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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现象工作室｜“擅自摄制电影案”当事人郭珍明采访

2025年3月底，网上传出影像创作者郭珍明因拍摄视频被乌鲁木齐市文旅局拟处罚7.5万元和没收设备的消息，微信公众号“现象工作室”对他进行了采访，并发布报道文章，但该文很快便遭到审查删除。

郭珍明自述道：

我去年9月份去新疆旅行，和一位内地的音乐人王啸聊起纪录他的创作和采风的事情，他是做当代音乐的，就是那种现场即兴的乐器和人声。我们萌生了一路旅行、沿途创作和民间采风的想法，边走边拍。

新疆是个文化和音乐特别古老而富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壮丽的自然风光亦让我们沉醉。我们在南北疆、乌鲁木齐这些城市和乡村之间穿行，流连忘返。

整个过程大约是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份完成的，就是我们两人，我拍他的创作和采风。后来乌鲁木齐文旅局的人上门进屋检查，说根据举报，说我“涉嫌擅自摄制电影”，把我器材和资料都查封了。

文旅局执法人员当时也说不清楚是依据《电影产业促进法》哪条条文，他们只是说，“你去百度查”。他们也不熟悉这些条文。我后来问了律师，也自己查了。我觉得绝大部分影视艺术工作者、普通老百姓可能都不知道《电影产业促进法》，第13条规定“拟摄制电影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将剧本梗概向电影主管部门备案”。我认为大家应当对这个法条引起注意，加以学习。

我认为完全不构成违反《电影产业促进法》13条，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

不管是普通人还是艺术家，采用专业或者非专业器材拍摄视频，都是一个普通公民的文化艺术创作自由，因为这是个人行为。

即使把我的纪录和拍摄行为定义为电影，但是我的纪录作品哪来的剧本梗概？这说明制定《电影产业促进法》的人没有注意到纪录片和电影的本质区别。纪录片是没有剧本的，电影才有剧本，纪录片何来“电影剧本备案”？即使把纪录片定义为电影，那也是没有剧本的电影，对于没有剧本的电影作品，《电影产业促进法》怎能要求它去“备案剧本”呢？

电影节不等于电影院，国际上的电影节展出的影像作品不同于电影院播放的电影，非常宽泛。手机拍的视频也是电影，短视频也是电影。文旅局的人认为我去年有纪录片参加了国际上的电影节，并以此认定我拍摄了的视频素材具有电影属性，违法《电影产业促进法》。这个认定你觉得符合法理逻辑吗？

如果我这个拍摄行为都是违反了《电影产业促进法》，那中国这么多影视、戏剧、传媒、美术专业的学生、毕业生，他们的毕业创作都将考虑是不是违法行为？他们拍摄的纪录、电影、影像作品都去备案了吗？

我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因为每一个普通公民，以后拿起摄像机或者手机进行纪录和创作，都要考虑一下，有没有触犯《电影产业促进法》？你是不是“擅自”了？

二、闻道不分朝夕｜缅怀胡德华其实是因为感激胡耀邦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于2025年3月30日晚不幸病逝，享年77岁。朋友圈里，人们纷纷表达哀思，但我们知道，缅怀胡德华其实是因为感激胡耀邦。

1981年开始，胡耀邦主持平反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为55万“问题分子”正名。这些案件的受迫害者，终于摆脱了受歧视的地位，获得了平等升学、就业的机会。

平反冤假错案自非缘于其一人之功、一人之力，但他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胡耀邦，很多人不知道还要在屈辱、压迫中煎熬多久。作为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领导人，胡耀邦的历史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他不是完人、圣人，却是一个好人、真人。“活在人心便永生。”

以上文字来自微信公众号“闻道不分朝夕”，在这篇被删除的文章中，作者转载了一篇短文，文章节选内容如下：

历史在不断前进。

但有些人、有些事，总有人记得。胡耀邦对中国改革有两大开创性功劳。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后人多评价胡耀邦的最主要功绩在于：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成了改革的主体。

当然，做成这两件大事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他出力最大，承担风险最多，且最有胆识，态度最为坚决，则是不争的事实。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为代表的贱民阶层。中国“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当时估计上亿。胡耀邦的这个功绩，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

在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悲剧英雄。而悲剧英雄在历史上的痕迹无疑更为深刻。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多万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1949年以来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

三、历史押韵｜缅甸7.9级地震，曼谷一在建高楼轰然倒塌，中铁十局的项目

2025年3月28日，位于泰国曼谷正在兴建的国家审计署办公大楼受2025年缅甸实皆地震影响发生倒塌事故 ，造成至少8人死亡，超过100人失踪。

这座大楼于2020年开始兴建，并于2024年3月31日由中国中铁十局集团宣布封顶。

之后，不少泰国和中国的民众发文，对工程质量进行质疑。微信公众号“历史押韵”也发布文章进行评论。

在这篇遭到审查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离震中一千多公里的曼谷，一座在建的摩天大楼，在地震中摇摇晃晃轰然倒塌。

这种大楼轰然倒塌的场面不是侧翻，而像911时的双子塔，也像爆破拆除大楼这种原地崩塌。

要知道即使512地震时，成都离震中那么近，也没有一座高楼倒塌。

为什么曼谷的楼会倒塌呢？要知道曼谷不在地震带上，地质构造也很稳定。

曼谷所在的中部平原地区主要为较有弹性的粘土层，下面是平均厚度约550米的沉积层，550米之下才是坚硬的岩石。这种地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冲地震波。

那为什么这样的万佛保佑之地，还会把高楼震塌呢？

倒的这栋楼是泰国新建审计局办公大楼，承建商还是中铁十局，去年已经成功封顶。

没想到，一场发生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地震，会把这座大楼震塌。

新建审计局办公大楼主楼高137米，结构形式为“核心筒+无梁楼板”。核心筒采用滑模施工技术，无梁楼板采用抬模安装工艺，外架采用爬架施工工艺。

2021年美国佛罗里达有个公寓楼塌了就是用无梁楼板。

这种设计的优点是空间利用率高，没有横梁，增加室内高度。空间开阔通透，施工简便，美观实用。

缺点就是，对材料的要求比较高，而且没有梁导致延展性比较差。抗震性能较弱。

这一次这栋楼塌，更加大了对无梁楼板设计的担忧。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是中铁十局的项目。基建狂魔的实力有目共睹，修这样一座大楼应该不至于扛不住一千多公里外的地震。

很多泰国人会质疑工程质量问题，这就要泰国政府去调查了。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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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期刊：DeepSeek增强中共监控能力，中国输出数字极权威胁世界民主自由

2025年初，中国初创公司DeepSeek发布了一款开源人工智能（AI）模型，震惊全球科技界。该模型性能媲美ChatGPT，却能以极低的成本和计算需求运行。这不仅引发了硅谷的担忧，也促使多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限制其使用。

3月底，民主期刊发表了一篇题为《DeepSeek为何如此危险》的文章，作者是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数字极权专家瓦伦丁·韦伯（Valentin Weber）。文章指出，这项技术的真正威胁远超经济与技术竞争，更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强化监控国家、输出威权统治的工具。

韦伯表示：“尽管DeepSeek的成就对金融、经济、技术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已被广泛报道，但其对威权统治的意义却鲜有人讨论。DeepSeek拥有巨大潜力，不仅能增强中国本已无处不在的监控体系，还将使中国共产党（CCP）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拥有自动化、自主性和科学化的镇压工具这一目标。”

他将中共的监控体系比喻为一场棋局，技术是其保持优势的关键。韦伯梳理了中国监控国家的三次演变：

1. 态势感知（2000年前后至2010年代初）：通过闭路电视和数据处理，中共得以掌握公民的行踪和行为。例如，面部识别技术帮助当局监控维吾尔族等群体。韦伯将这一阶段比作设置“棋盘”，了解“棋子”（即中国公民）的动态。
2. 决策支持（2010年代中期至今）：“2010年代中期，中国的监控产业实现了巨大飞跃。如今，人工智能监控网络不仅能追踪公民（棋子）的下落，还能为中共提供建议，指导其采取何种行动、使用哪些数据以及制定何种策略。”2016年，阿里巴巴在杭州部署的“城市大脑”系统成为一个转折点。该系统可实时处理数据，在抗议发生时为警方提供应对方案，甚至决定是否出警。韦伯将这一步称为“追踪棋子”，为当局的决策提供建议和支持。
3. 自主智能（正在发生）：DeepSeek标志着第三次转型的开端。韦伯指出：“随着中国监控国家进入第三次演变，这项技术开始从单纯提供决策支持，转向真正代表中共行事（即下棋）。”此外，他表示，第三次转型不仅局限于中国国内，AI技术的发展还可能助力中共监控全球。

韦伯设想，未来AI可能直接执行警务任务，例如取消异见人士的旅行计划，或通过电话分析情绪、警告潜在抗议者。他写道：“中共拥有大量中国公司的数据，可以利用DeepSeek以多种方式执行法律并恐吓对手。”

尽管DeepSeek增强了中共的镇压能力，韦伯也指出其潜在风险：过度依赖AI可能导致警方忽视对系统决策的审查，最终使治理失控。他问道：“在紧急情况下，警察会再次核查，还是简单点击‘确认’？”这种依赖性可能在系统层面引发中共内部危机。

最后，韦伯再次警告全球，DeepSeek的诞生“可能会让中共维持更长时间的统治，并推动中国人工智能监控系统向世界各地输出”，最终损害全世界的自由。

二、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2025年度报告指责中国宗教自由状况持续恶化

3月25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发布了最新的2025年度报告。报告继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Country of Particular Concern, CPC），批评其宗教自由状况持续恶化。

报告强调，2024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仍是全球最差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坚持推行“宗教中国化”政策，强制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融入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宗教团体和信徒实施系统性压制。

报告指出，中国当局通过大规模监控、逮捕和拘留，限制宗教自由，尤其针对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西藏的藏传佛教徒以及法轮功成员等群体。

报告还特别提到，中国政府利用人工智能（AI）、大数据以及面部、声音和步态识别技术，对基督徒、法轮功成员和少数民族宗教群体进行大规模监控。中国还将这些“智慧城市”技术和产品出口到超过100个国家，威胁全球人权和宗教自由。此外，中国通过跨国压迫手段限制海外宗教异见人士，例如2024年9月美国政府成功促成被中国监禁近20年的美国牧师大卫·林（David Lin）的释放。

另外，报告记录了中国对多个宗教群体的持续压迫。2024年，中国当局对藏传佛教徒的宗教自由施加更多限制，美国国务院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亚（Uzra Zeya）在会见达赖喇嘛时重申了对藏人人权的支持。在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继续面临严格监控和拘留。报告还提到，截至2024年，USCIRF记录了810名因宗教自由或信仰问题在中国被拘留或监禁的受害者，其中532人仍未获释。

最后，报告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USCIRF建议特朗普政府迅速任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并对中国实施更有力的政策，包括制裁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和实体，以及限制对中国的相关技术出口等。

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国多达65%的政府官员涉及腐败

3月20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DNI) 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尽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自2012年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但腐败仍是中共政治体系的顽疾，高达65%的政府官员涉及其中，甚至包括中国最高领导层。

其中，即便到了2024年，反腐运动的发起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家族仍保留着数百万美元的商业利益与金融投资。

公开研究显示，中共高层的家庭财富令人震惊。报告引用《纽约时报》调查报道称：“2012年，温家宝的家族——包括其母亲、妻子、儿子和兄弟姐妹——控制了至少27亿美元的资产。同样的，习近平的兄弟姐妹、侄女和侄子持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业投资和房地产。”尽管“没有证据直接将这些投资与领导人本人联系起来”，但其政治地位无疑为家族提供了便利。

从2012年至2022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了近500万名政府及中共官员，其中470万人被判定有罪。然而，报告强调：“腐败是中国的固有特征和挑战，因政治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共、缺乏独立的官员监督以及透明度有限而得以滋生。”学术研究估计：“大约一半的中国官员曾参与腐败，尤其在地方层面。”贿赂和贪污平均可使官员收入增加四至六倍，高层官员因更大权限获利更多。

报告指出，这场运动不仅旨在清除腐败，更深层反映了“党主导的安全化”，即“针对不守政治纪律和意识形态不纯者的打击，特别是政府最高层”。此外，在反腐运动初期，打击明显针对与习近平政治对手有关的官员。

然而，报告提到：“政治关系如今并不能保护官员免受起诉，包括那些与习近平本人关系密切的人。”例如，2023年被免职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将及2024年被调查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上将，“两人均被指控违反党的纪律”，显示反腐已超越派系斗争，旨在确保忠诚与效率。

最后，报告表示，目前中国的反腐运动仍在进行，但对其前景并不看好。“腐败在中国的结构性特征——集中权力、缺乏独立监督，阻碍了系统性改革。”习近平的反腐虽取得成果，但“中共不愿允许外部监督，反而优先考虑自我纠正”，使彻底改革遥遥无期。这一矛盾可能长期影响中共的合法性及其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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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被普遍认为是中共的“喉舌港媒” 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将巴拿马运河经营权转卖给美国财团。

香港大公报对长江和记港口交易的口诛笔伐引发墙内外网民的热烈讨论。许多墙内网民将矛头对准李嘉诚，指责他是典型的汉奸卖国贼，是“押宝中美对抗美国会赢”。而一些墙外网民则调侃李嘉诚嗅觉敏锐，总是在关键时刻政治避险、全身而退，并对大公报所谓的“黎明”持怀疑态度。

目前，中文互联网上关于李嘉诚的讨论仍在持续，但其中部分文章遭到审查删除。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与此事件有关的三篇404文章。

一、建设性意见｜李嘉诚犯了什么错

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作者项栋梁发布文章，详细说明李嘉诚“并未犯错”。在这篇被删除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稍微复杂一点来说，李嘉诚卖港口的事情是这样的：

1.李嘉诚执掌的长和公司近日发布公告，拟出售旗下3家控股公司的股权给美国贝莱德财团。其中两家公司的业务囊括了全球23个国家共43个港口的经营权，李嘉诚准备卖掉长和公司持有权益的80%。最受关注的是位于巴拿马运河两端的2个港口，李嘉诚计划出售90%的股权给贝莱德财团。

长和公司在全球经营的港口业务分布

2.这笔交易计划中，不包括任何位于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的港口经营权。

3.上述港口的主权、所有权均归属所在国家，根据法律不同，有些港口是永久经营权，有些是限期经营权。同时，上述港口的经营行为全部都需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规定，与控股公司的国家无关。

4.港口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枢纽，历来都是国际资本合作的前沿。不仅巴拿马的港口有外国公司的股权，中国的一些港口也有外资股权。

5.李嘉诚出售巴拿马两个港口的经营权，可能有规避“美国控制巴拿马运河”风险的考虑。一旦巴拿马运河主权发生变化，那么港口对应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也发生了变化，港口背后的政商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如果美国真的“拿下巴拿马运河”，那么李嘉诚原先在这里经营的政商关系就将付诸东流。

相应的，如果是一家中国公司买下这两个港口的股权，也将面临这样的风险。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李嘉诚计划出售的对象是美国财团，而不是中国公司。中国公司不是买不起，而是没人去买。

至于其他港口的业务出售，可以理解为李嘉诚不再看好港口码头这门生意，所以把资产卖掉回笼资金，投入别的领域，或者用来享受生活，都有可能，都很常规。

所以，总的来说，李嘉诚出售港口业务大概率是一个政治避险操作，其中可能也涵盖了业务结构调整的考虑。

由于没有中国公司洽谈购买上述股权，实际上李嘉诚只有“卖给外国公司”和“自己继续持有”两种选择。

按照《大公报》的道理，李嘉诚错就错在没有拿长和公司的资产去赌一把：

赌赢了，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不变，李嘉诚的生意照做。

赌输了，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变了，李嘉诚的生意承担损失。

反正《大公报》作为“爱国媒体”横竖是不会亏的。

一点建设性意见：

建议最爱国的华为公司或者鸿星尔克公司去找李嘉诚竞价，用同样的价格把那些港口的经营权都买下来，别让美国佬抢走了。

二、兽爷｜夹缝中的李嘉诚

微信公众号“兽爷”发布的一篇遭到删除的文章中也写道：

特朗普对巴拿马运河的觊觎，很大程度上来自华尔街巨鳄拉里·芬克的怂恿。拉里·芬克，正是贝莱德的CEO。

特朗普刚一上台，拉里·芬克就主动上门推销收购巴拿马的生意：

只要贝莱德买下一头一尾的港口，甚至都不需要动刀动枪，就能直接拿下巴拿马运河。

多年来，拉里·芬克一直觊觎和记，在此之前，他认为和记的股价不到账面价值的三分之一：

太适合抄底了。

这场世纪交易谈判进度极快，李嘉诚亲自出山，长子李泽钜共同参与谈判，各方仅通过视频会议和电话，就在几个星期内达成了228亿美元的交易。

长和手里原本有52个港口，除了巴拿马2个港口，还有墨西哥、西班牙、英国、荷兰、印尼、马来、韩国、泰国、巴基斯坦的港口，连上海和宁波的泊位也一起卖了。

最后只保留了规模最大的香港和深圳盐田几个码头。

贝莱德开出的价格，让李家无法拒绝。

228亿美元，几乎和现在整个长和的市值差不多了，是长和2024财年港口业务预计收益的13倍。

李家不仅能直接拿到将近200亿美元的现金，更重要的是，从特朗普的冲击风险中脱身了。

大洋彼岸，李嘉诚自然而然成了出卖民族利益的人，在“别让李嘉诚跑了”之后，他又一次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甚至连公司的业绩会都不敢公开了。

3月13日到17日，香港大公报连续发表三篇评论，从“商业版图与国家战略背道而驰”到“企业家应有家国担当”，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甚至直言：若再不回头，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评论里为李嘉诚指明了出路：

那些在民族史册上熠熠发光的伟大的企业家，无一不像伟大的将军，坚定勇敢地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大义。

唯一的问题是，李嘉诚并不愿意被写在民族史册上。

在李嘉诚眼中，港口只关乎商业。在中国做地产，在英国做自来水生意，都是同样的逻辑；他的每次腾挪，也只是卖高买低。

但现在，世界早已分岔。那个“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理想社会，早已没有，甚至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

三、捉刀漫谈max｜李嘉诚若把港口卖给俄罗斯怎么办？

微信公众号“捉刀漫谈max”则是以假设李嘉诚把港口卖给了俄罗斯的方式对中文互联网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讽刺。

在这篇遭到审查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如果李嘉诚把港口的经营权卖给俄罗斯，还会遭遇道德的审判吗？难道一边夸普大帝有圣人风范，一边批李嘉诚卖国求荣吗？

当人们要求把“道德经”摊在股东大会的会议桌上，把“忠君赋”变成财务报表的唯一注脚，这场从商鞅变法延续至今的荒诞剧，终于迎来了最魔幻的章节。

当人们对企业的要求不再是守法经营，不再是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而是忠君爱国与道德表演。那么，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自然就会换成《演员的自我修养》。

某大佬挥毫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从而登堂入室，却扭头打起了公摊的主意。某手机品牌把民族脊梁写进了广告词，售后服务却学会了三十六计走为上。某位热衷cosplay的企业家，把爱国税改写成了研发投入，用口号分贝替代了技术创新。某个餐饮企业，用情怀广告取代了明厨亮灶，把爱国表演当成了最好的营销文案。他们刚才还在镜头前大呼天下为公，扭头就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

他们能把“道德经”的第八章倒背如流，却永远记不住《劳动法》的第三十八条。他们能把忠君赋朗诵得催人尿下，却对《食品安全法》的第四章选择性失明。

可悲的是，世人在这场魔幻现实主义的大戏里，既是观众也是演员，就像是一群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他们挥舞着道德的打分牌，敲击着爱国的计算器，却从不过问产品的质量。他们吃着黄焖鸡为老板的百万豪车鼓掌，他们品尝着地沟油给企业的爱国营销点赞。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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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歪脑｜武汉封城5年之后，那些点滴的创痛印记，以及在日常中抵抗失忆的普通人

3月5日，自由亚洲旗下的中文新闻杂志“歪脑”发布文章《武汉封城5年之后，那些点滴的创痛印记，以及在日常中抵抗失忆的普通人》。新冠疫情爆发后，武汉从2020年1月23日至4月8日封城76天。以下为文章节选，点击这里访问“歪脑”阅读全文。

2025年的1月23日成了武汉人难忘的日子。五年前这天，武汉宣布封城。

五年前这天，武汉宣布封城。在武汉，至今“76”都是一个特别的数字。从2020年1月23日封城，到4月8日解封，武汉人整整经历了76天被封锁在家中，几乎完全失去自由的生活。

尽管作为武汉人经历了那样艰难的时刻。但对很多人来说，如今在这座城市，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体现出那一段时间武汉人承受的这一切——没有纪念碑、没有展览馆。对他们的痛苦，没有真正的纪念。

第一批接受病患的金银潭医院。这是医院汉江北路的健康管理门诊部。（祖唯纳摄）

但总是有一些地方，提醒着人们疫情曾经席卷过这个城市。

李文亮医生工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一度是医护感染最严重的医院之一。

医院位于南京路，对面是历史文化街区咸安坊，红砖外墙，里弄布局。现在除了一些连锁的餐厅店，这里还有许多特色的小资店铺。关于疫情的记忆，偶尔也会在这里跳出来。

“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曾经工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外观。（祖唯纳摄）

医院附近有一家结合了咖啡和复古胶片的小酒馆，开业一年，但老板说已经算是“开了蛮长时间了”。还有一间结合了中古首饰和设计师服饰的咖啡厅，去年十月份开业，店员小杨说“这边咖啡厅更换得太快了。”

2021年时，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餐牌上，曾有一款咖啡名为“吹哨者咖啡——100%有争议”，还有媒体报道过。如今，这家咖啡馆已不复存在。在一家装置显得先锋的酒馆里，有许多女性主义的布展，很多顾客留下书和推荐语，书柜上有很多探讨关于死亡的留言、还有本关于眼科学的书，但没有任何痕迹有关李文亮医生。似乎人们心照不宣，没有人会公开提到李医生。

武汉中心医院附近一家小酒馆里的“女性主义”主题展览。（祖唯纳摄）

当时在武汉中心医院做眼科医生的李文亮，后来被称为新冠疫情的吹哨者，因在疫情初期率先在校友群“预警”注意防范病毒，被当局训诫，并说成是“造谣者”。2020年2月7日凌晨，武汉市中心医院宣布年仅34岁的李文亮去世，在互联网上引发了极大的社会震动。

在武汉循礼门地铁站F出口，距离李文亮工作的医院骑行八分钟左右的地方，是一个大型商场，和中国其他城市有着类似的奶茶店、美食打卡地标、美容院。商场对面一家换手机膜的街头小店的老板，边用酒精棉擦拭着手机边说：“李文亮是谁啊？我不认识啊！”

没听说过李文亮的贴膜店老板。（祖唯纳摄）

再一问，原来他不是武汉人，三年前才从湖南来武汉工作。武汉本地人大多听说过李文亮，如今再提起这个名字，有人会说道：“哦，那个死去的医生。”

在李文亮曾工作的医院，专家墙上不见这位已逝医生的名字。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回答起关于他的问题也相当谨慎：“他以前在这工作，但我们不认识他，不是很清楚。”医院门口报刊亭的老板娘说，“人死都死了，疫情都结束了，我也不是很了解，这东西不能瞎说的。你自己上网了解下。”

2025年2月，有病患走过武汉市中心医院里的“专家墙”。（祖唯纳摄）

互联网上，令国人自豪、可与chatGPT媲美的人工智能DeepSeek回答不上“李文亮是谁？”这个问题。一行字显示：“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

不过在有些地方，李文亮从未被忘记。新浪微博上，他当年最后一条公开的内容，永远停留在2020年2月1日：“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

这条微博下面的评论在那天之后，每一天都在更新，已经超过一百万条。2025年情人节这天，有人在评论区跟他“絮叨”：“元宵节和情人节分手了，知道分的对，但是这事谁会开心呢对吧。要去考科目三了，希望能一次过。” 还有人这样表达想念：“老李，北京的花快开了。”

武汉没有纪念他的痕迹，但还是有无数的中国人在纪念他。

二、柴静对话为俄罗斯作战的中国雇佣兵：“我可能会在战争中死去，所以决定说出真实”

俄乌战场上的中国人，有人为俄罗斯打仗，有人为乌克兰而战，柴静试图了解双方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向记者难以深入的战争内部。

在这期节目中，被访者是俄军中的中国籍雇佣兵马卡龙，他在巴赫穆特前线的地下掩体中接受连线采访。马卡龙坦言他冒着生命危险决定公开讲述战场上的真实情况，讲述了自己作为雇佣兵的经历和内心挣扎。

马卡龙揭露了俄军内部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从训练营开始就有严重的种族歧视，歧视黑人，阿拉伯人，中国人"。这种歧视不仅体现在言语上，还表现在装备分配和待遇方面。

在采访中，马卡龙展示了他的武器和防护装备：他自己购买的保命装备未被发放给他、他被发放的头盔上有弹孔、他的防弹装备只是两块生锈的铁板。

物资分配也存在严重问题，节日物资发到士兵手中拍照后就被收回，士兵之间甚至为抢夺物资发生内讧。

马卡龙展示了他在地牢中的视频，并揭露那些不愿意杀人的士兵也被囚禁在地牢中。他本人也曾经逃亡，表明了俄军对这些外国雇佣兵的强制控制。

另一位曾宣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中国籍士兵孙汭琦后来在网上求救，表示“我要回国休养”，进一步说明了这些雇佣兵所面临的严酷现实与招募时的宣传之间的巨大落差。

马卡龙在采访中表现出紧张、警觉和不安。这次采访多次中断，反映了他在战场环境中的高度警惕状态。视频还记录了士兵们出现精神崩溃的迹象，以及他们被围困在地下黑暗中与老鼠一起忍受轰炸的处境。

当被问及是否将乌克兰士兵视为敌人还是受害者时，马卡龙回避了直接回答，称“对我来说没有所谓价值观，就是一份工作”。但当柴静指出这份“工作”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杀人时，他承认自己缺乏思考的时间，或是担心反思会影响生存，因此“逐渐麻木”。

尽管如此，马卡龙依然展现出人性的一面。他在废墟中照顾一只猫，还在小红书上与一位乌克兰人对话。柴静指出他内心有“两个自我交战”，而马卡龙承认虽然他必须按照所在阵营的模式运作，但确实内心充满矛盾和复杂。
采访结束后，马卡龙受伤撤离到医院，声音中却有了少有的欢快。他表示战争结束后希望能帮助别人，并在柴静的追问下承认自己内心确实存在歉疚。

马卡龙坦言：“我有时候在内心默默跟这些人道歉，我忏悔我的行为”。在夜晚因疼痛无法入睡时，他写下了题为《巴赫穆特》的诗。

我喜欢这疼痛的感觉

它提醒我，我还活着。

树被炸断了还会有小树发枝丫

房子被炸烂了

工程师们会把他们重建

唯独 死去的人 断了的四肢

他们再也回不来

战争 就是摧毁一切

死去的人看着活着的人死去

活着的人希望死去的人活着

我在巴赫穆特

骗子、 音乐家、英雄、懦夫

齐聚一堂

我在巴赫穆特，一个被战争摧毁的城市

三、低音｜李麦子：“女权五姐妹”后，我所经历的这十年

2015年三八妇女节前夕，王曼、韦婷婷、郑楚然、李婷婷（李麦子）、武嵘嵘五位中国女权行动者被警方逮捕，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被捕前，她们计划在三八妇女节发起公众活动，反对公交车上的性骚扰。后来在媒体报道中，她们被称为“女权五姐妹”。

独立媒体“低音”近日刊发李婷婷（李麦子）的一篇自述文章，讲述她在这十年里的命运变迁。文中写道：

上大学的时候，我自己做社团，工作后，我加入了北京益仁平中心，做女权和LGBT活动倡导，我一直都有强大的社群支持体系……当然这一切都在2015年“女权五姐妹”事件后戛然而止。不约而同的，国内媒体停止邀请我接受报道。一开始还会收到《新京报》记者的信息，说不能报道我，渐渐的，就鲜有人联系我了。那时候还有出版社找我，估计是觉得这些故事很新颖，可以写出来，最后也不了了之。我明白，我在国内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走出同温层，在职场上打拼了整整四年之后，我浑身的刺儿一定程度上被磨平了，我变得更加可以理解不同女性的选择，她们说出某种话的动机。我也更加了解男性了，因为曾经短暂接触过一个男性领导，脾气好得出奇。

产生离开的想法，应该是在疫情的第二年，具体时间已经记不得了。直接原因是，我那时候被核酸检测搞疯了，72小时的核酸检测，变成了48小时，偶尔管控系统抽风，变成了48小时2次核酸检测，也就是24小时一检测。

疫情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全体中国人的管控，也加强了我想离开的想法。促使我想离开中国的一个更直接原因，是警察对我持续不断的约谈和执法。于是我跟伴侣商量离开的方法，其中一个就是她去读书，我去陪读。研究了一下国家，最后锁定了美国。后来我们研究了美国当地的政策，必须是已婚伴侣才能办理陪读签证。顺理成章的，我们就在2022年1月5日完婚。

纽约是国际化大都市，非常多元化。在这里的大街上走路，从来不担心被异样眼光对待。而我也可以光明正大的以家属的身份，住进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宿舍楼。在纽约，除了做社会运动有了更多的空间，我的个人发展也有了更多机会。

纽约的文化生活也非常丰富，“女子主意脱口秀”和“故事工作坊”，几乎每次活动我都会参加，做了两次演员，几次志愿者，还有观众。我在2024年7月成立了亚洲彩虹合唱团，10月去给“女子主意”开场捧场，我唱了一首《玫瑰少年》。类似这种两个组织的合作，在中国都是要冒着被警察骚扰的风险，他们会骚扰房东，骚扰场地方不让举办，甚至直接“请”人到派出所。但在纽约，这些活动可以顺利展开。

请访问“低音”官网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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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财新｜不堪回首须回首：各地方舱医院招标拆除

新冠防控政策调整逾两年，防疫设施闲置已久，部分方舱医院进入拍卖和拆除阶段。据全国各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2024年以来，不少地方都在推进方舱、健康驿站等隔离场所的拆除工作。

作为应对新冠疫情的临时医疗场所，方舱医院并不是急救和治疗的“主战场”，其首要目的是隔离感染者、阻断传播。防疫政策在2022年12月调整后，由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改建而来的方舱率先恢复原本使用功能，部分方舱医院改造成亚定点医院。需要考虑拆除的是其余长期闲置的方舱项目，这些方舱多是由集装箱、板房在郊外空旷地带搭建的临时性建筑。

以上文字来自财新于近日发布的遭到封禁的文章《不堪回首须回首：各地方舱医院招标拆除》，该文讲述方舱医院的现状，但疑因涉及新冠疫情这一敏感话题遭到审查删除。

文中接着写道：

不同地区的方舱医院均出现多次挂牌情况。合肥蜀山区方舱拆除处置拍卖进行了两次。又例如，从2024年4月至8月，江西赣州市方舱医院资产拆除项目先后三次挂牌拍卖；广东汕头市河浦健康驿站在2024年7月至2025年1月间，三次挂牌拍卖。财新未能通过公开渠道确认这两家方舱的拍卖结果。

东莞生态园健康中心项目历经四次流拍。2024年10月，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首次发布拆除招标公告，拟将板房及内部的空调、热水器、卫浴、床、床头柜等，以及变电、消防、下水道管网设施和钢筋混凝土等整体打包拍卖，起始价格为2520.3万元。首次流拍后，资产挂牌价持续走低，至2025年1月第四次拍卖时，挂牌价降至2013.2万元。

资料图：东莞松山湖生态园健康中心方舱。图：广东省科技创媒中心

第五次挂牌时，卖方将资产分为电缆、板房和机器设备三个项目，分别挂牌招标。其中，电缆处置项目包括电力电缆、箱式变电站和绿化植物等，起始价为432.7万元；板房和机器设备处置项目起始价分别为1105.5万元和475万元。除了电缆项目成功确认买受人、实现溢价成交外，其他两个项目均告流拍。

在拍卖市场，需求不足、拍品定价过高、拍品吸引力不够或市场环境不佳等因素均可能造成流拍。东莞方面并未说明多次流拍原因。在首次拍卖不成后，赣州市方舱医院、汕头市河浦健康驿站也在后续挂牌时调降了底价。

作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产物，方舱医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引发过广泛社会讨论。例如2022年9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下达2022年卫生健康领域第三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这份通知显示，第三批卫健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总额为265.21亿元。其中，有20个省市区的预算中包含70个方舱医院、健康驿站等隔离场所，单个项目资金从3000万至5000万元不等，资金累计27.16亿元。

中央资金下达到地方需一定时日，当新冠防控政策已经转向，有的方舱医院刚刚走完申报程序尚未动工，建或不建令地方政府进退失据。

方舱数量庞大，改造和再利用条件不一。真正棘手的或是在城郊搭建的临时性建筑。这些建筑占地规模大、位置偏远、设施简易，重新利用存在诸多客观困难，考验政府决策能力。

二、老爸讲科学｜为什么大家都在说拿下澳大利亚？

中文互联网上近期有网民发布言论，分析应该如何“拿下”澳大利亚。

在知乎上甚至出现“为什么大家都在说拿下澳大利亚”的问答。对此，微信公众号“老爸讲科学”作者发布文章批评这一极端民族主义言论。但该文遭到删除。

作者写道：

知乎上有个热门问答叫做“为什么大家都在说拿下澳大利亚？”。

浏览量近千万。

接连翻了三十几个回答，除了一个反战的，其他大多数已经精神解放了澳大利亚。

长期的极端民族主义和仇恨教育，让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个曾经饱受侵略的国家深入人心，并由此衍生出两个“国民共识”：

1、西方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掠夺了新大陆和殖民地的资源。

2、“落后就要挨打”，其潜台词是——“强大就要打人”。

由这两个命题推出的结论是——我们现在强大了，所以应该轮到我们去掠夺、去殖民了。

从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倒退的价值观。

战争只是一种重新分配资源的零和博弈，而科技和经济，才能真正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创造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发达文明。

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让中美成为全球实力最强的两个大国的根本因素，正是发展科技和经济建设。

反过来，那些或全民皆兵，或整天嚷嚷阶级斗争、或热衷于发动灭国战争的国家，哪个是真正强大的？

领土面积全球首屈一指的罗刹国，坐拥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动辄以武力侵犯他国领土，为何其国力却每况愈下，整个国家的生产总值，不如我们一个广东省？

是战争造就繁荣，还是和平带来发展？

答案不言而喻。

战争是零和博弈，甚至是可能造成人类文明倒退的大大的负数。

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改革开放的国策，科教兴国、科学发展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政策造就了今天强大的中国，然而有一些人却被这一阶段的成绩冲昏了头脑，鼓吹战争，鼓吹开倒车，若真如他们所愿，只会让这个国家再次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那些整天喊着要打仗，甚至宣称要武装侵略他国的人，要么蠢，要么坏。

三、鸡蛋bot｜河南一律师称庭前拍摄取证遭法警背铐，派出所因无管辖权不予受案

3月13日，河南律师邵玉娟发帖称，她在法院开庭时遭到法警违法使用警械殴打。事后，微信公众号“鸡蛋bot”联系到邵玉娟律师，并发布文章对该事件进行说明，但该文很快便遭下架。

在这篇遭到审查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13日上午，邵玉娟在开封市杞县法院付集法庭参加庭审。庭前，邵玉娟向书记员要求复制相关证据材料遭拒，试图拍摄取证时，手机遭到法警抢夺。随后，法警使用手铐，将邵玉娟背铐后带离法庭。

据邵玉娟介绍，付集法庭开庭审理的是一起民事诉讼。邵玉娟代理被告方，其当事人梁某超曾因故意伤害罪获刑一年四个月。梁某超刑满释放后，被害人赵某某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

而邵玉娟庭前试图复制的证据即是原告赵某某的“三期鉴定”报告等材料。“三期”系指误工、护理、营养期，其鉴定结果关系着民事赔偿标准。但邵玉娟称，原告的三期鉴定报告此前并未送达其当事人。

13日9时许，法官尚未到庭，邵玉娟与法庭书记员沟通复制材料问题。“我说先让我拍下（鉴定报告），当时没有通知到我当事人。”邵玉娟称，书记员对其要求感到不满，以早已公告送达为由拒绝其复制，“书记员说你会不会好好说话，今天就不让你拍。”

从法官转型律师的邵玉娟警觉地拿出手机，试图拍摄取证。“我说申请你（书记员）回避，掏出手机想录她不让我复制的事，她就去找法官和法警了。”邵玉娟称，三名法警随后进入法庭，称法庭内不准录音录像，要求其删除所拍视频，“我说（庭前）录视频是我的权利，你们没有权力让我删。”

见状，法警上前抢下邵玉娟的手机，并使用手铐将其背铐。“法警过来要抢手机，三个人摁着我，给我扣了个铐子，打背铐。”邵玉娟告诉法警，他们在违法使用警械，“他们就飞快把我从法庭拖到旁边的办公室。”

图：邵玉娟病历

邵玉娟称，其在办公室内遭到法警粗暴对待。“一个法警骂我是泼妇，还有一个法警撩起裤腿，说我把他的腿咬了。”邵玉娟表示，彼时现场混乱，事发过程亦十分迅速，“我记不太清（是否咬到人），我用头顶他（法警）的腿了。”随后，法警想给邵玉娟解开手铐，但邵玉娟拒绝，称要报警处理，“有两个人摁着我腿，先把我左手手铐解开。我用手拽着手铐，他就使劲掰我手指头，拉我右边胳膊，要把右铐打开。”

图：案涉《接处警登记表》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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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The Wire China：一本英语数字新闻杂志，致力于了解和解释当代最重要的新闻之一——中国的经济崛起及其对全球商业、金融、贸易、劳工和环境的影响。

一、开放技术基金会：七年间中国新增173万个互联网审核员

3月16日，开放技术基金会（Open Technology Fund, OTF）发布了一份报告，揭示了中国审查产业的庞大规模与复杂性。报告显示，从2015年至2022年，中国各行业企业发布了超过173万个与审查相关的招聘广告，其中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的兴起显著推动了对审查劳动的需求。报告指出：“审查工作已从最初的兼职职责迅速转变为全职专业岗位。”

报告认为，这一现象源于2014年中央网信办成立后，政府对互联网监管的日益严格，企业被要求对平台内容负起更大责任。这种压力促使企业在信息控制方面的投入大幅增加。报告中，作者列举了多起因审查失误导致企业陷入危机的案例。例如，2016年，无界新闻网因刊登要求习近平下台的文章，导致10余名员工被捕，公司被迫停业。

研究将中国审查市场的参与者分为四类。首先，传统内容企业，如新闻和社交媒体公司，仍是审查劳动的主要需求方。其次是非传统审查需求者，例如电商和商场营销团队，其审查任务通常属于兼职职责。第三类是规模庞大的外包人力资源公司。研究发现，超过3000家人力资源公司参与其中，占审查雇主总数的4.2%。最后是国有媒体机构，主要提供审查培训服务等业务。

据悉，该研究采用了多源数据分析方法，包括对2015年至2022年间主要招聘网站上56万个审查相关职位广告的分析。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基于AI的分类器，并通过多轮人工核查，识别出涉及审查职责的职位。

报告认为，中国的审查并非单纯由政府主导，而是私营部门推动的一种市场化实践。企业为规避政治风险而建立的审查能力，增强了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力度。此外，研究指出，尽管技术进步显著，人工审查仍是主导方式，短期内难以被AI完全取代。

然而，报告也指出，随着生成式AI的兴起，审查产业可能面临新挑战。一方面，AI有望提升审查效率；另一方面，用户生成内容及AI模型本身的监管难度也将随之增加。

最后，该基金会呼吁学术界和实践者关注中国审查体系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报告强调：“深入理解中国审查运作的复杂性，有助于推动互联网自由的实现。”

二、CHRD：中国当局五年间对数千人实施任意拘留，或涉反人类罪

3月16日，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CHRD）发布了《2024年度人权捍卫者状况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至2024年间，中国当局对数千人实施了任意拘留，其中1545名良心犯因和平倡导人权被定罪并监禁。CHRD警告，这种广泛且系统的拘留模式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并称这与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小组自2017年以来的关切相呼应。报告还指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对人权捍卫者的打压规模和强度显著扩大，威胁到国内外的人权法律体系。

报告调查发现，2019年至2024年间，中国大陆有1422名良心犯被判刑，香港则有123人因类似原因被定罪。作者表示，这些人因和平行使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或倡导法治等权利而被剥夺自由，平均刑期达6年，国家安全相关罪名的平均刑期则增至7年。报告特别提到，三名良心犯——塔什波拉特·提伊普（Tashpolat Tiyip）、萨塔尔·萨乌特（Sattar Sawut）和杨恒均（Yang Hengjun）被判处死刑，另外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和阿布都拉扎克·萨伊姆（Abdurazaq Sayim）被判终身监禁。此外，还有48人被判10年以上徒刑。

CHRD分析显示，当局频繁使用三类罪名对付良心犯：“寻衅滋事”、“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罪。其中，“寻衅滋事”被用于对付121人，该罪名因其模糊性和广泛性被国内活动人士及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批评为“口袋罪”。报告还发现，超过700名60岁以上的老年良心犯中，三分之二是女性，显示女性活动家及藏族、维吾尔族等边缘化群体在被拘者中占比极高。

在香港，2020年《国家安全法》实施后，平均刑期为5.15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罪名的定罪人数超过大陆，凸显北京将法律体系作为政治压迫工具的趋势。

此外，报告指出，即便服刑结束后，大陆的良心犯仍面临任意剥夺自由的情况，显示这种做法具有系统性。

报告还列举了多起案例，凸显任意拘留的严酷性。例如，维吾尔族电影制作者伊克拉姆·努尔梅赫梅特（Ikram Nurmehmet）因在土耳其马尔马拉大学学习电影，2024年被控“组织、领导或参与恐怖组织”罪名，遭受酷刑并被判6.5年监禁。藏族僧侣兼博客作者仁青次仁（Rinchen Tsultrim）2019年因在微信上与印度姐姐通话被判4.5年。基督教牧师王怡（Wang Yi）因领导早雨圣约教会，2019年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非法经营”罪判刑9年。人权律师李昱函（Li Yuhan）为捍卫人权者提供法律援助，经历6年审前拘押后于2023年被判6.5年。

报告中的案例研究还指出，“寻衅滋事”罪被滥用以压制网络言论。互联网评论员季晓龙（Ji Xiaolong）因在X平台向3.1万粉丝发布关于上海新冠封锁的信息，2023年被上海法院判处4.5年。电影制作者陈品霖（Chen Pinlin）因拍摄2022年白纸抗议并制作纪录片，2025年被判3.5年。报告引用检察机关指控二人“散布虚假信息”，尽管他们的帖子基于事实报道和视频证据。

CHRD认为，中国任意拘留不仅是政府行为，而是广泛系统性压迫的一部分，旨在扼杀人权倡导。报告指出：“北京扼杀行使和促进人权的努力，对国内外均有影响。人权捍卫者是挑战国家滥权政策、推动改革和分享关键信息的少数群体。当他们因工作被监禁并沉默，全球对国内发展的信息和改革盟友随之丧失。”报告警告，中国官员在国内的免责进一步助长其海外滥权行为。

报告援引联合国人权高专办2022年关于新疆穆斯林群体的评估，以及联合国任意拘留工作小组的意见，认为中国政策可能构成反人类罪。CHRD强调，这种趋势若不遏制，将对国际人权法造成严重后果。

最后，CHRD表示支持2020年50名联合国人权专家的倡议，敦促人权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并设立专门机制关注中国政府的人权侵犯。他们建议国际社会开展独立调查，确认中国任意拘留是否构成反人类罪，并在高级别会议上公开呼吁释放具体个人。

三、维权网：二月中国新增47名良心犯

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维权网于2月28日发布了《二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根据该报告，维权网上期名录中的28人已刑满释放或取保获释，并获悉1名被羁押者被判刑，8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2人以及47人被判刑，共计49人。被捕的主要原因包括从事宗教活动、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及取保获释的28人名单：

蔡伟华、蔡予华、陈治坤、董怡然、郭永凤、
李凤芝、刘琼华、卢巧丽、罗巧萍、吕春钰、
彭敬军、彭乐宽、苏玉财、孙茜、王淑波、
夏东梅、夏泽红、杨春林、杨兰英、臧中美、
张晓华、张有红、赵清香、张宏、张礼江、
綦瑞英、胡艳、曹稳梅

2、羁押人员1人被判刑：

4年：危文元

3、被刑事拘留2人：

吴永强、尹登珍

4、本期新增被判刑的47人名单：

19年：吕桂玲
12年：唐高峰
9年：尹福英
8年：林洪杰、王威
6年6个月：陈志全
6年：周丹
5年2个月：林景楠
5年1个月：杨岳桥
5年：谢庆财
4年11个月：梁晃维
4年6个月：高颖
4年5个月：胡志伟、朱凯迪
4年3个月：袁嘉蔚
4年2个月：郭家麒
4年：吴芳名、李文华、穆华、杨淑珍、张晓华、田志斌、张友光、张思锋
3年6个月：尹秋阳、张爱泉、张启平、刘玉芬、苏艳霞
3年：赵颜华、姜常仙、吕淑珍、姜瑞华、赵会军、方瑞琴、朱德艳、于萍、于立秋、代露
2年8个月：朱桂清
2年6个月：陈久文、肇淑芝
2年3个月：杨励军
2年：朱颖、闫志秋
1年3个月：洪英
1年2个月：杨将威

报告称，截至发稿，中国共有1700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8人，有期徒刑1435人，刑期不明24人，羁押未判236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和强迫失踪未被完全记录在内。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可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5年2月28日）第113期（共1700人）》。

此外，我们还需关注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对中国劳工权利的追踪报道。一月份，中国发生安全事故0起，工人集体行动99起，工人求助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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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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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刚刚过去，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选读了三篇来自关注女性权益的微信公众号“三月暴雨至”的文章。

这些文章中，作者提及当前中国女性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并对中国根深蒂固的父权、男权进行抨击。

该作者发布的大多数文章均遭到审查删除。

一、三八节，不是“劳动妇女节”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抨击近年来中文互联网上对女性力量的弱化、污名化等，并重新强调妇女节的意义。

作者写道：

近年来，女神节女生节等等弱化女性力量，污名化女性称谓，制造消费主义和年龄焦虑的词汇愈发遭到广大女性的抵制，大家都清醒地意识到“不要女神的虚假王冠，只要妇女的真实权利”。但一部分男人却趁此时机跳出来鼓吹“劳动妇女”，强调三八节是“劳动妇女的节日”。而这种话术已经误导了一些女性，因为劳动妇女的确是褒义且伟大的称呼，劳动妇女节、歌颂劳动妇女，乍看上去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正如“独立女性”一样，表面看上去无论男女都很赞同这个词汇。但女性赞同的独立女性是指有自己独立的事业和人格，物质和精神都不必依附男权的女人。而男人嘴里的所谓独立女性指的是不花男人一分钱还给男的倒贴干活拉磨的女人。

同样的，男人嘴里的劳动妇女其实是指给他们当牛做马的女人，同时也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将女性群体划分成劳动妇女和非劳动妇女，达成分裂女性群体和给女人罗织罪名的目的。而他们所谓的“不劳动”，不过指的是不给他们当血包不让他们占便宜罢了。

事实上，女性面临的不平等问题，其原因绝不是女人不劳动，反而是女人劳动得过多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和尊重，正如农民被地主压迫不是因为农民农活干的比地主少。认为女人失权是劳动参与低无异于脑满肠肥的财主对皮包骨头的长工说你地位之所以比我低是因为你劳动的太少了，用心险恶。

妇女节起源于1909 年3 月8 日的芝加哥女工的罢工游行，她们要求提高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和选举权，这场罢工得到了全美乃至全世界劳动妇女广泛而热烈的响应。1910 年，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在丹麦举行，蔡特金（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女士提议将每年的三月八日设立为国际妇女节，得到大会代表的一致支持，“三八妇女节”由此诞生。

所以，妇女节在诞生之初就是为了纪念女性的坚韧和勇敢，纪念她们争取自身权利的英勇行动。她们是在要求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障，而不是要求劳动，因为劳动本身既不是权力，也不能带来权利。对劳动能力的支配，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对劳动产品的占有，才是权力，也决定了权利。

三八妇女节是属于全体女性的节日，是女人就能过节，前面不必加任何修饰和限定词；三八妇女节更是纪念我们先辈可歌可泣的争权斗争，而这些权利是女人生来就该有的，不需要前面加上一个“劳动”去给任何人证明什么。

二、当前女性社会地位低是因为不劳动、不下矿、不当兵吗?

在这一篇被审查删除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之前收到过这样一条私信:

这是一种最为典型的男拳话术。他们非常喜欢叫嚣什么“保家卫国的都是男人” “女人不下矿”“10 元盒饭都是男的在吃，20 元奶茶都是女人在喝”……总之， 他们认为女人不干活还想要权利，并且受尽了社会的优待占尽了便宜 blabla:

还有 cgg 最喜欢提的所谓“苏联女权”:

但首先事实是，女人下矿:

可由于“女人不下矿”，所以她们只能去无保障、更危险的黑煤窑。

而在保家卫国中，女性的身影也从未缺席:

并不是女人不能胜任这些工作，而是这些领域在系统性地驱逐女性；并不是女人没有参与历史进程，而是她们的身影和贡献被抹杀后功劳也被男人抢去。

所以，男的说什么“怎么没见女人当矿工保家卫国”，完全是罔顾事实后的倒打一耙。先禁止女性进入，然后说这个领域没有女性是因为女人胜任不了。

并且，在遇到成功女性时，他们会说“别的女性厉害关你们女拳什么事”:

但当他们看见别的男人下矿当兵，又立刻觉得这就相当于自己也下矿当兵了。话全让他们说完了。

而这种男拳话术里所隐含的更重要的错误是田忌赛马:拿着中产以上女和最底层的男比，好像女性有那么一点优势，于是就开始大肆宣扬现在的女人都骑到男人头上去了。但凡能看到这些所谓“底层男”身边的女性呢？

当看到一个底层男，那么他身边一定有更多远比他更辛苦更悲惨的女性，他也一定拥有继续压迫某几个女人的权利。想想吧，连弱智或先天高度畸形无法自理的男的村里都会绞尽脑汁给他“弄个媳妇”来伺候他。

在男权社会的性别分工下，底层男可以干更累但赚钱的活，精英男可以干不累且赚钱的活，但每个阶层的女人，却都没得选，只能被排挤到那些看似“轻松”，实则薪资与劳动强度完全不成正比的杂工。其特点是待遇低，环境恶劣，稳定性差，维权困难，并且不被社会所看见、承认。

三、我们生活在一代又一代女权主义者的遗产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这篇文章是作者最为用心、构思和写作时间最长的文章之一。作者试图描绘一幅连绵不断的女性群像和史诗，以一个女权主义的视角重新解读建国初期的共和国历史。
这篇文章遭到当局反复审查删除，尽管作者不断补档，该文最终还是被全网下架。
文中部分段落描写了杂志《中国妇女》的创建与毁灭，作者写道：

从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中国妇女》是唯一持续发行的全国性女性刊物，同时也是当时实际上的女权主义文化重镇。

《中国妇女》于1939年创刊于延安，后因抗日战争愈加激烈而停刊。1949年复刊。

《中国妇女》的第一任主编是沈兹九，在建国后，她的继任者是董边。董边1916年出生于山西忻州，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在出生后，她的父亲看到第三胎仍是女儿感到非常愤怒，当场就试图将她淹死，但被接生婆阻止。多么讽刺，全国妇联的领导、《中国妇女》的主编，竟然差点无法出生。在无数“早夭”的女婴里，我们不知道其中本该蕴含了多少种人生可能。

《中国妇女》的封面作为新的性别符号的构建和对主流性别秩序的挑战，是一个非常值得挖掘和表述的地方。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工农兵”宣传画。我们知道，在当时，工人阶级被宣传为国家的主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农民只是一个比工人次一级、位于从属地位的身份。当时主流的“工农兵”宣传画是这样的：

要么画面中全为男性，要么女性顶多作为其中地位最低的“农民”出现，并且“自觉”退居画面的角落。女性仅仅是象征性地一笔带过，但以示“男女平等”。这样的宣传画流传得如此广泛，以至于人们很难想象如果男性不占据画面的中央，还能怎么画。而1952年第2期《中国妇女》的封面，则颠覆性地挑战了这一传统的性别秩序，在这一期的封面上，工人、农民、士兵，全部为女性：

▲1949-1956年，《中国妇女》实际使用“新中国妇女”作为名称。

尽管当时“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四处都是，但男人必须要占据画面的中央却是不容置疑的“规矩”。正如这张《中国青年》的封面，他们声称，这是在展现“女民兵风采”。

真的如此吗？或许今天有人提出异议，就会被斥责为“敏感”、“打拳”，甚至扣上各种帽子。但在六十年前，曾任《中国妇女》的美术编辑时玉梅回忆道，当她看到这张图后，立刻说，又是在突出男性，非常明显。我绝对不会选择这张图片作为封面，即使我选了，领导（董边）也不会同意。

真正的展现女民兵：

整整六十年过去了，我们进步了多少，退步了多少？

让我们再欣赏一下当时《中国妇女》的其她一些封面（但至于为什么强调“当时”，后面会提到）：

在前一个时代的女权主义者的努力被摧毁后，取而代之的是鼓吹女性“三从四德”的儒家学说——封建思想又卷土重来，以及从西方传来的对女性身体的性化、商品化，以及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主流报刊上关于“女性话题”只剩下了“时尚”、“婚恋”、“家庭生活”等，却再无任何与女权主义相关的探讨了。

▲2007年的《中国妇女》封面

▲2024年的《中国妇女》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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