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圈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恐怖故事：新编辑入职培训的重要一课是去参加一场书的“葬礼”——化浆。想象一下，书从传送带缓缓进入粉碎机，封面和内页瞬间被撕成碎片，落入巨大的化浆池中，随着搅拌器的旋转，它们迅速被浸透、溶解，逐渐化为一缸纸浆。

在还没有编纂过任何一本书，没有体验过改稿的辛苦、营销的焦虑或是加印的幸福时，编辑们就先看到了最残酷的终点。

一位前图书编辑回忆，入职第一天，同事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向她介绍了一本书的一生：组稿，三审三校，印刷，上市。运气好的，上市之后会迎来加印；而那些经年累月卖不出去的滞销书，等待它们的命运只能是化浆。

没有人想做滞销书。图书编辑大多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读书，相信书籍可以连接世界、拓展认知；比起丰厚的物质回馈，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工作有价值。

但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落差。根据图书咨询机构“开卷”监测系统统计，2023年销量小于10本的图书超过一百万种——这意味着市场上近一半的书无人问津。

每一本书背后，都是编辑数月甚至数年的心血投入。当冰冷的数字摆在面前，意义感和自我价值该寄托于何处？当新鲜感褪去，工作在循环往复中露出繁琐、虚无、荒诞的本质，信念能否抵御倦怠？

这是图书编辑的“中场战事”，也是这个时代下，每一个试图在变动中重构内心秩序的人无法回避的命题。

“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

编辑汪淼不久前有一本新书上市，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相当于几乎没人见过这本书。”她悻悻地说。硕士毕业后，汪淼如愿进入一家出版公司，入职三年，她依旧觉得自己在“新手村”徘徊。

为了打破僵局，汪淼用尽浑身解数。她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书的作者，尝试向一些有私交的媒体投稿，并声明“不要稿费”。收到的回复如出一辙：“太小众，影响阅读量。”她又找到公司负责新媒体的同事，想把文章发在部门的公众号上。

“没有卖点，”同事态度冷淡，“而且现在没有人看长文。”

最后，汪淼只能把文章发在自己的豆瓣上，并且自掏腰包买了一本书用于转发抽奖。一位在书店工作的豆友看到后，为店里订购了3本。讲到这里，汪淼挤出一个苦笑：“还不一定能卖掉。”

照目前销量来看，如无意外，这本首印5000册的新书大概率会沦为滞销书——其中大部分将被遗忘在仓库里，直到某一天被送去化浆。

汪淼感到无力，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书是分营销等级的，等级越高，能动用的营销资源越多。”她逐一解释，“A级书只能自生自灭；A+级的书，会由部门内的营销编辑负责推广；而S+级，则会调动公司所有的营销力量。”这一次，她的新书只评上A级。原因显而易见：作者在国内没什么名气，缺乏市场号召力。

刚入职时，她接手的另一本书因阅读门槛较高，也只是A级。“不过那本书运气不错，找准了定位，销量逐渐超出预期，很快就升级了。”汪淼还做过一本S+级的书，是一位知名艺术家不那么知名的漫画作品。“从定级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不用为营销操心了。”她说，在全公司力推之下，那本书顺利跻身畅销书行列，“直到现在偶尔还会挂在一些畅销榜单上。”

并非所有的书都能如此幸运。“开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动销品种数为237.4万种，若以年销量小于10本为标准统计，滞销书达到103.6万种。某图书策划公司将销量小于1000册的书视为滞销书，2023年该公司滞销书品种数占其在售品种的72.47%。

如何定义滞销书，行业内并没有统一标准。不同类别、不同出版机构，无法照搬同一套参照系。

编辑林羽佳的评判标准非常直接：对她来说，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印一次就死了，它就是滞销书。”林羽佳斩钉截铁地回答。她在一家民营图书公司做文学编辑，每次新书上市，焦虑就成了她工作中的主旋律，“每天都会去刷有多少人在读，评价怎么样。”

她的最好成绩是两次加印，“作为一本小众文学作品，已经卖得不错了。”但在公司里，这本书依然不算“畅销”。同事做出过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女性话题、金句频出，销量几十万，林羽佳语气中透着无奈，“那本书给了老板想象，觉得本本可以做爆款，他现在什么书都冲着爆款去。”

文学图书市场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顶尖的作品，如马尔克斯、莫言、余华等人的书，销量常常能达到百万级别；但在头部之外，文学图书市场的另一面是大量销量平平的书。即便是一些在文学圈内备受推崇的作家，其作品销量也仅有一万册左右。

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今年再版发行时，预热海报上他“缠着绷带，鼻青脸肿”的模样，令不少图书编辑唏嘘：连余华卖书都要这么拼命了，其他作者该怎么办呢？

“滞销书”编辑的日常

在杭州一家书店的二楼，长期陈列着一个“滞销榜”。上榜图书多达上千本，填满了整整一面墙。有的书到店五年销量为0，还有的书至今只有员工买过。

书店称，这些书滞销原因很难一概而论。除了作者冷门、封面难看这些常见问题之外，大多数滞销书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不幸家庭——各有各的原因。

在一些编辑看来，有的书从选题策划阶段开始，就注定会滞销。

“关键在于对题材的判断。”徐逸提到一套小众且专业的丛书，策划阶段他便预见到读者群有限，于是控制了印量。“印量少，反而避免了滞销。”从事出版行业近十年，徐逸辗转过多家出版社和图书公司。他认为，滞销书往往是决策失误的产物，而并非书籍本身小众的结果。

有时候，书的命运也受制于出版社的定位策略。“比如一些公版书（公共版权书籍，指不受著作权法限制的作家、艺术家及其它人士发布的作品，使用不会侵犯作者的版权），一开始就不是奔着畅销去的。”编辑郑越解释，公版书没有版权费，理论上成本更低，但传统出版社容易陷入学究、精英的趣味中，用纸、装帧不计成本，导致定价过高，做出来的书只适合“摆在书房里珍藏”。

一本书从无到有，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而编辑并不是一年只做一本书，他们常常同时负责四五本书。除了改稿这项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工作，大多数图书编辑还要策划选题、协助营销。徐逸认为，一些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越来越近乎于产品经理的角色，行业内的说法是“全流程编辑”，“各种流程都要参与，琐碎的事情特别多。”

他举例，“从外部作者、译者、设计师，到内部各个环节的同事和领导，编辑要跟所有人沟通。”徐逸负责的第一本书，是一位知名学者的博士论文。他形容当时自己经验不足，经过多轮沟通、协调，好不容易说服社里确定了书的封面，没想到作者又提出了新的想法，他不得不再次去沟通、协调、确认。

编辑的工作还会细致到挑选字体和纸张。汪淼手里有一个绘本，日文原版的每一页都用了不同字体。做中文版时，她和美编、策划一起反复推敲合适的字体，既要让中文清晰易读，又要符合语境，还要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字体，同时保持视觉美感。她花了很长时间，依然没有挑出最满意的版本。

在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中，后浪出版公司的文学主编朱岳曾展示过自己平凡而枯燥的一天：“上班，打卡，打完卡，开电脑，然后看看豆瓣，看会儿稿，看看邮箱，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镜头之外，图书编辑的工作远没有这么轻松。新冠疫情期间，郑越居家办公，白天常常在密集的会议和收发信息中度过，“晚上6点才有时间看书稿，一直看到10点钟结束。”她粗略计算过，做一本书，前后要填十几张表格。虽然繁琐，但好在相对确定，“无非就是去做而已”。

真正让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无法掌控的事情。

她策划的第一本书，一度卡在封面设计环节无法推进。最初的设计方案被推翻后，她迅速联系设计师出了第二套方案。这一版虽然得到直属领导的认可，却被更上一级的领导否决，而设计师也不愿再做修改。郑越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这种不确定性曾经也不动声色地消磨着徐逸的耐心。“你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但你就是推进不下去。”徐逸形容，“那种挫败感不是突然的一记重击，而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耗费掉你的心力。”

做书的整个过程，如同经历一场“十月怀胎”。郑越感叹，“即便你对这本书有很多不满意，但新书捧到手上的那一刻，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波澜。”然而，当这些书被忽视或滞销时，他们付出的劳动似乎只能淹没在无声的失落中。

理想被现实消磨

在出版社工作了6年，郑越一直自嘲是“滞销书编辑”。她编过几十本书，大部分销量不到5000册。有时候她也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干吗？”

图书编辑显然不是一个高薪职业。郑越记得自己刚来北京面试时，行业内一家头部出版公司给她开出的薪水只有五六千块。那之前，她曾在其他行业工作过一段时间，收入是图书编辑的好几倍。

“我当时真的满怀热忱，觉得只要能满足基本的温饱，意义感才是最重要的。”郑越坦言，自己是抱着“做好书、做畅销书”的憧憬入行的。“书在我看来是一个传播的介质，只有做畅销了，才能抵达更多的人嘛，否则没有意义。”她常常羡慕米未的员工，能制作《奇葩说》《乐队的夏天》这样有影响力的节目，“他们真的好幸福。”

做编辑的头两年，郑越一直面临着报不出选题的困境。“一大堆书讯里面没有一个喜欢的。”她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有的人能一直报，而你连喜欢的都没有？”

选题会上，她总会被各种质疑困扰。“这个能卖吗？会不会太小众？有没有人感兴趣？”郑越描述当时的场景说，“领导会把你心里怀疑过的问题，全部抛在你面前，再问一遍。而你无法回答，因为你自己也怀疑。”同事们也常常为此感到沮丧，“有时候连自己都纳闷，我又不是作者，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他去辩护？”

更多时候，图书编辑要在保质和保量之间做出抉择。

李珩回忆，在出版社工作的前两年，编辑每年的KPI是要做出5本书。那时候她的工作状态还算从容，有几本书也引起了不错的反响。后来任务量翻倍，一年要做10本书，她依然试图像过去那样全力以赴，哪怕是挤压自己的休息时间。可她很快意识到，自己似乎在追赶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目标。

“早上9点开始看书稿，中午随便糊弄口吃的，一不小心就看到晚上九十点钟，看得整个人都很崩溃，还是看不完。”李珩叹了口气，“也许有人觉得完不成KPI无所谓，我也曾试图这样想。可是每次开会清点任务时，还是会忍不住感到慌张。”

2019年下半年，她突然接手一本问题重重的译著，翻译错误多到离谱。那段时间，李珩每天下班走在路上，都忍不住胡思乱想：“要是在路上出个什么事儿，不用看稿就好了。”她觉得讽刺，“刚毕业时的我，是一个多么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啊。”

工作量倍增，也让书稿的质量变得难以掌控。同事曾劝她不要太较真——一些翻译问题，如果编辑不去核对原文，质检几乎看不出来，读者一般也挑不出毛病。李珩试着接受这个建议，“可这么做了之后，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起那些我觉得有问题却没有去核实的地方，就睡不着觉。”

她似乎没办法那样放过自己。“既然这样，我做这份工作有什么意义呢？是为了挣钱吗？不是。我就是为了找到一些精神方面的回馈。如果要为了完成工作去做一些我自己不认可的事，真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这个直播间卖书只认名家的时代，像郑越儿时读到的《哈利·波特》那样的畅销奇迹，几乎不可能重现。做编辑这些年，挫败感像一块无形的砂纸，来来回回磨损着她的热情。有段时间，她几乎决定放弃，不再做编辑了。

“如果有一份性价比差不多的工作摆面前，比如人力资源，我会去吗？”郑越常常自问。她了解自己，尽管常把人力和后勤挂在嘴边，但真正面对选择时，她的内心却充满犹豫。

做市场营销那两年，要向新朋友介绍自己时，她总是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市场营销这个词笼统而模糊，难以准确传达她的自我。“但现在，我说我是个图书编辑，你大概能判断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喜欢读书，可能有点儿文艺。”郑越承认，相比之下，她更愿意被“编辑”这两个字定义。

“每个编辑都是成不了作家的人的退路。”郑越说，读书与写作是她从小到大的爱好。图书编辑的工作，让她依然与那个更大、更纯粹的文学世界保持着联系。“它会让我觉得我依傍在这个东西周围，也许未来有一天会‘曲线救国’。”

偶尔，郑越会在书店里感到一丝满足。她说，去书店就像续命，看见冷门书籍依然有人翻阅，仿佛找到了些许价值感。

与郑越一样，汪淼也在编辑生涯中寻找着自己的价值。虽然她的初心并非源自写作，而是来自一份更加质朴的愿望——她从小在农村长大，没怎么看过课外书。大学期间接触到儿童文学后，她常常想，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孩子也像她曾经一样孤独，如果他们有机会读到一些好书，获得一些安慰，应该会拥有一个更快乐的童年。

在汪淼眼中，那本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的新书似乎就有这种“魔力”。而“魔力”生效的前提，是要让那本书尽可能地被人知晓。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图书编辑总是把“行业不景气”挂在嘴边。但不景气到什么程度，汪淼也是最近才认清，“当年类似的书，日销可能就有100多本，现在这本书月销不到20本，最多的一天卖出去两本。说实话，听到这些数据，脑子嗡嗡的。”她忍不住问自己，“图书行业真的要完蛋了吗？”

市场逐年收缩，她不是一点没察觉。刚工作那会儿，书做出来，不用费力卷营销，就有不少书店和绘本馆来订购，首印量轻而易举就消化掉了，“现在要四处求爷爷告奶奶。”

“市场情况跟2020年非常不一样了。当年可以像做杂志一样做一个书籍公众号，但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公众号阅读量直线下滑。现在大家更偏向于做小红书，没有人在公众号上再费力了。公司也觉得人力要花在更能带来转化的事情上，而不是花在没有转化的内容上。”汪淼说。

一位图书编辑透露，公司最近下达了一个要求：每位编辑都必须注册一个小红书账号，并且要立一个人设，每周三更，内容不限。公司希望借助社交媒体扩大图书的曝光率，甚至期待某个编辑的账号“突然火了”，成为推广的利器。

按照新要求，每发布一篇小红书笔记，编辑都要把链接同步到微信群里。她称这是“社死”般的体验，如果忘记更新或者没有及时同步，就会被点名提醒。

“真的很尴尬，而且浪费时间。”她忍不住吐槽，“四个点赞里可能有三个都是自己人。这有什么意义？但上面安排的工作，只能照做。”

时至今日，图书编辑早已无法置身于市场之外。汪淼提起，公司在两年前设置了绩效考核，那之后，上选题就多了一道流程：按照一本书的版权费、印制费，包括人力投入，计算出这本书的销量底线，编辑要根据这些数据判断是否有盈利的可能，“确定能盈利，才能上会。”

作为同时具有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商品，图书有着独特而复杂的特质。它不仅是承载知识的媒介，更是一种文化产品，具备了超越其物质形态的精神价值。

但一本书在市场中的表现，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内容本身，而是受到包装、宣传、品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此外，图书还具有高度的主观性——一本书在某个人心中无比珍贵，却可能在他人眼中毫无吸引力。作为商品，图书既要符合市场需求，又必须保留其文化使命，这种平衡往往是编辑最为头疼的挑战之一。

今年6月，汪淼去日本拜访了一家书店。书店老板曾经也是一位编辑，挖掘了很多出色的绘本作家。

聊天过程中，汪淼流露出对市场的担忧。对方听了十分惊讶，“可是我觉得编辑不应该去考虑销售上的事情，它会影响你的编辑眼光。”

这句话瞬间让汪淼羞愧到了极点，“天呐，完了，我把我们出版行业的遮羞布给揭开了。”

她从心底认同那位书店老板的观点。但认同是一回事，工作似乎又是另一回事。

“我一直觉得编辑不应该以做一本畅销书为导向，应该朝着做出好内容努力。但是为了把工作做好，为了不被开除，我也慢慢地学会怎么样去加入一点市场的眼光。”汪淼宽慰自己，这是一种“变成熟”的表现，但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依然让她感到不安。

最近一次报选题时，她陷入了自我怀疑。她无法分辨，自己的判断究竟是基于书的内容还是它的市场前景。一番犹豫后，她还是提交了这份选题表，“毕竟书卖得好，对公司和自己都有好处。”

这几年，公司一直在裁员、精简队伍。“我不知道，如果我到35岁被裁员了，找不到新工作，下半辈子要怎么过。”想到这些，汪淼难免焦虑。

林羽佳最近的状态同样紧张。上个月，她手头的一本书刚刚上市，另一本也即将下厂，每天忙到晚上七八点才下班。和汪淼一样，她经常主动加班——联系合适的博主荐书，安排文化类的播客与作者对谈。

这样的付出并不一定能换回对等回报。她观察到，那些“卖得好”的书，大多“薄而小、金句多”。

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林羽佳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进公司的第一年，她就引进了一部“大部头”作品，“做出来有八九百页”。“这么厚的书，除非是世界名著，否则真的很难卖。”林羽佳清楚，放到今天，她不会再做同样的选择。

她心里始终有两个声音在搏斗。“我认为的出版，不是一直要做刺激大众情绪的书，我觉得出版是让大家思考的一个事情，要引进新的东西，推翻我们已有的偏见，或者看到新的边界。我还是不死心，我想做我认为好的书。但是事实上，按照市场反馈，书一直卖不好，我会感到，头顶总有一团乌云压着我。”

郑越已经意识到，一本书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编辑手中。畅销有赖于很多因素，比如编辑的眼光、出版社的定位、营销的策略、市场的行情等等，“个人的力量在其中微不足道。”

她不再追求做出畅销书。“现在我们都不追求《哈利·波特》那种级别的畅销。能让业内看到这本书就很不错了，说明你的营销已经有一定力度了。我今年其实有两本书业内也看到了，某种程度上，我也把这当做一种进步吧。”

她也不再把意义感寄托在图书编辑这份工作上，“工作就是工作，对我来说谈不上赚钱，只是谋生。”就像一首歌的歌名，“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她正在学着坦然面对那个现实——自己亲手做出来的图书或许终将化作一缸纸浆，“如果五本书里有一本能让自己满意，我已经很满足了。”

（本文所涉采访对象皆为化名。为不暴露隐私，文中隐去了书名、出版社等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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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子死了。

累死在了车上。

没有人知道他是具体什么时候死的，也许是午夜死的，也许是更早的上半夜，没人搞得清。

只是后来听说，有人看到他拉了最后一个客人后，就坐在了车上休息。第二天一大早，有同行车夫看他还坐在车上，就摇了一下他，才发现他醒不过来了。

祥子死时，还保持着等待接单的样子。

祥子死后，警察对外公布，说已排除刑事案件可能。其实，不用说，也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同行们都知道，祥子是累死的。

祥子已经不是年轻时的那个祥子了，年轻那会，祥子人高马大，是那么结实硬棒，甚至能头朝下倒立半天。可岁月赶着他，像赶着一头牛，来到了走路带喘的50岁。

可是，祥子勤快，肯干，虽然现在身体大不如前，可拼劲没丢。他不怕吃苦，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恶习，他相信仗着他那双不停奔跑的双脚，跑出个名堂，绝不是梦。

刚拉车那会，祥子拉了两天，脚脖子肿得就像两条瓠子是的，拉了那么多年，他早把腿溜出来了。他腿长步大，腰里非常的稳，别看跑得快，说停就停，大脚在地上轻蹭两蹭，就站住了。

不仅如此，祥子在这一片混了二三十年，哪条路红绿灯少，哪里有近道可抄，哪里逆行没有警察，他都门儿清。拉起车来，自然比别人顺溜。

因此，就凭这底子，在拉车行里，年过半百的祥子，仍然是出了名的“快而没有危险”的“车王”。

他每天能挣五六百元左右，下雨天能赚到七百多。祥子是在烈日和暴雨下历练过的，自从那年一场大雨给激病了后，祥子似乎是免疫了。他倒是盼着老天爷多赏点雨，他也能多挣点钱。

拉车挣的那点钱，除了用于老婆孩子的花销，祥子想用来买一辆汽车，他拉车的时候在街上见过。一次能拉四个人，不费腿脚，还有空调，一年四季不怕风吹日晒，每次祥子看到都羡慕不已。

更重要的是，自己有汽车，挣得多。在车行拉包月，还得交“车份”，他挣的每一分钱，都像是他自己的孩子，给别人，他心疼。

有了自己的汽车就不一样了，不但挣的全是自己的，而且还不累，祥子老了，还能跑几年呢？车行又没给他交保险，老了还得靠老家那点养老金过活，可一个月100多块钱，又够干啥的呢？

他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打算。

所以，祥子拉起车来分外拼命。有时候拉车拉到凌晨3点多，可早上6点又起来接着拉，经常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困了就在车上睡一会。

其实，祥子省起钱来，也一样拼命。他不吃烟，不喝酒，不赌钱，没有任何嗜好。渴了，每一口井都成了他的救星，赶不上新汲的井水，就跟驴马同在水槽里灌一大气；饿了，就在路边的小摊上来一份炒粉或汤面，往往还挑最便宜的，奢侈一把，顶多也就再加个蛋。

为了省钱，在不那么冷的时候，他就把短租房退掉，睡大街睡桥洞，反正车上能睡人，能省一块是一块。

谁知道就这样，祥子最后死在了人来人往的街边。

夜幕深沉，几条警戒线宣告了祥子的死去，几个同行从旁边路过，瞥了一眼便匆匆继续拉车，他们来不及哀悼。就是走着走着，一头栽到地上，永不起来的车夫，他们也不是没见过，甚至他们也可能变成其中一个，实在哀伤不过来。

祥子死后，成为了附近车夫的话题中心。在他们的印象里，祥子像是个永远闲不下来的陀螺，见面也只是匆匆打个照面，都说不上几句话。他像个陌生人，经常能看到，可对他却一无所知。

有人说，祥子之前的老婆生孩子死了，后来又娶了一个女人，还有个孩子，但孩子又得了病，所以他才那么拼命。

有人说，祥子就快攒够买汽车的钱了，要是别那么拼，早晚会攒够的，可惜了。

有人说，祥子年轻时候意外得到过三条骆驼，人称“骆驼祥子”，可等祥子年纪大了，拉车拉得驼背后，就不准别人再叫他“骆驼祥子”了，人们都“祥子”“祥子”叫着，没有人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祥子死了，被人谈论了几天，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The End—

9月3日是开学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不到，佛山中学校门口已经聚集了一些早到的六年级学生。规定的到校时间是八点，在此之前，学生在校外等候。

悲剧很快发生。山东东平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9月3日7点27分，一公交公司接送学生的车辆行至东平县须昌路丁字路口时，失控造成路边家长和学生11人死亡（其中家长6人、学生5人）、1人危重、12人生命体征平稳。

佛山中学毕业生刘苒说，她从网络视频里认出来，肇事车辆是学校学生搭乘的定制公交车。不少学生来自附近乡镇，公交车沿途接送学生上下学。

定制公交与通常意义的校车不同。一位在北京从事小车定制服务的业内人士向澎湃新闻介绍，校车服务对车辆和驾驶员都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比如校车驾驶员必须取得校车驾驶资格并具备三年以上驾龄，但目前没有针对校园定制公交驾驶员的统一行业标准。

“入校时间”

事发地佛山中学因县城北面的白佛山得名。9月2日，佛山中学的微信公号上曾发布开学季的迎新文章说道，为确保孩子们能够有序入学，学校制定了完善的工作方案，多部门联动，携手为同学们做好开学前的详尽准备。

9月2日，东平县佛山中学微信公号发布的图片。

佛山中学位于佛山街和须昌路交汇处。刘苒说，学校正对着一个丁字路口，大门在路口交汇处，学生行走的通道和马路之间有绿化带区隔开。

刘苒的弟弟是佛山中学的六年级新生。弟弟告诉她，9月3日早上七点半左右高年级的学生正在排队入校，他已经抵达校门口，正走到前面看分班情况，突然听到身后“嘭”的一声。刚开始他以为是附近炸山采矿的声响，回头一看，才知道是发生了车祸。后来，他才知道班里有两个同学在事故中受伤。

东平县另一所中学的一名学生范峻杰向澎湃新闻转述了母亲的回忆。9月3日早上，他妈妈骑电动车送他到学校后，回家途经佛山中学校门口，看到车子突然冲入人群。那时没到8点，很多学生和家长站在校门口等着开门。后来很多人围上去，很快来了救护车和警察。

东平县电影院献血点工作人员接受极目新闻采访时称，车祸发生后，很多市民自发前往献血点献血，有两台献血车在工作。

范峻杰说，他在东平县就读的中学是7点以后才开校门。学校因为这次事故改变了一直以来的校规，“本来不能早到，现在真早到了就进教室，学校提前半小时开门，就怕留在外面出事。”

许婷雨在东平县城的实验中学上学，她介绍，她所在的中学是早上7点开门，学生们通常6点50时到校门口，“到早了不行，到晚了也不行"。

2021年4月2日，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从保证学生充足睡眠需要出发，结合实际情况合理确定中小学作息时间。小学上午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8:20，中学一般不早于8:00。

一些省份的学校在这之后提出“拒绝早到校、安全上放学”。

刘苒分析，佛山中学门口出事的应该主要是小学生和六年级新生，因为他们是8点才入校，初一到初三的学生7点多就进校了。

杨彬是泰安人，他朋友的孩子在佛山中学读初二。据他所知，东平县一些学校设有“值路队”:上学期间，学生、家长轮流在校门口站队维持秩序，保护学生安全。也就是说，如果有提前到校的学生就在门口排队等待入校，由值路队维持秩序。

澎湃新闻记者搜索发现，2023年，一名学长家长曾在社交平台发布佛山中学“值路队”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校门外，学生列队进入校园。

定制校车谁来规范

据现场视频、图片显示，涉事车辆是一辆巴士，车身印有“东平县东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核载52人”的字样。

刘苒回忆，她上学时，这种校车可以直接开到学生家小区门口。她说，定制公交一般是学校跟公交公司预订。也有当地的学生表示，这类定制公交可以由不便接送的家长自行联系。

一位在北京从事小车定制服务的业内人士向澎湃新闻介绍，校车服务对车辆和驾驶员都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比如校车驾驶员必须取得校车驾驶资格并具有三年以上驾龄，但目前没有针对校园定制公交驾驶员的行业标准。

2012年国家颁布的《专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中，专用校车是专门用于运送幼儿或学生的小车，并细分为幼儿专用校车、小学生专用校车和中学生专用校车；另外根据《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等规定，校车驾驶员需要经过专门的岗前培训，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不得驾驶校车。除了车辆运营机构，学校也对校车有专门的管理责任，禁止使用未取得校车标牌的车辆提供服务。

澎湃新闻记者了解到，东平县只有两家公交公司，一家是2003年4月成立的泰安市交运集团东平分公司，另一家是2012年3月成立的东原公交公司。截至2023年的统计，前一家公司员工有127人，后一家仅有37人。

东原公交的公众号介绍称，“公司近年优先发展定制公交业务，开通县城及城乡学生定制公交线路多条，大大缓解了接送学生时道路交通拥堵问题，确保学生安全到校。同时推广各企事业单位的通勤班车定制公交业务，常年对外承接家庭喜宴，家事包车等各种定制公交业务。”

一名泰安交运集团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定制公交的业务相当于自己打电话租车，现在公交公司都有这个业务。比如用于学校学生集体出行，或用于公司员工上下班通勤。

他称，当地定制客运服务已经有几条可供选择的线路，跨越城区和乡镇，规划好了站点，通常市内单人单程至少需15块钱。如果要自行制定线路包车，费用一般在400块钱以上；他们公司的司机都是统一培训的公交司机，几条定制线路的公交也都是用交运公司的车。

天眼查App显示，东平县东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校车运营服务、城市公共交通等，由山东泰安世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泰安世园农业曾用名山东东平交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9月。从股权关系图可以看到，公司虽然名为农业公司，其旗下相关公司业务均与交通运输相关，还包括两家驾驶员培训机构。

股权关系图 天眼查

从2016年至今，该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被起诉5次。今年3月，该公司经营范围新增校车运营服务。

截至发稿前，记者未能联系上东原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应司机资质等问题。

前述泰安交运的工作人员同时提到，如果是学校来向他们公司定制校车，通常是用12座或者15座的黄色校车，车上还需配备一个巡车员，巡车员也是交运集团的员工。

事发之后，环卫工人用洒水车清洗地面，出事的公交车被拖车拖走。截至目前，肇事驾驶员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杨彬、刘苒、许婷雨、范峻杰为化名）

编者按：孟晓苏，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秘书，后担任国家进出口检验局副局长、中房集团董事长和幸福人寿董事长等职务。现任汇力基金董事长、中房集团理事长、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中华文化促进会孟子文化委员会主任。

出品｜凤凰网财经《封面》

9月2-4日，“新机遇·新活力——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4”将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本次论坛由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联合主办。在论坛开幕前夕，凤凰网财经《封面》对话原国家房改课题组组长、原中房集团董事长孟晓苏。

在探讨地方政府税收新来源时，孟晓苏认为，对小产权房征税不仅能为地方政府带来巨额税收，还能解决小产权房的合法化问题。

孟晓苏指出，小产权房的数量庞大，总面积约80亿平方米。可以按照补交土地出让金的方式对小产权房征税，并且税率可以设定得比未来大产权房的税率要高。

“如果按照2%和3%的国际标准税率，平均2.5%来征年税，那这个房产价值是80万亿，一年能收2万亿的税，而且都是地税。 ”孟晓苏说，“而且这些小产权房的居民他还愿意缴，为什么？他按年分担吧他缴的起，再一个一缴他就合法了，一合法的话成倍增值了。

以下为凤凰网财经《封面》对话孟晓苏节选：

孟晓苏：那么如果从这（小产权房）征（税），数量可不小，80亿平方米。这个税当然是按照补交土地出让金的方式。你给它税定高一点，要比未来大产权房征税要高得多。如果按照2%和3%的国际标准税率，平均2.5%来征年税，那这个房产价值是80万亿，一年能收2万亿的税，而且都是地税。

而且这些小产权房的居民他还愿意缴，为什么？他按年分担吧他缴的起，再一个一缴他就合法了，一合法的话成倍增值了。连缴10年或15年，这十年正是财政困难的十年，我们与其把经济马上能够恢复，想得长远一点，我们给地方政府找个十年税收。我们刚才讲了保障房建设能提供10年每年1万亿，从小产权房起征房产税，每年能收2万亿。

昂贵的房租、漫长的通勤，让许多在北京这样大城市里的打工者，冒出过以办公室为家的念头。社交网站上，不时见到这样的问题：不想租房，办公室里能住么？大多数人对此保持怀疑态度，也有短期居住过的人现身说法，“工作和生活没有了分界，生活没有了空间”。

尽管如此，依然有人选择偷偷在办公室里居住。住在办公室，意味着全部家当必须装得进一个行李箱，意味着一种舍弃下班后私人空间的生活，也意味着更少的成本和通勤时间。

这样的生活，有人断断续续体验过，有人坚持过两年，有人还在继续。

文 | 李渔
编辑 | 张轻松
运营 | 泡芙

“在哪儿还不是睡个觉”

晚上十点，南城灯光渐渐黯淡，老刘准备就寝，先将充气床垫在地板上展开放平，等到气一打满，铺上了床单，码好枕头。前后五分钟的时间，娴熟地处理好了一切，他来到门口，按下墙壁上的开关，再摸黑回到两排办公桌夹成的空地上，悄然躺好，鼻尖刚好与椅脚齐平。

老刘住在办公室已经快一年了。他在北京工作，但没有租房。

全部家当是一个20寸行李箱，一个背包，和一张床垫。床垫日常塞在办公桌底下的纸箱里。行李箱和背包是他“移动”的家，销售人常年出差，办公室放行李箱大家也见怪不怪。里面塞得下几件衣服、常用药物、电脑、酒店里拿的一次性用品，甚至还能装下两本书。

老刘的床铺。图 / 受访者供图

入夜后的办公室，键盘声响消失了，工作上的讨论与争执也变得无影无踪，一百多平方米的房间变得如同喧嚣落幕后的戏台子，只剩下风扇发出低沉的呜咽。办公大楼的中央空调每晚下班时间准时关闭，北京今年格外闷热，老刘就指望着这台风扇能够带来阵阵凉风。

他知道在这个时间，同事一定不会再出现，于是干脆脱去了上衣，又脱掉了裤子，仰面对着天花板。不过就算如此，皮肤还是很快变得黏黏哒哒，最后他不得不起了身，拧开卫生间的笼头，毛巾沾上凉水，在周身上下一通擦拭，再次躺下，阖上眼，双手抱于胸前，努力入睡。

这是老刘住在公司的第五十天。他是一家传统行业公司里的销售，在过去的十一个月里，只要不出差，他就将办公室当成自己在北京的居所。

在他自己看来，这个举动很寻常。毕竟，在这座城市里，一千多万人正日日为了生计奔波，人们就像觅食的蚂蚁，白天聚作一团，等到夜幕降临后，四散到城市的角角落落。有房的人可以归家，而无家的人和无根的浮萍没什么两样，在哪里，都只是短暂地找个地方度过黑夜。

从这个角度来看，住在办公室和住在其他地方，其实没什么差别。老刘每天十点后入睡，早上七点，天一亮，便按时起床。当大多数人争分夺秒追上地铁，奋力在车厢里挤出一个能够站立的空间时，他忙着一边整理衣物，收拾床铺，一边打开窗户，让新鲜的空气灌满空间。

同事们几点工作，他也几点工作。同事们几点下班，他也几点下班。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从来不会迟到，而且一直是公司里最早出现的员工。

他将自己住办公室的经验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后，引来了许多人的热议。大多数人好奇“办公室要怎么才能住人？”“怎么洗澡？”也有人对住在办公室的行为无法认同，直言“窒息”。

在加班晚归，或者早起通勤感到痛苦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吐槽过“还不如住办公室得了”。一些北漂刚来北京、收入捉襟见肘，能租到的房子也说不上能提供多少尊严，但真的选择住在办公室，还是件令人难以接受的事。

一来，办公楼属于商用大楼，原则上不允许住人，住在办公室“偷感”很重，被发现后还可能被同事“嫌弃”。另一方面，更多人认为，住在办公室完全混淆了工作和生活的边界，不可接受。还有人担忧，公司万一丢了东西，可说不清楚。

但真的住了，“也就是睡个觉而已，在哪儿还不是睡个觉”。从2017年到2019年，王森曾在办公室里连续住了两年。回首那段时光，他直言“想一想，也有点儿辛酸”，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一旦住习惯了，其实就跟租房没多少区别。

小六曾从2022年夏天开始陆陆续续住办公室，入冬后，更是直接“定居”了半年。夏天的烦恼是蚊子多，有一个晚上，一觉醒来，她赫然发现手臂上被咬了十几个包，密密麻麻的红点，她成了“自助餐”。冬天一入夜，她便把自己蜷缩在睡袋当中。虽然这样可以御寒，但也有新的苦恼，睡袋毕竟是一个口袋，束缚着身体，犹如被困在了一个茧里面，没法自由伸展和翻身，小六睡得很不踏实。

她始终不敢让同事知道自己住在办公室。每天一早六点，她就要早早起床，将瑜伽垫和睡袋小心翼翼卷好，藏在摄影器材旁边，然后一溜烟儿跑到食堂，一直磨蹭到单位有人出现。等到下班时，别人离开，她也离开，在楼内的休息区里藏到晚上九点之后再回办公室。

身为本地人，住在办公室，肯定是没有住在家里舒服的，可与此同时，每天不用花费大量时间往返于家和公司，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么一比较，舒不舒服这点事儿，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她更愿意将住在办公室看做一场“生存实验”，“等过了很多年，再想一想这段经历，一定会十分的有意思”。

“你可以住在公司啊”

在北京工作，住宿是一笔昂贵的开销。

安居客上的数据显示，虽然这两年房屋租金略有降低，但北京一居室的平均租金价格仍旧维持在3800元上下。而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信息，2023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1761元，租到一个平均水平的一居室，需要花掉收入的三分之一。对于低于这个薪资的人群来说，房租更是一个沉重负担。

每一个住在办公室的人会反复提到一个词：时间。根据《2023北京通勤特征年度报告》，北京通勤的平均时长在51分钟，位列全国前茅。长时间的通勤，是对体力的考验，也是精神上的损耗。

人们选择住在办公室，最重要的目的，便是为了省下房租或时间。

2022年夏天，因为家中房屋准备装修后出租，小六举家搬到了六环外的昌平乡下。从住的地方到单位，需要先步行半个小时去公交站，再搭乘公交车来到城区，最后还要在地铁里耗费半个小时。一趟两个小时，每一次上班都如同逃命一样匆匆忙忙。

在公司附近租房当然可以省去许多烦恼，但房租实在昂贵，哪怕与人合租，一个月也要两千多块，而自己到手的工资才不到六千元。尤其她从事的行业，出差是常态，这意味着每个月一半时间里，出租屋都要空置。细细一算账，她马上便意识到：这不等于自己花了双倍的价格来租房吗？

她坚持在城区和郊区之间往返了一阵子，但很快便遇上了一个新问题——公司加班是常态，回去的末班车是晚上八点，哪怕紧赶慢赶，自己依然常常错过。赶不上车时，只能打车，车费就要一百多块，“简直就是在贷款上班”，她觉得十分荒唐。

渐渐地，在办公室凑合一宿的念头冒了出来。第一个晚上，小六全无准备，不知道要睡在哪里，只能坐在工位上，推开键盘和文件，朝着桌面一趴，跟鸵鸟一样，把头埋于双臂之间。这样的姿势很难让人睡得踏实，几次入睡，又几次醒来，一夜处在半梦半醒之间，脑袋昏昏沉沉。不过一想到自己省下的金钱，她又觉得心中格外欣喜。

后来，她开始时断时续以办公室为住所，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到十月底。入冬后，北京昼短夜长，下了公交车后，眼前的那段路上不光没有路灯，连人影也罕见。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人走在黑夜当中，这样的氛围让她十分不安，“就怕突然来个人，把我给噶了，扔河沟里面”。

小六下班的夜路。图 / 受访者供图

于是她干脆就不回家了，买来了一个瑜伽垫和睡袋，开始在办公室常住。

王森也是被房租一步步逼到办公室的。2017年，因为在老家天津找不到合适工作，他来到北京，进入了一家国企。起初和单位里许多北漂一样，为了省钱养家，他和其他同事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房间，两个大男人同挤一张床，一同分担房租。每月一千多元的花费，对于彼时只有七千月薪的他来说，是承受的上限。

但这样的日子只维持了半年，同事辞职离开北京，他再难找到其他人一起合租，不得不搬到郊区顺义，上班一个半小时，下班一个半小时，挤在公交车和地铁上，像被抽干了空气的气球。

他不怕苦，“反正来北京就准备好了要吃苦”，可有些问题并不是吃苦就能解决的。有一次单位加班，直到十一点才结束，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他站在单位门口盯着荒凉的街头，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觉得自己成了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那一晚，他被迫在办公室里过夜。然而出乎意料，“住在办公室里的感觉还不错”，不用急着赶公交车，也不用怕上班迟到，一觉醒来，甚至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在食堂里吃一顿早餐，更何况，不用花一分钱。

犹如发现了新大陆，一刹那，王森就冒出了搬到办公室里的念头。那时恰逢有人离职，留下了一张免费的折叠床，他干脆捡了回来，开始安营扎寨。

和前两位不同，在进入公司之前，老刘就已经做好了打算，自己就要住在公司。

这个决定源自于过往的一段失败经历。2019年，他和朋友一起创业，拿出全部积蓄，加上借贷，在老家那座三线城市投资两百多万，开办了一家教培中心。这个举动虽然冒险，但彼时教培行业十分火爆，也不失为一个前景明亮的投资。然而疫情骤然来临，老刘苦苦维持了两年时间，终于血本无归，借来的钱要偿还，学生的钱也要退回去，他不愿意做“老赖”，不得不走上了打工还债的道路，“自己挖了坑，跳进去了，就自己再想办法爬出来吧”。

还债就像是在完成一套复杂的拼图，一步一步，全离不开算计。2021年底，老刘先在深圳跑了一阵子快递，只因为“对方能够提供三个月宿舍”；接下来，他找了一份销售工作，月薪6000元，驻地北京，那间两室一厅的房子，既是办公室，也被员工当宿舍使用，用不着为了住宿额外花钱，“也还行”；2022年9月，为了多赚些钱，他又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被派到了南京，虽然需要租房，但很快，他就寻觅到了一间房子，与四人合租，一个月租金只要800块；在南京做了三个月后，他开始负责起了华中地区的销售业务，日日出差，这回连800块的租金都省了。

然而，个人再如何努力算计，在大环境的碾压下，也是无能为力的。没做几个月，公司效益不好，团队面临裁撤，处于安稳生活中的人大可以选择顺势而为，老刘却不得不争分夺秒，为了接下来的生活好好筹谋。

他再次换了工作，来到北京。可不到三个月，公司高层变动，他莫名其妙遇上裁员，还被拖欠了两万元的报销款。如今提起这段经历，老刘依旧忿忿不满，“一些公司看似正规，其实处处在琢磨着怎么剥削员工”。

对亟需偿还巨债的人来说，赚钱不仅仅是维持生计的手段，也是重回正轨的希望。要回这笔报销款，花费了老刘两个月时间，也改变了他的许多观念，他觉得公司大小无所谓，重要的是“只要能拿到工资，能拿到绩效”。

另一方面，他对开销变得格外谨慎。他想起在南京租房时，一个同事对他说的话：“你可以住在公司啊。”放在当时，这只是一句调侃，但时过境迁，再一次想起来，老刘心中有了不同的念头。

9月份，他入职了新公司，需要经常出差，但也免不了要在北京逗留。入职那天晚上，他拿来了几张硬纸板，在地面上展开，拼出了一张“床”，悄悄度过了第一夜。

住办公室的智慧

办公室是公共场所，没有太多隐私可以容纳。选择住办公室，就必须选择一种极简的生活方式，私人物品没有太多空间放置，欲望也就被无限压缩。唯一重要的，只是如何睡得安稳。

睡过第一天后，老刘就发现了，只靠硬纸板没法长久。地面很凉，也很硬，早上醒来时腰酸背痛。于是第二天，他花了几十块，买来了一个充气床垫，如此将就了两个月，到了冬季，他从家里取来了一条毯子，放在身下，保暖又舒适。

老刘的床铺。图 / 受访者供图

洗衣服是一个问题，洗澡也是一个问题，但很容易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没有洗衣机，衣服就全靠手洗，夏天时挂在窗边一晚就能干；至于洗澡，则更加简单，干脆不洗，如果天气实在炎热，大不了在卫生间用凉水擦擦身体，也能消暑，反正过不了一两天，他又要出差。

一个月里，他曾经辗转于十六个省份。从4月底到8月初，更是三个多月里，七十几天在外奔波。其实，很难说是因为出差如此频繁，老刘才住在办公室，还是因为住在办公室里，老刘才出差如此频繁。他自己坦言：“如果和同事一样在北京有住所，说不定可以换一个安排方式。”

小六与老刘一样，能不洗澡就不洗澡，反正冬天也不怎么会出汗。衣服也用不着换得频繁，反正自己不怎么出门，也就不会太脏。到了周末，有时她回家，有时干脆就在附近找一间青旅，花钱住上一夜，睡得好坏无所谓，重要的是有洗衣机和淋浴。她也惊讶于自己年纪轻轻，居然能找到这些解决办法，“真的感觉就像在城市里探险一样，总有新的发现”。

但并不是谁都能像小六一样，在办公室足不出户，窝上一整个冬天。王森的公司虽然有暖气，可因为节能，温度并不高，他又实在不好意思再在办公室里放上一床棉被。出差是一个好办法，不过不能日日出差，一个月，最少也有半个月要在北京度过。不出差的日子里，他就像一个流浪的波西米亚人，四处搜寻过夜的地方。

好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离开，也留下了许多还未到期的出租屋。只要支付一点费用，就能短暂地在这些房屋内待上一段时日。正如有人拼车，有人拼团，王森“拼房”，他如同一只勤奋的蜜蜂，这里停留一下，那里停留一下。他住过通州，住过房山，最远的地方到了昌平农村，只花了六百块钱，就住了将近三个礼拜。他戏言：“不要说外地人了，就算很多本地人，也未必解锁过这么多的地方。”

相较而言，他还是喜欢夏天一些，只是夏天也有烦恼。他常常出汗，虽然换洗衣服可以等周末回到天津解决，但无法洗澡总归是个大问题。他不敢在公司的卫生间里大张旗鼓地洗浴，“公司那么多人，万一被加班的人看到，不合适”。但连续一个礼拜，仅靠毛巾简单擦拭，显然不能遮盖住身上的异味，“没办法，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臭，感觉同事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不敢停下脚步

王森的同事都知道他住在办公室，他也从未刻意隐瞒过。他想，反正大家收入都不高，谁不是想办法在北京生存下去呢。

办公室里一共四个人，全是北漂，各自有各自的辛苦——有人房产在燕郊，每天光上下班就要三四个小时；也有人在北京买了房，只有五十平方米，塞进了一家五口人，自己只能睡客厅；领导固然收入高一些，却同样负担不起租房的费用，只能在附近租一间地下室，四面无窗，不知日夜。用王森的话说，“大家就谁也别嫌弃谁了。”

小六则很怕被同事发现，她说办公室内斗严重，被发现了，“不知道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但饶是谨慎，也有被撞见的时候。有几次周末，她正在办公室里看剧，突然之间有同事跑来加班。她便也只好装出一副努力工作的样子，在工位上认真地面对着电脑，“感觉是在被迫营业”。

老刘住办公室的事，则更像一个“公开的秘密”。刚入职时，他谎称借住在朋友家里，也和小六一样，每天若无其事装作下班，等估摸着所有人已经离开，再独自悄悄溜回。

直到一天晚上出差归来，他正要入睡，突然遇上同事来公司加班，一时四目相视，场面极度尴尬。他只好编了个理由搪塞，无非时间太晚，不想去打扰朋友云云。听上去颇为合理，同事好似也并未质疑，只是后来，老刘发现，似乎连领导也对这件事心知肚明。

那次他和老板一起出差，本以为会在外地过夜，未曾想老板径直开车回到了北京。午夜时分，望着静默的街道，老刘心中不断盘算着要在哪里下车，才既可以回到办公室，又不被老板发现。谁知道还未说话，率先开口的却是老板，“一会儿我就先把你送回到公司吧？”

老刘觉得，老板应该是发现了的。不过从那以后，彼此之间，谁也没有去详细提及这个问题。老板不问，他自然也不会说，双方就这样保持着微妙的默契。

在同事之间，他在办公室过夜的事情渐渐也不再是秘密。同事偶尔会询问他在办公室里住得好不好，好心地提醒要注意身体。等入冬时，有人担心天气冷，特意告诉他单位有个“小太阳”，记得要打开。

住在办公室，省下通勤时间后，这些住办公室的人，也没有“闲着”，而是像这个城市的很多人一样，尽可能将多出的时间转化成“生产力”。

老刘开始尝试在小红书上做直播，聊一聊自己以办公室为家的生活。尽管还没有带来什么物质上的收益，但每天跟陌生人谈一谈天，暂时从债务的压力下抽离而出，不失为一种放松。

小六不愿意无所事事。她曾经在补习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于是操起老本行，开始利用下班后的空闲，给学生做线上家教。楼道尽头凹进去一块小隔间，摆了一张闲置的办公桌，她安静地坐在那里，支起平板电脑，对着屏幕细细讲解立体几何和抛物线。被同事问起，便说自己堂弟正在准备高考。

一堂课两个小时，收费三百块，每个月可以获得将近两千元的收入，对只有几千元工资的她来说足够惊喜。她格外享受这种足不出户，就能搞定一切的生活状态，唯一让人有些忧心的是，因为懒得出门，体重直线飙升，“几个月里，足足长了几十斤”。

两年间，王森的精力全花在了学习上。同事一离开，四下安静无声，办公室就变成了一间天然的自习室。他坐在电脑前，日复一日地啃着书本，换来四本证书。因为公司政策，这些证书每个月可以给他带来额外一千多元的收入。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些证书，让他后来找到了另一份工作。

新工作还是在北京，月薪一万多块，重要的是提供宿舍。居住不再是难题，他把折叠床送给了别人，从此结束了办公室的寄居生涯。对于人生，这称得上一次巨大飞跃，但偶尔他也会怀念在办公室里居住的经历。他感恩同事的包容，也庆幸正是那些拮据的日子，让自己没有办法蹉跎岁月，“在那种条件下，不敢停下脚步”。

在办公室住了四个月后，因为父亲生病，小六不得不辞职去照顾家人。等2024年再次回归工作时，城中的家早已装修完毕，她也像许多本地人一样，开始了家与单位两点一线的日子。回首住在办公室里的那些天，她的心态十分矛盾，一方面感叹当时自己真能吃苦，“天天睡眠不足，感觉人都变傻了”；另一方面，她又觉得在这座昂贵的城市里，自己的做法很理智，那点儿苦也没什么，“就像走夜路，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幽暗得让人害怕。可当你一直向前走，走到灯下，就发现幽暗的地方也很寻常”。

她至今无法理解，当时一个同事在单位附近与人同租，“一个月里半个月在出差，却要花一半的工资来租房。工作是为了赚钱，却为了工作花钱，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么？”

结束办公室居住的人，都打开了新的生活篇章。而还在住办公室的人，还要继续为了下一步的生活而奋斗。老刘还不知道要住到什么时候，总之，“先做着”。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依旧是还清债务，每个月一万二的工资一到手，便被他悉数转走，去填充创业留下的黑洞，手上只剩下一些周转资金，用来应付出差和日常开支。

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他十分“知足”。在北京安家或许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但享受当下，有时候并不需要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家”。他喜欢逛博物馆，也喜欢看演出，就算拮据，也会省出一两百块钱来，去看一场不知名的话剧表演。

但当人们有更多选择时，谁又愿意住在办公室？宋晨是陕西人，因为工作关系，被借调到北京四个月。他原本打算住在远郊区的亲戚家，“可北京实在太大了”，每天五个小时的路途“堪比成吉思汗西征”。在坚持两个多月后，他无奈地搬进了办公室。

这也改变了他原本希望可以留在北京的初衷，“没有房子，幸福感太低，就算收入高，这么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在办公室断断续续住了两个月后，他已经决定回老家了。北漂，已经不是他的选项了。

（讲述者均为化名）

CDT编者按：该文发布于2024年5月5日，目前文章已遭到删除。确山县是河南省驻马店市下辖的一个县。

在广袤的农村土地上，担任村支书这一重要职位，需要的不仅仅是能力和才干，更多的是对于农村实际的深刻理解和对于村民利益的深切关怀，如果想要竞选村支书，想要在农村换届选举中脱颖而出，成为村支书一定要具备这几大条件。

首先，家族背景和影响力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一个有着深厚家族底蕴的村支书，往往能够得到更多村民的信任和支持，这不仅是因为家族的声望和地位，更是因为家族成员的众多，能够在村里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村支书在推行政策和决策时的重要依靠。

其次，经济基础是竞选村支书的重要保障，在农村，经济实力往往能够决定一个人的话语权，有钱才能有底气去竞选，也才能在竞选中有所作为，而竞选前的准备工作，也需要有经济能力，解决好自己家庭温饱，才能更好的为村民服务，不然自己的温饱都没解决，是没有心思去带着大家致富的，所以自己的经济基础也很重要。

再次，村支书需要具备坚定的决心和果敢的行动力，在农村，村支书需要面对的是各种复杂的问题和挑战，这需要村支书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去面对和解决，同时村支书还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心思，这样才能在农村的大环境中找到发展的机会，为村民创造更多的财富。

最后，村支书需要有思想和头脑，他需要能够看到农村发展的机会，找到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商机，他需要有一定的远见和洞察力，这样才能在农村的发展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带领村民走上共同致富的道路

总的来说，想要在农村中担任村支书，需要的不仅仅是能力和才干，更多的是对于农村实际的深刻理解和对于村民利益的深切关怀，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村的大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村民信任和依赖的村支书。

图片由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备份：

CDT编者按：目前原帖已经被删除。发布该帖的微博账号非常道guo目前处于禁言状态。

俄乌战争已经打了900多天，在宋忠平、司马南、李莉等专家的评论循循善诱、潜移默化下，我明白了以下几个道理：
1：当年日本武装攻占中国，不是“侵略”是“去军事化”；
2：历史上俄罗斯侵占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不是沒有道理的，人家需要一个战略缓冲地带"；
3：当年中国军民奋起抗日是不应该的，白死了不少人！正确的做法是把东北、华北乃至半壁河山让给日本，然后坐下来进行“对话”和平解决爭端；
4.我今天才明白，中日战争中，美国不应该建立驼峰航线给中国军民运送武器弹药，不应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是在拱火。

谨以此片向《四月之声》致敬。本项目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2024年8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4.7.30—2024.8.29）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八月之声（2024）》。

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在形式上，该片模仿了2022年4月22日发布、随即风行全网并遭到审查的抗议上海封城的短片《四月之声》。

我们谨以此片向这部匿名作品致敬。本项目也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致谢：感谢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YesterdayBigcat 对中国相关事件素材的收集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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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4年8月29日凌晨，揭露山西盗窃倒卖尸体案的易胜华律师突然在微博发帖子，称其同事被太原警方约去协助调查后，截至8月29日凌晨一点半还没出来，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之后，他表示，“这位同事跟那件事情毫无关联”，还称自己已经做好了结束律师职业生涯的准备。

不久之后，易胜华律师发布的微博就不可见。其微博最新的一条内容发布时间显示为8月27日。

相关阅读：山西倒卖尸体案

一大早，就看到朋友圈有人转下面这张图：

成立“砸锅卖铁”工作专班，这是要干什么？

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先要证实上述截图的真实性。

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到文件的影子。所以，这份文件的真假，尚有待证实。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原来“砸锅卖铁”这四个字，早就出现在很多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或者文件中了。

比如内蒙古卓资县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谈到化解风险的时候，有如下文字：

“砸锅卖铁”**化解债务13.37亿元，实现“退橙”降级。盘活资金1489.6万元，大起底收回资金650万元，优先用于债务化解和重大项目支出。**

宁夏永宁县，也在今年7月25日印发了“永宁县安置房闲置房产处置方案”。

相关通知说：为深入贯彻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加快推进我县债务化解，砸锅卖铁、全力以赴、用尽全力、穷尽办法做好资产处置变现化解债务工作。

其目标是：全面盘活我县闲置房产，切实发挥资产效益，缓解财政运行压力，打好债务化解主动仗。

青海海东市也在“砸锅卖铁”，下面这个截图来自青海省发改委官网：

不要以为只有中西部、东北地区才“砸锅卖铁”，东部沿海地区也在搞：

比如，2024年5月11日泉州市泉港区召开第37次常务会议，研究泉港区“砸锅卖铁”处置资产化解债务风险方案、强化预算管理坚持过紧日子

由此可见，“砸锅卖铁”已经是当今各地政府广泛使用的词汇，主要用在“处置资产、化解地方债风险”上，具体含义是卖掉闲置资产，包括土地、房屋、低效率地方国企。

各地不约而同使用这么有冲击力的词汇，跟“上位文件”有关。

这份文件，就是2023年的“47号文”，全称是《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其中就有“砸锅卖铁全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要求。

该文件还明确了化债的12个重点省区市：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

文件要求：在地方债务风险降低至中低水平之前，严控新建政府投资项目，严格清理规范在建政府投资项目。

那么，这一波“砸锅卖铁”行动，将带来哪些影响？

第一，可以有效降低地方债风险，防止出更大的问题。

当前风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房地产，二是地方债，三是中小银行。这三个风险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其核心是房地产出现历史性拐点，土地财政萎缩。最近2年来，国家层面防范风险行动，主要是围绕上述三点进行。

截至2024年6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42.6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大约5万亿。但这仅仅是规范的地方债，地方为了稳增长还通过融资平台（地方国企）借了大量有息债务，规模当在75万亿以上。

广发固收的数据显示，城投债务率最高的省份是江苏，高达934%；其次是重庆、四川、浙江，分别达到了886%、817%、816%，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只有191%。

江苏、浙江、四川人口多、经济总量大，是稳增长的主力军，所以没有被列入12个重点化债省份，但中长远看，它们这样长期轰油门狂奔，也是很难维持的。

第二，在短期内造成资产价格下跌的压力。

各地“砸锅卖铁”处理的闲置资产，主要是土地、房屋，以及低效率国企的股权。方式是抵债，或者拍卖。最终都加大了市场供应量，让房价受压。

一线城市虽然没有化债任务，但最近2年政府优先急卖人才房、安居房、共有产权住房，也影响了商品住宅的销售，至少分流了需求，因为政府卖的房子价格更低。

第三，砸锅卖铁，预示着未来地区和地区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大分化。

以前，我们有人口红利，大中小城市都可以在城市化中获得增量人口。有了增量人口，大基建、地方债就有效益，可以搞下去。

现在人口红利结束了，人口总量下降了，大部分三四五线城市人口是滞涨甚至下降的，土地收入锐减，地方债压力加大。所以被迫砸锅卖铁，还被限制了上新的大基建项目。

12个重点化债的省市区中，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相对好办，它们大多有能力走出低迷期。普通中小城市就比较难了，化债将是一个长期任务，增量大基建项目越来越少，上了也没有效益。

最终必然导致中小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放慢，公交车、学校、幼儿园等公益项目减少、合并，大家生活越来越不方便，年轻人口加速流出。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全世界在城镇化后期都发生了类似现象，美国的铁锈地带就是这样产生的。

虽然未来转移支付力度会加大，但别人给的钱和自己挣的钱，不是一回事。中小城市获得增量转移支付的难度，也会加大。

未来，这些地方压缩行政编制，甚至合并行政区划以降低财政成本，是大概率的。

在西部一些省份，一个县里的职能局挂几个牌子，一共只有四五名工作人员，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了。

砸锅卖铁是痛苦的，但方向是正确的。

但它会带来紧缩效应，这也是应该注意的。在有增量人口、财政宽裕的地方增加大基建，以对冲这种紧缩，是当务之急。

这是一篇首发于5年多以前的文章，当时全国楼市仍然火热、很多人还在幻想三年五年再翻一倍，对于市场的警惕声音却少之又少。如今五年过去了，全国大多数城市房价不仅没有翻番，反而已经跌到了2016年的水平。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用数据和论据劝退读者买房，不是因为我看空中国，也不是因为我对这个市场有偏见，只是因为我不愿意看到无数人拿着“六个钱包”付出至少半生的代价冲进一个显而易见的陷阱中去….

假如在五年前，这则主题能够传播更广一些、假如那些满怀敌意和张口闭口就是立场和正能量的读者能够用理性去思考，那也许在今天面对降薪和裁员、面对各行各业的内卷、面对无法支撑的房贷和不断下跌的房价时，陷入绝境的人会少那么一点点吧。

由于当时发布原文的账号已无法使用，因此在这里重新发布。找回互联网的记忆，温故而知新。

分割线下方为当时的原文，首发于2019年8月初↓

上周的官方会议不仅再次提及“房住不炒”，还出现了一句我们不曾见过的话：“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经济刺激的手段”。

表达的意思大概是：即使经济有下行压力，也不会刺激楼市。

但是如果仔细想想，现在不刺激是因为不想刺激？还是因为没法刺激？我认为后者的权重更大，因为以目前的居民杠杆率、房价租售比、人口趋势、经济基本面来看，再刺激恐怕不会有效果，反而会大幅增加金融风险，不刺激的确是正确的选择。

经过过去十多年一波又一波的上涨，房子已经是中国人心中最重要的东西，它被赋予的意义早已远超居住本身，中国的房子已经是家庭财富、社会地位、婚姻、教育等各方面的核心要素了。

曾经的暴涨

实际上，中国房价不是平稳上升的，过去十多年的涨幅几乎都集中在一些特别的周期中，过去比较典型的房价暴涨年份有：

2007（各城市同比2006全线上涨50-100%），

2010（各城市同比2009年初几乎全部翻倍），

2013（一线城市同比2012年上涨50%），

2015至今（一二三四线城市先后翻倍或更多）。

2015年后的这一次，是历时最长的一次，房价基数最大的一次，居民杠杆加得最猛的一次，经济基本面完全相反的一次，人口老龄化门前的一次。结论是：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深圳1994年允许商品房预售以来新房成交均价走势图，从趋势来看，最近这一波是不是有些反常呢？

租金回报率极度不合理

评定一项资产价格是高是低，最重要手段是看估值，比如股票的市盈率、房产的租售比（或租金回报率）。

租金回报率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海外城市动辄4%，5%甚至6%以上的租金回报率几倍于中国热点城市，这些数据表示：相同总价的物业，海外部分热点城市的租金是国内的2-4倍，甚至更多。

全球热点城市租金回报率对比↑

要合理地评定一个地方房价的合理估值，租金回报率虽是重要参考却也不是唯一指标。租金回报率的高低受到当地按揭利率，租金成长性所影响，这两点是绝对的重点。利率越低，租金回报率往往越低，因为低的利率下，即使是低租金回报率也可以做到以租养贷，所以这种情况下比较低的租金回报率其实是合理的估值，以香港为例，2019年香港房贷利率2%出头，租金回报率3%出头，大量物业可以做到较低首付下的以租养贷；这说明尽管香港房价过高，但仍然比内地理性许多。

香港九龙区部分在售房源，1000万港币的住宅，月租金在2.5万左右

而城市租金的成长性越强，租金回报率往往越低，这也容易理解，就好像高速成长的科技股估值比稳定成熟的银行股要高是一个道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超低的租金回报率，（1）要么是因为按揭利率很低，（2）要么是因为这些低租金回报率的城市租金拥有很强的成长性。

另一方面，一个城市租金的成长性越强，租金回报率往往越低，这也容易理解，就好像高速成长的科技股估值比稳定成熟的银行股要高是一个道理。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超低的租金回报率，（1）要么是因为按揭利率很低，（2）要么是因为这些低租金回报率的城市租金拥有很强的成长性。

截至2019，中国按揭利率是4.9%，甚至各城市要不同程度地上浮，显然已不是低利率了，（1）可以排除；

那么（2）是否成立？我们需要看历史数据，根据中原地产的数据，2019年3月时，北上广深的租金指数分别为199、238、170、207，该数据的定基时间为2004年5月（数据采集方法参见图2），即2004年5月所在城市平均租金为100，由此可见一线城市今天的租金也只有2004年年中的2倍左右，十五年来的增幅可能和普通消费品物价差不多（房租本身也属于消费），（2）也被证伪。这两点要素都不存在了，超低的租金回报率是不合理的，也是难以持续的。

中原二手住宅租金指数（2004年5月=100）↑

中原二手住宅价格/租金指数编制方法↑

中国的租金回报率并非没有高过，在2009年初，广州和深圳的租金回报率在4%左右，北京上海在3%左右；如果我们看2004年的数据，广州和深圳的租金回报率甚至可以达到7%，而目前各城市租金回报率仅1.5%上下。

北上广深租金回报率走势2008-2018↑

部分热点城市租金回报率2004-2013↑

居民杠杆加到极限

2008年以来，居民杠杆率不断上升，消费增速不断下降，发展到最近的两年，终于出现“消费降级”的声音。

2008年后，居民杠杆率不断上升而消费增速不断下滑↑

近期还有一则数据出来，即当前各城市居民总负债和总存款的数据，两者相比得到“资金杠杆率”，目前杭州、厦门、深圳、珠海、广州、南京、合肥、苏州这八个城市“居民资金杠杆率”超过100%。

城市居民杠杆率排名↑

资金杠杆率超过100%的意思是：你的总负债超过了总存款。在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身上看，好像没有大问题，因为一个人在拥有100万存款的情况下有100万房贷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在某些炒客眼里甚至过于保守。

但如果一个城市的平均杠杆率都超过100%，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杠杆在居民之间的分布是相当不均匀的，这样说可能比较好理解：一个城市内绝大多数人是有存款的，但少部分是有负债的。因此，杠杆率的分母几乎是全体市民存款贡献的，但分子只来自少部分人的负债。所以，在100%以上资金杠杆率的城市中，对于有负债的人群来说实际债务肯定已经远远多于存款，如果考虑负债者群体中债务分布的不均衡，那么高负债者的压力就更大了。

虽然负债者或高负债者占全市居民的比例不高，但对于流通比例极小的资产来说，有个3%的换手就足够砸盘了，这就是为什么全国各个城市都在严格地限购、限售，看似调控，实则降低二手房市场的流通盘，以稳住价格。

我们看官方数据，2015年末房地产相关贷款余额总量为21.01万亿元，到了2019年中（仅仅三年半后），房地产相关贷款余额总量就已达到了41.91万亿，三年半翻倍。**而个人房贷余额（不包括其他流入房地产市场的装修贷车贷等消费贷、信用卡等）也从14.18万亿增长到27.96万亿，接近翻倍，相对应的：三年半以来，GDP远没有翻倍，居民收入远没有翻倍。**

2015年末房地产贷款数据↑

2019年二季度末房地产贷款数据↑

人口老龄化

人口是房地产绕不开的主题，日本房价二十年不振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重度老龄化。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对比日本1995年和中国2019年的人口结构时，会发现它们高度相似。

日本1995年与中国2019年人口结构↑

如果再看看中国刚刚加入WTO、房地产市场化基本完成时的2001年，我第一个想到的词是“蓄势待发”，那个时候有买房投资想法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日本1995年与中国2019年人口结构↑

再看适龄人口的登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两轮婴儿潮，第一轮为60年代-70年代初，他们成年并开始工作主要是在1990年代，中国经济自1990年代初以来的腾飞，不仅得益于政策的开放，更得益于这代人的人口红利，直到现在，60后和70初都还牢牢掌握着中国财富的顶端位置。

2015年以来的暴涨，也正好对应上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第二波婴儿潮，这批年轻人在2015-2017时，年龄在25-30岁，正好需要成家购房，加上这一时期信贷极为宽松，鼓励各种加杠杆，于是无论自住还是投资投机，需求集中释放。

但如果往后看，1995年后出生人口大幅下降，到2002年时，出生人口（1600万）只有1990年（2400万）的三分之二，新世纪后再无婴儿潮，2018年在开放二胎的背景下甚至出现了新生人口急速下跌的情况。

对应1995年后的出生人口大幅下降，1995 25 = 2020（就在明年），假设年轻人按顺序登场，那么明年开始后的十年（2020-2030），所谓的适龄“刚需”会连续下降十年，随后稳定十年，然后再度向下，即未来二十年再也找不到暴涨对应的需求了。而二十年后，中国的老龄化可能比今天的日本更加严重。

城市化放缓

对楼市而言，当前最大的积极因素在于中国的城市化还没有走完，仍有空间；但另一方面，城市化率的上升正在放缓。

再看一组数据：

1989-1999年：中国城市化率从26.21%增至30.89%，十年增加了4.68%；

1999-2009年：中国城市化率从30.89%增至46.59%，十年增加了15.7%；

2009-2018年：46.59%\~59.58%，九年增加了12.99%，对应十年是14.4%，少于1999-2009的幅度，即城市化已开始减速。

根据近年来城镇化数据，中国目前处于城镇化减速期综合上面的几个角度，可以明显看到最近这一波空前的房价暴涨对全国居民的居住需求、购买力、债务空间和未来现金流透支都非常严重。

还寄希望于在楼市买买买以实现一劳永逸的投资是完全不可能成功的。过去这一波轰轰烈烈的程度是2014年时没人能想到的，而未来很可能也是现在大多数人想不到的。

楼市风险很大，考虑到人口、经济周期、城市化等不可改变和不可逆因素，在我们有生之年，很可能再也无法看到一轮2015-2018“去库存时代”的疯狂了。

最近有两个词很流行，一个是住房养老金，一个是砸锅卖铁。这两个词在社会中都引起广泛的议论。

而引起议论的原因之一，就是作为一种政策语言，都非常的不规范化。假如，将来后人查询历史资料，发现历史上还有一个叫作砸锅卖铁专班的部门，会让他们笑话的。

其实，我知道，两项举措，面对的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也都表明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意图。但用了上述的表述，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比如住房养老金的问题。中国现在的住宅绝大部分都是过去20余年间集中建起来的，由于老化的原因，更由于建筑质量的原因，将来如何维修、如何保障居住的安全，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而砸锅卖铁，从有关文件看，要解决的则是通过资产处置变现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的沉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这里无需赘言。我想，所谓砸锅卖铁，表明的也是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吧。

这两件事情本身的内容与是非曲直，我们这里先放在一边，这里只说表述的方式。

住房养老金和砸锅卖铁，表面看，都是很生活化、很形象化、很生动、很接地气的语言。但仔细想一下，这样的语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规范化。在生活中，这样的语言一说就懂，但一变成政策语言，就往往就模糊不清，甚至引起误解。

什么叫住房养老金？谁给房子养老？难道我一个六七十岁的人要给十几年的房子养老吗？接着，一系列的疑问就出来了：这个政策有什么法律依据？钱谁来出？谁来用？怎么用？砸锅卖铁这个说法就可能引起更多的歧义。有人调侃说，锅为什么砸了卖，直接卖锅不是更值钱吗？

这里让我把话题稍微岔开一点。

最近与一位企业家的聊天。在聊天中，他几次使用了惊吓这个词。我知道他说的是不确定性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不断地讲。不确定性是现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策的多变与模糊。

最近有一个段子：两大首富轮流砸盘，都不想当首富。砸了一圈发现，首富还是他们俩，但是身价都缩水了不少。这就是所谓内卷。大家都知道这说的是拼多多和农夫山泉。8月26日，拼多多股价下跌28.51%，单日市值蒸发553.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946亿元，创IPO以来最大跌幅。8月28日消息，农夫山泉股价暴跌逾11%。

这两只股票的大幅下跌，很值得琢磨。尽管两大首富轮流砸盘的说法是一种调侃，但很明显的是，拼多多一天之内股票下跌将近30%，与管理层有意吹出的冷风有直接关系。农夫山泉股价的下跌，直接原因是营收首次出现大幅下降。但人们都知道，这个营收的下降，与前一段时间网络上对公司及创始人的大量舆论攻击和恶意诋毁，不无关系。

好像有点扯远了，与前面讨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说的是，不要以为语言是个小问题，一个社会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一个社会是什么样的氛围。这些年，狠话越来越多，不要以为使用生活中的狠话才能表明做事的决心，这样的狠话用多了，会造成社会的紧张、不适和不确定性。

当前经济的低迷，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大家都不否认，在这诸多原因当中，社会心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企业家的信心和民众的预期问题。前者涉及的是投资，后者涉及的是消费。而要恢复或重建社会的信心，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有效的法治，就是可以信赖的规则。

而规则失效的原因之一，就是规则本身模糊不清。

现代政治是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政治，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那些接地气的口语化的“通俗说法”，往往是含义不清，所指不明，边界含糊。这样的说法，貌似接地气，貌似贴近群众，但结果只能是降低社会生活制度化、法治化的程度。并为随意滥用权力留下空间。

因此，我特别期待这样的情形：一个政策的文本，一开头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什么法律，第几条第几款，制定本规定，然后该是什么内容，就用规范化的语言来表达。这样，意思清楚，便于执行，人们也不至于误解。

现代的社会生活不能使国家的运作去贴近日常生活语言的层面，而是要使社会生活的运作接近法治化制度化语言的层面。

今天，在网上流传着这么一张图：

我要给重庆壁山区政府点一个大大的赞。

以我的经验，这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文件截图。因为砸锅卖铁这四个字，并非第一次出现在政府文件里。

内蒙古卓资县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谈到化解风险的时候，有如下文字：

“砸锅卖铁”化解债务13.37亿元，实现“退橙”降级。盘活资金1489.6万元，大起底收回资金650万元，优先用于债务化解和重大项目支出。

宁夏永宁县，也在今年7月25日印发了“永宁县安置房闲置房产处置方案”。

相关通知说：为深入贯彻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加快推进我县债务化解，砸锅卖铁、全力以赴、用尽全力、穷尽办法做好资产处置变现化解债务工作。

比如，2024年5月11日泉州市泉港区召开第37次常务会议，研究泉港区“砸锅卖铁”处置资产化解债务风险方案、强化预算管理坚持过紧日子。

而这四个字，还来源于中央文件。

2023年的“47号文”，全称是《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其中就有“砸锅卖铁全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要求。

该文件还明确了化债的12个重点省区市：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

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的经济崩溃，都起源于政府债务。

政府债务往往是由政府无节制开支导致，现代政府早已将量入为出的财政纪律抛开脑后。

在中国政府2023年1月分布的《行政单位财务规则》中要求：

第三条 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是：艰苦奋斗，厉行节约；量入为出，保障重点；从严从简，勤俭办一切事业；制止奢侈浪费，降低行政成本，注重资金使用效益。

而世界上经济发展长期保持稳健的地方，其在财政上，都是坚守量入为出的财政纪律，被视作为一个铁律。

过去香港财政屡录盈利，财政储备更一度突破1万亿元。香港就是一个长期坚守财政纪律的地方，且《基本法》也规定，香港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现在港府这几年也出现财政赤字，正在想办法缩减开支。

被誉为新加坡政府的财政掌舵者，黄循财是财政纪律坚守者。他提出了"细水长流"的理念，主张财政开支要量入为出，收支要保持适度平衡。同时他还精简了政府机构，提高了运作效率，从而降低了财政开支。

而在经济泥潭里挣扎了几十年后，米莱执掌阿根廷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紧缩开支，实现财政盈余。

米莱顶住了各种利益群体的冲击，在阿根廷实现了连续七个月的财政盈余，而在他之前的政府，开支无度，借下大量外债，导致阿根廷长期处于巨幅的通货膨胀之中，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的贫困人口达到了总人口的40%。

政府不是多来A梦，他要花的所有钱，都来自于对民间的财力的汲取，政府的所有债务，其实都是每一个民众的债务。

美国35万亿的国债，其实就是美国平均每一个人身上背着10万美元的债务。中国上百万亿的政府债务，其实就是每一个人身上背着10万左右人民币的债务。

财政纪律的坚守，不是为了实现税款的盈利，而是要实现一个很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政府不能在收不到税的情况下，依然胡乱花钱。

政府债务，最终的承担者，是全民在银行里的储蓄。当债务无法处理时，政府印钞来还政府债务，这时全民储蓄都要贬值，哪怕一个农民，只要他有一千块钱存款，也要承担政府的债务，也会在通膨中贬值一半甚至更多。

天量的地方债，说明，过往中国很多的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谨守量入为出这一条红线，现在用砸锅卖铁的方式处理，是一个正确的方式。

希望更多的地方政府成立”砸锅卖铁办“，将各种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资产，进行处理，用以还债。

而不是要成立“非税收入”办、成立“倒查税收”办，“通货膨胀”办，这种办就是在难以偿还债务时，进一步向民间汲取财力，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今年前7个月，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5.4%，并进而导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2.6%。不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另一大构成——非税收入逆势上涨12%。

我也要奉劝一些专家，不要总拿什么发达国家债务占GDP比率这类的词来进行中外比较，在这种比较下，他们得出结论，比如债务风险可控，还处于相对安全空间类的混帐结论。

政府债务，就是政府支出增加了，并且是无约束增加。政府债务的多少，只是灾难程度的大小，政府多花的任何一分钱，都会对民间资本投资形成挤压效应。

2023年，民间投资比上年下降0.4%。今年前两个月，民间投资增速实现由负转正，同比增长0.4%。要知道，这个数据在十几年前，是年增长30%以上的。

政府债务，应该是零。只有政府债务变成零，才有减税空间，才有可能让民营经济喘口气。

如果一个政府天量的债务，同时又宣布他要减税，这不过是骗SB的行为，比如川普，一边增加政府支出，增加政府债务，在任其间政府支出越来越高，国债突飞猛进，却声称自己减税了。

真正的减税，只有建立在减支的基础上。

砸锅卖铁办，应该全国推广，改革开放之初，不就是大量的卖掉一些国有资产吗？降低负担，减少债务，才有了后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吗？

有个困扰我很多年的问题：

明明一口完整的锅比一堆废铁要值钱得多，为什么陷入困境的人不卖锅，却要砸锅卖铁呢？

直到今天看到好几座城市成立了“砸锅卖铁”工作专班，下发了“砸锅卖铁”红头文件，我终于是明白到这个词的精髓了。

之所以要砸锅卖铁，很显然是有其他原因的。

第一，铁锅不是什么优质资产，很显然并不容易卖出去，砸成废铁反而能快速换到一些零钱。

地方政府困难是真的，债务多也是真的，但地方政府手上独家资产和优质资产多也是真的。再困难的地方政府，后院也总有几只下金蛋的鸡，例如采矿权、比如优质地段的国有物业，这些真正好卖且能卖出大价钱的优质资产，他们是舍不得卖给民企的。

所以，真正拿出来换钱的，就主要是那些本身也没多大市场吸引力，价值也不太高的政府资产，甚至是本身还需要往里贴钱抢救的“病危资产”。这些资产，作为完整的锅直接卖不容易脱手，砸成废铁，贱卖出去才有点机会。这个过程中经手的人还有机会沾点油水。

第二，砸锅卖铁最重要的不是卖出多少钱来，而是做个姿态给上面和下面看。

相对于动辄数百亿的债务缺口来说，砸锅卖铁出售一些国有的零碎资产，清退几个没背景的合同工，是几乎没有实质性意义的。能凑足利息就算不错了。

那，既然不顶用，既然于大局无补，为啥还要费劲折腾呢？其实还是扶贫攻坚阶段卖惨的思路，我都这么惨砸锅卖铁了，上面真的忍心不救吗？也是顺便做给公众看一下，表示我们有在努力化解债务了，但是的确家底有限能力有限，不能怪领导不上心。

从这个意思上来说，砸锅卖铁更像是破釜沉舟的含义，都是为了表决心，区别是砸锅卖铁的地方政府砸了锅之后还是会躺平等救的，不可能真去冲锋陷阵。

第三，砸锅卖铁听起来有点点文化，虽然不多，但架不住领导喜欢。

我们经常会见到政府文件里有一些类似“砸锅卖铁”这样看起来有点文化但实际含义比较模糊的词汇，它们特别适合用来安排那些虽然很重要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办法的事情，可以换个花样词汇装点一下，显得比较忙，也显得有水平。

比如……呃，发现并没有能够安全列举的例子，算了不写了。

一点建设性意见：

真要是下了决心还债，砸锅卖铁也不是完全没用，但的确聊胜于无。大家都期盼着的，真正有用的那些方法，也试一试吧？

CDT编者按：该文转自自由档案馆，原视频由UP主 @章北海official 发布于B站（2024年8月10日），已遭到删除。自网证网号制度公开征集意见以来，已有多人因发表不同意见被禁言。8月25日，该管理办法的公开征求意见期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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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B站UP主“章北海official”发布视频《互联网不信任网证网号，历史记住河南红码》。 该UP主在视频中表示，无法相信该办法能够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并引用疫情期间河南银行储户被赋红码事件，表示民众对公权力的作恶的恐惧，往往会压过对个人隐私泄露的恐惧。该视频在墙内引发了剧烈强烈，截至目前（2024年8月11日），视频被下架，同时该博主表示自己被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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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写了一篇爆款，《从给储户赋红码的张琳琳身上，我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不到两小时就突破了十万加，然后就被删了。

删的很强势，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就给抹杀了。处理依据是“互联网用户公众账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于是，我认认真真地去读了这项规定，把那些条款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给自己买保险都没有这么仔细过，然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到底错哪了？

我写的哪一句话，哪一个字违反规定了？

无论是张琳琳给1000多名村镇银行储户赋红码，还是她升任郑州文旅局一把手，这都是公开新闻，我只是忠实的描述出来，不行吗？

她犯下了那么大的错，把健康码拿来做武器，做枷锁，做限制公民合法出行的工具，做讨好上级替领导分忧的手段，简直人神共愤。但组织上依旧没有放弃她，还提拔她成了郑州文旅局一把手——我从中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不行吗？

这些事都赤裸裸地发生在老百姓的眼皮子底下了，然后老百姓就事论事地说两句话，不行吗？

难道非要把平台弄成老舍先生的《茶馆》，到处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牌子才开心？

更可况，我谈的还不是什么“国事”，只是一个被违规提拔的女官员而已，怎么就让那么多人心惊肉跳？

如果说违规，那请问：张琳琳的提拔走的是什么程序？

有媒体报道，在今年5月份，张琳琳便以郑州市文旅游局党组书记的身份出席活动。

甚至还有郑州文旅局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印象中张琳琳书记是3月上任的。”

而张琳琳被处分的通报时间是2022年6月22日。无论她是今年5月份还是3月份上任，都还不到两年，也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24个月。换句话说，她的提拔，是犯法的。

不是违规，是犯法，触犯了《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哎，事情就这么吊诡，犯法的人步步高升，成了文旅局一把手；守法的人不能张嘴，否则就是违反规定。

还踏马申诉无门。这个憋屈。

也许有人说，我的笔锋只能写到张琳琳这里，不应该攀扯她的上级——但诸位，两年前的张琳琳只是郑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的一个副部长，她即将要给一千多名储户赋红码——如果没有上面的授意，别说她敢不敢拍板做这个决定，她连这一千多名储户是谁都不知道，如何精准的给每个人赋红码？

这一千多名储户，又不是去她家里讨钱，她为啥要火急火燎地给这些人赋红码，让他们寸步难行？

但最后事情追究下来，张琳琳默默扛下了所有，没有多说一句废话，没有攀咬一个上级，这份坚定和忠诚，领导们全都看在了眼里。

俗话说，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为领导背锅者不可使其沉没于官场。所以张琳琳才有了今天的回报。

但不管多么感人，你们的提拔是违法的呀，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怎么，现在连抨击违法犯罪都要被限制吗？

好，那我不说了行吗？祝郑州文旅在一个犯罪分子的领导下，越办越好！

专制与腐败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必然性的关系。

纳粹德国是20世纪最为典型的专制国家，其统治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首先，专制体制必然导致权力的高度集中，而权力集中又会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

在纳粹德国，权力不仅高度集中于希特勒一个人，而且还集中在他的核心集团手中，形成了一个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结构。

比如希特勒身边的大红人戈林，希特勒甚至曾经许诺，他死了就由戈林当元首。有了这种地位，戈林也就成了纳粹德国最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

戈林喜好艺术和名画，战后统计，他拥有的世界级名画就多达1500余幅，估值超过当时的2亿美元（合现在的美元币值约30多亿）。

喜好打猎的戈林，拥有至少六座私人狩猎庄园，以及包含镀金手枪在内的的豪华军械库。

纳粹党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因为他们攫取权力的方式就充满了腐败。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通过《授权法》等一系列法律，逐步剥夺了议会和司法的权力，将国家机器的各个层面都牢牢抓到纳粹党的手中。

帝国议会遭纵火后移至克罗尔歌剧院开议，希特勒在台上演说推动法案。

在此之前，其实德国有着复杂的议会和权力制衡体系，而且也尝试过制衡希特勒，但都被希特勒通过修改法律一步步破坏殆尽。德国高层精英眼睁睁看着国家制度沦为希特勒一个人的舞台。

权力的绝对集中，导致内部监督和制衡机制的缺失，进一步使得纳粹高层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腐败行为也更是难以被揭露和制裁。德国民众一直笃信国家很清明，国家全是为了他们好，但直到纳粹倒台后，才知道那些惊人的腐败内幕。

这些腐败的形式，经常都是赤裸裸的。经济部长冯克在其六十大寿时，收到了52万马克的礼金。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其50岁生日那天，则收到了100万马克礼金。

100万马克是多少钱？当时德国人平均年收入大约只有1800马克。也就是说一个德国人500年的收入，不过是人家一个生日礼物罢了。

正如其他国家的腐败一样，这些权贵的腐败数额，对普通人来说绝对是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除了权贵，纳粹的中下层干部也都是受益者。权贵吃肉他们喝汤，所以他们才坚决捍卫这套体制。

在希特勒上台后，追随他的那些纳粹党人也鸡犬升天，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帮助希特勒打下江山的老党员们被大量安排到政府公共部门，仅纳粹德国的邮局，就至少接纳了三万多“老战士”，享受体制内的优越待遇。

希特勒曾下过多次命令，用巨额拨款给纳粹“老战士”们以优厚的待遇。他明白，这些人是他的统治基本盘和打手。

但凡纳粹的“体制内人士”，都待遇优越，享受着高工资、高退休金、各种补贴和福利。然而与此同时，德国老百姓却在工厂里为微薄的工资而挣扎，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他们的辛勤劳作，其实就是在供养纳粹统治集团。

其实贿赂之类的腐败行为，都不算什么，纳粹权贵富可敌国的财富，主要来自于他们对大型企业利益的垄断。

国企在纳粹德国成了私企——因为有大量的利益直接输送到权贵手中；私企却成了事实上的国企——因为权贵可以用权力寻租的方式，变相掠夺私企的利润和财富。

比如德国重工业界就与纳粹党的权贵们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著名的“钢铁托拉斯”和“化学卡特尔”等大型垄断企业集团，用贿赂和腐败之类的手段获取政府的巨额合同。

纳粹德国也有很多“白手套”——在政商关系越来越紧密之后，那些站在前台的企业家纷纷成为高级官员的代言人，官员则通过这些企业的回扣和分红获取惊人的财富。

戈林就直接或间接拥有400多家各类企业，那些企业家都成了他的“白手套“。对戈林这样的权贵来说，收受贿赂已经是无聊的小游戏，企业利润的直接输送，才是他真正的收入来源。

这些结构性的腐败行为，不仅造成财富流失，而且严重破坏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纳粹德国的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疯狂的工业机器，但民众的生活却一路下坡。

其次，纳粹党还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言论限制，压制社会的批评声音和反对力量，为腐败行为提供保护。这样民众就无从知道腐败的真相，一直误以为纳粹党是纯洁而美好的。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是宣传口最重要的人物。他利用控制下的媒体和各种宣传机器，对德国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控制，任何反对意见都会被视为对德国和纳粹党的背叛而遭到严厉的惩罚。

在高压之下，民众被逐渐剥夺了表达反对意见和监督政府行为的权利，社会的正常反馈机制也被摧毁。这样一来，腐败行为自然得不到曝光和遏制。

腐败有时候也会被揭发，比如纳粹党自己为了体现“公正透明”，惩处一些腐败分子作为党纯洁的明证。但这种针对个别人的处罚，根本没法限制纳粹党内大规模、成体系的腐败机制。

这是因为，腐败已经成为纳粹党必须依赖的组织模式。自下而上的贿赂升官手段，以及官员之间成体系的贪腐网络，让“不腐败就无法运转”成为纳粹党必须依赖的生存机制。

讽刺的是，纳粹的腐败行为还总是披上“民族利益”或“国家安全”的外衣，捆绑着民族主义情绪。这就使得很多高层腐败者不仅不会被追责，反而因为其“忠诚”得到更大的权力和财富。

在这种民族主义的宣传下，民众也追捧纳粹党高层们，将他们视为国家英雄，却不知道他们背后的腐败行为在掠夺民众的利益。

总之，纳粹德国对于展现专制政权如何不可避免地滋生腐败，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

权力的集中化，再加上缺乏监督机制、宣传机器的意识形态灌输、限制言论，这一切结合起来，让腐败现象泛滥至国家的各个层级、各个角落。

由此可见，制衡腐败最关键的还是第三方的监督力量。

在一个没有权力制衡、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体制下，腐败注定会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痼疾。纳粹德国的教训，对全世界都是一个警醒。

参考书籍：

1.《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威廉·夏伊勒

2.《**极权主义的起源》，汉娜·阿伦特**

3.《戈林传》，戴维·欧文

4.**《希特勒传：从乞丐到元首》**， 约翰·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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