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你正在开会、通话或开车，手机突然停机；又或者身处一个完全陌生、没有网络也没有电的县城，突然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你该如何应对？

最近两年，类似遭遇发生在很多普通人身上。为配合反诈工作，电信运营商建立的大数据模型会在监测到号码使用异常时，自动执行“保护性停机”。

然而，模型触发机制不明、复通程序繁琐，“保护性停机”引发了部分用户不满和投诉。一些用户甚至将运营商告上法庭，试图揭开这套神秘的系统。

文丨魏芙蓉

编辑丨王珊瑚

停机来得毫无预兆。今年10月，李敬背着行李，从尼泊尔一路颠簸三十多个小时的大巴，又徒步三小时，终于抵达中国边境口岸。他掏出手机，准备开启旅程的下半程，却发现——没有信号。

以为手机欠费，他又往里充了两百块，依旧毫无动静。李敬有些懵。

38岁的李敬算得上资深户外爱好者。这趟他精心规划的旅程里，先完成尼泊尔徒步，入境回国后，打算再继续前往珠穆朗玛峰、冈仁波齐。前半程顺利，但突如其来的停机，不仅打乱了他原定的行程，也让他接下来经历了一场现实版的“人在囧途”。

抵达口岸时，当天最后一班车已经开走；要叫车，只能打电话。没办法，李敬请求海关工作人员帮忙叫了车。

按理说，移动支付时代，只要还能上网，就不至于寸步难行。路上，他连着司机的热点付了车费，想着下车再找地方“蹭流量”。可晚上八点，他抵达下一个站点时，有些傻眼了。

珠峰脚下，海拔四千多米的聂拉木县一片漆黑，只有几盏路灯亮着。他抵达前两天，这里刚下过一场大雪，整座县城停电，街上散着些微弱的烛光。看不见行人，也没有开门的店，更别提无线网或热点。他在这座陌生的县城里几乎无计可施。积雪没过膝盖的街头，他哆嗦着拨通了移动的客服电话。

●聂拉木县的大雪，讲述者供图。

这通电话里，李敬第一次听说了“保护性关停”。客服解释：运营商系统检测到他的号码存在涉诈风险，为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对他的号卡暂停了服务。至于“风险”从何而来，他后来才从运营商工作人员处得知，是因为他转机时经过了曼谷。

突然遭遇停机的案例并不少见，也并非单家运营商的情况。近期同样被多家媒体报道的还有湖南一个医生的经历，从手术台下来后，他发现自己手机号莫名“使用异常”，理由也是“涉诈”，被关停二十多天，无法与病人取得联系，携带无犯罪记录证明才成功复通。

没有违法却被突然停机、甚至反复停机，普通用户频频遭遇“误伤”，引发了大量投诉和网络讨论。其中，频繁来电、去电被认为是最容易“中招”的情况之一。广东的李大爷忙着联系亲友筹备儿子婚礼，电话打着突然就断；江苏一位饭店老板，生意黄金期处理订餐电话时突然停机，急得几次往营业厅跑；还有频繁出差和电话业务密集的人，半年内五次停机……

电话打多了不行，打得太少似乎也容易出问题。小雨为了纪念去世的外公，三年来一直保留着他生前的手机号，每月按时缴费、保持一次通话激活，今年9月刚充完几百块，也突然被停机。

虽然运营商会为停机客户提供复通服务，但规则繁琐，存在诸多不便。李敬被客服告知，恢复服务需要完成实人实名认证，有三种方式：线上验证，前往就近营业厅或返回号卡归属地都可办理。

这些办法对他来说一个都行不通。营业厅停电关门。他手持身份证录制视频尝试在线复通，昏暗的路灯下，人脸和证件怎么都拍不清晰，验证一再失败。

他请求移动客服临时开放三小时的数据网络，“让我去吃顿饭、休息下，找车去下一个目的地就行”。可惜请求未被采纳，客服只表示已登记特殊情况，将在48小时内给予答复。

“（如果等）48小时我都冻死在这里了”。

最终，他使用手机的紧急呼叫功能报警。当晚十点多，在警察协助下，他终于入住酒店，结束了这一天的窘境。

●中国移动新疆公司公开道歉。图源网络。

为什么没有违法却被停机？许多遭遇突然停机的用户询问客服时，得到的答复往往相同：“触发了反诈大数据模型。”

这个所谓的模型，其实是电信运营商为配合“断卡”行动而自建的风险监测系统。2020年全国开展“断卡”行动以来，电信运营商也应法律要求承担了一系列反诈工作。

中国移动浙江公司从事数据分析工作的葛长伟曾在社交平台介绍，他们不仅要执行公安下发的涉诈号码停机指令，还得进行信令监控，在发现疑似诈骗行为时与公安联动及时阻断。同时，运营商还会根据用户的基础信息和使用行为构建反诈大数据模型，监测和判断号码是否可能被用于诈骗。

涉诈电话卡、“一证（身份证）多卡”、长期不使用的“睡眠卡”“静默卡”、境外诈骗高发地卡，以及频繁触发预警模型的高风险卡，都会被重点关注。工信部和公安部的相关通告也要求，对这些号码必须启动“二次实名认证”流程。

在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为用户办理“二次实名认证”，已成为近几年的常态工作。“这种用户每天都会来好几个。”广东一位营业厅客服说，大多数都是因为触发模型预警系统被停机。系统会将号码分为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只有低风险可以线上认证复通，中高风险则必须回到号卡归属地的营业厅办理。于是，他们经常遇到专程坐飞机赶来复通的外地用户。认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人证相符，“拍一下人脸、身份证，核对本人，签个名就行。”

不过，由于普通营业员并不直接接触反诈模型，本地系统也不会提示具体触发原因，所以他们无法回答用户最关心的问题：我到底做了什么才被停机？甚至有客服的私人手机号也被系统停过。面对客户的追问，他们只能根据日常遇到的情况总结出一些“可能的规律”：短时间内频繁拨号、短信量突然激增、新开户后马上在异地使用等。“新开户的停机概率最高。”

不明规则的模型像一道神秘无形的筛网。在长沙工作的律师梁秋毫至今想不通，自己给一个政府部门的办公座机拨打电话，怎么会被认定为诈骗呢？

两年前，她以环保机构志愿者身份向四川省市场监管局咨询事项。对方座机无人接听，她便在一天内连续拨打二十多次。随后，便收到了一条停机通知短信。

对她号码实施“拦截”的，正是四川移动公司的反诈大数据模型。事后她得知，由于自己号码在短时间内出现高频呼叫、接通率极低、且存在异地呼叫等“异常行为”，与线下常见的涉诈模式相似，所以被系统自动识别为疑似诈骗号码，并触发关停。

被停机后，她按短信要求尝试线上核验，却无法通过；客服又要求她回到号码归属地四川办理。因为身在异地无法立即赶回，她的手机长期无法复通。2023年底，梁秋毫以侵犯通信自由权为由，将四川移动公司告上法庭。

在她看来，通信权与人身自由一样，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一个号码是否涉诈，也应由公权力机关和运营商承担核验责任，而不是把举证的责任转嫁给个人。

而且，她觉得四川移动用来判断号码是否涉嫌诈骗的规则既不合理，也不透明。作为律师，她长期出差、异地频繁拨号是工作常态，若按这样的逻辑，她岂不是随时都可能面临被停机的风险？她希望四川移动能够优化监测模型，修改电话检测识别和风险等级划定规则，并向用户公开相关规则。

“这个规则决定了一个号码的生死，这么重要的规则，到现在完全不透明”。用户“错了”却不知“错在哪里”，她担心这样只会让反诈模型“误伤”的概率更高。

梁秋毫的担忧并非多虑。手机停机一年多后，她终于利用一次回四川的机会办理了复通。当时营业厅工作人员提醒她：号码刚恢复，最好先在成都使用一段时间，或找人代用一段时间，否则离开归属地太快，很可能又会触发模型。梁秋毫赶着回长沙工作，而且她认为实名制电话卡交给他人使用，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她最终还是带着刚恢复的手机号离开了四川。果然没过多久，手机号又因触发模型被二次停机。

●梁秋毫诉讼案中，四川移动在法庭上提供的停机依据。讲述者供图

去年，梁秋毫与四川移动公司的诉讼转为合同纠纷，经过两次审理，均败诉。法院认定运营商不构成侵权，并驳回了梁秋毫提出公开反诈模型的诉求。法院认为，根据现行法律，电信企业不承担公开反诈模型的义务，而反诈监测模型以打击违法犯罪为目的，本身具有保密性不宜公开。

对于是否应公开模型规则，通信专家马继华给出了相同观点：不赞同。“如果公开这些规则，最先利用规则的是谁？诈骗分子利用漏洞的能力太强了。”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近年来，各地依托模型确实侦破了不少诈骗案件。案发频繁，且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安徽一位营业厅客服感慨说，今年她所在的公司及时阻断了一起伪装成医院固话的电信诈骗。模型最初只是监测到当地某医院的固话异常，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排查，发现医院弱电井门被撬开，里面被人私接了一系列用于盗打的设备。他们立即报警，不久后警方将嫌疑人抓获。

观察近年来围绕运营商反诈措施的诸多投诉和法律纠纷，马继华认为，运营商需要在“反诈效率”与“正常通信权”之间找到合适的边界。技术手段确实能够提高电信诈骗的成本，但只要尺度把握不好，就可能出现两类问题：技术管控太宽松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管控过于严格又容易误伤普通用户。如何在其中确定一个相对可行、透明的平衡点，对运营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事实上，自“断卡”行动以来，运营商承担了最前线的治理任务，也面临相当大的压力。有运营商内部的安全专家接受《IT时报》采访时披露，工信部会将每个月的公安报警数量作为三大运营商的考核指标。“对于我们来说，号卡涉案率是非常重要的指标。集团内部考核越来越严，比如在同省的三家运营商中，按照之前的规定，我们若是排在前两名，都可以加分。但后来考核标准修改了，即使排在第二名也会被扣分。如果低于集团平均水平，同样要扣分。”

为了介绍运营商为反诈所做的工作，中国移动的工作人员葛长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曾公布过一组数据。以浙江移动为例，2024年仅该省的涉诈嫌疑模型识别出249万条线索，涉及200多万个号码，进一步筛查后，有9万号码被管理停机，另对38万个号码进行了呼叫限制。

葛长伟也承认，模型误伤问题严重，“误伤比例非常高，引发投诉无数”。对此他很无奈，“运营商内部能掌握的用户信息非常有限”，“反诈模型面临着查全率和准确率的两难选择。”

这个核心技术难点，用更通俗的话讲，就是运营商并没有权限获取用户的通话内容。马继华解释，当前模型风险识别只能依赖通话频次、呼叫模式等外在行为特征。这样的技术前提下，模型的准确率存在先天上限。虽然几家运营商都在不断优化模型来尽量减少误判，但无法触及通信内容本身，“彻底精准”几乎不可能实现。

●一些用户被停机后收到的短信。讲述者供图尽管如此，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持续优化仍是当前减少误伤最现实的路径。不仅技术模型需要迭代，相关工作流程也有提升空间。

在与四川移动的纠纷中，梁秋毫就指出运营商在涉诈预警处理上的程序性瑕疵。按工信部与公安部的规定，运营商在发现号卡存在涉诈风险时，应先向用户发送提醒，并提供最长24小时的实名核验窗口期，再决定是否采取停机等限制措施。然而，梁秋毫的手机号在收到提醒短信后，仅1分3秒便被直接停机。

这一点已被法院采纳。法院在判决中强调，运营商不得随意扩大限制措施的适用情形，必须确保履行充分、明确的提醒义务。

近期，独立通信分析师付亮也在网上撰文提出优化意见。他认为，运营商在反诈流程中不应“轻易下判定”，除非警方或反诈中心明确认定，否则运营商不宜直接停机，而应遵循更审慎的梯度式处置流程：先提醒，再限制外呼，最后才是全停。一旦号码被暂停服务，运营商有义务提供便捷、可远程完成的复核通道，而不应要求用户必须回归属地办理。

如果这些问题得到改进，至少号卡的复通效率能大幅提升。正是困在“回归属地办理”这一要求上，在西藏，倒霉的李敬前后折腾了11天，直到他把遭遇分享到网上，引发大量讨论，运营商才为他开通了异地办理的通道，并公开道歉。

整个过程积攒下太多失望与愤怒。李敬说，由于无处求助，他先后多次报警，但无论是警察还是营业厅客服，都反复向他确认同一个问题：是不是搞诈骗去了？这让他觉得屈辱。为了自证清白，他甚至主动去了当地的反诈中心说明情况。

而小雨，那个留下外公号卡作为纪念的女孩，停机两个多月了，还在苦恼如何复通。去世的老人无法进行实名认证，为了留下那串号码，她跑了营业厅几次，始终没找到其他可行的办法。“只能安慰自己，这件事是强制让自己不再去想外公的离世，才发生的”。

（应讲述者要求，李敬、小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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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新故事。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孩子，给你多少钱，你会愿意生二胎？五十万？一百万？那三胎呢？又是多少钱？

中部某省M市给出的金额是：二胎96300元，三胎165100元。

这些生育奖励并不都是现金（尽管当地政府在宣传中常计算奖励总额）。钱将通过两种形式来到你手中。一种是流通货币：二胎、三胎的育儿补助、一次性奖励金等费用总计36300元、45100元；另一种是房券：二胎、三胎分别可以得到价值六万元、十二万元的房券一张。房券占据奖励总金额的62%、73%。

关于奖励的效果，M市有一份答案：2024年，这项生育鼓励的政策落地，该市新生人口较上年增长17%，八年来首次由降转增。当地媒体称：M市用政策“钥匙”打开了生育之锁。这篇文章被同步挂在政府信息网上。

在正常情况下，肉身是个人意志的载体，生育尤其如此——它只能由个人主动发起，由母体独自孕育，并最终娩出新生儿。这一过程无法被任何人替代，也无法被外力介入、更改。M市卫健委负责该项工作的领导显然理解这一点，他曾对媒体表示：“人口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凭想象做的，更不是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

生育鼓励工作之难，正难在任何政策都无法违背当事人意愿，往女性的子宫里塞入一个孩子。2021年放开三孩之后，全国不同地区都曾有过一些尝试。攀枝花是第一个生孩子发钱的城市（生育二孩、三孩家庭，每月500元补贴，共发放三年），但新生人口数据并无明显变化，此后几年，有其他城市做出尝试，也收效甚微。M市不是第一个生孩子发钱的城市，但却是成绩最亮眼的一个。

外部的政策真的可以影响个人选择吗？成功的为什么是M市？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到M市小坝镇的三桥村，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中国村庄，全村共有445户人家，一半人口已经外流，村子并无支柱产业。我们试图从这样一个村庄的执行中理解，政策如何打动人们。

但最后，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这里没有新故事。村干部在上级考核下想尽办法完成任务。村民们则大多表现得事不关己，如常生活。至于那些真的生下了孩子的女人们，她们的重要有别样的体现方式：从怀孕起，她们的各项私密数据被询问、登记：末次月经时间、预产期、出院日期、孩子吃母乳还是奶粉。而当一个女性想要打掉肚子里孩子，那就是她最受到重视的时刻。

两个正面典型

三桥村的苏芳一家很忙。2024年12月，她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为此苏芳和丈夫得到了8100元一次性生育鼓励金、每月育儿补贴一千元、价值12万元的购房券，还迎来了领导的慰问，媒体的采访。这一年，三桥村诞生了6个新生儿，其中有两个是三胎，苏芳的孩子是其中之一。

奖励和关注给苏芳一家带来新的烦恼。暑假期间，街道办的工作人员领着十几个人蜂拥而来，有记者也有领导。第一次，一众人都空着手来。第二次，街道办的工作人员问丈夫李亮：“是不是空着手你不欢迎我们？”隔几天送来东西。回答问题时，苏芳按街道办工作人员说的，“问什么就答什么”。记者问她，三胎补助多少？有没有拿到？什么时候拿到？拿到高不高兴？高兴，苏芳回答。她心里知道，“发表这文章，主要目的就是（宣传）政策。”

后来她在今日头条刷到过那篇写自己的文章，记者写错了村子的名字，也写错了苏芳的孩子是几胎。这样的队伍苏芳接待过两次，之后再有媒体找来，她一概拒绝。

孩子的爸爸李亮则纠结于房券是不是真的有用。他去不同售楼部问过楼盘价格，想用房券买来房子后再过户给其他人。销售无一例外先问他是否持有房券，李亮因此怀疑销售根据房券金额虚报高价。他还试图把房券转让出去，给这张价值十二万的房券打了折，定价几万块，但无人问津。李亮和村委会的人聊天，抱怨“我始终怀疑这（房券）是假的。”

实际上，苏芳生下三胎和奖励政策并无关系。她意外怀了孕，不想要，但李亮想要，“我们天天为这个孩子吵架”。他们的前两个孩子都是女儿，李亮一家都想要一个儿子。知道苏芳怀了三胎的人大多劝她去检查孩子的性别，她也考虑过，如果是女儿就拿掉，是男孩儿就留下来。但她没有这样做：现在赚钱这么难，（孩子）总是要拿掉的，何必再花钱？她一直犹豫到孕中期，李亮变得很规矩，每天在家做饭。她不再想打胎了。苏芳问过李亮：如果还是女孩儿怎么办？李亮长叹一声：那就是我的命。

苏芳家门口的衣架上，晾着小婴儿的衣服

三桥村不远处的南洼村，还有另一个生孩子的正面典型——带头生二胎的村支书孙浩。

媒体报道中说，“他多次做妻子工作，宣传家乡建设成效和未来良好发展前景，最大限度地消除其后顾之忧。”

2024年，根据公开报道，整个M市新生人口1049个，同比增长17%。当地媒体称，M市用政策“钥匙”打开了生育之锁。这1049个新生儿中，三桥村贡献了6个，南洼村贡献了2个。

在南洼村的村委会，我见到孙浩。他接受采访的经验比苏芳更丰富一些：从小孩出生两个月起至今，共有四次。每次问的问题都差不多，他感到疲倦，以至于我见到他时，对于每一个问题，他都说：忘记了。

孙浩的妻子怀二胎也是个意外。那时，她刚辞职，打算换一份新工作。妻子问孙浩，要不要把孩子打掉？他不置可否，也不觉得紧张，“打掉了就打掉了”。

当地媒体来问他：决定生孩子的当时是什么想法？生完孩子之后怎么样？孙浩含混地回答：没什么想法，生孩子……我没得想法。

我问他，“但新闻写，你就是为了政策带头小孩？“

“它说是，那就是了。”

我没能见到孙浩的妻子，无从得知她当时经历了什么。她对“媒体采访”更加不耐，听说我“想聊两句生育鼓励的事情”，在电话里干脆地回应：没时间。

两个妇女主任

蓉姐是三桥村的妇女主任。鼓励生育的政策是2024年春耕时节传达下来的。三月底四月初，镇卫健办通知各个村的妇女主任们开会，蓉姐学完会议精神，领着海报、横幅和任务回到村里，再把这些“物料”张贴在村委会办公室的外墙上、村公告栏里、十字路口旁，以及部分村民的家门口。

这些海报上都画着类似的场景：一对父母，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是个女孩儿，第二个孩子看不出性别，最小的男孩儿在父亲怀里，留着和爸爸一样的小平头。一家人在舞狮，红艳艳的，在他们的头顶上，写着六个金色大字：“人多多，福多多。”画面风格像是AI生成的。

三桥村村委会外墙，破损的宣传海报，发放补贴的银行卡被称为“生育荣誉卡”

妇女主任是生育鼓励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苏芳的三胎就是由蓉姐发现、上报的，整个孕期，蓉姐按月提醒苏芳做产检。2024年12月，苏芳剖腹产生下一个男孩。

三桥村是个中等规模的村庄，全村445户人家，近一半已经外流。要在这里找到一个孕妇并不容易。蓉姐的工作诀窍在于观察力、记忆力、人脉，以及绝不争先、只求保底的工作态度。

一次，远远瞥到某一户人空置在村中的房子办喜宴，没有被邀请的蓉姐第一反应是“今年结婚，明年大概率会生孩子”，从而四处打听其电话号码。见某家的老太太突然不在村中，蓉姐便与老爷爷闲聊一句：“婆婆上哪了？”

“照顾孩子去了。”

“生二胎啊？”

“有想法，总不过看他们（孩子）吧。”

蓉姐记下了，之后与相熟的人打听：他屋头有孩子没有？没有把握之前，她不会给当事人直接打电话。

此外，消息也靠口口相传。蓉姐有个姑姑，六十多岁，与她同住在三桥村。接到这项工作后，蓉姐悄悄叮嘱姑姑：“关注好外头的新闻啊，要是哪屋里有啊，就跟我说。”姑姑也不负所托，她带来六队一户人家的好消息。现在，别人家的好消息也成了蓉姐的好消息。

妇女主任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宣传政策，但蓉姐并不擅长游说。她通常拿着宣传册照本宣科，再委婉打听两句对方是否有生育意愿，倘若对方表现出摇摆心态，她便多说几句：有补贴总比没有强，想生就趁着有政策的时候赶紧生。谈到生育鼓励这项工作，她最常说：那别人不生你还能逼着人家？

小坝镇国道上空的宣传标语

同为妇女主任，蓉姐佩服隔壁陈庄村的敏姐。陈庄村是2025年镇上新生儿增加人数最多的村子——14个，超额完成任务（原本的考核指标是11个）。因为出彩的工作成果，敏姐接受过领导表扬，还曾向大家分享工作经验。

敏姐爱笑，待人热络。通常午饭或者晚饭后，外出的村民们都已归家，正吃饱喝足溜达消食，敏姐便拿上一沓宣传册，也转悠出去，遇上熟人就招呼：国家现在有鼓励生育的政策了，生孩子有奖励！

很快有好奇的村民凑上来打听：搞么子？

xx，快让你家媳妇生孩子！敏姐抽一张宣传册递给对方，半开玩笑地说道。遇上家里只有一胎的适龄对象，便委婉打听两句：你们家也只有一个小孩，有没有考虑哈？

敏姐劝说对方的主要技巧如下——

如果长辈很希望再添孙子，但年轻一代对生孩子不置可否，就从长辈入手：现在让他们生孩子，你还能帮他们带得动，政策也不是一直都有的。

如果年轻一辈有意生育，但对孩子的看护、抚养能力有顾虑，敏姐就多鼓励：不要看当下，要看以后，有了孩子你们也有努力的动力。她用自己举例子，两个孩子相差十五岁，生二胎时公婆年事已高，不仅帮不上忙，反而还需要她来照顾，但如今儿子走了，自己还有小女儿陪在身边。对老年人则强调多子多福，小家庭在困难的时候，长辈资源应该适当倾斜。

对女性，话术更是五花八门：生二胎对女性身体好，可以防止乳腺、子宫疾病；对孩子个性好，独生子女更容易个性跋扈、自私。

“独生子女容易个性跋扈”的论调，我在不同村干部口中都曾听说。后来我得知，这个“论据”来自各种培训大会。

2024年政策落地以来，培训会常常召开。有时是镇里，有时是市里，有时是卫健系统培训，有时是医院专家来开讲座。怀孕对妇女身体好、对孩子个性好的论调，就来自其中一场。而这场培训具体是谁在什么时候举办的，敏姐已经记不清，左右是“专家在讲”。

不仅如此，培训会还向落实工作的村干部们解读政策。敏姐记得培训会上提到的一组数据：2023年，本市新生儿只有六千人，死亡人口却达到了一万二，照此情况发展下去，M市很快就会成为一座空城。

根据研究，人口降低确实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2015年，经济学家周天勇研究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发现二者是两条走向一致的曲线，但前者错后后者二十年。这就意味着，二十年前人口增、降，决定二十年后经济增长或者萧条，两者呈正相关。而一旦一座城市成为一座空城，由人所创造的“社会文化”“经济形势”，都失去了讨论意义。

显然，敏姐从专家“空城”的描述中理解了工作的紧迫性。但听起来，她的方法并无特别之处。我问蓉姐为什么陈庄村生育数据好，她分析说，“她结交能力蛮强。再加上她打牌……工作能力也强。”

但我觉得这也不是决定性因素，便随口猜测：“她们那个村人多吗？”

不想蓉姐竟然真的点点头：“嗯。她们那个村是合并村，原来是两个（村）。”

全镇各村排名中，除了陈庄村，有另一个村成绩也相当耀眼，但蓉姐并不佩服那个村妇女主任，甚至有点讨厌她。蓉姐说，那人会在群里向领导邀功，说自己“电话都打爆了，打停机了。”领导布置工作，要求五天完成，她两天便汇报。蓉姐讨厌这种积极。

蓉姐的指标

今年三月的某一天，蓉姐突然收到镇卫健办领导的微信消息——有人在市医院检出了三胎。消息包含着孕妇末次月经时间、头两胎生育情况等信息，末尾缀着领导的指示：给这位妇女做工作，动员她把三孩生下来。

从执行生育鼓励政策开始，孕妇就是完成每年生育指标的决定性要素，而一个孕妇最重要的时刻，无疑是她决定打掉孩子的时候。

蓉姐对这户人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住在三队附近，家里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她想着，现在生两个男孩好大压力，怎么还可能生三胎？她回复一个“收到”，将事情放了两天。第三天，蓉姐托会计帮忙打听。会计打去电话：听说你屋头那个又怀了？对面答：有是有的，不过已经拿掉了。会计听罢，回应一句：现在有鼓励生育了，你生了有补贴了！

电话那头声音大了起来：奖好多钱呐？是奖一千万呐？奖五百万我都不生！紧接着，电话挂断了。

某村委会广场外墙的右上角，写着镇鼓励生育办公室的宣传语：“早生得实惠，晚生就后悔”

电话挂断第二天，镇领导发来消息询问三胎的情况，蓉姐如实相告。没有任何回复。领导的不满持续到了下一次开会：有些村里，明明三胎已经怀孕了，又不珍惜。要是你们多努把力，多做份工作，说不定人家把它生下来呢？

没有点名，蓉姐就坐在全镇二十多个妇女主任中间默默地听，蓉姐把领导的态度理解为对三胎典型的热情。她觉得领导“奇葩无聊”。此后又有几个村子陆续出现打掉三胎的情况，镇领导亲自登门去劝。当然对最终结果毫无影响。怎么可能？蓉姐理解那些女人，换做是自己，她也不会生。

蓉姐有两个孩子。2011年，她生下二胎，是一个小女孩儿。当地有句俗谚，“孩子是带着口粮来的”，意指孩子自己带着福气和饭碗，一定可以养活。但这个孩子带来的是一万元的罚款。交了钱，她才能上户口。蓉姐家凑了七千块钱，托人说情，希望计生单位通融，没谈成。七个月后，为了躲避频频上门催收的人，她离开村子投奔外地工作的丈夫。又过几个月，蓉姐一家被起诉到法院，罚款金额从一万变成两万多。此后，她彻底断绝了交罚款的念头。辗转几年后，蓉姐最终留在村里照顾孩子。

我接触到的妇女主任们，过去几乎都曾在外打工或做生意，最后为了照顾孩子，就近找了“妇女主任”这份工作。

蓉姐的二胎成了黑户，好在她从小身体健壮，不大有需要身份证号码的时候，三岁后上私立幼儿园，也规避了没有户口本的问题。直到2015年底政策放开，小女儿终于不需要交钱也可以上户口。

如今，孩子已经上了初中。每天早上，蓉姐五点多起床，帮孩子准备早饭，把孩子送到学校；晚自习后再将孩子接回。在第一节课与晚自习之间，她和发小一起吃早餐，去市场买菜，或者工作。除此以外，她大多待在家里。

2024年，蓉姐的工作任务没完成。尽管当地卫健委相关领导在公开采访中表示，“人口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凭想象做的，更不是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但实际执行过程中，这项工作仍有考核指标。2024年隐形的指标是，各村新生儿数量不得低于上年。六月底，这一年的摸排结果出来，三桥村只会有6个新生儿，比2023年还少了2个。（孕妇怀胎十月，下半年怀孕的人无法在年内生产，也就无法计入当年的数据。除非运气好，有人在外地早已怀孕或者生孩子。）

这一年的七八月份，是蓉姐最焦虑的时候。镇里的计生会上，领导点名批评未达标的村子：看看你们去年生了几个、今年生了几个，是不是宣传还不到位？有没有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是不是还有没摸排出来的数据？自从政策落地以来，计生会经常召开。这项会议没有其他议程，只讲数据。各村妇女主任人手一张单子，23年、24年新生儿数据列成两排摆在上头。领导挨个村点评。

蓉姐感觉丢脸，就像“一个学生天天被老师点名”。可是又能怎么办？蓉姐无奈，也觉得委屈：“生不生又不是我能控制的。去年生孩子的人多些，今年村里能生孩子的人自然变少。”

三桥村废弃的民居上，写着鼓励生育的宣传口号

2025年，蓉姐的运气变好，新生儿指标虽较去年增加一个，却早早完成了。稍有不确定的是，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早已将户口迁出本村，孩子也跟着落户外省。

按照政策规定，只有新生儿落户本市的家庭，才能算作本市新生人口，领取生育补贴。但在去年，有村子上报过落户本省其他市的小孩，也算了数。村干部对此有种普遍的解释：“根儿是我们村的”，因此可以算成本村工作数据。

实际上，村干部的数据是否有效，由镇里决定。所谓的“根”，是村里完成指标的弹性空间——假如一个村民落户其他城市，但同意妇女主任在本村给新生儿建卡，那么本村指标便又完成一个，也即本镇生育指标又完成一个。区别只在于，这户人家无法领取本市生育补贴。

但落户外省的情况此前并未出现。蓉姐请示镇里领导：这种新生儿落户外省的情况能不能算？领导回：先报上来吧。她按领导的意见上报了。镇里最终会不会算这个孩子，蓉姐不知道。

敏姐的数据

有一天，我和敏姐一起待在她的办公室里，听到她和一个产妇打电话。她询问产妇术后恢复情况：“现在是母乳喂养还是混合的呢？”

“吃奶粉，全部奶粉。”

“全部奶粉？”敏姐重复一遍，语调有些犹疑。

对方加重语气再次笃定：“对，全部奶粉。这样方便更换照顾者，就不用一直缠着妈妈。”

“对对对，谁都可以照顾。”敏姐赶紧笑着附和，随后声音放轻了，“那母乳的话，你是怎么处理的？”

“吃下奶药。”产妇语速急促起来，像要解释自己的选择，“因为我还要管大的，我要是喂奶的话，就没法睡整觉，情绪不好会对老大很有影响的。”

敏姐点头：“现在奶粉反正基本上营养也都供得上。”随后继续问起新生儿出生体重、是否打各项疫苗等情况。这通电话最终以敏姐提醒产妇按时复查结束。

敏姐的办公室墙面

这样的电话，敏姐要打很多通。妇女主任需要和村里每一个适龄妇女（通常是40岁以下）建立联系，掌握她们的婚姻情况、生育情况，如果有人怀孕，这样的沟通还会更细致、私密。例如，她们需要打听到这些女性的末次月经时间，以便推算她们的预产期。预产期如果在年内，意味着这一年全村鼓励生育任务的完成多了一分保障，否则只能算到下一年。

女性生育后，她们必须在产妇出院七天之内回访，掌握产妇的生产方式、胎儿出生体重、健康情况，并最终填进一份表格，拍照留痕，汇报上级，再将纸质文件留底。

掌握母乳/奶粉喂养情况也是工作要求，但敏姐并不知道为什么。根据公开信息，800元、1000元的每月育儿补助，依据的正是奶粉和尿不湿的成本。尿不湿价格浮动较小，奶粉则参考国产产品中等价位。

这一天，敏姐在电脑前忙碌了很久。她先登录一个全省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信息系统，又从左手边拿起一个文件夹，随后将电脑系统里的信息逐项手写填进表格里。

她要处理的数据看上去来源复杂。敏姐填上几格，就停下来，打开电脑里的不同表格、人口信息系统、育儿补贴系统之间穿梭，又或者打开手机翻找聊天记录。有一会儿，她写着写着就抬起头，先翻看手机，随后眼睛向斜上方看天花板，嘴里喃喃：“16号……19号……” （后来我知道她在确认产妇的生产日期）随后眼光继续在电脑、表格、手机之间来回跳跃。

期间，她还接到一位镇上领导的电话，确认某个新生儿是第几胎，应该领多少生育补贴。

在与那位产妇通完话之后，敏姐的工作终于要结束了。她两指在手机屏上快速一滑，截了个图。然后她放下笔，举起手机给纸质表格拍照。最后，她把产妇术后情况、表格图片及视频聊天截图，悉数发到镇卫生院某位领导的微信上。

此时已到中午十二点多，她终于能赶回家去给上小学的二女儿预备晚饭了。不到一小时后，她还要再到村委会开会。敏姐曾坦言，以自己现在的心智，或许当时她不会要二胎，因为压力太大。“但是咱们去做工作，肯定不能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带给人家，是吧？肯定会给人家宣传一些正能量。”

人心

蓉姐所在的三桥村和敏姐所在陈庄村都属于小坝镇。今年10月，我在这里停留了二十多天，访谈村干部和村民。

到镇上的第三天，我在人流最大的十字路口听到鼓励生育的宣传广播：

M市朋友们，现在为大家播报鼓励生育好政策。2024年4月1日到2027年5月1日，只要在M市民政局结婚的夫妇，不管您户口在哪，都能拿到6万元购房认购券补贴。生孩子更有惊喜……生二孩一次性生育奖励共计6500元，三孩8100元。……这么好的政策，大家赶紧了解起来，抓住机会，为家庭添丁增口，共享幸福生活！

夜色里，甜美的女声突然从高处的喇叭里传出来，不断重复这段话。喇叭下面，骑电动车的居民、低沉轰鸣的重型卡车快速驶离。

镇幼儿园门口，陪小孩玩耍的家长，大多数是爷爷奶奶

在镇上和村里，我见到的普通老百姓普遍对此政策态度不满。老年人关注的大多是生养孩子的花销：养育孩子的物质、人力成本，最终都能换算成明码标价的金额，而政策奖励的钱显然还不够多。

一个老年妇女说：

“我不想要（孙子），我要了，她（儿媳妇）向我要钱，我没得钱！她向我要钱怎么办呢？”

“（补贴）那太少了，要生一个孩子，起码得20万。你奖我20万，我就给你生个孩子了，是不是？”

一个老年男性说：

“你看现在一个小孩扶起来要多少钱？从小孩出生到大学最少100万。政策说的是鼓励好多钱，奖励好多钱？能不能（给）这些？”

我也尝试和育龄中的壮年人聊天（每一个家庭都有二胎），他们则更加漠然。有人笑着回答我：（我都生了）两个了人家还鼓励？有人则充满戒备，冲我连连挥手：没听过，我不知道。我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大孩子十几岁了，还有什么二胎三胎的事情？

或许也因此，找到孕妇显得困难。根据上级要求，妇女主任（及村委会其他干部）需要给全村人打电话摸排信息、宣传政策。蓉姐还曾被镇领导叫去现场办公，与别的妇女主任一起打电话。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大多数人都客气地表示自己没有生育意愿，也有一部分人态度更加糟糕，被挂电话也是常有的事。

我问了接触到的每一个村干部：新生儿到底是动员的结果，还是出自生育者本人的意愿？绝大多数人听到这个问题都会发笑：谁会因为几张房券和几万块钱补助就去生孩子？

我也问蓉姐：“你怎么判断，新生儿到底是宣传的效果，还是别人想生？”蓉姐告诉我：就是人家自己想生，现在没有谁能左右别人。

“政策落地后，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她原本不想生，后来想生的？”

“没有。没有人是动员的，都是有这想法，刚好有一个政策，我们只是以宣传为主，但是你说要我们上门去跟别人（动员），那怎么说，那个不现实。”

这几乎是村干部的共识：想生的自然会生，不想生的动员也没有用。生育是家庭内部的事务，难以被外部力量影响。但正如蓉姐某一个间隙的感叹：“没办法，工作还得做”，对于这项工作，村干部们的另一个共识是：“政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顺其自然

来到村里的第六天，我收到镇计生办、宣传统战部、妇联主席杨主任的好友申请。她正是镇上主管生育鼓励工作的领导。我们约定下午三点钟在她办公室见面。二十多平的办公室里摆着两张办公桌，一进门，杨主任就在她的办公桌背后招呼我。

杨主任看来三十多岁，头发结成一个髻垂在脑后，嘴唇有些爆皮，声音也有些沙哑，说话一高声就破音，看来有些憔悴。她问我的名字，问我毕业的学校，问我现在的职业、就职的单位。我一一回答，她则不住动笔，我猜想是在记录我的信息。不多久，同屋的年轻女孩回来了，给我拿来一杯水。我接过水，她没坐下，反而掏出手机拍照。见我有些诧异地回头，两人纷纷解释：就是工作需要，不会公开发布的。

搞清楚我的来意后，杨主任表示我想知道的一切都可以在新闻上看到。她向我总结鼓励生育工作的关键：常态化宣传。“像意识形态一样的，默默地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一些思想。”“之前的计划生育，改变人们生育观念，也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基本上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是吧？……现在慢慢的话要鼓励多子多福，那也是要慢慢地来宣传的。”

杨主任还给我算账：生育的三座大山，是教育、医疗、住房。追求教育质量，就需要买学区房，之前学区房不就是这么炒起来的吗？她用本市房价和我举例：每平米均价四千，如果按15%的比例缴纳首付，40万元的房子，按政策优惠可以直接抵消首付。一个无法拿出数十万元支付首付的家庭，在这一政策优惠的帮助下便能够按月付房贷。讲到房价时，她专门补充了一句，起码房价也不再涨了。

但苏芳家的账是另外一本，生下三胎后，以最粗疏的方式计算，每月固定支出至少增加一千多元：奶粉一罐183元，一月四罐，共计732元；纸尿裤每月消费200-300元。这是促销时的价格，一旦活动结束，支出还会上涨。逢孩子生病感冒的意外情况，打针每天固定支出80元。其他零碎支出，苏芳并未专门统计。

为了省钱，苏芳会在直播间和人拼单，买诸如擦脸油一类的日用品。我遇到过一次苏芳拼单：她一手端一个手机，左手在直播间抢下一单，右手便拍下付款页面，发给朋友。她们经常如此操作，一做就是个把小时。苏芳还在抖音发现了赚钱的方法，反复刷广告、点赞，每天能赚十几到二十块钱。从怀三胎开始，她一共赚了三千多。代价是，即便感到“伤眼睛”，苏芳也无法放下手机。

这是和房券毫无关系的一本账，也是大多数村民的账。苏芳的丈夫李亮每天在镇上市场卖鱼，公公婆婆操持农活的同时帮着苏芳带孩子，二女儿在一两公里外的镇幼儿园上学，只有大女儿在市里高中寄宿。生活的重心全在村庄，房券对苏芳一家毫无意义。有村民曾向我嘲讽房券：“现在生孩子的谁还没个房？”更何况，正如杨主任所说，“房价也不再涨了”。接触到的妇女主任们也表示，没有一个因生育得到房券的人最后兑换了这张优惠券。

苏芳家的婴儿床摆在客厅中间，拼单时，苏芳就坐在婴儿床对面的地垫上

我不知道杨主任对这一切是否知情，她困惑的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生孩子。“有一部分女生（不愿意生孩子），会不会就像有些境外文化入侵，在鼓吹女性的自我权利，或者男女对立，有没有这种方面的思想？”

我反问：“但是生育不是女性的权利吗？”她没有正面回答，继续提起网络上描绘的，女性生育后的压力：照顾小孩、工作，兼顾人情世故。

“那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吗？”我指的是她口中所说的女性的压力。杨主任自己也有两个孩子，是一对双胞胎，正在读幼儿园。

“你说这个，具体存不存在，说实话我也打个问号。”

我不知道她打问号的到底是境外势力，还是她所提到的、女性在生育后的压力。

在镇上的最后一天，我去向杨主任告别时，我们又聊起鼓励生育的工作，她再一次回答“常态化宣传”。就像当年一样，“全覆盖宣传，好多转转角落的墙壁上都写着，‘计划生育是国策’，‘家事国事天下事，计划生育是大事’。”

或许每个人的记忆里都留存着关于那场政策不同侧面的口号。在一些村干部的记忆里，它们是“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上吊不剪绳，下河不拉人”。在我的记忆里，则是“农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

我问杨主任：“你要不要再带头生一个？”

她努了努嘴，随后有些嗔怪地笑了：“我有两个了，我再生是第三个了。”

“咱们现在不是鼓励三胎吗？”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吧。”她把头偏向一边。

文中地点和人物为化名

五年前，林斐然家在高位买了一套房。至今，房价已经跌了整整100万。

这100万让丈夫难以释怀。婚后，从房价下跌开始，林斐然就与丈夫频繁争吵。这五年内，只要谈及钱，他都会忍不住向妻子抱怨不该买房。

2025年11月，林斐然忍无可忍，登记了办理离婚。

房价“腰斩”后，一些人的生活也随之被“腰斩”了。

在过去五年内买房的群体，多为“90后”，他们在工作几年后，开始陆续步入人生的“下一阶段”——买房、结婚、成家，等等。原以为是进入下一人生阶段的起点，却因房价下跌而背上了债务和重担。

由于跌幅严重，部分高位买房的消费者，甚至需要“倒贴”卖房。即卖房款不足以偿还银行贷款，首付则全部成为泡影。

在持续数年的波动下，房子的价值与定位，以及与生活幸福度的关联，也开始重新被人们审视。

100万，蒸发了

林斐然未曾料到，买房这件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稀松平常的人生大事，会给她的婚姻带来不稳定。

2021年，夫妻俩花180万在合肥买了一套两居室。换房是林斐然的提议，丈夫原本是不赞成的，他希望再等两年，可以一次到位。但当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出生，快上幼儿园了，一家三口还挤在一室一厅的小公寓里。林斐然想着，“反正小公寓也在涨价，不如现在凑凑、借借，首付就出来了”。

在林斐然的坚持下，她和丈夫借来了20万，把100万首付凑齐了。如今，这套房的市价已经跌到了80万，相当于100万元打了水漂。

房价是从2023年左右开始下跌的。也是自那之后，丈夫开始频频抱怨，“他老觉得自己是冤大头”，林斐然说，几乎每个月发工资，丈夫都会抱怨一次，“说觉得我们太牛马了，干这么多活，房子还买亏了，纯种的韭菜。”

可丈夫心里还是过不去，几乎每个月，他都要和林斐然因为房子的事情大吵一架。上班时在微信上吵，下班回家后冷战，冷战几天后又和好，但心结还是在。

今年9月，在一次大吵之后，林斐然着手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递给丈夫。丈夫看后沉默了许久，说自己不想离，并发誓自己不再提房子的事。后来，两人一起散步，丈夫也会反思自己，“觉得这事情不该揪着不放”。

然而，2个月后，因为丈夫的妹妹要结婚，两人在红包的琐事上又发生了争吵。情急之下，丈夫又脱口而出，“买房亏了200万，你怎么不说？”

林斐然忍无可忍，买房后的这两年，但凡提到任何关于钱的大小事，丈夫都会扯到房子。“因为这个房子的事情，把这辈子最恶毒的话都说出来了，好像我是个罪人，好像没有买这个房子他就要发家致富了一样。”

从谈恋爱到结婚，林斐然与丈夫已经走过11年了。他们都来自安徽小地方，一起在合肥读书、工作，安了家。如今，两人育有两个孩子，大的正上小学。在林斐然的记忆里，从恋爱时开始，丈夫一直是个比较执拗的人，但在没有碰到买房这种大事之前，两人也从未产生过重大的矛盾。

其实，买房压力对夫妻二人的共同收入来说不算太大。如今，这套房的房贷也已经快还完了。两个孩子要上学，住房是刚需，“（当时）总不能不买吧？”

林斐然也感到委屈，当年，买房虽然是她的提议，但丈夫也是在对户型和实际使用率满意的情况下，夫妻二人共同拍板作出的决定。如今，她身边有不少朋友都买在了高位，“但都没有像我们家这么想不开的”。

没有人可以预料未来，今年29岁的金易说，“人没有前后眼”，如果当初知道房价会跌得这么厉害，他一定不会在2021年按揭买下那套商品房。

当时，金易在武汉购买了一套婚房，总价160万，他与父母出资80%左右，女友承担剩下的20%。如今，金易每个月要还款5000元，占工资约六成。

其实加上装修，这套房的总价比他最初预算的还多了约20万。但在当时，“咬咬牙”“够一够”是包括他在内的不少年轻人的想法。买房之后没过两年，他知道房价开始下跌，但他没有花心思专门关注过，“为避免糟心”，在家也不会与妻子主动谈起房价变化。

直到2025年9月，金易偶然得知，一位老同学买了和他同一个小区，总价整整便宜了50万元。50万元，几乎覆盖了金易当年的首付。

2025年9月，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价下跌

“我知道房价跌了，没想到跌这么多。”金易感慨万千，他第一次对“50万”有了如此扎实的触痛感，自己不吃不喝要3—4年才能赚到，“一些人挣50万很容易，但存50万可能很难。”

房价浮动带来的变化是方方面面的。金易还记得，当年，他们尝试与中介讲下来一些中介费，但2.5%的中介费，一分都讲不下来。现在，同一家中介机构，中介费直接自动降到了1%。

金易出生于1996年，与女友从大学开始谈恋爱，毕业四五年后，顺理成章进入婚姻。他自嘲，像自己这样的“95后”，根据社会时钟工作、结婚、买房，是最容易买在高位的人。

他想不明白，一直按照社会期待的顺序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努力工作、生活，为什么在买房这一步，忽然“卡住”了？

被打折的生活*

如今，每个月还完贷款，除去生活必要开销，金易的银行卡里几乎不剩什么钱了。

虽然购房者在签合同时早就知道要为房子的首付和贷款付出多少总额，但来自市场的价格波动直接影响了购房者的生活和心态。

一到还房贷的日子，看着银行卡里的数字骤减，他都会感到一股泄气，“如果我没有买这个房子，我是不是就能过得更自在？我可能就不用太在意工作上的一些吹毛求疵，不那么担心自己会失业。”扣房贷的那一瞬间，金易会短暂地“憧憬”美好生活，但逐渐地，也就不去假想了。

作为大部分普通人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大宗开销，房价直接影响着一个家庭的生活秩序与计划。金易原本打算刚结婚就买车，但直到最近，他才花10万左右买了一辆代步车。结婚前，他还与妻子计划要去很多地方旅行，如今五年过去，他们一个地方都没去过，“上班不能停”。

过去五年内，在房价骤降，但工资并未上涨的环境下，他与妻子不得不压缩生活成本。

刚买房的时候，金易感到经济形势还算比较好，几乎每个星期，她和妻子都要花300-400元外出就餐，每个月光下馆子就要1000多。如今，夫妻俩几乎不外出就餐，除非遇到很便宜的券。但以前，两人外出就餐几乎从不顾虑价钱，“听说哪家好吃就去吃了”。

也有过一些瞬间，金易会想，要不把房子卖了。但又一转念，“房价都跌成这个样子了，卖掉的话连贷款都覆盖不了。”于是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房子亏损180万后，卖还是不卖，也让30岁的王凡凡陷入了两难。

2019年底，为了方便孩子上学，王凡凡在南京买了一套300万的房子，首付90万，贷款210万。前两年，她与丈夫每个月要还一万多元房贷，这两年虽然利率降了，月供依然有9500左右。

五年过去，这套房的总价却足足跌了100万，“再加上这五年多的各种利息和搭进去的钱，卖的话至少亏损180W，资不抵债，还没有去处，但不卖的话根本扛不住了。”

180万平摊到生活里，是实实在在的“巨款”。以前，王凡凡很爱逛街买衣服，现在几乎都要“等换季实在没得穿了”，才去平价的电商网购打折品。以前，她也偶尔会外出“下馆子”，现在彻底成了“厨房钉子户”。节假日想带孩子出去旅游，也会被门票价格劝退，最终一家人只去了免费的公园和爬山。

随着房价越来越低，王凡凡感受到切身的压力越来越大，“每天一睁眼，满脑子都是那近1万的房贷数字，晚上根本睡不着，真怕哪天失业了，房子保不住，这么多年省吃俭用的苦都白受了。”

2025年10月，王凡凡终于下定决心，将房子挂牌出去了，出售价格比贷款总额还低。

高位买、低位卖，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卖房款总价还不及贷款数额。临近2025年底，广州的中介小羊就开始接触一些“倒贴卖房”的业主。房价高点时，一名业主买了一套500多万的学区房，贷款360万，如今，却仅以310万卖掉了。

2022年，为了结婚，卢申在上海按揭买了一套总价600万的小两房，首付200万，月供差不多2万。2024年底，同小区同户型挂牌价降到近400万的时候，卢申被公司裁员了。

那时，孩子已经出生，房子不能卖，生活不能停，全家人的压力砸到了卢申一个人身上。“每天一睁眼就是几百万负债”。每个月，贷款雷打不动地扣，“存款像流水一样迅速见底”，卢申几乎存不下来钱。

他一度陷入抑郁，常常晚上要醒来三四次。想过无数条出路，要么索性断供，等法拍，要么“一了百了”算了。

最让卢申懊悔的，是自己当初对未来形势的预判。买房的时候，为什么就能那么笃定“自己将来能一直月入3万以上？”

与自己和解

2019年，柯燕和丈夫在苏州买了一套房，总房款160万，首付50W，贷款110万，商贷利率为5.8%。当年，房地产还处于上升市场，柯燕他们买的小区比较抢手，自开盘始就不让用公积金，他们只好选择纯商贷。

当时，夫妻俩在上海工作，但暂时没有上海购房资格，“我们想着等有上海购房资格了再卖了苏州的房子，去上海买。”柯燕自己就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她刚买房那两年，整个行业的形势不错，每个月工资能达到3万元人民币。这两年，她的月薪降到了2万出头。

2019年到2020年，房价短暂上升了一阵子，但紧接着就开始慢慢下降。到了2025年，小区里与柯燕家同户型的房子售价已经降到了95万。虽然月供已经从最初的6800元降低到了现在的5200，且两人已经还了40多万贷款，但时至如今，他们还欠着银行98万本金，足以抵一套房，“也就是说只还了12万左右的本金。”

柯燕算了一下，“哪怕现在把98万本金一次性还清，也亏了70多万。”70多万，足以在柯燕的老家洛阳买一套小两居的新房了。

“一开始我们没在意，觉得可能有人急用钱出手，后来房地产崩掉，越降越多。”柯燕只能用自住房安慰自己，但还是常会忍不住想，“如果当时没买房，现在就可以买位置更好、面积更大的了。”

高位买房的人，最初无一不是为了更幸福的生活。如今，也只能用生活本身告慰自己，人漂在城市里，对一个家的需求，不是一个应该被否定和反省的需求。

2019年底，30岁的陆鹿也在深圳按揭买了套房子，总价200多万的一室一厅，贷款100多万。当时，她手上有一笔钱，纠结要去读研还是买房，但如果要读研，就不得不放下现在的工作，她选择了买房。

毕业后，陆鹿一直在深圳工作。拿到房产证的一瞬间，她感到自己终于在这座一线城市“扎了根”。当时，陆鹿满心以为，“这会是我的增值资产，是我个人能力的证明。”即便，买下以后，那套房一直没有用来自住，“只是觉得这件事做完了，好像自己成功了一点。”

没想到，紧接着房价开始下跌，如今，陆鹿那套已经跌到了100多万。这两年来，陆鹿所在的公司项目也持续亏损，裁员不断。陆鹿虽然暂时没有遭遇裁员危机，但一股对未来强烈的不安感始终笼罩着她。2025年7月，她还结束了一段12年的感情，生活陷入低谷。

一切被外部因素打断，但亲友仍在建议她“赶紧结个婚，生个孩子就好了。”陆鹿感到无奈和苦涩，如今，36岁的她已经放弃“按部就班”过这一生的执念了。好在，她已经还完了贷款，如今，她将自己的房租了出去，月租金是2000多元，恰好可以覆盖她自己在公司附近住的租金。

她并不后悔买那套房子，租房多年，陆鹿从未买过自己喜欢的家具。住所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志，这会让她明确感受到，自己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是不足的。

2021年，23岁的房产销售姜影用自己攒下的第一桶金，在广州郊区买了一套“远大新”，总价130万，按揭92万。如今，4年过去，房价跌了一半，姜影的房子仍然闲置。如果卖掉，不仅首付得全部亏掉，还会背上另一笔负债。

但姜影已经能充分与自己和解。当年，姜影原本在买房与买车之间纠结，如今回想起来，她反而觉得不买车更好，“如果买了喜欢的奔驰C260，肯定会经常出去玩，停车费也贵，可能几年留下来的只有一部打折二手车和并不多的存款。”23岁的时候，姜影的存款有了快40万，她知道，根据自己的性格，如果不买房车，这些钱一定会用来吃喝、旅游，“或是被人借走”。

姜影的心态如此得到了平静，“虽然没有吃上红利升值暴富了。但是让我在消费观上有了质的飞跃——勤俭节约。”

买房这件大事，也让金易感到自己终究被迫成长了许多。约在24、25岁的时候，他时常憧憬着未来会更好，“感觉网上那些‘35岁危机’之类的标签和自己毫无关系”。短短三五年过去，他感到变故随时可能在明天到来，曾经网络那些焦虑在普通人身上的影响，他也在工作中扎实地感到“与自己越来越近了”。

他发现自己从一个“随心所欲”的人变成了会精打细算的人，会精密地计划生活的每一步，尽量都不出差错。不过，他想，如果真有一天丢了工作，命运留给自己的唯一选择，也不过是继续找下一份工作，然后继续打工，“反正也不可能说让自己停下来”。

境外账户开户的英文是 account opening，其中 opening 一词既指“账户开立”，也暗含“开启海外机遇”的意味。过去几年，随着出境旅游、跨境电商、副业结算、海外理财等需求上升，加上美元等外币存款利率明显高于内地，办境外账户在不少年轻人中一度成了“热门项目”。各家银行的开户预约量持续增加，有的针对性业务成功率甚至被形容为“比抢热门演唱会门票还难”。

2024 年，香港主流银行个人境外账户平均办理时长在一到三周，部分面向中小企业主的商务账户开户成功率只有30%。多数账户仍需要本人亲赴香港，准备并提交大量证明材料。对没有特殊渠道、也无法频繁往返香港的普通人来说，连续申请两次以上被拒并不罕见。

门槛之下，没有特殊渠道的人开始寻找各种“窄门”：尤其是那些无法频繁往返香港甚至国外的人，调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金去凑够门槛，小心翼翼地规避被系统审核为洗钱风险。好不容易拿到账户，又不得不承受最低结余与管理费的长期压力——困在境外账户里的，以及困在办理途中的，各自都有自己的围城。

文｜oscar

编辑｜oi

费劲巴力地开户

颖姐自嘲为普通“单未”上班族（单身未婚上班族）。专业技术岗位工作近十年的她，月收入在1.3万上下，这在东北已经算不错的水平。但为了多些收入，仍每周加班超过15个小时。她说自己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一个人，尤其是靠上班赚来的钱，好不容易攒到了39万时，这种不安全感反而多了：“就怕贬值”。

小红书博主的宣传吸引了颖姐。她记得那时内地定存才 1.1%，境外银行能到 3.2%，部分中小银行能冲到 4%。“比内地香太多，这羊毛不薅白不薅呀！”

她连续在小红书刷了快一个月的“境外存款攻略”，被洗脑一般决定要办个境外账户。她已经见过太多同事或同学突然被优化，总担心自己哪天也轮到自己，“越是多攒点钱，心里才越踏实。”

小红书上的利率帖子

颖姐打算以全部积蓄39万，撬动一个“通过储蓄让资产升值”的机会。来自小红书的“显著利率差距”让她盘算，把钱换成美元存到境外账户，就能拿到更可观的利息回报。

严格来说，这种选择并非常规意义上理性的抗贬值方案。根据颖姐自己的介绍，她认为虽在小红书上有博主说国内定期利息1%，境外银行的美元定期可以达到3-4%，其实更多的是自己基于当下跨境利差做出的个人判断。颖姐猜测这中间的利息差额是当时美联储政策的缘故。“这还不是说变就变的？”她担心再等半年利率下调，就错过了这个高息机会。与其说她忽略了人民币兑换美元的金额限制和汇率，不如说她认为存到境外账户等同于存入了美元。这样细分的知识对于普通人来说需要一些精力去消化和理解。而颖姐当时按照美元定存利率计算，“差不多可以赚到一万。”这对普通工薪族来讲，是有诱惑力的。

可真动手办，麻烦却跟着来了。内地分行的柜员告诉她，想开通境外账户，得先在这边开个内地账户，得存够50万，至少放满3个月，才能作为“资产证明”。当时颖姐的钱分散在三家银行的定期，有的还没到期，可她怕晚了“高息窗口”就关了。只能请假跑银行，为此还扣了200块全勤奖，心疼得她好几天没舍得拼车，宁可多走20分钟路赶公交。

为了把39万存款都取出来，颖姐前后折腾了约一周的时间。在三个银行里，最高的存单是一笔10万，最少的则是一笔2万。她一边跑网点、一边挨个提前支取，尽量把损失控制在最少的几天利息。等到钱终于“归拢”到一起时，她粗略算了算：提前支取带来的利息损失，再加上几笔跨行转账一共一百多块的手续费，让她“心里直抽抽”。更要命的是，就算这样折腾下来，还是差了 10.2 万。

银行操作页面

考虑到亲友一时凑不齐大额资金，变现其他资产又要承担折价损失，她开始打起了小额贷的主意。当时颖姐所在的单位和中国银行有合作，可以享受3.1%左右利率的的小额消费贷。她算过，小额贷的月息成本远低于境外存款的预期收益，且计划等3个月存款门槛达标、境外账户开户成功后，就用存款收益一次性结清贷款。可这样精打细算得来的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又成了新的焦虑来源——“万一失业了，这贷款可怎么还？互联网打工仔真的没安全感啊……”

好不容易凑够了钱，她以为接下来就会顺利下来，开户时却又卡了壳。因为没有外贸合同、学费通知书等“硬凭证”，银行开始质疑她资金来源的合法性，问得很细。颖姐只能一遍遍解释自己的工作经历：从大学毕业就一直在这家公司上班，平时也就炒炒股、买买基金，希望靠定期多赚点利息，“只要不亏，能多点就是好的。”加上这些年基本不会专门跑一趟香港，她更希望能在自己生活的城市，把账户问题一并解决。

又等了四个月，境外账户终于批下来了。颖姐兴冲冲地打开邮件看条款，越看心越沉。她开成了“高端账户”，得保持百万港元等值资产，不然每月要扣380港元管理费，折合人民币338块，一年下来就四千块。她赶紧按2024年12月的汇率换算，50万人民币约合54万港元，距离“高端”门槛还有很长一截；但如果改成普通账户，利率又完全不一样。她忍不住算账：从换汇、跨境转账到各种杂费，每一笔看似不起眼的损失，都会一点点吃掉本就不大的收益。“这不是左右为难吗？”

更让她犯愁的是那笔小额贷，一年后就要到期，当初选的是 “每月还利息、到期还本”，她原本计划用存款收益还本金，可如今一看，要是先把那十多万本金还掉，境外账户里就只剩下最初的 39 万人民币，不论维持哪种账户类型，交管理费几乎是肯定的；若转为普通账户，收益又会明显缩水，“怎么算都不划算。”

夜里躺在床上刷小红书，突然刷到好多“美元存款翻车”的帖子。更让她忐忑的是，她听说个人每年境外资金转回境内只有5万美元额度，万一急用钱转不回来可怎么办？

小红书上可见的“美元存款血亏”等主题的帖子

她抱着手机给闺蜜发消息：“宝，我好像踩坑了。”

发完消息，颖姐望着天花板，心里满是无奈和焦虑。“要不还是逐步转回国内账户吧？可这么折腾得到的海外账户就白费了。不关的话还要交管理费，得不偿失。”颖姐左右为难。最初心心念念的境外账户，在此刻成了鸡肋。

莫名其妙被关户

在亚马逊开店的陈胖胖，是曾经有过境外账户的人。

陈胖胖喜欢编织，2020年困在家中，她试着编织帽饰，做多了就挂到网上买。家人给她出主意，“你做的都是平安扣、中国结，估计老外感兴趣。”于是她抱着搂草打兔子的心态，申请了亚马逊小店。

陈胖胖早期的亚马逊订单页面

起初，网店生意并不火。那些她编织的帽饰偶尔卖出一两件，带来的成就感，比每笔八九美元的收入更重要。下班后，她常戴着耳机，一边刷剧一边织毛线，觉得充实又惬意。

2023年，她刷小红书看到一篇“香港境外账户开户攻略”，博主说亲自赴港开户能直接接收亚马逊回款，零手续费。“往返机票加住宿，算下来也比常年交手续费划算”，业余时间在亚马逊开店的陈胖胖，当即定了香港七日游，特意选了廉价的青旅，，把这次行程当成“顺便把账户办了”的旅行。

到香港的第二天一早，在银行取号时，工作人员说“今天号满了”，只好第二天又来一趟才取到号。填表格时，她对着“联系偏好”选项犹豫了下 ——香港手机号是临时买的，她想着开完户大概率用不上，就选了 “电话优先”，没勾选电邮通知，而填写的Google邮箱她几乎没再使用过。只想着省得麻烦。朋友听说后说她，“这是特种兵式开户啊”。

有了海外账户后，亚马逊小店的生意依旧不温不火。本职工作忙起来，网店渐渐疏于打理，有时候一两个月都没一笔订单。“反正也不靠这个吃饭”，她索性把店铺挂在那儿。

直到九个多月后，她突然收到买家消息：“付款被退回了，怎么回事？” 陈胖胖心里咯噔一下，赶紧登录网上银行，却发现账户登不进去。她联系银行客服，对方回复：“您的账户已被关停，原因是长期不活跃且无法联系到账户持有人。”

“怎么会联系不上？” 她急了。客服查了记录：“我们多次拨打您预留的香港手机号，均提示为空号，也发了电邮通知。” 陈胖胖这才想起，临时手机号早就停机了，邮箱是和香港手机号绑定的，想登录也登录不进去。她懊悔地拍了下大腿：“当时怎么就没多留个联系方式呢？”她没想到——一个几乎没怎么用过的账户，也会因为“没用”而被关停。

客服还告诉她，账户开通后只有两笔交易，符合“高风险账户特征”，若要解封，需本人赴港网点办理，还得补缴管理费440港币，折合人民币四百多块。“来回机票就要两千多，还要请假扣奖金，太不划算”，陈胖胖挂了电话，对着电脑屏幕叹气。老公劝她：“算了，重新找个收款方式，总比白跑一趟强。”

她在网上搜了一圈，发现很多第三方平台宣传 “0 费率” 虚拟境外账户，介绍说和实体银行账户功能一样，线上就能开通。尽管后来陈胖胖才知道，开户费、管理费、入账费这些的确没有，可是提现转账的费用甚至达到3%。简直比利润都要高！可当时失去了海外账户的陈胖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了户，操作起来确实方便，几十块的货款到账也快，她渐渐放下了心：“我本来就是自己手作，时间花的多而已，毛线啥的成本特低，也没觉得利润受影响，还挺高兴，觉得这下总不会出问题了。”

没想到，她设计的一款复古贝雷帽刚好赶上复古风热潮，突然卖爆。一天内出现30多单。短短一个月，虚拟账户里的货款就累积到2000美元左右。这些收入自动转进第三方平台。“终于能赚笔大钱了”，陈胖胖兴奋地计划着用这笔钱报个瑜伽班，再给爸妈换台新冰箱。可当她提交提现申请时，系统页面上却突然弹出提示——“资金冻结”。

当时销售的爆款

她赶紧联系第三方平台客服，对话框里只收到机械式回复：“账户暂时冻结，请耐心等待。”陈胖胖急了，追问冻结原因、何时能解封，客服始终重复着同样的话，连一句具体解释都没有。“这可是我的血汗钱啊”，她短短半个月就瘦了七八斤。

更糟的是，部分买家因为迟迟没收到货，发起退款申请，平台要求她先行垫付。陈胖胖只好咬牙动用了自己的积蓄，原本就不宽裕的工资被掏空。那段时间，她在单位总是魂不守舍，领导找她谈话，她只能强颜欢笑：“以后多注意！”

陈胖胖想过走法律途径，可平台在国外，她觉得维权成本高、周期长，自己一个普通上班族根本耗不起。她到处打听，有人说 “虚拟账户风控严，容易被判定为异常交易”，也有人说 “这种平台就是店大欺客，只能等审查结束”。陈胖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查账户消息，睡前还要刷新账户页面。

终于，在冻结后的第70天，系统提示 “可以提现”。当钱到账的那一刻，尽管损失了80美元的手提现转账费，按当时的汇率相当于人民币五六百元。但她已经无暇计较。只是，这笔迟到的钱再也带不来最初的兴奋——她甚至认真想过干脆关掉网店，却又舍不得：“毕竟是自己一点点做起来的，就这么放弃太可惜了。”

如今，陈胖胖陷入了两难。不开境外账户，第三方平台说冻结就冻结，维权无门；开了境外账户，又怕因为使用频率低被收管理费、被关停；更让她担心的是，万一欠缴管理费，会不会影响内地征信。

“早知道副业这么难，当初就不该一时兴起”，窗外的阳光正好，可陈胖胖的心里却一片迷茫：这颗境外账户的 “雷”，到底该怎么拆？

取不出来的钱

“再攒100美元就够1000了，到时候一次性转回国内，刚好能下单新设备。” 

这天临睡前，大联像往常一样登录境外账户，指尖划过屏幕时满是期待。可下一秒，屏幕突然弹出一串数字英文组合报错代码——转账、提现均不能操作，只剩余额查询还能使用。账户里静静躺着900美元，是他熬了无数个夜晚的心血。

大联本是一名合同制美术教师。“双减”前，他曾在培训机构做兼职。2022 年，在美国留学的同学请他帮忙绘制作业，又辗转介绍给几位在美国、泰国工作的客户。每个月陆续会有两三幅插画订单。因为客户觉得汇入国内银行账户不方便，希望直接用外币支付稿费，大联也就加入了开通境外账户的人群。

大联的插画销售入账

一开始，大联以为是自己操作有问题，便重新登录、反复尝试了两次，结果每一次都弹出同样的错误代码。他模糊记得，这个代码后来还变过几次。出于不安，他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发现多条帖子都提到类似提示“意味着限制交易，需要到网点解除限制”。可作为境外账户，他不知道该去国内网点，还是必须飞到境外网点才能解决。

大联当时还没有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反正短期内也不急着把美元提出来。他查到的信息里，还有人表示系统有时会自动解除限制，于是他想着“再等等看”，选择先放一放。

系统报错

隔了一周，依然如此。而且大联当时在国外又多了一笔小额的收入，大概在100美元左右。能看到这笔钱入账，但依旧无法转账和提现。

他只好拨打境外客服电话求助。因为语言不熟练，他一边开着翻译软件，一边向客服描述问题。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最终只告诉他“查询不到相应代码含义”，让他“务必到网点更新资料”。

大联追问更新什么材料？客服过了半天才说需要更新职业证明。大联纳闷，这个境外账户，和他的本职工作并没有直接关系。自己只是业余时间给国外文章配插画赚到的稿费。

挂掉电话后，他开始在网上到处搜寻信息。很快，搜索结果开始高度集中在一个说法上——“银行系统认为该账户触发了监控风险”。而这样的“风险”，在讨论里往往直接指向洗钱的可能性。一开始，大联只是觉得委屈：自己不过是在下班后接几单插画活儿，怎么就和“洗钱”扯上了关系？可继续翻看资料，他看到有人提到“有可能会被警方调查”，心里的不安渐渐盖过了委屈。

又等了二十天，再次登录账户，发现依旧关闭。而又有一笔大约70美元的稿费打入。每当客户问起是否可以继续付款时，他都下意识想说“不如暂时先别打款了”，可转念一想，这样说既显得不专业，也可能让对方误以为他有经济问题，只好把这股冲动压了下去。

拨打国内的服务热线求助，但客服仍然是同一句话：“请您带上身份证和护照，前往营业网点。”至于要补交哪些材料，对方依旧只提到“职业证明”。

那以后，大联变得越来越焦虑，画画的手也慢慢停了下来。每当坐到画板前，他都会忍不住想起那串看不懂的代码，甚至产生一种“所有努力都白费了”的挫败感。可他又想不明白：自己明明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到底在怕什么？

仔细想过几轮，他才勉强理出一点头绪：他真正害怕的，是一旦去了网点，对方工作人员报警，把他当成嫌疑人带走调查。就算最终证明清白，一旦被单位知道自己在悄悄做兼职，可能会招来各种麻烦——被议论，被领导约谈，甚至被指责“上班时间做私活儿”，留下处分记录。

但这些都没发生，四个多月后，大联的境外账户被自动解除了限制，他又可以存取和转账了。他第一时间把里面积攒了快1800美金都转回国内账户。

账户恢复了，可他对这套系统的信任感，却再也回不来了。他考虑过干脆让对方直接把美元或其他外币换成人民币，汇入自己的国内账户。可新的担忧随之而来：这样做真的安全吗？会不会又被系统当成异常交易，带来更大的麻烦？

大联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彻底放弃这份兼职，是最省心的选择。可想到这些画都是自己一点点画出来的机会，他又舍不得真正放手。

自证的成本

在颖姐那里，要自证的是“有足够的钱”——她得先拿出几十万存款、再加一笔小额贷款，供银行判断自己有“支付能力”。

在陈胖胖那里，要自证的是“不是骗子”——银行可以因为长期不活跃、联系不上而直接关户，平台也可以以“风控”为由冻结她辛苦赚来的货款。

在大联那里，要自证的是“不是洗钱”——一串看不懂的错误代码、一次说不清缘由的风控，就足以让他的兼职收入悬在半空。

对机构而言，这是全球反洗钱和强化金融监管的大趋势，“了解你的客户”和“客户尽职调查”被不断写进监管要求；对个人而言，这意味着开户和用户的门槛都在抬高。所谓“内地见证开户”，往往要提供身份证、护照、工作证明、居住证明、资产证明等一整套材料，部分账户还附带最低结余要求、管理费、交易频率要求……每一项看上去都合理，却叠加成一笔不小的隐性成本。

更现实的是，普通人几乎没有真正的选择权。不同银行、不同平台给出的条款高度相似：要么付出时间、金钱和精力去反复补材料、跑网点、打客服电话；要么接受账户被限制、被关停，甚至把来之不易的合法收入暴露在“不知道何时能取出”的不确定性之下。

监管本身有其必要性，防范洗钱和非法资金流动也并非多此一举。真正的问题在于：这套日益复杂的合规体系，很少向普通用户解释清楚规则，却要求他们用自己的现金流、工作时间和焦虑，去替整个系统兜底。

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涌向境外账户寻求利差、汇款和结算便利时，他们以为打开的是一扇通往世界的“opening”。但在现实里，这扇门后首先迎来的，是一连串必须反复作答的证明题：你是谁？你的钱从哪来、要到哪去？以及——你，到底算不算一个“被允许正常用钱的人”？

截至11月28日10时18分，经历逾43小时，香港特区政府宣告，大埔区宏福苑大火完成灭火及救援工作。截至11月29日下午15时，根据已确认遗体，此次火灾已造成128人遇难，仍有150人情况未明。
作为政府在1983年开放出售的保障性住房“居屋”，宏福苑的住户多为香港的中低收入人群。他们大多在80-90年代，三十岁左右买房，如今成为年近七旬的老人，与伴侣、子女共居或独居。他们的子女许多在居屋中出生、成长，如今步入中年，成为第二代住户。
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香港的“夹心阶层”：既没有贫穷到能申请只租不卖的“公屋”，又无力负担私人住宅，通常做着文员、力工等基础工作。
惨重损失与一项维修工程有关。2024年7月，宏福苑因老旧开启维修，承建商的工程总费为3.3亿港元，由1984户住户平摊，平均每户需承担16到18万港元。这是独属“夹心层”的困境：只有中低收入群体才能入住的居屋，在成为必须维修的旧楼后，又给他们带来超负荷的压力。
付出高额维修款后的一年半里，住户们与工程方使用的易燃建筑材料共存。封窗用的发泡胶板，最终促使大火迅速蔓延。
普通人对抗拮据处境的最多手段，是忍耐与节省。当大火烧进屋内，极致压缩的夹心生活，被火焰迅速吞噬。

陷于大火的人们

得知自家所在小区起火时，67岁的陈燕芳正在医院看病。

消息是开车路过宏福苑的亲人打电话告诉她的。11月26日下午15点过，她赶到现场，目睹火焰在大楼外墙攀升，“成条柱噉样烧上去（像柱子一样向上燃烧）”。她赶回自家所在大楼，看到消防车停在门口，整栋楼被浓烟笼罩。

香港发生了过去70余年来最惨重的一次火灾。截至11月29日下午15时，根据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数据，此次火灾已造成128人遇难，当中一名死者为消防员，另有83人受伤。失联名单中，确认144人安全，仍有150人情况未明。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11月26日下午14点51分，消防处接到火警，香港新界大埔的社区宏福苑起火。当时，宏福苑的8栋31层高楼都在维修工程中，大楼外墙覆盖着棚网与棚架。F座宏昌阁底层外墙棚架率先冒出火光，仅六分钟火焰便延烧到四楼，随即一路窜升至高层，向邻近楼栋蔓延。

半小时内，火势扩散至邻近的6栋大楼。最终，大火烧遍7栋住户超200户的高楼，超过1500户人家陷于火海。

大埔区坐落于香港新界东北，远离港岛、九龙等繁华核心城区，这里生活节奏缓慢，以中低收入家庭与老年人居多。
宏福苑的住户，也以60-80年代的两代人为主。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在宏福苑居住的4643人中，有36.6%为65岁以上老人，40至64岁占30%。

他们多是香港的中低收入人群。宏福苑在1983年1月开放申请售卖，是香港第一代“居者有其屋计划”的房屋，是由香港政府组织兴建、面向中低收入市民出售的保障性住房。

这类房子简称“居屋”，通常以“苑”命名。当年，宏福苑每个单位的面积在50平米上下，第一批售价平均14万左右，是市场价的五到七折。

在当年入住“居屋”的，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香港的“夹心层”：既没有贫穷到能申请只租不卖的另一种保障性住房（简称“公屋”，通常以“邨”命名），又无力负担市场价下的私人住宅。

如今，这群青年成为年近七旬的老人，与伴侣、子女共居或独居在屋中。而他们的子女，许多在居屋中出生、成长，步入中年。

11月28日上午10点过，在宏福苑西北侧广福商场的平台，陈燕芳从援助物资中挑走一个黄色的卡通水杯。她身上仍然穿着26日事发当天的灰色外套和牛仔裤，烫染的棕色短发顶部有白色发根。手中拎着的蓝色大袋子里，装着她在现场拣的市民捐助衣物。

图丨陈燕芳在广福商场平台，展示安置点情况

宏福苑的这套房子，是陈燕芳1994年买下的，50平米，两室两厅，售价约50万港币。

住进这套房子，是陈燕芳和丈夫作为香港中低收入群体，在一公里半径内完成的第一次阶层跨越。

最初，陈燕芳和丈夫、大儿子一起挤在祖母的狭小公屋居住。直到90年代，一家三口才申请上自己的公屋，在邻近宏福苑的广福邨，租住上一套30平、一室一厅的房子。

再次怀孕后，她辞去文员工作专心照料家庭，也开始和丈夫筹划买房。家庭收入不足以购置更好的房产。两人再次研究起港府计划，提交了购置邻近居屋宏福苑的申请——这里不仅更大更宽敞，还意味着他们终于有机会在香港，购入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在90年代寸土寸金的香港，要申请上居屋并不容易。按照针对公屋居住者的政策，陈燕芳先填写了资格证明书，再由香港房屋委员会“摇号”决定优先顺序。

她足足等了两年。丈夫是普通的公司职员，当时每个月收入六七千港币，一半都用来还房贷。剩下的资金两人省吃俭用，供两个儿子读书。

入住宏福苑小区H座805室的那天，一家四口开启了新生活。31年间，陈燕芳的两个儿子相继成家，独立搬出去，各自生育。50平方的空间，与30载的记忆，陪伴着夫妻二人步入晚年。

起火当天，丈夫和陈燕芳一样有事外出。两人幸存。

站在大楼门口，看着火光漫天。陈燕芳突然意识到，除了此刻身上口袋内的手机、钱包、钥匙，她什么都没带走。

封闭窗户之后**

火灾发生后，11月27日，3名涉事工程公司宏业建筑的负责人，因涉嫌误杀罪被拘捕。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专案小组，针对维修工程可能涉及的贪污行为启动调查，于28日先后拘捕11名人士，包括工程顾问、棚架工程分判商及承建商负责人等。

贪污疑云中，多为中低收入的宏福苑住户，长期生活在危险的密闭空间之中。

自2024年7月起，宏福苑的8栋住宅大楼同时开始维修。大楼的外墙，被绿色的棚网和竹制棚架遮挡，而住户的窗户外部被发泡胶包裹。据财新报道，维修动工之前，工程方告知住户，这是一项保护措施，可以避免工程期间有碎石掉落击中玻璃窗。

据有关部门初步调查，包裹窗户的发泡胶正是此次火灾造成巨大伤亡的重要因素。火灾始于低层棚网，继而引燃发泡胶，急速蔓延至邻近楼栋。点燃的发泡胶又导致玻璃爆破，大火窜入室内，造成多栋内外同时起火。

在宏福苑一年半的维修期间，陈燕芳家中的阳台被封闭，三台空调被强制拆去两台。

屋子里闷热潮湿，不见天日，她过着有“密室感”的生活，“系好阳光顶啊，我乜都唔知，大风乜都唔知，好压抑嘅（是阳光好的天我也不知道，大风天也不知道，好压抑）。”

她也想过搬出去住。但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她想应该难再容下两位老人。

大楼维修期间，71岁的林力和陈燕芳过着相似的日子。除了留在宏福苑，他“没有选择”。

1983年，林力买下宏福苑E座21楼的一室。退休后，他和儿子同住一屋。晚年，林力身体不好，没办法继续工作，没有稳定收入来源，靠退休金生活。

更多被发泡胶遮蔽的面孔，闪现在失联求助的网页中：90岁坐轮椅的老人及其护工。独居的80几岁婆婆。七八十岁的老夫妇。一位被困于厕所、手机没电的老人。一位凌晨6点发来最后一条消息的爸爸。还有好几个钟未饮奶的15个月婴儿。

宏福苑的8栋31层高楼，每层有8户人家。作为居屋，小区设计的初衷之一便是用最小空间容纳最多的人。在每户实用面积不到五十平的空间里，拆分出两间卧室、厕所和客厅，平均一家住进3到4口人。

这一逻辑也延续至每家每户。在可见的画面中，人们在逼仄中努力建构生活，有对室内空间的极致利用。

入户处只留一个转身的余地。接着紧贴置物架与鞋架，躲避遮眼藤蔓般的雨伞、杂物、塑料袋，扭身举手按响厅堂的灯光。

厨房塞进冰箱、水池与灶台后，只剩一块仅供一人站立的空间。碗筷凌空架柜，排气扇纸一般做薄贴在窗上，笊篱、锅铲等物挂满空墙。

餐厅客厅合二为一，是一些多代家庭与护工的共享区域。一切家具秉持小巧原则，三座沙发不容躺卧，方形餐桌下堆满塑料储物箱，电视机紧贴墙面，高空用电视柜辟出一片猫咪容身的窝。

谁要提前回屋休息，只需起身绕过他人，客餐厅立时宽敞许多。然而，三步长两步宽的次卧与一间稍大的主卧，除床之外，也要储存全家数十年来积攒的什物。

一些住户分享，宏福苑的高楼窗外，在维修前本可望见吐露港、马屎洲，与香港多山多林的半岛丘陵地貌，提示着世界的广阔，这曾是他们喜爱这里的原因。

而维修的一年半间，许多住户和陈燕芳、林力一样，住在隔绝光线、密不透风的家中，忍受阴暗湿热。一则发布在社交媒体，2024年10月拍摄于宏福苑宏昌阁的房屋视频显示，当时厨房、客厅、卧室的7扇窗户均贴上发泡胶。即使在白天，室内的四盏灯也全部打开。

2025年6月30日，有业主在社交媒体上自称“网中人”，表达对工程结束的期待，“成为网中人整整一年啦，盼望着重见光明的日子。”

他们最终看见火光。一张住户拍摄的照片显示，当火势蔓延，窗外火光透入发泡胶，映红了整间卧室。紧贴火光的墙面书架上，摆放着五六十只布娃娃，床上堆着衣物和被褥，窗前悬挂着四只防尘袋中的Labubu。

当火焰烧穿封窗的发泡胶，楼外攀爬而来的大火侵袭室内，他们数十年间用物品与记忆竭力填满的狭小空间，顷刻变成灰色。

图丨11月27日晚，仍有浓烟从宏福苑顶部冒出

痼疾与隐忧

看到大火消息的起初，同样在居屋长大、35岁的张嘉伟就产生了一种“会很严重”的预感。

在香港做房产中介这一年半以来，每当有人来找张嘉伟咨询宏福苑购房，他的回答只有一个：“不推荐购买。”

他认为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和上一辈，都清楚居屋的隐患，“都是从这出来的”。“如果我卖给别人，出现这样的事（火灾），我心里能不愧疚吗？”

张嘉伟的父母是广东人，80年代来到香港务工后，在屯门购置了一套居屋。他在那里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寒暑假。居屋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也是他在香港最熟悉的地方。

穿梭在香港各个楼盘的这些年，他意识到，许多居屋都存在类似的结构瑕疵：除了极易形成加速火势的烟囱效应外，多数居屋没有防火隔断。

在结构设计的隐患外，老旧楼房的维修工程，也暗含灾难更根源的线索。自2012年起，香港实施“强制验楼计划”，全港数千幢楼龄超过30年的大厦须按规定接受检验与维修。

楼龄已有42年的宏福苑，在2016年收到政府的强制验楼法令，要求对公共部分及外墙进行修葺。

香港居屋实行房委会统筹监管、私营物业执行、业主法团自治的三层架构。一旦居屋被要求维修，业主法团就要自行主导维修决策，并筹齐款项。

2024年，宏福苑业主法团通过的维修方案备受瞩目。有当地媒体报道，承建商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总费为3.3亿港元，由1984户住户平摊，平均每户需承担16万至18万港元。住户必须在约半年内交齐款项，否则可能被告上法庭。

许多住户都与法团产生激烈矛盾。他们质疑价格不合理，收费急促，乃至怀疑承建方与业主法团间存在利益输送。

除却贪污可能外，张嘉伟觉得3.3亿的费用有另一层原因。老旧楼宇的外墙是瓷砖或水泥材质，一旦老化脱落，必须搭建大型脚手架才能进行安全维修，而搭棚是整个维修过程中最贵的环节。相比之下，新建的玻璃幕墙楼宇，其外立面本身是耐久材料，无需频繁大修，因此成本远低于老式楼宇。他认为，这笔高价费用是历史遗留问题的集中爆发，是几十年来旧楼缺乏日常修缮、维护的结果。

当时每月收入仅有退休金的林力，感到维修费用构成了不小的压力。一些住户发现维修款甚至比当年购房的价格还高。有人反问法团方，“如果拿得出钱，我就不会住这里了。你想想是不是？”悖论无人理会。维修工程在争议中执行。
只有中低收入群体才能入住的廉价“居屋”，在成为必须维修的旧楼后，又给他们带来超负荷的压力。这是独属于“夹心层”的困境：那些租住“公屋”的住户，不必为维修款操心。

11月27日晚上，距离宏福苑两站地铁、也在维修中的居屋穗禾苑，紧急召开了居民大会。

不少居民表示担心悲剧重演。穗禾苑的一楼电梯口张贴着告示，“禁止在外墙竹棚及大厦范围内吸烟”。

宏福苑大火后，张嘉伟去了趟穗禾苑，发现这个楼龄45年的小区，几乎面临和事发前宏福苑相似的情景。

9座大厦因维修均围上绿色棚网，其中一座已开始拆棚拆网。在楼宇内部，可以看见每层楼外架设的竹棚，窗外视线被绿色棚网遮盖，不时有碎渣往下掉落。有居民公开表示，家中厨房窗户被不明材质的白色板封着。

图丨穗禾苑外围，因维修围上绿色棚网

图丨穗禾苑内部视角，窗外视线被绿色棚网遮盖

据公开资料，穗禾苑采用错层式十字型设计，每三层共用一部电梯，每三个单位共用一条楼梯。类似设计也见于后期落成的翠瑶苑、兴民邨、祈德尊新邨等小区。而宏福苑则采用弹性十字型设计，同一楼层围绕中央楼梯和电梯井布置八个独立住宅单元，可容纳八个家庭，被香港居民俗称为“八面来风”。

在1981年至1991年间落成的许多居屋都采用类似结构。然而，这类设计也存在消防隐患。例如，宏福苑在厕所与厨房外侧设置了槽式通风天井，虽有利于通风采光，但一旦发生火警，天井便会与电梯井一样形成强烈的烟囱效应，导致火势迅速向上蔓延。

有业内人士分析，此次宏福苑的五级火警扑救困难，正是由于高层建筑内部形成的烟囱效应。楼梯间、电梯井等竖向通道，在火灾中成为烟火迅速上升的路径，加速了整个建筑的燃烧。

住在穗禾苑的老街坊们，也有多人认为居屋存在消防隐患。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舍不得搬离这里。

这些老旧居屋里，承载了他们半生的回忆。他们习惯了早晨去熟悉的菜市场，再顺路吃顿早茶，与楼下熟悉的老街坊们唠家常。存了钱的老人，会资助子女，帮助他们购置新房产；没存上钱的家庭，子女便会继续留在这，一代又一代。
11月28日一早，71岁的林力站在东昌街社区会堂门口。会堂内铺着不少床垫，门口贴着满员标识。

除了这个会堂，火灾发生后，大埔区内开放了多个庇护中心。政府物色了近1000个临时单位供灾民居住1-2周，并计划后续安排约1800个过渡性房屋及房协单位。灾后，香港特区政府注资3亿元，派发紧急补助金、慰问金等，统筹安排心理、医疗、殡葬等多方力量进行支援。此外，有关部门正巡查全港所有正在进行外墙维修且搭建棚架的楼宇，检查物料阻燃标准。

11月27日晚上九点，火灾发生已过去30小时，在距离受灾的宏福苑最近的大埔墟地铁站外，挤满了自愿捐赠物资的香港居民。

火灾发生后，这里成为了一处物资收集站。牙膏、纸巾、泡面等生活物资会在这里聚集，再由义工开车运送至各个救助站。一位香港市民提了一袋从家中整理的旧衣物匆忙赶到。下班后，她跑遍附近的紧急收容所，都称物资充足。

图丨11月27日晚，广福商场平台聚集的志愿者们

广福商场平台上，义工们忙了一夜。从各地赶来的人，搬着成箱物资汇聚到此。受灾住户们在这里自行拿取需要的用品。现场提供了心理疏导、创伤安抚等服务。

拿着黄色卡通水杯的陈燕芳，等到了前来会合的丈夫，一起前往安置场所。她得知那里只有两张床和一张书桌，限制两周居住时间。陈燕芳还没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

在东昌区社区会堂的林力，正等待儿子接他前往新的住处。

29岁那年，他买下宏福苑的这套一居室。那时，他从事器械维修工作，每个月收入两三千港币。作为小区最早的一批居民，42年来，林力在宏福苑成家立业，生下儿女，“我以为我会永远住在这。”

火灾发生时，林力刚出门五分钟。后来他得知，自己居住的宏泰阁正是火灾最猛烈的区域之一。

CDT编者按：2025年11月1日—11月30日，距离李文亮医生去世已2049—2079天。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与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的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写下日记”，“诸多双耳朵仍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响”，网民们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正如一位网名为“一朵默默绽放的花儿”的新浪网友所说：“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因为李文亮的微博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每日片段精选备份，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留言区：

2025年11月1日—11月30日：

布丁奶兮_: 降温啦，记得加厚衣服呀李医生，晚安啦

积雪蘑菇: 天亮后去看去世两年多的妈妈，睡不着，来看看李医生。![[祈祷]]

可是我是个很容易流眼泪的人: 好苦10月底被辞退了已经，但是拖欠了大概2个半月的工资，唉也许对老板这个资本家来说不算是什么的事，可是对我们而言，就是真的生活费用吧，好苦好苦好苦好

江雨客舟: 哈喽啊，老李~这两天南通文旅的兄弟，做了一件很像你的事情，吹哨人~要不然，大家都不知道呢~

奶油舒格: 突然想起李医生，来这里看看，不知道你现在重新回来这个世界了没有，5年多过去了，希望你在那边一切安好。

冰城的丹妮: 再见，11月，再上班就12月份了，无论怎样，觉得2025过的蛮快的，李大夫，东北的冬是一片银白色世界，我们正在数着日子等过年。

风姝言: 想你。

阿呆姆奶茶_哭哭: 2020年，因为你我决定当一名医生。2025年我考上了医学院。谢谢你一直以来赋予我成长的勇气谢谢李医生

12TEN404: 3000 多户，家家都有助燃物。连烧八幢的高层楼不敢想，人为无法控制的火势。火舌不断往外喷发…今晚的夜是不眠之夜，今晚的泪是肝肠寸断。除了祈祷还有揪心的痛。太难过了。

野鸡大学博士2: 香港大火目前死100多人

yoyo言小言: 愿世界能够善待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

12TEN404: 刚看到非洲 ts的新闻，真的希望世界和平🙏

北京石律: 文亮，你去过颐和园吗？ //北京石律: 文亮晚上好，这两天，大家都在纪念你的母校，武大永远的校长刘道玉。

皮蛋不加葱: 转眼都快六年了，那晚的彻夜未眠还历历在目，刚看了下关注的2120天，不管什么时候来，大家的留言都好多，无论在经历人生什么样的困境，会一步步好起来的

1s_Moon: 李医生 好像到了那年快解封的时候了 我已经有些记不清 只能凭借微博的存档看出那时候有多愤怒 李医生 那之后一切就变好了吗 还是其实越来越坏 我没有答案 你好吗 希望你一切都好

大海想开了: 和你说，我今天买了两张券19代50的八合里代金券，点了大份五花趾，小份吊龙，一份河粉，单独点了4粒牛肉丸，一人食噢，吃光光而且吃到撑，走路都小心翼翼的生怕给自己摔出肚肚的牛肉来，好滑稽啊，但是好好吃啊哈哈哈哈哈周末了奖励一下自己，希望再接再厉。

精神小抖擞呀: 好久没来看你了李医生，如何说起这几年的生活呢，结婚九年终于怀孕，上天跟我开玩笑，羊穿结果唐氏综合征，6个多月引产恢复期和爱人争吵，他怀疑羊穿结果，不相信科学，我哭泣抑郁，想死，结果就是离婚，新生活过的疲惫不堪，我努力的生活，我已经41岁了，离异，无孩子，随时失业的工作，都是现实

HoMing_Wong: 想你了哥 无意中点开外卖订单 发现最近一个外卖员与您同名

由他-yyy: 李医生，这个世界是怎么了呢。五个月的小洛熙光溜溜的走了，承受巨大的痛苦，我知道这个世界很糟糕 可是这些应该跟孩子无关

小辰宝er: 翻看过往的微博，看到关于你的转发，就跳转过来看看，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惦记着你，李医生你现在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呢？是不是在上幼儿园了

手机用户rwzygezjkp: 李医生，我的同事家人朋友以及我自己，在阳了以后全部体检出肺结节，之前都没有，还有做了手术发现结节是癌的。现在方案只有长大后切除肺组织一种靠谱方法。小朋友们面临一波又一波的各种“感冒”。人类健康的未来在哪里…

用户落雪微歖: 李医生，还是不开心，不喜欢的工作，却无法下定决心离开，是瞻前顾后的犹豫，是明知道不开心和不适应的无谓坚持

Old_Gg: 好久年不上微博了，登上微博第一件事过来看看你李医生，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记得你，真好，希望你在那边一切都好

蔡妤羲ai羲儿: 看到楼下有位李医生的粉丝亮了个关注1234天的截图，也让自己发现已关注李医生快整整五年了

猕猴桃桃儿: 李医生，另外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公平吗，我好想去那边找你呀，，四年前打了疫苗三天后疑似癫痫，医院给了个晕待查，可是我们今年才发现，可能是另外一个疫苗造成的急性病。很多医生都口头承认，可是没人愿意写在病历上，你一定愿意写吧，现在因为职业特殊，可能要被追偿几百万，可不是我们的错啊

东2东: 早呀 转眼间快六年了 这是一段历史不愿提起但是不能磨灭的记忆 你永远是人民的英雄

点点我的脸: 李医生，做医生好辛苦，好累，我真的有在努力。我想像你一样做一个有良心的人。

仙女的女女女: 今天做到一道判断推理题，是有关传染病的，评论里提到了致敬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就想着来微博看看你，没想到评论还是有这么多人记着你，开心又心酸，你一直都在

OK你别再说了: 李医生，不是说只要不被遗忘就不算真正的死亡吗，这样看来您就是一直活着呢，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想念着您

煊你呀: 又到了国家时刻，我还记得你走那天我看到消息在路边爆哭。一句晚安，晚了很多年。

小狮子是李依桐: 刚才翻看自己的微博翻到了五年前 又找到你的微博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我看每天还有人给你留言呢

世界遗留者: 现在谈到双十一还蛮感慨的，想着以前读高中的时候是住宿，双十一那个星期都要特意偷偷不交手机，为了抢一双鞋卡得都进不去。现在每天过得毫无波澜，也变成了无趣的大人

长空高飞的名单: 李医生好。滁州13岁男孩跳楼，这个成年人构成的世界对孩子们真不友好。

Loves涯: 唉，你在他乡还好吗？快六年了哎。

赤阑AlexESQ: 你是我活到这个岁数，亲身经历过最伟大的人。你的勇敢，难以复刻。我们记住你，也记住那些卑劣，那些自私，那些莫名其妙和封闭恣意。你不是资本和后来捧起来的，你是我们的良知捧起来的，你不在，但你永远在。

CDS档案 | 李文亮

CDS档案｜新冠病毒事件总汇 

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前，蔡洋还不明白自己闯了什么祸。“网上对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他对母亲说。 （南方周末资料图）

砸穿西安日系车主李建利颅骨的嫌犯已被警方抓获，他是21岁的泥瓦工蔡洋。

蔡洋从老家南阳来到西安，吊在空中刷了两年墙，刚刚为涨到200块一天的工资而感动振奋。他喜欢看抗日剧、上网玩枪战游戏、有一个上大学的梦、在QQ空间里孤独地诉说对爱情的渴望。

蔡洋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过一泡尿，为此“感觉很爽”。他想要得到更多，想证明“我很重要”，但属于他的精神与物质世界同样贫瘠。而喧嚣的游行队伍给他提供了宣泄的“机会”。

生产队长领着便衣警察找到蔡洋家里，是在2012年10月2日中午11点。他的母亲、57岁的杨水兰从麦地里奔跑回家的时候，蔡洋已经被警方带走。匆忙间，蔡洋只带走了一只红色西凤酒的袋子，里面塞了一件毛衣、一条裤子和一条内裤。

过去的十多天里，杨水兰已经知道儿子犯事儿了。蔡洋的照片在央视节目里出现，视频上那个身材粗壮，奋力砸车，并跳起来用U形锁砸西安市民李建利的人，正是杨水兰90后的儿子。

在逃回南阳郊区村庄老家的5天里，蔡洋就藏身在那个1987年盖起的平房里最北边的一间小屋。1991年出生后，蔡洋在这间屋子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十多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张没有床垫的双人床和角落里堆放的一些谷物。即使是白天，一盏无力的白炽灯下，来人也需要辨认很久才能看清屋里的东西。

“这个屋子是相对好的，做过他哥哥的婚房。每次蔡洋回家就住这，他走了以后我再搬过来住。”57岁的杨水兰说。

2004年秋天，在蒲山镇第四中心小学上完五年级后，蔡洋就和同村的伙伴们一起辍学回家。那以后蔡就开始逐渐远离这间屋子和这个家庭。

他先是跟着大哥蔡德伟在南阳周边地区的建筑队上当小工。2009年，又跟表姑父王超来到西安，学习外墙刷涂料的技术，这是这个乡村少年第一次和大城市发生交集。

除了和二姐蔡玉凤不时地通电话和聊QQ，平时他和家人很少联系。只有在逢年过节、麦种麦收时，他才偶尔回家。2012年9月28日晚上的这一次回家却有点突然。

“我的侧面照片已经被发到网上了。”他告诉杨水兰。

“我害怕。”

杨水兰听得云里雾里，她只知道儿子在西安的反日游行中“和人打了一架”，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蔡洋用手机上网看消息，不时喃喃自语——

“我是爱国，抵制日货。”

他不断地跟杨水兰说：“网上对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

直到有一天，在邻居家看电视时，杨水兰才知道，蔡洋把一位名叫李建利的西安人脑袋砸开了，对方伤情严重。电视里面，白岩松在劝她儿子去投案自首。

杨水兰当时全身瘫软。

这次事情闹大了，“闹到北京去了”。

蔡洋打砸的视频截图。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在QQ空间中，蔡洋孤独地诉说对爱情的渴望，时不时哀叹自己“悲摧的人生”。 （何籽/图）

“三亿鼠标的枪战梦想”

蔡洋在西安粉刷外墙，吊在建筑物外作业，摔下来过两次。

2009年，辍学五年的18岁乡村少年蔡洋来到西安。

当时在南阳的工地上当泥瓦工一天才120元钱，而同样的工作在西安可以多赚60元。杨水兰于是同意让蔡洋跟着表姑父王超到西安打工。

“人傻傻的，脑子缺一根筋的感觉。之前他在南阳的工地上干了两三年，也是啥都学不成。”表姑父王超说。

外墙粉刷并不轻松，通常没有更安全的施工吊篮，他们就用简易的绳子做防护，吊在建筑物外作业。“就像蜘蛛侠一样，很危险。”蔡玉凤说。

即使在室内，这份工作也需要审慎和运气。有一次在QQ上聊天，蔡洋告诉南阳的朋友张迥，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过两次，“差点摔出脑震荡”，但是当时张迥不知道蔡洋是不是在开玩笑。

王超也能看出那一段时间蔡洋干得并不开心。他不跟工友交往，也很少说话，只喜欢下班后出门上网。王超训斥他，他一句话都不听。

在网吧里，蔡洋不停地玩一个叫“穿越火线”的网游。这是一款激烈的枪战游戏，口号是“三亿鼠标的枪战梦想”，界面上大大的字迹跳动“兄弟们！战起来！”

游戏里蔡洋的“军衔”是一名下士，总共杀敌4824次，自己也被击毙了7997次。

没有亲人或者朋友对这时候的蔡洋有更清楚的了解。他离南阳村庄里那个家距离遥远，身边只有闹僵的表姑父一人。他只在QQ空间上零零散散地写下自己的想法。

“……想上学”（原文如此）。有一次他用一个奇怪的格式写道。

将近半年后，他又在QQ空间里开玩笑地提到相近的话题：“我想出家做和尚，可是可是连和尚也要大学生。”

即使在长达三四年的QQ说说和微博记录上，也极少有人回复他的内容。看起来大部分时间他像是在自说自话，他的QQ名字也改成了“自舆自乐”（原字如此），恋爱状态上写着“单身”。

到西安不到一年，蔡洋离开了表姑父，自己找了个建筑队跟着干。

“在我最缺人的时候他去跟别人做了，我说过他，他生气就不跟我联系。”王超说。

即使两个人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咸阳，只有27公里远，但这对姑父和侄子也只有逢年过节回到老家才会碰面。

“为了今天的两百块继续奋斗”

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了一泡尿后，他在QQ空间写道：“感觉很爽”。

但是在2011年之后，蔡洋的打工“事业”开始渐入佳境。他告诉朋友，等到那一年的8月底，“我就能挣够一万块钱了。”张迥十分羡慕蔡洋有每天200块钱的工钱，这个收入高出老家许多。

蔡洋在QQ上罕见地挂上了一个状态昂扬的签名：“为了今天的二百块继续奋斗！”

蔡洋和做汽车维修的张迥成为朋友，当时蔡洋短暂地回到南阳做粉刷工程，在张迥的印象中，蔡洋在同龄人里极为开朗，两人经常一起吃饭、KTV。“他豪爽，花钱大手大脚”。

西安的朋友许顺国至今难以相信蔡洋后来成了“打砸抢”中的一员。在他看来，蔡洋还是个小孩，“每回都是乐呵呵的，从来也没跟任何人吵过架”。

除了去西安莲湖区潘家村附近的网吧，蔡洋也经常到许顺国家里蹭网。“他爱说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经常是别人的出气筒”。

但是只要在家里，蔡洋和父亲蔡作林的争吵就不断爆发。村子里六十多岁的老人蔡世刚时常看到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蔡作林至今极为气愤的是，有一次，蔡洋偷偷把家里的电动车卖掉，拿钱自己出去花了。

到了2012年夏天麦收的时候，蔡洋回家和父亲一起帮邻村一家人家盖房子，回西安前，蔡洋又瞒着家里领走了蔡作林两千多元的工钱。

蔡洋外出打工几乎没有向家里寄过钱。蔡家最值钱的家当是几年前买的一台电视，现在也坏了，一家人不得不经常到邻居家去看电视。为了能挣到更多的钱，62岁的蔡作林依然在南阳市区的一家工地上砌砖。

蔡洋一直让杨水兰感到头疼。最让她感到失望的是蔡洋和蔡作林的激烈冲突。蔡洋经常突然对父亲蔡作林发起攻击，“一把就把他爸爸撂倒”。

在村邻眼里，蔡洋也表现出令人疑惑的两面。有时候他彬彬有礼地打招呼，有时候他也会突然粗暴地撂倒客人，“一阵阵的”。

连他最亲密的二姐蔡玉凤也并不清楚他在西安住哪，工友是谁，好朋友是谁，有没有女友。像是在家人的失望中渐渐隐退，他只在互联网上留下一些痕迹。

爱情似乎是他最大的烦恼，占据了微博和说说上最多的篇幅。

“现在什么东西都对我不重要！只有爱情对我才是最重要的！”2011年1月他在QQ空间上说。

“快烦死我了！该怎么办啊？谁帮帮我？”

“烦烦烦烦里我都快要崩溃了。”

“唉……纠结！！！！！”

“在过半个月我就二十了…唉…明年的我还是和现在这样吗？真想找个老婆过日子了。不想在放荡下去了！主阿，赐我个老婆吧！阿门…”（原文如此）

但渴望爱情的蔡洋又听张远喆的歌，把一首《我不配做你男朋友》设为QQ空间背景音乐。

有时候他充满了愤怒。为了下载一个游戏，他新买的智能手机花完了一百块钱的流量，他为此在空间上大骂。

有一次他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了一泡尿，他写道“感觉很爽”。

他在个人空间里先后四次留下手机号，让朋友们联系他。这些号码有的已经成空号，有的换了机主。

在被抓捕前，他发出的最后一条微博是在9月30日，用新买几个月的智能手机，这可能是他用过的最好手机，安卓系统，触屏的：

“悲摧的90后，90后的我们感觉到幸福了吗？”

“这是爱国行为，我鄙视你”

蔡洋会突然从身后推邻居，“他可能脑子里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2004年夏天，张瑞太嫁入蔡家，成为蔡洋的嫂子。那时候她经常看到十几岁的蔡洋和村里几个孩子在玩游戏，拿个小木棍站在村里不断地高喊“打倒小日本”。

他至今痴迷于战争片，打开前年上映的抗日电视剧《雪豹》一遍遍地看。“他还特别爱看那个‘731部队’，日本人整毒的那个。”杨水兰说。

在村子里，关于蔡家的“秘密”已流传多年。蔡洋的爷爷蔡近德年老后经常头扎红绳，光着屁股，在大街上拾瓶子。蔡洋的大伯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突然说话含混不清，整夜整夜在村里唱歌。而大伯的女儿二十多岁开始常常光着身子在村里乱跑，最后在自家的院子里上吊身亡。

像是一场难逃的命运，等到蔡洋稍稍长大的时候，让杨水兰和村人担心的一些征兆表现了出来。

“当时只有两三岁的蔡洋经常跟着来村子里卖肉的肉贩，抓着一块一块的生肉吃。”六十多岁的邻居蔡世刚说。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种种怪异的行为随着蔡洋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突出。

在蔡洋十三四岁的时候，村里来了一个收羊的，蔡洋硬缠着收羊的，让其到家将家里的老羊收走，蔡洋口中的老羊却是他的妈妈杨水兰，因为她姓杨。

另一位名叫赵蒲的村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2010年她怀孕期间，蔡洋曾经前后一共三次从背后推她。“他可能脑子里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今天参加游行了，头被砸出血了。”

15日晚上游行完，同样的话他跟许顺国和QQ上的张迥都说了一遍。他并没有提及他的致命反击和那把U形锁。在许顺国的记忆里，蔡洋当天就是在他家上的网。

这一天的游行让他意犹未尽，他兴奋地对QQ那头的张迥说：“明天还有游行！”尽管曾经在村子里不断地高喊打倒小日本，但那里只有电视剧和想象的仇恨。但是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身边驶过的车很多就是日本的。

这一天晚上，在山东打工的二姐蔡玉凤也接到了蔡洋的电话。蔡玉凤对他砸车感到极度气愤：“你去砸车正常人都觉得你要赔偿。我们负担不起！”

不过这天晚上，蔡玉凤的一番训斥换来的是蔡洋的反击：“这是爱国行为！我鄙视你！”

“我们下了车，在两边站着，想看看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砸。”“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攒钱买的车，别砸行不行，我们买日本车不对，以后不买日本车了，好不好。”李建利的妻子回忆起当天遇到砸车时努力求饶。 （图片来源 凤凰网/图）

涌出的鲜血

蔡洋下班乘坐的公交车被游行的人群堵住，他很快被队伍的热情感染，汇入人潮之中。

蔡洋似乎并不清楚，他的四下跃起的攻击对李建利造成了什么伤害。

过了两三天，蔡洋用手机上网时发现自己照片和手机号码都被网友人肉了出来。

他给蔡玉凤发去了一条短信，“你看了打砸照片没？”当时正在车间里上班的蔡玉凤心里咯噔了一下。下班后她上网一看，很多网站上有她弟弟的照片。

蔡洋和张迥最后一次联系是在9月18日的早上8点多。两个人在QQ上进行了几分钟的视频聊天，张迥回忆：当时蔡洋人还在西安的一家网吧。蔡洋给他看了自己头上的伤，但当时视频里黑乎乎的，看得并不清楚。

蔡洋还问起家乡有没有游行，随后就匆匆忙忙下线了。

对于15日那天，蔡洋为什么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杨水兰和蔡玉凤及另一位蔡洋的好友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在杨水兰讲述的版本里，9月15日上午，蔡洋所在工地上的吊篮坏了，不能工作。蔡洋和工友们在工地上休息时，听到街道上游行的呐喊声，蔡洋加入了人群。

蔡玉凤和蔡洋的好友的说法则是蔡洋在下班途中，公交车被游行的人群堵住，他准备下车走路回家，但很快被队伍的爱国热情所感染，汇入了人潮之中。

目前还没有其他工友对两个说法作出证实。

现在能够知道的是乡村青年、外来打工人员和蔡洋最终加入了汹涌的队伍。

另一个站在队伍中的青年，曾帮助日系车主调头逃离的韩宠光在西安城墙西门拐角处注意到了蔡洋。在马路栅栏边的一辆车旁，蔡洋大喊，“把车拉出来再翻！”

游行队伍到达玉祥门转盘附近，一辆卡罗拉已经被围成了里三层外三层。旁人已经无从了解，一把U形自行车锁如何到了他手里，他开始把锁砸在西安市民李建利的车上。

51岁的车主李建利情急之下，拿起一块板砖拍在蔡洋的头上，鲜血从蔡洋头上流下来。蔡洋奋力跃起，暴怒完全攫住了这具兴奋的躯体，将手中的U形锁猛力砸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

激愤的人群在涌出的鲜血前停滞了一下，随即从李建利身边散去。被砖砸得头昏脑胀的蔡洋用T恤捂在头上止血，跟随着队伍继续向前，口号震天。

（应受访者要求张迥、许顺国为化名）

作者：江雪

被砸后50个月，李建利右边身体仍然不能活动，双腿只能慢慢走上100米，“砸日本车，那不都是中国人的血汗？”他说。

2016年11月9日下午，西安明城墙内的中心医院。老旧的住院部楼上，45号床的病人李建利，正拖着残疾的半边身子，在楼道里缓慢挪动着脚步。

自从2012年的9月15日下午，被一名叫蔡洋的“爱国青年”用摩托车U型锁砸穿了颅骨，今年55岁的李建利，已在同一间病房里度过了四年零两个月。

50个月，新的头皮长了上来，弥合了被用钛合金补上的头顶，但看起来还是坑坑洼洼的，稀疏的头发也掩盖不住。严重的后遗症夺走了李建利过去的强壮与灵活。经过两次开颅手术，他的右边身体，至今仍不能活动， 右手指合拢如“鸡爪”状，无法抓握。

每天六点，李建利在附近报时钟楼里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醒来。妻子王菊玲照顾他洗漱，吃饭，再去康复室。每天，妻子要帮他做两、三个小时的康复训练：戴特制的手套，但只有偶尔能够成功，大多时候，戴不上手套，他沮丧到想哭。

如今，李建利能自己慢慢走上100米。他常在楼道里扶着墙移动，周围病人的情况都清楚。不久前，隔壁的“47床”死了，他心里难过了很久。另一张床上躺着一个在2008年汶川“512”地震中受重伤的年轻人。李建利和他们聊天，缓解心头的郁闷。大多数时候，他都关紧病房的门，仿佛这样就能把生死无常、病痛呻吟和药水味儿都关在外面。

但每天门都会被推开，护士会送来医药费单据。到11月9日这天，单子上的费用已达80万7168.97元。医院并没有直接催要医药费，据说“政府会管”。但政府代蔡洋赔偿的50万，3个月前才刚刚打到账上，药也从那个时候被停了。

病房的窗外总是灰蒙蒙的。李建利偷偷在水杯里养了三棵绿植，放阳台上，郁闷时会看一看。 “就这样熬着吧，”王菊玲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

下岗开出租，终于熬出了辆丰田卡罗拉

2012年9月15日，对李建利来说，是一生的“劫数”。在他看来，这一年一直“不太平”。

当年4月，中国和日本关于钓鱼岛的争端开始升级。7月，日本政府称要在年内将钓鱼岛国有化；8月，香港保钓人士在钓鱼岛登岛，被日本警方拘捕；9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购买钓鱼岛……这一切，在中国的政府和民间，都激起强烈抗议。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导，不断渲染的气氛，使得愈临近日本侵华战争开端81周年的9月18日，气氛愈加紧张。在北京、深圳等大城市，开始爆发反日游行。

即便如此，李建利从来没有想到，一直“很爱国”的他，会倒在“爱国青年”反日游行队伍的围攻之中，头骨被砸穿，他在完全昏迷之前的最后一个意识，是看到妻子掏出一张被血浸透了的人民币，递给送他到医院的出租车司机。司机拒绝了，吼着：救人要紧！

李建利是土生土长的西安市民。1961年出生，家在城墙内一条老巷，巷边都是上了年岁的国槐，平静安详。在李建利的记忆中，除了“文化大革命”、1989年六四运动那些特殊的时刻，这座城市一直是平静的，直到2012年的9月15日——这一天，内地有50多个城市发生反日游行，多地游行演化成骚乱，西安是其中最为激烈的一个城市。

“这是咱中国产的车，天津一汽的，不行你们看标志……”“以后我们不开日系车了，好吗，求求你们……”

这一年，李建利51岁。之前他是西安市莲湖区一家集体企业的工人，1993年前后，集体企业改制，还不满40岁的他和妻子“响应国家号召，为国分忧”，双双下岗。之后，他们几乎一无所有。

为了生存， 他和妻子开起了租车。他们凑了所有的钱，在1994年买了一辆白色“夏利”。 这个心灵手巧的男人，爱车，喜欢钻研，曾把一辆出租车的发动机拆下来，自己组装，他此后的命运，也似乎一直和车有关。

开出租车的那几年，为了省钱，夫妻俩不雇司机，丈夫夜班，妻子白班，风里来雨里去。1990年代的西安，治安不好，抢劫出租车司机的事情常常发生。李建利两口子都被劫过。王菊玲到现在还记得，一把冰凉的刀抵住自己的脖子，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交了出来，最终逃过一劫。

就这样干了五六年，日子极为辛苦，但终于攒下了点钱。2000年前后，夫妻俩都不愿意再这么辛苦下去，就卖掉出租车，和4S店合作，帮人办理二手车的中介手续等。李建利对车熟悉，两口子人又勤快，利用过去的人脉，生意不错，一年能有10多万的收入，生活渐渐好了起来。

2011年，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李建利精心挑选了一辆丰田卡罗拉，天津一汽产的，省油，实惠，他们很满意。和当年赚下第一桶金的夏利一样，这车是白色的，亮亮堂堂。夫妻俩商量着该给大儿子筹办婚事了，婚期就定在2012年底。

“这是咱中国产的车，不信你们看标志”

2012年夏天， 李建利夫妇帮儿子装修婚房，天天跑建材市场 。9月15日这天，装修基本完成了，他们去西安北郊的建材市场买灯。

一早出门，他们就听说当天有游行，但没太往心里去。李建利想，游行都在市中心，建材市场在城郊，另外，游行半天也就该结束了。买完灯，夫妻俩和儿子儿媳吃了午饭，开车回家。到了环城西路，离家也就两三公里的地方，却发现游行还没结束。

他们被包围了。

前面是辆五菱面包车，后面是辆“猎豹”，李建利夫妻俩的丰田卡罗拉在中间，白亮耀眼，三辆车的前后方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很多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拎着木棍、砖头等等。

李建利的车陷在人群中无法动弹，路中有隔离栅栏，他没法掉头，只好慌忙下车，给围拢在车旁边的人解释：这是咱中国产的车，天津一汽的，不行你们看标志……妻子也给那些年轻人忙不迭解释着：以后我们不开日系车了，好吗，求求你们……

哀求没用。有人开始砸车的挡风玻璃了。

4年后，李建利说：我被砸倒的路旁边，就是治安局的办公楼。

李建利拉住一个壮小伙（事后才知道他叫蔡洋），带他到车后边，专门让他看车的标志，可包围者们压根听不进去。李建利从一个砸车者（事后知道叫寻建奎）手里抢来一块砖，想着自卫。此时，看到蔡洋又要砸车，李建利拿起砖就拍了下去，一瞬间，蔡洋的头流血了，李建利心里立即就怕了，把砖扔到了地上。没想到，此时的蔡洋，抡起手里的U型锁，朝李建利头上砸了下来：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李建利瘫倒在了车跟前，血混合着白色的脑浆从头顶喷了出来。

妻子王菊玲大哭着，尖利地呼叫着，周围的人全都在拍照。有摄像头拍下了这一幕。

有人帮助王菊玲，终于拦了一辆出租车，她拿了一大卷卫生纸，捂住丈夫的头顶，血汩汩地从她手缝中间冒着。车到环城西路北段内的玉祥门，执勤的交警见状，让警车开道把他们送到了医院。

到玉祥门之前，李建利夫妇一直没有见到警察。4年后，李建利说：我被砸倒的路旁边，就是治安局的办公楼。

“爱国”砸了李建利，洗劫了西安城

砸断了李建利人生的“915”，也让西安这座古城遭遇了一场以爱国为名的洗劫。当天在西安城区内的多条主干道上，都发生了打砸抢事件。

在南二环，一位年轻的母亲带孩子去公园时，被呼喊着反日口号的人们包围。她跪在地上哀求，也未能阻止心爱的车被砸 。在一些地方，有游行者翻过围墙，进入停车场，打砸、掀翻那些日系品牌的车辆。

在市中心的钟鼓楼，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钟楼饭店内有两位日本客人受到围攻，武警出动保护日本客人，并和人群发生冲突。

在城市的其它地方，打砸抢的行为没有得到警方的有效制止。一位目击者在微博上直播他看到的情景：陕西省政府外的西华门附近，山葵、索尼店被一伙人砸毁，连门口的矮树都被拔起来扔在地上。另一位目击者播报：一位女士因为车被砸，急晕过去。外面有救护人员抬着担架进来，结果担架被没收，救护人员被打跑。一些人在路边搜寻身着日本品牌服饰和拿着日本品牌相机的人，一名外国游客的“尼康单反相机”被砸。一位大学男生，因为身穿川久保玲的针织衫，被人扒光了衣服，只剩一条内裤……

而在西起玉祥门的莲湖路，一伙人把一家已经关了门的4S店铁门撬开，店主跪在玻璃渣上哀求，因为一位回族老人出手相救，施暴者才悻悻离开……

“毕竟群众是表达爱国热情，这中间的度不好把握，”有不具名的西安警察在“9.15”之后这样对媒体表示。

下午4点多，李建利被送往医院时，暴力还没有停止。西安本地一家草根信息网站“在西安”（网站、微博、微信已在内地被封），于当天接到上千条目击者和受害者的信息。

9月15日当夜11点半，手术结束，李建利还在病房里和死神搏斗。

9月16日，西安本地的媒体无一字报导这场骚乱，但发布了 西安市公安局“坚决制止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的公告。警方开始控制事态，在西安城墙的各个城门口，派驻了武警把门 。城区内处于戒严状态。10月2日，蔡洋被捕。

10月8日，西安的两位市民——江雪和王天定，向西安警方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有关“915”当天的公共信息。他们没有得到回应。

但警方没有否认，在“9.15”当天的西安，面对打砸抢的现场，面对骚乱的人群，他们基本保持了沉默。“毕竟群众是表达爱国热情，这中间的度不好把握，”有不具名的西安警察在“9.15”之后这样对媒体表示。

李家4天撤诉，警察驻守病房两年

李建利保住了性命，9月18日从重症监护转入普通病房。“915”事发后，舆论汹涌，10月11日，李建利的家人向西安莲湖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西安市公安局行政不作为，并索赔损失。

但仅4天，这场诉讼就被瓦解了。

王菊玲回忆，“915”之后那段时间，来了很多记者，警方开始应对各路试图进入医院采访的记者。“一直有警察在这里，白天晚上。他们也辛苦。晚上就睡在楼道上，”王菊玲说，有一次，来了一位记者，自称是韩国的。刚说两句话，就被警察请出去了。还有一次来了一位美国记者，但连门都没有进来。

10月14日到15日，警方与李家洽商了一天半，李家获得了6万多元的补偿——已支付的医疗费用，15日下午，在警方的陪同下，王菊玲去莲湖区法院要回了诉状。对此，李家的解释是，公安局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政府，“我们只好相信政府。”他们也为两个孩子担心，担心“和政府对着干没有好处”。

李家撤诉，警方并未撤离病房。按照王菊玲的说法，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两年，到2014年8、9月。人们也渐渐忘记了他们。

“就这样熬着吧，”王菊玲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

2013年11月，“915”发生一年后，蔡洋被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判决认定，由蔡洋赔偿李建利的医疗费等52万余元。但这显然无法实现。 蔡洋家在河南农村，在西安打工，本身就极贫穷， 根本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

警方承诺政府可以代蔡洋完成这个赔偿——这也说服了李建利家人撤诉。但直到2016年8月，这个承诺才得到履行。不久前，莲湖区法院将50万元打到了李建利家的账上。

王菊玲说，从8月份拿到“补偿”开始，医院里的药也停了。如今，他们想回家，但又不敢轻易出院。李建利失去了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需要人终身照顾。她也担心他发生其它的并发症。出了院，将来的日子，漫长得让人发愁。但是老在医院里，也不是个滋味。

“砸日本车，烧日本货，那不都是中国人的血汗？”

在蔡洋被判刑之前，2013年7月，西安的四个区级法院，宣判了9起关于“915”打砸的案件。其中打砸了4辆日系车的一名被告人王刚，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10个月。另外有11人被分别判刑。但大多数参与打砸者，已很难得到追惩。

四年过去了，“915”带给城市和人的伤痛还在继续。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的李建利，之前很少关注日本。2012年9月15日之后，他开始关注和日本有关的新闻。“我在电视上看到，很多人去买日本马桶盖，结果还是中国产的。”

“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文革。我就担心呢，哪天暴徒闯到家里了怎么办？”

他有时想，中国人真是“极端得很，也狭隘得很”。“砸日本车，烧日本货，那不都是中国人的血汗？日本没有一点损失。”但同时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去日本了，毕竟，招来这么大的灾难，还是和日本有关。

李建利的弟弟在医院上班，每天来看哥哥。他是个爽朗的中年人：“我不恨日本人，都是人啊。可我现在也不会买日货了。”弟弟把电视换成了“康佳”，空调也用“美的”。“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文革。我就担心呢，哪天暴徒闯到家里了怎么办？”前一阵子，定居在日本的表妹要给他一辆自行车，明明知道质量好，他也没敢要，“怕惹祸”。

52岁的王菊玲，学历是初中肄业。在医院的日子让她郁郁寡欢。这4年里，除了两个儿子都结了婚，抱了孙孙，王菊玲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反正我还是恨日本人。他们不抢钓鱼岛，不就没这回事了？”和很多她这个年龄段的人一样，她的信息来源是看看微信朋友圈，发一些养生的东西。也看看电视，看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