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网传广东高院正在审理的黄雪琴、王建兵案二审遭“秘密宣判”，涉嫌严重程序违法。

（下文来源于网络，未获授权转载，侵删）

雪琴的这条路

有关于雪琴的记忆涌上来的时候，我就想起被讯问的时刻——你怎么认识的黄雪琴，通过谁，她有没有做什么事。那是一段会闭口沉默的记忆，当我离开那个空间，才后知后觉地知晓雪琴的失联。我们的证供，是不是被编织成完全不一样的雪琴。

第一次见到雪琴的时候，还是多年前的反性骚扰活动，她戴着圆圆的草编帽子走进来，讲起她在事件后的追问和思索，言语热切，是记者气质。随后几年，远远见证了她在这个议题上的不断深入和扎实调查，中国记者的反性骚然调查报告，北航Metoo的连续报道，那个冬天的最光耀时，她站在塞满许多人的公共录影棚中演讲直播，聚光灯投在她身上，我在台下看她。这条路，雪琴走得一发不可收拾，她的书案小小的，身上好像有无尽的热情，很多个Metoo案例也在中国爆发得不一发不可收拾，我知道她一直在努力。

她开始从记者路，跨向了法律，为此勤奋地异地求学，然而很快因为外界阻力而终止。她失联了两次，再出现时，还是一样热切。第二次的失联，直到如今。我常常想起她，以不同的心情。目击雪琴这些年的生活与遭遇，我曾经感受到巨大的浪费，多么好的一个人，她本可以为这世界带来许多东西。无形的系统却浪费她的心意，努力，才能，意志坚定的时间和生命，换来被暴力对待，被压抑被噤声被限制自由，同样也不得不与创伤们共存的每个日夜，还要分出力气来处理沉默和恐惧。雪琴因向往公正而学法律，如今又遭遇的秘密审判不公，导致二审诉讼驳回，像一个巨大的讽刺。

与雪琴相连的那些瞬间，是很具体的追问：在此刻的世界里，我们怎样才能不浪费自己？我们会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要在什么地方站稳和相信？我们会迎来怎样的世界？

Living in the truth. 是雪琴在朋友圈签名里留下的答案。Fight for it. 是我们想要的接力。

I miss you, Sophia.

林清

“多年前，我从某知名媒体辞职。没有告诉任何人真实的辞职理由……”，黄雪琴说。

多年后，她参与了一场与女性赋权有关的话题分享，与她一同参与分享9位女记者当中有5位表示自己曾遭受了程度不一的性骚扰。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女记者群体里，不是只有她曾身陷囹圄，不是只有她选择了沉默。

图片来源：《华南早报》视频

#Me too风暴在盘踞西方主流媒体头版数月之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球。今年年初，300名好莱坞女性发起的Time’s Up行动使得性骚扰问题再次升温。而在中国，2017年10月20日《我也被性骚扰过——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一文在传媒圈内掀起一波风浪；2018年3月7日，《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正式发布。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在调查报告发布之后继续跟进采访，一起来听听这份沉重报告背后的故事。

中国媒体版#Me too：聚焦女性媒体人

2017年，中国持证记者已超过22.8万，其中女性占48.23%，在媒体行业，女性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半边天”。

然而，根据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2014年的一项调查，全球约有一半的女记者遇到过与工作有关的性骚扰，近三分之二的女记者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了威胁、恐吓、性别歧视及骚扰。而这个数字近几年有怎样的变动不得而知，原因是近几年的该主题的权威调查数量几乎为零。

8成受访者曾遭遇性骚扰，近6成保持沉默

此次调查共有1762人参与，收回有效问卷416份。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八成（83.7%）的受访女记者曾遭受性骚扰，42.4%的受访者遭遇的性骚扰不止一次，18.2%的受访者遭遇 5 次以上。

“数据结果的出来的时候，这个数据展示的结果比想象中严重。”黄雪琴表示，这只是媒体行业范围内的一个调查，并没有采取随机抽样的调查方式，所以数据是偏高的。

这些遭遇过性骚扰的女记者中，57.3%选择了沉默/忍耐/躲避；只有3.2%的人报告单位上级领导、人事管理部门；报警仅占 0.6%。“女记者是性骚扰的重灾区，并且大多数都选择了沉默”，数据结果验证了这一经验性结论。

89份被骚扰自述，5张#Me too照片

在网络上发布性骚扰调查的时候，黄雪琴曾呼吁曾遭遇过性骚扰的女记者实名或匿名留言讲述自身的经历、拍照支持#Me too。截止调查结束，89 人以留言的形式分享了曾经的遭遇，37人以邮件、私信等方式详细讲述其遭遇。然而，只有5名女记者拍下#Me Too 图片。

黄雪琴表示，在这为数不多的5张照片当中，有人特意遮住了脸，有人只拍了自己的背影，几乎没有人愿意大胆站出来。

起初，在国内推#Me too的时候，黄雪琴就发现，许多曾遭遇性骚扰的人并不太愿意用正脸、图片或者相片的方式来直接告诉大家“我被性骚扰了”。互联网为匿名发声提供了便利，这也是她决定采用调查的形式推动大家为自己发声的原因。

女记者缘何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很是讽刺，我们自认为以笔为嘴，为全民发声，为弱势群体维权，然而，却耻于为自己捍卫权利。”

—— 受访者自述

一边为弱势群体大声疾呼，一边自身遭到侵犯时却选择了沉默，为何会出现这种矛盾的情况呢？

作为拥有良好的数据搜集能力、反应能力、敏感度及话语权的高知群体，常常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女记者们理应比较大胆地维护自己权利。在和受访对象的沟通之中，黄雪琴找到了答案。

“与其他群体不同，在中国，记者是自我认同价值相对较高的职业，这使得大部分女记者的自尊心很强。”通过调查采访，黄雪琴发现，一些女记者会抱着“不想让家人失望，也不想让别人对她所代表职业失望”的心理。

由于性骚扰事件中的证据采集较为困难，加之女记者们见惯了社会上的冷暖与无奈。她们明白如果证据不足举证对方，对自己是很不利的——不仅担心隐私被泄露，影响到自己的事业跟生活，还担心性骚扰实施者对自己的打击报复。

种种原因之下， 57.3%的女记者选择保持沉默。

“其实女记者考虑的东西很多很多，所以导致最后越勇敢为别人发声的人，到了自己身上就变得更加无力、更加尴尬。”,黄雪琴说道。

345份被骚扰问卷的背后

性骚扰——权力的游戏

“怎么处理？聪明泼辣的，挡过去；胆小怕事的，躲着走；委曲求全，那就是悲剧。”

——受访者自述

性骚扰实施者当中，超过九成（91%）为男性。其中，40.9%的实施者是当事人的领导，30%的为同事，37.1%为陌生人，17.3%的性骚扰实施者为工作中的采访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40.9%的性骚扰实施者是当事人的领导。智联招聘发布的《2018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女性仍然停留在基础岗位，职业级别仍有较大的性别差距。

由于早期的行业发展缺乏专业培训，黄雪琴认为，目前记者行业内充斥着一些“江湖气”严重的中上层领导。“那些站在权利的高处的资源拥有者或者既得利益者，比较容易对相对职位低、相对能力或者权利跟资源都处于劣势的群体发起的挑衅。”

“不仅是女记者行业受到困扰，性骚扰背后的本质是权利跟资源的不对等。” 黄雪琴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平权主义者：“不管是男跟女都有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所以这不是一个男跟女的战争，而是权力高位跟低位的一个战争。”

人才流失不容忽视的原因

“这样的环境又会导致女记者的纷纷转行，媒体人才流失，媒体环境更加恶劣。”

——受访者自述

职业的特殊性是女记者成为性骚扰高发群体的一大原因，调查当中，性骚扰实施者为女记者的采访对象的比例也高达17.3%。

在遭遇过性骚扰的媒体人当中，16.3%的人有持续的精神抑郁，12.4%严重影响了事业，5.6%的当事人有自杀和自残倾向。

黄雪琴说：“如果在采访过程中受到了采访对象的性骚扰，可能会对受访者其实是存有一定的芥蒂之心的，就很难再建立起跟受访对象相互信任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她们工作的表现，也或多或少地影响正常的人际交往。”

媒体行业不景气、收入不高、做新闻的空间变小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媒体行业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在采访调查的过程中，黄雪琴发现，除了以上原因，性骚扰遭遇也是促使女性媒体人转行的重要刺激因素。

“这背后有个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倾向，性骚扰是传媒人才流失的一大原因。”黄雪琴表示，“调查虽然没有显示出职场性骚扰是媒体人离职的直接原因，但它确实是原因之一。” 

阴暗里的曙光

“或许真的像你说的，只有重新揭开伤疤，让里面的淤血流出来才能真正治愈。希望我的分享可以自我治愈，也给更多女记者们一份力量。”

——受访者自述

自揭伤疤、打破沉默、调查呼吁……"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曾是黄雪琴朋友圈的个性签名，她的这份勇气与果敢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但也面临着多种质疑——有人认为，她这样的举动会给记者行业抹黑；有人认为她这样的举动会加剧两性矛盾。

在黄雪琴看来，大家应该用平视的眼光去看待这个职业，不应该因过度美化而对女记者性骚扰问题避而不谈。目前的状况是——女记者职场性骚扰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性骚扰与调情只有一步之遥

虽然，在黄雪琴看来，之前的披露和这次的调查都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是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值得欣慰的事情。

比如，在这次采访调查中，有位男编辑想借这个调查道歉。这位男编辑说，他曾出于喜欢拥抱了一位女记者，在了解了许多性骚扰的案例之后，发现这位女记者当时可能因为他的高级编辑身份而压抑了不情愿，他认为自己在不自知的情况下骚扰了这位女记者。

有时候，性骚扰和调情只有一步之遥。黄雪琴说：“当事人到底舒不舒服，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一点很重要。”

有人揭开自己淤血的伤疤，有人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黄雪琴认为自己的举动至少引起了部分人的反思及性骚扰意识的提升。“其实很多人对性骚扰是脱敏的，我希望大家敏感起来。”

沉默到发声：让脱敏的人们敏感起来

下一步，黄雪琴打算将这份性骚扰报告邮寄给记协和工会，引起他们对行业内性骚扰问题的关注。在黄雪琴看来，媒体行业是在一个比较开放、包容、接纳的行业，应该起到带头作用。

“带头来在媒体里面做一些培训，给女记者做一些培训，告诉她什么是性骚扰，遇到性骚扰该怎么去做。”

调查显示，61%受访者在性骚扰发生后处于一种“懵”状态；48.6%不知道该如何反抗；近74.4%的受访者都希望工作单位有必要开展“防性骚扰”相关的培训讲座或者出台相关的规定，但只有3%的受访者表示他曾受到过相关的培训或讲座。

中国缺少防治性骚扰的机制是性骚扰问题的症结所在，黄雪琴和罗茜茜很早就在资料搜集中认识到这个情况。防性骚扰机制的建设包括事前的防性骚扰教育、事中的处理机制（调查协助、法律援助及心理咨询）及事后的惩罚机制三个方面。“‘反性骚扰机制’其实是一个很虚的概念，我要把实化。”

《时代》杂志2017年度风云人物——“打破沉默者”，这个词不仅指#Me too运动中勇敢发声的女性，而是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职业与身份，都选择不再沉默，将秘密公诸于世，汇集成一个声音的群体。如今，越来越多人加入到“打破沉默者”的行列。

在这个注意力只有七秒的金鱼系时代，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奢侈，而发声本身，更是一种力量。黄雪琴说:“其实尖锐的批判声当局反而不接受，人们反而愿意倾听那些有意义有建设性的声音。我希望我发出的声音是柔和但有力的。”

曹林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4月20日   01 版）

加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又一次把延长退休年龄推向了风口浪尖。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日前受访时表示，面对30多年后的人口老龄化高峰，国家管理的公共养老金收支会有较大缺口。他建议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提出采取每5年把退休年龄延长1岁的制度设计。专家称阶梯式、渐进式的延长退休年龄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相比此前“一步到位”的激进方案，“5年延1岁”的设计温和多了。不过这是一个容易撕裂社会情感的话题，争议和阻力并未因方案的温和而减少。这种撕裂从不同阶层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从舆情分析看，支持延迟退休的主要是两大社会群体：官员和专家。其他阶层则多数反对延迟退休，辛苦了一辈子快到领退休金安享天年的时候，突然要延迟退休，心理上接受不了。

分析支持者和反对者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支持延迟退休者，大多是既有养老体制的受益者，而反对者则多是相对被剥夺群体，甚至是受损者。中国在养老上实行的是双轨制，机关和事业单位发养老金，而企业单位是自己缴养老保险，从企业退休领到的养老金往往比从机关退休少得多。官员和专家支持延迟退休方案，因为这不仅不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还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多数公众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这种改革没有触动他们最反对的养老双轨制。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均，养老账户的空账问题虽然严重，但他们可以接受一个低的养老金，可不能接受有些人比自己高那么多。人们其实不是反对延迟退休，而更多是反感政府在双轨制改革上对民意的漠视，动不了官员和专家，就拣软柿子捏。

公众最大的期待是养老双轨制的并轨，把每个国民一起置于平等的体制下，先解决平等问题，再解决空账问题。而“延迟退休”则回避了这个核心问题，这正是作为双轨制受益者的官员和专家所期待的。

延迟退休对官员和专家是有益的，官员大多希望延迟退休，因为延迟的不仅是工作，更是权力利益。按现在的退休年龄，一般官员到了60岁就得退，很多人都不适应这种退休后手中无权的落寞感，延迟退休则延长了他们的政治生命。专家也是如此，大学和科研院所多已高度行政化，是官场的翻版，退休的院长和教授自然比不上在位的。但对普通劳动者而言，工作则是一种负担，没有权力利益，辛辛苦苦熬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却又赶上了延迟退休。延迟退休可能会让这些人产生一种双重的双损感：双轨制已让他们受损害，延迟退休更进一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从另一个角度看，延迟退休可能是对一代人的违约。制度和政策应该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尤其是这个政策涉及大的公众利益时，应给公众一个稳定的预期。什么年龄退休，什么时候能拿到养老金，是国家对国民的一种承诺和约定，不能轻易打破这样的契约。不能以“延长退休年龄是国际惯例”作为打破契约的借口，发达国家延长退休年龄是经由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民主途径与国民协商而订立的契约，不能想当然和随意地改变。即使因为空账问题需要调整，也应经过民主决策，让每个利益群体都参与到博弈中。

而且，不能一说到养老金缺口，就把所有责任都转嫁给社会和公众，在提起延迟退休这个议题时，首先要追问政府在养老金问题上有没有承担应有的投入，履行好应有的政府保障责任。毕竟，公众纳的税不是白纳的，里面有对自己未来养老的一份投资。

在养老问题上，改革的次序应该是，先改掉双轨制，再谈延迟退休；先加大政府投入，再谈公众责任。

1992年颁布的《收养法》，改变了超过16万多名中国孤儿的命运。他们被外国家庭带走、收养，其中有一半左右，去了美国。

如今，新的政策宣告了跨国收养的终结。

两年前，兽楼处记录了一位美国华人兰妮的故事。二十年来，她不断收集中国报纸上弃婴的信息公告，将孩子们的信息，做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同时将这些信息，免费提供给有寻亲需求的人。

她的工作帮助了很多家庭，也成了20年跨国收养的见证。我的文章，只记录了这份伟大事业的冰山一角。

跨国收养结束了，但跨越种族的博爱将永远熠熠生辉。有两个数字值得我们一再擦亮——被跨国收养的孩子中，80%以上是女孩，80%以上患先天残疾或疾病。

下面，是那篇故事的全文。

兰妮说，她后来做的很多事情，都缘起于2002年。

兰妮的中文名叫龙兰。1970年，她出生在广州郊区一个农村里。她母亲生了五个女孩，她排第四。没生男孩的母亲，常被人说“没崽生”。

当时她家里条件很不好，经常开锅的米都没有。她爸常年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挣五个人的口粮，晚上八九点还在割稻子。

因为家里太苦了，母亲想给女儿们找个好人家收养。能吃饱，总比跟着她挨饿要强。一对无法生育的教师夫妻愿意收养，但她父亲不舍得，对人家说，你收养可以，但不能改她的姓。

那对教师夫妻不愿意。父亲就把小龙兰抱了回来。多年后母亲还说，当初应该让你留在那：

说不定你就有机会念大学了。

龙兰的大姐也被收养了好几年。六七岁时，赶鸭子不小心把一只鸭子打死了。她父亲跟收养的人家还有来往，正好去看她，大姐也知道亲生父亲是谁，闯了祸怕被打骂，就跟着父亲回来了。

那户人家后来又收养了一个女孩，女孩考上了大学。大姐这些年过得不算好，母亲一直很后悔，说大姐留在那户人家的话，肯定比现在强。

她二姐本来也找了户人家收养。但那户人家远在新疆，二姐不愿意去，最后也没走成。五姐妹就这样，一起长大。

1987年，龙兰初中毕业，辗转进了广州沙面一家礼品店打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当时在沙面。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涉外收养正式开始。一些国外的收养家庭，至少要在有本国领事馆的城市停留一周，给孩子办签证。在广州的，大多入住白天鹅宾馆，他们抽空在领事馆附近逛，习惯买些纪念品回去。

打工积攒了一些经验，26岁那年，兰妮在附近开了一家小礼品店。大多数顾客就是收养了中国孩子的外国人。她觉得这些外国家庭很有爱心，同时很不理解孩子的亲生父母：

怎么舍得把孩子丢弃。

2002年年初，兰妮店里接待了一位美国的单身父亲，他来广州给收养的第二个女儿办签证。几个月后，他从美国联系了兰妮。

他说，女儿之前所在的福利院想给孩子们买空调。他帮忙募捐到一些钱，要带去中国，想找兰妮做翻译。

那次旅程，他还顺便想要一张二女儿婴儿时的彩色照片。收养二女儿时，费用单上有项50美元的公告费。福利院说是婴儿被捡拾时的寻亲公告。他想要一份拷贝，但对方说有规定不能给收养家庭。

他觉得很遗憾，两人想到可以去找公告的原件。找了好久，最后在一个藏在小巷里的仓库翻到了。那是一份他们没能在街边报刊亭找到的报纸，《广东公安报》。

他们想到，其他收养家庭可能也想保存类似的公告，于是买下一大堆报纸。

两年后，兰妮和他结婚了。她收集旧报纸的习惯，从那时一直保留下来。

1

按民政部规定，福利机构送养弃婴、儿童，民政部门应在当地省级报纸上刊登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的公告。60日内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认领的，视为找不到生父母。

大部分寻亲公告刊登在法制版面或社会题材版面，也有部分刊登在中缝。早期的公告是纯文字。广东省的公告从2001年左右开始带婴儿照片，湖南、江西则从2003年开始有。

2003年广东省公告

大部分寻找丢失孩子的家庭文化程度较低，甚至不识字，狭小的生活圈与报纸绝缘。而报纸上，孩子的姓名大都由福利院重起，出生日期是估计。

2002年之后，兰妮也去了美国。她每次回国，都会去各地图书馆查当地报刊，平均一个城市要花两三天收集这种公告的扫描件。

她收集到了50多个城市的公告。从《羊城晚报》《湖南日报》《长江商报》，再到《云南日报》《安徽青年报》等。

四川、云南公告

有些小报刊连图书馆都没有陈列。她得扫街询问。找到报社后，一口气买好几年的报纸，从中挑出刊登公告的那些，塞满行李箱。

回国的行程通常是一个月。收集完报刊，兰妮回家休息一个星期，陪陪母亲。十七八年里，她前后去了21个省和北京、天津、上海。每趟下来都像大病一场。

起初，她单纯觉得这个信息很重要。其他收养家庭没有能力去找，报纸会定期销毁，也许就永远错过了。

找的公告多了，她开始注意到一些细节。

比如，每个孩子只在报纸上出现一次，她没见过重复刊登的涉外收养公告；又比如，会有好些大龄男童的捡拾信息。有些男孩6、7岁甚至11岁了，说在某个广场或市场捡到，没写任何健康问题。她想这么大的孩子，肯定知道家里人叫什么。

为什么还送到福利院，然后送养到国外？

被捡拾的大龄男童

公告后来透露的信息，越来越多。

2

回到美国，兰妮把每个孩子的信息输入到电脑。出生日期，捡拾日期，捡拾地点，送养时的名字。

原资料也保存着。仓库那里有7个文件柜，每个文件柜一列6个抽屉，大部分报纸都保存完好。

仓库实图

因为收集的资料太多了，把所有数据输入电脑这个工程，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完成。条目数多的：

有广东省30233条，江西23959条，湖南18876条，广西13338条。

另外，湖北也有 8555条，安徽有7584条，江苏有7241条，河南有7172条，重庆7030条，浙江2304条。仅这十个省市，就有12.6万条数据信息。

很多公告看上去像很正常的偶发事件。比如有些孩子写的是，在养老院门口捡的。

可一旦根据公告的捡拾日期地点汇总到一起，形成大数据，一些巧合显露了出来。

比如2005年3月至8月的半年之间，江西上饶一家养老院门口陆续出现了16个初生儿，她们被收养时都姓：

“灵”。

两年后，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2007年11月至2008年2月，还是这个养老院门口，平均每十天，都能捡到一个不满月的婴儿。

为什么这些家庭，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一个地方遗弃孩子？

还有更密集的。2002年的12月14日到31日，抚州的“荆公路办事处”，半个月捡到7个初生儿。

含“荆公路办事处”的公告

不同地区的数据各有风格。

比如，贵州很多孩子的信息是谁谁家门口捡的。有的寻亲成功后发现，孩子当年是从这户人家被直接抱走的。湖南喜欢写镇政府门口、卫生室门口和隔壁的中学门口。

打开江西的数据，则会不停看到，福利院门口、民政局门口，偶尔出现街边和医院。不过，有些小乡镇的计生办和民政局，跟镇政府往往在同一栋楼。也就是说，好些地址，其实是同一个地址。

2005年，一个很明显的转折出现了。

在此之前，涉外送养公告上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女孩，通常在9个月到两周岁之间。

2005年之后，男孩逐渐占到了百分之四十左右，而且越来越多七八岁、甚至快到14周岁的孩子。

带有先天疾病的比例也变高了。总体数据量逐年下降。

现有的数据里，有36个孩子捡拾自广西全州县，其中至少4个孩子的捡拾地写的是全州计生部门。

全州的邓小周家说儿子1989年生，一岁左右被抱走。而根据兰妮的寻亲经验，中国被国外家庭收养的孩子基本上是1991年及之后出生的。

一幅大得惊人的拼图，随着十几万块碎片归位，全貌隐隐浮现。

3

兰妮家一共收养了三个中国孩子。

大女儿是她先生和前妻1998年收养的，二女儿是她先生独身时期收养的，都来自广东的福利院。

2005年，已经完婚的他们，在河南的福利院收养了三女儿。

那时她只知道这些孩子没有父母养，想给她们一个家，成为母亲，大概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允许涉外送养的国家有很多，从韩国、泰国、越南、保加利亚，到非洲各国。海外家庭普遍认为，中国的程序相对简便，费用明确。

90年代初是中国福利院里儿童流向的一道分水岭。1991年开始，中国一度成为最大的送养国之一，跟17个国家建立了跨国收养合作。

官方的数字是，有超过15万中国孩子被海外家庭收养。

海外收养家庭要进入收养流程。首先要联系本国的收养中介，提供年收入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健康证明等，缴纳费用，向本国政府部门提交申请，接受背景调查，获批后公证，档案送往中国审核。申请提交之后，一般要等一年到两年多。

1992年4月，《收养法》实施。外国人依照该法可以在中国收养子女。

2003年，民政部下发《关于社会福利机构涉外送养工作的若干规定》。按照此规定：

涉外送养的，必须是孤儿或弃儿。

收到全国各地福利院提交的证明之后，北京的中国收养中心会根据国外收养中介提供的领养家庭的照片及信息，来做配对。

在至少一年以上的程序后，海外家庭会收到中国收养中心的文件：

我们已经帮你匹配了一个孩子，来自某某福利院，叫什么名字，哪一天出生。

从这天起，这个家庭就开始等待启程通知。

出发前，收养家庭需换好人民币现金，因为要签署一份自愿赠与协议：乙方自愿向甲方捐赠35000元。

海外收养家庭抵达后，通常前往省民政厅办理手续。在那里，福利院将孩子交到收养父母手上。

交接手续完成后，福利院提供孩子的弃婴捡拾证明和护照。少数孩子进去时会有出生证明，如果亲生父母当年给孩子留下了出生条，也有的会保存，给收养家庭一个复印件。

签证办好后，这些孩子跟随收养家庭登上飞往异国的航班。

4

被收养儿童的身世往往是这样陈述的——

证明

邵燕妮（女）99年4月8日出生，于99年5月6日在邵阳市东风路23号门口发现遗弃在该地，被邵阳市居民曾运秀捡拾，于99年5月6日由邵阳市广场派出所送入我院抚养，至今查找不到其亲生父母及其他亲属。

邵阳市儿童福利院

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明

邵福高（女）2002年2月18日出生，于2002年2月18日在邵阳市宝庆中路155号门口发现遗弃在该地，被邵阳市居民张兰秀捡拾，于2002年2月18日由邵阳市广场派出所送于我院抚养，至今查找不到其亲生父母及其他亲属。

邵阳市儿童福利院

2002年7月18日

这些在国外长大的孩子，长大后从捡拾证明中了解自己的身世。一个带门牌号的捡拾地，一个实名的捡拾人，看起来事实确凿。

有些孩子想要寻亲，兰妮因此收到不少孩子寄给她的收养文件。她发现，有些证明跟刊登在报纸上的公告信息不吻合。

上文中的邵燕妮，报纸寻亲公告上她的捡拾地是隆回县民政局，但收养家庭收到的证明，捡拾地却在邵阳市。

被海外收养的孩子中有一部分，曾被亲生父母临时安置在其他人家代养，最终由于罚款问题而失散。

如果非常幸运地，收养信息准确记录当初来源于哪户人家，孩子十几年后仍可能凭此找到曾经的代养家庭。

不然，在DNA匹配出现之前，往往是说不尽的曲折。“邵燕妮”，原名杨叶，家住隆回县滩头镇龙石村七组的杨能善是她的亲生爸爸。杨家一直没停止过寻女。

在杨能善的叙述中，1999年，他在广州打工，镇计生办的人员带领三十多个不明身份的人员将他家团团围住，从他妻子怀里将杨叶抱走。

2018年的一通电话录音里，他们追问当年的经手人，对方言之凿凿：杨叶没有送出去，就在滩头。

DNA已经比对上亲生父母的另一个女孩，“邵福高”，原名刘欢，家在荷香桥镇聂家村七组，是刘期柏的第二个孩子。

2002年，刘欢被镇计生办送走后杳无音讯，刘期柏十几年来借债寻访。2013年，他被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5

2002年离开江西一个福利院时，小宇有一份成长报告。报告告诉她的收养家庭，女孩被村民捡到时，身穿棉袄和兰花围裙，头戴一顶宝宝帽。

一张红纸条，留下了出生日期。

小宇让带她的阿姨印象深刻的是，她笑起来声音很大，爱听音乐、反应快、特别合群。

虽然不懂中文，小宇的养母将这几张A4纸单独收藏，有时候取出来摩挲。但二十年后，在加拿大长大的小宇对我说，哪怕家里并不避讳，她从来都羞于谈论自己的身世，害怕冒犯了收养她的父母，害怕显得没能融入这个家庭。

“小时候我努力让自己更像白人，上高中后见到其他亚裔，想跟他们交朋友，就拼命模仿纯正的亚裔。”

18岁之前，每当小宇想到亲生父母，她都不敢告诉养父母她想找他们。她怕发现他们已经去世，又怕中国那么大，根本没有找到的可能。

“没有来处”的困惑，缠绕着这群年轻人。兰妮家的大女儿从小到大都想找亲生父母，想知道为什么父母当年没有把她留在身边。哪怕只是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也好，她对兰妮讲。

这种困惑旁人难以感同身受，每则被收养孩子回国寻亲的报道底下，评论总是争着劝退，“不要找了”“没有必要”“养恩大于生恩”。

兰妮几千人的通讯录中，寻亲的孩子身处世界各地。虽带有同一个身份标签，这十几万个收养了中国孩子的海外家庭里，亲子关系或许也有千百种模样。

如果收养父母不支持寻亲，年轻的孩子语言不通也没有足够经济能力，无法迢迢万里回国。有些孩子会特别执着地频繁给兰妮发信息：

你帮我找到亲生父母了没有？

兰妮认识一位被收养的女孩，寻亲多年患了抑郁症。最终DNA比对成功找到亲生父母，依然走不出来。还有部分认亲至今没能进行。

找到，与彼此接受，是两回事。

但能知道孩子的下落，毕竟是幸运的。至少大部分父母不必再耗尽余生盲目在国内寻找。有一个父亲寻了二十多年女儿。实际上女儿七八个月大时，已经被辗转送到了美国。

2020年寻亲成功后，他给女儿发了一条信息：

这是你老母亲，她自从你被人抱走，她跟你老奶奶到现在两个好像是仇人（女儿被抱走时是在奶奶身边）。自从有你的消息，你妈妈每天有笑脸，高兴了很多，我感到开心很多。她也跟你一样喜欢吃红薯，和甜品一类东西，她什么都能做，就是有一点悲伤，看到你心情好多了。

6

2016年的圣诞节前，有一位美国妈妈联系了兰妮，想买一张她女儿婴儿时期带照片的寻亲公告，作为特殊的圣诞礼物。

她的女儿收养自江西铜鼓县。兰妮翻出来寻亲公告发了过去。几年前，因为很多从铜鼓县收养了孩子的海外家庭想为孩子寻亲，她跑过一趟江西。

那一趟，她接触到一位给福利院代养孩子的养母。养母跟代养过的孩子感情很深，送走他们之前，会带孩子去照相馆合影留念。兰妮翻拍了所有照片。

有一张照片，是养母和一对双胞胎拍的。寻亲公告上，福利院给她们起的名字也很有特点，一个叫民玫，一个叫民瑰。

福利院公告

她们被不同的美国家庭收养。

兰妮告诉了这个找照片的美国妈妈之后，对方联系上了电视节目《早安美国》，当年双胞胎在电视直播上的重逢，成了这个国民节目的经典一幕。

很多被收养的孩子为了寻亲，将DNA数据录入公共数据库，他们有些没找到亲生父母，但是跟同样被国外家庭收养的姐姐或者妹妹比对成功，最终姐妹重逢。

DNA比对还能匹配上非直系亲属。之前重庆一个家长联系兰妮找孩子，结果他没找到女儿，却找到了一个侄女。

看到匹配结果后，兰妮跟他说，你有几个兄弟姐妹？他们之中有一个送走了女儿的。

他说没有，我只有一个姐姐，绝对没有送走过孩子，否则我肯定知道。

第二天，他跟兰妮说，我才知道我姐姐送走过一个女儿。

姐姐当年一心想要博个儿子。刚好有朋友说，干脆你把女儿送走，有机会再生一个，可能就是个儿子。以后抓得没那么紧了，或许还能将女儿要回来。

两全其美。

7

兰妮收养三女儿是在2005年初。

她那趟原本是受海外收养家庭委托，去河南一家福利院看望孩子，冬天很冷，福利院的暖气坏了，她看到很多三四岁的女孩子挤在一起，味道挺大的。

其中有个女孩患有癫痫，似乎更需要一个家。她动了收养的念头。

那年三丫头四岁，等她签证出来的期间，母女俩在国内呆了一段时间。女儿总喜欢睡在兰妮肚子上。有时候会问：

妈妈，我是不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

兰妮回答，每个孩子当然都是从妈妈的肚皮里出来的。

女儿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她突然很愤怒地问兰妮：

你知道被丢掉是什么感觉吗？

她以为兰妮是她的亲生妈妈，当年是兰妮把她丢进福利院的。兰妮赶紧说不是我丢的你。

女儿从那时开始情绪变得很糟糕。她有一些幼年期的记忆，但是模糊不清。兰妮决定开始帮她找亲生父母。

当初收养的时候，兰妮问院长，孩子是从哪里来的？院长说她是一个村里面捡到，送过来的。

但是兰妮看她的收养文件，写的明明是在民政局门口发现的。也就是说，文件上的信息不是真实的。

决定为女儿寻亲之后，兰妮给院长打了很多次电话，想打听那个村的名字。可是接通一次过后，他就一直不接电话了。

兰妮当年收养三丫头的时候，曾要求与代养了她三年的养母见面，还留下了养母的联络方式。

这个时候，兰妮再次联系这位养母。对方承认，她其实是孩子的亲姨妈。DNA鉴定显示，她们确有血缘关系。

后来，兰妮和女儿回国与她亲生父母见面后才知道，他们曾被许诺，女儿可以免费出国留学，大学毕业后将会回国找亲生父母。他们不明白，作出决定的那一天，自家的孩子就踏上了合法成为另一家庭孩子的道路。

兰妮跟三女儿的亲姨妈一直有微信联系。知道真相后兰妮问她，当初你怎么不跟我说这些？她说：

怕你不收养她。

这是一次特殊的运输。8月13日凌晨，前往福建的路上，54岁的货车司机牛师傅不幸心梗去世。面对被搁置的货物和货车，四位与他素不相识的货车司机，决定接力完成这场运输交易。

近三年以来，随着货车司机过剩，货源不足和运价下调，类似意外和事故屡上新闻，而途中的货物和车，则是他们留下的难题。仅过去一年时间里，这几位热心的司机就相继参与过五、六次类似的救援——它们发生在海拔5400米以上的高原，也出现在深圳这样热闹的都市里。“基本是‘累’死的，有车贷，家里负担又大，现在运费不高，也不挣钱。”一位参与救援的司机说。

文|蔡家欣

编辑| 王一然‍‍

视频剪辑|张歆玥

三声鸣笛

它停靠在武汉的新洲服务区。车头是解放牌的J6P，红色的，看起来崭新，车身和玻璃被擦得发光。货厢是13米长的高低板，被厚实的篷布牢牢罩住了，里面装着价值十几万的烟胶。

大概8月11日，这辆货车从山西出发，按照计划，它将在3天内抵达目的地——1900公里外福建三明的一家轮胎厂。卸完货，它大概率会在当地“趴活”，待将货厢塞满后，再经由国道，折返回它的老家山西太原。

但意外发生了。出发后约20个小时，8月13日凌晨，途经武汉新洲服务区时，这辆货车的主人，54岁的司机牛师傅突发心梗，倒在了驾驶室。被救护车拉走后，那辆解放牌的货车，连同车上的货物，卡在了武汉新洲服务区。

在运输行当，每辆货车出发前，关于车上的货物和送达时间，司机和货主都会拟定相关的协议，超时、货损都有可能产生额外的赔偿，特别是水果这类的生鲜。

按照惯例，发生类似的意外，通常家属会委托新司机将货物送到目的地，再将货车开回当地变卖处理。对于家属来说，类似的委托费用不菲，一趟运费基本没法覆盖。

牛师傅家中只有一个读高中的女儿，后事都是将近60岁的姐姐来处理，也找不到帮忙的司机。“很多人会觉得忌讳，又不是自己的亲人，就算给钱，也不愿意去开回来。”37岁的小于说。他在河北石家庄元氏县做二手货车的生意。8月13日，牛师傅的姐姐求助到网络上，小于得知后，和另外三个同伴决定将货物送达，把车开回山西太原。

●在小于等人的帮助下，牛师傅的解放牌J6P挂车开回目的地。讲述者供图‍

关于牛师傅，小于和同伴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他的长相。至于帮忙的原因，小于坦诚地说，因为流量。他和同伴都有自媒体账号，时间相对充裕，“这种事情会引起很多关注，特别是货车圈的人，帮助他的时候，也给自己带来了流量和知名度。”

当然，这辆车的主人牛师傅，也代表着小于几个人的另一面：曾经的货车司机，一人一车，承担着家庭经济来源，几乎所有时间都在路上。小于是土生土长的元氏人，背靠山西和内蒙的煤炭产业，元氏县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二手大车交易市场。十几年前，小于就跟着父亲在外跑车。后来，为了照顾家里，也考虑到最坏的意外情况，这对父子决定分开跑车。 

接到求助当晚，收拾几件衣服，带上充电宝——就像曾经每一次出车，小于和同伴拎着包开车出发，在隔天中午到达武汉新洲。

脸盆、牙刷、毛巾，以及几件衣服，在那辆解放牌J6P面前，小于看着家属将牛师傅的遗物清点出来——以车为家，这些司机的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8月14日中午12点，在派出所民警的见证下，小于正式从家属手里接过车钥匙。出发之前，一条黑底白字的条幅被贴在车头，“千里护送卡友魂归故里”。

两个小时以后，武汉新洲服务区传来三声有序的鸣笛声，那辆解放牌的J6P终于缓缓驶出新洲服务区，“鸣笛代表送行，我们用鸣笛来敬死者。”

国道、戈壁滩和无人接听的电话

事实上，那天夜里1点，求救的电话曾从这辆红色J6P的驾驶室拨出，先是120，一个小时后，同一台手机又拨向了110。仅有三平米左右的驾驶室里，没人知道他如何求救，以及度过最后的等待时间。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公开数据，2020年全国1728万货车司机，完成全社会74%的货运量和31%的周转量。在以定位和导航为主的北斗系统里，他们变成一个又一个闪烁的点，散落在交通网的脉络上，移动或者静止。但那是车辆的实时状态，至于驾驶室里的生命状态，则很难被感知和发现。交通事故、突发急症、甚至是抢劫，各种各样的悲剧经常上演。

和小于一样，38岁的一灯既是自媒体博主，也做了将近20年的货车司机。他去年开始参加类似的救助，大部分都是家属在网络上发来私信，一灯再打电话确认。家属总带着哭腔，“我老公去世了，实在没办法解决，能否帮助我们一次？”

一灯说自己没办法拒绝。做货车司机的那些年，每年在家的日子不超过一个月。每次回家，他都会发现孩子猛地又蹿个了。妻子、孩子、父母都对他小心翼翼，但也不甚了解，陪伴他最多的是一部收音机。“换位思考，如果有一天我客死他乡，无依无靠，老婆孩子对开车的事都不了解，你可以想象那种无助。”

一灯参加过五、六次救助行动。核实信息后，他会告知同行，基于自愿的原则报名参与救助。到达事发地，在派出所民警的见证下，再与家属完成车辆和货物交接。

●西藏救援中，小于一边吸氧一边开车。讲述者供图

过世的司机年龄基本都在40岁以上，有两位超过50岁。最年轻的只有31岁，那是一个江西人，也是两个小女孩的父亲。在柳州察觉到身体不对劲以后，他跟太原的牛师傅一样，拨打了120，遗憾的是，送到医院以后也没能抢救过来。

有些时候，死亡来得非常突然。在深圳，一位来自河南的货车司车终于卸完了货，倒车的过程中，他一头栽倒在方向盘上，再也没能站起来；河南安阳的一位司机，跑车途中，每晚都会跟家里通电话。2023年8月的一个夜里，他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直到最后关机。

六天以后，这辆货车在一条国道边被找到。一灯还记得车门打开的时刻，50多岁的司机双手抱头，趴在方向盘上，没有了生命气息，身体已经微微有些腐烂了。

护送过程也总有各种意外。比如，有一回一灯到达当地后才发现，货物属于危险品，要临时寻找、雇佣有相关运输资质的司机。今年年初，在西藏海拔5400米的一条国道上，一位司机与家里失去了联络。几天后，这位司机连同货车被发现冲到了遥远的戈壁滩上。高原反应叠加车祸，司机早已失去了生命体征，货车的方向盘上，满是血迹。出发之前，一灯只能拿出纸巾，将血迹一点一点擦干净。

那场护送充满了波折。连同一灯和小于共有10个人参加，自驾进入高海拔地区后，却因为高原反应，其中六个人只能卡在半道。返程的路，先是四条轮胎没气，修好后，货车又撞上马路边，坏掉了三条轮胎。

常年开车的人，见多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生死瞬间，总是迷信一些。驾驶室内，四位司机决定燃起三支烟，但那三支烟怎么都打不着。最后没办法，只能打电话给家属，让家属通过视频“喊魂”。最后，三支烟顺利点燃了，车也顺当地开往了目的地。

下行的运价和不敢深睡的司机

从武汉到福建三明，700公里的路程，小于和一灯等四人花了13个小时，8月15日凌晨3点，牛师傅那辆红色的解放牌J6P货车抵达目的地。

这个订单走的是平台，按照流程，运费的提取，需要牛师傅人脸识别认证。白天卸完货，在那家轮胎厂的门口，小于四人跟货主来回商量两个小时，终于拿到属于牛师傅的那笔运费：14280元。

按照小于的估算，如果没有意外，这趟车来回需要五天，每天不到1000块的利润。出发前，牛师傅曾跟姐姐提过，还要再跑两趟类似的订单，才能覆盖当月的车贷——54岁这一年的开端，牛师傅买进了那辆解放牌J6P的货车，落地价在40万左右。

在小于和一灯这样的老司机眼里，54岁还在买车，更多的是无奈。“他应该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买车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要承担家里的费用。”小于说。

这两年买卖二手大车，他见过太多人的来去。有人卖车做餐饮，以为能摆脱这个行当，失败后也只能灰溜溜地回来，“很多人甚至小学都没有毕业，但凡（其它行业）能有饭吃，谁都不想干这行。”

几年前，虽然道路上的风险更高，但货车司机的付出和收入还成正比。光景好的时候，三四个人拼一台车，每个月不仅能挣到上万元，还能休息10来天。近两三年，日子开始变得难起来，一辆车基本只能养得起一个司机，一位在新疆跑车十来年的司机，入行时每天能收入1000多块钱，现在每个月也就5000块钱，“每天最多的就是在排队等货”。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2023年1月至8月，公路物流运价指数持续下跌。与此同时，成本却在上升，比如油价。行情低迷，车价也在大幅缩水，一辆仅买半年的新车，经过折旧，挂到二手市场上，甚至都无法覆盖贷款。

●出发之前，小于一行人会点烟，在地上洒酒，向死者致敬。讲述者供图‍

司机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跑车，缩短运输单趟周期，增加趟数。车贷、以及背后的家庭压力，让这些货车司机变成机器上的传送带，不停地转，每个月至少要跑25天以上，每天要跑12个小时甚至更长。

入行四年多，40岁的刘芳媛见证了这个行业的急剧下坠。她开着一辆4米2的厢货，在日照、连云港和太湖一带穿行。以往，从山东出发，往长江南岸送货，再折返回来，大概需要两天半的时间，中间还能休息7个小时。

运价下滑以后，为了能挣到跟以前一样的钱，车厢里的货从三家增加到五家，甚至是七家。还是两天半的周期跑一圈，但路程变长了，卸货时间增多——这些都是用睡觉、吃饭、甚至是上厕所的时间换来的。

刘芳媛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女性跑车有很多不便利，比如上厕所、洗澡。但她家里三个小孩，正是用钱的时候。而丈夫在工地做电工，这两年工作量少了一半。最难的时候，刘芳媛带着小女儿到处跑车。有一回，在山路上车刹不住，往后溜滑，最终一半轮胎悬空卡住了——是刚刚学会说话的小女儿求助路人来帮忙抬车。

高强度的跑车，也让她留下头疼的毛病，车里总要备着布洛芬。近一年，刘芳媛经常刷到一灯和小于救援的视频，看到许多司机猝死的案例。她也会害怕。疲劳开车后，她会将座椅往后调，把被子、枕头放在方向盘上，趴在上面睡觉。闹钟每半个小时都要响一次。“这是我的自救方式，我不敢躺着睡，担心过度疲劳深睡以后会没法醒来。”

刘芳媛和其他司机姐妹有一个小群，出车时会互相抱团。每天晚上在群里报备路线和时间，为了确保对方的安全状态，醒来后也会互相打微信电话，“起床没？”在她看来，现在行情艰难，每个人都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中，“不仅要自救，也需要依靠别人，互相关照。”

最后的“风光”

8月16日中午，那台红色的解放牌J6P货车，重新回到了它的家乡山西太原。那天上午，它的主人，54岁的牛师傅，已经落葬。货车缓缓驶出太古高速口的时候，路旁零星站着几位来为他送行的“卡友”，J6P再次发出三声鸣笛。

对于货车司机来说，这是一趟奢侈的返程，不仅空车返回，还全程走高速。一般情况下，返程时，货车司机会选择走国道，再顺路拉一车货。行话又称作“回程货”，大多数时候，“回程货”会被拼命压价，它只能减少回程的成本，基本不挣钱。

在小于和一灯等四人看来，永远在路上的货车司机，为了争取时间，似乎总在佝着腰求人，包括普通的村民，以至物流园的保安、卸货工。最后一趟车，他们希望司机能够“风光”一回，“千里空放，不计算油费和路费，用货车人的方式送他一程。”

即便如此，最后一段回家的路，J6P还是逃不了被嫌弃的下场——小于说，原本家属约好了停车场，但负责人看到了J6P的相关短视频，拒绝了它的进场，“这是一辆死过人的车，不管你给多少钱，他都不允许你停靠。”

最后实在找不到地方，J6P只好停靠在马路边的空地上。连同车钥匙，以及14280元的运费交还给了家属。这趟救助的高速费、油费、以及吃喝共花去了28000块，小于四人决定平摊。

回述这些情况，一灯和小于看起来很平静。每次救助，在家属的同意下，他们几人都会拍视频，甚至是直播。有网友斥责他们为了流量，一灯和小于都没有否认。有些时候，家属也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外界的关注，甚至是帮助。

●小于和一灯参加过多次救援，波折最多的就是西藏之行。讲述者供图

年初，一位哈尔滨的司机在往西藏送货的途中过世，家中还有两个正在读小学的孩子。经过宣传和直播，除了网友的捐款之外，货主额外给了1万块的扶助，并承诺负担司机两个小孩至初中毕业的学习费用。

直播和短视频带来的流量，也让更多货车圈的人看到了小于和一灯。比如，当J6P从福建返回山西路上，排队加气时，其他的司机大都知晓了情况，默默为它让路。之前在西藏将车开回的路上，同样的货车迎面开来，看到救助车头上黑底白字的条幅，也会放慢车速，然后长按喇叭，为那位陌生的司机同行送行。

但直播过程中，有时路途中司机间免不了会聊天开玩笑，网友斥责他们，“别人都去世了，你怎么还能笑出来？”一灯感到很不解，他只是来帮忙，跟死者素未谋面，“我不可能24小时都趴在这里哭”。

也有很多货车司机网友转来几十块一笔的小额捐款，希望小于和一灯能转交给家属。但不久前，因为捐款的事情，一灯被网友举报“非法集资”，面临着2万到20万的罚款。

不久前，小于听说，那辆红色的J6P货车也回流到了元氏县的二手大车市场。经过折旧和这次事故，“资不抵债，车卖出后，也很难抵消贷款。”小于猜测，J6P很难卖上一个好价格。

（文中一灯为讲述者网名）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李小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作为一个女性研究学者，她有过自己的时刻。在四十年前，女性主义还没有迎来自己的时代，中国的妇女研究还是一片冷僻的荒野，三十出头的李小江是郑州大学的一名教龄很短的讲师，出于某种自发而又不可抑止的激情，她源源不断地撰写、主编、组织翻译了一大批女性研究丛书。一位学者说，“李小江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引领了那个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声名最盛时，有西方学者将她称为“中国的西蒙娜·波伏娃”。

盛名之后，她奇怪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消失了很多年，有朋友以为她已经去世，事实上她在辽宁的一座小城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不会客，不接受采访，依然还在做女性研究。

思想者的荣誉与悲哀都系于时代，李小江被时代选择过，也被抛弃过，但无论在哪种境遇中，她都没有放弃过。她真正做到了自己的书《解读女人》封面上的那句话：无论怎样的逆境或幸福之中，永远不要放弃自己。

这是她的故事。

“我都快死啦”

73岁的李小江女士仍然还在高强度地工作。她每天5点起床，6点开始坐在电脑前，除去吃饭和一个小时的午休，她会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钟。

对于时间，她有一种内在的紧迫与焦灼。在她的住处，每个房间里都有钟表，书房、卧室、厨房、甚至包括卫生间，客厅的墙上更是挂了四只圆形钟表，这样可以保证，“一抬头就能看到时间。”

李小江家 ©张月

今年除夕当天，她问一位居住在美国的学者要几篇论文的电子版，用于写作，对方问，“你怎么今天还在干活？”他和李小江是认识四十多年的老友了，年轻时李小江就以勤奋高产著称，半个世纪快要过去了，大家都来到一个身体和精神加速滑向衰朽的年纪，而李小江仍然展现出令人敬畏的意志。他在电话那头表示叹服，李小江哈哈大笑，“我都快死啦。”

去年7月，李小江在大连的一家医院查出乳腺癌复发。她第一次确诊乳腺癌是在2007年，当时她失去了一只乳房。去年她在江西做调研时，原先的刀口处长出了一圈直径1厘米的紫色肿块，一开始她没有太在意，以为是当地气候湿热引发的皮肤病。在大连确诊之后，医生很快安排她做了手术，但今年3月复查时，医生告诉她癌细胞已经发生骨转移。在乳腺癌的病程中，骨转移通常意味着已到晚期，医学能提供的帮助已经不多。

李小江的书房床头挂着一只蓝黑色水滴状吊坠，那是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送给她的。在去年一次和学者戴锦华的对谈中，上野千鹤子将李小江称为“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中国女性学研究者”。她们本来约好今年要见面，但因为李小江的身体状况不得不取消了。

对大多数人来讲，李小江是一个让人感到陌生的名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名字要响亮许多。那时女性主义还没有迎来自己的时代，中国的妇女研究是一片冷僻的荒野，三十出头的李小江是郑州大学的一名教龄很短的讲师。出于某种自发而又不可抑止的激情，她源源不断地撰写、主编、组织翻译了一大批女性研究丛书，一位学者告诉我，“李小江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引领了那个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声名最盛时，有西方学者将她称为“中国的西蒙娜·波伏娃”。

李小江

在她主编的、最为影响深远的那套《妇女研究丛书》中，我们能看到一串耳熟能详的名字，《浮出历史地表》的作者是孟悦、戴锦华，《性的社会史》的作者是后来被称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潘绥铭，《中国妇女人口》的作者是开创了中国人口学的朱楚珠……十多位作者中，很多当时还是寂寂无名的青年学者，后来在性别研究领域里各自“开宗立派”，而曾经推动这一切的李小江却奇怪地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

时代精神不息轮转，只有向那段历史投注目光的人会偶尔发现她，西安交大一位做妇女理论的博士最近辗转联系到她，“她说，突然发现中国还有这么个人，”李小江告诉我，“还有很多认识的人以为我已经死了。”

我注意到她是在谷雨实验室去年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写女性主义图书出版热潮，希望邀请李小江做一次对谈。但她在邮件中婉拒了，“我不喜欢凑热闹，尤其是女性主义的热闹。”这则回复构成了我好奇的起源，在女性主义叙事成为某种时代潮流的当下，这位曾经孤独走在所有人前面的学者，却对女性主义展现出了一种疏离的态度。

在此之外，我也好奇这样一位学者的生命经历：她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在沉寂的、几乎被人遗忘的漫长时间里，她在做什么？她在思考什么？又或者，她还在思考么？

“要么死，要么做事情”

李小江从大连大学退休十多年了，现在住在辽宁庄河，这是一座位于黄海北岸的小城，离大连很近，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十余条河流在此入海。

见到她费了很多周折，她在这座小城过着一种安静的、甚至称得上决绝的隐居生活。一些朋友想去看望她，国外几所大学的博士生希望以她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我也两次托人联系她，她都婉拒了，“岁月有限，怕打扰。”这种打扰甚至也包括她的家人，丈夫和儿子去庄河的次数非常少，孙子出生两年了，她只在视频里见过他，“我不让他们来。”她也不希望邻居太热情，那意味着更为繁重的社交压力。

在庄河的一家茶室，我见到了李小江。她是那种身材称得上高大的女性，看上去很瘦削。因为服用靶向药的关系，她掉了一些头发，戴了顶粉色毛线帽。除此之外，你很难看出眼前这个人正在和一种绝症作战，她有一双看上去充满决断、少有疑虑的双眼，嗓音高亢，常常大笑，身上几乎没有展露出任何病人的虚弱和颓丧。

李小江 ©林琳

我们在茶室聊起漫长时间里的人和事，她展现出一种历史学家般的准确，三四十年前的地点、年份、人名、对方读的专业、后来的去向……我后来在查阅资料时，发现长达五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她几乎没犯过错。这也许得益于她长期写日记的习惯，她的书架有一层专门放日记本，从青年时代开始，每一本都贴着编号，排号靠前的看上去已经非常陈旧了，最后一本的编号排到了87。当然，这种准确和清晰还能保持多久是不确定的，她告诉我，乳腺癌通常有两个转移方向，一是骨转移，二是脑转移，得知是骨转移的时候，她甚至感到了一种庆幸，“还好不是脑转移。”

她需要保持清晰的大脑来做事，目前她手里还有上千份的女性口述资料要整理。1990年代她曾组织当时国内最大规模的女性口述史调研，花了十年的时间，采访了包括抗战时期的女性军人、普通农妇、慰安妇等上千名女性，在2003年出版了《让女人说话》四册书。在确诊乳腺癌复发前，她在陕西、江西、云南等地做了很多年的田野调查，采访了许多农村妇女、少数民族女性以及女手工艺人，这两年还采访了庐山万杉寺的30位比丘尼。

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说话》四册书 ©李小江

“历史是我个人的兴趣，与两个‘不信任’有关，一个是在我所处的环境中，对被告知的历史不信任……另外就是对男性中心的史学不那么信任。研究历史，在我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像是反叛，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发现真相。我知道这其实是做不到的，但做的过程对自己是一种安慰，至少，我亲眼见识和亲耳听到的东西，比在教科书中被告知的历史来得真实。”她说。

她和我聊起和这些普通女性做口述采访的经过，她去过33个民族的聚居地，上百个村落，提着小录音机，坐在那些女性的家里头聊天，留下了上百万字的考察笔记。她记得在陕西旬邑县，有一位擅长剪纸的农妇，把十二幅剪纸摆在炕头，内容是她自己的人生故事，她把这些故事用哼歌的方式唱给李小江听。农妇一生多舛，17岁就嫁了人，结婚后遭遇丈夫的家暴，在阴暗的生活里，她的剪纸却总是色彩浓艳。

李小江赞赏女性在困苦生活中仍不放弃的自我表达，她希望能够在病情进一步恶化前完成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分类。

某种程度上，是这些事情镇定住了她的生活，没有在死亡面前惊慌失措。对她来说，需要克服许多困难才能坐到书桌前：骨转移会让身体时常感到疼痛，现在服用的靶向药容易让皮肤过敏，同时感到疲惫，她时常需要在家里的按摩椅上躺一会儿。因为白血球偏低，她总是觉得冷，书桌下长期放着一只暖脚器。

她几乎不在别的事情上浪费时间，生活称得上无欲无求。家里用得最多的电器是微波炉，一位朋友曾在她那里吃过一顿令人印象深刻的饭，她用微波炉加热了几片面包，佐以芝麻酱，拍了两根黄瓜，调料只放了盐，“真的是一言难尽的一顿饭，但李老师平时就这么吃，她也不想多花费时间在做饭上面。”这位朋友告诉我。

2019年9月，上野千鹤子来中国，李小江邀请她来自己当时担任客座教授的陕西师范大学做一次演讲，题目是《超高龄化社会中的福祉与性别》。演讲之外，她俩做了一次对谈，聊起对于生命的态度，上野千鹤子说，即使有一天痴呆了也不愿意死，李小江不同意，她说，要么死，要么做事情，“生命本身就是一件最大的麻烦事，只有做事才能让生命本身变得有趣并呈现其价值，否则，维持生命就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上野千鹤子与李小江

“这下你所有的伟大理想都完蛋了”

关于自己的生命，李小江曾规划过许多种用途，但无论哪一种，女性研究都不在其列。

因为个子高，她曾经当过篮球运动员。下乡时，她做过钳工（技术非常优秀）。“文革”结束后可以考大学了，最开始她想学美学，希望能拜在朱光潜先生的门下，但老先生已经不再招生。她退而求其次，选了文学，1979年考上了河南大学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她是那种聪明勤奋的学生，导师牛庸懋教授研究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希望她能承其衣钵。从现在来看，这个愿望当然落空了，牛庸懋很多年后依然为她感到惋惜：“小江如果不去研究妇女，会更有出息。”

李小江出生于1951年，她告诉我，她们这个年纪的女性成长于一种“男女平等”的叙事之下。在她的记忆里，报刊杂志流行的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和“铁姑娘”的故事。新中国提出“妇女解放”的口号，毛泽东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许多女性得以进入传统男性的领域，那时候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第一位女汽车司机、第一位女厂长等等。在农村，妇女以能和男性从事一样的重体力劳动为荣，美国历史学家贺萧曾调研过陕南的四个村子，在《记忆的性别》一书中记录了与村民的一段对话：“你说咋样叫男女平等呢？”“男女平等，你男的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你能担水，我也能担水。你能担土，我也能担土，你能抬石头，我也能抬石头。”

李小江坚定地相信这些话语。小时候，她是个比男孩子还野的“假小子”，喜欢爬树、翻墙、打弹弓。十六七岁下乡，她抢着和男社员一起干最累的体力活儿，担稻捆、摇耧、种麦子。她同时渴望自己和男性一样有所成就，有一次读到英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传记《马背上的水手》，当水手的作家在白天遭受了风暴、严寒和沉重的苦役后，晚上仍然会在铺位上举着油灯读托尔斯泰、福楼拜、莫泊桑……李小江决意效仿先贤，不管白天的劳作有多么辛苦，晚上都会坚持读书。她悄悄搞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找个没人的地方，塞上耳塞偷偷学英语。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无疑是危险的，她记得，室友一度怀疑她是“美蒋特务”。

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学界没有专门的女性研究，李小江也几乎没有意识到男女的区别，“在一个所谓平等的环境中，要自觉认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是有困难的，我知道自己是女人，却不认为‘她’有什么特殊含义，不知道‘她’与男人有什么不同。那时候如果有人提出搞妇女研究，我恐怕自己就是一个激烈的反对者。”

直至迎头撞上婚姻和生育。

1975年，李小江结婚了，两年后，她生了个儿子。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这段生活，“我原本是决计不结婚的，可是我恋爱了，它导致我心甘情愿与另一个人生活在一起。结婚时我还表示不要孩子，可不久就强烈地需要一个孩子来求证我们的爱情。”她至今都记得生完孩子后母亲来探望自己时说的一句话：“这下你所有的伟大理想都完蛋了。”

母亲的断言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李小江在读研，学业、孩子、丈夫、家务……所有事情都在争夺她的精力和时间，她很快便感到左支右绌疲于奔命。她记得有一次重要考试的前一天，儿子发高烧，她照看了一夜，心想如果天亮前还不能退烧，那就放弃这次考试。幸好儿子的温度最终降了下来，她赶上了考试。

她感到一种无所适从的痛苦，“如果还以过去那种独立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要求自己，我感到处处是障碍。但是要我放弃，心里也一百个不愿意。你在这时候才感觉到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一个历史的、关于女人的陷阱。”

李小江是那种性情倔强的人，她从这种痛苦中生发出困惑，以及解决这种困惑的决心。她想要弄明白，在一个宣称“男女平等”和“男女都一样”的社会，为什么只有女人陷入了这种双重角色、双重负担、双重人格的陷阱？

没人能给她答案，她面临的现状是：1986年之前，中国大陆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妇女的机构，没有一份妇女理论刊物，也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设有专门的妇女学教学岗位和学位。李小江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开始了这项工作。

“将我逼上妇女研究道路的，不是社会，不是十年浩劫，也不是职业，而是女性的生活道路，它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件自己的私事。”她说。

李小江

那时候资料匮乏，她几乎穷尽了能看到的所有的书。最开始是历史和哲学，她看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胡塞尔、萨特……看得废寝忘食，研究生的室友调侃她“不务正业”。研究生同学郑慧生后来专做秦史和甲骨文研究，李小江请他为自己逐字讲解甲骨文中透露的女性信息，还逐句介绍了《山海经》中所有的女神。

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她说：“我企图在史书中寻找女人的历史，却发现妇女未载史册。哲学也一样，哲学家中99.9%都是男性，很多人不结婚，但都有女人照顾他们的生活。你说人类是由男女共同构成的，那你所有关于人的学问和历史中怎么能没有女人的位置呢？”

在意识到女性“历史性的缺位和失败”之后，李小江想要找回女性，她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了“文学中的妇女”。1982年毕业后，她在郑州大学中文系任教，开设了第一堂妇女文学课。

李小江真正作为妇女研究学者被认知，是在1983年，她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一篇名为《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在这篇1.7万字的理论文章中，她梳理了全世界女性社会地位和权利的历史变迁，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前的主流观点是社会主义实现阶级解放的同时也实现了妇女的解放，但她认为，“阶级解放不等于妇女解放”，“妇女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不完全同步”，此外她还提出对“男女都一样”说法的质疑，认为男女并不相同，“男性与女性的（自然生理）差别是与阶级差别相同的另一种差别，在某种意义上，它具有更为普遍的社会性质。”

在结尾处，李小江引用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一句话，“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用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这篇文章引发了轩然大波，在人们都认可“男女都一样”的社会中，她提出“女人不同于男人”，批评者认为李小江是在搞性别战线，“说我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代言人，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但其实我那时根本没有出过国。”支持者则认为，李小江将女性从笼罩一切的阶级、国家和民族的宏大维度中抽离了出来，回归个体的真实感受，重新建立了妇女的主体性。

文章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她每天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封信，以至于学校系里取信的人需要专门为她准备一个筐。

在刚刚踏入妇女研究时，李小江曾形容自己的处境是“没有敌人，没有战场，没有盟友，也没有后援，”这篇文章之后，她以一种喜忧参半的方式收获了全部。

“我不得不扬长而去”

梁军认识李小江是在1985年的一次讲座上。在一篇文章里，她回忆过，李小江穿着白底灰条的连衣裙走进教室，身材高大，看上去很有风度，一开口讲话，声音有点尖细，梁军心里想：“她的发声位置不太正确呢！”

但她很快被李小江所讲的内容吸引了，李小江讲的是《女性自我认识》，剖析女性迥异于男性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女性生命道路的“中断”、女性双重角色的撕扯等。在那节课上，梁军清楚地记得李小江的最后一句话是：“既然我们身为女性，就要坦坦荡荡地正视女性的存在和价值，接受女性命运的挑战。”

梁军记得，课堂上有人哭了，她听完之后也很受震动。40岁的梁军自己当时正陷于一种消沉的状态，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于河南财经学院，在事业上也曾有万丈雄心，但渐渐被婚后生活磨损了锐气，她在那篇文章里写：“一头是职业，一头是家庭，不堪重负，又不愿丢弃，终日陷在焦躁、苦闷和抱怨之中，渐渐成了一个无可奈何地被生活牵着走的女人。”但最终还是只能丢弃，1985年初夏，她申请调入当时只是个中专的妇女干部学校，教授世界历史，工作很清闲，她说：“我当时只是想轻松一点。”

她在文章中回忆，自己找到李小江，坦陈自己的困惑，李小江告诉我，在她眼里梁军是那种典型的知识女性，“极富同情心和责任感”，是好老师，尤其擅长表达。她说：“你的条件挺适合搞妇女教育，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把《女性自我认识》接过去讲吧。”

也许是出于一种尚未完全泯灭的斗志，彼时对“妇女”一无所知的梁军接过了李小江的讲稿。此后的8年时间里，她走遍了中国的城市和县城，举办了近2000场不同内容的女性教育专题讲座，有一次为了赶路，她乘坐喷洒农药的小飞机，几乎摇摇欲坠。

梁军的课很受欢迎，她的学员里，有农妇、女工、女大学生、女医生、女教师、女干部。她说：“我发现，对‘女人’的无知，几乎困扰着所有的女人……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感觉和所有的听众是融为一体的，我讲妇女，就好像是在讲自己，我自己的女性意识觉醒，和努力唤醒妇女大众的女性意识是同步的。”

当梁军在全国各地奔波上课时，李小江把时间投入了另一项更具野心的工作，在意识到女性在人类整体知识领域里的缺席后，她希望能创建一门关于妇女研究的新学科，在她看来，对女性的感性认识最终一定要落实到学术的层面上，要在认识论的层面上确认“女性”的位置。

“它（学界）已经生成了一套严格的制度和不容置疑的批评标准——那里没有女人的位置，因此可以将女人置于科学价值体系中的‘无’，这种弥漫在学界的虚无所带来的漠视，逼得我不得不扬长而去，自己干自己的事情，创建妇女学科。”她说。

198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陈智英找到她，问她能不能编一套和妇女有关的丛书，李小江说，要编就编一套妇女研究丛书，她也诚实地告诉对方，如果由她来做，这套丛书将不会是以女性为噱头的畅销书，而是一些可能赔钱的学术著作。出版社总编辑赵磷先生最后拍了板，就编妇女研究丛书，并且列入了重点出版项目。

杜芳琴是丛书中《女性观念的衍变》的作者，她当时是天津师范大学政法系的一位讲师，学汉语史出身，喜欢研究《说文解字》和先秦典籍，空闲的时候喜欢注释古代游记散文。在李小江邀请她写书之前，她对“妇女学”一无所知，只读过李小江那篇《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

1986年，她参加了李小江组织的一次妇女理论研讨会，开会之前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中国妇女形象历史探讨》，这是她第一次涉猎历史中的妇女。她虽然努力做了历史实证研究，但自觉文章写得并不好。这篇文章没能在会议上宣读，但却被李小江发现了，她坚持要把“女性观念的衍变”这本书的任务交给杜芳琴。

1986年，妇女研究丛书郑州会议 ©李小江

杜芳琴是那种内向敏感的女性，一开始她甚至感到惶恐，她没有任何理论功底，只有汉语史培养出的一点搜集史料的能力。1987年夏天，丛书作者们聚于河南，开会时分别阐释自己的写作框架，到杜芳琴时，由于过度紧张，她甚至无法流畅表达自己的提纲和已经写了一半的内容，“我总认为自己的见解不高，怕贻笑大方。”

会后，李小江给杜芳琴写了一封信，她看出了她的窘迫，在信中鼓励杜芳琴，“心得硬起来，供奉起自己心中的上帝，到哪里去寻找肯定呢？只有自己能救自己。”

一年后，杜芳琴把写完的书稿交给李小江，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半个月之后，“她（李小江）那里反馈来了使我至今感动下泪的热情洋溢的赞誉。”也是这本书起，杜芳琴后来一直专注于妇女研究，后来担任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成为了中国女性研究的代表人物。

郑永福也是丛书的一位作者。1987年，李小江第一次找到他，希望由他来撰写一部中国妇女史的专著时，他婉言谢绝了。他称自己当时担任河南大学历史系常务副主任，科研和行政都很忙。但这不是真实的理由，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其实主要是我内心的偏见，妇女史算不上什么大学问，难登大雅之堂，何况我是个男性，研究妇女很可能被人家耻笑。我当时已经有自己的方向，且小有成绩，犯不上涉足妇女史领域，干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但是李小江没放弃，她几次劝说郑永福，1988年夏天，郑永福终于同意了，“实在是盛情难却”。他的妻子吕美颐也是一位历史学者，两人决定合写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一本是《近代中国妇女生活》。答应后，他向李小江提了一个要求：自己做妇女研究的事情不能公开，必须处于一种地下工作状态。原因是郑永福的导师、时任河南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思庸教授一直对郑永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寄予厚望，他们两人情同父子，他不敢让胡先生知道自己在做“没出息”的妇女研究。

1993年，胡思庸去世，郑永福从另一位教授那里拿到了导师曾给自己做的一份学术鉴定，“读了《近代中国妇女生活》这本书，非常高兴，非常兴奋，非常欣慰……我相信这部著作很可能走出国门，在海内外产生相当的影响。”在过去的一些年，郑永福没有和导师谈论过自己的研究，他以为自己一定让导师失望了，看着眼前熟悉的字迹，他掉了泪。

像杜芳琴和郑永福这样的作者，李小江一共挖掘了将近二十位，他们来自历史、文学、性学、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不同的领域，她希望他们能从不同的领域，在各自的领域中寻找妇女的位置，她风风火火地投入这件事，1987年郑州大学有一个去牛津访学一年的名额，她也放弃了，“我走了这个事儿肯定就夭折了。”

作者中约有一半是男性，李小江对此并无偏见。她说：“妇女的事是大家的事，我以为大家的事最好大家一起做，我因此总是尽可能地召唤、组织大家去做，不拘形式，不拘性别，不拘能力大小，无论职务高低，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一旦发现合适的人才，立刻请她（他）分担工作。”

这套“妇女研究丛书”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陆续出版，共17册，白色封皮，装帧朴素。它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莱斯大学教授、长期研究中国妇女史的汤尼·白露评价道：“在那个年代，关于妇女的学术研究和李小江的妇女研究丛书几乎是同义的。”

李小江的妇女研究丛书 ©李小江

“我们需要新的理论”

回溯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史，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是绕不过去的里程碑事件。那次大会也是李小江命运的分野。

1995年4月，世妇会在北京怀柔县城开幕，中国政府提出要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身着粉色套装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女权即人权”演讲。中国当时流行的口号是“接轨”，我们当下所熟悉的女性主义——在当时还被称为西方女权主义——在这次大会后进入中国。

在李小江看来，这是解放之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在经济政治状况都不好的情况下，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唯一一张能在当时打出去的正面的牌，全世界都认，于是妇女的事在短时间内变成了国家的事情。”李小江说。

一位当时参与大会筹备的官员告诉我，在会议之前，妇联曾邀请李小江代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办两个论坛，但李小江最终拒绝了，此后回归书斋，渐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李小江告诉我，对于权力，她始终充满警惕。主编“妇女研究丛书”时，出版社曾希望邀请一位妇联的官员来做顾问，她认为不妥，谢绝了这个提议。在后来出版的另一套丛书《让女人说话》总序中，她写道：“为了保证让女人自己说话、避免不必要的打扰和干扰，项目执行期间，没有任何官方机构介入，也不曾得到官方资助。”

在她40岁声名鼎盛时，曾有机会被拔擢为副部级官员，她婉拒了。

她也不曾加入过任何党派，她的外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地方官员，外祖父曾劝她，你得有个组织，她并不赞同，“我就觉得要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是应该放弃这些职务的，不应该参与大合唱，所以到最后就什么都不剩，只剩我一个光杆司令了（笑）。”

这种高度敏感的警惕来自于“文革”的经历。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天，李小江的父亲被打倒了，他当时担任河南某大学副校长，15岁的李小江看着父亲戴着高帽游街，人们把墨汁浇在他头上。后来的日子里，父亲被打聋了一只耳朵，有一次被人从楼梯上踢下来，断了三根肋骨。学校的学生带着一张床单来抄家，书全都被带走了，只剩下了一套马列全集。

李小江不能明白这一切，从小父亲告诉她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那是再认真不过的理想，“共产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按照列宁的说法，下面就是实现全国的电气化，我们当时候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她努力学习数理化，希望能为未来的“电气化”添砖加瓦，在“文革”开始之前，她已经学会自己组装二极管收音机，后来，那些机械小玩意儿也都被抄家的学生带走了，她的名字被列为“黑五类”写在学校的黑板上。

她开始看家里仅剩的那套马列全集，看不懂就硬看，至今仍保留着看《资本论》时的笔记，“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你的人生命运中什么是红、什么是黑，我们昨天还是接班人，今天就是黑五类，又是为什么？”

李小江

因为这段充斥着痛苦的经历，她对一些冠以“主义”的主流话语始终保持警觉，“所有认知都是被告知的，人云亦云。宏大叙事之下，个人渺小而无力，但不是完全无助没有出路的——任何时候，读书都是一条开窗通天的捷径。再就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真实的生活感受是辨识善恶的一道本能的防线。”她说。

具体到女权主义，除了它是一种“主义”之外，她始终怀疑这种理论在中国的普适性，这种怀疑到今天也不曾改变。

1980年代，李小江参与组织翻译了一批女权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第二性》和《女性的奥秘》，她是最早向国内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学者之一。她告诉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就和女权主义保持了必要的距离。她记得，这两本书在当时的中国市场反应寥寥，她思考过这种“冷淡”的原因，“中国妇女的现实处境与美国妇女当时的问题有太大的差距，比如，她们陷落在家庭，而我们几乎全都在社会上。她们重返传统的性别角色以致重新丢失自我，而我们则是在远离传统的方向上丢失了‘女人’。尽管当时我们的社会上妇女问题层出不穷，一时也成为热门话题，但这些书的面市却于事无补，连隔靴搔痒也谈不上。”

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和历史系教授王政是李小江的同龄人，她在1985年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读书，研究妇女史，她也是在“世妇会”之后向中国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学者。她告诉我，在1980年代，李小江试图通过求助于女性气质和“女性意识”来把妇女从凌驾一切的阶级范畴中分离出来，从而在政治上实现女性独立的主体地位，但李小江忽略了1990年代的中国妇女已经开始面对截然不同的困境。

王政

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开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纷纷开始大规模的组织和人员精简。1998年到2000年，在政府提出的国企“三年脱困”的口号下，每年有700万至900万工人下岗，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下岗潮。1999年的春晚，小品演员黄宏留下了一句著名的台词：“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而女性在其中所受的冲击尤甚。从1980年代初期知青大量返城，就业危机即已出现，当时有经济学家提出，妇女不可能充分就业，提议让妇女回家来缓解就业压力。这遭遇了妇联的强烈反对，但仍然不能改变女性日益艰难的就业处境：大量女工下岗停薪，女大学生分配难，大量曾经参与社会生产的女性在竞争中落败，她们回归家庭，重新做起了家庭主妇。

至1990年代下岗潮到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妇女史的教授宋少鹏曾在一篇论文中写道，1990年代就业机会的整体缩减在男女两性间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下岗女工占到了下岗工人的60%。“女性因为临时性（可能随时需要退出劳动力市场）或不能全身心地从事工作（分心于家内责任），被视为‘劣质’劳动力，被劳动力市场边缘化或排斥。”

王政告诉我，在有关妇女失业问题的讨论中，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在舆论上重新建构女性的社会角色，“有人觉得男女平等的平均主义理想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因此必须被抛弃。新的男女平等不应该表现在权利和分配的平等上，而是表现在男女价值交换的平等之中，比如女性在服务、秘书和公关这些行业中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还有人认为为了国家发展和经济起飞，中国妇女应该向日本女人学习，回归家庭，做贤妻良母，为国家牺牲自己。”

随着市场经济的狂飙和消费主义的确立，性和身体渐渐成为商品。王政在1990年代回国感受到了这种变化。报刊杂志上的女性以前是壮硕的农村妇女，现在成了各种“现代”女性形象，“基本要素就是消费主义+传统女性美德+性感，女性成了被售卖的对象。”她记得连《中国妇女》的封面都成了性感女郎，她曾参加过一次全国性的妇女研讨会，一位妇联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关于大众传媒中的性别歧视调查，展示了一些妇女刊物的封面，有一张上面写着：“女人就是床上用的。”满座哗然。

在王政看来，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是反思“文革”极左路线，李小江的理论是这种反思的一部分，她强调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的不同，以此呼唤女性和女性意识的回归，希望借此摆脱国家对个人的绝对控制，开拓出属于女性的空间。但这种“做回女人”的理论在市场经济面前“毫无抵抗力”，而且有被“收编”的危险。

“这种自然女性意识并没有对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形成挑战，也正是由于它只具有解构‘男女都一样’这样主流话语的力量，而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毫无触及，所以市场经济可以毫不迟疑地接纳、吸收、利用（自然）女性意识。在市场经济中，女性获得了打扮、化妆、自我表现的自由，同时也更有可能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和玩物。”王政说，“强调女性的差异会掩盖对形成差异的家庭、社会结构改造的必要，而女性的差异又经常被用来合理化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

王政记得，中国大部分女性研究者都意识到了这种困境，在世妇会召开之前，全国的妇女研究者在天津师范大学开了一次会，在那次会议上，她把当时西方女权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成果—社会性别——介绍给了参加会议的学者们。

社会性别（gender）是对立于生理性别（sex）的概念，它更加注重考察形成性别不平等背后的权力和社会因素，认为妇女扮演的社会角色并非是由生理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文化所塑造的。“生理状况不是妇女命运的主宰，男女性别的角色是可以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改变的。”

王政记得当时很多人对此展现出强烈的兴趣，“整个两周我都没好好睡觉，因为晚上他们都会到我房间来聊聊，基本上要聊到凌晨两三点钟，希望了解越多越好，那种热忱是你们不能想象的。”

一位妇联负责理论研究的干部也找到王政，说：“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我们应该学习任何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中国妇女问题的理论。”

思想者的荣誉与悲哀都系于时代，有时候被时代选择，有时候被时代抛弃。王政记得，“世妇会”之后，她牵头开办了很多课程培训，“社会性别”作为一个研究范畴渐渐被大多数妇女研究者接受下来。她和李小江在一些研讨会上见过几面，但双方并没有发生过直接的争论，后来随着女权主义理论的迅速发展，李小江几乎不再出现在研讨会上了。

在拒绝参加世妇会后的很多年里，李小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妇女研究丛书”的一位作者曾如此形容李小江当时的尴尬处境：“在国外，有人认为李小江为中国说话，在国内又有人认为她是问题言论的散布者，于是在妇女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的现象，像李小江这样的人的一种作用和所代表的一个时期已经过去，而新的时期又尚未开始，中国的妇女研究就处于这样的一个时刻。”

让人惊讶的是，在艰难的处境中，李小江仍然展现出了一种学者的“历史感”，她希望将这种争论记录下来。她主编的这本《身临“奇”境：性别 学问 人生》在2000年出版，她在书中邀请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为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作出贡献的一些人写下自己的人生故事、性别意识和学术观点，作者有她自己，也有一些不同立场的学者，包括王政。王政告诉我，那篇文章里她讲了自己形成立场的过程，也批评了李小江的很多观点，发给李小江时她说，“请您批评指正。”李小江读完了之后说：“文章很好。”最后的成稿李小江一字未改。

在约稿的时候，李小江对作者们提出了几条要求：要求讲真话，不讲套话，讲个人体验，不以“我们”代言。另一条要求是对她自己的：无论作者立场观点，尊重原文表述，基本不做修改。这样读者看到的个案，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文化和立场。“我想让它们都留在这里，不求统一，不做是非评说，以便后来者可能从不同的方向上汲取不同的资源。”

我看完了这本书，它的确是一本能让人感觉到坦诚、包容、甚至勇敢的书，作者有前面提到的梁军、杜芳琴、郑永福，还有1992年开通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的王行娟、1996年创办全国首个资助贫困女大学生助学项目的高小贤、在北大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妇女研究硕士点的郑必俊、参与创办中国最早女同杂志《天空》的邬烈兴……17位的作者在各自的领域里摸索前进，为中国女性社会处境的改善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在北京见到了书中的作者之一刘伯红，她在当时担任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副所长，退休后在中华女子大学讲授性别平等的相关课程，她带着一丝怀念告诉我：“那个时候是激情燃烧的日子，不同的学科大家一起做事，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块做课题、开研讨会，比如说你做传媒，我做健康，她是就业，大家都有一定分工，最后形成一个合力，那个时代是这样的。”

这也让我想起汤尼·白露的一本书《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她在书中梳理和回顾了上世纪的中国女性运动，把丁玲、李小江和戴锦华作为不同时期中国女性思想的代表人物，在最后，她总结道：“与僵化思想的交战会以一场失望与希望博弈的方式展开，值得期望的是，未来是一个公平的未来，而失望却以多种形式出现，但是无论希望升起或破灭，每一个女性主义思想家都最大限度地与她的时代提供的即时前提或假设交过战。”

“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或幸福之中，永远不要放弃自己”

今年4月，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参观了一座妇女文化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以妇女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展示了许多普通女性的生命经历和自我表达，分为“她的故事”“江永女书”“生育文化”“女红”“织物上的历史”五个专题。馆里的工作人员林纷告诉我，馆中一共1200件展品，有400多件都是李小江亲手收集的。“这个博物馆是李（小江）老师的心血。”

林纷最近给李小江打电话，有一个新展览想邀请她来，李小江平静地说自己的癌症复发了，林纷愣在当场，不知道怎么接，李小江说，没关系你接着讲，她和林纷讨论了一些展览的细节，给了一些学术上的建议。

这座博物馆是李小江在离开公众视野后投注了最多时间的事情。1997年，她在郑州的处境日益艰难，受她的研究生同学、陕西师范大学校长赵世超邀请，来到陕师大女性研究中心担任兼职教授。

博物馆是她在1990年代初就想做的事情，“那时候是想抢救妇女的历史和文化，因为女性的很多历史是通过民间文化的形式保存和传承的。”她在河南日报上刊登了一个豆腐块的招募。没过多久，一个农村男人给她送来了两只刺绣用的圆形花撑，花撑的主人是他去世的妻子翟培英，男人写了一封信：“此物乃老妻翟培英闺门刺绣所用。1947年随嫁到我家，算来50余年了。每每把玩，翟培英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如在身边。”

两只花撑和翟培英丈夫的信 ©张月

翟培英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女人，以女儿、妻子、母亲的身份，度过了普通的一生，然后死去，没有做出重大的社会贡献，没有影响过历史。但李小江记得，对方把花撑送来时，提起老妻满眼热泪，“他觉得她的一生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认为我们应该记住，他认为放在博物馆里就会给别人看到他妻子的一生，然后让人们也记住他妻子这一生。”

还有一位双腿残疾的女性坐着轮椅给李小江送来了自己用红纸剪的“十二钗”，她说：“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用，如果你能用你就留下。

我在博物馆里看到了这两件展品。两只花撑是游客进到博物馆后看到的第一件展品，旁边放着翟培英丈夫的信。“十二钗”的每一钗都单独用玻璃装裱好，挂在剪纸这一部分最开始的位置。林纷告诉我，博物馆后来有了一些名气，一些著名的剪纸艺术家会送来自己的作品，但“十二钗”始终被放在这里。这是李小江为这座博物馆所定下的基调：没有名人的遗物，物品的主人都是那些不会出现被出现在史书中的普通女性。

十二钗剪纸 ©张月

工作人员乔木告诉我，为了收集展品，她们经常去特别荒凉的地方，有时不得不露宿街头。有一次去云南一个村子收集少数民族的嫁衣，没有宾馆，乔木就窝在街边的墙角睡了一晚上。她们没有钱买展品，只能努力讲明物品的用途，说服对方捐献。乔木把自己外祖母的砚台也捐了出来，上面刻着一个女性在教育孩子，后来别人告诉她那个砚台可能很昂贵，她想要回来，但又不好意思，后来想：“放在家里也是摆着，还不如放到博物馆让大家看。”

女性研究中心教授屈雅君是博物馆的首任馆长，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由于妇女博物馆只有一点学校的补贴，很微薄，李小江担任兼职教授期间没有领过工资，都让屈雅君领了用来筹建、试展。为了赚点零花钱，女性研究中心还一起做过义卖，有老师写了“女书”，有人做了扇子，李小江自己勾了杯垫，但后来义卖的钱被学校认为是“小金库”，被没收了。这种窘迫的经济状况直到现在也没有太大改观，林纷告诉我，现在每次办展览打印材料，她都不去校外的打印店，因为一毛一张太贵了，她在网上找那种一分钱一页的。

李小江告诉我，博物馆做得很辛苦，但心情是兴奋的，“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到处都是所谓的原生状态，人也淳朴，无论走到哪里，总会让你惊奇，让你的思维永远处于亢奋的状态下。”

在收集展品的同时，李小江还组织了口述史研究，采访一些有故事的物品的主人。这套四册的《让女人说话》在2003年出版，其中亲历战争一册，豆瓣有一位读者这样评价：“他们所采访到的女兵/战争受害者都相当于是亟待抢救的第一手材料……这本书用更细节的表达记录了女性在参战、生理期、生育等各个方面的故事。”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李小江渐渐意识到了理论的匮乏和有限，形而上的理论常会遮蔽掉个体的生命经历，“我觉得首先应该把局部的事情搞清楚，把一个个具体的符号解释清楚，然后才可能做一些理论上的结论，材料的收集不能中止，总会有新鲜的东西不断跳出来校正你的理论。”

去年，刘伯红和牛津大学教授叶玛丽一起去江西庐山看望李小江，在她租的房子里住了一周。刘伯红看到她还在写作，在和那些比丘尼做采访，她很是感慨，“作为一个研究者，她从来没有放弃过。”

李小江告诉我，一个人在精神上站起来，不是靠争论，而是真真正正去做事情，“解释是一件最没有用的事情，自己做事情最重要。我要是管那些杂音，我这一辈子的话，别说是100步，我可能连10步都走不出来。”

在一次大学内部的讲座中，一个女生问她：“我们怎么做才能摆脱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李小江回答她：“现在好好学习，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有什么困境，都不要气馁。我有一句话，写在《解读女人》的封面上：“无论怎样的逆境或‘幸福’之中，永远不要放弃自己。”

“壮丽的美”

今年6月，李小江从庄河搬到了大连的一家疗养院住，方便她每个月在大连打针。疗养院提供一日三餐，也能节省不少时间。庄河的朋友不放心她一个人，劝她留下来，她拒绝了。她说：“它能保持我正常的生活习惯。最重要的是关上门没有人来打扰我的生活，这样可以保证有效的工作时间是最大化的。”

在整理口述史的工作之外，她仍然对新的知识感兴趣。她关注了一个介绍各种讲座信息的公众号，每天早上起来会先浏览一遍，把感兴趣的记下来。一些年轻的博士生刚从海外归来，有人会在上面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李小江会选感兴趣的去听。她最近听了一位学者关于“舞蹈人类学”的讲座，听完后和对方通了个电话，两人从晚上九点聊到了十一点多。

我和她聊起自己在过去采访过的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人类学家，她展现出对其学术观点和学术脉络相当程度的熟悉。

李小江告诉我，在生命中很多个艰难时刻，是某种对未知的好奇支撑了她。她从小就喜欢爱因斯坦，很多年前还专门去爱因斯坦的故居拜访，她的电脑里至今留着一篇爱因斯坦写世界观的文章。他将客观世界描述为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一切宗教、人文和科学都是为了解开这个谜题，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们会在某一刻获得“灵魂沉醉喜悦中的强烈战栗”和“一种壮丽的美”。她时而能从知识中感受到这种“壮丽之美”，这足以帮她抵御孤独、争议和批评，“这些东西在我活着的时候，它鼓舞了我，壮大了我，让我可以去抵挡那些来自于不同方向的东西。”

也正因为如此，她始终不能服膺女性“主义”，对于女性主义在当下成为了某种“政治正确”，她展现出一种担忧，她认为对女性主义的绝对信仰是一种短视与残缺，“女性主义只是一种视角，不是全部的视角。”她说。

在和上野千鹤子的对谈中，两人曾聊到阶级和性别的关系，李小江说，“怎样看阶级和性别的关系？怎样看社会和妇女的关系？这不仅是我们之间的不同，也是我跟许多欧美女权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她们总是倾向把‘性别’凌驾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上，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与我们的实际经历不相符。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生活中，的确有很多问题远在女性/性别问题之上，是全民全社会必须共同承受和分担的……所谓“性别研究”，就是清醒地认识到性别因素的存在（几乎无所不在），同时也要同样清醒地看清它的位置：它是重要的，却不是唯一重要的。”

如果将来还有人看她的书，李小江希望最后能被作为一个“作者”或“学者”被记住，“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一个不断学习的人，而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宁可把feminism当作认识世界的一个角度、一种方法，而不愿它是我的全部——就让我保留这一点自由吧，让我在我的不认同中保存一点曾经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中的印迹。”

今年8月底，我和她联系，隔了一天之后她回复语音，说身体不太好，前一天完全不能说话，靶向药失效了，目前在住院治疗。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沙哑，但仍然是稳定的，她用一种颇让人信服的语气说：“不用太担心，情况还没有严重到马上会完蛋。”

我怕耗费她更多的气力，请她多多保重自己，她回复了一个可爱小人说谢谢的表情包。她停止了工作，对于她来说，与思想和时代的较量也许已经结束了，过程中她从未放弃。与身体的较量则刚刚开始，我相信她不会轻易缴械投降。

应对象要求，林纷、乔木为化名。封面来自李小江

圈子里的人都在为“蛋糕渣”努力

一个周五晚上，叶佳邀了几个朋友，聚在客厅里。桌上，是几道简单的餐食，花销不超40元。

这样平实的生活，契合上海浦东老社区的气质。这里的房屋建于上世纪90年代，6层楼高，没有电梯。

好在租金实惠，7千块能住上三室一厅，三人平摊下来，也不算高——要是换在东方明珠周边，这钱只够一居室。

这里的日与夜，一半是生活，一半是谋生活。

叶佳租住的小区 图源：受访者

晚上通常是生活气息最浓的时刻：“叶佳们”围炉夜话，爷叔阿姨安然入梦。到了白天，爷叔阿姨还在畅聊昨日，“叶佳们”已是行色匆匆，藏在人潮里，赶往地铁站。

叶佳即将抵达的是陆家嘴站。车厢门一开，告别平实的社区生活，接受摩天大楼的迎接。

这是一般人看见浦东的A面，一片集齐“最高”“最快”“最大”“最前沿”等各种“之最”的土地上，这些密集的摩天大楼撑起了经济高速增长。

但叶佳见到更多的是B面。在监管层的三令五申下，证券公司薪酬下调成为趋势。摩天大楼里的机构陆续采取了精简人手、“砍”预算等措施。

据东方财富choice金融终端和各家上市券商年报统计，截至今年6月30日，券商从业人员总数为340100人，较年初减少了10371人，降幅达到3.39%。

叶佳聚会时的饭菜 图源：受访者

明星投研的天价薪酬时代过去，反映到“叶佳们”的直接体现就是，他们开始接受“平替”，日常用的香水，从爱马仕变成性价比更高的国产品牌；

手里的那杯咖啡不再是星巴克、Manner，而是9块9的平价连锁；

午餐从人均五六十的Wagas变成了不过30元的外卖，晚餐从简。

在叶佳眼里，金融精英的滤镜正在褪去。

“过紧日子”

叶佳和多数金融精英一样，有着令人羡慕的履历。

她是浙江人，本科读的是重点高校的金融专业，此后远赴法国读研。2018年毕业回国，成为国内某证券公司的研究员。

她就职的企业在上海金融核心区——陆家嘴金融城，那里集聚了8000多家金融机构。

一般而言，证券公司的收入来源于这几个渠道：经纪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投行业务，以及自营业务。2019年之前，经纪业务曾是证券行业的第一大收入来源。

叶佳说，市场红火的时候，在公司下设的营业部，入行四五年的销售，工资加奖金达到30-50万/年，基本是常态，百万年薪的不在少数。

她负责的是资产管理，每月底薪3万。行情好的时候，她的季度奖金10—15万不等。

拥挤的地铁 图源：受访者

与之对应的生活是：叶佳出门从不坐地铁，吃的是人均200元往上的西餐。连她室友都说，聚餐专挑贵的吃，“能报销”。

她说，圈子里的人普遍过的都是相当体面的生活，比如：

住的房子，基本都是月租七千起，一年花销十几万；一年买几样奢侈品，开销至少是十万；偶尔的境内境外游，消费两三万。

“那都是以前了。”

现在，叶佳的熨烫机晾在客厅——跟客户见面少，商务装穿得少，平时也就不用那么精致了。

她说，以前一周能见上三四次的客户，去年年中就发现很难约。再进一步沟通，客户才告知，因为业务收紧，暂时不考虑扩张性投资。

即便是运气好约上了客户，她递出去的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与市场后续反响不太一致，让客户难以信服，后续的态度也会变得冷淡。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叶佳的工作从忙碌到平淡。公司亦如是，她说，领导的说法是，公司业绩下滑，都得勒紧裤腰带，“连报销都被卡住了”。

过紧日子的不止是叶佳的公司。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43家A股上市券商的上半年业绩均已披露完毕，合计实现营业收入为2350.23亿元，同比下降12.69%；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为639.61亿元，同比下降21.92%。

半年报情况进一步传递证券业经营承压的现状。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接受新京报贝壳财经采访时曾表示，受到资本市场下行波动影响，券商行业整体业绩承压，这直接影响券商员工的绩效收入。同时，为防止过度激励和风险积累，监管部门加强了管理券商薪酬事宜，带来政策导向性的薪酬压缩。

2024年已过大半，叶佳的工资明显下降，去年的奖金都没拿到。

与圈内很多人一样，她的生活开始转向“性价比”，譬如出门的交通工具从打车到地铁，吃的不再是西餐，而是熟食店里买来的下酒小菜。就连办公用的笔，都从进口换成了国产。

身边不少同行都没有以前卷了，“每天开盘等着收盘，点点鼠标，时不时敲几个字，写一些不咋样的报告”。

叶佳说，再这样下去，也许不出一年，在这行业待不下去了。

直到有同行从高楼一跃而下，喧嚣再起：有的道出各种小道消息，有的表达对生命消逝的惋惜。不过，话里夹杂着高频的关键词，比如高薪、高学历，千万房产。

“好像没有人在意这个（金融行业）的变化。”叶佳叹气道。

热闹、风险与压力

叶佳怀念四年前的生活。

那是2020年，在公司经过两年磨练后，叶佳站稳脚跟，有自己专门负责的业务板块。

“热闹”，可以说是叶佳当时工作环境的最佳形容。

股市，热闹——2020年，两市全年成交额206.83万亿元，同比增长62.3%。有媒体报道，那一年，1.76亿股民，人均赚超11万元。

公司，热闹——资本市场的利好消息，通过信息、邮件，涌进叶佳的手机、电脑。客户、同事的即时反馈，让她不得不加快工作速度：更新市场信息后，以行业或公司进行分类、汇总，再通过分析，形成研究报告。

一直忙到下午，叶佳还得做相对应的服务工作，那就是向机构客户，传递投资建议。

这只是她的基本工作。因为金融属性决定了工作的趋利性，尤其是金钱的敏感度，哪里钱多就得往哪追。

叶佳的研究生导师说过，金融从业者本身不创造实体价值，但他们得利用知识来帮助企业、政府，乃至国家来进行建设。

“有限的钱就像一块蛋糕，从业者研判该把蛋糕切完之后，拿到哪里？中间掉落下来的蛋糕渣，相当于是自留的利润。当这些蛋糕渣积少成多，也就成就了从业者的‘高薪’。”

圈子里的人都在为“蛋糕渣”努力。

回到家里的叶佳根本闲不下来，她得翻开电脑，紧跟国内外的各类信息，小至某个公司发了什么新品，大至国际关系、地区冲突等，她都得一一了解。否则，只要有一个信息节点没有跟上，预测就会产生较大误差。

一忙，基本就到了凌晨。

不过，高薪的另一面，必然是与风险、压力并行。

她说，机构客户不同于散户，“散户几十万、上百万往股市里投，可机构客户一下手就是千万、上亿的资金，一旦出现大的亏损，与我脱不了关系”。

毕竟，机构客户的利益与叶佳紧紧相连：机构投资有回报，叶佳的公司获得收益，她也能从中分得红利。但如果叶佳的报告出现较大误差，也就意味着巨大的亏损，公司及其个人也会受到影响。

至于研判结果，全靠经验。

叶佳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2021年1月初，她向客户提交了对某家企业发展的研判预测。

彼时，海外医疗配套产品缺失，依赖于中国产品出口。当月2日凌晨，还在电脑前搜集资料的叶佳看到了苏黎世运河公布的收入数据——比往年上涨不少。

这意味着，产品出口物流畅通，海外需求在当下有增无减。对于医疗制造的下游企业，叶佳认为可以重金投资。根据她的报告，客户分批次买入，在股市中重仓。

意外接踵而至。先是6日，美国政局不稳，美股下跌，后续反应至国内，企业股票同样受到影响。

当时，被重仓企业的股价约在80—90元之间，而她的预期价格是120元。一旦失误，客户一天损失的资金，约等于一套价值上亿的豪宅。

直至月底，企业的股价达到叶佳的预期，甚至超过——相较于月初，将近翻了一番。

这一次，叶佳赚足了口碑。就连与客户负责人见面时，对方都变得非常客气，认真听她说的每一句话。

那年的年会穿插诸多奖励环节，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分到千元现金红包，现场还有几十台苹果手机、电脑作为奖励，优秀员工的奖金从3-10万不等。

会后，是彻夜的狂欢。当晚，叶佳和几个同事醉倒在愚园路的酒吧门口。

她以为这是行业本来的样子：无所不在的高压，风险共存的高薪、疯狂释放的消费。

那两年，叶佳保持着忙碌且充实的工作节奏，薪资稳步提高。拉上室友、朋友聚餐是她释放工作压力的方式，日料、西餐、海鲜，一顿饱餐过后，开销过千是常态。

那时，她和许多身处行业的人一样，几乎不用为钱发愁。每隔三个月，一笔奖金就会到她的账上，数额足够支付老家的购房首付。

被审视的高薪

这样的生活，只持续到2022年中旬。

当年5月至7月，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和《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财政部也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

三份文件指向的是，隶属于金融行业的不少机构需要优化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科学设计薪酬体系。同时，还对高管的薪酬和总额制定相关要求。

券商薪酬下滑，另一个背景是随着注册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券商的投行业务板块狂飙突进，在外资投资总额（FDI）下滑的情况下，满地的热钱使得收益逆势增长。

针对行业高薪是否合理的疑问被进一步放大和审视。

叶佳一开始并不解。“能在金融圈里，站稳脚，是极其艰难的过程。”

在金融圈，相比从业者众多的银行、保险，券商投行是金字塔尖的代表，这里通常聚集着最顶尖学府的人才。

即便是履历令人折服的“清北复交生”们，都得为了项目熬到深夜；时刻握着手机，因为不敢耽误一条信息；为了贴近客户，组饭局、谈人生，在酒桌上觥筹交错，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也是常有的事。

叶佳算过自己的工作时长：除了吃饭睡觉，她至少有12个小时是在做与工作相关的事情，包括周末。若是把自己的收入以小时来掰开计算，不过70块钱。

“但舍弃了很多东西，”她说，为了在圈子里站稳脚跟，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甚至没有自己的朋友，这让很多圈外人不能理解。

“当然，外人可能不在乎。”

事实确实如此。金融圈出现在网络上，多数与“高薪”“多金”有关。即便是行业整体薪酬缩水之后，叶佳这样的研究员比起很多人来说，依旧属于“高薪阶层”。

据Choice数据及半年报梳理，今年上半年，43家上市券商薪酬总额约745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逾百亿，同比下降约12%。

另据Wind及公司中报，有可比数据的41家上市券商中，八成（33家）上半年人均薪酬下滑，9家降幅在两成以上。

“如果说2023年是奖金少了，今年就是收入断崖下降。”

叶佳说，她们所仰仗的奖金是多以团队为单位分发，首席（高管）有分配权。但按照相关要求，不通过直接按比例分成等独立考核方式实施过度激励，“（首席）部分奖金被砍了，我们自然也就无法幸免”。

习惯了高消费的圈内人，有点不太适应。

叶佳说，行业里的人一方面离钱很近，市场行情好的时候，赚钱来得快，自然习惯了高消费。

比如花钱买名牌，只为了装备一身行头；再比如在房价高位、房贷高位的时候置业，只为了留在这座大城市。

金钱的反噬，落在行业的每一个人身上。

有的人选择卖房离场，有的人选择退出行业，有的人选择以极端方式逃避一切。

叶佳庆幸自己不算是高消费人群——除了吃喝，顶多就是拿到第一笔奖金时买过一次名牌包，她每月都有固定的储蓄计划，为的是日后安稳。

但几重重压下，她正在挣扎，不知道该离场还是该坚持。

“曾经爱过这份工作”

叶佳不太愿意谈未来。

她是家中独生女，靠着努力一路从县城走到欧洲，再到上海，见过“牛市”，尝过高薪的甜头，也体会到落差：付出同样的努力，收入还不到原本的一半。

但她有点懵，“就像条风雨中飘摇的小船，什么都是不确定的”。

她说自己不是矫情的人，但为了这份工作，自己付出了很多，“生活就是吃饭、睡觉、工作这三件事，就连社交话题也是为了工作，更别提恋爱了。”

一个周末，她正趴在电脑前工作，室友忍不住发问，“为什么连周末都要维持这么高的工作热情？”

叶佳早就没有什么周末的概念了。至于原因，她说不清楚，可能是工作带来的麻木，或者是正向反馈，尤其是拿到奖金那一刻的快乐。

“但快乐一下就没了，你得不停地运作，才能让自己不要陷入快乐后的空虚。”

如此往复，她沉浸在工作里，“我是爱这份工作的，至少曾经是的”，叶佳说。

而今，邮箱里的未读邮件少了，她的生活被工作填满的时间也变少了。

行业内的人也少了。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截至9月5日，证券行业从业人员为34.11万人，较去年末减少11026人，降幅为3.13%。

叶佳有朋友准备离开上海回老家，说自己在外漂了5、6年，多少存了点钱，回家找个相对安稳的工作。

还有朋友辞职去了海外，说做美元理财提成最高能达到20%，一年赚一两百万不费劲。

也有人劝叶佳辞职，利用休息的时间沉淀自己，静候机会。

叶佳租住的小区门口，开花的栾树 图源：受访者

叶佳依然在观望。

与圈内的消息，总是容易引起喧嚣：“上市券商上半年减员超7000名，分析师与投顾两大条线反逆势增员”“从业人数锐减近万人！多家头部券商降薪近两成，部分证券逆势加薪”。

但叶佳已经没有太多感觉了。

那个周五晚上，她和室友的对话是，“想谈一次恋爱”。说这话的时候，叶佳的室友告诉她，“你的脸上，有了笑容”。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叶佳”为化名）

相关阅读：情况有点复杂｜吹哨人吴彦荣被行拘15天！为啥不抓坚果兄弟？

网友来稿，作者大松

吹哨人吴彦荣被捕时间线

2024年8月初调查，8月中旬曝光陕蒙交界风电巨头涉嫌大规模煤矸石路污染事件。《6100万大案引出风电巨头涉嫌污染陕蒙交界。为表不满，全乡遭污染公路写满“拆”字》吹哨人是吴彦荣。发起调查和艺术项目是坚果兄弟。

8月22日上午11点多，老吴去内蒙乌审旗公安送材料失联，随后遭大量网友关注后，到了当天晚上11点58分，陕西榆林手机尾号0963的警察叔叔，给老吴妻子打电话，说老吴被内蒙警方送到陕西榆林公安这边来了。

8月23日下午5点42分，陕西榆林手机尾号0963的警察叔叔再次给老吴妻子联系，电话通知家属：老吴将被行拘15天。

原因是“在路上刷红漆”。”

《吹哨人吴彦荣被行拘15天！为啥不抓坚果兄弟？》

那到底是什么罪名？

老吴妻子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不懂这些，也没敢问。警察叔叔也没有说。

警察还叮嘱老吴妻子，“外省的电话不要接”。

不得不说，警察叔叔真细心啊，还担心网友关注介入。

8月24日，老吴妻子一大早，再次去了榆林公安局，计划去拿通知书，想了解到底是什么罪名。见了警察后，拘留通知书是看到了，也签字了。但到底是什么罪名，她还是不知道。她不认识字。警察也不读给她听。也不让拍照，也不让带走行拘通知书。

就这样，不知道罪名的老吴妻子，又马不停蹄赶往郊区的看守所看望老吴。最终，她没有见到老吴。

老吴目前被关押在陕西榆林榆阳区看守所。

截至今天，老吴已经被关押了14天，全网依然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罪名。

且监狱里两次传话“不要再报道了”“怕行政转为刑事”，疑被神秘力量威胁。

全网拭目以待，9月7日，老吴亲友能不能接到出狱的老吴……

网友化身侦探，线索不断

网友来稿，作者段宇晨

网友来稿，作者张辉

——8月27日截屏

网友来稿，作者刘珊珊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 黄瓜汽水

编辑、题图 | 渣渣郡

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这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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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任何一种偶像都是有风险的。

即便是全民意义上的运动英雄，也可能面临被全面讨伐的时刻。

谷爱凌或许对此深有体会。

短短2年时间，她从一颗天降紫薇星，变成了当下最有争议的公众人物。

曾经被称作天才少女的谷爱凌，如今被称作“早C晚A”的“当代吕布”，甚至延伸出了关于她的一门大众显学——“谷学”。

8月21日，谷爱凌发布了一条抖音，让这一天成为谷学史上最重要的一天。

视频中的谷爱凌跳着舞对“黑子”全面开战。

她逐一列出了自己这些年来的奖牌成绩：为中国获得39枚奖牌，为国家队介绍了3个主教练，为国家队捐赠自由式滑雪板，为中国和女性在世界发声。

下方红色字体加粗了一句肯尼迪式的问话：黑子为国家做了什么？

这句“黑子为国家做了什么”激起千层浪，成为讨伐谷爱凌运动的导火索。

谷爱凌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逻辑漏洞，即不喜欢谷爱凌=黑子。所以，即便很多围观群众并不是谷爱凌口中的“黑子”，也被这句“指着鼻子骂”的质问激怒了：难道人民群众没有资格不喜欢谷爱凌吗？

这块无差别攻击的石头扔入人群之后，砸痛了几乎所有喜欢或不喜欢她的中国网友。

很简单，黑子为国家缴税了。谷爱凌手下的商业代言面向的中国市场，也是由“黑子”们的钱包构成的。

而每个“黑子”努力生存工作，加班996缴纳的税，共同构成了谷爱凌这些年优渥的收入。

大家心知肚明，冬奥会的两块金牌是在一定程度上“交换”来的。本来相安无事，但却被交易方跳到头上贴脸开大。中国老话讲，伸手不打笑脸人，结果这下脸都打肿了。

有意思的是，谷爱凌的主要舆论阵地小红书率先失守。

回到2年前，敢在小红书上写一句谷爱凌的差评，都会被用户群起而攻之，这里盛行过“不喜欢谷爱凌=不尊重女性”的奇怪逻辑。而现在，谷学在小红书变成了热门话题，关于谷爱凌的反面评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那些曾经维护过她的网友们，不得不被迫承认，这位混血运动员aka美国亚裔网红，早就不是当初的“你的好朋友”。

中国人有一点好，骂人喜欢拐着弯骂。

网友们纷纷模仿谷爱凌的视频模版，回应了谷爱凌的那句问题——

“5年来代表自己参加了41次拼多多活动”

“5年来作为88VIP参加了44次满减”

“为家里猫咪网购了39袋猫粮”

“为家里添购了39件电器”

“为拼多多兑现助力了3个好友”

“为蚂蚁森林捐赠小树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三姓家奴吕布。

恶搞和嘲讽的走向越来越抽象幽默。有人模仿了谷爱凌的模版，给吕奉先也拍了一段视频。

5年来代表大汉参加41次战役，为大汉收复39座城池，为大汉清除奸臣董卓，为大汉培养千余名骑兵，为大汉捐赠马匹。

黑子为大汉做了什么？

谷爱凌的海外社交媒体也接连沦陷。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谷爱凌的instagram账户，表面岁月静好，点开前几篇帖子的评论区，几乎已经被密密麻麻的中文评论覆盖。

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网友骂人从来不需要带脏字。于是谷爱凌收获了不少属于自己的国籍梗。

“谷爱凌看长津湖：左右眼分开流泪，一边流向黄河，一边流向密西西比河。”

“早C晚A，8小时中国人。冬虫夏草，下届冬奥会还来当中国人。”

“谷爱凌为什么能在戛纳走红毯？因为她在2022年冬奥会成功扮演中国人。”

“你的优秀不是因为你一个人有多厉害，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先吹到了你妈妈。”

“全中国人民应该把一年的GDP都给爱凌，不然爱凌等于义务劳动。”

无论从哪种角度看，谷爱凌确实是结结实实的翻车了。

她的大众好感度几乎消耗归零，且她本人并没有为中国人的好感度续费充值的迹象。

考古谷爱凌的“翻车”史会发现，喜欢谷爱凌的人，或许是出于慕强心理，对奥运冠军有一层抹不掉的民族英雄滤镜；但厌恶她的人，虽然原因各不相同，却在当下空前团结。

有人对她的人品产生质疑。

谷爱凌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频繁刷存在感，承包的热搜大有秦王扫六合之势。她的一举一动都要占据本应属于其他运动员的流量。比起滑雪运动员，谷爱凌的身份更接近一个体育圈的网红卡戴珊。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人家秋雅结婚，你搁这又唱又跳的”。

对于以谦逊为美德的中国人来说，在别人的主场就要成人之美，而不是挡在主角面前抢风头。

谷爱凌和全红婵、张雨霏以及潘展乐的合影，均被网友质疑是“蹭热度”。

明明是国家跳水队和游泳队的高光时刻，谷爱凌却不合时宜地站在了C位，甚至有一股“明星接见粉丝”的味道。形成对比的是，对她的商业地位形成最大冲击的郑钦文在女网决赛夺冠后，人际女王谷爱凌并没有与其合影或向其送上祝贺，观赛后便立刻离开了。

奥运会期间，她和法国游泳运动员马尔尚在夜店亲密交流的视频流出后，谷爱凌的口碑再一次下跌。

自从无视了汪顺教练的握手邀请，马尔尚几乎承包了整个奥运会的辱华名额。而谷爱凌前脚在ins上疑似取关马尔尚明哲保身，后脚则在夜店和对方如胶似漆。

再加上谷爱凌给美国游泳队（因美国游泳队全员呈现的“紫薯色”面容，被网友质疑服用违禁药物的可能性）点赞，触动了辱华警报，群众警铃大作，再圆滑的谷圣也应付不来这波汹涌的民族情绪。

除此之外，网友还扒出她在ins动态里发布的一张图片。

图片内容是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卡尔加里站的一张排名图，U型场地技巧比赛谷爱凌排名第一，但她使用黑色的图注挡住了排名第二的另一位中国选手张可欣。

同样是自由式滑雪运动员，搜索“张可欣”你会发现，她收获的热度远不及谷爱凌，几乎没有人认识这位运动员。

更多人对她的国籍身份表示不满。

“爱国是你的谎言”，北京大妞和韭菜盒子也只是时尚单品，真实情况是“在中国赚钱，在美国纳税”。

冬奥会刚刚结束，谷爱凌一句“谢谢中国”和一架私人飞机，让广大人民群众刚伸过来的热情双手尬在半空中。

当大众还沉浸在中国滑雪运动的崛起时，谷爱凌已经回到斯坦福开始了真正的白女精英人生。

大梦初醒的网友回过味来了：原来在中国是工作，在美国才是生活。

当时风头无两的赛场“韭菜盒子”，如今也被质疑模仿他人的摆拍作秀。

在谷爱凌夺冠前的女子单板滑雪U型场地资格赛，一位马耳他运动员在等待分数公布时手里拿着豆沙包，迅速出圈。

或许是受到了同行的启发，嗅觉敏锐的谷爱凌也贡献了一段手抓韭菜盒子的名场面。

一段第三方角度的视频画面显示，谷爱凌在面对镜头拍摄之前，转身催促工作人员递给她包子，工作人员表示包子没有了，她的嘴形疑似是骂了一句fuck，而后迅速接过工作人员递来韭菜盒子，表情一秒切换成阳光开朗大女孩，对着镜头大啖凉透了的韭菜盒子。

这段视频立刻点燃了中国网友“被利用民族感情后的愤怒”，人们恍然大悟：原来冰天雪地吃韭菜盒子，只不过是想出片罢了。

最后，谷爱凌的政治站位也摇摇欲坠。

在她的TikTok评论区，一位网友用英语写道“你背叛了养育你的国家”。

谷爱凌的回答堪称经典永流传，一句“which one”尽显特权风范。

虽然这句话没有任何事实性错误，但仍然激怒了中国网友：这就是典型的“东食西宿”，两家饭都想吃。

网友们用谷爱凌的经典名句“在中国是中国人，在美国是美国人”反问谷爱凌：既然如此，那么你在法国是哪国人？

有人还模仿周受资当年在美国听证会上受到的盘问，也同样拿到谷爱凌的评论区里刷屏：

你是哪个国家的公民？

你是否拥有中国国籍？

你还拥有其他国家的国籍吗？

你是否拥有美国国籍？

入境法国海关时，持哪国的护照？

谷爱凌没有回答任何人。

她继续发布着奢侈品的代言美照，晒着自己在斯坦福上过的量子物理入门课。

双重国籍在不同国家与地区有不同的规定。

根据美国法律，美国允许双重或多重国籍现象的存在，并有相应的法律和法规约束这类公民。

但根据我国《国籍法》第九条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这一规定明确了定居在外国并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中国公民将不再保留中国国籍，体现了国籍法对于国籍变更的明确规定和执行。‌

简单来讲，美国法律认可双国籍或多国籍，中国法律不认可双国籍。如果拥有外国国籍，中国国籍将自动丧失。

面对争议，谷爱凌从未正面回答过两本护照的问题，而是聪明地站位“世界公民”的角色，巧妙地避开了巨大的政治风险。

想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反复横跳，本身就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动作，一只脚踩在两个国家的土地里，那就会面临着两边不讨好的可能性。

《华尔街日报》高级体育记者Rachel Bachman用“strenuously apolitical（无政治倾向）”概括了谷爱凌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辗转获利的技巧。只有保持中立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规避政治风险，这种“中美文化之间的桥梁“安全话术，可以为她巨大的商业价值兜底。

而这些都建立在谷爱凌“不说错话”的基础上，也高度依赖一个稳定成熟的商业运作团队。

一旦谷爱凌从团队运营变回个体的“人”，曾经被压在水面之下的风险就会接连冒出来，摁都摁不住。

在外界看来，中国大众对谷爱凌的口碑反扑是无脑的民族情绪宣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早在2022年，双国籍的争议就没停过。但只要谷爱凌本人在金牌上为中国人挣了面子，同时保持贴地飞行，和群众打成一片，大部分温良老实的中国人仍然会敞开怀抱。

成熟的商业运作的魅力在于，中国大众喜欢的正是“为富且仁”，当一个有权有势的混血儿，用流利的北京话跟你交谈着韭菜盒子好不好吃，很多潜藏的矛盾与问题就在这种看似“平等”的外表下被“美化”了。

但如果一边在中国营销正能量爱国人设认同中国文化，另一边在美国上流交际圈做精神白女，双面人当久了，总有一方会忍不下去。

专栏作家Mark Dreyer之前就提出过这种翻车的可能性：“一旦被两个国家的人发现，任何人对着西方说一套话，对着中国说另一套话，（这样的举动）会同时刺激到两个国家的民众。”

谷爱凌如今的行为和言论，打破了早年大众默认的平衡。

如何惹恼这个世界上最温良的一群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不起他们。

谷爱凌曾经在TikTok上点赞过一条评论，内容是这样的：那些霸凌你的中国网友都是没有工作的人，他们过着悲惨的生活，只会狗叫。

这句话目前已经变成了“谷爱凌瞧不起中国底层人”的实锤。

谷爱凌身上最大的问题是精英主义的傲慢，以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自身成功的认知不足。

“黑子为国家做了什么”就是偷换逻辑的绝佳示例。

当一个人的成绩、成就、资本不如另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不配评价比他成功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拿过奥运金牌的中国人民没有资格点评谷爱凌。

这是一个典型的优绩主义陷阱，即你没有我优秀，就没有资格批评或评价我。

谷爱凌的支持者，大多会用“你没有奥运金牌所以你没资格评价谷爱凌”作为武器。但事实上，作为一个明确将个人IP商业化的运动明星，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评价她，看到金牌，膝盖也不必那么软。

2022年面对争议的时候，谷爱凌也公开说过，那些攻击她的人都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她不会浪费时间安抚这些人，那些不喜欢她的人也成不了奥运冠军。

这是一条非常经典的美式白女mean girl攻击。

奥运冠军就像一个plus版本的啦啦队队长、姐妹会会长、优秀学生代表头衔，那些所谓的“haters”只不过是一群“没有被邀请参加party”的失败者。

“我不打算把时间浪费在安抚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上面。这些人没有体验过我可以每天都感受到的感激和爱。如果有人不相信我或者不喜欢我，那么，这是他们自己的损失。他们也成不了奥运会冠军。”

“I’m not going to waste my time trying to placate people who are uneducated, and don’t experience the gratitude and love I have on a daily basis.” Then a twist of the knife. “If they don’t believe me, and if people don’t like me, that is their loss: they are never going to win the Olympics.”

最关键的是，谷爱凌已经赚到了她本来赚不到的钱。这份实打实的流量，确实是中国给的。

如果留在美国，她不会从滑雪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巨大的声量和商业机会。滑雪赛事的奖金和网球等运动相比，利润稀薄许多。

而在中国，谷爱凌的出现完美满足了民众的心理期望：对混血的好奇与好感、对西方血缘的崇拜、以及归化外籍人士“赢麻了”的爽感。

根据福布斯公布的2023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榜单，谷爱凌作为唯一的滑雪运动员，在一众网球运动员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网球选手斯维亚特克。

有意思的数据是，谷爱凌的场内收入（赛事奖金）仅10万美元，而场外收入（广告代言）高达2200万美元（约合1.5亿人民币）。

根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谷爱凌这些年签约的广告商包括且不限于保时捷、路易威登、凯迪拉克、雅诗兰黛、维多利亚的秘密、瑞幸咖啡、元气森林、安踏、蒙牛、汤臣倍健、蔬果园等30余家品牌。

从高奢时尚到日常个护，广告让她赚得盆满钵满。这足以证明谷爱凌这个IP的运营成功。

中国有那么多努力的运动员，有几个人能赚到以亿为单位的收入。

幽默的是，曾经那些将谷爱凌送上神坛的人，如今掉头转向了谷爱凌在商业价值上的最大竞争对手郑钦文。

谷爱凌的老东家IMG，是全世界最大、业务范围最广和专业为体育和娱乐事业工作的营销和经济管理公司，而郑钦文也是IMG旗下的运动员，两个人算得上某种前同事关系。

自从郑钦文拿下了女网奥运冠军后，不少人称其为取代谷爱凌的QueenWen。

尤其是郑钦文没有混乱的国籍问题，追起星来也根正苗红，网友称她为早C晚C的纯血中国大女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

“谷子，爱国饭的水太深了，你把握不住啊。”

复盘整个翻车流程，只能说谷爱凌目前的公关团队不懂中国人，甚至连“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基本常识都是欠缺的。

那句“黑子做了什么”的份量，和李佳琦那句“79块钱的眉笔哪里贵了”的杀伤力持平。

在乔治·奥维尔的《动物庄园》里有这样一句话："All animals are equal, 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世界运行原理如此，只不过看谁来揭穿这个道理罢了。

在当下贫富悬殊与阶层焦虑的社会，谷爱凌的优越发言就像是在普通人脑袋上泼了一勺热油。

如果你还记得早年那句“说到这里，我的privilege已尽数体现”，那你一定对谷爱凌身上微妙的精英主义感到不适。

在许多不满谷爱凌的网友看来，她犯过最低级的错误，就是享受了种种优待之后，却不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

谷爱凌天真地将自己收获的成绩，归为自己的努力与天赋的结果，闭口不谈自身资源的托举。而这种浑然不自知的优越和自负，点燃了最原始的阶层愤怒——

谁才是真正代表中国的00后？

是同时享受海淀教育和美式资源，却反复强调自身努力的谷爱凌，还是那些五点钟就爬起来上早自习的普通孩子？

山河四省的孩子没有上斯坦福大学，没有赚过上亿的代言费，是因为他们还不够努力吗？

除了国内的声音外，许多IP位置显示在海外的网友也是讨伐谷爱凌的主力。

由于国籍争议，海外华人无法享受谷爱凌来去自如的优待。

说到底，她点燃了全体中国人心中那两个最朴实的字：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当公平被颠覆的时候，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曝光率最高的那个人，最容易变成大众情绪的靶子。

谷爱凌的翻车不仅是一场双方合作后的售后问题。

在2年时间里，大家逐渐发现，她的母亲和团队精准拿捏了中国人对金牌的饥渴，利用混血、精英、学霸、爱国的融合身份，踩准了信息差赚钱。

但事实上，她或许和其他投机主义的白人精英没有区别。

谷爱凌曾经的人设是爱吃韭菜盒子的北京大妞，而现在大家发现，她本质上仍然是美国加州湾区的mean girl白人女孩，一个在上流圈子里认真钻营攀爬的卡戴珊。

mean girl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而是具象化的一群人。她们大多上着美国昂贵的私立高中，爱出风头，有特长运动，和橄榄球队长谈恋爱，最具特色的特点是：看不起底层穷人。

谷爱凌曾经在ins动态里发过一张照片，内容是她一边在跑步机上跑步，一边看着电脑里密密麻麻的学习资料。就像她无数次强调，自己“奥运冠军”与“斯坦福全职学生”的身份一样，学霸人设是慕强心理的最佳收割器。

或许她本来想听到的评价是“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但谁的生活又是容易的呢？逆反的观众已经咽不下去这口过于油腻的鸡汤了。

这副著名的《跑步学习图》也变成了许多网友嘲讽的谈资。

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塌后，后续的连锁反应我们都无法预测。

她的妆容、她的发色、她曾经在采访中说过的一句话、她发过的一条动态、她和美国民主党竞选人哈里斯的合影，都构成了大众批判她的工具。

曾经她在评论区里回复网友，自己的头发并不是黑色的，需要每年染黑两次。但在关于她的纪录片里，少年时期的她确实是标准的黑发，也是接近亚洲人的长相。

于是网友看到她如今标志性的金发，就生出一股无名鬼火。即便是纯血昂撒人，天生金发的概率也很小。没想到谷爱凌作为亚裔也共享着白人的金发焦虑。

一位网友评价，其实无关发色本身，而是谷爱凌不断强调着自己身上属于白人的50%基因，而追捧她的人也默认了这种价值观，好像她身上最有价值的部分是那一半不属于中华民族的基因。

谷爱凌眼下最要紧的不是怒怼黑子，而是默念几遍《了不起的盖茨比》开篇那句名言：每当你要批评别人，要记住，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优势。

她太急于炫耀自己的成绩建立在天才之上，却忽略了自己享受了多少人一辈子无法想象的资源和特权。

享受了这些，就不要一直大声吆喝贩卖“努力”两个字。但对于谷爱凌而言，或许她真的相信这一切都基于她的个人努力。

而她身上浓重的优绩主义价值观，让她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基本的共情，这是上层精英的通病，只不过有人伪装得很隐蔽，有人始终学不会伪装。

优绩主义的吊诡之处，是个体蔑视自己圈层之下的所有人，他们忽略了自身成功的外部条件，而这些先决前置条件是大部分人一辈子都够不着的资源。

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不可能关心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的命运。如果我的成功是我自己努力实现的，那么他们的失败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这种逻辑显示优绩至上原则侵蚀了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对我们的命运负有个人责任的观念过于强烈，让我们很难换位思考。

精英阶层的傲慢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那些登上顶峰的人自鸣得意地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应得的报酬，而那些居于底层的人是咎由自取。这种态度是技术官僚治国的道德伴生物。（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

从她那段有争议的路透社采访可以看出来，她确实是为了普及“中国滑雪”，成为更多年轻人的运动偶像而来的。她也从来没掩饰过自己的愿望。

但这个愿望仍然太精英化了。

对于更广大的基层中国家庭来说，滑雪是一项人均花费高昂的运动，比起普及滑雪，他们更可能需要的，是建设更多的公共运动场地和运动设施，让全民运动的成本和门槛降低，让每个家庭的孩子都能有机会接触运动。

“在美国，成长过程中有太多了不起的偶像可以崇拜，但是在中国就少了很多。我在中国的影响力比在美国大很多，这也是我为什么做了这个决定（代表中国参赛）。”

这终究是一场错位的期待。

曾经那些着力宣传的中国痕迹，随着冬奥会结束迅速消失隐藏，留在ins门面上的谷爱凌，是游走在时尚大片和顶层白人之间的网红。她在世界各地走红毯，在met gala上大秀身材，和哈里斯与马斯克合影，用精英的身份不断证明着母亲谷燕精明的商业布局。

她对底层人的每一次不屑，构成了今天飞向她的每一口吐沫。

当你结束了辛苦的996工作，回到合租房的小窝，看着电梯间幽暗的广告屏幕上是谷爱凌拿着一盒某品牌洗衣凝珠，她的脸上仍然挂着经典的美式笑容。

她的那块奥运金牌，没有改变普通人的具体生活。

在逆全球化的当下，作为一个双面偶像，谷爱凌终于经历了属于她的第一场风浪。

他们所有的作品，都源于对美与爱、希望与自由的渴望。

本刊记者 吴虹飞 特约撰稿 沙然

北京的798位于城市东北角的废弃工厂区，打着艺术的旗号经营多年，时至今日，商铺栉比，画廊林立，业已成为京城喧腾热闹的时尚艺术旅游区、餐馆和婚纱外景拍摄点。7年前，高兟、高强兄弟将工作室搬到了798的尤仑斯画廊对面，并选中了离工作室不远的两棵蹿天大杨树，依照树的长势设计了规划草图，盖起了一间咖啡厅，又模仿卡尔维诺的小说题目，曰“树上咖啡”。

2010年北京的秋天风清云淡，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穿过咖啡厅生长的杨树，一眼望不到顶，树叶薄绿透亮，如翡翠摇曳。

苏珊·桑塔格1975年评述说，“中国和苏联这些国家的官方艺术致力于阐述和强化一种乌托邦式的道德……”而30多年后，高氏兄弟等一批中国先锋艺术家则对此进行了一种彻底反动。评论家保罗·塞菲蒂 (Paul Serfaty)认为，“高氏兄弟作品的一个标志就是诚实，他们试图将过去和现实中最好的和最糟糕的结合在一起。毛小姐的孩子气就是一种对善的向往。”

1985年，高氏兄弟开始对艺术媒介进行最大可能性的探索，包括雕塑、绘画、摄影、数码影像、装置艺术、行为艺术以及一种被高氏兄弟称作“发生艺术”的新兴艺术形式。

从2006年到2010年，他们一方面继续做一些行为、摄影作品，在世界范围推广《拥抱》行为艺术计划，创作了《剩下的是骷髅》、《永不完工的大厦4号》、《建筑乌托邦》等行为与摄影作品，另一方面，他们的兴趣从行为、摄影逐渐转向雕塑和绘画，创作了一系列雕塑、绘画作品——《毛小姐系列》、《枪决基督》、《抓小姐》、《肖像系列》等。他们在巴黎、纽约、莫斯科、柏林等地的画廊和博物馆举办了十几次个展，作品被蓬皮杜当代艺术中心等多家艺术馆收藏。

上访的人

许多年后，53岁的艺术家高兟依然记得，1979年北京冬日的早晨，沿着那条狭长的街道，第一次走进国务院信访接待站的情形。位于陶然亭附近的 “上访街”在他的回忆里是这样的，“街道两旁是上访者搭建的低矮的窝棚，旁边堆积着破烂不堪的杂物，衣衫褴褛的上访者在窝棚前支起简陋的灶具生火做饭。满脸污垢的孩子们在那个狭小的世界里钻来钻去。”

1968年10月1日，高氏兄弟的父亲，济南消防器械厂的一名职员，在“清队”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也是从那一天开始，12岁的高兟就感觉到，父亲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了。

25天后，兄弟六人收到了父亲因为“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而“畏罪自杀”的消息。

高兟至今还为父亲去世而自责。当年12岁的高兟想，“如果我回来见父亲，我父亲可能就死不了了，因为我觉得也许我会用个人的办法，能让他不去那里，或者让他逃走。”

1979年，23岁的高兟带着为父伸冤的上诉材料以及母亲和兄弟们的重托，只身登上了进京上访的火车。

“我们家在京城还算是有人的。当时在国务院内务部工作的姑姑告诉我，上访者数不胜数，有些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了，可能从来没被接待过。”高兟目睹了那些绝望的脸，他难以克制地流下眼泪。”

一名工作人员对他说，“你还是回去，在这实际上是没有用的。”一张 “转山东省信访办处理”的信函、一张返回济南的免费火车票就打发了他。“我搭上回济南的火车，发现整个车厢里满满的全是上访的人。我听到了各种方言讲述的各种各样的奇闻冤案，有的是游击队的队长，被认为是叛徒，有的从事地下工作，有的是地主，总之是反正各种各样的人。”那是一辆少见的慢车，似乎是因为满车的冤屈过于沉重，火车开得很慢很慢。

“我们上访了十几年，因为不相信父亲有罪。”

高父最终得以“平反”，是在1980年前后，最高当局下达对文革冤案“全面落实政策”的文件。“一条人命，十几年的上访，最终得到的是三千多块钱的‘抚恤金’。”

25年后，高氏兄弟和一个作家再次来到北京的信访办。当年那些简陋的窝棚早已无影无踪，信访处的大门紧闭着。一些上访者，或站，或蹲，三五成群地聚在门前闲聊。一个独自面壁坐在墙角地上的老年妇女，“穿一件油乎乎脏兮兮的黄棉袄，腰间扎着一根细绳，头发灰白，戴着老花镜，握着一根浅绿色的圆珠笔，聚精会神地写着材料。她像一尊被遗忘的雕像，当我们拍她的照片，她没有一丝一毫惊动。那是一种具有超强意志，或绝对神经麻木的人，才可能有的沉着与专注……”而不远处的永定门火车站，让人有一种时空倒流的感觉：来来往往的乘客、警察、车夫、乞丐、商贩以及那些小姐、皮条客……欢迎来到真实又虚幻的现实世界。

80年代

兄弟俩有相似的面容、接近的发型，姿态和说话语气也相仿。哥哥高兟，生于1956年，与五弟高甡是双生子，而和他一起以“高氏兄弟”的名义做艺术的高强，却是最小的六弟，出生于1962年。

按照高氏兄弟的回忆，母亲是他们对艺术的直接启蒙者。

“母亲的剪纸功夫非常好，尽管父亲惨死给我们家带来灭顶之灾，我们时常担心母亲会自杀，但母亲以常人无法比拟的坚韧把我们抚养成人。她常常信手拈来，随便将一张废纸三下两下剪出一些很有现代感的人体或是舞蹈着的少女和动物虫鱼。我们兄弟的艺术细胞来自我们的母亲是一定的。 ”

1972年，高兟正式拜师学山水画，老师是有着亲戚关系的画家张登堂(现济南画院院长)。张登堂当时因创作《海河》、《黄河》组画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高兟认真临摹了宋、元、明、清以及当代一些名家的大量山水画作，后来被齐白石的学生王天池老先生收为弟子。

在图书馆，他们接触到西方现代艺术，像梵高、高更、蒙克、达利、贝克曼、鲁奥这些画家的作品，当初一见就喜欢了。“与传统的国画相比，感觉西方现代艺术是一种更自由、更直接、更强烈的艺术表达方式。”后来对波伊斯感兴趣，他提出的“社会雕塑”的观念是一种终极性的大艺术概念，至今他们还是很感兴趣。

“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年代，也是一个理想主义幻灭的年代。80年代的新潮美术实际上是8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当时无论是美术，还是文学，戏剧、电影等领域都出现了崇尚创作自由与先锋实验的新潮流。”

1989年，高氏兄弟第一次参加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展，由栗宪庭、高名潞等当代艺术领域重量级人物策划。展览现场人山人海，比现在任何一个双年展、艺博会的观众都要多。他们的充气装置《子夜的弥撒》，用探空气球为材质模拟性器官和乳房的形状。“有人愤怒，有人兴奋，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艺术品，或者说从来没见过有这样亵渎艺术的。”这件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作品得到了栗宪庭的大力支持，他说：“中国现代艺术到你们这儿有点原创性的东西了。”所以，在布展时被主办方有意识地安排在了美术馆一楼装置和行为展厅入口处。

多年以后，美国的艺术批评家苏珊· 黛维丝撰文说，“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在刚刚开始开放的中国会有这样的即使放在纽约也是同样具有先锋性的艺术作品。” “这在当时骇世惊俗，既没有许多中国先锋艺术作品通常有意为之的中国符号，也看不到拷贝西方艺术的影子。”这件富于隐喻性的装置作品使高氏兄弟一举成名，成为颇有争议性的先锋艺术家。

政治化的标签，精神性民主，反时尚，最具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当代艺术家等等一系列分科归类式的评价，自1989年那次里程碑式的 “中国现代艺术展”始，就紧随其后。

“反抗是不得已为之”

他们20多年来一直“坚持文化批判的独立态度”(批评家程美信语)，他们被公认为以“对于后毛时代中国的反思”而闻名(批评家保罗·塞菲蒂语)，但兄弟俩始终认为，他们所有的作品，都源于对美与爱、希望与自由的渴望。

出于各种目的来艺术空间的宾朋过客，既有高官、投资商、巨贾、警察，又有知识分子、文化人、艺术家、作家、媒体、农民、妓女……若高若低，无有不纳。

2002年2月农历小年他们在济南街头向各路人士发出“你愿意与无家可归者共进晚餐吗？”的请柬，“有人暴富或者走向小康，还有人无家可归，但社会阶层的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是有可能打破的。”

2003年春节前，山东某民工为讨薪自焚，高强把这则消息贴在某诗歌网站，而后有诗人发起签名、捐款。青年艺术家韩涛说，他与高兟买了营养品一起去医院探访烧伤民工，护士人手不够，他们俩就一起上前帮忙，韩涛一会儿就被腐肉和药混合的浓烈气味刺激地呕吐，退到一边，而高兟却不以为意，一直跟着忙活。

“艺术家有选择自己艺术方式的自由，要求每个艺术家都去关心底层既不现实，也没有道理。但‘底层’毕竟是我们现实社会中一个巨大而难言的存在，在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底层’作为一个不能回避的当代问题理应在当代艺术中有所反映……”。

雕塑“抓小姐”题材来源于网上广泛流传的图片——警方在“扫黄”行动中将一名街头拉客的妓女强行带走。相同题材的还有一系列绘画作品，描绘了妓女们接客过程中当场被抓时各类衣衫不整的情态。最近，一位穿着皮短裙的女人到艺术空间来找到兄弟俩，自称是“性工作者”，她说：“这个雕塑在我们圈里没人不知道，我想跟你们讲讲我的故事，或者和你们一起合作点什么。”高氏兄弟亦欣然应允，认真聆听。

2010年9月17日，“壮观与净化——高氏兄弟艺术展”在美国堪萨斯KEMPER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这是高氏兄弟在美国博物馆的第一个个展，展出了高氏兄弟近年来的绘画、雕塑和摄影等二十多件重要作品及部分文献和草稿，KEMPER当代艺术博物馆计划收藏高氏兄弟正在展出的巨型雕塑《列宁》作为永久公开陈列作品，与法国著名艺术家路易丝•布尔乔亚的《蜘蛛》并列为KEMPER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标志性雕塑。

高兟偶然念起了阿波利奈尔的诗《蜜蜡波桥》，“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你会忘掉他们是艺术家，忘掉他们身上的政治性，而会以为他们是诗人，体悟到带着血温的文学性。

傍晚时分，油画般的云彩低垂，他们停下来凝视那些云。高兟说：“生活便是应当听听鸟叫，看看风景和云彩，或者和可爱的女孩聊聊天。生活不应该总是和政治挂钩，我们做艺术不是为了反抗，反抗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昂贵的房租、漫长的通勤，让许多在北京这样大城市里的打工者，冒出过以办公室为家的念头。社交网站上，不时见到这样的问题：不想租房，办公室里能住么？大多数人对此保持怀疑态度，也有短期居住过的人现身说法，“工作和生活没有了分界，生活没有了空间”。

尽管如此，依然有人选择偷偷在办公室里居住。住在办公室，意味着全部家当必须装得进一个行李箱，意味着一种舍弃下班后私人空间的生活，也意味着更少的成本和通勤时间。

这样的生活，有人断断续续体验过，有人坚持过两年，有人还在继续。

文 | 李渔
编辑 | 张轻松
运营 | 泡芙

“在哪儿还不是睡个觉”

晚上十点，南城灯光渐渐黯淡，老刘准备就寝，先将充气床垫在地板上展开放平，等到气一打满，铺上了床单，码好枕头。前后五分钟的时间，娴熟地处理好了一切，他来到门口，按下墙壁上的开关，再摸黑回到两排办公桌夹成的空地上，悄然躺好，鼻尖刚好与椅脚齐平。

老刘住在办公室已经快一年了。他在北京工作，但没有租房。

全部家当是一个20寸行李箱，一个背包，和一张床垫。床垫日常塞在办公桌底下的纸箱里。行李箱和背包是他“移动”的家，销售人常年出差，办公室放行李箱大家也见怪不怪。里面塞得下几件衣服、常用药物、电脑、酒店里拿的一次性用品，甚至还能装下两本书。

老刘的床铺。图 / 受访者供图

入夜后的办公室，键盘声响消失了，工作上的讨论与争执也变得无影无踪，一百多平方米的房间变得如同喧嚣落幕后的戏台子，只剩下风扇发出低沉的呜咽。办公大楼的中央空调每晚下班时间准时关闭，北京今年格外闷热，老刘就指望着这台风扇能够带来阵阵凉风。

他知道在这个时间，同事一定不会再出现，于是干脆脱去了上衣，又脱掉了裤子，仰面对着天花板。不过就算如此，皮肤还是很快变得黏黏哒哒，最后他不得不起了身，拧开卫生间的笼头，毛巾沾上凉水，在周身上下一通擦拭，再次躺下，阖上眼，双手抱于胸前，努力入睡。

这是老刘住在公司的第五十天。他是一家传统行业公司里的销售，在过去的十一个月里，只要不出差，他就将办公室当成自己在北京的居所。

在他自己看来，这个举动很寻常。毕竟，在这座城市里，一千多万人正日日为了生计奔波，人们就像觅食的蚂蚁，白天聚作一团，等到夜幕降临后，四散到城市的角角落落。有房的人可以归家，而无家的人和无根的浮萍没什么两样，在哪里，都只是短暂地找个地方度过黑夜。

从这个角度来看，住在办公室和住在其他地方，其实没什么差别。老刘每天十点后入睡，早上七点，天一亮，便按时起床。当大多数人争分夺秒追上地铁，奋力在车厢里挤出一个能够站立的空间时，他忙着一边整理衣物，收拾床铺，一边打开窗户，让新鲜的空气灌满空间。

同事们几点工作，他也几点工作。同事们几点下班，他也几点下班。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从来不会迟到，而且一直是公司里最早出现的员工。

他将自己住办公室的经验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后，引来了许多人的热议。大多数人好奇“办公室要怎么才能住人？”“怎么洗澡？”也有人对住在办公室的行为无法认同，直言“窒息”。

在加班晚归，或者早起通勤感到痛苦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吐槽过“还不如住办公室得了”。一些北漂刚来北京、收入捉襟见肘，能租到的房子也说不上能提供多少尊严，但真的选择住在办公室，还是件令人难以接受的事。

一来，办公楼属于商用大楼，原则上不允许住人，住在办公室“偷感”很重，被发现后还可能被同事“嫌弃”。另一方面，更多人认为，住在办公室完全混淆了工作和生活的边界，不可接受。还有人担忧，公司万一丢了东西，可说不清楚。

但真的住了，“也就是睡个觉而已，在哪儿还不是睡个觉”。从2017年到2019年，王森曾在办公室里连续住了两年。回首那段时光，他直言“想一想，也有点儿辛酸”，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一旦住习惯了，其实就跟租房没多少区别。

小六曾从2022年夏天开始陆陆续续住办公室，入冬后，更是直接“定居”了半年。夏天的烦恼是蚊子多，有一个晚上，一觉醒来，她赫然发现手臂上被咬了十几个包，密密麻麻的红点，她成了“自助餐”。冬天一入夜，她便把自己蜷缩在睡袋当中。虽然这样可以御寒，但也有新的苦恼，睡袋毕竟是一个口袋，束缚着身体，犹如被困在了一个茧里面，没法自由伸展和翻身，小六睡得很不踏实。

她始终不敢让同事知道自己住在办公室。每天一早六点，她就要早早起床，将瑜伽垫和睡袋小心翼翼卷好，藏在摄影器材旁边，然后一溜烟儿跑到食堂，一直磨蹭到单位有人出现。等到下班时，别人离开，她也离开，在楼内的休息区里藏到晚上九点之后再回办公室。

身为本地人，住在办公室，肯定是没有住在家里舒服的，可与此同时，每天不用花费大量时间往返于家和公司，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么一比较，舒不舒服这点事儿，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她更愿意将住在办公室看做一场“生存实验”，“等过了很多年，再想一想这段经历，一定会十分的有意思”。

“你可以住在公司啊”

在北京工作，住宿是一笔昂贵的开销。

安居客上的数据显示，虽然这两年房屋租金略有降低，但北京一居室的平均租金价格仍旧维持在3800元上下。而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信息，2023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1761元，租到一个平均水平的一居室，需要花掉收入的三分之一。对于低于这个薪资的人群来说，房租更是一个沉重负担。

每一个住在办公室的人会反复提到一个词：时间。根据《2023北京通勤特征年度报告》，北京通勤的平均时长在51分钟，位列全国前茅。长时间的通勤，是对体力的考验，也是精神上的损耗。

人们选择住在办公室，最重要的目的，便是为了省下房租或时间。

2022年夏天，因为家中房屋准备装修后出租，小六举家搬到了六环外的昌平乡下。从住的地方到单位，需要先步行半个小时去公交站，再搭乘公交车来到城区，最后还要在地铁里耗费半个小时。一趟两个小时，每一次上班都如同逃命一样匆匆忙忙。

在公司附近租房当然可以省去许多烦恼，但房租实在昂贵，哪怕与人合租，一个月也要两千多块，而自己到手的工资才不到六千元。尤其她从事的行业，出差是常态，这意味着每个月一半时间里，出租屋都要空置。细细一算账，她马上便意识到：这不等于自己花了双倍的价格来租房吗？

她坚持在城区和郊区之间往返了一阵子，但很快便遇上了一个新问题——公司加班是常态，回去的末班车是晚上八点，哪怕紧赶慢赶，自己依然常常错过。赶不上车时，只能打车，车费就要一百多块，“简直就是在贷款上班”，她觉得十分荒唐。

渐渐地，在办公室凑合一宿的念头冒了出来。第一个晚上，小六全无准备，不知道要睡在哪里，只能坐在工位上，推开键盘和文件，朝着桌面一趴，跟鸵鸟一样，把头埋于双臂之间。这样的姿势很难让人睡得踏实，几次入睡，又几次醒来，一夜处在半梦半醒之间，脑袋昏昏沉沉。不过一想到自己省下的金钱，她又觉得心中格外欣喜。

后来，她开始时断时续以办公室为住所，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到十月底。入冬后，北京昼短夜长，下了公交车后，眼前的那段路上不光没有路灯，连人影也罕见。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人走在黑夜当中，这样的氛围让她十分不安，“就怕突然来个人，把我给噶了，扔河沟里面”。

小六下班的夜路。图 / 受访者供图

于是她干脆就不回家了，买来了一个瑜伽垫和睡袋，开始在办公室常住。

王森也是被房租一步步逼到办公室的。2017年，因为在老家天津找不到合适工作，他来到北京，进入了一家国企。起初和单位里许多北漂一样，为了省钱养家，他和其他同事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房间，两个大男人同挤一张床，一同分担房租。每月一千多元的花费，对于彼时只有七千月薪的他来说，是承受的上限。

但这样的日子只维持了半年，同事辞职离开北京，他再难找到其他人一起合租，不得不搬到郊区顺义，上班一个半小时，下班一个半小时，挤在公交车和地铁上，像被抽干了空气的气球。

他不怕苦，“反正来北京就准备好了要吃苦”，可有些问题并不是吃苦就能解决的。有一次单位加班，直到十一点才结束，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他站在单位门口盯着荒凉的街头，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觉得自己成了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那一晚，他被迫在办公室里过夜。然而出乎意料，“住在办公室里的感觉还不错”，不用急着赶公交车，也不用怕上班迟到，一觉醒来，甚至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在食堂里吃一顿早餐，更何况，不用花一分钱。

犹如发现了新大陆，一刹那，王森就冒出了搬到办公室里的念头。那时恰逢有人离职，留下了一张免费的折叠床，他干脆捡了回来，开始安营扎寨。

和前两位不同，在进入公司之前，老刘就已经做好了打算，自己就要住在公司。

这个决定源自于过往的一段失败经历。2019年，他和朋友一起创业，拿出全部积蓄，加上借贷，在老家那座三线城市投资两百多万，开办了一家教培中心。这个举动虽然冒险，但彼时教培行业十分火爆，也不失为一个前景明亮的投资。然而疫情骤然来临，老刘苦苦维持了两年时间，终于血本无归，借来的钱要偿还，学生的钱也要退回去，他不愿意做“老赖”，不得不走上了打工还债的道路，“自己挖了坑，跳进去了，就自己再想办法爬出来吧”。

还债就像是在完成一套复杂的拼图，一步一步，全离不开算计。2021年底，老刘先在深圳跑了一阵子快递，只因为“对方能够提供三个月宿舍”；接下来，他找了一份销售工作，月薪6000元，驻地北京，那间两室一厅的房子，既是办公室，也被员工当宿舍使用，用不着为了住宿额外花钱，“也还行”；2022年9月，为了多赚些钱，他又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被派到了南京，虽然需要租房，但很快，他就寻觅到了一间房子，与四人合租，一个月租金只要800块；在南京做了三个月后，他开始负责起了华中地区的销售业务，日日出差，这回连800块的租金都省了。

然而，个人再如何努力算计，在大环境的碾压下，也是无能为力的。没做几个月，公司效益不好，团队面临裁撤，处于安稳生活中的人大可以选择顺势而为，老刘却不得不争分夺秒，为了接下来的生活好好筹谋。

他再次换了工作，来到北京。可不到三个月，公司高层变动，他莫名其妙遇上裁员，还被拖欠了两万元的报销款。如今提起这段经历，老刘依旧忿忿不满，“一些公司看似正规，其实处处在琢磨着怎么剥削员工”。

对亟需偿还巨债的人来说，赚钱不仅仅是维持生计的手段，也是重回正轨的希望。要回这笔报销款，花费了老刘两个月时间，也改变了他的许多观念，他觉得公司大小无所谓，重要的是“只要能拿到工资，能拿到绩效”。

另一方面，他对开销变得格外谨慎。他想起在南京租房时，一个同事对他说的话：“你可以住在公司啊。”放在当时，这只是一句调侃，但时过境迁，再一次想起来，老刘心中有了不同的念头。

9月份，他入职了新公司，需要经常出差，但也免不了要在北京逗留。入职那天晚上，他拿来了几张硬纸板，在地面上展开，拼出了一张“床”，悄悄度过了第一夜。

住办公室的智慧

办公室是公共场所，没有太多隐私可以容纳。选择住办公室，就必须选择一种极简的生活方式，私人物品没有太多空间放置，欲望也就被无限压缩。唯一重要的，只是如何睡得安稳。

睡过第一天后，老刘就发现了，只靠硬纸板没法长久。地面很凉，也很硬，早上醒来时腰酸背痛。于是第二天，他花了几十块，买来了一个充气床垫，如此将就了两个月，到了冬季，他从家里取来了一条毯子，放在身下，保暖又舒适。

老刘的床铺。图 / 受访者供图

洗衣服是一个问题，洗澡也是一个问题，但很容易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没有洗衣机，衣服就全靠手洗，夏天时挂在窗边一晚就能干；至于洗澡，则更加简单，干脆不洗，如果天气实在炎热，大不了在卫生间用凉水擦擦身体，也能消暑，反正过不了一两天，他又要出差。

一个月里，他曾经辗转于十六个省份。从4月底到8月初，更是三个多月里，七十几天在外奔波。其实，很难说是因为出差如此频繁，老刘才住在办公室，还是因为住在办公室里，老刘才出差如此频繁。他自己坦言：“如果和同事一样在北京有住所，说不定可以换一个安排方式。”

小六与老刘一样，能不洗澡就不洗澡，反正冬天也不怎么会出汗。衣服也用不着换得频繁，反正自己不怎么出门，也就不会太脏。到了周末，有时她回家，有时干脆就在附近找一间青旅，花钱住上一夜，睡得好坏无所谓，重要的是有洗衣机和淋浴。她也惊讶于自己年纪轻轻，居然能找到这些解决办法，“真的感觉就像在城市里探险一样，总有新的发现”。

但并不是谁都能像小六一样，在办公室足不出户，窝上一整个冬天。王森的公司虽然有暖气，可因为节能，温度并不高，他又实在不好意思再在办公室里放上一床棉被。出差是一个好办法，不过不能日日出差，一个月，最少也有半个月要在北京度过。不出差的日子里，他就像一个流浪的波西米亚人，四处搜寻过夜的地方。

好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离开，也留下了许多还未到期的出租屋。只要支付一点费用，就能短暂地在这些房屋内待上一段时日。正如有人拼车，有人拼团，王森“拼房”，他如同一只勤奋的蜜蜂，这里停留一下，那里停留一下。他住过通州，住过房山，最远的地方到了昌平农村，只花了六百块钱，就住了将近三个礼拜。他戏言：“不要说外地人了，就算很多本地人，也未必解锁过这么多的地方。”

相较而言，他还是喜欢夏天一些，只是夏天也有烦恼。他常常出汗，虽然换洗衣服可以等周末回到天津解决，但无法洗澡总归是个大问题。他不敢在公司的卫生间里大张旗鼓地洗浴，“公司那么多人，万一被加班的人看到，不合适”。但连续一个礼拜，仅靠毛巾简单擦拭，显然不能遮盖住身上的异味，“没办法，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臭，感觉同事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不敢停下脚步

王森的同事都知道他住在办公室，他也从未刻意隐瞒过。他想，反正大家收入都不高，谁不是想办法在北京生存下去呢。

办公室里一共四个人，全是北漂，各自有各自的辛苦——有人房产在燕郊，每天光上下班就要三四个小时；也有人在北京买了房，只有五十平方米，塞进了一家五口人，自己只能睡客厅；领导固然收入高一些，却同样负担不起租房的费用，只能在附近租一间地下室，四面无窗，不知日夜。用王森的话说，“大家就谁也别嫌弃谁了。”

小六则很怕被同事发现，她说办公室内斗严重，被发现了，“不知道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但饶是谨慎，也有被撞见的时候。有几次周末，她正在办公室里看剧，突然之间有同事跑来加班。她便也只好装出一副努力工作的样子，在工位上认真地面对着电脑，“感觉是在被迫营业”。

老刘住办公室的事，则更像一个“公开的秘密”。刚入职时，他谎称借住在朋友家里，也和小六一样，每天若无其事装作下班，等估摸着所有人已经离开，再独自悄悄溜回。

直到一天晚上出差归来，他正要入睡，突然遇上同事来公司加班，一时四目相视，场面极度尴尬。他只好编了个理由搪塞，无非时间太晚，不想去打扰朋友云云。听上去颇为合理，同事好似也并未质疑，只是后来，老刘发现，似乎连领导也对这件事心知肚明。

那次他和老板一起出差，本以为会在外地过夜，未曾想老板径直开车回到了北京。午夜时分，望着静默的街道，老刘心中不断盘算着要在哪里下车，才既可以回到办公室，又不被老板发现。谁知道还未说话，率先开口的却是老板，“一会儿我就先把你送回到公司吧？”

老刘觉得，老板应该是发现了的。不过从那以后，彼此之间，谁也没有去详细提及这个问题。老板不问，他自然也不会说，双方就这样保持着微妙的默契。

在同事之间，他在办公室过夜的事情渐渐也不再是秘密。同事偶尔会询问他在办公室里住得好不好，好心地提醒要注意身体。等入冬时，有人担心天气冷，特意告诉他单位有个“小太阳”，记得要打开。

住在办公室，省下通勤时间后，这些住办公室的人，也没有“闲着”，而是像这个城市的很多人一样，尽可能将多出的时间转化成“生产力”。

老刘开始尝试在小红书上做直播，聊一聊自己以办公室为家的生活。尽管还没有带来什么物质上的收益，但每天跟陌生人谈一谈天，暂时从债务的压力下抽离而出，不失为一种放松。

小六不愿意无所事事。她曾经在补习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于是操起老本行，开始利用下班后的空闲，给学生做线上家教。楼道尽头凹进去一块小隔间，摆了一张闲置的办公桌，她安静地坐在那里，支起平板电脑，对着屏幕细细讲解立体几何和抛物线。被同事问起，便说自己堂弟正在准备高考。

一堂课两个小时，收费三百块，每个月可以获得将近两千元的收入，对只有几千元工资的她来说足够惊喜。她格外享受这种足不出户，就能搞定一切的生活状态，唯一让人有些忧心的是，因为懒得出门，体重直线飙升，“几个月里，足足长了几十斤”。

两年间，王森的精力全花在了学习上。同事一离开，四下安静无声，办公室就变成了一间天然的自习室。他坐在电脑前，日复一日地啃着书本，换来四本证书。因为公司政策，这些证书每个月可以给他带来额外一千多元的收入。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些证书，让他后来找到了另一份工作。

新工作还是在北京，月薪一万多块，重要的是提供宿舍。居住不再是难题，他把折叠床送给了别人，从此结束了办公室的寄居生涯。对于人生，这称得上一次巨大飞跃，但偶尔他也会怀念在办公室里居住的经历。他感恩同事的包容，也庆幸正是那些拮据的日子，让自己没有办法蹉跎岁月，“在那种条件下，不敢停下脚步”。

在办公室住了四个月后，因为父亲生病，小六不得不辞职去照顾家人。等2024年再次回归工作时，城中的家早已装修完毕，她也像许多本地人一样，开始了家与单位两点一线的日子。回首住在办公室里的那些天，她的心态十分矛盾，一方面感叹当时自己真能吃苦，“天天睡眠不足，感觉人都变傻了”；另一方面，她又觉得在这座昂贵的城市里，自己的做法很理智，那点儿苦也没什么，“就像走夜路，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幽暗得让人害怕。可当你一直向前走，走到灯下，就发现幽暗的地方也很寻常”。

她至今无法理解，当时一个同事在单位附近与人同租，“一个月里半个月在出差，却要花一半的工资来租房。工作是为了赚钱，却为了工作花钱，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么？”

结束办公室居住的人，都打开了新的生活篇章。而还在住办公室的人，还要继续为了下一步的生活而奋斗。老刘还不知道要住到什么时候，总之，“先做着”。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依旧是还清债务，每个月一万二的工资一到手，便被他悉数转走，去填充创业留下的黑洞，手上只剩下一些周转资金，用来应付出差和日常开支。

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他十分“知足”。在北京安家或许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但享受当下，有时候并不需要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家”。他喜欢逛博物馆，也喜欢看演出，就算拮据，也会省出一两百块钱来，去看一场不知名的话剧表演。

但当人们有更多选择时，谁又愿意住在办公室？宋晨是陕西人，因为工作关系，被借调到北京四个月。他原本打算住在远郊区的亲戚家，“可北京实在太大了”，每天五个小时的路途“堪比成吉思汗西征”。在坚持两个多月后，他无奈地搬进了办公室。

这也改变了他原本希望可以留在北京的初衷，“没有房子，幸福感太低，就算收入高，这么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在办公室断断续续住了两个月后，他已经决定回老家了。北漂，已经不是他的选项了。

（讲述者均为化名）

编者按：2024年8月1-8月31日，距离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已1610-1640天。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与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的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写下日记”，“诸多双耳朵仍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响”，网民们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正如一位网名为“一朵默默绽放的花儿”的新浪网友所说：“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因为李文亮的微博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每日片段精选备份，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留言区：

2024年8月1-8月31日

Respect丶Lee: 李医生，很久没来看你了，想来最频繁来看你的时候都是我人生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比如考研、比如就业….对不起，您别怪我经常不来看您，我只是想把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和您。最近我最喜欢的那个她，和我分手了，虽然只谈了10个月，但是是我26年最喜欢的女孩了，我真的很舍不得她。。。

关爱小公主成长协会: 今天有人问我 你是在为了生存还是为了生活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很多时候只是在努力活着罢了

九味人生lww: 李医生。好久没来了，你在天堂还好吗？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这几年发生了什么许多许多不可思议的事。唐山打人事件，胡鑫宇失踪案，赋红码官员升职，法官被杀案，油罐车装食用油案。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草草结案，都经不起逻辑推敲。

这是麦德居替: 老李，原来有问题的食用油就那两辆，而且还只运到了鄂尔多斯市，那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反正我们又不是鄂尔多斯人

小柿子Jessica: 李医生，我真的很不喜欢现在的网络，充满了戾气，充满了键盘侠，怀念千禧年那个时代，各处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希望，现在这个社会我真的好讨厌，人人抱着一台手机

Rustyfire: 李兄，近来可好。最近感叹人生似乎真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某个时间冥冥之中就会推动你向前，感叹人生似乎如水流中的落叶，身不由己，随波逐流，想得一份宁静和自由，是如此的艰难…

小半满闲心: 亮子好，周末啦，愉快！

newkenmao: 李医生走了整整四年半了 这四年半大家过的都不咋地 虽然新冠已经成为“小感冒了” 也不再防控疫情 但经济形势越来越差了 老百姓收入降的厉害 好多企业说关就关 好多人好端端的上着班就失业了 消费降级 曾经你最爱吃的德克士也是我常去的 现在都吃不起了 社会戾气也很重 极端的事件时有发生。唉。。。

欲得故柔小姐: 又有一个吹哨人，是律师，他叫易胜华，披露了倒卖的事，我很担心好无力～

清汤面鱼鱼: 李医生，活久了，真的是什么新闻都能看到呀…有48亿说不清楚去向、要患儿母亲陪睡的慈善会，有偷遗体卖钱的殡仪馆、医院…

宇哥考编: 李叔，疫情过去好久了，甚至感觉它好像从没有来过，不过还是记得您，我答应过自己每年都要来看看你，最近在考研，大学毕业了才找到方向，感觉压力很大，又不好意思和亲朋好友倾诉，李叔，我一定会加油！

没水也疯长的绿萝: 李医生，中国体育发展太快了，这届奥运会有很多被欧洲垄断多年的项目中国都夺冠了，中国真棒

Jz8521448: 孟加拉是孟加拉人民的孟加拉，阿根廷是阿根廷人民的阿根廷。//地上湿光: 孟加拉国人民牛逼

活在世间无世道: 李医生，你相信是真的查吗？吃了十几年的金龙鱼食用油，现在改吃农村的菜籽油和猪油了，自从油罐车事件以后，家里剩的一点金龙鱼食用油都不敢吃了!

这是麦德居替: 李文亮医生，就让我们来看看，“哭墙”和“长城”，哪个会先塌吧

活在世间无世道: 李医生，像我听路人说过的那样，下辈子宁可当外国人的狗也不要做中国人了，这片土地太黑暗了唐山打人事件出警民警也在异地举报了，大家都在担心他的安危，就因为当时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他没按要求读假稿就被打压关进看守所了，现在他获得自由就异地举报了。请你保佑他平安🙏🙏🙏

只只kkkk: 李医生，我昨天被东北供应商威胁了，他带了两个小弟和媳妇。他说收拾我一个女的，还不好收拾吗？还对着身边的人坏笑。然后他老婆在对面，就说说什么呢，人家一个小姑娘。其实我来东北工作以前，还真对这个地方的男性挺有好感的，觉得是尊重女性的，结果男的也就一个样，威胁女性也就用那二两肉威胁了。

蔡妤羲ai羲儿: 李医生刚刚小胖樊振东冲金成功获得大满贯冠军了，我想李医生应该也喜欢看奥运会的是吧

牛什么啊-: 这场讽刺将一直持续，直至用生命付出，切尔诺贝利般的笑话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

笑圈少女: 李医生，人真的为了钱啥都干啊，代/ 孕，4千具/遗《《体被倒#卖，73个人被抓，但是运作好多年，

目击妳刚刚完成这一跳: 补综艺 又看到那年强制做核酸 好像什么都没变好像什么都变了 时间过得真的好快.. 愿您安息

张浩文_咏瑶: 这张惩戒书应该作为历史文物//stranger24080001: 你能明白吗？

CarooK: 我来纽约看你了

宏书辣评: 看到还有这么多人记着你，我心里突然有点温暖的东西在复活。现在没有工作，压力很大，阳过之后又多了个肾炎，感觉自己老了。

我真不摆烂: 李医生，过了今天我要把所有的娱乐软件卸载了，还有一百来天就要考研了，我想为自己拼一把，最后再来看看你，下次来看你应该就是考研结束了，祝我好运吧李医生

沉淀yx-0: 大环境越来越差了，现在比疫情期间还要难了

远方聂鲁达: 李医生，好久没来您这里了 现在还没睡着 思绪万千 有时候觉得人生挺没意思的 不知道到底要追求什么 脑子里经常会闪过很多画面 两年前因为自己生病在急诊待了半个月挂点滴 那天我在三楼清晰的听见楼下有人哭 那种撕心裂肺刻骨铭心的声音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你说人世间怎么这么多苦难要我们去承受呢

小半满闲心: 亮子早上好，看，茑萝松正在半开。茑为女萝，施于松柏。

微甜的苦菜花: 李医生，2024年7月2号下午二点半安徽省怀宁县公安局约我谈话，让我删除二条“有损安徽省怀宁县公安形象”的微博后我的这个微博号就被它们举报封号了所以我用另一个微博号发微博，但是2024年8月27号夜里1点05分它们又举报我封了我另一个微博号。我这个微博号之间我钻粉3都掉了

紫晶蝶蓝: 李医生……开学了。据说五年后是断崖式掉生源……大学老师也可能面临下岗……听完我呵呵……

superwuxi: 李老师 如果有一天你的微博也不能再说话了 可怎么办

我的名字不知道怎么起: 曾经对你的去逝泪流满面，我知道也在哭自己

南沚99: 希望人们对生命的敬畏能够再多一些

牛什么啊-: 这场讽刺将一直持续，直至用生命付出，切尔诺贝利般的笑话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

这是麦德居替: 每天来这里静心想想，作为人的良知就不会泯灭；每天来这里看看大家的日记，就不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世道孤军奋战。晚安，李，今天是2024年8月的最后一天。

CDS档案 | 李文亮

CDS档案｜新冠病毒事件总汇 

今年6月，我们发布了一篇稿件，《一个外卖员59次丢失了他的尊严》。稿件的主人公冯文学与保安的冲突在近期上映的电影《逆行人生》中也被简笔勾勒：保安队长要求把所有外卖员都拦下，外卖员站长要求见到保安就冲过去，而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

电影的前半段，几乎还原出了外卖员可能面临的所有困境：系统冰冷的催促、顾客以及其他人对尊严的折辱、算法的压榨、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人情世故与情绪劳动的不断消耗。

很可惜的是，这些取材于生活的真实的困境，最终在影片中被消解成一种正能量的呼唤。在很多不易察觉的地方，电影对我们本应被唤起的情感进行了置换。电影的结局，高志垒最终依靠他跑外卖时开发的小程序，“回归了精英层”。

我们不禁想问，外卖员的故事只能由一个跌落的社会精英来讲吗？我们请来冯文学，和我们聊聊《逆行人生》，聊聊外卖员的生活。在这期播客里，冯文学连发妙语：“为什么不让王兴来演呢？”“（电影）应该叫王者回归。”

他有很多朴素的洞见，比如他知道，顾客对外卖员的霸凌，与平台的系统设计不无关系。他也知道，外卖员与保安之间不必互相为难，应该去找高一层的物业经理（但是物业经理的上面又是谁呢？）

他发明了一些话术去应对难缠的客户：不能说我下一个订单要超时了，要说我下一个客户要超时了，“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上帝，得罪两个上帝，是不是？”这套话术简单有效，这背后的逻辑是，另一个上帝需要被尊重，而外卖员却不需要。

与冯文学聊天是一次很不一样的体验，他未必知道“结构性矛盾”、“系统”、“算法”等词，却有他独有的智慧。他不是一个刻板印象中的外卖员，而外卖员也不该有所谓的“刻板印象”。在播客的结尾，两位主播纷纷忏悔，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会更努力地提醒自己，不要轻易地丢失同理心。

以下是播客内容的节选：

正面连接：其实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意外，我们本来策划这个节目，是希望冯先生也能看一看这个电影，然后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对他的看法。但是冯先生因为最近就是眼睛要有点不舒服，要做手术，所以看不了电影了。

我问冯先生的时候，冯先生也有跟我聊，说最近这部电影在外卖员中也特别火。

 冯文学：目前以我的了解，可能好坏参半吧。苦难都是真实的，但是苦难是怎么来的，谁给的，没有怎么说。

其实他（高志垒）本身就是精英层，最后也回归精英层。实质就是电影版的体验生活。

正面连接：电影里有一个角色是贾冰演的，是一个外卖站的站长，他以前也当过保安，他当保安的时候，就会培训他下面的保安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外卖员，你就咔，拦下来。他当外卖站站长的时候，就会培训他下面的外卖员，说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保安，你就唰，冲过去。我就立刻想到你们那个稿子了。

我不知道冯先生现在对这个问题会不会有新的想法，我觉得电影里挺妙的一点是它让这个外卖员和保安其实是一个人。我们一直知道这两者可能是存在矛盾的，但可能很多人在此之前不会意识到他有一个更高的结构性的矛盾。你可能就会试图去区分这里面谁强谁弱，谁拥有权力，谁手无寸铁。但电影告诉你的是他们是一个人，他们在两套体系里面就是分别被这两套系统要求他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冯文学 **：**我向来都说，我从来不骂保安，我都骂什么呀？物业经理。因为物业经理是直管保安的。这个电影里面说是保安队长，保安队长也只是算是中层，他的上面还有物业经理管着。

正面连接：其实我采访冯先生的时候我也知道，我跟他去的时候，他对所有的保安都非常友好，他不会认为这是他跟那个不让他进的保安之间的矛盾。冯先生认为是这是他跟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跟小区所属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

 冯文学 **：**你不能说老找那些挡箭牌，是不是？谁引发的矛盾就找谁，你得找根源，是吧？是谁让他去引发这个矛盾呢？这你得知道啊。

正面连接：我采访冯先生的时候，我们总是在众包骑手在的一个美食城那个据点那里见面。那次想解决他跟物业之间矛盾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党群办。

里面特别好，那会儿6月就是非常热，里面就有空调、矿泉水、很干净的沙发，有图书。那个地方离美食城只有不到200米，特别特别近。但就是两个世界。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天然的阻隔，即使你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它虽然是为外卖员服务的，它每天都能看到这么多外卖员，但是外卖员们却都不知道。

 冯文学 **：**他那个地儿不叫党群办，跟党群办是分开的，他那叫服务中心。外卖员、打扫卫生的可以去那休息，算是一个公共的休息点、服务点。

我们为什么对那有看法、有隔阂，因为那一块地几乎每个月都有几次党员去那开会，感觉那就不是一个底层人待的地方。

正面连接：所以我当时会觉得电影里面呈现出来的那种非常欣欣向荣、团结一致（的气氛），在现实中好像是一个挺奢侈的事儿。哪怕有这么一个地儿，它并不真正对外卖员开放。

还有一些其他人也会阻挡外卖员进去，比如学校里面的宿管阿姨。顾客说，你怎么不上来呀？外卖员说是宿管阿姨没让我上来，这时候顾客会说一句话，非常典型，几乎就完全跟冯安生跟我说的一模一样。

 冯文学 **：**别人能上来，你怎么上不来？

正面连接：别的外卖员能上来，怎么你就不行？

 冯文学 **：**（这是）很多刁难的客户的一种，第一标配语。学校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学生（之间）男女宿舍它也是不让你随便进的，像这种公平合理的制度按说外卖员就应该遵守。无非也就是个别的这种客户，他可能跟学校制度可能也有点气儿，他就非常给你送上去。

正面连接：大家都对制度生气，最后变成大家互相刁难。

 冯文学 **：**像这种心态可能跟平台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并不宣传，说你客户有权力做什么，应该怎么对骑手。今年这种事特别多，有些小产业就跟骗婚似的，你把餐给我送到的时候，我也吃了，但是我又点退了餐，退餐钱又回来了，然后再举报你，又罚一回钱。一吃三口。

正面连接：平台只能约束外卖员，但并不能约束其他人。

 冯文学 **：**我给美团我打过这个（电话），我说怎么就不出拉黑客户的系统，是不是？

正面连接：拉黑了以后就没有外卖员给这个客户送餐了！

 冯文学 **：**我就给大家说过，客户特别刁钻的那些、刁难人的，老说你超时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些外卖员几乎全都说：送那个影响我别的单，超时了。后来我就说，因为我也这么干。我在抖音上发布过，我就跟大伙说，这叫话术，千万不要说我后边的订单要超时，你要说什么呀？说我后边的客户要超时了。不能说因为你一个客户影响我其他的客户。

千万不要强调自己怎么着，要说别的客户怎么着，别的上帝怎么着。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上帝，得罪两个上帝。你要是这么说，可能那些苛刻的客户有 90% 的还能弹回去。

就等于往咱们前面弄了一个挡箭牌，你知道吗？我不是以我的名义说，我是以跟你平等的客户在跟你说，你影响的是其他的上帝，单多的时候，可能你一个影响好几个客户，好几个上帝。

正面连接：高志垒的妻子说了一句话，我印象还挺深的：以前我一直觉得这个房子是我们的底线，现在我知道了这个家才是我们的底线。我当时就胸口特别堵，我想问我们的底线是什么？我们生活的底线如果只是有个房子，跟自己家人生活在一起，就这么难吗？我们的底线必须不断地下降，你身为一个人，哪怕我的生活如此之艰难了，我还可能守住生活中的小小幸运，我还有个家庭可以守护，可以温存，这种感觉。

 冯文学 **：**其实这种观念我觉得就是一种，只能说是，小幸福。

正面连接：对，您说的这个很准确，就是小确幸。因为我们无力改变那些大的问题、大的困境、大的矛盾，或者说被要求的也只是个体，你就只能守住自己生活中的小确幸。

 冯文学 **：**但是停留在小幸福的话，我觉得有点像在已经到了道德的最底线了。你们不觉得吗？说白了可能就是自私的底线了。别人的好赖跟我无关，为了我自己的幸福，可以损害、伤害、抛弃其他人的幸福，哪怕是所有人、很多人的幸福。

正面连接：是的，就像冯先生一直在提到良心这个词，到最后好像你能不能愉快地、正常地度过这一天，都取决于你有没有遇见过那个有良心的人。我们的底线好像就变成了对每一个个体的约束，你要有良心。那没有良心的人有错吗？其实他也是被裹挟在其中的。不能指望良心救世界，你还是要指望更合理的规则和制度来救世界。

正面连接：我刚跟冯先生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冯先生教给了我很多知识。并不是我说出什么系统、算法、结构性矛盾，这是一种知识，我跟他一块出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这条路怎么走更快，他告诉我怎么样去在迷宫里面迅速的找到你要送的那一户人家，我会觉得这些也是一种知识。

我听冯先生自己的故事，我会觉得他讲出的故事就是外卖员的故事，但是外卖员的故事不应该由我来讲，所以我们今天请了冯先生。但是在电影里面展现的外卖员的故事，是由高志垒讲的。你不可否认他就是精英，他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有很好的工作经历，他的女儿在上国际学校，为什么外卖员的故事要由一个精英来讲？

 冯文学 **：**就好像一个智者说，傻子，你努力也能成为智者！

正面连接：我跟冯先生聊的时候，冯先生就说，那为什么不让马云来演呢？

 冯文学 **：**我跟你说完这句话我当时就后悔了，应该说是王兴，王兴就是美团的老大。那才叫王者归来嘛，是不是？

    冯文学              

  本期嘉宾

 《一个外卖员59次丢失了他的尊严》主人公

SHOW NOTES

      02:37

外卖员们对电影的评价：“苦难是真实的，苦难怎么来的没有说”

      05:00

保安不让外卖员进小区，只是外卖员和保安的矛盾吗？

      08:27

从专送，到乐跑，畅跑，锐跑，外卖员被要求跑得越来越快，单价却越来越低

09**:10**

政府设立外卖小哥驿站，外卖员认为“那不是底层人该去的地方”

      11:43

顾客语录一：别的外卖员能上来，你怎么上不来？

      15:31

有顾客借着打“差评”的权力，借由系统去满足私人的权力欲

19**:15**

顾客语录二：你超时关我什么事？

      19**:45**

外卖员回应话术：不要说后面订单超时了，要说后面客户超时了。不能因为你一个“上帝”，耽误其他“上帝”

      24:02

电影弱化了外卖员的交通安全风险，真实世界中，外卖员的保险保障只有交强险

27**:55**

电影未展示的外卖员生活：错过饭点吃煎饼、没有水喝、没地方上厕所

      34:01

电影回避的问题：算法和系统对人的压榨，算法和系统导致了人的内卷

37**:36**

高志垒设计的算法没有反抗性，他只是让外卖员极限发挥能动性，逼近平台设置的目标

      41:15

电影有真实的东西，也有虚假的价值观和廉价的感动。它用前者去为后者背书，潜移默化地给观众植入后者

      46**:23**

电影的后半段，把阶级、地域的差异，充满剥削关系的权力结构，都巧妙消解成正能量的呼唤

      51:04

冯文学：电影不如叫《逆袭人生》，高志垒是王者回归，不是王者降临！

      52:15

外卖员的故事到底应该谁来讲？冯文学：这电影不如让王兴演

      53:59

两位主播的忏悔：我把我等餐的时间看得很重，但这个时间对外卖员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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