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面上讲，咱们的退休年龄确实太低了。

世界各国平均退休年龄，大概在65岁左右。北欧、澳洲和荷兰等发达经济体在67岁左右，英国还打算逐渐到2037年时推迟到68岁。退休年龄比较低的，印度、沙特、俄罗斯、土耳其、越南，都在60-62岁左右。

但退休年龄和养老金改革是个复杂议题。一个63岁的丹麦打工人，跟一个63岁的土耳其打工人，所面临的医疗、住房、失业和养老等条件，会像ta们的年龄一样相同吗？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人口统计学挑战都差不多——当下纳税的工作人口，不足以支撑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口。这种下降由两个历史性变化引起：

人类预期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
新生儿出生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低。

一国政府在设定退休年龄时，考量的因素除了人口预期寿命，还有劳动力市场上“新鲜力量”的可持续补充。比如，我国在1978年颁布当下这个法定退休年龄版本时，预期寿命68.2岁，到现在已经提高了整整十岁。一个人在55岁就退休，的确是前工业化时代的语境——人到60岁就已经是“老龄”了，是时候去享受清闲了，尤其是后面的年轻劳动力“取之不尽”，政府还等着你挪位置出来呢，否则就业率也是个头疼的问题。

但这些因素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到2035年左右，我们65岁及以上的人将占人口的30%，而2021年为14.2%——才60岁？还需要你多发挥几年余热。

退休年龄涉及养老金偿付。在美国，每个退休的人对应三个工作缴税的人；但在法国，每个退休的人只对应1.7名工作缴税，到2033年，将只剩1.5名。法国的退休年龄在发达国家里属于最低之列，所以马克龙一直想将退休年龄从62岁逐步提高到64岁，引发了持续的抗议浪潮，但最终还是在2023年强行通过改革法案。

除了推迟退休年龄，各国还琢磨出了什么办法应对「人口统计学」危机呢？

移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劳动力。这是过去几十年间发达经济体的普遍经验。

但这些公共政策逻辑实在太冰冷了，缺乏人类情感和温度。毕竟公共政策的制订思路，是国民领取养老金到死亡的平均时长在15-20年间。这话太难听了，不是吗？

具体到我们个体身上，不把自己视作统计学上的劳动力数字和养老金额度，当然可以去积极思考「退休意味着什么」，跳出社会时钟，重新理解自己的生命意义。人到中年，还来得及开启“第二人生”呢，劈柴喂马，冲浪画画；更何况很多人其实也并不想早早退休，ta想在自己好不容易达到的职业生涯高位上多发挥几年，毕竟刚到六十岁时，精力和经验上都还处于黄金状态。

这些都对。

但一个人主动地“活到老、干到老”，享受「新退休观」的乐趣，跟被动地晚几年到手退休金，好像不能等而化之？

「延迟退休」在统计学数字上是合理的，那么围绕低保、医保、失业金、城乡巨大鸿沟的养老金的救助支撑安全网又如何呢？

换句话说，对于一些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人，“夕阳红”等生命意义叙事显得太奢侈了，ta们盼望着能早日摆脱每日的劳作，拿到些应得的养老金，躺平休息，或者很可能也躺不平，要做些零工，维持生活。

就业市场上的年龄歧视，以及技术变革，给打工的人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人到了35岁就淘汰了，63岁才能拿养老金，这之间的28年，是不是只能“灵活就业”了？

一个丹麦牛马，在46岁失业了，怎么办呢？这题我会。每月领取不超过前份工资90%的失业金，最高19728克朗，也就两万块吧，政府提供职业培训，持续帮你介绍工作（被录用后不能拒绝）。

一个土耳其打工人，从事体力劳动，来自非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中心地区，在46岁失业了，ta该怎么办呢？这题我不会。

这些可不是年龄数字。是具体的生存处境。

我外婆晚年时，最怕的不是死，而是老来难。老家有一个传统曲目就叫《老来难》，讲的是老年人如何遭儿孙的嫌弃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过我外婆的后代都敬她爱她，没让她遭罪。但其他很多老人都没这么幸运了。我们村曾经有一位老太婆瘫痪多年，很不招儿媳待见，每一天饥一顿饱一顿呆坐终日。她好像有两个女儿，也被儿媳骂得断了亲。

终于有一天，俩女儿回到娘家，烧了一大锅热水，给母亲好一顿洗刷。细节很快在全村传开：她们母亲的下体早就长疮腐烂了，烂到生了蛆。

听者伤心，闻者落泪，都骂她的儿子儿媳不是人。骂是骂，也没谁去找她儿子儿媳的麻烦。老太太被女儿们接过去过了一段时日，后来又不得不送过来，最终无声无息地死掉了。

或许是刻入基因的价值观，农村人过了五十岁，最怕的并不是死亡。穷、病、断子绝孙，还有“老来难”，哪一条都比死更加可怕。

倘若老到没法给家族提供价值，像条老狗一样尽快死掉，是人们最后的体面。

村庄里哪家死了老人，你细究死因和死状，就是在找茬。——即使有新农合医保，大部分农村老人也无福享受基本的疗养，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常年不服药的，比比皆是。大家包括老人自己都对一条祖训心照不宣且身体力行：咱的命，不值钱。

中国传统道德一直宣扬“孝”，落到民间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孝”看似在洗脑和剥削孩子，其实在哄骗他们的父母为国家多造人。

“孝”道掩盖了一个事实：新生人口首先是中央帝国的人矿，而不是父母美好晚年的后盾。

中国秦制两千多年来，一代代青壮年尚且活得艰难困苦，何况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但为了延续孝道的谎言，每个朝代都在动用刑律来拷问子女们的私德。

秦制中国有一点很荒诞，国家本由人民供养，却恬不知耻宣传国家养育了人民，“没有国哪有家？”对于老弱病残，国家当然只有恩泽没有责任。

人们就像甘蔗一样，被国家榨取完汁液，老成一堆渣，就扫入垃圾堆。谁让你年轻时没考上编呢？

人只要活得艰难，死也不会太安心。

外婆临终前最揪心的是，政府开始强制火化。她一辈子受尽了罪，谨小慎微，积福行善，敬奉各方神圣，想着说死了后可以去另一个世界享福。要是被挫骨扬灰，这一切就会全部失算。

于是她多次叮嘱我，等她死了，要是我的几个舅和表哥背弃承诺，“旭阳呀，你就背着我跑到岗上，随便挖个坑给我埋了……”

她终究如愿，被“偷偷埋了”，结束了她被各方势力——土匪、民团、中央军、日本鬼子、土改工作队、党员干部……威逼恐吓的一生。

今天下午，我被国家告知到63岁才能领退休金时，我想起了外婆，想起了乡村里，不声不响的受罪和死亡。

学校是如何查到“翻墙”访问境外网站的学生呢？据信息处老师小安透露，学校提前部署了安博通上网行为管理，通过IP反溯、实名到人，能准确定位到“翻墙”学生，一抓一个准。

翻墙是什么？

“翻墙”可不是翻墙头，而是指绕过国家网络监管，访问那些被屏蔽的网站。这里的“墙”是指“国家公共网络监控系统”GFW（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又称中国国家防火墙。“翻墙”则是指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技术规避国家网络监管，突破IP封锁、内容过滤、域名劫持、流量限制等，非法访问被国家禁止的境外网站行为。

“翻墙”违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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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妥妥的违法违纪行为！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第六条：计算机信息网络直接进行国际联网，必须使用国家公用电信网提供的国际出入口信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建立或者使用其他信道进行国际联网。

不同省市的高校也发布了相关通知，例如国防科技大学发布了《这道“墙”翻不得！切莫以身试法》、吉林财经大学发布了《关于学生违规使用翻墙软件的规定》。

可见，我国明确禁止个人“翻墙”行为！

高校如何治理“翻墙”？

为了给全校师生提供健康、安全的上网环境，小安老师通过多方对比和产品测试，最后选择部署安博通上网行为管理来管控和溯源学生“翻墙”行为。那这款产品有哪些突出优势呢？

优点一：设备性能高，部署简单

不管是采用旁路部署、透明桥还是串接，其部署方式十分灵活，对原有网络影响很小。此外，还有60G带宽的2U商用设备和20G带宽的100%全国产化设备，稳定、抗造，简直是为高校量身打造。

优点二：先进的代理软件识别能力

内置116种翻墙代理软件，比如常见的Shadowrocket、Clash、自由门等。借助机器学习与JA4指纹，通过内部搭建“代理软件自学习”模型，将流量特征行为化，能够准确识别代理软件流量和代理协议，做到精准封堵，毫不留情。

优点三：认证方式多种多样，满足不同客户的实名诉求

内置18种认证方式和9种第三方认证平台对接方式，不管是高校常用的深澜、城市热点，还是自部署的Portal服务器，都能实现傻瓜式配置，轻松对接。通过翻墙IP反溯、实名到人，精准定位，准确“逮捕”。

优点四：报表详细全面，独立界面展示

针对学生的翻墙行为，可自定义时间产生报表，不仅能查看翻墙趋势，还能查看应用、用户分布、排行情况，将翻墙行为全纪录的同时，辅助教师完成业绩汇报。

如何部署“防翻墙”设备？

通过串联部署的方式，与学校认证平台对接，达到学生实名上网的效果。同时借助机器学习，实时检测代理流量并直接封堵，做到代理流量不出校，法规责罚不沾身。

高校案例有哪些？

江西某五所高校：产品凭借准确的代理识别能力以及丰富的代理特征库脱颖而出，成功中标，涉及40G带宽、60G带宽设备。

且在江西某高校测试期间，网监办反馈其存在翻墙行为。安博通技术人员紧密配合信息办老师，查看上网行为管理设备上的翻墙日志和NAT日志，精准锁定疑似违规学生。随后，在其个人电脑中找到代理软件和非法论坛的访问痕迹。此番高效协作与精准排查，赢得了信息办老师对我司设备及服务的高度评价，不仅巩固了双方合作基础，更顺利推动了项目的中标与圆满验收。

苏州某教育网：硬件支持100%国产化，产品凭借针对代理软件的准确阻断和快速开发、响应，成功中标20G带宽国产化设备。

除“翻墙”外，安博通上网行为管理还可以深度识别、管控并审计七千多种IM聊天软件、P2P下载软件、炒股软件、网络游戏应用、流媒体在线视频等常见应用，具备强大的带宽管理特性，配合网络应用行为精细化管理、清晰易管理的日志等功能，助力高校和企业实现可视化管控与安全无忧。

安博通深耕网络安全可视化领域十余年，致力为用户创造网络安全业务新体验。现已拥有160多家战略合作伙伴，100000多个企业级客户，产品在政府、金融、运营商、教育、能源、军队军工等多个行业均获得成功应用。未来，我们将继续以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积极赋能并护航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变革，为构建更加安全、稳定、繁荣的数字世界贡献力量。

9月1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并称：

将从2025年1月1日起，用15年的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60周岁延迟到63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50周岁、55周岁，分别延迟到55周岁、58周岁

“渐进式延迟退休”早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了多次讨论，但如今由官方发布确定信息再次在微博等平台上引爆舆论，不少网民表达了对这一政策的不满。相关热搜以及网民评论都遭到当局审查。

相关阅读：
–【网络民议】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或于2023年公布，网友：那我过60大寿是不是得和单位请假啊？
–【网络民议】“生我时嫌我多，我生时嫌我少，找工作嫌我老，等退休嫌我小”

以下是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用户评论：

尼龙：每天一睁开眼就看手机，总担心这个世界又背着我发生了什么。本人一贯坚持“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的基本原则，没想到突然有一天谣言成真了。

山田-：多缴纳5年社保+延迟3年退休，我知道它们会下狠手只是没想到这么直接。

扎西德勒·天珠收藏 ：就业形势严峻，大批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现在还非逮着一群老头老太太延迟退休！这不就是用屁股想出来的乱政吗？

-Hello璇子 ：国家让你干，你就得干！国家说你行，你就行！现实就是，找工作35岁是个坎！ 哦，说这些没用，他们不听，而且咱也不知道他听取的建议是谁的建议，反正不是我这个辛苦打工人的建议

满楼读书 ：多交5年，少领5年，一进一出就是10年。原来赢两次真的不是传说。膜拜中…太厉害了。厉害到无言以对。 相比而言，北洋镇府就太弱鸡了。简直一点办法都没有，

固废专员：畜牲想出来的吧，把我二十几年的钱还我，我不用你们规划养老

西安可爱labe：把人当傻子，一堆人大代表代表人民？收多5年钱，给少3年养老金，总共为国贡献8年；下辈子投胎欧美吧

其实我只想一个人静静：我只有一个疑问 交钱 少发钱的政策咋这么快 调休 带薪休假啥的怎么那么慢啊

呵呵6850428838：挺好的 钱么让人贪完了 活么让我们全干了 和人才能讲道理 和不是人的东西有啥可辩的，就这样呗

无敌暴走猪哥：原来双休是指延迟退休和调休…

Ultimate-handsome：35岁以上都没公司要了，还延迟退休？不应该先把这个社会现象整治下

offfonnn：评论区都不敢开也知道这个决定会骂声一片是吗，请问35岁就要面临失业的问题，现在58岁退休，请问中间的23-25年可以做什么工作？去死吗，与其锱铢必较退休金亏空问题，还不如加大力度给出措施降低年轻人失业问题吧！没有工作请问哪里有钱交养老金啊

呼吸锅：国家只是让你尽量拿不到退休金，其他死不死，活不活它可不管

清华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秦晖也在其最新发布的视频中，对中共实施延迟退休政策表达看法。他称：

有限政府只承担有限责任，你权力无限，责任为什么要有限？一讲责任就和欧美比，讲权力却不比了。承担不了那么大的责任，你有什么理由要那么大的权力？权力延申到子宫是中国特色，无限养老责任难道就不应该是中国特色吗？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以网恋交友为突破口，精心伪装身份，制造“有缘邂逅”，编织甜蜜陷阱，妄图借此拉拢策反我境内人员，窃取我国家秘密、危害我国家安全。

网络邂逅 偶遇“真情”

王某是我国沿海地区一名科研院所工程师，长期埋头工作的他一直处于单身状态，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社交软件上和一名叫“贝贝”的女生邂逅了。“贝贝”自称是一名从事相关行业的单身女性，二人很有共同话题。

从未谈过恋爱的王某被“贝贝”的“善解人意”打动，经过多日的交谈，二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当“贝贝”得知王某任职于某敏感涉密单位时，愈发表现出对王某的崇拜，经常缠着王某讲述工作上的具体内容，沉溺在“恋爱”中的王某，不加分辨一一告知。

以“爱”为名 步步深入

一天，“贝贝”告诉王某，自己正在研究撰写的论文缺乏行业相关资料，希望王某帮忙搜集提供一些内部资料以供参考。王某发现“贝贝”索要的资料均属涉密科研资料，若是泄露涉嫌违法，便委婉表示自己很难向她传递这些资料。

“贝贝”听后不停向王某哭诉，表示如果得不到这些资料会对自己的工作产生很大影响，并以两人的感情关系要挟逼迫王某。同时，“贝贝”还表示，如果拿到资料顺利完成论文，还可以给予王某可观的“辛苦费”。王某深觉“爱情”来之不易，不愿放弃与“贝贝”的感情，便鬼迷心窍地答应了“贝贝”的请求。

在感情的驱使和利益的诱惑下，王某又多次按照“贝贝”的指示窃取单位内部涉密资料，并收取了所谓的“辛苦费”。直到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其开展调查，王某才得知“贝贝”的真实身份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自以为是天降桃花运，结果却是“桃花劫”。最终，王某因涉嫌为境外窃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想远离网络窃密陷阱，务必提高网络安全防范意识，注意辨别对方真实身份，小心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桃花陷阱，避免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如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及可疑线索，请及时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平台（www.12339.gov.cn)、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2024年9月12日，澎湃、光明等网站一则新闻《“我才30岁，正年轻有力，却只能躺在床上”》，采访了很多从事建材切割等工作的尘肺病患者，很多人无法得到赔偿。

尘肺病，因工作或生活环境长期吸入粉尘导致的肺部纤维化，简单地说，就是肺渐渐失去功能，人活活憋死。这些患者得不到赔偿、又慢慢失去工作甚至生活能力，所有家庭都深陷困境。

新闻一开头就提及十多年前的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

没想到过了十四年，尘肺病仍在为害人间。

张海超“开胸验肺”，是2009年震动人心的网络事件。那时候的网络还不如现在普及，网络舆论方向也正常很多，也没有那些爱国网红无底线吃流量的现象。在这个被称为网舆黄金时代的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网络流行词还是“躲猫猫、七十码、钓鱼执法、我爸是李刚、地沟油、我反正信了”，而不是现在的什么“绝绝子、奥利给、难瘦香菇、雨女无瓜、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都是些什么东西）……

那时还年轻，看张海超那种绝地求生的悲壮与悲凉，感同身受之下，写了一篇《贱民的胜利》。过了几年再注意到他的时候，他虽然欠债并需要终身服药，但还活着，并且走上了一条帮助尘肺病人维权的道路，创办“张海超尘肺病防治网”，为更多的尘肺病人提供帮助。

贱民的胜利

【一】

我知道两个故事。一个叫“皮鲁斯的胜利”，一个叫“皮克特冲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入侵意大利半岛，皮鲁斯率部与罗马大军作战，他战胜了罗马，但自己的主力也几乎损失殆尽，这就是“皮鲁斯的胜利”，“代价惨重的胜利”。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军部队中有一个将军叫皮克特，在南北决战的葛底斯堡战役中，率一万一千名士兵走出战壕，齐步冲锋，试图踏过一个小平原占领北军阵地，这是一种视死如归、英勇无畏的精神。但当时已是枪炮时代，北军数百门炮齐放，约有一半的士兵根本没有到达敌阵，被直接轰死在阵地之前。这就是“皮克特冲锋”，算是死亡冲锋，“代价惨重、后果惨烈的壮举”。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还知道两个名字，两个都是中国人。一个叫张海超，一个叫孙中界。

【二】

张海超，河南人，为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打工数年，由于工种原因患上尘肺。但郑州职业病防治所竟然在多位医生一看就知是尘肺病的情况下坚持判定为肺结核（原因你懂的），企业由此拒绝赔付。

为证清白，追回权益，张海超不顾医生劝阻，铁了心以惨绝人寰的“开胸验肺”方式证明了自己正是尘肺，而非肺结核。

更让人绝望和愤怒的是，张海超确证是尘肺病后，相关部门轻飘飘地告诉他：你那个医院没有做职业病诊断的资格，我们只承认郑州职业病防治所。

而为张海超做开胸验肺手术的医院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海超激怒之下表示，如果有必要，他愿意二次开胸！（可搜索《那个开胸验肺的河南农民工，14年后活得怎么样了？》了解详情。）

该验的，不是张海超的肺，而应该是企业主和与之勾结的“相关利益部门”的心，应该把它们一个一个挖出来看看是不是还属于人类。

张海超说：面对这样一个企业和一串机构，“我是一个人在战斗。”

其痛之深，其情之苦。

看到报道说“张海超及其工友：感恩祖国、感恩时代”，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痛感。

【三】

孙中界，还是河南人。嗯，河南多倔人，秦末陈胜、唐代张巡、宋代岳飞、明末史可法，都是河南人，差不多都是那种一条路走到底儿的人。

孙中界的出名，也纯属意外。他是上海一个公司的司机，2009年10月14日，遭遇上海交通行政臭名昭著的“钓鱼执法”：有人求助，希望搭车，然后“恰好”遇上盘查，被诬为“非法运营”。他为证清白，愤而挥刀自残，几乎把自己的手指砍断，由此引发了对上海交通行政执法部门长期以来的名为执法实为敛财的钓鱼执法的巨大质疑。

交通管理部门作了“老子调查儿子式”的调查，于10月20日认定该案件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使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又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10月26日，重新认定为“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不正当取证手段，依法终止执法程序”，并表示将彻底终止这类执法。

这一事件是非常典型的双刃剑：

一方面，执法部门处心积虑设置陷阱，用明目张胆的方式，利用市民助人的善意来进行陷害：冷漠的人必对求助者直接视而不见、能被陷害的人正是那些有“帮助他人”善意的人——这正是这个执法方式最让人感到透体寒冷的原因：他们专门绞杀那些还愿意帮助他人的人！这必然使这个社会的道德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让人们把身边的人都当成假想敌。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作恶的前提是手握本来正当的相关法律。他们本应该用它来保障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当他们利用它反过来危害了这个社会，这必然又使这个社会的法治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让人们根本不信任法律以及执法者。——执法者作恶对这个社会的伤害和摧毁，比黑社会作恶严重、更彻底。

让人非常寒心的是，孙中界根本不是第一条鱼（但愿他是最后一条），上海同一区域，前面早已有过张军、陈瑞勤等案例，2008年还发生过黑车司机在被钓到之后，憋屈愤怒之下，直接在那些执法者面前刺死了那个当“钓子”的女子。

——在孙中界砍掉自己的手指之前，“钓鱼执法”一直一帆风顺。记者调查发现，该区域甚至形成了专业的“钓鱼业”，分工仔细，计划严密，有专门的“钓头”和“钓子”，和相关部门狼狈为奸、配合默契上，一直张着大网等待市民上钩！如果没有孙中界愤然一刀，这个社会法制的脓疮不知道还会存在多久。

孟子在《梁惠王上》中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意思是说，为政者要让人民安居乐业，如果不能，那么他们为了求生就可能做各种坏事，这本就已是为政者的错误。如果又因为他们做了坏事而去处罚他们，这是为政者在陷害百姓（“网”民）。

——我们已经进步了，执法者不是等着人民犯了错然后逮住惩罚，而是给他们制造犯错的陷阱，甚至直接制造他们的犯罪事实。

【四】

本来只想到写两个人，写到这儿又想起了两个名字：张剑和夏俊峰。

张剑，辽宁本溪市民，遭遇暴力拆迁，2008年5月14日（汶川地震后两天），数十名拆迁人员强行进入张剑家里，拦住张剑妻儿，并殴打张剑本人，张剑拿刀乱捅乱刺，最终导致一名拆迁人员受伤身亡，而在张剑逃离时，未受伤的人员非常敬业，居然仍然用挖掘机扒掉了张剑的房子才离开。

法庭在审理时，拟定张剑罪名为“故意伤人并致人死亡，有自首情节”，张剑的律师认为应属“遭遇不法暴力，防卫过当，且有自首情节”，最后张剑被判三年缓期五年，即：重获自由。

百度词条：本溪中院作出张剑杀人有罪但不担责的这一充满人性的判决，并不是鼓励人们去杀人，而是强调一个法治原则：公民有保护自己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

夏俊峰，辽宁沈阳市民。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和妻子在马路上违法摆摊被城管执法人员查处并殴打。在勤务室接受处罚时，夏俊峰再次被殴打，掏出裤兜里的小刀反抗，刺死城管队员两名重伤一人。2013年9月25日被执行死刑。

【五】

张海超的尘肺、孙中界的手指、张剑和夏俊峰的小刀，这些真实发生的事情，让我想起金庸小说《飞狐外传》里提到的一个故事。

侠客胡斐在广东佛山碰到一件惨绝人寰的事情，佛山土豪凤天南因为要霸占邻居钟四嫂的房院，就把鹅毛扔进钟家菜地，假称一只鹅不见了，怀疑是钟四嫂家小儿子偷吃了，并串通官府把钟四哥抓进牢房毒打，钟四嫂悲痛欲绝之下，为了自证清白，竟然把儿子拉到庙里一刀剖开孩子的肚子。凤天南一不做二不休，让人带上十数条狼狗抓钟四嫂的大儿子，说既然不是小儿子偷吃的，就必定是大儿子偷吃的。终于激发了胡斐的侠义心肠，从此与凤天南不死不休，非要为钟家追回公道。

是什么把一个个普通人逼得非要开自己的胸、砍自己的手、剖自己的肚子？正是那些血腥野蛮、明目张胆而又带着合法面具的肆意凌辱，导致了这些处于全面下风的贱民只能通过这样惨烈的方式来自证清白。

任何一个允许这种现象存在的地方都是恶地，任何一条这样允许人作恶的法令都是恶法。

有这样一段文字：人人生而平等，他们拥有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而不是侵犯这些权利，人类在这大地上建立政府……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直到完全无法忍受……

【六】

 一个法令的制定、一个政策的推行，不仅要思考它会带来什么好处，还要用同样多的智慧和力量来推断执行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每一条政令的出台，都应该有一个严密的论证过程，尽量确定“制定它的理论基础确实有益于人民生活”，尽量能推断“执法过程中会不会导致误用和滥用”。

然而，我们的“法令”的出台方式，常常让人匪夷所思，某些为政者甚至是在用屁股或肾上腺发布一些随心所欲的政令，他们的屁股坐在了那个位置上，或是他们今天高兴了或不高兴了，命令就出来了。比如“全县杀狗令”“全城种三叶梅令”………没有一丝一毫现代法制意识，一幅赤裸裸的土皇帝式霸道。

然而，我们还得再继续思考一下：为什么这样的脑残指令会在这片神奇的大地上被执行？

一条狗屁式命令的执行，必须由这样几个环节构成：一个发布命令的狗脑，一条执行该命令的狗腿，一只被执行的狗。——因为第三个环节的存在，所以你和我都在中间，没有人在局外。

于是我很痛苦。我显然非狗脑，也无才做狗腿，那么，我就得思考我养的那条狗的命运，它能逃脱厄运吗？我能不能与它共存亡？

当打狗队来时，我会不会提一把菜刀站在门口、绝不让路？

假如来的不是打狗队，而是我的领导来“做思想工作”，我怎么办？

或者也不必“做思想工作”了，直接下达“留狗不留人，留人不留狗”的死命令，我又如何？

我是坚持到这个地步之后含泪献狗呢，还是明知这一时刻必定到来所以一开始就不战而降主动杀狗以便给领导留下“我听话，我乖顺，不给领导添麻烦”的好声誉。（这样我的领导就会在他的领导获得了同样的声誉，然后我领导的领导又在我的领导的领导的领导那儿获得，然后一环扣一环，直达天庭。）

还或者，我就举着菜刀站在门口，最后自残一指，以血护狗，直到惊动《今日说法》，然后由上级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以同样不经任何程序的方式直接发放红头文件《你他妈的给老子停止你的杀狗令，地球人都知道了》，之后天地变色、打狗令突然停止，杀气腾腾的打狗队员们如潮水般退去并神奇消失，一切尘埃落定，天地一片清明？

然后我就转身抱着我的狗痛哭一场？

想到我为了一条狗竟然得把人生过成这样，我就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有这样一句话：“从严格、正义的意义上讲，除非我同意，否则它无权对我的身心和财产行使权力。” 

【七】

我只是希望，张海超们今后不要再开胸，孙中界们今后不要再断指，张剑们今后不必再杀人。

他们虽然取得了胜利，然而，那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一些，更不是每一个可能遭受同一待遇的人都能去选择、去承受。

我只想平平静静的生活，并不愿意去作皮克特冲锋，并不渴望得到皮鲁斯的胜利。

【八】

到了今天，也就是2024年9月15日，我觉得，我还应该补上这么一句：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发现，付出再大的代价，我们往往也只能得到：贱民的不胜利。

在当今社会，人们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和认知各不相同。而这些观点的形成，往往与个人的经历、所处的社会阶层以及获取信息的渠道等因素密切相关。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不同群体认知差异的深入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近期发布的《全国公众科技创新认知度调查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份报告涵盖了全国 31 个省市区的 341 个城市的各年龄段、各职业群体，有效调查问卷超过 3000 份。报告内容丰富，而笔者认为其中关于受访者对 “发展与安全” 关系的看法这一数据尤为关键。

发展与安全，本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在当今中国社会，“二元论” 思维却颇为盛行，如国企与民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中国与西方等的对立观念。这种思维的根源，或许可以追溯到阴阳学说。有趣的是，近年来中医确实得到了较大发展。

那么，受访者究竟如何看待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呢？问卷设置了正反两个问题：一是 “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二是 “安全是发展的保障，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结合统计图表，笔者有以下四个重要发现：

其一，民营企业家是最为清醒的群体。在问题一中，他们的得分最高，为 4.33；在问题二中，得分 3.37，仅次于大学教师或科研机构学者。这表明，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民营企业家以及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深刻认识到中国科技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明白只有持续发展才能确保安全。

其二，无业或失业群体则相对保守。在问题一中，他们的得分最低，仅为 3.93，这显示出他们对发展的认可度较低。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他们认为中国落后，相反，他们大多认为中国已经遥遥领先于西方，因此将安全视为首要任务。由此可见，社会底层群体往往更倾向于认可 “遥遥领先” 的逻辑。从数量上看，中国的研发人员在 2022 年约为 635 万（科技部数据），而无业或失业群体的具体数量虽官方未公布，但考虑到有 6 亿人月收入在 1000 元以下，其规模不容小觑。这两个群体所形成的声量比差十分显著。

其三，体制内精英对发展的重要性有清醒认知，但缺乏改革动力。调查显示，党政事业机关领导对发展的重要性有明确认识，他们的看法与民营企业主基本一致，虽不是得分最高的群体，但也属于较高得分群体。这与过去中国的发展情况相符，过去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为企业家保驾护航，助力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如今，这个群体的总体看法未有大的改变，未来他们或许会在合适的时机释放改革动力，亦或许将作为一个大群体，平淡地度过一生。

其四，中小学老师及学生群体的得分令人失望。从得分来看，这两个群体对安全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发展。实际上，报告中的另一个数据也与此相关，即 18 – 24 岁的青年对民企创新的认可度很低，这表明他们并不清楚中国当前真正的发展引擎是谁，而是局限于书面或宣传语境中的认知。过去十多年，学校逐渐与社会脱节，日渐封闭，教育的功能从促进阶层跃升向思想操练急速转变。

最后，笔者认为这份报告存在一个较大问题，即许多有意义的结论并未在报告文字中直接体现，而是需要读者自行对照统计图表并进行思考和研究才能获取。不过，这或许正是现实中国的写照。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与沉淀，我们不能断言中国企业家毫无创新动力，也不能说体制内精英毫无改革精神，他们内心深处或许都保留着一些火种，只是一般人若不深入探究，便难以察觉。

总之，这份报告揭示了社会不同群体在认知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社会阶层、教育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应该重视这些差异，努力促进各群体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以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也应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安全观，共同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近年来，国家对粮食安全是空前绝后的重视，上了很多政策，当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不过这是从产出端看的，抽丝剥茧的去看投入端，两端一比，浪费也是空前绝后的。

最近，各地开展了很多粮食实收测产活动，这让我想起了测不准原理。人家说的测不准，是物理学中基本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无法测准，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无法测准。粮食产量也测不准，不过不是客观上测不准。

让种粮农民自己测，测得准，他没有必要骗自己。让一群不种粮，还要在粮食产量上求功名的人来测量，那结论一定是高于客观值。

参与测量的，从基面到上面，以及所谓的第三方专家教授，无一不希望数据好看。这块田的水稻是在上面政策支持下，基层贯彻落实政策下，以及专家指导有方后的结果，加之地方有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考核压力，产量不高，天理不容。

所以，只要这个逻辑不变，测一万年，它也会比客观值高。只是现在由于科学的普及，不会发生过去那种亩产上万斤的喜人局面，但水分一直都在，从未挤干过，不是挤不干，是不想挤干。

一个农民对自家种的粮食，面积多大？产量多少？一清二楚。如果他有事没事的逢人便说：我家粮食亩产2000斤。有这必要吗？他也不会找媒体轮番报道粮食又增产了。他没有这股闲得蛋疼的力气，自己产多少粮，多了还是少了？于外人何干？

他比任何人都关心他的粮食。这群不种粮食的人，到不是真关心粮食问题，他只不过关心的是自己的佛位。在我一方大地之上，虽然是你们生产粮食，但这可是我的功业啊，你的粮食产量低了，那不是说明我管理无方吗？

你说减产，那当然可以，局部波动合情合理，不过整体还得连连增长嘛，要有大局观，是不是？

END

01

大雾笼罩着整个县城，开往省城的中巴车5：30发车。

下过雪之后的早晨，窗外寒风刺骨，中巴车的玻璃上结了一层热气，除了几位送客的亲属，远处的早点摊上，已经冒起了炊烟，小城正从冰天雪地中醒来。

我坐在客车的最后一排，用衣袖把后窗玻璃上的热气擦了擦，车缓缓启动，我看到他在向我挥手告别，我也向他挥手。能见度只有几十米，他追着车跑了几步，很快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泪水淌满了脸颊，旁边座位上的旅客看着我，我低下头，擦去泪水，压抑着自己的情绪。22年过去了，这一幕时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1998年春节，流氓罪刚刚从《刑法》中删除，离同性恋不再被当成精神病，还差3年。

他是我的初恋，我们交往的时候，无论爱有多么美好，总有一个念头跳出来，“我们这是有病吧？”，那时候，同性恋不叫“同性恋”，叫“同性恋患者”。

羞耻和愧疚伴随着爱与温暖，交往每深入一步，内心的纠结和迷茫就多一分。每天晚上，我们总要问彼此，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因为从没有见过第三个同性恋，我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如此不堪。

“我们这样是没有未来的”，每天，我都要提醒自己，想要通过这种自我的恐吓，来战胜内心深处的那份爱和欲念。

最后，我决心离开，我要离他远远的，最好永不相见，我要过正常人的生活。

02

我选择了广州。

这座城市离我的家乡够远，在上个时代，广州是时髦的代名词。在潜意识里，我希望这个城市，能容下我的与众不同。

来广州第一年的阿强

在度过了前两个月的紧张期之后，我的工作很快稳定下来。并在1998年中，买了电脑，链上了互联网，人生有了更大的改变。

那时候SOHU还是门户老大，首页上布满分类链接。我鬼使神差般的点开“两性”，下面分男性和女性，我又点了“男性”，下面有异性恋和同性恋。

看到“同性恋”三个字的时候，我有一种“天亮了”的感觉。我点了进去，已经有了300多个同性恋网站，其中大部分是英文的。

发现同性恋网站的第一个月，我交了700多块上网费。

我看到李银河的书中说，同性恋占人口的5%左右，中国有几千万同性恋，那个数字，让我突然有了解放的感觉，我藏着多年的秘密，不敢跟任何人说，突然知道身边有几千万人跟我一样，内心里一个声音激动地喊，“那我还怕啥啊！”

我又把初恋叫到广州来了，我们一起工作。那段时间，我特别相信，经济决定人的独立性。我们努力工作，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

但我不敢想象，我可以为同志社群，做什么实质的帮助。在网上聊天时，我总在说，要是有一个名人出柜就好了，要是有一个权力者出柜就好了。我觉得只有他们，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讨论，我自己，一个草根青年，不具有力量带来改变。

我等待了两年，也没有见到什么名人和权力者出柜。随着事业的发展，我有了更多业余时间，我先是给一家叫“中同新闻网”的同志网站写文章，然后，看到“广同”网上有招募热线的志愿者的广告，我报了名。

03

志愿者面试选在人民公园。

热线负责人在电话中告诉我，他会在人民公园鲁迅头像下等我，到时他会手拿一本杂志，让我找不到，就打他电话，听上去像一次秘密接头。

作为一个外省青年，尽管我来广州已有三年，却根本不知道人民公园在哪里，我赶紧打车过去。

到了之后，我拨打那位热线负责人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就在鲁迅头像附近，已经观察我很久了。听他这样说，我有点脊背发凉。

简单的交流之后，我被录取了，我的表达能力，让他相信我能做好热线的接听工作。热线电话，就设置在他的家里，我需要坐地铁一号线，穿过半个广州城，每周两次去做接线员。

每等到一个电话打进来，我就有开张了的兴奋感。那时候我的经历单簿，除了讲大道理，几乎帮不到来电者，但来电者好像并不在意，他们从全国的某个角落里打进来，打电话之前，要先做好保密工作，确认身边无人才敢打，他们其实根本不需要我给什么建议，他们要的是说出自己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有另一个人倾听就够了。就像当年的我一样，确认还有跟自己一样的人，就很满足了。

热线有时候讲几句就突然挂了，因为来电者身边有人走过，或者家人提前回来了。那是同性恋需要偷偷摸摸的时代，同性倾向要是别人知道了，担心会身败名裂。

我第一次面试的人民公园，就是广州同性恋者的聚集地，在互联网发达之前，那里是华南最大的同志圣地。每到夜晚，同志聚在一起，悄悄交流，陌生人靠近，麋鹿一样跳开。

接热线的经历，带给我很多的思考，我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要走进异性婚姻吗？我要过来电者描述的，每晚都不想回家，害怕晚上被妻子拥抱，全身起鸡皮疙瘩的日子吗？

与其说接热线是我在帮助他们，不如说，他们的分享帮助了我。

04

2004年，博客开始兴起。

我把自己的生活和做志愿者时遇到的故事，写到了博客上，我的博客叫《夫夫生活》。因为认真写作，经常有一些文章会被推荐到新浪首页，很快有了千万级的点击量。

很多人留言说，我在博客上分享的生命故事，给了TA力量。

那时候，传统媒体还在污名化和刻板化的报道同性恋，同性恋的形象污浊不堪。而博客给了性少数人群讲述的机会。

现在回头看，写博客对我是重要的自我成长，我从讲述自己的故事，到写别人的故事，再到写评论，给媒体写专栏 。不仅训练了我的写作能力，也让我对同志社群有了更多的了解。

从2003年到2008年，我在智行基金会做了5年的志愿者，帮助机构做媒体传播。也让我有机会从线上走到线下，对社群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我原以为，一边做好自己的事业，一边花点时间做志愿者，我能为社群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但人生中的很多经历，会把我们带向不同的地方。

2006年的时候，我妈妈突然被检查出了胃癌晚期。我从广州赶回老家。

手术进行到15分钟的时候，医生推开手术室的小窗户，向我招了招手，“对不起，兄弟，癌细胞已经转移了，我们只能缝合上。”看着医生关上手术室的那扇窗户，我知道，他关闭的，还有我母亲的生命。

手术后第三天，母亲的病房里挤满了家人。在我们兄妹几个工作后，这是难得的一次都凑在一起。我试图讲几件开心事，让压抑的气氛能轻松一点。尽管满身病痛，母亲很快受到了我们情绪的感染。她带着撒娇的语调说，“你们都回来了，我很高兴，我现在就担心一件事。”“你可别担心那么多，有啥好担心的？”我想安慰她。

“我就担心你一个人，没有人照顾。他们几个都结婚了，我不用再操心了，要是我过不了这一关，死了……”母亲话未说完，泪水掉了下来。

05

在母亲去世前的几个月里，我都在要不要告诉她我的真实生活，还是继续隐瞒之间犹犹豫豫。

我最终没有告诉她。

好长一段时间，我内心深处充满着对母亲的愧疚，因为勇气不足，我没有跟她分享我最真实的人生。这个我最珍视和最珍爱的人，却活在我的生活之外。

这份人生遗憾，同志社群很多人都曾经历，那几乎是一代同志共同的记忆，也是这个社群无法回避的伤痛。无论我们在外人面前如何坦诚，但在父母面前却假扮另外一个人。

如何能改变这个状况呢？让那些我们最不愿伤害的人，我们最害怕面对的人，能站在我们身后，让我们有力量，有勇气，有自信地去做自己？如何才能更系统性的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呢？

带着这份愿望，2008年，我和吴幼坚女士一起创办了出色伙伴（原名亲友会）。

从给别的公益组织做志愿者，到创办一个新的组织，要操更多的心，角色的转换，责任的增加，让我开始学习公益组织的运营。

2008年，是我生命中最不平凡的一年，6月，我参与创办出色伙伴，成为我最重要的事业；8月，我跟初恋13年的感情划上句号。

有三个月时间，我在家里拉上窗帘，蒙着毯子，躺在沙发上，自我哀怜。我甚至怀疑公益的意义，我为之努力了很多年，甚至难以改变自己身边的人。

06

我进入了一段自我怀疑的时间。

之后的一年多，我一边忙着自己的生意，一边做交友网站“夫夫网”，一边做出色伙伴。

人生进入到30岁的阶段了，我最想做的是什么？反复的思考之后，我决定做减法。我关闭了夫夫网，花更多时间自学英语，希望有机会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2011年春天，我获得了去洛杉矶同志中心实习的机会，第一次更清晰的了解，如何发展和运营公益组织。回国之后，我下决心，把原来生意也转了出去，全身心的投入同志公益。

人生进入新的阶段。不过，并非一帆风顺。

做社群工作既婆婆妈妈，又纷纷扰扰，中间好几次想要放弃。

2015年，我差点就离开了。当时谈好了天使投资，准备去做另一件事情。到真的要离开的时候，又觉得，出色伙伴还没有做好，内心里很痛苦。

2015年，阿强前往驻马店解救一位被家人送到精神病院的男同性恋者

四月份在北京，我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一位来自东北的银杏伙伴，分享她和父亲这些年来治沙的经历，她就用了几张图片。第一年，四周都是沙，到了第五年，慢慢有了一块绿色，到了第十年，绿洲慢慢的扩大了，到第十五年的时候，我看到图片上，绿草悠悠，还有一些小鸡在散步，我的眼泪不能自已。

我被她和父亲那份坚持的力量所打动。

之后，我去了西北旅行，火车在戈壁滩穿过，已是五月，一小片一小片的绿草，在戈壁上长出来。我打电话给我的老师，说我看到的景像，还有那位朋友在沙漠上种草的故事，以及我内心的纠结。

他说，“阿强，你的工作也是在种草，而且你已经种出了一小片一小片的草，我看到了那些变化，再坚持一些时间，这些草就能连成片。”

他的话击中了我，看着窗外变幻的风景，任泪水流淌。从西北回来，我决定留在出色伙伴，继续工作。

出色伙伴家长志愿者们的日常工作记录（2008.08.18）

07

这几年，大环境又有一些变化。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一线的行动者，几年前就感知到了。我总是告诫自己和团队，唯有拥抱变化，出色伙伴才能活下来，更好地为这个社群服务。

2015年起，出色伙伴开始转向社群筹款，这就要求我们要做大量的社群活动。参与我们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机构的培训并没有准备好。很长一段时间按住葫芦起了瓢，总是在堵各种漏洞，夜晚常常在焦虑中醒来。而社群里有些人，也会把外界压力和歧视造成的愤怒，转而攻击自己人。

那是带着伤前行的两年，感觉每天都很疲惫，内心里满是焦躁。我意识到，必须要学习充电，才能突破这个瓶颈。

2017年，我申请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访问学者。从一线抽离，被时间和空间强行分开，内心平静下来，才有机会学习和思考。

通过学习，让我更坚定了以家庭为切入口，所有的问题背后都有痛点，对于同志来说，家人是最关心的，要经历真实而艰难的接纳过程。一旦家人接受，慢慢向外影响更大的圈层。

因为社会文化上的差异，解决同志议题也需要回到本土文化视角下寻找解决方案。亲友会坚持更具本土化的运营思路。

我意识到，做人的工作，没有弯道超车，也没有捷径可寻，是去改变一个一个的人。人心改变了，事情就好办了。

08

现在，很多零零后参与到出色伙伴的工作中了，他们直接跨过了流氓罪和精神病时代 ，不像我那一代人，要经历漫长的恐惧。

相比20年前，从自我放逐的乡村少年，成为了同志公益的参与者，我从等待、围观、期待别人行动，到躬身入局的行动者，我从不自信，到自我成长与赋权，今天，我坚信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能为同志社群带来改变。

回望过去20年，我们的同志社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当年找不到一个出柜的同志，到现在，身边有无数的同志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从找不到一位家长公开身份，支持自己的同志子女，到现在，很多家长可以接受电视采访，有上千位同志家长志愿者；从“谈同色变”，到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接纳。可以说，只要你度过了自我认同关，中国同志，已经可以平静地生活。

上个月，我读高一的侄子来广州度暑假，跟我和伴侣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周末的晚上，我们去看电影《叔叔》，我说这是一部讲述老年同志故事的电影，你要看吗？

他说，“要了解一下”。年青一代对同志议题越来越理解了。

我们不再因为隐藏生命中的某个部分，让人感觉“有点怪怪的”，我努力走近真实，真实的表达自己感受，真实的面对爱与被爱。真实让我的生命充满力量。

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

这20年来，一起参与公益的伙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绝大部分离开了。虽然，我们已经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同志的很多权利还没有。

09

异性恋能与相爱的人结婚，同志不能，别人俩口子叫家庭，同志夫夫或妇妇，在法律上不叫家庭，在职场上，异性配偶所能享受到的福利，同志伴侣总是被排除在外。

如果异性恋的权力是一斤，同志的就不能是七两，我们的权力和权利都不能打折。

今年是出色伙伴成立的第13个年头，是我自己参与同志公益的第21年。就像那位老师所说，我们已经种出了一片一片的小草，只要坚持下去，就能连成片。

社群的需求随着代际变化而发生变化，伴随年轻一代的到来，也必然有些同志正在老去，他们希望出色伙伴这样的公益组织，能为他们人生的暮年提供支持。

我们需要更有能力去回应社群的需求，出色伙伴的助老项目已提上日程。

这片草需要更多人来施肥，来浇水，才会茂盛起来，歧视的沙漠就会被覆盖，恐同的风沙就不会吹眯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工作，就像这治沙种草一样，需要更多的人参与。需要更多人躬身入局，用行动和坚持，让这片草地绿起来。

我们希望能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享受阳光，但我们需要先种下那片草地。

这20多年同志社群的进步，我身在其中，亲眼所见一个个隐藏着的同志，从柜子里走出来，成为有力量的人。社会的进步，常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光阴没有放过任何人，相信，也不会放过偏见。

期待未来的20年，你和我一起，为出色伙伴这样的公益组织，为我们的同志社群争取平等有尊严的生活，一起努力。（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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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在职的最后一天，位于伦敦的主编Gordon Fairlough，来到了香港亲自对我传达这份裁员的消息。他说，这项决定是基于组织重组。”

今年7月，香港记者协会（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简称记协、HKJA）主席郑嘉如（Selina Cheng）遭雇主《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解雇，在本地媒体界引起大量讨论，也引发许多对于外媒在中国与香港政府压力下，自我审查的担忧。

事件起因于6月22日，香港记协改选执委会，华尔街日报记者郑嘉如当选主席，同席间还有多名包括BBC等外媒记者当选执行委员。

然事隔不到一个月，7月17日郑嘉如却遭雇主《华尔街日报》解雇。同日稍晚，她在记者会表示，公司称“内部组织重组”而解雇她。不过她表示，事实上今年稍早，公司高层已多次“建议”她不要参与选举。

在X上，她写下声明，说明详细的事件缘由：

“今天，我被《华尔街日报》解雇了。我感到震惊的是，我在记者协会新主席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宣布自己被裁员，原因是我接下了担任主席的工作。

大约三周前，资深编辑发现我准备竞选HKJA主席，在英国的主管就指示我不要参选。她也同时也要求我辞去执行委员会职位——这是我从2021年就开始担任的职务——即使华尔街日报在我入职时，就已知悉并同意了我的这个身分。（中略）我拒绝了她的要求，随即立刻被公司告知，这与我的工作‘并不相容’（incompatible）。”

《华尔街日报》并未对这些信息做出直接回覆。在执委会参选前后，也有多名执委候选人或当选人陆续退出，让外媒评论更担忧香港的新闻自由。

然而，这并不是香港发生的唯一一起类似事件。根据郑嘉如在记者会说法，另外辞职的几名记协执行委员，部分决定也和他们所属媒体的施压有关，“我充分理解他们的理由，他们担忧面临到跟我同样被解雇的遭遇。”

“所以，我希望我站出来说这件事情，可以让未来记者的群体有比较多贡献，让他们不要害怕。我也觉得自己在这个角色的重要性，是给其他记者起一个激励的作用。我也希望其他传媒的雇主，可以看到这样做，真的是违反人权，也违反法律的。”郑嘉如说。

香港缩减的新闻空间，与外国媒体的离去

在过去，香港一直是外国媒体在东亚设立媒体总部、或重要据点的首选。然而，2019年反送中运动、2020年香港国安法通过、2024年《基本法》23条立法通过，期间陆续发生多名新闻工作者遭到检控和逮捕的事件。过去五年来，包括中国、香港、台湾、乃至东亚地区的外媒部署，也产生诸多变化。

香港记协作为香港的记者工会组织，其前任主席陈朗昇，曾在《美国之音》受访时指“从2021年《苹果日报》、《立场新闻》、2022年众新闻结业；至2024年《香港基本法》正式生效，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华尔街日报陆续关闭或迁移香港办公室员工，可以看见不仅是本地媒体受到政治环境改变逐渐萎缩，外国媒体也考虑撤资离开。”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任23条“应变反驳队队长”后，多次谴责包括《彭博》、《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自由亚洲电台等多家外国媒体，指其“引述‘错误’评论。”并认为：“如果作为外部势力，有心抹黑的话，不论是否犯法，这个我们慢慢研究。用这些来误导香港市民，恐吓香港市民，这并不是事实！所以我必须作出反驳。”

2020年以后，许多外国媒体陆续撤离，或缩减香港办公室。而许多西方编辑台对于处理香港议题亦趋于保守。郑嘉如在接受歪脑采访时，谈及自己之所以被解雇的原因。她指出：

“可能因为是（记协）主席的位置，让高层觉得性质和之前是有分别的。这两年多以来，管理层也换了，做事风格可能有不同。另一个原因也是，我加入的时候还没有Evan那种事件，在那之后，编辑台的态度可能也转向保守。”（编按：《华尔街日报》记者Evan Gershkovich于2023年3月遭俄国逮捕，2024年8月被释放）

“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传媒在这可以免于自我审查”

郑嘉如事件大概是外媒前线记者和总部编辑最剧烈的一次对于“未知底线”的摊牌，也令外国媒体及记者在中港两地的生存状况一览无余。对于记者的威胁如今已经渗透进入私人领域，在港的媒体机构同样受到严重影响。

虽然当下郑嘉如因为解雇事件，可能面对因六个月内无法回到传媒工作而对她记协会员乃至主席资格产生影响的问题。但是记协作为工会的工作仍在继续，9月12日，记协便召开记者会，郑嘉如在会上公布香港传媒集体被滋扰的调查。调查发现今年 6 月至 8 月期间，数十名记者、其家人或其家人雇主，被人以不同方式滋扰恐吓；有匿名“爱国人士”发电邮或寄信到记者及家人住址、工作地点或合作机构等，试图恐吓削弱家庭收入来源等，透过施压及孤立记者令他们放弃从事新闻工作或工会岗位。郑嘉如指记协大部分执委受滋扰，她本人和两名家人所属机构也收到投诉。

记协指有关滋扰非针对个别记者，而是有系统针对传媒行业，受影响的记者或机构包括13间国际和本地的大、中、小型媒体，包括记协执委、独立媒体、Hong Kong Free Press、志传媒，以及两间新闻教育机构。

郑嘉如在对歪脑记者的访问中说，“有一些本地媒体、主流媒体，编辑部高层会有跟政府沟通的渠道。他们可能透过这个，去知道现在的红线有哪些。收到信息，叫下属改、下架文章。所以在本地媒体，很多时候，有些敏感信息已经不会怎么样写，或者即使写，但会用更隐密的方式发布。比如虽然发在网路上，但没有放在纸本头版，或是藏在内页、或是用标题少引起目光的方式，去进行报导。”

“比如说，（我的）记者会当天，碰到很大的本地媒体没派人来。后来我发现，记者本来是要来的，但上司说这个题目不用报导。”她说。

她坦言，过去几年尽管政治收紧，但许多新闻工作者对于西方媒体仍抱期待。“大家对外媒，相对还是有很大的期望的。他们通常比较有资源、有时间做深度报导，也有很强的媒体操守要求，是世界各地的员工都需要遵从的规定，相对自我审查比较少，这部分确实是真的。”

然而，近年来，西方媒体在香港办公室的气氛也慢慢改变。关于媒体编辑台内部审查的事情在业界时有所闻。

“我不能直接聊直接的做法，但可能每一个媒体，到了本地环境，都不是存在于（真空的）bubble当中，都会受到实际当地的环境影响。也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可能也会相应做出一些编辑决定上的改变。”

“不论对于华尔街日报或其他外媒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传媒，在香港可以100%免于自我审查的。只要你一天有记者驻地，他们的采访自由与限制都会受到影响。”郑嘉如说。

红线当头：外媒编辑台和前线记者不同的考量

相似的状况实际上在中国也持续发生着。

2020年4月，时任日本《读卖新闻》驻中国总局长的竹内诚一郎，发布了一篇标题为《“不能道歉的党”的作茧自缚”》（“谢れない党”の自縄自缚”）的文章，批评中国疫情政策，遭中国驻日使馆大力攻击。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称该文“罔顾事实，恶意攻击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发表文章的半年后，竹内被调回东京总社。

《“不能道歉的党”的作茧自缚”》 （ X / @Mame____DouShou ）

竹内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驻地的外派记者，以及海外编辑台对于驻地现场的政治判断，时常出现不同解读。

“身为记者在驻地的氛围，跟编辑台位于总社肯定会有不同。我们是第一线记者，都希望完成工作使命。所以冒着红线做采访的风险，这个都是任务。但是，在东京的总社工作方法却是不一样的。（编辑台的考量是）要是我被抓了，坐牢了，报社是要负责任的，那肯定，东京会比北京的记者做决定更谨慎。”

不少外国媒体公司在处理海外议题时，为查核消息来源，本就多与当地政府维持联系。然而面对像是中国政府、二十三条通过后的港府，政治的红线该画在哪里？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该如何侧面描述议题？对媒体经营者来说，这些决策顾虑，都成了困难考量。

竹内提到，《读卖》在中国境内仍有多名记者，亦有记者负责广州与香港报导。

“现在香港安全方面的问题，也比以前恶劣很多。如果当地记者加入记协的话，当局可能会采取措施。我个人的意见是，首先保障记者的安全，再保留采访的力量。”

今年稍早，有传闻《读卖新闻》驻北京记者撰写一篇将彭丽媛比为江青的报导，再次引起中国高层不满。他指出：

这几年报导空间也是越来越小，我完全同意。最后在北京的一段时间，我也感受到无奈。以前经常吃饭喝酒的朋友，体制内的、社科院学者、或大学教授，跟他们约吃饭，以前都愿意接受，慢慢地，感觉都不太能约到，采访空间小了、不接受邀请了，听不到当事者的真实声音，怎么写文章。

这也牵涉到外国编辑台如何保护驻地记者，以及与政府当局斡旋的矛盾点。“在（中港）里面，依然有记者观察情况，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很多撤退的记者都回国了，作为媒体机关，现在要怎么知道在大陆发生什么？虽然没有以前那么自由，但我们还是很需要有人在里面。”

“所以说，我们不得不对采访活动谨慎些。以前的话，很多题目都是可以写的，现在的话，要考虑自己之外，还有采访对象的安全。这也是除了日本外，每个外国媒体，都会面临的问题。”

曾替包括彭博社、《大西洋》、《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撰稿的美国自由撰稿人何贵森（Chris Horton），目前长驻台湾。2000年到2012年，他在中国念书与工作。13年到15年间，他赴港担任驻地记者，记录了有关香港占中运动、天安门纪念事件等报导。

“2012年以前，写什么几乎都可以，只要不逾越清楚的红线。像是，在写天安门大屠杀时，我并没有称其为‘屠杀’，而是称为‘1989年6月4日之后的事件’。”

约在2013年前后，中国内部出现了剧烈改变。习近平就任后，发生了《南方周末》新年特刊献词事件，其后中国不仅限制发放外媒采访签证，更陆续出现人权律师、国内外记者、社会运动者的大逮捕或大驱逐。尽管大部分西方媒体中心留守，也有部分媒体工作者开始转移重心，迁往社会运动逐渐升腾的香港。

何贵森回忆：“2013年春天以后，我到香港当记者，那是与在中国写作相比，更自由的时光。当时香港的政治空气还十分清新，我采访了许多亲民主派和亲北京派的政治人物。然而不幸的是，我的一些受访者，现在却也因为支持民主而入狱，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和长毛。”

他补充，自己长年身为自由记者，并不清楚、也无法评论媒体编辑台内部的具体决策过程。但他提到彭博社记者范若伊（Haze Fan）的例子，她在2020年于北京遭羁押三年，于去年获释，却在今年8月被港府拒发工作签证，其后被公司安排前往伦敦分社工作。

“这几年，北京与香港当局，对记者日益增加的敌意，替这些尝试做好自己工作的记者与编辑们增加了更多不必要的困难。”他说。

只是，尽管来到台湾，如何报导呈现中港台议题，仍有许多难以言说的“红线”存在。“不点名具体的媒体或编辑，但自从2015年我搬到台湾后，我被编辑台清楚告知，我不能称台湾为国家。”取而代之的是“自治岛屿”（self-ruled island）、或是“那个岛屿”（the island）。

“但我不喜欢这样做，因为这清楚地是削弱主权的内容。因此我在报导中，尽量称其为‘台湾’。在写作的过程中，同样需提到，中国共产党声称台湾是它的一部份领土。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补充事实，即中共从未真正拥有过台湾控制权。这两个事实，都对于外国读者理解脉络相当重要。”何贵森说。

Thompson Chau 过去曾驻仰光，2年多前来到台北。他先后于《缅甸时报》、《日经亚洲》等媒体任职，目前担任台湾外国记者会（Taiwan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会长。他观察到，随着香港、北京、乃至亚洲部分地区情势恶化，台湾也成为部分记者撤退的方向。他将其称为“新闻记者难民们的避难所。”

“比如我，也是2年半前，从仰光撤退过来的。”他提到，今年5⽉，台湾也取代香港过去的历史性⾓⾊，举办2024年⼈权新闻奖，并由时任总统蔡英⽂担任颁奖人。“这并非巧合”。

不过，矛盾的也是身为新闻记者，在公司替员工的安全考量、或政治判断的决策下，一旦远离了事件现场，无论下一步是台湾、新加坡、英国、美国，对原驻地的了解，也都将出现难以弥补的采访断层。

进退维谷的外国媒体

由于报导涉及中港政府的政治红线，加上许多媒体公司目前仍在当地有部分派驻人员、特约记者、研究员等，顾及到员工与公司安全，在记者撰稿期间，找到愿意具名接受采访的记者、主管、新闻助理均相对困难。

另一名无法透漏身分的资深记者，有多年派驻中国经验。目前，她正为一家美国媒体工作，并已离开中国，派驻在第三地。她和许多同业一样，离开的原因，跟北京政府拒发记者证有关。

“中国当局公然无视他们自己（经常变化的）外国记者规则，使得我无法续签中国记者证。”在做政治报导的期间，除记者证派发外，她也遭受许多由上而下的干扰与施压：

“频繁的网友攻击、官方媒体的骚扰、先前明明知情同意采访的受访者改口说要提告、加上地方当局的干扰──这指的是，至少派一、两辆车跟踪你的采访行程，并让安全或政治宣传部门官员在你出门时拦截，或者通过向消息来源施加压力，强行取消采访。过往采访结束后，受访者接到要求撤回采访的电话，转过来告知我的情况并不少见。”她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公司往往需要谨慎精准的判断，以维护记者的人身安全。她认为：“如果媒体有所谓的‘自我审查’，那肯定是为了保护员工。（与我合作的）编辑们几乎都是真诚地希望记者能得到最好的采访结果，他们也认为，任何报导都不值得冒着让外国与本地雇员出现被捕的风险。”

有些记者即使没有编辑的劝说，自己也会自我审查。因为过往看到太多中国的此类报导，因此他们害怕‘踩线’发言。目前我认为，在‘维护新闻自由’与‘保护记者安全’之间，很难掌握平衡。因为大多数新闻机构都难以在这个把媒体政策设计得充满报复性和限制性的国家提供充分报导。

“理想情况下，一个大型媒体机构应该有至少十多名派驻中国的记者，其中包括国内与海外的雇员。但我们放眼望去，没有任何媒体组织能拥有这些资源。”她说。——这也是为何，她指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能理解道琼斯（即《华尔街日报》总公司）解雇这名员工的原因，“毕竟参与记者协会，无法为公司带来直接且即时的利益。”

她强调：“但尽管如此──尤其是像中国大陆和香港这样的地方 ──那些有能力的大型媒体公司也应该站出来，肩负起提倡新闻自由的责任，以更努力保护那些较小的媒体和更脆弱的记者，进一步的，像道琼斯这样的大公司，同样也会随之受益。毕竟太多时候，我们看到大公司依靠独立记者和小媒体来推动新闻自由，自己收获好处，而不承担任何风险。”

结语

“记者免于恐惧的工作权益，不仅应受法律所保障，而是更应该被我们自己所保护：记者、编辑、媒体公司。”郑嘉如说。

今年9月，香港《立场新闻》案、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持续开庭。面对打压，身处不同位置的香港新闻工作者，仍持续追踪报导。

“我临走的时候，有个同事给我拥抱，但大家都知道事情敏感，在办公室就没有那些送别仪式，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跟公司的关系不是太好，但私底下很多同事给我信息，包括海外，新加坡、美国，都有很多支持，我非常感动。”郑嘉如说。

代表《华尔街日报》母公司道琼斯公司位于美国的总工会“印刷商雇员独立协会”（The Independent Association of Publishers’ Employees, IAPE）亦发起联署，要求公司将郑嘉如复职，已累积超过335份签名。根据《香港自由新闻》（HKFP）引述，该工会指出：

“《华尔街日报》应该争取新闻自由、并与记者站在一起，就像它在俄罗斯反对所属记者Evan Gershkovich遭不公正监禁一样。”

9月13日，网传广东高院正在审理的黄雪琴、王建兵案二审遭“秘密宣判”，涉嫌严重程序违法。

（下文来源于网络，未获授权转载，侵删）

雪琴的这条路

有关于雪琴的记忆涌上来的时候，我就想起被讯问的时刻——你怎么认识的黄雪琴，通过谁，她有没有做什么事。那是一段会闭口沉默的记忆，当我离开那个空间，才后知后觉地知晓雪琴的失联。我们的证供，是不是被编织成完全不一样的雪琴。

第一次见到雪琴的时候，还是多年前的反性骚扰活动，她戴着圆圆的草编帽子走进来，讲起她在事件后的追问和思索，言语热切，是记者气质。随后几年，远远见证了她在这个议题上的不断深入和扎实调查，中国记者的反性骚然调查报告，北航Metoo的连续报道，那个冬天的最光耀时，她站在塞满许多人的公共录影棚中演讲直播，聚光灯投在她身上，我在台下看她。这条路，雪琴走得一发不可收拾，她的书案小小的，身上好像有无尽的热情，很多个Metoo案例也在中国爆发得不一发不可收拾，我知道她一直在努力。

她开始从记者路，跨向了法律，为此勤奋地异地求学，然而很快因为外界阻力而终止。她失联了两次，再出现时，还是一样热切。第二次的失联，直到如今。我常常想起她，以不同的心情。目击雪琴这些年的生活与遭遇，我曾经感受到巨大的浪费，多么好的一个人，她本可以为这世界带来许多东西。无形的系统却浪费她的心意，努力，才能，意志坚定的时间和生命，换来被暴力对待，被压抑被噤声被限制自由，同样也不得不与创伤们共存的每个日夜，还要分出力气来处理沉默和恐惧。雪琴因向往公正而学法律，如今又遭遇的秘密审判不公，导致二审诉讼驳回，像一个巨大的讽刺。

与雪琴相连的那些瞬间，是很具体的追问：在此刻的世界里，我们怎样才能不浪费自己？我们会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要在什么地方站稳和相信？我们会迎来怎样的世界？

Living in the truth. 是雪琴在朋友圈签名里留下的答案。Fight for it. 是我们想要的接力。

I miss you, Sophia.

林清

如果和做公益的女性打过一些交道，很容易就会了解到这些倡导者身上的反差萌，那就是这些为公义奔走的人权捍卫者大多数都是i人，ta们很多都是宅女，和人打交道时经常觉得紧张和不自在。我是带着这种印象和黄雪琴认识的，但是她却是一个例外，她可能是我这么多年认识的十分罕见的e人，有活力有精力，几乎没有不能聊的人，从来不怯于与任何人开始一场对话，2018年我在朋友圈讲述了自己被公益圈的前辈性侵的经历，几乎是一个小时之后，雪琴就辗转要到了我的联系方式，她给正在被信息轰炸的我打电话，语气真诚冷静，也很温柔体贴，那通电话里的“我相信你，因为你撒谎的成本实在太高了”给了我巨大的安慰，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句话，因为里面传达出的有理由的笃定，以及听起来像一个裁决的语气，让我放心接受媒体的考验，去更多主动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此之后，我很快就在在广州见到了她，那时她横躺在当时某个朋友的沙发上，聊着今后的计划，说到自己想继续写什么样的故事，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两个人没有什么单独相处的时间，如果她约我，一般也是要写文章，或者想做一点什么事情，现在想来我都有点遗憾，为什么我们不一起玩一玩呢？黄雪琴的生活在没有女权和公民运动之外到底是什么样，我几乎一无所知。

2019年她因为参与反送中的文章被捕，到现在我还是很震撼于看到这篇文章下面她的真实署名时的诧异，她好像从未内化什么自我审查的焦虑和压力，写了就是写了，去了就是去了，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否真的动用到了她的勇气储备，感觉就是一种毫不内耗的思维方式支撑她做了一系列在其他人眼中”勇敢、果决”的事情，她完全地自己为自己负责，诚实地对待自己所做的一切，哪怕这种诚实其实代价极大。

2021年我开始全职工作，她刚刚出来，我给她发消息，她很快就回了我，那些消息我现在也都还是保存着，因为里面有一句“一秒钟的黑暗不会让人成为瞎子”，我想这句话是一个坚强的人的证言，可以证明个人哪怕经历了可能是极权国家里的最恐怖的遭遇，人也可以保有生命力和尊严。后来我提出去看她，她给了我一个遥远的地址，在附近的地铁站接到我之后，她笑着说，我就知道你没来过，所以你才愿意跑这么远过来。那个时候她可能出来オ一个月，在一起往她的住处走的过程中，我小心翼翼地问她有没有吃什么苦，她直接替我说出口“你是想问我有没有挨打吗”，然后说，我们是思想犯，他们只会轰炸我们的大脑。到了她家，几乎是坐下来半小时，她就打开电脑，问我是否认识翘楚，她想写一些支持翘楚的文章。我为她一出来就开始创造的能力感到震撼，我都不记得我们具体聊了什么，可能我向她道了歉，说我并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我们和小猫玩了玩，那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后来我被这个工作折腾地焦头烂额，再也没空和她见面，做的工作也越来越主流，甚至都不清楚她在广州组织了某个轻松愉快地聊天活动，而她会因此再次被捕。

在她第二次被捕之后，我深刻察觉到身边氛围的紧缩和萧瑟，参与过她的活动的朋友很多都被拉去做笔录，我在一个数年没见的朋友家吃饭，得知他们也才刚刚安抚了好几个因为警察频繁骚扰而被迫搬家的年轻伙伴，到处都是关于雪琴和建兵的坏消息，而且因为恐惧，这些消息经常让人只能沉默。后来我因为一些别的事情也开始频繁遭遇警察的骚扰，警察上门成了家常便饭，我离开了广州，这个决定对我而言非常艰难，我几乎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说服自己离开只是一个选择，不是一种屈服和失败。但是在做这个决定时，我还是想到了她，以及为什么我不再花力气去期待公权力的仁慈。

说起来非常好笑，其实是因为我看了《窃听风暴》，一个关于公权力体制里也有好人的童话，我希望得到一些安慰，但实际上这个故事看得我频频发笑，但是想斯塔西的秘密警察得意洋洋地讲述自己对付艺术家的特殊手段—不让ta们看书看报，不让任何人和ta们说话，这样ta们的灵魂就会枯萎，就算出去了也一个字一个笔划也写不出来了——的时候，我坐在地上痛哭，因为我几乎是马上就想到了一出来就说要写作的黄雪琴，想到她家的小区、小猫。

至此我都不需要得知窃听风暴里的好警察其实在东德的历史里并不存在，也认清了这个故事的无意义。对体制抱有的希望是一种彻底的毒药，祈祷里面会有一种可以抵挡住一切的善，而且这个善奇迹般地来自于某个个体。因为想到她，我决定从精神上彻底放弃这种幼稚的奢望，我想真正的例外不是那个听古典音乐而唤醒良知的、平庸之恶的执行者，而是不枯萎的、不放弃的、坚守底线的她。

后来传出来的一些细节也让我更坚定于这种想法，她坦率直接地谈论暴力，并

且谈论的方式如此公正，我在一个纪录片里看到她讲述自己监视居住时经历的

一切，甚至包括警察为来月经的她准备糖水。我想这种罕有的不屈服任何叙事（哪怕它们有利于自己）的诚实，让我确信那个可以渡过至暗时刻的人应该一定有她。

我又一次从朋友口中听到她的消息是去年，说她坚持上诉，对我而言，去年是非常痛苦的一年，一年我都几乎没有流过眼泪，因为生活的残酷已经让我彻底疲惫，再也无法哭泣了，但是听到她坚持上诉的消息之后，我的眼泪像是得到了某种赦免，喷涌而出。这些眼泪有的是出于羞愧，之前我无数次在心里暗暗希望“无论如何只要出来就好，认罪什么的没有人会当真”，但她无论在何种情况，她会靠这些远方的、来之不易的消息郑重提醒我（也许也是我们），她的尊严和正义才是底线，而大部分人所渴求的所谓的“正常生活”不是的。有一些则是为朋友“选择”承受的这一切而痛苦，但是这也让我下了决心，我不要把雪琴也变成那些封藏在泪腺里的眼泪，变成一个“创伤”，关于她的回忆我只能因被创而痛苦，不能因为被讲述而自由。我发誓我要向所有可能关心这件事的人聊到她，和中国人，和外国人，我要说我们在咖啡馆里她直爽地向陌生人提问，问ta们那一年有没有什么好事。说她喝醉酒时冲进情趣店里，对老板抗议标牌只写”男性用品”是种性别歧视，赞美她在家门口的摄像头面前念诗、念到公权力最后退让。

我现在从那些监狱里传出的消息的细节感受到这种力量，比如组织狱友一千零一夜的谈话，自己上午教英文下午练瑜伽。我其实已经不知道自己能够再做一点什么，我只希望有更多人听到她的故事，记住她的名字；只希望二审能公开审判，以此给她最起码的公道。

雪琴的画：

曹林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4月20日   01 版）

加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又一次把延长退休年龄推向了风口浪尖。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日前受访时表示，面对30多年后的人口老龄化高峰，国家管理的公共养老金收支会有较大缺口。他建议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提出采取每5年把退休年龄延长1岁的制度设计。专家称阶梯式、渐进式的延长退休年龄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相比此前“一步到位”的激进方案，“5年延1岁”的设计温和多了。不过这是一个容易撕裂社会情感的话题，争议和阻力并未因方案的温和而减少。这种撕裂从不同阶层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从舆情分析看，支持延迟退休的主要是两大社会群体：官员和专家。其他阶层则多数反对延迟退休，辛苦了一辈子快到领退休金安享天年的时候，突然要延迟退休，心理上接受不了。

分析支持者和反对者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支持延迟退休者，大多是既有养老体制的受益者，而反对者则多是相对被剥夺群体，甚至是受损者。中国在养老上实行的是双轨制，机关和事业单位发养老金，而企业单位是自己缴养老保险，从企业退休领到的养老金往往比从机关退休少得多。官员和专家支持延迟退休方案，因为这不仅不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还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多数公众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这种改革没有触动他们最反对的养老双轨制。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均，养老账户的空账问题虽然严重，但他们可以接受一个低的养老金，可不能接受有些人比自己高那么多。人们其实不是反对延迟退休，而更多是反感政府在双轨制改革上对民意的漠视，动不了官员和专家，就拣软柿子捏。

公众最大的期待是养老双轨制的并轨，把每个国民一起置于平等的体制下，先解决平等问题，再解决空账问题。而“延迟退休”则回避了这个核心问题，这正是作为双轨制受益者的官员和专家所期待的。

延迟退休对官员和专家是有益的，官员大多希望延迟退休，因为延迟的不仅是工作，更是权力利益。按现在的退休年龄，一般官员到了60岁就得退，很多人都不适应这种退休后手中无权的落寞感，延迟退休则延长了他们的政治生命。专家也是如此，大学和科研院所多已高度行政化，是官场的翻版，退休的院长和教授自然比不上在位的。但对普通劳动者而言，工作则是一种负担，没有权力利益，辛辛苦苦熬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却又赶上了延迟退休。延迟退休可能会让这些人产生一种双重的双损感：双轨制已让他们受损害，延迟退休更进一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从另一个角度看，延迟退休可能是对一代人的违约。制度和政策应该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尤其是这个政策涉及大的公众利益时，应给公众一个稳定的预期。什么年龄退休，什么时候能拿到养老金，是国家对国民的一种承诺和约定，不能轻易打破这样的契约。不能以“延长退休年龄是国际惯例”作为打破契约的借口，发达国家延长退休年龄是经由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民主途径与国民协商而订立的契约，不能想当然和随意地改变。即使因为空账问题需要调整，也应经过民主决策，让每个利益群体都参与到博弈中。

而且，不能一说到养老金缺口，就把所有责任都转嫁给社会和公众，在提起延迟退休这个议题时，首先要追问政府在养老金问题上有没有承担应有的投入，履行好应有的政府保障责任。毕竟，公众纳的税不是白纳的，里面有对自己未来养老的一份投资。

在养老问题上，改革的次序应该是，先改掉双轨制，再谈延迟退休；先加大政府投入，再谈公众责任。

今天来会见黄雪琴，非常震惊地得知，昨天上午，广东高院已经向她送达了二审裁判文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作为她的辩护人，我非常愤怒。就在昨天下午，我还给承办法官吴俊打电话，要求二审开庭。因为我本周向法院补充了三份证人证言，作为新证据提交，并且申请了这三位证人出庭作证。看到广东高院已经签收了，我就给吴俊法官打电话，说明这些新证据与本案定罪量刑高度相关，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开庭审理。吴俊法官告诉我，证人证言和出庭申请书已经收到，合议庭会考虑。他居然全程都没有告诉我，二审已经判下且送达了！在我之外，本案其他三位辩护律师，都没有被告知，也都没有看到裁判文书。

这是严重的程序违法。《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当庭宣告判决的，应当在五日以内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定期宣告判决的，应当在宣告后立即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判决书应当同时送达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刑诉法解释》第三百零二条规定：当庭宣告判决的，应当在五日以内送达判决书。定期宣告判决的，应当在宣判前，先期公告宣判的时间和地点，传唤当事人并通知公诉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判决宣告后，应当立即送达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范围的通知》第十四条：人民法院作出召开庭前会议、延期审理、二审不开庭审理、宣告判决等重大程序性决定的，应当依法及时告知辩护律师。

对这样的程序违法行为，我们将坚决予以控告！

我从今年八月底接受委托，到今天才不过十来天。接受委托后，我立即会见了黄雪琴，去广东高院阅卷，并据此向法院提交了：开庭审理申请书、调取证据申请书、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还做了一审判决书和庭审笔录证据比对列表，提出部分证据未予以质证。

随后我就联系证人，取得了三位证人的证言，立刻提交给了法院。在昨天的沟通中，我还告诉法官，我正在收集其他重要证据，近期将提交。

就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秘密下判，严重剥夺和损害我们的辩护权！

会见时，黄雪琴对我说，也是对大家说：

“我很惊讶，收到这样一份匆忙、不公的判决，尤其是在知道我的律师做了如此多的努力，提交了新的证据，申请了证人出庭，还如此的草率，我觉得是对不起历史的判决。其实我对法律是有敬畏之心的，在里面研读了很多法律的书，张明楷、罗翔写的大量的关于刑法的，关于程序正义的法律书籍，他们又坚定了我对法律的信心。昨天的判决又给了我重重的一棒！我认为法律的判决至少应当是客观公正，基于事实的，但这一份判决里，不仅罔顾事实，而且恶意揣测，故意误解曲解，颠倒黑白，甚至自相矛盾，这是一份违背客观事实的，不公且不义的判决，我不服！我知道这可能就是一个走过场，但是我的辩护律师和我，都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希望推动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我们的力量或许渺小，但是坚持的本身，就是意义重大。我相信有一天，真相真实和公义会显现出来。即便我个人需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我也无怨无悔。”

黄雪琴王建兵一案，事关重大，国内外高度关注，是中国公民社会标志性案件，希望法律界同仁和关心公共议题的人士施以援手，共同纠正广东高院的违法行为！

黄雪琴辩护人，徐凯律师

2024年9月13日于广州

辛苦操劳一辈子，她们不想再被叫某氏

姓名是每个人来到世界时拥有的第一样东西，也是持续一生的祝福。它伴随人的出生、长大、死亡，很多人都能讲出一段关于名字的故事。

什么样的情况下，人会失去自己的名字，或者从未拥有过？

答案也许是女性。在公安部政务服务平台上查询全国同名人数，能找到某个名字对应的全部使用者数量，输入“张氏”，查询所得8352人，其中8347名是女性。

还有更多农村地区的女性，她们被唤作“小妞”“刘家媳妇”“赵妈”。在户口本、身份证和墓碑上，她们留下的是“××氏”“××妈”“××女”。和名字一起被消音的，还有她们的历史和生命记忆。

我们想知道8347名张氏，和更多宋氏、李妈、王家女的故事。她们如何生活，如何失去和找回自我，如何被记住或被遗忘。

一、没有姓名的一生

去年清明节，林舟找人代烧纸钱给奶奶。对方问她奶奶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林舟发现自己答不上来，又打电话问了父母和亲戚，大家都不知道。

林舟和奶奶相处不多，只记得小时候站在菜园子前，奶奶给她编辫子。篦子梳头太痛，奶奶心疼她，就用手指给她梳理头发，“酥酥麻麻的，特别舒服”。

另一段记忆是5岁时，林舟在奶奶家的门槛上自顾自地玩，从屋内跳到屋外，再跳回来。门边有一张堆放杂物的小桌子，林舟盯着桌上的一袋铜锣烧，馋得不得了，准备问奶奶要来吃。回过神，她看到奶奶从床褥子下面翻出来钱塞给家人。那天晚些时候，奶奶就去世了。

因为怕耽误学习，父母从没让林舟回家上过坟。后来每次林舟想起奶奶，就买了纸钱在路边烧。不知道奶奶的名字，连烧纸钱都怕给错人。她只能在心里默念“奶奶”，磕三个头，许愿奶奶能收到。

林舟家在苏北农村，但在那个时代，像林舟奶奶这样没有名字的女性，全国各地还有很多。

有些人从出生起就没有名字。在河南的县镇和村落，人们把小姑娘唤作“妮胞”，在田间地头喊一声“妮胞”，会有很多女孩应声。如果有妹妹出生，姐姐就改叫“大妮胞”，妹妹是“小妮胞”。还有“刘大女”和“刘二女”，她们是山西人，如果家里再生了女孩，会被叫作“刘三女”。“刘大女”和“刘二女”说，家里穷，读不起书，所以没有学名，也不需要。

一位“妮胞”说，那时候农村的小孩不经养，如果不是男孩，家里能给口饭吃，活着就不错了，“谁管你叫啥？”

顶着这些不算名字的名字一路长大，她们像那个时代所有的农村女性一样，嫁进夫家，生下孩子，成为一个或几个人的母亲，有了新的称呼：“××的妈妈”“××的媳妇”。

在湖南，一位女性的名字是“成永娭毑”。“娭毑”是湖南方言中对老年女性的称呼，“成永娭毑”就是“成永的媳妇”。结婚以后，身边的人都这样叫她，甚至亲近的朋友也不清楚她的本名。她可能叫“邹玉芬”，也可能叫“周玉芬”，没有人试图弄清楚。

在被村里人叫作“鲁女”之前，鲁淑珠的名字有美好的含义。“淑”是淑女，“珠”和她姐姐名字里的“珍”字连在一起，就是“珍珠”。嫁到村里以后，大家记不住她的名字，渐渐叫她“鲁女”。在她们的村子里，还有“付女”“王女”“老王婆”。

鲁淑珠的孙女觉得，奶奶和家里的小狗、小猫坐在一起的画面很温馨

鲁淑珠和家里人抱怨过，说别人总是记不清她的全名。她给小辈们讲自己叫什么、是哪个字、有什么含义，但除了医院体检和做核酸，村里人很少直呼她的姓名。“鲁淑珠”这个名字渐渐被遗忘了。

直到死亡，姓名也没有被还给她们。

符怀玉下葬的时候，由她的儿子操办丧事。清明立碑，墓碑上没有刻全名，而是刻了“先妣符氏”。符怀玉的外孙女感到不解：外婆有自己的名字，为什么墓碑上不能刻？

家里人告诉她，写了全名对家里不好，而且路过的人会破坏墓碑。但扫墓的时候她发现，公墓里男性的墓碑上都刻着全名，女性的墓碑上却基本都是“×氏”。那个惦记着她爱吃肉丸的外婆，睡觉前絮絮叨叨地给她讲述自己的一生的外婆，也成了“×氏”。

符怀玉的女儿试着跟家里人商量，想在墓碑上刻下母亲的全名。但她是外嫁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不被看作是自家人，在红白喜事上没有话语权。她所在的华南农村，长辈的葬礼基本由长子操办，女儿们只参加丧葬仪式，平摊费用，却不能拿主意。

丧葬习俗在各地农村不同，女性不上墓碑的规矩却很相似。在河南、山东、安徽等地，外嫁女的名字不能刻在娘家人的墓碑上，自从出嫁起，她们就不再属于本家；在江苏等地，媳妇也始终被夫家当作外人，墓碑上只能刻成“×氏”或“××氏”。

不论是在娘家还是在夫家，她们都没有自己的位置。

这种忽视太过根深蒂固、约定俗成，以至于她们自己也很难察觉。孙王氏是河南农村人，一生务农，忙着把孩子拉扯大。和丈夫的交流也不多，除了偶尔互相拌嘴，大部分时间都沉默着。她没有对自己的名字发表过看法，因为村里的女孩一向没有正经名字，只有男孩会按照字辈来取名。

孙王氏的孙女三四岁时，在奶奶家的庄稼地里玩耍

没人统计过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女性。在那个年代的资料里，能找到很多男性的名字，他们叫“卫国”“建功”“国昌”“志华”。关于女性的记载却寥寥无几。

二、不属于自己的证件

她们真正面临“我的姓名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在1984年全国开始推行居民身份证制度后。

跟着集体登记户口，或者由家中的男性代表她们把名字报给登记处，等上一段时间，她们收到了一张写着“×妞”“×娃”“×妹”的身份证。户籍登记人员和她们自己都没想过，这个不算名字的名字会伴随一生。直到她们年纪大了，在医院挂号就诊，或者偶尔坐高铁出远门，才发现所有人都叫自己“×妞”。

邓玉芹的名字是她丈夫和儿子报的。到了登记处，他们不知道她的正式名字叫“邓玉芹”，就报了村里人常用的“贱名”——“琴娃”，就连“琴”字也是随便报的。登记人员是村里的干部，也只知道村里人都叫她“琴娃”，就按照错误的名字进行登记。

收到身份证的时候，邓玉芹很疑惑：“怎么报的是这个名字？”

年初，她生病进医院，每次换药或检查，护士都喊她“邓琴娃”。外孙女去医院照顾她，看见外婆又无奈又气愤的样子，才知道原来外婆的大名是“邓玉芹”。

邓玉芹和女儿一起去了湖北旅游

黄乜权的孙女，也是在用黄乜权的身份证预约纪念币购买时，才发现名字有问题。“乜”在广西壮语里是“妈妈”的意思，“权”是她养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她是夫家的续弦。夫家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孩子的生母早早生病去世，为了有人能照顾家庭，又迎娶了她。

孙女也听说，上户口时，村里把结了婚、有小孩的女性都登记成“乜”，黄乜权就是其中之一。她们的正式姓名，不是一个或几个有寓意的字，而是“××的妈妈”。

伴随着2010年代信息实名制的进一步落实，身份证上的名字与她们本人更深地绑定。“乜”“娭毑”“娃”出现在社保卡、高铁票上，有了正式、合法的效力。

正是因为信息实名，我们才能查询到那8352名张氏。但对其中的每一位张氏来说，正式姓名的缺失或错误，可能意味着更多。

叶月琴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夏玉成”。用浙江舟山方言读起来，两个姓名几乎完全一样。当年负责登记的办事人员只问了她姓名的读音，但没有和她确认是哪几个字，弄错了名字。

收到身份证，叶月琴没太在意，以为只是一张卡片，“用不上”。况且别人叫她都是用方言，听不出差别。没想到后来，她所有的证件都只能用“夏玉成”办理。

几年前，叶月琴夜晚出门散步时意外遭遇车祸，大出血住进医院。护士和医生用普通话叫她“夏玉成”，她不回应，转头看看女儿，看看女婿，等着女儿和女婿答应。

打药前，护士向她确认：“你是夏玉成本人吗？”叶月琴没有反应过来，直接纠正了护士，说我叫叶月琴。护士也有点懵：“啊？你叫叶月琴？”

叶月琴的女儿只能上前拉住护士。她告诉医院，是本人没错，夏玉成。

三、一场改名战争

邓玉芹和叶月琴想把她们被登记错的名字改回去。

多年前收到身份证的时候，邓玉芹就拜托儿子去派出所问一问，被派出所一口回绝：“改不了。”后来她换过一次身份证，也亲自跑过一趟派出所，都没能把名字改过来。

到了2006年，她要换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想让儿子帮忙改名。儿子嫌麻烦，不愿意跑腿，说没必要改，更何况手续也很繁琐。邓玉芹指望不上儿子，就自己在派出所找人、托关系。然而派出所第三次回绝了她的请求。

这次失败后，改名字成了她的心病。嫁到夫家以来，她的日子并不好过。丈夫总是打她骂她，在外面打麻将不回家，办了锅巴厂又破产，从来不管家里的一儿一女。邓玉芹几乎靠着自己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一边种地一边照顾家庭，多苦的日子都挺了过来，却一直没能用上一张印着“邓玉芹”的身份证。

邓玉芹住在陕西关中的农村，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骊山和漂亮的云

根据《民法典》的最新规定和陕西省的公民姓名变更政策，年满18岁的公民只需要向户籍地派出所提供户口本、身份证、书面申请和个人声明，就拥有变更姓名的权利。但书面申请中给出的理由能否被认定为充分，需要派出所的办事处进行主观判断。邓玉芹迟迟改不了名，也许就卡在了“主观判断”这一步。

办事处见过太多登错的姓名。邓玉芹所在的关中农村，很多人的身份证都是错的，邓玉芹的姐姐身份证上也出现了登记失误。姐姐不是很在意，村里大部分人也没放在心上，旁人不理解她的执著：那么多人都错了，为什么你要改？有什么必要？

邓玉芹觉得，“邓琴娃”不好听，况且自己明明有真名，为什么不能改？而对叶月琴来说，姓名凝结着她关于自我的历史，必须要改。

出生后，叶月琴父母双亡，姓名成了父母留给她的最后一样东西。用着“夏玉成”，连姓氏都是错误的，她总觉得心里不舒服，要改回叶家才有归属感。

她告诉儿子、女儿和外孙女，想把姓名改回来，尤其是姓氏。儿子不理解她：“姓名能有什么意义？既然姓名错掉了，那就错掉好了，反正都是我的母亲。”80多岁的叶月琴一个人生闷气，觉得儿子不尊重她。

村里的人也劝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叶月琴不想用不属于自己的姓氏和名字死去，到那时，“火化场的姓名都不是真实姓名。”

眼看着外婆年纪越来越大，叶月琴的外孙女许文开始琢磨改名的事情。今年三四月份，许文想到外婆的生日在五月底，不如就在生日前带她改名，完成老人家的心愿。

她查了查浙江省更改姓名的条件，发现很多人成功改了名字，其中有父母陪孩子改名的，也有刚生产完、还没出月子的母亲给自己改名。改名看起来很方便，只需要填一张申请单，等着审批通过。

改名当天，她和妈妈、外婆约好8点出发，叶月琴7点半就等着，逢人就说“我外孙女要带我去改名字了！”

1995年，叶月琴和丈夫

但到了办事处，她们才发现比想象中困难。如果只改名字，说明原因就能改，比如不好听、有贬义、有重名，但变更姓氏，就必须找到公证人，或者证明这是父母户口本上的姓氏。可是当年给叶月琴登记姓名的办事人员早就去世，她的父母双亡，没有留下户口本，两个亲兄弟也因去世注销了户口，没有人能证明她是叶家的女儿。

许文问办事人员，叶月琴的侄子能否证明亲属关系？实在不行，去检验DNA也不行吗？办事人员没有处理过类似的事情，查了很长时间的资料，尝试调取叶月琴的户口迁移记录，但能找到的所有信息都是“夏玉成”。

叶月琴等了两个小时，从兴奋等到沮丧，只等来“只能改名字，没法改姓氏”。她开始说不改了，要回家。

没想到过了几天，儿子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办事处走访调查，几经辗转找到了公证人，姓氏和名字都可以改回来了。叶月琴高兴得立马打电话给女儿。

2004年，叶月琴和丈夫

紧接着，她换掉了存折，做了市民卡，又改了银行卡和医保卡绑定的信息。每个月的退休金打到市民卡上，她没法像翻存折一样直接看到数字，只能去ATM机查看，叶月琴有些不安，但她还是经常去村里炫耀：“我的名字已经改掉啦！”

四、最漫长的革命

向历史回溯，还有很多女性以各种方式找回或改正了姓名。

有的人在日军侵华期间办良民证的时候，给自己悄悄改了名字。有的人解放后在扫盲班上夜校，老师给她们起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名字里有“文”“菊”“香”，也有听起来更坚硬、更与时代相关的“铁”“杰”“军”。在女性普遍没读过书的年代，她们唯一的权力，是把代表着自我的那几个字，一笔一划地写下来。

而沿着时间的河流向下走，许多女儿、孙女或外孙女，也正在尝试做出一些改变。从想要记住长辈的名字，或者教她们读一本书、识一个字开始。

田舒看到奶奶身份证上的名字也是两个姓氏的组合，觉得不对劲。问了奶奶，才知道她真实的名字。在这个家，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有过本名。田舒说，对爸爸和伯父来说，奶奶的名字就是“妈妈”。田舒想要记住奶奶的名字，也记住奶奶除了是母亲，还是一位喜欢社交、爱聊天的女性，以前每年夏天，她都让田舒趴在自己背上，带她去亲戚家玩。

几年前，田舒在乡下家里备考，奶奶喜欢遛弯去看她，给她带一小束自己摘的野花

杨辰问自己的太外婆想不想学识字：“我可以教你。”那时，杨辰只有11、12岁，而太外婆已经80多岁了，在给自己准备寿衣，还让杨辰帮她绣鞋底的莲花，说是能登上天梯。学了几天，太外婆觉得自己年纪太大了，再学没什么用，杨辰就没有继续教。

现在谈起来这件事，杨辰有点后悔：“其实应该再教教她的。”

识字能带来什么？没有人知道。但至少村里那些需要识字才能办的事情，比如更新户口、选举村委会、登记宅基地，也许不再是读过书、上过学的男性的专属。

道阻且长，她们只能做出自己能做的努力。符怀玉的外孙女见证外婆从“符怀玉”变成墓碑上的“先妣符氏”。她无法插手外婆的丧葬仪式，改变不了延续千百年的规矩，但她向母亲承诺，一定不让母亲失去自己的名字。也说不论自己以后怎么死亡，都一定要留下全名。

直到今年8月，邓玉芹的名字还没改过来。外孙女准备趁着暑假去多开几份公证书，再带她去派出所试试：“等我闲了，带你去看看！”

听到这句话，邓玉芹很开心。

（应受访者要求，林舟、符怀玉、许文、田舒、杨辰为化名。）

“从今天起，这就是阿富汗女性必须穿的服装。”

“黑色面纱作为“建议”提出，而如今它是法律。” —— 在上月底阿富汗发布的一份 114 页告示中，所有限制妇女权利的政令被正式确定为法律。

法律中规定，女性在除了自家以外的地方发出声音，都属于非法行为 —— 因为女性声音中有“潜在的邪恶”，而声音应该被视为女性的私密部分。

“如果一名妇女离开自己的家，“她有义务隐藏自己的声音、面部和身体。”

来自颁布法律中第 13 条。

那些歌唱的阿富汗女人们

而这些被剥夺权利的女人，正在用歌声回击这一切。

在社交网络上，抗争的阿富汗女性纷纷上传了自己歌唱的感人视频。

Hakima 曾是一名助产科学生，她因为政府严令放弃了自己的学业，而如今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她和她的三个姐妹录制了一段歌唱的视频。

“你们把我变成家中的囚犯，因为生而为女人，所以我有罪。”

她唱：“塔利班，你在哪里？这个世界已经走了多远？”

手中则是一张白纸，上面写着：My face is not intimate 我的面容并不是私密的，以此来回应塔利班“不允许展示面容，不允许发出声音”的禁令。

而在另一段视频中，可以听到一名妇女走在喀布尔的一条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她大声喊：

“正是在这些街道上，我们曾经为自己的权利抗议，却遭到残酷镇压，导致我们失去了所有自由。”

“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世界，

我歌唱自由和爱

 —— 我立场坚定，

我不怕你的残忍。”

那支被全球通缉的摇滚乐队

这些冒着被枪杀的危险唱歌的面容让人想到了前两年名震世界的 Burka 布卡乐队。

这三个永远以蓝色罩袍示人的女孩，组成了阿富汗第一支女子摇滚乐队，被通缉了 20 年，全球只有十几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塔利班武装分子曾说，如果逮住布卡乐队的成员，会让 3 万人见证着，在喀布尔奥林匹克体育场的注视下对她们施以极刑。

利用“罩袍”和“音乐”这两样禁令本身，去反抗极权，并且逃过了所谓制裁。布卡乐队的存在，也许真的是很多后来阿富汗女性的榜样。

他们由三名阿富汗女孩（鼓手 Nargiz，贝斯手 Zamina 和主唱 Lorna）在 2003 年组成，以布卡这件阿富汗女性必须要求时刻戴上的东西为乐队名，将阿富汗女性的处境用歌声唱了出来。

We all now wear a burka, 

you don’t know who is who

我们都穿着布卡，

你认不出谁是谁

If you want to meet your sister, 

it can be you uncle too

如果你想和你姐姐打招呼，

那也可能是你叔叔

为了拍这些 MV，她们隐瞒家人，躲到郊区，至于那些户外拍摄的镜头，每拍 3 分钟就会迅速换个地方。

因为处境特殊，大家在收不到她们消息的时候常常想过她们也许已经死了：

的确，很久没有收到关于布卡乐队的消息了，目前 Discogs 上最新发行的单曲《I Care for You》停留在了 2021 年。

但在如今阿富汗女性们的歌声中，布卡乐队早已变成了一种精神，蓝色罩袍下可以是任何面孔的阿富汗女性。

和布卡乐队一样，塔利班掌权后的这几年，有一支姐妹组成的乐队叫 The Last Torch 最后的火炬，她们用歌曲为阿富汗女性发声。

两人冒着生命危险，穿着蓝色罩袍演唱，她们把罩袍比作移动的笼子，“埋葬了所有女性的梦想”。

The Last Torch 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引用了阿富汗已故诗人 Nadia Anjuman 一首著名的诗，她写写这首诗是为了抗议 1996 年塔利班第一次掌权。

我口中满了毒，怎能说蜜呢?

唉，我的嘴被一只残忍的拳头打碎了……

哦，为了有一天我打破牢笼，

从这种孤立中解脱出来，在欢乐中歌唱。

而在今年发布的最新单曲中，The Last Torch 自己写下了这些词：

“那一波波的女声

打破监狱的枷锁。

这支笔写满了我们的血

折断你的剑和箭。

法令渐次剥夺他们的身体所有权，但这些女孩的心灵自由却并没有停止。

除了布卡乐队，之前阿富汗首位女子交响乐队的指挥，20 岁的 Negina，也曾冒着被乱棍打死的危险，用生命演奏；

她带领的 Zohra 是整个阿富汗地区第一支女性管弦乐队，由 35 个 13 到 20 岁的女孩组成，她们都来自阿富汗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

到今年，这个乐团已经走过 7 年：Zohra，意为“音乐，艺术，耐心和爱的女神”

那些表达的人们

当然也不止音乐。

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个名为“阿富汗强大的妇女运动”的组织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里的一张图片，是加入了抗议“被剥夺说话权利”行动的女性合照。

今年在巴黎奥运会霹雳舞项目上大放异彩的阿富汗选手 Manizha Talash，她是奥运会难民代表团的一员。

Talash 并非她本名：在阿富汗，她跳舞的俱乐部因炸弹袭击而被迫关闭，而她也开始收到死亡威胁，为了保护家人，她改名 Talash，意为努力："我为了那些梦想着更广阔生活的女性而比赛。”

塔利班颁布新的条令之后，图书馆，教育资源，女性最基本的权利保障都在陆续消失。

当然还有音乐 —— 如果你演奏乐器，那么你的乐器会被公开焚烧，无论男女。

她们也有短暂走在光下的时刻，而如今是至暗的。

女性仍然是抗击塔利班斗争中的主要力量，其中一名叫 Zuhal 的女孩说，她不害怕，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我们不会投降，因为如今的未来让人没有希望，我认为如果我不反击，我就会把我所有的梦想带进坟墓。”

阿富汗人常说，希望才是最后消亡的东西。

参考资料：

1. Afghan women are singing to protest a new Taliban law

2. Afghan women raise their voices in song in online protests against Taliban’s bid to silence them

出版圈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恐怖故事：新编辑入职培训的重要一课是去参加一场书的“葬礼”——化浆。想象一下，书从传送带缓缓进入粉碎机，封面和内页瞬间被撕成碎片，落入巨大的化浆池中，随着搅拌器的旋转，它们迅速被浸透、溶解，逐渐化为一缸纸浆。

在还没有编纂过任何一本书，没有体验过改稿的辛苦、营销的焦虑或是加印的幸福时，编辑们就先看到了最残酷的终点。

一位前图书编辑回忆，入职第一天，同事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向她介绍了一本书的一生：组稿，三审三校，印刷，上市。运气好的，上市之后会迎来加印；而那些经年累月卖不出去的滞销书，等待它们的命运只能是化浆。

没有人想做滞销书。图书编辑大多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读书，相信书籍可以连接世界、拓展认知；比起丰厚的物质回馈，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工作有价值。

但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落差。根据图书咨询机构“开卷”监测系统统计，2023年销量小于10本的图书超过一百万种——这意味着市场上近一半的书无人问津。

每一本书背后，都是编辑数月甚至数年的心血投入。当冰冷的数字摆在面前，意义感和自我价值该寄托于何处？当新鲜感褪去，工作在循环往复中露出繁琐、虚无、荒诞的本质，信念能否抵御倦怠？

这是图书编辑的“中场战事”，也是这个时代下，每一个试图在变动中重构内心秩序的人无法回避的命题。

“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

编辑汪淼不久前有一本新书上市，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相当于几乎没人见过这本书。”她悻悻地说。硕士毕业后，汪淼如愿进入一家出版公司，入职三年，她依旧觉得自己在“新手村”徘徊。

为了打破僵局，汪淼用尽浑身解数。她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书的作者，尝试向一些有私交的媒体投稿，并声明“不要稿费”。收到的回复如出一辙：“太小众，影响阅读量。”她又找到公司负责新媒体的同事，想把文章发在部门的公众号上。

“没有卖点，”同事态度冷淡，“而且现在没有人看长文。”

最后，汪淼只能把文章发在自己的豆瓣上，并且自掏腰包买了一本书用于转发抽奖。一位在书店工作的豆友看到后，为店里订购了3本。讲到这里，汪淼挤出一个苦笑：“还不一定能卖掉。”

照目前销量来看，如无意外，这本首印5000册的新书大概率会沦为滞销书——其中大部分将被遗忘在仓库里，直到某一天被送去化浆。

日剧《重版出来！》剧照

汪淼感到无力，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书是分营销等级的，等级越高，能动用的营销资源越多。”她逐一解释，“A级书只能自生自灭；A+级的书，会由部门内的营销编辑负责推广；而S+级，则会调动公司所有的营销力量。”这一次，她的新书只评上A级。原因显而易见：作者在国内没什么名气，缺乏市场号召力。

刚入职时，她接手的另一本书因阅读门槛较高，也只是A级。“不过那本书运气不错，找准了定位，销量逐渐超出预期，很快就升级了。”汪淼还做过一本S+级的书，是一位知名艺术家不那么知名的漫画作品。“从定级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不用为营销操心了。”她说，在全公司力推之下，那本书顺利跻身畅销书行列，“直到现在偶尔还会挂在一些畅销榜单上。”

并非所有的书都能如此幸运。“开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动销品种数为237.4万种，若以年销量小于10本为标准统计，滞销书达到103.6万种。某图书策划公司将销量小于1000册的书视为滞销书，2023年该公司滞销书品种数占其在售品种的72.47%。

如何定义滞销书，行业内并没有统一标准。不同类别、不同出版机构，无法照搬同一套参照系。

编辑林羽佳的评判标准非常直接：对她来说，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印一次就死了，它就是滞销书。”林羽佳斩钉截铁地回答。她在一家民营图书公司做文学编辑，每次新书上市，焦虑就成了她工作中的主旋律，“每天都会去刷有多少人在读，评价怎么样。”

她的最好成绩是两次加印，“作为一本小众文学作品，已经卖得不错了。”但在公司里，这本书依然不算“畅销”。同事做出过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女性话题、金句频出，销量几十万，林羽佳语气中透着无奈，“那本书给了老板想象，觉得本本可以做爆款，他现在什么书都冲着爆款去。”

文学图书市场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顶尖的作品，如马尔克斯、莫言、余华等人的书，销量常常能达到百万级别；但在头部之外，文学图书市场的另一面是大量销量平平的书。即便是一些在文学圈内备受推崇的作家，其作品销量也仅有一万册左右。

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今年再版发行时，预热海报上他“缠着绷带，鼻青脸肿”的模样，令不少图书编辑唏嘘：连余华卖书都要这么拼命了，其他作者该怎么办呢？

“滞销书”编辑的日常

在杭州一家书店的二楼，长期陈列着一个“滞销榜”。上榜图书多达上千本，填满了整整一面墙。有的书到店五年销量为0，还有的书至今只有员工买过。

书店称，这些书滞销原因很难一概而论。除了作者冷门、封面难看这些常见问题之外，大多数滞销书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不幸家庭——各有各的原因。

在一些编辑看来，有的书从选题策划阶段开始，就注定会滞销。

“关键在于对题材的判断。”徐逸提到一套小众且专业的丛书，策划阶段他便预见到读者群有限，于是控制了印量。“印量少，反而避免了滞销。”从事出版行业近十年，徐逸辗转过多家出版社和图书公司。他认为，滞销书往往是决策失误的产物，而并非书籍本身小众的结果。

杭州一家书店的二楼，长期陈列着一个“滞销榜”

有时候，书的命运也受制于出版社的定位策略。“比如一些公版书（公共版权书籍，指不受著作权法限制的作家、艺术家及其它人士发布的作品，使用不会侵犯作者的版权），一开始就不是奔着畅销去的。”编辑郑越解释，公版书没有版权费，理论上成本更低，但传统出版社容易陷入学究、精英的趣味中，用纸、装帧不计成本，导致定价过高，做出来的书只适合“摆在书房里珍藏”。

一本书从无到有，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而编辑并不是一年只做一本书，他们常常同时负责四五本书。除了改稿这项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工作，大多数图书编辑还要策划选题、协助营销。徐逸认为，一些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越来越近乎于产品经理的角色，行业内的说法是“全流程编辑”，“各种流程都要参与，琐碎的事情特别多。”

他举例，“从外部作者、译者、设计师，到内部各个环节的同事和领导，编辑要跟所有人沟通。”徐逸负责的第一本书，是一位知名学者的博士论文。他形容当时自己经验不足，经过多轮沟通、协调，好不容易说服社里确定了书的封面，没想到作者又提出了新的想法，他不得不再次去沟通、协调、确认。

编辑的工作还会细致到挑选字体和纸张。汪淼手里有一个绘本，日文原版的每一页都用了不同字体。做中文版时，她和美编、策划一起反复推敲合适的字体，既要让中文清晰易读，又要符合语境，还要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字体，同时保持视觉美感。她花了很长时间，依然没有挑出最满意的版本。

在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中，后浪出版公司的文学主编朱岳曾展示过自己平凡而枯燥的一天：“上班，打卡，打完卡，开电脑，然后看看豆瓣，看会儿稿，看看邮箱，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截图

镜头之外，图书编辑的工作远没有这么轻松。新冠疫情期间，郑越居家办公，白天常常在密集的会议和收发信息中度过，“晚上6点才有时间看书稿，一直看到10点钟结束。”她粗略计算过，做一本书，前后要填十几张表格。虽然繁琐，但好在相对确定，“无非就是去做而已”。

真正让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无法掌控的事情。

她策划的第一本书，一度卡在封面设计环节无法推进。最初的设计方案被推翻后，她迅速联系设计师出了第二套方案。这一版虽然得到直属领导的认可，却被更上一级的领导否决，而设计师也不愿再做修改。郑越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这种不确定性曾经也不动声色地消磨着徐逸的耐心。“你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但你就是推进不下去。”徐逸形容，“那种挫败感不是突然的一记重击，而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耗费掉你的心力。”

做书的整个过程，如同经历一场“十月怀胎”。郑越感叹，“即便你对这本书有很多不满意，但新书捧到手上的那一刻，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波澜。”然而，当这些书被忽视或滞销时，他们付出的劳动似乎只能淹没在无声的失落中。

理想被现实消磨

在出版社工作了6年，郑越一直自嘲是“滞销书编辑”。她编过几十本书，大部分销量不到5000册。有时候她也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干吗？”

图书编辑显然不是一个高薪职业。郑越记得自己刚来北京面试时，行业内一家头部出版公司给她开出的薪水只有五六千块。那之前，她曾在其他行业工作过一段时间，收入是图书编辑的好几倍。

“我当时真的满怀热忱，觉得只要能满足基本的温饱，意义感才是最重要的。”郑越坦言，自己是抱着“做好书、做畅销书”的憧憬入行的。“书在我看来是一个传播的介质，只有做畅销了，才能抵达更多的人嘛，否则没有意义。”她常常羡慕米未的员工，能制作《奇葩说》《乐队的夏天》这样有影响力的节目，“他们真的好幸福。”

做编辑的头两年，郑越一直面临着报不出选题的困境。“一大堆书讯里面没有一个喜欢的。”她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有的人能一直报，而你连喜欢的都没有？”

选题会上，她总会被各种质疑困扰。“这个能卖吗？会不会太小众？有没有人感兴趣？”郑越描述当时的场景说，“领导会把你心里怀疑过的问题，全部抛在你面前，再问一遍。而你无法回答，因为你自己也怀疑。”同事们也常常为此感到沮丧，“有时候连自己都纳闷，我又不是作者，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他去辩护？”

2024年1月5日，上海世图物流有限公司的仓库

更多时候，图书编辑要在保质和保量之间做出抉择。

李珩回忆，在出版社工作的前两年，编辑每年的KPI是要做出5本书。那时候她的工作状态还算从容，有几本书也引起了不错的反响。后来任务量翻倍，一年要做10本书，她依然试图像过去那样全力以赴，哪怕是挤压自己的休息时间。可她很快意识到，自己似乎在追赶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目标。

“早上9点开始看书稿，中午随便糊弄口吃的，一不小心就看到晚上九十点钟，看得整个人都很崩溃，还是看不完。”李珩叹了口气，“也许有人觉得完不成KPI无所谓，我也曾试图这样想。可是每次开会清点任务时，还是会忍不住感到慌张。”

2019年下半年，她突然接手一本问题重重的译著，翻译错误多到离谱。那段时间，李珩每天下班走在路上，都忍不住胡思乱想：“要是在路上出个什么事儿，不用看稿就好了。”她觉得讽刺，“刚毕业时的我，是一个多么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啊。”

工作量倍增，也让书稿的质量变得难以掌控。同事曾劝她不要太较真——一些翻译问题，如果编辑不去核对原文，质检几乎看不出来，读者一般也挑不出毛病。李珩试着接受这个建议，“可这么做了之后，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起那些我觉得有问题却没有去核实的地方，就睡不着觉。”

她似乎没办法那样放过自己。“既然这样，我做这份工作有什么意义呢？是为了挣钱吗？不是。我就是为了找到一些精神方面的回馈。如果要为了完成工作去做一些我自己不认可的事，真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截图

在这个直播间卖书只认名家的时代，像郑越儿时读到的《哈利·波特》那样的畅销奇迹，几乎不可能重现。做编辑这些年，挫败感像一块无形的砂纸，来来回回磨损着她的热情。有段时间，她几乎决定放弃，不再做编辑了。

“如果有一份性价比差不多的工作摆面前，比如人力资源，我会去吗？”郑越常常自问。她了解自己，尽管常把人力和后勤挂在嘴边，但真正面对选择时，她的内心却充满犹豫。

做市场营销那两年，要向新朋友介绍自己时，她总是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市场营销这个词笼统而模糊，难以准确传达她的自我。“但现在，我说我是个图书编辑，你大概能判断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喜欢读书，可能有点儿文艺。”郑越承认，相比之下，她更愿意被“编辑”这两个字定义。

“每个编辑都是成不了作家的人的退路。”郑越说，读书与写作是她从小到大的爱好。图书编辑的工作，让她依然与那个更大、更纯粹的文学世界保持着联系。“它会让我觉得我依傍在这个东西周围，也许未来有一天会‘曲线救国’。”

偶尔，郑越会在书店里感到一丝满足。她说，去书店就像续命，看见冷门书籍依然有人翻阅，仿佛找到了些许价值感。

与郑越一样，汪淼也在编辑生涯中寻找着自己的价值。虽然她的初心并非源自写作，而是来自一份更加质朴的愿望——她从小在农村长大，没怎么看过课外书。大学期间接触到儿童文学后，她常常想，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孩子也像她曾经一样孤独，如果他们有机会读到一些好书，获得一些安慰，应该会拥有一个更快乐的童年。

在汪淼眼中，那本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的新书似乎就有这种“魔力”。而“魔力”生效的前提，是要让那本书尽可能地被人知晓。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图书编辑总是把“行业不景气”挂在嘴边。但不景气到什么程度，汪淼也是最近才认清，“当年类似的书，日销可能就有100多本，现在这本书月销不到20本，最多的一天卖出去两本。说实话，听到这些数据，脑子嗡嗡的。”她忍不住问自己，“图书行业真的要完蛋了吗？”

市场逐年收缩，她不是一点没察觉。刚工作那会儿，书做出来，不用费力卷营销，就有不少书店和绘本馆来订购，首印量轻而易举就消化掉了，“现在要四处求爷爷告奶奶。”

“市场情况跟2020年非常不一样了。当年可以像做杂志一样做一个书籍公众号，但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公众号阅读量直线下滑。现在大家更偏向于做小红书，没有人在公众号上再费力了。公司也觉得人力要花在更能带来转化的事情上，而不是花在没有转化的内容上。”汪淼说。

一位图书编辑透露，公司最近下达了一个要求：每位编辑都必须注册一个小红书账号，并且要立一个人设，每周三更，内容不限。公司希望借助社交媒体扩大图书的曝光率，甚至期待某个编辑的账号“突然火了”，成为推广的利器。

按照新要求，每发布一篇小红书笔记，编辑都要把链接同步到微信群里。她称这是“社死”般的体验，如果忘记更新或者没有及时同步，就会被点名提醒。

“真的很尴尬，而且浪费时间。”她忍不住吐槽，“四个点赞里可能有三个都是自己人。这有什么意义？但上面安排的工作，只能照做。”

电影《书店》剧照

时至今日，图书编辑早已无法置身于市场之外。汪淼提起，公司在两年前设置了绩效考核，那之后，上选题就多了一道流程：按照一本书的版权费、印制费，包括人力投入，计算出这本书的销量底线，编辑要根据这些数据判断是否有盈利的可能，“确定能盈利，才能上会。”

作为同时具有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商品，图书有着独特而复杂的特质。它不仅是承载知识的媒介，更是一种文化产品，具备了超越其物质形态的精神价值。

但一本书在市场中的表现，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内容本身，而是受到包装、宣传、品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此外，图书还具有高度的主观性——一本书在某个人心中无比珍贵，却可能在他人眼中毫无吸引力。作为商品，图书既要符合市场需求，又必须保留其文化使命，这种平衡往往是编辑最为头疼的挑战之一。

今年6月，汪淼去日本拜访了一家书店。书店老板曾经也是一位编辑，挖掘了很多出色的绘本作家。

聊天过程中，汪淼流露出对市场的担忧。对方听了十分惊讶，“可是我觉得编辑不应该去考虑销售上的事情，它会影响你的编辑眼光。”

这句话瞬间让汪淼羞愧到了极点，“天呐，完了，我把我们出版行业的遮羞布给揭开了。”

她从心底认同那位书店老板的观点。但认同是一回事，工作似乎又是另一回事。

“我一直觉得编辑不应该以做一本畅销书为导向，应该朝着做出好内容努力。但是为了把工作做好，为了不被开除，我也慢慢地学会怎么样去加入一点市场的眼光。”汪淼宽慰自己，这是一种“变成熟”的表现，但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依然让她感到不安。

最近一次报选题时，她陷入了自我怀疑。她无法分辨，自己的判断究竟是基于书的内容还是它的市场前景。一番犹豫后，她还是提交了这份选题表，“毕竟书卖得好，对公司和自己都有好处。”

这几年，公司一直在裁员、精简队伍。“我不知道，如果我到35岁被裁员了，找不到新工作，下半辈子要怎么过。”想到这些，汪淼难免焦虑。

电影《书店》剧照

林羽佳最近的状态同样紧张。上个月，她手头的一本书刚刚上市，另一本也即将下厂，每天忙到晚上七八点才下班。和汪淼一样，她经常主动加班——联系合适的博主荐书，安排文化类的播客与作者对谈。

这样的付出并不一定能换回对等回报。她观察到，那些“卖得好”的书，大多“薄而小、金句多”。

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林羽佳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进公司的第一年，她就引进了一部“大部头”作品，“做出来有八九百页”。“这么厚的书，除非是世界名著，否则真的很难卖。”林羽佳清楚，放到今天，她不会再做同样的选择。

她心里始终有两个声音在搏斗。“我认为的出版，不是一直要做刺激大众情绪的书，我觉得出版是让大家思考的一个事情，要引进新的东西，推翻我们已有的偏见，或者看到新的边界。我还是不死心，我想做我认为好的书。但是事实上，按照市场反馈，书一直卖不好，我会感到，头顶总有一团乌云压着我。”

郑越已经意识到，一本书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编辑手中。畅销有赖于很多因素，比如编辑的眼光、出版社的定位、营销的策略、市场的行情等等，“个人的力量在其中微不足道。”

她不再追求做出畅销书。“现在我们都不追求《哈利·波特》那种级别的畅销。能让业内看到这本书就很不错了，说明你的营销已经有一定力度了。我今年其实有两本书业内也看到了，某种程度上，我也把这当做一种进步吧。”

她也不再把意义感寄托在图书编辑这份工作上，“工作就是工作，对我来说谈不上赚钱，只是谋生。”就像一首歌的歌名，“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她正在学着坦然面对那个现实——自己亲手做出来的图书或许终将化作一缸纸浆，“如果五本书里有一本能让自己满意，我已经很满足了。”

（本文所涉采访对象皆为化名。为不暴露隐私，文中隐去了书名、出版社等具体信息）

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这是我在《有人还在不断问：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见底了吗？什么时候反弹》一文中讨论过的一个问题。

那次的讨论，主要是逻辑意义上的，目的是为了分清周期性危机与阶段性瓶颈这两种不同的经济起伏波动。因为在这两种不同情境之下，对反转问题的判断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文章发表之后，还是经常有网友问，孙老师您能不能说得更明确点更具体点？老实说，如果具体到时点，可能只有算命先生才能给出答案。但如果在指标的意义上，我想可以这样说：

过剩产能出清之日，就是真正拐点到来之时。

我想先用一个例子来说。我最近曾关注过碳酸锂的行情变化。

大家都知道，碳酸锂是制造锂电池的主要原材料。近年来，随着电动汽车的迅猛发展，碳酸锂的价格扶摇直上。仅在去年下半年，碳酸锂的价格就从9万元/吨飙升至50万元/吨。但不久之后，碳酸锂的价格就步入了漫漫熊途，前些天一度跌破7万元/吨。一次吃饭时，我问一位业内人士会跌到哪里？他回答说6万。

碳酸锂价格的起伏，很简单，就是市场供需关系变化的结果。在电动汽车的发展处于加速的阶段时，碳酸锂供不应求，于是就有了其价格的节节攀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纷纷扩产，新的项目不断上马，甚至大量在国外收购锂矿项目。这样一来，市场中的碳酸锂，严重供过于求，这时候价格的走低不是必然的吗？相关企业的亏损，不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吗？

这时，如果有人问，碳酸锂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反转什么时候会到来？答案不是很明白吗。

就是过剩产能的出清。所以我们看到，各大企业纷纷采取行动，缩产或者停产。只有出清了过剩产能，才能实现市场新的均衡，才能迎来真正的反转。于是我们看到，本月11日，一家头部企业计划停产的消息传来，当天碳酸锂期货的价格大涨8%。这时，才有分析人士战战兢兢地分析说，反转可能到来。其实，是不是真正的反转，还要看接下来产能出清的进程。

说到这里，我想有的朋友已经看出来了，我这里不是要讨论碳酸锂的问题，我要讨论的是碳酸锂价格的波动对我们思考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启示。

对于当前经济的低迷，人们已经有许多的讨论。但在最近的几天里，话题越来越聚焦于通缩的问题，越来越聚焦于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加以刺激。

其主要论据显而易见，2024年8月份我国CPI同比仅上涨0.6%（其中主要还是食品价格的拉动）；出厂价格指数自2022年10月份开始同比下跌，到今年8月份已经持续了23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可能会延续目前五个季度的跌幅至2025年；长江商学院对300名公司高管的一项调查显示，8月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是自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

于是，就有了人民银行前行长易纲的呼吁：中国面临内需疲软的问题，尤其是在消费和投资方面，中国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抵挡通缩压力上。易刚的呼吁引来国内外众多论者的响应。一个最基本的共识是，中国的通缩危机已经不能再回避了，应该尽快出台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解决内需不足和通货紧缩的问题。

应当说，通货紧缩是一个客观现实，其对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有目共睹。就此而言，我没有不同意见。我想说的是，问题的真正症结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仅仅是内需不足的问题吗？我们可以来看下面的一组数据：

1-8月，稀土出口量增长6.4%，出口额下降40.2%，出口价下降了43.8%；肥料出口量增长4.4%，出口额下降13.9%，出口价下降17.5%；箱包出口量增长9.4%，出口额下降2.1%，出口价下降10.5%；鞋靴出口量增长3.9%，出口额下降5.3%，出口价下降8.9%；套餐产品出口量增长4.5%，出口额下降14.5%，出口价下降18.2%；钢材出口量增长20.6%，出口额下降6.8%，出口价下降22.7%；铝材出口量增长15%，出口额增长10.8%，出口价下降3.7%；手机出口量增长4.6%，出口额下降1.7%，出口价下降6%；家用电器出口量增长23.6%，出口额增长14.7%，出口价下降7.2%；汽车出口量增长27.5%，出口额增长14.7%，出口价下降5.9%。

这组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中国产品的价格，不但在国内持续走低，在国际市场也在走低。如果我们从需求端可以解释国内市场价格走势的问题，那国际市场中的这个现象如何解释？如何解决？这提醒我们，我们在需要正视需求问题的同时，更要正视供给端的问题，即严重的产能过剩。

前面我们讨论了碳酸锂的问题。碳酸锂价格的走势告诉我们，在面临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出清过剩产能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这个问题不解决，根本的供需失衡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我说，过剩产能出清之日，就是真正拐点到来之时。

我知道，这样说，人们可能感觉不舒服，但问题就在那里，是回避不了的。

当然，经济的问题非常复杂，至于那些更深层的问题，就不在这里讨论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下面的两篇文章：《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什么是底层逻辑？底层逻辑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8月，阔别祖国六年之后，我和家人回国探亲。因为年幼的孩子不适应国内的炎热天气，我预先计划的游览项目基本上全部取消，改成在家吹空调趴窝。唯一的一次出门，就是21号去拜访“贞观”编辑部。

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正巧是“贞观”被禁言的第一天。

约访是一个小小的夙愿。和那些动不动发十几，甚至几十篇文章的资深作者比较，我只能算是一个酱油党，这么多年里，总共就在那里发过三篇文章。但是，我一直很喜欢乃至很尊敬这个公号，理由很简单：他们是“有态度，有温度”的集体。

有态度的公号挺多，有温度的很少。

我在“贞观”发第一篇文章是在2017年。那年春节，也是带着孩子回国探亲。春节的西安灯会很著名，不可不看。一周之内，我们全家把城墙和大唐芙蓉园的灯会都看了。总体说来，我觉得城墙灯会的游览感受好过大唐芙蓉园的灯会。闲着也是闲着，回家之后，我从价格，管理和服务，友好程度，彩灯水准，景点标识清晰度，地理位置／交通难易程度，餐饮娱乐，厕所等方面对两个景点一一做了评测，并且打了分。熟悉古早bbs风格的同学可能发现了，这是bbs老用户常见的商家打分方式。这篇文章其实没啥营养，纯粹的个人感受。写完之后，一键发送，投给了贞观公号，然后就踏上了归途。

在阿姆斯特丹转机的时候无聊刷手机，发现邮箱里躺着一封邮件，说是这篇稿子被采用了，要我补充一些照片，所以，又从相册里挖了些照片发过去。来信的人自我介绍是“贞观”的主编，我们就这样建立了漫长而平淡的联系。

“贞观”的文章挺好看，但我不是每篇都看，忙起来好长一段时间不看。标题基本上是每一篇都浏览过的。它喜欢在别人仰望月亮的时候，低头捡拾地上的便士，为此使人分外觉得温暖。确实如后来的自剖文中所说，“贞观超过2/3的文章都来自于普通人的日常写作记述。他们向贞观投稿，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所感所遇所思，这些内容大多立足于陕西、西安，作者也主要来自于陕西，或者与陕西有交集，文章风格各异，内容多元。创立贞观的出发点，是为普通人提供感知和记录真实生活的多元化写作表达平台，到现在投稿作者过万，刊发过文章的作者超过2000名。有些作者热爱写作，供稿较频繁，更多的陌生作者是觉得遇到值得记录的事，有感而发，进行投稿。”

也正因为这个创立和运营初心，“贞观”在陕西的读者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常常是一文既出，回复云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据说，很多陕西省和西安市的政府部门和官员非常关注“贞观”。

西安是旅游城市，文旅事大，“灯会”一文刊发之后引发了小小的影响。小道消息甚至言之凿凿地说，大唐芙蓉园的同志们读完不咋开心，为此，特地到某省级权威媒体发了一篇文章，表示自己棒棒哒（言下之意是“贞观”那篇文章是有人别有用心，恶意抹黑），这个回应思路实在非常经典，令人拍案叫绝。

“贞观”其实发过不少监督类稿件，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部分监督类稿件不涉及重大问题，多半是和风细雨萌萌哒。记得有文博专业人士在“贞观”发文，对陕历博的展品说明牌内容挑刺，一条条分析，打脸打得“啪啪”响。那一次不用小道消息，我们也看出来了，陕历博的同志们读完也不咋开心，一些博物馆的员工甚至都不掩藏自己的身份，一哄而上，在留言区撕巴起来。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抓头发、揪胡子的群殴场景，两个字概括：“爱看”。

我忘记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了，好像陕历博领导重视了起来，表示要邀请专家全面排查改进工作。

领导都重视了，那必然是HE了——这简直是一定的。

然后，“贞观”继续挑刺，好像还顺手哔哔了别的博物馆。

又过了好几年，我又写了一篇欧洲动物园游览记发在了“贞观”。如果印象没错的话，那应该是他们的约稿。那段时间他们批了西安本地的动物园，约稿是为了进行比较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看“贞观”的文章乐趣之一是看读者留言。有的公号内容很有水平但留言很少，有的公号留言很多但是泥沙俱下。“贞观”是一个很好的平衡，读者留言很多水平比较高。文章在这里发表之后，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是读者的留言把他们补齐。“动物园”一文的读者反响没有“灯会”一篇那么大，我记得不少人说这种比较有点强人所难，走都走不稳就不要想跑了。

第三篇文章就是在去年。因为帮朋友买了两台饺子机，我在朋友圈持续跟踪它们从河北邢台转运都柏林的路线，可能这个跟踪比较有意思，又被主编同学看到了，她又来约稿。我拖了一段时间，总算把一大堆琐碎的朋友圈文案整理了出来。他们把这篇稿件发在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开幕式的时机，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响。可能因为角度新颖，读者好评如潮，后来又入选了“豆瓣”2023年度故事，并且被选入了《延河》新设立的“新大众文艺”专栏。

《延河》是这么表扬我们的：“充满真情实感，元气淋漓，可以看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也能看到新的问题，新的语言。它像《诗经》中的‘风’，来自广阔的大地和田野，他们的歌吟，他们的咏叹，真实自然，鲜活生动，历千年仍感动人心，有无穷的魅力。”

他们并且热烈赞美：“我们欢迎这样的作品！我们期待这样的文学！”

（照抄这么多表扬，主要是引用别人的话表扬自己，会显得自己虽然很谦虚，但实则很牛逼）

以上就是我和“贞观”浅浅的缘分。和这两天陆续发表回忆录的各路作者经历相比，可以说是不值一提。但是，从我被发表的文章题材可以看出，贞观并非以“追求爆款”为目标。他们更多看重的，是对于普通人生活的具体展现。

爱具体的人，关注具体的生活。

贞观创业八年半，绝大部分作者是普通人。他们在生活中或许因为一个契机，或许有了片刻空闲，把自己的半生凝结为一篇文章，因为表达的冲动，投给了这个公号，才铸就了贞观的厚度，深度和广度。大家写，大家评，“贞观”在本地深厚的影响力，是这么一点一滴培育起来的。

也会做适度的监督工作。有人开玩笑说，“贞观”暴露的问题，如果能被解决，很快就会解决。如果问题不能被解决，“贞观”很快就会被解决。

印象中，除了发文，“贞观”做过不少线下工作，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个，第一个是“西安温度”活动。

从2017年开始，贞观联合西咸新区完成了两季“西安温度”活动。他们组织青年设计师团队，无偿为街头巷尾的小店、摊贩乃至于普通人家进行设计改造。这个活动最少完成了20个作品。

来看看他们改造的一家旧书店。

还有这些：

另外一个，就是“黄河边的课堂”公益支教活动。

黄河对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陕西，它从高原而下，流经渭南、延安、榆林等县市，总面积2.98万平方公里。在生态治理以及高质量发展的大题目之下，“贞观”选取了乡村教育/教育公平这个切口，20年初，邀请了包括学校、科技创业公司、上市公司、文化艺术机构、体育团队等多家顶级本土机构，100多名支教老师，历时半个月，沿着陕西境内的黄河流域，从延川永坪镇小学，到潼关秦东镇西北村小学，再到合阳县洽川镇中心小学，为黄河边的乡村孩子们带去了多样化的优质课程。

人民网当时的报道说，“每一站的第一堂课，都有专业老师来为学生们讲授黄河课，旨在让学生们了解自身生活的环境以及历史人文，从黄河的源头讲起，在带领学生们学习自己的家乡与黄河有关的内容……‘给乡村孩子们种下一颗理想的种子’。”

有这些机构参与了公益课程：陕西省小天鹅艺术团、西安梁家滩国际学校、曲江二小、西咸新区沣西一小、长安航空、长安竞技俱乐部、蓝岸新科技、斑斓绘本、第六镜科技、周二晚八点、西安云豹美式橄榄球俱乐部、领心思维、以琳特殊儿童康复中心、西北大学仲夏梦戏剧美育工作室、整个设计……

毫不保守地说，经由“贞观”的推动，我们的社会曾经变好了那么一点点。

那些温情的历史已经过去，这个历史上少见的炎热夏天，一直耕耘于中华大地一角的“贞观”，因为一篇文章，突然火遍全国。然后，背负了无数骂名。

“贞观”的创业者有传统媒体的背景，他们的专业性是不容置疑的。我认为，正因为长期关注普通人的故事，使得他们在面对这篇投稿的时候，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它的危险。也就是说，从爆款文章出台的前后判断来说，他们轻敌了。

最初的失误，是在处理稿件的时候，信源标注不足。如一位朋友所说：“（最初的稿子）对事实陈述没有注明信源，比如‘毕业于211’,这是有办案人的信源的。如果在稿子中写，‘办案mj说，211’,这样就没有一点点失实。如果不想在稿子中注明信源，也可以在文章最后注释统一注明，就像今天这篇说明，想必就不会有封号的危险。”

在事实核查方面，他们的工作也有疏漏。朋友分析说：“殷鉴不远，这样的爆款文章如果处理不好，一定会被封号，因为太爆款了。比如说学校名字都搞错，如果我是编辑或者记者或者作者，得到了学校名，我也知道这个死者的真实姓名，那一定有很多种简单方式去验证这个信息的真伪，并且能够从死者的大学生活中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甚至可以摸到很多采访的旁证。至少只要做一点点，就能立刻证伪单方信源，所以，这难道不是一个写作者跟一个发布者应该去做的吗？尤其是一个严肃的发布者，而且我看一些采访，这个公号还是一向有志于做一个严肃的发布者的。可能在爆款的诱惑面前失去了理智，或者说，只是他们的常规做法以前不出事，只是因为没有找到真正的爆款。”

朋友早年间是很优秀的记者，后来上岸，关注具体的生活去了。我承认他说的都对，专业新闻媒体理应如此。但我还要说，“贞观”并非一个纯新闻媒体。如上文所言，他们更多的是一个表达的平台。他们没有能像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新闻媒体那样，时刻张开利齿，竖起耳朵。

长期关注普通人的讲述，展现时间线模糊的生活，多少软化了他们的心态和技能，最终“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这都是马后炮。回到21号那天。

选择中午去，是因为我不想打扰他们下班之后的私人时间。但这也决定了，我不可能停留很长时间。

那段时间，西安热得要死。打上滴滴的瞬间，心情是很愉悦的。不仅仅因为脱离了育儿的负担，也因为要去见神交已久的老友。车子一路往东，我还在贞观的读者群里嘚瑟：“猜猜我要去哪里啊？”

车到旺座曲江，烈日炎炎中找到了办公楼。老友来接应，一路电梯，就到了编辑部。

那个时候，因为那篇文章，网络上众议汹汹，正沸反盈天。见面之前，我一直忐忑，感觉那个见面时机实在不是很好。在我的想象里，他们正在四面楚歌，焦头烂额。去之前我再三地问，“没问题吗？”“真的不会打扰你们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依然不怎么放心。

出乎预料的是，编辑部非常安静。也许是因为午休，光线甚至有些暗。一个身材中等的男人匆匆走过，“这是陈锵！”于是我赶快拉住他，强行合了一张影。

陈锵是贞观的“头牌”之一，我这么说是有群众基础的。很多贞观的老粉说，一看到标题就知道这篇文章又是陈锵写的，因为他的文字带有浓烈的个人色彩和地域特色，所以圈粉无数。贴几个能搜到的文章标题：《在葫芦头店看到女顾客，该怎么办》，《本想去岐山看妲己蹦迪，却意外收获一个土味景区》，《穿着尼龙袜皮凉鞋的西安老头，值得你叫一声北北》，《在陕西吃了个锅盔，感觉像挨了秦始皇一个嘴锤》。

陈锵一点儿也不像他的文章中那样谈笑风生，反而显得有些拘谨。我觉得他是一个i人，只是逃走未遂才被迫留下了一张合影。

“贞观”其实有许多优秀作者，虽然不是人人多么像陈锵那么有辨识度，但他们的作品留下了更为深远的印记。以被《延河》选取的两篇文章为例，一篇叫《半坡天桥下的日结女工》，一篇叫《西安兴隆社区：被裹挟在高新区未来中心的魔幻现实》，都是目光沉降到社会底层的佳作。

在我的印象中，一二十年之前，这是传统的严肃媒体才会做的深度报道。现在严肃媒体死得七七八八了，“贞观”却一直在做，光这一点就让我肃然起敬了。

在编辑部中午留守的人当中，我和上文作者，汤加和铛铛匆匆见了一面。她们都是秀气文静的女孩子。

编辑部的门口有一个桌子，上面放了一些小摆件，里面有一个奇怪的纪念品：泰山石敢当。贞观的同学笑言：“是特地放在这里的……”

因为时间紧迫，吃了顿饭，又马不停蹄地去了位于曲江创意谷的贞观books。这里原来是晓书馆，后来归“贞观”所有，成为了一个俱乐部一样的活动空间。这里很有艺术感，空间感极佳。后来得知，这是日本建筑设计师藤本壮介以“知识森林”为概念营造出来的。

陈列的书也比较有特色。

我关注到有一块地方特别放置了陕西作家的书籍。也许是中午时间，人不多，在文创柜台逗留了一会儿，点了两杯咖啡。

“贞观”的同学介绍说，这实际上是一个会员制的图书馆，里面会有活动。记得马上举办的是江苏省昆剧院的昆曲“《1699.桃花扇》（施夏明、单雯）读本会”。美人在前令我非常心动，可惜因为家事羁绊，未能参加。

爆款文面世之初，很多老粉说，很高兴“贞观”能借这个机会出圈，没想到出圈之后却被围猎。这也是我此行最大的疑问：事情会怎么样？会不会导致最终封号？毕竟几年前某知名大v就是在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因为一篇虚构文章导致全盘被封杀。他们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始终保持谨慎乐观。读者群里的朋友们知道我在“贞观”纷纷转来问候，问他们感觉怎么样。“贞观”的同学带着一丝无奈说：“都这样了，还能咋地。”

因为是工作日午间，一切都非常匆匆，呆了两个多小时，就要离开了。一路又从贞观Books走回办公室。许多话，最终凝结成分别时的一句，“加油！”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随着年岁见长，每次回国见老朋友，我都会想起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滴滴平稳地离开了。看着前方的空旷道路，我回想着我们的对话：“能顶得住吗？”“没事。”

但现实是，有事。

后来才知道，我去的那一天，正好是“贞观”被禁言的第一天。关注者还能看到文章，没有关注的人已经搜不到这个号。一时议论四起。我和大多数人一起，依然抱有幻想，觉得它在小黑屋里呆一段时间还会出来。

有意思的是，有一位贞观的作者说，被禁言一周之后，贞观仍然给他发出了一笔稿费。

9月4号，半个月时间到了，“贞观”也该放了吧？然后，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结局：

“贞观”彻底地消失了。

“贞观”死了，这多少让人唏嘘。毕竟创业八年，背后的团队投入了很多。但是在如今文字媒体式微，短视频和直播风头甚劲的今天，对于这个团队来说，也许不是一件坏事。脱离了旧的壳，也摆脱了桎梏，那就收拾行装，继续向前吧。

去编辑部的时候带去了自己的一本新作。现在看看，我在扉页的题词挺应景的。

理想不死。

心中有光的人终会重逢。

回见！

一

看到好多人在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国足那么烂，还总有人看？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足球是世界运动。

是世界运动，所以总有人看。

相比之下，有不少运动，咱们明明成绩很好，一到奥运会貌似热度也很高，但平时根本无人问津。

大家都不看，只有到奥运会时扎堆看一下。

这其实压根不是看运动本身，你只是想看中国人揍外国人。

对于足球，一切的一切都要先从“世界运动”这四个字上理解。

既然是世界运动，你玩这个东西就必须讲世界的语言，不能讲方言。

作者张三丰说得有趣，语言分两种，一种是“世界语言”，一种是“方言”。

相比之下，武术就不是世界运动，所以咱不用非讲世界语言。

发现没，如果我们的武术大师打输了，很多人往往会说：

“上台的人根本不代表我们最高水平，高手都在山里。”

“功夫是杀人技，我们打不过，因为不允许杀人。”

“我们被迫用国外的规则，不公平，为什么不能撩阴踢裆。”

“为什么要戴拳套，影响了我们点穴……”

“偷袭，去骗，打我老人家……”

这些就是方言。因为它不是世界运动，所以即便输了，我们也可以不讲世界语言。

但足球不行。足球踢输了，有几个球迷会说：武磊、张玉宁这些人不代表中国最高水平，深山里的老头踢得更好？

足球是杀人技，王大雷不能杀人所以吃亏了？

我们用外国的足球规则，不公平，应该用中国规则，踢进去算输？

这种声音很少对吧，就算有，也成不了气候，脑子正常的都不会信。不但不信，多半还要笑他二百五。

还是那句话，因为足球是世界语言。

麻烦就麻烦在这儿。如果可以只讲方言，我们早就赢麻了。

二

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聊下一点了：

为什么足球总是搞不好？

不但搞不好，二十一世纪以来，足球人口还越搞越少，环境越搞越差？

球迷说了很多理由：假赌黑，球员意志品质差，海参吃多了……等等。

这些其实都不是根本理由，都只是表面上的。

就说假赌黑、贪腐吧。

假如以前足协不是贪官来搞足球，换了清官来搞，哪怕你换包公来搞，足球就能搞上去？你有信心么。

“足球为什么搞不好”这个问题，你不能只从表面上浅层次来理解。

必须从甲方的根本的工作方式上来理解。

什么是甲方？不但足协算甲方，各个地方、城市、部门也算甲方。

三

甲方做事，根本的思路是什么？

概括地讲，一句话：最高效地分配和利用资源。

记住关键就是两个字：高效。

什么叫高效？

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最重要的KPI。这才叫高效。除此之外，都叫低效。

这样你就能理解足球的问题了。

打个比方，《红楼梦》里，宁国府和荣国府中间有块地，请问这块地应该用来做什么？

答案肯定是盖大观园。

因为元春姐姐要来省亲对不。

盖大观园，就叫高效。哪怕银子花得淌成海水，哪怕元春只是来看一眼就走，也是高效。

但假如用来给茗烟、甚至板儿踢足球呢？

想瞎了心了对吧，谁敢搞这个，还不被珍大爷捶死。

因为这就叫低效。非但是低效，简直是负效，把大家的心都跑野了。

金庸捐个图书馆，为什么之前要拆，因为放在那里显得很低效。

甲方的工作思维里，所有的资源，都必须按照最高效——次高效——较高效的方式来使用分配。

资源，那恰恰是非常稀缺的。

而足球，偏偏是一个超级低效、不产出KPI，却又大量占用资源的东西，很奢侈。

就跟你八十平米的房间里愣要放台跑步机差不多。

有人不服气说足球怎么不产出KPI了？三大球难道不需要搞好吗？这是下文。

此处说的足球，是指你家娃能踢的足球，它是极低效的，压根不出产KPI。

当然只能靠边站啊！

对比别的运动，比如高尔夫可以卖房子。

所以前些年不但不需要鼓励，反而要叫停、刹车，否则地方老偷偷想搞高尔夫。

可是搞野球场，搞设施，让孩子踢球，能卖啥？能拉动啥？

“球场好房，半夜玻璃碎裂声，尊享惊喜生活？”

何等低效啊！

具体什么样的运动，才能让你家的娃玩一玩、搞一搞？说白了，就是甲方手指缝里漏出来的。

要么是人家顾不到，要么是人家看不上，要么是可以捎带手搞一搞、不占资源的。那可以。

比如乒乓球台，简单，稍微有点良心的开发商都能给你放两张。

比如羽毛球，搞搞也不算难。

这些，都算是手指缝里能漏出来的。

可是人人踢足球？开玩笑么！

资源要用在刀刃上，要用在KPI上！

为啥八零后的人老感觉小时候踢了很多球，非常快乐？

原因之一就是甲方那时还顾不上呗，还没有把资源都抓起来，手指缝里漏出来的还多，茗烟、板儿就还有地方胡闹一下。

等到大观园、中观园、小观园成了KPI，你还想踢球？

要锻炼，跳台阶去吧你。

四

肯定有人说，不对，体育也是KPI里的一项，难道会不想搞好？

那好，现在有请前甲方代表——苟仲文局长出场。

苟局长要搞体育，请问他会怎么分配手上的资源？

还是之前那句话，“用最高效的方式来分配”。记住，高效是关键。

比如他本人讲的：金牌，金牌，金牌！

“项目中心是为金牌而生。”

“项目中心不拿金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总局不拿金牌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拿金牌是总局的工作职责，是生命线。”

说得很实在，人家关心的是金牌，压根没有你家孩子怎么踢球的问题。

为了拿金牌，可以临时突击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

试问国内有几个人玩冲浪的？你家孩子玩过冲浪吗？

不管，可以“跨界选才”，练跳高的就不可以改冲浪吗？

同样的道理，学武术的拉来突击练滑雪，练跳远的突击改练钢架雪车。

要打败丁春秋，可不能从培养基础练起，直接灌顶虚竹不就完了。

“跨界选才”选不出来，咱还可以归化啊，一个谷爱凌不就都搞定了！

谁吭哧瘪肚管你孩子踢球问题啊。那不高效啊。

五

你可能又说了，也不对啊，金牌很重要，但三大球也很重要啊。

甲方之一的足协难道不想搞好足球？

想啊，那怎么搞呢？

还是那句话，再次出现——用最高效的方式分配资源。

国足的头球不行？好，联赛里规定头球进一个算俩。

要冲击世界杯了，好，联赛给国足让路，直接取消升降级！

奥运会临近了，需要年轻球员，好，规定联赛每个队必须上2名U20球员，否则3:0判负。

高效不高效？非常高效。

一直以来，他们都是这么干的。

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下级的队给上级让路；小赛事给大赛事让路；整体服务于全局；人民次关心的事给人民最关心的事让路。这有什么错，你就说有什么错。

别的事上这样干都没错，怎么就放足球这就错了？

六

这就又得说回足球这玩意的本质了。

有人说足球是“国运平衡器”。啥平衡器啊，足球不但不是平衡器，反而是反骨仔。

足球就是天生膈应人的。我们会什么，足球就不来什么。

我们最擅长什么，教条。足球偏偏最不能教条。

我们最不擅长什么，激发灵性，培养热爱。足球偏偏需要灵性和热爱。

别的可以灌顶灌出来，足球这玩意偏偏灌顶灌不出来。

足球不是归化一两个前锋能解决的。

足球也不是单一的某个技术，是许多技术的综合。

如果只比颠球，1993年茅荣荣早破了世界纪录了，七小时颠球五万次，牛不牛。

问题是不能只比颠球啊。

但凡足球可以圈一帮人苦练出来，咱们早赢麻了。

经常有人说，就应该让一帮死刑犯上场，用枪顶着踢，进球就减刑，输球就突突，肯定赢日本！

这是想多了。假如这样赢得了，咱们不好说，有的国家死刑犯早上场了。

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高效地灌出来的。比如盖大楼、修地铁。

但有一些东西是灌不出来的，比如文学，艺术，音乐，电影。

需要空间、土壤、环境、时间。

足球属于哪一类？更接近后一类。足球既是工业，也是艺术，是波粒二象性。

我们以前批评过一种打仗的方法，叫“短促突击”。

结果足球搞下来都是短促突击。

左一突，右一突，最后椎间盘突出。

真觉得未必非要搞足球。

足球要好，需要孩子都能方便地踢上球，有场地，有时间，有很多的好的基层教练，有很丰富的梯队比赛，有一个健康的联赛，而且甲方领导还不能瞎整活。

这太不高效了。光就最后一条，我不能瞎整我还当什么足协领导啊。

之前推文说的，二十一世纪都过去四分之一了，如果你孩子还只能跳台阶、赌烟盒，连父辈小时候能踢的野球都踢不上了。

这国足是三比零还是七比零，真的重要吗。

几位法律专业的大学生把微信告上了南山法院，起诉微信提现收取手续费不合理，要求退还。

起诉微信的杨同学社交媒体截图

这事的起因是杨同学的朋友从微信零钱提现5万元到银行卡，被微信收取了近50元的提现手续费，费率标准是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的0.1%。

自己的钱从左口袋挪到右口袋，莫名其妙就少了一顿肯德基豪华午餐的钱，这换了谁都难免会心疼和困惑：

凭什么啊？！

于是，杨同学和几位同样学法律的大学生就拿起法律武器，毅然向庞然大物微信发起了挑战。

诉讼小队成员（图片来自杨同学公开发布）

作为微信支付的用户，作为同样被收取过提现手续费的“受害者”，我当然是举双手支持同学们起诉维权的，最好能把提现费率打到零那才大快人心。这几位同学不仅勇气可嘉，而且行动力超强，后生可畏啊。

但是……提现手续费这个事起诉微信可就真是找错了“冤头债主”，既不可能胜诉，也很遗憾没有揭示真正的问题所在。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从微信和支付宝提现时被迫交的手续费，兜兜转转最终进了谁的口袋？

银行，嫡子。移动支付平台，庶子。在央行和银联的眼里，微信和支付宝做得再大再好也是“第三方支付”，真正有利益冲突的时候肯定是护着银行这一边的。

你拿100元纸币去买东西可以，拿微信钱包里的100余额去买东西也可以，微信钱包里的“余额”和现实世界的“人民币”价值完全一样，但是，二者并不能直接兑换。

是微信和财付通公司不想跟你换吗？显然不是，是中国的金融监管法规不允许他们跟你直接兑换。想要兑换可以，必须经过银行走一道手续，你先把100元微信余额提现到银行账户，银行再兑换100元纸币给你。

银行把控了钱从互联网世界到现实世界的唯一出口。

等等，上面举的例子里面，100元微信余额提现到银行卡，你再从银行柜台取出来，还有100元吗？不可能的，银行职员的工资不答应，银行建设网点和ATM机的成本不答应，银联的监管人员也不会答应。

要想从此过，留下通道费。

这就是本文讨论的微信提现手续费产生的根本原因：

钱从互联网世界进出现实物理世界的过程，必须经过银行，而银行的网点建设、员工薪资、记账存储等本身有硬性成本，这些成本摊到每一笔交易就成了手续费。

再举个例子帮助大家理解：

我们都在微信群里抢过红包，无论你抢到1分钱还是200元，无论你收一千个红包还是发一万个红包，微信有没有收过你一分钱手续费？读者们在公众号赞赏我5元10元，也都是一分不少到我微信账户的。有句讲句，微信虽然经常删我文章，但在收入方面对我们创作者是各个平台之中最友好的，没有之一。

那是不是说微信就是好，银行就是坏呢？倒也不能这么说……

这里有个社会发展秩序的问题。移动支付虽然我们现在都习以为常，但在金融史上却是非常新的事物。从2014年微信红包一炮而红到现在，才刚刚过了十年，往前追溯到支付宝横空出世，也只有二十年。

在移动支付诞生之前，中国的银行体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为整个社会搭建起了一套金融交易系统，让人民币得以在人和人之间畅通流转，建立了数以百万计的银行网点与ATM机，这些是整个社会在承担的成本。

移动支付诞生之后，利用这些现有的金融基础设施来开展业务，并凭借互联网技术的便利性取得了显著的优势，但我们目前还是离不开线下银行体系的，也不能完全抹杀银行系统之前所做的贡献和当前发挥的安全监管等作用。

作为用户，我也觉得现在的提现手续费费率偏高了，要狠狠地打个折才算合理。

一点建设性意见：

手续费这事跟微信扯皮是没有用的，真正应该喊话的是银行，是银联，是央行。

起诉微信的几位同学勇气可嘉，但很可惜告错了对象。当然，我也完全理解，毕竟真要起诉银联的话，大概我们今天也没法在这里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了……

“在传统审查制度下，艺术家与审查员曾经是天敌，新的审查制度的目的却是要消除这种对立。艺术依然会受到审查制度的干预，但这种干预不再只是迫使艺术家们沉默，而是确保他们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也是艺术家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历史上第一次，艺术家和审查员有了共同的目标，他们一道培植艺术的花园，正如波兰诗人斯坦尼斯罗·巴兰察克所言，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道德区分。”

今天的推送摘自学者景凯旋为《天鹅绒监狱》所写的导读。

高墙内的作家自白

景凯旋

卡夫卡晚年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主人公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向世人表演绝食。饥饿既是他的谋生手段，更是他的艺术追求。然而，尽管他想要达到饥饿的极致，却得不到世人的真正理解。几年后，那些喜欢看热闹的观众就把他淡忘了，纷纷涌向其他表演场所。饥饿艺术家最后在孤独中死去，临终前他对看管人说，他只能忍饥挨饿，没有其他办法。据说，这是卡夫卡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在病逝前一个月，作家躺在病榻上校对这篇小说的清样时，仍然禁不住流下眼泪。

这篇小说含有丰富的隐喻，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比如，伟大的艺术是一种牺牲，也不可能得到世人的真正理解。艺术家要想衣食无忧，甚至享尽荣华富贵，就应当改行做别的事情。卡夫卡生活的年代，艺术家是独立而匮乏的，常常要忍受孤独和穷困的处境。作家无法预见到，艺术家有一天也可以被国家养起来，他与社会不再是对立的关系，既不必忍受饥饿，也不需要表现饥饿，哪怕才气平庸，也会拥有众多读者，成为一名被掌声和鲜花包围的艺术家。这种美妙情景不是梦想，它曾在苏联、东欧国家实现，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1986年写成的政论随笔《天鹅绒监狱》中，就详尽地分析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文化体制。

△《大声说！》，Selcuk Ozis，2009年Freedom of expression海报竞赛获胜者之一

在这种文化体制中，不存在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因为文化掌管者和创作者已经是合作的关系。既然饥饿艺术家必须把自己关在笼子里，为什么他不可以把自己关进监狱里而不致忍饥挨饿？这就是哈拉兹蒂想要阐明的理由，尽管笼子代表的是艺术的自律，监狱高墙代表的是体制的限制。明眼的读者当然不会认为哈拉兹蒂是在为体制辩护，实际上，他是匈牙利一位最有独立性的作家。他出生于1945年，父母都是犹太人，尽管他自小生活在红色家庭，但他却是一个天生的异见者。20世纪70年代初，当哈拉兹蒂还是一个大学生时，就因为思想自由而被大学开除，去工厂劳动了一年，这段经历使他写出《一个工人国家的工人》一书，并以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出版。为此，他遭到逮捕和审判，被禁止发表任何文字。此事曾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哈拉兹蒂也因此被视作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代表。80年代，他成为匈牙利第一份萨米亚特刊物《讲述者》的编辑兼撰稿人。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与审查制度的冲突中度过的。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哈拉兹蒂在《天鹅绒监狱》中想要阐明的是，“国家艺术家”是怎样炼成的？他采用一种反讽的调子，从一位“御用作家的良心”角度，阐释他所说的“审查的美学”。审查制度源于权力对自由言论的控制。早在17世纪，弥尔顿就在他的名文《论出版自由》中指出，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来对善恶做出选择，如果人民选择善，却被阻止知道恶，这样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良心进行自由讨论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审查制度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真理必然会战胜谬误。但在哈拉兹蒂笔下的御用作家看来，弥尔顿的言论大谬不然，审查制度完全可以带来文化繁荣。与通常人们谈论审查制度不同，此书没有对审查制度展开控诉，而是极力为审查制度寻找理由。用作者的话说：“这本书描述了审查的美学，以及艺术家和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书中研究了国家用于操控文化的努力；探讨了艺术家与他们所处社会的执法者之间的合谋共犯关系。”

秘诀仅仅在于，从前的艺术创作都是个人性的，东欧则实现了艺术创作的国家化。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主要有两点：一是保障艺术家生活的作协和文联组织，二是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用哈拉兹蒂的话说，这是“一种新的审美文化”。国家取代市场，成为艺术的唯一雇主。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曾经让艺术家们饱受屈辱和贫困，艺术国家化则是对艺术和艺术家的解放，它解决了艺术家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问题，使他们成为有组织的专业人士，他们“期望着这样的国家不会把他们扔给无情的市场。这预期也的确实现了”。政府把艺术家看成是自己人，对他们关怀备至，让他们充分感受到社会的需要和尊重。国家承诺“保障艺术家在物质、工作、和个人生活方面的需求；加强艺术和受众之间的联系；引导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利用物质刺激，推进执行艺术或政治目标”。饥饿艺术家们从此成为社会的主人，不再挨饿，不再孤独，甚至还能享受其他阶层所没有的特权。

按照哈拉兹蒂的叙述，在匈牙利，国家通过作协和文联向艺术家提供大量财政支持，以鼓励其艺术创作。当局给艺术家提供住房，工资和养老金，还有收入补贴及其他各种临时津贴，并且经常设立各种艺术奖和基金，其成员可以接受奖学金、长期免息贷款或财政援助，可以入住基金会的疗养院和工作室。保加利亚作家乔治·马尔科夫（Georgi Markov）也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曾与一位诗人坐在作家俱乐部里，紧张地等待入会申请被批准。他们渴望得到认可，这种认可不是来自读者的欣赏，而是来自作协所发的会员证，这是成为一个国家艺术家的唯一标准。马尔科夫本人最终也因发表一部小说进入特权阶层，从工厂调到编辑部，分配了新的公寓，有了私人小汽车，可以在特供商店购物，还可以经常出国旅游，到作协的别墅度假，只要递交一份写作提纲，就可以获得特殊的资金与补贴。

△乔治·马尔科夫

艺术家们不用再担心自己的作品没有受众，作为艺术家保护者的国家对艺术的需求量是巨大的，并且会不计成本地予以推广。为了控制工人的思想，匈牙利当局要求每个工人都必须参观博物馆，阅读或起码谈论几本书，或是看上一两场电影。在保加利亚，公众参加读书活动同样是一种政治义务，作协经常会组织作者与读者见面。有一次，马尔科夫受邀去外地会见参加暑假劳动的大学生，这些学生正在山区修筑一条公路。当地政府预先就宣传作家即将来访，准备好了鲜花和照相。一切都是组织好的，事先会安排几个读者阅读他的作品，准备几句赞扬话。这不是真正的对话，而是各自背诵相同的独白。听众一般很聪明，不会问一些敏感的问题，诸如生活的真实及文学的虚假之类。

由于艺术家成了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艺术家与国家的利益已经高度一致。对于艺术家来说，教育人民总比服务市场的感觉要好得多，也要有保障得多。当然，艺术家们需要经常表态向人民学习，但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在人民之上，这是从前的饥饿艺术家所没有的荣耀。聪明的艺术家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优渥待遇的，哈拉兹蒂在书中讲述了一个情节，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当局曾打算对文化产业进行改革，流行艺术由于缺乏“价值”或“教育意义”，不值得国家大力支持，因而当局想把它们推向市场，参与竞争和自负赢亏。这个措施竟然引起许多官方艺术家的强烈反对，市场化使他们受到侮辱，他们抗议艺术再度成为商品，批评这种物质主义和公共事务中的不负责任，担心危及自己的崇高地位和作品销量。这使当局感到欣慰，艺术家们不会再反对官方的艺术标准和审查制度了。艺术家们曾经愤怒地指控资本主义的罪恶，原来是因为他们更喜欢安全，而不是自由，“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愤怒，多半来自于对纵容的愤恨”。

在传统审查制度下，艺术家与审查员曾经是天敌，新的审查制度的目的却是要消除这种对立。艺术依然会受到审查制度的干预，但这种干预不再只是迫使艺术家们沉默，而是确保他们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也是艺术家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历史上第一次，艺术家和审查员有了共同的目标，他们一道培植艺术的花园，正如波兰诗人斯坦尼斯罗·巴兰察克所言，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道德区分。面对真实的生活，艺术家们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学会了自我约束，完全能够做到自我审查，通过“创造性妥协”和“自我纠正”，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以至于审查制度似乎都显得不再必要了。“就连孤独这类负面情绪，也统统被国有化收编。”艺术家们已经被体制化，无力产生不自由的感觉。最终，他们证明了自己与普通人一样，在高墙内呆久了，习惯了依靠高墙而生存。

△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

正是在这里，我们才完全意识到哈拉兹蒂与他的叙述者的区别。这是一本表面上赞扬不自由的书，因而在阅读此书的同时，还应当阅读契斯、巴兰察克、马尔科夫和马内阿等作家有关审查制度的文章，他们从批判的角度互补了哈拉兹蒂充满反讽的赞扬。比如，哈拉兹蒂没有提到艺术家在当局心目中的真正形象，这一点由马尔科夫写到了，在艺术国家化的制度下，保加利亚的作家们不断被告之，是“我们使你成为作家的”。事实上在所有东欧国家，艺术家们都不得不忍受这种屈辱。这还不够，为了体现国家具有言论自由，当局更希望作者能够自我审查。那些持有异议并拒绝自我审查的艺术家都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会被贬低为一个政治抗议者，其作品则被看成是为了表达政治上的不满，而不是真正的艺术。如果艺术家要想发表作品，只能选择屈从官方；如果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只能选择放弃出版。但无论结果怎样，他都是一个失败者。

△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

这种体制内不会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品，真正的读者也不会对此长期保持沉默。马尔科夫回忆道，当他那一次与学生座谈时，谈到每个人都应当对社会负有责任。一个学生马上问道：“那你如何使你的信念和你的特权相协调？外面停着昂贵的西方小汽车，这看上去难道不矛盾吗？”所有人都在等着他回答。马尔科夫沉默了，他知道学生的质疑是对的，他每月的收入就相当于他们父母一年半的工资。学生们纷纷发言，批评当代作品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他们不明白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如果说这是在反映生活，那么作家或者不懂得生活，或者是在撒谎。最后，马尔科夫问学生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作家，他们异口同声提到从前那些著名的名字。这些老一代作家大都穷困潦倒，但从不出卖自己的才能，他们用自己的作品照亮了时代。

那些坚持艺术自律的艺术家终究会发现，国家艺术家与艺术独立是水火不容的。许多东欧艺术家都有与马尔科夫一样的感受，他们并非都忘记了艺术的真谛和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在创作了大量毫无价值的作品后，留给他们的只是无尽的忏悔。马内阿最终选择移居国外，当罗马尼亚发生巨变后，一位作家朋友写信给他，不无悲哀地说：“我们过去四十年里写的那些文学作品，有多少能留传于世？它们利用了历史事实，有时甚至对历史事实视而不见，这样的文学不就是一些应景的只有短暂价值的东西吗？这些文学作品将成为历史的一些插曲，未来的人们会觉得毫无意义，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

本文作者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1945年出生在耶路撒冷，后随父母回到匈牙利。他是匈牙利当代重要作家、思想家、人权运动者、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匈牙利民主派异议者最重要的地下期刊《讲述者》的编辑和突出贡献者。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民主与自由出版运动发起者之一。2004—2010年曾指导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OSCE）媒体自由监督机构。另有著作《工人国家的工人》。作品被翻译多种语言，在欧美影响深远。

作者：［匈牙利］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译者：戴潍娜

出版：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年：2015年10月

匈牙利道德勇气的标志性人物

言说东欧艺术自由与禁忌

对国家社会主义之下的艺术家而言

做一个创造者意味着什么？

本书是一部探讨东欧“被囚禁的艺术”、泄露统治者内心秘密的地下文学，由一个天生爱唱反调的人以一种“御用作家之良心”的口吻所写。它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地剖析了被“审阅”的文学和匈牙利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极富洞见地描述了“镣铐下的美学”、艺术家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

事实就是这样：碰不得的禁忌，不宜居的生活，不可说的言论，无形的条条框框，永久流产的不被接受的思想，这一切并没有让我们的作品在审美意义上贫瘠乏味。艺术大厦就从这些国家设置的栅栏里拔地而起。我们巧妙地在艺术宅邸里改组家具。我们学习在规训中生活，那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一部分，不久我们将变得渴望它，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创作。

我宁愿不把这种文化刻画为一种审查制度，这么做会掩盖其新颖性：正确的理解是，我们的……审查制度形成了一种意在根除审查制度的自相矛盾的文化。我希望这本书成为这一深刻文化变革的记录者。我们的新文明，不仅与真正的艺术自由相背离，与被认定为与自由背道而驰的传统审查制度亦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2002年韩日世界杯，仗着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是东道主少了两位强劲对手，中国男足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进入FIFA世界杯决赛圈。

但在韩日世界杯上，国足除了踢中一次门柱之外，一球未进。

当时有球迷调侃：丢人丢到了世界，感觉国足就是去东亚邻国开了个国际玩笑。

但二十几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或许你会发现，那届球员或许是近二十年来国足最强的一批球员。

孙继海、范志毅、邵佳一、杨晨、于根伟……近一二十年间都没有再出现能够和他们比肩的球员涌现出来。

所以，国足磕磕绊绊进了18强赛，先是被日本队7:0横扫，继而在家门口在多一人的情况下被沙特队绝杀，也不足为奇。

毕竟无论战术、竞技水平和精神属性层面，在国足身上都看不到一丝获胜的希望。

见证国家队在主场输球的球迷，赛后高喊“伊万下课”！这只是球迷压抑心情的宣泄，明眼人都清楚，中国足球环境的现状，这压根就不是换教练就能解决的问题。

里皮来过，结果又能怎样呢。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教练所能改变的。

说到底，就是土壤问题，生态问题，体系问题。

在此前的文章中，曾提到过一组数据，这数据是当时还未进去的原足协大领导亲自透露的：中超俱乐部的平均投入，是日本J联赛的三倍多，韩国K联赛的十倍多。

再看看球员工资，平均是日本J联赛的5.8倍，韩国K联赛的11.67倍。

但是从成绩来看，明显是“拿钱不干活”。

中国男足各级国家队，已经十几二十年没有进入到各级世界大赛了。

有球迷曾戏谑道，对于国足用三句话来说：“中国男子足球”，前面两个字侮辱了这个伟大的国家，中间两个字侮辱了这个性别，后面两个字侮辱了这项运动。

别说冲出亚洲，现在在亚洲范围内都已彻底沦为鱼腩球队，甚至见了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都得绕着走。

如此羸弱，归根到底是中国的足球生态系统，完全被一干人搞乱套了。

看看过去那几年，大搞特稿的“金元足球”，撒钱拿了几个亚冠后，只留下一地鸡毛。

估计很多资深球迷还有印象，某著名足球评论员在一次直播时爆料：“你们知道吗？曾经，想进国家队，有人可以直接明码实价！甚至给你一张银行卡，想出场是吧，来，往里打钱，想出几场给几场的钱！”

国足如此黑，足球风气如此，青训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此前，一位足球圈人士曾爆料，当初“金元足球”时代，北方某个有顶级联赛俱乐部的城市，仅是青训足校就有十来家，但是不到十年时间几乎都黄了。

主要原因就是：不职业。

小球员想进队要交钱，想上场得交钱，想进更高级别的梯队更要交钱。

更有甚者，据说某个由联赛球员开设的足校，不仅收费还要小球员妈妈陪睡！

不仅如此，还有人在网上拿身边的人举例：“我弟弟，在某中超球队预备队踢球，教练直接明码要价，想上场就要多少多少钱，你要想在一线队踢上球，花得更多！”

对于中国足球的现状，记者赵宇的评价很是中肯：

“在这样一个糟透了的足球体系之中，总有环环相扣的利益，总有撇不开的人情世故。欲望与金钱绑定在一起，再加上不健全的体系，不职业的做事方式，乌烟瘴气的环境，不出问题才怪。都说假赌黑在任何足球环境中都存在，哪怕欧洲五大联赛。但如此大规模的情况，恐怕也不多见。或许我们不能把中国足球成绩糟糕的原因归结于此，可它恰恰是在用一个又一个的实际例子告诉我们：这样的中国足球，是没有希望的。”

问题在根儿上，问题在“上梁”，竞技体育讲的是职业，是专业，不能只讲政治正确。

我们只思考一点，作为奥运金牌大户，作为体育大国，可是我们在国际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运动员，无非也就姚明、李娜等几人。

他们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除了自身天赋与努力之外，还在于后期的“彻底职业化”。

姚明进入了生态体系完整的NBA联盟，李娜则单飞出去打上了职业赛。

说回足球，又是整治，又是2035目标，但根本问题在于，在“抢救中国足球”的过程中，既然电击、除颤、人工呼吸等手段都用上了，为何就是不尝试彻底松开掐着脖子的手？

彻底职业化、联盟化，去掉行政干预，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中国足球或许还能有救。

今年8月，一家生物材料公司涉嫌非法购买遗体、残肢作为原材料，用于生产“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产品案件引起了关注，浮出水面，这一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人骨盗取与交易这一灰色地带的关注。

本世纪初，美国调查记者兼人类学家斯科特•卡尼（Scott Carney）花费了5年时间，对隐秘人体交易市场进行了调查，写成了《人体交易》一书。本书的第二章节深入探讨了人骨贸易的历史与现状。从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出发，作者描绘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这个网络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将印度的人骨输送到全球最知名的医学院校。

暴利驱使下的无良商人，只关心经济发展的城市管理者，享受人骨供应却将人骨贩卖贬低为印度陋习的虚伪医学研究者，都是罪恶链条的一环。为了满足对人骨的巨大需求，一些公司甚至在人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收购尸体，承诺支付现金换取死后捐献遗体的权利。然而，这种自愿捐赠的方式既缓慢又不可靠，因此，盗墓成为了获取人骨的主要手段。

这一切都在1985年印度政府宣布禁止人体遗骸出口后发生了改变。如今，天然人骨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医学教育机构转向使用塑料模型代替真实骨骼。然而，塑料模型无法完全复制真人骨骼的细微差异。于是，即便在法律明令禁止的情况下，人骨贸易仍在暗中进行。

撰文｜（美）斯科特·卡尼
翻译｜姚怡平

人骨工厂

一名穿着汗渍斑斑的汗衫和格子花纹蓝色纱笼的警官，猛地打开了破旧的印度产Tata Sumo休旅车的后门——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乡间派出所，这辆破车已经算得上是证物柜了。门一开，一百颗人类颅骨纷纷滚落到一块盖住小片泥地的破布上。这些颅骨因为在休旅车后座四处弹来跳去，所以多数的牙齿都已经脱落不见，骨头和牙齿珐琅质所构成的碎片，在日益增加的头骨堆周围有如雪花般洒满四处。

在当局出手拦截之前，这些私藏的颅骨正在根基稳固的人体遗骸流通渠道里输送着。一百五十年来，印度的人骨贸易途径向来就是从偏远的印度村庄去往世上最著名的医学院。这贸易网络所伸出的诸多触手，遍及了整个印度，还伸进了邻国。

要获得骨骼标本，绝非易事。以美国为例，多数的尸体都是立即下葬或火化，为科学用途而捐出的尸体往往不是沦落到解剖台，就是骨头被锯子大卸八块，有时还会被搜刮到更有利润的医疗移植行业。因此，用于医学研究的完整骨骼大多来自海外，往往没有经过原主人生前的知情同意，就送去目的地。

将近两百年来，印度一直是全球医学研究用人骨的主要来源国，印度将标本洗到洁白光亮并装上高质量的连结零件的制作技术，更是世界闻名。不过，当一九八五年印度政府宣布人体遗骸的出口属于非法行为后，全球遗骸供应链就此瓦解。西方国家转向中国和东欧，但这两个地区出口的骨骸数量相当少，在制作用于展示的标本方面经验也不多，产品往往是次级品。

一九八五年后，印度禁止遗骸出口已有二十多年，但仍有明显的迹象显示，遗骸贸易未曾停歇。西孟加拉邦的人肉市场上，贩子仍持续供应人类骨架与颅骨，他们使用的是历史悠久的老方法——盗墓，把柔软的人肉从坚硬的骨头上剔除，然后把骨头送到分销商那里，由分销商负责装配，送往全球各地的交易商那里。

虽然出口至北美洲的骨骼数量比颁布禁令前要少，但这只不过是代表了获取的代价变高了而已，并非不可能获得。供应商眼前的诱因很大，这可是一门获利丰厚的大生意。

普巴瑟里小镇位于加尔各答城外约八十英里处。警方就是在这里发现了加工厂，找到了一堆颅骨。二OO七年，警察第一次抵达此处调查时，据说在将近一英里外就能闻到腐烂尸体的恶臭味。有一位警察告诉我，好几条脊椎用麻绳绑着，挂在支撑屋顶的椽子上。数以百计的骨头按照某种排列方法散置在地板上。

这间人骨工厂已经运营了一百多年，后来因为有两名工人在酒吧买醉，吹嘘自己受雇把尸体挖出坟墓而曝光。工人说，有一个叫慕堤·毕斯瓦兹（Mukti Biswas）的男人负责经营工厂。

毕斯瓦兹是第三代人骨贩子，对他而言，寻找尸体并非难事。因为他是村里火葬场的管理员，声称有处理死者遗体的许可证。不过，警察跟记者说，他其实是在盗墓。他从公墓、太平间、火葬用的木柴堆里偷窃尸体，死者家属前脚才离开，他后脚就从火里拖出死者。他雇用了将近十二人来指导这些骨头的从去肉到保存的各个阶段的工作。

马诺·帕尔的家族已在人骨工厂里工作了数代，毕斯瓦兹拥有工厂多久，他们就在那里工作了多久。帕尔说，他干这个活，每天可赚一点二五美元。如果他能让尸体的骨头保持原样不散开，使得人骨是一整具生物个体，而不是混成一堆的部位（这是医生极为重视的一点），那么他就能获得一笔奖金。

毕斯瓦兹的顾客遍及加尔各答。许多骨架最后会抵达加尔各答医学院解剖学系可怕的病房里，在那里，当地的多姆人会付现金给他。当地每年有数百位医学生毕业，而人骨就是医学生不可或缺的教学材料。

此外，他还将完整的人骨以四十五美元的批发价卖给扬氏兄弟（Young Brothers）这家医疗用品公司，该公司用金属丝将人骨连结起来，绘制医学图表，然后锯开部分的颅骨，露出内部结构。接着，再把处理好的人骨卖给世界各地的交易商。

扬氏兄弟公司的总部位于隐秘的巷子里，夹在加尔各答城内最大的一座墓园与最繁忙的其中一家医院之间，外观不像是数一数二的人骨分销公司，比较像是废弃的仓库。生锈的大门看似上锁后就遭人遗忘十年之久，入口处的上方，公司招牌的油漆均已剥落。

这里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前任加尔各答卫生局局长兼西孟加拉邦在野党领袖贾维德·艾哈迈德·汗（Javed Ahmed Khan）表示，二○○一年，这栋建筑物里的活动很频繁。当时，邻居都在抱怨扬氏兄弟公司的办公室充斥着尸臭味，大堆的骨头放置在屋顶上晒干。

“有两个房间装满人骨。”汗回忆道。总共动用了五辆卡车才把人骨全都载走。他还抄走了数千份文件，其中包括了开给世界各地公司的发票。他说：“他们把货品送往泰国、巴西、欧洲、美国。”

一位一九九九年至二OO一年间担任扬氏兄弟公司办事员的一位年轻女性说：“我们以前经常依照世界各地的订单出货，常向毕斯瓦兹购买人骨。我看过的尸体超过五千具。”扬氏兄弟公司每个月会从国外收到约一万五千美元的款项。

她还告诉我，毕斯瓦兹经营的人骨工厂不过是众多工厂之一，还有其他的供应商和工厂遍布于西孟加拉邦各地。

掠夺尸体的医学生

自十五世纪达芬奇绘制了人体素描画后，人体解剖学的实证研究开始起飞，目前所知最早的整副人骨标本可追溯至一五四三年。随着医学的进步，大家期望医生对人体内的运作方式有系统化的认识，而到了十九世纪初，欧洲对人类遗体的需求量更是远超过供应量。

英国坐拥世界上许多卓越的医疗机构，这也使得盗墓事件变得很普遍，以至于大家都知道在某些墓园里，悲伤的家属和打劫的医学生之间上演着争夺遗体的戏码。

不过，美国的情况可能更严峻，医疗产业的扩张速度比人口增长速度还要快。一七六○年，全美的医学院只有五家，但一百年之后，总数却激增到六十五家。早期的美国人受各种疾病之苦，因而让医疗机构的生意兴隆了起来。十九世纪的整个第一个十年，医学院的新生都热切地想弄脏自己的双手，可是尸体——研究用的原料——却很稀少。

历史学家迈克·萨波（Michael Sappol）以十九世纪盗墓人为主题的伟大巨著《尸体交易》（A Traffic in Dead Bodies）就曾提及，解剖室就是医生们培养感情的地方，在实验室里他们把盗来的尸体分解成一个个人体部位，借以学习并结成信赖关系。那些刚崭露头角的医生很爱开黑色玩笑，以残忍的事为乐。有无数的报告指出，一些医生在医学院的窗户旁用尸体摆出夸张的造型，挥动着切下的四肢，害得外头的行人抓狂，不知如何是好。

盗尸本身有如一种成年礼。一八五一年，《波士顿医学和外科杂志》（Boston Medical & Surgical Journal）就花了二十一页——将近整本的篇幅——报道了查尔斯·诺顿（Charles Knowlton）医生的职业经历。

在这本期刊中，作者赞许台面下的交易，写道：“对他们而言，用解剖刀费力研究人体构造所获得的益处良多，因此相较之下，挖掘尸体的风险就小到不值一提了。他们渴望获得知识，有如醉汉渴望酒般炽烈焦急。就是他们的这般精神，才让医学得以进步。”

不过，社会大众仍普遍不能接受盗墓，因此医生遵守基本规则，尽量把不满的情绪控制到最低。除了极罕见的情况外，通常不会去上层阶级的墓园或主要为白人死者的墓园里盗取尸体。他们尽可能解剖黑人的或若干爱尔兰人的尸体，亦即美国社会地位最低、收入最少的阶层的尸体。

然而，有关当局却宁愿选择忽略医学界犯下的盗墓罪行，认为那是必要之恶。医生要让活人健康的话，就需要死人尸体。逮捕的情形少之又少，而且只会逮捕那些来自较低阶层且为了牟利的盗墓人，至于雇用盗墓人的医学院或没付钱就挖出尸体的医学生则不会受到波及。

由于当局不愿意问责掠夺尸体的医生，因此，怒气冲冲的大众转而开始动用私刑。一七六五年至一八八四年间，全美各地有二十件因解剖尸体而起的暴动。虽然各暴动事件的根本缘由略有不同，但大多是因为盗墓人被当场捉获，或者有访客刚好看见认识的人就躺在解剖台上，才使得大众自动发起了抗议行动。

那个时期的暴动似乎为《科学怪人》的高潮戏带来了灵感。群众往往在墓园集结，他们亲眼看见了空荡荡的坟墓，接着行进到医学院，丢掷石头，挥舞火把。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摧毁令人厌恶的解剖实验室，但是这种做法依旧无法有效地禁绝医学院的做法。

印度何以成为人骨贸易中心？

事情一直要等到英国通过《一八三二年解剖法》（Anatomy Act of 1832）才有了转变。该法允许医生认领市立太平间或医院里无人认领的尸体，因而大为约束了英国的盗尸行径。美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这部解剖法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在世纪之交，解剖示范用骨骸除了是学习工具外，也变成了欧美医生爱用的装饰品和地位象征。这些骨骸在当时是医术的象征，如同今日的听诊器与医学院文凭。

根据萨波所言，这些骨骸不是有意地缺乏医用骨头来源信息，就是清楚地表明来自“遭处决的黑鬼”，以便向主顾保证，“并未有辱白人社群成员的丧葬荣誉”。

唯一的问题在于遭处决的黑人囚犯尸体供应量不足，因此，英国医生把目标转向了英国殖民地。到了一八五O年代，加尔各答医学院一年就制造出多达九百具骨骸，大多运往海外。而一百年后，刚独立的印度直接就掌控了人骨市场。

一九八五年，《芝加哥论坛报》指出，印度在前一年的颅骨与骨骼出口量多达六万，供应量十分充沛，几乎足以让发达国家的每一位医学生都能购得一箱骨盒和教科书，而且只要花三百美元。

或许多数的商品都是由窃取得来的，但最起码出口是合法的。一九九一年，印度解剖用标本出口商协会的前任理事长毕马兰度·巴塔查吉（Bimalendu Bhattacharjee）告诉《洛杉矶时报》：“多年来，我们都是在台面上做事。没有人在宣传，但是大家都知道有这门生意的存在。”在巅峰时期，加尔各答的人骨工厂估计每年可赚一百万美元左右。

另一家大供应商雷克纳斯（Reknas）公司则将数千具骨骼卖给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基尔戈国际公司（Kilgore International）。

据（现已不存在的）雷克纳斯工厂现场照片显示，穿着实验室制服的专业人士正以纯熟的方式组装一堆人骨。在人骨贸易的黄金时期，出口公司成了城里最有声望的职业选择。人骨产业成了门槛低的成功路径，有如殖民时期的美国医生。人骨产业也受到市政府的支持，市政府会发许可证给他们。人骨贩子不仅处理无人认领的死者，还为市政府提供了收益来源——在印度其他地方的眼里，那座城市早已经过了全盛时期，但现在却有了新的收益。

要是不把肮脏的秘密掩盖起来，这样的利润是不可能持久的。只搜集穷人与当地太平间的尸体，这样是不够的。自愿捐赠方案太过缓慢不可靠，公司要是用这种方式运作，可能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取得一具特定的骨骸；而与此同时，新鲜的尸体已葬入土中，随时可供取用。

因此，正如殖民时期的美国以及英国的情况，骨骸用品公司将盗墓视为唯一的方法。历史再度重演。

禁而不绝的人骨贸易

西方国家对骨骸的需求无可遏止，而诱人的现金也引人犯罪，因此西孟加拉邦的墓园都被盗得空荡荡的。由于儿童骨骸相当稀少，加上又可呈现骨结构发育的过渡阶段，因此儿童骨骸的价格比成人骨骸要高。一九八五年三月，发生了类似伯克和海尔案的谋杀案件，罪犯为取得儿童的骨头而绑架杀害儿童。某人骨贩子出口了一千五百具儿童骨骸，随即遭到逮捕，整个产业因此吓得暂停运作。

逮捕的消息上报后，引起一片恐慌。此件罪行遭起诉后数个月，民间的义警仔细搜索好几个城市，寻找绑匪嫌犯网络的成员。这些攻击行为本身或许足以让印度人骨产业陷入泥沼，但是印度政府早已采取行动，早在数周前，印度最高法院对《进出口管制法》做出解释，声明禁止出口人体组织。

由于并无其他国家的供应商竞争，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等于关闭了国际人骨贸易，就算是欧美的医学院恳求印度政府撤销出口禁令，也是徒劳无功。

此后，天然人骨一直难以取得。医学教育机构对新鲜尸体的贪婪需求，消耗了美国境内几乎所有的捐赠尸体，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骨架的处理都是一门缓慢又麻烦的生意，很少人愿意进入这行。如果出现高品质的标本，通常十分昂贵。一副状况良好的完整骨架目前零售价是数千美元，而且可能要耗时数个月甚至数年才能履行订单。

医学生也不再购买骨盒了，改为由医学院通常保留一定的存货，只有在标本受损或遭窃时才递补。斯坦福医学院则是每两位学生可分到半副骨骸——从中间劈开的。

这样的政策意味着，许多设立已久的机构其实已经拥有所需的全部骨头。现在最大的人骨买家则是世界各地的新学校，或是规模正在扩大的学校，他们需要购买人骨以增添实验室的配备。以发展中国家为例，巴基斯坦最为显著，许多医学院的人骨来源仍旧是当地的墓园，偶尔要冒着激怒大众的危险。然而，大规模的出口量已逐渐缩减。

在美国，部分机构开始转而使用塑料复制品，但人工替代品并不理想。哈佛医学院负责解剖课程备用品的塞缪尔·肯尼迪说：“塑料模型是单一标本的复制品，缺乏真正人骨结构会有的差异。”用复制品进行训练的学生永远无法看到这些差异，此外，模型也无法达到完全的精确。肯尼迪继续说：“制模过程捕捉不到实际标本的细节。而在颅骨的研究上，细节尤其重要。”

二OO六年至二OO七年间，扬氏兄弟公司的产品目录上特别告知顾客，公司一概遵从法律行事，还分门别类列出人骨，标出零售价格，并注明“仅在印度境内销售”。然而，不知怎的，印度的骨架还是能运到国外。

我在调查期间拜访了三十家左右的机构，当中只有少数几家机构承认过去几年购买过人骨，但他们一律拒绝透露供应来源，也希望我不要公开细节。不过，奥斯塔这个名称被提及两次之多。某位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颇具名望的大学任职的教授也表示：“我向奥斯塔公司购买过一副完整的人骨，还有一颗已切割的展示用人类颅骨，两个都很完美。”

奥斯塔公司的另一位顾客是一家叫做丹斯普莱林恩（Dentsply Rinn）的公司，该公司提供塑料模型头，内含真的人类颅骨，这是用来训练牙医的。行销经理金柏莉·布朗（Kimberly Brown）表示：“采购人骨十分困难。本公司规定颅骨必须合乎某种大小与等级，不能有某些解剖学上的缺陷。但是，我们对于来源却没有规定。”颅骨在英美两国是畅销商品。

不过，其实印度当局对于人骨的来源也漠不关心。虽然国际人骨贸易违反了印度的出口法以及地方上禁止亵渎坟墓的法令，但是印度官员却假装没看见。西孟加拉邦副总警长拉吉夫·库马（Rajeev Kumar）表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杀人。”

大家都认为医学界研究人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在必须事先告知死者，获得同意后才能研究对方的人骨这一点上却没有定见。印度人骨贸易的再度兴起，反映了这类需求间的矛盾。人骨的供应主要源自刚死亡的死者，然而从贫民窟居民身上活体摘取肾脏这个更危险的行当，不过是印度古老陋习的现代版罢了。

与此同时，加尔各答的人骨工厂也开始重新营运。

BOOK TIME

《人体交易》

（美）斯科特·卡尼 著 

姚怡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纪实

2019 年 6 月，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启动旧村改造项目，8 万 3 千名外来租户的生活轨迹随之改变。一个跨专业的“新流动”研究小组由此成立，小组成员一方面深入现场，帮助受旧改影响的租户解决生活难题；另一方面行动者们也以艺术为媒介，不断追问空间政治、公民权益等问题，以此撑开公共领域的话语空间。

单读摘录了“新流动”研究小组调研报告：《重返白石洲》的首篇《从“他们”的白石洲到“我们”的白石洲》，并分为上下篇发布。上篇文章记录了“新流动”小组的部分成员，如何早于 2016 年，就通过自发的社区活动与白石洲居民形成跨阶层的网络，旧村的铺面、住所和街道也变成了交流互助的非正式公共空间，这是日后的共同行动和艺术表达的社区基础（👉点击回顾上篇 曾经的深漂第一站，和他们消失的家园）。

今天分享的下篇则将聚焦目光于流动孩童的教育问题。白石洲孩子的童年在“旧改”中塌陷，他们不仅失去了家园中熟悉的一切，部分孩子还可能失去了大城市的教育机会。无数生活在白石洲的家庭面临着残酷的岔路口：是全家返乡，还是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在“白石洲拆迁诞生亿万富豪”的故事背面，“旧改”浪潮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意味着什么？

从“他们”的白石洲到“我们”的白石洲（下）

01

搬家意味着“失学”

2019 年，被称为“深漂第一站”的白石洲突然遭遇清租，15 万人需要在短期内搬迁，超过 4000 个家庭的孩子面临就学困境。

众多白石洲家长反映，在收到清租通知以前，他们并未获知开发商统一发布的关于拆迁的消息，甚至大部分外地房东也不知道具体的拆迁范围与时间。六月底，白石洲部分租户开始收到房东的清租通知，而大多数租户家长收到的清租最迟时限都在九月底，但是九月开学在即，如果在此之前学位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些白石洲孩子将面临种种困境，要么跨区域上学，要么全家返乡，或者孩子成为留守儿童。白石洲家长们为此数次奔走多个部门寻求解决方案，仍无实质性结果。

白石洲家长们在教育局

2019 年 8 月 1 日，近 300 位外地房东到江南百货门前表达诉求，人们七嘴八舌，普通话夹杂着粤语，外地房东谈及因为和本地房东身份不同，他们面临不公平的赔付标准，这些人中也不乏为孩子上学问题焦灼的家长。

“不公平”，这三个字在白石洲的旧改浪潮中被屡次提及，但外界似乎更关注白石洲拆迁后会诞生多少个亿万富翁。每一个人在旧改中的遭遇是什么，这样一场空前的风暴对于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却无从知晓。外地房东聚集江南百货的那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有些人在雨伞下感叹道：“我们把青春都奉献给了深圳，想不到到头来是这个结果。”

图片来自网络

对于生活在白石洲的人来说，生活还在继续，只是多了不少搬家的货车，路边也堆满了搬家带不走的床垫和生活用品。这些被遗弃的东西，却意外成为居住在白石洲的孩子们暑假玩耍的新玩具。他们无拘无束地穿行在白石洲的大街小巷，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他们九月份的失学，同时，他们的家长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言语和他们解释这场突如其来的旧改。九月开学季对于每一个居住在白石洲的家长来说，仿佛都是一柄悬在心头的利剑。对于大部分白石洲家长而言，比搬家更为严峻的，是他们的孩子在搬迁后的上学问题：

1、清租的突然，加上周边房价之高，意味着很多租户很难找到新住处；没有新的租赁合同，孩子将不能申请小升初、初升高的学位。

2、如果租户想搬去周边地区就近上学，在租户得知清租消息的七月份，深圳教育局规定的申请转学插班时间最迟期限已过，无法办理转学。

3、非深籍家庭搬离南山区（白石洲所属区），无法满足深圳其他地区“居住一年以上”的入学要求。

4、受影响的白石洲孩子们多为三年级以下，即使是已经办理入学的孩子，由于上学路途变远，部分上学地段复杂等原因，他们上学要承担风险也将加大。

综上所述，对大多数的白石洲家庭而言，搬家就意味着“失学”。时至九月初，据家长说，位于白石洲的星河小学已经有超过 400 名小学生退学，“快乐幼儿园”的孩子也走了三分之二，三个班合并成了一个班。

02

事件即艺术，让艺术成为媒体

2017 年，策展人郑宏彬和广州西三村的艺术家，一起发起“西三电影制片厂”项目，和在地的艺术家们一起，一面像调查记者一样调研，一面拿起手机将问题和情景进行拍摄加工。西三村加工厂林立，郑宏彬也戏称“西三电影制片厂”是西三村问题的影像加工厂。

在“西三电影制片厂”项目中，郑宏彬提出“让艺术成为媒体”：在翔实的调研的基础上，找到公众可感知、易传播的点，创造艺术事件，让公众借由艺术实践中裂开的张力看见权益事件背后的逻辑，并试图引导这种创造性传播所吸引的关注来推动具体事情的解决。在涉及参与者合作的表达中，艺术家和参与者拥有同样权重的主体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纪录片《村民记者》。

2017 年 11 月 15 日，“西三电影制片厂”邀请 77 位西三村民、12 位住西三村的艺术家、6 位深圳的建筑师、导演、社会工作者，共 95 人，从广州出发，前往深圳白石洲，每个人拿自己的手机拍摄采访这个面临拆迁威胁的城中村的现状，共拍摄 2200 余段视频资料。历时一个半月，这部时长 1 小时 46 分的纪录片《村民记者》最终完成。对于 95 位拍摄者来说，这亦是一次对未来的联合的排演，西三村地处广州番禺，同样属于城中村，虽说拆迁没有提上日程，但村民的隐忧仍然存在。因为《村民记者》这个项目，郑宏彬开始持续关注白石洲的情况。2019 年 6 月白石洲拆迁正式启动，郑宏彬意识到这必然会牵连出诸多复杂的权益问题，便邀请四位艺术家——坚果兄弟、武老白、刘伟伟（他的项目会在后续文章中分享）和我来深圳驻地工作。

《村民记者》海报

03

“深圳娃娃”

十年前，艺术家坚果兄弟还在深圳华侨城的广告公司上班时，就租住在白石洲的公寓内，用坚果兄弟的话说，这里交通方便，房租相对便宜，而且比起小区的秩序感，城中村更有烟火气息。但于 2019 年 7 月重回白石洲调研时，坚果兄弟发现当年的轻松惬意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由路边停靠的搬家货车、社区竖起的围挡、行色匆匆的路人形成的紧张感。

在走访的过程中，坚果兄弟注意到因为搬迁，路边有很多孩子来不及带走的、被丢弃的布娃娃。他看着那一个个被丢弃的布娃娃，想到白石洲居民和路边布娃娃的命运一样，遭遇突如其来的拆迁，被无奈地抛在了街上。

白石洲孩子的学位问题是业主、租户、商户三方人群最紧急的问题。坚果兄弟随即通过“白石洲小组”、关心白石洲的商铺店主、白石洲微信群，来联系白石洲的家长们，问是否可以提供一个孩子的布娃娃。他们将布娃娃们收集起来，实施一个“抓娃娃计划”。计划的实施起初非常艰难，因为布娃娃是孩子的随身之物，多少会有不舍，但是在家长和孩子们了解到坚果兄弟的想法之后，大部分都乐意合作。坚果兄弟的方案的灵感来自商场常见的抓娃娃机，坚果兄弟希望收集大量居住在白石洲孩子的“娃娃”，放置在深圳的边界，再找一台大型施工挖掘机，一个一个把这些“深圳娃娃”丢向深圳界外，展演白石洲“娃娃”即将被深圳这座城市抛弃的命运。

坚果兄弟在白石洲收集“娃娃”

“巨大的抓机把娃娃轻飘飘地甩出去那一下，感觉有点恍惚，那是对这场力量悬殊的对决一个精准的概括。”

坚果兄弟在 15 天里收集了 400 多个白石洲的“娃娃”，有 100 余位白石洲家长及孩子参与捐赠。每位孩子还在送出“娃娃”的时候，在“娃娃”上写下自己对可能失去学位和拆迁的感受，坚果兄弟为他们和“娃娃”留影。15 天的时间里，有几家曾经参与过“白石洲小组”活动的店铺，成为收集的“娃娃”的临时寄存点。那段时间在白石洲总是会看到一个抱着一大堆“娃娃”的人游走在大街小巷，像一个马戏团的表演者。

白石洲家长及孩子捐赠“娃娃”

真正的“表演”在 2019 年 8 月 4 日，坚果兄弟把收集到的 400 多个“娃娃”矩阵式地排列在深圳边界的某处空地上，事先准备好的工程挖掘机将这 400 多个娃娃挨个抛到深圳的界外。这次作品的表演，除了坚果兄弟和志愿者的实施操作，诸多媒体记者、部分白石洲家长也来到了现场参与其中，并帮忙拍摄。那天烈日当头，炙烤着每一个现场的人。不同专业背景的人一起行动，像是完成一个共同的仪式。巨大的工程挖掘机和可爱渺小的“娃娃”放在一起，这种巨大的落差感也让人想到今天更普遍的生存处境。

“深圳娃娃”现场

正当诸多媒体面对白石洲拆迁话题难以找到切入点时，坚果兄弟通过“深圳娃娃”这个艺术事件，创造出一个媒体可以直接利用的话题，进而创造出白石洲居民和媒体直接对话的空间。艺术成为公共媒体的一环，不断撑开公共领域的话语空间。

“深圳娃娃”朋友圈展览内容，每张图片采用竖型长幅设计，分别由上部分的主标题和下部分的漫画组成

朋友圈页面显示效果，点击图片后显示文案和漫画

虽然“深圳娃娃”被媒体广泛报道，但是白石洲孩子的学位问题仍未得到实际解决。坚果兄弟希望延续这个项目，将“深圳娃娃”这组作品放在实体空间展览，但无奈没有展览空间接受这样的作品，坚果兄弟索性把微信朋友圈当作展厅，租赁了 10000 个人的朋友圈三天（租金协议价 3 毛），将坚果兄弟和插画家蔡蔡合作的“深圳娃娃九宫格插画”挂在租赁者的朋友圈展览。九幅插画的缩略图在朋友圈显示为“白石洲四千学童困境”这九个字，而点开后的长图则是以“抓娃娃”为基础的叙事漫画，每一幅都涵盖白石洲孩子上学的种种问题。坚果甚至找到“西三歌队”来写歌，并将抓娃娃的现场与收集过程做成 MV 在线上传播。坚果兄弟实践了自己的理念——事件即艺术，让艺术成为媒体。

04

从大数据和事件背后，看见具体的人

和坚果兄弟不同，我此前与白石洲并无交集。来白石洲驻地工作后，每天我除了在白石洲不同的微信群里翻看消息，就是陪白石洲的家长们去不同单位打听消息。路上有位家长和我说：“我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地方，这个月我都跑遍了。”在家长们看来，教育是百年大计，一切本应该为教育让步。但实际上，他们处处碰壁。家长们白天在不同岗位工作，晚上还要去邻近或者遥远的地方看房。白石洲家长与我约见时往往都是千钧压力之下的喘息片刻。在谈及迫切的搬家问题时，家长表示：“其实我们住在哪儿，或者住得远一点儿都不要紧，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怎么样都可以。孩子是在白石洲出生的，他们的童年都在白石洲，现在要搬走了，如果没学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位做停车场管理家长说：白石洲现在最多的车就是搬家的货车，有的车主为了接单方便，干脆彻夜停在白石洲的路旁。街头巷尾闲谈的内容也从柴米油盐变成和搬迁有关的数字：

“今天很多外地房东开会，要赔 1:1.2，本地房东才 1:0.3。”

“我一个朋友说的，不拆还有三房住，拆了之后扣除七七八八的只剩 20—30 平米的房子。”

“住了十来年的两房一厅，东西太多了，搬家费都用掉了 2000。”

“昨天去湾畔看了三房的，基本 1 万 1 到 1 万 2。”

“ 2 房 1 厅的中介费 1500—1800 元。”

“住房信息的登记必须满一年，才能申请学位，我住了 11 年，没有合同。”

……

白石洲微信群的群聊消息几乎每一句也和这类数字有关，突如其来的额外生存成本让人焦头烂额，没过几天，有位白石洲的租户将微信名改成了“来了就是深圳人全是谎言”。

在这场计算中，白石洲的家长面临最无解的问题是，如果搬到白石洲附近，高昂的房租无力承担；如果搬到深圳其他区，孩子因学位问题无法转学——如此困境变成一个死循环，让家长们进退不得。暑假即将结束时，有些孩子还在赶可能交不回去的暑假作业。“权利”这个词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可能需要耐心地解释才能明白，失去只是一刹那，承受和理解却要花很久的时间。因为旧改，白石洲家长们在暑假接受了不少媒体和个人的采访，有位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可以面对媒体聊聊他们的想法，对于家长来说，更多的曝光可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但孩子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社会议题以及意外的关注时，显得无所适从，反而不断回避对旧改做出表达的要求。家庭的撕裂在机械的旧改中像毛细血管一样不可见，其阴影却可能伴随孩子的一生。父辈作为第一或第二代流动人口，在投入到深圳的建设中时，绝大部分人的愿望都是希望子女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的子女却在机械的旧改中被迫成为新一代的流动人口。

如何使这些孩子在庞大而无情的旧改中找到理解它的入口，如何让白石洲家庭找到两代人可以坐下来平静沟通旧改的对话方式，如何让外界在大数据及权益事件背后看见具体的人们并体察他们的情感，这些是我在白石洲艺术实践中进一步的追问。

05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

我在陪伴白石洲家长的时间里，无论是线下见面还是在微信上群聊，最常听到的信息就是关于拆迁之后的租房、交通、学位等一系列的生活成本的计算。这些数字就像一个个求救信号，频繁出现在白石洲这片垂死挣扎的海面。有一次和一位家长在白石洲街头相遇，他正要带孩子去补习班，这些白石洲家长平时省吃俭用，但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一点不比深圳其他地方的家长少。因此，我和郑宏彬讨论（当时在计划实施“白石洲开学季”计划，包含美术课、音乐课、体育课，希望象征性地重建孩子失去的学校，但未能实施），发起一个“白石洲数学公开课”活动。既然在白石洲，无论是居民聚集现场的闲聊还是群聊的信息，都和拆迁后的成本增加有关，那我们不妨通过数学课来讨论，一个具体的家庭到底会因为拆迁额外承担多少成本。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而目前白石洲的家庭，家家都有一套难算的数学题。除了新闻里展示的 15 万人流离失所、上千名儿童面临失学困境这样的大的数字外，那些细枝末节中的 0.1、0.5 也同样重要。与此同时，面对旧改风波，家长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同孩子解释，有些家长觉得孩子听不懂太复杂的权益问题，也有些家长因为没能给孩子稳定的生活而自责，羞于沟通而宁可沉默。而数学课、应用题本身就是小学生和初中生在课堂上最常接触到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熟悉的形式，正好可以作为他们理解旧改事件的语言形式，而数学作业的辅导工作，恰好能创造出一个家长和孩子沟通白石洲旧改话题的情景。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海报

在前期的准备过程中，我通过对家长的采访和白石洲的群聊收集了各种和搬迁有关的信息，并通过武老白和黄桜介绍，找到一位数学老师编撰一套围绕白石洲家庭搬迁的数学应用题。8 月，在白石洲的一间教室，我们邀请了白石洲孩子、家长、数学老师、媒体共同参与这堂面向社会的数学公开课。数学课的现场与其说是课堂，不如说是一场关于白石洲拆迁问题的论坛。每一道关于拆迁及其额外成本的数学应用题，不同的孩子和家长会有各自的解释和算法。在讨论解题思路的同时，每个孩子还会结合自己的家庭遭遇进行分享，旁听的家长也会加入讨论，向孩子们讲述自己在拆迁中的遭遇。课后，我和志愿者们在白石洲街头像发传单一样，给有孩子的白石洲居民发放了剩余的白石洲数学课试卷，并走访了参与数学课的家庭。对于他们来说，数学课是一个让两代人可以平心静气地沟通旧改的“中介”。在旧改这个轰隆隆向前碾压一切的推土机面前，家庭内部因为沟通和理解产生的信任感，会持续发酵，直到变成其日常生活中持续抵御困境的堡垒。对于围观旧改的外界来说，白石洲除了是一个偌大的“旧改航母”外，还有一个个为几百块、几公里、几房几厅、几纸合同、几个学位而彻夜难眠的具体的人。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现场

白石洲家长 张先生：

“我估算了一下，我家因搬迁而额外多出的开支：

小孩上学，早送晚接一天车费大概 20 块钱，一个月要 440 元。

中午托管，每月 500 元。

这样每月就要多 940 块左右。

因早送晚接要花大量时间，我一天的收入按时计费大概一小时 40 块钱，按两小时计，一天就是 80 块钱，一个月就是 1600 多块。

房租，对比现在的市场房价，每月增加 1500 块钱。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学生试卷

综上所述，现在我家每个月无形中多出开支 4000 元左右。这个数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每月额外多出四千左右，那一家人的收入除了租房、吃饭、小孩上学，基本上所剩无几了。算完这笔账以后，我决定做钉子户了。”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现场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学生试卷

白石洲家长 李女士：

“金钱成本，现今房租 950 元一房一厅，搬到地铁沿线，估计最低也要 3000 块，多出 2050 元。孩子来回坐车，预计要转三趟车，单程平均 6 元，来回 12 元，每月 264 元。如果刮风下雨，还要算上的士费，平均每月至少要 300 元。

时间成本，以前孩子七点起床八点到校，搬离后保守估计至少六点就要起床，也就是说上下学的时间成本至少多 2 个小时。

安全成本，以前上学路上人口密集，走路也基本有类似安全通道的步行道路，个人认为安全系数 100%。而今将面临三次转车，早上又太早，晚上又太晚，尤其是冬天，天亮得晚黑得快，个人觉得安全系数只能有 50%，在我看来是极度危险！”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学生试卷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现场

白石洲家长 王女士：

“我现在租的房子加上水**电每月**1500 元左右。二孩上幼儿园每月学费 1300 元。大孩上补习班，每个月平均 600 元，生活费大概在 2500 元左右，这些费用是必须的。如果再加上其他零用和消费，每个月至少在 6000 元左右，这是一个四口家庭最低的消费了。

如果现在搬家，房租就要3500 块左右。孩子上学的车费至少每个月 200 块。上学距离远，午餐要在学校吃，毎个月 500 元，那大儿子的车费加生活费就 700 了，就算其他的不变，这就多花费了 2200 元，那我们每个月就要 8500 元。

搬远了，孩子上学安全没保障，生活成本也高岀了好多。我们在这里都是最低工资的人，如果每个月生活成本在 8500 元左右，那我们已经所剩无几，另外每年保险费还有 2 万多。”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学生试卷

白石洲家长 刘师傅：

“我现在租的房子每月 2500 元左右。家里老大的午托费一学期 1800 元，车费 50 元；老二上幼儿园每**月学费 1300 元；老三奶粉、尿裤、各类维生素营养品等每月最少 1000 元——三个孩子加起来，生活费大概在 3000 元左右，这些费用是必须的。再加上其他零用和消费，我们家每个月的支出至少在 8000 元**左右，超出的开支就要用信用卡来维持了。”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学生试卷

如果现在搬家，房租在 3500 块左右。孩子上学时间早，六点左右就得起床，如果坐公交，万一塞车得一个钟，孩子还晕车，上车就睡着了，还不知道会坐到哪里去！想想就后怕！坐地铁还得转车，车费至少每个月 300 块左右。老二早送晚接得花大量时间，我一个小时收入 35 块钱，**接送时间按三小时计，一天就是 105 块钱，一个月 2310 元。就算其他的不变，这里就多花费了 2310 元**，那我们每个月就要负债了。

白石洲家长旁听数学公开课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学生试卷

如果搬远了，孩子上学安全没保障，生活成本也高岀了好多。房租，对比现在的市场房价每月增加 1000 块钱。这样我家里每个月对比现在无形中多出开支 3560 块左右。打工的每个月就那几千块死工资，每月一家五口的最低消费也就这些了，已经是月月光了，更不能像有些可以有剩余，别负债就好了！

白石洲数学公开课现场

白石洲家长 郑女士：

“目前租的房子房租是 2100 元，现在去租小区房要 6500 元，车费每天 4 元，早餐每天 5 元，学校午托每天 18 元，因为太远了，还要晚托，就是每月 2000 元。现在上班离家近可以回家吃饭，以后离家远，大人在外面吃饭，午餐每天 20 元，车费 4 元。”

当我们将房租、搬家、搬家后远距离的上学路程、父母接送的时间、托管以及尴尬的“积分入学”问题，都通过运算逻辑变为数学题时，搬迁对白石洲家庭的影响进一步具体化。而这就是孩子和家长在白石洲开学季将要面对的状况。

坚果兄弟在白石洲收集娃娃

去现场，看见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人，朝向改变的实践，这些是在白石洲进行艺术实践的工作方法，方法背后是对尊严、权利、情感的体察。从“他们”的白石洲，到“我们”的白石洲，这里的“我们”就是一种联合工作的实践方式。

9月初，一份关于“砸锅卖铁”的文件于网路广传，引发热议。网传截图显示，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成立重庆市璧山区“砸锅卖铁”工作专班的通知》，决定成立“砸锅卖铁”工作专班。工作专班由常务副区长担任组长、区财政局局长、区国资中心主任任副组长。而此前，中央出台的加强化债重点省份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相关文件也有类似表述，要求12个重点省份“砸锅卖铁”全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砸锅卖铁的背后，是百万亿地方债务的积重难返。人们尽可以嘲笑砸锅卖铁这个词的土味与狼狈，但在嘲笑之外，欲图清醒认知时代的人，还必须全面审视其背后深层次的现实成因与政经逻辑。

一

探究今日地方债的历史渊源，至少要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地方融资平台模式的出现。

1994 年通过的《预算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 编制，不列赤字”。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量入为出，不能举债。

现实是复杂的，没有“正门”的举债，地方政府探索出一套“后门”的举债机制。1998 年，国家开发银行与芜湖市政府在国内首创了城市基础设施贷款领域的“芜湖模式”：即把若干个单一的城建项目打捆，由市政府指定的融资平台作为统借统还借款法人，由市政府建立“偿债准备金”作为还款保证。随后的 2000 年，国开行与苏州工业园区的合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模式，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制度安排：政府出资设立商业性法人机构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借款机构，使借款方获得土地出让的项目收益权，培育借款人的“内部现金流”;同时通过财政的补偿机制，将以土地出让收入等财政型基金转化为借款人的“外部现金流”，两者共同发挥作用，使政府信用有效转化为还款现金流。这就是如今人们熟知的地方融资平台模式的开端。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中国特色的财政管理制度以及经济绩效考核之下野蛮生长。2008 年，为抵抗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中国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各地纷纷成立融资平台公司，主要的商业银行和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卷入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据国家审计署2011年 审计，2010 年在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的 48.85%为 2008 年后发生的，同时地方债务是全国范围的。2010 年底，全国 2779 个县，只有 54 个县级政 府没有举借政府性债务。审计署 2013 年的审计中，包括负有偿还责任、负有担保责任和其他相应债务在内的全部地方政府债务由 2010 年的 10.7 万亿上升到 2013 年 6 月的 17.99 万 亿，年均增长近 20%。其中县级政府债务增长最快，为 26.59%；市级次之，为 17.36%；省 级为 14.41%。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最初主要投资在市政工程、重点工程等竞争性较低的领域来拉动经济发展，然而这些企业的政府背景使得他们很容易获得不均等的金融资源和政策资源，随着政策风向的变化，“国退民进”变成“国进民退”，地方融资平台企业畸形发 展，已经全面介入到各个竞争性市场领域。

就资源配置效率而言，为了地方政府融资目的而设计的平台公司，总体上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举债所投资的项目往往是政府导向而非市场导向的，同时在地方政府政绩压力之下，往往较少考虑未来的偿债能力和财政承受能力，缺乏统一严格的举债审批程序，存在大量不规范管理的现象。地方政府平台总体而言乏善可陈，其投资项目往往缺乏合理回报，现金流低迷，缺乏后续可持续性，经过 2008 年以来几轮的经济表现，其困境已经清晰可见：融资项目无法通过投资所产生的回报偿还债务，只有通过信贷延期或债务借新还旧维系，在此过程中，很多低效的融资平台事实上成为了僵尸企业。

二

从市场感知来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融资过程中，虽然以市场化面貌出现，但各参与主体心照不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际上一直依靠显性的或隐性的地方政府信用加持才能获得融资。

实际操作中，一些平台公司融资过程中，往往出具地方政府保函，或者是以地方政府控制的土地资源或政策资源作为担保，因此融资平台的兑付具有刚性。随着地方政府平台信用的滥用，市场的风险意识已经显著提升，一些过度融资——比如镇江或者像东北那样资信程度不佳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已经面临信用枯竭、再融资断流的地步。

众多融资平台几乎清一色地依赖地方政府信用，具有重要的连带后果。某个融资平台的违约行为，会给市场带来火烧连营的冲击波，导致所有融资平台的资信下降，融资成本提升，因此平台公司的违约后果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这逼迫地方政府承担刚性兑付的责任。某些地方政府，比如镇江，由于前期融资摊子铺得过大，债务叠加，而财政收入增长有限，实际上已经无法偿还到期债务，但在中国单一制政治结构下，地方政府不可能破产，上级政府自然需要为之埋单。在镇江个案当中，江苏省政府被迫介入，和债权人谈判，进行债务重组安排。

最开始，央行、银监会等部门采用存量贷款展期、借新还旧等“风险缓释术”，希望平滑偿债高峰，通过未来的经济增长来化解债务。这会让地方政府延续以往的思路，很难遏制其超过自身能力贷款的冲动，无助于抑制债务扩张。真到出现危机的时候， 还得中央政府来擦屁股。

随后 2012 年的两会，国务院明示将采用市场化的办法处理地方债务，如资产处置、项目转让和股权出售，至于公益性项目债务的偿还，则由中央部分兜底。这实际上将债务的偿付主体推给了地方政府，“谁的孩子谁抱走”。但在垂直管理的金融市场，没有中央政府的协调，地方政府的债务恐怕会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更何况，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也对应着经济增长，中央很难任地方自生自灭。

三

在这种两难格局下，中央政府开始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置换存量债务，同时收紧或禁止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借政府信用背书进行信贷融资。2015 年新《预算法》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余额管理，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此时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置换存量债务，不仅间接利用中央政府信用为地方债务背书，使地方债务短期内不会出现偿付危机，降低了地方的融资成本，还延长了债务的久期，避免短债长投带来的期限错配。允许地方发行债券置换存量债务之后不久，2015 年地方政府存量债券就高达 15.4 万亿元，这个规模已相当于中央国内债务和地方债务的 60%以上。增量上看，中央政府每年新增的债务规模相当于中央收入的 18%左右，而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规模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则逐年提升，从 2016 年的 7%上升到 2021 年的 28%。在新冠疫情 的两年间，中央和地方的债务增量都高达本级财政收入的 40%左右。总量上看，从 2015 年 到 2021 年，地方债券余额增长了 90%。

理论上讲，地方政府的债务从信贷转换为债券，性质和效果会发生变化，融资方式从间接转向直接，地方政府需要向金融市场披露更多的信息，而债券收益率、债信评级等，这可以有效约束地方政府无序融资的行为，并改善地方政府的项目投资质量。

但现实中，地方政府发债的最大约束不是市场认可，而是全国人大批复的地方债务余额。尽管地区之间的发行利率与国债的利差存在一定差异，但差异并不大。最近几年，以 2020 年 11 月财政部发文鼓励提升地方债市场化发行水平为界，此前 2019 年 2 月-2020 年 11 月全国平均上浮利差为 25.8BP，各主体上浮 利差区别较小，37 个体平均上浮利差处于 23.0\~31.8BP 的狭窄区间。2020 年 12 月以来， 37 个主体平均上浮利差分布区间扩大到 17.1\~29.7BP，分布区间仍然较窄，分化程度仅略 有增加。考虑到地方债券置换存量债务的初衷就是降低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因此地方债券的利差很难反映地方的真实财政风险，地区信用利差的分布区间也很难扩大。

从投资者结构来看，地方债也与其它债券有很大差异。商业银行债和企 业债的发行和交易有较高的市场化水平，银行以外的投资者占据投资主体；居其次的是国债，银行占总投资者的六成。相比之下，地方债与银行贷款的借款主体几乎一样，银行是最核心的投资者，占到了 83.5%。因此，地方债并不是一个市场化发行的债券，其发行机 制受到较强的行政干预，这也意味着地方债必然是一个隐含了中央政府信用担保的债券， 正是因为其隐含了中央政府信用，才能够以较低的信用利差成功发行，地区间的信用利差无法真实呈现地区间的财政风险差异。

四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迅速增长，但地方政府实际造成的债务风险 比地方债本身还要高。2015 年以后，居民部门杠杆迅速上升，同期地方政府部门的宏观杠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一方面是因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扩大融资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宏观政策通过房地产市场将地方政府部门的债务转换到住户部门承担。通俗地说，就是让老百姓在房价会持续高涨的预期下，加杠杆接盘房地产，实现房地产去库存以及土地财政的维系。

从宏观视角审视，地方债务的境况是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结果。1990 年代末，中央在整顿经济的同时，金融监管权垂直，地方没有渠道融资，债务规模有限。2008 年以后，中央为了刺激经济，实际上开闸放水，默许了地方债务规模的增长。当地方债务规模较大的时候，如何处置这些债务就成为一个问题。如果按 1990 年代末的逻辑，谁的孩子谁抱走，中央严控金融系统，自然是可以有效地去杠杆，压缩地方融资的空间。但问题是控制紧了，地方债务风险就会暴露，金融风险压力最终会传导到中央，中央很难 袖手旁观；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压力一直存在，在财政集权的条件下，在基建+地产的发展模式下，如果严控地方杠杆，就很难实现经济增长。这种局面一直僵持着，中央政府在承认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并采用债券置换存量债务以后，一直致力于控制地方债券之外的地方债务。

2015 年，财政部发布《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地方政府存量债务中通过银行贷款等非政府债券方式举借部分，通过三年左右的过渡期，由省级财政部门在限额内安排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随后，因为控制隐性债务等目标，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正式提出企业去杠 杆。2016 年 10 月，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上层强调要推动经济去杠杆，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最终于 2017 年形成了“去杠杆”的政策。2017 年 7 月的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未来五年对财政纪律的严厉整肃，提出对地方政府债务终身追责、倒查责任，由此对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量化解和增量变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体现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中发〔2018〕27 号)和《地方政府 隐性债务问责办法》(中办发〔2018〕46 号)等中央文件之中。2018 年，中央财经委员会首次提出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强调去杠杆的重点为地方政府和国企部门。

五

那么，银行及影子银行，在清理地方债的过程中，又有着怎样的际遇呢？

数据上看，银行机构通过压缩通道和表外业务，推动结构性去杠杆。去杠杆是通过影子银行体系的清理实现的，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表外业务同比均为负增长，随着表外业务回归表内，银行表内贷款占比不断提高。去杠杆的过程，也就是消除影子银行的过程。

影子银行的资金来源有二：其一，以私人理财作为主要资金来源，也就是储蓄存款出表，通过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作为“通道”，绕开银行监管的规定，投向非标准化标的；其 二，以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为资金来源，通过“委外”的渠道，投向标准化的金融产品。加上传统的表内信用渠道，资金主要流向地方政府支持的平台和房地产。对于资金需求 方，拿到表内信用和“委外”的主体都处于龙头地位，从“通道”拿钱的都是信用资格不好的主体（好的主体，可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低）。“通道”的实际杠杆率则比较复杂，特别是经过多重中介的资金，但只要最终的需求主体不打破刚兑的承诺，整个资金链条就不容易脆断。

去杠杆政策启动以后，地方债置换存量债务，将原来期限机构错配的影子银行资金转成直接信用融资。而金融机构采取“委外”加杠杆的方式（因标准化产品便于抵押融资），来提 高收益率。地方债务置换计划等于是金融资金分配的省级统筹，因为借款主体是地方政府，而发债的主体是省政府。这个金融省级统筹+降低债务成本的做法，催生了影子银行的 进一步创新。

2017 年以来，去杠杆的基本逻辑在于，一方面把表内的管理规定全面扩展到了表外，使得表外资金的成本迅速上升；另一方面，限制了地方政府各种形式的融资担保，无论是一 次性偿还（直接融资担保），还是分期偿还（PPP）。

客观上，新的监管措施等于使得金融资金的省级统筹进一步升级。还有一种可能性，由于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过于庞大，不符合新监管规定，需要大幅度增加资本金，这同样只能由省级政府或者大型国企来完成，也就是把股份向实力强的高行政层级国有单位转让。这也意味着风险从低层次的政府移到更高层次的政府，信用变得更加刚性，风险也从市县扩展到省级区域。

2017 年到 2018 年 11 月，去杠杆有一些成效，2017 年政府总杠杆率从上年的 36.6%下降到 36.2%，回落 0.4 个百分点。其中，地方政府杠杆率由 2016 年的 20.6%下降到 19.9%，下降 了 0.6 个百分点。但去杠杆政策造成市场信心的滑落，到 2018 年下半年，市场信心低迷， 最终在 11 月，最高领导人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挽回市场信心。去杠杆也告一段落。

六

债务化解、杠杆控制是一个激烈的过程，必然会引发金融市场动荡、人事变革。以往处置债务的过程，往往是组合拳，有下岗、国退民进的去杠杆政策，也有放松监管、 分权、增加支出的积极政策，同时需要一定的权力结构的变化安排。在缺乏这些前提的情况下，如前所说，地方国企、城投、平台公司的债务，绝大多数可以被实质性地认为是地方政府层面的债务，而地方政府的这种责任，再加上其自身拥有的债务，又在博弈中易被甩锅成为中央政府层面的债务（或者中央政府信用隐性担保，如地方债券）。

很显然，这是一个两难。不管控，地方债务会不断上升，中央政府对地方融资平台管控的强化，债务增长曲线开始趋向平缓，不过这也导致一些平台再融资难度增加，导致风险暴露。如何剥离这些债务的政府信用，单在技术层面是无解的，无论显性化，还是隐性化+严监管，都很难实质控制其债务扩张及风险水平。

“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是中国官方喜欢的一种叙事框架，地方债务问题无疑需要放在这种框架下。根据官方数据，2022年中国克服疫情管控带来的各种冲击，GDP增速达到3%，2023年GDP保持了5.2%的增长速度，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一度变成一种乐观期待。然而由于所谓的疫情疤痕效应，叠加地缘政治情势恶化，全球供应链重构以及改革预期落空所带来的信心缺失等诸多因素，2024年以来，经济发展陡然失速，尤其是房地产行业一连串救市政策失灵，导致地方财政收入雪上加霜，部分区域财政危机开始显性化。2024年1-7月，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除了上海有703亿元的盈余之外，其他省份地方财政均入不敷出，财政收支缺口超过1000亿元的省份有23个。

而截止到2024年6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42.61万亿，城投平台有息债务为62.19万亿，百万亿巨债造成的压力开始显示其急迫性，靠发展来解决债务问题的叙事框架越来越缺乏说服力。

七

面对不断增长的债务压力，官方首先在政治层面强调信心，并做出统筹安排。2023年7月，中共政治局提出“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提出妥善化解存量控制增量、优化中央和地方债务结构、健全化债长效机制等总体要求。2024年2月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统筹做好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的通知》。这种政治震慑以及政策措施的组合，或许有助于约束地方财政冲动，防止地方债务的继续恶化，但地方政府往往面临相互冲突的议程，在“既要又要”的现实困境中，地方政府对政治纪律有选择性机会主义空间，因此其效果往往是表面的，短暂的。中央政府多次表态要地方政府承担化债责任，但在单一制体系下，压力自然会向上传导，中央政府不可能置身事外。通过中央层面的协调，推出特殊再融资债券，提供应急性金融工具就成为必然选项。

根据官方数据，2023年10月-2024年6月，各地累计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1.5万亿元。通过高度政治化的内部磋商协调，对那些债务压力巨大，具有短期内暴雷风险的地方债务，给予定点清除。但是，这种所谓的特殊再融资债券，本质上是政治博弈的产物，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中央政府未必能有效约束地方政府，对信用危机的救助反而可能鼓励更多危机爆发。

除了发行1.5万亿特殊再融资债券，第二个化解地方债务的重要步骤是，通过金融体系重构债务。在中央政府默许之下，地方政府、平台公司与银行金融机构展开磋商，协调金融机构对存量债务进行重组、置换，把债券期限拉长，用时间换空间，来缓解当前压力。作为这种化解债务的工作成果是，2024年上半年发行的新增专项债中接近七成是10年以上的超长期债券，新增专项债中30年期、20年期和15年期合计规模占比达到69.5%。地方政府债券尤其是专项债券的剩余平均期限明显拉长。截至2024年5月底，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为9.2年，较2019年初拉长4.8年。这种“用时间换空间”的债务重组方式，一个潜台词是寄望未来经济能恢复快速发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可是，如果发生像日本那样“失去的20年”的情景，这些展期的债务将如何化解？——大概谁也不会去追问这种问题。

第三种比较重要的处理机制就是盘活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和资产，实行资产变现，兑付部分急迫的地方债务利息，这就是最近舆论哗然的所谓“砸锅卖铁”模式。其实，这种操作模式早已有之，符合经济逻辑，比较典型的案例是白酒化债，比如贵州通过茅台化债，云南通过云南白药化债，安徽古井集团、四川泸州老窖集团、河北老白干集团等所在地方政府纷纷跟进白酒化债，这些做法都是盘活或出让部分地方政府掌控的资产，来化解债务。

但问题是，除了土地资源以及少数特殊公共资源，地方政府或地方平台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那些“锅和铁”是怎么来的？质而言之，它们就是各种债务转换成的不良或低效的资产，如果这些“锅和铁”有合理的回报，也就是它们值钱，那一开始就不会产生债务问题。如果它们并不值钱，那怎么可能有效化解债务压力？

当然，舆论空间在对“砸锅卖铁”表示震惊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丝期待，那就是通过债务危机压力，客观上促使地方政府清空那些效率低下的资产，从经济活动中逐步后退，给市场和民营经济留出空间，重新回到“国退民进”的模式，为后续经济发展带来动能。但从目前看来，在不触动政府权力结构，在市场主体信心无法恢复的情况下，这种期待恐怕会落空。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多少和“砸锅卖铁”有内在关联，那就是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非税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没收入等等。2023年和2024年以来， 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快速增长，2023年近80%地区的非税收入在财政收入的占比较疫情前有所上升，2024年上半年非税收入同比增长11.7%。非税收收入增长通常被视为税源不足时地方政府弥补财政收入的手段，但不言而喻的是，非税收入的增长是一个令人忧心的现象，它很可能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一种模式，对经济健康增长构成即刻而明显的威胁。

八

到目前为止，我们基本都停留在财政工具框架内来讨论债务问题。不过财政压力不一定会以财政危机的面貌出现，在权力结构中心化、权力缺乏制衡的体制下，危机会不断传染和转移，甚至换一种面貌出现。当财政工具不足以化解债务压力时，货币政策工具自然会进场，与宽松财政工具协同发力。通过降准降息，货币当局已经在配合财政政策来降低债务压力。

2024年8月人民银行开展了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向部分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买入短期限国债并卖出长期限国债，全月净买入债券面值为1000亿元。这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一大步，意味着央行可通过国债买卖提供或回收流动性；这是化解财政债务压力的一小步，因为后续这类操作规模会更大，频次会更加密集。

央行通过购买国债提供流动性，被一些舆论认为是财政货币化的第一步，也有一些舆论认为是无锚印钞的开始，虽然这两种解读都不准确，但货币政策成为财政危机压力化解工具，这是毫无疑问的。目前约束央行货币政策工具施展的是汇率端的贬值压力，等到美联储货币周期逆转，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缓解，货币工具肯定会更加积极地介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当然这些政策很可能将埋下或已经埋下通胀危机和汇率贬值危机，只不过燃眉之急才是要务，谁管明日洪水滔天？

从根源上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积累和爆发， 和中国行政体系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相关，和财权与事权配置模式相关，和地方政府长期预算软约束相关，和长期以来对GDP的畸形重视以及对官僚体制绩效的考核体系有关，当然更和权力机制失衡，制衡和监督机制缺位相关。说到底，就是地方治理体制的错位，这种错位问题的解决，需要一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共识。上述通过政治纪律，通过特别债券，通过债务展期，以及通过砸锅卖铁等方式来化解地方债务的做法，基本上都是扬汤止沸抱薪救火，治标不治本。诱发地方政府债务畸形飙升，诱发各种道德风险的机制依然不变如初。

注：本篇内容部分摘自作者写于2021年底的《中国债务报告》，修改于2024年9月初，大部分数据来自互联网，不一一注明。

1992年颁布的《收养法》，改变了超过16万多名中国孤儿的命运。他们被外国家庭带走、收养，其中有一半左右，去了美国。

如今，新的政策宣告了跨国收养的终结。

两年前，兽楼处记录了一位美国华人兰妮的故事。二十年来，她不断收集中国报纸上弃婴的信息公告，将孩子们的信息，做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同时将这些信息，免费提供给有寻亲需求的人。

她的工作帮助了很多家庭，也成了20年跨国收养的见证。我的文章，只记录了这份伟大事业的冰山一角。

跨国收养结束了，但跨越种族的博爱将永远熠熠生辉。有两个数字值得我们一再擦亮——被跨国收养的孩子中，80%以上是女孩，80%以上患先天残疾或疾病。

下面，是那篇故事的全文。

兰妮说，她后来做的很多事情，都缘起于2002年。

兰妮的中文名叫龙兰。1970年，她出生在广州郊区一个农村里。她母亲生了五个女孩，她排第四。没生男孩的母亲，常被人说“没崽生”。

当时她家里条件很不好，经常开锅的米都没有。她爸常年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挣五个人的口粮，晚上八九点还在割稻子。

因为家里太苦了，母亲想给女儿们找个好人家收养。能吃饱，总比跟着她挨饿要强。一对无法生育的教师夫妻愿意收养，但她父亲不舍得，对人家说，你收养可以，但不能改她的姓。

那对教师夫妻不愿意。父亲就把小龙兰抱了回来。多年后母亲还说，当初应该让你留在那：

说不定你就有机会念大学了。

龙兰的大姐也被收养了好几年。六七岁时，赶鸭子不小心把一只鸭子打死了。她父亲跟收养的人家还有来往，正好去看她，大姐也知道亲生父亲是谁，闯了祸怕被打骂，就跟着父亲回来了。

那户人家后来又收养了一个女孩，女孩考上了大学。大姐这些年过得不算好，母亲一直很后悔，说大姐留在那户人家的话，肯定比现在强。

她二姐本来也找了户人家收养。但那户人家远在新疆，二姐不愿意去，最后也没走成。五姐妹就这样，一起长大。

1987年，龙兰初中毕业，辗转进了广州沙面一家礼品店打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当时在沙面。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涉外收养正式开始。一些国外的收养家庭，至少要在有本国领事馆的城市停留一周，给孩子办签证。在广州的，大多入住白天鹅宾馆，他们抽空在领事馆附近逛，习惯买些纪念品回去。

打工积攒了一些经验，26岁那年，兰妮在附近开了一家小礼品店。大多数顾客就是收养了中国孩子的外国人。她觉得这些外国家庭很有爱心，同时很不理解孩子的亲生父母：

怎么舍得把孩子丢弃。

2002年年初，兰妮店里接待了一位美国的单身父亲，他来广州给收养的第二个女儿办签证。几个月后，他从美国联系了兰妮。

他说，女儿之前所在的福利院想给孩子们买空调。他帮忙募捐到一些钱，要带去中国，想找兰妮做翻译。

那次旅程，他还顺便想要一张二女儿婴儿时的彩色照片。收养二女儿时，费用单上有项50美元的公告费。福利院说是婴儿被捡拾时的寻亲公告。他想要一份拷贝，但对方说有规定不能给收养家庭。

他觉得很遗憾，两人想到可以去找公告的原件。找了好久，最后在一个藏在小巷里的仓库翻到了。那是一份他们没能在街边报刊亭找到的报纸，《广东公安报》。

他们想到，其他收养家庭可能也想保存类似的公告，于是买下一大堆报纸。

两年后，兰妮和他结婚了。她收集旧报纸的习惯，从那时一直保留下来。

1

按民政部规定，福利机构送养弃婴、儿童，民政部门应在当地省级报纸上刊登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的公告。60日内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认领的，视为找不到生父母。

大部分寻亲公告刊登在法制版面或社会题材版面，也有部分刊登在中缝。早期的公告是纯文字。广东省的公告从2001年左右开始带婴儿照片，湖南、江西则从2003年开始有。

2003年广东省公告

大部分寻找丢失孩子的家庭文化程度较低，甚至不识字，狭小的生活圈与报纸绝缘。而报纸上，孩子的姓名大都由福利院重起，出生日期是估计。

2002年之后，兰妮也去了美国。她每次回国，都会去各地图书馆查当地报刊，平均一个城市要花两三天收集这种公告的扫描件。

她收集到了50多个城市的公告。从《羊城晚报》《湖南日报》《长江商报》，再到《云南日报》《安徽青年报》等。

四川、云南公告

有些小报刊连图书馆都没有陈列。她得扫街询问。找到报社后，一口气买好几年的报纸，从中挑出刊登公告的那些，塞满行李箱。

回国的行程通常是一个月。收集完报刊，兰妮回家休息一个星期，陪陪母亲。十七八年里，她前后去了21个省和北京、天津、上海。每趟下来都像大病一场。

起初，她单纯觉得这个信息很重要。其他收养家庭没有能力去找，报纸会定期销毁，也许就永远错过了。

找的公告多了，她开始注意到一些细节。

比如，每个孩子只在报纸上出现一次，她没见过重复刊登的涉外收养公告；又比如，会有好些大龄男童的捡拾信息。有些男孩6、7岁甚至11岁了，说在某个广场或市场捡到，没写任何健康问题。她想这么大的孩子，肯定知道家里人叫什么。

为什么还送到福利院，然后送养到国外？

被捡拾的大龄男童

公告后来透露的信息，越来越多。

2

回到美国，兰妮把每个孩子的信息输入到电脑。出生日期，捡拾日期，捡拾地点，送养时的名字。

原资料也保存着。仓库那里有7个文件柜，每个文件柜一列6个抽屉，大部分报纸都保存完好。

仓库实图

因为收集的资料太多了，把所有数据输入电脑这个工程，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完成。条目数多的：

有广东省30233条，江西23959条，湖南18876条，广西13338条。

另外，湖北也有 8555条，安徽有7584条，江苏有7241条，河南有7172条，重庆7030条，浙江2304条。仅这十个省市，就有12.6万条数据信息。

很多公告看上去像很正常的偶发事件。比如有些孩子写的是，在养老院门口捡的。

可一旦根据公告的捡拾日期地点汇总到一起，形成大数据，一些巧合显露了出来。

比如2005年3月至8月的半年之间，江西上饶一家养老院门口陆续出现了16个初生儿，她们被收养时都姓：

“灵”。

两年后，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2007年11月至2008年2月，还是这个养老院门口，平均每十天，都能捡到一个不满月的婴儿。

为什么这些家庭，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一个地方遗弃孩子？

还有更密集的。2002年的12月14日到31日，抚州的“荆公路办事处”，半个月捡到7个初生儿。

含“荆公路办事处”的公告

不同地区的数据各有风格。

比如，贵州很多孩子的信息是谁谁家门口捡的。有的寻亲成功后发现，孩子当年是从这户人家被直接抱走的。湖南喜欢写镇政府门口、卫生室门口和隔壁的中学门口。

打开江西的数据，则会不停看到，福利院门口、民政局门口，偶尔出现街边和医院。不过，有些小乡镇的计生办和民政局，跟镇政府往往在同一栋楼。也就是说，好些地址，其实是同一个地址。

2005年，一个很明显的转折出现了。

在此之前，涉外送养公告上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女孩，通常在9个月到两周岁之间。

2005年之后，男孩逐渐占到了百分之四十左右，而且越来越多七八岁、甚至快到14周岁的孩子。

带有先天疾病的比例也变高了。总体数据量逐年下降。

现有的数据里，有36个孩子捡拾自广西全州县，其中至少4个孩子的捡拾地写的是全州计生部门。

全州的邓小周家说儿子1989年生，一岁左右被抱走。而根据兰妮的寻亲经验，中国被国外家庭收养的孩子基本上是1991年及之后出生的。

一幅大得惊人的拼图，随着十几万块碎片归位，全貌隐隐浮现。

3

兰妮家一共收养了三个中国孩子。

大女儿是她先生和前妻1998年收养的，二女儿是她先生独身时期收养的，都来自广东的福利院。

2005年，已经完婚的他们，在河南的福利院收养了三女儿。

那时她只知道这些孩子没有父母养，想给她们一个家，成为母亲，大概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允许涉外送养的国家有很多，从韩国、泰国、越南、保加利亚，到非洲各国。海外家庭普遍认为，中国的程序相对简便，费用明确。

90年代初是中国福利院里儿童流向的一道分水岭。1991年开始，中国一度成为最大的送养国之一，跟17个国家建立了跨国收养合作。

官方的数字是，有超过15万中国孩子被海外家庭收养。

海外收养家庭要进入收养流程。首先要联系本国的收养中介，提供年收入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健康证明等，缴纳费用，向本国政府部门提交申请，接受背景调查，获批后公证，档案送往中国审核。申请提交之后，一般要等一年到两年多。

1992年4月，《收养法》实施。外国人依照该法可以在中国收养子女。

2003年，民政部下发《关于社会福利机构涉外送养工作的若干规定》。按照此规定：

涉外送养的，必须是孤儿或弃儿。

收到全国各地福利院提交的证明之后，北京的中国收养中心会根据国外收养中介提供的领养家庭的照片及信息，来做配对。

在至少一年以上的程序后，海外家庭会收到中国收养中心的文件：

我们已经帮你匹配了一个孩子，来自某某福利院，叫什么名字，哪一天出生。

从这天起，这个家庭就开始等待启程通知。

出发前，收养家庭需换好人民币现金，因为要签署一份自愿赠与协议：乙方自愿向甲方捐赠35000元。

海外收养家庭抵达后，通常前往省民政厅办理手续。在那里，福利院将孩子交到收养父母手上。

交接手续完成后，福利院提供孩子的弃婴捡拾证明和护照。少数孩子进去时会有出生证明，如果亲生父母当年给孩子留下了出生条，也有的会保存，给收养家庭一个复印件。

签证办好后，这些孩子跟随收养家庭登上飞往异国的航班。

4

被收养儿童的身世往往是这样陈述的——

证明

邵燕妮（女）99年4月8日出生，于99年5月6日在邵阳市东风路23号门口发现遗弃在该地，被邵阳市居民曾运秀捡拾，于99年5月6日由邵阳市广场派出所送入我院抚养，至今查找不到其亲生父母及其他亲属。

邵阳市儿童福利院

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明

邵福高（女）2002年2月18日出生，于2002年2月18日在邵阳市宝庆中路155号门口发现遗弃在该地，被邵阳市居民张兰秀捡拾，于2002年2月18日由邵阳市广场派出所送于我院抚养，至今查找不到其亲生父母及其他亲属。

邵阳市儿童福利院

2002年7月18日

这些在国外长大的孩子，长大后从捡拾证明中了解自己的身世。一个带门牌号的捡拾地，一个实名的捡拾人，看起来事实确凿。

有些孩子想要寻亲，兰妮因此收到不少孩子寄给她的收养文件。她发现，有些证明跟刊登在报纸上的公告信息不吻合。

上文中的邵燕妮，报纸寻亲公告上她的捡拾地是隆回县民政局，但收养家庭收到的证明，捡拾地却在邵阳市。

被海外收养的孩子中有一部分，曾被亲生父母临时安置在其他人家代养，最终由于罚款问题而失散。

如果非常幸运地，收养信息准确记录当初来源于哪户人家，孩子十几年后仍可能凭此找到曾经的代养家庭。

不然，在DNA匹配出现之前，往往是说不尽的曲折。“邵燕妮”，原名杨叶，家住隆回县滩头镇龙石村七组的杨能善是她的亲生爸爸。杨家一直没停止过寻女。

在杨能善的叙述中，1999年，他在广州打工，镇计生办的人员带领三十多个不明身份的人员将他家团团围住，从他妻子怀里将杨叶抱走。

2018年的一通电话录音里，他们追问当年的经手人，对方言之凿凿：杨叶没有送出去，就在滩头。

DNA已经比对上亲生父母的另一个女孩，“邵福高”，原名刘欢，家在荷香桥镇聂家村七组，是刘期柏的第二个孩子。

2002年，刘欢被镇计生办送走后杳无音讯，刘期柏十几年来借债寻访。2013年，他被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5

2002年离开江西一个福利院时，小宇有一份成长报告。报告告诉她的收养家庭，女孩被村民捡到时，身穿棉袄和兰花围裙，头戴一顶宝宝帽。

一张红纸条，留下了出生日期。

小宇让带她的阿姨印象深刻的是，她笑起来声音很大，爱听音乐、反应快、特别合群。

虽然不懂中文，小宇的养母将这几张A4纸单独收藏，有时候取出来摩挲。但二十年后，在加拿大长大的小宇对我说，哪怕家里并不避讳，她从来都羞于谈论自己的身世，害怕冒犯了收养她的父母，害怕显得没能融入这个家庭。

“小时候我努力让自己更像白人，上高中后见到其他亚裔，想跟他们交朋友，就拼命模仿纯正的亚裔。”

18岁之前，每当小宇想到亲生父母，她都不敢告诉养父母她想找他们。她怕发现他们已经去世，又怕中国那么大，根本没有找到的可能。

“没有来处”的困惑，缠绕着这群年轻人。兰妮家的大女儿从小到大都想找亲生父母，想知道为什么父母当年没有把她留在身边。哪怕只是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也好，她对兰妮讲。

这种困惑旁人难以感同身受，每则被收养孩子回国寻亲的报道底下，评论总是争着劝退，“不要找了”“没有必要”“养恩大于生恩”。

兰妮几千人的通讯录中，寻亲的孩子身处世界各地。虽带有同一个身份标签，这十几万个收养了中国孩子的海外家庭里，亲子关系或许也有千百种模样。

如果收养父母不支持寻亲，年轻的孩子语言不通也没有足够经济能力，无法迢迢万里回国。有些孩子会特别执着地频繁给兰妮发信息：

你帮我找到亲生父母了没有？

兰妮认识一位被收养的女孩，寻亲多年患了抑郁症。最终DNA比对成功找到亲生父母，依然走不出来。还有部分认亲至今没能进行。

找到，与彼此接受，是两回事。

但能知道孩子的下落，毕竟是幸运的。至少大部分父母不必再耗尽余生盲目在国内寻找。有一个父亲寻了二十多年女儿。实际上女儿七八个月大时，已经被辗转送到了美国。

2020年寻亲成功后，他给女儿发了一条信息：

这是你老母亲，她自从你被人抱走，她跟你老奶奶到现在两个好像是仇人（女儿被抱走时是在奶奶身边）。自从有你的消息，你妈妈每天有笑脸，高兴了很多，我感到开心很多。她也跟你一样喜欢吃红薯，和甜品一类东西，她什么都能做，就是有一点悲伤，看到你心情好多了。

6

2016年的圣诞节前，有一位美国妈妈联系了兰妮，想买一张她女儿婴儿时期带照片的寻亲公告，作为特殊的圣诞礼物。

她的女儿收养自江西铜鼓县。兰妮翻出来寻亲公告发了过去。几年前，因为很多从铜鼓县收养了孩子的海外家庭想为孩子寻亲，她跑过一趟江西。

那一趟，她接触到一位给福利院代养孩子的养母。养母跟代养过的孩子感情很深，送走他们之前，会带孩子去照相馆合影留念。兰妮翻拍了所有照片。

有一张照片，是养母和一对双胞胎拍的。寻亲公告上，福利院给她们起的名字也很有特点，一个叫民玫，一个叫民瑰。

福利院公告

她们被不同的美国家庭收养。

兰妮告诉了这个找照片的美国妈妈之后，对方联系上了电视节目《早安美国》，当年双胞胎在电视直播上的重逢，成了这个国民节目的经典一幕。

很多被收养的孩子为了寻亲，将DNA数据录入公共数据库，他们有些没找到亲生父母，但是跟同样被国外家庭收养的姐姐或者妹妹比对成功，最终姐妹重逢。

DNA比对还能匹配上非直系亲属。之前重庆一个家长联系兰妮找孩子，结果他没找到女儿，却找到了一个侄女。

看到匹配结果后，兰妮跟他说，你有几个兄弟姐妹？他们之中有一个送走了女儿的。

他说没有，我只有一个姐姐，绝对没有送走过孩子，否则我肯定知道。

第二天，他跟兰妮说，我才知道我姐姐送走过一个女儿。

姐姐当年一心想要博个儿子。刚好有朋友说，干脆你把女儿送走，有机会再生一个，可能就是个儿子。以后抓得没那么紧了，或许还能将女儿要回来。

两全其美。

7

兰妮收养三女儿是在2005年初。

她那趟原本是受海外收养家庭委托，去河南一家福利院看望孩子，冬天很冷，福利院的暖气坏了，她看到很多三四岁的女孩子挤在一起，味道挺大的。

其中有个女孩患有癫痫，似乎更需要一个家。她动了收养的念头。

那年三丫头四岁，等她签证出来的期间，母女俩在国内呆了一段时间。女儿总喜欢睡在兰妮肚子上。有时候会问：

妈妈，我是不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

兰妮回答，每个孩子当然都是从妈妈的肚皮里出来的。

女儿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她突然很愤怒地问兰妮：

你知道被丢掉是什么感觉吗？

她以为兰妮是她的亲生妈妈，当年是兰妮把她丢进福利院的。兰妮赶紧说不是我丢的你。

女儿从那时开始情绪变得很糟糕。她有一些幼年期的记忆，但是模糊不清。兰妮决定开始帮她找亲生父母。

当初收养的时候，兰妮问院长，孩子是从哪里来的？院长说她是一个村里面捡到，送过来的。

但是兰妮看她的收养文件，写的明明是在民政局门口发现的。也就是说，文件上的信息不是真实的。

决定为女儿寻亲之后，兰妮给院长打了很多次电话，想打听那个村的名字。可是接通一次过后，他就一直不接电话了。

兰妮当年收养三丫头的时候，曾要求与代养了她三年的养母见面，还留下了养母的联络方式。

这个时候，兰妮再次联系这位养母。对方承认，她其实是孩子的亲姨妈。DNA鉴定显示，她们确有血缘关系。

后来，兰妮和女儿回国与她亲生父母见面后才知道，他们曾被许诺，女儿可以免费出国留学，大学毕业后将会回国找亲生父母。他们不明白，作出决定的那一天，自家的孩子就踏上了合法成为另一家庭孩子的道路。

兰妮跟三女儿的亲姨妈一直有微信联系。知道真相后兰妮问她，当初你怎么不跟我说这些？她说：

怕你不收养她。

国足又输了，而且是在主场领先一球、多一人作战的情况下遭沙特逆转，可谓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输球就输球吧，这对于半死不活的中国足球产业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奇怪的地方在于，以前即便是输越南、输缅甸，球迷都是打碎的牙往肚子里吞，虽然恨铁不成钢，但至少输得起，现在可就不一样了，一部分人不仅不认输，还想赢。

怎么赢呢？比赛肯定是赢不了的，那就从别的地方赢，比如有球迷说：

“日本赢了足球又能如何，踢球好的国家没有一个混的好的，阿根廷得了世界杯冠军，结果国家破产了。”

“足球踢得好有什么用，联合国上三常没一个足球踢得好的。”

换句话说就是，国足输了，中国没输，不仅没输，还赢麻了。

虽然这只是一家之言，甚至不像是出自真正的球迷之口，但在如今的社会氛围下，国足不仅0比7大败，还是“耻辱”的败给了我们一向瞧不起的“小日本”，这足以引发舆论地震了，大样本下，持以上观点的人自然也不在少数。

实际上足球踢得好又混得好的国家有很多，比如德国、法国、英格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不仅都是足球强国，还是发达国家，亚洲也有日本、韩国。

至于所谓的“上三常”，纯粹是意淫的产物，而且美国与俄罗斯的足球都不差，美国曾经连续七届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最好成绩拿到过八强，目前世界排名第16，在日本、伊朗、韩国这些亚洲一流球队之上。

俄罗斯（不包括苏联）也是多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拿到过八强，欧洲杯更是只有一次未出线，最好成绩四强，目前世界排名33，力压卡塔尔、加拿大、埃及、沙特等劲旅。

也就中国足球实力最弱，世界排名87，与美俄不在一个量级。

很多人经常会拿奥运水平来对比国足成绩，并对其差距感到困惑。

其实，中国足球的成绩虽看起来与一些奥运项目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但对于部分中国人而言，它们却拥有相同的本质——既不是一项运动，也不是一种娱乐，而是激发民族自豪感的工具，天生就肩负着扬我国威的使命。因此，竞技本身的魅力不重要，输赢才是硬道理。

而当“唯输赢论”成为指导思想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再也输不起了。

奥运开始前喊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当苏炜德失误导致体操男团丢掉金牌后，又开始铺天盖地的谩骂。一输掉比赛就质疑裁判不公、质疑对手耍赖、质疑自己遭到打压。

国足输给日本之后，很多球迷一边说着“我们输得起”，一边又指责球员没血性，比赛踢不过，怎么不踢人。

这样的心态不仅表现在体育层面，更充斥于社会的上上下下，甚至到了正视不足、取长补短都难以做到的地步，毕竟在很多人看来，承认缺点也是一种认输。

既然输不起，那就只能赢了，实在赢不了也要创造条件赢。

美国人民水深火热，我们赢；日本人知小礼而无大义，我们赢；英法日薄西山，我们赢；北欧小国寡民，我们又赢；就连卖个手机、谈个历史都要赢到麻为止。

足球也不能例外，虽然咱们踢得臭，但正所谓勿以赢小而不麻，比不过技战术可以比经济嘛，对冲效果是差了点，但能赢就行。

不过，目前的“赢论”虽是显学，却仍处草创阶段，对于足球领域的支持度还略显不够，想要小赢、大赢甚至双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一次特殊的运输。8月13日凌晨，前往福建的路上，54岁的货车司机牛师傅不幸心梗去世。面对被搁置的货物和货车，四位与他素不相识的货车司机，决定接力完成这场运输交易。

近三年以来，随着货车司机过剩，货源不足和运价下调，类似意外和事故屡上新闻，而途中的货物和车，则是他们留下的难题。仅过去一年时间里，这几位热心的司机就相继参与过五、六次类似的救援——它们发生在海拔5400米以上的高原，也出现在深圳这样热闹的都市里。“基本是‘累’死的，有车贷，家里负担又大，现在运费不高，也不挣钱。”一位参与救援的司机说。

文|蔡家欣

编辑| 王一然‍‍

视频剪辑|张歆玥

三声鸣笛

它停靠在武汉的新洲服务区。车头是解放牌的J6P，红色的，看起来崭新，车身和玻璃被擦得发光。货厢是13米长的高低板，被厚实的篷布牢牢罩住了，里面装着价值十几万的烟胶。

大概8月11日，这辆货车从山西出发，按照计划，它将在3天内抵达目的地——1900公里外福建三明的一家轮胎厂。卸完货，它大概率会在当地“趴活”，待将货厢塞满后，再经由国道，折返回它的老家山西太原。

但意外发生了。出发后约20个小时，8月13日凌晨，途经武汉新洲服务区时，这辆货车的主人，54岁的司机牛师傅突发心梗，倒在了驾驶室。被救护车拉走后，那辆解放牌的货车，连同车上的货物，卡在了武汉新洲服务区。

在运输行当，每辆货车出发前，关于车上的货物和送达时间，司机和货主都会拟定相关的协议，超时、货损都有可能产生额外的赔偿，特别是水果这类的生鲜。

按照惯例，发生类似的意外，通常家属会委托新司机将货物送到目的地，再将货车开回当地变卖处理。对于家属来说，类似的委托费用不菲，一趟运费基本没法覆盖。

牛师傅家中只有一个读高中的女儿，后事都是将近60岁的姐姐来处理，也找不到帮忙的司机。“很多人会觉得忌讳，又不是自己的亲人，就算给钱，也不愿意去开回来。”37岁的小于说。他在河北石家庄元氏县做二手货车的生意。8月13日，牛师傅的姐姐求助到网络上，小于得知后，和另外三个同伴决定将货物送达，把车开回山西太原。

●在小于等人的帮助下，牛师傅的解放牌J6P挂车开回目的地。讲述者供图‍

关于牛师傅，小于和同伴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他的长相。至于帮忙的原因，小于坦诚地说，因为流量。他和同伴都有自媒体账号，时间相对充裕，“这种事情会引起很多关注，特别是货车圈的人，帮助他的时候，也给自己带来了流量和知名度。”

当然，这辆车的主人牛师傅，也代表着小于几个人的另一面：曾经的货车司机，一人一车，承担着家庭经济来源，几乎所有时间都在路上。小于是土生土长的元氏人，背靠山西和内蒙的煤炭产业，元氏县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二手大车交易市场。十几年前，小于就跟着父亲在外跑车。后来，为了照顾家里，也考虑到最坏的意外情况，这对父子决定分开跑车。 

接到求助当晚，收拾几件衣服，带上充电宝——就像曾经每一次出车，小于和同伴拎着包开车出发，在隔天中午到达武汉新洲。

脸盆、牙刷、毛巾，以及几件衣服，在那辆解放牌J6P面前，小于看着家属将牛师傅的遗物清点出来——以车为家，这些司机的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8月14日中午12点，在派出所民警的见证下，小于正式从家属手里接过车钥匙。出发之前，一条黑底白字的条幅被贴在车头，“千里护送卡友魂归故里”。

两个小时以后，武汉新洲服务区传来三声有序的鸣笛声，那辆解放牌的J6P终于缓缓驶出新洲服务区，“鸣笛代表送行，我们用鸣笛来敬死者。”

国道、戈壁滩和无人接听的电话

事实上，那天夜里1点，求救的电话曾从这辆红色J6P的驾驶室拨出，先是120，一个小时后，同一台手机又拨向了110。仅有三平米左右的驾驶室里，没人知道他如何求救，以及度过最后的等待时间。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公开数据，2020年全国1728万货车司机，完成全社会74%的货运量和31%的周转量。在以定位和导航为主的北斗系统里，他们变成一个又一个闪烁的点，散落在交通网的脉络上，移动或者静止。但那是车辆的实时状态，至于驾驶室里的生命状态，则很难被感知和发现。交通事故、突发急症、甚至是抢劫，各种各样的悲剧经常上演。

和小于一样，38岁的一灯既是自媒体博主，也做了将近20年的货车司机。他去年开始参加类似的救助，大部分都是家属在网络上发来私信，一灯再打电话确认。家属总带着哭腔，“我老公去世了，实在没办法解决，能否帮助我们一次？”

一灯说自己没办法拒绝。做货车司机的那些年，每年在家的日子不超过一个月。每次回家，他都会发现孩子猛地又蹿个了。妻子、孩子、父母都对他小心翼翼，但也不甚了解，陪伴他最多的是一部收音机。“换位思考，如果有一天我客死他乡，无依无靠，老婆孩子对开车的事都不了解，你可以想象那种无助。”

一灯参加过五、六次救助行动。核实信息后，他会告知同行，基于自愿的原则报名参与救助。到达事发地，在派出所民警的见证下，再与家属完成车辆和货物交接。

●西藏救援中，小于一边吸氧一边开车。讲述者供图

过世的司机年龄基本都在40岁以上，有两位超过50岁。最年轻的只有31岁，那是一个江西人，也是两个小女孩的父亲。在柳州察觉到身体不对劲以后，他跟太原的牛师傅一样，拨打了120，遗憾的是，送到医院以后也没能抢救过来。

有些时候，死亡来得非常突然。在深圳，一位来自河南的货车司车终于卸完了货，倒车的过程中，他一头栽倒在方向盘上，再也没能站起来；河南安阳的一位司机，跑车途中，每晚都会跟家里通电话。2023年8月的一个夜里，他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直到最后关机。

六天以后，这辆货车在一条国道边被找到。一灯还记得车门打开的时刻，50多岁的司机双手抱头，趴在方向盘上，没有了生命气息，身体已经微微有些腐烂了。

护送过程也总有各种意外。比如，有一回一灯到达当地后才发现，货物属于危险品，要临时寻找、雇佣有相关运输资质的司机。今年年初，在西藏海拔5400米的一条国道上，一位司机与家里失去了联络。几天后，这位司机连同货车被发现冲到了遥远的戈壁滩上。高原反应叠加车祸，司机早已失去了生命体征，货车的方向盘上，满是血迹。出发之前，一灯只能拿出纸巾，将血迹一点一点擦干净。

那场护送充满了波折。连同一灯和小于共有10个人参加，自驾进入高海拔地区后，却因为高原反应，其中六个人只能卡在半道。返程的路，先是四条轮胎没气，修好后，货车又撞上马路边，坏掉了三条轮胎。

常年开车的人，见多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生死瞬间，总是迷信一些。驾驶室内，四位司机决定燃起三支烟，但那三支烟怎么都打不着。最后没办法，只能打电话给家属，让家属通过视频“喊魂”。最后，三支烟顺利点燃了，车也顺当地开往了目的地。

下行的运价和不敢深睡的司机

从武汉到福建三明，700公里的路程，小于和一灯等四人花了13个小时，8月15日凌晨3点，牛师傅那辆红色的解放牌J6P货车抵达目的地。

这个订单走的是平台，按照流程，运费的提取，需要牛师傅人脸识别认证。白天卸完货，在那家轮胎厂的门口，小于四人跟货主来回商量两个小时，终于拿到属于牛师傅的那笔运费：14280元。

按照小于的估算，如果没有意外，这趟车来回需要五天，每天不到1000块的利润。出发前，牛师傅曾跟姐姐提过，还要再跑两趟类似的订单，才能覆盖当月的车贷——54岁这一年的开端，牛师傅买进了那辆解放牌J6P的货车，落地价在40万左右。

在小于和一灯这样的老司机眼里，54岁还在买车，更多的是无奈。“他应该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买车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要承担家里的费用。”小于说。

这两年买卖二手大车，他见过太多人的来去。有人卖车做餐饮，以为能摆脱这个行当，失败后也只能灰溜溜地回来，“很多人甚至小学都没有毕业，但凡（其它行业）能有饭吃，谁都不想干这行。”

几年前，虽然道路上的风险更高，但货车司机的付出和收入还成正比。光景好的时候，三四个人拼一台车，每个月不仅能挣到上万元，还能休息10来天。近两三年，日子开始变得难起来，一辆车基本只能养得起一个司机，一位在新疆跑车十来年的司机，入行时每天能收入1000多块钱，现在每个月也就5000块钱，“每天最多的就是在排队等货”。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2023年1月至8月，公路物流运价指数持续下跌。与此同时，成本却在上升，比如油价。行情低迷，车价也在大幅缩水，一辆仅买半年的新车，经过折旧，挂到二手市场上，甚至都无法覆盖贷款。

●出发之前，小于一行人会点烟，在地上洒酒，向死者致敬。讲述者供图‍

司机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跑车，缩短运输单趟周期，增加趟数。车贷、以及背后的家庭压力，让这些货车司机变成机器上的传送带，不停地转，每个月至少要跑25天以上，每天要跑12个小时甚至更长。

入行四年多，40岁的刘芳媛见证了这个行业的急剧下坠。她开着一辆4米2的厢货，在日照、连云港和太湖一带穿行。以往，从山东出发，往长江南岸送货，再折返回来，大概需要两天半的时间，中间还能休息7个小时。

运价下滑以后，为了能挣到跟以前一样的钱，车厢里的货从三家增加到五家，甚至是七家。还是两天半的周期跑一圈，但路程变长了，卸货时间增多——这些都是用睡觉、吃饭、甚至是上厕所的时间换来的。

刘芳媛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女性跑车有很多不便利，比如上厕所、洗澡。但她家里三个小孩，正是用钱的时候。而丈夫在工地做电工，这两年工作量少了一半。最难的时候，刘芳媛带着小女儿到处跑车。有一回，在山路上车刹不住，往后溜滑，最终一半轮胎悬空卡住了——是刚刚学会说话的小女儿求助路人来帮忙抬车。

高强度的跑车，也让她留下头疼的毛病，车里总要备着布洛芬。近一年，刘芳媛经常刷到一灯和小于救援的视频，看到许多司机猝死的案例。她也会害怕。疲劳开车后，她会将座椅往后调，把被子、枕头放在方向盘上，趴在上面睡觉。闹钟每半个小时都要响一次。“这是我的自救方式，我不敢躺着睡，担心过度疲劳深睡以后会没法醒来。”

刘芳媛和其他司机姐妹有一个小群，出车时会互相抱团。每天晚上在群里报备路线和时间，为了确保对方的安全状态，醒来后也会互相打微信电话，“起床没？”在她看来，现在行情艰难，每个人都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中，“不仅要自救，也需要依靠别人，互相关照。”

最后的“风光”

8月16日中午，那台红色的解放牌J6P货车，重新回到了它的家乡山西太原。那天上午，它的主人，54岁的牛师傅，已经落葬。货车缓缓驶出太古高速口的时候，路旁零星站着几位来为他送行的“卡友”，J6P再次发出三声鸣笛。

对于货车司机来说，这是一趟奢侈的返程，不仅空车返回，还全程走高速。一般情况下，返程时，货车司机会选择走国道，再顺路拉一车货。行话又称作“回程货”，大多数时候，“回程货”会被拼命压价，它只能减少回程的成本，基本不挣钱。

在小于和一灯等四人看来，永远在路上的货车司机，为了争取时间，似乎总在佝着腰求人，包括普通的村民，以至物流园的保安、卸货工。最后一趟车，他们希望司机能够“风光”一回，“千里空放，不计算油费和路费，用货车人的方式送他一程。”

即便如此，最后一段回家的路，J6P还是逃不了被嫌弃的下场——小于说，原本家属约好了停车场，但负责人看到了J6P的相关短视频，拒绝了它的进场，“这是一辆死过人的车，不管你给多少钱，他都不允许你停靠。”

最后实在找不到地方，J6P只好停靠在马路边的空地上。连同车钥匙，以及14280元的运费交还给了家属。这趟救助的高速费、油费、以及吃喝共花去了28000块，小于四人决定平摊。

回述这些情况，一灯和小于看起来很平静。每次救助，在家属的同意下，他们几人都会拍视频，甚至是直播。有网友斥责他们为了流量，一灯和小于都没有否认。有些时候，家属也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外界的关注，甚至是帮助。

●小于和一灯参加过多次救援，波折最多的就是西藏之行。讲述者供图

年初，一位哈尔滨的司机在往西藏送货的途中过世，家中还有两个正在读小学的孩子。经过宣传和直播，除了网友的捐款之外，货主额外给了1万块的扶助，并承诺负担司机两个小孩至初中毕业的学习费用。

直播和短视频带来的流量，也让更多货车圈的人看到了小于和一灯。比如，当J6P从福建返回山西路上，排队加气时，其他的司机大都知晓了情况，默默为它让路。之前在西藏将车开回的路上，同样的货车迎面开来，看到救助车头上黑底白字的条幅，也会放慢车速，然后长按喇叭，为那位陌生的司机同行送行。

但直播过程中，有时路途中司机间免不了会聊天开玩笑，网友斥责他们，“别人都去世了，你怎么还能笑出来？”一灯感到很不解，他只是来帮忙，跟死者素未谋面，“我不可能24小时都趴在这里哭”。

也有很多货车司机网友转来几十块一笔的小额捐款，希望小于和一灯能转交给家属。但不久前，因为捐款的事情，一灯被网友举报“非法集资”，面临着2万到20万的罚款。

不久前，小于听说，那辆红色的J6P货车也回流到了元氏县的二手大车市场。经过折旧和这次事故，“资不抵债，车卖出后，也很难抵消贷款。”小于猜测，J6P很难卖上一个好价格。

（文中一灯为讲述者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