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4月2日不到3个小时被删除

本人与小芳并不熟悉，亦非代理关系

就案件的不公提出质疑

2024年1月30日，在Fox康工作六年半之久的普工小芳因连续多日在工会投诉而被公司以旷工为由开除。小芳后续发微博控诉自己的遭遇，却被Fox康所在的油松派出所警察找上门。在劳动仲裁过程中，尽管鉴定表明Fox康假冒工人在培训记录上签字，Fox康依然在劳动仲裁中胜诉。

目前，小芳被非法解雇的案件已被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受理，并将于2025年4月7日开庭。

01 该涨薪了，绩效考评却不合格

小芳于2017年7月24日入职 “三Y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成为Fox康生产线上的一名普工。2023年12月26日，第三次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与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在Fox康，小芳每天工作10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由于工作很累，生活单调，能让小芳在意的并不多，涨薪算是为数不多的一件。据小芳说，Fox康普通员工每三年晋升并涨薪一次，自己现在是“员2”，基本工资是“2950”，2024年自己应该晋升“员3”，按道理，工资要涨“50-500”不等。

但这一憧憬被不合理的绩效考核打破了。2024年1月10日下午，正在上班的小芳被课长口头通知2023年的绩效考评为“丙”。这意味着小芳不仅没有年终奖，而且拿不到正常底薪，最严重的后果是三年不能晋升，加薪遭遇歧视。

小芳不满，当即就拒绝在绩效考核单上签字。接下来的一周里，小芳与课长、线长就绩效考核签字一事在车间“斗智斗勇”。小芳觉得自己一直处于下风，课长和线长手段多，可以取消加班、威胁上夜班，给自己记过等，车间里所有权力都属于领导，而自己作为一名无权无势的普工，实在招架不住。

02 去工会投诉被记为旷工 被开除发微博警察却找上门

在车间维权无果后，小芳决定去工会。

1月22日起，跟线长报备后，小芳连续多日在Fox康工会投诉维权。工会当天组织了协调会，回应了诉求，但是结果跟车间的意见基本一致。小芳对调解的结果并不满意，于是连续几天在工会要求解决此问题。

1月29日，是小芳在工会维权的第7天，Fox康工会再次宣读了调解结果，并宣布小芳因为旷工被公司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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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芳懵了，在上班期间，请假去工会维权是旷工吗？

2024年2月29日，小芳发微博试图讲述自己被违法开除的前因后果，并寻求律师等专业人士的帮助。

求助的微博于当日12点33分发出，很快就达到20万阅读量。晚上8点多，Fox康所在地的油松派出所就给小芳打了电话，小芳害怕没敢接，后来接到同事的电话，说是警察找了他们，要求让她不要再发东西。

小芳没想到自己的微博惊动了派出所，害怕极了。

从20岁起，小芳就在Fox康工作，至被开除时，已经工作了近7年，如果没有这次意外解除，她还想在Fox康工作到退休。所以又害怕又委屈的小芳还是想为自己的青春讨个说法。

03 员工签名经鉴定为假冒 富士康依旧赢得官司

小芳申请了劳动仲裁。仲裁过程中让她至今记忆犹新的有两点，一是仲裁员的忠告，二是Fox康的假证据！

2024年7月30日，深圳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尹军仲裁员审理了该案。据小芳说，仲裁过程中，尹军仲裁员对自己和律师很不耐烦，多次不让律师说话，审理结束，等待签笔录时，尹军仲裁员教训起自己的律师来：

“不要去意气用事，不要正义感满满，不要往前冲！你干嘛要给她出头？这种人不值得。这种人都付不起这个钱，只有企业才付得起这个钱。你要看清楚现实，现在这个社会······少沾点儿这个东西，有可能混都混不下去。我们这里积压这么多案子，企业随随便便一个理由就能把员工开了，人家不找这个理由也能找别的理由。”

另一个让小芳感到诧异的是Fox康就案件的关键事实提交了假证据！

Fox康提出旷工三天开除作为公司规章制度已经给小芳培训过了，并出示了有小芳签字的“员工纪律宣讲签到表”。可是签到表上的字迹明显不是小芳的，鉴定结果也显示签名是假的！

Fox康竟然可以对证据公然造假吗？

如果签到表是假的，说明该规章制度没有对唐珍芳进行宣讲，而且尹军仲裁员裁决书里也未对该规章制度的内容及制定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若规章制度没有经过民主程序或者没有公示、告知劳动者，则该规章制度就是不合法的，Fox康以此规章制度开除小芳就是违法解除！

同时，规章制度并没有明确规定上班期间请假去工会就是旷工，如果没有明确规定，这怎么能算旷工呢？去工会维权不是合法的维权渠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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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造假的铁证面前，Fox康居然赢了！这可真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小芳对裁决结果不服，已经提起起诉。该案已被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受理，将于2025年4月7日开庭。

小芳希望龙华区人民法院刘媛法官不要像仲裁员尹军那样看不起打工仔和打工妹，不要屈服于大公司的淫威，而是秉持劳动法律倾斜保护劳动者的精神，做出公正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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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辑注：原文在“水瓶纪元”微信公众号上已不可见，截图和PDF版本仍在微信上流传。独立媒体“水瓶纪元”在其Substack上写道：“‘水瓶纪元’是由一群从机构出走的女性媒体人志愿组建的报道平台。我们希望在substacks上自由地传播文章，不再受审查限制和算法绑架。” 请点击这里阅读原文并订阅。

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纪录、创作和发声的权利，又是如何在转变的治理模式中逐渐流失？记忆是我们应有的权利，它值得我们为之努力。

当下正值“武汉启封”五周年。

启封只是一个时刻。在“武汉疫情”这件事上，组成纪念的并不是某个时刻、某一天，而是很多心碎时刻，很多人的忌日，伤痛绵延许多日夜……几年之后，仍然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五年前你在做什么？聊起这个话题并不容易，时间并非以数字标记，而是无序地从每个人嘴里跳出来，“钟南山讲话的那天”、“封城的那一天”、“过年那一天”、“李文亮走的那一天”，事件成为回忆的刻度。

最初，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的记者赵庆夏回武汉过年，他浏览了一些消息，又问了自己在武汉同济医院的朋友。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能像非典？再严重也就是非典那样了吧？”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打了一些电话，但没有对报道工作抱有很大的期待，那是一种“自我审查”的惯性：“（报社）日常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两条‘禁令’，有时候叫‘报道提示’，比如说什么东西不要做，什么东西要按照什么方式做，一些事情可能只能转载、不能做原创报道”。

记者王胜男同样从北京回武汉过年。那时候，她还在一家商业公司支持的特稿编辑部工作。12月初，她第一次报了题，编辑部起初的反馈是“这个事情不太重要”，过了半个多月，编辑部的回复变成了“再观望一下”。她放弃了工作，回到武汉过年，那天是1月21日，启程前，跟她同行的朋友退掉了票。列车向南开，路上没什么人戴口罩，她带了一本《鼠疫》，作家加缪在1947年展示的那个世界，鼠疫爆发，政府却不承认疫情，城市被封锁，无人自由进出。

很快，王胜男会知道，书里看到的世界，正在变成现实。

时任《人物》杂志记者龚菁琦还记得，她是2月10日进入武汉的。编辑部在群里问：“有谁能去武汉？”问了好几个人，最后名额落到她头上。“编辑发出邀约压力也很大，我做出决定压力也很大……武汉的现场不像地震或者天灾……你不知道武汉是地狱还是什么”，她顿了一下又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武汉是地狱了”。

疫情往前再十年，龚菁琦曾经在武汉上大学，身份证的地址留在了武汉，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她靠着这张即将过期的身份证在武汉下了车。她对武汉的印象是各种充满死亡气息的场景：

去往武汉的高铁上，一整列车上只有两三个人，乘务员不讲话，车厢里没有任何情绪，“这些人好像被迫地，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坐上这辆车，去一个最恐怖的地方”。同事来接她，司机穿着防护服，那身白色的、把人包裹起来的衣服还不像后来那么普遍出现，“司机看你一眼，吓得死，好像死神来了”。

五年后，经过数不清轮数的清零、隔离、核酸检验和行程控制之后，人们几乎要忘记，在最初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只是未知的病毒，它只意味着传染、发热和死亡。

艺术家阿菜一口气讲下来都是——“那个武汉二环路上奔跑的野猪”、“跳桥的人”、“无法和父母最后告别的年轻人”和“自杀的养蜂人”……

所有受访者都会提起李文亮去世的那个夜晚，准确来说，是最早听到医生正在抢救的2020年2月6日，而不是被留在记录上的2月7日。

2020年2月7日，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门诊楼门口，市民前来敬献花束。（图_中国日报网 陈亮/摄）

Miyoko（受访者要求使用的常用名）再想起疫情，首先想起来的是这一天。这个曾经在北京上海的广告公司工作的厦门姑娘，在疫情期间组织起一个民间志愿团体，名字叫“武心援”。李文亮去世的时候，她和伙伴们已经做了半个月的物资对接工作。李医生的去世令她深受打击，她说：“像撞南墙一样，你做了很多，却好像无法改变什么，也换不来一个代表正义和‘好’的那方被保留下来的结果。”

也是那个夜晚，一百多位年轻人在口罩上写下“不能、不明白”，将自己的脸庞和抗议的声音交到互联网上，希望引发一些改变。一位参与其中的年轻人说，“疫情发酵和恶化，与言论管控脱不了干系”。另一位参与的年轻人除了在口罩上写字，还举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言论自由”。

五年之后，水瓶纪元回访了一些记者、艺术家、志愿者、关心公共事务的普通人，来谈论我们的疫情记忆，以及五年来的经历。

这些故事在五年前未被充分记录，在当时满城的死亡与未解的疾病面前，也难以占据注意力。我们相信这种回忆是有意义的——民间自发、互助和信任的力量是如何帮助人们度过最绝望的时刻，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纪录、创作和发声的权利，又是如何在转变的治理模式中逐渐流失？记忆是我们应有的权利，它值得我们为之努力。

救人与自救者

“我觉得，人不应该那样死去，人不应该没有尊严的，或者不被知道的、不被记住的死去。”

春节联欢晚会是华人春节记忆的最大公约数。2025，蛇年春晚，分会场之一在武汉。七分多钟的镜头里，武汉的经典小吃、地标性建筑轮番出现，官方用力塑造家国团圆、英雄城市的形象，演员和明星们跑过武汉的大街小巷，背景音响起，“时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再难的坎，吃一碗面，也就过去了”。

2025年春晚武汉分会场片段（图_网络)

那是一种被规划好的集体回忆：封城、逆行者、胜利、重启——从苦难中涅槃的“英雄城市”。

但在这段历史里，还有另一种秩序，从未进入宏大叙述。它不靠文件、不靠号令，而是由凌晨志愿者的车队、社交群组中不断刷新的表格、接力的求助帖构建而成。

除夕夜的景象打破了很多年的惯例，灾难发生时，甚至感受不到决策层的存在。一位武汉市民说，那一年的除夕夜，她以为武汉是地图上不存在的城市。一个记者在微信群里转述采访对象的原话：“为什么现在都是民间在筹措物资，政府呢？”

非虚构作家、媒体人李海鹏在微博上批判：“武汉正在发生的事情真是太离谱 ……交通切断之后，班车没有？医护人员基本保障物资没有？抚慰性质的年夜饭没有？落实到责任制的领导慰问没有？党组织送温暖没有？拜年没有？虚情假意都没有？我真是目瞪口呆。”

“每天都有很多条求助信息发到我这里，一个比一个惨，每一个人都留下了姓名、住址、联系电话，说求求记者救命”。五年前的1月30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记者王嘉兴在朋友圈这样写道。

武汉进入混乱无序的状态，但最先动起来的，是没有资源、没有权力的普通人。

王胜男始终记得封城期间的一个夜晚，凌晨夜里两点，她在一个武汉本地的朋克乐迷群里发消息：她是记者，想出门看看，有没有人能载她一程。三点左右，一位大哥回复了她，确认了地址，然后跟她约定好，第二天早上五点可以来接她。

第二天，她在小区门口见到那位大哥，“精神很差，看起来就是一夜没睡”，甚至“车一度开偏了”，王胜男试着寒暄，她内心有很多疑问，但对方不太回应她。后来她才知道，武汉封城之后，送口罩的卡车只能停在市郊加油站，许多本地人用私家车在夜里接驳，把口罩一批批送进医院。大哥就是其中之一。

那天清晨，王胜男陪着他送了一批口罩，既有给医院的，也有给私人的。那个场景让她感到荒诞，“这么大的医院，竟然也是靠普通志愿者支撑的 ”。

那天之后，王胜男暂时放下了报道的工作。从她开始做记者起，特稿教会人“关心人”，以人为尺度丈量世界，但在2020年的武汉，她在报道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里穿梭，只感受到无力。“作为记者，你原本一定要去挖掘这个人的动机，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但当时，你什么都问不出口，你知道人在那种情况下，就是会去做这件事。”

“已经没有太多可以做的了，你也改变不了什么，不如出去当志愿者”，由此，她进入了“武心援”。

民间志愿团体“武心援”logo（图_网络）

“武心援”的工作伴随了武汉疫情从爆发、封城到解封。起初，志愿者们做了许多对接防疫物资的工作，以缓解物资的紧张，随着疫情发展，问题指向“无法被收治的病人”和“被挤压生存空间的非新冠患者”，“武心援”的工作重点转向上报病人信息，后来“武心援”又做了心理疏导的工作。

“武心援”的志愿者总是分工明确。在一个群里，一个人专门刷微博超话，记录每一条求助信息，包括名字、电话、症状、地址，填进表格。另一个人负责打电话回访，确认情况是否属实、有没有解决，再更新状态。其他人则不断匹配资源、建立联系。不同的群承担不同的功能，信息流像血液一样流动着。

王胜男印象深刻的一个群是用来对接床位信息的，医院里的工作人员会私下告诉志愿者当天的剩余床位和可能新增的床位数量。“那个时候（说）等社区安排（床位），那些人根本等不到的”，王胜男说，她去一家医院门口采访，“门口大厅堆满了人，有些人身上披着塑料袋，真的是很惨很惨的状况”。

也许因为她拿了相机，临走的时候，一个男人主动上前来搭话，倾诉欲特别强。他的父母均已感染，社区无法接收，他把父母拉来了医院，但始终等不到床位。“他问我，你是不是记者，你们能不能呼吁一下？”

“武心援”的发起人之一Miyoko是福建人，她过去的工作经历和公益行业毫不搭边，她回忆，最初一起合力将”武心援“运转起来的几位伙伴，也都不是相关行业的。她们介入疫情是在封城前半个多月，当时国内主流媒体关于“不明肺炎”的消息很少，但微博上和海外媒体上都有一些信息可寻。

从那时候开始，Miyoko和几位网友一起，从海外购买防护物资。她本科学的对外汉语专业发挥了一些作用，一位自称在广东省海关行业工作的伙伴快速厘清了物品清关需要的信息，一位在武汉的红酒商人提供了他的车队来运送物资。后来，队伍渐渐壮大。

Miyoko说："志愿者们意外深入其中，看到了比普通人在电视上看到更触目惊心的内容。我做这件事不求任何回报，我觉得，人不应该那样死去，人不应该没有尊严的，或者不被知道的、不被记住的死去。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多救一个人，无论能救到什么程度，去做就好了。”

许多“临时上场“的民间志愿者提到，自己最初只是被“卷”进漩涡里的。那是一种混乱与危机时刻的公民自救。重庆大学的新闻系学生梅浩宇曾经帮一线记者找防护物资，他简单列了一下记者们缺口罩的情况，留下了自己的电话。

后来收到口罩的记者之一王嘉兴说，他原本没有对求助信息抱有期望。但人们的热心肠在那个时刻实在过于汹涌，2个小时内，梅浩宇收到200多条好友申请，想帮上忙的人包括快递公司的员工（当时物流已经停运）、捐口罩的、愿意在武汉开车去送物资的司机……这些人很快组成一个逾400人的微信群，梅浩宇不得不继续做对接人，那一年，梅浩宇22岁，还未曾有过社会经验。

当时媒体也对“民间志愿者”群体做过普遍报道。物资缺乏的阶段，动员筹措物资的既有普通个体，也有大学校友会、明星后援会这样的组织。封城后，后续的保障措施却没有跟上，有超过4000名武汉司机自发组成了志愿车队，帮助运送物资、送医护人员上下班。考虑到医护人员担心感染家庭不方便回家的情况，数百位武汉酒店业内人士自发组成了“武汉医护酒店支援联盟”，为医护人员提供住宿。蓬勃的民间力量不仅有热情，也有高效的执行能力。封城第一周，酒店联盟就合计为6056位医护人员提供了超4万个夜间的住宿。

光的裂隙最终闭合

《发哨子的人》发出后不久就遭到删除，但愤怒的人们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几十种语言接力传播。在这样一场席卷全网，轰轰烈烈的行为艺术中，有人说，“我的母语正在我的祖国流亡”。

新闻环境在最近十几年间不断恶化已经不是秘密。但武汉疫情早期，记者们仍然捕捉到一丝光亮。赵庆夏的记忆里，“从封城开始，有那么几天，至少我没有收到任何‘禁令’”，起初领导还在观望，但很快就“感受到了其他媒体的压力”，“领导就突然开始催我们，说你们赶紧去（采访）”。

在那个时期，媒体的口径也不是天然统一的。1月19日，武汉市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研判意见：“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随着各项防控措施的实施与落实，疫情是可防可控的。”

隔日，《财新周刊》刊出了对香港病毒学家管轶的专访，管轶通过媒体表达，希望官方不要一昧强调“可防可控可治”，而是要讲清楚“如何防控与治疗”，不要“人为误导”，“现在不是比谁官大、比谁权力大，真正要具有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

1月26日，当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最紧张的防护服在武汉市得到了全面的缓解”时，王嘉兴从医院发回的报道是《武汉部分医院仍然喊“渴”》。

王胜男是武汉人，在海外念了书，又回内地媒体工作。为了寻求更大的报道空间，她联系了一家在海外的媒体，回到武汉，她做的第一个题目是“确诊名单之外的人”，官方公布了一份新冠肺炎死亡名单，社会上却普遍反应，未确诊的死亡人数也许远超统计数据。

当时，记者愿意最大程度为了公共利益去共享素材，一位的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同行甚至直接交给王胜男她自己的采访录音，“可能她有很多内容写不了，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太在乎个人（利益）”。

作为独立记者，王胜男也感受到“限制”，她表达，她很羡慕当时有编辑部支撑的记者，过了前面的时间，没有“新闻采编权”记者难以进入核心场所进行报道，“采访对象也像消失了一样”。

武汉疫情期间，《财新》、《冰点周刊》、《三联生活周刊》、《人物》以及《南方周末》等媒体都派驻了三四人的记者团队到武汉，撑开了专业报道的空间。受访的记者都会讲到，那是一种很痛苦，但仍然能感到蓬勃力量的时期。

硬核、专业的调查报道在当时仍有存在空间。王嘉兴的同事、冰点周刊记者杨海在武汉待了两个月，《白皮手册与绿皮手册：新冠肺炎诊断手册之变》和《武汉早期疫情上报为何一度中断》都回答了武汉何以至此。《财新》则在《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中还原了疫情初期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信息流动与权力博弈。

武汉疫情初期，《财新》、《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多家专业新闻媒体深入一线进行了调查报道。（图_网络)

宣传系统很快有所反应。2月4日，《新闻联播》中，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张小刚说：“中宣部已调整300多名记者，深入湖北和武汉一线进行采访报道”。2月5日，国家网信办宣布查处违法违规网站平台及账号，其中包括“虎嗅”和“谷雨实验室”，原因是“违规自采”和“传播关于疫情的不实消息”。

“腾讯·大家工作室”在发布一篇名为《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的文章后，这个集中了最庞大的专栏作家群体的平台注销了账号。在当时，针对公共媒体平台直接的封禁销号行为，还不是那么普遍。疫情之后，舆论管控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20年2月19日，读者发现腾讯言论栏目《大家》“自主注销”了账号，该账号最后发布的文章为《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图_端传媒）

龚菁琦进入武汉的时候，医院已经度过了最初极度混乱的半个月，她得以去跟医生们见面。她的医生受访名单上，其中一个是中南医院影像科副主任张笑春。

张医生曾以“一个一线影像医生的大声疾呼”为名，在朋友圈呼吁使用CT影像作为新冠肺炎/COVID-19的主要依据，而不要迷信核酸检测。张医生的双亲在武汉都感染了肺炎，但因为核酸阴性无法被收治住院，在接触的病例中，她也发现核酸假阴性的情况很多，许多病例的CT扫描却呈现毛玻璃阴影或实变影。她还呼吁政府征用酒店或学生宿舍用于隔离治疗，而非任由生病却未确诊的患者居家留观。

张笑春的呼吁是奏效的，在不久之后公布的第五版新冠诊疗方案中，首次将CT扫描的影像特征作为诊疗依据。

有官方背景的《长江日报》将张笑春作为典型报道，称她为“第一个公开质疑核酸检测可靠性”的人，那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敢言”最宝贵》。但龚菁琦告诉我，在她前去采访张医生的时候，作为一个大声疾呼的人，她的处境实际上是微妙的。

我无法查看龚菁琦关于张笑春的报道，这和龚菁琦的另一篇报道有关。

龚的另一个采访对象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艾芬。艾芬是李文亮的同事，李文亮最早发到微信群里提醒同学注意安全和防护的病例，正是艾芬拍下的照片。艾芬告诉龚菁琦，她作为传播源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

在报道里，医生说：“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

接受采访的时候，艾芬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是武汉市职工感染最严重的医院之一，有四位医生离世。艾芬的名字后来已经家喻户晓，她的那一句“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如同火苗，点燃了本来已经高压许久的社会。

《发哨子的人》这一篇报道，成为龚菁琦职业生涯中最无法绕开的部分，报道发出后不久就遭到删除，但愤怒的人们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几十种语言接力传播，后来还衍生出火星文、甲骨文、拼音、表情包文和《黑客帝国》代码瀑布等版本。在这样一场席卷全网，轰轰烈烈的行为艺术中，有人说，“我的母语正在我的祖国流亡”。

人们用各式各样的语言文体在朋友圈接力传播《发哨子的人》。（图_网络)

艾芬医生的报道，是《人物》杂志2020年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一部分，龚菁琦和她的同事们采访了五位武汉医生，杂志封面图片早已经面世——由五位医生的眼睛和口罩共同构成。《人物》首先在公众号上发布了医生关秀丽的报道，然后是第二篇，艾芬，然后，两篇报道都从网上消失了，三月刊实体杂志和剩余的三篇报道，再也没有出现过。

人物周刊2020年3月刊《武汉医生》面世的杂志封面。（图_网络)

为李医生抗议

“我们希望制造点浪花，于是号召了这样一个拍照抗议/纪念运动”，那是一种今天罕见的行动策略，公开传播，希望参与者“发送到尽量多的社交平台并号召他人参与”。

李文亮医生死亡的夜晚，或许是疫情期间网民愤怒浓度最高的一个夜晚。

愤怒的原因之一，是他早在12月30日就在微信群里提醒同学做好防护，提醒信息被当作谣言而遭到派出所训诫。愤怒的原因之二，是他去世的夜晚，网友怀疑其死亡时间不断被修改，王嘉兴和另一位记者当时在医院留到了最后，面对反复传出的不同版本的死亡时间，他感慨，“人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没有死亡的权利”。

愤怒积聚成行动。

年轻人张维和颜森林是同一个乐迷群的群友，整个晚上，群里的朋友都很愤怒，想要做一点什么，“不能让这件事悄无声息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参与者之一张维记得，最开始，他拍了个照，在纸上写下——“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他对这句话的理解是，“疫情的发酵和恶化和言论管控是有关系的”。他觉得自己应该带个头，有人带头了才会有人更多人参与。

经过讨论，这个纪念与抗议活动很快成型，那条群公告写着：“我们希望制造点浪花，于是号召了这样一个拍照抗议/纪念运动”，活动希望参与者在口罩上写下诸如“言论自由”、“不能，不明白”之类的话，举一张纸包含更多诉求或写下对李文亮的纪念。

那是一种今天罕见的行动策略，公开传播，希望参与者“发送到尽量多的社交平台并号召他人参与”。

那个活动号召出现的时候，颜森林不记得大家有没有聊过“安全”的问题，“互联网都会留下痕迹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肯定是有风险的，只是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可能没有想很多，尤其是一群人在一起，做了就做了”，颜森林说，群内倒是讨论过，用旧口罩比较好，那时候，口罩仍然是稀缺的。而且，口罩能挡住人脸。

群友和网友们的反应很热烈，投稿邮箱里，照片像雪花一样飞来。很快就拼成了一张100个人的合照。

李文亮纪念与抗议活动中发来照片的参与者们（图_受访者提供)

颜森林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教会他和世界打交道，早在疫情之前，他就时常和伙伴一起为校内外的不公维权，质询校方不合理的做法。2019年，因为喜欢的歌手李志在中国被无故封禁，他还申请了信息公开。

他始终觉得，“李文亮只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个普通人能做的事情，善意地提示了周围人，警察约谈他之后，他也没有反抗，只是像普通人一样乖乖签了那个东西，他的身上，有普通人恐慌的地方，也有普通人会担心的地方”。

抗议与纪念活动没多久，年轻人们就遭到了现实的打击。颜森林在老家的家人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警察告诉他，“不要在网上乱讲话”。张维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他们无法确切统计，但相信“群里有三分之一的伙伴都收到了当地派出所的警告”。

那之后的五年，颜森林从学校毕业，做了两三年公司法务，又回到律师行业，从实习律师做起。工作之外，他仍然关心社会，丰县“八孩女”、和顺县“收留”女硕士事件，他都在自己的微信上发出了申请信息公开的公开信。

但像那个夜晚一样，把自己的脸和反抗的声音完完全全交到互联网上的事情，他没有再做过，很多时候用申请信息公开的方式关心社会，是他认为“在法律框架内，相对能保证自己的安全”的途径。

再讲起五年前的夜晚的勇气从何而来，他说，当时更年轻，大学还没有毕业，很多群友还在上学，或者刚毕业不久，做起事情来会更加没有顾忌。疫情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高压状态，需要发泄的窗口。他继续补充道：“可能也跟群的氛围有关系，群里鼓励自由表达。”

乐迷群早在疫情之前一两年就成立了，张维告诉我，他们都是“腰乐队”的粉丝，这支乐队的音乐速来被外界解读为蕴含政治与现实的隐喻，因此聚集起来的歌迷都有同一种特性：关心现实，在乎公义。大家什么都聊，音乐，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年轻人总是很相似，有很多力气愤怒，群也总是“炸”。

群聊最活跃的时候是2019年的夏天，彼时香港正在爆发“反送中”大游行，相关的信息在防火墙内遭到屏蔽，但微信群里讨论很火热，有人直播搬运信息，有人讨论“勇武派”的行为是否值得支持。微信群组在一个月内连续“炸”了三次，但也有了快速拉起新群的经验。后来群里的管理员们商量出新规，每个成员都必须加一位管理员，管理员会专门列一个标签给群员，炸群之后，能快速重新拉一个新的群。

那也是当时的社会气候所允许的，封号是常有的事情，对言论的审查也很严苛，但人们还有力气反复讨论，而不是像后来，“舆论空间不断收窄，大家的敏感性不断提高，渐渐会觉得，这件事好像开始不能做了，那个词好像不能说了，风气逐渐形成”，张维感叹。

抢救不正确的记忆

“从每一位逝者家里取一盏灯，像路灯一样高高挂起，骨灰埋在灯柱下面，形成灯火墓园，永不熄灭，永久纪念”

艺术家阿菜和朋友们协作了一个名为《新冠肺炎互助手册》的共享文档，他认为那是人们（尤其是不重视防疫的中老年人）需要的东西，这份手册鼓励人们带好口罩，做好清洁和消毒，那是武汉疫情还未爆发之前。

和阿菜一起协作文档的有二十多个伙伴，朋友拉来朋友。在群里，大家一起分享信息，一起哭，安慰彼此，在愤怒的时候发很多表情包，由于群友们所在的时区不同，群里几乎是24小时不间断地有消息冒出来。阿菜说，“那段时间，我真的看到了一种公民社会的雏形，大家各司其职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很快地，“带好口罩”不再是一个问题，人们的注意力被呼救声、敲锣声、死亡的信息抢走，群里的伙伴们网上的碎片信息全都放在了这个文档里。起初他们并没有明确目标，也意识不到那是在留存“不正确的记忆”。

阿菜记得，微博那时还是网络求助的主战场，许多自称身处武汉的人上网求助，有的求床位，有的求药。但求助贴下总是有很多谩骂，“（那些评论）说，这是假的，武汉根本没有这么严重”。

这是文档名字的由来，人仿佛被困住了。武汉、武汉周围、整个中国，每一天都在发生新的事情，文档内容也随之延展：起初是“一床难求”、“死亡人数”、“医护困境”，后来内容越来越多，“民生百态”、“官方百态”。

很难说这样一项记忆抢救工程是否是成功的。五年后，文档已经无法打开，我只能从旧文里找文档碎片。在当年5月的一篇报道里，阿菜说，《受困的人》里收录了500多条求助信息，追踪回访的时候，有73组求助信息里的人已经不在了，他用的单位是组，因为有些家庭失去了不止一位成员，甚至有人全家丧生。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记录。我和阿菜一起看了截图保存下来的《受困的人》的目录，那些目录标题包括：1%，无症状和复阳感染者，非新冠患者的生存空间，医护困境，前线她们，拿鸡毛当令箭，不合时宜的拟人……

《受困的人》协助文档截图（图_受访者提供)

有一些词语，几乎令我们立马想到里面最可能的内容是什么。“不合时宜的拟人”一定提到了关于共青团在2020年2月推出的虚拟主播“江山娇和红旗漫”，以及建造雷神山火神山医院时，直播中被“萌化”为“呕泥酱”、“蓝忘机”的施工车辆形象。

2020年1月，央视视频直播武汉火神山医院和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网友们戏称“云监工”，并给各个施工设备取了昵称，官方还给“挖掘机天团”设置了打榜页面。此举被相关人士批评是以低幼化语境来美化灾难事件。（图_网络)

还有一章的标题是“武汉人、湖北人、中国人、人”，阿菜猜测，里面的内容，与当时对新冠患者的歧视有关。武汉疫情最初爆发的时候，海量湖北人的身份信息以表格的形式在网上疯传。4月份开始复工复产，一些用工市场传来“不招聘湖北人”的声音，连最高检都发声制止“严禁歧视湖北籍劳动者”。在海外，也有留学生诉苦，自己遭到了歧视。

阿菜一直以艺术行动关怀现实。2019年，他曾发起一个中国版“三块广告牌（出自美国电影“三块广告牌”）”的行动，抗议性取向矫正治疗，三辆红色大卡车上上喷印着标语“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仍然保留‘性指向障碍’”以及“19年了，为什么？”。车辆驶过上海，也开去过北京，在鸟巢和新浪微博总部打卡抗议，到微博总部的原因是，那一年，微博对同志话题的管控越来越严格，无故封禁了“Les”超话。

在“被歧视的武汉人”的信息流里，阿菜说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过去他不知道如何跟更多人解释“少数”这个概念，但那时候他懂了，“少数是不断被定义的，你任何时刻都有可能变成不被喜欢的少数，你是武汉来的，你就有可能变成被歧视的少数”。

回头去看，诞生于2020年的许多艺术行动，都是直指问题本身的，不需要弯绕，也不需要隐喻。艺术家李佳宝在疫情期间编排出一支“甩锅舞”，她拿着平底锅跟着节奏摇摆。在作品介绍里，她写道：“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很多社会政治问题也愈发凸显，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官员的推卸责任、甩锅现象。这反映出我们当前社会政治机制的问题，也是这次疫情蔓延的原因之一。”

艺术家李佳宝在疫情期间编排“甩锅舞”（图_李家宝个人网站)

那一年清明节前后，殡仪馆、真实的死亡数字成为禁忌话题，艺术家“坚果兄弟”向网友征集了42个“新冠公墓”的方案。有人提议，“从每一位逝者家里取一盏灯，像路灯一样高高挂起，骨灰埋在灯柱下面，形成灯火墓园，永不熄灭，永久纪念”，还有网友提议，将逝者的骨灰撒在武汉的樱花树下，由樱花树时代生长延续和纪念。

李佳宝还发起了一个《清明·逆时针行走》的项目，人们可以在这个线上网站中模拟回到2020年1月的洪山礼堂（武汉两会召开地），艺术家将1824个人在洪山礼堂前的行走轨迹制作成了虚拟雕塑，留在了各大地图网站的街道实景上。

2020年，李佳宝发起了《清明·逆时针行走》项目（图_李家宝个人网站截图)

不是要跟政府对着干

“一方面是看到体制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不能否认体制的优越性，在很短的时间里动员这么多人，以及普通老百姓真的很了不起。”

“武心援”在武汉疫情中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筹划了一个线上公益音乐会——“共饮长江水”。音乐会是为了给疫情中失去父母的小孩筹一点款，做一个告别。Miyoko说，也“为了找一个台阶下”，武汉即将启封，关于疫情的叙事，已经逐渐变成了“胜利”，办音乐会，是不是可以说，“（我们这些志愿活动）不是跟政府对着干的”。

2020年5月4日，“武心援”举办线上公益音乐会“共饮长江水”，图为宣传视频截图。（图_武心援团队）

Miyoko解释这种担心，“这不应该是我们去做的，这是官方的失责，是官方没有救急措施，所有人都像无头苍蝇一样，那么多人死于非命。其实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悄悄做的。”

五年前，关于是否要接受媒体采访，让“武心援”被公众看到，团队内部曾经有过不同的意见，另一位伙伴提议，也许媒体报道之后能让事情被更多人关注。Miyoko坚持拒绝了，她觉得未来的不确定性太多，“你不能保证未来会怎么样，如果你是个有工作的人，你大不了离开那个单位，但是很多志愿者都是在学校念书的学生。”

音乐会得到了很多支持，武汉本地的知名音乐人张玮玮、冯翔、张尕怂等人都录制了自己的歌声，武汉之外，广州的乐队“秘密后院”也发来音乐视频，背景是“江湖边”小酒馆。

许多曾经被帮助过的人也在音乐会中出镜了。包括那位在著名的“敲锣女”，为了救家人，她在阳台上敲锣了影像震撼了许多人，成为武汉疫情早期混乱现实的符号之一（后来，敲锣女在微博上公开谴责方方，围绕她的故事，又多了一层复杂性）。还有一个婴儿，是封城前几个小时出生的，出生二十天后被确诊为皮罗综合症，呼吸和喂养都困难，武汉彼时已经找不到手术资源，“武心援”的志愿者帮忙打通了离开武汉去往南京做手术的通道，却卡在了医院内部的转院手续上。

2020年2月，武汉一段求救视频曾在网络上热传。一个女子拿着锣鼓站上了家中的阳台，一边敲打着锣鼓一边哭诉着：“谁能救救我妈妈？”（图_网络）

那件事情最终解决的契机，是一位体制内的记者“悄悄”发给了Miyoko一份该医院内部的联络方式，Miyoko打通了电话，装作“北京来的记者”，解决了这件事。隔天，小孩被送出了湖北，抵达南京的医院得到了治疗。

王胜男在武汉疫情后期意外加入了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导演是一个偏体制背景的老武汉人，疫情爆发后，他联络了自己许多合作的摄影师，几乎所有人都以各种理由推辞掉了，只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只身来到了武汉，王胜男在医院门口偶遇了她，加入了她的拍摄工作。

拍摄一直持续到那一年年中，但最终没有成片。官方发现了这个未经报备的纪录片工作组，找导演谈了一下，导演没有再冒险，拍摄完成的素材成了一堆无人处理的史料。王胜男回忆，事实上导演的拍摄想法是非常“中立”的，“一方面是看到体制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不能否认体制的优越性，在很短的时间里动员这么多人，以及普通老百姓真的很了不起”。

导演靠自己的地方积累让摄制组进入了许多基层社区。“我一直对于体制内的人的想法很好奇，有一天拍摄社区，社区书记说，‘没什么，我们辛苦一点是应该的’”，但当摄像机推到那位书记的手部特写，王胜男看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手是紧紧捏着的。拍摄期间，王胜男看见社区的混乱和无力，“所有人都是把任务下压，到基层社区，其实社区没有能力，很多人来社区门口骂他们，往门口吐唾沫，那个社区书记后来跟我说，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那个人跪在这里求他，但是他只能把他赶走”。

身陷囹圄的人

“我就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不是说我们说几句话就反党了”

王胜男记得，在武汉疫情期间，“未经允许”自发来到武汉做记录的公民记者、摄影师的身影还很多。

有一天，她在一家医院门口遇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找他借口罩，那个年轻人自称以前在央视做主持人，疫情之后自发来了武汉，做一些记录。王胜男带他回酒店，给了他一副护目镜，几个多的口罩，“同行都很不容易”。作为回报，年轻人帮他开了几天车。他们在车上聊天，王胜男已经记不住具体的细节，只记得年轻人总是在谈论对社会不公的愤慨，王胜男觉得他“有点偏激”。

在一个找不到床位的阿姨家里，她还遇到一位自称是律师的女人，女人不断跟那位阿姨说：“你要去社区争取你的权力”。王胜男那天原本计划拍摄这位争床位的阿姨，她计划被打乱了。

她后来才知道，那个医院门口找他借口罩的年轻人叫李泽华，他在通过YouTube直播武汉发生的事情，直到2020年2月26日，警察来到他的住所，开门前，他架起直播，拍下自己被带走的时刻，他说：

“我无愧于我自己，无愧于我的父母和家庭，也无愧于我毕业的中国传媒大学，也无愧于我学的传媒，我也无愧于这个国家，我没做过任何对国家不利的事情，我李泽华，今年25岁，我也想向柴静一样去到一线，也想在04年的新闻环境之下，做出《北京抗击非典》那样的片子，或者在2015年放出《穹顶之下》被全网封杀，我认为那是有价值的……

我为什么要从中央电视台辞职，我就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不是说我们说几句话就反党了，我知道理想主义在那一年的春夏之交已经破灭，静坐已经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了。现在的年轻人上B站，上快手抖音，刷着各种社交媒体的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曾经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他们觉得现在所得到的历史的结果就是他们所应得的……”

两个月后，他再次通过YouTube讲述当时被公安带走的原因。他是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为由被传唤，在经过24小时的问话之后，所长告诉他，决定不对他进行处理，但需要安排隔离。

2020年4月22日，因前往武汉报道新冠疫情而失踪近两个月的中国公民记者李泽华，在YouTube上讲述当时被公安带走的原因。（图_YouTube@Zehua Kcriss Li）

而王胜男在社区遇到的那位自称律师的女人叫张展。张展本是来自上海的一名律师和基督徒，她曾经因为参加维权活动并参与修订律师管理办法的签名活动，被注销律师执业证。张展在2020年2月起以公民记者身份，前往武汉追踪报导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因此在5月遭捕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刑满出狱3个月后，她再次以“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

2024年5月13日，张展刑满获释。仅3个月后，又因前往甘肃营救被捕的社会活动人士张盼成，再次被捕，并于9月初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关押于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其或再度面临4-5年有期徒刑。（图_AP Kin Cheung/摄）

以备份被删除文章而闻名的网站“端点星”后来变成“端点星案”。2020年4月19日，武汉启封不久，在北京工作的网站志愿者蔡伟、陈玫、蔡伟女友唐红波三人失联，后经证实被警察带走。一年之后的8月13日，案子在北京市朝阳区温榆河法庭宣判，网站志愿者陈玫与蔡伟被裁定“寻衅滋事罪”罪成，判刑一年三个月，那时，两人在朝阳区看守所已被拘禁480多天。

“端点星”网站志愿者陈玫（左）与蔡伟（右）。（图_网络）

真的解封了吗？

“所有人都知道，流调，只是一个借口，但当这件事成为一个合理的理由，公权力可以借用这个理由控制任何他想要控制的人。”

我原本想从武汉解封那天聊起，但王胜男说，解封于她并不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时刻。从3月开始，憋闷了两个月的武汉人已经在捕捉解封的蛛丝马迹，在地铁站工作的远方亲戚在朋友圈表达倒计时的兴奋，微博网友说，“今天好像听见家门口地铁动的声音”。

天气变暖了，油菜花开了，报道任务没有那么重了，一些同行开始组织去踏青，另一些同行在联系单位买票离开武汉，直到解封，所有人都陆续走了。王胜男辞掉了北京那份媒体的工作，突然之间，“你不用赶着去哪里，你也走不掉，这是你的家，你走不掉，也离不开”。

武汉之后，人和媒体都有不同的命运，《南方都市报》那年的“最美逆行者”——一组援助武汉的广东医护人员的肖像照——获了当年的中国新闻奖，并在城市空间中随处可见，掀起了一场宣传工程。那一年十月，北京召开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Miyoko早就换了手机，没有导入旧手机里的相册，她不想再看到任何和武汉有关的照片。

2020年，《南方都市报》发布《最美逆行者——你们摘掉口罩的样子，很美》系列报道，或2021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融合创新一等奖。（图_南都传媒）

《武汉启封》成了王嘉兴职业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也拿到了“谷雨奖”，这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民间特稿奖项，不久之后，“谷雨奖”也再不更新。那是王嘉兴做记者的第四年，跑过一些重要的新闻现场，但武汉发生的一切让他更快速的成长了，编辑不再为他大段改稿。回到北京后，他先是隔离，确诊了抑郁症，轮岗休息了半年，又回《冰点》写了一些稿子，再后是辞职，离开这个行业。

王嘉兴说，一直到很久之后，封控的形态几经变换，他才意识到，疫情如此深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当时，你是意识不到这件事的历史意义的——你以为，顶多就是非典。”

“非典”应该被称为SARS疫情——事实上，那是应急管理中信息公开制度成为常规的起点，也是“新闻黄金时代”的起点。而新冠/COVID-19带来的社会治理，朝向了相反的方向。武汉疫情期间，“中宣部派人去武汉，所有在武汉的媒体都有一个领导，密集的时候每天开会，不密集的时候两三天一次，主要是传达一些精神”，赵庆夏说。

疫情之后，赵庆夏注意到，疫情期间的舆论管控手段成了常态。在记者的工作中，他最直接的感受是，疫情之前，热点突发事件的“窗口期”还有两三天，那是一个深度报道记者工作效率的极限，“疫情之后，我感觉这个窗口期缩短了，不到一天，甚至是八到十小时”。

武汉疫情暴露了中国长期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欠账，一些记者在此之后试图把医疗报道和公共卫生报道作为专业志向，但记者们迎来的，是为数不多的、仅剩的医疗健康领域的专业媒体接连消失：2022年10月，丁香医生旗下公众号“偶尔治愈”团队解散。2023年7月，《八点健闻》全网账号都被封禁。这些媒体因为其医疗和调查报道专长，在武汉疫情早期都有亮眼表现，是巨大恐慌中人们求知若渴的可靠消息来源。

对于创作者来讲，一些伤害是隐形的，难以清楚讲述的。

阿菜讲述了武汉疫情之后，他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2021年的春节，阿菜和朋友们驱车试图去到某一个公共事件发生的现场。但在宾馆，敲门声响起，门外的人要求对阿菜和一行朋友进行“流调”。流行病学调查原本是传染病防控中的专业词汇，却在新冠疫情之后进入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人们的行动轨迹被尽数掌握。

阿菜说：“所有人都知道，流调，只是一个借口，但当这件事成为一个合理的理由，公权力可以借用这个理由控制任何他想要控制的人。”

（应采访对象的要求，赵庆夏、王胜男、张维、阿菜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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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五年足以忘记许多事情，也可以重新谈论许多事情。

2022年，李文亮医生去世两年半之后，10月6日的《纽约时报》视觉调查团队揭示了李文亮死亡时刻的重要细节。李医生的一位同事，当晚曾到访过他的抢救室的医生，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考虑到安全问题，《纽约时报》称呼他为B先生。他说，“这件事始总会在大众的视野里消失，但我始终觉得，被忘记也好，总该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纽约时报》公布了李医生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住院文件，包含治疗方案、病程记录和医嘱。根据病历，医生对李文亮的抢救持续了七个半小时以上，但他的心脏一直没有重新跳动。病情资料中有一份2020年2月6日晚上9点10分左右的心脏彩超报告，显示他的心脏在那时已经停止跳动。B医生说：“我觉得李文亮医生在2月6号9点钟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死掉了……按照正常流程的话已经是可以宣告死亡了。”

B医生还透露，医院领导层要求医疗团队使用人工肺，因为他们想向公众表明医院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抢救，但B医生的看法是，那时候上人工肺是“对尸体的亵渎”。

这份报纸，被人贴在了纽约中央公园西侧96街入口附近的李文亮纪念长椅上。这个长椅当时刚刚设立不久，是世间唯一的李文亮纪念碑，铭牌上刻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又过了三年，2025年2月，李文亮父母的视频首度在一个微信视频号上流出，面对前去探望的人，李文亮的母亲泪流满面，讲起儿子去世的当晚，医院曾经派车来接，但始终没有见到儿子最后一眼。“我说你接我们来干什么啊？连我儿子一眼都不让看…你这太没有人性了吧…你说我咋（怎么）不遗憾呢？”

五年前，Miyoko曾经拒绝了所有的媒体采访。此刻，她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之一是女星大S去世，“（这件事）会更让我觉得生命很无常，（疫情期间）做得很辛苦，或者已经过去了，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好像那些事情变成一个伤痛都去除了，变成官方施展巨大能力的东西，可是个体的痛苦，遗留的痛苦，好像就没人关心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就像当初很多人都不应该死于非命”。

她提到娄烨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这部意外拍摄于疫情期间的片子拿到了2024年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制片人上台领奖的时候说，“这是我们作为创作者，作为电影人，对这个尚未完成的时代的一点记忆和纪念”。电影因为获奖得以在台湾的电影院上映，许多福建人依靠“小三通”特地去到金门马祖的电影院看电影。Miyoko说，“虽然这个在国内不能放，但是总归是有人在记录，总归是有人在记得这个事情。”

李文亮被葬在了九峰山烈士陵园，和他一起被安葬的还有彭银华、柳帆等因为抗击新冠肺炎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的人。多位前去悼念的市民发现，进入李医生所在的烈士二区，需要上交暂存手机、登记姓名、户籍、号码等信息、由陵园的工作人员带领才能去给李医生扫墓，工作人员有时候好声好气，“如果别人都像你们这么配合，也就不需要费力了”；有时候是冷面呵斥，“身份证写清楚，要核对的！”——五年之后，我们没有了自由扫墓的权力。

我打开了我自己五年前的石墨帐户，我当初转载过的文件都还留在列表里，和武汉疫情相关的公开文档超过20个，每一个名字都是一种困境，每一种困境背后是无数绝望的人。

这些表格的名字是——《在汉露宿求助登记表》、《受困的人》、《个人救助归类表》、《0125前线记者物资需求文案》、《新冠肺炎：内地传媒深度报道选编（持续更新）》、《湖北省滞销蔬菜信息》、《哨声 版本图鉴》、《农村防控补短板》、《关心疫情下的人类_筹款＋资源_文案框架》、《我们与救助的距离》……

五年之后，我已经无法打开其中任何一个文档。我无法确认关闭这些公开文档是不是文档拥有者的行为。成立于2015年的石墨文档定位为中国的Google Docs，在武汉疫情期间，许多求助信息和事件存档通过石墨文档得以公开传播。Miyoko还告诉我，当她们使用石墨文档来对接信息的时候，一位石墨的公关人员主动私信了她，赠送了石墨的会员，以期更方便地传播信息。

与此同时，另一则旧闻是，2020年的6月，武汉疫情趋于平缓没多久，艺术家“坚果兄弟”发现，自己因为往石墨文档里添加“李文亮”的名字，个人石墨账号遭到封禁，也无法导出存在里面的文档内容。他试图维权，客服回复的理由是：“发布鼓吹大量集体维权的文档”，“您的内容涉政治敏感”。

“疫情带来的影响，好像和病毒本身一样，看不见，摸不着，无迹可寻”，王胜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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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现象工作室｜“擅自摄制电影案”当事人郭珍明采访

2025年3月底，网上传出影像创作者郭珍明因拍摄视频被乌鲁木齐市文旅局拟处罚7.5万元和没收设备的消息，微信公众号“现象工作室”对他进行了采访，并发布报道文章，但该文很快便遭到审查删除。

郭珍明自述道：

我去年9月份去新疆旅行，和一位内地的音乐人王啸聊起纪录他的创作和采风的事情，他是做当代音乐的，就是那种现场即兴的乐器和人声。我们萌生了一路旅行、沿途创作和民间采风的想法，边走边拍。

新疆是个文化和音乐特别古老而富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壮丽的自然风光亦让我们沉醉。我们在南北疆、乌鲁木齐这些城市和乡村之间穿行，流连忘返。

整个过程大约是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份完成的，就是我们两人，我拍他的创作和采风。后来乌鲁木齐文旅局的人上门进屋检查，说根据举报，说我“涉嫌擅自摄制电影”，把我器材和资料都查封了。

文旅局执法人员当时也说不清楚是依据《电影产业促进法》哪条条文，他们只是说，“你去百度查”。他们也不熟悉这些条文。我后来问了律师，也自己查了。我觉得绝大部分影视艺术工作者、普通老百姓可能都不知道《电影产业促进法》，第13条规定“拟摄制电影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将剧本梗概向电影主管部门备案”。我认为大家应当对这个法条引起注意，加以学习。

我认为完全不构成违反《电影产业促进法》13条，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

不管是普通人还是艺术家，采用专业或者非专业器材拍摄视频，都是一个普通公民的文化艺术创作自由，因为这是个人行为。

即使把我的纪录和拍摄行为定义为电影，但是我的纪录作品哪来的剧本梗概？这说明制定《电影产业促进法》的人没有注意到纪录片和电影的本质区别。纪录片是没有剧本的，电影才有剧本，纪录片何来“电影剧本备案”？即使把纪录片定义为电影，那也是没有剧本的电影，对于没有剧本的电影作品，《电影产业促进法》怎能要求它去“备案剧本”呢？

电影节不等于电影院，国际上的电影节展出的影像作品不同于电影院播放的电影，非常宽泛。手机拍的视频也是电影，短视频也是电影。文旅局的人认为我去年有纪录片参加了国际上的电影节，并以此认定我拍摄了的视频素材具有电影属性，违法《电影产业促进法》。这个认定你觉得符合法理逻辑吗？

如果我这个拍摄行为都是违反了《电影产业促进法》，那中国这么多影视、戏剧、传媒、美术专业的学生、毕业生，他们的毕业创作都将考虑是不是违法行为？他们拍摄的纪录、电影、影像作品都去备案了吗？

我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因为每一个普通公民，以后拿起摄像机或者手机进行纪录和创作，都要考虑一下，有没有触犯《电影产业促进法》？你是不是“擅自”了？

二、闻道不分朝夕｜缅怀胡德华其实是因为感激胡耀邦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于2025年3月30日晚不幸病逝，享年77岁。朋友圈里，人们纷纷表达哀思，但我们知道，缅怀胡德华其实是因为感激胡耀邦。

1981年开始，胡耀邦主持平反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为55万“问题分子”正名。这些案件的受迫害者，终于摆脱了受歧视的地位，获得了平等升学、就业的机会。

平反冤假错案自非缘于其一人之功、一人之力，但他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胡耀邦，很多人不知道还要在屈辱、压迫中煎熬多久。作为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领导人，胡耀邦的历史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他不是完人、圣人，却是一个好人、真人。“活在人心便永生。”

以上文字来自微信公众号“闻道不分朝夕”，在这篇被删除的文章中，作者转载了一篇短文，文章节选内容如下：

历史在不断前进。

但有些人、有些事，总有人记得。胡耀邦对中国改革有两大开创性功劳。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后人多评价胡耀邦的最主要功绩在于：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成了改革的主体。

当然，做成这两件大事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他出力最大，承担风险最多，且最有胆识，态度最为坚决，则是不争的事实。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为代表的贱民阶层。中国“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当时估计上亿。胡耀邦的这个功绩，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

在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悲剧英雄。而悲剧英雄在历史上的痕迹无疑更为深刻。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多万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1949年以来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

三、历史押韵｜缅甸7.9级地震，曼谷一在建高楼轰然倒塌，中铁十局的项目

2025年3月28日，位于泰国曼谷正在兴建的国家审计署办公大楼受2025年缅甸实皆地震影响发生倒塌事故 ，造成至少8人死亡，超过100人失踪。

这座大楼于2020年开始兴建，并于2024年3月31日由中国中铁十局集团宣布封顶。

之后，不少泰国和中国的民众发文，对工程质量进行质疑。微信公众号“历史押韵”也发布文章进行评论。

在这篇遭到审查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离震中一千多公里的曼谷，一座在建的摩天大楼，在地震中摇摇晃晃轰然倒塌。

这种大楼轰然倒塌的场面不是侧翻，而像911时的双子塔，也像爆破拆除大楼这种原地崩塌。

要知道即使512地震时，成都离震中那么近，也没有一座高楼倒塌。

为什么曼谷的楼会倒塌呢？要知道曼谷不在地震带上，地质构造也很稳定。

曼谷所在的中部平原地区主要为较有弹性的粘土层，下面是平均厚度约550米的沉积层，550米之下才是坚硬的岩石。这种地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冲地震波。

那为什么这样的万佛保佑之地，还会把高楼震塌呢？

倒的这栋楼是泰国新建审计局办公大楼，承建商还是中铁十局，去年已经成功封顶。

没想到，一场发生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地震，会把这座大楼震塌。

新建审计局办公大楼主楼高137米，结构形式为“核心筒+无梁楼板”。核心筒采用滑模施工技术，无梁楼板采用抬模安装工艺，外架采用爬架施工工艺。

2021年美国佛罗里达有个公寓楼塌了就是用无梁楼板。

这种设计的优点是空间利用率高，没有横梁，增加室内高度。空间开阔通透，施工简便，美观实用。

缺点就是，对材料的要求比较高，而且没有梁导致延展性比较差。抗震性能较弱。

这一次这栋楼塌，更加大了对无梁楼板设计的担忧。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是中铁十局的项目。基建狂魔的实力有目共睹，修这样一座大楼应该不至于扛不住一千多公里外的地震。

很多泰国人会质疑工程质量问题，这就要泰国政府去调查了。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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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民日报发文《天塌不下来》，称“美方加征关税无法压垮中国经济”，“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外部冲击”。文章末了，甚至斩钉截铁地说：“天塌不下来”。

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空而又空，虚而又虚，文章写尽太平事，不肯俯首见苍生。

这就是在不承认困难。不承认困难，就是最大的困难。

一、“天塌不下来”，但时代的灰落下来很多次

《天塌不下来》一文看似信心满满，其实是在以乐观掩盖焦虑，以语言粉饰现实。

文章说“出口占GDP比重降低、内需潜力巨大、转型动能强劲”——这些漂亮话十年不变。可你有没有低头看看地上的人民过得如何？

2018年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们影响不大”，结果？那一年制造业大面积裁员，出口企业关门无数；

2020年说“疫情可控”，三年之后你我都明白代价几何；

2024年说“房地产不是支柱产业”，转身又救楼市。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这不是“天塌不下来”，这是每一次塌下来之后再装作“从来没塌过”。

二、“信心”不是政策，“稳定”不是增长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

人民日报讲“信心”“韧性”“优势”，这是讲空话。现实呢？

你看，“中核招聘”官微以“我们收到1196273份简历”为题发布消息，宣传其校园招聘宣讲周圆满收官，引发网友热议后该帖删除。4月6日晚，该账号再度发文称，“我们始终坚持认真对待每份简历，不辜负每位学子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并解释该集团2025届校招“提供1730类岗位，预计录用人数约8000人”。

多么盛大的景象——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媒体还发文祝贺，仿佛是一种荣耀。但这荣耀背后，是怎样的一种苦楚？

1196273份简历，预计录用8000人，竞争比例接近150:1。

一千多万大学生在求职季苦苦投递，寒窗十八载，结果发现，不是“能者上”，而是“卷者亡”。中核的这篇帖子被热议后删掉了，可删不掉的是无数人的迷茫与愤怒。

人民日报说“人民有信心”，但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在焦虑中狂奔。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却忘了小事就是民生

你一口一个“我们有制度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人民只想办小事：吃饭、工作、孩子上学、看病、养老——哪一件不是困难重重？

民营企业主问：“转内销渠道谁来给？垄断资本早把通道堵死了。”

失业青年问：“为什么我从小学卷到硕士，最后却只能成为一份‘海投简历’中的无名者？”

农村老人问：“养老金不涨，物价还在涨，谁来给我个说法？”

真正的问题，是产业空心化、年轻人失业率高企、中产消费信心崩塌，而人民日报却拿几组数据来安抚群众，想用“唱歌”的方式遮盖“噪音”。

人民日报自豪地说，我们有制度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确实可以。但集中力量之后，普通人还能办小事吗？

外部加税，内部加压，企业活得越来越像在高压锅里煎炸。

消费者不敢消费，存款创新高，年轻人找不到工作，35岁成了“退休门槛”。

那些“宏大优势”，最终却无法缓解我身边小企业的倒闭、老百姓的焦虑。

这不是“有准备”，这是准备牺牲一部分人去完成整体叙事。

这不是“制度自信”，这是“叙事自嗨”。

四、真正的底气，是敢于承认问题

今天的宣传，应该来一场“整风”：

整一整空洞的高频词汇；

整一整“风景这边独好”的话术；

整一整不知民间疾苦、只讲国家强盛的傲慢腔调。

真正的信心，来自于面对问题，来自于给人民希望，而不是让人民自我感动。

人民日报说“天塌不下来”。

可我们看见——

求职的学子，跪在秋招的缝隙中呐喊；

创业的青年，在风控与政策之间左右碰壁；

中产的家庭，节衣缩食还房贷、保孩子；

这不是“天塌”，这是地陷。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再苦一苦百姓，骂名这次谁来担？

五、美国加关税？中国自有十策应对

既然美国执意加关税，不如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干脆就把美国的“封锁”当作一个契机，看中国该如何真正走出外贸依赖、重建经济活力。

我有破局十策，兼顾战略定力与操作性，请看。

（一）以人民为本：直接发钱，重启内循环

不是“鼓励消费”，是直接发现金。

从中央财政到地方余粮，设立“经济韧性基金”，向中低收入家庭每月每人一次性发放1000元，作为“抗关税·促内需红包”。

这不但能立竿见影地刺激消费，还能缓解居民债务压力，恢复信心——内循环的第一步，是让人民有钱可花，有底气生活。

（二）刀刃向内，启动“编制优化改革”

精简非一线岗位公务员和事业编，削减层级、裁冗员；

县级以上单位每年优化10%冗余岗位，用于激励基层；

节省财政转为公共服务支出（教育、社保、住房补贴）。

国家要过紧日子，把钱花在人民身上。

（三）“工作8小时”法治行动：铁腕整治996
修改劳动法，明确规定：非特殊行业每日工时不超8小时；

成立专项执法队，重点查处互联网、金融、制造等行业；

实名举报有奖、典型案例通报全网。

恢复劳动尊严，提升生活质量与家庭消费力。

（四）全民社保下沉：低收入群体全覆盖、全兜底

将外卖员、快递员、临时工等非正规劳动者纳入社保体系；

全面覆盖，为农村人口补缴，政府全包；

提供“社保信用”积分，可兑换培训、租房券等福利。

不让新劳动力成为“隐形穷人”。

（五）“全民一户建”计划：人人有栖身之所

政府主导建设低密度一户建社区，统一规划、低价出售；

首套购房免契税，提供20年超低利率贷款；

青年人才落户即送建房券+土地指标。

解决住房不安问题，刺激就业与建材产业。

（六）“就业宝”上新：一人一岗政府兜底

针对待业青年的“就业宝”平台上线：

每人可获得一个定向工作包（含培训+岗前补贴）；

优先安排进中小企业、养老护理、公益岗位，应对老龄化危机；

做三个月给奖学金+全额社保返还。

（七）企业减负：以税换活，让中小企业喘口气

与其拼命招商引资，不如减税降费、降低门槛让本土小微活下来：

取消五险一金强制上限；

放开灵活用工机制；

电费、租金、税务减免一年。

经济不能只靠大厂站岗，必须让“10人以下小作坊”遍地开花。

（八）金融反哺：把信贷从“地产+国企”转向“个体+技术”

现在银行的钱去哪了？大部分进了“城市更新”、“地方融资平台”，或者炒作AI泡沫。

应建立“技术+个体信贷倾斜机制”：

初创企业无抵押也能贷；

有实际技术落地的团队获专项贴息；

让“穷人开工厂、码农办公司”成为可能。

金融真正“普惠”，内循环才有根。

（九）让人民看到未来：每条政策都要“追踪落地”

所有补贴政策实时追踪；

人民日报、央视财经开“追踪栏目”；

每周公布“发了多少钱，帮了多少人，谁领到了”。

透明才有信任，信任才有力量。

（十）战略定力：暂缓“面子工程”，优先“里子工程”

这个时候，不比谁建高楼、开大会、做形象工程，而是：

修桥补路、改旧棚、治黑臭水体；

兜底医保、扩大保障房、改造菜市场；

投资“公共设施+人”，而不是投资“钢筋水泥+政绩指标”。

高质量发展不是空话，而是千万人每天生活的“细节升级”。

写在最后：

毛主席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今天美国高关税，是一把火。但不是烧掉希望的火，而是点燃改变的火。

裁冗官、养实民、治乱象，力求“靠谱、接地气、有震动”。

只要我们把资源往人民身上倾斜，把政策落到实处，把企业从困境中解放，把年轻人从内卷中救出——中国经济就会从被动应战走向主动突围。

美国封锁关得了一时，却挡不住十四亿人民一起创造的力量。

让人民得利，国家才能赢这一仗。

CDT编辑注：本文在微信公众号、知乎、腾讯新闻等平台被删除。作者“食通社”在修改部分细节后将文章刊登在其官网上（原文中的“河北滦州市糯米庄”省略为“H省”，受访者改为化名。）CDT将原文刊发如下，点击这里阅读“食通社”修改后的版本。

食通社简介：食通社是一个可持续食物与农业的知识、信息和写作社区，由一群长期从事农业和食物实践及研究的伙伴们共同发起和管理。我们相信，让消费者了解食物的来源，为生态农业从业者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和社会环境，我们的食物体系才能做到健康、美味、可持续。

眼看春耕在即，河北滦州市糯米庄村农民李技栋却翻不了地。在他70亩耕地里，遍布着农场外飘来的大小不一的破碎地膜，像残雪一般覆盖在耕地上，或缠绕在枯枝稻草间。地膜甚至还飘到老李家的牛棚里。

老李只能带着几个工人在牛棚里捡拾地膜碎片。“这膜又轻又碎，像是超薄的不合格地膜。”

如果不做处理，地膜就会在翻地过程中混杂在土壤中，不仅影响这一茬作物的生长，而且永远无法回收，也难以分解，只能在土壤中非常缓慢地破裂为塑料碎片，甚至以微塑料的形式被作物吸收。

不用地膜的老李，怎么会成为地膜污染的受害者呢？原来，从去年12月25日起，距离他家地头100米的地方建起了一个临时加工厂。这个占地不过几十平米的小工厂从周围农民处收购大量花生秧，然后粉碎，加工成粗饲料，用于喂养牲畜。由于收购花生秧时没有去除地膜，地膜缠绕着花生秧，一起被喂进了机器。经过破碎的地膜随风飞扬至周边耕地，其中就包括老李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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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加工厂是在花生收获后才临时搭建起来的，并且搭建的地方原来是本村的基本农田。由于条件简陋，加工现场并没有额外的防护措施，导致地膜四处飘散。

2025年1月1日，老李拨打12345市长热线反映污染问题。此后他向当地街道办事处、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也递交了书面说明，反映情况。

从事发开始，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马上到了播种春小麦的季节，老李还打算同时种下豌豆、大蒜、油菜、小白菜等蔬菜，成熟后会成为他一年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土地里的地膜让他迟迟无法播种，眼看就要错过播种时节，耽误一年的收入。

●破碎地膜像残雪般覆盖、渗透在老李的地里，捡拾起来十分费工，且难以清除干净。

●老李和工人在牛棚里清理地膜碎片。

老李曾经是一名农资经销商，见惯了农药、化肥、塑料膜对于人和土地的伤害。十五年前，他在家乡糯米庄村流转了耕地，用生态农业的方式，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种植粮食和蔬菜。这70亩耕地就是他多年以来努力保护的一片净土。也正因如此，他才对很多农民习以为常的地膜污染痛心疾首。

加工厂不肯采取措施，老李只能自掏腰包，出资两千块给村书记转给对方。随后对方在老李在耕地边进行了简单遮挡。加工厂还曾答应出钱，让村集体请人捡拾飘到老李农田里的地膜，但持续了几天就没有了下文，理由是“每天捡，承受不起”。企业不愿意停工，但只要继续加工，每天就会有地膜飘过来。走投无路的老李只能继续向政府投诉。

●涉事企业目前的加工现场。

2 农业、环境两部门隔空“斗法”

接到投诉后，深州市农业农村局和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先后派人到现场调查情况，但给出的回复却令老李啼笑皆非：两部门援引同样的法律法规，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反。

两者在回复中都指出，地膜造成的污染问题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范围，因此无法对涉事企业进行执法，应交由对方部门解决。

●滦州市农业农村局和唐山市生态环境局滦州市分局给老李的回复。

首先，双方都引用了《农用薄膜管理办法》第五条。生态环境局引用了第一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农用薄膜使用、回收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农用薄膜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而农业农村局只引用了第四句：“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农用薄膜回收、再利用过程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也就是说，在地膜回收不力、造成污染的链条中，他们只看到了对方失责，对于自己的职责视而不见。

其次，双方隔空激辩的一个论点在于：污染老李耕地的地膜，还是不是“地膜”？

生态环境局建议依据《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八条来处理：“农业投入品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回收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废弃物或者农用薄膜……由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但农业农村局对此回应，饲料加工企业不属于地膜的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所以“我单位没有处置的法律依据”。并且援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认为这是“固废污染”，应由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处罚。

也就是说：这个案例里，飞到老李家地里的，法律意义上不再是地膜，是固废。

“固废”即固体废弃物，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已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放弃的物品。

但生态环境局“棋高一着”，用《固废法》打败《固废法》，援引该法六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农业固体废物回收利用体系建设，鼓励和引导有关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依法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农业固体废弃物，加强监督管理，防止污染环境。”

翻译一下：虽然固废归我管，但农业固废还是农业农村局的事。

老李拿到这样两份回复，欲哭无泪。于是继续通过政府网站留言、电话热线等渠道反映问题。目前仍毫无进展。

3 农业固废到底归谁管？

回到本事件的关键问题：农业固废到底该谁管？环境律师吴安心认为，主管部门应是生态环境部门，因为缠绕地膜的花生秧是原材料，饲料加工属于工业生产范畴，加工过程中的污染生态环境部门监管。

但废弃地膜之所以出现在加工场景中，必然又是田间地膜回收不力的结果。2023年河北承德检察院就因某村大面积使用地膜、造成耕地污染，而责令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履行其监管地膜使用和回收职责。

回收和污染的道理如此简单：回收了，就没有污染；不回收，就会造成污染。但到了政府层面，回收属于农业农村部门的责任，而污染涉及环境部门，两部门的权责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污染事件发生时，两部门负责的环节必然都出现了问题，都负有一定责任，都有理由出手监管。

而现状是“都该管”变成了“两不管”。尽管国家出台了《固废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农用薄膜管理办法》等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似乎条文越多，有关部门们越能找到理由推脱责任。

一位研究固废的专家认为，《固废法》对农业固体废物的管理表述较为模糊，导致实际上农业固体废物管理制度依然是空白。

包括地膜在内的农用薄膜，是继种子、农药、化肥之后的第四大农业生产资料。由于长期重使用、轻回收，我国地膜污染问题严重——每年有近3亿亩土地覆盖地膜，用量直逼145万吨，约占全球地膜用量75%。

由于回收技术和设备等种种限制，长期以来我国农膜回收利用率不足2/3。2017年原农业部印发《农膜回收行动方案》，在西北地区启动建设100个地膜治理示范县，提出通过2至3年的时间，示范县当季地膜回收率达到80%以上。

尽管治理地膜终于有了具体行动，但这只是“当季”回收。我国多年累积地膜残留量已超百万吨。

据2016年农业部监测数据，中国所有覆膜的农田土壤均有不同程度的地膜残留，局部地区亩均残留量达4-20公斤，个别地块甚至高达30公斤以上，相当于6层地膜。残留地膜会破坏土壤结构，影响作物出苗，阻碍根系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全国范围内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地膜直接造成农业生产经济损失尚未有权威数据统计。

另据2019年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张斌等人撰文，国家项目区外地区的地膜残留问题非常突出，市场上超薄地膜依然大量存在，农民回收残膜积极性不高。

●2023年央视记者赴辽西地区调查，发现用过的地膜或被遗弃在田边，或被焚烧，产生大量烟雾。不仅农民因为人工成本而不愿回收，回收企业也入不敷出，虽然获得了政府补贴，也难以实现盈利。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严昌荣曾在一篇文章中估计，为了利用花生秧作为牲畜饲料，进行去膜处理，每亩处理成本约为30-50元。而往往没有人支付这笔成本，也就意味着地膜散逸到环境中，成为塑料污染的重要来源。
而当饲料中混入了地膜，对动物的健康也有诸多影响，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也损害养殖户的经济利益。

塑料地膜不仅危害土壤和农业本身，随风飘散的地膜也危及公共基础设施。2021年五一期间，京广线高铁行至河北定州段时，就因地膜挂上了接触网而停运，另有几十余辆高铁因此停运、晚点。

像“地膜导致高铁停运”这种新闻，仅是公众能够了解到的冰山一角。街道办事处和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都曾经告诉老李，附近类似地膜污染的事件太多，根本管不过来。

目前，老李的主要诉求是对他和周边农户耕地的污染状况进行评估，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对土壤进行修复，除了肉眼可见的地膜碎片，还包括不可见的塑料微粒。

他说：“我一直锲而不舍地反映这事情，既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周边的村民，更是后世后代福祉。我们这代人，不应给后代留下的只是满目疮痍。

对老李来说，上网求助是无法解决问题之后的无奈之举，但同时也因为这几天的新情况让他愈发着急：在他求助于政府部门之后，涉事加工企业加快了加工的节奏，飘出的地膜也越來越多。他猜测，对方想着赶紧加工完这一批原料就跑路。因为加工厂是在农田上临时搭建的，他们完全可以拍拍屁股走人。

●1月12日与3月7日，涉事企业一处花生秧堆放场地的前后对比图。照片显示，目前加工已近尾声。原料堆中可见混杂的白色地膜。

如果在地膜回收不力，企业造成污染的时候，政府部门之间还在争论谁应该负责，那么如何能够切实保护环境与农民的切身利益？在事实确凿清楚的时候放任涉事企业持续污染，难道要等到他们溜之大吉后，再以“污染主体不清晰”为借口继续不作为吗？

地膜污染治理问题不仅需要政府部门明确的权责区分，也需要合理的解决方案和详细的管理办法。

谁来管？怎么办？老李需要一个回答，受到污染的土地也需要一个回答。

胡德华先生于昨夜（30日）11时左右突发心脏病，骤然离世，年仅76岁，他深夜摔倒在客厅，等家人发现时已经基本没有生命体征，大家对于他以这样的方式离去，都扼腕叹息。德华先生自2022年中秋节前后被检查出患有一种贫血，不定期要输血，不过病情一直控制不错，没想到却被心脏病夺去生命，同他的父亲胡耀邦同志一样，走的这么突然。

胡德华生于1948年11月，至于出生在哪里，连他的母亲李昭也无从知晓，因为当时傅作义军队在偷袭石家庄，临产的李昭被拉上一个运货卡车往太行山区逃难，东躲西藏好几天，路上生下她和胡耀邦的第三个儿子。而当时担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正在太原战役前线，战争打的非常惨烈，无暇顾及私情，只是从电报中知道了儿子的出生，等到父子第一次见面，儿子已经半岁大了。

1950年代初的胡耀邦一家在川北

德华先生早年就读于育英学校和清华附中，由于母亲李昭在北京东郊十里堡担任国棉一厂厂长，无暇回家照看孩子，所以长期住校寄宿。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文革的中心旋涡之一，不过德华先生是逍遥派，1969年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当筑路工，工作地点在周口店，干非常繁重的体力活。

“文革”后期胡德华考取重庆通信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通信学院（今天的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教书，所以德华与长兄德平的儒雅不同，他身上有些“理工男”气质，虽然时间很久了，他讲起各种物理学原理，还是如数家珍。德华先生在南京工作九年，过着非常平民式的生活，1986年转业到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90年代初下海，从事科技相关的商业，他在商场保持洁身自好，从来不干官商勾结或沾国家利益的事情，一直凭本事吃饭，所以也就没有发什么大财。

德华先生晚年把相当多时间用于胡耀邦研究，先是编辑了《我心中的胡耀邦》，里面收录了胡启立、费孝通、张爱萍、田纪云、朱厚泽、李昌等人的回忆，资料非常珍贵。他还组织张黎群等人撰写了胡耀邦传（三卷本），其中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卷本由北京出版集团出版，这个传记质量写的非常好，具有很高的史料和思想价值，不过出版的时候删节比较多。

德华先生最近几年基本算是开始颐养天年，于是集中精力思考父亲胡耀邦的思想发展脉络，更对很多历史问题做了反思。他的思考点主要两个：一是胡耀邦如何与原教旨革命路线逐渐分道扬镳，二是胡耀邦因何在改革问题上与邓小平渐行渐远。他有很多视角独特的分析。

德华先生经常提起：1979年邓小平在访美的路上说，跟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其实我认为问题的另一半也很重要，那就是“跟着苏联走的都穷了”，为什么穷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反思，但是这种反思还是很少。

德华先生说，在江西苏区时期，父亲听张闻天同志的谈话，张闻天说：“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这句话对耀邦触动很大。很多革命领袖训话、谈志向就是解放全人类这些空泛的目标，而张闻天把它落在生活上，事后证明张闻天是个讲民主、关心人民真实处境的领导人，1959年他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打倒。其实胡耀邦之后逐渐的反思、醒悟，也是认为革命理想如果脱离了人民的自由、幸福，那都是空谈，他的改革开放主张充满了人本主义、人性关怀的色彩，因此才有那么深厚的生命力以及跨时代的价值。

德华先生有次在会计司胡同住址，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说，他小时候从来没有觉得父亲有什么异样，直到一件事改变了他的看法。1967年10月，四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登门拜访，德华先生去开门，以为又是造反派来抄家，所以吓了一跳，结果他们客客气气地说，我们来看看耀邦书记。四人自我介绍分别是秦邦宪之子秦铁、袁也烈之子袁勃、黄安生之子黄忠、杨春茂之子杨晓明，他们告退后，德华紧张地问父亲：糟糕了爸，这个秦邦宪不是博古吗？他和王明不都是坏人吗？我们应该跟他们划清界限才是，你怎么还跟他们聊得这么好？胡耀邦沉默了半天，一字一顿地说：你要记住，博古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高级领导人，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德华先生才意识到，父亲是个有担当，并且有自己的思考、从来不人云亦云的人。

德华先生说，父亲很耿直，嫉恶如仇，但是又从来不记仇、与人为善，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团中央的很多下属，胡耀邦对他们都特别好，不仅关心工作，还关心生活，不过他们在文革时候都揭发过胡耀邦，很多亲密战友也曾经反戈一击，但是胡耀邦事后都选择原谅他们。有时候做子女的也都很着急，提醒父亲：爸您不知道他是个坏人！他背后干过很多伤害您的事情，您怎么还对他那么好？！胡耀邦微微一笑：我怎么不知道他是坏人啊？但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德平和德华都说，父亲是非常了解厚黑学、权术，但是从来不利用它。胡耀邦当了总书记说：你搞汉高祖、我搞曹孟德，咱们中国就不进步了，我们要身体力行，推动政治文明规则的进步。

德华先生继承了父亲的真诚、直爽、善良，陶斯亮曾经说：“耀邦叔叔的透明人格让无数人喜欢他亲近他，他的坦荡与赤诚是他最大的特点”，这句话用在德华身上也照样合适。他对人从无阶级之分，对服务员、司机、保安这样从来都是非常尊重，人家要他的电话和微信，他也不拒绝。

德华先生心地善良，他的好友元元、延滨最近两年先后中风，行动不便，尽管他也身体欠佳，还要经常输血，但是每次聚会，他都是自己开车近一个小时，从拥堵的东四环开到拥堵的西四环，用他的话说，身体好点的要照顾差一点的。

德华先生非常简朴，他以前陪母亲住北长街的四合院里面，平时跟大家聚餐无非是去泽园餐厅——毛主席厨师程汝明退休之后开的平民餐厅，点的餐无非是玉米粥、葱花饼、红烧肉之类。到了后来搬到甜水园后，每次去见他，最经常去的是庆丰包子铺和麦当劳，十五块钱六个包子，蘸上一盘醋，他会吃的津津有味，来餐厅就餐的食客，有谁想到他的父亲曾经是共产党的领袖呢？而我印象中，我们吃的最好的一顿饭就是徽商故里餐厅那顿花了1000元左右的“豪华大餐”了。

上图：胡德平、刘湖、胡德华三兄弟，与胡耀邦秘书高勇、沈宝祥等人；下图：胡德华与表兄，杨勇上将之子杨小平

德华先生向来身体健壮，看起来至少比实际年龄小十岁左右。耀邦同志73岁死于心脏病，他在过了73岁的时候，曾经轻松幽默地说，我算是过了这道坎了，没想到他还是没有躲过这个“历史宿命”。

德华先生尽管最后两年身体时好时坏，但是他从来都是乐观的，还制订了很多计划。春节后，他约几个人小聚，我们用阎明复先生晚年曾经得了同样疾病，但是最后战胜病魔，依然享寿92岁来鼓励他，他听了非常高兴，还要询问阎家子女是怎么治疗的。但是人之将终，都会有些预感，去年他去共青城给父亲扫墓时，非常吃力地爬上富华山墓园，在墓前沉思、绕陵走了好几圈、不肯离去，或许他也意识到这是对父亲的最后一次祭扫，在人间做最后的告别。

跟德华先生最后一次微信联系，是他发来一个约半个小时的谈话，回忆2014年访日拜会中曾根康弘和高田勇等老一辈政治家的情形。笔者觉得他跟中曽根的谈话非常重要，并告诉他可以用科大讯飞把这个录音转化成文字，并期待有机会再当面跟他请教细节。

没有想到德华先生这么快就走了，所有人都遗憾他骤然离去，给人留下的只有遗憾和哀思，以及在会计司、车公庄、世纪城、甜水园的那些音容笑貌。

春节后，最后一次见到胡德华先生，他依然很乐观，身后是胡耀邦的手迹：“身居最下游、志在最高层”

2025年3月底，网上传出影像创作者郭珍明因拍摄视频被乌鲁木齐市文旅局拟处罚7.5万元和没收设备的消息，现象网采访了当事人。

现象网：这事情是个什么样的经过

郭珍明：是这样的，我去年9月份去新疆旅行，和一位内地的音乐人王啸聊起纪录他的创作和采风的事情，他是做当代音乐的，就是那种现场即兴的乐器和人声。我们萌生了一路旅行、沿途创作和民间采风的想法，边走边拍。新疆是个文化和音乐特别古老而富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壮丽的自然风光亦让我们沉醉。我们在南北疆、乌鲁木齐这些城市和乡村之间穿行，流连忘返。除了即兴的环境中的创作，还采集了很多民间音乐人风格独特的乐器演奏。这些表演，有些民间艺人要求付给他们一些费用，但很多都是朋友，都是免费的。整个过程大约是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份完成的，就是我们两人，我拍他的创作和采风。后来乌鲁木齐文旅局的人上门进屋检查，说根据举报，说我“涉嫌擅自摄制电影”，把我器材和资料都查封了。

现象网：他们这个行政检查和处罚的依据是什么？

郭珍明：文旅局执法人员当时也说不清楚是依据《电影产业促进法》哪条条文，他们只是说，“你去百度查”。他们也不熟悉这些条文。我后来问了律师，也自己查了。我觉得绝大部分影视艺术工作者、普通老百姓可能都不知道《电影产业促进法》，第13条规定“拟摄制电影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将剧本梗概向电影主管部门备案”。我认为大家应当对这个法条引起注意，加以学习。

现象网：你觉得你这个拍摄行为违反了《电影产业促进法》中第13条“拟摄制电影要备案剧本梗概”的情形吗？

郭珍明：我认为完全不构成违反《电影产业促进法》13条，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

不管是普通人还是艺术家，采用专业或者非专业器材拍摄视频，都是一个普通公民的文化艺术创作自由，因为这是个人行为。

《电影产业促进法》第13条要求备案的是法人和组织，也就是产业化、公司化、部门化的电影制作、制片行为；电影摄制是一个异常复杂，由多种电影创作人员、电影技术人员构成，并且需要规模资金支持的产业行为和部门活动，它的创作和技术人员构成至少包括制片人、导演、编剧、演员、录音师、灯光师、摄影师、化妆师、现场剪辑师、制片、场记、助理等等一个基本的剧组构成。一个老百姓持有摄像机就能拍出电影吗？我说的是《电影产业促进法》想规范的那种电影摄制行为。

即使把我的纪录和拍摄行为定义为电影，但是我的纪录作品哪来的剧本梗概？这说明制定《电影产业促进法》的人没有注意到纪录片和电影的本质区别。纪录片是没有剧本的，电影才有剧本，纪录片何来“电影剧本备案”？即使把纪录片定义为电影，那也是没有剧本的电影，对于没有剧本的电影作品，《电影产业促进法》怎能要求它去“备案剧本”呢？

电影节不等于电影院，国际上的电影节展出的影像作品不同于电影院播放的电影，非常宽泛。手机拍的视频也是电影，短视频也是电影。文旅局的人认为我去年有纪录片参加了国际上的电影节，并以此认定我拍摄了的视频素材具有电影属性，违法《电影产业促进法》。这个认定你觉得符合法理逻辑吗？

现象网：你认为这个案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郭珍明：我这个案件，是中国第一例“擅自摄制电影案”(现象网注：对于当事人的这个说法，现象网表示未必完全符合史实，被采访者说法谨供参考)，它在法学上的讨论空间非常大，这个案子影响肯定会很大。我会继续走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这些程序。当然我是个普通的艺术工作者，你也知道，我们这种人很艰难，罚款我交不起，律师和诉讼费用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如果我这个拍摄行为都是违反了《电影产业促进法》，那中国这么多影视、戏剧、传媒、美术专业的学生、毕业生，他们的毕业创作都将考虑是不是违法行为？他们拍摄的纪录、电影、影像作品都去备案了吗？

我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因为每一个普通公民，以后拿起摄像机或者手机进行纪录和创作，都要考虑一下，有没有触犯《电影产业促进法》？你是不是“擅自”了？

以下为当事人所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郭珍明的电影作品《混乱与细雨》海报

CDT编者按：据网友反馈，该文在微信平台遭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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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胡耀邦

“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最终在历史上站得住脚，我不能为了少挨打少受苦就胡说八道，让别人多少年后指着我的脊梁说我软骨头，我不能这样，我觉得我们党不会是这样的。写那些大字报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们党最终绝不会这样的，最终还是会实事求是的……”

多么纯真，多么真诚的老爸呀！

胡德华

实际上我跟我爸的互相交往互相交流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们兄妹基本都是跟外婆长大的。为什么我跟爸妈交流的少呢？说句笑话，因为我大哥是个男孩，当有二哥的时候就特别希望是个女孩，但又是个男孩，我快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太原前线作战，我妈妈在石家庄，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用攻坚打下来的第一座坚固设防的城市，我妈妈当时是在晋察冀贸易公司工作，恰巧公司总经理是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栗战书主任的叔爷爷栗再温，栗再温最后是山东省的副省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 9月因提出保护国家文物的意见，被红卫兵批斗。我估计是为了保护孔庙，砸烂孔庙孔府孔林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为司令的红卫兵。11月，被非法关押，曾愤语“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1967年2月受尽迫害含恨去世，时年59岁。

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前线电话里就问，男孩女孩啊，我妈说，是男孩。我爸大失所望就说，行了知道了，我忙，这次我就不回去看了。所以我自打出生就跟他没有什么交往，他忙他的工作。我妈当时在北京国棉一厂，在现在的东四环路十里堡青年路一带，现在开车觉得很近，可是当时要从灯市口家里走两站地到沙滩，乘坐12路无轨电车到红庙再换乘郊区公交车，很远，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我就只能在托儿所一直上全托、小学高中都住校，1966年6月，刚上完高中一年级的课程，就不得不参加文革了，1969年2月在文革中就参加工作了，分配在北京市政二公司当“壮工”修马路。听这工种名就够吓人的吧，就是卖力气的，因为当时国家生产力落后，没有什么施工机械，全凭人力。当年我们的定量是一个月49斤粮食，绝对是重体力劳动。其实我后来才体会到工宣队的师傅对我是非常好的，当时我们学校高一留在北京分配工作的地方有我们北京市政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木城涧煤矿，窦店砖瓦厂，和清河毛纺厂。听同学们讲，窦店砖瓦厂原来是劳改犯工厂，职工一个月的定量是79斤粮食，那就得是重重体力劳动了。新修马路一般都是在没有人，没有马路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地方现在叫燕山石化，我们那会叫东方红炼油厂，当时周边所有的名字都特别响亮，一起的还有曙光化工厂向阳化工厂等等，我们在周口店，就在北京猿人附近，离家非常远，两个礼拜才能坐运石料运渣土的大卡车回家一次。

真正跟耀邦书记有所接触交往比较多的时候，恰恰是在文革当中他被打倒的时期。可以这么说，第一次初步认识他是在1966年的9月30号，那是我终身不忘的日子。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6月10号左右，受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共青团系统的工作组，进入到北京市各个中学，指导中学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下午三点开会，主席台上从左起依次坐着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李雪峰主持会议，发言次序是邓、周、刘。刘少奇在会上讲：“你们问我: 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也不知道。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最后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哪知话音刚落，万人大礼堂里所有的灯光突然全部点亮，主席台身后巨大的幕布徐徐拉开，后面整齐地站立着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的所有成员。文革积极分子们被眼前的突然一幕惊呆了，但是片刻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伴随着掌声，毛主席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旁若无人地从舞台一边走出，在舞台前来回走了几趟，向到会的文革积极分子们招手致敬，跟本就不理睬在主席台就坐的刘少奇等人。由于毛主席是刚刚横渡了长江 精神状态极好，高大魁梧 红光满面 神采奕奕……，毛主席的对台戏把刘少奇等人都耍了，刘少奇他们在主席台上惊得目瞪口呆 坐立不安。

这下刘邓代表的党中央可尴尬了，中央文革一点不给面子，顺势拿下话语权宣布：毛主席从来就没有派出过一个工作组，工作组镇压学生包屁坏蛋，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即日起从各个学校如数全部撤出，镇压学生绝没有好下场云云。毛主席夫人文革旗手江青的火力更猛战斗力更强，歇斯底里的大叫：“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回去”。

各中学已经打倒了学校党委，现在又撤走了工作组，红卫兵造反派们可是不得了了，比照着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拘无束的到处批判打倒所谓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到处抄家造反破四旧毁坏文物，逐步演化成血腥的红8月。

到8月13号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了一个10万人“声援外地造反派批斗小流氓的红卫兵大会”，当时北京中学工作组撤销后，整个形势就非常紧张了，开始出现炮打团中央的大字报。那天我也也骑着自行车，从清华大学一直骑到工人体育场去参加大会。大会前段是兰州大学造反派控诉省委书记裴孟飞，马继孔所谓镇压文革的“罪行”，批斗小流氓等等，最后一项是李富春讲话，李富春当时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党中央书记处是负责工青妇的书记，在大会上他说：“我代表党中央宣布，团中央书记处三胡一王，停职反醒”。三胡是指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一王是指王伟，当时我脑袋嗡的一声，后面还讲什么，我也没听见了。宣布完后周边的小将们就拼命鼓掌，然后就散会了。散会的时候我们往外走，看到我们小学低我一个年级的一个同学，忘了叫什么名字，我问他，你是育英小学的吧？他说，对。我说，刚才李富春说什么来着，我没听清楚。他说，宣布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停职反醒呀。看来这是真的了，千真万确不会有假了。我生怕会出什么事，就赶紧骑车往家赶。那天是8月13号，是红八月，就是所谓的红色恐怖时期非常非常乱，无法无天没有抶序没有安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就是8月5日被红卫兵刚刚打死，北京市大兴县还发生了屠杀几百名地富子女的血腥暴行，……江青还传达了据说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打人都没有关系都有道理，好担心呀。我记得到家就七点了，天都快黑了，我急急忙忙还没有到他房间，就看到有很多不认识的年轻人，我爸也在里面，从走廊里急急忙忙的往外走，我赶紧追上去说爸爸，爸爸你吃饭了没有？他也没有理我好像根本我就不存在，直直地默默从我身边走过去，周围的一大群人也没有一个答话，太吓人了。怎么搞的，难道我这是在梦境中吗？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回来，实际上是被关押起来了。那是1966年8月13号的晚上，他被关到团中央办公楼4楼，团中央书记处张超书记的办公室，张超书记在1968年伟大领袖宣布“群众专政”的日子里，造反派逼迫他揭发耀邦书记被凭空捏造的“罪行”，他血气方刚怒不可遏，痛斥造反派的无耻谎言，最后悲壮自尽，以自己45岁的年轻生命，保护自己的同志，捍卫实事求是的信念，抗议黑白颠倒血腥无耻的文革。在被称作右倾翻案风的1975年7月，耀邦书记对我的好朋友张叔叔的儿子张陆平说；“张超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乱说话，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办公楼是用全国几千万共青团员们的团费建立起来的，文革当中被北京卫戍区所占据至今，理由是那里离天安门近，便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看到要耀邦书记的时候，实际上是被造反派革命小将们押走的历史现场。从那以后就没有了消息，他已经被停职反省，从各方面陆续听到消息，我也到团中央机关看他被批斗、殴打、侮辱、示众，我心里在流血，所有大家能想到的殴打侮辱都在他身上实行了。那些日子，办公楼后面的空地上，每天每时都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所有人怀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心情参加和围观批斗现场，其中也有很多人，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围观清政府杀害革命者那样幸灾乐祸，暴行给他们带来莫名的兴奋和快感。

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1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看押他们的红卫兵认为都是因为这些走资派，错过了接受伟大领袖他们的红司令的神圣检阅，于是把一腔的邪火都发泄在他们身上，红卫兵们拿着军用皮带和能够找得到的凶器，像法西斯强盗般疯狂地殴打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而现在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人。

他很早就一直需要安眠药需要香烟，团中央每次都会通知家里准备好我们给他送过去。我记得当时一直都是在北京医院拿药，一种是速可眠，一种是巴比妥。在医院里医生司药每次看到处方上他的名字就喊：胡同志来了没有？胡同志……“来了，来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窗口，司药看看处方，又看看我问：你是来给胡同志来拿药的吗？我使劲点点头说：是的，我是他的儿子。司药双眼充满柔情和怜悯，脸上却不动声色，一本正经地说：拿好药，回去好好照顾病人身体，按剂量按时服药，听懂了没有？我怎么能听不懂呢？我忍住泪水，只感觉一股暖流往上涌，他们始终不说出他的名字。我好感动，我再笨也能感受到医生司药们的良苦用心，享受着他们这片刻的宝贵的善良，同情和关爱、机智和无奈。即使在一片肃杀的疯狂恐怖的红8月，人间还是有真情在，他（她）们鼓舞着我勇敢地面对文革中绝望的惨淡人生，我永远感谢并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善良的不知姓名的好人。

文革前他一直是抽中华牌香烟，小学时我就经常带同学在他房间的纸篓里捡他抽过的香烟盒，叠三角摔三角拍三角。他被关起来以后的某一天，被红卫兵的野蛮私刑打坏了身体，被团中央筹委会的好心人送到北京医院。他病房的对门就住着当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他们都很熟。因为这一切来的太突然，仓促中就没有带烟，他忍着伤痛走到廖鲁言病房说：廖部长，有烟吗？请给我几支。廖鲁言部长默默地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从抽屉里拿出一包大中华，塞到他手中。

几天后他又回到团中央机关继续接受批斗，就交代我以后不要再买大中华，要买大前门香烟了。一开始是带锡纸的3毛1一包的精装版，后来就要我买不带锡纸的2毛9一包的简装版，最后就改成抽两毛一一包的恒大牌香烟了。

9月30号上午，团中央革委会筹备小组又打来电话，说你们谁在家呀？我说，我在，他说你来接你爸回去吧。我说，太好了，是要放人了吗？他说，不是放人，因为马上到十一了，我们革命造反派也要放假休息呀，没人管走资派了，你接他回去吧，在家里待三天再送回来。

然后我就骑上自行车，在团中央门口看见他一个人走出来，快两个月了，我一看到他单薄瘦弱的身影，眼泪就止不住地往外涌，他走到跟前严厉地说：哭什么？这么没出息。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哭，可是……反正……语无伦次，索性干脆让眼泪流个够吧。然后就要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接他回家，当时车费我记得是两毛五分钱。因为他的工作用车被造反派占用了，他的车是苏联产灰色的吉姆牌轿车，三排座，听说当时全北京就这一辆灰色的，而且还是苏联列宁共青团第一书记谢列平送给他的。到了家里我给他做了我有生以来第一顿中午饭。因为我一直住校吃食堂，也不会做饭。家里原来一直是我外婆操持家务，有炊事员还有我奶奶。后来我才知道我外公原来在李宗仁第五战区任国军的旅参谋长，打完台儿庄战役在撤退中失踪了。2015年去台湾旅游，我还去忠烈祠去找，看看有没有我外公的名字，结果也没找到。我问讲解员，他们说当时打完台儿庄很仓促，消灭鬼子后敌人很快又围了上来，部队立即突围，建制也乱了，在撤退时失踪是很常见的。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和围歼，所以才有了蒋介石命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的惨剧。后来学历史的大哥讲，过去有文化的人除了姓名之外，还有表字，还有号，也许忠烈祠里有他的排位，但是我们不知道。由于我外婆就被认为是国军军官的家属了，在红八月时造反派要求给遣送回原籍安徽宿县。当时送外婆上火车的是我大哥，外婆是基督徒，上过私塾识文断字知书达理，反过头来还安慰大哥说，过去我们老高家确实是地主，后来家道中落，流落到符离集，就是出烧鸡的地方，解放后成分是城市贫民，我会开证明回来的，你们都不要怕。外婆收拾行李的时候，各个一定要带一床被子走，大哥非常不理解，外婆说我要在被子里藏一些钱，缝起来。其实我们家一直都是月光族，妈妈在北京黑市委纺织局，更早被关押，在各个工厂被批斗。当时家里只有爸爸被关押时没有月光，被扣发的两个月的工资400块钱是家里的全部家当。大哥说外婆你年龄大了，再说现在的造反派无法无天，你藏到哪里都没用呀，于是作罢。在火车上，外婆的对面是一位解放军，看着大哥不放心的样子就说：你放心下车吧，一路上我会照顾老人家的。在符离集家乡的父老乡亲和干部，当时还是很有良心实事求是的，很快开好了证明，是城市贫民，大概一个月左右外婆回来了，信心满满地把证明交到了街道委员会，终于暂时安全了。

家里都没人了，炊事员工作人员也都撤了，只有我70多岁的老奶奶受到惊吓躺在床上，说厨房里还有些挂面，你下给你爸吃吧。这可难为死我了，我什么时候做过饭呀？我哪里会做呀？可是不做又怎么办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饭，第一次做饭就是给耀邦书记做的。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做，也没有人可以问，就想着别人是怎么做的，要烧开水，要把挂面放到水里，切了点菜叶，还打了两个鸡蛋。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先烧开了水再下面条，结果加满凉水后就下挂面了，鸡蛋也打进去，然后就盖上锅盖闷起来，等了半天水也不开，等开了锅一看，咦，鸡蛋怎么没有了，后来知道是散了，反正是乱七八糟的一锅，就跟我爸一起吃。我问他，还可以吗爸，他说，不错，挺好吃的。（后来我估计可能是大家都饿了，也可能是鼓励我）这是我这辈子平生第一次做饭，做的是看不见鸡蛋的鸡蛋菠菜面条。

吃完饭，没有别人我就陪他说话，那是我第一次正八经地单独跟他聊天。我刚坐下爸就指着我说，要不是担心你们这几个孩子，要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早就豁出去了，一定要到毛主席那里去问问他老人家，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要这么搞？这么野蛮，为什么要搞人身侮辱？为什么要任由红卫兵任意动用私刑？我说，爸，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我们都知道甚至我都看到了，可是你应该“正确对待”啊（这是那会的报纸语言）。他说，这么对待干部，这么对待人，这么无休止的殴打、羞辱，用各种变着法儿的刑罚折磨人是不对的。我说，爸你可别这么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就是要把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而且就是要给他们戴高帽子来游街。那都是毛主席讲的，都是革命行动呀。他听后说，你知道毛主席还讲过什么吗？我说，那讲的可就多了，我哪知道你想要我说什么呀？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我说，那我当然知道了。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最后一条是什么？一下子我还真说不出来，我就在心里默默的唱到最后，说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呀，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他说，对呀，可是为什么不许虐待俘虏兵呢？还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呢？我说，那我哪里知道呀，反正就是这么规定的。他说，我们原来跟敌人打仗时候，对方拿着枪就是我们的敌人，但是当对方投降了放下武器了，原来的敌人这时就是俘虏，就不是敌人了，他前面的那个定语“敌”字就没有了，他就只是一个“人”。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尊重他做人的最基本的权利，要尊重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中国古代不是也讲“士可杀不可辱”嘛？我们优待俘虏是表现出我们共产党人更高的胸怀。“可是，那也不管是什么阶级吗？”他坚定的对我说“对！不管他是什么阶级，都要作为人来对待。”我那会还不满十八周岁，我们当时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待敌人就是要狠要仇恨。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不同的声音，甚至公然跟“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都不同，感到非常震撼。

后来我就听见有人按大门铃，我就跑出去，那会其实大门都是打开的，因为那会武斗、抄家、批斗都是常态，人命也不值钱，说打死就打死了。我一看进来四个老高老高的解放军，把我吓一跳，我问你们来干嘛的？我以为又来抄家了。他们问，这是胡书记家吗？一句胡书记就让我直到今天还感觉心里特别温暖，因为那会造反派的脾气没有人这么尊重你，况且还是被红卫兵造反派封为了走资派，都应该是横眉立目，打打杀杀的。我说，是，你们找谁啊。他说，我们来看看胡书记。我觉得特别和蔼，就带他们进去了。

我说，爸有人来看你了，不是来批斗的。他们依次握手说，胡书记您好。我爸疑惑地说，你们是哪里的。这四个解放军说，我们都是军队院校的，现在十一放假，我们特别不放心，特意来看看你。因为当时没有人说这么温暖的话，当时我爸也特感动，他就问，你们都是谁啊。为首的大个子说，我叫秦铁，我是秦邦宪的儿子。“哦”第二个说：我叫袁勃信是海军袁也烈的儿子，“噢，大革命时期的老资格哟。”第三个是我们当时国家体委副主任黄忠的儿子黄安生，“好啊，我们是邻居呀”都是革命的后代战友的儿子，所以气氛就轻松多了。到了最后一个我爸就问你是谁呀？他说我父亲没有什么名气，你一定不知道的。我爸说：那可不一定，你说说看嘛，他说我叫杨晓明，我父亲叫杨春茂。我爸就说：哎，杨春茂我怎么会不知道呢？然后用食指着自己的鼻子，开心神秘而调皮地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专做审查工作的，你爸爸是七大代表对不对？七大的每一位代表，都是我们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审查通过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于是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我知道杨春茂在燕山石化当过老总）

我爸说，你们父亲我都认识，而且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原来是咱们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而且记忆力超强，过目不忘，他熟悉每一个干部，所有干部的情况他都烂熟于心。后来我想兴许这也是他后来做了总书记，配备干部得心应手的原因吧。难得大家的好心情，于是就看他们天南海北的聊，聊完了，我就送他们出门。

回来后，看到爸爸还沉浸在多少天都没有的轻松愉快的谈话气氛中，就焦急地说，糟了，糟了爸，这个秦邦宪不是博古吗？我爸笑着说，哦，你还知道博古就是秦邦宪。我说，我当然知道了，这些毛选里都有。我说：爸，这王明博古不是都是坏人吗，咱们应该划清界限才对，你怎么还跟他们谈得这么好呢。我爸本来还挂着微笑脸，一下子就凝固了，拿着香烟的右手停在了半空中，好长时间沉默着。我还不知深浅地继续说，现在报纸文件，还有《毛选》里都说，王明博古都是坏蛋，他们反对毛主席，丢失了根据地，让革命受到了巨大损失……..他默默地，但是异常严肃地听着我说，可能一直在想怎么回答我这个又懂又不懂的半吊子，既要让我知道真实的历史，又不能让我因言获罪陷于灭顶之灾。他知道，我们家这胡老三直性子嘴巴不严，肚子里存不住东西，老爱乱说，他眼睛看着远方，最后他一字一顿地说：你要记住，博古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高级领导人。我又一次被震撼了，怎么说的跟当时广播里、报纸上甚至跟毛选里都不一样啊，我还真不知道博古是高级领导人，我只知道他是坏蛋。因为博古，我们党我们中国革命受了多少损失，但是我爸却非常尊重他。从这以后我就特别注意我爸，注意他的观点，就不再人云亦云了，这是我第一次朦朦胧胧地认识了他。

因为在延安他一直是在八路军做组织工作的，所以在文革中，我看到找他做外调写证明的人非常多，甚至还有很多他不认识的人也来找他。他就非常和蔼地跟来人说，我不记得你呀。来人说：是的，我们没有单独见过，可是我听过你在抗大作报告，我就记得你。爸说：那你应该找你们学员队的领导，像队长呀，政委呀，给你写证明材料才对。来人说：战事紧张很多都不记得了，有的牺牲了，有的现在被关起来的，被打倒见不到的，在位的也有不肯管我们不愿意见我们的，没办法就只能找你了。于是他就和来访者一起回忆他所在单位的领导，并认真帮助联系，实在回忆不出来联系不上的，就亲自动手写道：在我担任什么什么干部负责的时候，没有审查出他有什么问题等等。这就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冤假错案。这一时期我看到每隔一段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都堆积有2，30公分用复写纸写就的报告和证明材料，文革后听说一共有好几大纸箱子，说可能都在团中央档案馆或者是在中央档案馆，也可能几次搬家失散了，那就可惜了。

但是我也看到他对那些造反派要他写假材料假证明，要他造假做交易时，却是一点不客气一点不买账的，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甚至跟造反派拍桌子瞪眼睛对骂。大概在1967年2月的某一天，突然来了一大帮带着红领章红帽徽的解放军冲进我们家，着实把我吓了一大跳，一个个膀大腰圆，横眉立目，他们毫不顾悸地破门而入，进了院子就旁若无人地大喊大叫：这是走资派黑帮分子胡耀邦的家吗？我赶紧跑出来才知道，那是北京军区体工大队的造反派，都是些踢足球打篮球的，他们也不系扣子披着军大衣，目中无人地横着就进来了。推门就厉声呵问耀邦书记：你老实交代，你跟贺龙是什么黑关系，他是怎么反对毛主席的？耀邦书记一开始还礼貌地让他们请坐喝水，请他们好好谈问题。结果这些解放军造反派大耍造反派脾气始终是大喊大叫，无理取闹，于是耀邦书记索性也不理睬他们了，并投以鄙视的目光。这下那些造反派们被激怒了，拍着桌子大喊道：贺龙是土匪，到今天你还敢包庇他。耀邦书记终于也按捺不住了，也一拍桌子大吼道：贺龙同志是共产党员，是共和国元帅。造反派们一怔，可能还从来没有见过走资派竟然还跟还敢跟他们拍桌子对骂，说，江青同志都说贺龙是土匪，是军阀，中央文革都给他定性了，你还胆敢说贺龙的好话，你就是十恶不赦的走资派。耀邦书记依然对他们的乱吼乱叫报以轻蔑的目光，这时一个造反派，抛出一个自认为是王炸的重磅炸弹，大喊：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反革命分子杨勇是你表哥！他要配合贺龙搞二月兵变，你敢抵赖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将军，在1月份就已经被中央文革无端打倒，按当时的风气，每个人都要划清界限，都要摘清与被打倒人的关系。

造反派等着耀邦书记回答，沉默了难熬的感觉却是漫长的几分钟后，耀邦书记平静地但是严肃地问，你们了解你们的司令员吗？你们了解贺龙元帅吗？杨勇司令员出生入死，负了多少伤你们知道吗？你们都认为杨司令不苟言笑样子很凶，那是因为他面部受了枪伤，不能像常人那样笑了，他昏迷了多少天你们知道吗？还给他们讲贺龙元帅对八一南昌起义对我们人民军队的巨大贡献，对革命战争的巨大贡献。那些造反派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我们人民军队如云将星的传奇经历，加上耀邦书记出众生动的演讲口才，造反派们听着听着就听入迷了，喊叫声也听不见了，等走的时候还一一握手，还说，耀邦同志，对不起啊，我们有空还来看你。

等他们走了之后我才敢进去，他说，你都听到了。我说，我当然都听到了，你们吵得那么凶都把我吓坏了。他说，你没事就坐坐吧。我坐下后说，爸，你别跟这些造反派硬顶，他们可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现在满街的大字报大标语都是打倒贺龙的，都说贺龙是土匪。这种情况下，你就说他一句是土匪也没关系，我想没有人会计较的，那样你会少吃好多皮肉之苦呀。

他一番唇枪舌剑得胜之后，本来很放松地坐着，听罢登的一下就站起来说：你这么没有出息呀，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说，现在谁还讲历史考验，谁还在乎你真话假话呢，还是先保住命要紧，好汉不吃眼前亏。大家都在那里打倒贺龙打倒刘少奇，你救不了他，谁都救不了他们，谁还管什么历史不历史的。他说，这个不行，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最终在历史上站得住脚，我不能为了少挨打少受苦就胡说八道，让别人多少年后指着我的脊梁说我软骨头，我不能这样，我觉得我们党不会是这样的。写那些大字报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们党最终绝不会这样的，最终还是会实事求是的……多么纯真，多么真诚的老爸呀！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于2025年3月30日晚不幸病逝，享年77岁。朋友圈里，人们纷纷表达哀思，但我们知道，缅怀胡德华其实是因为感激胡耀邦。

1981年开始，胡耀邦主持平反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为55万“问题分子”正名。这些案件的受迫害者，终于摆脱了受歧视的地位，获得了平等升学、就业的机会。

平反冤假错案自非缘于其一人之功、一人之力，但他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胡耀邦，很多人不知道还要在屈辱、压迫中煎熬多久。作为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领导人，胡耀邦的历史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他不是完人、圣人，却是一个好人、真人。“活在人心便永生。”

今转载短文一篇，以缅怀胡氏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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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无事，常与朋友交谈。

聊的话题自然很多，天南地北，但大都离不开一些名人轶事。有一次，我问一位朋友：你还记得耀邦吗？

有些意外，他竟然反问我一句：耀邦是谁？

我顿时语塞，不知该说些什么为好。可仔细想想，不觉得奇怪，毕竟90年代以来的青年，还能记得他的肯定不多。

历史在不断前进。

但有些人、有些事，总有人记得。胡耀邦对中国改革有两大开创性功劳。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后人多评价胡耀邦的最主要功绩在于：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成了改革的主体。

当然，做成这两件大事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他出力最大，承担风险最多，且最有胆识，态度最为坚决，则是不争的事实。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为代表的贱民阶层。中国“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当时估计上亿。胡耀邦的这个功绩，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

在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悲剧英雄。而悲剧英雄在历史上的痕迹无疑更为深刻。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胡耀邦留下的这组数据，将永远被历史铭记：1978年改正4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同时，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对“土改”以后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是被打入另册的“贱民”。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并补发被减扣的薪水，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昭雪，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者，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多万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1949年以来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

已故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写道：

1994年，《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约我写胡耀邦，把题目都想好了，就是“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一口应承。

1995年11月，耀邦诞辰八十周年，《炎黄春秋》登了我写的一部分，接着《南方周末》等几十家报纸也转载了。

但是要出书就很困难。首先和我草签合同要出书的是人民出版社，结果他们把稿子基本上编好之后，又自己废除了这个合同。后来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社长和一个编辑也到我这里来，我把稿子给了他们。几十万字的稿子他们三天就编完了，但后来出版社社长又向我表示：暂时不能出，要把我的稿子留他们那里，等等再说。等到什么时候啊？于是我到中央党校出版社把书稿拿了回来，他们还很舍不得。

书稿接下来送给新华出版社。在这个出版社帮忙的一个退休女同志孙维熙转请已离休的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看。冯健连夜看了，拍案大喜，说非常好，建议新华出版社领导赶快出版。

就在这种情况下，香港镜报创办人、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先生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我的书稿。他1997年春天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住在北京饭店西边的贵宾楼，打电话给我，问愿不愿意把书稿给他，让他带到香港去出版。我当然愿意。

当年9月份就出了第一版，北京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也销售。书价是一本港币88元，流传到大陆内部来销售，是一本150多元，居然也一抢而光。

无论如何，胡耀邦都是中国当代历史绕不开的人物。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则真实刻录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一个断面，它生动地再现了胡耀邦一生中最令人难忘和感怀的一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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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近期，被普遍认为是中共的“喉舌港媒” 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将巴拿马运河经营权转卖给美国财团。

香港大公报对长江和记港口交易的口诛笔伐引发墙内外网民的热烈讨论。许多墙内网民将矛头对准李嘉诚，指责他是典型的汉奸卖国贼，是“押宝中美对抗美国会赢”。而一些墙外网民则调侃李嘉诚嗅觉敏锐，总是在关键时刻政治避险、全身而退，并对大公报所谓的“黎明”持怀疑态度。

目前，中文互联网上关于李嘉诚的讨论仍在持续，但其中部分文章遭到审查删除。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与此事件有关的三篇404文章。

一、建设性意见｜李嘉诚犯了什么错

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作者项栋梁发布文章，详细说明李嘉诚“并未犯错”。在这篇被删除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稍微复杂一点来说，李嘉诚卖港口的事情是这样的：

1.李嘉诚执掌的长和公司近日发布公告，拟出售旗下3家控股公司的股权给美国贝莱德财团。其中两家公司的业务囊括了全球23个国家共43个港口的经营权，李嘉诚准备卖掉长和公司持有权益的80%。最受关注的是位于巴拿马运河两端的2个港口，李嘉诚计划出售90%的股权给贝莱德财团。

长和公司在全球经营的港口业务分布

2.这笔交易计划中，不包括任何位于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的港口经营权。

3.上述港口的主权、所有权均归属所在国家，根据法律不同，有些港口是永久经营权，有些是限期经营权。同时，上述港口的经营行为全部都需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规定，与控股公司的国家无关。

4.港口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枢纽，历来都是国际资本合作的前沿。不仅巴拿马的港口有外国公司的股权，中国的一些港口也有外资股权。

5.李嘉诚出售巴拿马两个港口的经营权，可能有规避“美国控制巴拿马运河”风险的考虑。一旦巴拿马运河主权发生变化，那么港口对应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也发生了变化，港口背后的政商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如果美国真的“拿下巴拿马运河”，那么李嘉诚原先在这里经营的政商关系就将付诸东流。

相应的，如果是一家中国公司买下这两个港口的股权，也将面临这样的风险。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李嘉诚计划出售的对象是美国财团，而不是中国公司。中国公司不是买不起，而是没人去买。

至于其他港口的业务出售，可以理解为李嘉诚不再看好港口码头这门生意，所以把资产卖掉回笼资金，投入别的领域，或者用来享受生活，都有可能，都很常规。

所以，总的来说，李嘉诚出售港口业务大概率是一个政治避险操作，其中可能也涵盖了业务结构调整的考虑。

由于没有中国公司洽谈购买上述股权，实际上李嘉诚只有“卖给外国公司”和“自己继续持有”两种选择。

按照《大公报》的道理，李嘉诚错就错在没有拿长和公司的资产去赌一把：

赌赢了，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不变，李嘉诚的生意照做。

赌输了，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变了，李嘉诚的生意承担损失。

反正《大公报》作为“爱国媒体”横竖是不会亏的。

一点建设性意见：

建议最爱国的华为公司或者鸿星尔克公司去找李嘉诚竞价，用同样的价格把那些港口的经营权都买下来，别让美国佬抢走了。

二、兽爷｜夹缝中的李嘉诚

微信公众号“兽爷”发布的一篇遭到删除的文章中也写道：

特朗普对巴拿马运河的觊觎，很大程度上来自华尔街巨鳄拉里·芬克的怂恿。拉里·芬克，正是贝莱德的CEO。

特朗普刚一上台，拉里·芬克就主动上门推销收购巴拿马的生意：

只要贝莱德买下一头一尾的港口，甚至都不需要动刀动枪，就能直接拿下巴拿马运河。

多年来，拉里·芬克一直觊觎和记，在此之前，他认为和记的股价不到账面价值的三分之一：

太适合抄底了。

这场世纪交易谈判进度极快，李嘉诚亲自出山，长子李泽钜共同参与谈判，各方仅通过视频会议和电话，就在几个星期内达成了228亿美元的交易。

长和手里原本有52个港口，除了巴拿马2个港口，还有墨西哥、西班牙、英国、荷兰、印尼、马来、韩国、泰国、巴基斯坦的港口，连上海和宁波的泊位也一起卖了。

最后只保留了规模最大的香港和深圳盐田几个码头。

贝莱德开出的价格，让李家无法拒绝。

228亿美元，几乎和现在整个长和的市值差不多了，是长和2024财年港口业务预计收益的13倍。

李家不仅能直接拿到将近200亿美元的现金，更重要的是，从特朗普的冲击风险中脱身了。

大洋彼岸，李嘉诚自然而然成了出卖民族利益的人，在“别让李嘉诚跑了”之后，他又一次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甚至连公司的业绩会都不敢公开了。

3月13日到17日，香港大公报连续发表三篇评论，从“商业版图与国家战略背道而驰”到“企业家应有家国担当”，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甚至直言：若再不回头，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评论里为李嘉诚指明了出路：

那些在民族史册上熠熠发光的伟大的企业家，无一不像伟大的将军，坚定勇敢地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大义。

唯一的问题是，李嘉诚并不愿意被写在民族史册上。

在李嘉诚眼中，港口只关乎商业。在中国做地产，在英国做自来水生意，都是同样的逻辑；他的每次腾挪，也只是卖高买低。

但现在，世界早已分岔。那个“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理想社会，早已没有，甚至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

三、捉刀漫谈max｜李嘉诚若把港口卖给俄罗斯怎么办？

微信公众号“捉刀漫谈max”则是以假设李嘉诚把港口卖给了俄罗斯的方式对中文互联网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讽刺。

在这篇遭到审查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如果李嘉诚把港口的经营权卖给俄罗斯，还会遭遇道德的审判吗？难道一边夸普大帝有圣人风范，一边批李嘉诚卖国求荣吗？

当人们要求把“道德经”摊在股东大会的会议桌上，把“忠君赋”变成财务报表的唯一注脚，这场从商鞅变法延续至今的荒诞剧，终于迎来了最魔幻的章节。

当人们对企业的要求不再是守法经营，不再是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而是忠君爱国与道德表演。那么，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自然就会换成《演员的自我修养》。

某大佬挥毫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从而登堂入室，却扭头打起了公摊的主意。某手机品牌把民族脊梁写进了广告词，售后服务却学会了三十六计走为上。某位热衷cosplay的企业家，把爱国税改写成了研发投入，用口号分贝替代了技术创新。某个餐饮企业，用情怀广告取代了明厨亮灶，把爱国表演当成了最好的营销文案。他们刚才还在镜头前大呼天下为公，扭头就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

他们能把“道德经”的第八章倒背如流，却永远记不住《劳动法》的第三十八条。他们能把忠君赋朗诵得催人尿下，却对《食品安全法》的第四章选择性失明。

可悲的是，世人在这场魔幻现实主义的大戏里，既是观众也是演员，就像是一群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他们挥舞着道德的打分牌，敲击着爱国的计算器，却从不过问产品的质量。他们吃着黄焖鸡为老板的百万豪车鼓掌，他们品尝着地沟油给企业的爱国营销点赞。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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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中铁十局联合承建的泰国政府大楼倒塌后，本文立即被中铁十局集团官方微信平台删除，但有部分网友将其截图、存档，并在网络上传播。

3月31日

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成功

中铁十局城建公司承建的

全局首个海外超高层建筑

泰国新建审计局办公大楼

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全面进入装饰装修施工阶段

泰国新建审计局办公大楼项目位于泰国曼谷市，主要包括新建办公楼、会议厅、停车楼各一栋，建筑总面积96041平方米。项目周边交通便捷，西临曼谷火车站，东侧与曼谷国家公园相望，建成之后主要为泰国国家审计局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服务，将是中铁十局在泰国发展的一张名片。

新建审计局办公大楼主楼高137米，结构形式为“核心简+无梁楼板”。核心简采用滑模施工技术，无梁楼板采用抬模安装工艺，外架采用爬架施工工艺。为保证超高层混凝土质量，开工伊始即成立了项目技术攻关小组，对关键技术进行研究。

滑模施工技术

滑模施工技术利用滑升装置将1.2米高的工具式模板沿混凝土表面进行滑升，控制每层混凝土的厚度不超过25厘米，实现模板的有效滑动。滑升过程中做好测量纠偏，滑模工作平台的水平偏差控制在1厘米以内。混凝土浇筑完成后，采用专业养护剂进行涂抹养护。该技术实现了滑模施工中模板滑升、系统安装、混凝土浇筑等工作科学管控。

抬模安装工艺

无梁楼板采用抬模施工工艺，利用抬模板材本身的刚度及四角支撑，实现了支撑体系的快搭快拆功能，保证了混凝土外光内实的效果。

爬架施工工艺

外架采用全自动附着式升降脚手架进行整体提升，施工速度快、安全性能高、节约了大量的周转材料。

安装工程施工前，项目安装小组提前筹划，将给排水、电力、消防、空调等各系统管线进行叠图，保证了线缆在狭小空间中的合理排布，实现了多向管线的零碰撞。

在安全管理方面，项目部制定并严格执行安全质量环保教育和培训计划，积极开展岗前、季节性、节假日、停复工等教育培训，确保百分百覆盖，不断提高管理人员、作业人员业务能力与素质。根据当地特种设备情况，对特种作业、质检等人员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杜绝特种作业人员等无证上岗作业现象。加强日常巡检，督促项目加强安全质量标准化管理，严格执行属地、国家及行业规定，做到安全质量管控措施到位。

审计局作为泰国最重要的政府职能部门，项目的建设备受泰国各方关注，泰国审计局相关领导曾多次到项目施工现场视察工程进度、安全生产等情况，对现场施工进度表示认可，对项目安全质量管理工作给予了积极评价。

泰国新建审计局办公大楼项目的高质量建设，丰富了中铁十局超高层施工业绩，也为中铁十局拓展东南亚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城建公司将蓄势聚力、赋能前行，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泰国媒体Thai PBS今日报道，泰国审计署副审计长兼发言人素提蓬·本尼迪（Sutthipong Boonnithi）表示，受缅甸7.9级地震影响（泰国气象部门称地震达到8.2级），审计署位于曼谷乍都乍（Chatuchak）区、正在建设中的新办公大楼在施工期间全部倒塌。目前该项目施工进度已完成30%。素提蓬表示，他已紧急赶赴现场核查损失情况。

新办公大楼项目为30层高层建筑，总建设预算21.36亿泰铢（约合人民币4.6亿元），自2020年启动施工，后因新冠疫情一度暂停。项目由合资企业ITD-CREC（意大利泰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中铁十局（泰国）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承建。

监督施工的单位为合资企业PKW（由PN Synchronize有限公司，W. & Sahai Consultants有限公司以及KP Consultants and Management有限公司组成），负责主体建筑及附属设施的施工监督，合同金额为7465.3万泰铢，并将债务期限延长至2020-2026财年。

“公益普法热线”

由北青网法治研究院牵头，中国商报“尚法新闻”、中国企业报企业合规与治理研究院、新黄河客户端、指尖新闻等多家媒体联合发起，“法度研究院”独家支持的“公益普法热线”正式上线运营。

“公益普法热线”采取团队轮流值班模式。公益普法律师团队将依托北青网平台，向社会公众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解答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问题。

对于经济困难或特殊群体，“公益普法热线”的值班律师团将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帮助他们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经过抽签决定，杨在明律师团队将开始第二阶段的值班计划，值班时间为3月15日—3月28日。

公众可将自己的法律诉求发至指定邮箱（邮箱pfrx2025\@163.com），或以短信形式发至值班电话（15510411181），值班律师将认真接收整理相关诉求，做到服务耐心细致、有需必应。

                       ——————————

注意：本文是被删后，进行修改后再发——日前，，自媒体“涛书评”公布了一份疑似原南阳市委书记朱是西的忏悔书。

在“忏悔书”中，朱是西简单的介绍了自己为升官绞尽脑汁、钻墙打洞，一边求神拜佛，一边四处奔走甚至轻信政治骗子的过程。

事实上，朱是西的经历绝不会是孤例。

翻开众多落马官员的犯罪履历，朱是西不过是当下官场的一个缩影。

关于朱是西，主政南阳前，他曾在驻马店担任市长。两地官场对他评价属于两级分化——有评价其是个做事的官员，但太急功近利，更多的评价则是负面，善于包装自己，善于借助舆论……人前一套人后一套。

根据公开资料，朱是西出生于1966年4月，河南禹州人。他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中医系中医专业。

2011年，朱是西从郑州市二七区委书记任上履新郑州市副市长，后进入省委，担任河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2017年12月，他出任驻马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次月任驻马店市市长。

朱是西2021年7月开始担任南阳市委书记，直至2024年5月14日任上落马。

实际上在驻马店担任市长期间，朱是西的工作还是可圈可点的：

据公开资料，担任驻马店市市长期间，朱是西数次亲自带队参加招商活动，并开始重点推进驻马店的城建项目。

据悉，小清河公园、练江河公园、开源河带状公园、西班牙小镇等项目，都是朱是西在任期间实施。

不过，按照朱是西事后的“忏悔书”所说，他拼命的工作就是为了“政绩”，就是为了有更多资本进一步升迁。

事实上，为了kpi拼命工作或进一步受重用本无可厚非，但错就错在他不但要当官，更要捞钱。

当然古云“千里当官只为财”，大把大把捞银子的朱是西应该挣了不少钱……这在他“忏悔书”中有部分记载：

如帮人一个忙，就能挣4000万元——估计仅仅这一笔感谢费，比很多上市公司一年的净利润都高。

当权力失去有效监管，就是为所欲为。

2021年7月，朱是西调往南阳市，担任市委书记。

资料显示，地处豫、陕、鄂三省交界之地的南阳，是河南18个市中面积最大、户籍人口最多的城市。

到任次月，朱是西就在南阳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上向全市领导干部接连提出一连串问题，包括“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对营商环境不满意？”“为什么企业和群众找政府办事这么难？”“营商环境连续排名靠后，是我们笨吗？”……有报道指出，这些问题直击痛点，南阳的营商环境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按照朱是西“忏悔书”的说法，这一切都是演戏。

朱确实是一位好演员。彼时，朱是西又提出坚持“跳起来摘桃子、实事求是走高线”，紧紧抓住项目为支撑，形成重点项目建设的高潮热潮。

在主政南阳近3年的时间里，因一些高调发言与行动，朱是西被称为“网红官员”。

朱是西最出彩一段戏是带着“针头”工作。

2024年初，朱是西带着“针头”开会的一幕也曾引发网络关注。据报道，在出席年初的一次工作会议时，朱是西带着刚输完液的“留置针”亮相。

当时有网友点赞称，“这一幕令人感动，好领导值得我们称赞！”不过，亦有网友表示，“最后别翻车啊！”

演技一直很好的朱是西，这次表演有点“用力过猛”，很快舆论开始质疑不断，尽管彼时当地官方发动众多官媒进行引导，但质疑之声不绝于耳。

实际上，事后称自己是“两面人”的朱是西在当时并不担心，据传，当时他还竟因此被器重自己的领导给予了“表扬”。

但在南阳市主政期间，朱是西确实饱受诟病。例如在南阳财政与经济情况之下，依然不顾实际大搞文旅产业政绩工程，在全市大兴土木，大拆大建。

他主政期间，大兴全市旅游建设之风，结果就是从市到各个县为了政绩强行借债近千亿盲目上马文旅项目，制造天量债务使全市债台高筑。

而轰轰烈烈的大建设与城市发展之下，实则是为了个人仕途而透支了全市未来的财政，让南阳人民与市政背上天价债务的恶行。

朱是西的行为不过是常规操作。放眼望去，朱是西的同道中人可以说数不胜数。

只不过，这次朱是西倒了大霉。按照朱的说法，如果不是乔天军的被抓，他估计很快就能手捧“小金人”，站在万众瞩目的镁光灯下。

据传“南阳乔天军诈骗事件”的“受害者”不止朱是西一个，但公开资料中很难查询到。

据传，另一个卷入此事件的官员河南省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苌其林——不过上述消息并未被官方证实。

但该事件最终对南阳甚至南阳以外的河南官场产生了冲击。朱是西被查后不久即2024年7月26日，时任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苌其林也落马了。

苌其林曾任南阳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2023年1月，苌其林当选南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24年7月，苌其林被查。

朱是西被查后的余波，至今还在不断传导。昨天即3月14日，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贤信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1月，与高贤信同时当选南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正是已经被“双开”的苌其林。

前不久，南阳市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疾病预防控制局专职局长韦保娟落马，而被查时，韦保娟在南阳市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副主任这一职位尚未满一年试用期。

据材料显示，2024年2月22日，韦保娟被任命为南阳市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副主任……彼时朱是西还是南阳市委书记。

再往前，南阳市文旅体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志华被查。

公开资料显示，南阳文旅体集团有限公司于2021年10月19日成立，为南阳市财政局旗下国有控股企业，主要经营范围包括营业性演出；旅游业务；住宿服务；演出场所经营；餐饮服务；体育竞赛组织等。

这一块正是朱是西主政时最重视的领域，另据河南籍知名媒体人何光伟透露，刘志华是朱是西在河南的“贴身马仔”，被朱是西先带到驻马店再带到南阳。

与刘志华几乎同时落马的还有时任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张明体。

据资料，张明体曾长期任职南阳市，曾任社旗县县长、县委书记，南阳市副市长，南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南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财新｜不堪回首须回首：各地方舱医院招标拆除

新冠防控政策调整逾两年，防疫设施闲置已久，部分方舱医院进入拍卖和拆除阶段。据全国各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2024年以来，不少地方都在推进方舱、健康驿站等隔离场所的拆除工作。

作为应对新冠疫情的临时医疗场所，方舱医院并不是急救和治疗的“主战场”，其首要目的是隔离感染者、阻断传播。防疫政策在2022年12月调整后，由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改建而来的方舱率先恢复原本使用功能，部分方舱医院改造成亚定点医院。需要考虑拆除的是其余长期闲置的方舱项目，这些方舱多是由集装箱、板房在郊外空旷地带搭建的临时性建筑。

以上文字来自财新于近日发布的遭到封禁的文章《不堪回首须回首：各地方舱医院招标拆除》，该文讲述方舱医院的现状，但疑因涉及新冠疫情这一敏感话题遭到审查删除。

文中接着写道：

不同地区的方舱医院均出现多次挂牌情况。合肥蜀山区方舱拆除处置拍卖进行了两次。又例如，从2024年4月至8月，江西赣州市方舱医院资产拆除项目先后三次挂牌拍卖；广东汕头市河浦健康驿站在2024年7月至2025年1月间，三次挂牌拍卖。财新未能通过公开渠道确认这两家方舱的拍卖结果。

东莞生态园健康中心项目历经四次流拍。2024年10月，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首次发布拆除招标公告，拟将板房及内部的空调、热水器、卫浴、床、床头柜等，以及变电、消防、下水道管网设施和钢筋混凝土等整体打包拍卖，起始价格为2520.3万元。首次流拍后，资产挂牌价持续走低，至2025年1月第四次拍卖时，挂牌价降至2013.2万元。

资料图：东莞松山湖生态园健康中心方舱。图：广东省科技创媒中心

第五次挂牌时，卖方将资产分为电缆、板房和机器设备三个项目，分别挂牌招标。其中，电缆处置项目包括电力电缆、箱式变电站和绿化植物等，起始价为432.7万元；板房和机器设备处置项目起始价分别为1105.5万元和475万元。除了电缆项目成功确认买受人、实现溢价成交外，其他两个项目均告流拍。

在拍卖市场，需求不足、拍品定价过高、拍品吸引力不够或市场环境不佳等因素均可能造成流拍。东莞方面并未说明多次流拍原因。在首次拍卖不成后，赣州市方舱医院、汕头市河浦健康驿站也在后续挂牌时调降了底价。

作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产物，方舱医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引发过广泛社会讨论。例如2022年9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下达2022年卫生健康领域第三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这份通知显示，第三批卫健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总额为265.21亿元。其中，有20个省市区的预算中包含70个方舱医院、健康驿站等隔离场所，单个项目资金从3000万至5000万元不等，资金累计27.16亿元。

中央资金下达到地方需一定时日，当新冠防控政策已经转向，有的方舱医院刚刚走完申报程序尚未动工，建或不建令地方政府进退失据。

方舱数量庞大，改造和再利用条件不一。真正棘手的或是在城郊搭建的临时性建筑。这些建筑占地规模大、位置偏远、设施简易，重新利用存在诸多客观困难，考验政府决策能力。

二、老爸讲科学｜为什么大家都在说拿下澳大利亚？

中文互联网上近期有网民发布言论，分析应该如何“拿下”澳大利亚。

在知乎上甚至出现“为什么大家都在说拿下澳大利亚”的问答。对此，微信公众号“老爸讲科学”作者发布文章批评这一极端民族主义言论。但该文遭到删除。

作者写道：

知乎上有个热门问答叫做“为什么大家都在说拿下澳大利亚？”。

浏览量近千万。

接连翻了三十几个回答，除了一个反战的，其他大多数已经精神解放了澳大利亚。

长期的极端民族主义和仇恨教育，让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个曾经饱受侵略的国家深入人心，并由此衍生出两个“国民共识”：

1、西方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掠夺了新大陆和殖民地的资源。

2、“落后就要挨打”，其潜台词是——“强大就要打人”。

由这两个命题推出的结论是——我们现在强大了，所以应该轮到我们去掠夺、去殖民了。

从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倒退的价值观。

战争只是一种重新分配资源的零和博弈，而科技和经济，才能真正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创造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发达文明。

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让中美成为全球实力最强的两个大国的根本因素，正是发展科技和经济建设。

反过来，那些或全民皆兵，或整天嚷嚷阶级斗争、或热衷于发动灭国战争的国家，哪个是真正强大的？

领土面积全球首屈一指的罗刹国，坐拥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动辄以武力侵犯他国领土，为何其国力却每况愈下，整个国家的生产总值，不如我们一个广东省？

是战争造就繁荣，还是和平带来发展？

答案不言而喻。

战争是零和博弈，甚至是可能造成人类文明倒退的大大的负数。

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改革开放的国策，科教兴国、科学发展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政策造就了今天强大的中国，然而有一些人却被这一阶段的成绩冲昏了头脑，鼓吹战争，鼓吹开倒车，若真如他们所愿，只会让这个国家再次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那些整天喊着要打仗，甚至宣称要武装侵略他国的人，要么蠢，要么坏。

三、鸡蛋bot｜河南一律师称庭前拍摄取证遭法警背铐，派出所因无管辖权不予受案

3月13日，河南律师邵玉娟发帖称，她在法院开庭时遭到法警违法使用警械殴打。事后，微信公众号“鸡蛋bot”联系到邵玉娟律师，并发布文章对该事件进行说明，但该文很快便遭下架。

图：邵玉娟微博

在这篇遭到审查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13日上午，邵玉娟在开封市杞县法院付集法庭参加庭审。庭前，邵玉娟向书记员要求复制相关证据材料遭拒，试图拍摄取证时，手机遭到法警抢夺。随后，法警使用手铐，将邵玉娟背铐后带离法庭。

据邵玉娟介绍，付集法庭开庭审理的是一起民事诉讼。邵玉娟代理被告方，其当事人梁某超曾因故意伤害罪获刑一年四个月。梁某超刑满释放后，被害人赵某某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

而邵玉娟庭前试图复制的证据即是原告赵某某的“三期鉴定”报告等材料。“三期”系指误工、护理、营养期，其鉴定结果关系着民事赔偿标准。但邵玉娟称，原告的三期鉴定报告此前并未送达其当事人。

13日9时许，法官尚未到庭，邵玉娟与法庭书记员沟通复制材料问题。“我说先让我拍下（鉴定报告），当时没有通知到我当事人。”邵玉娟称，书记员对其要求感到不满，以早已公告送达为由拒绝其复制，“书记员说你会不会好好说话，今天就不让你拍。”

从法官转型律师的邵玉娟警觉地拿出手机，试图拍摄取证。“我说申请你（书记员）回避，掏出手机想录她不让我复制的事，她就去找法官和法警了。”邵玉娟称，三名法警随后进入法庭，称法庭内不准录音录像，要求其删除所拍视频，“我说（庭前）录视频是我的权利，你们没有权力让我删。”

见状，法警上前抢下邵玉娟的手机，并使用手铐将其背铐。“法警过来要抢手机，三个人摁着我，给我扣了个铐子，打背铐。”邵玉娟告诉法警，他们在违法使用警械，“他们就飞快把我从法庭拖到旁边的办公室。”

图：邵玉娟病历

邵玉娟称，其在办公室内遭到法警粗暴对待。“一个法警骂我是泼妇，还有一个法警撩起裤腿，说我把他的腿咬了。”邵玉娟表示，彼时现场混乱，事发过程亦十分迅速，“我记不太清（是否咬到人），我用头顶他（法警）的腿了。”随后，法警想给邵玉娟解开手铐，但邵玉娟拒绝，称要报警处理，“有两个人摁着我腿，先把我左手手铐解开。我用手拽着手铐，他就使劲掰我手指头，拉我右边胳膊，要把右铐打开。”

图：案涉《接处警登记表》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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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辑注：原文2月22日发表于《南方日报》旗下的新闻客户端 “南方+”。关于中国政府如何利用DeepSeek加强监控与审查，请阅读低音和新新闻联合发布的报道。

2月20日，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组织辖区各部门和社区相关负责人共50余人，开展了“DeepSeek+舆情应对”工作培训会，旨在借助AI技术全面提升街道在舆情监测、分析与应对方面的综合能力，快速处理和回复市民诉求。

在获得大量网友点赞的同时，也有部分网友质疑：是否存在政府部门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删帖、回复等负面跟评情况。西乡街道党政和人大办宣传工作负责人肖斌回应称，不存在删帖等相关情况，运用人工智能只是为了快速对海量信息进行筛选和整理，确保每一个市民的诉求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处理和回复。

基层干部：工作更有底气，心里更踏实

“取代你的不是人工智能，而是那些熟悉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培训开始，授课老师就强调了学习和使用人工智能的必要性。

老师通过“功能解析+场景应用+实操演示”三维模式，讲解了Deepseek平台的技术特性、应用场景及操作要领。在舆情应对策略培训环节，老师从舆情监测、研判、回应到处置，全方位介绍了应对网络舆情的工作流程和处置方式。

老师强调，在数字化时代，舆情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街道各部门及社区必须提高警惕，坚持人民至上，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同时，面对恶意造谣煽动行为，要坚决依法处理整治。培训还设置了实践研讨与模拟演练环节。

西乡街道流塘社区宣传委员说道：“以前面对舆情，常常感觉手忙脚乱，信息收集不全面，应对缺乏章法。现在了解DeepSeek的强大功能，比如快速抓取海量网络信息中的关键舆情点，量化分析舆情走向，让后续的应对工作更有底气，心里也踏实多了。”

西乡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培训会是街道在基层治理手段创新上的重要尝试，通过引入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能更高效地捕捉舆情信息，为街道的和谐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街道释疑：不存在人工智能删帖等情况

西乡街道“DeepSeek+舆情应对”工作培训会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获得大量网友点赞的同时，也引起了部分网友质疑。

为此，记者采访了西乡街道党政和人大办宣传工作负责人肖斌。肖斌介绍，街道一直都十分重视舆情工作，运用“民意速办”“说事评理”“宝安区‘欠薪扫我，即扫即办’”“‘宝’就业”等平台，快速收集了市民吐槽和反映的各种问题，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作为深圳一个人口规模超过百万的大型街道，2024年西乡共分拨、核实、处置、回复各类舆情1050条。其中，市场监管、城市管理、交通、环境等排名靠前，通过这些舆情处置，使大量市民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及时处置和回复。

肖斌否认了政府部门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删帖等不良行为的说法。她表示，跟帖回复需要实名账号，注册虚拟账号进行人工智能自动回复各类网帖，不仅技术上存在难度，而且还涉嫌违法，街道的舆情工作团队秉持着客观、公正、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每个舆情事件，积极与市民进行沟通交流，只为切实解决市民的问题。

“在舆情工作中，人工智能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快速对海量信息进行筛选和整理，街道相关部门进行精准分拨、快速核实与处置各类问题，确保每一个市民的诉求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处理和回复。”肖斌说道。

当被问及未来的工作规划时，肖斌表示，将继续优化舆情工作机制，将市民通过网络发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视为“送上门的服务机会”，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进一步提升舆情办理效率，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3月13日，河南律师邵玉娟发帖称，其在法院开庭遭到法警违法使用警械，引发关注。

图：邵玉娟微博

事发后，笔者联系到当事人邵玉娟。据其讲述，13日上午，邵玉娟在开封市杞县法院付集法庭参加庭审。庭前，邵玉娟向书记员要求复制相关证据材料遭拒，试图拍摄取证时，手机遭到法警抢夺。随后，法警使用手铐，将邵玉娟背铐后带离法庭。

据邵玉娟介绍，付集法庭开庭审理的是一起民事诉讼。邵玉娟代理被告方，其当事人梁某超曾因故意伤害罪获刑一年四个月。梁某超刑满释放后，被害人赵某某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

而邵玉娟庭前试图复制的证据即是原告赵某某的“三期鉴定”报告等材料。“三期”系指误工、护理、营养期，其鉴定结果关系着民事赔偿标准。但邵玉娟称，原告的三期鉴定报告此前并未送达其当事人。 

13日9时许，法官尚未到庭，邵玉娟与法庭书记员沟通复制材料问题。“我说先让我拍下（鉴定报告），当时没有通知到我当事人。”邵玉娟称，书记员对其要求感到不满，以早已公告送达为由拒绝其复制，“书记员说你会不会好好说话，今天就不让你拍。”

从法官转型律师的邵玉娟警觉地拿出手机，试图拍摄取证。“我说申请你（书记员）回避，掏出手机想录她不让我复制的事，她就去找法官和法警了。”邵玉娟称，三名法警随后进入法庭，称法庭内不准录音录像，要求其删除所拍视频，“我说（庭前）录视频是我的权利，你们没有权力让我删。” 

见状，法警上前抢下邵玉娟的手机，并使用手铐将其背铐。“法警过来要抢手机，三个人摁着我，给我扣了个铐子，打背铐。”邵玉娟告诉法警，他们在违法使用警械，“他们就飞快把我从法庭拖到旁边的办公室。”

邵玉娟称，其在办公室内遭到法警粗暴对待。“一个法警骂我是泼妇，还有一个法警撩起裤腿，说我把他的腿咬了。”邵玉娟表示，彼时现场混乱，事发过程亦十分迅速，“我记不太清（是否咬到人），我用头顶他（法警）的腿了。”随后，法警想给邵玉娟解开手铐，但邵玉娟拒绝，称要报警处理，“有两个人摁着我腿，先把我左手手铐解开。我用手拽着手铐，他就使劲掰我手指头，拉我右边胳膊，要把右铐打开。”

梁某超的亲属在法庭现场目睹了部分事发过程。13日晚间，其向笔者表示，付集法庭的法警确有抢夺邵玉娟的手机，并对其动用手铐。“当时邵律师想录个像，说明你（书记员）为啥不让复制（材料）。书记员出去了，过来三个法警，要邵律师手机，律师不给。法警抢到手机，掏出来铐儿，把律师铐住了，连拉带拽拖到办公室去了。”

梁某超亲属称，其无法看见办公室的情形，但曾听见办公室内的邵玉娟喊了好几声：“法院打人了，法院打人了。”

事发后，梁某超亲属报了警，“她（邵玉娟）出来时，我见派出所的人给她（伤口）拍照了，她说胳膊疼、腿疼、牙疼。”邵玉娟称，杞县公安局付集派出所的民警为其做了笔录，并查看了付集法庭内的监控视频，却以“公安无管辖权”为由拒绝受理案件，“他（派出所）说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职行为不作为治安案件处理。”邵玉娟遂要求警方做伤情鉴定，“他们不给做，说目测够不上轻伤，不是刑事案件。”

据悉，早年间，国务院法制办在《对的复函》中表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一是承担民事责任，二是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还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不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图：邵玉娟病历

对此，邵玉娟已向律师协会申请维权，“郑州市律协给我联系了，说跟开封市律协和司法局都说了。”13日晚间，郑州市律师协会律师权益保障委员会主任钱某某向笔者表示：“我们的会员，我们肯定维权。这个工作我们按部就班，已启动紧急机制。” 

图：案涉《接处警登记表》

截至发稿，笔者多次致电杞县法院付集法庭相关工作人员以及开封市有关部门求证此事，均未果。对于付集法庭的法警是否对邵玉娟律师违法使用警械，尚待官方公开回应。值得注意的是，付集派出所的《接处警登记表》显示，“付集法庭法警对其（邵玉娟）进行打背铐、抬等行为……建议邵玉娟去上级部门或检察机构反映。”

编者按：乌克兰和美国达成停火协议。接下来，就看俄国会怎么反应。白宫吵架事件，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让我们周围的人更加撕裂。我们的平台本着让大家听到不同声音的态度，发表了不同作者不同立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温和偏左的，昨天的那篇《特朗普：你不打牌我打牌 》是温和偏右的，如果你激烈反对乃至破口大骂，那么很有可能，你不是极左，就是极右。特朗普到底是不是俄间，到底靠不靠谱，大家不用那么着急下结论，双方的观点都看看，结论是什么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被大众的观点和道德的评判裹挟。

以史为鉴：特朗普未来如何？

文/海北尬生

乌克兰和美国达成了协议停火，这让人想到不久前白宫里的那场灾难性的会见。会谈后的四天，川普突然间下令中断了所有的对乌援助——也包括前任拜登批准的，而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还说“没有计划中断这些援助”。这些援助既包括财政和武器，也包括至关重要的情报服务。有些人把最近几天乌克兰遭到的袭击归结于缺乏这种支持，此种说法存疑，但川普的行为无疑是致命而不计后果的。当然，在11日美乌发表声明，表示要同意停火之后，美国又恢复了情报支持，但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已经让人难以再信任他们。英国和法国准备接手这项职责，是他们的能力加到一起，可能也不如美国人强。

川普遭到了所有人的口诛笔伐，纵观全网也没有看到什么支持他的言论。原因很简单，你说泽连斯基不尊重你，可是他代表着十几万牺牲的乌克兰士兵和几百万无家可归的乌克兰人而来，你对他们的尊重在哪里？而且吵架的理由也很搞笑，感谢这玩意儿，是从别人那里硬要来的吗？在谈判桌上达不成一致，就通过断供之类的方式强迫对方就范，这与绑架有何异？或许此时他仍在为达成自己的“目标”而沾沾自喜，但对于任何旁观者而言，这都无异于饮鸩止渴。

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和第一个任期比起来是非常不同的。第一个任期里，他至少还可被预测，现在他仿佛彻底放飞了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第一个任期里，还有些人觉得自己很懂他，我也在试图理解他，但现在我估计没有什么人会这样想。鼓吹加拿大与美国合并、要收复巴拿马运河、要购买格陵兰，请问这是什么脑回路才能想出这种主意？究竟他有大棋在下，抑或只是有点偏执，都不太清楚了。

不过这一切都让我想到了一个人，让我们试着从这个人身上找一找特朗普未来命运的影子吧。他叫原名弗里德里希·威廉·维克托·阿尔贝特·冯·霍亨索伦，更为人所知的则是这个——威廉二世。或许就在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二人有点相似了。

由于英国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原因，威廉二世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都是表兄弟，仅从画像上就可以看出三人很像，尤其是乔治五世和尼古拉二世——他俩就连胡子的造型都一样。实际上，这二人也借助这点搞过小幽默：在宴会上相互换装，扮演彼此，捉弄手下人。私下，三个人也保持着非常好的私人关系。

不过，威廉二世远远没有这两位表弟那样平和。他出生时胎位不正，导致一条手臂严重萎缩，之后的治疗又让他饱受痛苦。长大以后，他身材又过于矮小，不但矮于他那两位表弟，更显然矮于在西欧以高著称的德国人。这让他极度自卑，而极度自卑的人，往往都有非常强的表现欲要证明自己，而且也往往同时极度自负。

事实恰恰如此。人们对他有个评价，说他渴望人们关注到了“在婚礼上要当新郎，在打猎时要当猎物，在葬礼上要当死人”的程度，必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否则就仿佛受了冷落。他的画像当中也往往都是眼睛向上瞅，一副盛气凌人、目空一切的样子，比如这个：各种君王的画像我见过不少，但只有他几乎全是这样的眼神。这种主往往不可能是画家帮着做，想必是出自威廉二世本人的要求，或者他自己就喜欢如此。

威廉二世 图源网络

当然最能体现他这种性格的，还是他的政治生涯。

1888年3月，他的父亲继位，但仅仅60多天后就死于喉癌。29岁的他在当年六月即位，随即便开始谋划着亲政。

这里要说一下：德国当时也是君主立宪制，但允许皇帝执政。我们今天一说起君主立宪制，首先想到的就是英国、日本那样，君主只是象征意义上的虚位元首，但这并不是“君主立宪制”本身的定义。它的定义乃是一种与君权神授相反的制度，皇帝的权力来自于法律，而并非神明的意愿。因此，“君主立宪”与国王是不是亲政者没有关系。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就不同于当年的英国和今天的日本，极度压缩了议会的空间，把相当大的权力交给了国王和他下属的宰相。

当时的宰相不是别人，正是鼎鼎大名的俾斯麦。此人的能力不必多言，是当时全欧洲最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威廉二世没有继位前，还是很仰慕这位宰相的，但即位以后就觉得他碍事，并且不知怎么的，觉得自己能干的比他更好。1890年，他正式辞退了老宰相。

但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俾斯麦制定的外交策略非常务实：对于最强大的英国，他搞绥靖政策，对于二等列强法国、俄国、奥匈帝国，他在中间玩平衡战略，即所谓的“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这些外国在他的挑逗下彼此之间争吵，甚至战争频频，但德国都相安无事，还永远是坐收渔翁之利的人。借此机会，德国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发展工业，成功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成为一个大工业国。

俾斯麦 图源网络

相较而言，威廉二世自己的“外交”就笨拙、不明智而又极有哗众取宠之嫌。除了建国的时候，俾斯麦很聪明地不与任何国家挑起矛盾，但威廉二世恨不得直接把耳光扇到对方脸上。一个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摩洛哥问题。

摩洛哥当时是法国殖民地，但一直有很强的独立的倾向，法国对这片土地的控制权也并非没有争议。1904年，英国，西班牙等与法国达成协议，正式确认了摩洛哥是法国控制，也完成了一个结盟。受了刺激的威廉二世做出了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举动：他竟然在1905年3月份自己突然间跑到了摩洛哥，还发表言论说“支持摩洛哥独立”，说自己连军队都布置好了，准备要和法国开一仗——大家要是想亲自体会一下的话，就可以把摩洛哥换成台湾，把法国换成我们大陆好了。

有些人认为威廉二世是想试探英法西三国结盟的可靠度，这个解释我也觉得成立，但他的手段实在是太蠢了。首先，当年摩洛哥绝对不是今天这个太平的度假胜地，因为多少有点“三不管”性质，所以全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通缉犯、恐怖分子、政变小组都往这会集，是个真正的龙潭虎穴，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到这里都有性命之忧。且他的言行明显是在无事生非，遭到了大家的反感。还有一件事，恐怕是他忘了吧：他需要依靠法国打赢当年的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当中，英国站在了日本一边，威廉二世则支持表弟尼古拉二世，还针对日本人乃至整个东亚黄种人发表了不少种族主义言论。彼时“第二太平洋舰队”仍在前进，希望为俄国人挽回最后的尊严。这只舰队行程全程18000海里。如此长途作战，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中途的补给点，最核心的是要为军舰加煤。

航线沿途的大城市，往往都是英国和法国殖民地，但英国支持日本，这已经不可靠了，而且这支舰队在通过多格滩的时候，还风声鹤唳地把英国渔船当做日本巡洋舰打伤了，英国人已经烦透了这支舰队，法国殖民地将是这支俄国舰队唯一可能的补给点。

现在威廉二世和法国人闹了这么一出，这支俄国舰队就倒了霉。幸亏俄国在外交上做足了努力，才让法国人同意继续提供港口和煤炭。虽然如此，这对于俄国人的军心也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由此也说明，威廉二世做事非常欠考虑。

威廉二世 图源网络

德国人和法国人剑拔弩张地闹到了1906年。1月16日，在西班牙召开了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专门讨论这一系列问题。除了奥匈帝国外，德国之外的12个与会国没有一个支持他们。最终，德国人退了一步，与法国人达成了协议，但事情还有续集：1911年，威廉二世再生事端，把德国军舰派到了摩洛哥。虽然此事仍然是和平解决，但事情已经开始朝着不利于德国人的方向发展：英国在这两次摩洛哥问题中都支持法国人，因此原本对英国和德国都“相看两相厌”的法国人最终和英国人结了盟。

当然，对英国人，威廉二世也搞出了不少篓子。1896年，当德兰士瓦击退了一小波英国人的进攻时，威廉二世发了一封贺电，文中极其不当地表示自己是“友好力量”。本来对此事没有什么感觉的英国人大怒（袭击者根本不是英国国家的军队，是一小部分浪人自己的行为，他们的失败并不是国家层面的难堪），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反德行为，最终，威廉二世不得不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信，“我从未想过用这封电报来反对英国或您的政府”。这就是著名的克鲁格电报事件。

电报事件以后，英国人一改对威廉二世的纵容态度，开始把德国列成假想敌。两个国家开始军备竞赛。感到情况不妙的威廉二世在1908年接受了《每日电讯报》的采访，试图缓和英德关系，却极其愚蠢地又搞砸了：对于极度膨胀的造舰计划，记者请他解释，他的解释竟然是“我们不是针对英国，是在针对日本”，成功的把无关的国家拉下了水；他说“你们这些英国人真是疯了”，还把法国和俄国也顺带着指责一遍。事情就这样无可挽回的朝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进了。

故事讲到这里，请问您是否觉得川普有点像这位皇帝呢？同样的自负、同样的偏执、同样的眼高手低，甚至连说话的风格都那么像，都口无遮拦。时代杂志曾经画过一个川普穿着皇帝制服的封面，我觉得其实不应该是英国式的大披风，而应该是德国式的有尖刺的钢盔。那他们最终的命运是不是也会有点像？

《经济学人》封面 图源网络

威廉二世的政治生涯终结于一战。对于一战爆发的责任，教科书当中的说法是什么“帝国主义的矛盾”之类的，但仔细检查史实就会发现很大程度上是威廉二世造成的。矛盾越好，军备竞赛也好，都不一定造成实质性的战争，比如美国和苏联、中国两两之间都有这种问题，但都没有引发大战，最多也只止于小规模的边境冲突。尤其是，英法结盟对抗德国就是他的折腾下造成的，而在他来之前，世界根本不是这个格局。俾斯麦留下来的只是一个浑水滩，摸鱼就去摸，不想摸鱼也可以安安静静的待着，但威廉二世制造出了两个完全敌对的阵营，扩大了，而不是削减了彼此之间的矛盾。

一战的最终结果，大家也都知道：德国失去了相当1/8的领土，还有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国歌里的那句“从马斯（Maas）到默默尔（Memel），从埃施（Etsch）到贝尔特（Belt）”也就正式成为了泡影。但是重要的还在后面：某一个小小下士被战争带来的仇恨滋养着，将在未来穿着褐色的衬衫拉起自己的一党。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所以我们有理由担心，川普会引发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对立、大冲突，这场冲突中，美国并不一定是赢家——他做的判断其实并不好，而且就算是在表面上在未来得到平息，也会后患无穷。觉得他已经够糟糕了吗？我很有可能担心再过几年，在这种极其严重的对立和思想的撕裂下，会搞出比他更极端的人，做出更糟糕的事。

很有意思的是，威廉二世在退位后隐居在荷兰，早年一度很支持希特勒，但当他听闻到了“水晶之夜”里对犹太人的暴行（打砸抢）和对知识的暴行（焚书）时，他深感震惊，向来极度为德国人身份而骄傲的他甚至说“为身为德国人感到耻辱”。后来，希特勒一度想拉拢他，但他都拒绝了，一直留在荷兰。

这是很警醒的一个故事：在后代的培养上，不一定是严格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倒反而种下的是芝麻，收获的却是西瓜。或许你给后代传递的某种价值观虽然不十分正确但是是“温和的”，或许你觉得这样就不会有问题，然而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关系说明，这种想法往往是错的。威廉二世的确用过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军国主义的只言片语，但也仅是如此，他的后代却直接把这一整套体系都搬了出来，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

恐怕对这些事，威廉二世自己也有察觉。他的墓志铭是这样说的：“无需赞赏我，因为我无需赞赏。不要给我荣誉，因为我不要荣誉。不用制裁我，因为我即将受难”。可是有些人，比如川普，他的墓志铭又该怎么说呢？

作者：海北尬生，因其尝求学于北海之北，每不顾环境而放尬言，故起此名也。喜航天，爱读书，本学理工，爱好文学。

来源：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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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刚刚过去，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选读了三篇来自关注女性权益的微信公众号“三月暴雨至”的文章。

这些文章中，作者提及当前中国女性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并对中国根深蒂固的父权、男权进行抨击。

该作者发布的大多数文章均遭到审查删除。

一、三八节，不是“劳动妇女节”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抨击近年来中文互联网上对女性力量的弱化、污名化等，并重新强调妇女节的意义。

作者写道：

近年来，女神节女生节等等弱化女性力量，污名化女性称谓，制造消费主义和年龄焦虑的词汇愈发遭到广大女性的抵制，大家都清醒地意识到“不要女神的虚假王冠，只要妇女的真实权利”。但一部分男人却趁此时机跳出来鼓吹“劳动妇女”，强调三八节是“劳动妇女的节日”。而这种话术已经误导了一些女性，因为劳动妇女的确是褒义且伟大的称呼，劳动妇女节、歌颂劳动妇女，乍看上去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正如“独立女性”一样，表面看上去无论男女都很赞同这个词汇。但女性赞同的独立女性是指有自己独立的事业和人格，物质和精神都不必依附男权的女人。而男人嘴里的所谓独立女性指的是不花男人一分钱还给男的倒贴干活拉磨的女人。

同样的，男人嘴里的劳动妇女其实是指给他们当牛做马的女人，同时也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将女性群体划分成劳动妇女和非劳动妇女，达成分裂女性群体和给女人罗织罪名的目的。而他们所谓的“不劳动”，不过指的是不给他们当血包不让他们占便宜罢了。

事实上，女性面临的不平等问题，其原因绝不是女人不劳动，反而是女人劳动得过多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和尊重，正如农民被地主压迫不是因为农民农活干的比地主少。认为女人失权是劳动参与低无异于脑满肠肥的财主对皮包骨头的长工说你地位之所以比我低是因为你劳动的太少了，用心险恶。

妇女节起源于1909 年3 月8 日的芝加哥女工的罢工游行，她们要求提高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和选举权，这场罢工得到了全美乃至全世界劳动妇女广泛而热烈的响应。1910 年，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在丹麦举行，蔡特金（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女士提议将每年的三月八日设立为国际妇女节，得到大会代表的一致支持，“三八妇女节”由此诞生。

所以，妇女节在诞生之初就是为了纪念女性的坚韧和勇敢，纪念她们争取自身权利的英勇行动。她们是在要求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障，而不是要求劳动，因为劳动本身既不是权力，也不能带来权利。对劳动能力的支配，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对劳动产品的占有，才是权力，也决定了权利。

三八妇女节是属于全体女性的节日，是女人就能过节，前面不必加任何修饰和限定词；三八妇女节更是纪念我们先辈可歌可泣的争权斗争，而这些权利是女人生来就该有的，不需要前面加上一个“劳动”去给任何人证明什么。

二、当前女性社会地位低是因为不劳动、不下矿、不当兵吗?

在这一篇被审查删除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之前收到过这样一条私信:

这是一种最为典型的男拳话术。他们非常喜欢叫嚣什么“保家卫国的都是男人” “女人不下矿”“10 元盒饭都是男的在吃，20 元奶茶都是女人在喝”……总之， 他们认为女人不干活还想要权利，并且受尽了社会的优待占尽了便宜 blabla:

还有 cgg 最喜欢提的所谓“苏联女权”:

但首先事实是，女人下矿:

可由于“女人不下矿”，所以她们只能去无保障、更危险的黑煤窑。

而在保家卫国中，女性的身影也从未缺席:

并不是女人不能胜任这些工作，而是这些领域在系统性地驱逐女性；并不是女人没有参与历史进程，而是她们的身影和贡献被抹杀后功劳也被男人抢去。

所以，男的说什么“怎么没见女人当矿工保家卫国”，完全是罔顾事实后的倒打一耙。先禁止女性进入，然后说这个领域没有女性是因为女人胜任不了。

并且，在遇到成功女性时，他们会说“别的女性厉害关你们女拳什么事”:

但当他们看见别的男人下矿当兵，又立刻觉得这就相当于自己也下矿当兵了。话全让他们说完了。

而这种男拳话术里所隐含的更重要的错误是田忌赛马:拿着中产以上女和最底层的男比，好像女性有那么一点优势，于是就开始大肆宣扬现在的女人都骑到男人头上去了。但凡能看到这些所谓“底层男”身边的女性呢？

当看到一个底层男，那么他身边一定有更多远比他更辛苦更悲惨的女性，他也一定拥有继续压迫某几个女人的权利。想想吧，连弱智或先天高度畸形无法自理的男的村里都会绞尽脑汁给他“弄个媳妇”来伺候他。

在男权社会的性别分工下，底层男可以干更累但赚钱的活，精英男可以干不累且赚钱的活，但每个阶层的女人，却都没得选，只能被排挤到那些看似“轻松”，实则薪资与劳动强度完全不成正比的杂工。其特点是待遇低，环境恶劣，稳定性差，维权困难，并且不被社会所看见、承认。

三、我们生活在一代又一代女权主义者的遗产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这篇文章是作者最为用心、构思和写作时间最长的文章之一。作者试图描绘一幅连绵不断的女性群像和史诗，以一个女权主义的视角重新解读建国初期的共和国历史。
这篇文章遭到当局反复审查删除，尽管作者不断补档，该文最终还是被全网下架。
文中部分段落描写了杂志《中国妇女》的创建与毁灭，作者写道：

从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中国妇女》是唯一持续发行的全国性女性刊物，同时也是当时实际上的女权主义文化重镇。

《中国妇女》于1939年创刊于延安，后因抗日战争愈加激烈而停刊。1949年复刊。

《中国妇女》的第一任主编是沈兹九，在建国后，她的继任者是董边。董边1916年出生于山西忻州，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在出生后，她的父亲看到第三胎仍是女儿感到非常愤怒，当场就试图将她淹死，但被接生婆阻止。多么讽刺，全国妇联的领导、《中国妇女》的主编，竟然差点无法出生。在无数“早夭”的女婴里，我们不知道其中本该蕴含了多少种人生可能。

《中国妇女》的封面作为新的性别符号的构建和对主流性别秩序的挑战，是一个非常值得挖掘和表述的地方。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工农兵”宣传画。我们知道，在当时，工人阶级被宣传为国家的主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农民只是一个比工人次一级、位于从属地位的身份。当时主流的“工农兵”宣传画是这样的：

要么画面中全为男性，要么女性顶多作为其中地位最低的“农民”出现，并且“自觉”退居画面的角落。女性仅仅是象征性地一笔带过，但以示“男女平等”。这样的宣传画流传得如此广泛，以至于人们很难想象如果男性不占据画面的中央，还能怎么画。而1952年第2期《中国妇女》的封面，则颠覆性地挑战了这一传统的性别秩序，在这一期的封面上，工人、农民、士兵，全部为女性：

▲1949-1956年，《中国妇女》实际使用“新中国妇女”作为名称。

尽管当时“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四处都是，但男人必须要占据画面的中央却是不容置疑的“规矩”。正如这张《中国青年》的封面，他们声称，这是在展现“女民兵风采”。

真的如此吗？或许今天有人提出异议，就会被斥责为“敏感”、“打拳”，甚至扣上各种帽子。但在六十年前，曾任《中国妇女》的美术编辑时玉梅回忆道，当她看到这张图后，立刻说，又是在突出男性，非常明显。我绝对不会选择这张图片作为封面，即使我选了，领导（董边）也不会同意。

真正的展现女民兵：

整整六十年过去了，我们进步了多少，退步了多少？

让我们再欣赏一下当时《中国妇女》的其她一些封面（但至于为什么强调“当时”，后面会提到）：

在前一个时代的女权主义者的努力被摧毁后，取而代之的是鼓吹女性“三从四德”的儒家学说——封建思想又卷土重来，以及从西方传来的对女性身体的性化、商品化，以及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主流报刊上关于“女性话题”只剩下了“时尚”、“婚恋”、“家庭生活”等，却再无任何与女权主义相关的探讨了。

▲2007年的《中国妇女》封面

▲2024年的《中国妇女》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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