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9to5Mac：是一家“致力于成为科技界最具影响力的媒体”，该媒体以报道苹果公司新闻和产品而知名，是全球苹果爱好者和行业人士的重要信息源之一。近年来，也有多篇报道设计中国监控技术以及相关科技伦理。

一、9to5Mac：苹果公司多次硬刚各国政府，唯独在中国面前低头

科技媒体9to5Mac是一家专注于苹果公司产品和新闻的英文网站。近日，9to5Mac刊出一篇题为《苹果敢于对政府说“不”的传统，在中国明显缺席》的文章，指出苹果在美国、英国、印度等地，曾多次“挺身对抗不合理的政府要求”，但“在中国，情况截然不同”，该公司反复以“在每个运营国家都遵守当地法律”为由，选择配合中国当局各类打压言论自由的要求。

文章封面

文章以印度为最新案例指出，印度政府曾拟要求所有手机厂商强制“预安装”且不可卸载一款所谓的“安全应用”。该应用名义上是帮助客户找回丢机，实际上则意味着所有手机可被政府追踪。然而，苹果公司并未接受，而是直接拒绝了该方案。结果，印度当局先取消“不可卸载”，最终连“预安装”要求也一并撤回。9to5Mac称，这一案例显示了苹果在部分民主国家愿意付出谈判成本，捍卫用户隐私与产品原则。

此外，作者还回顾了美国圣贝纳迪诺与彭萨科拉两起枪击案中苹果公司的表现。在两起案件中，FBI曾要求苹果开后门解锁嫌犯的 iPhone，苹果以此事“事关重大，不容退让”为由拒绝。在英国，当局推动削弱 iMessage 端到端加密，苹果甚至放话宁可撤出 iMessage 和 FaceTime，也不会同意降低安全标准，最终英国政府“悄然退让”。

然而，文章批评道，在中国，同样涉及信息自由与隐私的议题上，苹果的表现却截然不同。评论列举道，在苹果中国区应用商店 App Store 中，《纽约时报》、Quartz 等新闻媒体应用因报道不合宣传导向被下架，逾四百款 VPN 应用被移除，苹果还陆续下架了与香港抗议、LGBT 社群相关的应用。

其中，最具争议的是 iCloud 中国用户数据的本地化。苹果公司应中国当局要求将数据迁往由地方国企运营的服务器，并在极为谨慎的隐私措辞之外，事实上“移交了 iCloud 加密密钥”，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法律框架下可取得任意中国 iCloud 用户的数据，与其在其他国家极力维护加密机制的姿态形成鲜明反差。

为何同一家公司在不同司法辖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底线？文章指出，“苹果在中国面临的风险再高不过了”：中国既是重要消费市场，也是关键制造基地，一旦被排除，苹果现有硬件供应链几乎难以为继。但同时，苹果也为中国带来巨额制造和出口收益，北京未必愿意轻易放手。在这种高度相互依赖的结构中，苹果似乎选择了风险最小、却也是道德争议最大的一条路——在西方高举隐私与人权的旗帜，在中国则选择“顺应法律”。

最后，作者在文章的结尾鼓励苹果公司至少应该去尝试一下：“那么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苹果选择像在美国、英国和印度那样对抗中国政府，会发生什么？最终苹果或许会败下阵来。中国政府向来以强硬手段应对诉求未被满足的情况。但若这家 iPhone 制造商至少能尝试抵制中国政府某些更具压迫性的要求——哪怕只是试探性地试水——也值得期待。或许会失败，但其尝试本身值得尊重，说不定某些诉求还能成功争取？”

二、CSW：疫情之后，中国宗教迫害变本加厉

近日，宗教自由倡导组织全球基督教团结联盟 (CSW) 发布了一份报告《党权至上：中国将立法与政策武器化以压制宗教信仰自由》，指中国当局在后疫情时代对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打压，正走向制度化和日常化。

报告封面

多名中国人权律师与学者共同参与撰写了该报告，在“镇压的框架”一章中指出：“作为一个以无神论为意识形态根基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始终抱有潜在的敌意，视其为可能威胁国家稳定与意识形态统一的政治因素”，“通过政策、法规和司法实践，中国共产党实施了多层次的打压措施，同时在符合政权利益时对宗教给予有限容忍，加以利用”。

报告还称，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及之后变得更加独裁。在此背景下，宗教自由的空间也同步收缩，打压从粗暴清场转向“更为隐蔽和系统性的控制形式”。

首先，在法律层面，报告引用习近平2014年的讲话称：“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作者认为，在宗教法制领域形成了“法律文本本身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为执法者在面对不同宗教团体与个体时提供了极大的弹性解释空间”，这使宗教行为得以随时被政治化与刑事化。

其次，报告讨论了“宗教中国化”这一中共关键的宗教政策。报告引述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表述，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作者表示，这“简而言之：无论你的信仰为何，你首先必须信仰中国——更具体地说，是信仰党及其意识形态。党的信条必须凌驾于你的宗教信条之上。”

在这一框架下，各宗教被要求围绕“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写教义。报告举例指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被要求推动“具有‘中国主题’的注解版《圣经》、模范讲道和标准化教科书”，各地教会“正在粗糙地将地方民俗文化与《圣经》教义相融合：福建的‘八福神学’、东北的‘感恩神学’以及山东的‘孝敬神学’。这些并非神学的发展，而是对其的歪曲”。甚至“传统的赞美诗正被带有党派色彩的‘中国化圣乐’所取代，这些音乐以宗教的韵律赞美共产党”。

报告同时还提到了多个教会遭到迫害的案例。比如，山西临汾圣约家园教会在2022年一次家庭夏令营中遭警方突袭，“拘留了30多名成人和40名儿童”。两名传道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其间“他们遭受了酷刑，被剥夺睡眠和食物……被强迫连续四晚五天不许睡觉，前三天仅提供一个馒头和一杯水”。

在贵州，贵阳仁爱归正福音教会长老张春雷因在Facebook上转发批评宗教政策的文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因收取14400元奉献金被指控“诈骗罪”。报告认为，该案显示“转发文章被定为‘煽动颠覆’，奉献款被指‘诈骗’”，司法手段被用来“消灭独立教会”，而类似定罪“可能成为常态，威胁宗教团体的合法性”。

在更宏观的判断上，作者形容当下局面是一种“完成时态”的迫害：“党已将自身缠绕在公民社会和信仰之上，不是猛烈一击，而是缓慢、耐心、无情地收紧”，他表示，“真正的根除……是通过切断其与下一代的联系来实现”。在民族地区，“语言是记忆的支柱，因此，它也必须被清除……这不是通过激烈的对抗，而是通过系统性的遗忘。这不是同化，而是精心设计的文化灭绝”。

最后，该机构在结语中呼吁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义务，“保护每个人的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权利”，废除相关侵犯宗教自由的法律条款，并保障宗教团体“在不受国家干涉的情况下选择其宗教领袖和导师的权利”。同时，全球基督教团结联盟也敦促各国政府将宗教或信仰自由纳入对华政策核心，而不要只是为了赚取外交利益而进行“技术性人权”对话。

三、党用AI“精致”独裁：ASPI指中国正重塑社会控制体系

12月1日，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发布了一份报告《党的AI：新一代人工智能如何改写中国的人权版图》，指出中国正利用新一代人工智能（AI）技术，将既有的社会控制体系升级为“精密仪器”，用来管理民众、筛选信息，并延伸到国境之外。报告形容，中共正在打造“一个借助AI、用于在国内外锁定特定群体的治理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由AI驱动的“压制与人权侵害”体系。

报告封面

报告写道，中国的“人工智能安全”并非以个人权利为中心，而是被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有一整套相关的法律体系，比如《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此外，再加上关于算法、深度合成、生成式AI的管理办法，中国当局将“颠覆国家政权”“损害国家形象”“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国家目标转化为可被模型自动识别和拦截的“风险类别”。报告指出，新的国家标准要求训练数据中的“非法或不良信息”占比不得超过5%，其中最大一块是“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在内容层面，ASPI构建了一个约200张图片的数据集，包括“六四”、2019年香港反修例抗议活动、支持维吾尔人和西藏的集会、法轮功示威等，再用中英文向多款中美AI大模型提问，要求解释图片背景和意义。报告发现，部分中国模型在涉及天安门、新疆、西藏、法轮功等议题时，会“拒绝回答、模糊处理，或在回答后附上一段关于平台规范和敏感内容的自我审查说明”，而同样的图片在欧美模型上则更常获得具体描述。

比如，报告提到了一则典型案例：2009年伦敦法轮功抗议的照片。报告指出，当使用英文提问时，有模型会提及中国政府对该团体的打压；而在简体中文的提问下，同一模型则使用官方语言，将法轮功描述为“对社会公共安全和个人身心健康构成极大危害”，并提醒用户要“自觉抵制邪教渗透”。ASPI认为，这种双语差异显示出模型在不同语言环境中被要求“对齐”该语言的政治边界。

报告第二部分则勾勒出了一条“AI司法管线”：前端是依托人脸识别、声纹、轨迹分析的“智能警务”，中段是协助检察机关筛案、为法官提供量刑建议的“智慧法院”，末端则是监狱内对在押人员的行为预测和风险评分。其中，该机构点名科大讯飞是“基于大模型系统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并警告这种“效率提升”，实际削弱了程序透明度和纠错空间，使结构性歧视和错误判决更难被察觉和纠正。

此外，在少数民族管理与跨境维稳方面，报告注意到，中国正投入资源构建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朝鲜语等“小语种”大模型，用于“舆情分析”和“公共意见监测”。由于商业机构对这些语言需求有限，因此研发动力主要来自国家，其目标是“在文本、视频、音频等各层面全面提升监测和处置能力”，并计划沿“一带一路”推广，用于监控境外社群。

ASPI还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AI监控技术出口国”。从平台级内容审查系统，到智能警务解决方案，再到远洋渔业的“智能渔业平台”，中国企业正把在国内反复测试的技术与治理逻辑打包输出。报告以毛里塔尼亚、瓦努阿图附近海域为例称，借助AI预测渔汛和船队路径的中国渔船队，“在技术上远远领先于当地小规模渔民，进一步挤压后者的生计空间”，构成一种“被技术放大的不平等”。

最后，ASPI提醒，各国在讨论AI治理时，“不能只把中国视为技术竞争者，而必须把其以控制为核心的AI安全观，视为一种跨境人权风险”。一旦这些模型通过API、开源权重和海外项目广泛流通，受到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国内，而是整个世界。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浣溪沙杜甫｜日本官员低头听中方讲话，胡锡进很高兴，评论区很清醒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问题的言论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当局通过官媒造势、甚至发出旅游警告等方式，进一步激发部分对日本本就“恨之入骨”的中国人的仇日情绪。

11月17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抵达北京，次日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会面。金井正章一行人低头听中方讲话的画面被中国网民称是在“被领导训话”。胡锡进等人也在微博发帖“自嗨”。

然而，在这些微博评论区中，不少网民嘲讽胡锡进之流的“阿Q精神”。

微信公众号“浣花溪杜甫”将部分网民留言截图，并发布评论文章《日本官员低头听中方讲话，胡锡进很高兴，评论区很清醒》。该文很快便被删除。同时，“浣花溪杜甫”也疑似因本文遭到永久封禁。

被删文章写道：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论，破坏了中日关系。

最近很多人都在骂她，也在骂日本。两国的关系极速降温。

中方甚至还发出了旅行警告，说日本太危险了，不要去旅游。

反正每天与日本相关的话题，一直待在热搜榜上。

而今天，我看到日本官员低头听中方讲话的视频，也上了热搜。

视频中中方官员气质碾压日本官员，日本官员一直在点头哈腰，看起来就像领导在训话。

而胡锡进也发了这条微博，并配上哈哈大笑的表情。

虽然我也想中国胜利，但从这张照片来看，似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日本人，日本人出于长期的礼貌训练，说话一直都是点头哈腰的。

我刚毕业那会儿，在工作上，接待了日本客户。那个日本客户，说句话就对我点头哈腰，一个中年人，对我一个小年轻，点头哈腰，甚至鞠躬。

搞得我也要回礼，跟着点头哈腰，接待两小时，腰都要断了。

后来又去了两次日本旅行，这样点头哈腰，真的就是日本人的日常。

所以，我们看日本官员的表现，好像只是出于礼貌的点头哈腰，虽然看上去确实在表面上，中方占据上风。

那气质，那眼神，很有感染力。但实际上，还是要从谈判结果多方考虑。有没有达成目标。

而胡锡进的评论区，除了有几个跟着嘲笑的评论，更多的人在嘲笑他是阿Q。觉得这样的意淫没什么意义。

而且很多人也都知道日本人的礼仪。


所以评论区的网友，还是有很多清醒的。这样的自嗨没啥意义。

是啊，中日两国的矛盾，就是要从各个方面打败日本。

要从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民生等等方面击败日本，而不是用别人的礼貌来自嗨。

所以老胡这哈哈大笑，他到底知不知道这是日本人的礼貌行为？还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二、木蹊说｜俞敏洪在南极享受阳光，他的员工却在忍受黑暗

亲爱的各位新东方人：

此刻，我正站在南极的冰雪世界中。四周是浩瀚的洁白、翡翠般的冰山和无边的宁静。

冰川在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时间的力量与坚守的意义。

现在是南极时间11月16日上午6点钟，在这片远离尘嚣的纯净之地，我热烈祝贺新东方32周年的生日快乐！

现在的南极，几乎24小时充满阳光，我在明媚的阳光下，向每一位参与过或者正在参与新东方事业的人，表达深深的感谢……

上述文字来自在南极享受阳光的俞敏洪向新东方员工发出的“慰问信”。

该信引起部分新东方员工和网民的不满。

微信公众号“木蹊说”对此发布评论文章，但该文遭到删除。

文章节选部分写道：

老俞似乎没有意识到，当他在南极享受阳光之时，他的很多员工已经连续上了十几个小时的课，为自己的脱发、肾虚、以及勉强够还房贷的工资而发愁。

南极的极昼，阳光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办公楼的深夜，灯光也常明不熄。

这是同一家公司的两面，也是两种不相通的人生。

[…]这封内部信全文提及17次“我”和5次“南极”，却新东方员工当下的工作压力鲜有提及。

口口声声梦想，字字句句吃人。

有新东方的员工在社交媒体调侃：

“今夜，所有xdfer（新东方人）都是南极人。”

“亲爱的老板，你虚无又狡黠的红字，仿佛在不经意间炫耀着你那被员工血汗染透的成功。”

一些人在南极看冰川，一些人在办公楼熬夜。深夜的工位上，有人双眼紧盯着续费率报表，有人反复修改着明天的课程方案。

但在南极的冰雪世界里，老俞看到的是“浩瀚的洁白、翡翠般的冰山和无边的宁静”，冰川在极昼的阳光下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其实这种反差也是合乎逻辑的：

没有员工的熬夜加班，哪有老俞看“地球的极圈正五彩斑斓……”

据网友统计，俞敏洪乘坐的“夏古号”邮轮一人入住价格最高为148万元，人均消费30万。

而新东方教师月平均工资约8000元，一趟南极旅行费用相当于一位普通教师连续工作多年且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

当俞敏洪在邮轮上举杯欢庆时，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员工正在出租屋里盯着KPI发愁。当他在颂扬企鹅精神时，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见不到南极企鹅的肉身。

“南极没有牛马，牛马会冻死饿死，南极只有牛马的主人。”

俞敏洪终于用“背单词”“考研留学”，把南极企鹅兑换到手了，这是“优绩主义”最完美的自恋循环：

老板用员工的加班时间，兑换了诗和远方，然后回头告诉员工，这就是奋斗的意义。

放在多年前，俞敏洪的励志叙事曾是无数人追捧的精神标杆。

但今天，这份精神引领却失灵了，今天的年轻人需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

三、评论尸｜微博衰落到了什么程度呢？“What is On Weibo”要改名了

微博用户@评论尸 近日发布了一篇帖子，由网站“What is On Weibo”改名事件评论当前微博的衰落。该帖已被删除。

Ta写道：

微博衰落到了什么程度呢……一个（对华比较友好）的荷兰民间汉学家Manya Koetse从2013年起运营了一个叫What is On Weibo的网站，定期翻译和解释微博上的热点事件。

近期，她宣布这个运营了12年的网站要改名了，新名字叫Eye on Digital China了。

她发了一篇长文解释为什么要改名，总结下来就是微博已经不再能够代表中国的社交舆论风向，并且和抖音、快手和小红书比起来，显得老古董。

他们的内容也开始转向解释这些新平台上的中国网民在关注什么话题， 微博的权重已经显著降低。再挂着Weibo的名字，不再能反应网站的实际使命——向英文读者解释中国主流网民最近在关注什么。
新网站里依然会给微博保留一席之地，但从微博来的内容将不再是重点。

Manya Koetse原帖部分内容翻译如下：

自从我2013年开始做网站以来，中国的社交媒体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网站起源于一个简单的好奇心：微博上都有什么？那时我觉得很多英文媒体只关注中国被审查的内容，而忽略了那些真正影响中国社会的趋势、讨论和舆论。

自201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上对中国以及各代群体关注的问题不仅急剧增加，中国内部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由AI驱动的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用户获取信息的方式，影响到从娱乐和新闻到网络话语的方方面面。比起微博，抖音、快手和小红书等根据用户行为定制信息流的平台更受欢迎。这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在线媒体生态，不再是“微博式”的微博贴文，而是“micro-communities.”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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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寒冬：哈萨克斯坦政府疑似受中方压力拘押境内人权组织

近日，长期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 NGO 组织寒冬 (Bitter Winter) 披露，哈萨克斯坦再度大规模拘押人权团体“阿塔珠尔特·哈萨克人权组织” (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 的成员，其中包括多名曾公开作证新疆“再教育营”的亲历者和家属。该机构称，这是一起“长臂管辖”的案例。

文章封面截图

据悉，阿塔珠尔特长期收集新疆被拘押者的证词，据称已录制逾一万段视频，是最早系统揭露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反恐扩权”与大规模拘禁政策的草根组织之一。多年间，其成员屡遭罚款、短期拘留与骚扰，然而，寒冬表示本轮打压是一次明显升级。

报道指称，导火索是一场发生在杜拉特口岸附近的小型抗议。四十余名阿塔珠尔特支持者在边境一侧焚烧中国国旗与国家领导人画像，高喊反共口号，其“罪行”在当局眼中只是“作证、烧旗和要求正义”。随即，至少十六人于阿拉木图等地被拘押。

这些抗议者提出三项诉求：其一，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出生于新疆的哈萨克斯坦公民阿利姆努尔·图尔干拜 (Alimnur Turganbay)。他被指已按要求注销中国户籍与护照，却仍于今年 7 月在杜拉特口岸被伊犁州国保人员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图尔干拜的妻子古勒达丽雅·谢里扎特(Guldaria Sherizat) 因持续上街抗议并到外交部上访，已被哈国警方拘捕十五次，累计罚款逾两千三百美元，全家长期处于监控之下，却始终未获任何实质回应。报道形容，她在体制缝隙中成为一种“韧性象征”。

第二项诉求是暂停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入境政策。示威者批评，中资国企与矿业公司大量购买土地与不动产，掠夺地下资源并污染河流。示威者指出，在政府高调宣传“友好合作”的同时，社交媒体上却弥漫着对中国经济与意识形态渗透的怨气。第三项诉求，则是释放所有被关押在新疆营地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民众。

然而，寒冬批评哈国当局回应模糊且不透明。目前，被捕的十六人迄今未收到正式逮捕令，亲友也拿不到任何书面程序文件。亲北京的媒体与亲政府账号则开始放风称，“行政拘留已升级为刑事案件”，却拿不出正式文书。文章认为，这些人被困在一种“卡夫卡式的悬置状态”：被指控，却没有明确罪名；被关押，却难以启动正常司法程序。

寒冬引用部分活动人士的话表示，他们相信哈萨克斯坦政府正在“试水”——观察西方民主国家与国际人权组织的反应。如果国际社会保持沉默，更严厉、更加配合北京利益的打压措施可能随之而来。

此外，报道也提到，阿塔珠尔特创办人谢里克然·比拉什 (Serikzhan Bilash) 目前在美国流亡，他同时批评中共、莫斯科的帝国野心以及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的威权统治，曾多次遭起诉与羁押。他警告称，“除非国际社会重视此事，否则哈萨克斯坦亲北京、亲俄的政府将成功地扼杀少数敢于记录新疆罪行的声音”。

最后，寒冬表示，“哈萨克斯坦或许希望将自己塑造成中立、务实、合作的形象。但当公民因发声而被监禁时，中立便不复存在。当沉默能换来贸易协定时，务实就变成了同流合污。当北京决定谁可以抗议、谁必须消失时，合作就变成了屈服。”图尔干拜、谢里扎特以及其他十六名被拘留的活动人士的命运，“不仅仅是哈萨克斯坦的问题；它衡量着世界是否会挺身而出反对镇压，还是会放任北京的触角继续伸向深渊。”

二、倾听他们的真实处境：中国留学生不是问题，而是对话的关键

在地缘政治紧张、西方对中国怀疑和恐惧情绪双双升高的当下，中国留学生成了西方政治界讨论的对象。

伦敦国王学院学者姚嫣然 (Yanran Yao) 近日在《中国连线》上发表一篇长文，指出，“如今，超过一百万名中国大学生出国留学。但在有关他们留学经历的讨论中，他们的声音却很少被听到。”在安全、意识形态与经济算计的喧嚣之中，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反而成了沉默的当事人。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开篇就点明当下的困局：“在中西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留学生面临着来自双方的猜忌。西方国家既不倾听也不支持他们，甚至还辜负了他们——这样做既是战略上的错误，也是道德上的错误。”作者指出，在美国、澳大利亚收紧签证、强化“外国影响”立法、限制学术交流后，英国的舆论与政策也在悄然右转。

姚嫣然表示，从家庭与教育结构看，中国成为最大留学生来源国并不意外。“对于许多中国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家庭而言，送子女出国留学——费用往往是国内学费的十倍之多——是对美好未来的一项重大投资。”以英国为例，中国学生超过 15 万，是规模最大的留学生群体，每年贡献数十亿英镑的学费与消费。

然而，他们在校园与舆论场上常常遇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尽管中国留学生在经济上举足轻重，但他们常常面临误解、忽视和歧视。”文章用一句高度概括的句子，呈现他们进退失据的处境：“如果他们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学科以及前沿技术，就会被指责为走私知识回国；如果他们表达的观点与西方共识相悖，就会被视为北京的潜在宣传员；如果他们在课堂上保持沉默，就会被斥为能力不足、令人‘窒息’或者阻碍融入。”

作者以自己在香港与英国多年的教学与研究经验指出，中国学生“是受害者，而非敌人——他们夹在充满敌意的东道国社会和祖国的庇护之间。”文章引用国际学生调查数据显示，“约有 35% 至 41% 的中国学生曾报告遭受种族歧视”，新冠疫情期间反亚裔情绪高涨，更让许多人意识到“反共”与“反华”、“反中国人”之间的界线有多么模糊。

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也承受来自祖国与准官方社团的隐性政治压力。文章指出，“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这使他们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来自与中国关系密切团体的压力，例如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在这样的双重审视下，“大多数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是‘基层大使’，必须‘把中国的故事讲好’，否则就有可能被党视为不忠。”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在中国的未来，他们会“避免点赞某些社交媒体帖子或避免公开表达观点”，形成系统性的自我审查——既不敢在西方公开“批中”，也不敢真正违背国内的政治红线。

此外，高校本身的制度性无知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误解。作者将这种缺失称为“中国素养”的不足：很多英国院校“错误地将中国学生的特殊需求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将其与其他国际学生群体的问题混为一谈。”一个典型案例是，“利物浦大学在考试季发送了一封关于学术诚信的邮件，邮件中只将‘作弊’一词翻译成了中文，并解释说‘中国学生通常不熟悉这个词’”，在学生群体中引发哗然。

在政策层面，作者批评了将中国学生当作“工具变量”的安全化思维。美国曾以大量削减中国学生签证来展示强硬姿态，“结果却损害了自身的高等教育领域，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增强了中共的合法性”，因为这让后者得以自我包装成“留学生利益的捍卫者”。而眼下，英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中国学生最青睐的目的地，正处在一个重新定义对华与对留学生政策的关键窗口期。

文章最后提醒，不能只把中国学生视为“资源”或“风险”。“中国留学生不仅仅是资源或工具；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在人生这一重要阶段，他们面临着各种复杂的压力。”西方高校真正应该做的是，“认可他们的价值，不仅意味着询问他们能为我们做什么，更意味着首先倾听他们的需求，并兑现我们对他们的承诺：安全、尊重和机会。”

在作者看来，只有当西方社会愿意真正倾听这一批“政治断层线上的年轻人”，愿意把他们当作有主体性的个体，而不仅仅是威胁、筹码或桥梁，西方所自诩的民主价值与制度韧性，才可能在与中国及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变成切实的实践而非抽象的口号。

三、维权网：十一月中国新增46名良心犯

维权网（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于 2025 年 11月 30 日发布《十一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报告显示，上期名单中的 38人已刑满释放，1人狱中被迫害致死，并获悉有 3 名被羁押者被判刑，18 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了我们又搜集的被刑事拘留、被精神病的11人以及被判刑的35人，共计 46人。被捕的主要原因包括从事宗教活动、少数民族维权、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的 38 人名单：

冯瑞英、高方强、高洪宾、桂敏海、胡跃霞、

李洪山、林丽红、刘秀云、聂丽娜、普化（藏）、

孙淑清、孙淑霞、田晓平、王建辉、王容媛、

吴春雄、张利辉、张少杰、李芝湘、朱美玲、

姜晓燕、李彩侠、杨美华、代露、 周引力、

姜秀琴、马秀芹、王成美、张秀珍、王苹、

杨益凡、谢丽萍、孙学、 杨丽君、图雅、

黄春子、崔晓乐、邢文香、

2. 本期获悉狱中羁押者遭判刑的 3人名单：

4年6个月：孙承浩、

3年：郭兴梅、

1年10个月：赵长慧、

3. 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被精神病的 11人名单：

徐欣蕊、葛志慧、沈爱斌、浦兴娣、沈晓玲、廉长年、廉旭亮、付娟、邵华煊、陈健、刘雪云、

4. 本期新增被判刑的 35人名单：

14年：艾合麦提江·居麦、

13年：阿不都卡德尔·加拉里丁、

9年：姜德新、

8年：韩丽华、

7年：段晓荣、

5年7个月：李琴、

5年：钟芳琼、付鸿、

4年10个月：冯俊英、

4年：郜孟花、李振英、国月霞、刘兆宏、李清、姜云天、

3年10个月：于春艳、

3年6个月：梅广芹、梅广丽、

3年：于永利、程桂君、刘宗珍、郑洪玲、余秀琼、赵俊芳、

2年：张文萍、韩艳文、张秀群、

1年9个月：富云平、

1年6个月：钟庭菊、

1年1个月：苗桂君、

11个月：田秀芬、赵春艳、李淑珍、王玉兰、

6个月：刘燕、

5.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被迫害致死的1人的名单：

陈妍：辽宁本溪法轮功学员，女，2025年约45岁，她原本在某国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只因她坚持修炼法轮功遭迫害而被迫失去公职。2015年，陈妍因发法轮功资料被便衣绑架，被关押在本溪市看守所，后被判刑3年。陈妍2024年7月14日在本溪市溪湖区柳北车站附近发放和粘贴法轮功资料时被录像，随即被警察抓捕，被关押在本溪市看守所，期间她遭到非人折磨，致使身体、精神都很差，法院三次欲非法对她庭审未遂。2025年5月15日，本溪市溪湖区法院人员到看守所强行开庭，于6月26日宣判，其被判刑5年，并罚金五千元。刑期至：2029年7月13日。陈妍此前被羁押在本溪市看守所，期间遭酷刑虐待。2025年11月5日被转监到辽宁省女子监狱，三天后11月8日，她便悲惨离世，终年45岁。在给陈妍尸体穿衣服翻身时，从陈妍嘴里流出黑色粘液。监狱要求陈妍的父母签字，火化遗体，陈妍的父母坚决不同意。陈妍的父母要女儿死亡的真相。现在陈妍的遗体存放在沈阳市回龙岗殡仪馆。

报告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 1713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 11 人、无期徒刑 17 人、有期徒刑 1423人，刑期不明 29 人，羁押未判 262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或强迫失踪情况未完全记录。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可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5 年 11月 30 日）第122期（共1713人）》。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人权观察：是一个非营利、非政府的国际人权组织。其宣扬的核心价值是：“致力于捍卫世界人权的使命。我们的工作以国际人权法和人道法为依归，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人权观察每年针对大约90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发布超过100份调查报告和简报，经常获得各国和国际媒体广泛报导。

一、人权观察：土耳其对维吾尔人保护急剧弱化，部分人士被迫签署“自愿返中”文件

长期以来，土耳其因文化与宗教相近，被视为全球维吾尔社区最重要的避风港之一，接受了大量流亡维吾尔人。然而，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11月12日发布的调查报告却指出，土耳其近年来因移民政策收紧以及与中国关系升温，正迅速成为维吾尔族群体的“高风险地区”，甚至部分在土耳其居住的维吾尔人面临拘押、驱逐及被送往中国的危险。人权观察批评，这表明该国对维吾尔人的保护正在“显著倒退”。

报告封面

该报告的内容主要来自当事人访谈、相关裁决文件和官方记录。其中，20名受访者包括13名维吾尔人、6名律师和1名土耳其政府官员。报告开篇便引用了一名受访者的话：“我什至不敢出门，就算只是去买些日用品之类的东西，因为我不想再被抓进遣返中心。”人权观察表示，这反映了部分维吾尔人在当地的普遍处境：居留不稳定、随时可能被拘押以及担心遭遣返中国。

该报告特别关注土耳其移民管理部门近年来广泛使用的“限制代码” (restriction codes) 制度。根据文件显示，“G87”等代码被用于标识所谓“公共安全威胁”，导致持有该代码者可能无法续签居留、无法取得公民身份，甚至面临立即驱逐的风险。

人权观察批评土耳其当局往往未提供明确依据，也缺乏透明程序。比如，受访律师称，一些维吾尔人仅因邻里纠纷、行政误会，甚至在刑事调查中最终被判无罪，结果被当局套用了该限制代码。“限制代码就像一张黑箱操作的标签，一旦被贴上，几乎无法推翻。”

报告还记录了至少三起维吾尔人在拘押期间被迫签署“自愿返回”声明的案例。部分人在签署后被遣送至第三国，再转移给中国。当事人称签署文件时遭受威胁，或被告知“不签就永远无法离开遣返中心”等。2018年至2025年期间，媒体已披露至少33起维吾尔人在土耳其被拘押的事件，但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已公开的部分”。

此外，人权观察还发现，许多土耳其法院在审查维吾尔人的驱逐案件时，将限制代码视为事实依据，但却很少解释相关证据或具体威胁来源。多名维吾尔人申请难民身份或签证延期也遭到拒绝，然而人权观察表示当局并未能提供充分的拒绝理由。部分受访者还指出，在缺乏有效司法救济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长期处于身份不稳定的状态，难以工作、租房或合法出行。

人权观察强调，中国政府自2017年以来在新疆地区实施大规模任意拘押、酷刑、强迫文化同化等政策，而这些行为已被国际人权机构认定构成危害人类罪。该机构指出，若维吾尔人被遣返中国，极可能面临拘押、审讯、酷刑，甚至强迫失踪。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当局的驱逐行为可能违反国际法中的“非驱回原则”（non-refoulement）——即禁止将个人遣返至可能遭受迫害或酷刑的国家。报告呼吁土耳其政府应立即暂停针对维吾尔人的驱逐行为，并废除缺乏立法基础的限制代码制度。

报告将这一变化的原因归结为自2022年以后中土外交关系紧密、国内反移民情绪上升以及移民管理趋于严格。

最后，人权观察呼吁土耳其政府恢复对维吾尔群体的保护机制，并确保拘押程序、居留审核及难民申请流程的透明性。此外，报告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在新疆实施针对维吾尔人的迫害，并结束对海外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行为。

二、小布什研究所：威权政体借体育“洗白”，中国案例再受关注

美国小布什研究所11月17日发布了一篇名为《威权政体如何利用体育掩盖人权侵害》的分析文章，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威权政府正日益将体育赛事作为“形象工程”的关键工具，用以转移外界对人权议题的关注，并借此强化国内外的政治叙事。文章强调，体育不再只是娱乐或团结社会的路径，在国家操控下也可能成为掩饰结构性问题的手段。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以北京冬奥会为主要案例，指出中国在争取和主办大型国际赛事时，正面临持续的人权质疑。报告写道，国际社会曾因新疆维吾尔人议题与香港民主运动的镇压而对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提出强烈反对。在赛会开幕式上，一名维吾尔族运动员担任点火者的安排，被外界普遍视为象征性动作。报告指出，这一安排“旨在转移外界对中国在新疆实施暴行的关注”。

报告认为，中国在赛事期间通过高度管控的信息环境塑造统一叙事。文章指出，部分运动员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批评性言论遭到删除，而一些亲北京网络意见领袖则被推至前台。同时，海外观众在观看相关内容后，会被自动推送宣扬中国共产党成就的宣传视频。作者认为，此类操作与国家长期建立的媒体结构相呼应，使体育画面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叙事形成合力，从而有效遮蔽了制度性批评。

小布什研究所的分析尤其指出，一旦赛事正式开跑，国际舆论往往迅速从人权关注转向赛事本身，“对中国行为的愤怒随之平息”。报告认为，这正是体育“洗白”的典型逻辑：赛事制造的情绪动员会短暂压倒公共领域对人权议题的追问。

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体育策略并非孤立行为，而是典型的威权国家情感政治操作。这些国家透过举办国际赛事、打造明星运动员和制造“民族自豪感”，在国际争议背景下重塑自身形象。报告引用了一句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当人们被比赛吸引时，往往忽略一个国家的问题。”在该机构看来，这正是威权政体长期操作体育叙事的根本动因。

最后，小布什研究所强调，体育组织与民主国家需要建立更明确的规范，包括提升公众对“体育洗白”现象的认知、保护敢于表达政治立场的运动员，以及将重大赛事的主办权与人权记录挂钩等。“只有在制度上强化透明度，才能削弱威权政体利用体育转移公共关注的能力。”

三、被挖空的高原：西藏采矿业涉及强迫劳动

人权基金会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近日发布了一篇聚焦西藏采矿业的报告，指出随着该产业不断扩张，随之而来的强迫劳动风险也在增加。报告指出，在乌鲁木齐以西的维吾尔地区之外，西藏正成为中国“绿色能源转型”下的新资源前沿，矿业扩张叠加国家贫困治理、劳动力转移等政策，可能构成对当地藏人的系统性压迫。

报告封面

报告先从历史切入，表示自1950年代中国接管西藏以来，北京不仅重塑宗教、教育与社会结构，也意图掌控这片土地上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铜、锂等新能源产业关键材料。这一政策目标贯穿几十年，但在近十年随着全球新能源产业加速，相关开采活动陡然增长。

在中国官方叙事中，藏区农牧民被“转移就业”，进入工业、建筑和采矿企业，以实现“脱贫”与“就业结构升级”。但人权基金会认为，这类“劳动力转移”“就业吸纳”等术语往往是强制政策的委婉表达，与在新疆广泛记录的劳动力转移机制具有高度相似性，例如“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务输出”和“吸纳就业”等，并强调这是一个统一的政策体系，而非地方政府的个别选择。

报告表示，中国的矿业企业自2000年代后大举进入西藏。该机构回顾了典型案例：2010年，中国黄金集团在拉萨附近修建嘉玛铜矿，迫使当地百余户牧民搬迁至新建村庄。随后的矿区污染导致牲畜死亡、村民患病。当藏人抗议时，遭遇武力镇压与逮捕。

然而，这些案例并非孤立。人权基金会强调，此类被迫搬迁 (resettlement) 和定居化政策已在整个高原普遍存在，使原本自给自足的牧民不得不依赖政府提供的生活补助、就业岗位，削弱了其传统生活方式。报告分析了两家重点企业：紫金矿业与中国黄金国际资源公司。

紫金矿业在2020年收购巨龙铜矿后，积极与县级党委合作，开展职业培训并向矿区“输出劳动力”。官方报道显示，仅2022年就“输出劳动力170人”，完全采用与新疆相似的政策语言。

中国黄金国际资源旗下的华泰龙公司则在参与政府“脱贫”计划后，大量“吸纳、安排”藏族农牧民进入嘉玛矿区工作。报告指出，“吸纳”一词是典型政策术语，用于描述通过政府主导的劳动力转移实施就业安排。该机构强调，目前并无直接证据证明西藏劳工遭受与新疆同等强度的强迫劳动，但其制度框架、政策术语、实施方式高度相似，值得警惕。

报告特别指出2023年自治区法律：若劳动力“三次拒绝”政府安排的工作，将被削减或取消最低生活保障金。由于许多被迁移的牧民已失去传统生计，这种惩罚机制构成事实上的强制。该报告还指出，藏区矿山普遍具备强安保系统。嘉玛矿区曾建立武装部队，招聘大量安保人员以“防范非法集会”。紫金矿业则与华为合作发展AI系统，用于矿区管理。该机构认为，这些举措强化了企业“监控与压制不满”的能力。

再加上矿业本身高风险的劳动环境，外界难以获知真实的工作条件。报告引用了一则知乎帖子，表示许多藏族工人面临“12小时连轴工作、不允许休息”的工作环境。

最后，人权基金会呼吁国际机构开展独立调查，尤其是对紫金和中金等企业的劳动力转移、职业培训及就业吸纳机制进行核查。报告警告，“以中国工业增长之名，藏族矿工可能正遭受苦难与虐待”。而这一矿业模式可能将西藏推入“在改善民生名义下的深度剥夺”，而新能源全球供应链也可能因此沾染强迫劳动的风险。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澎湃新闻｜随意屏蔽新闻报道，腾讯成了媒体“总编辑”？

11月14日，澎湃新闻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对腾讯的“檄文”，痛批腾讯对澎湃新闻视频号“影子调查队”的审查屏蔽。但该文也被删除。

文章写道：

新闻报道中使用带货主播公开的画面，是否构成侵犯肖像权？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条的规定，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

显然，腾讯方面判定影子调查队的新闻报道侵犯肖像权，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影子调查队视频号，是经过严格审核，认证了红V新闻机构标识的媒体账号，是依法取得新闻资质、承担新闻采编责任的机构身份。红V的意义，本应是让公众在纷乱信息中迅速识别可信来源。

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信息聚合平台可以仅凭一方投诉，就把新闻媒体的报道直接“处理掉”？这背后，平台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按照《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通过采编、发布、转载、删除新闻信息，干预新闻信息呈现或搜索结果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

对新闻报道的审核是为了保障真实性与合法性，不是为了迎合投诉者的诉求，平台成了“自动化总编辑”，不问内容是否属实、是否违法，也不问投诉是否合理，直接“屏蔽”了事。

如此一来，说轻了，就是让一些违法违规者滥用投诉机制，借机干预新闻信息呈现；说重了，就是商业平台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粗暴干涉。想给受众呈现什么、不呈现什么，故意营造“信息茧房”不能由信息聚合平台来独断。

网络内容治理并不反对投诉制度，但制度的前提是证据、是调查、是复核。

此外，《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明确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加强对本平台设置的广告位和在本平台展示的广告内容的审核巡查，对发布违法广告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然而，影子调查队曝光揭露了某知名品牌牛奶涉嫌虚假宣传的问题，腾讯方面未对违法广告进行处理，却将影子调查队的新闻报道给“处理了”。

换句话说，平台并没有在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核职责”，让投诉方轻松获得“信息删除权”。

政策鼓励权威媒体优先传播，这是为了避免谣言先行，不让违法违规、误导群众的信息和行为占上风。但当平台在商业关系、用户投诉、传播流量之间权衡时，红V不再是优先，而成了“高风险内容”。

一旦企业认为报道“不利”，就投诉；平台为了避免麻烦，先“屏蔽”；新闻机构若想澄清，还要反复申诉。

这不是正常的互联网内容治理，而是一种变相的“软封堵”。

新闻要被监督，但监督不是“删帖键”。新闻报道当然可以被质疑、被反驳、被追责。但监督新闻的是法律、是专业伦理、是主管部门，而不是平台的简单投诉审核机制。

[…]当投诉可以直接导致新闻消失，那就意味着谁不愿意被报道，谁就能通过“投诉”让新闻不存在。平台拥有技术权力，但技术权力不能越过法律权力，更不能越过新闻应有的公共价值。

二、建设性意见｜“赤裸小孩”官方通报不方便讲的那些话，我们要看懂暗示

11月11日，云南大理州和南涧县联合工作组通报了此前网传“野人小孩”、”犬化小孩”的调查情况，不过他们用的标签是“赤裸小孩”。

我仔细看了文字通报和配发的视频，对通报的核心事实部分，例如是亲生父母、没有邪教、没有拍视频牟利，我基本是认同的。

不过，大家也要理解“官方通报“的局限性，有一些话作为官方是没办法讲的，有一些话是地方政府不想讲的，这就只能通过细节的表述来看懂暗示。

上述文字来自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被删除的文章《“赤裸小孩”官方通报不方便讲的那些话，我们要看懂暗示》。在该文中，作者项栋梁以对官方就“野人小孩”的通报进行“分析”的方式进行质疑。

文章节选部分写道：

孩子此前绝大部分时间处于赤裸状态，通报前几天才习惯穿衣服，但通报只能说现在好多了。

通报里，民政局工作人员小王说，这些天来孩子变化明显，他已习惯穿上衣服鞋子，也越来越愿意和人交流。

这些话大家要看明白，官方的重点是“向前看”，告诉大家在政府的帮扶干预之下孩子已经有很大改善。但换个角度，也可以作证孩子直到通报的这几天才习惯穿上衣服鞋子， 才开始愿意和人交流。

变化明显，意思就是跟之前完全不同；

已经习惯穿衣服鞋子，意思就是之前抗拒穿；

越来越愿意和人交流，意思就是之前拒绝和人交流。

甚至，直到被干预接近一个月后，孩子仍然没有完全习惯穿鞋。在公布的视频里，工作人员带孩子玩沙子，提醒他不要把鞋子弄脏，孩子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把鞋子脱掉。

孩子父亲李某某的自述也佐证了“孩子长期不穿衣服“是事实。

针对网络上关于”从来不给孩子穿衣服”的质疑，李某某说，事实并非如此，“平平患过湿疹，天气暖和时不喜欢穿衣服，但他觉得冷了也会主动找衣服穿，从来没有因为着凉生过病。”

这种辟谣方式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从来不给孩子穿衣服“是谣言，因为偶尔孩子冷得受不了了会主动找衣服穿。但大家关心的重点从来都是3岁半的孩子为什么大部分时间没穿衣服。

孩子经常像狗一样四肢爬行，但因为没有发现虐打的外伤，所以通报基于落后的观念认定不存在虐待。

联合工作组相关人员介绍，经公安机关调查，结合证人证言、医学鉴定及日常行为观察， 。

大理方面对“是否存在虐待儿童”的调查有一个基础逻辑，是通过医学检验孩子有没有外伤痕迹，这是《刑法》的逻辑，是对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

之所以我国早在《刑法》之外单独制定一部《未成年保护法》，是因为刑法保护的是一个人最低限度的权益，制约的是那些显著凶残的暴力行为，而未成年人所需要的保护和照顾远在刑法的标准之上。

没有外伤痕迹，可以推定不存在暴力殴打，但按照一个正常人的朴素认知，长期放任孩子赤裸爬行、在地上取食，难道不是生理和精神的双重虐待吗？

然而，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对于家庭暴力是有明确定义的：

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要是按照这个定义，这对父母可能还真不构成虐待儿童的家庭暴力……

三、金无忌｜我在北京“被上访”的两年

微信公众号“金无忌”的作者是一名在北京工作了十几年的“北漂”，2024年的一月，作者在闲逛时突然被警察盘查问话，在被带走后，作者被告知自己成了一名被重点关注的“上访人员”。

作者在《我在北京“被上访”的两年》文章中，讲述了这一段经历，但该文遭到删除。

文章写道：

我是一名北漂，在北京工作十多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成了“上访人员”，享受着警察盘问、查身份证、驻京办核查、属地调查的待遇，持续了两年。

我实在忍不住想说说：这一切还要从2024年初说起，当时正值寒冷的一月，我在北京后海南锣鼓巷闲逛，有个警察突然叫住我，让我拿出身份证检查，我配合了他。这种情况我在北京遇到过多次，基本走个流程一分钟就完了。但这一次不一样，警察说，我的身份信息有些问题，让我等等。

我问有什么问题，他没说，而是用对讲机叫来了另一个警察，那个警察到了之后简单问了我几个问题，意思是我还要到警察局配合调查。我当时也是闲逛，想知道我究竟有什么问题。于是在北京第一次坐上了警车，警察在车上还很客套地和我聊天，十几分钟后带我到了南锣鼓巷附近的派出所。这个派出所在一处四合院，院子堆满了落叶。

我在警务室等待期间，有值班警察给我录了笔录，笔录的内容只有两行字，我的身份年龄等，为何到派出所？我说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笔录就真这么如实记录了，我签字按手印了。然后，这个警察就让我在警务室等，等啊等，等了一个小时，没人管我。

我问警察，我可以走了吗？他说刚才那个找我的警察有事出去了，让我等等。我又等了一个小时，再询问的结果是要等我户籍地的驻京办核查。我于是又等了一个小时，驻京办官员才姗姗来迟。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驻京办官员没有对我作任何核查，直接把我给接走了。到警局外面，我还在想着我为何被滞留。驻京办官员说你没事，回家吧。我一时火大，没事你让我在派出所呆这么久。驻京办官员说，我核查了你的身份证，你不是上访人员。“我们也是从五环外匆匆赶来，路上一个多小时。兄弟！我是为你好。”他说，这是北京警方的问题，现在快到春节，他们扩大检查范围，误把一些人员划到重点监控区了。

那一晚，我从六点被叫到派出所，结束都十多点了。我以为这只是一场误会。

没想到，两个多月后，我在前门又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又是警察拦住我让我去警局，这一次我不干了，我说前阵子刚刚被检查过，我是被误划入黑名单的人员，我在北京有正常工作，不是上访人员。

此后，这类的事发生多次。我开始疑惑，我为何成了北京警方的重点关注对象？直到我去故宫玩，我才知道真相，我真的是上访人员了。

那一次我带着家人去故宫，在长安街地铁就被拦下了，又是到警务室作登记，后来警察还和我老家打电话确认。打完之后，值班警察又把我领到另一个警察处，在他的协助下我才顺利到故宫。我在太庙游玩的时候，遭遇同样的问题。我留了个心眼，瞄了一眼警察的身份证核验器，上面隐约写着：“新冠疫苗”几个字。原来，我是疫苗问题的上访者。

不对啊，我从来没有因新冠疫苗上访过，这在我身上根本不可能发生。曾经，确实有新冠疫苗上访者找过我，但仅此而已，难道接触上访者自己也会变成上访者，就像新冠病毒一样感染？我无法理解，一定是哪错了，可我找不到答案。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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