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放假安排一出来，感觉离回家过年就不远了。

明年春节假期从8天延长到了9天，虽然只多了一天，但对很多人来说弥足珍贵——年轻人，尤其是离家在外漂泊的年轻人，每年可能只回这一次家，只能被迫将“孝顺”放在过节的那几天。所以，他们想多陪陪家里的老人，多一天，哪怕只多一天。

跟着社会时钟的步伐向前走，有个难题似乎亘古不变、无法破解：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生活步调不一致，很难做到真正的“陪伴”。明明是血浓于水的家人，却只能在不同的时空里彼此向前，任由时间在生命里刻下年轮，一圈又一圈，等待着一年一岁一团圆。

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让自己遗憾吗？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和家里的老人一起住进养老院？

有。

有的年轻人，已经提前住进养老院了。

01 我和奶奶，一起住进养老院

27岁的温州女孩小蒋，最近陪奶奶住进了养老院，成了奶奶的邻居。

小蒋在养老院里的房间，图源：小红书@Roiluuyee，下同

她做出这个决定，有两个考虑：

一是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的她，祖孙俩感情很深厚。奶奶一个人住进了这家新开的养老院，让小蒋总是牵挂。

二来，是小蒋上班的地方离养老院很近。每天通勤回很远之外的自己家有点辛苦，加上想多看看奶奶，小蒋原本打算在养老院附近直接租房。结果她接到奶奶打来的电话：“来养老院住吧，我和院长说说看。”

于是，27岁的小蒋成了这家养老院的第一位年轻人住户。

图/微博

陪伴小蒋的奶奶住进养老院的小狗

年纪轻轻，住进全是老年人的养老院是种什么体验？

小蒋的答案是：“哈哈哈好爽……不用愁每天吃什么，很完美。”

养老院管吃管住，包水电和网费。

每天下了班回来，出了自己的房间就到了奶奶的房间，小蒋天天都能见到并能照顾到奶奶，陪家人的同时还不耽误工作，属实是一举多得。

养老院里的饭菜

对小蒋而言，养老院唯一能称得上是“缺点”的，可能就是晚上20点统一关门这件事。

年轻人偶尔晚归，只能打电话联系保安来帮忙开门，稍微有点“不太礼貌”。

小蒋在养老院的房间

但这种“缺点”，在不少网友眼中也是优点——代表这里的作息和餐食都非常规律，在这个年轻人普遍熬夜、晚睡的当下，需要一个让自己能够变自律、健康的“环境”，好让生活变得规律起来，让睡眠变得香起来。

更香的是，小蒋住在这里每个月只需要交1500元。

房间里有独立的卫浴

1500元，还管吃管住，在很多网友口中是“很有性价比的孝心选择”。不少年轻人也疯狂心动，与其花钱租房、吃预制菜外卖，不如住进更有性价比、餐饭健康且有安全保障的养老院。

他们纷纷给小蒋留言询问更加详细的情况，小蒋的帖子也因此在社交媒体爆火——

原来，小蒋的奶奶是第一批入住的老人，每个月的入住费用是2500元，小蒋作为家属，每月的1500元其实是亲情优惠价。但因为这家养老院是新开的，空房比较多，所以在小蒋的帖子走红后，养老院愿意以同样1500元的价格来接收年轻人入住，但优先考虑的是工作稳定、性格安静的年轻人。

小蒋入住的养老院负责人后续在接受相关采访时，提到收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咨询，最后也只选择接收了两位考研的女孩入住。

原因很简单，毕竟这是家“养老院”，主要是为老人服务，“单纯为了找住宿，我们是不接收的。”

抖音@乐清市颐心养老院

02 未老先养的年轻人

其实，像小蒋这样主动选择陪家人住进养老院的年轻人不在少数。

苏州29岁的女生@天气晴 也陪伴自己的奶奶住进了养老院。国庆节期间，她的闺蜜带着对象，一起来养老院找她，陪自己和奶奶一起打起了麻将。

图源：小红书@天气晴

在此刻，祖孙其乐融融在一起的养老院，成了游本昌口中那个“家”：

“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人生就是这样，不断地交换战场，这个战场随时随地是变化的，总结就是，人在哪儿，哪儿就是战场。”

自己携夫人选择入住养老院的他，自诩是想选择更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图源：凤凰网《君品谈》

在社会的普遍认知中，住进养老院的老人多半是无法自理、需要他人照顾，因此更是无法控制别人如何对待自己。年轻人也时常会听到“你老了住养老院会被护工区别对待”等论调，养老院仿佛是一个边缘化的、负面的词汇。

出于恐惧，很多老人甚至极端到说出“宁愿饿死也不进养老院”等言论，他们害怕离开家、去一个陌生的仿佛是别人的家的地方。

所以，不管是陪奶奶住养老院的小蒋还是@天气晴，又或者是主动选择住进养老院的游本昌，都让大众意识到了一个与人们印象中完全不同的“养老院”。

图源：小红书

这里不仅提供低价的住宿，在安保、医疗、饭食等方面都像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更没有房子到期、房东要涨租或者卖房、屋里各种东西坏了需要维修、周围邻居和环境是否安全等不稳定的情况，对于年轻人来说，确实很有“性价比”。

同样，因为这里太过于安逸，对于住进养老院的年轻人，很多人也会戴上有色眼镜，觉得他们是在逃避人生，年纪轻轻正是闯荡的年纪，为什么要浪费大好的时间去休息、“躺平”。

其实，住进养老院的年轻人，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也并非只是在躺平——

有人是因为熬夜身体垮了，所以宁愿放弃在大城市高薪的机会，暂时住进老家的养老院，找回健康，想清楚生命中什么更重要；

图源：抖音@山西怡之福康养中心李贵阁

有人是要备考，因为住在家里总会忍不住跑出去玩，加上环境也不够安静，所以选择住进养老院；

图源：小红书@Quinny

甚至有人，还把这里当成了应对突发状况的选择——

有人在春节假期想和父母一起出国旅行时，忽然遇到了妈妈摔伤的意外情况，想要既和爸爸出行，又能有人照顾妈妈的情况下，选择一家三口暂时住进养老院。

图源：小红书@TT的小红书

还有女子独自照顾年迈的母亲，但因为自己身体意外受伤，腿脚骨折，所以选择和母亲一起入住养老院作为过渡，等恢复后再一起回家。

养老院不再是一个只有等老了才能来的地方，而是一个随时累了、遇到困难了都可以来的地方。

在当下社会的语境下，它似乎成了一个为人们兜底的好选择。

03 当你老了

如今的养老院不再只“养老”，更像是一个社会的公共空间。

尤其是当下席卷全球的数字游民浪潮，让很多年轻人更愿意选择自由的工作方式。当他们日常只要在云端进行工作，他们对于居住环境的需求也逐渐简化，只需要一个环境稳定、干扰少、租金便宜的舒适环境，养老院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各地陆续出现过不少“青年养老院”，基本上这些青年养老院都有类似的标准，比如不欢迎没有工作过就直接选择躺平的人，也不要45岁以上的人等。

因为他们倡导的不是躺平，而是短暂休息再出发。所以，很多来青年养老院住的人，大部分都是从事创作的艺术家，或者是想要考研的学生等，他们对未来反而是充满追求的。

青年养老院，只是他们一个短暂的过渡选择。遇到难处的人，甚至可以通过做义工来换宿的方式，住进这里。

图源：抖音@登封融媒体

对于那些选择住进普通养老院的年轻人，他们其实更多也是将这里作为过渡。

陪奶奶住的小蒋，因为养老院是新开的，所以才能在有很多空房的情况下，以便宜的价格入住。

同样陪奶奶住养老院的@天气晴，也提到后续如果养老院生意好了，自己是需要退房的，不然耽误养老院做生意，她也会觉得不好意思。

图源：小红书

和青年养老院的义工换宿方式类似，很多养老院对于年轻人入住，更多也是持一种“志愿服务换低价住宿”的模式。

因为养老院，毕竟是为老人服务的。

北京曾向全社会发布年轻人住养老院的招募，20小时志愿服务换低价住宿，最低能以每月300元的价格入住。

除去一些硬件条件，比如没有本市住房、大专及以上学历、年龄在22周岁到40周岁，在北京用人单位工作、签订劳动合同且本市社会保险个人缴存满一年等，还有很多约束条件——

比如志愿服务如果机构内老人当月满意度未达到80%，以及无故连续两月服务时长未达标等，都需要立即退出并搬离试点养老机构。同时，服务合同也要一年一签。

说简单点，就是想低价住养老院也是有门槛的，并非浑水摸鱼就能低价入住的。

要真心热爱公益事业，有这份诚心才可以。

图源：抖音@北青养老新一线

因为如今的养老院，和过去有点边缘化的养老院是不同的。

很多人以为养老院的氛围，是大家都垂垂老矣，朝着暮年走去，一派死寂沉沉的感觉。

实际上，现在的养老院不少老人都相对有自理能力，会参与各种文娱活动，享受自己的晚年。这批义工换宿的年轻人在做的志愿服务，就是为老人们类似的需求服务——

他们要陪老人聊天、看书、写字，还要教有需求的老人们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等，甚至还要陪他们做各种手工DIY、画画、打麻将等。

图源：抖音@酉时常在，下同

老人们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

他们早上吃完早饭后，会做拍打操、广播体操，还会打乒乓球、玩跳棋、打台球、下象棋……

中午享受几十种菜的午餐后，继续下午的兴趣爱好，电子琴、木工活儿、看电影……

北京、江苏、浙江等地的养老机构陆续都有了这种老年+青年的“代际融合”新模式。

而怀着做公益的心，来到养老院的年轻人，给这里带来了朝气，也因为和老人的交流收获到了很多。

《时间的宝藏》中，作者被北京一家养老院彻底改变了想法。来之前，作者对养老院和这里生活的老人存在误解，看到老人们平和、坦然地谈及死亡，忽然明白了生命的意义。

书中北京某家养老院的院长，曾在北京昌平区民政局工作，拥有非常多与老人打交道的经验，他对老人们的心态了解地非常清楚：

“老人最怕的是什么？是不确定性，是未知。他们在养老院，看到大家是如何对待其他失能老人、失智老人的，细节都很熟悉，习惯了，所以老人们知道自己最不济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知道没有意识的时候会怎样，身边人将怎样对待他。知道了，就安心多了。”

是的，老人们怕的不是死亡，而是身体机能慢慢退化。年轻时消耗、透支的健康，会在此刻具象化，而年轻人们看到这些，会不自觉倒推自己当下应该如何生活。

图源：小红书@未完待续.

或许年轻人和老人一起住进养老院，是未来解决代际矛盾一项很好的可能——年轻人总觉得要上班没有太多时间陪伴老人，而老人们又会因为被独自送进养老院或者独自在家会感觉到孤独。

跨代共居的陪伴式养老，正在到来。

而养老院，也不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选择题，而是对“陪伴亲人共同老去”这个终极难题问题的一种解法。

曾经，养老院是离春节、离团圆、离家人最远的地方，或许未来，它将是更多人和亲人共同的家。

图源：小红书

部分参考资料：

1.《乐清27岁姑娘住进养老院与奶奶做邻居》温州晚报

2.《时间的宝藏：趁着年轻，谈谈养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很难说，最近舆论场上“悼明”和“反清复明”如何成为了趋势词。

悼明，指的是哀悼、怀念明朝；反清复明，指的是明朝覆灭后，清朝统治期间，汉人及其它反满人士为推翻满清政权、恢复明朝统治而进行的一系列抗争。

看上去，这股风潮由解读《红楼梦》而起，有网友认为《红楼梦》是反对清朝，怀念明朝之作，进而演化为，清朝的一切都应当被否定，明朝的所有都指向先进，如果不是清朝出现，国家会更加繁荣昌盛。

面对种种议题的演变，是时候从历史的角度回看清朝与明朝之间的关系——究竟什么是“反清复明”？清朝应当被“取消”吗？明朝是很多人想象中完美的政治体吗？

“任何存在的历史叙述都是选择过后的结果，因而也绝对不可能是定论。当你听到了一种历史叙述，都应该要意识警觉到，还有其他叙述的可能性。”

01.清朝真的是“历史的错误”吗？

如果我们不能够摆脱原来汉人民族主义史学所给予我们的、对于清朝的负面印象，我们就没办法好好地去体认，当时在明朝灭亡的时候，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境。

清朝要建立，这些满洲人他们如何来？他们必须要面对什么样的考验与挑战？他们对这些考验与挑战提出了什么样的方案？如果这些方案没有成功的话，世上就不会有清朝。

历史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可能呈现历史的全貌，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真实的、本体的历史大于任何一种历史的叙述。

任何存在的历史叙述都是选择过后的结果，因而也绝对不可能是定论。当你听到了一种历史叙述，都应该要意识警觉到，还有其他叙述的可能性。

例如我们现在对于明朝、清朝这两段历史的认识，非常可能是受到清末到民国建立这段时期有着强烈偏见所影响。

那是一个排满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一个用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的时代。革命的成功证明了满清政府的脆弱无能。然而革命之后，中国并没有立刻变得富强壮大，又进一步坐实了满清政府所带来的严重祸害。

所以，从这样的眼光看去，在历史上就必定一方面格外强调、凸显满洲异族和汉人之间的冲突，另外一方面又着重于刻画清朝的种种失败。

清末的革命推翻了满清，造就了民国，然而取满清而代之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革命运动诸多动态变化当中一项偶然的共同公约数。

如果当时革命的胜利不是来得如此突然，如果让各方势力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彼此合纵连横，很明显的，中华民国不会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也不会是孙中山。

“中华民国”的命名是孙中山力排众议所坚持的。当时主流的话语说的是“共和国”，而不是“民国”。然而在孙中山自己所创的政治学历当中，“共和国”指称的是行代议制的政体，不是民主的极致。民主的极致应该要超越代议制，走向直接民主。

所以孙中山在后来他形成的理论当中，明确提出了创制权、复决权这种直接民权的办法。而在千年帝制刚被推翻的时候，孙中山也就将中国民主的理想设定在建立“民国”，那是一个直接民权的新国家，比当时存在的西方“共和国”更先进、更美好。

孙中山是个偶然。在时人的眼中，他是个放肆说大话的“孙大炮”。他提出的许多理念，包括民国所代表的直接民权理想，大部分人听不懂，当然也就不可能在意。

真正刺激并主导革命的，不会是对于民主共和的热情向往，而是反对满清的集体仇恨。从1895年左右开始的，十几年间，从原本的秘密会党行动扩大为全民情绪动员，民国肇建的过程当中，种族主义绝对扮演了比共和理念更重要、更关键的角色。

《人生若如初见》

如此强烈的汉人中心情绪，就影响到对于历史叙述的选择。从现实投射，整个满清王朝特别被选择出来叙述的，是能够证明这个王朝应该被推翻、被消灭，也就是这个王朝最坏、最黑暗的部分。

那时候流行的一个历史观点是，清朝是一个历史的错误，不应该存在。所以在讲述清朝建立的过程中，会反复地强调清兵入关时种种残暴的做法，像是“扬州十日”；也会反复强调他们对于汉人文化的高压破坏，例如“留发不留头”的剃法令，还有文字狱等。

相对地，也就必然产生对于明朝的美化。依照这种史观，既然不应该有清朝，那么明朝就应该继续存在，它是被错误地取代了。

于是“反清复明”的种种主张和行动就不止在历史上被凸显，而且被视为是正确的，甚至是正统的。

02.明朝的“长寿秘诀”：高度忠君的官僚体系

以前在讲明清之际的历史，例如说，“南明”有独特的地位，是指将那些维护残存明朝政权的人——从史可法一直到郑成功——将他们描述成为悲剧英雄，凸显他们的忠君精神、他们愿意为了正统而牺牲生命的选择。

但如果不将“南明”独立来看，而是用一个连贯的观点，从正德、嘉靖、万历年间一路下来，看明朝士人和皇帝皇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以更广大的历史的眼光来对照宋朝的忠君思想，还有这些明朝士人他们所读的儒家经典当中承传的政治信念，我们就不得不调整叙述与评断的方式。

以士人和皇帝的关系来说，明朝从朱元璋建国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歧路。和过去中国历史中的基本模式很不一样，在统治上，皇帝与士人官员不再是合作的关系，而是皇帝高高在上，行使直接的指挥权，士人官员只是奉命行事、听话执行。

很明显地，从正德、嘉靖年间之后，明朝失去了有效的皇权领袖，也没有了有效的朝廷统治，环绕着皇帝的权力运作，因为皇帝的无能废为而高度失常。有皇帝匡淫享乐，有皇帝赌气罢工，有皇帝任性使气、滥杀大臣。那么，为什么明朝还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支撑那么久？

因为明朝有一个可以自动运作、却又自我压抑、不会抗议、不会挑战皇帝权威的官僚体系。

当权力中心的皇帝失能的时候，这套系统仍然能够维持运作，但它只会循着既有的管道对皇帝提出种种的劝诫，却不可能动摇、改变皇权的风格，也更不可能威胁、威逼皇权必须做出调整。

《大明王朝1566》

从这样的角度，我们会在明朝的历史当中看出很不一样的意义。我们看到一套非常古怪的士大夫系统，那是一个被高度洗脑、忠君信念压过了所有其他原则的价值系统。

以忠君的标准来衡量，从晚明到南明，这些士大夫很了不起，愿意为了皇帝与皇朝做出那么多、那么大的牺牲。但如果以读书人的知识和思考，或者是以对于原则、道理的认识与坚持作为标准的话，明朝的这些士大夫都不及格。

面对皇权他们提不出任何抗衡的原则，当然也就无法保有独立思考的价值意识。

03.“复明”真的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吗？

回到士大夫在思想上被高度同化的环境当中，我们更能够体会王阳明及其开启的“阳明学”的重要。在“阳明学”当中艰难地保留了一颗真正的读书种子：在读书当中思考，在读书当中质疑并且寻找答案，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既有的解释、既有的答案。

从另外一面来看，如果依循“阳明学”方式读书思考的士人更多一点，如果“阳明学”不只是少数人所接受的理学当中的一支，而能够更扩大它的影响范围，那么明朝的绝对皇权不可能如此维系下去。

“阳明学”传到了日本，在江户时代成为武士阶级的价值共识，进而成为武士道的哲学基础，后来提供了日本从“倒幕”到“维新”最主要的社会动能，这就可以让我们窥见“阳明学”这一套思想所具备的行动潜力。

因而，明朝灭亡之后，仍然有那么多的士人，他们忠于朱家政权，还有不同阶层的人参与“复明”，想要恢复明朝。

但是，这真的是一件值得正面肯定的事吗？为什么过去长期理所当然、予以肯定和赞扬来叙述这个现象？只不过因为一边是汉人政权，一边是满洲人政权，从民族立场来说，不可以投降外族。

但这样的论理真的那么坚实吗？

金庸开始写武侠小说后，他所写的第一部是《书剑恩仇录》。故事的主轴设定，原来乾隆皇帝不是满洲人，而是汉人，所以他的汉人兄弟陈家洛带领的“红花会”要想办法让他反转立场，从鞑子皇帝变回汉人皇帝，那么“反清复明”的梦想就能够实现了。

《卧虎藏龙》

十几年之后，金庸写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的时候，他就彻底改变了这种种族立场。汉人的“天地会”内在纷争不断，满人的皇帝反而以“永不加赋”照顾人民的政策来巩固政权。怎么能说由汉人建立的王朝就必然比满洲人建立的王朝要来得好呢？

金庸还写过《碧血剑》，这是处理明末大乱的历史背景，一定要面对流寇也是汉人，而李自成建立的政权却如此残暴不堪的事实。在《碧血剑》这部小说里，金庸以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的堕落腐败来解释流寇的失败，但他自己显然都没有被这个说法说服。

他从袁崇焕之死写起，就必须写崇祯皇帝，也写了这位皇帝自杀之前还要砍杀女儿的狂乱行为。很显然，金庸不得不动摇他原本所信守的种族主义立场。

历史的事实是，明朝政权没有那么多抽象的、高贵的价值建树值得士大夫效忠。那么他们效忠什么？他们效忠于朝廷，效忠于君主，即使这个朝代将近百年没有出现过像样的君主，君主没有成就过几件像样的事，士大夫还是保持效忠的态度。

而且，为了保有皇权在这个政权当中的地位，理所当然地和宫中的宦官结合在一起，从而让国家官僚体制可以维持正常运作。一边所有人都为了皇帝家里的事，分别派系、彼此倾轧；另外一边士大夫联合看顾农民与赋税基础，让国家体制可以继续存在。

在这种状况下，坚持忠于这个王朝、这个政权真的那么有道理吗？

04.现成的财富？残破的大地

过去的历史对这部分叙述过于凸显，是出于厌恶满洲人而做的选择。我们今天不需要再跟随这样的原则，可以换不一样的原则、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观点，看到历史不一样的面向。

西方的汉学家们没有汉人与满人的民族冲突包袱，他们会看到不一样的历史。在欧立德（Mark C. Elliott）掀起“新清史”的争议之前，西方汉学家对于明清史的研究大致有两个清楚的脉络：

第一，他们对明朝的普遍看法是民间活力旺盛，城市和商业发展到达惊人的高峰。然而相对地，朝廷不再是真正的国家中心，因为朝廷无法领导社会，甚至正因为“官退”，所以会有“民进”的热闹现象。这是“官退民进”，在朝廷管不到的地方，爆发了最值得重视、最值得研究的变化。

第二，对于满清统治的描述，应该要建立在他们入关的时候所要面对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实况的基础上。当满洲人入关、进入到中国，那并不是一个多么诱人的中国，可以作为轻松且容易享受的战利品；那不是一笔现成的财富，可以让满洲人简单地以武力来占夺。

那是流寇肆虐之后的中国，是农业残破的大地，是政府机构不只是短时间失能，而是长时间荒败后的一种瓦解状态。

)

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将他聚焦写清初历史的专书命名为《伟业》（也译作《洪业》）

清人要留在关内，就必须要决心来处理这个巨大的难题：如何恢复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在残破的条件下重建一个能够有效统治的政权。

从大一点的角度来看，这是汉人中心本位立场，也是“驱除鞑虏”革命情绪当中绝对不愿意看到、不愿意承认的成就。从小一点的角度和细节处来看，魏斐德提醒我们：这是远超过一般想象的大工程。

满洲人当然有野心，但他们原本的野心绝对不可能是预期以这种方式进入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统治整个中国。中国的江山是在他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底下，突然落在他们头上的。

关键年份是一六四四年，两件历史大事同时发生。一件是李自成率领的流寇部队攻进到了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另外一件是满洲领袖皇太极在前一年去世，由当时才六岁的第九子福临接了位子，隔年改为顺治元年。

崇祯十七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崇祯一朝结束了，大明朝失去了首都。明朝的大变乱，同时也就冲击到了才刚刚失去了领导人的满清。

这一年，诸多的历史因素全部聚拢在一起，造成了一个划时代的巨变。

前几天，B站那边搞了一场赛博招魂。

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抖音这边的“吃瓜蒙主”又给大伙上了一课。

如果说B站是在怀念过去，那“吃瓜蒙主”就是在发明过去。

就在上周，拥有500多万粉丝的超级大V“吃瓜蒙主”终于消停了。

这不仅仅是一个网红被封的故事，这是一场关于“常识”的保卫战。目前看来，常识输得挺惨。

哪怕你不关注历史圈，大概率也被算法强行喂过她的视频。这位博主的走红路径非常野，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精准的流量收割实验。

在她口中，清朝不是中国历史，甚至连华伦天奴的祖上都是满清贵族。最离谱的是，她把“满汉全席”硬生生解读成了“吃汉人”。这种放在地摊文学里都嫌味儿冲的阴谋论，却在短视频里振振有词。

有网友统计的数据，她的《明清史解密系列》全网播放量超过3亿。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半个中国互联网的人都被她抓着领子科普了一遍“伪史”。

更让人心惊肉跳的不是她说什么，而是评论区。那里聚集了数以百万计的信徒，他们整齐划一地刷着仇恨言论，任何一句理性的质疑都会瞬间被淹没。

这让我想到昨天晚上看过的一句话：

古代的文盲是没有知识的，

现代文盲只有局部知识，

未来文盲是污染过的错误知识。

现在的算法，正在批量生产这种“未来文盲”。

面对这头被流量喂养长大的巨兽，甚至连平台都坐不住了、震不住了。

最开始，抖音只是给她的账号降权，限制直播，属于“软刀子割肉”。但粉丝们不干了，他们觉得这是“资本的打压”，是“真相被掩盖”。

于是，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不得不亲自下场。

李亮这次是很狼狈的。作为平台高管，平时都是在科技峰会上谈笑风生，现在却要被迫在微博上科普“红楼梦不是悼明之作”、“满汉全席不是吃人”。

他列出了10个核心谣言，一一驳斥。为了对抗算法带来的流量惯性，抖音甚至专门开发了“辟谣卡”。搜“吃瓜蒙主”，跳出来的不是她的视频，而是一张AI辟谣页。

这事儿本身就挺魔幻。算法把蒙主推向了神坛，把粉丝推向了极端，然后平台又得花大力气把人拉回来。

为什么“吃瓜蒙主”能火成这样？

归根结底，是因为她卖的不是历史，而是优越感和宣泄口。

在她的叙事里，你生活的不如意不是因为能力不行，也不是因为经济周期，而是因为几百年前满清“偷”了你的气运。她把复杂的历史简化成“好人vs坏人”的二元对立，这种叙事效率极高，传播极快。

无论是怀念激情的红色年代，还是痛恨三百年前的“异族”，本质上都是在逃避现实的无力感。人们迫切需要一个简单的答案，一个可以肆无忌惮攻击的靶子。

看看这暴涨的曲线，每一条上升的线段背后，都是一个个圈粉的大脑。

我们该怎么办？

首先，保持警惕。面对任何一边倒的狂热，都先问自己三个问题：这是事实，还是情绪？有可靠来源，还是只剩“懂的都懂”？我为什么这么愤怒或这么爽？

其次，多读权威，多跨平台。历史不是爽文，不是宫斗剧。想了解清史，去读《清史稿》《中国通史》，去听高校公开课；想讨论红楼，去找红学专家的论文，而不是短视频里的“惊人发现”。

最后，学会理性表达。爱国不是比谁声音大，思考不是比谁更极端。真正的自信，是能在多元声音中，依然坚守底线：历史可以争论，但不能虚无；民族可以自豪，但不能对立；真相可以追寻，但不能杜撰。

要做到这三点，说实话，很难。

在这个“后真相时代”，真相往往跑不过谣言，因为真相通常是枯燥的、复杂的、有门槛的。而谣言是刺激的、简单的、迎合情绪的。

李亮的辟谣虽然有力，但对于那500万狂热粉丝来说，可能只是另一种“迫害”的证据。他们已经把自己关进了一个厚厚的信息茧房，任何不同的声音都被视为噪音。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有多保持一点警惕之心。

当你看到某个视频让你热血沸腾，让你恨不得立刻去网上骂两句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想一想：你是不是正在吃一顿别人精心烹制的“预制知识餐”？

毕竟，脑子是个好东西，别轻易拱手让人，让算法把它变成了垃圾桶。

如果连“满汉全席吃人”这种鬼话都能成为信仰，那我们离把“狂人日记”当成菜谱的日子，恐怕也不远了。

幸存的人悼念死去的人，然后活下去。

宏福苑

隔着铁栏杆和两棵稀疏的树，能看到远处几栋被熏黑的大楼，颜色深浅不一，残余的绿色棚网搭在墙面，还有未燃尽的竹棚悬吊着。路边有五六个人，沉默地看着被烧毁的楼房，偶尔拿起手机拍照。为了看得清楚些，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爬到更高处。

11月2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火灾。火情在3小时20分钟内从三级升至五级，侵袭了8栋楼宇中的7栋。橙黄色的大火从白天烧到黑夜，燃烧超43小时。截至目前，160人遇难。这是自1948年永安公司仓库大火以来，香港伤亡最严重的火灾。

火灾第4天，我到达香港。从大埔墟地铁站出来，是王肇枝中学邓若璠运动场，一群穿着校服的学生在打篮球。马路对面就是烧毁后的宏福苑。

大埔的路牌

跟着导航，右转穿过地下通道，走大约700米，就到了宏福苑前的广福休息处。这里类似街心公园。左侧是凉亭，火灾后用作悼念区，来吊唁的人可以向义工领取白纸，写上想对宏福苑居民说的话，贴到石柱上。

再向前走，有一片空地，是专门的献花区。11月29日下午，近百人聚集在这里，排成一条蜿蜒的队伍，人们手里拿着黄白的菊花。天气晴朗，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睛，现场却几乎没有交谈声，只听见手臂摩擦外套的声音。

一个坐轮椅的女生被两个中年女人轮流推着。献完花，有人用手或纸巾捂着口鼻，快步离开。有人抬头，看着被烧毁的楼房默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闭眼祈祷，十指交叉，放在胸前。

火灾发生后的前几天，宏福苑前的广福邨平台成为物资集中点，一度聚集近千人。29号那天，一位中年女人提着一个红色格子编织袋赶来，袋子里是保暖衣服和洗护用品。她想捐给灾民，但现场的工作人员说已经够了。

一位义工告诉我，前一晚，警察已经说不再接收个人捐赠物资。她猜想，或许是之前太多人来，吵到附近的居民，被投诉了。物资被分散到大埔火车站等其它援助点。

12月2日，是遇难者的“头七”。献花区的人较之前翻了数倍，身着橙色制服的民安队，时不时将鲜花移放到封锁线内。南京人李娜也来献花、折千纸鹤。她原本是来香港旅游，刚订完机票就刷到火灾的新闻。她捐了一万港元。

头七，献花人数翻倍，民安队时不时用塑料箱运走一些鲜花

千纸鹤后来被用作布置“宠物吊唁区”，上百只千纸鹤连成网，下方放着猫条、罐头和玩偶。路灯杆上贴了很多寻猫海报，有义工负责将这些信息整合到共享表格里，如果有人发现猫咪，就在表格里更新状态。12月初，经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确认，大火中约150只动物遇难。

网上还能查到宏福苑被烧毁前的样子，浅米黄色外墙，利落高耸，被绿植包围。这处位于新界大埔市中心的高层住宅小区，于1983年落成，依山傍海，东侧紧邻元洲仔公园——公园里的自然保护研究中心曾吸引许多游客来欣赏自然风光、学习保育知识。

宏福苑有8栋楼宇，均以宏*阁的格式命名，每栋31层，共计1984个单位。香港本地的置业网站上，记录着小区原本便利的生活设施：步行十分钟即可达到港铁、广福商场和广福公园，附近有广福邨室外停车场，小区内有电动汽车充电站和动物诊所。

事发前，宏福苑正在进行维修工程，初步调查显示，棚网未达阻燃标准，用于封闭窗户的发泡胶高度易燃，两者叠加，导致火势迅速蔓延。火灾后，宏福苑已经被蓝白相间的封锁线围起来，无法进入。

广福休息处前来献花的人（11月29日拍摄）

一位居民告诉我，宏福苑起火那天，他们就在楼下，抬头看大火一点点烧掉自己的房子。在风势的推动下，大火迅速从宏昌阁1楼，蔓延至其他居民楼。他们从下午看到深夜，一边看一边流泪，不管旁人如何劝说都不肯走。

安息

距离宏福苑150米的社区会堂，如今已经变成遗体认领处。不过，会堂并没有安置遗体，只提供遗体的相簿，给家属辨认。有些逝者被烧毁了面容，很难辨认。会堂的窗户拉上红色的窗帘，门口有警察看守，只有家属能进去。

幸存者许太听说，有位女性的妈妈当时在家里跟人打麻将，四个人全都丧生。这位女士去认领遗体的时候，妈妈已经面目全非。许生伸出手掌平放在我的膝盖旁，说大概是（烧到）这个位置。

许生给我看手机里火灾救援的照片

那怎么认出来是妈妈呢？

“佢話我阿媽係着呢條褲、呢對鞋（她说我妈妈是穿这条裤子、这对鞋）。”许太说。

遇难者的遗体实际安置在距离宏福苑17公里的富山公众殓房。

车子从热闹的街区，驶到寂静的山脚下。岩石上长着高耸的树木。三两个警察站在门口，到了五点，他们离开了。走上阶梯，玻璃门上贴着指引：辨认遗体，请往地下大堂。

正好遇到关爱队的一个男性工作人员，我上前问路，他或许以为我是独自来认领遗体的家属，便带着我，推开防火门，往下走一层楼梯，到了地下大堂。

这是一个纵向的空间，首先到的是等待区，家属取号后，就坐在长椅上等待。隔开等待区和认领区的是一道半开的玻璃门。等待区坐着一位穿着灰黑色罩袍、看起来三十多岁的女性。她听到推门声后，抬头看了我一眼，很快收回视线，侧身，重新看向玻璃门里面。

这天，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公布的遇难者人数是156人，仍有30人失联。认领区里，有三个穿西装的工作人员，在桌边接待十几位家属，有人带着口罩，手里拿着纸质资料。目之所及，我并没看到遗体或冰柜。

最新消息是，截至12月9日，遇难者人数更新至160人——其中120具遗体身份已得到确认，仍有40具遗体身份有待确认。另外，香港警方表示，早前接报31宗失联个案，仍有6人处于失联状态。

大火被扑灭后，家属都在尽力找寻失联的亲人。

面向被征用被遗体认领处的广福邨社区中心，有一处树下的献花点。花束中间放着一张寻人启事，写着：寻宏福苑宏泰阁小朋友及工人。两张照片占据了主要篇幅，一张是5岁小朋友穿着泡泡袖裙子；一张是香港居民身份证，隐私信息被涂黑了。末尾附上了郑生的电话号码。

还有一位蹲下身、靠着石柱的女生，大约20多岁，时不时用手机拍摄人们献花的画面。十来分钟后，她起身。她从广州过来，远房亲戚原先就住在宏福苑，其中一位不幸逝世。另外两位老人恰巧当时在户外，侥幸逃生，暂时住在政府安排的酒店。树干上贴着一张白纸，用粤语质问道：128+无辜生命，他们做错了什么？那是11月29日的遇难人数。互联网上，曾被视为香港代表歌曲的《狮子山下》在音乐软件的搜索频次上升；新闻里对事故原因的追问也在持续进行。

我见到了一位前来献花的香港人，这是他第二次来宏福苑了。第一次来是11月27日，火灾发生的第二天，楼房还在烧，消防员还在救援。他在长椅从下午坐到晚上。那时披露出来的死亡人数还是三十多人，他忍不住想，也许受困的人还能被救出来。

宏福苑附近的消防救护车，有伤者被推入车内

听一位义工讲，先前有个女人在献花区旁的草坪哭，也是宏福苑居民。11月26日当天，她出门和朋友们庆祝生日，之后却收到家人都在火灾中丧生的消息。生日变成了家人的忌日，“佢話好想死”。

距离宏福苑最近的居民楼叫广礼楼，属于公屋。彭婆婆住在这里，她的孙子子朗，读初中一年级。11月26日下午两点多，子朗在广礼楼楼梯间窗户发现宏福苑起火了。

而他的同学家乐，就住在宏福苑里。不用上学的日子，两个小孩喜欢一起骑单车去公园玩。火灾后，家乐一家人一直处于失联状态。前一天，家乐才刚庆祝完14岁生日。

“细路仔（孩子）安息”，彭婆婆在献花处的白纸写下这句话。忍不住流泪道，“咁細（这么小）就……”

过渡

宏福苑居住人口为4643人，大火之后，截至12月16日上午，特区政府协调了周边的酒店和青年旅舍，供1236名居民居住，另有3354名居民被安置在过渡性房屋。

火灾第二天，11月27日，政府成立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启动资金为3亿港元，同时开放捐款渠道。

截至12月16日，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已收到外界捐款34亿港元。除了应急补助金，每户受影响家庭还能收到一笔生活津贴，金额从5万港元已增至10万港元。遇难者的家属，还会收到20万港元慰问金及5万元殓葬金。

大埔民政事务处内，屏幕上写有查询死伤者的警方热线

12月1号，我见到许太时，她已经收到了1万港元应急补助金。她告诉我，在沙田的人工窗口，可以免费加快补办遗失的各类证件。她还决定暂缓申请住宿援助，先借住在女儿家。她想把房子让给更需要的人。

博爱江夏围村是其中一处过渡性房屋，距离宏福苑车程二十多分钟。12月2日，我来到这里。过渡性房屋只有4层楼，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并不多见。晚上七点，站在楼下，能闻到炒菜的香味。村口有个食品超市，商品种类很多，有贡丸、鱼蛋、牛肉等。再往里走，是开放式公园，孩子们在那里踢球。

巴基斯坦籍的士司机Ali已经在博爱江夏围村住了一年多。这里的房租很便宜，一个月只要2500港元。

Ali在香港出生、读书、工作，认为自己就是香港人。他说，大埔发生火灾，就相当于自己家里发生火灾，肯定会心痛。“香港咁大嘅城市，唔應該發生呢種事嘅（香港这么大的城市，不应该发生这种事的）。”Ali看新闻才知道，宏福苑的管理存在这么多问题，不符合他对香港国际大都市的印象。

地铁电视上播放着火灾消息

火灾后，Ali主动接送义工，帮助搬运物资。此前他在Facebook发帖说，如果有灾民需要出行，愿意免费提供的士服务。最近，Ali接送了一位义工，对方负责帮家属寻找失联的居民，他告诉Ali，自己找了很多人，只有一个人还活着。

外佣

截至12月9日，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公报，火灾已经造成160人死亡。印尼驻香港总领事馆及菲律宾驻香港总领事馆披露，有10名外佣逝世。

在香港，几乎每十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请外佣。宏福苑大约有两千户，据香港劳工及福利局统计，这里一共有235名外籍佣工，其中印尼籍141人、菲律宾籍94人。

11月26日下午，住在宏道阁的菲律宾籍外佣Gemma，带着煲好的汤和蔬菜水果，正准备离开宏福苑，去照顾雇主家的孩子。Gemma是少见的、不与雇主同住的外佣。她已经在雇主家工作20年了。

下楼时，保安告诉她宏昌阁着火了。宏福苑的楼栋，大致呈U型分布，宏昌阁与宏道阁中间隔着三座楼房。Gemma前去查看，发现火势越来越大，赶紧跑回家拿证件。再出门时，她挨个敲门告诉邻居着火了，朋友也在其中一户人家里做外佣，于是她们带着雇主家的孩子一起下楼。

接着，Gemma打车去匡智会的住宿大楼，她照顾的孩子患有智力障碍，因此住在这家非营利机构。她们一起为宏福苑祈祷后，Gemma给孩子喂了汤。离开时，因交通拥堵，Gemma步行回到宏福苑，发现火势越来越大。后来她只能搬去跟孩子一起住。

外佣是香港社会的运转上的重要齿轮。她们分担家务，让家庭主妇得以重新回到劳动市场；还协助照顾长者，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照护压力。据香港立法会统计，2024年香港受聘的外佣人数为36.8万人，约占本地劳动人口的9.6%。其中约有20万人是菲佣，15万是印佣。

火灾之后，政府为受灾者提供援助金，但在社工Johannie接触到的外佣里，很多人还没拿到。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申请，或还没有获知消息。甚至有人连银行账户都没有。Johannie是注册社工，就职于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外劳事工中心，以下简称：MFMW），是一家专门关注移工群体的非营利机构。

Johannie告诉我们，对于外佣来说，办理银行账户是个难题。移工们去银行，都会被反复问，为什么非要一个银行账户？菲律宾籍职员Lalang，是Johannie的同事。两人一起去银行时，工作人员默认她们是雇主和外佣的关系。住址也是问题之一，Johannie分析，“她们不会被视为会在香港稳定生活的人”。很多外佣与雇主住在一起，但雇主担心她们会在银行借贷之类的，不愿意提供自己家的住址。

因此，火灾后，Johannie所在的机构MFMW会给外佣提供应急现金。此外，机构将收到的捐赠物资，提供给外佣们，包括牙膏、内衣、卫生巾、食物、日常药品等生活物品。职员们会按照物品种类，放入不同的编织袋，贴上标签。他们还把一个人所需要的基本生活用品打包做成care packs，图方便的话，可以直接拿走一袋，如果还有额外的需求，再从编织袋里挑选。

外佣在MFMW试穿捐赠的鞋子

大火之后，很多移工还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证、护照等证件，这是她们留在香港的合法性证明。有些外佣跟雇主关系比较好，就可以一起去补办证件。但这段时间，一些雇主失去了自己的房子，也有许多善后事务需要处理，往往没有多余的心力去顾及外佣的需求。

“你会看到任何crisis的情况，在她们身上，就会变成加倍的灾难。”Johannie总结道。

社工Johannie接触了很多宏福苑的外佣。一些人告诉Johannie，当时没有听到火灾警报声，也没有人通知她们要走。只是她们自己看到宏昌阁着火，决定要撤离。在外上班的雇主听说消息后，认为火势不会蔓延，叫她们不要走。现在回头看，跟危险擦肩而过的工人们都为自己的决定庆幸，“如果没有走，我就走不了”。

有些外佣会想，“为什么雇主叫我不要走？如果我没有走，我就死了，但是他叫我不要走，为什么不相信我的判断？是不是不在意我的安全？”但她们没法直接跟雇主说，只能向Johannie倾诉。Johannie帮助她们和雇主沟通。有些雇主向她们道歉了。

MFMW在广福邨平台为外佣提供物资的服务站（11月29日拍摄）

火灾发生时，大多雇主都在外上班，留在宏福苑的主要是长者、小朋友和外佣。

Johannie理解外佣们的处境，“她们也有一些struggle，犹豫应该走还是不走？应该选择我自己还是他？如果我自己走了，我怎么跟雇主交代？”经历内心斗争后，外佣们还是努力尝试把长者和小朋友也带出来。

目前，Johannie接触到的案例，要么是外佣成功带出雇主的家人，要么是她们一起遭遇伤亡，没有碰到外佣独自逃生的情况，“我没有看到只有工人一个人走出来的。”

支持

在宏福苑周围，经常能见到社工、义工的身影，他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提供情绪支持——社工通常在政府机构注册，拥有社工专业教育背景和专业证书；义工则相当于志愿者，有意愿都可以参与。

义工不难辨认，通常胸前挂着工牌，有些还是学生模样。大学生Coman便是其中一位，他的挂带为绿色。手里总是拿着两包纸巾，看见面色凝重或流泪的人，就上前递出纸巾，闲聊几句。提供情绪支援，需要他先跟着社工实习，了解如何安抚陷入创伤的人，才能由他自己独立完成。

12月6日的凉亭

一天下来，Coman能接触上百人，聊天超过半小时的，大约十几位。除非碰到情绪波动过大、哭到停不下来的人，他才会转给社工处理。

Coman的朋友也住在宏福苑。大火之后，他没法若无其事地继续上学，就请了假，每天来宏福苑，常常工作超过24小时才休息。我问他上次睡觉是什么时候，他回答说前天，具体几点想不起来了。

创伤不是短时间能治愈的，Coman告诉我，自己能做的就是倾听、安慰，让对方的情绪暂时平复下来。有人失去了4个朋友，他只能告诉对方，还有很多人在陪着他，再提供一些疏解情绪的办法。

义工、社工们每天都会接收到许多负面情绪，内部也会互相提供支持。“就是接收情绪垃圾，满了之后，再倒给另一个垃圾桶，互相倒垃圾。”Coman说。

12月3日，在广福邨平台，几位年轻人背对被烧毁的宏福苑楼房，唱诗歌。据说是牧师联合多个地区的教会，轮流来这里唱歌，为人们舒缓情绪。

在广福邨平台唱诗歌的人

一个男人在弹吉他，两个二三十岁的女人唱歌，“了解我嘅軟弱，我嘅主，我嘅拯救者。”她们由《我的拯救者》唱到《细水长流》，吸引了一二十人在面前的凉亭驻足。

声音

大火后，宏福苑社区中心被征用，祥满药行无意间成了新的社区中心。药行位于广福商场二楼，但由于楼宇遮挡，无法直接看到宏福苑。

起火那天，老板在电视上看新闻，才知道着火了。“喺呢度，一點聲音都冇聽到啊（在这里，一点声音都没听到啊）！”他无奈地摊手。阿Ben赶紧打电话给住在宏福苑的同学和熟人，还在屋子里的，就叫他们赶紧跑出来；在外面的，就不要回来了。

幸存的宏福苑居民、曾在宏福苑居住的人，陆续来药行，交换彼此近况。12月1日，穿着黑色毛衣的许太也来跟阿Ben报平安。

“人生幾咁脆弱啊（人生多么脆弱啊）！”许太感叹。

“人冇事就好啦。”阿Ben安慰道。

许太是宏福苑第一批入住的居民，至今已经42年。那时，房价只需要十几万港元，靠着先生做汽车维修工作，花了快20年才还清全部款项。本以为可以安度晚年了，结果一场大火烧掉了所有。

以前住在宏福苑的两位女性也回来探望，听说她们早前就搬走后，阿Ben忍不住感叹，“好彩啊（幸好）！”

“唔好話好彩啦（不要说幸好啦）！”

一位穿梅粉色外套的街坊看见许太的身影，迈着迟疑的步伐走过来，确认之后，立马抱住许太，打听她的状况。

穿梅粉色外套的街坊，给我看火灾当天的场景

没过多久，在广福商场一楼鱼汤店工作的小晴跑过来，一看到许太，就痛哭不已，“終於見到你喇（终于见到你啦）！”两人又紧紧抱住。

过去三四年，许太和先生几乎每天都去鱼汤店吃早餐。小晴说，他们算不上朋友，彼此的互动也仅限于在店里碰面问好，没有联系方式。但每天碰面的人突然消失，小晴还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火灾后，小晴一直在确认熟客的下落，每天刷新闻，看到熟悉的面孔，才放下心来。上班时，也会时不时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这天是她要去帮朋友领物资，准备上扶梯时，惊喜般碰见许太。

几乎每个宏福苑居民在谈起这场火灾时，都会感叹“點會諗到咁大火（怎么会想到这么大火）”。最初大家都以为这只是一阵短暂的涟漪，生活很快会重归平静，然而事态的发展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火灾第二天，11月27日，为了避免火星被吹到附近的广礼楼，造成更多人员伤亡，警察挨家挨户敲门，要求居民在十分钟内收好行李，撤离到其它地方。

彭婆婆回忆当时的场景，“好驚（害怕）啊！” 她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么大的火，慌乱地往行李箱塞满衣服和日用品。

“定啲，唔好驚（冷静点，不要害怕）。”警察安慰她，还帮忙压住满当当的行李箱，拉上拉链。因为电梯停运，彭婆婆只能从14楼爬楼梯下来，她原本就膝盖疼，幸好警察帮她提行李箱。后来她想起来不知道水龙头有没有关，也是警察帮忙去确认。

“阿Sir好好啊！”跟街坊碰面时，她感叹道。

“唔好要食投訴嘅啊，呢度係香港（不好要被投诉的，这里是香港）。”

夜晚的广福休息处

距离火灾发生，已经过去了一周多，祥满药行冷清了不少。药行老板阿Ben从5岁就生活在大埔，到现在已经二、三十年了。店里做的是熟人生意，“遊客都係去旺角、銅鑼灣，唔會嚟呢度（游客都是去旺角、铜锣湾，不会来这里）”。大量居民搬走后，店里的生意少了一半，入不敷出。老板阿Ben正和周边的商铺联合起来，跟房东谈减租，“至少要減到一半”。

“如果减租不成功，怎么办？”我问道。

“……噉就只可以抵押樓，喺銀行攞錢喇（那就只能抵押房子，从银行拿钱了）。”他似乎没想过，或者不愿意去想这种可能性，愣了一会儿，说出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12月6日，我准备离开香港。临走前去了一趟宏福苑，一位中年女人在贴着悼念纸条的凉亭，为遇难者诵经祈福。献花区，除了花束外，还多了玩偶、食物，和印有要求彻查真相的白纸。旁边的铁柱贴着一块棕色纸板，上面写着悼念活动将会在7日晚23：59：59结束。

12月6日的献花区

穿过地下菜市场，路过“两送饭”档口。我想起访谈结束后，彭婆婆听说我下午两点还没吃饭，就带着我来到这里。她说冰室吃饭贵，在档口挑两样菜只要28港元。那天我和彭婆婆就坐在广礼楼的树荫下，她告诉我，她已经在这里住了42年。房子有320多英尺，一个月租金只要2100港元。

她一脸满足地问我，“呢度係咪好好啊？（这里是不是很好啊？）”

”你好鍾意呢度嗎？點解？（你很喜欢这里吗？为什么？）”在灾区采访，很难遇到这样的神情，我忍不住问。

“透過屋企嘅窗戶，可以睇到海邊，好靚啊！嗰邊有個海濱公園，你一定要去睇下（透过房子里的窗户，可以看到海边，风景好漂亮！那边有个海滨公园，你一定要去看下）。”

“有缘再见！”彭婆婆跟我挥手告别。

*依照受访者意愿，文中除Johannie、Gemma、Lalang、Ali外，均为化名。

*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胡思乱想，不一定对。

一

读徐贲《东德的思想宣传》。内中提到东德全部人口不过1650万，其中竟有80多万“宣传工作者”，占到了总人口的5%。相当于每20名东德人当中就有一位“洗脑者”，其统治成本之高可见一斑。这不但意味着大量民众创造的财富被用于压迫民众而非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也意味着谎言必然成为东德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到后来，不但官场不能讲真话，社会不能讲真话，连宣传机器的谎言也没办法正常运转——事件发生后，所有撒谎者都要等上级指示。若无上级指示来统一谎言口径，再小的社会问题，也有可能让统治机器陷入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

二

索隐派流行，根本原因是社会缺乏正常表达的空间。人们默认作者不能正常说真话，作者的真实思想真实情感只能通过非常隐晦的方式传递。细读过《红楼梦》的人，大概率不会相信“《红楼梦》是悼明之作”，毕竟其内容深度远不是“悼明”两字可以概括。人们愿意相信“《红楼梦》是悼明之作”，一方面是因为思维缺乏逻辑训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清帝国（尤其是康雍乾时代）确确实实是个不允许民众自由表达的时代。所有诞生于不允许自由表达时代的作品，都有可能在后世遭遇被“索隐”的命运，《红楼梦》不是个案。

三

我觉得在2025年讨论某某朝代是不是“中华正统”挺无聊的，会让人的脑子整个散发出一种古老而腐朽的气息。要知道，所谓“正统”不过是古代统治者自诩“天命所归”的政治表达。与其接过作古帝王的旧命题继续讨论谁是“中华正统”，不如比较一下哪些历史时段里底层百姓活得更接近于人（等于人那是奢望，是不存在的）。

古代知识分子笔下的“华夷之辩”，也与民族主义无关，比较的是文明程度，即谁才是真正的“礼仪之邦”。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谁的政治更文明，谁的文化更繁荣，谁的经济更发达，谁的社会更自由。可惜的是，这套叙事后来也被皇帝们抢夺了过去，用来给“政权正统性”背书（清帝国尤其爱用）。为了让背书生效，又捏造了许多自我夸耀的虚假信息。结果就是当历史进入晚清，许多读书人的脑子已经坏掉了，他们拒绝承认外部世界也存在文明，甚至拒绝承认外部世界存在“人”。备好了棺材去痛骂恭亲王、反对开设同文馆的杨廷熙，就认定洋人只是“犬羊”，向“犬羊”学习天文、数学知识绝对不可接受。醇亲王奕譞、江浙名士李慈铭这些人，也一度持同样的看法。

四

读美国汉学家彭慕兰的《清朝之迷：有限的财政收入如何维持长期统治》一文。内中说：“清政府在地方社会的存在感其实相当有限，绝大多数清朝的老百姓一辈子都不曾与一位领有俸禄的官员打过交道”；又说“清代的法律制度无疑具有威权性质，但从整体而言却维护了私人产权”；还说“清朝的统治者在长达一百五十余年的时间里，始终满足于有限的财政收入”，且“清朝在有限的财政收入内，在有些事务上却有出色的表现，例如在荒歉岁月保护民生方面……”

这些论断都相当可疑。比如第一句话就很扯淡。清代官员总数（即所谓“领有俸禄的官员”）不过两三万人，与四万万人口相比自然是少数，说“绝大多数清朝的老百姓一辈子都不曾与一位领有俸禄的官员打过交道”没问题，可据此认定“清政府在地方社会的存在感其实相当有限”那就属于胡说八道。要知道，在这些“领有俸禄的官员”之外，还存在规模庞大的胥吏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让“地方社会”领教“清政府的存在感”（不理解的人，可以想想C管）。距离容易产生美，海外汉学家做中国史研究，常被古代官方资料蒙蔽，于是有人赞美隋炀帝，有人闹着要给宋徽宗翻案，又有人盛赞清帝国的治理实在棒，颇有些类似当年伏尔泰赞颂康熙皇帝是“哲人王”。

五

观历史教材七年级上册（2016年出版），提到汉武帝的盐铁官营政策时说：“还在全国各地设盐铁官，把煮盐、冶铁等经营权收归国有，实行盐铁官营、专卖；……这些措施，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为汉武帝许多政策的推行奠定了经济基础。”

全篇无一字提及盐铁官营之后百姓承受的苦难。食盐里都是沙子，铁制农具质量直线下滑，且盐铁价格远高于以前，整个社会退回到了吃草梗用木石农具的地步。当然也无一字提及汉武帝的“许多政策”最终造就了“天下户口减半”的结局，简言之就是没有具体的“人”。所以我经常跟大猫说，这样的历史教材你随便看看就好，不必当真；也不用在意考试成绩，能及格就挺好，不及格也无所谓。相比考试成绩，保卫自己的大脑是更重要的事情。

这两年AI突飞猛进，带来的肯定不全是好事。一个真实的变化是现在我上网看到图片和视频会多想一下是真的还是AI生成的。

而且AI的技术越强，它们生成的内容越逼真，真实的东西也会被越来越多人当成AI，然后你的血肉和喜怒哀乐，也会变得虚无。就像前不久香港大火的的这张照片，也被很多质疑是不是AI生成的。

但另一方面，在某些场景里AI确实有很大的意义，比如晚上在评论里看到这里了这张照片，开始我还想是不是有人故意拿这些离谱的药来摆拍。

点击图片放大可以查看药名，AI没识别出的是板蓝根注射液

我去小红书里找到原帖看了一下，发现并不是。

在被诊所开了上面这些药灌肠之后，听了网友的意见家长又去两个三甲医院，看了2个医生，最后多说是支气管炎，然后又开了下面的药。

这里的老读者相信大部分还是能辨别这些药该不该用，但关注我的人毕竟还是人群中的少数。

我想要是如果AI足够普及，在这样的医疗环境下，大家去看病的时候拿到药或处方，都拍照让AI给看一眼甄别一下，是不是会有些意义？

我试着把这个图片发给小怡AI 问了一下，下面是它的回复。

在这个场景下，AI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意义？

01

最近，俄罗斯对华免签消息一出，给不少身边朋友整激动了。

毕竟早在9月中国对俄免签后，普京曾给出对等免签承诺，这让很多人苦等了3个月后，一度以为只是张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

现在俄罗斯对中国免签真的来了，这对于很多早已厌倦了东南亚海岛、又因为日本航班取消而头疼的中国游客来说，显然是天降喜讯。

家在广东做外贸生意的90后阿豪，是免签后第一批踏上莫斯科的中国游客。

他对俄罗斯想象，完全建立在过去十年的全球旅行经验之上，落地，插卡，打车，入住，这应该是一套行云流水的标准动作。

但现实给了他狠狠一记耳光。

阿豪落地谢列梅捷沃机场的那一刻，习惯性地掏出手机准备连网报平安，他提前在国内买好的漫游包显示已激活，信号格那个位置，却始终是个令人心慌的圆圈。

阿豪开始以为是机场屏蔽，拖着行李箱走了两公里，依然是一座孤岛，才发现事情不对，只好斥巨资上了辆黑车。

千辛万苦到酒店，阿豪好不容易连上酒店Wi-Fi，打开社交媒体想搜搜怎么解决，结果弹出来满屏和他一样的倒霉蛋。

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技术故障，是一条针对落地外国人的隐形新规，为了安全管控，新入境俄罗斯的境外手机卡，落地后会有长达24小时静默期。

后来，阿豪和当地做生意朋友一聊，发现所有人都是怨声载道。

朋友一脸苦笑，和阿豪说这事在莫斯科华人圈早就骂翻了，“所谓的安全防御，防住了想去克里姆林宫发朋友圈的游客，唯独防不住无人机。”

另一位行动力极强的朋友，是有着多年出行自由行经验的北京人老陈。

12月1日，俄罗斯对华免签政策落地后，他和老婆立刻出了张上周直飞莫斯科的机票。

按照老陈说法，出完票那一刻，才是真正的傻眼时刻，打开携程，那些中产出行习惯锚定的希尔顿、万豪全都不见了，制裁带走了国际酒店品牌，只留下了昂贵的本土选项，普普通通的民宿敢要五星级酒店的价。

到了莫斯科，老陈手机里的地图导航同样开始跳迪斯科，和阿豪一样，因为特殊安全防御机制，首都区域GPS信号被严重干扰。

定位飘忽不定，人在红场，定位在机场。

AI时代，老陈被迫退回到了原始社会，找路全靠路牌和肢体语言，每走一步都是盲盒。

更让他焦虑的是付钱，微信和支付宝彻底失灵，Visa和Master信用卡也成了废塑料。

在莫斯科那几天，老陈每天做得最多的动作就是摸口袋，像个会计一样计算现金余额，生怕那一沓卢布花完了，自己就会在这个数字化荒漠里寸步难行。

等到老陈想转机去摩尔曼斯克追极光，酒店和机票再次教他做人。

那里三星级酒店价格轻松突破四位数，稍微带点星的直接两千元起跳，俄罗斯境内航班也都贵得离谱，莫斯科飞摩尔曼斯克，单程含行李就要1500元以上。

老陈和我感慨，这哪里是去穷游，简直是去扶贫啊，俄罗斯绝对是他人生去过自由行难度最高的国家，没有之一。

阿豪和老陈的遭遇，并非个例。

在社交媒体上随便搜一搜，你能看到海量对俄罗斯自由行不方便的吐槽。

有人在捷里别尔卡的风雪中因为封路被困了三天，赶不上回国飞机，也有人因为语言不通且翻译软件失灵，失声痛哭。

很多中国游客带着享受红利的预期兴冲冲地去了，结果发现这个红利着实有点烫手。

02

中国游客在俄罗斯频频踩雷，但真正让中国游客感到被刺痛的，是那个完全失衡的性价比公式。

老陈后来才明白，战时经济早就推高了俄罗斯隐形物价。

他和我直言，如果有谁是冲着物价低才买的俄罗斯机票，那建议赶紧退票。

因为这里的物价逻辑，早就彻底被制裁重写了。

而很多中国人对制裁的理解停留在宏观经济层面，觉得那是国家之间博弈，和去不去旅游没关系，花多少钱没关系。

但从阿豪旅游体感来说，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巨大。

他在莫斯科遇挫后，不死心，又去了一趟索契，那里是俄罗斯最好的滑雪胜地，也曾是冬奥会举办地。

在那里的经历，让他彻底看懂了这套扭曲定价体系。

阿豪在索契滑雪时跟我发语音，背景里是呼啸的风声，语气里全是无奈。

他说，我本来以为卢布贬值了，我是带着汇率优势来的，结果发现这边好点的雪场酒店，一晚上也要好几千，比在法国滑雪还要贵。

这正是制裁带来的内循环效应。

以前，俄罗斯的有钱人，那些居住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精英阶层，他们的冬天属于阿尔卑斯山，属于法国的高雪维尔，属于瑞士的圣莫里茨。

现在，那扇通往欧洲的大门关上了。

巨量的财富出不去，高端消费需求被强行留在了国内。

这些平时喝惯了香槟、住惯了奢华木屋的俄罗斯富人，只能全部涌向国内仅有的几个拿得出手的度假地，索契就是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冬季蓄水池。

当整个俄罗斯上流社会消费力都灌注进这一个地方时，价格自然会被推高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这在经济学上叫作需求溢出导致的局部通胀。

中国游客以为自己是去抄底的，结果一头撞进了俄罗斯富人扎堆的内卷高地，阿豪、老陈们是在用人民币，去和那些无处消费的卢布竞价。

当然，除了价格，还有一个让中国游客们更难受的点，那就是旅游设施维护的衰退。

阿豪称，他在雪场排队时发现，那里的缆车虽然看着宏伟，但运转效率极低，经常停运检修。

后来才了解到，这也是被制裁链条上的痛点之一。

很多高端雪场的设备都是欧洲进口的，现在零部件断供，维护变得异常艰难，经营者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或者通过大幅涨价来覆盖极高的维护成本。

游客支付了比欧洲更贵的价格，享受的却是正在老化的基建。

如果说硬件的硬伤还能忍受，那么软件上的“硬”，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就是服务态度。

中国游客在国内习惯了顾客就是上帝，习惯了海底捞式的过度服务，甚至习惯了泰国的微笑服务。

到了莫斯科、圣彼得堡，你会发现服务员比你还要冷酷。

老陈说他在餐厅吃饭，多要一份餐巾纸，服务员看他的眼神，仿佛他在索要国家机密，全程没有笑脸，只有机械动作和不耐烦。

有人说这是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天生高冷。

但从商业逻辑看，这也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心态。

现在的俄罗斯高端旅游资源极度稀缺，根本不愁客源，酒店永远爆满，餐厅永远排队，他们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当你不需要为获客焦虑时，服务质量一定下滑。

这就像三十年前国内的国营供销社，东西只有我有，你爱买不买。

中国游客作为后来者，作为一个语言不通、支付麻烦、还需要额外照顾的群体，在当地服务业的鄙视链里，自然排不到前面。

03

对于一部分中国游客来说，这种赴俄旅游巨大的心理落差，某种程度上源于一次错误对标。

很多人之所以在这个冬天涌向俄罗斯，是因为另一个选项变得模糊了。

日本。

最近这段时间，飞往东京和北海道的航班大量取消，让原本计划去北海道滑粉雪、去箱根泡温泉的中产们，被迫寻找一个新的出口。

这时候，免签的俄罗斯出现了，大家在潜意识里完成了一次商业置换。

既然去不了北海道，那就去西伯利亚、勘查加。

反正都有雪，都有帝王蟹，而且飞行距离差不多，看起来是一个完美备胎。

但以我年轻时多次前往俄罗斯旅行的经历来看，完全是另一个物种。

对于很多中国游客来说，俄罗斯代表的是极度的不确定性，更是粗犷，宏大，充满变数的野生旅游环境。

试图用俄罗斯去平替日本，就像是用伏特加去平替清酒。

它们虽然都是酒，但喝下去的反应截然不同。

那些指望在索契体验日式跪式服务的游客，注定会被那里的冷脸撞得头破血流。

这不是俄罗斯的错，是你自己选品的问题。

老陈后来跟我说，当他不再纠结酒店破旧，汇率亏损，裹着厚厚军大衣，坐在一辆破旧越野车里，看着窗外荒原上那轮巨大的红月亮时，突然释怀了。

那是一种粗砺的美感，也是一种在精致的现代文明中已经消失的野性。

这种体验，在瑞士找不到，在北海道也找不到。

如果你能接受这种硬核设定，接受花五星级的钱吃路边摊的苦，那么这趟旅程或许依然值得。

而第一批免签去俄罗斯的人，其实是在用自己的肉身，去测试这个巨大的信息差。

他们支付了昂贵的学费，买回了些真实的教训，却也亲眼看到了这个世界折叠后的另一面。

这时候你才会发现，旅行的本质是去感受世界的不同，哪怕这会带着一点刺痛。

客观地说，俄罗斯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国家，其实有着极为丰富的旅游资源，无论是体验历史文化艺术还是探索自然风景，都有很多选择。

但是，现在的俄罗斯，倒贴一百万请我去旅游我都不会考虑。

第一，俄罗斯的飞机我不敢坐

全球两大民航客机制造商空客与波音，已经好几年没有给俄罗斯提供过飞机配件与技术支持了，现在俄罗斯的飞机维修配件主要靠拆解旧飞机或俄产替代。

能飞，但也仅此而已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飞机的老化，俄罗斯的民航飞行将面临越来越高的安全风险，远远超出我的风险接受范围。

不止飞机，俄罗斯的铁路列车、汽车也都会面临类似的安全风险。衣服可以缝缝补补又三年，破一点也还能穿，飞机汽车缝缝补补又三年，那是拿生命在冒险。

我这人惜命，就不去冒这个险了。

而且，俄罗斯还有一些从中国公司手上扣押（也可以说是抢走）的飞机，我作为中国人绝不接受这种坑害中国企业的流氓行径，更不可能去买机票支持。

第二，俄罗斯的黑警我打不过

免签后第一批过去俄罗斯的游客已经发回了真实反馈，有俄罗斯黑警专门抓捕敲诈中国游客（也可以称为肥羊）。

我虽然是中国人，但并没有叶问那样的中国功夫，别说十个俄国大力士了，就是一个俄罗斯黑警我也打不过啊，人家可是有武器的。

为了避免被敲诈以及被抓捕后的羞辱恐吓，我肯定不会去俄罗斯旅游，不敢去以身测试俄罗斯警察的道德水平。

打不过，我躲得起。

第三，俄罗斯的侵略我忘不掉

反对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

作为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中国人，面对一个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停止入侵他国的恶棍国家，我很难保持内心平静，更不可能去旅游和消费以支持其侵略行为。

过几天我要带一群残障伙伴和健全伙伴一起去中俄边境的伊春旅行，但我绝不会过境去俄罗斯消费一分钱，也不会购买任何一件所谓俄罗斯特产。

当然，眼下的俄罗斯也没有任何值得买就是了。

去俄罗斯旅游和消费，既对不起海参崴惨遭屠杀的同胞，也对不起乌克兰正遭受战火肆虐的百姓。

建议你也别去。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中国的“低人权”优势》：美国汉学家林培瑞为中国知名历史学者秦晖的新书《拯救民主》撰写的序言。

一、ICT：藏语使用空间持续收缩，中共通过教育制度与数字平台边缘藏语

12月11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发布了一份报告，称藏语正在经历“生存受到威胁的转变”。该机构将其原因归咎于官方政策转向、教育体系调整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共同作用。报告指出：“藏语正在经历一种令人震惊的转变，这种转变正在威胁藏语在西藏本地的生存。”

报告封面

ICT在报告中引用1987年十世班禅在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中央政府经常谈到在西藏学习和使用藏语的重要性，但却从未采取任何措施来确保其落实。”

报告同时提到，藏人曾用“拉玛鲁格（既非羊也非马）”形容藏语对话中夹杂汉语词汇的现象，并称当下“甚至已经超越了‘拉玛鲁格’”，认为威胁已从社会层面的语言混杂，演变为更系统的结构性挤压。

具体而言，在教育与升学环节，报告援引材料称，西藏“至少自2021年”起将高考考生分为A、B两类；其中B类考试科目不含藏语。报告还记录了2025年3月31日一些藏人通过中文社交平台呼吁恢复藏语要求的贴文，例如：“语言和文化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请在高考中恢复藏语”，以及“无论属于哪个民族……都应纳入教材，让孩子们学习自己的母语”。

报告列举多起“语言倡议”相关的打压案例：其称“2024年5月，中国当局拘留了藏族教育工作者更登丹增嘉措”，并提到与“语言保护协会”有关的多人被拘押，其中还有一名村干部“于2024年12月18日因伤势过重死亡”。

除学校体系外，报告还把数字平台视为新的限制空间：其称抖音等平台对藏语使用设置障碍，藏语受众的直播活动经常被迫夹用汉语。比如，报告提到一档面向藏语观众的歌唱比赛：主持人在抖音直播期间解释，若只说藏语，“抖音会关闭直播”。

此外，报告引用一名藏医在线问诊受限的表述：“由于禁止使用藏语，我被迫改用汉语”，并称因此停止在线问诊。

ICT将这些政策背后的动机归结为“以法治名义的统治”等方式推动“新中国国家认同”的一部分，并称相关做法正在让藏语在教育、就业与公共服务中“变得不再相关”。

相比之下，该机构表示，“流亡藏人的教育政策优先考虑全面发展的藏语教育”，并且称已经“建立一套以传统藏语教育为核心、现代教育为重要补充的教育体系。”他们更表示，“如果中国当局有意弘扬藏族文化和身份认同，他们可以从流亡藏人社群中汲取灵感。”

最后，ICT呼吁，中国当局“恢复以藏语为藏语学校主要教学语言的法律规定，保障藏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此外，他们也希望其他国家政府向中国当局施压，“对中国目前的藏族教育政策表示严重关切”，“在与中国的外交和人权对话中，特别要纳入保护藏语和藏族文化的内容。”

二、学者林培瑞为秦晖新书撰序：解析“中国低人权优势”的全球影响

今年底，中国著名历史学者秦晖出版了他的新书《拯救民主》。美国知名汉学家林培瑞为该书作序。12月13日，知名国际关系期刊《外交家》刊登了林培瑞所撰写的序言《中国的低人权优势》。文章指出，目前西方世界往往误判中国模式及其与民主国家的互动，忽视了所谓“新冷战”中的结构性问题。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开篇指出，在过去几十年中，外界长期将中国的快速发展视为“奇迹”，并期待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会推动政治自由化。但秦晖的观察并非基于奇迹，而是基于现实：“数以亿计的低薪劳动者在一个没有自由媒体、没有本土工会、也没有独立法院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但却拥有一支极其高效的警察力量。”

林培瑞引用书中观点表示，秦晖认为这种体制在某些条件下能够“极大加速经济增长”。他在文章中称，这种增长模式带来了财富，但大部分财富流向了政府、与之相联系的精英家庭及部分外国企业。

文章核心提出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即一种制度性优势，而并非仅限于低工资：“当一个威权政府在包含一个或多个民主经济体的市场体系中运作时，它在经济竞争中具有优势。”在这种结构下，威权体制可以通过减少监管、压制异议、忽视环境与劳工权益等方式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原文中描述道，这种制度优势在与民主经济体交织的全球市场中尤为明显，因为“发达经济体一方面提供资本和产品市场，另一方面提供消费市场，而‘低人权’的合作伙伴则提供廉价劳动力和一个以威权政府来维持稳定的体系。”这种“共生”关系短期内令双方受益，却可能使民主一方面临长期被削弱的风险。

林培瑞补充，历史上类似现象也曾出现。例如，文章中提到一位秦晖当年同事的表述：“今天的中国在自然资源或技术方面并没有比较优势；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于‘一种近乎奴隶劳动的制度’。”林教授这句话虽令人震惊，却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深层制度因素。

文章进一步指出，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存在偏差。在谈及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时，林培瑞援引秦晖观点称：“西方人说他们必须避免一场新的冷战，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身处其中——而且中国正在获胜。”西方往往未意识到，新冷战已在经济、技术与制度层面展开，而中国凭借“低人权优势”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此外，文章分析西方内部对中国的战略应对存在分歧。美国国内左派批评“新自由主义”要求改善工人福利，右派则反对“社会主义”寻求更多自由，但双方均未充分理解中国体制下既缺乏自由又缺乏福利的现实状况。“双方都未能充分理解，在中国，被剥夺权利的人群既缺乏自由，也缺乏福利。”这一观察表明，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战略评估仍然存在根本性误读。

林培瑞在序言中也回顾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对民主思想的接受与阻碍，指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理念便曾在中国学生运动中萌芽，但随后遭遇多重政治阻力。文章中写道，清末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涛就曾赞赏西方法治理念，并强调“人民统治”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也有对应传统。

最后，林培瑞引述秦晖对民主前景的审慎评估：尽管全球民主面临挑战，但“根植于人性中的正义感并不会轻易改变，并将始终为我们提供希望的理由。”在表达对当前局势的忧虑同时，也留有希望的余地。

三、人权基金会：西方高校与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合作边界模糊

近日，战略风险研究公司和人权基金会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聚焦“全球人工智能研究合作与中国人权侵害风险”。该报告指出，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等多所西方高校，过去数年与多家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有合作。然而，这些实验室往往与“中国监控与安全系统”紧密相关。

报告封面截图

具体而言，这些大学与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存在共同发表、联合项目与资金链条交织的问题。报告直言，这类关系“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具有高度风险，因为中国政府“系统性地部署监控技术”，以锁定维权者、少数族群与政治异见者，并将技术系统转化为压制工具。

报告梳理了2020—2025年间中国“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资助记录和机构文件”，并点名多项西方公共资助在论文致谢与合作网络中反复出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研究与创新署/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以及欧盟“地平线欧洲”计划等。同时，这些论文中也出现了企业与行业组织的身影，例如亚马逊、丰田，以及在标准制定上扮演角色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在风险机制的解释上，报告强调中国国内法律与监管环境“从结构上削弱了中国机构的独立性”。它列举《国家安全法》（2015）、《国家情报法》（2017）、《网络安全法》（2017）、《数据安全法》（2021）等，认为这些法律将组织与个人置于协助国家安全工作的义务之下，并且中国的学术或研究机构也不存在“实质性的例外”，因此很难保证这些研究项目不被用于军事或侵犯人权的项目。

报告选取了两家机构作为案例：之江实验室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其中，之江实验室被描述为“由国家资助的”高性能计算、光学与追踪技术中心，2021—2023年获超过12.5亿美元地方财政支持，并与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等防务—监控体系深度交织。报告提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参与建设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用于汇聚检查站、手机与生物识别数据并标记“可疑”对象；在新疆，该系统与大规模拘押、强迫劳动和数字监控有关。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则被写作“专注于具有明确警务用途的计算机视觉与城市管理平台”，并与华为、中国公安系统机构以及科大讯飞、商汤等被指涉新疆监控争议的企业存在合作或交流。报告还举例其研究与项目涵盖姿态估计、追踪、分割等方法，认为这些技术“可以轻易被改造并用于大规模人员监控”。

在“看似中性”的学术合作如何转化为风险这一点上，报告列出若干合作方向：多目标追踪、步态识别、红外微弱目标检测、光学相位移技术等，认为当这些方法进入与公共安全、城市治理、乃至新疆警务与国家安全平台相连的机构时，便可能成为监控系统的“基础构件”。

报告将矛头指向治理缺口：现行“可信研究/科研安全”框架多聚焦间谍、知识产权与商业风险，却往往忽略人权问题，而一些人工智能伦理机构也被批评长期保持沉默。

最后，报告给出五项建议，包括将人权纳入尽职调查、强制披露国际合著与机构协议、对高风险伙伴设置契约性限制、强化伦理机构的跨境责任，以及扩展国家层面的“可信研究”定义。该机构呼吁国际社会应尽快采取措施，堵上人权这一人工智能治理中最大的“缺口”。

如果从“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角度思考农村居民包括住房在内的财产制度改革，那么很多解决困境的思路，完全可以拓展得很宽大。

撰文丨任大刚

“中国人不会因为给点福利就变懒。”

一年来，经济学者李稻葵教授一直在强调这个观点。最近在《财经》杂志举办的一次论坛上，李教授再次重申：

财政上思路一定要转变，（要）减税免费，要补的是消费，中国人非常非常非常勤奋，不会被这点福利养懒的，动不动（担心）老百姓养懒怎么办，我们以后跟欧洲、拉美一样，不可能，中国人聪明得很，中国人勤奋得很，这点福利，人家不会变懒的。

李教授这段话里所说的提高福利，有三层意思：

其一，这是提振中国经济活力的方法之一。

最近两三年，上上下下一直在想办法刺激消费，有人觉得福利兜底不够，导致居民不敢消费；有人觉得可以给农村居民提高养老待遇，其养老金可以马上转变为即期消费，其子女减轻了赡养负担，他们可以大胆消费。李教授认为，此举可以拉动内需、增加企业销售和税收，形成“多赢”效果。

其二，是缩小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上的差距。

李教授在2025年在多个场合讲到，希望把农村居民的基础养老金从目前的每个月200元左右，逐步提高到1000元或1500元，甚至2000元的水平。

图/AI生成

其三，是回应提高低收入者养老待遇的质疑。

有的学者担心两个问题：第一，钱从哪里来？李教授的回答是，将农民养老金提升至每月1000元，年支出约1.25万亿元，占中国年度财政支出比例较低（2025年1—10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86,490亿元）；第二，直接给老百姓“发钱”，会不会把中国人“养懒”了？李教授认为，中国人很聪明，很勤奋，不会被“养懒”。

01 还有比中国人更勤奋的吗？

勤奋的劳动者不仅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奇迹的关键创造者，即便是今天，他们也是全世界最辛苦的人群。

资料显示，依据2025年人社部新规，中国职工年工作日为365天减去104天休息日和13天法定节假日，合计248天。按每日8小时标准计算，制度层面的年劳动时间为1984小时。

但事实上，实际中加班现象非常普遍。

2023年，有报告称，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达49小时，折算成年劳动时间约2548小时；2025年另有报告显示，中国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长46.1小时，人均年工作时间接近2350小时。不同统计口径下实际年工时，基本处于2350至2548小时这一区间。

不同的报告都显示，中国劳动者年劳动时间在全世界的排名，始终稳居全球前列，多数统计中仅次于墨西哥，或位居全球首位。

图/AI生成

比如OECD（经合组织）相关统计及多个全球劳动时长报告显示，墨西哥年工时约2128小时；而韩国、日本等曾以工时久闻名的国家，2023年年均工时分别比中国少578小时和839小时；欧美发达国家工时更是大幅低于中国，美国约1779小时，德国仅1300余小时，不足中国实际工时的六成。

又比如根据ILO（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统计，在167个有数据的国家中，周平均工作44小时以上的国家共有9个，分别是中国、不丹、阿联酋、蒙古、印度、文莱、马来西亚、伊朗和哥伦比亚。

可以说，中国劳动者是世界主要成功经济体中，最勤奋的一群人。而40年来，最勤奋中的最勤奋者，无疑属于来自中国农村的劳动力。中国劳动者的不懈努力，使中国经济总量和国民财富在40年中，实现了数十倍的增长。

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会有人“未雨绸缪”，担心世界上最勤奋的人会因为有些福利提升，就变得懒惰了？哪怕是变得像以“过劳死”著称的日本员工那样“不勤奋”，中间都还有数百小时的差额需要躺平才能填补（日本为1598小时）。

02 福利为何不能好一点点？

李教授关于提高福利的言论，主要是指提升农村老人的福利待遇。

2024年底，农村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数约1.26亿，他们每人每月可以领到143元养老金。各省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叠加补贴，如苏州达705元/人·月，嘉兴达680元/人·月，黑龙江叠加省级补贴后达163元/人·月，四川调整后最低标准为173元/人·月。

城镇企业退休人员约1.2亿，退休金额差距较大。从地区和缴费档次来看，北京国企职工若缴费33年，60岁退休后月养老金约7363.4元；武汉灵活就业人员按社平工资全额缴费25年，55岁退休月养老金约3054.5元；郑州个体工商户按最低档缴费25年，60岁退休月养老金约2413.3元。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规模在2250万至2700万区间，2025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约4860元。地区和职级差异明显，三线城市工作35年的普通科员，基本养老金大概4500—5500元/月，基层乡镇职级低的人员可能仅4000—4800元/月；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因社平工资高，这类退休人员月收入能达到8000—10000元。另外，加上法定的职业年金后，他们每月还能多领几百到一千多元。

比较而言，三类领取养老金的人群中，农村居民养老金最低。

图/图虫创意

在发展中国家，巴西实行全民统一积分制养老金体系，农民和公务员适用同一套标准，其农村相关养老金约合人民币1700元/月；泰国的“500泰铢养老计划”，虽约合人民币100元，但结合当地物价，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替代率可达35%，而我国农村居民养老金替代率不足20%；我国农村养老金和印度等少数低收入国家处于同一梯队，印度非正规就业者（包含大量农民）的养老金替代率约18%。

中国农村户籍的劳动力，不仅在改革开放前为国家建设作出巨大贡献，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力量，是几乎一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力军，为完成原始积累做出杰出贡献，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应该有更好的福利。

03 钱从哪里来？

你要给农村老人增发养老金，钱从哪里来？有的朋友不无疑虑地问，他们认为，搞不好会额外增加税费，增加普通人的额外负担。

的确，改革要赢得公众支持，就不能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填补另一部分人，否则改革阻力重重。

李教授的办法是减少基建投资。

不可否认，中国过去对基建一直有较高的投入，在造就了全世界极高水平的基建的同时，也为招商引资，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但同时也要看到，长时间大规模的基建投入，形成了极大的路径依赖和特殊的利益格局。

由于良好的基建曾经带来过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直到今天，很多地方仍热衷于搞基建，可以说，把正常应该发放给底层老百姓的养老钱，也用于搞实际必要性并不大的基建。结果基建完工后，企业用处不大，老百姓用不起，养护成本居高不下。

正常情况下，投资和消费应该有一种动态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发展。而基建作为一种投资，过大的投资规模，反过来压缩了居民消费占比。最终的结果是，无论如何刺激消费，效果都不大，除了捂紧钱包不敢消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所获不多，消费不起，形不成真实需求，反过来制约生产端，导致“内卷”更加严重。

如果要明白为什么消费不振，看看现在很多地方车行稀少的高速公路，空驶的高铁，宽阔的绿化带，人迹罕至的公园、湿地，等等，大概能明白一大部分原因。也就明白了李教授为什么说要减少基建投资。

不可否认，中国近年来基建已经从“铁公鸡”逐步转向交通网络升级、能源体系重构和5G基站、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平台等等，但不可否认，这些新领域仍然存在大量可以压缩的空间，照样可以“挤”出大量资源，用于底层民众的民生。

这不是额外征收税费，而是李教授说的财政上转变思路。

图/AI生成

另一个是落实农村居民的财产权利，同样可缓解养老问题。

农民养老成为问题，说到底还是因为穷困。而穷困的原因，根本上是没有财产。今天虽然房地产下行，但城市居民最重要的财产，仍然是房产；而农民处于宅基地上的房屋，因为事实上不可交易，跟集体宿舍没有本质区别，除了居住功能，实际上不是一种可资充分利用的财产。

7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衰败的农村重获生机第一步：宅基地国有化》，其中提到——

宅基地和耕地两者占有情况和使用性质千差万别：一者在过去很长时间很少变动地界，一者经常变动地界；一者事实上拥有相对的永久使用权，一者使用权时限最长也就30年；一者占全部土地的极少数，一者占全部土地的多数；一者用于生活，一者用于生产。

因此可以说，宅基地既不承担“耕者有其田”的道义，也不承担“耕地红线”的现实需求。

宅基地具有的独特性以及经过确权，其集体所有性质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变更宅基地的土地性质便于其上市交易，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农村宅基地可以上市流通后，将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其一，毋庸置疑，农村居民的房产必定获得极大的增值机会，农民将第一次获得城市化的巨大红利。

其二，城市资本将有序下乡，不仅为农村发展带来资本和就业机会，而且更为先进的居住理念，更为文明的现代人文理念、房屋和公共设施的建筑风格必将逐渐在农村发芽开花，衰败的农村，完全可能重新焕发生机。

图/AI生成

其三，由于住房市场有更多的供给，必定对平抑城市房价起到巨大作用。

第四，城市居民可以有更多的的投资渠道。

第五，在城市商品房已经上缴了70年土地出让金，实际上已经相当于缴纳房地产税，要再次征收房地产税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向转变为国有土地的农村宅基地在其转让环节征收房地产税，更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第六，农村小产权房尽管被视为非法，但毕竟是社会财富，而不是毒品，也不是坑人的假冒伪劣产品，且数量惊人，随着农村宅基地的国有化，它应当获得合法化的机会，也可以合法地上市交易，但前提是缴纳房地产税。

在这个过程中，谁是利益受损者呢？没有。它既可以维系和发展革命道义，也使参与各方——政府和城乡居民从中获得巨大利益。

农民有了可以自由交易的房产，事实上就有了钱，养老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吗？这个时候，真正需要照顾的，就只是极少数，而不是上亿老年农民了。

我甚至认为，如果从“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角度思考农村居民包括住房在内的财产制度改革，那么很多解决困境的思路，完全可以拓展得很宽大。

我也知道，现在不少研究“三农”问题的文化学者很反对农民拥有完整的财产权，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农民一旦拥有了包括土地房屋这些与城市居民一样的财产权，农民就会流离失所，社会就会动荡不安，集体经济就会崩溃，他们就没有乡愁了。

但试问，城市居民买卖房屋自由，何以没有流离失所？何以城市国有资产还在快速扩张？既然城市无房户可以得到公租房照顾，何以农村不可以提供公租房（而且还便宜得多）的照顾？

既不为提高农民养老待遇提供政策建议，也不让农民拥有可以自行处置的财产权利，如此困住农民以为可以高枕无忧，这些号称最关心农民的“三农”学者，居心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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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2017自媒体盛典·年度新锐评论

”

13个孩子遇难快两年，一直不见调查结果，这对家长来说，无疑是件极其悲痛的事情。

2024年1月19日晚11时，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砚山铺村英才学校一宿舍发生火灾，导致13名三年级学生遇难，4人受伤。

一位名叫范永归的遇难孩子家长，一直在奔走呼吁：为什么不公布调查结果？

据范永归和另一家长杨云朝介绍，当时孩子遇难后，相关部门要求他们，“签了赔偿协议才能见孩子！”

杨云朝说，当时还有工作人员告诉他，晚一天签协议，赔偿就少10万元。

据“看看新闻News”公布的一份1月22日上午家属和相关人员的对话录音中，相关人员说：“11点半前，如果咱签了，再追加10万元……这说得有点紧，请您谅解和理解。”

杨云朝讲，他一个老农民没办法，就签了。

范永归不想让孩子遗体在殡仪馆躺太久，“那时候腊月初九了，我们这很冷”，他说，当时迫切想见到孩子，“被逼无奈签了那个协议”。

这份甲方为英才学校，乙方为遇难者家属的“赔偿协议”显示，甲方支付乙方一笔赔偿金，乙方收到赔偿款后，保证不再因此事向任何主体主张任何权利，不得干扰甲方正常教学秩序，并做到不诉不访，否则，乙方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同时，协议约定双方都要保密，不得外泄任何情况。

据范永归说，2024年7月，方城县派了两个工作人员来跟他沟通。对方告知，事故调查报告在当年5月中旬就已完成，但因涉及未成年人不能公开。

2025年11月21日，范永归和杨云朝他们收到通知，河南省消防总队要向他们告知火灾事故调查结果，但看前要先签保密协议。

范永归当时因有事没去，杨云朝去签了保密协议。看之前他手机被收走，进去后，“就是他们有人给我念”。对方主要说了两点：一是英才学校某年月日着火了；二是简单的起火原因。

关于火灾调查事故的公布，应急管理部于2023年2月印发的《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编制指南（试行）》规定：事故调查报告应当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

“公开时，应以开展调查的事故调查组名义在政府网站或主流媒体上全文公开事故调查报告正文内容。对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依法应当保密的内容，应进行适当处理后方可公开。”

按照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事故调查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事故发生单位概况；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等内容。

而遇难孩子的家长多次申请公开事故调查报告，最后得到答复仍是：因涉及未成年人，报告不予公布。

官方不公布调查报告的具体依据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3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有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姓名、影像、住所、就读学校以及其他可能识别出其身份的信息，但查找失踪、被拐卖未成年人等情形除外。

多位知名律师表示，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所说的不得披露未成年人信息，主要是在一些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中，比如未成年人被性侵或被杀害等，需要对未成年人信息保密，案件不公开审理。且在后续文书上传裁判文书网或作为典型案例发布时，隐藏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

有律师说，“但火灾事故具有公共性，公布事故调查报告是对社会的一个交代，而且（在对未成年人信息处理后）并不会影响到未成年人本身的权利。”

孩子遇难后，多位家长一直深陷悲痛之中不能自拔。

杨云朝提起孙子，一直重复孙子多么活泼可爱。他告知媒体，孙子从小由他们带，跟他们很亲，“你问着问着我都想哭啊”。

孙子出事后，“他爸爸因为这件事精神不太正常了，再没有出去打工”。现在家里就靠种几亩地度日。

范永归孩子在老家安葬后，隔段时间就回到老家，在孩子坟前说说追问的进度，他常带上孩子特别喜爱吃的香蕉和薯条。

印象深刻的是2025年10月1日，他去给孩子上坟时，突然有只蝴蝶落在孩子生前最喜欢吃的香蕉上，直到他们离去都没飞走。

“我当时真的绷不住了！”范永归告诉媒体。

许多事情，只要一细闻，总会嗅出臭味来——

调查结果不予公布，难道真的就因为“未成年人保护法”吗？

“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的是——未成年人的姓名、影像、住所、就读学校以及其他可能识别出其身份的信息，重点强调的是“能识别出未成年身份的信息”。

有律师指出，未成年的隐私，本意是保护未成年的健康成长，避免被外界干扰，所以不披露其姓名、年龄、外貌及所涉之事。“如果人已经罹难，则民事主体不存在，隐私权也消亡了，何来继续保护其隐私？”

该律师指出：法律要保护的是事件中生者的未成年人隐私权，披露时不指向特定个体则可。调查报告适当处理后，应该向社会公布，接受监督，并汲取事故教训，警醒世人。

由此可见，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借口，来搪塞遇难孩子家长“调查结果不予公布”，无非是堂而皇之地找了一块“挡臭布”罢了！

我想，调查结果之所以迟迟不敢公布，因为里面沾染着诸多的臭味：

①学校的监管方——当地教体局，有逃脱不了的责任。

这责任，该谁来承担？是局长，还是分管副局长？

这局长和分管的副局长背后，又牵扯到县长和分管教育的副县长！

如果再追问下去，可以一直追问到市上，省上，甚至更远……

②学校的安全监管方——当地应急管理部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责任，又该谁来承担？是应急管理局局长，还是分管副局长？

这应急管理局长和分管的副局长背后，又牵扯到县长和分管安全的副县长！

同理，这责任可一直追问到到市上，省上，甚至更远……

③负责消防工作的责任方——当地的消防部门，也有不能规避的责任。

这责任，又该谁来承担呢？是消防部门的队长，还是支队长？

这队长和支队长背后，又有总队长……

面对如此诸多的臭味会被暴露，区区13个孩子的性命，又算得了什么？

不是不公布，而是不好公布，不敢公布！

——不仅怕公布以后不能“自圆其说”，更是怕公布后——会“拔出萝卜带出泥”！

孩子们，安息吧！

今天这条新闻真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电视剧拍不出如此讽刺的剧情”。为什么拍不出来？主要是编剧的脑洞，无法支撑他创作出这般奇葩的剧本。

简而言之，我要是说得稍微含糊一点，你可能都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儿。

据媒体描述，河南辉县某村的村委会，欠了村民郭白某一些钱。这些钱呢，是郭白某早年做点小生意挣的，共计78.1万元左右。

但是村委会不想还了呀，怎么办呢？这帮干部们想出了一条“妙计”——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只要“欠债的人”不是自己，那不就不用还钱了？

天才和魔鬼，看来也只有一线之隔啊！

未避免杠精，先说明一下，这钱肯定是正规欠账。因为起先村委会想赖账，闹到了法院上，法院判决了“村委会败诉”，并强制执行。懂得都懂，但凡有一点点的理由，法院也不会如此不给面子，如此决绝。

眼看要被强执了，钱就要还到村民郭白某的口袋里去了。村委会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

果然，就在强执前一刻，郭白某发现辉县市人民法院寄来的《执行裁定书》上面，原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村支书“帖某”的名字，变成了村里人人皆知的智力残障人士郭黑某。

公章一落人已换，流程走完责已散。好一招狸猫换太子，要不说他们能当官呢，这帮人放到三国演义里，都没诸葛亮的事。

郭某黑是什么人？那是长期享受五保户保障的贫困户，你让他偿还村委会欠下的78万，那不是想屁吃吗。

然而现在的村支书已经变成郭某黑了，他不还钱，就把他变成老赖呗。

在这里，法律像一条笔直的跑道，而有点权力的人若嫌跑得太累，就只需在自己脚下画一道“终点线”。

可怜的郭某黑成了全村的笑话，他连10+10等于多少都不知道，甚至连自己什么时候成为村支书的也不知道：村里人都笑话我，说我当书记了……他很委屈。只不过他更不知晓的是，自己不仅当书记了，还当老赖了。

如此荒诞、讽刺的任命手续，竟能一路绿灯。台上角色随意换，台下代价照单算。这莫非就是“权力的游戏”？

说到底，这就是把“欠债”的问题，变成了“选人背锅”的问题。

记者走访并从负责人那里得知，目前当地已经对此事进行了处理，联合起来的干部们，比如贴某、公章管理者，甚至默许此事的时任镇长也因此受到了纪律处分。

可我好奇的是，仅仅“处分”是否够了，这些行为难道不涉嫌违法吗，难道不需要接受法律的处罚吗？

我虽然不是专业人员，但仅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最基础最明显的问题显而易见：

伪造、使用虚假任命文件。

就这一点，至少已经涉及“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和“使用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这在《刑法》第280条写得是清清楚楚：伪造、变造、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公文，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

一再出现的问题从来不是个别人胆子太大，而是他们太清楚后果有多轻。只要事情闹大了“处分一下”，闹不大就“内部消化”，那规则自然会被当成摆设。

原本所谓的追责处分在事情曝光后才精准到位，就已经令舆论哗然，此时再加上一个“罚酒三杯”的处罚力度，是否过于儿戏。

到这里，我想起昨日另一条引发热搜争议的消息，16名执法人员因“吃拿卡要”被撤职离岗。

这事情昨天的热度很高，某地监督局里的16名公职人员，在餐饮业、服务业、房地产业等多个领域中执法时，用暗示甚至威胁等方式索要了不少“好处”。但结果却只是简单的“撤职调岗”，未免过于虎头蛇尾了。

劣迹斑斑的一群人，万一调岗后他们继续吃拿卡要呢？又不是说这些事情一干就会被发现，持续的过程中，多少普通人要因此而遭罪？就算不对他们刑事处罚，至少也直接辞退才勉强说得过去吧？

这些事件真正令人不安的，除了事情的荒唐之外，更在于荒唐发生后，某些人违法的代价只是处分和调岗。

正因此，类似乱象总迭出不穷。因为对他们而言，守法反而成了最不划算的选择。

普通人要的从来不是“重罚泄愤”，而是一个明确的态度：规则不能只是给弱者兜底的装饰品，公职人员违法的代价，更不能总是帮他们换个岗位。

–END–

请大家关注我的备用号：逆光影。

如果这里已经无法更新，我会在备用号上写字。

在与年轻科研人员的长期交流中，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宏敏锐地捕捉到一种正在悄悄改变科研生态的力量——资源型科研，用资金、人力和规模堆砌成果，用论文换来头衔，再用头衔换来更多资源，形成一个让原创性越来越无处生长的循环。

由此也产生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在科研投入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生命科学的原创研究却愈发稀缺。年轻人越来越焦虑、不得不“抱大腿” 争取资源，却越来越难沉下心做研究。资金、人力堆砌出的“资源型科研”蔓延开来，挤压了真正从0到1的探索，也破坏了科研文化的土壤。

口述 | 张宏

整理｜李想俣

我是普通的研究员，没有官职，只是和年轻人的交往比较多，所以倾听他们的声音也比较多。最近年轻人比较关注的两点，一个是资源型科研对科研生态的破坏，另外一个是考核评价问题。

01

资源型科研正在摧毁我们的科学文化

关于资源型科研，我所讨论的范围限定在生命科学领域，因为不同学科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这么多年来对科研的投入越来越多，特别是对生命科学的投入越来越多，但真的静下心来去想，中国有多少原创性的发现？

现在0到1的发现极少。中国在1到100这个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中国不断有很多CNS文章，我想今年已经有好几百篇了。中国科研是在欣欣向荣，我们从来不应该低估1到100的科研价值，但国家其实需要提倡0到1的原创性发现，因此需要有一个0到1的原创性发现的土壤。这些年来，我们的土壤或者科学文化却越来越不利于原创性发现。

去查中国的文章，有多少是资源堆积起来的？我说的资源指的是资金、人力。有的文章动辄花上几千万甚至上亿，这种文章的发表，就是靠钱累积起来，靠人力堆积起来。我不否定这些东西可能有一定的价值，但中国现阶段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花这么多钱去产出这些文章的性价比很低。

这种资源累积起来的文章，不光浪费了钱，其实也极大地挤压了真正原创性工作的科学土壤、科学文化以及科研经费。这些大项目动辄上亿、上十亿，我不认为现在中国的生命科学已经到了可以一拥而上来做这类事情的阶段。当然，如基因组等大项目给人类做出很大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但在中国，很多人的初衷并不是因为某个项目会给生命科学带来革命性的意义。

动辄上亿、上十亿的经费出去以后，没有经历过很严格的科学评价与评估。有些人刚回国不久就能掌控几千万的资金，而有一些在实验室不断进行原创的人，他们的经费又非常有限。而那些靠资金堆起的东西，可以发文章。我问过一些杂志的编辑，他们说，发这些文章是因为杂志喜欢发，但不该拿杂志作为评价标准。他们的话其实说得很有道理。

我国现在的问题正是因为大同行或跨同行的评审难以深刻理解科学发现的意义和影响力。如果仅凭文章，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将资源堆积起来，就可以发好的文章；发了好的文章，就可以拿到很多荣誉；拿到荣誉，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

这样不光是挤占了年轻人的科研经费，更是促使很多年轻人去模仿这些人的所谓的成功道路。年轻人就会认为自己也需要去找资源、抱大腿，所以现在这几年一直有“抱大腿”这个词。

我是在国外读的博士，离开国内比较久，刚回国的时候，在国内也不认识资深的人，一切都靠自己的奋斗。现在很多年轻人回国以后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他们马上知道要去抱谁的大腿、拿到什么项目、参与什么项目以及怎么拿到资金。这种科研文化的改变实际上是很可怕的。因为脚步只要迈得坚实一点，即使慢一点，但每一步都能确保是在往前走。但如果科学文化和土壤有问题，那就是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我国的原创性科研文化和科研土壤的培养现在是0到-1。

现在的资源型科研越走越偏。我最近在中国农业大学给学生上课，就举了几个最近获得诺奖的工作。2006年安德鲁·菲尔和克雷格·梅洛因为发现RNA干扰现象获得诺奖，去年维克托·安布罗斯和加里·鲁夫昆因为微小核糖核酸得了诺奖，都是用秀丽线虫为模式动物进行研究，都不是资源型科研。他们的出发点都不是为了发表大文章和拿更多的资金，都是由好奇心驱使或者是对科学的坚持。

我5月份和维克托·安布罗斯聊我国的原创性科研，说到在我国做秀丽线虫很难得到基金的支持，原因就是我国总在关注能产生什么效益？明天是不是能治好一个病？是不是能把产量提高？我们总是期待一种革命性的东西，但没有坚实的土壤和基础，是很难实现的。

技术可以弯道超车，但我不认为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可以弯道超车，这一定是要脚踏实地的。1到100很重要，但真正决定我国在科技竞争中能不能胜利的是0到1的原创性科学发现。当我们在关注1到100时，需要有良好的科学土壤、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来培育这些从0到1的过程。资源型科研发了一堆文章，但这些文章有多少价值？我不否认一些计划在推动我国科研方面的作用。我只是觉得我国现在不应该提倡很多脱离培养年轻人、脱离追求0到1原创性发现的、纯技术性的生命科学领域的大计划。

资源型科研还有人力上的堆积，实验室越来越大，甚至一个大PI有好几个实验室，总是在比谁的实验室多。我只有一个实验室，尽管我工作很卖力，每天7:20前会到办公室，一直在读文章、在思考，但我仍然感觉现在精力越来越有限，所以实验室在不断缩小，只有20个人左右。

我国这种靠人力、靠资源堆积起来的科研，就是集邮式的科研——发文章，产生了一大堆垃圾性的文章。我国的科研结果以前有些是不可重复的，因为造假或者选择性发表数据；现在是不可能重复，因为要靠投入大量人力和金钱，要测成千上万个组学，分析几万个样本，其他研究者怎么复现？我真不知道这种科研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虽然一直在说不能单以影响因子来评判，但整个体系实际上还是由影响因子及发表杂志等级为主导的。

现在资源型科研的问题越来越大，因为资源型科研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错误的导向，使得很多人静不下来。我觉得需要有让年轻人能够踏踏实实地在实验室钻研、原创性探索的氛围和科研文化。现在不少年轻人很明确要资源，很明确走资源型科研这条路。因为年轻人会看到那些有资源的人、发了文章的人，哪怕其中一些文章在几年后被证明是错的，但也得到了很多，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刚开始说，我国的原创性科学现在是在从0往-1走，而不是从0向1走，科学文化、科学精神和科学土壤的培养没有弯道超车一说。

以前大家好像能够静下来，能够因为对科学本身的追求去做科研。但现在当一个科研工作者看到这么多现象以后，会觉得越来越不公平，很多人是心灰意冷的，这个现象值得关注。资源型科研用金钱和人力累积出来一些集邮式的文章，对整个科学文化、科学评价体系和科学人才起到了负面示范效应。

02

引进一个资深海归科学家，有多少年轻人要勒紧裤腰带？

另一方面，虽然有一些从国外回来的资深科学家对提升我国的科研文化作用非常大，而且带动了很多年轻人。比如北生所、上海有机化学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这些大家都知道。但还有很多人回来以后拿了非常多的资源，起了相当负面的作用。对于这种现象，很少有人敢出来发声。

国外回来的资深科学家进行资源型科研，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国家需要国外回来的资深科学家，需要他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文化的建设和科学人才的培养。但现在不少人回来以后并不是这么做的。他们拿到了很多资源以后，有多少时间在实验室培养年轻人？有些人认为中国钱很多，重复在走资源型科研的路。而且我总觉得他们好像有一个观点，就是自己回来，大学或机构愿意给钱，这是双方的事情，和别人都没有关系。这是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的想法。不要忘记，钱是纳税人的钱，科研文化是中国的科研文化，培养年轻人才是中国科学的未来。

中国现在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去让这些人回到中国来浪费吗？自己实验室有几十个人，但在实验室是见不到他们的，部分人每天在外面呼风唤雨，占用了年轻人大量资源。这实际上是应该要警觉的，也是很多年轻人都在抱怨的。

这些资深科学家如果不能够洁身自好，不能够促进中国的科学文化和科学土壤的培养，其实是很负面的。我们这些人回国不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健康的科学文化吗？所以有一次令我特别惊诧的是，我跟一个人说，有一个著名的资深科学家要回国了。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值得所有人去深思：又有多少年轻人要勒紧裤腰带，没有资金做科研了。

有专家说国内包括中科院在内的一些老单位是武大郎开店，不愿意招比自己强的人。在这一点，我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我们这些老单位没有资源，很多新生单位有资源。而且有些人回来以后要的是几倍于美国的工资，要的是比在美国多得多的资源，但回来产生了什么价值吗？所以这是不能提倡的。

全国需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和机制，不能是各个机构各行其是，给海外引进的人近乎无穷的资源。这些新单位好像觉得自己有权力、有钱，想给多少都可以，这其实就是一种资源任性。这些有钱又有资源的人一定需要想到这是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这笔钱花出去要对建设科学文化、对培养年轻人、对促进中国的原创性科学有用，不能背弃这些初衷，不能为了引人而引人。否则会把整个科研生态弄坏。为什么年轻人对国内新兴机构的抱怨越来越多?这些机构需要自我反省，不要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我相信如果其它科研机构的人知道这些人的工资数目和所获得的资源，是会崩溃的。

我们需要国外回来的资深科学家，但目的还是让他们引领和建立健康的科学文化。这是他们应有的定位，而不是到中国来，浪费资源，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其实很多人到中国来，变成了做资源导向型科研，是因为他们不能够专心在实验室。我想，一个人做的事情和自己提倡的东西是不能相违背的。

这是很多年轻人现在极其关注和极其愤慨的一点。而海归的资深科学家真的需要放下心态，不要觉得自己是来拯救中国科研的，而需要知道怎么做才是对中国科学文化健康发展有益的。不要认为自己回来，单位愿意给这么多钱，这是两个主体之间的事。不是的！他们一定要问自己，这笔钱对中国科学文化的作用是正向的吗？有利于培养年轻人吗？有利于中国进行原创性探索，而不是资源型科研吗？这些问题是需要他们自己反思的，不能无止境地要比美国高几倍的工资。

新兴机构当然需要引进资深科学家，有些资深科学家在中国科研和培养年轻人方面起了表率的作用。但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的资深科学家不断地换单位、拉资源。这也是资源型科研需要关注的点。我们国家当然需要这批人回来，但回来以后他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国家真的没有富到可以让他们随便浪费的地步，事实上，很多年轻PI的科研经费真的很少。

03

我们需要怎样的评价体系？

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评价导向问题，因为资源型科研是最容易发文章的，而发好的文章是获取更多资源、获取荣誉的阶梯，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20年前，可以说我国高水平的小同行不够多，但现在我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基金委的评审也导致了很多问题，比如杰青的评审，往往是几个领域的人放在一起来进行评审，有植物、生态、信息、细胞和生化等学科。为了做到公平公正，把相关性不大的一些人聚到一起来，这怎么评？很多机构在追求表面的公平公正，实际上是在真正地摧毁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

我们的评价体系不能只看高引用和杂志，一定需要回到小同行的评审，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比如基金委B类基础中心的评审，本来是很好的项目，但把各个学科放在一起，找几十个评委去评。去的时候把手机没收，还不能同时上卫生间，在会场吃饭，评委不能讨论，看起来非常公平公正。但真的公平公正吗？你让我去评价数学、物理，我怎么评价？我觉得需要抛开形式上、表面化的公平公正，回归到同行评审。同行评审可能是有很多问题，这是需要改正的，但要在这个前提下进行改正，而不能把这个核心、这个根给丢了。

04

浮躁的科研文化正在削弱原创的生长环境

对于科研文化，我总是很担忧，真的太浮躁了。这其实是对国家极大的不负责任。因此我认为，要依法惩罚那些骗取国家资源的行为。我去一些地方参加评审，很多项目都是吹出来的，好像是一层层地都套在吹出来的“蓝图”里。很多都是为了数字而数字，为了拿到那笔钱，只能是编数字。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问题所在，但不知道从何下手进行改革，因为真的是利益盘根错节。

小圈子和小团体在任何地方都会存在，公正的科研评价还是在于能不能坚持科学判断。我们一开始总是在抱怨国内形成的这些小团体、学阀、学霸，我们总希望国外回来的这些资深科学家能够改变这种科学文化，但改变了吗？我认为是形成了更多小团体。

一个新的机构出来，如果不能宽容地接受不同的声音，也会很快被小圈子把持。这也是圈子文化，只不过以前是一个圈子，现在则创造了更多的圈子，而圈子文化本身没有改变。

因为他们并不能客观地评价别人的工作。很多人总是认为本单位以及周围有关系的人做得比别人都好，眼光永远在这个范围内。所以我不认为生命科学领域有多少真正的战略科学家，当眼光不能触及全国、不能触及很远的未来，就不是战略科学家。另外不知道这些人是哪来的自信，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可以评价。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可以评价时，这个人已经离开科学的本质了。生命科学中每一个学科现在分得这么详细，一个人怎么可能什么都懂？

科学工作如果离开了科学评价的本质，都不会成功。我国需要一批敢于坚持科学、敢于说出真话的科学家。但科学和很多领域、行业又不一样，因为真正在做科学的人是在实验室里的，媒体大众是很少知道的。而一天到晚在外面活跃的所谓网红科学家，他们一定是不在科研一线、也不在思考深刻科学问题的，因为他们需要维持网红效应。而这批人对科研文化和科研评价的建立又有巨大的声音，这实在是一个悖论。但问题是这些网红科学家恐怕并不知道大家究竟如何评价他们。很多人总是觉得手上掌控的资源越多，就说明自己在科学上越有权威。要毁掉一个人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给他资源、给他荣誉，他一定会产生幻觉：慢慢觉得自己很重要，因为这是人性。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例子了，这些人实在是很可悲的，因为他们听不到真正的声音和真正的评价。

我特别敬重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他们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国家那么贫穷的时候，他们能够舍弃所有，为了国家的利益从事科学研究，把这个当作一种无上的荣誉。而现在很多人不断地攒着自己的个人资源，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又怎能担当起年轻人的榜样？我国需要一些真的榜样，而不是网红科学家。

最后强调一下，我不是反对大科学项目，而是反对用钱和人力堆起来、为了发文章、没有太大科学价值的科研项目。去追逐表面上的新理论、新体系和新名词，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自吹自擂的虚假繁荣。这会祸国殃民，会对科技政策的制定者产生错误导向。

也许我的发声不会有影响。但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声音出来。对我国科学文化的影响最终是由历史做出评价的，而不是由流量来界定的。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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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PRREN｜被骂下架的美团公益广告，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

11月28日，央视新闻联合美团外卖发布了一则短片。短片讲述一名平面设计师为“追求梦想”、“随时欣赏沿途风景”转行做了外卖骑手。

该短片一经发布便引起网民吐槽，尤其是很多外卖员对该短片的内容更是不满。

之后，央视新闻将该短片下架。微博、微信等平台的部分评论文章也遭审核。微信公众号“PRREN”发布的文章同样遭到删除。

被删文章部分内容写道：

如果有人对你说：

“你每天都在办公室坐十来个小时，真是健康又自律的人生啊，好羡慕你……”

你肯定觉得他有病，对不对？

但美团最新发布的公益广告，逻辑就和这个一样。

宣传片的主要内容，是展示美团骑手的多彩生活，拉一波劳动人民的好感，树立品牌形象。

可大家很快发现，其中的槽点，简直太多了。

主角阿岚，原本是平面设计师。

因为厌倦办公室的两点一线，她辞职来到大理，成为外卖员。

送了三个月外卖，她攒钱买了一台新相机（甚至不是二手）。

这台相机多少钱呢？

一万五。

外卖员的收入又是多少呢？

每单3~8元。

试问，有多少人仅靠跑三个月外卖，就能买得起这么贵的相机？

即使咬咬牙买得起，大概率也舍不得。

在阿岚的描述中，送外卖是浪漫的，自由的，能随时欣赏沿途风景。

但对成千上万奔波在路上的骑手来说呢？

无论狂风暴雨还是烈日炎炎，与时间赛跑，才是他们的日常。

就像一位外卖员在诗里说的那样：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做这份工作，不是因为浪漫，而是他们没有选择。

他们不辞劳苦，只为碎银几两。

为了争分夺秒，他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闯红灯，还要忍受顾客的刁难。

疲倦的时候，偌大的城市竟没有一处供他们休息的地方。

至于欣赏风景，不过是一种奢侈的想象。

美团挨骂，实在不冤。

别人只是想生存，你跟人家谈诗和远方。

舆论发酵后，美团火速下架了这条视频。

女主角也出来澄清，称自己只是一名演员，并非外卖骑手。

这份声明，让整件事显得更加讽刺。

一个普通人，为了生计，扮演着另一种普通人的生活。

而她所表演出的这种生活，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成立。

[…]而对于数量庞大的骑手群体而言，他们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城市诗人”的头衔。

或许更实际的，是更合理的报酬，更宽松的配送时间，以及更完善的社会保障。

二、李宇琛｜官民同乐，我们对日本女首相的网络性骚扰

2025年11月底，北京，两家中国最顶级的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与《环球时报》，几乎在同一时间，为一场网络风暴按下了快进键。

它们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风波进行了宣判：

她的挑战已“狼狈”失败，她的辩解是“不诚实的”。

这场看似正常的国际政治摩擦，最终的判决书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一份来自《环球时报》旗下环球网的、充满情绪化羞辱的8秒钟大字报视频，和一段由中央电视台旗下“小央视频”制作的、经过技术处理的13秒鬼畜短片。

这背后，隐藏着一场由国家机器精心驱动、无数自媒体跟风狂欢的网络猎巫行动。

这场狂欢是如何被组织的？它使用了哪些被明令禁止的手段？

当一台国家级的舆论机器决定杀死一个女性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时，它会分几步？

上述文字来自微信公众号作者李宇琛被删除的文章。文中接着写道：

猎巫行动，通常从确立一个无可辩驳的罪行开始。

在官方媒体的叙事里，高市早苗的原罪始于2025年11月22日的南非。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现场：

她迟到了约一个小时。

这个事实本身或许平淡无奇，但在成都传媒集团旗下红星新闻发布的视频里，它被渲染成了一场极具戏剧张力的悲剧。

视频开场，高市早苗走下专车，踏上红毯。整个画面被处理成极度缓慢的慢动作，背景音乐是一段悲伤的小提琴独奏。

这不像是一国首相的登场，更像是一场：

耻辱之行（walk of shame）。

紧接着，当她进入会场时，镜头从人群后方拍摄，让她看起来像是在探头探脑地偷窥。

文字则毫不含糊地指出：

她打断了另一位领导人的发言。

这种如同电影悲剧桥段般的视听语言，成功地将一个可能因交通、安保等多种复杂原因导致的程序性瑕疵，不成比例地放大为一场关乎个人品格和国家颜面的公开处刑。

这种渲染，巧妙地利用了公众对守时这一基本职业道德的朴素认知，成功地将一个程序问题，上升为了一个道德污点。

一旦迟到的原罪被确立，下一步，就是为这个罪行，寻找一个充满合理解释的动机。

舆论机器很快为高市早苗的迟到，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充满性别色彩的解释：

她前一天花了几个小时，用来挑选衣服。

这个信息点，源于高市早苗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段分享。她解释说，因为有参议员提醒她，作为首相，在外交场合的着装代表国家形象，如果穿着廉价，可能会被对方轻视。

这段本意可能是展现亲民或解释工作细节的个人分享，被迅速抽离了所有语境，成为呈堂证供。

一场由新华社、中国新闻网、红星新闻等多家权威信源协同推动的叙事构建开始了。

新华社旗下的《新华每日电讯》在其短视频中，将她的动机直接定义为：

想要在外交谈判中占上风。

中国新闻网则更进一步，引用匿名的日本人分析，为她进行了一次远程心理诊断：

看来高市早苗内心深处，觉得自己被人瞧不起。

至此，一个完整的、充满偏见的叙事闭环形成了：一个内心自卑、又渴望占上风的女人，因其肤浅的、对穿搭的过度在意，最终在重要的国际场合上，犯下了迟到的职业错误。

这套逻辑之所以畅通无阻，因为它精准地切中了社会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古老偏见：

女人的原罪，始于她对自身形象的过度关注。

[…]

这种双重标准，深刻地揭示了这场舆论攻击的厌女内核。它不在乎事实的复杂性，只在乎如何将目标人物塞进一个早已预设好的、充满负面刻板印象的女性形象中。

三、魔都囡｜佳能中山退场！2.5N+1有人拿八九十万！员工边走边哭！

近日，日本著名品牌佳能宣布将关闭佳能中山工厂。这个普通新闻下，离职员工的赔偿金却引发关注。

网易号“魔都囡”发布评论文章，对比外资企业和中国本土企业对员工的态度和补贴，嘲讽中国企业“不拿员工当人”。但该文遭到删除。

文中写道：

之前的几个月，很多外企纷纷裁员或者离场，对于中国员工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离职补偿了。

10月份传的沸沸扬扬的是奔驰。

奔驰裁人N+11！

而国内企业BJ奔驰同年8月只给法定N/N+1，差距十倍……

外资肯按最高标准买工龄，合资能省就省。被裁者手握几十万，休息两个月再求职，不抢岗位，内卷瞬间降温。

很多网友认为若所有国内企业都照此执行劳动法，把员工当自己人：

1.赔偿足，没人怕失业；

2.不内卷，双休与8小时自然回归；

3.消费升，企业也受益。

大家真把员工当人，裁员都体面，职场就不再是丛林。

[…]

再横向对比下国内民营企业，不说这种+5+6+7了，你们见过多少裁员是正儿八经按照 N+1赔的？

甚至于说，你们见过多少民营企业是正儿八经走裁员的而不是想办法找员工漏洞直接把人开掉的？

很多网友认为，外企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本和技术，还有对劳动法和契约，对人的尊重。这直接体现在工资待遇和离职补偿上。

[…]

从离职赔偿也能看出来差别。国内大厂裁员，通常的操作是先各种逼迫转岗架空你，或者直接给你一刀砍掉立马走人，事情闹大之后协商，最后再来一波竞业协议，离职赔偿能给个N+1的，都属于良心大厂。外企大厂裁员，相对都比较体面，N+1是底线，有些不错的，能直接给到N+7甚至更多。

以国内职场现在的内卷程度，外企离开了，打工人会失去很多选择。国内绝大多数企业是做不到外企的人性化和对契约的尊重的，打工人除了接受更激烈的内卷之外别无选择。大量外企的到来极大的优化了国内的商业和职场环境。但外企走了呢，我们国内的营商环境并没有因此就变得更好，甚至连带着就业市场也跟着会变得压力更大。

外企离开后吃下市场份额是简单的，但承接外企其背后的全球价值、创新基因和对劳动者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困难，国内企业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差距。

从某方面说，外企的裁员补偿，掀开了国内企业的遮羞布。

[…]而这次佳能中山的离职补偿再次把国内很多企业按在地上摩擦。

这是补偿方案，正儿八经的2.5N+1！

[…]企业的责任，本是个文明词儿，但在咱这儿，成了稀罕货，仿佛老古董，摆着好看，用起来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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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元的新农合，为何要一催再催？农民为何不愿缴？

每到年底，千千万万个农村的基层干部，就开始忙起来了，一年一度的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进入了艰难的收尾期。

据报道，在部分地区，为了完成硬性指标，村干部不得不自掏腰包搞起了“垫付”。一项本该兜底民生的普惠政策，演变成催缴的拉锯战。问题出在哪里？

01

2025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财政补助640元。2026年的财政补助标准提升到700元，个人缴费标准维持400元——这是近年来首次停止上涨。

相对富裕的城市中产也许会不太理解，一年只需要400元兜底，可能只是几杯咖啡，或者一顿烧烤、火锅的开销，为什么很多农民都不愿意缴纳呢？

如果以城市的消费标准，去对照广大农村家庭的生存现实，无疑会陷入“何不食肉糜”的认知误区。

将时针拨回2003年。为了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式启动试点。当时为了给农民减负，推动新农合迅速覆盖，参保门槛很低——个人缴费标准，只需要10元。

20多年来，个人缴费标准一路攀升，从10元到400元，整整40倍的涨幅。这一数字的绝对值，或许在很多人的支付能力之内，但增长曲线却极其陡峭。

可以算一个简单的经济账——过去这些年，农民种植稻谷、小麦的亩产收益，翻了40倍吗？外出务工的日薪翻了40倍吗？显然没有。

对一个典型的三代同堂家庭，四五口人的保费，加起来要2000元左右了，这可能意味着，几亩地的全年利润几乎要悉数上交，甚至可能还得倒贴。

当医保支出与收入增长严重脱节，这种“剪刀差”带来的痛感，自然会削弱参保意愿。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数，从2019年开始逐渐下降，2019年到2023年分别同比减少0.3%、0.8%、0.8%、2.5%和2.1%。

有官方人士此前表示，参保费人数下降背后，是部分人员流向了职工医保，但同时也坦承，“最近几年，确实有一些农村居民不再缴纳城乡居民医保”。“断缴潮”并不是空穴来风，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不要医保兜底的“裸奔”。

02

农民不愿意参保，远不止于费用本身，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失衡。

在新农合早期，设有个人账户，农民感冒发烧买药，能直接抵扣，“钱还是自己的”，获得感强。

随着门诊统筹改革的推进，个人账户取消。虽然改革初衷是提高统筹层次，增强共济能力，但对于一年到头不去医院的人群，尤其是常年劳作、习惯“小病扛一扛”的农民来说，每年400元的投入，仿佛打了水漂。

他们容易形成一种朴素认知：自己交的钱，都用来给别人兜底了。

而且在现实中，一些药品在医保内外，存在两套价格——不刷卡是一个价，刷了卡反而更贵。

少部分医疗机构为了套取医保资金，对参保患者进行过度医疗，小病大治、过度检查、开高价药，甚至会出现，医保报销后的自费部分，比完全自费还要贵的怪诞现象。

当医保基金变成“唐僧肉”，当患者发现自己交了保费，反而要掏更多的钱，信任危机便会悄然蔓延。

此前有学者调查发现，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结余，呈现出一种悖论，“越富越亏、越穷越省”。

通俗点来说，在欠发达地区，由于财政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地方医保管理部门往往采取防御性的控费策略，通过提高起付线、严控报销范围等手段，来人为压低支出，从而产生医保基金大量结余。

而恰恰是这些低收入地区，老百姓对医疗减负的渴望最迫切。

一边是医保资金躺在账上“睡觉”，另一边是百姓的看病负担依旧较重，这种“有钱不敢花”的资金闲置，无疑是对参保人权益的隐性亏欠。

当然，这背后也有流动人口的制度性原因。

欠发达地区大量人口外流，他们在大城市工作，但医疗缴费仍然在户籍地，由于全国统一结算尚未实现，受制于异地就医报销的繁琐，许多外出务工人员在外地生病了，也未必能用上医保。

缴纳的保费，未能转化为有效保障，客观上减少了基金支出，造成老家医保基金的“被动性结余”。这笔钱省下来了，却没能真正用在为流动人口健康护航的刀刃上。

在个人缴费标准不断上涨的背景下，凡此种种，都在不断侵蚀居民的参保意愿。

03

为了提升参保意愿，各地纷纷设定了“待遇等待期”，简单来说，在规定窗口期内缴纳保费，可以正常享受待遇，但如果延迟补缴，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够正常享受医保待遇。

这本质上是一种惩罚机制，虽有一定震慑作用，却无法根本解决参保意愿低迷的问题。真正的出路在于，提升医保制度的性价比和获得感。

首先，国家层面应承担更大的兜底责任，加大补贴力度。

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农民群体，尤其是老一代农民，曾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过巨大的历史牺牲。然而，在社会保障领域，他们长期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位。

以养老保险为例，长期以来，城乡居民养老金与城镇职工养老金，存在巨大的双轨制鸿沟，许多农村老人每月的养老金，只有一两百元，与城市退休人员动辄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

在养老保障尚显薄弱的背景下，医疗保险，是他们防止因病返贫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医保筹资上，理应给予农民群体更多的倾斜，提高财政补贴标准，切实减轻个人缴费负担。

当然更不容忽视的是，要挤干医疗体系的水分。

如果看病贵的根源不除，再高的报销比例，也会被虚高的药价吞噬。对此，要严厉打击医药机构的价格欺诈、过度诊疗行为，确保改革红利真正惠及普通农民。

针对农村地区“小病拖、大病扛”的特点，还应进一步降低门诊报销门槛，简化异地报销流程，让农民在村卫生室、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报销便利，而不是因为手续复杂而主动放弃权益。

400元，对于庞大的医保基金而言，或许只是沧海一粟，但对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庭来说，它关乎对未来的信心，也关乎对医保制度的信任。

解决新农合断缴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村干部的催缴手段有多硬，而在于制度设计上，是否足够人性化，是否真正回应了弱势群体的生存焦虑。

只有正视广大农民的历史贡献，通过真金白银的投入，切实降低他们的负担，才能让这张全民健康的防护网，起到更大的兜底作用。

12月10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官网发布情况说明：近期，我院依规依纪对张水华违规兼职取酬、以虚假理由获取调休问题进行处理。根据此前在网络流传的《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关于对张水华的处理决定》，张水华被医院给予警告处分，为期6个月，并且2025年度考核不能确定为优秀档次。

该处理决定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网络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为医院的处理决定“拍手叫好”。只有少部分人认为，医院的处理缺失温度，对于张水华这样的特殊人才，可以考虑为其创造发展空间，实现双赢。

早在今年8月底，张水华在哈尔滨马拉松比赛夺冠，接受采访时曾哭诉希望单位领导支持其调休参加比赛，引发舆论风波。

一部分人认为，张水华并未要求额外假期，只是希望在周末调休参赛，其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能将个人爱好发展到接近专业的水平，这种坚持的勇气和出色的天赋无疑值得肯定。另一部分人则代入同事立场，认为张水华争取周末调休的权利，必然以牺牲他人周末休息的权利为代价，在公开场合喊话领导支持其调休的行为更是道德绑架。两极分化的舆论，折射出职业责任与业余爱好、工作与兴趣的平衡难题。

01 平衡是一种动态的智慧

就个案而言，护士工作的超负荷和紧张性，与马拉松运动的时间投入和身体恢复似乎存在天然冲突，难以协调和平衡。但跳出个案现象本身：本职工作与业余爱好是否真的能够平衡？

这其中存在一个潜在的悖论。当我们谈及平衡两种事物，本身就意味着这两种事物在现实状态之下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和冲突，无法实现完美、和谐地共存。于是，潜在的悖论逐渐浮现出来，我们追求平衡往往出于避免失去的本能，但实现平衡的过程本身却要求主动舍弃。这种看似矛盾的悖论，却恰恰是平衡的智慧。

本职工作与业余爱好的平衡同样以舍弃为代价，当然并非舍弃二者之一，而是有选择地舍弃两者之外的其他事物，比如时间、精力、金钱等。于张水华而言亦是如此，做好本职工作与坚持参加马拉松比赛之兼得，背后必然意味着舍弃休息时间、日常精力和工作状态。但无论为了平衡而选择舍弃什么，至少不应该也不能舍弃他人的权利。

网络上一个很高的呼声是，让张水华在稳定编制工作和职业运动员之间做出选择。但如前所述，本职工作与业余爱好的平衡并不意味着必然要舍弃其中之一，而是需要在二者中寻找动态的平衡。“工作轻松、时间充裕”的理想状态固然完美，但“工作忙碌、时间紧张”却是常态。这种动态平衡意味着，在必要的时候有选择地做出部分性压缩和暂时性妥协，并且学会舍弃。

02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真实写照

在加班文化盛行的当下，普通职场人仅是应对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就已身心俱疲，遑论培养一项愿意为之投入时间和精力的业余爱好。甚至可以说，或主动或被动，很多人早已失去了在工作之余培养并坚持个人爱好的能力。

张水华“享受稳定的编制待遇、突破个人的跑步成绩、获得业余爱好带来的经济利益”的三赢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使其成为职场人士长期压抑情绪的爆发点和宣泄口。

这背后，多少可说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思维的真实写照。工作的总量是恒定的，对于长期面临高强度工作负荷、“三班倒+周末轮休”的护士岗位，周末休息的机会成为一种宝贵“资源”。在调休这种零和博弈中，一人周末调休必然意味着另一人周末“被迫加班”，这也是为何广大民众会快速代入同事的角色，为“被迫”周末加班的同事鸣不平，其本质是将调休视为一种“特权”。

在张水华的“三赢局面”之前，每个职场人都平等地身处于“寡”之下，平等地承担着高强度工作，平等地在夹缝中寻找周末休息的机会，平等因此稳定。但当这种耀眼甚至“刺眼”的“三赢局面”打破“寡”的稳定与平衡，享受调休“特权”的人成为“不均”的代表，自然成为众矢之的，更不论此“不均”还在“试图”争取更多的调休“特权”。

上述所言，绝非在为张水华的行为“开脱”，也不是在为她的行为寻找合理性依据。在调休的零和博弈中，张水华周末的休息权利，无疑是用他人的休息权利换来的。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但先有权利还是先有义务，这似乎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可仔细思考不难发现，任何一种权利的享有都是以另一方义务的承担为前提，例如我们享有生命权，是因为他人承担着尊重生命权的义务，故而义务具有先于权利的属性。张水华此前“喊话领导争取调休”引起不满的关键在于，其享受了他人牺牲自身权利承担义务的成果，却似乎将之视为“理所应当”。

但是，跳出“最快女护士”事件本身，“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固有思维导致我们在很多热点事件中，将关注点过多集中于对“不均”的抨击，而忽视了“寡”本身的问题。

03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破局关键

当我们沉浸式讨论个人如何实现本职工作与业余爱好的平衡，却忽视了对“为何要平衡”“为何要由我们去平衡”这个前置性问题的思考。在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现状之下讨论张水华的做法，确实可以对其予以道德谴责。但是，谴责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情绪宣泄，情绪化和极端化的讨论，往往容易让人失去解决问题的可能和机会。

在我们抨击张水华牺牲他人休息权利以满足自己参赛诉求的同时，是否也可以将部分的讨论焦点置于，周末参赛诉求的实现是否仅有强迫他人牺牲休息权利这一种方式？能否通过扩大医护人员队伍、提高医护人员待遇、灵活调整调休制度等途径稍加改变？以上方案，现在或许不具有可行性。

但每一次错误的尝试，都是在向最终可行方案靠近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实现不能只有单纯的情绪宣泄，还需要更多理智的声音和思考。

情绪之所以是情绪，正是因为它并非人的理智所能掌控，情绪宣泄固然无可厚非，但不能让情绪宣泄演变为彻头彻尾的人身攻击。

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每个人可能都是“受害者”。破局的关键或许在于，尊重人之所以为人之本身，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如此。

一企业拖欠农户粮食款超10年，超千万，被曝出来了。我觉得热评真得是一针见血，指出了最关键的问题：老百姓买东西需要贷款，买老百姓的东西却可以先欠着。

为毛无论如何，承担风险的那一方，始终都是普通人？你要保障银行的利益、要保障企业的利益、要保障开发商的利益，如何却独独不保障老百姓的利益呢。

我上网搜了一下，这条新闻起初可能是“百姓关注”或者“大河报”发出来的，但目前已经找不到，只能看到其他一些媒体所转发的消息。

为什么？在我看来应该是这样：即便曝光了，想解决也极其困难。

湖北孝感一家大型企业，通过“打白条”的方法从农户手里收粮食，之后这笔钱就一直拖着不还，时间跨度长达10年，欠款总金额超过千万。于是一些被欠账数目较多的农户，聚在该企业门口放烟花控诉……记者打电话到该欠钱的企业了解情况，对方一听闻粮款问题，立马挂断，此后再也打不通。

而据当地有关部门回应：涉事企业法人已被判刑收监，企业账户上无可执行的钱款。

所以，谁来还农户们的钱呢？

有人说，当地官方来还呗。那请问，地方官方的钱，又来自哪里，又属于哪些人？由官方去替企业平账的话，在情感上或许能安抚人心，可又真是我们所谓的“公平、公道”吗。

因此，问题回到源头，“打白条”这种操作就非常危险。普通的借款、欠款，甚至还有个第三方担保，出了事可以找他。像这种，风险全部转嫁由农户自行承担。

可农民一不是股东，二也无法审计企业账目，作为最弱的一方，如何承担最大的信用风险？

情况再次回到监管身上，他们只监督企业有无营业执照、是否完成备案、是否完成统计报表，但却不评估收购企业的支付能力、不建立收购款保证金或托底资金池、不在早期发现拖欠时及时止损、冻结经营。如此一来，一旦企业被掏空、法人进去了、钱没了，那么倒霉的就是那些被欠款的一方，就只能通过各种“奇怪”的方式去要债。

简而言之就是什么呢？我们的法律支持农户索要被拖欠的账款，也就是支持农户事后追责，但却暂无事前兜底、风险预防的相关内容。

千万别讲什么“不给钱就不卖”。粮食，在普通人那里是无法一直存放的。不卖，就等着梅雨等着坏，等着降价等着一年到头变成白干。

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另一领域——房地产，买房人为什么相对“安全”？因为它有专门的“预售资金监管”，让买房人不必为开发商承担经营风险。

当然，有没有是一回事，有没有问题是另一回事。

这大家应该都懂，买房人交的首付款和按揭款，不是直接进开发商口袋，而是先进一个“被锁住的账户”。如果没有违规操作，那么这个账户开发商就只能看得见，但动不了。由银行和住建部门共同监管。

为什么？风险隔离。万一你房子还没建好，开发商跑路了呢？万一你资金链断了呢？或者像上面一样，万一你企业法人被抓了呢？这种时候，钱还在，就还有回旋余地。政府可以指定新的施工单位，用这笔监管资金继续把楼盖完，当然也可以直接把钱退给购房者。

这就是我对这次曝光出来的、看似无解的问题的一点点看法：农民面对的这类风险，也应有一些提前预防的措施。

一碗水要端平，你不能因为房地产更涉及城市稳定，甚至金融系统和大量中产阶层，就优先级高，搞得相对完善很多。而当风险被分散在无数农民身上时，觉得他们声音小，后果体现的慢，就连个兜底的方案都没有，搞得他们只能在粮食企业门口放烟花。

这合理吗？

这不合理！！

【一】

上午转发了一篇文，举报还是围剿？“普通人”的私信，竟然让大V噤声

先转述一下文中几句话：

1.据说事发前，一位自称“普通人”的网友，给六神磊磊发去了私信——不是争论，不是反驳，而是赤裸裸的通牒：“已举报（给各方面）……（如果他们）不处理，就找你所有合作方‘宣扬’，不死不休。”他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没职务、没头衔，却把举报流程玩得极其娴熟：举报、定性、升级、施压、围堵，步步为营。

——嗯，一个网络争论，零帧起步，用上了“不死不休”一词。而起因仅仅是，六神写了一篇嘲讽近段时间冒出来的“悼明”怪象。

我想起了我这公众号，当时“外国网友涌入小红书”时，我写过一篇小红书对账，还对出自豪感来了？不是应该“哇”的一声哭出来吗？，就有网友说要举报我，而且报出了他的经验和战绩。不知道啥原因，他后来没啥动静，估计也是嫌我这号太小，胜之不武。

2.“历史虚无主义”“煽动对立”“性质恶劣”……这些术语，他说出来如同填表格般顺溜。好比一个没穿制服的人，却熟练掌握了鸣笛、贴条、拖车的全套操作。

——这一组词语……让人似乎回到了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作者使用了一个很好玩但细思极恐的比喻，“一个没有穿制服的人，熟练掌握了鸣笛、贴条、拖车全套操作。”在那个历史阶段，整个社会的运行模式，非常接近这个状态，原有的社会规则形同虚设，任何一群没有穿制服的人，只要他们站在了某个立场，就能走进你的家翻箱倒柜拿走你的东西，包括拿走你这个人。

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个大秘密，世界就陷入了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每个人都睁大眼睛寻找他者过去的言行错误、睁大眼睛等待着你“犯错误”，然后痛下杀手，“不死不休”。

而且它必然存在一个“先发置人”的模式，谁先喊出来，谁就站到了制高点上。

而且，更严重的是：哪怕“先发”错误，也毫无后果，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不会遭受任何损失。

这也是让老司机们也深恶痛疾的碰瓷能够蔚然成风的原因。

读过六神磊磊公众号的人肯定能发现，六神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司机。——那又如何？只需要区区这么一个“普通人”，照样让他干瞪眼。

【二】

在转发的时候，我附了一段话：

【一个正常的社会，举报本身不可怕，甚至告密本身也不可怕——它败坏的只是举报者、告密者个人“人之为人”的品质——真正可怕的是“无论怎样的举报、告密都有用，而且反复有用”。它背后显示的东西才可怕。】

六神不是第一次被举报、被限制功能。更不是唯一的一个。

有的举报理由甚至比六神这个更怪异。个体的例子不必举，你就看他们理直气壮、得意洋洋举报教材插图而且成功，举报朱自清父亲违反交通规则……

幸好动画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没有生在这个时代，否则恐怕必被举报：

你看，它画得怪异不怪异？这是不是在恶毒暗示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基因问题？这是不是在影射老一辈畸形、大脑容量不足也就是智商有问题？

“举报、告密本身可恶，但不算太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它有效、它显示的隐藏在背后的东西。”那么，它的背后，可能有哪些可怕的东西存在？

1.是非不明的愚蠢。这是最善良的可能。当事者没有清晰的是非判断能力，见风就是雨，一收到举报，就觉得“咦，好像确实如此”。

2.不动脑子的盲听。当事者有正常的认知能力，但他不动用它，反正世界的运行与他没啥直接关系，只要你举报，那么我就封禁，不过就是动动手指，不影响收入，不耽误时间，懒得动用他珍贵的大脑，脖子上那个东西就是摆设。

3.不敢担当的怯懦。他知道发生了什么，同时又能精准地评判风险，可能心中并不愿意动不动封禁、而且确知不封禁也很安全、没必要，但民意难料，为了不让自己受半点波及，还是按流程走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南宁地铁的折扇图案被人恶意截取扇柄部分污为日本旗，面对难料的民意，干脆一撤了之。

4.宁左勿右的鸡贼。近似于第3点，但比第3点严重。他知道这样的封禁实在莫名其妙，而且也知道封和不封其实可以取决于自己，但在民族感情这个点上，喊得响一点、做得猛一点，肯定更好，于是，在可不封之下而封之，领导问起来，比“软弱、没政治敏感性”要好。

5.精确判断后的定向和稀泥。知道可不封，知道举报的网友挺无聊、挺没劲，甚至也觉得挺恶心，但不封可能还需要向领导、甚至向民众解释，这可太麻烦了。在领导、网友和六神磊磊之间，谁最讲道理？谁最有素质？谁最文明？好，就欺负那个讲道理、有素质的文明人。

6.权力的蛮横。这个点，是我能展开的吗？我也很鸡贼，所以我不说。

【三】

如果世界就这样动行，那么，六神磊磊的今天，就是所有人的明天，包括那个叫嚣“不死不休”的普通人。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界粪坑化的那一刻，你觉得你能不臭？

做什么春秋大梦？

讲完。

一直挺喜欢六神磊磊读金庸这个号。

他最大的特点，并不是“借古讽今”，而是用金庸宇宙那套江湖逻辑，把当下很多拧巴、牵强、互相打架的现实叙事轻轻拨开。不喊口号，不硬扣帽子，只是把故事讲清楚，讽刺自然就出来了。

最近他写了一篇文章《流星花园是悼明之作》，讽刺的是当下某些强行“悼明”、无限牵强附会的行为。说白了，并不是替哪个朝代翻案，而是嘲笑一种：

什么都能往“历史情怀”上靠，什么都能牵强附会的姿态。

结果没想到，很快就看到——

六神磊磊读金庸因违规被禁止关注了。

这种提示我太熟了。

出现“因违规无法关注”，基本就是短期封号：

旧文还能看，暂时不能发声，时间长短不明。

前几天我自己刚进过一次小黑屋，所以对这套流程并不陌生。

更讽刺的是，六神磊磊还晒出了和举报者的聊天记录。

原以为是犯了多大的原则性错误，结果发现——

只是因为那篇讽刺“悼明”的文章，被人举报了，而且还真的被受理了。

这就有意思了。

把很多东西牵强附会都说成是为了悼明，这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吗？

怎么人家嘲讽一下你们这种行为，就成了历史虚无主义？

现在有很多明粉，觉得明朝是汉人最后一个王朝，就各种无脑吹。

其实真正的明朝，真没有什么值得怀念的。

明朝的一些列问题都是源于朱元璋的不幸的童年。所以要用一系列政策去治愈他的童年。

他是开局一个碗，他是知道维持老百姓最低生存的标准，所以制定国策时都是参照那个标准。

而对于生活在其中老百姓来说，体感甚至还不如元朝。

朱元璋就说过：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中国，非猛不可。

还多次提到：军民怀前代之宽。

说的就是元朝统治者对老百姓太宽仁了。

这似乎和历史书上说的四等人的说法相反，汉人都是最下等人了，怎么还是宽仁呢？

元朝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科举制，这就导致官员很少。没有强大的官僚体系，对社会的干预就比较少。

而且元朝的疆域很广，还大量用色目人，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都很发达，可以通过做生意挣钱，对农业税的依赖就比较低。而明朝搞海禁，损失大量收入，只能从农民身上剐。还搞里甲制，户籍锁死，想离家远一点都不太现实。

元朝特别是对底层的干预极低，大量的乡绅宗族自治，这就形成了一种无为而治的状态。

皇权控制力远弱于明清，我们可以说是统治者的无能导致的宽仁，但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好事啊。

而且元朝还不搞文字狱，相较于明清时动不动就文字狱，元朝却很宽松，几乎没有文字狱，甚至有人写反诗，都不立案的，

蒙古人对武力有迷之自信，而文人发几个牢骚，不影响统治，所以完全不在乎。

所以元曲里有大量骂官骂世道的杂剧。关汉卿的那些文字，要是换作明清，早就诛九族了。

难怪很多经历了新王朝的元朝遗老都人心思元。

是不是很反常，站在帝王将相的角度，元朝除了一头一尾两个皇帝有点知名度，其他皇帝毫无存在感。

但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少管理，少劳役，少控制的环境。

而明初的百姓为什么会思元，不是元朝有多好，而是明朝太紧了。对比太强烈了。

用现在的话来说，元朝就是小政府，大社会。而明朝就是大政府，小社会。

对于生活在其中的牛马来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吃过细糠再吃草，就会难以下咽。

我们读历史就会发现，这是越来越堕落的历史，有历史学家说，汉唐是贵族社会，宋元是平民社会，明清是奴隶社会。

就是从明朝开始皇权越来越集中，老百姓的日子就越来越难。

所以，这些人悼明，有什么好悼的？对于明朝初期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却是在思元悼元。

今人爱悼明，明人却悼元。

而六神磊磊不过是讽刺了一下这些悼明的人，这里面有什么敏感的点啊？我实在想不明白。

大家有想明白的吗？欢迎留言讨论。

——全文完——

如果你认同这样的观点，请点赞、转发、评论，让更多人看到。

01

大V“六神磊磊读金庸”因违规被禁止关注了。

这事闹得还挺大，都上了新闻。

很多人猜测，这和他写文章讽刺最近很火的“悼明”风潮有关。

六神磊磊在微博上发了一张读者要投诉他的聊天记录，基本坐实了他的被封，和讽刺悼明有关。

02

六神磊磊被封，我还挺意外的。

他那篇文章我看了，以我这么多年在网上的写作经验来看，没犯什么忌讳，完全在安全范围。

六神磊磊是一个聪明的写作者，他有现实关怀，但却不会像我这样的作者一样直接批判，而是用小说、影视来包装自己的观点，解读当下的问题。

这样的行文方式，因为不用提事件本身，自然不会触发某些关键词，相对也就安全很多。而读者一看，又能明白他在说什么，会心一笑中，懂的都懂。

但正因如此，六神磊磊的文章就产生一个巨大的效应，那就是——

讽刺。

就比如这次的《<流星花园>确实是一部怀念明朝的作品》，六神磊磊试图用魔法打败魔法，比如，说道明寺寓意“悼明事”，美作谐音为“没祚”，指大明国祚没了，甚至F4里唯一个姓“朱”的还被排除在外。等等。

显然，谁都能看出来这是在阴阳怪气，可六神磊磊就是用这种“归谬法”，把“悼明”穿凿附会的小把戏，讽刺得体无完肤。

有作者说，六神磊磊这是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历史不能这么消解，用魔法打败魔法，自己也会被魔法反噬。

但其实更直接的现实是，这些大词，成了一些人举报六神磊磊时，上纲上线的帽子和大棒。

我看到有作者问，把很多东西牵强附会都说成是为了悼明，这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吗？怎么人家嘲讽一下你们这种行为，就成了历史虚无主义？

答案很简单，因为《红楼梦》是不是“悼明”，根本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就像项栋梁说的，现在这股借《红楼梦》以及其他各类素材来悼明的风潮，背后其实是一场大汉族主义的网络狂欢。

他们想借此表达的意思是：

以汉族人为代表的中华正统文明从古至今都非常优秀，全世界最优秀，但一直被野蛮落后的番邦蛮夷所敌视和围攻，明末是这样，21世纪初也是这样。这一回，绝不能让蛮夷得逞了！

而这，就属于更广泛更熟悉的思潮了。

六神磊磊用他的生花妙笔，戳破了这个迷梦，试图改变有些人的观念，无疑就是掘他们的祖坟。

是不是出问题，取决于有没有人举报。不喜欢“悼明”的人，往往一笑了之，并不会怎样；但被讽刺“悼明”冒犯的人，下手可就不客气了，甚至会“不死不休”。

很简单，也很残酷，这可能就是六神磊磊好像没犯什么忌讳，但却被封的原因。

03

不过，聊天截图里的那个“普通人”，指责六神磊磊“煽动挑动社会对立”，虽然言辞激烈，但指出了六神磊磊那种文法的一个问题：

虽然嬉笑怒骂，看着过瘾，但它确实让本来就对立的阵营，更加针锋相对。

面对铺天盖地的“悼明”言论，六神磊磊显然失去了正面交流的欲望。《红楼梦》悼明，这么低级和无聊的观点，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相信？这应该是六神磊磊很很多人的心态。

早上看到一条微博，几百人转发，应该精准描述了这种心态：

我觉得现在相当一部分正常人上网的痛苦来自于：跟庞大的蠢货群体相比，大家是聪明的，能看破很多莫名其妙的谣言骗局和炒作，觉得很多争论都毫无意义，但又没“聪明”到可以利用如此庞大的蠢货群体卖保健品赚点钱，只能被电子垃圾信息、蠢货和厌蠢情绪反反复复折磨。

其实，六神磊磊曾经在一篇流传更广的文章《人类可能已错过自救的时间窗口了》里，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他说，2010—2020年这十年间，由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消息传得更快，形成傻子共振，“专业主义成了扫兴的背时货，逻辑是过气的老秋裤”，“阴谋论成为流量硬通货，反智主义化为打赏金标，‘知识平权’最终演变成愚昧众筹”，而“放眼国际，只要你搞民粹，又有一个流氓人设，就不存在人格破产。撒谎、欺骗、不学无术、欺凌弱小，都不是任何问题”。

六神磊磊精准地描绘了如今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常识普及的速度，没有迎头追上人类变蠢的速度。

如果六神磊磊的这个论断是对的，那么今天他如今被封就早有预兆，而且他应该有心理准备才对。

只是，也许是出于傲慢，也许是出于悲观，六神磊磊面对“愚昧被野心家利用”时，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努力使得常识普及的速度，必须迎头追上人类变蠢的速度。

恰恰相反，六神磊磊擅长的是揭示荒谬性，而非做“常识的普及”。他用这种方式，直接放弃了对立面中可争取的群体，也放弃了争取中间地带更广泛的群体。这很难，但并非没有可能。

我看到，在这次“悼明”事件中，我们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苗怀明教授，就接受采访，说《红楼梦》悼明是是百年老梗，都是蔡元培玩剩下的，从学术角度，这些观点不成立。

这种常识的普及，虽然笨拙，虽然细微，但它是个契机，是一点星火，是建设性的努力，它可能不能燎原，但却有可能照亮一片黑暗。

04

这场关于《红楼梦》是否悼明的争议，涉及到文学和历史，而我恰恰学过这两个专业。

六神磊磊说要普及常识，那我就说两个相关的常识。

第一，文学作品以具体的事宜为素材，但文学作品的不朽意义恰恰在于超越性。

《红楼梦》可能是自传色彩的文学作品，也可能确实暗含了“悼明”的意思，但《红楼梦》之所以是经典，不是因为它描写了具体的什么，而是揭示了一种普遍的人生境遇和困境。

这种境遇和困境，可以见仁见智，但它肯定是超越性的，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是全人类共通的。如果一部作品只是影射了这，哀悼了那，那它就不可能成为经典。

都不用说《红楼梦》了，就是流行歌曲都是同样的道理。梁静茹《会呼吸的痛》，原本是写儿子对死去母亲的思念；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原本是写一位老先生对死去妻子的爱。可就算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也不妨碍我们被这两首歌所展现出来的普遍情感共鸣打动。

因此，试图在文学作品中找寻具体的隐含信息，正如买椟还珠，空入宝山，是一种很不划算的读法。总是以这样的方式读文学作品，就白读了。

第二，历史学是最讲究依据的人文学科。

在所有的人文学科中，历史学可能是最“硬核”的学科了。写文学论文，还可以写你对作品的感觉和感受，只要不背离文本的语境，言之成理即可。

但写史学论文，就得每一句话都要有出处，对事实的描述要建立在材料的基础上，即使是议论申发，也同样不能脱离材料。

看到网上有人说，“大明在《永乐大典》的支撑下早就完成了工业化”，“明朝是女性最幸福的时代”，“朱元璋立国时定下铁律，大明绝不低头”，“崇祯皇帝留下的遗书写了××”等等，我们应该要问一句，这句话的依据是什么？有史料支撑吗？符合事实吗？

在为道理和结论欢欣鼓舞之前，请先对他们的说法做出史料上的要求。有史料支撑的，不见得就一定是对的；但只要是连一个史料都说不出来的，那几乎可以判定为信口开河。

如果不能有这样的习惯和视角，那你就不要说自己在谈论历史，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就喜欢符合自己心意的胡说八道就行了。

至于一味地夸一个朝代，把它吹得天好；再一味地骂另一个朝代，把它骂得臭掉，这种非黑即白的儿童心态有多幼稚，就不用再多说了。

还有一个常识是，要尊重常识。我们如今的时代，不知道比明朝好到哪里去了，可连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你们意淫的“完美明朝”，到底怎么来的？

如果真的对明朝那么自豪，如果真的那么喜欢“悼明”的作品，那我作为历史学的学生，真的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就是——

顾诚的《南明史》

这本书在豆瓣上，每一个版本都是9.2分以上。

书里写1644甲申之变后，大顺政权、清政府和明朝残余势力，如何上演着一幕幕可歌可泣、惊心动魄的场面。

尤其是，你可以从中看到明朝如何“君王死社稷”的，更可以看到明朝又为何会灭亡。

原价129元，现价64.9元，官方正版且包邮。

这本书可读性和学术性兼顾，非常好看，不比看瞎扯博主的视频强？

河南鲁山县28岁女教师在婚礼当天跳楼身亡，这个新闻让我感觉压抑万分。昨天看到她在朋友圈里留下的长信（其朋友已向各大媒体确认真实性），里面有一句“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最大的价值就是结婚”，更加感慨。

这是她人生中留下的最后也最悲凉的自嘲，我在朋友圈见到几位朋友对这句话感同身受，她们都是非常出色的女性，学历高、能力强、工作好，靠自己的努力闯出农村或县城，走出自己的人生。而在她们的成长经历中，都听父母说过类似的话：“女儿没什么用，能嫁人就可以了”“女人不用读那么多书，读多了心就野，到时照顾不好家庭”……

去年《新闻女王》很火爆，很多人感叹于马国明“教育”陈晓华的那段话，尤其是最后那句“找个男人嫁了吧”，放在内娱剧集里是好事，但在港剧里则相当于“你已无可救药”。

鲁山县这位跳楼女教师，受过高等教育，就职于重点中学，在小县城里属于学历和工作俱佳的体面人，也是婚恋市场上最“抢手”的类型。这几年就有个段子，说有些人的梦想就是考公，然后娶个有编制的女教师，然后生一男一女，男的长大了考公，女的长大了考教师编，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但这样的身份，同时也是最容易被逼婚的群体，家人、亲戚甚至单位领导，都会成为逼婚者。偏偏她真的不想结婚，或者说，她抗拒的不是婚姻，而是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的压抑。她在朋友圈的遗书里说自己抗争了十一年，但始终摆脱不了相亲和结婚的命运。

有媒体联系了她老家的村干部，村干部称她“可能有抑郁症”，然后强调“网上流传的部分相关说法并不属实”。我很烦这样的官腔，因为在一个生命逝去时，刻意强调抑郁症，是典型的“逝者已逝，生者为大”（说直接点就是“人都死了，别给活人再添麻烦”）的粉饰操作，而且忽略了即使真的有抑郁症，又因何而得和因何加重的问题，至于“勿信谣”早已成为例行公事的表达。正如有媒体评论所言，是否存在逼婚，应该查清楚。

在朋友圈长信截图已经被多家媒体确认真实性的情况下，我倾向于逼婚的真实存在。因为这是死者自己的表达，也因为它几乎是中国社会的常态，无非轻重有别。

有些人一见到自杀案例，就扣上一个“心理脆弱”的帽子。这种思维很可笑，一个连死都不怕的成年人，为了不结婚抗争了十一年，哪里脆弱了呢？她到死都保留着生而为人的体面，委托着自己的朋友，不忘说声抱歉。

但我确实很惋惜她的选择，如果她能走出去，离开这个县城，用自己跳楼的决绝和勇气去离开自己的家庭，未必不会有自己想要的人生。当然，我知道这很难，女性在农村长大、小县城工作，等于已经走上了人生困难模式，从小接受的各种恶意足以抹杀一切，所有生活圈子的羁绊都以人情和道德绑架为根基。如果接受过高等教育，短暂呼吸过哪怕只好那么一点点的城市空气，仅仅反差感都能令人窒息。

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从小在压抑的家庭环境下长大，始终被安排人生，毕业后在老家找一份工作，安排相亲，结婚生子，终于有一天觉醒，选择离开家乡，找到新生。即使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打拼出了自己的事业。当然，她们身处一个编制不那么“值钱”，带着几百块钱只身前往北上广深也能找到机会的时代。相比之下，鲁山县这位女教师不仅仅离不开相亲结婚的命运，离不开父母，可能也很难割舍自己的编制。

她不是一个人，这种压抑或多或少存在于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个体身上。文明社会的正常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善良阳光、独立思考、有基本的判断力和审美能力，在守法的条件下遵循自己的心去生活，并得到身边人的尊重。可是，在整个东亚社会，这都太难了。

前些日子重煲一出港剧，其中有一段剧情是急躁专断的母亲错怪了儿子，后来冰释前嫌时，母亲对孩子说了“对不起”，表示自己当初太武断。许多观众在这个瞬间留下弹幕，内容都是一致的：能够道歉，就已经超过中国90%的父母了。看，大家的要求多么低，早已低到了尘埃里。

一个连道歉都吝啬表达的社会，真的能谈“尊重”吗？显然不能。中国人的成长过程，往往就是被武断打压和不被尊重的过程。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而是那些武断打压你、完全不尊重你的人，张嘴都是“我是为了你好”。

在中国社会，婚姻根植于宗法传统和现世功利主义，长期被视为成年人“成熟”与“完整”的标志，尤其对女性而言，婚姻常被等同于社会地位、安全与尊严。不结婚或晚婚的个体，甚至只是25岁还没结婚，就有可能被贴上“不负责任”或“异类”的标签，承受道德压力。

鲁山县女教师跳楼的新闻评论区里，很多网友提到了自己的人生，不约而同地说“我结婚时，父母说完成任务了”。“完成任务”这个词，是老一辈在子女结婚或是抱孙子时常用的词，但它确实太让人反感。因为当婚姻变成必须履行的任务时，个人对婚姻意义的多元定义就注定被压缩。婚姻不再是自主选择的情感与生活方式，而是变成“任务”，而且还不是个体的任务，而是个体父母的任务。

“任务”所对应的是整齐划一思维。成长在中国社会，会深切感受到无数人对整齐划一的病态迷恋，他们对任何“不一样”都极度恐惧。

中国社会长期推崇集体主义与秩序性，重视“大家都这么做”的路径。这种心理在重大人生阶段（婚育、工作、住房）尤为明显，形成强烈的代际规范。而在教育体系与社会话语中，常以“标准轨迹”衡量成功：大学、工作、买房、结婚生子……任何偏离都会遭遇质疑、劝说乃至指责，这种“强制一致”令个体难以承受长期偏离所带来的心理负荷。

许多家庭正是遵循这种所谓的秩序，以“为你好”为名，对子女人生做出重大安排与决定。“为你好”这种话术，无非就是情感勒索，若不按长辈意愿行事，会被描绘为“不孝”“不顾家”“让父母丢脸”，类似“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你这么大了还不结婚，对得起谁”这种话，有几个做孩子的没听过呢？

N年前，我在腾讯大家写过一篇关于“我是为你好”的文章，评论区里有人留言，说自己女儿已经28岁，但还没有男朋友，逢年过节亲戚聚会，同辈人都结了婚有了孩子，只有自己女儿一个人，所以自己在亲戚面前根本抬不起头。她还说自己非常担心女儿，因为女人过了三十岁就没人要了，她做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女儿好，但女儿不领情，所以她有时候恨不得躲起来大哭一场，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样的故事很容易引发老一辈的共鸣，它几乎拥有所有悲情戏的元素：父母为了孩子好，但孩子不领情；父母一把鼻涕一把泪把孩子拉扯大，但想要看孩子结婚，想抱孙子，却看起来遥遥无期；父母非常担心孩子，但又无法沟通，内心十分痛苦……

我不否认这里面的亲情，但实在很想问一句：你家女儿28岁没结婚没有男朋友，不管她是找不到合适的还是不愿意找，关键是她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显然没有，她女儿什么也没有做错。如果理性看待，父母确实可以为了孩子的婚姻着急，但前提是尊重孩子的权利。你可以帮她物色，帮她想想办法，但不能逼迫，不能不负责任地提出“随便找个人也行”，更不能动不动就说逢年过节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

但中国家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父母用情感绑架的方式，将原本并没有过错的孩子推到悲情戏的反派一方，尤其是在逢年过节的聚会上，相当于将孩子推到人前公审，那种完全无视尊严的尴尬，很多人都曾体会过。

我有一个朋友，独在异乡打拼。某年春节，已经两年多没见面的父母来到他工作的城市，他原本也满心期待。但相处数日后，他已近乎崩溃，一方面不想远道而来的父母不高兴，但另一方面在生活方式上差异太大，立马成了问题青年，从洗脸刷牙到吃饭睡觉，几乎没有一样是对的，睁开眼便置身于挨骂的氛围中。面对父母的例行逼婚，他最后抛出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连亲生儿子的生活方式都无法容忍，没有一样能看得惯，我再娶个外人回来，你们可能会被气疯的。”

从催婚到催生孩子，“我是为你好”往往是万能武器，“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你拉扯大”式的情感绑架，充斥于无数家庭，如果觉得这样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那只能说明依然置身于野蛮社会。野蛮和文明的区别，就在于文明人讲道理，野蛮人不讲道理。

七大姑八大姨式的亲戚，在这类事情上永远都是帮凶。逢年过节家族聚会，最容易被“公审”的就是没结婚或者没生孩子的人。这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交惩罚机制，每个看似好心的关怀，实际上都是一种言语羞辱，告诉你没结婚没生孩子是多么丢人的事情。

这种羞辱无处不在，它是许多人仅有的思维模式。去年有个教授，在对外交流的场合中问出了“如何让女人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生孩子”而且还要“早生和多生”的问题，着实丢人。哈萨克斯坦官媒之后的种种隔空回应，也加剧了这种丢人感，很显然，这又是一个国际笑话，虽然很多人并不在乎。

在现实生活中，“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不是笑话，而是主流文化。在中国家庭里，长辈说“人一定要结婚要生孩子”“女人不生孩子就像母鸡不下蛋，等于没有用”的几率高不高？在酒桌饭局上，中年男人说“如何驾驭女人”“管理一个家就像管理一个单位”的几率高不高？在单位里，领导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自私，不好管”的几率高不高？面对公共事件，人们说“别揪着鸡毛蒜皮的事情不放”“家丑不可外扬”“小心别有用心的人”“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的几率高不高？

“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其实是一种判断标准，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生活准则，潜台词就是“服从”。结婚生子就是重灾区，逼婚逼生孩子，本质上就是对“自我”的剥夺。中国家庭最常见的道德绑架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草草结婚酿成的悲剧，即使在现实中发生再多次，当事人的父母也不会真的检讨自身。至于生孩子和“必须生个男丁”，往往伴随着“女人就像母鸡，不下蛋就没有用”的陈腐观念。

每一出类似的悲剧发生后，我都很想问当事人的父母和亲戚：你们知道自己错了吗？

当然，我知道这没有用，因为他们的基数太庞大了。

那个经典的“天问”又来了：为什么佳能肯这么“傻大方”？而我们的很多企业，一边可以给灾区捐千万（真实性待考），一边却对996加班费抠抠搜搜，裁员时又恨不得让员工“净身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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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回顾：“最忙五人组”套取500万，免职就完了？

一张银行到账短信截图，让2025年末的中文互联网提前过了个“酸辣年”。短信显示：630800元已到账，此为离职补偿金代发。发款方是佳能（中山）。

一位在佳能中山工厂干了18年的员工，在工厂停产后，收到了这笔钱。他大概是出于“这辈子头一回见这么多钱属于自己”的朴素喜悦，晒了出来。

然后，抖音一纸判书落下：“涉及刻意展示大额资产凭证，违反社区规范，予以限制。”换句话说，平台认定他“炫富”。

这可真是荒诞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又一次绝佳注脚。

真正的富豪在视频里不经意地露出方向盘上的三叉星徽，背景是半山豪宅，那叫“分享美好生活”。一个工人，用18年青春换来一笔法律本应保障、但多数人从未足额见过的离职补偿，这叫“炫富”，污染社区精神。

魔幻现实就这样被一条短信点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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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称之为“佳能式分手”，这是一场超标的体面告别。

我们先看看佳能这份让无数打工人酸倒后槽牙的“分手协议”到底写了什么。

据相关报道，核心就一条：2.5N+1。

别小看这几个字符。在中国《劳动合同法》里，经济补偿的法定标准通常是“N+1”（N为工龄），而且N的计算基数还有当地社会平均工资3倍的上限封顶。很多中国企业的优化艺术，就是踩着“N+1”的下限，甚至钻研“逼你自离，补偿归零”的秘籍。

但佳能说，不。我们玩真的。

如果按“2.5N+1”算，上不封顶。一个干了18年、月薪8000元的中层，这一项就是36.8万。

还有就业支援金，人人有份，再发5个月工资。

10年以上老员工，再加1.5万“感恩费”。这算特别贡献奖。

林林总总加起来，实际补偿总额接近法定标准的2.3倍。一个工龄20年的老员工，拿到63万甚至更多，是真实发生的。

佳能还附赠了“分手豪华大礼包”：董事长亲笔推荐信、专场招聘会、技能培训基金，甚至举办了隆重的结业典礼，颁发纪念章、拍全家福。

有员工哽咽着说，感觉像“体面地毕业了”。

而另一边，停产后的工厂由中山国资接手改建半导体产业园，佳能还留下300万作员工转岗基金。从钱到尊严，从眼前到长远，这家日本企业给中国员工，也给中国社会，上了一堂名为“如何优雅退场”的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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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那个经典的“天问”又来了：为什么佳能肯这么“傻大方”？而我们的很多企业，一边可以给灾区捐千万（真实性待考），一边却对996加班费抠抠搜搜，裁员时又恨不得让员工“净身出户”？

有人说，因为佳能是外资，利润高，给得起。这固然是部分事实，但再高能比上那些风口上的互联网大厂吗？

佳能将产能转向东南亚，是成本驱动下的全球战略调整。但“给得起”不等于“必须给”、“愿意给”。三星惠州工厂关闭时，补偿方案也远超法定标准。这背后是一种根植于成熟商业文明中的契约精神与风险定价。奔驰真是太万恶了

他们把对员工的安置补偿，视为企业经营必须计提的“退出成本”，是资产负债表上堂堂正正的一笔责任。这笔钱，早在关厂决定做出前，就已经准备好了。

善待员工，是正常商业伦理的一部分，而非额外的慈善。

反观我们的一些企业呢？在高速增长时，鼓吹“兄弟文化”、“福报论”，将人力资源的潜能榨取到极致。一旦风向转变，则瞬间将“兄弟”视为“负资产”，切割动作之快、之无情，令人心寒。

它们将法律底线当作天花板，将社会责任视为负担。在它们的成本核算模型里，劳动者的尊严、情感和长期付出，从来无法被量化计入，因而是可以归零的。

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认不认”的问题。佳能们把员工当“有长期价值的合作伙伴”来告别，而某些企业则始终把员工当“可替代的耗材”来处理。

这其中的温差，何止是几十万补偿金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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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精彩的戏剧高潮，来自抖音的判定。

劳动者晒出63万补偿款——“炫富，违规”。网红晒玛莎拉蒂、爱马仕——“记录美好生活”。

这个判定足够荒谬，精准地戳中了当下社会最敏感、最疼痛的神经：谁在定义“富”？谁的“富”值得展示，谁的“富”又该被屏蔽？

一个工人，用大半生职业生涯换来的一次性“买断”，这在平台的算法和审核员眼中，竟然构成了“炫富”，可能“误导消费观，助长唯金钱论”。

那么，天天充斥屏幕的纸醉金迷、奢华消费，误导的又是什么观？助长的又是什么论？

这暴露了平台审核标准极度的主观、随意和双标。

更深层看，这是一种隐秘的价值观筛选和规训。它似乎在无声地宣告，劳动者，你们不配展示通过法定补偿获得的“巨额”财富，你们的喜悦是粗鄙的，你们的“有钱”是刺眼的，会破坏我们精心营造的、要么是岁月静好要么是奢华顶流的“社区氛围”。

更有网友辛辣地发明了一个新词：“恶意补偿”。与“恶意讨薪”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副绝妙的讽刺对联。你要钱，是“恶意”；他给钱，竟然也成了需要被限制的“炫富”。横批：劳动者闭嘴。

难道不应该让这样的“炫富”更多一些吗？

让佳能、三星式的“体面分手”成为常态，而非新闻！让劳动者拿到应得补偿后的喜悦笑容，刷爆每一个平台！直到算法和规则不得不承认：这不是炫富，这是一个劳动者辛勤一生后，应得的、最后的体面。

我说错了吗？

都知道西天取经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走十万八千里才能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现如今的学术之路，其实也颇有类似之处：

从本科开始一路修行打怪，取得硕士、博士学位、获得教职、熬过非升即走的考核期，晋升副教授、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漫长的晋升路径和巨大的外部压力绝对堪比西天取经。

等熬到博导这一级，绝大多数青年教师都到35岁以上了。这都已经算是非常优秀非常顺利的学术大牛了。

北大的韦东奕够天才吧？以韦东奕的天纵之资，26岁博士毕业，34岁才评上副教授。

晋升学历可以凭天才➕努力提前通关，但晋升教职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是既有天分又很努力还顶着名校光环的学术大牛，知名高校的教职坑位就那么多，凭什么就你能一路超车提前拿到博导呢？

除非，你是在浙大读的博士。

是的，浙江大学，尤其是浙江大学的文史哲学科，有一条平步青云之路，可以批量成就30岁以下的超年轻博导。30岁不到就能成为顶尖985高校浙江大学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足以让大家惊为天人。但仔细盘算一下，顶级的学术天才做到这样也还是有可能的：

22岁本科毕业，硕博连读5年毕业是27岁，再经过3年考核期，在学术新人层次普遍不高的项目基础上做出一些重大科研成果，30岁升个博导，虽然难度极高，但还是存在理论可能性的。

只是万万没想到，还能有26岁的博导！这一般就不是凭借个人能力所能达到的成就了。

闵超，1999年出生，18岁考上郑州大学马哲专业，22岁进入浙大读马克思原理专业硕博连读，4年即拿到博士学位（通常是5至6年）。

近日，26岁的闵超同学，啊不对，是闵超老师被录用为浙江大学“新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对学术圈不了解的读者可能感受不到26岁当博导的震撼程度，我换个大家都好理解的场景打个比方：

一位顶级名校的青年才俊，在大学期间表现优秀，各种奖项拿到手软，做学生干部也表现突出，经学校推荐、组织考核，毕业后直接以选调生身份进入国家部委当公务员。这已经算是极其厉害了吧？选调生跨过三年基层服务期直接进中央部委。这个稀罕程度，相当于26岁博士毕业留在本校当研究员，已经是祖坟冒青烟的福分了。毕竟绝大多数高校招研究员都会从排名更高的大学招博士或者博士后，985的博士能进双非本科做研究员就乐开花了，留在本校的那是凤毛麟角。

但成为研究员，距离博导还远着呢。

26岁博士毕业直接留在本校当博导，相当于应届毕业的选调生直接招进国家部委给安排了一个处长的职位。这中间省去了多少年的努力，一步跨越了几个层级，大家可以掂量一下。

闵超老师，是有怎样突出的能力，做出了怎样卓越的贡献，才能拥有如此惊人的学术晋升速度呢？

我仔细查了几天，恕我眼拙，实在是没有发现。

毋庸置疑，闵超老师在他的专业领域很努力、很厉害，拿过很多奖项，发过不少论文，参与过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但他所有的这些成绩都是一位名校优秀博士生的正常水平。

首先看奖项

闵超大学期间荣获河南省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省共青团基层基础项目大赛特等奖、省微团课一等奖、教育部“我心中的思政课”微电影展示全国一等奖和最佳表演奖等50余项奖项荣誉。

研究生期间，闵超荣获浙江省2024年度“三助岗位之星”优秀个人典型称号，全省共10人入选。

博士研究生期间，闵超发表的论文荣获学校研究生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是该院首次获得浙江大学文科类优秀成果奖。

以上这些奖项，一部分是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等综合性奖项，一部分是“三助岗位之星”等励志奖项，还有一些是微电影展示最佳表演奖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归类的50余个奖项。

唯一的学术类奖项，是博士期间获得了学校文科研究生优秀成果一等奖。浙大马院在新闻里还特别强调，这是该学院首次获得这一奖项，看起来有点厉害。

但深入看一下，同期获得该奖项一等奖的，有12个人，研究生阶段的也有7人。

并且，这还是浙江大学内部的奖项。

从奖项来看，闵超老师是很厉害，但似乎也没有厉害到成为百年浙大第一人，中国史上最年轻博士生导师的程度？

再看论文

根据浙大官网的介绍，闵超读博期间发表C刊论文5篇，这被认为是学术研究能力拔尖的硬证据。

相对顶尖高校文科博士生普遍2到3篇C刊的水平，闵超的论文发表成绩的确属于领先的那一批。但是，5篇C刊要说遥遥领先那可就够不着了。我简单做了下检索，举几个近两年的发论文高手作为例子：

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王承禹，硕博期间发表6篇C刊，现为某省党校讲师、助理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刘雨婷，已发表12篇C刊论文。目前读博第5年，没听说提前毕业，更没听说做了博导。

同为马克思主义专业，复旦大学2020级博士生肖玉飞发表C刊论文12篇，博士读完5年才毕业，2025年入职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评定为讲师职称。

当然，学术能力评价不能只看论文，但既然浙大把闵超老师发表C刊论文数量当作评定其博导职称的重要因素，那咱们做个横向比较也算是合理的。

再看论文内容，以闵超博士最重要的获奖论文《马克思1848年法国革命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转向》为例，我特意找来论文仔细拜读过。一直读到参考文献的部分，我惊掉的下巴还是没有合上。

一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与1848年法国革命有关的文章，居然没有任何德文、法文或英文的参考文献。唯一一个德国作者的参考文献，读的还是1958年的中文翻译版。整篇论文只有3条参考文献，3条。

也就是说，闵超博士写作这篇论文没有参考任何与1848年法国革命以及马克思对这场革命之研究的原始文献或一手素材。

我的确是不知道马哲领域是怎么评价论文的，但我非常确定，在其它人文社科领域，这样的研究思路是肯定过不了开题的。

我找个对照论文给大家感受一下，同为浙江大学新百人计划年轻博导的江佳凤老师发表的论文《朱子“尽心”章诠释中的知行问题》，都是一万多字的篇幅，人家的参考文献是这样的：

原始文献，一手素材，再加上多角度的二手素材，这才是一篇正常论文应该有的样子，吧？

最后看项目

对青年社科人才来说，参与各级社科项目也是评定其能力的重要参考因素。

闵超读博期间深度参与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在人文社科类博士生里面绝对属于一骑绝尘般的存在。

但有两点背景信息需要补充：

其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请与主持，基本上都是由长江学者之类学术界大佬在把持，博士生的威望、资源，以及研究能力对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几乎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简而言之，导师能申到多高的项目，博士生就有机会参与多高的项目。

其二，在近10年，特别是近5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马克思主义相关的项目占比逐年提升，目前已经是毫无争议的人文社科第一大类别。

打个简单粗暴的比方，其它人文社科专业要取国家社科基金的真经得走十万八千里，马克思主义专业只要走二万五千里。

总而言之，闵超作为人文社科领域的青年教师，各方面研究能力都是非常优秀的，但要说成为全国最年轻的26岁文科博士生导师，只怕还有一些努力之外的因素。

12月14日中午，记者注意到，粉丝众多的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因违规无法关注。已关注该号的网友，可以正常打开他的往期大部分文章；未关注该号的网友，无法通过搜索关注。

14日下午，记者注意到，未关注该账号者已无法通过搜索功能找到“六神磊磊读金庸”的微信公号。

同时记者发现，“六神磊磊”相关视频号仍可正常关注，微博、抖音也可正常关注。当事人的另一个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唐诗”也显示正常，其视频号“六神磊磊说”也可正常搜索关注。

公开资料显示，六神磊磊本名王晓磊，1984年8月17日出生于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自媒体原创作者、腾讯“大家”专栏作家，2016年获中国年度新锐榜“年度新媒体”（个人）等奖项。

近日，中国科协发布《关于撤销杨晓明、徐佐所获奖励的公告》。

公告显示，鉴于杨晓明、徐佐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为维护全国创新争先奖的荣誉性、权威性、严肃性，经奖项主办单位研究决定，撤销杨晓明、徐佐所获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状，收回所获奖章、证书。

全国创新争先奖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一个科技人才大奖，是国家科技奖项与国家重大人才计划的有效衔接，于2017年由中国科协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报请中央批准共同设立。

杨晓明代表性发明专利：

一种SARS-CoV-2灭活疫苗及其制备方法

新型冠状病毒Vero细胞灭活疫苗病毒液的纯化方法:

新型冠状病毒Vero细胞灭活疫苗病毒液及其生产方法:

……

全国创新争先奖是继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之后，我国批准设立的又一个重要科技奖项。它被视为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技人才大奖，在学术圈内拥有崇高地位。

杨晓明曾被誉为“中国新冠疫苗之父”，曾任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首席科学家，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在新冠疫情中，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发上市全球首款新冠灭活疫苗。

说到疫苗，不得不提科兴生物。

曾在疫情期间凭借疫苗一年狂赚600亿元的科兴生物。

就在一个月前，纳斯达克正式向科兴生物发出退市决定书，定于2025年11月21日摘牌，虽然科兴已经提起申诉，但前途未卜。

截至2025年7月，科兴生物美股总市值3.9亿美元，现金储备高达103亿美元，就在7月，科兴生物宣布了一项总额74.4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30亿元）的分红计划，这一异常情况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我们分到了三针，

他们分走了530亿～

因红楼梦发起的悼明运动在网络探讨热烈。翻看了一下，现在已经不仅仅是红楼梦了，就连《流星花园》，《三体》，甚至是《熊出没》啥的都是在致敬明朝。

看看上面这些半戏谑半认真的评论，不知道朋友们作何感想？

我个人，这场奇特的风潮其实没啥说的，几个观点：

一是，先说大背景。

在我没写的这一个星期，我基本没有上网，哪怕蹲在路边看几个小镇老年人下棋，在甘蔗地围观几个少年烤鸡，都是要比网络多了很多的趣味。

再说白了，现在的网络在视频切片，一句话切入的方式下，你越雷人越不尊重事实越可以引发探讨的流量盛宴下，什么《芳华》，到红楼的“悼明”只会是一个开始。

尤其是现在无聊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打发之间，排泄心内的抑郁之情，加上很多现实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说，那么网络只会愈发荒诞。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一场风潮必然是有着时代的大背景。当然，我的理解不一定对。

二是，因为悼明，网络上发生了争吵，就是喜欢清朝宫廷的那波人和明朝那些事儿，或者说大明王朝的那部分死忠粉吵起来了。大明的死忠粉就会说一句没有满清的话现在只会更好，满清的则会说，明朝的腐朽才是历史灰暗的转折点。

这两波吵闹，吵到昏天暗地，看吵闹者们的架势大有着各自是王爷和格格的架势，都在为自己的“爸爸”说话。

但我想说的是，明朝也好，清朝也罢，民国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是汉族人也好，满清也罢，甚至说蒙古的大元朝又杀回来了，中国的近代一样会落后。

因为只要是封建，只要是王朝，只要是早朝例行朝拜，只要是这一家把另一家打下来想着的是自家的利益，皇位交给儿子，儿子交给孙子，中国的近代一样会落后。无论任何的人种只要是这个思维，在公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变革下，一样会挨打，会被霸凌瓜分，奴役。

也就是说，不是满清的责任，不是明朝的没落，不是任何一个人种可以改变的，而是封建皇权的思维作祟，是人性的自私，人上人的这种思想导致的落后挨打。

也所以我不理解现在网络吵闹的这些人们，一边在吃着廉价的外卖，一边在打完一天的螺丝钉回到狭隘的出租屋吵个什么劲，因为事实是，你即便回到了明朝和满清，你的祖上连给皇宫挑粪的资格都没有。

就这么简单。

三是，在短剧的盛行下，在现实的困顿和虚幻的盛宴下，当下的人是很容易逃避现实的，这在心理学上也不复杂，因为人在面临痛苦的时候就是这样，即便逃避也要找个爽点来“滋养”自己，尤其是幻想一下舒爽的又不违法，而且还不得罪人。

那么就天天幻想自己也是个“王爷”。

但问题是郁达夫的“沉沦”不有这么一句话，你沉沦获得了短暂了逃避现实的书愉悦，但你终归有一天还会醒来，而醒来后是满身的疲倦。

这个疲倦和吸食鸦片有着一样的结果，昨天不还看一个人骂谁谁谁是全球最大的毒枭被人家起诉了，还赔了5万元钱，其实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就是在吸食毒品。

你看这些爽点，沉迷于幻想，但你总还是要面临现实扽生活，你总有一天还要醒来，尤其是当你醒来的时候因为这些幻想而将自己玩废了的话，那么就会更痛苦。

这个精神鸦片有点敏感，我也就此打住。

再啰嗦的话就是随着这场悼明的运动，什么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又火起来了。因为这句话，又让很多的货感动到泪眼汪汪，大有着爹爹好伟大之类的行为特征出来。这个我看到很多老师都在驳斥了，之所以朱棣将皇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其原因是得位不正，而他的班底在北京，就像你的公司核心人员在北京，核心人员的事业营生都在北京，那自然会想法让老板也回到北京，也所以，天子守国门就这么简单。

至于君王死社稷，崇祯死了，再说白了，崇祯不该死吗？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人的性格是什么时候会反？那就是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看看明朝的末年，老百姓易子而食，吃观音土，吃到树皮都没有吃的时候是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有了李自成这样的人物出现，再说白了崇祯是被李自成的义军打到了皇城下面才不得不自杀的。这样一个昏庸，把民生搞的生灵涂炭的家伙，仅仅是因为被逼死了，现在成了“君王死社稷”。

当然，这也不能怪那些此时此刻为这句话感动到落泪的脑残们，就像昨天我所说的，他们喜欢看爽文，只要人家写的爽了，那么事实不事实，有无逻辑都不重要了。

对了，任何东西都是有因果的，看见没有，发明“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这货，现在不也残了，据说精神分裂。

谢谢！

“爱国大V”卢克文又被封杀了，颇为轰动。微信群里转来一篇公号文《卢克文工作室被封：一个“地摊战略家”的破产》，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值得一读。

文中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样一个预测不准、事实常错、价值观时常跑偏的自媒体，凭什么坐拥三千万粉丝？”。

作者自问自答道：“答案藏在中国的县城网吧和工厂宿舍里。当北上广的白领在星巴克讨论地缘政治结构时，小镇青年们正在流水线休息间隙，刷着卢克文揭秘世界真相的短视频”。

这就有点想当然了。

01

“地摊战略家”的市场也是分层的。最次一档的当属“地铁老爷爷专供”的大字号，公园晨练的谈资、铁腚旅游漫漫旅途打发时间。老登圈之外，是没人看的。最高一档登堂入室，笑容如菊花般灿烂的金灿荣老师之流，都是“登堂入室”的高端局——“堂”是大学课堂，“室”是企事业机关的会议室。“走穴”讲座十几万元一场，往来无白丁。

卢克文的市场定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去年12月，卢克文在某平台推出《人生进阶课》，定价199元、以“知足经济学”为卖点，鸡汤味十足的中年定制。斩获50万订阅，喜提年度第一。无论是主题，还是定价，都不是以“县城网吧”和“工厂宿舍”为目标的。

卢克文也尝试过下沉市场，2022年8月在抖音直播带货首秀，一小时只卖了600块钱，成了江湖笑谈。

这也不难理解。卢克文是动辄大千、上万的鸿篇巨制，并不适合“县城网吧”和“工厂宿舍”。下沉市场用户完读三千字都费劲，更受用司马夹头的咆哮式演出，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拉满，倒也不看重卢克文东拼西凑、虚头巴脑堆砌起来的“知识增量”。

其实，“北上广的白领在星巴克讨论地缘政治结构”也就那么回事，核心逻辑和价值取向和“茶馆大爷”、“县城网吧”、“工厂宿舍”并没有什么区别。长期反美、定期反日，“赢学”和“大棋”齐飞，酒过三巡必有“中美必有一战”、“中日必有一战”的气冲斗牛。只不过，这些“高端局”的“必有一战”，要配上盎撒集团、犹太集团、共济会的前戏。卢克文们的卖点，就是这套前戏。

卢克文神神叨叨的千字长文煞有介事，既能维系“未庄共识”的抱团意识，又满足赵老爷们了“阿Q不懂”的阶层优越感。成功岂是偶然？

02

我们的知识分子试图回避一个问题，“未庄共识”是跨越阶层的。高学历的赵老爷和文盲阿Q，并没有见识上的差别。学历不等于知识，知识不等于见识。学历的知识含量，取决于学校教什么。知识能不能转化为见识，取决于思考的勇气。我们有吗？

绝大部分国人一生经历两个阶段，学生时代是“学而不思则罔”，步入社会后是“思而不学则殆”。前半生是教科书怎么教就怎么学，不敢越雷池半步；后半生啥也不学，热衷瞎琢磨。所以，甭管学历多高，都是无差别的“原厂配置”用到死。985毕业的高材生和初中辍学的打工者的见识，出奇的一致。引用福山和亨廷顿的，大半也是“六经注我”。

牢不可破的“未庄共识”，为“地摊战略家”提供了庞大的市场空间。只要把“原厂配置”玩出花样，垂直细分必有一席之地。这行的成功关键，取决于“旧瓶装新酒”的勇气。因为，“旧瓶”很脏，但管用啊。

比如说，许多精英人士挂在嘴边的“盎撒集团”就是从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里抄来的，用在反西方正好。卢克文一战成名的反犹主义，则是纳粹种族主义的正统传承。分析方法更好办，直接从明清演义小说汲取灵感。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三十六计上全套。至于价值观，十九世纪的抢钱抢地抢资源足够了。

所有的“地摊战略家”都是这套，区别无非是见人下菜的表达技巧。抢钱抢地抢资源，对阿Q就是“拳头是硬道理”的简单直白。对赵老爷，就得文绉绉的“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还得假托俾斯麦凸显逼格。反正举人老爷高中后也不读书，不怕穿帮。

03

“地摊战略家”和一些所谓的“庙堂战略家”的区别，也只是差了一件袈裟罢了。有袈裟的是大唐御弟圣僧，登堂入室；没袈裟的金池长老，占山为王。

“生态位”不同，念的都是同一本经。卢克文敢偷师纳粹，“地摊转正”的某大报也有戈培尔名言做标题的壮举。卢克文虚构事实，某主编也曾“巴格达保卫战”一战成名。“预测不准、事实常错、价值观时常跑偏”不是卢克文的专利……

所以，封了卢克文又如何？未庄还是未庄，未庄不缺下一个卢克文。因为，我们的中产精英需要“地摊战略家”满足他们自我毁灭的强烈欲望。

享受和平红利，却不珍惜和平；在全球化时代崛起，却要追求举世为敌的“霸气”。识不配位，消亡在即，多一个卢克文少一个卢克文，并不能改变什么。

我们曾将性命相托的疫苗，其掌舵者竟可能不清白？

这是一则被严重低估的新闻。

今年11月28日，一纸公告落下。中国科协宣布，撤销杨晓明所获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章、证书。这奖颁了没几年，收回去的速度，委实太快了些。

奖章被装进盒子，证书被收回档案室。仪式无声，却比任何审判都响亮。

那个曾经站在人民大会堂、世卫组织讲台、央视镜头前的“疫苗英雄”，此刻在纪律审查的文件里，成了一个被标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名字。

一年多前，2024年4月23日，杨晓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了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他的犯罪背后有着怎样的秘密？

1

时间往回倒带，倒到一九六二年二月，甘肃舟曲。

一个藏族男孩出生，他后来沿着一条标准的精英路径前行：西北民族学院预科、兰州医学院、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然后，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履历：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院、美国FDA、美国NIH。这些字母缩写，是他学术护照上最闪亮的签证。

回国后，他成了“救火队长”和“掌门人”。从兰州到武汉，再到北京；从研究所所长，到国药集团总工程师，再到中国生物董事长。

他手里握着疫苗的“兵符”——脊髓灰质炎、百日咳、轮状病毒……最后，是那个改变世界也改变他命运的新冠病毒。

新冠三年，是杨晓明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是“聚光灯时刻”。

他带领团队，宣称用三百三十五天的“中国速度”将灭活疫苗推向世界，成为首个被世卫组织批准的发展中国家Yi苗。

那段时间，他频繁出现在新闻里，白大褂，坚定的眼神，讲述着“科技抗疫”的故事。他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成了“为抗击新G肺炎Yi情、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做出重大贡献”的标杆。

然后，聚光灯骤然变色。

2

2024年3月，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罢免了杨晓明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四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其代表资格终止。

理由是那九个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具体何事？公告未详述。但民众盯着他那几个头衔：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原总工程师、首席科学家。医药、疫苗、首席科学家、违法违纪——这几个词放在一起，足以在舆论场引爆一场无声的海啸。

人们开始回溯。回溯他在疫情期间的每一次亮相，每一句承诺；回溯中国生物yi苗的快速审批与全球使用；回溯那些关于YI苗有效性、安全性与公平分配的争议……

疑问像野草一样生长：那些“全球首个”“重大贡献”的光环下，是否藏着利益的藤蔓？在性命攸关的Y苗研发与审批链条上，这位“总工程师”的手，究竟触碰了科学与良知的边界，还是越过了纪律与法律的红线？

舆情背后，是几种复杂的民众期待在翻滚。

其一，是对“专家”祛魅后的愤怒与幻灭。

疫情将科学家、医生推上神坛，公众期待他们是纯粹的、超然的救世主。而当光环人物从“国士”沦为“嫌犯”，这种坠落感引发的不仅是失望，更有被背叛的怒意。

我们曾将性命相托的Y苗，其掌舵者竟可能不清白？

其二，是对医药领域“深水区”腐败的深层次担忧。

药价虚高、采购黑幕、审批寻租……这些沉疴痼疾，是否已侵蚀到Yi苗这一最应纯洁的“生命防线”？

杨晓明案像一根探针，刺痛了公众对医疗健康领域公平正义最敏感的神经。

其三，是一种更为理性的期待：期待真相，期待程序正义。

舆情并非一味“猎巫”，公众要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倒下，更是一个领域的清朗，是一套能防止“下一个杨晓明”的透明机制。

杨晓明的人生剧本，从甘肃小镇写到世界舞台，再从荣誉之巅跌入审查漩涡，充满了时代隐喻。

他曾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样本，是“科技报国”的象征，最终却可能成为“权力腐蚀专业”的注脚。

他研制的Yi苗，注入亿万人臂膀，抵御了一种病毒；而他涉嫌的“违纪违法”，则如另一种病毒，侵蚀着公众对科学权威与制度保障的信任。

杨晓明案，留给时代一剂最沉重的“反思针”。

“我到底要不要相信他们已经去世了？”

Tracy的公公最后在家中厕所遇难，他手里紧握身份证，身上裹着两张打湿的棉被。这个场景是家属认领遗体照片时目睹的，公公身体不好，长期依靠呼吸机与轮椅生活，Tracy特别想称赞他好聪明，“可以想象，他当时是平静面对死亡，手里握着身份证，害怕家人找不到他。”

香港大火已经过去整整两周，根据最新统计数字，这场史无前例的、七栋高楼同时着火的灾难造成160人遇难，其中最年长者97岁，最年幼的是1岁的婴儿。

大火已被扑灭，但漫长的哀伤才刚刚开始。香港的社会服务机构在火灾后立刻行动，为灾民提供免费的心理支援和殡葬支持，我们联系了十家机构，很多社工仍在随时待命，全力支援失去亲人的家属，难以抽出时间，也有社工因临时接到任务，取消了交谈，最终五名社工在工作间隙跟我们进行了交流。

12月5日，我在zoom会议中见到了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安宁服务总监陈慕宁，她和社工团队正在支援遇难者家庭，这是她连续工作的第十二天，她需要直面很多老人孩子的死亡和家属的悲伤，同时要隐藏起自己的感受，偶尔工作结束后回到家，她还会默默流泪，“生命的突然离去，实际触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陈慕宁和社工同事驻守在大埔的社区会堂，提供免费的情绪支援，并陪伴有需要的家属完成遗体认领过程，“我们其实是想减轻整个家庭在这件事中的冲击。”她告诉我，对于家属来说，认领遗体是最艰难的一步。

火灾发生几天后，遇难者的遗体陆续被转移到了公众殓房，各个社区会堂先开放供家属以照片辨认遗体。家属们排成长队进入会堂，完成手续走出门后，紧紧抱住彼此痛哭。一些家属身旁有两名社工陪伴，他们不适应媒体镜头，社工有时会抱住家属，举起衣服遮住家属的脸。

2025年12月3日，香港大埔区宏福苑发生致命性火灾后，居民返回家中收拾物品。

辨认遗体前，有一到两名社工会事先与遇难者家属沟通，了解家庭构成和家属的心理承受能力。有的老人家和病患成员可能不适合参与整个过程，社工会建议家属选出几个代表来完成程序，减轻对其他家庭成员造成的心理冲击。

认领遗体照片前，陈慕宁团队的社工会向家属收集遇难者的特征、身穿衣服、最后身处的位置、身上佩戴的首饰等，再与警方沟通。这些线索有助于警方及法医筛选遗体的相片供家属辨认，他们会尽量避免家属看到不必要、不对应或者过度冲击的照片，极力减少家属会遭遇的创伤。

看完照片后，家属会前往富山殓房的公共停灵处进一步确认，这是香港最大的公众殓房，有一万八千多平米。社工们会先与法医沟通协调，事先了解遗体大致状况，再提供“预告”——为家属简单描述遗体状况，让家属有心理缓冲、做好心理准备。

陈慕宁说，因为随着时间推移，遗体的状态会发生变化，当家属真正见到遗体时，情绪往往剧烈波动，会更加迷惘、彷徨、无措。最终家属可能确认出是亲人的遗体，也可能认不出来，“照片似乎是，但实际遗体却不是。”

若遗体无法辨认，就需要进行 DNA 比对。整个流程会因此延长四到六个月。漫长的等待会让这些家属特别无力、煎熬。“他们尚未成为丧亲者，但也预料自己随时可能接到死亡的消息。”陈慕宁说，社工会持续跟进这些家庭，帮助他们进行心理建设。

火灾后，慈善殡仪机构“毋忘爱”的创始人范宁遇到了几位迟迟不愿认领遗体的家属——他们当时还无法承受残酷的事实。

范宁是一位外科医生，参与过汶川地震和新冠疫情的丧亲者支援，经验丰富。他告诉我，每个人的哀伤反应都不同，家属不是故意逃避，而是情绪尚未抵达那个位置，“一定要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处理，而不是用行政手段逼他们、push他们完成程序。”

同时他也提到，安排葬礼的重点也不在“尽快推进”，如果因推进太快、未能满足家属的真实需求，他们日后往往会感到后悔、遗憾，甚至怀疑自己在亲人的身后事上做了错误决定，这反而会带来二次创伤。

截止12月9日，仍有6人失联。警务处伤亡查询中心主管曾淑贤此前告诉媒体，“因为有些遗体已经烧成灰烬，所以我们不排除，最后未必能够将所有失联人士从（火场中）带出来。”说这句话时，她声音哽咽，忍住眼泪后又说了一句，“sorry”。

香港市民献花悼念

香港生死学协会总监梁梓敦，有接近20年的安宁服务社工经验。他告诉我，亲人失联的家庭是此次火灾中最需要支援的人群之一。因为在丧亲者支援中，关键的第一步就是让家属确认和接受死者去世的事实，哀伤才会真正开始流动、显现。而当没有遗体时，家属会产生“模糊性丧失”（ambiguous loss），这种丧失更复杂，也更难处理——“从客观上你知道他们大概已遇难，但主观上却会不愿承认。家属会陷入一种非常矛盾纠结的状态：我到底要不要相信他们已经去世了？”

让家属获得一个有仪式感、有意义的告别，是修复灾后创伤的重要部分。有些遇难者家属在与社工交流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并未被预料到的需求——他们不希望亲人的遗体经历火葬。

陈慕宁解释，许多遇难者遗体都有烧伤，部分家属不希望亲人再次经历类似的痛苦，想要寻求土葬的方式安葬死者。虽然土葬在香港并非主流的殡葬方式，但社工们会尽力协调资源，帮助妥善安排。

一位年轻人在火灾中不幸丧生，他的家人第一时间询问圣公会的社工能否举办日本文化的葬礼，因为年轻人生前喜欢看日本漫画、听日本歌曲，家里还摆满了动漫公仔。社工回复，可以根据年轻人的兴趣与生活习惯举办个性化葬礼，家人听后感到宽慰，陈慕宁说，“他们最后还能花一些心思、按照逝者的喜好，好好送别他。”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接受采访时提到，有235名外籍佣工在大埔宏福苑工作，94人来自菲律宾、141人来自印尼。根据最新数字，至少10名外籍佣工在火灾中去世。对于这些工人，陈慕宁说，“即使她们是外籍，家人在外地，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家人庄重地接她们回家。”

对于那些没见到亲人遗体的家庭，梁梓敦设想了一些告别方式——可以将逝者的照片、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衣服放进棺木里，形成一个“衣冠冢”，同时邀请家属写下纪念文字。

人们需要道别，但有时候来不及道别。12月9日，曾淑贤告诉媒体，“我们收到查询，一位 90 岁婆婆在找一位 100 岁的婆婆，是她住在宏福苑的朋友。我们查询了资料，这位婆婆在 11 年前已经去世了。”

一名香港女士在家中听到了这个故事，她在社交媒体上感慨，“这样一段不需修辞的陈述，直击心灵。”她想起了李香琴旁白、关淑怡主唱的《三千年后》中的那段念白：

“再见，不要怪我第一句就跟你说再见，因为我真的是专程来向你道别。我不会说，我老了，我只会说，我在这里太久了。时间久了，难免知道人总会慢慢把过去淡忘，也会看着一些东西无声无息地消失。”

“有人甚至要穷尽一生去寻找答案”

“毋忘爱”总干事Grace最初在支援过程中，会碰到那种异常冷静的遇难者家庭。

有一名先生，本来拥有幸福的四口之家，太太和两个小朋友都在大火中不幸遇难，独剩下他自己。最初，他要处理家人的身后事，面对各种文件、账单、琐碎的工作，他表现得格外平静，也许是没有时间和空间去回忆、纪念、流泪。

另一对夫妻的孩子和家政工人一起遇难。他们表面看起来并不像刚刚经历过大的灾难，每天都会翻出手机里孩子的照片，一张张给社工展示，一边绘声绘色地讲述，“孩子很乖的”，“最后一起吃饭，他那天很开心。”

在Grace看来，这种冷静并不意味着没有悲伤，更可能是情绪被压抑到最深处——“那些能够表达哀伤、说出自己感受的当事人，相对会比较容易支持他们。而需要投入更多关怀和照料的，是那些不愿表达、拒绝承认的人。”

在现场支援时，社工们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在一旁陪伴家属——想看照片，就陪着看；想讲，就默默地倾听；想静静地坐着，就陪同沉默。社工往往不急着说很多话，而是给他们一个拥抱，那种在一起的感觉，比任何言语都更能让人感到不孤单。

在宏福苑住宅区附近悼念悼念现场，痛哭的女士。©视觉中国

悲伤之余，社工们还观察到，火灾过后最普遍的情绪之一是愧疚。火灾当天，一位先生接到长辈最后打来的求助电话，长辈年迈、行动不便，他告诉对方，“先找地方避一避，消防员和救护车很快就会到。”但后来火势太猛，长辈没能等到救援的到来。很多丧亲者之后会不断想起和家人的最后一次对话，也会愧疚，为什么未能将家人带离火灾现场。

Tracy的丈夫也自责没有让父亲带上呼吸机逃生，她的婆婆则自责没有在老伴身旁陪伴，两人携手生活四十多年，非常恩爱，她突然失去伴侣难以接受。Tracy丈夫的现实压力更大，他要假装坚强冷静，照顾家中老小的情绪，还要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处理身后事和各种paperwork。

幸存者李先生也在媒体镜头面前，多次表达自己的内疚。被困在家中等待救援时，他听到门外有呼救声，于是弄湿毛巾捂住口鼻，冲了出去，最后他成功把邻居老夫妇救回家中，三人当时已经非常接近火源。

这对夫妇告诉他，他们听到一位印尼家政工姐姐，在走廊喊婆婆。李先生想再出去找她们，但屋外一片漆黑，无法分辨方向，他也再听不到呼救声。

最终，李先生和老夫妇在下午五点左右获救，一个小时后，那位婆婆和家政工一同遇难了。他说，“（工人）姐姐没有丢下婆婆离开，她很勇敢。”

李先生获救后收到很多称赞，“不仅救了自己，还救了两个人，你很厉害，你是英雄。”但每当听到这些话时，他都很心痛，陷入一种深深的自责，“感觉有两条人命在我面前，没有把握好我们就走了……我没有再开门出去尝试找找，如果逃出去之前我能找到，她们不会在六点死亡。”

这位遇难婆婆的女儿知道李先生的遭遇后，通过媒体转告他，“谢谢你，让我知道在最后时刻有人在我母亲身边，你已经尽力了，不要内疚。这一路很漫长，我很感谢有朋友一起哭泣。”

社工们还不得不面对更多激烈的情绪。一些老人失去了孙子、孙女，完全不能接受，会愤怒地控诉：“我平时求神拜佛，为什么没有保佑我们？”有人悲痛地说，“我不想做人了！”也有人因为至亲离世出现放弃生命的念头，面对这种情况，社工会和临床心理专家一起介入，进行危机干预，并长期提供心理支援和创伤治疗。

被烧黑的宏福苑大楼前的市民

范宁告诉我，愤怒是哀伤的一个必经阶段，尤其当这场火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当家属骂人、不满、情绪激动，讲一些旁人难接的话时，都有原因。因为他们的内心处于极度的焦急和痛苦中，他们得不到答案，正确的支持方式是——“我们要容许愤怒、不接受的情绪存在，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空间，让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否定这种情绪。”

但在这一阶段，“毋忘爱”的社工们不会尝试解释事故原因，也不会引导和帮助家属“寻找真相”。一是因为他们不是专业调查人员，二是范宁认为，“即便日后有调查结果，家属也不一定能接受。可能一家人里只有一个人接受，也可能一个人都接受不了。”范宁说，“有些人甚至要穷尽一生去寻找这个答案。”

“我会为她们好好继续活下去”

火灾发生后，一位灾民在网上发帖说，“确认家里人和老人家都走了，只剩下我自己一个。好难熬。不是要钱，也不是发 Payme code 求打赏，只是想要一点关心。不知道可以去哪，现在身上只有一个上班用的背囊。”

一位香港市民在评论区回复，

“我见你好像已经没有力气处理一些行政的事情，例如申请你应得的资助。你想不想我陪你一起去处理？我最近状态挺好的，而且我处理文书方面很在行，又快又准。如果你不嫌弃，我煮饭也很好吃的，花胶冬菇鸡煲你觉得怎么样？请你吃，好不好？吃点米饭，肚子暖了，人也会更有力量。

谢谢你走上来让我们看到你的伤口。这真的非常不容易，但你做到了。不如也让我们陪着你吧，陪你慢慢行多一步，可能又有一步，甚至再多一步。不急，不需要快。油也不用加…..你一定要记得，我们都是同根生、一样迷惘的香港人。你只要说一句「需要」，就一定会有人来陪你。坐着发呆也可以，吃个饭也可以。知道吗？”

梁梓敦认为，有余力的香港市民都可以为丧亲者做出力所能及的行动，“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给对方抒发情绪、用心聆听；当他们说‘我很想去某个地方或做某件事纪念死者’，就陪他去吧；还可以分担一些日常生活事务，也许他们现在暂住的房屋连厨房都没有，给他们买些食物、点些外卖，或者帮他们接孩子上下学。”他说。

灾民安置点

火灾发生时，陈晓悠和家人都外出上班了，侥幸逃过一劫。出门前，陈晓悠只背了一个背包，里面装了随身物品：钱包、手机、水瓶、充电器和一些药物，包上还挂着她最喜欢的玲娜贝儿钥匙扣，这是她如今的全部家当。

自从父母离婚后，她就跟母亲搬来宏福苑，在这里相依为命十几年。最初单靠母亲一人工作，母女俩的经济压力很大，她们去找装修公司，买家具电器，一点点构筑起属于自己的新家。

家里存放着她们的日常用品、陈晓悠小时候的照片，还有一架钢琴。她告诉我，自己家并没有贵重物品，但邻居家的金器、珠宝、首饰全都被烧毁了，损失极大。

陈晓悠和母亲目前住在亲戚家，尽管失去了一切，但她觉得比起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我和妈妈真的是非常幸运了。”

不过她始终被一种不安和恐惧裹挟着———唯一的家人会不会突然离开？关心我的朋友真的会一直陪着我吗？暂时的栖身之所会不会出问题？她害怕所有拥有的东西会突然间再次失去，“好像没有什么是真实的。”

陈晓悠近几年得了抑郁症，火灾发生后，抑郁情绪更加严重，每天她都有好几次心跳加速、喘不过气、胸口发闷、反胃想吐。她不敢看太多新闻图片和报道，控制不了情绪；除了办必要的手续文件，她不敢再返回宏福苑；直到现在，她没有一天能睡着超过四个小时。

情绪影响行动。她无法应付全职工作，只能做收入有限的兼职，她的母亲已经退休了，政府的援助金足够她们支付未来半年到一年的开支，但之后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她也不确定。她告诉我，“坦白说，不知道如何走下去，我走不出来，当我在家里哭泣躲起来的时候，世界一直在运行，在继续，不会等我，时间不会等我，人不会等我，我怕工作也不会等我。”

之前发病时，她会一个人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她觉得自己的小房间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房间摆满了她最喜欢的玲娜贝儿公仔，她经常抱着玲娜贝儿哭，度过无数个抑郁失眠的夜晚。她也经常去迪士尼看玲娜贝儿，让自己获得能量坚持下去。

大火带走了陈晓悠最亲近的朋友，她一想到每晚陪伴她睡觉的贝儿们被烧毁，就觉得极度心痛，火灾后她在社交媒体上吐露情绪，“好后悔以前没有和它们拍一张全家福，到现在已经没有心力也没有钱再买一套回来。每晚都好困难，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睡一小阵，但每晚都会被吓醒，然后心跳狂飙。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RIP my Linabells and my lovely home。”

她的账号原本并没有关注度，但这则帖子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收到了上百条评论、上千条点赞，很多香港市民留言关心鼓励陈晓悠，还有几十名香港女孩给陈晓悠发私信说，要把自己的贝儿“弃养”让她收留。

接下来，陈晓悠陆续收到女孩们寄来的一箱箱快递，有迪士尼的钥匙扣、周边礼物、棉被和手袋，还有保存得很好、穿着漂亮衣服的公仔，一些女孩特地买了全新的娃娃送给陈晓悠，连贝儿身上的吊牌都没剪。寄件者中，有几位是迪士尼的女性工作人员。陈晓悠收到的公仔上附了很多心意卡，这些市民都很低调，没有写自己的名字，落款只写了“香港人”。

陈晓悠收到香港女孩寄来的玲娜贝儿公仔©陈晓悠

如今她拥有了一群“贝儿旅行团”，来自香港、上海、东京的迪士尼，大中小型号、KC挂件都有，快递多得陈晓悠差点搬不走，她不知道以后是否会有空间去收藏她们。

她发帖感谢所有关心她的香港市民，“我都唔知可以點樣答謝同報答你哋（我真的不知道还能怎样答谢和报答你们）。”同时调侃道，“我想講香港人真係好痴線呀”（好疯狂，好可爱）。

还有一位女生专门去了迪士尼乐园，找到玲娜贝儿拍视频，为陈晓悠加油打气。视频中，穿着紫色衣服的玲娜贝儿冲着镜头招手、比心、飞吻，这位女生特意为陈晓悠配上了文字和音乐，“妈咪，彪彪会在这里等你，妈咪要加油加油啊，每天都要好好休息，彪彪会等妈咪来看我呢。”

看着视频，陈晓悠泣不成声。

几位有心的女孩没有在寄完公仔后就消失，她们一直找陈晓悠聊天，陪伴她，关心她的情况，告诉她“什么时候、有任何需要都可以跟我说，”几名社工和心理辅导员也主动给陈晓悠留言，义务提供情绪支援。

陈晓悠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受到这么多关注，一时间感到不安，隐藏了帖子，同时内心矛盾，“觉得自己其实并不配拥有这些漂亮的公仔。”

过去的陈晓悠一直都是独自面对抑郁症，这是一场孤单又无助的战斗，她也曾有过想要放弃生命的念头。但如今香港人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爱，让她在黑暗的日子里感受到了温暖。

陈晓悠看到不同大小的玲娜贝儿摆在半张床上，冲她微笑，陪着她睡觉，每一个都代表着女孩们满满的爱，她鼓励自己，要振作坚强起来，“知道有这么多人关心我爱我，我会为她们好好继续活下去。”她告诉我。

她也在社交媒体告诉关心她的香港市民朋友，“我知道你们最希望的，就是想我早点振作、能够开心好好生活。我会加油，我会努力的！”

12月4日，陈晓悠抱着一箱玲娜贝儿公仔，去了宏福苑献花悼念的地方，她希望把它们送给大火中逝去的孩子，以作纪念。她同时在公园附近看到了很多小朋友，这些孩子还在上幼儿园和初小，陈晓悠弯腰把公仔送给小朋友，问道：“你们愿不愿意收下我的玲娜贝儿？”

“愿宏福苑街坊，离苦得乐。”

几位社工都告诉我，对香港来说，这次火灾是一个集体创伤事件。影响范围并不只局限在宏福苑，而是扩大到全香港——大火烧了四天才被完全扑灭，媒体一直在实况直播，很多市民都对遇难者家庭产生了强烈的共情和投射，救援人员也有不同程度的情绪崩溃。

图/微博

火灾后的宏福苑大楼

梁梓敦说，所有香港人或多或少都受了伤——无论是遇难者家属、宏福苑居民、伤者亲友、前线救护和支援人员、大埔区居民，还是普通市民，“我们都需要疗伤。”

火灾发生的周末，成千上万的市民们到宏福苑去悼念，长长的队伍排到了下一个地铁站。为了献上一束花、一个卡片，大家要排队好几个小时。现场一个白色花束上插着黑框白底的卡片，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字“痛”，右下角落款是：全香港人。

还有一些卡片上写道，“天灾？人禍？愿公義早日到來！！天有眼。”、“要檢討嘅唔係竹棚而係個制度”（要检讨的不是竹棚而是这个制度）。

人们在发生火灾的宏福苑住宅区附近悼念遇难者©视觉中国

范宁认为，哀伤的复杂程度和疏导方式，跟官方对整个事件的调查过程和处理结果是紧密关联的。他指出，这次火灾是一场人祸，从个人到社会都要进行反思，公民教育、家庭教育也都需要加强。同样重要的是，后续如何进行纪念活动、周年活动，怎么更好地让大家记得这件事，而不是忘记。

以往每逢十二月，香港的各种节日庆祝活动都会陆续展开，几天前有位牧师问梁梓敦，今年是否应该继续到街上报佳音？也有幼儿园校长询问，是否应继续举办圣诞派对？在这个悲伤的时刻，快乐庆祝似乎不合时宜，市民们担心——会不会让别人觉得我幸灾乐祸、冷漠无情？

但梁梓敦认为，这些活动应该继续举办，不过主题应从“欢欣喜乐”改为“平安”和“安慰”。他觉得面对如此重大的创伤时，最好的疗伤方法就是彼此连接，“唯有重新建立连结，才能让悲伤中的人得到安慰。”

他还建议，在参与节日活动时，如果看到有人流泪，请不要过于紧张，给对方一些安全的空间让他好好悲伤，然后送上一个拥抱或轻拍肩膀以示支持。也许不必说“圣诞快乐”或“新年快乐”，一句简单的“希望你平安，好好保重”就够了。

12月3日，遇难者头七当天，很多香港市民去九龙殡仪馆悼念，他们把一袋袋折好的元宝和纸钱扔进焚烧炉，在橙黄色的火光中，在场的民众齐声大喊，“收嘢啦”“收嘢啦”…….这是香港的殡葬传统，意思是请另一边的亡者接收东西，留意给自己的元宝。

一位香港摄影师Zenswk在社交媒体记录下当天的见闻——他和太太去了九龙殡仪馆，从下午到晚上，他终于学会了折最简单的那种金元宝。有人一路折，一路啜泣；有人一路念经，一路折；有人折多一会儿要回去做饭喂奶；有位婆婆是大埔街坊，微笑着说：“房子没了，怕自己一个，这里人多一点……”

这位摄影师觉得香港人很有意思，明明大家都没见过面，但会互相关心“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帮忙”，订书机没订针，就会有人拿一排针给你。“谢谢”“辛苦了”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你会看到一个打扮新潮、做了发型、美甲、化了妆的年轻漂亮女生，笨拙地偷看隔壁，慢慢成功折了一只又一只金元宝；你会看到背着H牌包、头发和指甲齐整的阔太，折到手指都染色了；你会看到好像下一句就要爆粗的叔叔，红着眼，静静地，一路折，一路折。”

他最后写道：

有啲人性

係無關血緣

係無關利益

係無關立場

願宏福苑街坊

離苦得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