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冬，《照护》中译本出版，我买来看了，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凯博文的名字。此前，他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书已有《道德的重量》《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疾痛的故事》《重新想象全球健康：导论》，在他出版的四十多本英文著作和编著中，占比不到十分之一，有的署名是中文名凯博文，有的是英文名直译阿瑟·克莱曼。后来他告诉我，八十年代初期，他在上海的旧书摊看见自己那本研究台湾的书被译成了简体中文，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是别人。

凯博文是国际医学人类学界和精神卫生领域的代表人物，作为精神病学与医学人类学教授，他在哈佛大学任教逾四十年，近十多年来，他更多地以一名家庭照护者的身份出现在公共视野，讲述他照护阿尔茨海默病妻子十年所遭遇的私人痛苦，以及一种普遍的越来越严峻的制度性困境。

2025年春天，在义乌，我无意中听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张乐天教授说起，他和人类学系的潘天舒教授主编了一套人类学丛书，其中有一本是凯博文的《道德的重量》。2007年，凯博文携病情较重的妻子琼来上海，在同道们的帮助下，不可思议地完成了十几场讲演和授课。张乐天教授的夫人沈老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琼已经失明，也不能与人交流互动了，但凯博文会低声地给她解释来到面前的很多东西。沈老师见过一些轻视农村妻子的名教授，她问凯博文，你为什么要这样照顾她？凯博文说，妻子这样照顾了他36年，她生病了，他才有机会照顾她。

我还没有见过凯博文，但已经听人说起他的不少事情。那种赞许或敬重的语气，自然有智识上的成就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力，但更多的，只能是出自人格层面的魅力。有两个星期，那本《道德的重量》（What Really Matters）作为睡前读物，我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我知道这里的“道德”不是离我们的脑子更近的鲁迅讲的“仁义道德”，而是更接近康德讲的“道德律”，是那种人必须严肃对待的东西，是决定一个人本质性存在的东西。读这本书的过程，是凝视不同的人的道德深海的过程。

两个月后，我有了随访凯博文的机会，他在深圳出席第九届亚洲医学人文菁英训练营，给医学人文领域的青年人才做培训。在深圳的一个星期，我基本上跟着他的车跑完每个疯狂的行程。他对任何问题有问必答，即使问题犀利，或者不吉利，他也是心平静气地给出从不敷衍的答案。

回看对谈录音、视频、讲演材料，以及能找到的他的书，这个过程持续了挺长时间。我听见自己那些天已经像他身边的学生们一样，习惯了称呼他为阿瑟，而不是凯博文教授。为了维护这种心理上的亲近感，等到写稿时，我也采用了阿瑟·克莱曼。

在琢磨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产生了这种感受：阿瑟·克莱曼是硬汉海明威所赞许的“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那种人。至爱突然患上不治之症，这当然是人生的无常本质给予他的一记重拳。他一开始就知道，这场投入整个后半生的较量，没有任何胜利可言。这蕴含着人性光辉的照护精神，就是他十年反抗的拳法。越是深入了解这个人，我越是相信，不管无常的生存本质在他那儿幻化出何种残酷的外在表现，他都会调动自己的一切人性特质，积极而有为。他没有被打败，还走到了公共空间，勇敢地讲述私人痛苦，他每年自费来中国，通过言说和行动活跃在一个个公共空间，以此为契机，寻求制度性的改善，为身处同样困境的人群提供理性的认知和心灵的抚慰。我甚至想象过，如果他无常的危机不是阿尔兹海默病，而是失业，失独，是抚养自闭症子女，是在非洲工作时感染了艾滋病，是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家……那么，他研究和写作的这本书就不会是《照护》，而是关于那些困境的。他面向讲演和对答的人群，大量访谈和联结的人群，也不会是目前这些人，而是在那些困境中挣扎的人。

阿瑟·克莱曼八十多年的生命是一片浩瀚的深海。我尝试舀出一瓢，从可能的逻辑的层面，回答他何以成为他。同时，我也希望提供些许改善人的境况的智慧闪光。

文|胡卉

无常的威胁

关于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阿瑟·克莱曼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法定假日，美国独立日，2010年7月4号。他当时69岁，职业虽是哈佛教授，但每天花费最多心力的身份，是病妻琼·克莱曼的照护者。琼是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居家照护坚持到第11年，这对夫妇进入了异常痛苦的病程的最后阶段。十八个月以来，镇静剂之类的精神药物完全失效了，病人一刻不歇地处在激越状态，极度兴奋，大喊大叫，拳打脚踢。高频次的暴力行为让照护她的人，几乎绝望。正如很多讲述照护极限的故事一样，阿瑟总会一次又一次地强撑着疲惫的身子，从绝望的谷底爬上来，重新投入到照护工作中。但这一天，他觉得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了。

晚上，他带着琼开车从缅因州回马萨诸塞州。一上车，病人就来回拨弄副驾驶的门把手，想要开门跳车。阿瑟只好用左手小心控制着方向盘，用右手安抚着随时可能失控的乘客。他握住妻子的双手，搁在她的大腿上，就这样高度紧张地开了三个半小时的车。深夜回到剑桥的家中，他精疲力竭，不剩一点体力去应付局面了。然而，一回家，病人就陷入了疯狂，先是把结婚46年的丈夫妄想成陌生的歹徒，高声呼救，然后在“逃命”的过程中，砸烂了墙上的装饰画和好几只古董碟子。直到发泄完所有的精力，她躺倒在地板上，睡着了。阿瑟重重地坐在地上，大脑一片空白。他想不到该如何平息妻子大脑深处的暴乱。他看见面前耸立着一堵无法翻越的高墙，感到自己已无路可走。

琼患病的时候，还不到六十岁。那时，这对夫妇正处在人生的好时刻，一双儿女已长大成人，刚离家独立。时间终于带走了束缚，把属于两个人的生活还了回来。他俩打算重振青年时期的生活艺术，一起旅行，去世界各地拜访朋友。琼还精打细算地攒够了钱。这时候，神秘可怕的阿尔茨海默病找上门来，接着，一切急转直下。无常的威胁，不确定的生存危机，从来没有真正解除，而是又一次出现在阿瑟的生命中。

年轻的凯博文和妻子琼

阿瑟的命运第一次与无常交手时，他刚满一岁。那时，他的名字还是阿瑟·施皮尔。施皮尔是生父的姓氏。生父是个德国犹太人，纽约房地产开发巨头。阿瑟出生不久，生父卷进了一宗行业丑闻，丑闻迅速发酵并成为一起报纸持续关注的公共事件。一名同伙，一位有名的大法官，顶不住压力自杀了，经济丑闻演变成一桩犯罪案件。母亲后来向阿瑟解释说，当时她情急绝望，急需从困境中逃脱，于是离婚。阿瑟从此再未见过生父。成长过程中，有关父亲的一切都是禁忌，蒙着一层阴霾与耻辱。

在布鲁克林的家中，外祖父是肩负着财务责任的一家之主。他是个俄罗斯犹太人，创办了一家成功的肥皂公司，给纽约市的公共厕所提供支持。为了保护财产，外祖父在曼哈顿中城买下了一片街区。

然而，历史的偶然摆弄着个人的生活。战后，纽约的公共厕所用洗手液取代了固体肥皂，造成肥皂公司的生意下滑。同时，城市转向郊区发展的行政规划，也让外祖父侧重市中心的投资大幅缩水。至于那块街区，被政客以欺骗手段征用了。倒霉事儿一件接一件，家庭笼罩在危机和焦虑之中。十二岁，阿瑟改了名字，克莱曼是继父的姓氏。祖父过世后，继父停止工作，与母亲一道花光了她继承的遗产。阿瑟体会到了失去经济支柱的苦痛，也为两个大人的不作为感到非常羞耻。他长成了一个冷漠暴戾的少年，在布鲁克林的街头打群架，被黑手党看中，眼看就要误入危险的歧途。

也许是为了换换风水，家庭迁移到长岛郊区。随之而来的，这位少年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一次迁移。一位好老师影响了阿瑟，帮助他变成了一个喜欢看书的少年。他花很多时间沉浸在传记、回忆录和私人日记中。他追寻着影响人生轨迹的线索，试图理解历史的偶然如何塑造了个体的命运。他想到不明的身世，中落的家道，以及读到的数不清的人类生活中的荒谬和失败，不免怨愤：难不成自己这一生也要成为荒谬存在的佐证？

在孜孜不倦的求索中，阿瑟树立了追求生命意义的信念。他认同精神病学家、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尔的观点：“我们无法撤销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但可以选择看待它的方式，正是这种选择，为我们的生命赋予意义。”

 “天生的医生，渴望为人们排忧解难”

光从专业来看，阿瑟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干什么。他先是去了塔夫茨大学，然后转去斯坦福大学，拿到历史系本科文凭。接着他在斯坦福医学院读完硕士。服完兵役后，他前往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之后，在麻省总医院完成精神科住院医师的培训。

他与生俱来的个性逐渐显露——如卡夫卡所说，“天生的医生，渴望为人们排忧解难。”他对病人保持着极浓的兴趣，不仅关心他们身体上的痛苦，而且在乎他们的心理感受和社会境遇。他不仅像中学老师那样上门家访，倾听人们怎样面对复杂的境况和混乱的自我，还像记者一样提着录音机，做口述的速记。最后，他变成作家，用写书来整理病人们的生命经验，同时提供他个人的理解和见地。

”《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美

他接触的第一位病人，是七岁的小女孩安妮。安妮全身大面积严重烫伤。那还是阿瑟做实习医生时的事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安妮每天重复的残酷境遇。当被问及一切开始于哪里，他会一遍一遍地讲述这个小女孩的故事：

每天她必须忍受极端痛苦的漩涡水疗法，把坏死的肉从绽开的伤口处清除。她尖叫着反抗医护人员，哀求我们不要伤害她。作为一个初次临床实践的学生，我的工作是握住她那只没受伤的手掌，使她安静下来，以便医生能在漩涡的水池中尽快将死组织扯下，完成清创。我笨拙地试图将她的注意力从每天面对的惨痛中转移开，尝试谈论她的家人和学校。我简直无法忍受这种天天上演的恐怖：尖叫、血水、挣扎和皮开肉绽的伤口。因为无法减轻她的痛苦，我也对自己的无知无能感到绝望。终于有一天，我好像开窍了。我请她告诉我，她是怎样忍受这种痛苦的，烧伤这么严重，日复一日经历这么可怕的外科疗程，她有什么感受。这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她停止挣扎，握紧我的手，用直接、简单的词汇讲述她的感受。从这天起，她对我有了信任，每天尽力向我传达她所经历的生活。当我离开这个康复病房到其他部门去接受训练时，这个幼小的烧伤患者，显然已经比较能够忍耐这种清创术了。然而，不管我对她有多少影响，她对我的影响更大。在对病人的治疗和照护上，她给我的教益匪浅：她让我懂得，与人交谈现实的疾痛经验是可能的，即使是与那些经历最惨痛的病人。见证并整理这些经验会有实用的价值。

安妮以她的苦痛，赠予阿瑟深远的启示，锚定了他医学人类学思想的方法论起点：保持在场，凝神倾听，积极回应。等到阿瑟晚年成为妻子的24小时照护者，这依然是他每天实践的方法，也是照护精神的体现。

同一时期，医学生阿瑟遇见了未来的妻子。琼比他大两岁，是一个睿智优雅的女性。她当时在斯坦福工作，是中国经济学家吴元黎的研究助理。她有一个中文名凯博艺，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阿瑟的中文名是凯博文。琼出生于美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她前往瑞士日内瓦大学读书。这一年原本是她的过渡年——她计划先回美国挣点钱，再重返欧洲深造。一天，在那条很多人匆匆忙忙去学校电影院的路上，两个年轻人相遇了。一年后，他们结婚了。此后，如果不能说他的人生大计全部取代了她的，至少她也都是以他为轴心来运转自己的。

凯博文和妻子琼结婚照

新婚不久，阿瑟因为服兵役，被派到台湾，在美国海军医学研究中心二部担任公共卫生服务临床研究员。他在城市和农村走访那些被严重污名化的传染病患者及其家庭，比如，麻风病人和结核病人。琼辞掉斯坦福的工作，陪同阿瑟到台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学习中国艺术史。她也帮阿瑟做访谈，做翻译，做研究助手。台湾研究花费三年，阿瑟以此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文化语境中的患病者与疗愈者》，这本书后来成为医学人类学的奠基性著作。四十年后的一个春天，在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举办的阿瑟·克莱曼学术庆生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同事评价这本书是将他们引入医学人类学大门的“绿皮书”。

1980年，阿瑟访谈了100多个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病人。据此，他写出了《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琼和阿瑟一起待在长沙做访谈，也是他书稿的编辑。“琼绝对是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但她不愿意署名，因为她觉得这不是她的研究领域。”这本书让阿瑟在中国精神病学界出了名，因为他把抑郁症及其治疗的现代观念引入了中国。同时，因为这一研究建立起了政治创伤、地域文化与精神病学之间的联系，他在美国也出了名。

日常生活中，这对夫妻也形成了他们的婚姻模式：一如阿瑟把自己的衣食、薪水、房子、孩子、母亲和狗通通交付给妻子照护，在某些关键的职业选择上，他同样完全信服妻子，由她说了算。在《照护》一书中，他把那段有妻子照护的时光称为人生的“黄金时代”：

35岁那年，我拿到两份工作邀请。一份工作是留在哈佛大学，非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另一份是华盛顿大学，终身教职的副教授。琼只花了两分钟时间，就为我们家做出了那个重大决定。我们决定举家迁往无亲无故的西雅图，去拿终身教职。这样我们的生活能更稳定，对于未来也更有掌控权。

疾病除了制造显而易见的毁坏，还能带来什么意义吗？

在西雅图，阿瑟开启了他狂飙突进的职业生涯，日程爆满，名声大噪。六年之后，哈佛授予他终身教职。他马不停蹄地撰文、出书，还在世界各地的董事会、委员会等机构任职。他仍旧每年去中国做研究。只要他人在剑桥市，他都会带着学生，在医院进行临床教学查房。到了晚上和周末，他会在大学的办公室和家里的书房，与私人患者见面。他的工作量极大，日常节奏快得出奇，但他仍然永不满足地追求着职业上的成就，想将顶峰状态维持得足够长久，渴望看见顶峰之上还有顶峰。

这是他的黄金时代，也是他看得见的白天。到了夜晚，他经常做一个噩梦。他梦见自己被挽具套着脖子，奋力拖着一辆双轮战车，在空中飞驰。战车的驾驶员死劲地鞭打他，让他跑得快点，再快点。直到最后，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停了下来，怒吼道：“我没法儿更快了！”他怀着极大的怒火，转过身去面对那个无情的驾驶员。可令他感到震惊的是，那个手握着缰绳和鞭子的驾驶员，竟然是他自己。

这个梦让他感到情绪崩溃，呼吸不畅，由此引发严重的哮喘发作。一次，他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忍不住在妻子的怀里痛哭起来。事实就是，无节制地追求职业成功，毁坏了他的身体。可即使如此，每当一个新的白天来临，他还是不停地朝自己挥鞭子，迫切做完一件事，马上投入下一件。

如此疯狂工作十年，阿瑟遭遇了职业危机。行业竞争激烈，长期睡眠不足，健康和耐心都遭受了许多的打击，他开始怀疑工作的价值，产生虚无主义情绪，内心萌生出那种只求在现实中生存下来的精神状态。当时他在医院康复部照顾一群严重伤残的青少年。有的人双腿瘫痪，有的人颈部以下失去知觉，有的人不能自己完成呼吸。他们在每周阿瑟主持的团体治疗聚会上，阴郁而严肃地讨论自杀，完全无视医生让处境相似的病人抱团取暖、相互打气的意愿。一次，阿瑟出于担心，想用鼓励的话语，在正面的气氛中到点结束这次聚会。结果，他遭到一位因车祸折断脊椎的年轻人的一顿臭骂。他不屑地嘲讽阿瑟的治疗，说如果他沦落到他们一般的境况，也会想自杀。也许那些极其消沉的言语、表情和精神状态感染了阿瑟。有几个月时间，他深感彷徨，脑海中不断回放聚会的场景。他迫切地想明白一个问题：疾病除了制造显而易见的毁坏，还能带来什么意义吗？

在深圳一个阳光如瀑的房间里，他眯着眼睛俯瞰着落地窗外奇迹般崛起的城市，山脉如同绿色潮水滚滚而来，山边的公路上，蚂蚁般大小的人们沉默地奔忙着。他用手指轻敲玻璃窗，说我们关心宏大的事物，这是自然。然而，是那些普通的个人给予我们最多的启示。一直都是如此。当初，帮助他走出退避的职业倦怠和危险的虚无主义的，是一个叫帕迪的年轻人。

相识时，帕迪30岁，高个子，极瘦，气质沉静，善于言辞。他在医院做临终顾问，开导临终的病人及其家属。帕迪有严重的心肌炎，这最终导致他33岁去世。生病前，帕迪过度地关注着他的自我，他的野心，他的个人感受。一次，他患有癫痫的姐姐疾病发作，很多路人围着她看，而帕迪以她为耻，当作没看见，丢下在地上抽搐的姐姐，默默走开了。等到这一生时日无多，帕迪经常想起当时的情景，可见这件事一直是他道德上的困扰。他的行为看似是维护他自己，实则是对人性本身包含的悲悯心、责任感和勇气的一次破坏和打压。这实际上伤害了他自身，也在无形中损害了他的自我认同感。

二十岁确诊重疾后，帕迪被迫中断了学业，去印度待了三年。他不确定还能活多久，但确定了生活的目标是为他人操劳，给恐惧绝望中的人分享他找到的安宁和智慧。尽管他的身体持续恶化，但他说：“我变得更好了。”这话对阿瑟来说，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妙语，给了他苦苦寻觅的东西一个恰如其分的回应。说到青少年团体治疗会的事，阿瑟请问帕迪，一方面，这些人遭受无常，落入毁灭性的困境，这就是他们身上的事实；另一方面，他该怎样面对他们的咆哮、诘问和人生的意义问题，帕迪听了，发出朗朗的笑声，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有时恰恰是面临绝望和大限的境遇，才是创造真实意义的关键。然而，这就是美国的文化——人们拒绝面对人生的无常和死亡。那些孩子还太年轻，不谙世事。如果能教给他们一些人性的知识就好了。这样，即使他们摆脱不了身体的痛苦，也能避免一败涂地。人性本身携带着上行的力量，人如果不幸落到下沉的境遇，依然可以信任人性中美好上行的一面，力图过上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正是在作为之中，人会变成一个比过去更好的人，而这，会有效地改善人的境况、人的感受。

帕迪临终时，阿瑟和他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没有录音，阿瑟只能转述帕迪留下的话。也许承载着思想救赎的意味，阿瑟把这番话分享给了很多的人：

你知道，康拉德写的《吉姆老爷》和《胜利》是关于普通人身陷困境，个人勇气面临考验的故事。两个主人公都和我一样，一开始就败下阵来。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不能看透对能力的肤浅恐惧，以及对自我认同的不足。这些问题总是困扰着年轻人。他们过分专注于自己，只看重自己对事物的反应。他们在重大考验中不及格，结果逃跑了，从此，他们为自己的懦弱深感羞耻。他们逃跑，是为了躲避那些将他们与别人绑在一起的责任。但这无法躲避，即使逃到南海。在他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一旦不可避免地与别人建立某种人际纽带时，考验就会重复出现。这些纽带，这些新关系会受到威胁，于是他们起来面对挑战。这就是对每个人的重大考验：为别人操劳，由此使自己变得更好。这，也就是我所经历的。我因自我中心而可耻地惨败过。但我也得到了第二次接受挑战的机会，一次把我的人生转向胜利的机会。也许这不是美国式的伟大胜利，称之为小小的胜利吧。嗯，不管你信不信，就是这该死的疾痛给了我第二次机会。

度过精神危机的阿瑟，重新拥抱了有目标、有热情的生活。从他接触第一个病人七岁的安妮算起，六十多年来，他照护、操劳、研究过的人难计其数。与此同时，也因为人类学家做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他深入理解过的人们，跨越了极大的社会阶层。譬如，学生保罗·法默，是全球公共健康领域的先驱，因为拯救了无数感染艾滋病、肺结核等传染病的穷人，有“圣徒保罗”的美誉和感召力。另一学生金墉，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世界银行行长。阿瑟一共指导过60多位博士生和200位博士后，教授过数百名医学院学生和本科生。另一方面，他也深刻地关怀着普通人。拿中国社会的研究来说，他为之操劳的人群和议题，包括台湾山区的麻风病人、宁夏的癫痫病人、湖南的抑郁症患者，乃至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和农村女性的自杀问题。

因为定期的门诊和私人会诊，他在美国接触了不同族裔的病人，以中产阶层居多。他极其重视医患关系的质量，总是为病人留出充足的时间，耐心倾听他们的生活史，家访了解病人蒙受的苦难郁结与生理疾病之间的关系。很多病人长久地萦绕在他的脑子里，成为他深入琢磨和理解的人。在一本讲慢性病的书中，他写了艾丽斯、豪伊、鲁道夫，等等几十个病人。他如同为普通人立传，常以万字篇幅细致叙述一个人的疾痛体验、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每个故事最后有他的“诠释”，表现出他对琢磨人的境况和人性的维度怀着难以释怀的兴趣。

一位中国教授回忆他在哈佛求学时，导师阿瑟让他多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存在主义的思想浪潮早已过去，如今，高度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在中美两国的年轻人当中变得非常流行，在阿瑟看来，这种危险的文化势力已经摧毁了原本该成为常识的生活智慧。譬如，他所认同并且一生践行的海德格尔的生命哲学：人非孤立主体，而是通过“操劳”（sorge）在与世界的互动中生成自我。

照护十年

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那天，克莱曼夫妇回到家里，流着苦涩的泪水，愤怒地哀叹命运无常。琼说，对于那美好的晚年时光，两个人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可到头来，他们要去面对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阿瑟抱紧她，向她承诺，他一定会为她倾其所有，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会照顾她，而且是在家里照顾她。

阿瑟把秩序视为改善境况的一种智慧。秩序是无形的盔甲，会阻挡混乱的侵扰，提供保护和庄严感。秩序让生活的轮子稳重地运转起来，让他觉得走好一条漫长的下坡路是可能的。他在湘雅医院访谈过的那些湖南病人告诉他，人逢厄运，首先，你要自觉地调动忍耐力。然后，你要在狗屎一样的生活上建立起井然的秩序。经过数月乃至数年的摸索，阿瑟建立起居家照护的日常秩序：

我每天早晨六点至六点半，喊琼起床，然后带她去卫生间，给她递厕纸，洗手，帮她穿上运动裤和运动文胸，带她去地下室的健身房锻炼身体。之后，我会带她泡澡或淋浴。我会帮她脱去衣服，然后扶着她进出浴缸。我用肥皂给她擦洗身子并洗头，用浴巾擦干她，吹干头发，给她梳头。然后，我带她回卧室，给她挑选衣服，连衣裙、半腰裙、裤子、衬衫、毛衣和外套，即使到了病症末期，她还是打扮得很体面，我一直尽力确保她看起来着装得体。穿好衣服后，我会带她去厨房，让她在旁边等待我为她准备健康早餐。接着，我给她喂饭，注意不让吃的喝的呛到她。清洁好她的嘴角、双手和餐盘以后，我会停下来想想这一天工作、购物和做晚饭的安排该怎么相互协调。

疾病毁坏了琼的身体健康和人格特质。她向来充满耐心，说话委婉，能准确地理解别人的处境，并慷慨地施以援手。然而，随着病情呈螺旋式恶化，她在处理简单的日常事务时处处碰壁，人变得苛刻，常常勃然大怒。要么，她干脆走向封闭，沉默不语。作为医生，阿瑟自然知道这些现象会发生在重疾缠身的人身上，也知道厄运会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可是，当儿子对他大发雷霆，指责他没有积极想办法让母亲参与家庭生活，他还是崩溃了，失声痛哭起来。

这场争吵过后，阿瑟反思自己作为一名照护者，初期表现的确称不上积极有为。他接受了无药可医的事实，也接受了妻子的消沉冷淡，试图用工作填补破碎的生活。他有着强烈的事业心，也充分认同其价值。他也需要收入来维持生计。当他增加工作的时间，而减少照护的时间，日子似乎变得容易了许多。这既是照护者会出现的典型防御机制，也是内在分裂的价值观的表现。后来，在写给哈佛本科生的教材中，他以自身为例，诚实地剖析了他分裂的自我——“对于照料他人的冲动和追求自我利益之间的冲击碰撞所产生的动态主体性过程”。

他被毕加索的《医学生头像》所吸引，认为这幅画表达了他的境况：一张嵌在非洲面具中的脸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睁眼是要看见他人的苦难疼痛，满足他人的照护需求；闭眼是要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如创建事业和经济收入等。如果把这幅画的寓意推而广之，它或许能成为指导我们怎样生活的启示。既要睁大一只眼睛，看清这世界的危机性和人类环境的无常性，却必须闭上另一只眼睛，不去看黑暗负面的本质，继续积极有为地过我们的日子。

照护进入了新的阶段，工作狂阿瑟减少工作时间，学会从做饭洗碗中获取认同感。不可思议的是，一种终于有机会回报照顾了自己36年的妻子的幸福感，偶尔浮现心头，成为照护的奖赏和补偿。琼坚持否认病情的严重程度，也让局面变得容易些。夫妻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能维持住以往的生活方式，依旧去高档餐厅聚餐，或者看看画展，不过频率低了点，看上去也并非彻头彻尾的改变。如《照护》封面照片上夫妇的相视一笑，生活依旧，似乎也说不上根本性的丧失。

年轻时的凯博文和妻子琼（摄影：托本·埃斯克洛德）

诊断过去第七年，休学术公假期间，阿瑟带着失明的、几乎失语的妻子，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同仁的帮助下，阿瑟带琼去博物馆看展览，去大剧院听歌剧，去苏州看邻居贝聿铭设计的建筑。每到一处，他会给妻子讲述眼前所见，希望这能在她的心里唤起一些对中国的记忆和美好的情感。这样的画面给同行的中国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离开上海后，阿瑟带妻子去了荷兰。每周三次，他俩坐火车从阿姆斯特丹出发去莱顿讲课。一次下车时，她差点从火车和月台之间的空隙掉下去，幸好他及时抓住了她。他已经养成了凝神看紧她的习惯。而她本人对一切都表现出无所谓，看着他惊魂未定的表情，她报以浅浅的一笑。疾病夺走了她的视力、语言，以及同情同理之心。他无法预料，在他竭力维持的、不断下滑的日常轨道上，下一刻会突然冒出何等可怕的变故。她从荷兰的酒店床上醒来，第一次没有认出自己的丈夫，尖叫着驱赶他。等回到美国，这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几次。精神科医生阿瑟眼看着熟悉的专业名词迫害妄想症、替身综合症、强迫症，真实地演绎成了他的日常生活，令他感到眩晕和孤独：

“我能站在医学的角度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可是从存在的角度看，这就好像是我们之间的纽带——那条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已经被锻造得牢不可破的纽带，一瞬间就这么崩断了。”

但这只是一时的挫败感，并非事实。他始终没有松开连接她的那根纽带，没有取消与她的关系的神圣性。他认同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观点，并选择将其作为照护期间完成的涵盖数十年临床治疗经验和数百个经手病例的《疾痛的故事》一书的扉页引文：人生的真实意义永远是同一个永恒的主题——婚姻，也就是一些不同凡响的理想。然而，不管它们如何特别，都总是与男人与女人的某种忠诚、勇气和毅力有关，也都伴随着他们的痛苦。

某种程度上说，阿瑟所开创的医学人类学，是关于“人怎么活下去”的学问。他在田野调查中看见人的种种苦难，听见人的切肤渴望，为他人的生命经验征调自己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在他情感和记忆的深处，他召唤出那些教他认识了人的种种可能的旧交，邀请他们陪伴和照护他艰难漫长的“照护之路”。

譬如，他记得抑郁症病人、湖南小镇工人小黄。小黄始终走不出“文革”的创伤，性格大变，极其自闭，根本无法相信别人。小黄认为自己唯一的希望是写一本亲身经历的小说，公开表达他和同代人经历的损失和失败。可是他既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天赋，每当他拿起笔要写的时候，他内心没法信任自己能完成愿望。他感到头晕，心灰意冷，无所作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瘫痪”。阿瑟理解这种瘫痪并非生理性的，而是一种深度的精神困顿和行动意志的丧失。这让他联想到文学作品中描绘的个体在沉闷环境中普遍性的无力感，正如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人。

不过，这位年轻工人的认识很可能是对的。如果能像卡夫卡说的那样做——如果你应付不了生活，就可以用一只手挡住笼罩着你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这的确会改善人的境况，实现一定程度的救赎。而阿瑟正是这么做的。比他的病人幸运，他既受过教育，又有天赋。在24小时照护变得独力难支时，阿瑟接纳了一名护工做帮手。从这个阶段，他开始记日记。他一直手写，笔是精神的手杖，扶持他，伴他从混沌不明的情感与思想中辟出一条清晰可见的路径。

居家照护坚持到第11年，克莱曼夫妇进入到阿尔茨海默症病程的最后阶段，这也是琼生命中的最后阶段。美国独立日那天晚上，阿瑟一边用左手开车，一边用右手握住妻子的手，就这样开了三个半小时，回到家里。紧接着是病人掀起的一场失控的狂风暴雨。阿瑟感到穷途末路，打电话给一位哈佛的同事。同事带了一位晚期痴呆症患者精神科用药方面的专家朋友，一块儿过来。他们建议琼立即入院，去哈佛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全美精神科排名第一的麦克莱恩医院。那里会有一套药物治疗方案来控制她的激越和谵妄状态，这不仅是阿瑟需要的，更是琼需要的。他们的看法和很多人一样，阿瑟把妻子留在家里的时间太久，是时候找一家护理院来安置她了。

凯博文照顾病重的妻子琼

十年来，阿瑟把居家照护看作唯一的选择，觉得就算海枯石烂，也应该在家里由他亲自担当琼的主要照护者。这是他作为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义务。这是诊断那天，他向病妻许下的承诺，而她也希望他信守诺言。在他犹豫不决，想到为了自我保全而放弃对她的承诺时，他对自己的认同感动摇了：她照顾他36年，他给她带去了沉重的负担，但是她一直不离不弃；他才照顾她10年，就要离弃她了吗？这是做人失败了吗？他想到老朋友严仲舒医生。严医生在“文革”期间遭受一位同事的毒打，险些丧命。多年以后，他终于等到一个复仇的机会，但是，他没有使用这个机会去伤害仇人。他做不出来那样的事。他与生俱来的道德信念不会以外在的环境为转移。

虽然都是身处一项极致的道德实践，然而与严医生相比，阿瑟自觉“非常失败”。他对自己在道德层面勘探到的潜力，并不满意。虽说事实已不是十年前承诺时能够想象得到的，从理性和专业上看，他也清醒地知道护理院必须取代居家照护，成为唯一的选择。但是，内疚和苛责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他这样回忆把妻子留在病房的第一个晚上：

到了晚上十一点，护士要我们离开病房，可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带上琼一块儿逃离病房。我实在不愿把她独自留下。……我吻别了琼，开车回家。半夜到家后，我给孩子们打去了电话，讲述那可怕的一天里发生的一切。当讲到要把琼留在病房，我的情绪彻底崩溃了，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我觉得自己非常失败，那么多年来，我都向琼许诺会永远在家里照顾她，可最后，我终究没能兑现这一诺言。

和临终顾问帕迪一样，一个残酷的机会毫无预兆地降临，迫使阿瑟审视自己在道德方面的潜力。疾病让他的婚姻和家庭遭受重创，且没有恢复的胜利可言，但照护的过程让他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他不仅改善了因追求个人成就而损毁的身体，也改变了火爆急躁的脾气。他愿意花时间关心亲友，加强与他们的联结。用他母亲的话说，“阿瑟变得有人情味了。”——照护另一个人的同时，他在身心和道德方面自我照护，这让他具备了更多的人性光辉。

最动人的是，他自觉变成了至爱的继承人：

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就是，我成了琼的某种镜像。我继承了许多她在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之前所具有的关键特征，我继承了她性格中最好的那些特质——关爱、宁静以及对于细节的关注。

也许，只有继承至爱身上美好的人性特质，才是珍惜和保存她最好的方式，才能在无常的无可通融的命运面前，掰回一局。妻子离世以后，阿瑟体会到一种深沉而神秘的情感力量，如爱尔兰桂冠诗人谢默斯·希尼在母亲逝世后所说：“我们环立的空间已然空寂，她进入我们体内长存。”

从私人痛苦到公共关怀

妻子去世十五年后，也就是2025年夏天，84岁的阿瑟搭乘十四个小时的飞机，从波士顿洛根机场飞往中国。他将依次前往北京、长沙、广州、深圳和上海，以《照护》作者和哈佛教授的身份，以更为中国人所知的名字“凯博文”，出现在大学、剧场、医院、书店和企业，做分享和讲演。机票酒店等所有开支均自费，面向医生、医学生和大众的演讲与交流，分文不取。

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舟车劳顿，这么疯狂地驱使自己？为什么还要像四十年前那样，把自己绑在那辆狂飙的战车上？

他会微微一笑，说因为喜欢。他喜欢讲演，喜欢传统的人类学方式，与真实的人面对面地交流。除了喜欢，更有价值观的驱动——他认为自己为之努力的这些事，是真正重要的事。表面上看，他的确还在那辆战车上，但与之前不同，他没有感到那种脖子上勒着套具的被动和恐惧，现在，他主动驾驶着缰绳，掌控着战车的节奏。

在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六月的一个傍晚，他站着完成了两个半小时的讲演。梯形教室坐满了学生和老师，提问者以本科生居多。不管问题听起来多么稚嫩，不值一谈，或者英文不佳，引发误解，阿瑟都会凝神倾听，流露出渴望实现理解的意志，给予充分地回应。不管接收了什么问题，由他给出的答案总蕴含着启迪人心的智慧闪光。他的做法，一如他所认同的历史人物里弗斯，这位活跃于1920年代的人类学家和精神病专家会把资历最浅的人视为平等的研究者。“这正是里弗斯一贯的为人之道，也是他之所以能深刻影响他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关键所在。”

阿瑟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是，人们在公共空间和社会生活中缺乏对陌生人的照护。他将其视为无法接受的“过于狭隘的道德观”。在阿瑟的学生、人类学家阎云翔看来，阿瑟的思想超越了启蒙运动对人性的理解和占据西方中心位置的个体主义范式，并借鉴了那种认为人格构建是通过终其一生在大的社会情境中与他人进行社会、道德和情感互动方能完成的思想。

即使怀着平等心，保持诚实，具备出色的表达能力，这并不意味着实现理解、传递价值观是容易的事。这里选取阿瑟在上海的最后一场分享中讲述的一个片段，关于“义务的不可选择性”：

我在十年照护中学到的一课，是我那本书的标题：对你真正重要的，是什么（What Really Matters，中译本名为《道德的重量》）。我想就此延伸一下。

有一位曾为《纽约客》撰稿的作家艾·斯·古德曼，他照顾了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妻子十年。他写下了一本畅销书，名叫《照护者》（The Caregiver），我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我和他一起去剑桥市的波特广场书店参加新书发布会，房间里挤满了人。他当时93岁，拄着助行器，身体非常虚弱，但脑子很清醒。他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最后提问环节，一位年轻女士举起了手。他说，请讲。

她说，我想请您向我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要这么做？您为什么要照顾您的妻子？

他完全不能理解这个问题。他说，我想我没有听清楚，您能再说一遍吗？

于是她又重复一遍说，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照顾您的妻子，去经历所有这些困难。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看着她说，这从来不是一个选择。事情就在那里，等着我去做。那种认为你是在做选择的想法，不，不对。这是婚姻关系的一部分，她照顾过我，我照顾她，我这么做了。

我的一个观察是，阿瑟对很多事物的认识，早在几十年前就完成了拣选，形成了清晰的判断，乃至不容怀疑的信念。经过时间的培育，这些认识在他的头脑和灵魂深处，已经像参天大树一般显而易见。但年轻一代的读者有可能还没有在众多观点中完成自己的拣选，也没有树立起阿瑟和古德曼脑子里物理常识一般的观念。隔阂让老人们听不懂年轻人的提问——被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根本无法接收这种问题，当然也不免感到苦恼和担忧。

《照护》首版发布于2019年的纽约，一年后，中文版出版（四年来印刷了七次）。这本书在中美两国都颇有反响，因为它触及了一个全球化的老龄化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照护的负担该如何承担。到2045年，老龄化最严重的日本超过65岁的人口占比40%，中国则是30%。中国社会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将只有一点五个工作者对应一个退休者。美国的情况也类似。照护工作是防止老龄化社会崩溃的“黏合剂”，但绝大多数照护是由家庭中的女性无偿提供的。在很多国家，女性被社会化为“天生的照护者”，比如，菲律宾派遣了400万女性去别处做照护工作。在美国，如果10%的家庭女性不再提供照护，这将压垮整个社会体系。而这一代女性同时在建立她的事业，无偿照护在未来是难以为继的。在阿瑟看来，中美社会都不得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照护体系，给家庭提供制度性的补偿。

阿瑟的每场讲演、交流、回答提问，一般持续两个小时以上，持续地输出数万单词量，过程一般没有媒体、直播等见证，也只有零星的声音和文字记录。阿瑟非常关心人们脑子里的图景，关心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正与之搏斗的困境。他倾囊相授，直截了当。一如他的书，相比开口表达的内容，他对表达技巧之类的形式不太在意。你能感受到他的友善、平等和充分的耐心，但不要对美式幽默抱有期待。两个小时下来，他的表情语调也几乎没有变化。这是一个深刻的美国人，只在他认为重要的事情上面花费时间，坦言到了这个年纪，他是在“与死神赛跑”。

使私人痛苦成为公共关怀的起点，通过写作、讲演和全球的行走，最终实现制度性的公共善好，改善普通人的生存境况，这既是阿瑟·克莱曼心中描绘的图景，也是他价值观和道德经验的体现。

阿瑟每年都在努力。他说，这样的努力至少要再持续五年。他预估上天留给他的时间，是五年。每一天都很珍贵。在中国奔走一个月之后，他从上海独自飞回波士顿，回到他的日常秩序。他保留了很多照护时期形成的习惯：五点起床，先健身两个小时，然后开车去哈佛的办公室（他还没有退休）。他或许是剑桥市最高龄的司机之一。他吝惜时间，一段二十分钟的步行路程，开车仅需五分钟。工作到下午五点回家，给自己做晚餐，晚餐以后，他从七点工作到十点。如今他要求自己早睡，放弃了夜读——他曾经每天十点到凌晨两点，阅读其他专业的书籍，这一习惯保持了三十多年。

他目前的头等大事，是撰写一本关于“重振”（revitalization）的书。为此，他已经投入了十八个月做研究和准备。他想回答，人是怎样从失去中重振精神的。他预想不到，妻子离开十五年了，却像风和水，无处不在，他依然每天轻易地想起她。这趟在湖南省博物馆，他想起当年，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上的一个古隶汉字难倒了在场的所有人，是妻子一眼识别出来。在深圳美术馆，他看到当代中国艺术家借用《文心雕龙》的文学意象来表达历史与当代的关联，脸上泛起幸福的微笑，说妻子曾花费五年时间，苦心翻译这本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学理论著作。

现在，他还健康地活着，继承着妻子的人性之美，继承着夫妻青年时代的热望和远见，以及对智识真知的共同追求。当初，从缅因州开车回马萨诸塞州的高速公路上，他一只眼睛盯着她的险境，一只眼睛盯着前方的归途。那段惊心动魄的黑暗，如今已沉入时间的深海。尽管另一种黑暗终将到来，但此刻，他选择闭上绝望之眼，专注地驶向心中的目标。如果说“照护”是面向关系与外部世界的坚守，那么，“重振”便是向内寻求精神的可能，是采集绝望之中生机的微光，汇聚成一座不熄的灯塔。这是他想要留给世界的最后的礼物。

（来源：腾讯新闻）◦ 头图来自哈佛大学官网。

• 一位年轻男子把胳膊伸进车内，尝试从里面开门，持续了两三秒钟，门始终没有反应。“拉不开，真的拉不开。”袁华楷听到他喊。
• 在消防员灭火时，那位年轻人的情绪彻底失控，“哭得稀里哗啦”。袁华楷猜测，可能是眼看着人在车里，却怎么也打不开门。

文｜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 吴小飞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佳彤 李佳珩 潘奕忻

责任编辑｜何海宁

2025年10月13日凌晨3时18分，成都市天府大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米SU7追尾一辆轿车后，撞上道路中央花坛后，冲进对向车道，起火燃烧。

当天，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警情通报，31岁的涉事司机邓某某已死亡，涉事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经检测，邓某某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

事故发生后，现场多名路人加入救援，手拉车门、肘击、脚踹，均无法打开车门救援。10月13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就事故中车门无法打开一事致电小米汽车客服。客服表示已如实记录问题，如有受访意向会另行回复。截至发稿，小米汽车尚未回应。

“真的拉不开”

30岁的李旭（化名）目击了全过程。那时他刚下夜班，驾车回家。这条路他每天都走，双向八车道，路面平直，没有弯道。他看到那辆车从前方驶过，速度很快。李旭后来在现场听到交警称，事故发生前，涉事车辆车速可能达到150公里/小时，而事发路段限速为80公里/小时。

数秒后，李旭听到两次撞击声：一次追尾，一次撞到花坛。同时，他看到那辆车飞过路中间的花坛，当他驶到事故地点时，涉事车辆已停在对向车道。

袁华楷正好行驶在对向车道。那时路上车辆不多，突然前方出现一个黑影，他仔细看是一辆失控的车。当时他距离事故车辆还有一两百米，尚未看到明显的火光。

袁华楷拿起手机，准备拍下这起车祸视频发给朋友，却没想到刚按下录制键，车辆就在他面前起火了。根据袁华楷拍摄的视频，火势凶猛，车辆右后方火势较大。因距离较近，袁华楷听到了他认为是“电磁起爆的声音”，“声音特别大，很吓人，我整个人都蒙了，反应不过来，很恐怖”。

向前行驶三十米左右，袁华楷把车停在路边，他的第一反应是报警。因为过于紧张，第一次拨号时只按了“11”，“0”还未按到就已拨出。根据他的手机记录，报警时间是凌晨3点20分。

报警后，袁华楷向起火车辆跑去。等他跑到跟前时，车窗边已经有人在施救。一位体型较壮的男子正用手敲玻璃，嘴里喊着“醒醒，醒醒”，另一位瘦高男子在用脚踹门。袁华楷对他们说：“这样打不开。”

他转身去喊人：“谁手上有扳手？什么工具拿过来。”几秒钟后，有人从对向车道递来一把扳手。

一位男子接过扳手，继续砸窗。两下之后，驾驶座一侧的车窗被砸开，但只碎了右半边的玻璃。随即，另一位年轻男子把胳膊伸进车内，尝试从里面开门，持续了两三秒钟，门始终没有反应。“拉不开，真的拉不开。”袁华楷听到他喊。

火势又大了，这次从驾驶座方向往外蹿。那位年轻男子连忙把胳膊抽出，动作太急，右手被碎裂的玻璃划伤了几处。袁华楷并不认识他，两人都是路过的司机。“他挺勇敢的。”袁华楷说，“那车的电池就在底下烧着。”

这时，有人从对向车道递来一罐绿色的泡沫灭火器。袁华楷上前接过，正好110和120的电话不断打来，灭火器被另一位男子接过去，对着车体喷射。“要是能把明火压一压，也许还能再试试开车门。”袁华楷说。

那罐灭火器可能来自李旭的车上。他平时随车携带，听到有人在找灭火器，便从车里取出递了过去。隔着花坛相距二三十米远，李旭看到那团从灭火器喷出的白雾融进火光，只觉得“作用不大”。

消防员切割破门

灭火器喷了数十秒，左侧车身的火势一度减弱。但很快，车底再次传出更激烈的爆炸声。爆炸瞬间，袁华楷感觉地面明显震动，一股气流冲过来。所有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后退，火势顺势向上蹿起，他们被迫撤离。

“那时候我们已经确认，司机救不了了，真的救不了了。”袁华楷感到手脚发麻，在破窗之前，他曾透过车窗看到车内浓烟翻滚，确认驾驶室里有人，但无法判断对方的状态。喊了几声，都没有回应。从开始救援，到无法靠近，袁华楷说“没到两分钟”。

两三分钟后，消防人员赶到。

消防员灭火时，袁华楷离开了。他说，现场焦糊味太重，空气里混着电池燃烧的气味，还有橡胶、塑料的味道，身上都沾满那种糊味。地面上也冲出很多碎屑，塑料的、金属的。“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说。

那一夜，他几乎没睡，脑子里反复闪回救援画面。“那个伸手去开车门的小伙子更难受。”袁华楷说，在消防员灭火时，那位年轻人的情绪彻底失控，“哭得稀里哗啦”。袁华楷猜测，年轻人痛哭的原因可能是无力感，眼看着人在车里，却怎么也打不开门。

对消防员来说，这个车门也很难打开。李旭记得，包括消防指挥车在内，当晚一共来了七辆消防车。灭火持续了二十多分钟，火灭了又燃，燃了又灭。消防员一边扑火，一边尝试破门。李旭看到他们拿着撬棍去撬车门，撬了很久，却没能打开。随后消防员用切割机才把车门打开。那时，驾驶座的司机已无生命迹象。

火势被完全扑灭后，李旭发现，事故车的前半部分还算完整，车标依然清晰，但从前挡风玻璃到后座几乎被烧空，只剩车架。

直到现场处理完毕，李旭才离开，当时已是凌晨4点40分，他在现场待了接近一个半小时。

事故车辆灭火现场。

国标已在征求意见

近两年，多起电动车事故中出现“车门打不开”的情况。

2024年4月，山西省侯平高速路段一辆电动车追尾道路养护车，随后起火，造成司乘三人死亡，事故车辆车门打不开，引发关注。2024年5月，山东省淄博市一辆电动车撞上路中央防护栏后起火，被困人员随后由路人用撬棍和小刀救出。2025年3月，安徽省铜陵市也发生类似事故，三人身亡，同样车门打不开。

电动车在发生事故时，门把手打不开有多种原因。“比如一些电动车门把手被设计成电控开关，有电的时候才能打开，一旦断电车门就无法打开；再比如车辆边框或者核心零部件在撞击后发生重大损伤、机械锁止装置损坏等情况，都会打不开车门。”一家车企的资深汽车工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一名小米SU7车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车型门把手是半隐藏式，电控开关，在车辆断电的情况下，驾驶舱可以通过内置的机械拉手打开车门，但是车外无法通过机械方式打开车门。

“一旦发生断电，在驾驶舱人员无法开锁自救的情况下，外部救援无法通过直接拉开车门施救。平时或许没啥大影响，但对于逃生救援来说会比较重要。”前述工程师分析。

这位工程师介绍，电动车的隐藏式门把手和传统门把手的区别，可以简单理解为家用门锁里的电子锁和机械锁，两者的锁芯都是机械锁，不过隐藏式门把手需要电子系统先把门把手推开才能开门，比传统门把手多了一个前序步骤。

电控门把手在救援方面的潜在隐患，已引发职能部门重视。2025年9月下旬，工业和信息化部就《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对车门内外把手均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必须配备机械释放装置，以便应急开门；即便是电控车门，也需保留机械门把手以策安全。

具体要求为，每个车门应配置具备机械释放功能的车门外把手，系统的设计应满足在锁止装置处于锁止状态时，发生不可逆约束装置展开或动力电池热事件等事故后，非碰撞侧车门应能在不借助工具的情况下，通过车门外把手开启车门。

对于车门内把手方面，也要求每个车门应配置具备机械释放功能的车门内把手，应能在不借助外部工具的情况下，通过具备机械释放功能的车门内把手释放门锁并开启车门。若装备电动式车门内把手，应同时配备具有机械释放功能的车门内把手。

“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后，后台资料马上就破万了，热度有一点超乎想像。我们才意识到，它在女性群体中是非常被重视的议题。”2024年12月9日，《水瓶纪元》在微信公众号刊出的报导〈海棠作者被捕，耽美创作频繁涉刑出路何在？〉，是最早关注及报导“海棠事件”的中文媒体之一。

海棠全名“海棠文化线上文学城”，是提供各类文学创作的中文平台，又以描述同性之间情谊的Boy’s Love（BL）／耽美作品为大宗。2024年的海棠事件，即是中国安徽省绩溪县逮捕人不在其管辖区的网络作者，罪名是“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水瓶纪元》编辑弹弹认为，这是首次发生大规模“远洋捕捞”海棠作者情况，整体氛围倾向于息事宁人，所以报导的媒体不多。另一家有报导此事的媒体是搜狐新闻的极昼工作室。“远洋捕捞”在网络用语的意思，是指一地的执法机关到不属其执法辖区的地方抓人，此举的正当性备受质疑和批评。

《水瓶纪元》报导上线后，先是被禁止分享，隔了近10日才被删文，这期间已有许多人转发，甚至帮忙分享至微博，其中一位微博转发者告诉弹弹，那则贴文的浏览量破了百万。

撰写这篇报导的记者紫雨林，早在2024年6月传出有海棠作者被抓时，就关注此案，但迟迟没敢跟经常合作的单位报题，“我主要跟非虚构写作的媒体合作，但感觉她们不会通过这个选题，所以一开始先关注著，没有报题。”直到同年10月看到《水瓶纪元》在找记者合作海棠报导，她主动联系她们，才著手报导。

作者拒绝采访

紫雨林先是在微博上联系十多位海棠作者，都未收到回复，转而尝试联系海棠读者。受访者之一的小竹，就是先以读者身份接受采访，有所信任后，才表示自己也是海棠作者。

小竹不只受访，也帮忙询问其他受访者、提供相关资料。报导揭露判决书上的证人，与中国安徽省绩溪县公安局一位职员重名，这一线索就是来自小竹。“我不确定是她本人查出来，还是圈子里有人查出来，在要发稿的那一周，前三天左右（收到）吧。可能她们对记者不是很信任，所以一开始没有给我（判决书），或者说她们有想公开的时机。”

紫雨林在报导中揭露海棠涉事作者的判决书。（翻摄自《水瓶纪元》）

晨晨是另外一位主要受访者，一开始是犹豫受访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先前有其他记者来联系，却没有下文。她们以共享文件方式进行笔访，紫雨林表示：“我把问题都列进去，但等了一周，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我以为她要放我鸽子。”结果是晨晨每一题都思考许久，回答详细，甚至从上千张照片里，挑选相关材料，提供给紫雨林。

“为什么能说服到她们两位受访，跟她们对于媒体的认知有很大的关系。她们觉得，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留下纪录。”紫雨林说。

小竹协助联系的作者拒绝采访的理由，除了因为这些作者年纪都很年轻，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倾向保守以对，也因面对高额罚金的经济压力，有些人期待会给予受访费用，紫雨林表示：“一开始我有点生气，我冒风险做报导，为什么还要倒贴钱呢？”

“但平静下来后，我感觉我们站在不同位置看这件事，记者是用公共价值的角度去看。”紫雨林说：“记者的职责是通过报导，尽可能整合资讯、披露资讯，然后引起舆论的关注。”

报导刊出后，小竹也才向紫雨林坦承，受访时提到的其他作者的资讯，她事前并没有告知她们，“她怕说了，那些作者不会让她说。她认为，这件事有必要公开。”幸好，相关作者读到报导后，没有不悦或不安，反倒肯定报导撰写的立场角度。

“引用小竹的回答，因为我这篇报导相对中立，或者说那些作者可以接受这样的立场。也看到报导出来，她们没有受到危险，反而有更多人看到她们的处境，会给打赏之类的，有改变她们的处境。可能也让她们对媒体的认知有改变吧，觉得是可以帮到她们。”

紫雨林为《水瓶纪元》写的报导发挥了作用，后续也有越来越多作者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但她一再强调，能促成这个效果，是多方面力量的集结，包括被删文的时间差和多人转发，“如果报导一出来就被打掉，那可能大家都不会再说话了。它没这么快被打掉，还有很多大V转发。”

公开发声才能保护自己

2025年3月，海棠作者面临第二次抓捕情况，这次是甘肃省兰州市警方进行远洋捕捞，到了6月，此话题已在微博热议，多位律师在社群平台公开表示，愿意提供法律援助，中文独立媒体《WOMEN我们》随即也代为发布〈海棠当事人问询应对手册〉，并在文中补充强调，接受媒体采访是在维护自身权益，“不要惧怕发声，要为自己据理力争。”

接受媒体的采访是正常的事，因为公众对发生了什么有知情权。不要惧怕发声，媒体的关注会引发大众关注受害者的境遇，减少污名化的伤害，大概率可以让公权力更谨慎的对待案件。当然，在接受采访时也要保护自己，可以要求匿名，保护隐私信息等。你可以选择专业的媒体接受采访，通过搜索记者和媒体的过往报导进行判断。

“我们认为，承认信息权是我们平台的基本价值观。”《WOMEN我们》编辑于长夜向《田间》说明决定发布手册的主要原因。他说，在2015年之前，接受采访仍是一种普遍信念，相信“公开”就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武器，如今许多人不这么想，主要原因是受到威吓，那并不是民众或媒体的问题，但“不说出来，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WOMEN我们》代为发布〈海棠当事人问询应对手册〉。（翻摄自《WOMEN我们》）

国中（初中）时期就接触耽美文化，这次为《水瓶纪元》报导第二波抓捕的记者甄无羽解释，随著案件开始进入庭审，作者们意识警方审讯所承诺的“不会有事”出现变化，处境越来越不乐观，于是纷纷“发帖”自述处境，希望社会舆论能影响大众正确看待事件，包括律师、学者、读者和一般大众都指出案件的不公，针对其中的法律、社会文化问题，进行知识科普和讨论。许多律师也纷纷行动，援助作者，这正是此次报导的转机所在。

台湾成不能报导因素

早在2024年事情发生时，甄无羽便在微博私讯作者，想报导她们的处境，“但当时我还在机构（媒体）内，尺度不太允许，我报（题）了好多次都不可以。”

甄无羽当时的主编对于耽美作者案件并不陌生，但她立刻识别到这题的敏感点在于，海棠文学城的伺服器设在“台湾”。

另一位参与报导的记者岛眉淡也曾向任职媒体的主管报题，“他是中年男性，不知道海棠是什么。”由于伺服器在台湾，主管直接误解那是一个有关政治的网站，“当时我跟他解释，里头是女读者看的小黄文，他说‘肯定不是’。”主管认为过于敏感拒绝岛眉淡的报题。

“兰州这次，《财新》和《南方都市报》也都有发，但报导角度把它当成个案去报导，尽可能规避一些东西。比方说，海棠是台湾网站这点，只当作背景资料补充，不与案件连结一起。”甄无羽认为，目前的海棠报导，不管出自于中国境内还是海外媒体，都没有探讨到海棠在此次事件中的位置、应该承担的责任等等。

有关海棠的伺服器架设在台湾的说法，这点难以查证，但《田间》试著确认该网站与台湾龙马文化公司的关系，以及此公司是否仍在运作。

使用 Wayback Machine 回溯海棠网站历史，发现该网站于2014年8月成立时，名称为“龙马文化线上文学城”，联络电话与龙马文化公司相同，但2017年4月的纪录显示，该网站已改名为“海棠文化线上文学城”，连网络书店名称也是从原本的龙马文化改为海棠文化。

另外，海棠网站上公布的会员规章及隐私权规范中，最后一条明文：“因约定条款所发生之诉讼，以台湾云林地方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龙马文化公司登记的地址同样在云林。

“海棠文化线上文学城”母公司为设址在台湾云林的龙马文化公司。（简恒宇摄）

《田间》曾致电龙马文化公司，当时无人接听。9月21日，《田间》团队前去云林，不只找到该公司门牌，再次拨打电话时，意外地有人接听。对方表示是龙马文化公司，并称已没再出版书籍，现在小说内容只能线上付费看；当被问到要在哪个平台看时，对方沉默数秒，没有明确回答；追问是否可在海棠看时，对方给予肯定答复，也确定该公司还在运作，随即结束通话。

不过《田间》当时仅确认了海棠为龙马文化公司营运，没有机会进一步询问海棠抓捕事件的相关问题。另外，龙马文化公司曾于2010年出版天一的作品《绝对侵占》。天一是中国耽美小说作家，当时因印制作品贩售，被安徽芜湖县警方依“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逮捕，最后被芜湖县人民法院判决坐牢十年

对当事人影响是首要考量

甄无羽强调，难以通过报题，除了因为涉及“台湾”，也与海棠文学城涉及性别议题有关，她直言，2020年以前，报导耽美事件是可以见光的，“天一案当时有一批市场化媒体报导，整个社会是可以讨论这件事的。2019年深海先生案子，虽然没天一案广泛，但判决资料是公开的，家人愿意公开（采访）的意愿也高。”深海先生也是中国耽美作家，2017年以“非法经营罪”被捕，最后被判四年徒刑。

2021年，中国多个大学LGBTQ+社团的社群帐号遭到删文、停用，甄无羽直言：“我认为这件事是分水岭，不只是耽美，LGBTQ+议题都被禁止了，完全变成敏感词。”

据传也有其他同业想报导海棠，但所待机构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同意报导和刊出。不过，第二波抓捕，确实有更多家中国媒体报导，包括已被删文的《三联生活周刊》，以及《财新》、《南方周末》等等。只是在报导角度上都必须取舍，著重讨论其中的司法问题、量刑计算方式，避免碰触警方执法缺失，“这是无可奈何的状况，如果不按照那个角度，可能稿子都发不出来。”

相较之下，具有独立性的《水瓶纪元》，一直企图扩大这些较为敏感议题的报导空间。“我们的定位是尽可能弥补，在审查制度之下深度报导的空缺。”弹弹说，编辑室内部没有任何（自我）审查，“就是先把稿子做出来”，但因应大环境的审查压力，会调整发稿策略。

2025年6月底《水瓶纪元》刊出第二篇海棠报导。（翻摄自《水瓶纪元》）

像是《水瓶纪元》的第二篇海棠报导，选择不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就是考量到，其他中国媒体都已发稿一段时间，可以明显感觉来自官方监控的压力逐渐升高。岛眉淡说，她可以理解《水瓶纪元》的做法，“毕竟公众号是非常宝贵的平台，现在炸一个少一个。”

就算没有自我审查，在中国做这类报导，记者身心仍处在非常紧绷的状态。甄无羽说：“我们不能像外媒那样，得到什么资讯，都可以全部写进去，我们也很想从专业主义去做（新闻），质疑政府、质疑公权力，但在中国就是不行。这样牺牲的会是采访对象，甚至我们自己。”

在采访撰稿过程中，甄无羽与岛眉淡会随时沟通确认，曝光内容可能对判决结果，以及涉事作者、读者造成的影响，“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视角，任何资讯会如何影响这件事的处理程序，影响到具体的人，这是最为首先考量的。”甄无羽强调。

“最难处理的是审讯过程。”甄无羽直言，写这篇稿是很折磨、纠结的过程，采访到多位涉事作者、读者在被审讯时，遭遇到不符合程序正义的细节，但若详细写出，可能波及到采访对象。他们其中有不少人是顶著来自警方警告的压力，仍坚持受访。

“在日常新闻报导中，媒体代表的公共利益与采访对象的个人利益经常有冲突，但在做敏感议题报导时很特殊，它有点像我们一起完成一个战斗，一起想怎么保护好自己。”

记者两难：想声援却有风险

不管是紫雨林还是甄无羽，在报导刊出后，都曾痛苦过一段时间，夹杂失落、恐惧和自我怀疑，甚至是不被理解。

紫雨林曾在社群写下约访不到受访者的挫折，认为作者们可以更积极为自己辩护，贴文却遭到网友批评不理解海棠作者的处境，说她是一位不专业的记者。与网友来来回回地争辩，让紫雨林身心俱疲，有段时间刻意不去触碰相关消息。

而看著受访者们还有同业所遭遇的压力，甄无羽说自己总会有股愧疚感，“自己报导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除了公共价值，能给具体的人又带来什么？”但另一头，又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抓被审问的对象。

“你没办法去判断声援当事人，要声援到什么程度。你不发声，可能没有好结果，发声规模太大，让事件升级，可能又会面临另一个局面。”“它若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公共讨论，作为记者会感到失落，但又也有点庆幸，这样能安全。”这类矛盾无解的思绪，把记者拉进抑郁无力的深渊。甄无羽叹：“每做完这种题目，会有耗光力气的感觉。”

岛眉淡早些跳脱了这种消极抑郁的创伤黑洞。2024年11月，广东省珠海市发生造成38人死亡的冲撞事件，岛眉淡听同事转述，有200多位记者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到达现场，“当时现场有非常多媒体，但那天一篇稿子也没见到。”直到隔天，《水瓶纪元》终于发出了报导⸺中国新闻环境的高度紧缩，对照新闻媒体追求报导真实的奋不顾身⸺在那一刻岛眉淡心中也有所体悟：“我不能够再陷入无力之中，做点什么，才能拯救自己。”在那之后，她开始与《水瓶纪元》的合作。

《水瓶纪元》合作作者全是身处中国的撰稿者，他们在一再被噤声的环境里头，努力寻找管道，持续纪录和报导，“偶尔会感慨这种个体的坚持，很难形成特别强的力量。但它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岛眉淡说。

甄无羽则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深陷恐惧无力，得出一种经验，她说，隐隐拉住自己的，是那份对新闻专业的信念。“我始终觉得我在做专业的事情，做记者该做的事情，写出事实。如果要为事实承担代价，虽然不知道我能不能承担，但在做报导的当下，我就是要把稿子发出去，不想这以外的事情。”

2025年9月19日，上海某区法院，一份证明被告神志正常的司法鉴定，将成为指控一位前律师罪行的核心证据。

这位前律师，是四年前那个买下一张单程票、逆行进入一座围城、最终背负十字架的身影。

四年的刑期与一根长期的鼻饲管，是她为那些来自现场的、关于哭墙与代价的粗粝视频，付出的第一期款项。

如今，第二期账单来了。而这份精神鉴定报告，正是系统为这场最终清算，精心准备的序言。

它以现代医学不容置疑的权威，宣告被告逻辑清晰，意志自由。这份薄薄的纸，是一张：

起诉许可证。

它将一场关乎灵魂与召唤的冲突，精准地降维成了一桩可以被条款量刑的刑事案件。

它冷酷地宣告：这不是一个需要被怜悯的病人，而是一个需要被惩罚的罪人。

她的清醒，是构筑她罪名的第一块基石。

在一个以默契和通融为润滑剂的庞大系统里，这种拒绝任何润滑的绝对清醒，本身就是一种最危险的原罪。

这便是她的第一项公义，也成为了她的第一宗罪证：

清醒。

她的履历，是一份关于如何从宽门走向窄门的详细记录。

西南财经大学的金融学硕士，上海证券公司券商高管，执业律师。

她曾是规则世界的优等生，本应安享这条世俗意义上的亨通大道。

问题在于，她相信规则。她相信写在纸上的每一个字，并天真地试图：

让道在现实中成肉身。

当她拒绝在律所的财务报表上做些变通，当她为同行争取更多法定权利公开联署，她试图用系统赋予的工具——法律，去修正系统本身出现的bug。

于是，系统将她识别为异常程序，并执行了第一次封禁操作：

律师执照被注销。

这是系统对她的第一次规训。它试图教会她，规则的解释权永远在服务器手里。

但这次规训显然失败了。

被剥夺了在凯撒的国度里发声的资格后，她选择去寻找一个更高的授权。

大约在2015年，她为自己的执拗找到了神圣的依据。她的公义，从此不再仅基于人间的法条，更源于那部看不见的法典。

这引出了她的第二项公义，也是她的第二宗罪证：

见证。

2020年初，当一座巨大的城市成为一个被严密封装的信息孤岛时，她听从内心的召唤，前去作那地的光和盐。

她并非仅仅去做一名记者，去追求客观中立。她去做的是一名见证者，而见证者唯一的职责，就是：

忠于自己的眼睛，并拒绝遗忘。

她用一部手机，对抗着一台庞大的、正在全力生产正确集体记忆的机器。

她记录下那些被宏大叙事过滤掉的粗粝像素：拥挤的病床、被焊死的门洞、为了一棵菜在寒风中站成一排的人群。

这份来自现场的见证，如同尖锐的杂音，干扰了那首被反复播放的、雄壮的交响乐。

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对官方记忆的挑战。于是，系统为这份见证命名：

虚假信息。

这一定义宣告，任何未经授权的见证，都是对唯一真相的污染和亵渎。

任何个人试图构建独立记忆档案的努力，都将被视为一种颠覆行为。

四年的刑期，本应是一次彻底的格式化。

系统期待她出狱时，能带着一份对沉默的敬畏，安分地做一个被修复好的零件。

但她再次让系统失望了。这构成了她最致命的第三宗罪证：

不悔改。

2024年5月，她重获自由。这份自由附带着一份看不见的、要求她感恩的协议。

但出狱仅三个月，她就出现在千里之外的西北，为一个“最小的弟兄”的家属奔走，为其介绍辩护律师，试图再次用法律去叩响紧闭的大门。

她的行动证明，有一种呼召，比铁窗更坚硬。

这个行为，在系统的语言里，会被清晰地解读为毫无悔意。

它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了，四年的再教育工程是彻底失败的。

她的核心代码，那种基于信仰的公义程序，无法被改写或删除。

于是，这台庞大的机器，带着被冒犯的愤怒，再次启动。在她返回途中，她被带走。

这一次，检方的指控逻辑清晰而强大。她的不悔改，证明了她是一个对系统规训有免疫力的：

危险个体。

前一次的四年徒刑，在这里不再是已经偿还的代价，而是下一次重判的信用抵押。

她的每一次行善，都在为下一次审判的判决书，添加一行扎实的罪证。

她过往的公义，像一份不断累积的债务，每一次清算，利息就是更长的刑期。

至此，所有的证据链都已闭合。

她的清醒，证明了她的行为是主观故意。她的见证，证明了她对官方叙事的挑战。她的不悔改，证明了：

她对内心法典的绝对忠诚。

最后，那份精神鉴定报告，如同一枚冰冷的公证印章，盖在这份卷宗上。

它以科学的名义，向法庭、向世界、也向她自己庄严宣告，你所有的苦难，并非来自任何形式的疯狂。它们仅仅，也完全地，来自于你清醒的良知：

而他们要审判的，正是这份良知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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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5年10月9日

结束午高峰外卖配送，骑手张天力把电动车停在一片被蓝色围挡圈起来的工地外。

这里曾经是他未来人生的全部指望。

七年前，当拆迁公告贴进村时，张天力一度以为自己就要成为传说中的“拆二代”——那些因为家中老宅或土地被征用、拆迁，从而获得巨额现金补偿或数套房产的年青一代。

但房子至今没能落成。为贴补家用，他只得暂时穿行在早高峰的车流里送外卖。

“拆迁”是城市化叙事里最诱人的章节，“拆二代”的标签和“煤老板”一样，成为特定时代造就的财富故事。但在房价下行、监管滞后的现实中，这些看似被机遇选中的“幸运儿”，又迅速被时代抛下。

我们找到了五位这样的“拆二代”——张天力和赵戈苦等了若干年，安置房依然遥遥无期；刘森手握三本房产证，却不好租也不好卖，眼睁睁看着资产缩水百万；周磊被人设局，七套安置房如今只剩四套；王强手里攥着的，只是一张名为“房票”的白条。

这个故事里，从来没有幸运儿，只有被时代列车裹挟的乘客。

用8年等一个房子

“按当时的方案，我能分300平米。当年小区均价1.2万，300平米的房子总价值360万。”张天力指着围栏内一座已经封顶但尚未建成的高楼告诉我。彼时他和城中村的其他人一样，幻想着拆迁后的生活：住进宽敞的电梯房，靠出租多余的房子安稳度日，一夜之间实现财富自由。

如今，这个“拆二代”的一天，从早上七点整手机里炸开的外卖提示音中开始。

包子铺前，老板把两笼肉包和一盒鸡蛋汤塞进塑料袋递给他。后者接过外卖，穿过早高峰的车流，将电动车开得飞快。

“不好意思，汤洒了点。” 敲开客户的门，他小心翼翼地道歉。门口的男人一言不发地接过外卖，关上门。张天力赶紧钻进电梯，冲出单元门，跨上电动车，朝着下一个地址驶去。

“你见过哪个拆迁户像我这样？”张天力有些愤懑。这的确是他未曾想见的人生。

拆迁消息抵达张天力所在的村子是在2017年。这是一个位于华北某市的城中村，有着近千户人家、千余亩土地。彼时周边村落早已拆迁，村民陆续搬进了高楼。如今轮到了他们。

村里把土地卖给了开发商。补偿方案很诱人——每户不论人口多少都能分300平米，人口多的还能以成本价再购房。

那一年，房地产业依然蓬勃。新华社消息称“2017楼市新纪录！销售额破13万亿，面积超16亿平方米”。同样是2017年，在中央强调住房居住属性背景下，各地频频出台严厉调控政策，房地产金融监管也不断加强，在投资投机性需求被抑制的同时，市场分化也更加严重：一二线城市及其周边环线热点热度下降，三四线城市则明显“逆袭”。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房地产市场相关数据称，2017年商品房销售额再次突破13万亿，达到133701亿元。相当于人均花9600元买房。

房价高涨时，很多人幻想着靠拆迁一夜暴富。

张天力因此坚信，300平米的房子，必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

拆迁后的第一年，村民们每月能按时拿到3000元过渡费，足够支付房租。可没过多久，安置房的建设就变得拖拖拉拉，有时甚至停工近一年。

眼看着周边拆迁村的房子陆续封顶、交付，张天力他们的安置房却始终停留在“在建”状态。更让人心慌的是，过渡费开始拖欠，最长一次拖了半年，直到村民集体去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才得以解决。至于安置房的情况，村里总说“开发商没钱，等等吧”。

一等就是8年。

2024年，安置房终于封顶，村民们以为看到希望，可交付依旧遥遥无期。这8年，当地房价就像坐了过山车，从1.7万元的峰值一路下跌。生活中还有更多变故在发生——拆迁前，张天力在电器厂上班，妻子在村里开小超市，家里多余的屋子对外出租，夫妻俩每月工资加房租，收入一万多。拆迁后，超市没了，妻子去了餐馆打零工；电器厂倒闭了，张天力没什么职业技能，只能到处打零工。

由于家里没什么积蓄，房子又一直没交付，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做起了外卖配送。

在另一个城郊，赵戈的等待也看不到尽头。

他所在的村子2022年因修路被列入拆迁计划，补偿方案很特殊：按儿子的数量核算，“一个儿子分300平米，有几个儿子就用那个数字乘以300；有儿有女的家庭，儿子分300平米，女儿只能买100平米平价房；只有女儿的家庭，只有一个女儿能分到300平米，其余都是100平米平价房。”赵戈透露，村里儿子最多的人家，按每套100平米算，能拿9套房。

拆迁协议写着，安置小区3年内交付（即2025年3月），每月过渡费3000元，若到期无法交付，过渡费翻倍。

签完协议，那些儿子多的人家走路都带着傲气，仿佛走上了人生巅峰。

现实无比残酷。如今协议约定的交付时间早已过去，安置区的四个地块，目前只建成两个，另外两块连地基都没打，交付时间还是未知数。2022年、2023年，当地房价还维持在1.4万元左右，2024年开始断崖式下跌。赵戈眼睁睁看着即将到手的“财富”不断缩水。

以他租住的小区为例，2022年房价还能卖一万出头，现在每平米只剩七八千。“我听说附近有个村的安置房，去年冬天交了房，一平米才能卖四五千。有户人家卖了一套80平米和一套90平米的房子，总共才几十万——要是在两年前，这两套能卖上百万。”

赵戈把我带到那片尚未完工的工地。蓝色围挡上“加快建设，早日回迁”的标语，在阳光下格外刺眼。工地里的工人正在收拾工具，准备下班，只有几台挖掘机静静地停在空地上。

“听说快交房了。”同村的村民见到赵戈，都用这句话打着招呼，像是约好了似的。

赵戈突然有些失落。他想起拆迁前的城中村，夜晚总是喧嚣热闹，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大人们坐在门口打牌聊天。如今大家早已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烫手的房本

从这个角度看，刘森是幸运的——至少他已经拿到了房本。

2021年，他所在的城郊村“迎来”拆迁。

刘森一家在城郊农村住了一辈子，村里3000多户人大多靠种玉米和打工过活。结婚后，他和妻子张岚守着村里的老房子，在镇上开了家卤肉店，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

“拆二代”这个词，刘森只在短视频里见过——他总觉得，那是属于穿着潮牌、开着豪车的年轻人的标签，和自己毫无关系，直到2021年深秋，村口的大喇叭开始循环播放拆迁通知。这片住了三十多代人的村子即将改造成产业园，要求10天内必须搬空。

实际上，在此之前半年，政府已经发了公告，但公告之后便再无动静。在漫长的等待中，不少村民以为这事已经“烂尾”。因此，当要求立即搬离的正式通知突然下达时，人们措手不及。刘森和张岚站在院子里，看着邻居们慌乱地将家当搬上电三轮、面包车和货拉拉时，突然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茫然。

刘森签署的那份拆迁补偿协议上白纸黑字写着，“无偿给予280平方米安置房”。按补偿方案，280平方米能换两套大户型，或是三套普通户型。彼时，这座城市的房价均价1.5万，280平米相当于总价420万。

北方某城中村。

“以后我们就是有钱人了。”张岚拍拍刘森的肩膀。

一家人坐在一起合计，父亲抽着烟说，“多一套是一套”，母亲则惦记着“以后孙子能有地方住”。最终他们选择了三套90多平方米的两室两厅。

那天晚上，刘森睡不着，和张岚趴在床上算账，“自己住一套，卖一套能得130多万，剩下一套租出去，每月房租够生活费了。”他恍惚觉得，命运或许真的要拐个弯。等这几套房子到手，有了钱，他要买一辆宽敞些的商务车，偶尔去旅游，让孩子读市里最好的外国语高中，然后把卤肉店做大做强，开连锁店，当大老板。

所有这些规划，都建立在房子到手的前提下。

房子盖了两年。全村人搬走后不久，刘森看着挖掘机开进村，老房子的砖墙在轰鸣声中倒塌，与此同时，大型器械还开进了另一块给安置房腾出的空地。每隔一段时间，夫妻俩都会特意绕到工地附近，看塔吊慢慢把楼建起来，从地基到封顶，每一层都像在搭他们的未来。

2024年3月，拿到三套新房钥匙时，刘森的手都在抖。小区建得比想象中好：18层的高楼，楼下有花园和健身器材，房子是简装状态，买些家具就能直接入住。更让他安心的是，安置房很快办好了《不动产权证书》——“这是大产权，能自由买卖。”他把证书锁进抽屉，觉得那是全家的定心丸。

可定心丸还没暖热，就凉透了。

夫妻俩合计着，先租出去一套，月租2000元。可在中介那儿挂了一个月，连个看房的人都没有。中介也没办法，“现在安置房不好租，位置偏，周边配套还没起来。”刘森又想着卖一套变现，并挂出每平1.3万的价格，中介带来了更糟糕的消息，“2021年均价1.5万，现在1.3万都不好卖。”

刘森算了笔账：280平方米的房子，2021年值近420万，现在只剩360多万，两年少了50多万。他跑遍周边售楼处，得到的答复全是，“现在行情不好，价格还在降”。

他想等，等周边产业园建起来，人多了，房价说不定能涨回去。可等到2024年下半年，当地房价均价跌到1.1万，三套房总价值只剩300万出头，比2021年少了110多万。

越来越多的”拆二代“，成为“负二代”。

三套房子的物业费是笔不小的开支。张岚偶尔会抱怨，“早知道当初卖一套就好了，现在砸在手里，还得倒贴钱。”刘森没话说，只能蹲在阳台上抽烟。

他想起小时候，家里住的是土坯房，下雨时会漏雨，父亲就用塑料布把屋顶盖起来。那时候日子苦，可踏实，知道只要好好种地、好好打工，就有饭吃。现在有了三套房子，反而没了底气：不知道明天房价会不会再跌，不知道房子什么时候能卖出去、租出去。

邻居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有人把房子在中介挂了半年，一直卖不出去；有人想把房子抵押给银行，银行说“安置房抵押额度低”。之前大家见面聊的都是怎么装修怎么理财，现在再碰面，只会唏嘘着，“早知道不盼着拆迁了”。

“本来想当拆二代，现在倒好，成了‘负二代’。”刘森自嘲。

上个月，他去找中介更新房源信息，将每平米价格降到11000元，中介说有客户愿意出1万每平方米，问他考不考虑。张岚也劝，“卖了吧，至少能拿回点儿钱。”刘森犹豫了，他想再等等，又怕价格跌得更狠。那些短视频和自媒体，今天一个说法，明天又一个说法，在信息茧房里，他看得越多，想得越多，发现房价下降得越狠。

在卖与不卖两个选项中，刘森摇摆至今。

“蒸发”

对周磊来说，他的房子不是变凉了，而是直接蒸发了。

他曾是这群人里，最接近“拆二代”神话的一个。他是独生子，之前的家位于城市北部，如今地图上已找不到它的确切边界——它被写字楼和商品房紧紧裹住了。当年，无数外来务工人员在这个城中村落脚，刚毕业的学生们挤在二三十平米的单间里，最多的时候，村里住着10万租客。

房子供不应求。每家每户，几乎都在原有两三层房子的基础上，把违建加盖成十几层。

周磊家的房子也从最初的三层，悄悄加盖到十五层，每层120平米。没有电梯，租客们就踩着楼梯上上下下，脚步声从早到晚不停歇。

“那时候家人都不用上班，每天就是收房租。”周磊怀念那段日子。

2016年春天，拆迁公告贴满了城中村的角落。公告上的补偿规则写得明白：3层以下拆1平米补1平米，3层以上拆6平米补1平米。周磊的父亲一算，15层的房子里，3层以下360平米，剩下12层1440平米按6∶1折算，能补240平米，加起来总共600平米。

这意味着，他家至少能分七八套房。“也不少了。”父亲说。可周磊算了笔账，比起以前每年大几十万的房租，这点补偿相当于被人切了一大块蛋糕。

但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周磊或许真能过上向往的生活——等安置房建好，分几套房租出去，靠收租金度日。可2017年的某个晚上，一场麻将局让一切都变了。

他记得那天晚上，自己在超市买完饮料，蹲在超市门口看手机。那段时间，他终日无所事事，几乎每天蹲在路边看工人挖地基。

“兄弟！” 有人喊他。是邻村的阿强。他跟周磊说，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和这片拆迁村的其他几个人，一起玩牌解闷儿。

牌局设在一间出租屋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周磊原本没打算玩儿。可阿强凑过来说，都是自己人，输赢不大。又说其他人也都是拆迁户，分到了好几套房，大家认识一下，以后可以坐在一起聊聊怎么变现。

那天晚上，周磊手气特别好，散局时，他赢了两万三千块现金。输家操着不同的口音，输了钱也不着急，笑嘻嘻地说“下次赢回来”。

走在回家的路上，周磊发现自己的手在抖——不是怕，是兴奋。回到住处，已经很晚了，他开始盼着第二天的牌局。

接下来一个月，他像着了魔。每天准时跟着阿强去那间出租屋，窗帘依旧拉得严实，筹码越堆越高，从一开始的一把五百，变成一把五千，再到后来一把一万。他赢过最多的一次，一晚上拿了十万现金，走在路上脚步都发飘。路过4S店时，甚至停下看了眼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宝马车，心里盘算着，“再赢几次就买一辆”。直到有一天，运气突然消失了。

麻将桌上，周磊起手全是散牌，要么杠上开花被别人截和，要么听牌后摸来的全是没用的字牌。他先是输了五万，不服气，从家里取了十万接着押；又输了，再取二十万。反反复复，两周时间，他输了两百多万。周磊慌了，回家跟爸妈要钱，可还是填不上窟窿。

直到有牌友建议，“你不是等着分安置房吗？那七八套房，还怕填不上这两百多万的窟窿？”那一刻，周磊意识到，自己被做局了。没等他犹豫，一个瘦高个牌友从包里掏出一沓纸——是早就准备好的协议。瘦高个用手指着协议上一行字念道，“自愿将名下一套 120 平米安置房，抵押给甲方，用于偿还欠款。等房子下来过户，欠款两清。”

“我欠了200多万，这一套够吗？”周磊问。瘦高个说，“给你打折，够了。”

周磊稀里糊涂签了字。后来他得知，那些人根本不是“拆二代”，而是专门给拆迁户设局的人。父母因此和他大吵了一架。但毕竟分的房子多，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了。之后有一天，周磊在村口遇到以前的邻居，对方说自家五百多平米的安置房，全被这样的局骗了去。

房子至今是很多人安身立命的终极梦想。

安置房下来后，周磊家分了7套——一套给了设局的人，爸妈住一套，自己住一套，剩下四套租出去，每月能有近一万块收入。

“虽说比以前差远了，但至少稳定。”周磊想着。

然而稳定也并没持续多久。2023年，周磊觉得“来钱慢”，以每平米1.2万的价格卖了一套房，加盟了连锁餐饮店。他租了门面，雇了三个员工，每天早上五点起床采购，忙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可生意始终不好，员工工资、房租、食材成本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又卖了一套房想撑下去，每平米1万元，但还是没用。2024年下半年，只得把店关了。彼时房价还在跌，他舍不得再卖了，觉得租房或许更稳妥。

七套安置房如今只剩了四套：他和爸妈各住一套，另外两套租出去，每月能收五千块房租。为了增加收入，今年春节过后，他跑起了网约车。

周磊偶尔会在社交媒体刷到一些“拆二代”的视频：有人开着跑车，有人去国外旅游。这时他会停下来看几秒，然后继续开车。

白条

有人为实体房卖不出价也租不出价发愁，也有人手上徒有一张白条。

比如王强。

房子拆迁前，王强根本不知道“房票”为何物。事实上，这一名称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计划时期的“房票”是物质短缺年代的住房配额凭证，随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而他现在面对的，是棚改和城市更新背景下的购房安置凭证。这一政策经历了几轮起伏：在2015年棚改货币化浪潮下，房票被作为去库存的补充工具；随着2018年棚改退潮，该政策一度淡出。2022年，郑州系统性地重启房票政策，通过奖励机制鼓励拆迁户购房安置。此后，政策推广至全国多个城市，尤其2024年以后，一线城市普遍将房票制度与城中村改造相结合，使其成为消化存量房产、优化财政支出的关键举措。

王强第一次与房票打交道，是在3年前。当时他所在的城中村拆迁，安置房盖到一半，开发商资金链突然断裂，工程停摆。有关部门找到村民协商，说是先给大家分一套100平米的现房，剩下的补偿面积，换成房票。

村民们没多想，在他们看来，“房票”就是能换房子的“支票”。

至于具体怎么用，王强举了个例子，“比如我们村在三环内，总共分了300平米补偿，县里先给100平米现房，按每平米5000元核算，剩下的200平米就折算成100万房票。拿着这房票去指定小区买房，直接抵房款就行。可如果选中的房子单价超过5000元，超出部分需要自己支付。如果房票一直没有用，等安置房盖好，还是可以要安置房，房票作废。”

这个听起来合理的规则，操作起来却变了味儿。

对于房子，人们逐渐回归了理性。

王强的一个朋友，手握100万房票到一个位置相对偏远的小区看房。那个小区原本每平米6000元都卖不动，一纳入房票指定范围，单价立马涨到8000元。

“开发商精明得很，知道你拿着房票只能在这儿买，不涨价等什么？”朋友给王强算过笔账，买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按8000元/平米算要80万，房票只能抵50万，自己还得贴30万。最后，这位朋友没买房，直接把房票锁进了柜子。

王强观察到，愿意接纳房票的小区大多有个共性：位置偏僻、销路惨淡。那些地段好、不愁卖的热门小区，根本不愿加入房票名单。“人家的房子抢着要，为啥要接你这‘白条’？只有那些偏远的、卖不动的楼盘，才愿意凑这个热闹。”

久而久之，他所在城市的房票流通几乎全集中在远郊地段。

开发商心里，还有另一本账。王强认识一位做房产的朋友，去年接手的项目被纳入了房票范围。“他跟我说，这项目本来卖7000元/平米，加入房票后直接涨到9000元。就算购房者用房票抵5000元，自己再掏4000元，他（开发商）也不亏。”

更关键的是，开发商可以拿着房票找政府抵账，“比如该交的土地出让金，或者政府欠他的工程款，一张房票递过去，就能抵销欠款。”

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游戏”：政府欠拆迁户的安置房，用房票抵；拆迁户买指定房源欠开发商的钱，用房票抵；开发商欠政府的款项，最后还是用房票抵。“最后谁亏了？你想想就知道。”王强欲言又止。

房票并非完全没有用于交易。王强见过一户人家，孩子急着做手术要钱，把100万的房票以30万的价格卖了。买家是专收房票的“黄牛”，按每平米3000元收，比官方评估价低40%。“那家人也是没办法。有人收，哪怕折扣大，至少能拿到现钱，总比拿着一张废纸强。”

还有荒唐的：有拆迁户赌钱输了，人家找上门说，“你这房票值50万，抵给我，账就清了”，结果房票没拿到手，先成别人的了。

比起房票，安置房才是当地拆迁户更认的“主流选择”，但因为房子没下来，大家只能先拿房票。王强所在的村子2017年拆迁时，按“三层以下1∶1，三层以上6.5∶1”的比例核算，他家总共赔了580平米。

“理论上能分五套房。现在我们住了一套140平米的，其余面积都换成了房票。”

他忍不住盘算，如果拿到的是房子，一套自己住，剩下四套租出去——80平米的能租2200元，40平米的能租1200元，一个月租金加起来快一万了。

王强也听说过有关“拆二代”暴富的传闻。

“早几年有，比如2016年那批拆迁的，分到好地段的安置房，房价涨得快，卖一套就能赚几百万。现在不行了，房价降了，就算拿了安置房也不好卖。”如今他身边的“拆二代”，大多靠租房过日子，“安稳。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总算比炒股、赌博靠谱。”

但显然，他手中的房票目前还没能让他过上这种安稳日子。

“咱们的房票还能用吗？”王强在电话里追问村支书。

后者打了个哈欠，语气含糊，“谁知道呢，我也不清楚，等上面通知吧。”

“拆二代”只是特定时代造就的财富故事。

城市化的挖掘机还在继续。

张天力送外卖之余路过那片尚未建成的楼盘时，总忍不住停下脚步，探头看看；赵戈在蓝色围挡外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发给父母，告诉他们工地还在施工，别担心。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没底，可除了等待，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

周磊的网约车在晚高峰继续穿梭。傍晚六点半，三环路堵作一团。导航里机械的女声念着“前方五百米右转”，他算了下，今天已经跑了128公里，收入刚过三百块。十年前，这样的数字只是家里一天房租的零头。

睡不着的刘森，在17楼听见远处传来产业园施工的轰鸣声。他无法预见明天会怎样，只知道那三套房子还在那里——那是他的指望，也是他的心病。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已将姓名等个人信息作了相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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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四环外一家网球馆里，十岁的轩轩拖着疲惫的步伐走进球场。

刚换的成人网球拍比自己胳膊还长，100英寸的拍面与单薄身形极不协调。

每次挥拍后，他都会下意识地抬头看向场外的母亲张岚。“儿子练网球的时候，我一般不看手机，就一直盯着他。”

两年前，体测报告显示儿子50米短跑不及格、协调性偏弱，张岚顿时紧张起来。她想培养儿子的体育特长，也想让孩子强壮一点，于是把目光投向了网球。

他们为孩子的“网球路”定下启动预算——年花费10至20万元，用于上课、练习和观赛、参加训练营。

原以为这是笔可控的投入，谁知很快就远远超出预期，这个家庭的“网球梦”，似乎越来越远。

被卷进网球热的中产家庭

去年，中国网球选手接连取得历史性突破，“网球热”更是达到巅峰。

“朋友圈里都在晒孩子打球、晒夏令营合影。认识的几个妈妈都觉得，带孩子练不成下个郑钦文也没关系，选对赛道就像买对了基金，肯定值。”

网球场成了家长新的炫耀场。“让孩子练网球的都是对教育有期待的人，他在这个圈子里结交的朋友也不会差。”

丈夫是企业高管，张岚是互联网公司中层，每日与数据、KPI打交道，让她深感竞争的残酷：除了语数英，孩子还能靠什么为将来做准备？在她看来，运动似乎是一条尚未被完全“内卷”的路径。

最初设定的20万元预算看似充裕，但仅私教课（一小时700元、每周三次）、装备采购和俱乐部充值，就让这20万很快蒸发殆尽。

去年暑假，一家人远赴欧洲参加著名网校夏令营，两周花费约15万元。张岚还专门请假带孩子去墨尔本看澳网，一周行程又花了5万。各种球拍与废旧的网球包、装备一起，堆在卧室一角，几乎成了一座小山。

“三年下来，林林总总下来，估计花了80多万。”

“网球热”绝非个别现象。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相关统计与媒体报道，截至 2024 年 8 月底，中国网球人口已超过 2518 万人，比 2021 年增长约 28.03%。而网球场地数量也从 2021 年的约 49700 片增加至 53805 片，增长了 4038 片，增幅达 8.12%。此外，全国市场化网球培训机构数量达 5592 家，其中北京就有 743 家门店。

在产业规模上，2024年中国网球运动整体市场同比增长 14.4%，规模达到 367.5 亿元。其中，青少年网球培训作为行业重要细分市场，正处于“爆发期”。

高投入与未知的前途

美团去年发布的《体育运动消费报告》显示，一些网球体验课、网球培训季度课包在平台热销，网球运动相关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 172%。北京也是全国网球培训机构最密集的城市之一。

这种大环境下，可供中产家长选择的范围被放大——不加大支出，就很可能在网球青少年社群里掉队。

但是，支出的大幅增长不一定带来显著的效果。轩轩在俱乐部内比赛成绩一般，并未达到母亲的期待，“教练说如果想认真走这条路，得把时间投入、经费投入、身体投入、心理投入都翻倍”。

轩轩也开始出现放弃的念头，“练了一年多，换了三四个老师，今天正手比反手打的好，明天反手又有感觉了，一直在试错，他自己觉得太难了，打球的那种手感很难成为肌肉记忆”。

真正想按下暂停键，是去年年底。张岚因为陪孩子练球太多，积累的工作量没有完成，年终考核被上司警告，身体疲惫之余，心理上也越来越焦虑。丈夫更是火上浇油：“花了这么多钱，换来了什么？如果将来没能在体育上走得更远，这笔投入就算亏了。”

他们不是唯一一个内心动摇的家庭。我们采访到几位有相似经历的家长，都处于犹豫和摇摆阶段，这些声音在家长群体里越来越常见，从最初拼谁投入多打的好，到后来大家的心态都在发生微妙变化。

生活在大连的庞娜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庞娜的家庭和网球有着天然的缘分。“我母亲以前是个老体育人，她四五十岁的时候开始打网球，我大学里跟体育学院的老师也学过网球。所以算下来，我家三代人都接触过网球了。”

正因如此，她很自然地把网球当作一种体育启蒙运动。“刚开始学的时候，孩子也不太懂，是我们带着去打的。最初给他报的教练很凶，专业能力强，但孩子接受不了。后来换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男老师，一对一，反而更适合。”

不同于北京等一线城市的高投入高强度训练，庞娜给孩子安排的频率是一周一次。“算下来一年的费用不到两万，跟那些一年动辄七八万、十几万的比，我们真的投入很少。”

她并非没考虑过加大投入。“最开始是计划全身心押在网球上，后来发现孩子进步挺慢的。孩子在各种比赛中有一些成绩，但没有很拔尖。人家付出的多，成绩确实更好。我们年收入也就四五十万，没法每年投十几二十万砸在一个项目上。”

选择从热潮中退出

在庞娜的家庭教育理念里，运动是多样性的。“儿子现在还在练足球。我们一家三口会一起滑雪、跑步，两岁就让他用平衡车，后来带他去游泳、长跑。运动其实贯穿了他的整个童年。”

她的孩子在足球上也展现出了不俗的天赋——在当地的赛区拿过第一，即便如此，她也只是希望儿子能坚持下去，享受这个项目。“将来能跟三五好友约场球，这就够了。”

“有一次，我们一家三口在长白山雪场滑雪。那一刻，我觉得特别值得——运动不是成绩，而是我们在一起的快乐。孩子因为常年运动，学什么都快，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对张岚来说，庞娜的选择像是另一种答案。

在今年夏天的一次课后，轩轩脱下球鞋对她说：“妈妈，下次我想去打篮球。”她愣了一下，没有拒绝，同时内心也有些释然，“那种感觉像是从一场看不见终点的比赛中退出”。

她心中明白，网球不仅花钱，也花心力。它需要高频训练、持续投入，更需要强大的心理韧性。中国首位获得大满贯冠军的李娜在自传《独自上场》中也曾说过，网球场上没有同伴，唯一的对手是自己。那种孤独的对抗、对节奏和情绪的掌控能力，是极少数孩子真正能承受下来的。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这份孤独，未免太沉重了。

张岚和丈夫最终决定停掉所有课程。今年夏天，他们在网球上的花费只有一张50元的中网欢享票，她带儿子去看了辛纳的练习赛。

那天走出球场，轩轩说打网球太无趣了，也太孤单了。还不如篮球，有人一起跑。

“也许他比我们更早明白，运动的意义不是赢，而是快乐吧”，张岚说道。

新媒体内容总监：TAN HAO

采访/撰文：Joey, Jonas

编辑：Sebastian

CDT 编者按：独立媒体“低音”和“新新闻”近日联合发表文章《张雅笛友人：她是个真诚、温和的人》，讲述了近期因参与“华语青年挺藏会”工作，而在回国时被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刑事拘留的22岁青年张雅笛的故事。

张雅笛刚从巴黎高等商学院毕业、并获得伦敦大学硕士奖学金，她一直致力于和平地促进汉藏交流与民族理解，如今却被单独关押在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与外界失联，面临最高15年的刑期。她的家人委托律师会见也遭到拒绝。这篇文章讲述了张雅笛从一个孤独的思考者到坚定行动者的转变。受“白纸运动”激励，她将对藏区文化与人权的长期关注，转化为搭建沟通桥梁的实践，希望通过温和、耐心的努力消弭民族偏见。在朋友眼中，她虔诚、勇敢且充满理想主义，她的被捕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凸显了中国当局对于任何偏离官方叙事的民间跨民族交流的恐惧与严厉打压，也给她的同伴们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与考验。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张雅笛加入后，成了挺藏会平台里最高效的志愿者编辑之一。她能用中英文双语写作，还曾用两天读完嘉乐顿珠（达赖喇嘛的二哥）的传记，并迅速写出一篇8000字长文，引述了大量藏、中、英三语信源，文章后来在海外藏人社群内获得诸多褒奖。

她的朋友、人权行动者夏巢川接受《新新闻》采访说，张雅笛从不以外来者的猎奇目光去审视藏地文化，而是谦虚地倾听、学习，而她对待所有知识都异常严谨。

有一次，夏巢川想要确认四川甘孜某县的准确英文翻译，便向她请教，而张雅笛竟然查到了几十年前外国人在藏地旅游写的文献，再去询问藏人朋友，最后交叉印证，方才告诉夏巢川她考证的答案。

夏巢川也去过张雅笛的家，看到书架和桌子上摆满了藏地和藏传佛教相关书籍。她随手翻开一本，里面全是张雅笛勾划的笔记。

虽然怀揣理想主义与虔诚信仰，但张雅笛不寻求一蹴而就的宏大变革。三个月前，她在播客《西郊密林》的访谈中坦言，即使是中国异议人士，也可能对藏族等少数民族带有偏见，而挺藏会的使命，需要极大的耐心去漫长地实践。

“我们不追求一瞬间改变所有人，而是一个一个地改变，”她说，“我们的一篇文章，哪怕只能改变一个人对藏区问题的看法，那也可以。”

新冠疫情和“动态清零”的三年，她的政治性抑郁变得严重起来。她的朋友在微信吐槽核酸检测，就被警察上门带走，令她感到真切的恐惧。那时候她想，“我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同样冲击她的，是藏族歌手才旺罗布（Tsewang Norbu）自焚的消息。2022年2月，才旺罗布来到拉萨布达拉宫广场马路中间的白塔处，高喊口号后自焚而亡。张雅笛翻墙看到这个消息，震惊又痛心，处于政治抑郁的她意识到，即使被中国主流社会认可、表面光鲜亮丽的藏人，内心也可能带着隐秘的伤痛。

2022年8月，张雅笛来到法国留学，但她发现自己的政治性抑郁并未因此消失。她仍然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可以倾诉内心世界、一起实践公共生活的朋友。她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友情，仍仅限于一起聚餐、逛街、看展；而当她和法国同学们提起中国的政治和宗教，对方只是若有所思地回应“不可思议”、“难以想象”，并没有真正的交流和共情。

张雅笛只能继续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托付于网络。她重新注册了一个推特账号，500多条帖子里，有雪饼案、张展、六四等中国民主运动和公民抗争事件，也有俄罗斯普京的政敌纳瓦尔尼在狱中离奇去世、伊朗女性逃难者等国际人权议题。但她最关注的仍然是藏地：过半帖子皆关于海外藏人活动、国内藏语教育被取缔、藏民就业被歧视、藏区生态被大型工程破坏等。

张雅笛加入挺藏会后，仍然常常回国、前往藏地，许多批评人士认为这样的行为不够成熟。然而，在段荆棘看来，这种“天真”并非是对风险的无知，而是战胜了恐惧感，并带有超越世俗利弊权衡的精神。

“她是有虔诚信仰、有强烈的献身精神、有极大热情投身于藏区问题研究、凭自身行动推动藏人自由进步事业的一个人。“段荆棘说。

段荆棘补充道，藏区问题并非所谓“敏感”、“红线”、“不能碰”的问题，而是基本的民族、宗教、人权问题。“真正把藏区问题敏感化、特殊化的是中共”。她说。

她呼吁华人行动者们，不要重复“一旦碰西藏问题，你就死定了”的叙述。“将藏区议题妖魔化、将藏人非人化，是大汉族中心主义的狭隘，也是耻辱的妥协”，她说，“这种退让（compromise）本身就是共谋（complicit）。”

张雅笛刚刚失踪的那段时间，段荆棘起床后常常发愣，今日和昨日变得不同，是因为张雅笛消失了。“这是一种很痛苦的感觉”，她说，“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再一次意识到张雅笛不见了。”

她们二人其实从未谋面，也不会每天聊天分享日常生活。但段荆棘失去的，是一个可以共同推进议题的伙伴，也是一位在精神上高度契合、在个人生活上相互安慰和鼓励的朋友。

除了交流挺藏话题，段荆棘和张雅笛私下也会聊些同温层社群里的八卦。2024年，她们曾开玩笑说起白纸运动两周年的纪念活动，双方所在城市到场参加者都寥寥无几。

她们也会聊一些关于恋爱、升学、搬家、旅行等日常生活话题。张雅笛本科毕业后，对研究生选择哪个专业、走出校园后从事什么工作感到迷茫，于是非常正式地和段荆棘约了电话，详细地聊了很久。

段荆棘回忆，张雅笛曾对她说，自己想一辈子做这个工作，未来把挺藏会当成本职工作也行。“她的献身精神是比我还要更强烈的。”段荆棘说。

段荆棘坦言，自己也正面临多重风险：当局已经掌握了她的所有信息，她的家人也被警察上门骚扰，而她在美国还尚未取得永久居留身份。但她随即强调，自己的处境无论如何都比身陷囹圄的张雅笛好太多。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1年6月8日。CDT近期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把自己作为人类社会公民里最重要的私人信息做成表格，以传单的方式曝光给全世界，变成一个不朽的“透明人”。歪脑出品的《墙裂推荐》栏目带你欣赏邓玉峰的隐私三部曲，和他对大数据监控时代人类社会的启示。

“当时可紧张了，很害怕通不过。”王克勤指着墙上两张用相框裱起来的证书。话毕，他又开心地大笑，两只圆圆的眼睛眯成一条线。

两张证书分别是“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它们见证了王克勤的新事业——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并赋予了其合法性。今年6月15日是“大爱清尘”的十周年生日，也正好是王克勤从《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离开的第十年。

1989年入行做记者，从25岁干到49岁，二十多年王克勤发表过众多推动社会变革的新闻调查，先后三次被迫离职，见证并参与了社会进程及媒体生态变化。他将人生的上半场献给新闻事业，人生下半场转入尘肺病救助。

十年奔走，弹指挥间，王克勤既不同以往，又经年如故。

1997年，王克勤在《甘肃经济日报》担任税务专刊执行主编

1 转场

王克勤，曾被誉为“调查记者第一人”，发表过一系列揭黑报道，人称“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编者注：美国著名揭黑记者）。

南方周末致敬他为“2010中国梦践行者”，致词如此说：王克勤，中国新闻界最具份量的核潜艇。当看不见他的时候，他在水下默默潜航。而一旦他浮出水面，一定就是对黑恶势力致命的一击。王克勤为中国新闻界竖起了标杆，昭示着中国新闻界可能达到的专业高度和精神高度。

王克勤信奉新闻的价值——真实和自由，主张媒体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监督强权。他行事大胆犀利，“敢言别人所不敢言之真相，敢揭别人所不敢揭之黑幕”。他的一篇报道常能搅动舆论，推动行业、社会发生改变。

2009年，王克勤再访汶川地震灾区民众重建情况

他报道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将165名涉案人员送进监狱。他调查北京出租车行业乱象，此后国务院成立出租车改革课题小组，王克勤是其中一员。他还写过《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调查》，涉案的27名被告被判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有读者千里迢迢给他送锦旗，还有读者在非典时期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赶来北京给他送莫合烟，只因听人说此烟可以预防非典。

为调查这些新闻，王克勤常身处暴风眼。在调查出租车行业乱象时，他被保安架着赶走；在南京调查拆迁问题时，40多个警察把他堵在一栋拆迁楼里长达5个小时，等待他的是手铐和辣椒水；调查山西黑矿时，刚走出矿工宿舍，他便碰上一群手拿铁棍的年轻人……

2002年，王克勤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采访市民，当年12月完成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报道

被报道牵连的黑恶势力，扬言用500万悬赏王克勤，他一度成为中国人头“最贵”的记者。常年在钢丝上行走，王克勤逐渐习惯，勇气渐增。再接到威胁电话，他放言：“我的头就在这，你要就自己来取。” 最危险时，有人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每当王克勤想要回归正常生活，许多封来信、举报又推着他往前走。王克勤曾立志要做调查记者直到80岁，中途因为一篇调查北京暴雨失踪者的报道，他第三次被迫从报社离职。

变化悄无声息，媒体与调查记者的生存空间越发逼仄，王克勤不得不淡出新闻界。一同终结的，还有他的教学生涯。王克勤曾是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新闻系硕士导师，随后不得不离开讲台。

2004年3月，时任《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的王克勤在福建农村采访村民

顾不上怨天尤人，2011年6月15日，王克勤联合中华救助基金会发起“大爱清尘”专项项目，专门救助此前在采访中熟知的一个群体——尘肺病农民。

在中国所有职业病中，尘肺病占90%；在尘肺病人中，农民占90%。患者的肺组织硬化、石化，逐渐瘦得皮包骨，行动艰难。农民工的尘肺病由于复杂的原因被排除在工伤与农村医保之外，农民工求助无门，有的人日夜端坐才能勉强呼吸，有的人饱受折磨最终活活憋死。

王克勤记得龙应台说过，衡量一个国家和城市文明的标准是对待弱者的态度。还是记者时，他的报道聚焦于市井农民、国企改革下岗职工、征地拆迁、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离开媒体后，王克勤专注为600万挣扎活命的尘肺农民谋求生存的机会与尊严。

大爱清尘给予尘肺病农民免费医疗救助，科普尘肺病防护知识，推动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从制度上解决尘肺病农民生与死的问题。2018年，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

今年6月15日，“大爱清尘”在京举办十周年生日会

从执笔鸣不平的调查记者到公益基金会掌舵人，这份转变在意料之外，但王克勤适应得很快。

公益于他而言，是用一种更温和更具策略性的方式做自己本就想做的事。从以笔为剑推动整个社会大刀阔斧地改革，到行走田野，聚焦每个在社会裂缝里挣扎的个体，“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点是一点”。

“当我们无力经天纬地，改变整个社会制度时，我们就从小处着手。攻克不了一个巨大的城堡，我们就先攻下一块砖，让这块砖充满人性光辉，不再伤害无辜。当有更多的砖块散发出人性光芒时，便是希望所在。”王克勤对《社会创新家》说。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大爱清尘累计帮助尘肺病农民9万多人，其中医疗救治尘肺农民5944人次，发放制氧机5435台，助学尘肺家庭孩子14017人，在全国范围内拥有34家定点合作医院。

2018年1月23日，王克勤在甘肃省临夏州人民医院与当班医生分析尘肺病患者胸片

2 退避

大爱清尘的第一间办公室设在王克勤曾经供职的报社，第一批志愿者是5名新闻系学生。十年间，办公地六次搬迁，从狭小的居民楼转移到海淀区一家地下办公空间。

基金会的员工大多是90后，有不少新闻系学生，多数曾受过王克勤做调查新闻的影响，“他们多少都是理想主义者，不然不会来这里上班。”

从媒体转场公益，王克勤变沉默了。与他同批的记者，许多人转行做新媒体、公关等，当初的理想早已埋葬在酒瓶里。

“你怎么什么都不说了？”偶有朋友问询，问那个从前挥斥方遒、敢怒敢言的王克勤缘何变了。他只扯起嘴角挤出一个笑便是回应。王克勤有了新的角色——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他的一言一行与“大爱清尘”捆绑。

“我自己受委屈事小，几百万人的生死事大”，王克勤有意自我约束，尽量谨言慎行。

在“大爱清尘”，直面太多尘肺病人的苦难，精神崩溃最终选择离开的员工和志愿者有许多。王克勤形容自己是“铁打的人”，心理承受力早被磨砺得不同常人。

2015年9月21日，王克勤带领大爱清尘贵州团队在印江县天堂镇了解尘肺农民情况

2018年，王克勤首次从“大爱清尘”收到工资。深受父亲家教的影响，王克勤不看重金钱，“我父亲生怕我钱多了。”进京20年，他至今仍在租房生活。2005年，朋友劝王克勤买房，妻子询问他，买了房，交不上房贷的时候，别有用心的人送钱买报道，还能做到不收吗？王克勤心里一惊，当即放弃买房的念头。

“人不过是肉体和躯壳，如果理想之火还在燃烧，那应该为更多个体，为普通人的权利奔走，做现在能够做的人事便是。”

王克勤不全然是“铁人”，他也曾因他人的不理解而崩溃，“除了来自正面的子弹，背后你为之服务的民众也可能会给你一刀。”

阴冷、疼痛，王克勤动摇过。那一次，他走进兰州五泉山公园，听着寺庙播放的《大悲咒》，枯坐了一个小时。此后，遇到想不通的事，王克勤便会播放《大悲咒》，让自己安静下来。

“施展抱负受阻时，英雄气短，选择放弃，这不是我的做派。放在人类文明推进的长河中想，总要有一批勇者为社会进步做出努力，付出成本，甚至牺牲，这是历史的必然，而我不过是其中之一。有了这样的认知，就会泰然许多。”王克勤说。

每年王克勤拿出四分之一的时间走村入户探望尘肺病家庭。每到一户人家，他便记录患者的姓名、年龄、患病情况，至今已写了40个笔记本。

王克勤用于记录尘肺民工的笔记本，分别是第1册和第40册

“为什么一定是你呢？”王克勤曾自问，他的答案是——命运选择了自己。“总得有人去呐喊，总得有人站出来，总得有人去牺牲，人人躲起来那还了得？”

王克勤性格很轴，认死理，他信奉人道主义，崇尚以牺牲和奉献为核心的贵族精神，见人受苦不可遏制地生出同情心。他总喜欢做类比，看到老人被欺凌，他会想到家中的父母。看到矿工困于黑矿不见天日，他会想假如没有高考，农家子弟的他可能也上了矿山，成为百万尘肺病民工中的一个……

3 几多愁

“不委屈吗？屈了你的才华！”时常有人如此对王克勤说。

王克勤习惯了自我说服、劝解，“无法做大事时，怎么为普罗大众谋取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假公益之名，帮助更多弱者，让他们活得有尊严，仅此而已。”

事实上，对“公益”两个字，王克勤不甚认同。对公益圈独有的一套话语体系和运营模式，他时常感到格格不入。“我更愿意将自己所做的工作称为社会服务、社会建设，建设一个文明的体系，这才是大事。”

全国各地的尘肺患者送与“大爱清尘”的锦旗

表面的淡然与释怀背后，是夜深人静时的小酌消愁。对现实的矛盾、愤懑、郁闷、不甘心，仍攫住王克勤不放。他感到委屈，“当鬼话连篇成为生存方式的时候，当假话成为个体选择的时候，当谎言成为时代主流的时候，我不过是说着人应该说的人话，做着人应该做的人事…………”

心里堵得实在难受，王克勤会喝一场大酒，然后痛醉。

“静下心来细想，表面上我是为弱者说话，实际上是为我心中的信念而奔走。让每一个人像人一样活着，拥有做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我终身的信念和理想。”无论是做调查记者，还是救助尘肺病民工，王克勤认为自己本质上是在自我满足，他享受信念得到兑现所带来的成就感和快感。

外人看来，王克勤日子过得苦。他本可以过上比现在更好的生活，但代价是杀死那个王克勤。“我不能杀死我自己”，王克勤喃喃自语，点了点头。END

CDT编者按：2025年9月1日—9月30日，距离李文亮医生去世已1988—2017天。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与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的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写下日记”，“诸多双耳朵仍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响”，网民们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正如一位网名为“一朵默默绽放的花儿”的新浪网友所说：“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因为李文亮的微博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每日片段精选备份，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留言区：

2025年9月1日—9月30日：

用户7967965829: 嘿 哥国庆快乐呀

北游南嬉: 李医生，我dy账号因为批评一些媒体歌颂年轻人去菜市场捡剩菜而被封禁了。我是学传媒的，今天我明白了我们还很年轻，将来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我们绝不能丢弃，一个叫良心，另一个叫理想。

穿西装的吹气猪: 李医生 今天看新闻 说要大幅提高吹哨人奖励 点进去一看 是证券市场的吹哨人 像你这样的人 应该值得更好的褒奖

草莓饼干不加草莓: 李医生，有个和你一样正直的朦胧也去那个世界了，麻烦帮忙照顾他一下哦

婉安wz: 你看到朦胧了吗//婉安wz: 医生 杀人的方式变了

芳岁尧林: 李医生，于朦胧的事情在一些软件上还有热度，不知道什么原因，心疼这个小哥哥的同时，我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害怕，新的视频音频我一点都不敢看不敢听，明明我也想这件事能有好的进展，但是相关的内容我甚至不敢点开，只敢在评论区看大家最新的讨论，我这是怎么了，是矛盾吗

自由的长颈鹿儿: 9.18！！！我只记得贵州的27位同胞！

金亚花园9栋: 今天是贵州大巴车事件三周年，大家不要忘了27位遇难同胞

抱你在逆流人潮_懂你每个泪和笑: 李医生，看到于朦胧的事情好难过这么温润如玉的一个人，如果您在那边见到他了，可以跟他说一声大家都很想念他吗希望你们在那边一切都好

tiantianxiong: 这个天真黑啊，那个世界的天是亮的吗？那个世界有公正吗？

灰野z: 于朦胧走了，方大同走了，李医生能照顾好他们吗

廖太26115: 老李，于朦胧走了好几天了……请你帮忙好好照顾他

陌上琴尘202007: 看到于朦胧去世的消息真的很难受啊，超级超级难受，怎么会这样呢，一直忍不住流眼泪……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人啊。

Shawnn96: 今天意外坐到纪念李医生的椅子❤️

芳岁尧林: 李医生，有个叫于朦胧的演员去世了，虽然不是粉，但是看到他的粉丝写下的留言，心也会忍不住颤抖，“故事的最后，我也成了你的遗物”

来亿点严yan: 李医生 我喜欢的演员于朦胧走了我一直在哭 为什么善良的人会是这样的遭遇 我现在一想到他那张脸就想哭为什么会这样 愿你和他一切安好

董公子在呢: 李医生 于朦胧去你那边了,我从不追星，但他的去世让我五味杂陈。这么一个温文尔雅，俊逸清秀的人，以这种方式突然没了，还是很难让人接受的。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真脏。

石榴_十六_16: 我更愿意相信他是在人间历劫，现在回去做上神了。

RvemiYX9: 李医生啊 白真上神回去享福啦 以后就真的无病无灾啦 哭了一场但还是好难过 最近几年好多成长过程中美好记忆的人都走了 孟达叔 琼瑶阿姨 原来越觉得寿终正寝就是最好的祝愿了

一个有趣的id151: 李医生 你当初奉献生命保护了这么多人 要是看到有一些人现在还如此黑暗 肯定会很难过吧

千金单身汉: 我只要有吃的心情就会特别好，刚才拼了个单，中午又有的吃了，三块多，对我来说，也不便宜，你别笑

山一程水一程4444: 早，在这烂污的世界坚持下去

3Yiom: 李叔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 今天给您讲讲话吧 9月初来重庆找了一个兼职上班 租了一个月的房子 但是兼职工期只有几天 后面就一直躺在家里面 今天好像就要出成绩了 心里紧张 除了紧张还是紧张 有一点害怕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通过 李叔晚安

Pho-飞行别吐槽工作的事: 想到爷爷奶奶晚上大哭了几遍，这世上这么多需要努力的事情，唯独家人的爱只需要珍惜就很幸福

三分糖画糖画:看到了

常念-20250911: 这个世界不适合做好人，因为没有那么公平的能做到好人有好报，只要在法律范围内，努力的为自己争取。

千金单身汉: 像我这身硬骨头，跳的话得选18楼。好在有18楼的小区，氛围感比较好，我想好好生活，挣钱，读书，谈恋爱

我是四四十六_: 李医生，这个世道真的没有理可以讲，又一个干净好看正直的男明星走了，一看就是ts，几个小时就得出排除刑事案件了，你们遇见的话可以做好朋友，好好开导他一下哈，拜托了李医生

因为是兮语啊: 李医生 今天有个演员于朦胧离开了 在我的记忆中他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 演过很多古装片

W-xlnYuE: 生而为人，向阳而生，致敬李医生

从头学起de博客: 善良没有国界，但邪恶同样也没有。

权富贵orz: 李医生，今天是918，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这个世界太坏了，普通人的维权太难，为什么好人总是活不长，李医生，人活着是为什么

翼然临于泉上者: 李医生，这两天老罗和西贝老板正在上演预制菜之战，老罗有群众基础获得了9成网民的支持。你也不喜欢预制菜卖出鲜菜价格这种吧 我们静待后续和国标出台吧

長-讀: 你好啊李医生。他们现在拿预制菜让我们吃。西兰花能够冷冻一年，羊腿保质期比我年龄都大。

钧圭垚: 疫情那段记忆好像做梦一样，想想都有点不真实了，原来已经过去5年了

金金291061954: 李医生，起风了，秋天又来了，愿天堂无寒凉!

幸运的KFC在逃蛋挞: @小溶今天吃什么 李文亮医生是第一位发现新冠肺炎的医生 这个就是他的微博 最后确诊了 去世了 现在已经5年多了 然后他的最后一条微博评论区也变成了大家的树洞 每天会有好多人有啥开心不开心的事情都跑在这说 大家并没有忘记他 死亡不是终点 遗忘才是

千金单身汉: 愿人世间 不再有 流氓地痞，让女儿身多一些活路

你好吗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李医生，今天和朋友说起了疫情，想到你了，来看看你

用户7737372257: 李医生，真是进入了末法时代了

Livefree_: 李老师，我现在在社区医院上班，没什么发展空间，工资3k，每天浑浑噩噩浪费时间，我想辞职。

AHUcf: 李医生好，我今天心情好多了，不再内耗了，你猜为啥，竟然是被DeepSeek救赎了我读懂了那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为而不恃200903: 李医生，好久没来看你了，你还好吗？眼看就要四十岁了，还是一事无成，活着太累了，希望你在那边的世界能被温柔以待，自由自在的生活

花草无: 帮帮于朦胧，希望有个好结果，坏人得到应有惩罚，让人民相信恶有恶报

薄荷太好闻了叭: 您见到小🐟了嘛？你们两位都是特别好的人

围脖8866: 突然想到您了，🌧️他走了，非粉都难过，你们都好好的

海山了的了: 李医生，下午好。你走后的世界没有变好。曾经为你大哭一场，如今又为…… 你好吗

盈坡开了向日葵: 李医生，您那么那么真善，也一定会照顾于朦胧的对不对

起什么名字才能让大家注意到我: 李医生 见到我们的朦胧小苦瓜了吗告诉他别喝酒

小半满闲心: 亮子好，雨后的小伞将军

黄昏_鹿场: 今天看了 未完成的电影，又想起了那段日子，心情很复杂。电影里又看到了你的名字。已经过去快6年了，记忆还是这么深刻。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祝你一切都好。

用户7749803808: 明明你是吹哨人，可功劳全都给了带货王

叶子飘啊飘: 不知在哪里看到，说李医生的最后一条微博是网上著名的哭墙，忍不住来看看，看着看着，突然就泪目了……

用户7441538988: 李医生，和朋友喝酒聊到疫情，聊到武汉，想起你来了，好久没来了，把你的名字都记错了。对不起！

春日桃酿1: 李医生，今年我生宝宝啦，宝宝现在八个月了，很健康很乖哦，今年我还买了个大金镯子，还跟老公一起还了10万的债，还买了华为mate70pro，目前还剩24300就还完啦，还有4个月，希望早点还完债

WalkerOrange: 永远会有人记着的，不说话不代表忘却

用户7494830016: 除了身体问题所有的难受都是自己给的 窗外飘着阵阵桂花香好庆幸自己还能闻到好难过最后一次闻到所有的痛苦情绪都是自己的一念之间 没有办法左右结果但可以收拾自己心 愿被世界温柔以待

用户7565753209: 保留微博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有李医生……

西门扫雪不读书: 看到今天还有这么多人来这里，我的眼泪终究是忍不住了。

你过来啊_w: 历史会永远铭记，这场21世纪初的人类天灾，是你，第一个大声喊出来的。安息吧。

CDS档案 | 李文亮

CDS档案｜新冠病毒事件总汇 

“有值得信任、可以求助的大人吗？”“没有。”五位接受采访的学员们都这么回答。

文｜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编辑｜陈晓舒

校对｜张彦军

王琳几乎没有停止过反抗。

2024年7月的一天，在郑州柯贞素质拓展营（以下简称“柯贞拓展营”）里，有学员看见王琳在食堂里扯住心理老师，问道，“凭什么不让我回家？”

那时她已在柯贞拓展营待了一个多月了。被人记住的方式是以“另类”的姿态抵抗着“规矩”。

反抗被教官认为是“不服从命令”，她为此受到惩罚——倒立、在烈日下暴晒、不让吃饭，或者是三四个女生围上来的拳打脚踢。

新京报记者访问的五位昔日学员里，没人理解王琳持久的反抗，在他们眼里，反抗不如忍受，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反抗——惩罚——继续反抗的模式在王琳身上持续了近两个月，直到一切结束——2024年9月26日晚，在医院长时间昏迷近一个月后，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似乎是特校严苛的规则“杀死”了她，可又不止于此。如果把时间再往前回溯，在特校外面的世界里，从她休学开始，或者更早以前，“成绩决定成败”的评价体系，紧紧地掐住了这个14岁休学女孩的脖子。

在给父母的信里，她留下痛苦的话语，“我恨我自己不争气。”

2025年9月11日，阴某利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案第二次一审开庭。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

没寄出的求救信

在一段近一分钟的视频里，王琳鼻孔里插着管子，大张着嘴“啊啊啊”地哭喊着。妈妈轻拍她的肩，喊着她的小名，但她没有平静，转而急切、短促地重复着，“妈妈我不想死，妈妈我不想死……”

被子下面，已结痂的紫色伤痕遍布她的胳膊、腿、背、臀和腰。母亲孙佳心痛极了。父亲王旭东拉住送女儿来医院的阴某利，不让她走。

阴某利是王琳在柯贞的班主任兼心理老师。王旭东回忆，去年女儿厌学让他一度烦恼，偶然在网上看到了这所封闭式管理的特校广告，宣传中号称专注家庭教育15年，能通过国学教育、心理咨询和体能训练，改掉孩子叛逆、厌学的习惯。

交了两个月将近3万元学费后，他把女儿送进去了。后来他才知道，学校不允许孩子和家长联系，想孩子时只能让阴某利发照片和视频。

在阴某利给王琳父母的电话录音里，她如此描述送医那天的情形：在看到王琳时，“那一刻很心疼”，孩子一个人坐在黑暗的屋里，说没有吃饭。她买了面包和营养快线，带孩子去宿舍吃。两人聊了会儿天，王琳突然倒下，躺了会儿喝了水也不见好。她解释，可能是天气突然变冷，孩子有点发烧，给领导反馈决定送医。

然而一份医院报告单显示，当天王琳出现晕厥，伴四肢无力、站立不稳等。约一周后，病情加重，狂躁咬舌、胡言乱语、双眼呆滞，进而意识水平下降、无自主呼吸。2024年9月11日深度昏迷、四肢瘫软，她被送进了神经重症监护室。9月26日，她停止了呼吸。

一份当地公安局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中记载，“王琳符合因长时间日晒及摄入不足、呕吐等多种因素引起电解质代谢紊乱……终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王琳送医后躺在病床上。受访者供图

出事后，涉事教官与学校一负责人被采取强制措施。阴某利也被当地检察院起诉。起诉书中指控，王琳因呕吐、心脏疼痛写信请求父母将自己接走治病。她把信交给了阴某利，希望帮忙转交。阴某利却擅自将信隐匿，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

王旭东说，女儿在医院苏醒时曾问过他，有没有收到三封求助信。他只收到一封，那是女儿刚去没多久写的。

今年9月11日，阴某利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案第二次一审开庭。在庭上王旭东得知了被隐匿的信件内容，有很多个“想回家”，有一串长长的清单：想吃妈妈做的红烧肉，看看宠物小狗，找朋友聊天，睡个好觉，把病看好……在信里，女儿近乎哀求父母，把这些事做完，再回柯贞拓展营也可以。

阴某利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自愿认罪认罚。

据此前红星新闻报道，阴某利承认了拦截信件，她说大约在7月中旬，王琳写过两封信说想家。但学校有规定，信中不允许出现诸如想家的内容，她没有把信寄出去，“这是我的错误。”

王旭东回忆，庭上出示的证据清单中，还包括警方在阴某利家搜到的100多封学生信件。

一位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在柯贞拓展营共写了6至8封信。其中写训练艰苦和渴望回家的信被拦截一次，退回三次。另一位学员写了挨打的事，他把信藏在裤兜，掉出来后被教官捡走。紧接着，他被惩罚趴在烈日的操场下暴晒两三个小时。

“如果家长看见求救信件肯定会来接的。”一位学员说，心理老师对待求救信，不是驳回重写就是没收。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罪不可赦。”王旭东坚信拦截信件与女儿去世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不是她把信拦下来，孩子不会出现意外。”他曾当庭质问阴某利，为什么孩子身体如此糟糕还选择隐瞒？阴某利哭着说，因为恐惧。

在多位学员的印象里，在柯贞拓展营，阴某利算是“好人”。“她找学员谈话的次数多，如果要点书，或者想吃拌饭酱会给买。”一位学员说。

“很多事情无能为力，以前我管学生，（同事）说我管了个闲事。”一段阴某利打给孙佳的电话录音里，她声音哽咽地说，送医当晚只睡了五个小时，“我心里也很疼。”

从中牟县开往柯贞拓展营旧址的路上，周围大片农田和废弃的房屋、厂房。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

“另类”的反抗

时间回溯到2024年6月至8月，14岁的王琳，在柯贞拓展营的两个月里是如何度过的？

从郑州中牟县出发，越过大片农田、参差不齐的树木和错落的废弃平房、厂房，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到达狼城岗镇南韦滩村。出租车司机说，这是最偏远的一个村。

王琳没有尝试过逃跑，在那里，这并不现实。

一位男学员说，刚来的第一个星期，他趁午休时间成功翻墙，一口气跑了三四公里。可那里太偏了，他没有遇到可以拦下来的车，最终被赶来的教官抓了回去。

“铁丝网上都是翻墙的人划的血。”另一位学员把逃跑计划告诉了在里面最信任的朋友，但对方转头告诉了教官。逃跑一位学员，教官要被罚500元，而向教官举报，可以讨根烟抽。

他说，那是他被打得最狠的一次。被踹倒在地，拽起来，再次踹地上，在教官的指示下，五个学员加一个助教参与了这次殴打。他依稀记得被扇了十几巴掌，挨了四五十脚，被打得不再动弹了。

屈辱，沉默。他屈服了，不再逃跑，也不想反抗。在给父母的信里，他写道，“儿子知道错了，我想你们了，我想回家。”

“其实都是骗人的，一点改变也没有。”他满脑子只想着父母赶快把他接回家，“在那里面只有无尽的恨。”

反抗，挨打，之后学乖。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其他学员身上，“反抗只会挨更狠的惩罚，只能服从命令。”一位学员说。

但适应似乎没有发生在王琳身上，一份录音里，阴某利告诉孙佳，王琳因为体型胖，一跑步就呼呼气喘，似乎很难受。她常常“犟得很”，不想跑。

在一位女学员的记忆里，一次，不想跑的王琳被生活老师叫了三个女学员拉着，在水泥地上拖着跑。这一幕还有另三位学员作证。

在操场上，很多人都见过被男教官体罚的王琳。据目击者称，一次，“打手”们抓着她的腿，让她倒立，然后再一松手把她摔地上。还有一次，她拒绝跑步，被踹倒在地打了一顿后，被罚在地上暴晒。

一份医院报告单显示，王琳近两个月体重下降20公斤。但阴某利在家长对接群里说，“王琳瘦了好多，越来越漂亮了。”她没提及，变瘦有一部分原因，是对不服从的惩罚——不让吃饭。

当地公安局出具的对王琳死因的鉴定意见通知书。受访者供图

王琳送医后的一份电话录音里，阴某利对孙佳解释，有一次不知道王琳做错了什么，生活老师向所有老师宣布，不允许给她东西吃，“这个孩子本身吃饭也断断续续的。”阴某利说，她常因看不下去，私下买面包和酸奶给王琳，“每一次都是哄着她吃。”

另一份录音里，孙佳也提起过，女儿在入校前存在进食障碍，有时暴饮暴食，有时不吃。“食堂的饭太难吃了。”多位男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肉几乎没有，作为配菜的炒鸡蛋还没小拇指指甲盖大，馒头上一股馊味，常有霉斑，甚至飞出过苍蝇。

可是训练容易饿，这样的饭菜孩子们也抢着吃。

一些学员分析王琳不吃饭的原因，一方面是真的吃不下，另一方面她在用这种方式抵抗着一切。“在那地方，我们都抱着能活下去的心态忍受着，但是她的心态就像‘我都不搁这儿待’。”一位学员说。

“有值得信任、可以求助的大人吗？”

“没有。”五位接受采访的学员们都这么回答。

尽管柯贞拓展营里有那么几个还算“温柔”的心理老师，但和家长对接的也是他们。一位学员说，他的家长早就想来接，却一直被心理老师劝阻，理由是孩子的表现还有待提高，建议再延期一段时间，“他们就跟你说，让你表现好点，好好改造。不会真的来救你。”

王琳却似乎渴望过心理老师阴某利能救救她。“这孩子黏我。”阴某利曾对孙佳这么说过。

王旭东注意到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显示，有一次王琳追到阴某利办公室，说要打电话给家长，未果。还有一次，在食堂里，她扯住来打饭的阴某利问，“凭什么不让我回家。”在食堂目睹这一幕的学员记得，阴某利的回答“很官方”，不是不让回，而是要看她表现。

王旭东记得，女儿在医院时睡梦中说过一句脏话，紧接着是愤怒的呐喊，“凭什么打我？”

在柯贞拓展营，王琳唯一“寄出”的信。 受访者供图

“我恨我自己不争气”

“（我）是一个悲观但是又爱世界的人。”在唯一发给父母的信里，王琳写道。

她的生活似乎被劈成了两半。

一半是闪闪发光的。她喜欢古筝和中国舞，也喜欢读书。她的涉猎很广，有罗翔的《圆圈正义》和《法治的细节》，也有一大堆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还有被塑料袋小心封起来的网络小说和追星手册。纸箱里还有许多闪闪发光的东西，荧光色的画笔、彩色卡片、很可爱的手办……

王琳喜欢的网络小说。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

另一半的她是心事重重的。朋友小月说，初一时王琳一个星期大概有一天会请假，用来调整心情。那时，她的烦恼是“上学没意思”。

初一时，她的成绩年级排名20左右，小月说可以稳上当地重点高中。可到了初二，她请假的次数多了起来，成绩也开始滑落，后来干脆办理了休学。

学校对于王琳来说，似乎不总是快乐的。一次，她和老师起了争执，因为一位成绩差的同学被罚站，王琳为此打抱不平。还有一次争执是因为同学说她坏话，最后闹到老师把双方家长叫来了。

“她和同龄人说不到一块去。”王旭东说，女儿打小聪慧，比同学早上两年学，在女儿身上他寄托了很多期望。

这种期望似乎是他过往经历的延续。王旭东出生在河南南阳一个农村，家里有七个孩子，初中毕业后，他复读了两年没有考上高中，他认为是缺乏父母指点，“他们靠体力挣钱，见识少。”

1997年王旭东去广东一家制衣工厂打工，他说那时有冲劲，学技术快。2000年，他回到河南搞服装批发，利用信息差赚了第一桶金。再后来他转去北京做工程，钱越滚越多。

这个“努力改变命运”的实践者不能接受女儿躺平。小月回忆，一次王琳约她出来，两人走到学校附近时，王琳说起被父亲在校门口打的经历。她记得王琳边哭边说，挨打是因为她不上学，她觉得自尊没了，门卫都看见了。

“她爸爸太看重成绩了。”孙佳说，“孩子不上学，急都急死了。”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休学这件事本身，也让王琳感到挫败。

“我恨我自己不争气。”在柯贞拓展营时她给父母的信里充满自责，“爸妈，这两个字偶尔对你们来说也很沉重……谢谢你们爱我，接受我的一切，只是接受了太多夸奖，如果没有做到，我很焦虑，很痛苦。”

在信里，她告诉父母，“可能你们不知道吧，我在自己刷题，看线上的一些课程，我也想上课想学习。”

“那时候我才知道误解她了。”王旭东看到信，自责涌了上来。出事后，一些王琳在网上的朋友告诉他，女儿的梦想是靠写小说赚钱，“如果知道她想走文学这条路，我会支持她的。”他说。

孙佳曾带女儿去看过精神科，量表结果显示轻度焦虑。休学期间，王琳在吃抗焦虑的药，开始发胖，暴饮暴食。药停了以后，又厌食，情绪反反复复，变得更加敏感和脆弱了。最严重的一次，王琳割腕了，父母以为她是因为不想上学才闹的脾气。“她很伤心，觉得父母不理解她。”小月说。

王旭东承认，他们的确不理解孩子。王琳为什么厌学，是人际关系、学习压力，还是家庭矛盾，这些都是事后的猜测。女儿去世后，他们才知道她在网上写小说，“迷上小说不想念（书）了。”这是他们唯一能想到的解释。

但在当时，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女儿不上学的问题。在王琳休学将近一年时，他们把她托付给了柯贞拓展营。

阴某利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案第二次一审庭审结束后，王琳父母走出法庭。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

“幸存者”

在柯贞拓展营，不少孩子和王琳有着相似的困境。新京报记者访问的五名学员，来自不同地区，家庭背景也各异，但他们被送进去的原因都一样，不想上学了。

王浩然15岁，身高1米7，走起路来瘦弱的身子在T恤衫里晃来晃去。这天出门，他给烫着小卷的头发打了一层发蜡，戴上了一颗银色小蛇的耳钉，这些打扮让他觉得自己不普通。

但是被父亲接回家的大半年里，他都戴着一顶帽子。在柯贞拓展营的第一个礼拜，“比命还重要的”发型被一下子推成了两三厘米长的寸头。

教官说他们是“社会的蛀虫”“父母不要的败类”，“那些肮脏的词汇都不能表达对我们的恶心。”更可怕的是，这些话他听进去了，“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很好的人。”

脱轨是从初一开始的。小学时，他说成绩还可以，各科没有低于90分，还顺利考进了县里最好的初中。但自从迷上了手机游戏，他无心写作业，成绩一落千丈。渐渐地，他不想去学校了。

另一个男孩王丛还没过13岁生日，刚和学校请假一周，焦虑的父母就给他报名了柯贞拓展营。

也是从初一开始，王丛总是完不成作业，上课也不想听了，趴课桌上睡觉。一天24小时，他能睡20个小时，剩下4个小时吃饭、上厕所、玩手机。后来老师跟家长说，上课睡觉会影响其他同学，让他请一段时间假。

他松了一口气，不去学校就不会有人欺负他了。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总是被打，“莫名其妙的原因。”或者是他“性格太软”。他从不反抗，“笑笑就过去了。”他说，在学校，一次没写作业，一次睡过头迟到，老师让他罚站，用棍子打。

在家，父亲也打他，“因为学习。”他的父亲和王旭东有着相似的信念，出生农村、考上了大学，在单位身兼数职，也发展了副业，通过从未停止的努力，过上了比父辈更好的生活。但他骗王丛说家里很穷，想逼他自己努力。

他常给孩子讲历史名人、革命先烈的故事，盼望着王丛可以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事与愿违。“他想看到的是我一直在奋斗，一直往好的方向走，但我走不动了。”从柯贞拓展营回来后，王丛有近一年的时间在家里“躺平”，打游戏、抽烟、看闲书，玩累了就睡，睡醒了再玩。

王丛是唯一一个新京报记者访问的学员里，认为在柯贞拓展营比外面还快乐的孩子。“在里面，我只需要想中午吃什么饭就行了。”而现在，没有人要求他该怎么过一天，他产生了一种对自由的恐惧，他称之为“虚无主义”。

他本来可以有一个被安排好的人生，念完中学，然后考大学，顺利就业。但现在，他脱轨了，和王琳类似，不上学让他严重焦虑。

“我迟早要去医院看看。”他认定自己脑子有点问题，有时候玩着玩着思绪飘远，开始胡思乱想，想未来怎么办。想离父母远远的，但是能去哪儿呢？

当下的空虚和未来的迷茫，折磨得他受不了。无数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快把他杀死了，他想过一了百了。

这些念头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他不想说。和家庭的撕裂，在王丛身上表现出一种“无所谓”。在营地里，他“被逼着”给父母写过一封半页纸不到的信，内容忘了。父亲回的那封，他也忘了，“没有任何感觉，跟废话没区别。”

在那封父亲写的信里，有鼓励，“要相信自己”，也有祝福，“祝愿你在今后的日子里，开心、快乐、健康。”

“爱字咋写？爱字下面是友，我和他们是朋友吗？”王丛认为他从未有过自己的选择，每次意见和父亲相左，总要被无止境的打骂和唠叨淹没，久而久之，他不再做选择，“他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王浩然也不是个习惯于反抗的人。父亲是干工程的，常因四处要债未果喝闷酒，喝醉了就打他和妈妈，掐脖子、拧胳膊、扇耳光。他太害怕了，不敢反抗，“把我搞懦弱了”。

从柯贞拓展营回来后，王浩然对家里的“讨厌”变成“恨死了”。去年他想去河北打工干物流，父亲说送他一程，结果目的地是柯贞拓展营。拓展营是母亲在网上找的，对儿子却说不知情、没参与。“我对他们已经没有信任了。”现在他每天睡觉都会反锁房门，害怕半夜被父母拖走。

因辍学、休学被家长“骗”进柯贞拓展营的孩子不少。一位学员是被家长骗去旅游，深夜开车进的柯贞拓展营。也有被强行拖走的，一位学员因不想参加父亲报的夏令营离家出走，被带回来的第二天就被架走了。

王丛也是被架走的。那天柯贞拓展营来了两个壮汉到家里，把他“拎起来”就带走了。王丛说他当时一路拼命反抗，心如死灰。这是他第二次去柯贞拓展营了。第一次待了两个月，回来他和家人说过那里打人，没人相信。

包括王丛、王浩然在内，至少6位男孩（或家属）向新京报记者反映，他们在柯贞拓展营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猥亵。2024年8月，一位马姓学员被父亲接出来后报警。警方的受案回执单显示，当地公安已受理该教官涉嫌强制猥亵一案。

一段孩子家长拍摄的视频里，柯贞拓展营当时的校长接受了两家本地媒体的采访，他确认了上述案情的真实性。据澎湃新闻报道，公司负责人马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出事以后，王丛母亲突然想开了，孩子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自责淹没了她，她曾抱着孩子痛哭，说着“妈妈对不起你”，但她没把握孩子能原谅她。

“你让他多听爸妈的话，做一个好少年，好孩子。”王浩然的父亲对新京报记者说。送孩子进柯贞拓展营那天是父亲节，他在网上发了一条视频“最悲伤的父亲节”，画面里眼泪流个不停。出事这一年来，他也被自责和屈辱感缠绕，三天两头为了案子奔走，“我简直是走投无路，一辈子也忘不了。”

2024年9月4日，“中牟发布”的情况通报称，涉事的河南柯贞拓展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已关停。当地村民中还有不少人对在这个常年封闭的营地里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孩子在家里管不住，送到这里就对了。”一位村民对新京报记者说。

（王琳、孙佳、王旭东、王浩然、王丛、小月均为化名）

话费套餐升级、宽带安装、积分兑换、升级5G送手机……这样的营销电话，接的人烦，打的人也烦，但又不能不拨。

张欣曾是浙江一家联通营业厅的业务员，2025年7月辞职了。在工作的两年里，她几乎每个月要打500通左右的营销电话，如果完不成，月底考核会被通报批评。

每个月，数字都在追着她：新办60张电话卡、8个携号转网、15条宽带、3个“139PRO”。没有完成，就会罚款。

她给南方周末记者发来的一张工资单显示，有一个月没完成携号转网的任务，被罚款近2000元，而她月均到手工资也不过就两三千元。

在移动、联通、电信，数十万名“张欣”织成了一张庞大的电话营销网。

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电信服务投诉量比上年增长99.1%，不正当营销是主要投诉内容之一。

运营商们也表态要改。2025年8月，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先后发文，各自确定官方唯一的外呼营销号码，分别为：10085、10016、10001。

这被很多人视为运营商整治电话营销的里程碑时刻。那么，它能根治顽疾吗？

“每天都要破0”

一位中国联通用户在8月有三次情绪爆发。4日，他在黑猫投诉上，投诉一个以“053”开头的营销号码，明确要求：别再打电话了。投诉还没处理完，电话又来了。

21日，他第三次投诉：“说的加入白名单，不会再推销，结果依旧骚扰客户。”

中国移动的一位用户也在8月9日写下500字帖文，控诉几个月来，多次明确拒绝后，每天仍会接到运营商的两三次营销电话。电话总在他工作或休息时拨入。他认为，自己作为付费用户，有权享受清净的通信环境。

电话的另一端，拨打者，也觉得困扰。

小红书的帖子里记录着一位外呼人的无奈。9月8日，她打了两百多通电话，依然没有达到每天两个半小时的时长要求。她要尽可能把每通电话撑到30秒，超过30秒，才能记入总时长。

外呼人员，通常来自承接了运营商业务的第三方外呼公司，专门帮客户打营销电话。

陈浩文是一家外呼公司的创始人，2023年之前一直做外呼业务。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公司90%的客户是运营商和金融机构。

外呼的号码从哪里来？他透露，主要看承包的运营商级别。省公司可能会直接开放外呼系统权限，若是级别更低的部门，大概率通过微信或其他联系方式。

在2021年中国电信（601728.SH）回归A股上市的招股书中，梳理过这个结构：公司的自有渠道，包括营业厅和业务外包厅；社会渠道，指公司授权，渠道商开的线下门店。2021年，电信有超过20万家门店，自有渠道2万家、社会渠道17万家。

中国移动（600941.SH）2021年招股书显示的架构与此类似，但没有写明数量，只说有近33万家实体渠道。包括客户经理、网格经理在内，有超过10万人的销售团队。

陈浩文说，运营商的外呼网络也复杂。很多营业厅网点的电话营销业务，可能是1包、2包，甚至3包、4包。最基层网点的合作，也不需要招投标。有的可能是，一些个人向网点经理自荐，小区周边人头熟，就可以做电销，从中提成。

作为外呼公司，要在约定时间内，把运营商发来的号码全打完。号码的拨打次数、接通率都是重要指标。客户意向也很重要，如果说了“是的”“好的”，相关业务就会被转给运营商的业务员。

不过，即便办理了业务，考核也没结束。未来用户可能的撤销也被考虑在内。他们会事先约定好每100个用户的撤销率，如果3个月内超过10％，结算时会进行相应扣除。

陈浩文说，各级运营商都有很多外呼供应商，运营商会根据业务完成的情况和质量给这些公司评级。达不到指标，评级就会下降。那些高质量的数据——经过多轮电话营销筛选出来的，被贴上“消费能力（高）”“好说服”标签的客户，就会流向A级供应商。

营销电话，不仅外呼公司在打，运营商营业厅里的业务员也在打。

曾在联通营业厅工作过的张欣列举，自己每个月要完成新办60张电话卡、8个携号转网、15条宽带，还有3个“139PRO”——一个月资费139元，包含宽带、机顶盒、摄像头，还送一台手机，这个指标少一个，就要被扣400元左右。

“如果用户办完手机卡，用了不满半年就不用了，后续也得扣。这张卡相当于白开了。”张欣说。

通过公司内部软件，她可以看到同一个分公司下属的附近几家营业厅办理过手机卡的客户。看到详细信息，可以针对性营销。如果显示是单卡用户，就去营销开通宽带；流量不够用，推荐加流量包；已有300兆宽带，就升级千兆。

“都是做样子，很少有要办理的。我真希望用户直接挂。反正我打了，领导也不说啥了。”

张欣说，投诉处理群里，每天都有各种投诉，领导说“安抚赔偿点就可以了”。“（业务量）每天都要破0”才最重要。“有的人试用期还没完，就被指标吓跑了。”

冯玉洁2024年来到联通工作，此前在移动营业厅。她观察到，移动更注重电话营销，能发展的业务也更多，联通基本上紧盯宽带。

在联通，她是和第三方公司签合同的外包人员，但被统一管理。如果公司要求某个月完成10条宽带，落到营业厅，数字也是如此。

“移动不一样。”她解释，移动有很多营业厅是包给第三方的，自负盈亏，员工也归第三方管。移动的要求可能是5条宽带、10个手机终端合约。但第三方觉得20条、50个才挣钱，员工收到的指令就是后者。

在第三方，业绩不达标，惩罚手段也“很羞辱人”， 冯玉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会对员工“体罚”：深蹲、跑步、跳绳、转呼啦圈。

“习惯了每天的固定节目是下班了开始找个角落自拍。”一个是自拍深蹲，一个是自拍念营销内容，一天得拍两次。每周完成不了微信添加数量的，要额外深蹲30下。“真的很好笑，有时候即便完成了，下意识还是录了视频。”

每个月完成不了任务的，拉出去跑步。店长也不好过，业务员任务没完成，意味着她没尽责督促，也会被“罚”：“转呼啦圈，不会的，跳绳也行”。

通信业专家付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通信电话营销上，第三方公司最有积极性，他们的收入和业绩直接挂钩。

有的第三方甚至会私自把用户信息卖给别的运营商。号码几经流转后，一个用户可能至少面临两三波不同的电话营销。

一位小红书用户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8月中旬，一周内接到三个携号转网的电话。她气不过，向第三个电话发火，“为什么没完没了打电话”。对方也很委屈，“我之前没打过你的电话”。

她感叹：“遍地都是电话销售。拿着相同的名单，换不同的牛马，打相同的电话。”

一位外呼人员一天打了两百多通电话，依然没有达到要求。她还得把每通电话撑到30秒。（农健 / 图）

“只是一些话不说清楚”

戴着数字指标的紧箍，营销也滋生出更多灰色手段。

陈浩文形容，为了推销，很多时候是“啥都没讲清”。

“您好，您是某某某吗？”——接通后的第一句，验证是否本人。此后通话中，只要能让对方说出“是的”“好的”，就代表完成了业务确认。对外呼公司来说，就是一单业绩。

推销的业务，包括短信、彩信，流量套餐更换、升级，携号转网，以及保证几年内不变号，就送一部手机。

网上有大量关于这类业务的“避雷帖”“维权帖”。不仅是营销打扰，送手机背后也藏着诸多套路。

比如，每月要有保底消费，合约期两年、三年的都有。一旦违约，可能要付出比手机价格更贵的违约金。有人发现，家里长辈在拿到手机后，还被开通了花呗、网贷的分期贷款。

“基本是轰炸老年人，他们都是‘好好好’‘是是是’。”陈浩文说，“不能小看这些几十元一个月的业务，数量大了，收入惊人。”

还有积分兑换。陈浩文解释，他们通常会以积分兑换来联系消费者，兑换酒、电器等商品，“其实没啥优惠”。每卖出去一笔，运营商也要从中抽成。

不过，外呼公司经常不被看作“自己人”。在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中，江苏联通某区县分管领导李静用“我们自有人员”和“他们”来区分两者。

李静介绍，运营商的外呼，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有人员”，通过统一的营销号码外呼，这些人大多是外包员工，但也归运营商管理；另一类是外呼公司。

“对‘他们’，我们深恶痛绝。”她把被投诉的风险，归因于“他们”在电话中会出现对业务介绍不完全对的问题。“用户即便在‘他们’那里办理的业务，如果宽带属地是我们片区，还是由我们后续维系，我们说的可能和‘他们’不一致，又会引发用户的不信任。”

“他们”也往往是在与客户发生纠纷时，运营商推卸责任的理由。

南方周末此前报道（详见2025年7月2日报道《起诉推销来电》），2020年，山东女律师孙千和，因频繁接到推销电话，起诉移动滨州分公司的故事。

在这起案件中，被告辩称，来电号码均非移动公司号码，否认与推销行为有关。但法院认为，营销人员自称是移动公司工作人员，推销的也是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关的套餐升级、加包月流量等内容。通话后，移动也发送了相应的验证码。最终判孙千和胜诉。

事实上，李静所谓的“不完全对”，就一线业务员的经历来看，也是有意为之。冯玉洁工作的营业厅，属于移动承包给第三方的，她说，“电话营销的口径是设计好的”。

“您用的是59元的套餐，5G流量，现在能零差价升级5G套餐，收费依然是59元，但有30G流量，给您办理好吗？”用户同意后，业务员会补一句，“优惠期一年，一年到期后恢复原价”。

“乍一听是不是以为一年后恢复原套餐？”她说，但并不是。

从同意的那一刻起，套餐已经变成了139元30G。第一年每个月确实可以减免80元，费用59元。但一年后恢复的原价，是新套餐的原价。

这还没完。推销电话可能又会在套餐到期的那个月响起。

“您保持现在的套餐，继续使用三年，可以送一台手机。”冯玉洁说，有人觉得，反正是一直用的59元套餐，还免费得一个手机，于是同意，但用户可能完全不知道，在用的套餐已经是139元。“没有欺骗，只是一些话不说清楚。”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25年5月发布了“通信暖心服务十件实事”。其中一条就是“规范营销推广行为”，要求电信业务推介做到全面准确，关键内容显著提示，保障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

“累是真的很累”

采访中，一位曾担任联通某市一运营中心负责人几次纠正南方周末记者对于“电话营销”的表述。她强调，这叫“维系”“服务”。

她承认，确实会推荐一些增值业务套餐，但出发点一定是根据用户实际需要，在增加少量费用的基础上，节省更多花费。原则是“尽可能少打扰用户”，并且通话都有录音，内部也检查话术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误导用户的现象。

但为什么人们仍感觉被打扰？它们真的如此被动吗？

在运营商官网上，可以看到各地分公司发布的招募渠道合作商的公告，需求多围绕着“销售和服务”展开。

“上面有一个大目标，落到基层不可能只是一句空话，肯定要精确到具体的动作。”作为区县公司的分管领导，李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些动作被分解成数字指标，一层层再分解下去，落地时可能变形。

对于前文张欣要完成的业绩指标，李静觉得“只能说是‘不多不少’”。她所在的区县，一些外呼数据，也是上级单位下派的，落到具体员工的头上，每天也有二三十个。

接受采访这天是周六，前一天晚上，她凌晨1点到家，早上7点又被业务电话叫醒。“累是真的很累。业绩压力非常大，基本没有自己的生活。”

为什么运营商这么爱打电话推销？

前述负责人说，就进行服务而言，电话最便捷。上门服务，拜访三个用户，可能一天就过去了，但一个业务员一天能打几十个电话。

通信行业资深分析师马继华今年6月发表文章分析，电话营销的底层逻辑在于“精准”。

用户信息库中积累的套餐偏好、流量使用等数据，能让外呼团队将“19元升级5G流量包”“宽带免费提速”等话术精准匹配用户画像，转化率是传统广告的3-5倍。

文章提到，某地2023年新增宽带用户中的35%来自电话营销转化。

在马继华看来，层层衰减的管控机制，使电话营销就像高速行驶却刹车失灵的汽车，企业知道风险所在，却难以在业绩压力下踩刹车。

抢夺0.8%

目前，全国14亿人口，移动电话的用户数已达18.19亿户。

此外，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截至2025年8月末，全国有移动互联网用户16.01亿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12.39亿个。

前8个月，全国电信业务收入1.18万亿元，同比增长0.8%。2024年的全年增速是3.2%。

具体来看三大运营商的半年度财报。中国移动（0941.HK/600941.SH）上半年家庭宽带客户净增623万户。移动客户净增56万户，相比2024年上半年926万的净增，出现了断崖式下跌。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5%。

中国联通（0762.HK/600050.SH）移动和宽带加起来的用户净增数超过1100万。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增长1.5%和5.1%，但增幅只有上年同期的一半。

中国电信（0728.HK/601728.SH）宽带用户净增116万户，移动用户净增819万户。营收同比增长1.3%，与去年同期的2.8%相比，同样腰斩。

可以看到，三家生意都不好做。在全国增量见顶的情况下，蛋糕难再做大，只好彼此争抢。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他特别提到了携号转网业务。这一业务本是为了改善服务、赋予客户选择权，却演变成了恶性竞争手段。不合规、不正当竞争也多出现在携号转网上。

携号转网，就是换运营商，手机号可以不变。它的演变可以看作是三大运营商竞争的缩影。

根据《通信产业报》2022年的报道，2019年11月，携号转网在全国推出，此后逐渐“变味”。有部分业务员甚至会“代客投诉、申请、转网”。报道认为，本质是行业的内耗。

该文提到，截至2022年一季度末，共有5700万用户携号转网，但对行业整体用户增量贡献为零，而携转业务工单量超过1.14亿次。工单背后的人力、物力、管理等支出，是一本可见但难以计算的成本账。

一位工作了14年的移动老员工周慧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每天都得有量。工资越来越少，绩效占比越来越高。”

每个月，周慧要完成19条宽带、15个全屋Wi-Fi，其中“携号转网的考核依然超级重”。

本文开头，张欣就是因为有一个月没有完成携号转网的指标，被扣罚近两千元。她甚至会提前找亲戚朋友帮忙，开好移动或电信的号码。指标不够，就去找他们办携号转网。

对外比，对内也比。冯玉洁最近就在早出晚归地参加公司的“大兵团训战”。

几个县的分公司聚集在一起，被拉到一个群里，分小队比拼。有一晚，直到21点，她还在乡村摆摊，看谁家没关门，就去推销宽带。

有专人会在群里实时更新竞赛数据，“A区10条，C区为什么只有5条，你连人家汽车尾气都吃不到……”冯玉洁形容，那种氛围，像传销。

王文志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电信某市分公司工作。年底冲业绩，他也会被派往乡镇支援。以送米、送油为优惠，打电话邀请附近客户到线下营业厅充话费。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只有来到线下交的话费，才算是营业厅的收入，才能层层汇总，成为上级分公司当年的业绩。如果用户在App上交了话费，就会被算成别的渠道收入。

“省公司对分公司的考核，不是今年赚了多少钱、净利润多少，而是收入有多少。所以就会拿米、拿油换收入，有时也会把本来要发给员工的钱，换算成企业收入。”

统一号码之后

2025年3月，新华社发文揭露通信营销电话藏了多少“坑”。

不久，三大运营商相继发文，表示对问题高度重视，开展全面自查，对发现的问题将迅速整治，全面规范电话营销行为。

5月，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下，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十件实事”发布，其中两件都是关于营销电话治理的。除了规范营销行为，还有推广“来电来信免打扰”服务，要求依据用户登记意愿提供营销电话、短信个性化防护。

8月1日，三家运营商发文，确定各自官方唯一外呼营销号码。并要求，如果用户明确拒绝电话营销的业务，就不能再继续呼叫。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运营商将营销电话剥离出来，让用户可以对来电有更明确的预期，有利于双方沟通。

但运营商治理电话营销存在天然的矛盾。盘和林说，运营商一边面临电话营销合规的要求，另一边有盈利压力，不可能自我完全切割电话营销业务。这也是过去很多年，电话营销治理并不彻底的原因所在。

陈浩文对于“统一号码”的落地并不看好。“各级公司、下属网点的合作方式太多了。想统一，我都不知道它从哪个级别开始。”

在他看来，统一营销电话、治理外呼的关键在于，运营商内部能否做到所有业务的合作都只走集团公司，而不走自营网点或合作网点。

如今，统一营销号码的举措已过去一个多月，效果如何？

冯玉洁说，公司发了通知，如果打电话，要在系统设置成官方的外呼号码。

周慧也说，最近对外呼的管理确实很严，不允许他们用私人号码打给客户。

“但这对完成业务，相当不方便。”她解释，有些业务不是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但官方规定的号码无法回拨，用户并不知道是谁给他打电话推介业务，后续办理就很难进行下去。而指标依然悬在头上。

张欣介绍，通过公司的“网格数字化”App，可以实现统一外呼，号码显示为10016。不过，作为官方号码，接通率不高，业务员们更倾向于用个人手机或营业厅的座机打。

关于治理成效，过去两周，南方周末记者给三大运营商的官方邮箱两次发送邮件，多次拨打公开的联系电话，均未收到回复。

不过，就现实来看，频繁的电话推销并没有成为过去。

9月16日，小红书有网友发帖：不是统一外呼营销号码了吗？为什么一周内还是接到好几个私人号码打来电话推销套餐？一问工号是多少，就挂断了。

这条帖子下，汇集着很多一线业务员的心声——“求求投诉吧，好讨厌打电话。”四川一个营业厅的业务员解释，“公司明着说不能外呼，但还是催指标，厅里没办法，让我们用其他号码，不要用工号卡外呼。”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欣、陈浩文、冯玉洁、李静、周慧、王文志为化名。）

两年来，崔丽丽常在噩梦中惊醒。有一次她梦见自己的右腿被连根砍断，鲜血喷涌而出。

梦是现实的投射。2023年9月22日，当时身为天津市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德科智控）销售总监的崔丽丽到杭州出差，其间参加商务宴请后醉酒，遭到公司实控人（总经理）王某性侵。经过一场艰难的诉讼，2024年4月2日，法庭判决王某犯强奸罪，服刑四年，并赔偿崔丽丽3000元。

崔丽丽赢了官司，却丢了工作。她被公司开除，丢了年薪百万的销售总监职位，被迫告别打拼了17年的汽车零部件行业，还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崔丽丽认为，她在工作中遭到上司的性侵犯，这属于工伤范畴。于是，她又开启了工伤认定的维权之路。

酒局之后

在德科智控担任销售总监，是崔丽丽的第三份工作。入职时她38岁，以为这是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份工作”，因此充满了干劲，打算在汽车销售行业干到退休。

2023年9月，崔丽丽和老板王某等人去杭州出差、拜会客户。9月22日那天晚上，他们在一家日料餐厅宴请客户。饭局开始前，王某对崔丽丽说，一定要让客户“喝美了”“把他拿下”。

他们先是点了一瓶清酒。崔丽丽的理解是，主要是让老板和客户“放开喝”，自己只需要做好倒酒、点菜、买单等后勤工作。大约一小时后，王某与客户喝完了一瓶720毫升的清酒，给崔丽丽发微信：“你陪着多喝点，我快挂了。”随后补充道，“（这酒）后劲大啊。”

崔丽丽想，可能是老板喝不惯清酒。于是，她听从了老板的指示，成为陪客户喝酒的主力。晚上十点多，崔丽丽买完单后，晕乎乎地回到包厢，发现桌上又多了两瓶清酒，王某一直劝她“敬客户一杯”。结果，她彻底醉倒趴在桌子上断片了，再后来的事就记不得了。

凌晨四点多，崔丽丽醒来，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王某房间的床上，衣服散落一地。王某躺在旁边的床上，仅穿一条内裤。

惊慌失措中，崔丽丽赶紧穿上衣服跑回隔壁自己的房间。后来，她洗了澡，并清洗了自己的内衣裤——这成为了她日后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崔丽丽在天津安定医院被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

等她回过神了，才慢慢地意识到自己经历的这件事的严重性。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去找王某对质，对方说那天晚上她喝多了，他们一起打车回酒店后，他背着崔丽丽到房间，却发现她的房门打不开，于是就把她带去了隔壁他的房间。

王某还说她吐了一床。但这都不是崔丽丽想问的，她始终没有勇气问出口：我为什么没穿着衣服？你是不是侵犯了我？

接下来的几天，崔丽丽都是在恍恍惚惚中度过的。9月26日，崔丽丽再次见到王某的时候，才逐渐想起了更多模糊的细节——在床上，王某摁着她的手，捂着她的嘴，让她不要说话。但整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记忆一直是模糊的。

第二天，她给丈夫吴东（化名）打电话说：“感觉我被欺负了。”吴东一听就来气，问道：“什么叫‘感觉’？有没有被欺负、谁欺负的，你不知道？”

崔丽丽一直在自责，自责喝醉了，自责没有保护好自己。后来她才反应过来，可以去查酒店的监控。在咨询了律师之后， 她来到酒店查监控，才第一次比较完整地看到了当晚的情况：回到酒店，王某抱着昏迷不醒的崔丽丽，在电梯里就实施了猥亵，而后径直走进了他的房间。

这与王某之前的说辞出入很大。崔丽丽一边看监控，一边哆嗦发抖。随后，她又向酒店前台、保安、保洁等员工录音取证。事发当晚，前台工作人员看到崔丽丽被王某抱着，还曾让保安帮忙一起搀扶崔丽丽上楼，但被王某拒绝了。王某把崔丽丽抱回他的房间后，前台给王某房间的座机打电话，又派保安敲门，提醒王某把崔丽丽送回她自己的房间，但都没有得到回应。保洁人员则回忆说，打扫王某和崔丽丽的房间都没有发现呕吐物，这与王某此前的说法也大相径庭。

查完监控后，崔丽丽对于是否报警还很挣扎。“报警的代价是什么，老公能承受吗？”“家中老人能承受吗？”“女儿才11岁，她知道了怎么办？”最让崔丽丽纠结的是她的事业，“汽车行业圈子就这么大，闹开了我怎么面对同行，之后找工作公司做背调怎么办？”

她苦苦思索了许久，并和好朋友商量了一番，决定先采用一个折中的方式：和王某对质，先看看他的态度。

2023年10月6日，是崔丽丽所在公司国庆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她一早就走进了王某办公室，向对方提出一个个问题。王某没有承认性侵和猥亵，还说“早知道你这样不知好歹，就不应该照顾你”。崔丽丽彻底被击碎，决定报警。

当天下午，王某给她发了条微信，称自己“无论多醉，不应该把你抱到我的房间，也不应该把你的裤子脱掉”。但其他的事，“不是你想的那样”。王某还在微信中表示，可以由崔丽丽的直属领导当中间人，商量赔偿。两天后，崔丽丽收到直属领导的信息，称“他（王某）希望你提出具体要求，他来考虑。”

“我不会再和他沟通。”崔丽丽回复。

经过好几天的思想拉扯，压制住内心的耻感，崔丽丽终于下定了决心。2023年10月10日，事发后第19天，崔丽丽在丈夫的陪同下，在杭州报警。

关键证据

在这起案件当中，检察官最初遇到的难点是，采集不到DNA。光靠原告崔丽丽模糊的记忆，指控“强奸罪”肯定是不够的。但办案的检察官非常负责任，一丝不苟地查看监控，看到崔丽丽进王某房间约半个小时之后，也就是2023年9月23日凌晨1时30分，住在涉案酒店房间隔壁的一位客人突然开了门，走到涉案王某房间门口停留了几分钟，并且有掏出手机的动作。

发现这个细节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当时还下着特别大的雨。但检察官生怕这条线索断了，立刻跑去酒店，在警方的配合下排查房客。

后来，那位房客作为证人告诉检察官，自己当时突然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了挪床和撞墙的声音，还有女性迷迷糊糊反抗的声音，觉得很奇怪，就循着声音走到王某的房间门口。在门口，他就听得更清楚了，于是就用手机录了大概2分钟时间。这段录音成为了案件中的关键证据。 

法庭上，王某拒不认罪，反口指称崔丽丽业绩不好，担心被开除主动勾引他。王某的辩护被检察官一一驳回。

2024年4月2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定王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连带民事赔偿诊断焦虑、抑郁、失眠的医疗费用3000元。

工伤认定

案件虽了，但事情没有结束。

从事情发生之日起，崔丽丽一直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她到天津市第一人民医院问诊，确诊了抑郁症，随后她向公司请了病假。2023年10月27日，她发现，自己被踢出了公司股东群、管理群、部门群等所有微信群，不再能登录办公系统，工资也停发了。

王某被批捕的时候，正值公司准备上市的关键时期，公司领导很担心王某的案件会影响公司上市。有一天晚上11点多，投资人给崔丽丽发信息，说哪家公司老板都是最难的，老板倒下，200多人的饭碗都受影响，让崔丽丽“要以大局为重”。 

天津市安定医院为崔丽丽开具的诊断证明。

“我才意识到，自己要对抗的不只是老板，还有整个公司，这是一个权力系统。”崔丽丽告诉《中国慈善家》。

王某的刑事案件判决后，崔丽丽和公司协商赔偿事宜。她向公司提出，补发从事发到判决期间半年的工资，加上合同期内解约的赔偿和工伤赔偿，总共18个月工资。但公司方面只接受半年工资加解约赔偿，共10个月工资，不认同工伤赔偿。

更让崔丽丽不能接受的是，公司还认定崔丽丽旷工110天，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要解除与崔丽丽的劳动合同。

崔丽丽直接就去了天津市津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报工伤。在她看来，性侵本身是重大伤害，而在工作时间、工作场合，因工作原因遭受了重大伤害，就是工伤。王某和公司的每一点反应，都直接影响着她的情绪和状态。从事发过后的恍惚、羞耻和恐惧，到报案后的噩梦缠身，她的精神始终处于反复波动的状态。有一段时间，她独自出门都成了一件困难的事，她不再信任任何人。和陌生男性同处一部电梯都让她感到恐惧。  

决定申请工伤认定后，崔丽丽咨询过多位律师，没人看好她这桩劳动仲裁案。一位律师告诉她，“99.9%认定不下来，费那劲干吗？”因为请不到合适的律师，崔丽丽干脆让丈夫吴东担任自己的民事诉讼代理人，夫妻俩认真研究起了法律和《工伤保险条例》。

他们通过研究了解到，遭遇性侵本身并不能被认定为工伤，她需要证明三个关键点：第一，受到性侵与履行工作职责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第二，精神损伤是否由性侵直接导致？第三，遭性侵后的精神损伤是否属于工伤？

职场性侵害造成的精神伤害，没有工伤认定的先例可循。但崔丽丽发现，《工伤保险条例》里明确提到，员工因公外出期间发生意外或者受到伤害的，应当认定工伤。她觉得这一条对自己适用。

然而，工伤认定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崔丽丽想象中要多得多。2024年4月18日下午，到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提交材料时，崔丽丽才知道，她需要提交医疗诊断证明，以证明性侵对她造成的伤害。人社局工作人员告诉她，要认定精神伤害，需要到指定的精神专科医院就诊，经过3个月或12次系统治疗，之后由几位专家会诊，才能开具正式的精神诊断书，证明她的工伤。这意味着她此前在三甲医院的诊断结果，无法用于认定工伤。

而在丈夫吴东看来，以崔丽丽当时的精神状态，不论能不能认定工伤，再不进行心理治疗，“人就废了”。于是，2024年4月23日，吴东把她带去了人社部门的协议医疗机构天津市安定医院治疗。在心理治疗室，她开始向医生说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这次的诊断结果显示，崔丽丽不光有之前在三甲医院精神科确诊的抑郁、焦虑，还查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2024年7月初，接受了12次治疗后，她拿到了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证明。随后的7月16日，她第二次走进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人社局当天就受理了她的申请。2024年12月3日，距离申报过去七八个月，崔丽丽的工伤最终得到了认定。

认定书的结尾写道：“崔丽丽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看到“崔丽丽同志”几个字，她开始控制不住掉眼泪。那一刻，她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位国家公民，一个劳动者，被认可、被保护。

接着，崔丽丽和公司协商确认停工留薪期，并要求公司补发停工留薪期工资、补缴社保。

协商未果，崔丽丽向津南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

3月24日，津南区劳动仲裁委做出裁决：德科智控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裁决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公司需支付崔丽丽停工留薪期工资、周六加班费、带薪年假工资等共计113万余元。但驳回了崔丽丽要求公司支付她来回杭州取证的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的诉求。双方都不服此次裁决结果，均向津南区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7月16日，工伤案宣判，判决驳回公司诉讼请求。8月11日，历时20多天的等待，公司未提出上诉，工伤案《行政判决书》最终生效。至此，崔丽丽正式成为中国首例获工伤认定的职场性侵案受害人。

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因公外出期间的休息场所属于工作场所的延伸”“精神伤害可纳入工伤范畴”“醉酒状态不免除企业的工伤责任”，这些认定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有制度的模糊地带。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简称千千律所）执行主任、律师吕孝权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评价说：“这在全国女职工劳动维权领域，以及工伤认定领域里，都是一个很有影响力及借鉴意义的案例。”

沉默才是帮凶

“没有一天是不做噩梦的，总是梦见他们不停往我身上泼屎泼尿扔鸡蛋，要不就把我的右腿连根砍断。惊醒后，被恐惧、愤怒和痛苦裹挟着，情绪跟蹦极一样忽高忽低，时而无比悲愤、慷慨激昂，时而抑郁消沉、毫无能量。”崔丽丽表示，她将追究王某、企业及其代理律师作伪证、诬陷诽谤的责任，并追究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捏造理由将她开除的责任。这些处理完，等停工留薪期满，再把劳动能力鉴定等事情处理好，才算给她的维权之路画上一个句号。

而崔丽丽真正想做的事，远不止给自己维权。“这件事打开了我的视野和思路，以前我只关注汽车领域小圈子里的事，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和女性权益扯上关系。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发现我能在维护女性权益方面做很多事。”崔丽丽说。

2024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内部刊物《方圆》杂志刊登的文章“女子出差被老板强奸，隔壁房客录下关键证据”被转发到社交媒体上，迅速成为微博热搜。该文有两亿多浏览量，九千多条评论，五十多万人点赞。崔丽丽一夜没睡，翻完了所有评论。有人鼓励她，“主动报案，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有人支持她后续争取赔偿；也有人心疼她，“什么都没做错，却丢了工作，丢了健康”。

为了给自己维权，崔丽丽花大量时间查找资料，以寻求法律支持。

“网友们救了我。”崔丽丽说。这么多陌生人给了她鼓励，让她更有勇气面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她决定接受更多的采访，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故事，让更多像她这样的女性面对性侵和职场性骚扰不再沉默，敢于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益。

她甚至不再化名，“我想要作为一个真实的普通人站出来，而不是一个化名，接受视频采访时脸上也不是一个马赛克。”她不再害怕熟人看到，恰恰认为应该给他们一个最直接的回应，“为什么我留在家里没有再出去工作，消失这么久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想起日本记者伊藤诗织在《裸泳》一书中写道，记者在拜访韩国慰安妇时，问她们什么时候才能忘掉自己被性侵的事实？那些婆婆拉着她的手说，“可能要到你死了才能忘记。”

崔丽丽对这句话非常感同身受，“除非我的生命结束了，或者失忆了，要不怎么可能会忘记？”她形容这种感觉像是自己身上长了一个“不死的肿瘤”，这种无法消弭的痛苦，让她更加坚定了做点儿什么的决心，“我现在是带瘤生存，既然它不死，那我就要想办法和肿瘤共存。”

如今，她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私信。其中有一位农村的15岁留守少女，被30多岁的熟人男性性侵后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老想划手自残。崔丽丽一听到小姑娘的遭遇就气爆了，指导着小姑娘取证、报警，三天就立了案，7天对方就被抓了。对方亲属想给小姑娘3万元钱撤诉“封口费”，崔丽丽又一步步指导着小姑娘，不上这个当。

她逐渐意识到，做这些，不止是为自己，也是为千千万万个“丽丽”去战斗。这些在她的心理医生看来，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暴露疗法”。心理医生也经常让崔丽丽思考：“你到底能从这场伤害中，学习什么，成长到什么程度？”

“我们这样的人（性侵受害者）是很孤单又无助的。很多姐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找谁求助，甚至，都不知道能和谁聊这个事。”崔丽丽说，她想等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之后，自己的状态再好一点，把报警流程、证据清单、心理援助电话做成“求生地图”，做成一键求助资料包，走进校园、企业，告诉姐妹们，“沉默才是帮凶”。

她还想成立一个反性骚扰的公益组织。在职场的十七年，她换过三家公司，受到过各种培训——基层岗培训、管理岗培训，但唯独没有反职场性骚扰方面的培训。她希望，如果有一天能重回职场，她要给女性做安全培训。她想告诉更多人，性别暴力是一种权力压迫，要学会保护自己。

“我想告诉职场女性，遭遇侵害不是耻辱，沉默才会让施暴者更猖狂。”崔丽丽说。

【编者按】

大饥荒时期地下刊物《星火》的创刊人顾雁教授，于2025年8月24日度过了他的九十岁生日。顾雁在青年时代经历了二十年的囚徒和准囚徒生活，他1960年10月因“星火案”在上海被捕，后与林昭、梁炎武同案起诉，1965年5月底，三人同案判决，分别开庭。顾雁被判处17年徒刑，先在上海、后到青海服刑。直至1980年冤案平反，他才回到兰州大学任教。也是在此之后，他与同校教师顾淑贤结为伉俪，开始了他重归物理学的研究生活。

顾雁于2001年从中国科技大学退休，是理论物理研究专家，著有《量子混沌》一书。直至2025年，顾雁依然有研究论文在国外的物理研究刊物上发表。 

顾雁与林昭是北京大学校友，未见面前，顾雁曾亲手刻印林昭的长诗《海鸥》，在朋友们之间散发。也是他决定将林昭的另一首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刊发在《星火》第一期上。1959年底，他顶着“右派”帽子，从天水“劳动考察”的困境中突围，自行回到上海谋生。这时，他与同样因病返回上海的林昭开始交往。两人在上海、苏州，往来信件数十封，彼此心心相印。

本文是《顾雁回忆录》中的一部分，分上、下两篇。顾雁在文中详细回顾了自己与林昭的交往，讲述了林昭与《星火》的关系、他与林昭和而不同的思想经历，并表达了他对林昭的终生怀念。

【前记】

到2025年4月29日，林昭遇难已经五十七周年。二十六年前，林昭的闺蜜倪竞雄就曾约我写一篇纪念林昭的文章，一直没有成文。

这些年里，我接受过胡杰、傅国涌、吴明卫、江雪的采访，回复过胡杰、依娃、谭蝉雪、连曦关于林昭的来信，都是围绕着同一个话题，我与《星火》、与林昭的关系。

我与林昭分别于1960年秋天，此后作为同案，同时被起诉、判决。我活下来了，林昭遇难，一起创办《星火》的难友张春元牺牲。我们相识时都才二十多岁。耄耋之年，写下这段记忆，是幸存者的责任，也是我的夙愿。

我认识林昭，缘起于林昭的诗《海鸥——不自由毋宁死》，我们的案情与《星火》相关，后来的命运一度交织在一起。

我大哥顾鸿和妹妹顾麋也因为我与林昭受到牵连，他们在“文革”中，几乎陷入灭顶之灾。

很多研究林昭和《星火》案的人，都把林昭看作《星火》的创办人之一，这不符合事实。林昭与我和张春元，的确有思想共鸣。我和她的私谊，更是终生难忘。但我未曾加入校友、同龄人对林昭的回忆里，也是因为我对一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倒是我妹妹顾麋还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是我妹夫李惠康代为执笔的。

还有一件触动我的事，是北大校友张元勋在回忆中写到的经历。1966年5月6日，林昭在北大中文系的同学张元勋去提篮桥监狱探视林昭。见面时林昭对他说：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

林昭写给我的信，至少有三十封以上。在她短暂的一生中，给我写的信，应该是最多的。如果要编《情书一束》，需要从我们的案卷里，将当年搜走的信件提取出来。我希望将来上海市静安区法院的档案开放，我能收回我和林昭之间的全部书信。   

上篇

林昭（1932-1968）

一 我刻印了林昭的《海鸥》

与林昭见面之前，我先读到了她的诗稿《海鸥——不自由毋宁死》（以下简称《海鸥》），印象中大概是在1959年的4-5月，张春元在狱中交代的是暑假期间，即7-8月，也有可能我记得不准确。

诗稿是通过孙和传来的，孙和是上海人，他妹妹孙复是林昭的同班同学。张春元从孙和手里拿到了这首诗，他传给我看；我那时已经在天水二中教物理了。读到这首诗，受到诗中那种正气的感染，也很喜欢。我说：我们把这首诗刻印下来。为什么要刻印？也是因为想分享给几位好友。我在钢板上刻好蜡纸，在马跑泉的拖拉机站印了若干份。张春元是站长，他一个人一个办公室，油印工具都是他办公室的。

半个世纪后，谭蝉雪在天水终于找到《星火》案卷，其中就有这首诗。谭蝉雪拿到以后与我核对，她问我：案卷中的《海鸥》是不是林昭的笔迹？

我说：这是我的笔迹。她说这是案卷里的材料，怎么可能是你的笔迹？我说这本身就是油印的，原始的诗稿在张春元那里。看到复印件上的字迹，我马上就认出来了，因为是我排的版，我刻的。

为《海鸥》写《跋》的作者，署名鲁凡。谭蝉雪问我：鲁凡是谁？我告诉她，是张春元用的笔名，他当时跟我讲：鲁迅已走，把走之去掉，就成了凡字。张春元《跋》的文字也是学鲁迅笔法，他交给我《海鸥》这首诗的时候，已经写了《跋》。

张春元肯定了《海鸥》诗中那种“头可断志不可屈”的精神，同时他也认为“不自由毋宁死”的号召是“显得浮夸了”。他觉得，不应该沉浸在伤感的情绪里，而应该依靠集体的力量去行动。为了保护林昭，规避风险，他有意将落款时间写为1949年五四前夜，并说明：“诗的作者系一青年学生，有志于文艺事业，曾于两年前学生运动高潮中，因误会被当局逮捕”，后下落不明。这些说法，都是为了转移视线。

顾雁重读当年刻印的林昭《海鸥》一诗与署名“鲁凡”的《跋》复印件,2024年5月，艾晓明摄。

我将《海鸥》印好后，张春元发给了在天水一起劳动考察的右派同学，具体是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最初，林昭的诗和《星火》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星火》的创刊是后来的事情。

【根据张春元狱中交代文字：1959年9月，孙和至西宁归来后，经孙复的介绍，孙和开始与原在人民大学工作的林昭通信，并收到林昭寄来的长诗《海鸥》。

同年9~10月，在天水东泉拖拉机站，以张春元为主油印了几篇文章，计有《论粮食问题》《毛主席给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的一封信》《海鸥》《替曹操翻案幕后》等。艾晓明注】

林昭还有一首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那首不是我刻的。这两首诗中，我先读到了《海鸥》。

在北大，我比林昭早入学两年，我是1952级，她是1954级。林昭是调干生，有工作经历，年龄也比我大两三岁。在北大时我还不认识她，但知道她是个有名的人物。我后来跟林昭讲，我那时要碰到你，你看也不会看我一眼。你看她在北大拍的照片多神气，就是这样一个人，谁都瞧不起。

印完《海鸥》不久，张春元要去上海出差。他跟我商量，说他要去找林昭。张春元从孙和那里拿到林昭的地址，直接去了茂名南路的159弄11号，并把我们刻印的《海鸥》和《跋》带给了林昭。

可能两人谈得投机，思想有共鸣，林昭主动把近期写的诗给了张春元。诗是写在浅蓝色信笺纸上，整页的信笺纸被裁成了八分之一大小，数页装订在一起，可以直接放入口袋。这个小册子外观精致，林昭的笔迹秀丽，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这首长诗就是《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林昭借用希腊的神话故事，表达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我想，她也许是要告诉我们，她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消极。

1959年11月，我、张春元、苗庆久和胡晓愚四人在北道埠的一个旅社里聚会，商议创办《星火》。我说，把普罗米修斯这首诗收进去。原稿应该是由苗庆久带回了武山，他当时主动提出，刻印《星火》的事由他负责。

1959年12月，决定刻印《星火》后，我们这群人就兵分两路了。这时的离散并非有明确的行动计划，主要还是现实所迫，各人有对自己出路的考虑。苗庆久、胡晓愚分别留在武山和天水，我回到了上海。谭蝉雪已经回到广西，张春元也准备回河南。

因此可以说，林昭并没有参与筹划和创办《星火》。她与《星火》这个刊物的关系，主要就是这两首诗。而这两首诗，也不是她主动要求我们刻印出来，而是我们自己做主印出来的。所以林昭被捕以后，她还说我“侵犯”她的版权嘛。的确，我刻印《海鸥》时，和她连面也没见过，当然也不可能征求她的同意。

【林昭：在分局，很早，承办员就问到过我关于顾雁印了“海鸥”的事。我叫先不知道，只好由着生米煮成熟饭，若早知道，决不同意！——不用说别的，就作为原作者，我也有不同意的权利，“海鸥”有些叛徒情绪，但也不过是叛徒情绪罢了，不值得一印，不能给别人多少东西。

——《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1961年10月14日），谭蝉雪整理。以下林昭相关引文，均出自林昭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写下的这篇文章。艾晓明注】

有关林昭、张春元和我共同创办《星火》的说法，流传甚广，但不是事实。2003年，倪竞雄寄给我一份《林昭年表》，我看到这个说法后，曾通过倪竞雄转了一封信给编者，要求更正。然而我的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其后我发现，在《走近林昭》（2007年，明报出版社）附录的《林昭年表》中，编者仍坚持此说。

回顾这段历史，应该说，林昭没有直接参与《星火》的具体策划，但她的两首诗对我和张春元的思想认识，对《星火》的诞生有直接的影响。至少，这使我们俩都认识到，在中国的土地上，确实还有一些青年朋友，他们愿意为改变不合理的现实而牺牲。

二 “‘两只脚’来找你了”

1959年底，我以养病的名义回到上海。住在我家的老房子“德星堂”里，用“顾羽”这个假名字报上了户口。

临走时张春元告诉我，见到林昭时用暗语，这是他与林昭约定的，听到这个暗语便知道是我，具体的暗语是什么，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因为读过林昭的诗，我对林昭是非常尊敬的。1960年1月初，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来到茂名南路159弄11号，一栋红砖楼房的二楼，敲响了她的家门。

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在这栋红房子的第二个入口，原来没有外墙和铁栏门。2018年2月23日，顾雁（时年83岁）从合肥回上海探亲，特意走到这里，拍下这张照片。

林昭开的门，她知道是我后，便让我去附近的复兴公园等她。这是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我带去了刚印出来的《星火》第一期，其中刊有她那首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离开天水时，我从胡晓愚那里拿到五份《星火》，一份给了我的北大同学梁炎武——此时他也被打成右派，另一份给了林昭。余下的三份，后来被静安分局搜走了。

几天后，林昭来信，约我到中山公园会面。这次她带来一本吕思勉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她说自己正在读这本书，写得很好，借给我读一下。这天在公园里，她向我讲了些民国年间的名人轶事，也说了她本人的大致情况，却只字未提我带给她的《星火》；我也未敢径直询问。

从这时起，到我当年10月18日被捕，我们有九个月的交往。在林昭家里，我有个外号叫“两只脚”。林昭妈妈应该是见过我的，林昭没有正式地介绍我，我找林昭，她出来后，我们就一起下楼了。我比林昭高，她妈妈在后面，就看见我的两只脚。因为这个印象，我去后，她就问林昭：“是不是两只脚又来找你了？”

在那九个月里，我和林昭见面十多次，书信来往不下数十封；她从未与我谈及对《星火》的评价。她没有问过我是如何成为右派的，我也未问过她有关《红楼》与《广场》之事。在后来的会面中，她甚至从不主动谈及严肃的政治和思想理论问题。我曾多次向她提到我和张春元计划中的活动，我不是在乡下印东西吗？我希望她能出些主意甚至参与进来，我感觉，林昭都有意回避了。

张春元来上海也直接找过她，希望她加入我们的行动。那么她对张春元是怎么表态的，我不清楚。张春元讲过，他也看得出来，林昭不太想加入我们这一伙。我觉得这很自然：你们两个人她倒是认识，你们后面还有一大批人，她完全不认识。我明确地意识到，她想和我们的团体活动保持距离。这无疑使我对她有些失望，但我也完全能理解。

大概是1960年3月，张春元到上海来，把我和林昭叫去，我们俩都去了。张春元说今天我请客，我们去的是上海绿杨村酒家，在南京西路上。它的扬州菜非常有名，有高价售出的小笼包子。张春元请客，为什么呢？他是正式地告诉我们，他和谭蝉雪结婚了。

我感觉林昭对张春元是很倾慕的，张春元请我们吃饭，也是正式地讲明他和谭蝉雪的关系。吃完饭以后，我们一起到当时的碧柳湖公园划船。那天，林昭也喝了酒，他们喝的是白酒，林昭喝醉了。我不会喝酒，没有陪他们喝。

我还记得，1960年初，张春元在去广西接谭蝉雪回河南之前，他突然来到上海。他说，他要做结扎手术，已经有了两个侄儿，不想要孩子了，不要给谭蝉雪添麻烦。他真的去做了这个手术，在上海的中山医院。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

那时候，我也有些灰心，张春元把心思都放在谭蝉雪偷渡那里，林昭对《星火》也保持着距离。我感到，她跟我想象的那个人不一样。张春元曾经说过开一次会，大家来定下组织纲领。因为我在上海，和林昭联系方便，便让我联系林昭。题目都定好了，请林昭写反右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我写《论寡头政治》，分析政治体制问题。我跟他们说，不要找林昭了，她不想弄这个事情。在我的印象中，林昭的兴趣都在文学方面。既然她不回应我，我也不跟她谈政治了。

三 别梦苏州

林昭在上海时，一般都是她给我来信，约我到公园去见面，大概一两个礼拜她来一封信。记得有一次见面，她说新蚕豆刚上市，她母亲托我在黑桥乡下买上几斤。我与乡下的邻居从不来往，不知道该去哪里买。她见我无回音，在下一次见面时就说，已经托别人买到了。我知道她对此很不高兴，但我心里想，她迟早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给她的《星火》，她藏在一个抽屉的厢肚里。老式的抽屉，抽出来以后，里面还有一点空间，只有把抽屉全部抽出来，才能看见藏在最里边的东西。那一年的端午节前夕，她们家大扫除，她母亲发现了藏在里面的《星火》。林昭和我一样，划右派后的处分是劳动考察，因身体不好被母亲从北京接回上海。她母亲得知我们这种思想倾向，马上禁止她再和我来往。

在此之前林昭还跟我讲，她母亲对我印象不错。发现《星火》后就改变了态度，母亲不许她继续留在上海，她要林昭去苏州居住。

林昭去苏州前，约我在襄阳公园见面，与我告别。她还转述了母亲对《星火》的评价，大意是说，《星火》“是一些不懂事的年轻人对当局发泄不满之举”。她给了我她在苏州的地址，我一看，上面写着：苏州乔司空巷十五号许萍。我不知许萍是谁，她说是她自己。这应该是化名，用了她母亲的姓。但林昭去苏州后，不仅没有与我断绝往来，而且来信更多，写得更长了。她就是那样的性格，你不让交往我偏要交往。她一个礼拜来两三封信，我一封回信还没有寄出，她的下一封信就到了。她约我到苏州去，她也从苏州到上海来看我。

1960年5月底，林昭回苏州，到10月份我被捕，我们密集通信和见面就是在这段时间。在上海的时候，林昭的来信不到两行字，主要是写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碰头。到了苏州就完全不一样了，每封信长得不得了，一写五六张纸，这位老兄实在笔头会写。

她也从苏州到上海来，那一次我们真正是像男女朋友date 一样。她一早做了好多点心，带了菜，约我到火车站去接她。接了她以后，我们到虹口公园，吃好饭，我再送她回苏州。

我到苏州去过三四次，林昭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就约我去。我们先在观前街一个庙前见面，然后她说要回家去换衣服，记得是到虎丘还是什么地方去玩，要乘长途车。她领我到了她家，叫我在院子里等，她进去换衣服。这是一个独立的院子，我没有看到其他人，所以也不知是她们一家人住还是与别人合住。

我随她在苏州那些巷子到处转，苏州那些私家花园很多，她熟得很。路上碰到人，一会儿跟这个打招呼，一会儿跟那个打招呼。吃饭、看戏，到哪里去，反正听她指挥。

在苏州逛街，我看到有人在地摊上卖旧书。我过去看，有不少外文书。其中有一本是法文原版的数学名著，好多数学书里都引用过它。那些书的主人去了哪里呢？也许跟我们的命运一样吧。我喜欢这些书，林昭还帮我与摆书摊的人还价，但那时候我没有钱，也买不了。在兰大读研究生时，每月还有六十块钱，反右以后就取消了。从天水逃回上海，生活上还需要父母接济，口袋里就是哥哥妹妹给的十块钱。苏州虽然离上海很近，车票也要四五块钱，我去后还要住旅馆，都需要花费。

那年我25岁，从没有交过女朋友。林昭是28岁，伶牙俐齿的，道理都在她嘴里。反正，她想对你好的时候，也是很好，很可爱的。后来她的信也写得越来越大胆了，我意识到一种可能性。但在上海时，我请她去我家，她也不去。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她心里对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她在讲话，我只是听。关于政治笑话、小道消息，还有北大的事情，她知道的多得很。

有一次她跟我讲到她的父亲，她父亲，是在劳改还是劳教吧？她说她不久前去看她父亲，坐了船，不知是不是在白茅岭农场。

【网载：林昭的父亲彭国彦1955年9月被捕，初判徒刑7年，他不服上诉。1956年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其历史身份已在反动党团登记时基本交代，偷听‘美国之音’是非法的，但念其在解放后不久，又未大肆传播，此外无其他罪行足以惩罚，撤销原判，教育释放”。1957年反右运动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管制5年。因与许宪民离婚，长期无工作，以典贷、跟人做佛事过日，被安排到一街道小厂做敲工，月发16元。】

1960年6月2日，谭蝉雪在偷渡途中被抓。偷渡之前谭蝉雪来我家时，我介绍她认识了我的北大同学梁炎武，也说好了，她在广州时，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梁炎武。谭蝉雪在看守所被关押期间，她真的给梁炎武写了信。梁炎武接信后，设法通知了张春元。因为传递了信息，梁炎武被牵连进我们这个案子。

梁炎武和我在北大同学四年，人品正直，我们关系很好。毕业后他留在北大任教，结果也打成右派，送到工厂劳动考察。1960年4月，他辞职回到广州的家中。

梁炎武的父亲是广州中山医学院的著名教授，他的几个姐姐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只有他学了物理。

张春元得到梁炎武的信后，立即去开平，准备营救谭蝉雪。以前他都是先到上海，但这次他没有先来与我商量，直接过去了。他用了假身份，被看出破绽。7月15日，张春元也被捕了。

我是从梁炎武那里知道张春元被抓的，那时梁炎武的一个姐姐刚好要从广州回上海，梁知道事情严重，立即托她带信给我告知此事。信由他姐姐带到上海，他写信给我，让我到她姐姐家里去。我去后，他姐姐把梁炎武的那封信给我，里面就讲，谭蝉雪已经出事，张春元也被抓起来了。

张春元被捕，他是怎么通知了梁炎武呢？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也许他和张春元在广州见过面，他们之前是否有约定，后来我没有细问。

总之，得知张春元被捕了，我感到情况不妙，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林昭。我没有苗庆久的地址，跟苗庆久从来不联系的，所以我没法告诉苗庆久。

我直接去了苏州，到苏州时我觉得，背后可能已有人在监视。

在苏州一见到林昭，我就跟她讲：今后我们不要来往了。你把我的信全部烧掉，因为我要一出事情，我们之间写了那么多信，肯定要受连累。

她一听就火得很，好像我无缘无故要跟她分手。她也不跟我说怎么办，她似乎不相信事态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远在广东开平的偷渡案，怎么会影响到她和我。她心里可能想的是：你说不来往就不来往啊！

临走时，我要她不要送我。她在我的背包里，塞了一份东西，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上火车了，打开一看，是她最近写的一篇文学评论，关于白居易的《琵琶行》。我知道她的意思呀，什么分手啊，不要轻易放弃。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别，我都没有机会和她说清楚，并不是我真的要和她分手。我也不知道，她到底烧掉我的信没有。

四 信义

我在乡下住的老房子很大，比我们现在住的房子高多了。每一间房都有隔板（天花板），隔板中有一块是可以打开的，把这个板抬起来，上面就像阁楼一样，有很大的空间，而且很暗。我在阁楼里藏了很多东西，有油印机、印好了的张春元文稿、林昭的全部来信……所有要紧的东西，我都藏在里面了。

这些事情，还有我对被抓捕的预感，我一点也没有告诉过家里。

从苏州回来以后，我还在翻译法文小说。那段时间，译完了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一个短篇《马铁奥·法尔哥尼》，其中讲的是科西嘉岛上一家人的故事。这家人中的父亲在当地声誉很好，还是一个神枪手。他有一个独生子，大概十来岁。一个逃犯为躲避追捕，拿出5个法郎给这个小孩，自己藏到了他家的干草堆里。而官兵随即赶来，要求小孩指认逃犯的去处。小孩开始时拒绝了，可是，当官长拿出一只银质挂表时，他终于忍不住了。为了得到挂表，他指出了逃犯的藏身之处。这时，他的父亲回来，被捕者对着马铁奥的家门唾骂道：“奸贼的家！”

他的父亲背上枪，叫小孩跟他走，走到山里，只听见砰的一枪，他把自己的儿子处决了。

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父亲很没人性，但这里突出了一个信义的主题，有人就是把信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

顾雁保存至今的法文版梅里美小说《嘉尔曼》（另一译名是《卡门》）法文版。傅雷翻译过这部小说，玻璃镇纸下是傅雷亲笔书写的译文字条，原来是夹在书中的。

1960年10月，我刚好翻完这篇，准备拿给傅雷看的。我推测现在这篇译稿应该还在我的案卷中。 

苏州别过，林昭不再来信了。她的信没法寄到我在乡下黑桥的住处，这里邮差可以来，但是地址很复杂，老房子没有门牌号码，很难找。所以我和林昭约定，若是来信，寄到我在西康路的家里。

所有来信，我都是到西康路家中去取的。妈妈知道，我妹妹也知道；她们看到苏州一封信寄来，不久又一封信寄来，信都放在底楼厨房的灶台上，信封写着我的名字，字迹很秀丽，她们就问我是谁。

我说是林昭，北大的一个同学，中文系的，人在苏州。所以她们都知道林昭，知道我们在通信。

我从黑桥可以寄信，但要回去收信。那时也没有电话，只有回到上海，才知道她是不是来信了。我经常回去，从黑桥到西康路。至少每周一次，甚至更多。如果想看看林昭来信没有，我就回去了。那时只有信件交流这一个方式。

所以家里人知道得很清楚，经常来信的人就是林昭。张春元来信也是寄到上海家里的。那天来黑桥抓我的同时，警方也派人去了西康路的家中搜查。公安人员还问了三楼住在阁楼的一个邻居，他是一个单身老头，我不清楚他的情况，平时见面也是很客气的。但警方搜查时问邻居，顾雁平时有什么异常表现？他跟警方汇报，说我在三楼的晒台上烧过一次信。

确实，我接到梁炎武的信就烧掉了。张春元的信、其他人的信、我在上海收到的所有同学的信，全部烧掉了。只有林昭的信，我下不了手。她写信很用脑筋，信封信纸，都很讲究。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把写信当作工作来做的，非常认真。所以我就觉得她有那个意思，我原来给她写信称兄的，后来就改称姐。结果她又发火了，好像我在瞎想。我也火得很，她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有一次在苏州，我们走到一处院子，她跟我说，这个院子清静，很好。如果能在这里买一处房子过晚年，也是挺好的。

那个老头所住的三楼阁楼，对面是个晒台，在亭子间上面。我烧东西就在那个晒台上，他讲我烧东西，所以静安分局知道了。

审讯的时候他们就问：你烧的是什么东西？

你问有什么用处啊？我烧也烧掉了！我讲什么就是什么，这硬碰硬的事情。我是烧掉了，但是烧了哪些？你要问我怎么问得出来？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也知道我在瞎讲，只能问问就算了。

我把所有其他的信都烧了，不要连累别人呀！就是林昭的信我不舍得烧，我跟她讲我烧掉了，其实全部留下了。张春元、梁炎武、徐诚的信……全都没有留，我给张春元的信，他也一封都不留。就是林昭的信，我全部都藏在阁楼上。至于她烧了我的信没有，我也不知道，很可能也没有烧；因为她是不相信会发生意外的。

所以，审讯的人清清楚楚，她和我的交往，我们之间上海至苏州的来去时间，哪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到什么地方会面。你跟顾雁在干什么，信里都写了。所以，审讯的人从来不问，我跟林昭到底有什么交往。

如果不抄我的家，也不会跟她扯上关系。结果，把我的家一抄，她的信就全部被抄走了。何况，《星火》里又有她的诗；这就把她卷到案子里来了。

单从这些信来讲，我想，林昭的信应该是帮了她的。办案人肯定要问她，什么时候跟顾雁来往？这些情况通信里都有，我去了几次，她来了几次……信中完全没有写政治上的事情。我们策划的那些行动，跟她根本不搭界的。她跟武山的人和事也不搭界，谭蝉雪和她碰过一次面，其他的人她都不认识。

五 “抓坏人”

他们不是马上抓我的，至少已经跟踪了我半个月。估计我到苏州去，他们就已经知道了。我有时要从黑桥去周浦镇，买点肉或者生活用品，回头一看，后边好像有个人跟着。我在路上，碰到一个远房亲戚，他还跟我打招呼，后来这个亲戚也被调查了，问他到底跟我讲了些什么。

对，我跟林昭打好招呼了，我的东西都藏好了，我也做好了被抓的思想准备。我知道他们要来抓了。不可能逃啊，往哪儿逃？

顾雁，1960年10月被捕前的照片，从老照片中截图。

我还是一个人住在乡下，我家在一座院子的西边，东边是我叔叔他们家，但他们人都不在，房子是空的。突然一个亲戚来跟我说，队里要租一间房子，公社大队里下来的人。我说这房子不是我的，是我叔父的。

后来那边就搬进来一个租客，是个北方人，因为农村人的口音一听就听得出来。我心里就有点怀疑了，我也知道自己是逃不掉的，人家早就在我对面租了房子，就在一个院子里，每天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1960年10月18日早晨，大概8点左右，我已经吃过早饭。大队书记先来，他一看我在家，跟着就又进来四五个人。来人马上把我反绑起来，铐子也铐上了。我对他们说：我就是一个学生，你们这样，算什么呢！而我心里明白，这个结局终于来了。

有个人算不错的，他从墙上拿下我的一件皮的大衣说：披上！

10月下旬，天气已经有点冷了。我的手是反铐的，无法穿衣，他把那件皮外套披在我身上。我离开了位于瓦屑镇黑桥我的家，还要走一段路到名为六灶港的河边，那里有机器船开往周浦镇。每天只有一班，9点钟上船，上船后就只有两个人留下来押送我了，其他几个人没上船，他们回去搜查我的住处。

我在黑桥家里还养着鸭子、鸡什么的，都在门外。我还种了好多菜，种了南瓜。

船到周浦镇要上岸，上岸后还要走一段路才到长途公共汽车站。时间接近中午，经过镇里小街时，我披着衣服，手反铐着，后边跟了一大群小孩，他们都在喊：“抓坏人！”“抓坏人！”

长途车发车也不定时，上车前，押送我的可能先跟司机讲好了，让我第一个上车。上去以后，我到最后一排的位置上坐好，这两个人坐在我边上，车上至少还有二三十个乘客。

从周浦到上海要过江，那时候没有隧道，也没有桥。长途车先开到黄浦江边的周家渡，其他乘客统统下去了，这两个人也不急着下车。我看到有一部吉普车停在那边，他们打个招呼，吉普车开过来。我下了公交，上了吉普车，那两个人也上来了。我还听见他们在车上说说笑笑，因为那时全国的饥荒已波及上海，所以交谈的主题是今天晚饭吃什么。他们问司机，司机也有两个人。

吉普车再渡江，至少要一刻钟。车到了江对面，就直接开到静安分局门口。到达时天色已晚，他们把我押进了审讯室，那里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让我坐在小凳子上。

印象中进去以后，可能把我的手铐打开了。一个审讯员坐在我对面，两个大汉站在两旁，审讯大概都是这样。审讯员看上去很年轻，大概从学校刚刚毕业不久，文质彬彬的。

他们怎么问我，那么我就怎么回答，我知道会是这么回事。

从早晨抓了我，一路押送过来，我中饭没有吃，晚饭也没有吃。在审讯室里了审了一个晚上，他们有夜宵的，我说我肚子饿了，后来给了我一个馒头。我说我要水喝，有人倒水给我喝了。

审我的人换班，我就一直坐在里边，连续地受审。他们脸板起来的，我早就准备好了吧，肯定是这副样子。我想好了，你们怎么审，我就怎么答。

问了哪些问题，现在也记不得了。反正我一点都不慌的，开了饭店还怕大肚子来吃饭啊，对不对？早就预料到了，你们要判几年就判几年。

1962年8月14日，天水的办案人员到上海市静安分局，从顾雁案卷第114-115页中摘抄张春元《论人民公社》一文的第一页。

我基本上都是照实讲的，既然我来了，我干了嘛，我承认。但我没有讲发起《星火》的过程，没有讲要寄发《论人民公社》给几省市党政领导人，这些事情当然不讲了。他们问我别的，我就回答吧。

大概在晚上八九点钟以后，突然一个人进来，他跟审讯的人一说，他们马上高兴得不得了。我明白了，肯定是我藏的东西都被搜出来了。我家里有个很长很大的梯子靠在墙边，估计他们一看起疑了：怎么这里还有个梯子的？

六 我听见林昭进来的

林昭跟我一样，先被关到静安分局的看守所，在我被抓的六天之后。我知道她也进来了，女犯进出都要走过我们被关押的监房，因为女监在走道的最里边。

静安分局的原址是解放前有钱人家的一栋花园别墅，一般只有两到三层，但别墅都有地下室，看守所的监房就设在地下室里。

【网载：由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使用的南京西路1550号住宅，原为已故旧上海房地产巨商程谨轩的遗产。该花园住宅占地8500平方米，门前有两只石狮子，分列左右两旁。园中建造了一幢八角型式的庭院，高三层楼，中间有大理石的阔型楼梯，庭院后面又建有四层十六间楼房，其中二、三层与庭院相通。】

我们进来时是从地面往下走，楼梯下来先进一道大铁门，眼前是一个走道。走道一边是一排监房，有铁栅门关着。房间一大半在地下，里面没有窗。在与铁栅门相对的那堵墙上边和天花板之间有一条透气窗，里面钉着铁条。从铁条的空档里望出去就是外边的路面。我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在地下室里了，就那么一条很窄的透气窗，室内一天到晚都开着灯。

这个看守所到底有多少间监房，我不清楚，他们也不会让你看。我被押进一个房间，铁门啪的关上。我脚伸进去，里面都是人。大概有二三十个人，我就在马桶边上坐下了。

此时已经是10月19日的早晨，监房里的人都端端正正地坐着。

晚上睡觉，监舍里有地板，睡觉都是地铺。别的犯人有被子，我没有。不过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小间里，倒也不觉得冷。隔了两三天后，他们通知了我父母，家人把被子送进来了。

那些犯人，各式各样的人，进进出出，一下子这个人放掉了，然后又进来新的人，监房里乱得很。

几天以后，林昭来了。他们提审时要叫名字的，我听见外面有人喊：林昭！接着听见有脚步声从我们监房的门口走过。

在静安分局的看守所关了两个月，那确实苦，白天基本上动也不能动。很小的房间，最多的时候关了四五十个人。隔几个小时可以放风一次，其实也就是排好队，在监房里哗啦哗啦走一圈。

以后我就知道了，上海市的看守所，有市所与区所之分。后者属区公安分局管辖，规模小，只收容临时在押人员，而流动性大。我和林昭第一次被关进去的静安分局看守所，就属于区所。后来“文革”期间，我妹妹被关进虹口分局看守所，它也是区所。

我在静安分局看守所，被关了大概两个多月，1960年底，我被转到思南路的第二看守所。后来我知道，林昭第一次被捕后的轨迹与我相同。而林昭再次入狱则与我不同，她很长时间都被关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这两个所都属于市公安局管辖。市所的规模大，可收容长期在押人员。其中，第一看守所在南市，三十年代就有了，是租界外中国地带的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在思南路，是法租界的看守所（俗称法国监狱）。

现在来看，这意味着我们的案件被认为案情重大，短时间里不可能释放。事实上，从起诉到判决就拖了五年。虽然我、林昭和梁炎武，我们三个北大校友的名字在同一张起诉书上，但无论是转运期间，还是开庭判决，我和林昭都没有再见过面。在静安分局看守所时，我还不知道梁炎武也被抓了。转到二所后，一次在放风时我见到梁炎武，那时才知道，他也被抓来上海了。

七 在二所

转到思南路的法国监牢，即第二看守所，那里的条件就好多了，比后来在提篮桥的条件都好。二所的楼层都是通风透气的，有很大的玻璃窗。

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顾雁摄于2018年2月23日。

每个房间里住的人也不多，挤的时候四个人，稍微空点的时候三个人，一般是两个人，但不会让一个人一间。

四个人一睡下就肩碰肩了，房间很小，其长度在四人躺下后刚好放一个马桶。早上起来，每个人都要按标准叠好被子（即做内务），白天被子不能打开。管理严格的时候也不让你用被子垫着坐，我们一天天长时间地坐在地上，非常辛苦。地上太硬，我拿几件衣服打成一个包当垫子坐。看守走过来看到就吼：喂！垫子拿掉！

四个犯人，就一直坐在地铺边上。一看有人过来了，也互相告知是谁来了。我们给他们几个主管起了外号，一个叫巡洋舰，一个叫主力舰，还有一个叫“活动政府”，因为那时他们训话，口口声声都是“人民政府”如何如何。

有时候，看守沿着铁栅门偷偷地过来，窥视我们在干什么。一般情形下，他们走对面的那条走廊。这整栋楼的结构跟船舱差不多，中间是房子，外边有个套子，沿套墙一圈也有走廊，它与监房外的走廊之间是铁丝网，两个走廊间用木板的通道相连接，所以从四楼走廊上可以直接看到底楼。晚上看守大多都是从对面通道走，因为安全一点。你想，万一沿着我们这边走，里边的人手伸出来扒一下……大概是这个考虑。

从我们囚室对面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广慈医院。它是上海最早的传染病医院，那边有很大的青草地，可以看到里边也有人接见，在一个小亭子里，病人的家属送东西进来。

我想到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妹妹，他们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被抓进来，我也无法告诉他们。父母肯定忧心如焚，哥哥妹妹，必然也会受到我的连累。每念及此，内心隐痛，但也无可奈何。

1960年大概是9月，大哥顾鸿离开上海赴大连军工单位，全家人合影留念，这也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张照片。（前排：母亲孙缦真、父亲顾仑布；后排：妹妹顾麋、大哥顾鸿和我）

不知什么原因，二所的犯人经常被调换房间。从三楼换到四楼，四楼换到五楼，我就这样待了四年多。进去不久后得到一个好消息，可以写送物单了，也就是说，可以让家人送东西进来，每个月一次。这个做法叫“接济”，但不能和家人见面；就像广慈医院的传染病人一样，家里人把东西交给管理员，管理员再交给我。

林昭在二所的环境，与我可能是差不多的。

八 林昭写了《思想历程》

隔了半个世纪，我才从谭蝉雪找到的案卷资料中，了解到林昭第一次被捕后的思想经历。林昭是1960年10月24日被捕，转到二所后，关到1962年3月5日保外就医。

1961年10月14日，她写了一篇《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以下简称《思想历程》）。谭蝉雪在复印件的第一页上注明了，这份资料来自《甘肃省天水市公安局执行股预审卷宗》张春元卷。

这种思想总结之类的东西，当然都要写的，我也写过。在静安分局的看守所里没怎么写，它那边就是要你坦白交代，给你一张纸，交代了以后按手印，走个简单的程序，不会叫你写长篇大论。监房里没有桌子，也没有床铺，白天坐在地上，晚上睡在地上，各人用自己的被子，一半垫一半盖。

转到二所后，这里是地板，但也没有桌子。长篇交代都是在二所写的，因为关押的时间太长，交代来交代去也就是那么多事。交代完了，就叫你写认识，他给你笔和纸。有可能还是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去，到外边的桌子上写。

从林昭这份《思想历程》的内容来看，我相信它的真实性，确实是林昭写的。但在复印件上再度复印的纸件相当模糊，我只能根据谭蝉雪后来编辑到《林昭文集》里的文本来看林昭的观点。在复印件和整理稿中，我看到大量使用了省略号，这让我想到，会不会是办案人员从上海抄来，自己加的省略号？犯人写交代是不可能用省略号的。因为我没有看到原件，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去研究。此外，我还认为，办案人员来上海，主要是要了解我的交代；林昭的这份《思想历程》，他们只是附带抄一下而已。

林昭的这份检查，可以证明前面我的观点：林昭与《星火》案，与我们这群人，在思想上有很多共鸣。我和张春元，都是她很重要的朋友；但是，她对于我们想要采取的行动，一方面是了解有限，另一方面也的确不想介入。如我上面所说，是若即若离的关系，简言之，根本就不应该抓她，她跟这个《星火》案没有太多关系。如果我要反省的话，甚至可以说，是我害了她。如果我没有刻印《海鸥》，如果我没有和她走得那么近，如果我没有保留她给我的三十多封信，很可能，她不至于因为《星火》案被抓。

在这篇检查中，有几处提到我的名字：

第一次提到我，她说，她通过我，了解了北大和兰大反右以来的一般情况，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

顾雁他们本来早已邀我上西北玩儿一回去，我苦于没法脱身，也怕引起注意。以后他也身体不佳回南了，这便很巧。通过接触，很快沟通了、交流了北大与兰大反右以来的一般情况。

从第一句话来看，应该是以我的名字做了代名词。邀请她去西北看看，或许是张春元与她第一次见面时说过。我是离开天水回到上海后才认识她的，不可能再邀请她去西北。但她不想多扯张春元，就用了“顾雁他们”这个措辞。在这段话之后，她谈到自己对我们这些人以及行动的看法，她认为，应该“独立存在、独立作战”，不斤斤计较什么组织不组织，她说我其实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林昭与我们没有组织联系，这份文字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时她第二次提到我的名字：

对着顾雁我没很强调这一点，一来因为暂时尚无强调的实际需要，二来，他也是北大出身的，总还有相当强烈的“北大观念”、不烦十分强调。

在写到《海鸥》一诗的情况时，林昭第三次提到我的名字；可见当时在查抄到我刻印的《海鸥》后，静安分局最初提审林昭，一个重点就是这首诗。但林昭对此也不在乎，她并不介意朋友传阅，但她很明确地表示，没有必要刻印散发。我从这里感觉到，她对我是很有点火的。由于我的刻印，她的诗从地下写作变成了公开写作，她认为这不是相得益彰而是相反，作者和读者都受其害。她是这么写的：

在京时我曾手抄以传阅和赠送过，那个，另一回事，那还勉强可以算在合法的范围里，至多你来批判我这诗便是了。一到印刷，虽是油印，亦总有点哗众取宠、惊世骇俗。一副像煞有介事之态，其实又没啥了不起，“鞋子不着落个样，月亮里点灯空挂名”，我不为也。否则，当年还曾参与地下党的散发、翻印宣传品等活动。我又不是没有半套，就说印东西，除了一听油墨少不得外，其他什么不用，使图钉把刻好的蜡纸往桌面上一钉，不照样印出来？有何难哉！不过没有着手进行耳。

我看她这段话里有几层意思，主要就是为自己辩护。也就是说，第一，她不知情。第二，若是知道，她也不会同意。她用了很不以为然的语气来贬低我们刻印《海鸥》的意义，把我们的行为说得好像是很没有意思的事情，一副“哗众取宠”“煞有介事之态”。总之就是：这有什么了不起呢？这种事情我以前早就搞过的，比你们还要高明得多呢，不过是我不做罢了。

她为什么不做呢？她接下来就说，因为印秘密宣传品，印的人是冒险，读的人同样是冒险。还有就是，你到底有什么新东西给别人看呢？如果是些尽人皆知的道理，也并不值得去印。

我看到这些地方，我就想到，当年我们准备将张春元的《论人民公社》刻印出来，传递到高层干部手里；这在林昭看来，似乎就是老生常谈，根本没有什么价值。而且我们还误解她了，以为她是怕，但她并不是怕——我不参与，是因为不值得，“不值得便不干”。她就是这么写的：“可我这种主张曾受到误解，使得我相当生气——已经走到了这么一步，难不成我还惜此一身么？”

那么，林昭的这些话，到底是她的心里话，还是为了减罪而避重就轻呢？

我觉得，这两种成分都存在。既然是根据办案方的要求来写，而且是写检查，在认识上写些符合大形势的套话，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林昭对我们行为的否定，我看了以后是不认同的。

此外，从这份检查里，还可以看出一个逻辑，那就是林昭保外就医离开二所后，为什么又会再次入狱。

那么关键在哪里呢？我觉得是林昭对形势判断错了。不仅是她，我当时也有误判。还有就是，我有一个现实的考虑，我要活着出来。而林昭为了理想，她是不顾一切的。这和她的思想、经历和个性有关系。在这些方面，我和她是有差异的。

如今来回想我的青年时代，对照林昭的思想历程，对这种差异能看得更明显。当我们俩在一起时，处在那种朦胧的情感状态，我前面说过，彼此很少谈那些政治话题。你想想，我将《星火》送给她时，里面那么多抨击时弊的文章，她当然了解我们的思想倾向。我写的《发刊词》，她还不明白我对现实的态度吗？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不用重复。我们在一起，讲的都是些日常生活的话题。

现在来看，我们卷入政治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从家庭来说，我的父母都属无党派；虽然我的姨父姨母也是共产党的资深干部，但我们受父亲影响是主要的，对执政党、政党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我跟你讲过嘛，斯大林死的时候，要我们戴黑袖套致哀，我们几个人就不肯戴。而林昭那时写了《斯大林鼓舞我们永远前进》一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哪怕是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也不会比今天更使我们痛心！”

林昭的家庭政治色彩比较浓，她自己在中学时代就参加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她的老同学证明她在中学里加入了共产党。在《思想历程》里，她也表明，她是“未解放前就积极参与地下党所领导之学生运动、且曾一度有组织关系的人”。后来据说是因为她没有服从命令撤离苏州，失去了党籍。她在《思想历程》里表白说：

但我既然曾在红色恐怖的年代里追随了党，以青少年的纯真热情呈献给党，则从个人本位出发来说，对于党的一切作为：美政或暴政，在政治上都应义不容辞地担负全部责任。

而我从中学时代就希望投身物理研究，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更不想搞政治。1980年2月，我和梁炎武都在上海，等待案件复查，9日，我们一起去苏州，参加为林昭母亲召开的追悼会。在车上，我第一次遇到倪竞雄，她知道我是林昭的同案，就问我：你搞物理学的，怎么也来搞政治？我说不是我要搞政治，而是政治来搞我啊。

还有，林昭也有一定的城府，不是我在初读《海鸥》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诗人。她比我的社会经验丰富，有更多的阅历。她参加过土改，在报社工作将近两年。我则是从学校到学校，从本科到研究生。如果不是到天水劳动考察，社会经验就更有限。她对政治的很多思考，我还没有机会深入了解。

为什么被捕前，我们曾经走得那么近，一度感觉像男女朋友一样呢？应该是我们共有北大情怀，又都因为反右遭到重创，心意彼此相通。我们同样被断送了专业前程，都是在混乱中回到上海。我们命运未卜，思想上离经叛道，欣赏彼此的才智。只不过，这种倾慕的情愫正在萌生，就被这场政治围捕阻断了。

到我们被抓进去后，我完全没有想到，林昭后来会遭到那么惨烈的虐待，以至于牺牲生命。我是一进去就准备好了，我不抱什么希望，随便你们判几年；反正已经在你们手里了，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就守住我的一套。我的想法是承受一切考验，我要活着出去。

但是林昭后来的变化，和她在《思想历程》里写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她没有预料到，我那时也不可能知道，狱方会把她放出去。而且，放她还另有目的，那就是要找到“大哥”。林昭觉得自己是清醒和自觉的，她哪能知道背后的罗织和拿她做钓饵的预谋呢？她是真诚地相信党的路线已经改变，已经在革新了，这是她在《思想历程》里写到的。

我无法确认，她写这个思想检查时，是不是已经得到了某种暗示或者保外就医的承诺，就是说很快会放她出去。也许有这样一种可能，她以为写了检查，这个案子就过去了，不仅会放她，也会放我们这些人。她明确表了态，拥护党的路线；她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但我读了《思想历程》，一个强烈感受是，她不应该把我们做的事情看得毫无价值。你本应该倒过来强调：他们的批判是有意义的，虽然我没有参加，但他们是正义的——你应该这样做的。

而她在文中把我们讲得那样幼稚，做的事情毫无意义。不管怎样，我们是认认真真，冒了风险去做的。林昭却居高临下，把我们讲成那个样子。

你可能会说，林昭贬低我们，也是想为我们开脱，让警方认为，这些人也并没有干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觉得，林昭并不是这样玩世不恭，她的检查里，很多内容、包括她的思想转变，只有她写得出来，不是一般的套话，而是有相当的真实性。我能感觉到，她对我也是很火的：你们搞这些根本不像样的东西，把我拖了进来。

下篇

顾雁（时年90岁），2025年4月于合肥家中，艾晓明摄

一 林昭被保外就医

从1961年初到1965年5月31日判决下来，我在二所被羁押了四年五个月。我、林昭、梁炎武，我们三个人被列为同一个案子，同时被起诉。我保留了1962年8月1日的起诉书和1965年5月31日的判决书，在这两份文书里，我们三个北大校友同案，我名列第一，是为首犯。在起诉书中，我和梁炎武的状态都是“现在押”，林昭是保外就医，“暂住茂名南路159弄11号”。

【艾晓明：这份由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拟定的起诉书，下面有三个编号：“沪静检诉字第416、423、431号”。后来收入《林昭文集》里林昭对起诉书的批注，不是这一份，而是单独对林昭的起诉，上面只有林昭的名字。在1964年11月4日对林昭的起诉书上，署名与1962年8月1日对顾雁、林昭、梁炎武的起诉书相同，乃“检查员吴泽皋”。林昭以血书加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上午七时五十分收到”。这份起诉书编号为“（64）沪静检诉字第423号”，由此可见，423编号属于林昭。由此推测，顾雁编号为416，梁炎武编号为431。由于三人被列为同案，故在1962年最早的起诉书上，包括了这三个编号；而1965年对三人的判决另有一个编号，即“一九六二年度静刑字第一七一号”】

1962年8月，我在起诉书上看到，林昭已经被保外就医了。那时我是很为林昭高兴的。我内心的负疚感终于减轻了，她本来就没干什么事，是我把她牵连进来的。我想，只要她在外面平平安安，就算从我们这个案子中解脱出来了。

我觉得，林昭之所以能保外，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也有关，并非对林昭特别照顾。主要是七千人大会以后，风向就有点转变。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开了七千人大会，我们在监房读报时得知了这些消息，否则是不可能放她出去的。另外她母亲在上海，可能也有一些活动，她是苏州市的政协委员，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

我们在里面一年多，这个案子审来审去，应该也弄清楚了。刚开始审讯时，那些人很凶的，后来我看到有点变化，他们显得比较客气了。

还有，林昭给我的那些信，也确实证明她没有参与我们的活动，她也不知详情，所以就先把她放出去了。

倪竞雄保存了林昭的这张照片并加注：摄于62年保外就医期间，也是她最后一张在人间的照片。艾晓明2012年10月在倪竞雄家拍。

1962年形势的变化，让我也得到一些特殊优待。就是在林昭放出去的那段时间，有一天，一位干部医生突然来到我监房门前，她叫我站起来，对我说：看你脸色不好嘛。我心说，把我关了那么久，饭也吃不饱，好久都不能晒太阳，脸色怎么可能好嘛。没有镜子，自己也知道的。

其实，要不要把你当病号，都是上边一句话。不久，没有做任何身体检查，我就被调到二楼病号监去了。本来监房都是三个人、四个人一间，乱七八糟挤在一起，而二楼的病号监是一人住一间。

这样我在病号监里住了一个多月，吃病号饭，条件稍微好一点。

说到吃饭，我刚进二所的时候，早晚都是吃稀饭。送过来时是放在一个铝制的格子里，一个人只给一格子稀饭。我们叫它四眼粥，看上去稀饭里面也有两个眼睛，就稀薄到这个样子，稍微有点酱菜给你。

中午吃山芋，蒸红薯，那就给得比较多了，有一二斤，满满的，管饱。后来中午改成米饭，很小的铝格子，也有点菜，一点点，不够吃。

在二所可以得到家里接济了，每个月能送进来十个鸡蛋。我叫家里送鹅蛋，比鸭蛋大一点。后来家里买不到鸡蛋，就在亭子间里养鸡。关在二所的那几年，妹妹每个月给我送进来十个蛋。

1962年10月1日，国庆节，那时我刚好在病号监，可以开大账。大账就是你进去的时候，身上的钱可以存在那边，家属也可以为你存一点钱，那就可以买一点生活用品。那次过节，劳役犯,就是送饭的人告诉我说，你可以买一斤猪头肉、半斤糖果，其他犯人没有的。他说，对你是特殊待遇，跟干部一样。他们干部过节，也只有这两样东西。我很久都没有吃过肉了，一斤猪头肉，没几天我就吃光了，半斤糖果吃的时间久一点。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分案审理。把《星火》案中我们三个人从甘肃天水那边分离出来，交给上海审理，在上海判；而不是交给甘肃判。检察院的院长亲自来提审时跟我讲，他们打官司打赢了。我那时还不理解，他说：你放心，现在已经定下来了，你的案件我们管。甘肃那边要求并案，把两个案件并为一个案子，我们不同意。他知道，我在1959年底就离开了天水，林昭在上海，梁炎武先后在北京和广州，与张春元在天水那边搞的事情并没有关系。所以他们坚持不让并案。我想，这样重要的事情，他居然告诉我。

如果交给天水那边审判，估计我们的遭遇会差很多，后来平反的阻力也更大。而留在上海，分别立案，那么审理、判刑，送到市监狱，还有档案怎么写，权力都在上海的机关手里。检察院的院长还说：你好好表现，会对你从宽处理。

我对二所的管理人员，印象要好一点。他们对犯人，在人格上还是尊重的。原因在哪里呢？据说那个监狱长是地下党的工作人员，解放前就在监狱里管犯人。他对国民党的管理是看不惯的，解放后他当了头头，很神气的一个人。犯人们传说，他是前国民党监狱的留用人员，其实不是。那时共产党渗透到很多关键地方，监狱里也有他们的人在。那么一解放，就反过来由他来负责主管了。二所也有一部分是留用人员，可能原来也是帮过共产党的。监狱长就是那位老资格的地下党员，他对这里最熟悉。1961年上海的粮食供应还是很紧张，而他对犯人的口粮还是保证了的。林昭第二次被捕后，被关押在第一看守所，那边就和二所完全不一样了。从林昭写下的文字来看，她在一所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二 林昭去了我家

在二所等到1965年5月31日，判决书出来了。我被判十七年，林昭刑期更长，判了二十年，梁炎武被判七年。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林昭又被关进来了。

我们三人应该是同时转到上海市监狱的，就在提篮桥这个地方，判决结束后，一辆车送我们过去。开庭时我没有见到林昭，转监狱时在车上我遇到梁炎武。时隔五年，我们俩第一次近距离见面了。

他和我都拿了行李，我的行李中，有家人给我带进来的外文书。我想，他家在外地，估计没有人给他送书，我就拿了两本外文的物理书给他。

进监狱时要拍照，拍好照以后，分到各个监房。梁炎武被分到六号监，我被分到一号监。他后来被发配到白茅岭服刑，刑期虽然比我少十年，刑满后也不能离场。一直到“文革”结束，冤案平反，他才回到北京与妻女团聚。他没能在北大物理系恢复教职，而是去了一所纺织学院任教。

判决后，家人就可以到提篮桥探监了。第一次探监是我母亲跟我妹妹两个人来的。那天来了很多人，至少有十多个窗口，全部是装好了铁栅栏的。

母亲和妹妹把一些接济我的东西交给看守人员，由他们转交给我。我们可以交谈，但每一个犯人都被盯住的。顾麋比较灵活，她胆子大。她居然说：林昭到我们家来找过的！

我想旁边有一个人看着的，你敢说……她跟我讲了，我不敢回应。旁边监视我们的人，可能不知道林昭是谁。但我心里有点紧张，因为这是第一次接见，那人就在旁边，你讲什么东西他都听见的。

这样我才知道，林昭到家里去过了。我被关了五年，没有和亲人见过面，这是第一次，回来监室后我哭了。

我母亲心里也是很难过的，我妹妹年纪轻，还不满二十八岁，她无所谓。她说林昭来过好几次，这样我才知道林昭对我的态度。她并没有因为我牵连了她而回避我和她的关系，更没有为了保住这份失而复得的自由，而约束自己那任性的独特性格。

结果，问题就来了。1962年3月5日保外就医时的林昭，和之前与我们的政治活动保持距离的林昭完全不一样了，和《思想历程》里的林昭相比，简直可以说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保外后她不仅没有安稳下来，而且行动更激进了。她后来的情况我在狱中不可能得知，都是我在刑满后探亲以及1980年平反以后逐步了解到的，所以我现在有以下的分析：

首先，她在得知保外时，没料想到，所有同案犯中，我们都还被关押在里面，单独把她释放了。她将此举看作对她人格的巨大侮辱，因而坚决拒绝出狱，她妹妹讲过当时的情形。

【彭令范接受张敏采访——她就是讲：“他们放了我，就又要把我抓起来，用不着这样麻烦。”所以她拉住桌子的角，我跟我母亲接她出来，她不肯出来，里边的人也没有办法，僵在那里。后来，分局的人就对我母亲讲：“你想办法把她带走就算了。”后来我母亲就打电话给她朋友，他们家有一个花匠，来把她带上三轮车，送回去。】

林昭出来后，经常到我家去，还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要他站出来为学生说话。她母亲知道了，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头，还是要她回苏州去，避开上海这个案发地。结果，她在那里认识了朱红、黄政，搞了一个组织，还有纲领。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你越是禁止，她越要搞，另起炉灶，她就走这条路了。

我看《思想历程》时认为，第一次被捕，她心里是怨我的，是我把她拖进来了。但把她放出去后，她倒过来认为她有亏欠了：你们会认为我写了那个思想检查，跟你们划清界限，就把我放出来了。肯定是我交代了什么东西，才得到了宽大。她要证明，不是的！所以她第一步要到我家里去解释清楚：我没有出卖顾雁。她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跟我家里讲清楚，我推测她是这样一个心情。

所以她也跟我妹妹讲，她拿了个包裹，到静安分局去静坐，要求把她抓回去。那意思就是，你们当初抓是不应该抓我，但是你们放也不应该放我——要放就全部放。不是我无罪，大家都无罪。既然你们不放他们，也不应该放我。

我认为这时她意识到，在《思想历程》里写得有点过分了，不应该把我们做的事情说得毫无意义。现在好了，她因此就被保外了，这对她的道德良知是一个侮辱。

你说人不会因为个人意气押上自己的性命，这不是个人意气呀，她这样做有她自己独立的政治信仰。而人的信仰是有道德支撑的，我不是跟你讲过，战国时代有“齐大饥”的故事：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而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礼记·檀弓 下》

这个人，人家讲了他一句，嗟！来食！他就火得不得了呀。我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林昭就是这样，道德上的清白比什么都重要，这在她人生中是第一位的，不能有一点污点。所以她出来第一步到我家，就是要表明这个态度：把我放出来，顾雁没有放出来，不是因为我写检讨，跟他们划清了界限。我是想在里边的，我不愿意一个人被放出来。

倪竞雄也跟我讲过，她说林昭释放后去找她，看上去有很大的变化，完全变掉了。林昭从她母亲那里，肯定知道张春元在1961年越狱后，也是从甘肃到苏州，一路找过来。他到上海我家里去找我，又到苏州去找她。林昭出来以后，她也是同样如此，她要找到我们其他人的下落。结果得知，只把她放出去了，我还关在里边，其他人也都关在里边；这是她不能接受的。

三 顾麋的回忆：林昭经常来

顾麋，生于1937年，1960年顾雁被捕时，她刚满23岁，从上海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在上海业余中学任教。

那是1962年早春，林昭放出来后，一天下午，她一个人来到我家。那时我们住在552弄23号，那个地方底层已经被改造成公共食堂。很多人在食堂吃饭，出出进进，她来就比较方便，并不引人注意。

到了夏天，我父母到乡下去住。那一段时间，就我和大哥在家。林昭经常来，来了就滔滔不绝地和我大哥讲话。所以我大哥受了林昭的影响，1965年5月底他们这个案子宣判后，我大哥匿名给静安区法院的法官寄去了这本书——菲·卡斯特罗《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7月第一版封面

林昭把她写给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的信，还有她写的诗歌给我。我又给我爸看，她喜欢写现代诗。在我们家，她无话不谈，有时就一个人，自管自讲话，她也不要你回答。她讲安徽吃不饱，饿死人，她好像都知道的。我就写在日记本上，结果，“文革”抄家被抄去日记，这是我很重要的一条罪行。

她一次又一次来我们家，倒是没有人来问过。后来是小哥说的，当然没有人来问，因为警方有意让她出来，还要看她和什么人联系，看有什么人逍遥法外，没有落网。他们要找到那个幕后不出来的人，特别是那个叫“大哥”的人。

四 伏脱冷·鲁凡·大哥

【艾晓明：“大哥”是谁呢？37年以后，1999年3月16日，林昭的同学和闺蜜倪竞雄给顾雁写信，询问这位“大哥”的下落——

倪竞雄：“还有一件事，我们还想找到一个人，即林昭很崇拜的一位大哥，据说也是流放在甘肃（即你们被发配的地方）的一位大学生，曾越狱逃走，外号“江洋大盗”。据苏州与林昭同案的黄政说林昭一直在盼望见到‘大哥’，不知你可知道这位大哥是个什么样的人，后来有否他的消息？能否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他。”】

林昭的闺蜜倪竞雄，退休后全力收集林昭遗稿，推动纪念林昭活动。（艾晓明2012年10月拜访倪竞雄，吴娟摄）

顾雁：审讯我的时候，他们问：“大哥”是谁？我说“大哥”就是张春元啊。林昭和我在通信中，不提张春元的名字，而是用“大哥”来替代，例如问“大哥情况怎么样”。除了林昭以外，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称呼张春元为“大哥”的。

【艾晓明：1961年8月10日，张春元逃出监狱，此后一路流浪跋涉，从兰州至上海，上海至苏州。他在苏州见到林昭的母亲，得知林昭被捕的情况，又返回上海，并给林昭寄出一张明信片。林昭肯定没有收到这张明信片，二所截留了它，后来转到天水张春元的案卷里了。四十六年后，谭蝉雪在天水寻找张春元案卷时，找到了这张明信片，并作为《星火》一书的插图——

根据右上方的邮戳可以看出，明信片是1961年9月1日从上海寄出，收件人地址为“本市思南路第九十九号”，即第二看守所的地址，因为明信片装订在案卷中，右边图文不完整。信文写在左边，谭蝉雪引用了这样几段：

“林昭：我不能去看你，只能围绕着红色的高墙转上两圈，聊表寸心，请接受我这不成体统的慰藉。”

她引用的另一段文字，应该是写在这张明信片的反面：

“我们的生活，其材料之丰富、多趣是能写⼀本书的，而且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愿你能抱着‘既来之则安之’，自己⼀点也不着急的态度，很好地读完这本有用的、难得的书，将来为人民更好地服务。……我们光明磊落，心胸坦然，敢于⽃争，只有敢于⽃争的⼈才能敢于胜利。”

明信片插图左边中间还有六行字，谭蝉雪没有引用，但十分重要，我这里补充录入：

“你也许奇怪，我为什么会到了上海，很简单，伏脱冷先生是被人称为鬼上当的，有人愿意让他的大哥自由自在的走路的。

关于你在那儿的生活和学习，我个人有390天的亲身体会，其材”（图左文字完）

谭蝉雪在《星火》中写道，张春元以林昭母亲的名义给林昭写了⼀封信。但如果考虑到“伏脱冷”“鬼上当”的提示，就能明白，这与母亲的口吻不符。伏脱冷是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中的一个人物形象，身为逃犯，诡计多端。张春元相信，林昭看到这里，当明白“大哥”他已越狱成功。此外，这张明信片正面右边，在通讯人地址姓名那一栏，第一个字是个连笔字，看上去像简体字母亲的“亲”，实际是更近于草体的“章”。张春元在《电影文学》1959年6月号上发表的剧本《中朝儿女》，笔名正是“司马章”。如果林昭真能收到此明信片，定能意会寄信者谁。】

顾雁：张春元到西康路我们家来过的，第一次是他和谭蝉雪两个人从河南过来，我从黑桥过去把他们接到乡下去住，所以他和谭蝉雪都知道我在上海西康路的住址。

顾麋的回忆：张春元，我是看着他从弄堂里走进来的。那时我正好在窗口搞卫生还是干吗，时间应该是中午，下面在食堂吃饭的人很多。他上来时，没有人注意。

那时我和妈妈住在大房间，这是正房，向南的；北边是小房间，亭子间，我爸一个人睡在那里。张春元直接走到亭子间，他好像知道一样，这个我印象很深。

我爸在亭子间里，隔了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左右，我爸进来找我，他说：张春元来了，给他全国粮票。

我们没有请他吃饭，我爸肯定告诉他了，小哥被抓，家里被抄过。我看着他走的，他也不到大房间来跟我打招呼。应该是他有意回避了，不要跟我有直接的接触。

他走的时候，我就在房间的窗口看他，他一直往前走，头也不回。快到弄堂口了，他头回过来，看一看。然后再转过去，走得也不快。

后来爸爸就过来，他跟我说：张春元监狱里逃出来。

他走了以后，事情多了。有两个人来，拿了张春元的照片，问我妈：你认识这个人吗

张春元照片，谭蝉雪2007年4月6日从天水案卷中翻拍，艾晓明据胡杰再翻拍照片重修。

这两个人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在上班，没碰到。我妈那天并没有见到张春元，她肯定说不知道是谁。

弄堂里的邻居跟我妈说：你们家里来了个什么人？警察要我们看照片。但是看也看不清楚，没法辨认。因为弄堂里那么多人，食堂里人来人往，他走出去，人家当他是来吃饭的，谁会注意？没人注意。

他穿了一件深色的中山装，走的时候好像是秋天。

顾雁：静安分局一直认为，为林昭的诗《海鸥》写《跋》的鲁凡，是一个老手。《跋》那里注明的时间不是1949年以前吗，那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们非要找出来。

我说这个鲁凡没有的，是化名。是谁的化名？我说是我的，我写的《跋》。我为什么这样说？这是我给他们摆的一道。第一我要跟张春元通信息，告诉他，我也进来了。因为我的口供，公安肯定要去找他对质的嘛，一对他就知道我的处境了。还有就是讲义气吧，不要认为我顾雁会叛变他，我顾雁是怎么样一个人你也清楚的。他可能是想不到的，我一口咬定，那个《跋》是我写的。张春元可能会这样想，顾雁还是有一手的。谭蝉雪在《星火》那本书里写道：“张春元和顾雁分头执笔写跋，最后采⽤了顾雁所写的，但顾雁本⼈已记不清了，至今他还认为是张春元写的‘跋’，他只记得为什么用了‘鲁凡’笔名，寓意是鲁迅⾛了。”我怎么会不记得呢？我就是有意这么做的。张春元肯定承认《跋》是他写的，而承办员找他对质时，他就会明白我在有意说谎，于是他又随口编了一个故事，说是我们两个人分头执笔写《跋》。天水当局被糊弄过去了，但静安分局感到此事有蹊跷。他们觉得有一个可能——我和张两人都在说谎，意在包庇这个叫“鲁凡”的人。而谭蝉雪在《星火》那本书里写我和张春元“分头执笔”，我认为是在案卷里看到了我的口供，但她没有把这些案卷资料给我。

张春元那次逃跑，如果是为了逃生，那就跑错路了。他不应该往南跑，如果往西北跑，逃到少数民族地区，他谋生的能力强得很。在那些地方，户口管理也不像上海这么严密。但他逃到这边来，他是想找到我们，而我们全部都被抓了啊！

胡杰纪录片里讲，把林昭放出来，是要找到张春元；其实不是的。1962年3月林昭被放出来时，张春元已经在1961年9月6日归案了。放林昭，一个方面是我前面说的，形势有所松动。另一方面，也是要看她出来后与哪些人联系。他们不是要抓什么小人物，而是要找大人物，例如，那个“鲁凡”究竟是谁。那么第二次抓了林昭以后，到1963年夏天还放了一个张茹一出来，让她以林昭同监室狱友的名义，联系我妹妹，又去了苏州，继续找“大哥”。这些都说明，他们不相信我讲的话，以为“大哥”是另外的人，此人不是张春元，他还在外边活动。

五 张茹一来找“大哥”

顾麋，时年85岁，顾雁摄。

顾麋的回忆：张春元走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张茹一来了。她一来就问我：大哥现在情况怎么样？

张茹一长得什么样子？六十多年前的事情，记不得了。我也不知道她是为什么被抓的。她家在上海边远郊区，自己讲上海话的。她的家我知道，那边全是农村。她的妈妈还在，她爸已经不在了，估计是有什么问题。她本人那时还很年轻，好像二十岁不到，大概十八九岁的样子，梳了两根辫子，一看就像个中学生。她跟我说，是林昭叫她来的，而且还带了林昭的亲笔信。

林昭写的是什么，我也不记得了。总之张茹一说，她跟林昭关在一个监狱里。她谈了林昭的一些情况，我觉得不像是编造出来的。也可能静安分局有意把她们安排在一起，都在提篮桥市监狱。

【艾晓明：林昭第二次被捕是1962年11月8日，到12月23日，她被关进提篮桥市监狱，在那里羁押八个半月。市监狱原本是关押已决犯的，但把未决犯林昭关进去，可能是一个别有用意的处理。与林昭同监室的一个犯人，名叫张茹一，在对林昭的起诉书上，张茹一被称为“诈骗犯”，但林昭在对起诉书的批注里说张茹一是政治犯。1963年7月，张茹一被释放的同时，接受了公安布置的特殊任务，她先到了顾雁在上海的家，然后又去了苏州，找到了林昭的朋友朱红和黄政。】

顾麋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日张茹一来访：

上图左页倒数第二行开始，到右页第七行，文字如下：

1963年7月19日

昨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经过三年考验的，虽比我年轻却比我经历得多。

由于受林的影响，虽目前家庭落难，但她对前途充满信心。

是的，我们没有理由讲现在的青年是无前途的，但时间是不留情的，年龄逐增，人生最好的青春是不等人的。我们这一代算是倒霉透了。

我准备去看她。

今晨寄了一封信给小阿哥，要他耐心等待。

顾麋：张茹一约我到复兴公园，每一次，她一定要问大哥。我说，我哥现在在上班，蛮好啊。

这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她是监狱里派来的，我相信她是和林昭一起的，先放出来了。因为林昭的关系，我还是蛮关照她的，她要借钱，借书，我都同意了。

【顾麋1963年8月30日的日记中提到：“她上星期借去8元，拿了几件衬衫，使得我们的经济，窘得连票子的钱也无法对付。”】

张茹一住的地方好像是在宝山，有一次她跟我说，到她老家去玩，说她那边还有一些同伴。听她讲的情况，不像是骗人。

不久，我大哥顾鸿跟我说，不要再睬她了，离她远一点。而且，顾鸿从来没有跟她讲过一句话，她来就盯上我，叫我到哪里碰面。每次翻来覆去就是问大哥，后来我光火了，我讲：你说大哥，我们只有一个大哥，我们不叫大哥，叫阿哥。你老是大哥大哥，到底是啥人啊？没有这个人啊！

她从此就不来了。

大哥到底是谁？这个谜底后来揭晓了。

我妈有一次收拾东西，从五斗橱里翻出来一个空盒子。我妈跟我说，这个盒子是林昭留下的，你看一看，不要扔掉。这个时候已经好几年过去了，是1967还是1968年，林昭已经抓进去了。反正，我妈给我看，一个放苏州豆腐干的盒子。我讲，你放个空盒子干啥，拆开来看看。结果我妈把盒子盖掀开，什么也看不见。底板上有一张纸，掀开拿起来那底上的一张纸，下面有几个字，抬头写的就是“大哥”。这句话写的是什么，那我倒不记得了。很简单的一句话，下面是不是林昭的名字，我也不记得了。为什么记得这个“大哥”，因为张茹一一天到晚就在问“大哥”。我恍然大悟，她要找的，就是这个大哥。张春元。你们是叫大哥的对吧？这个盒子，可能是林昭让我们家保存的，她在里面给张春元留了这个短信。

在张茹一之后，接下来，又来了一个男的。他说是跟顾雁在监狱里一个监房的，对顾雁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个人三十出头，不像青年人。正好我们的亭子间空着，他一来就说要住到我们家里来，说我给你们五十元一个月。那个时候，我们工资也不过五十左右，这笔数很大的。我爸有点犹豫，我说不行。我说：你住到哪里去？我们只有两个房间，我就没有同意。

他看样子，就好像要跟我谈朋友一样。我睬也不睬他，跟他没话讲。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他跟我父亲说，他在江湾的医院里面，要我去看他，一定要去一次。这桩事让我很反感，我父母倒没有勉强我。也许他给了我父母什么好处？好像也没有。总之这个人坚决地说，要我到江湾去一次，最终我没有去。

那时我们在亭子间里面原来放床的地方，养了几只鸡。那时买不到鸡蛋，我们养鸡，为了吃鸡蛋，还要给顾雁送鸡蛋。我在窗台这里切菜皮，准备给鸡吃，这个人就坐在我台子对面，我不管他，乒乒乓乓切菜。他也不走，那边就是五六只鸡，还有一只鸭子。他好像来过两趟，他说是跟顾雁一起的，他这样跟我们讲。

顾雁：我对这个人有印象。刚抓进去的时候，每人一个角落坐好。到了一定的时候可以起来，排好队在监房里转一圈，他就跟在我后面。

记得他突然跟我讲，他说他是部队里的，是彭德怀的部下……我一听就很警觉。这么大年纪了，专门来找我，肯定是公安局派来的嘛。我就不睬他，两次以后，他不来了。

顾麋：你怎么晓得啊？

顾雁：监房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我当然晓得啊，估计还就是这个人。那段时间，还有一个小青年，十五六岁的，他说想逃香港被抓了，这样的人讲话我还是相信的。那个人说是部队里面彭德怀的部下，我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来路不明。年纪这么大了，我那时候还是个小青年呢。

每次可以站起来走一圈的时候，他就跟在我后面。后来就不见了，因为进进出出人很多的。

六 分别起诉，同案宣判

【彭令范：因为主要的犯人只有判七年，林昭判得最重，所以我母亲呢，总是觉得，她的那些右派朋友不像她这么跟共产党斗争，或者呢，有的地方什么事都推在她身上。因为有一阵子，我母亲有好多写给监狱长的信，不晓得是几百，千封也有了。】

在我、林昭、梁炎武三人的判决书上，林昭确实是判得最重的。我是第一被告，被判十七年。林昭是第二被告，被判二十年。梁炎武是第三被告，被判七年。请注意，这张判决书的编号是“1962年静刑字第一七一号”，它与我手里的起诉书同年（1962年8月1日），但当年没有判决，而是拖了近三年，到1965年5月31日才发出。这是为什么呢？

这中间，我和梁炎武一直是被羁押状态，只有林昭在1960年3月5日—11月8日保外就医。那么，判决拖了这么久，就是静安分局要扩大战果，继续布网。他们认为破案计划未完成，即使张春元归案了，那个“鲁凡”究竟是谁，他是不是“大哥”，他们要继续找。所以派了张茹一来找顾麋，又有那个人自称是“彭德怀的部下”，去我家租房。张茹一又到苏州去找朱红、黄政，结果导致黄政被判了十五年。

林昭保外期间在苏州的活动，我当时不可能了解。而在我自己的口供里，不存在把事情推在林昭身上的情况。我这篇文章一直坚持的就是：林昭没有直接参与《星火》的活动，她最多可以说是我们思想上的同道。至于梁炎武，他所干的具体事很少，只是为谭蝉雪、张春元传了信。他与林昭没有见过面，也不可能把事情推给林昭。

对我们三人的判决，林昭的刑期最重，主要是她在保外就医这段时间，还有一段经历。她另外有一张起诉书，我和梁炎武不在其中，是1964年11月4日单独针对林昭的起诉。

林昭抄写了这份起诉书，林昭平反后，这份手稿和林昭的其他手稿一起退还给彭令范了，现在网上可以查到。林昭在抄写时，字里行间以括号加注，写了很多反驳。

这份起诉书，编号依然是423号，林昭被称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到1965年5月底的判决书中，林昭又被归入到我和梁炎武三人案里。其中，1960年的《星火》案、1962年林昭保外期间的活动，特别是林昭第二次被捕已经八个月后，由张茹一联络参与在苏州发生的事情，全部都归到了这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中。我、林昭、梁炎武都羁押在上海，我们三人作为同案，同时宣判。

为查寻林昭的经历，倪竞雄找过张茹一，没有找到。我和顾麋的“反革命”案平反以后，张茹一主动打电话给顾麋，她向我妹妹道歉，承认自己在公安那里领了任务。公安承诺给她安排工作，但并没有兑现。张茹一后来去了新疆，也苦得很。文革后她也回到了上海，就住在浦东。我不知道她到底是平反了还是没有平反。

她不敢到家里来，她跟顾麋说：现在他们都来找我，我也是受骗的。

七 “纪念夏瑜”

提篮桥监狱正门，艾晓明摄于2012年10月

和林昭同在市监狱，我被调进翻译组，算是一种特殊待遇吧。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抱着逆来顺受的想法。不同的是，从二所到提篮桥，我一直在阅读和思考数学、物理问题，这是我的精神寄托，也让我与现实的痛苦相对隔绝。可以说，我的处境比很多人幸运。

我见不到林昭，只是知道她被当作“反改造”的典型。吴明卫问过我：有没有想到过劝她？那怎么可能呢？完全不可能接触，狱方也不会让你接触。

1967年7月，我和一批大刑犯人被遣送青海西宁，安排在青沪机械厂服刑。

大概是1969年1-2月，我得知林昭遇难的消息。当时是上海派人来提审我，那个提审员告诉我：林昭已经被枪毙了，你知道吗？

我此后写信告诉了父亲，但我不能直说，所以暗示道：“林昭走上了夏瑜的道路”。记得那封信原来是在上海的家里，我专门拿出来带到合肥的家里，但现在我找不到了。那时我想，审查信件的管理员知道秋瑾，不见得知道鲁迅笔下的夏瑜。我父亲一看就清楚了。

我母亲保留了我的青海来信，她装订得整整齐齐。后来我在上海家中看到母亲装订的家信，其中有我在当年3月份写的信：

爸爸、妈妈：

这个月没有收到你们的来信，不知何故？上月我给你们的信中曾向你们要五元钱，不知有否寄出？根据政府最近的规定，你们今后来信的书面地址应改写如下：“青海省、西宁市、青沪机床厂，8523 顾雁”。我最近身体很好，前日去大炉间帮助拉煤，顺便在磅秤上秤了一下，体重为119斤。记得我逮捕前，体重最高记录为121斤，逮捕后的最高记录是131斤。那时在二所病号间，肺病渐愈，思想上又无负担，体重自然要增加了。一个人的身体好坏，毕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主要还是思想的好坏；有的人虽然死了，但其精神则千古传诵，比之于或者而感到无聊的人，胜过何至千倍。鲁迅曾在《药》这篇文章里纪念夏瑜，并在文末添上一个花圈，以示希望。回忆自己的一生，做了许多错事，悲痛惭愧之余，唯有认真踏实地改造自己，也许能够为社会主义的祖国添一朵最平凡最微贱的小花。这就是我的希望。

祝好

儿雁上

69.3.27

我不能直叙胸臆，只能这样曲笔暗示。终是意难平，忍不住在“惭愧”二字前面，又添加了“悲痛”二字。

我父亲一看就清楚了，他已有一年五个月没有给我写信。接到我的信后，连续两个月都是他给我写信。

父亲能说什么呢？“文革”期间，大哥顾鸿因为给法官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那本书的事，被当作“漏网反革命”轮番批斗，还追查他跟张茹一说了什么。在巨大压力下他非常绝望，自杀未遂。妹妹顾麋的日记被查抄后，她被送进虹口分局看守所，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顾麋的“日记罪”，后面专文再写）。家里发生的事情，父亲不能告诉我，他只能用最流行的政治口号来勉励我，要我“纠正自己空虚和错误的思想”。

回复父亲的这封信时，我直接写出了林昭的死：“林昭的死并不能影响我的改造决心”。信要通过狱方审查，我不能不用这种违心之语。我引用了秋瑾的诗，告诉父母，自己不会沉湎于悲痛中，以免除他们的担心：“记得前人曾留有‘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这是历史人物在特定场合下的精神状态。现在时代不同了，如果在这种场合下也碰到天雨的话，我相信所想到的一定是雨后万物竞生的新春景象，因而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1969年5月8日，父亲回复我，套话之外，他鼓励我：“凡是进步的人，都是青春常在。我希望你坚持着改造的信心和勇气，千万不要灰心。”

父亲此后再未来信，这是我保留的他最后一封信，也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八 她提出的：我们去祭奠林昭

1974年，我因技术革新成绩被减刑三年，但刑满释放后仍然是强制留厂就业，只不过是从犯人圈子调换到就业人员的圈子。离开厂区还是要经过批准，与家人通信还是要被检查。这时我终于明白，不管你刑期多长，满刑与否，判半年也好，判二十年也好，总之是没有自由，也不能离开劳改单位。

一直到“文革”结束，形势才有了新的变化。到1978年底，关于彭德怀1959年的案子有了定论，我知道我们的案情多少与1959年的所谓“反右倾”相关，由此，我看到了平反的希望。妹妹在这年得到平反，我给母亲去信说，相信自己也会有这一天。

1979年2月12日，我向上海市静安区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案件复查；同时也就1958年被划右派问题，给兰州大学党委写了申诉。

当年3月2日，兰州大学发出了关于我的右派改正通知。我继续敦促法院复查，但几乎没有进展。我从其他渠道得知，主要是因为林昭的案子平反困难，其原因和经过，容后详述。

1979年6月22日，我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心境：

报上大力宣传的张志新的事迹刺痛了我的心，因为它使我想到了林昭，想到了我与她在选择人生之路上的分歧。每当在想象中出现林昭英勇就义的一幕时，我总隐隐地感到，如果我不能在今后的岁月里为人类作出一些贡献的话，那末我的活着将是可耻的。我能用什么方法来摆脱“偷生者”这一不名誉的称呼呢？像《复活》里那位主人公一样，抛弃一切为挽救自己而努力吧！

我不止一次地对来访的朋友说过，是我害了林昭。而我们之间选择的不同在于，我的抗争行动，进监狱后就结束了。但她却从迈出监狱开始，一直到拼死抗争，献出生命。

1980年5月17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终于做出决定，对我和梁炎武的案子撤销原判。这一编号为（80）静刑复字012号的判决书中写明：

至于他们二人当时由于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政策方面某些错误有意见，用议论和写文章向上反映情况的行为，是正确的。原判以反革命定罪判刑，显属不当，属于错案，应予纠正。

法院宣告我和梁炎武无罪，予以平反。只不过，当初一起被起诉和判重刑的还有林昭，而留在这张判决书上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了。 

林昭案子经过复查，在三个月以后，即1980年8月22日，由上海市高院宣判无罪，但原因是说因林昭反右后就受到刺激，患有精神病，被错判后精神病复发，而不应将发病期间行为当作反革命而处以极刑。

在1980年10月30日给母亲的信里，我写到对这个判决的看法：

梁炎武来信说北大纪律检查委员会找他去谈话，说北大要给林昭开追悼会，问他的意见，另外也问他对林昭平反判词的意见。梁的答复是说林60年就有精神病不合事实。我觉得这次林昭平反，阻力是在上海市高级法院。目前这个判决只是一个暂时的折中方案，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林并无精神病。现在不知北大的追悼会究竟怎么开法。

1981年3月，陈伟斯在《民主与法制》刊物上发表《林昭之死》一文，推动了对林昭的彻底平反。顾雁一直保存着这份刊物。

由于彭令范的申诉及各界努力，林昭案在1981年12月30日得到再审判决，这个判决纠正了前一个判决的错误说法，宣告林昭无罪，彻底平反。

我自己平反后，找过林昭的弟弟和妹妹，她弟弟还住在茂名南路的房子里，妹妹在医院的宿舍住。我和彭恩华的来往多一些，他当时在学法文，我送给他了两大本法文字典。到苏州，办林昭和她母亲的葬礼，送花圈，都是彭恩华来和我联系的。我、同时也代梁炎武，一起表达了我们的哀思。

1980年7月，离开兰州大学二十二年之后，我回到兰大物理系任教，从助教做起。因为师母的介绍，1981年7月，我与力学系的讲师顾淑贤结为伉俪。结婚之前，我给她看了我的平反判决书，还有陈伟斯在1981年3月发表在《民主与法治》上的那篇纪念林昭的文章。

顾淑贤与顾雁，顾雁母亲孙缦真根据儿媳与儿子的结婚照绘看，1985年5月于兰州

1982年5月25日，《新民晚报》上刊载了冯英子的短文《悼许宪民林昭》，母亲将剪报寄给了我。

我从文中得知，林昭在苏南新专和北大的部分校友，在苏州灵岩山韩蕲王冢侧，为林昭与她母亲营墓建碑了。

倪竞雄寄来林昭墓地照片，1982年。

是淑贤提出来的：我们到苏州去纪念林昭。她说，你应该要去一次。当年8月，暑假期间，我们去了苏州，淑贤买了好多香烛带去灵岩。那时林昭的墓地还很小，就是一块碑而已。

结婚前，我向母亲要一个东西。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境况比较好的时候，父亲到南京路的首饰店买了一个翡翠的珠宝给母亲。母亲一直为我留着，哥哥和妹妹结婚，她都没有给他们。

那些年我在西宁，林昭罹难，他们还不知道。这个最好的、最贵重的纪念品，母亲说留给林昭。

2025年4月7日初稿，8月11-19日再改。

相关阅读：关于锡林浩特市集中采集男性居民血样录入本地DNA数据库的通告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对外发布通告称，9月5日起，集中采集辖区内男性居民血样，录入本地DNA数据库。

通告指出，为进一步夯实公安基础工作，完善锡林浩特市居民基础信息库数据，健全居民个人信息管理，提升重大风险防范与应对能力，精准落实相关工作举措，根据上级部门统一部署，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各派出所将开展男性居民血样集中采集工作。

采集时间于2025年9月5日起，采集对象为锡林浩特市辖区内男性居民，采集地点在居民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警方表示，本次血样采集的作用是完善公民身份信息，直接关联到个人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办理。并且对于防范老人儿童走失、人员身份信息确认等方面，具有重大作用。请广大男性居民积极支持配合此项工作，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户口簿等）前往指定采集点完成信息登记与血样采集。采集过程严格遵循相关规范，居民个人信息及生物样本将依法严格保密，确保信息安全。

通告指出，此项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望全体市民理解支持，共同推动工作顺利开展。

公开资料显示，锡林浩特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是锡林郭勒盟府所在地，全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交通中心。总面积14778平方公里，辖3个苏木、1个镇、8个街道办事处、5个国有农牧场。2024年末，全市常住人口3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18.33万人。锡林浩特市曾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区首届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等称号。

CDT编辑注：9月16日起，博主“户晨风”墙内多平台账户陆续被封禁，截至20日所有账号均被封。户晨风出生于江苏镇江，曾从事汽修行业，后转型成为知名自媒体博主，主要创作题材是普通人的生活、购买力等社会经济议题。2023年他采访一名退休老人，每月仅有107元退休金，该视频走红后被删除，户晨风的账号第一次遭封禁；2024年4月，户晨风在一次直播中被问到习近平是否是独裁者，他迅速挂断连线并斥责提问者，但随后他的相关账号仍遭到封锁和禁言。他在世界多国街头采访路人，并将他们的收入和超市中日用品价格做对比；他常在网络上公开自己的收入，并提出将消费者根据手机品牌划分为“苹果”和“安卓”，以苹果象征高端、优质，安卓则象征低端、劣质等。今年9·3阅兵前，户晨风提出年轻人选择定居城市的标准应该包括“山姆会员店”“苹果直营店”“国际机场”等。17日，“户晨风被封”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相关阅读：【网络民议】问：如何评价B站UP主“户晨风”？答：恶意传播事实

风云XTony：户晨风被封，主要是两个原因：

1.傻逼是国有资产，启发傻逼，让傻逼变得不再傻逼，本质是 国有资产流失，要严打。

2.苹果人，安卓人，二元对立，简单粗暴的揭露了社会是存在阶级的，
诸如 城乡二元对立，体制内体制外二元对立，
天龙人，城市居民，农民，社保三元对立，
高干病房，普通病房，没病房的三元对立……等等，

压根不是户晨风制造阶级对立，而是阶级对立本就存在，户晨风给说了出来且爆火出圈。
户晨风第一次出圈导致的第一次被封，就是因为采访了一个养老金只有一百多块的农村老人导致的，暴露了社会存在的阶级。

多看户晨风可以长智慧，以后当苹果人，开特斯拉，逛山姆超市，喝澳新牛奶，世界各国旅游……所以户晨风的粉丝很多都是美加澳新的留子，家里有钱，可以给户晨风一个月赚60w，

多看大头鹰 卢克文之流，永远社会底层。[祈祷][祈祷][祈祷]

（图二为合肥省立医院某个楼，共18层，有7层是干部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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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万程-：我很早就关注户晨风先生
他最早一百块钱超市购买力的视频
打响了知名度
外网也很多博主转发
视频确确实实关注了底层生活
揭露了民生痛点问题
这确确实实是值得被关注的
民生之多艰
只是后来户子跑偏了
其实户子说的话确实没错
你要说手机 确实是苹果更好
电车 特斯拉好也没问题
本人特斯拉车主 确实是好开省心省钱
山姆超市 我也逛过
里面产品质量真的可以
户子说的确实也没啥问题
只是玩脱了
国外优秀企业的产品确实是好 不可否认
但是我们国产的东西也并不赖
一味的安卓人 苹果人 并不妥
希望户子还有能回归的一天
他和我们万千普通少年一样
都是底层人爬起来 才有今天的名气
我希望能给予机会
毕竟他的视频 确确实实 拍的很有温度。

相关阅读：【敏感词库】马英九口误、维吾尔族出版商被捕、户晨风直播遭冲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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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克鸭唐：之前我就说过，姥爷们真不太在乎你说什么，但是你不能出圈上称。
户晨风这人聪明但是不够聪明，他同赛道的峰就聪明多了，出圈的基本是“⭐压抑、3d”这种不疼不痒的梗。
要说比他更过分的有没有，互联网上其实一搜一大堆，但是他出圈了还乐此不疲，而且这个安卓苹果梗有着明显的分化和对立含义。
也不要觉得封了他就一了百了了，之后他这个赛道估计会出现更多新“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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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由CDT辑自微博：

叶多肉超酷：智商正常的都知道这些对立啊，需要他来启迪的都是智障吧

抄底狂魔：你所谓的智商正常，应该不超过2亿

抬杠队长：我只问一句，听了户晨风的话，能不能让生活变的更美好，除了挑起情绪，看他对生活有任何一丝好处吗。富人不需要你启发他们也会买苹果，逛山姆，穷人听了他的去买苹果？逛山姆？你把他当精神导师？

你的思乐冰：户子只是说了实话而已

手赢专家：认知的枷锁就像狗链子，你帮他解下来他却咬你

用户7889118623 ：其他那些称呼都无所谓 但是安卓人苹果人一出我就知道肯定要封了

穿胖次的狐狸：艹，户晨风被禁本来还想着调侃是安卓封还是苹果封，结果不但全网封连切片员都跟着封了几个啊，这力度够大

波多马克之冠 ：全都是安卓平台

阿吽no佐伯 ：户晨风这下安卓了吧

屁屁璐和璐嘻嘻：有点莫名其妙了，我听了他的言论，没毛病啊[允悲]不就是有逻辑常识的正常男性吗？现在真是正常人在以不正常为多数的基本盘里就显得他妈的不正常了。

MilkyWayGalaxy银河：人分三六九等不是户晨风分的
户晨风只是把这种讲出来了而已
就有人破防了

思思停车不做马大哈：什么？ 户晨风被封杀了 怎么被封杀了我才看到他的切片[融化] 果然这个国度就是把讲真话的人都封杀掉哈哈哈哈哈哈哈 就怕底层人觉醒啊 毕竟富人的资源是穷人 穷人觉醒富人还怎么过 户晨风讲的没毛病啊哈哈 真相总是直击人心呐

二十八02：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致敬户晨风！

Later131 ：他有句言论太逆天了 年夜饭不如麦当劳 握草 已不知天地为何物了

光头陈律师：我是今天上午才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的，我还去他的抖音主页看了一下他的作品，感觉他每个视频都在报账，这个月我赚了多少万，上个月赚了多少万，我又花了多少万，我又做了多少节目，肢体语言就像是体操运动员在亮相。看着挺可笑的。都说他是因为制造对立而被封杀的。把人分成了苹果人和安卓人。但我觉得他是因为炫富而被封杀的。当然这个理由其实也不是特别充分。你们知道我想要表达什么，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时候到了，一句话的事儿而已。

草裙舞12：动不动就封杀，还一堆人叫好，人家只是发表自己的观点，一些人只盯着安卓苹果，他自己也解释了是打趣，生活处处充满“阶级”，不去解决问题，就解决人。咋这么强硬给人捂嘴，一点别的声音都听不得？
户晨风有些言论确实偏激，但没犯重大错误的情况下就给人封杀，这实在可笑。

forever_Ukraine：户晨风先生，一个关注底层百姓、揭开世界购买力真相、全网唯一一个公开收入的网红，就在几天前被封禁了，这难道不是值得悲哀的事吗？户晨风说真话，公开收入，干干净净，还是被封了，那我想请问，那些天天在网上宣扬极端言论、赚得盆满钵满的“碍国大V”应不应该被封禁呢？最后，我衷心的祝愿户晨风先生，如果真的无法再和大家见面，那就一路向前，去努力追寻自己信仰的公理吧！
2025年9月21日
祝好！

在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润”美之路受阻。德国之声近期发表文章《润美失败后 他们的人生何去何从》，讲述了两个“润美”失败的典型故事。

第一个主人公韩余，因在中国难以赚钱，选择通过“走线”到美国。尽管他勤劳工作并攒下积蓄，但最终在移民突击搜查中被捕，并选择“自愿离境”返回中国。回国后，他不仅在海关遭到长时间审问，还受到社区的持续监控。

第二个主人公苏珊·胡则代表了另一类试图通过合法途径留在美国的人。她因频繁入境且停留时间过长，在海关被审问后，旅游签证遭撤销。尽管韩余和苏珊的留美之路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并未放弃离开中国的念头。他们认为，与中国当前“死气沉沉”和年轻人就业困难的环境相比，在美国付出的辛劳能得到成正比的回报，因此依然渴望寻找新的机会再次“润”出去。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韩余是2023年9月进入美国，和绝大多数“走线”客一样，他申请政治庇护，也因此得到了社会安全号和能在美国合法工作的C8卡。他在纽约，加州等多个地方打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在他的自述中，他很勤劳，学东西也快，在餐馆帮厨也好，在按摩店打工也好，他很快就成为同一批“走线”人中间表现更好的那个，也攒下了一些积蓄。

他因为庇护案件已经出了一次庭，第二次出庭，即决定庇护申请的正式听证会(Individual Merits Hearing)的时间安排在2026年。但今年6月初，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加大了对洛杉矶各地居民的突击搜查力度，而他在突袭行动中与几名其他国籍但同样非法入境的同事一起被拘捕。他被送去ICE在得州的拘留所，并进入了“快速遣返”程序。

韩余的案例被认为不足以证明他害怕回到中国，他怕被遣返之后留下不良记录，便接受了“自愿离境”的选项，他自己买机票从洛杉矶飞到香港，然后从香港过关进入深圳。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规定，自愿离境允许移民在特定时间内自费离开美国，以避免被驱逐出境。自愿离境的好处是移民记录中不会出现驱逐令，驱逐令可能会阻止该移民在十年内再次入境美国，或者使其失去申请某些移民福利的资格。

美国政府对移民政策的收紧，不仅影响了如韩余这般的走线人，持有旅游签证和留学签证的人在入境海关时也会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

二十六岁的苏珊.胡(Suzan Hu)的旅游签证是在2023年获得，但她今年夏天在持有旅游签证入境时被美国海关单独审问了超过12个小时，签证最终也被撤销。

她告诉记者，自己一直有“润”美的想法，家中有不少经商的亲戚也已经凭借投资移民定居美国，亲戚一直告诉她美国更先进，也有更多赚钱的机会。但她从大四开始，屡次考托福成绩都不是很理想，找中介申请美国的大学也不太顺利，但向往美国文化的她拿到旅游签之后，几次前往美国，也在美国本地找过各种律师和中介，希望能有好的办法留下来。

“可能是因为过去两年里我已经来了三次美国，而且我上一次待得比较久，基本待满了六个月”，她认为这是自己入境时签证被撤销的原因。

虽然韩余和胡小姐想要在美国学习或者工作，并且在此长期生活的梦想破灭，但他们想要“润”的念头都依然存在。

韩余告诉记者，自己“走线”之前，并没有觉得美国多么多么好，只是因为身边有人这么做了也成功了，才亲自去试了一试。但是在美国工作了一年多之后，他越来越喜欢美国。

胡小姐则开始计划申请欧洲或者澳大利亚的学校，并咨询了中介公司。

“我是一定要离开中国的，现在年轻人找工作实在太难了，我22年大学毕业，同学里不少都没找到稳定的工作，也有一开始工作了然后被炒的，也有送外卖的。我在美国的时候发现，工作岗位还是很多的，有一次我看到加油站的员工都能赚大几万美金”，她告诉记者，“中国现在太死气沉沉了，我现在就是啃老，因为看不到什么奋斗的希望。但也没想好到底怎么润是最好的，我还有亲戚说介绍个老外给我，结婚之后润出去。反正再看看吧。”

还有人记得卢安克吗？

这可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的故事曾在十多年前被中国人热烈地讨论，如今再提及简直像上个世纪一样久远。这个出生于中产家庭的德国人，在中国广西一个贫穷的小村子里教了十年的书，当时的人们称呼他是当代白求恩，不计报酬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他曾被提名感动中国候选人，但他写信拒绝了。

在那个大家都想从乡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过个人努力和时代机遇改变命运的年代里，卢安克没有任何功绩主义的目的，做教育不是为了改变和成果。有人看到卢安克的故事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会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颠覆。”后来，在各种压力之下，这场教育实验以失败告终，他离开了那所学校，自此消失了很多年。

在消失的日子里，关于他有许多谣言，有人说他被驱逐出境，有人说他来中国目的不纯，他被谣言困扰，一个个举报那些造谣的视频，即便无效也不断重复举报，因为这些关注他不敢做事，偏头痛严重的时候他起不了床，头脑里一直重复一些幻觉。这些年他辗转多地，经常遇到签证的问题，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

今年六月，我在广西防城港见到了卢安克，还有他曾经的学生。他造了一艘帆船，每天出海。那个曾经对教育投注了巨大热忱的青年变老了，他失去了某种理想，接受了一些失败，但似乎也获得了新的自由。

“我受不了这种关注”

去见卢安克之前，他在邮件里重复了好几次，“我不希望你来记录我的生活。我想保留自己的隐私，害怕作为公众人物。”我向他承诺，在得到他的允许之前，我不会写，他答应见我一面，随即就要删除我的微信。

在更早前写他的文章里，一位记者说，一个电视台同行曾要挟卢安克，对他说，“你要不接受采访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这个节目最终没有播出，记者猜测，因为媒体的常规经验，在卢安克面前行不通，片子没法编出来。

我怀着好奇与忐忑，做好了只是见卢安克一面的打算。对于很多人来说，卢安克也许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久远的时间里听过，但已经淡忘。他是一个来中国乡村支教的德国人，但和那个年代的很多支教老师不同，他不是要送小孩走出大山，他就是喜欢乡村和小孩，他不喜欢城市有太多的要求和压力。在那个大家都想从乡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过个人努力和时代机遇改变命运的年代里，卢安克没有任何功绩主义的目的，做教育不是为了改变和成果。有人看到卢安克的故事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会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颠覆。”

卢安克个人网站

卢安克最后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是在2012年的央视采访里。那时候媒体和公众眼里的他，是一个理想化的存在，一个出生在德国中产家庭的年轻人，克服种种困难来到中国广西的贫困乡村做了十多年志愿教师，大家称呼他是当代白求恩，不计报酬将青春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他曾被提名感动中国候选人，但他写信拒绝了。

巨大的声名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不断有人给他写信，甚至坐在他床头等他醒来，很多人被他吸引去支教但又很快离开，有陌生女性崇拜他，要嫁给他。小学校长对人说，如果他再不走，我都快成精神病了。为了避开这些，他曾短暂回到德国，但后来又重回板烈。他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其实我有承受的能力，只不过现在的情况要求我学会和发挥比以前更大的承受能力。你放心，我会学会。”

但现实比他预料得更加复杂。2012年后，他几乎消失了，不再接受采访，不参加公共活动，但互联网上关于他的传言更多了——有人说他被驱逐出境，有人说他的网站被关停，还有人诋毁他与学生的关系。

这些事情持久地影响着卢安克。2018年，做理疗和研习“能量”的朋友大白为卢安克治疗身体，那段时间，卢安克每天坐在门口等大白，下雨了他也蹲在门口，“孤独、真诚同时又渴望着什么”，大白告诉我，他那时见到的卢安克，身心疲惫，腰椎受损，偏头痛，精神状态很差，正被各种不真实的、编造的、无中生有的网络内容困扰，他又无力去说明。大白感觉卢安克很需要跟他聊天，他们有时什么也不说，卢安克就在空白的A4纸上写作，这后来集结成《寻找你内在的自然》，卢安克写：“有人给我转发某些人制作的关于我的大量视频，我看到是那些转发率超级高的。我受不了这种关注，都不敢做事，怕控制不了这件事情后失去自己原本自在的生活。于是，我就去举报这些视频，即便无效也不断地重复举报。”

如今的卢安克已经不叫卢安克，10多年前他放弃了这个名字，他不想当网络报道里的神话，只想过一种没有期待的、自在的日子。他现在的名字是卢恩卡，学生和朋友们都叫他老卢。

我给他发邮件，那时他正在福建的村落里，后来他来到了广西防城港。他答应见面后仍然很忧心，我后来知道，在我们约定见面时，卢安克正住在大白家，他跟大白说有人要来找他，“大白以后你帮我把关，往后想找我的人先经过你，你安排的我才见，你不安排我不见。”

我不想再参加这场淘汰赛

我们约在广西防城港的帆船基地，见面那天，卢安克从一个小房间走出来，个子很高，驼背，因为很瘦，篮球服在他身上显得空空荡荡，他黄色的头发还和十多年前一样，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他今年58了，右眼有时会陷在层层叠叠的眼皮里，他就像一株蕨类植物，迟缓，安静，很少直视人，为了不那么显眼，他从很小就一直弓着背，他因为长太高而不好意思。

因为帆船技术好，卢安克被朋友拉来帮忙，离开板烈后，他不愿意上班，只是想有地方玩帆船。

事情比我想象的顺利，他几乎很快就答应了让我写他的故事，还让我见见他的朋友们。 他提出一些要求，不能写隐私，一旦问及他就会生气；他不想只写他自己，他想要写他的伙伴们，那是他在板烈的学生，他们在筹备成立户外活动公司。这也正是我的计划，几天后，阿辉和文道来到防城港。

阿辉和文道都很瘦，他们是壮族人，皮肤黝黑，阿辉23岁，文道22岁，他们背着户外徒步背包直接来了帆船基地，放下包就跟着老卢干活。卢安克每天带他们训练帆船，他们总是一起行动。从阿辉和文道有记忆以来，卢安克就来了板烈。他们一起游泳、捉鱼、爬山、找野果，每个周末，孩子们都要排队等卢安克的时间，邀请他来家里玩，他们大都是留守儿童，卢安克从一个山头走到另一个，陪伴完一些孩子又去陪另一些。有一次他们四个人在楼顶上睡，看到一颗流星，“它的光是黄色的，尾巴的光是绿色的，在飞行过程中爆炸了两次，我们四个人同时看到了，有你在吧？”他问阿辉。

谁抓到眼镜蛇，谁又很会捉泥鳅，老师们还经常截胡他们的泥鳅和田鸡，他们的对话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卢安克说文道一直是一个快乐的人，他记得文道小时候很喜欢爬树，板烈村口有一棵很高大的树，他们喜欢像小鸟一样在树上吹风，有一天文道爬到树上，摇啊摇，最后跟着断了的树枝一起滑下去，茂盛的树枝和叶子护住了他。

海边的下午，太阳暴烈，卢安克坐在树荫底下，背对着沙滩。我问他为什么离开板烈、不再做老师，他说有两个原因——两个都不好说。“我不想讲，讲会伤害到别人。”

卢安克和阿辉

沉默了一会后，他说，他也早就觉得做老师让他头疼，要满足上级要求，管好纪律，但他只是因为兴趣想跟小孩一起创造。

这种疏淡的回答让我有些困惑，他在2009年的央视采访里说，“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们了”，这个地方有他的命，如果离开，命就没了，“心都死去了”。他那时对教育的热忱和坚定，为学生的忧心和情感，与此时再谈及教育的平静，形成一种极大的反差，那种极为强烈的情感消失去哪了？

1998年，30岁的卢安克在德国给广西教育厅、初中学校和100个与慈善有关的部门写信，说他想去中国最穷的地方当老师，除了食宿不要钱，但是没人给他回信，直到后来朋友有一个中德翻译的工作，他才得以来到中国。

他的教育实验没有标准和规则，让教育去适应学生，他觉得每一个标准的建立，都是在剥夺学生的感受和特点。他根据生活的需要去寻找一些真实的任务，他会带着学生观察植物的生长凋谢，记录一种植物从萌芽、生长，到开花、凋谢和结果的不同阶段。他会让他们蒙着眼睛摸树，爬坡，感受石头之间的河水，再根据触摸的印象把树画下来。把墨汁滴入河流，观察河水的流动。

卢安克刚去板烈小学时，他发现这里的小孩特别喜欢打架，疯狂地比武，甚至会想伤害对方，拿石头砸对方。学生都喜欢看电视，卢安克就写了一个《和平剑》的剧本，让大家拍摄，主角容志历经冒险得到和平剑，但剑有两面，一面是保护一面是伤害，只有抵制诱惑和欲望，容志才真正成为英雄。一年的拍摄结束之后，他给孩子们谈了和平、宽容多样的生活，也谈到了放弃报仇的历史故事。“这一天，我们班里非常和平，完全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一种美好，我想假如没有我们的电视剧，学生就不会好意思说认真的话，我们的谈话也不可能这么有深度和力量。”

他还带着学生修建了一个游泳池。从水深、面积、如何省材料、山洪暴发等等情况开始讨论，他提问，学生来找解决方式，让他们画图设计、测量河段宽度和河流坡度，学生们从教室走到河边，突然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在现实里去测量宽度、坡度、高度，但有几个学生完成了任务，还有三个头脑灵活的学生爬到了树上去观察。让卢安克感到意外的是，最后学生画出来了可以用的水坝设计图。

大人们对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自愿来帮忙，他们加入以后学生又不敢做了。“因为他们觉得大人不承认他们的世界，不把它当成认真的。”大人们都在担心孩子们能不能把水坝建好，想要自己干或是请师傅做，只有卢安克担心孩子能不能经过自己参与学到东西。他不让大人干，否则孩子们不会参与到有意思的任务里。

没有了大人的加入，孩子们合作的很好。完成水坝建设后，孩子们每天中午都去里面游泳，高兴极了。他还带着学生们一起创作了建水坝的歌。

班主任对卢安克说：学生这几天写的作文比以前有活力、有趣和有特点了。他让卢安克多多发起一些活动。

卢安克发现学校的教育用考试和标准去对待学生，只会消灭他们原本的情感和思想，让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不相信自己，否认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所以他做的教育不是教学生去思考，而是教育他们的行为，思考就自然会出现。

但这样的教育没有标准和目标，常常让家长和学校感到害怕，这样怎么能管好学生成绩？他曾这样回应质疑他的家长，“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和生活带来的、自己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任务。我想给学生走这条路和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去板烈村之前，卢安克遭遇了很多失败。他有时候心情低落，“我还是失败了，失败的是我这个人，是我这种性格的人，不是我的教育。我这种性格的人不适合我们的社会。”在南宁的中学教学时，他想教有创造力的英文，如果学生能写出“Run like the kite；I can fly a bike”，这是多么有想象力的句子，但是在中国的考试里，这些句子都是错的。在考试时，他教的班级英文成绩最差，只有六个学生及格，家长不满，他停止了英文教学，去往更贫穷的山区。

2001年卢安克在东兰县隘洞中学教初二，每隔几个星期班上就会减少几个学生，无法达到学校和父母期望的“标准人”只能被淘汰，卢安克在书里中写：“我不想再参加这场淘汰赛，也不想再看到我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少。教育是不是只为了优胜者？如果我也加入到这场淘汰赛，毫无疑问会失败。”他说他尝试过写中考英语试卷，连80分都得不到，而在东兰县的中学，中考如果每门课不超过90分，就上不了高中。直到他来到更加偏远的板烈村，这里的学生家长家长对他没有任何要求，没有教学标准概念，他们常年外出务工，回来就请他吃饭，感谢他把受伤的孩子送去医院。

卢安克最初来到中国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狂飙，中国社会对外部世界抱持着一种善意、好奇和开放的态度，和其他国家的民间交往也变得更多。一批批带着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外国志愿者也在那时陆续进入中国，他们参与英语教学、扶贫援助等社会服务工作。比如1996年到1998年，作家何伟就以“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去重庆涪陵教英语，在他去之前，学校里有来自德国、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的志愿者。

但近十年，随着环境的变化，很多外国志愿者都离开了中国。卢安克不想离开中国，但对他来说，自由的教育实验空间越来越小。曾经他和学生都有着极大的自由，他们玩水、爬山、抓泥鳅，但慢慢地，学生只有周末才能出学校，教育也变得有越来越多的规范和规定，他之前能做的，后来都做不了。他的居留身份也出现了问题，他原本在广西共青团做志愿者，用志愿身份解决工作签证的问题。但后来政策收紧，他不得不“入职”某民间教育公益组织，组织希望靠他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要求他培训老师、参与媒体活动，这给他带来很多压力。

板烈村的变化也很大，通了水泥路，盖起了楼房，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县城。2013年，阿辉也离开板烈去读县城更好的小学，30多人转走后班上只剩10多个人；2021年，村小被撤。

卢安克在板烈村的教学一直都处在半合法半非法的状态，随着关注度变大，某个负责人让他远离教育活动。也总是有人对他有很多期待和要求，希望他承担更重要的角色。“我并不想指导他们该怎么做，只想自己做而已。在满足不了他们期待的时候，在心里产生的压力让我感到无法呼吸，让我生病。”

那几年他得了甲状腺肿瘤，医院问他有没有保险——有保险的直接办住院，没保险的“先回家观察”。他没有保险，他知道那是因为压力导致的。他辞掉了那份涉及媒体、培训、影响力的工作，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一年半后再去医院检查，肿瘤消失了。

现在，卢安克平静地告诉我，他觉得教育“不好玩”，“是不自然的，是人类制造的东西”，而那个持续十多年教育实验他已经记不清目标，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那时候又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热忱。

卢安克有家族遗传偏头痛，前几年被谣言困扰时，他发作得很严重，最疼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一周，起不了身，头脑里一直重复一些幻觉。后来他就不去思考那些会让他头疼的问题，他也主动避开那些可能会让他偏头痛的人和事情，他常常记不清年份，事情和因果。

唯一清晰的事情是，他仍然喜欢自然和小孩，不做老师之后，卢安克还是会找很多机会偷偷回板烈玩。一放假他就从南宁回去，跟原来的学生一起在山林里探险。“我的身体离开了板烈，但心是拿不走的。”他写，“到了城市之后，我就成了一个没有心、没有灵感的人。再也创作不出什么了，心像枯萎了一样，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失败是一种特别强的优点

身为教育者，卢安克最终做到了什么吗？这场极其理想主义的尝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那些孩子？卢安克说，他不知道，他让我去问他们。

煎蛋在晚上10点多跟我通了电话，这时他才刚刚下班回家。他现在在深圳一家证券公司做客服，他不懂股票，接受了一周的入职培训，很快他就考证上岗，一开始还是不会，公司的人教给他一些话术，他现在觉得很简单，几套话术来回用。这份工作收入五六千，要求他996，入职没几个月，他就想辞职，但他想存一点钱，坚持到年底，明年去防城港加入他们。

煎蛋不喜欢深圳这座节奏太快的城市，在路上走慢一点，后面的人会踩到他的后脚跟。每周放假的那一天他哪都不想去，像醉了酒一样地活着，工作会累到车钥匙都忘记拔，鞋也没脱，就倒在床上睡到第二天。

他过去在一所大专学校学计算机，学校安排的实习单位每天上班12小时，煎蛋待四天就走了，班上有一半多的人都坚持实习了半年，最后还有几个人转正，过着每天上班12小时，工资4000的生活。尽管不知道喜欢什么，要做什么，但是他知道自己不想过这种生活。

阿辉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大专学幼教，不喜欢，转去学汽修，一两个月他就没兴趣了，进厂实习，他待了八天就走了。他跑去福建东山岛找老卢学帆船，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大海。后来老卢带他认识了做户外的朋友，学校也不念了，阿辉穿着拖鞋短裤开始做户外，后来把煎蛋、文道、大象也带到这家户外公司，他们待在一起很快乐。

不过有时候，这家公司让他们做了很多跟户外活动不相关的事情，比如装修房子，搬东西。老卢介绍他们来，怎么也得干，不然老卢人情怎么算呢？但公司只有在暑假时收入才不错，平时钱很少，如果大家都留下来，每个人分的钱就更少了，半年前煎蛋和文道决定离开去找别的工作。

卢安克、阿辉和文道

他们也会跟老卢吐槽，老卢说这确实不应该，他跑去跟朋友说，“他们干那么多活，你们怎么给他那么少的钱呢？”但是这基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老卢这个人是比较单纯的，别人说什么他就会信。”于是后来老卢说不如做我们自己的公司，阿辉和煎蛋说干就干。

在一个以成绩决定如何对待小孩的环境里，卢安克的学生们都遭受了很多否定，老卢不这样，只是跟他们一起玩，但他们难以清晰地表述这其中的影响。但他们似乎最终都成长为了相似的人，喜欢就做，不喜欢就逃，不勉强自己，也不依赖某个体系、文凭，宁愿自己去闯荡，他们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力量。

但生活也不是完全自由的，煎蛋正在平衡一些事情，比如家人的期待、对金钱的不安全感。前段时间老卢说煎蛋，“被深圳的工作害得变得没有心了”，老卢觉得他对公司的事情不上心，他不理解他的不安，他叫煎蛋来防城港，煎蛋不去，公司刚刚起步，去了也没有工作，吃啥？“你来了不就知道有没有了？”他反过来说卢安克不吃肉，不花钱，对钱完全没有概念。

阿辉和煎蛋在板烈村小学出了名的顽劣，还在读二年级时就去找五年级的单挑。煎蛋经常和阿辉打架，他经常被打哭。打完了，老卢就会过来问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去游泳？于是他们又和好了。老卢不会制止小孩打架，只会要求不能用工具，并建议他们在水里打。煎蛋后来意识到，老卢把他没有地方释放的精力和攻击性，从对人引导去了自然，上山下水比抢人弹珠好玩多了。

大专毕业时煎蛋不知道做什么，迷茫又慌张，阿辉叫他去厦门做户外教练，他问老卢的想法，老卢问他，你是不是真的想做这件事？你真想去做才有意义。刚带团，他心里没底，不确定要不要模仿别人的风格，老卢说没必要参考，你想怎么带就怎么带。有一次活动他的手上被烫出巴掌大的水泡，脾气变得暴躁，老卢说你平时不是这样的，你试着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他翻译过一本非洲人的书，“火的试练”章节有说到类似的事情。煎蛋一边觉得他是个老神棍，一边又会试着去相信他，最后发现是有用的。卢安克从不强势地引导和干涉，说的话都很平常，但煎蛋觉得很有力量，待在他身边总是很平静。

那本非洲人的书是关于考验和疗愈的，很难总结，大概讲了一些水、火、土、矿等自然的试练，以及集体如何通过接纳、观察、支持来治愈人，让他找到自己的理想。这很触动卢安克，作者Malidoma Somee在4岁被带去西方接受教育，20岁回到传统部落，他和部落中的年轻男性一起接受迟来的成年仪式。Somee活在西方的系统思维和家乡的自然思维之间，这就像卢安克，活在西方的系统思维和壮族的自然思维之间，他说自己就像一个链接者，他的使命或许也像Somee一样帮年轻人找到使命。在板烈的时候，他曾创造出一个能给他归属感的世界，但是最终被破坏了，他又开始重新寻找新的使命，但下一个，他还没有找到。

 出版社的编辑曾出题想测试卢安克的教育成果，看看他的学生和普通学生有什么不同。他不感兴趣：“那测不出来我关心的事。我关心的是，他们有没有归属感。”

段高明，创新教育从业者，他也好奇过这个问题。段高明是阿辉的朋友，他想认识老卢，阿辉跟他说，你先跟我们玩，再跟老卢玩，这更自然。后来卢安克告诉他，板烈小学的学生，有人当老板有人进工厂，有人死了有人有孩子，很多人不愿意告诉卢安克在干嘛，卢安克知道因为他们在做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二十多岁的声音听起来像四五十岁。

因为都是教育者，段高明看央视采访卢安克的视频看得热泪盈眶，他感叹一个学生这样理解老师真值了——“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但老卢告诉他，说出这句话的孩子，长大后去做了传销。

就像抬杠一样，但是段高明知道卢安克说的是真的。他说自己能感觉到卢安克的遗憾，卢安克说完这些，便不会再继续说什么。他也感觉这是所有教育者都会面对的问题，你陪伴学生的时间始终是有限的，影响也是。卢安克之前总是跟他说，对学生不要有目的和期待，优秀积极努力这种标准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堵墙。但是放下期待很难，他又去问老卢，卢安克说可能等你经历更多事情，等你更老了，也就更容易放下了。段高明想起《心镜》里有一句台词是：“所有的意图都会带来相反的结果。”

央视记者每年底都要送节目去评奖，2009年记者提交了卢安克的专题节目。对方打电话来说，这个主人公没有做出什么成果，不容易得奖，换一个吧。很多人看卢安克的故事后的第一反应都是：他在乡村到底有什么成果？教出了什么牛人吗？面对这些问题，记者难以回答，因为非要衡量的话，卢安克更像是一个世俗标准上的失败者。卢安克刚来板烈小学时的一届学生，46个人里只有8个人坚持到初中毕业，大部分都去城里打工，一个孩子父亲指责他说，儿子就是因为学了你才变得老实吃亏。

关于失败，卢安克曾在书里这么写。“如果我的父母希望我满足社会承认的一种角色，我的做法也会让他们失望。世界上很多人看起来好像他们没有安排自己生活情况的能力。我的中国朋友经常对我说，你帮不了自己，你怎么要帮别人？他们不理解我。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发现这种失败其实是一种特别强的优点，并给予了我能够不依赖任何腐败做法的能力。我虽然在社会中安排不了自己的生活，可是能做到超过角色的一些事。德国著名哲学家、作家席勒也属于这种情况。他在学校时是他们班语文最差的一个学生。我以前在上学时也是这样一个‘失败者’。因为我的外语太差，我不能上高中。当时我也不想上。后来我从来没有赚过正常的工资，也好像永远成不了家。不过我现在在社会上做的事，别人不敢做。”

我只能做简单的事情

目前，卢安克生活在贫穷、简朴和自由中。他的工资常年都是一个月500块。老板问他一个月需要多少生活费，他说500，于是就这样定下来。有时到了月底，大白开玩笑问他，500花完没有？还剩几十块，他要请大白吃面。

在大白的调理下，卢安克的身体好了很多，但一旦坐久了，他还是不舒服，他就要站起来走一走，双手往后抻一抻，左右晃晃脑袋。大白觉得他的身体要继续调理，但是卢安克不敢接受，“他知道我收费很贵，他觉得亏欠我太多，没办法再接受我的帮助。”

防城港东方红快餐店的老板小志让卢安克免费去他店里吃饭，他跟家里人说，老卢就吃几个青菜，花不了什么钱。一起去吃饭时，我们的餐盘上都放了计价牌，“你看，我的没有，阿姨都认识我。”卢安克很开心，他和很多人分享了这件事。

有段时间卢安克住在小志家里。为此小志说服了有洁癖的、在异地的妻子，“他尽心尽力在一个村落付出自己的青春去陪伴那么多小孩，我觉得也不应该到这种地步，能帮肯定要帮。”

卢安克会在抖音橱窗上卖一些球服和户外用品，这些平均每个月给他带来两百多块的收入，好的时候有1000，他会跟朋友高兴地分享。不止一个人质问他是不是真的卢安克，他回复说：“当然，一个传说不会加橱窗的。但我是一个普通的需要吃饭的人。”

这些年他当然不缺赚钱的机会。有人建议他办学，他说他喜欢陪伴小孩，但做校长要陪伴领导。也有人建议他发挥影响力，邀请他去演讲，他说他不会讲，他们让他站在旁边，找人替他讲，半个小时8000，他不去，这不真实。

一个占据全球市场份额20%的皮划艇公司老板曾跟卢安克说，等船完善好以后，他可以批量生产。但卢安克已经有了一个船，他不想再做，他把新的设计图放在网站上，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使用，他不想通过信息、方法和资源赚钱。

设计了“归属自然”的户外活动风格后，朋友注册了品牌，但答应他会做到开放共享，后来其中有人想把这个风格变成课程体系。“别人想把归属自然品牌垄断，我只能努力表达我的态度，让别人知道这不是我想的，但是最终他们还是会干，事情要发生就允许它发生，否则自己要拼命的，活不久。”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发生。有人建议卢安克办交流活动，他不办，但对方自己偷偷发了招募通知，以卢安克的名义举办创新教育活动。他帮朋友的户外公司设计线路，疏通关系。他问过朋友，有没有设计费？对方说没有，他就不再问。营期收费单价很高，但其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分的少了，“数字那么高，欲望就大了”，卢安克听人说，因为钱朋友会变成敌人，他不想这样，就不再去要。卢安克承认他委屈，但“委屈就委屈，人生是这样。”

在帆船领域，也有一个朋友要做课程体系。朋友在电话里描述着要怎么设计，大白听到电话里的声音，沸腾，热血，做大做强，垄断，他又看了看卢安克的表情，没有任何的波动，没有兴趣。

卢安克总是在一个领域做一些年就离开，因为事情总是变的更加体系化，人的感受被标准替代。他描述这些朋友，他们都想做大事情，“但是我做不了，我能力有限，就只能做简单的事情。”

从小到现在，卢安克从来都没有依循过一种标准。卢安克用“非常不正常，也非常奇”形容他的成长过程，他和哥哥性格内向温和，对外部世界没什么表情和反应，但是其实他们的感受很深。他说，当身边有别人被骂时，即使不是骂他们，他也会非常敏感和在乎，并且被吓得不敢在别人被骂之后吃东西。他无法分清楚犯错的是自己还是别人。

因为他没有反应，别人总是欺负他，甚至后来为了让他有反应去欺负他，“可是，他们一次也没有成功地让我参与打架”。在他13岁时，他不懂反抗别人的欺负，内心甚至希望别人把他杀掉。老师想要教他们如何去反抗，但是很快放弃了，大人给他们讲许多英雄要面对问题的故事，痛苦并不是没用，他从痛苦的经历里得到面对问题的力量，他这样总结。

有人对他妈妈说，她的两个小孩总是白日做梦、没有意志、太虚弱，想让她改掉他们的弱点，妈妈不听，愿意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特点发展下去。爸爸本来是建筑设计家，受他们的影响他开始对教育产生兴趣，在45岁时改行做了一名注重孩子天性的小学老师。父母为他们选择了一所注重孩子天性的学校，上学没有课本，都是学生们自己写的。

他们一家四个兄弟姐妹，只有卢安克读了大学，其他人都不想上大学。卢安克没上过高中，不过后来他把自己的工业设计品给汉堡美术学院的教授看，教授认为卢安克已经具有了学院也无法教育的创造性，可以通过增加知识让他实现头脑里的东西，最终接受了他入学。

一个曾在西藏拉萨开办盲人学校的德国盲人对他说：“因为我小时候成了盲人而遭受欺负，因为社会不把我看成是一个完整的人，我就需要培养我自己的一种力量，帮我自己再找到社会中的生活。我长大之后，我就依靠这种因为受到欺负而培养的力量，一个人去西藏办学。”卢安克觉得自己跟她很像。在他的成长过程里，别人也一直不承认他的性格和个性，他也一直依靠受到欺负而培养的力量。

在卢安克身上有一种矛盾，受伤的、想要消失的欲望和身为教育者想影响人的、不断表达的一面，大众以为他消失的时间里，他在抖音上更新了两百多个视频。很多人把他当作人生导师，一个从农村一路读书考出来的女生，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公司工作，但她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无数次想离开，她想去拜访卢安克，想像他一样服务他人，做类似的事业。卢安克回复说，“我没有为他人服务，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来拜访我不如你听从自己的内心，直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人问他，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像你一样的强大内心？他说“我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弱。很多时候是放弃了目标和要求，才变成我现在的样子。”

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死了之后呢？

顺着风浪往大海走，有种走向无限的感觉。卢安克喜欢玩帆船，因为玩帆船不需要思考，所有的反应都从感觉中来，风浪大时，他控制着船几乎垂直于海面，在将要翻船的极限，我们都用力往后仰，不自觉地想用身体去平衡船倾斜的力，卢安克直直地坐在边上。

卢安克的帆船叫Amaran，在马来西亚文中是“注意安全”的意思，他曾在印尼碰到一群小孩，他们告诉他自己来自Amaran岛。

离开板烈后，卢安克经常去印尼，在哥哥生活的村子待几个月。卢安克来到中国乡村做支教时，他哥哥给国际组织绿色和平做志愿者，后来去了印尼的渔村，他们都过着一种没有保障的，没有要求的，自在的生活。

印尼渔村没有任何必须要做的事情，不需要上班、完成指标，只需要依照自然的节律打渔，自给自足，人和人是伙伴而不是雇佣关系。他的朋友威尔说，“如果人生建立在交易竞争效率上，追求更多更好更快，并不会带来更幸福的生活，这几年我们也都感受到了。卢安克一直都践行另一种路径。”

卢安克跟威尔分享过一个小事。渔村里的人不对生活进行任何计划，正吃着饭呢，看一眼天就决定出去打渔，路过时会问一句，“你来不来？”你不回答，渔民也不等你。如果你放下所有的恐惧和准备，站起来就跟他走，那你可能会收获一场从未遇到的冒险。这种无目的无期待无计划的生活很吸引他，他不喜欢被控制的、单一的人生，他就喜欢那种回答不了为什么、不为了结果的人生，他在这里找到了内心的某种平静，

6月中旬，在我离开防城港的前一天，卢安克和学生的公司注册遇到问题，这意味着他的签证办不下来，他可能要离开中国。那是我第一次见他露出沮丧与焦躁。他不想回德国。他在中国更自由，有朋友，偶尔做一些事情就可以。但德国有很多标准，工资标准，建房标准，买保险的标准，他要找一份工作。

他也慢慢变老了，去年卢安克受过一次伤，爬树掉下来骨折了，让煎蛋有些担心，“小时候我们爬那种树他根本不可能会摔，跟猴子一样，从那一刻我就觉得他确实真的老了，那时候也真正意识到他50多岁了。”

小时的学生，现在的伙伴，他们每天坐在海边，等着风来，风来的时候，就可以出海了。海边经常下雨，雨大的时候天空迅速染成墨黑，海面也变得灰暗，近海处一片显出波光粼粼的亮色，阿辉问卢安克，那一片是风更小吗？是的，卢安克说，他们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向他提问——有的他知道，有的他不知道。小时候，他们最常问的是：“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死了之后呢？”现在不问了。

雨大的时候，风会停。等雨停了，卢安克选了一件亮黄色的救生衣，他和阿辉坐在一旁，看着刚学船的文道练习。文道手上忙一会儿就卡住，抬头看老卢，老卢一点点教他，直到帆升起。他们三个人合力把帆船从沙滩上推入海中，用力一送，当船快飘出去时，他们跳上去，卢安克坐在船尾，握住舵，风推着船往海中央去。

八月，我收到了他的好消息，他托学生转告我，手续办下来了，他可以在中国再待两年，但等到60岁他就没法再办理工作签证，到时候要去哪里呢？他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