因为他是做国学教育的，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

经过几年，他朋友圈里一会儿是给爸妈买房了，一会儿是自己在东莞买房了，一会儿买车了。

我想为什么何健能做成这个事情？我去到他们家，跟他爸爸妈妈聊，他在12岁的时候就是留守儿童。在农村，如果家里没钱，就算再会读书也没用，所以他一个12岁的男孩子，在村里熬了6年才考上高中。但是那个大家庭给了他很多支撑，尽管他父母不在身边，还有别的亲戚帮衬，他的家族特别团结。他妈妈曾给我讲，她在贵州打工的时候生了病，整个家族凑钱把她救了回来。我去他家的一个强烈感觉是，何健这个孩子，不是他的父母在托他，而是整个家族的人在托他。所以他在东莞做得还不错的时候，对他整个家族都有特别感恩的心。

何健一家人春节的团聚

再讲一下于魏华，魏华的父母身体不太好，眼睛有残疾，所以没有办法在东莞进厂打工，只能摆摊，魏华在几岁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一起摆摊。

因为摆摊，他很早就很有经济意识了。小学就已经会赚钱，当然那个赚钱的渠道不太好说——就是帮别人做作业。因为他的学校有很多东莞小老板的孩子，他们不愿意读书，他就帮人做作业，然后把钱存起来。他爸妈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多钱。

他会观察父母是怎么赚钱的，他说：“黄老师，你都不知道摆地摊的利润有多高，只要有人流，利润是超过100%的，一个指甲剪进的时候只有5毛钱，但是我爸爸有可能卖2块钱。”而且东莞的工厂特别多，他爸妈又很灵活，有一段时间贩卖服装，那时候没有网购，打工仔、打工妹的服装都是通过地摊购买，所以他的商业头脑就特别敏锐。上大学以后，他说：“我以后不要单位的，我一定会创业。”

他的家庭是特别普通的家庭，跟我们班上另外一些学生比较起来，我会觉得他的成长要素里面最不同的地方，无非就是，他从小会观察他爸爸妈妈的日常生活，会自己去思考，会去想真正的生存该怎么办。

他大学毕业以后，在深圳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我的书有很多盗版，他就自告奋勇地要帮我维权。

黎章韬、何健、于魏华，都是来自特别普通的家庭，跟媒体上见到的很多年轻人比较起来，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看，他们的家庭背景都很一般；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从现在大学生去向的整个结构里面来看，他们还是过得可以的，不管是从经济条件上，还是从人的成熟度，以及融合社会的顺利程度，他们远超同龄人。

二、来自家庭滋养的共同特点

我去过20多个学生家，我观察这些孩子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跟上午很多老师讲到的一样，我非常有同感，就像梁老师说的大国有大家，刚才都提到家庭被瓦解掉，隔代抚养被控诉，但我在学生这里看到的真相是，这些东西非常具有力量。

（1）丰富的人际网络

例如，何健家虽然只有一个孩子（后来他妈妈在他十四五岁时又生了一个男孩），但整个家庭的人很多。

回想我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我发现我们村里没有抑郁的孩子。看起来傻傻的孩子，我们也带着他一起玩。我觉得，特别多人的群体，很自然的人际网络，本身对小孩来说就是最好的滋养，打架也能自己处理好，孩子基本的公正公平，对规则的维护，都是通过游戏达成的。

但现在很多孩子童年是没有这些保障的。我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广东，有五六个孩子的家庭非常多，基本没有独生子女，所以广东的孩子可能更自立一些，他知道让自己怎么活下来，不读大学也会活下来，那种意识更强一些。

（2）劳动教育的力量

我的书里也写过另外一个男孩子，来自台山的罗早亮。

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妈妈反复跟我强调一句话，孩子必须学会做饭。他儿子在高三的时候依然会被他的妈妈叫回去参加农业劳动。

他也跟很多学生一样，在2019年毕业后，找工作折腾了很多时间，最后在当地小学找到了一个有编制的学校。他很开心，尽管是学中文的，校长让他教数学，他就去教数学。他还很有公益心，因为学校前面的立交桥没有红绿灯，他会担心孩子上学路上的安全问题。学校很偏僻，平时只有他一个人，但他内心特别的笃定，没有任何的抱怨。

我就想起了他妈妈的话，想起了他整个家庭教育所给予他的最后的依托，来自日常生活的，我们看不见的很细腻的、很细节的，但是渗透式的，而非灌输式的因素。支撑一个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最根本的东西，有可能不是数据特别漂亮的、名号特别光鲜的东西，有可能就是他很勤快，有可能就是他很善良，有可能就是他人际交往能力特别强，有可能他很有同理心、讨人喜欢，别人愿意跟他来往。这些在日常生活里被家庭无形滋养的素质在滋养他们。

罗早亮一家在地里劳动

（3）亲子陪伴，尤其是祖辈的情感滋养

我在广东生活了20多年，观察到很多来自农村的学生，祖辈的情感滋养，帮他们跨过很多人生的难关。我以前没那么深的感觉，但是我去学生家以后，亲眼目睹他们跟爷爷奶奶的相处后，我就说不用担心，你们在社会上一定是可以立足的。那种强烈的、非常深厚的、祖辈无条件的情感滋养，对一个孩子来讲简直太重要了。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我快8岁才上学，我爸爸都忘记送我上学了，是我舅舅提醒他，然后送我跟两个表妹一起上学。我外公外婆对我很好，尽管我七八岁一个字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加减乘除为何物，但是我真正享受了非常华德福的教育，现在看起来教育理念非常先进的环境。可是那些东西在整个教育表达里面，它的价值是被低估的。

（**4）父母传递给孩子的良好习惯及正确价值观，在关键时刻为孩子托底**

我好多学生的家长都会说，我一定要让孩子做个善良的人，不要怕吃亏。在关键时刻的那么一点点利他心、妥协和让步，可能就给了孩子新的机会。

我在《去家访》里面写到了一个女生，她是家里的老大。

她当年去中建五局实习的时候，来了很多211和一本的学生，她是一个专科生，但二三十人里面就留下了她一个。她问老总：“为什么最后是我留下来了？”老总说：“你是所有大学生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帮前台水桶换水的人，特别勤快，我就想招一个这样的人。”他们单位想招一个特别可靠的人做财务工作。所以她很快入职了，年薪还蛮高的。

她家里比较穷，上学的时候我们给了她勤工俭学的机会。暑假时她会把老师办公室所有的窗帘拿到宿舍里洗干净。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但她觉得应该这样做。她特别可靠，人品特别好。这些不能进入到特别光鲜评价指标的品质，可能就是决定一个孩子最后能不能在社会上扎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我刚刚所讲的那些学生，在别人眼中，他们统称为“懂事的人”，在我眼中，他们是一群内心柔软、情感丰沛、充盈责任感而不乏力量的人。

这么多年，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一个孩子，即使他没有热爱的东西也没有天赋，但他如果有很强的责任感，一样有往前走的动力。怎么培养这个责任感？我很多学生是来自于家庭的支撑。比如说我的学生何境军，他说他是个“烂仔”，但是高中他突然醒悟过来，就是因为他的爷爷被欺负了，为了爷爷他要好好读书。第一年考大学他没考上本科，他就复读了一年，因为他奶奶说他们家没有一个大学生。

如何助力年轻人安身立命？

一、回到教育的本质

我特别赞成成人比成才更重要，我们要先考虑成人的问题，再考虑成才。以前的人就算不成才，也不会太差；如果不成人，所谓的成才也是空中楼阁。我觉得一个孩子的创造力离不开充沛的情感和自由的心灵，如果孩子没有情感、也没有自由的心灵，他是不可能有创造力的，这是我感触特别深的地方。

二、家庭要给孩子们一张厚厚的精神垫子

家长要给孩子搭建精神的垫子，让他们的生命充满弹性和伸缩性，给予他们爱的支撑，而不是抽空他们精神的垫子，让其处于“孤立无援”的心灵境地。

三、警惕鸡娃对于孩子觉醒能力的破坏，呵护孩子的元气

作为一个家长，我觉得不要太去鸡娃，根据我的观察，其实鸡娃没有用，就像打激素一样，当时有一点点用，只要把时间拉长几年，它的作用基本就失效了。

四、学校：尽可能在夹缝中给孩子更多透气空间

我建议，咱们的学校尽可能让学生多一点自由，让他们多玩一下，下课的时候不要管那么紧。他们可能到大学里面就会更活泼一些，更有创造力一些，更觉得活着有意思一点。

五、社会筛选的网眼要大，给年轻人更多容错空间

我们社会要给年轻人更多的包容和接纳，不要用太细的标准去筛选一个人，没必要的。应该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们的心灵生态。

教育真的是一件特别实在的事情，要靠我们具体的人去做具体的事情，教育要靠所有人一起去推动。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尽可能给我们孩子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前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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