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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低人权”优势》：美国汉学家林培瑞为中国知名历史学者秦晖的新书《拯救民主》撰写的序言。

一、ICT：藏语使用空间持续收缩，中共通过教育制度与数字平台边缘藏语

12月11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发布了一份报告，称藏语正在经历“生存受到威胁的转变”。该机构将其原因归咎于官方政策转向、教育体系调整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共同作用。报告指出：“藏语正在经历一种令人震惊的转变，这种转变正在威胁藏语在西藏本地的生存。”

报告封面

ICT在报告中引用1987年十世班禅在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中央政府经常谈到在西藏学习和使用藏语的重要性，但却从未采取任何措施来确保其落实。”

报告同时提到，藏人曾用“拉玛鲁格（既非羊也非马）”形容藏语对话中夹杂汉语词汇的现象，并称当下“甚至已经超越了‘拉玛鲁格’”，认为威胁已从社会层面的语言混杂，演变为更系统的结构性挤压。

具体而言，在教育与升学环节，报告援引材料称，西藏“至少自2021年”起将高考考生分为A、B两类；其中B类考试科目不含藏语。报告还记录了2025年3月31日一些藏人通过中文社交平台呼吁恢复藏语要求的贴文，例如：“语言和文化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请在高考中恢复藏语”，以及“无论属于哪个民族……都应纳入教材，让孩子们学习自己的母语”。

报告列举多起“语言倡议”相关的打压案例：其称“2024年5月，中国当局拘留了藏族教育工作者更登丹增嘉措”，并提到与“语言保护协会”有关的多人被拘押，其中还有一名村干部“于2024年12月18日因伤势过重死亡”。

除学校体系外，报告还把数字平台视为新的限制空间：其称抖音等平台对藏语使用设置障碍，藏语受众的直播活动经常被迫夹用汉语。比如，报告提到一档面向藏语观众的歌唱比赛：主持人在抖音直播期间解释，若只说藏语，“抖音会关闭直播”。

此外，报告引用一名藏医在线问诊受限的表述：“由于禁止使用藏语，我被迫改用汉语”，并称因此停止在线问诊。

ICT将这些政策背后的动机归结为“以法治名义的统治”等方式推动“新中国国家认同”的一部分，并称相关做法正在让藏语在教育、就业与公共服务中“变得不再相关”。

相比之下，该机构表示，“流亡藏人的教育政策优先考虑全面发展的藏语教育”，并且称已经“建立一套以传统藏语教育为核心、现代教育为重要补充的教育体系。”他们更表示，“如果中国当局有意弘扬藏族文化和身份认同，他们可以从流亡藏人社群中汲取灵感。”

最后，ICT呼吁，中国当局“恢复以藏语为藏语学校主要教学语言的法律规定，保障藏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此外，他们也希望其他国家政府向中国当局施压，“对中国目前的藏族教育政策表示严重关切”，“在与中国的外交和人权对话中，特别要纳入保护藏语和藏族文化的内容。”

二、学者林培瑞为秦晖新书撰序：解析“中国低人权优势”的全球影响

今年底，中国著名历史学者秦晖出版了他的新书《拯救民主》。美国知名汉学家林培瑞为该书作序。12月13日，知名国际关系期刊《外交家》刊登了林培瑞所撰写的序言《中国的低人权优势》。文章指出，目前西方世界往往误判中国模式及其与民主国家的互动，忽视了所谓“新冷战”中的结构性问题。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开篇指出，在过去几十年中，外界长期将中国的快速发展视为“奇迹”，并期待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会推动政治自由化。但秦晖的观察并非基于奇迹，而是基于现实：“数以亿计的低薪劳动者在一个没有自由媒体、没有本土工会、也没有独立法院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但却拥有一支极其高效的警察力量。”

林培瑞引用书中观点表示，秦晖认为这种体制在某些条件下能够“极大加速经济增长”。他在文章中称，这种增长模式带来了财富，但大部分财富流向了政府、与之相联系的精英家庭及部分外国企业。

文章核心提出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即一种制度性优势，而并非仅限于低工资：“当一个威权政府在包含一个或多个民主经济体的市场体系中运作时，它在经济竞争中具有优势。”在这种结构下，威权体制可以通过减少监管、压制异议、忽视环境与劳工权益等方式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原文中描述道，这种制度优势在与民主经济体交织的全球市场中尤为明显，因为“发达经济体一方面提供资本和产品市场，另一方面提供消费市场，而‘低人权’的合作伙伴则提供廉价劳动力和一个以威权政府来维持稳定的体系。”这种“共生”关系短期内令双方受益，却可能使民主一方面临长期被削弱的风险。

林培瑞补充，历史上类似现象也曾出现。例如，文章中提到一位秦晖当年同事的表述：“今天的中国在自然资源或技术方面并没有比较优势；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于‘一种近乎奴隶劳动的制度’。”林教授这句话虽令人震惊，却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深层制度因素。

文章进一步指出，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存在偏差。在谈及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时，林培瑞援引秦晖观点称：“西方人说他们必须避免一场新的冷战，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身处其中——而且中国正在获胜。”西方往往未意识到，新冷战已在经济、技术与制度层面展开，而中国凭借“低人权优势”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此外，文章分析西方内部对中国的战略应对存在分歧。美国国内左派批评“新自由主义”要求改善工人福利，右派则反对“社会主义”寻求更多自由，但双方均未充分理解中国体制下既缺乏自由又缺乏福利的现实状况。“双方都未能充分理解，在中国，被剥夺权利的人群既缺乏自由，也缺乏福利。”这一观察表明，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战略评估仍然存在根本性误读。

林培瑞在序言中也回顾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对民主思想的接受与阻碍，指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理念便曾在中国学生运动中萌芽，但随后遭遇多重政治阻力。文章中写道，清末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涛就曾赞赏西方法治理念，并强调“人民统治”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也有对应传统。

最后，林培瑞引述秦晖对民主前景的审慎评估：尽管全球民主面临挑战，但“根植于人性中的正义感并不会轻易改变，并将始终为我们提供希望的理由。”在表达对当前局势的忧虑同时，也留有希望的余地。

三、人权基金会：西方高校与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合作边界模糊

近日，战略风险研究公司和人权基金会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聚焦“全球人工智能研究合作与中国人权侵害风险”。该报告指出，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等多所西方高校，过去数年与多家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有合作。然而，这些实验室往往与“中国监控与安全系统”紧密相关。

报告封面截图

具体而言，这些大学与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存在共同发表、联合项目与资金链条交织的问题。报告直言，这类关系“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具有高度风险，因为中国政府“系统性地部署监控技术”，以锁定维权者、少数族群与政治异见者，并将技术系统转化为压制工具。

报告梳理了2020—2025年间中国“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资助记录和机构文件”，并点名多项西方公共资助在论文致谢与合作网络中反复出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研究与创新署/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以及欧盟“地平线欧洲”计划等。同时，这些论文中也出现了企业与行业组织的身影，例如亚马逊、丰田，以及在标准制定上扮演角色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在风险机制的解释上，报告强调中国国内法律与监管环境“从结构上削弱了中国机构的独立性”。它列举《国家安全法》（2015）、《国家情报法》（2017）、《网络安全法》（2017）、《数据安全法》（2021）等，认为这些法律将组织与个人置于协助国家安全工作的义务之下，并且中国的学术或研究机构也不存在“实质性的例外”，因此很难保证这些研究项目不被用于军事或侵犯人权的项目。

报告选取了两家机构作为案例：之江实验室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其中，之江实验室被描述为“由国家资助的”高性能计算、光学与追踪技术中心，2021—2023年获超过12.5亿美元地方财政支持，并与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等防务—监控体系深度交织。报告提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参与建设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用于汇聚检查站、手机与生物识别数据并标记“可疑”对象；在新疆，该系统与大规模拘押、强迫劳动和数字监控有关。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则被写作“专注于具有明确警务用途的计算机视觉与城市管理平台”，并与华为、中国公安系统机构以及科大讯飞、商汤等被指涉新疆监控争议的企业存在合作或交流。报告还举例其研究与项目涵盖姿态估计、追踪、分割等方法，认为这些技术“可以轻易被改造并用于大规模人员监控”。

在“看似中性”的学术合作如何转化为风险这一点上，报告列出若干合作方向：多目标追踪、步态识别、红外微弱目标检测、光学相位移技术等，认为当这些方法进入与公共安全、城市治理、乃至新疆警务与国家安全平台相连的机构时，便可能成为监控系统的“基础构件”。

报告将矛头指向治理缺口：现行“可信研究/科研安全”框架多聚焦间谍、知识产权与商业风险，却往往忽略人权问题，而一些人工智能伦理机构也被批评长期保持沉默。

最后，报告给出五项建议，包括将人权纳入尽职调查、强制披露国际合著与机构协议、对高风险伙伴设置契约性限制、强化伦理机构的跨境责任，以及扩展国家层面的“可信研究”定义。该机构呼吁国际社会应尽快采取措施，堵上人权这一人工智能治理中最大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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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o5Mac：是一家“致力于成为科技界最具影响力的媒体”，该媒体以报道苹果公司新闻和产品而知名，是全球苹果爱好者和行业人士的重要信息源之一。近年来，也有多篇报道设计中国监控技术以及相关科技伦理。

一、9to5Mac：苹果公司多次硬刚各国政府，唯独在中国面前低头

科技媒体9to5Mac是一家专注于苹果公司产品和新闻的英文网站。近日，9to5Mac刊出一篇题为《苹果敢于对政府说“不”的传统，在中国明显缺席》的文章，指出苹果在美国、英国、印度等地，曾多次“挺身对抗不合理的政府要求”，但“在中国，情况截然不同”，该公司反复以“在每个运营国家都遵守当地法律”为由，选择配合中国当局各类打压言论自由的要求。

文章封面

文章以印度为最新案例指出，印度政府曾拟要求所有手机厂商强制“预安装”且不可卸载一款所谓的“安全应用”。该应用名义上是帮助客户找回丢机，实际上则意味着所有手机可被政府追踪。然而，苹果公司并未接受，而是直接拒绝了该方案。结果，印度当局先取消“不可卸载”，最终连“预安装”要求也一并撤回。9to5Mac称，这一案例显示了苹果在部分民主国家愿意付出谈判成本，捍卫用户隐私与产品原则。

此外，作者还回顾了美国圣贝纳迪诺与彭萨科拉两起枪击案中苹果公司的表现。在两起案件中，FBI曾要求苹果开后门解锁嫌犯的 iPhone，苹果以此事“事关重大，不容退让”为由拒绝。在英国，当局推动削弱 iMessage 端到端加密，苹果甚至放话宁可撤出 iMessage 和 FaceTime，也不会同意降低安全标准，最终英国政府“悄然退让”。

然而，文章批评道，在中国，同样涉及信息自由与隐私的议题上，苹果的表现却截然不同。评论列举道，在苹果中国区应用商店 App Store 中，《纽约时报》、Quartz 等新闻媒体应用因报道不合宣传导向被下架，逾四百款 VPN 应用被移除，苹果还陆续下架了与香港抗议、LGBT 社群相关的应用。

其中，最具争议的是 iCloud 中国用户数据的本地化。苹果公司应中国当局要求将数据迁往由地方国企运营的服务器，并在极为谨慎的隐私措辞之外，事实上“移交了 iCloud 加密密钥”，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法律框架下可取得任意中国 iCloud 用户的数据，与其在其他国家极力维护加密机制的姿态形成鲜明反差。

为何同一家公司在不同司法辖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底线？文章指出，“苹果在中国面临的风险再高不过了”：中国既是重要消费市场，也是关键制造基地，一旦被排除，苹果现有硬件供应链几乎难以为继。但同时，苹果也为中国带来巨额制造和出口收益，北京未必愿意轻易放手。在这种高度相互依赖的结构中，苹果似乎选择了风险最小、却也是道德争议最大的一条路——在西方高举隐私与人权的旗帜，在中国则选择“顺应法律”。

最后，作者在文章的结尾鼓励苹果公司至少应该去尝试一下：“那么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苹果选择像在美国、英国和印度那样对抗中国政府，会发生什么？最终苹果或许会败下阵来。中国政府向来以强硬手段应对诉求未被满足的情况。但若这家 iPhone 制造商至少能尝试抵制中国政府某些更具压迫性的要求——哪怕只是试探性地试水——也值得期待。或许会失败，但其尝试本身值得尊重，说不定某些诉求还能成功争取？”

二、CSW：疫情之后，中国宗教迫害变本加厉

近日，宗教自由倡导组织全球基督教团结联盟 (CSW) 发布了一份报告《党权至上：中国将立法与政策武器化以压制宗教信仰自由》，指中国当局在后疫情时代对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打压，正走向制度化和日常化。

报告封面

多名中国人权律师与学者共同参与撰写了该报告，在“镇压的框架”一章中指出：“作为一个以无神论为意识形态根基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始终抱有潜在的敌意，视其为可能威胁国家稳定与意识形态统一的政治因素”，“通过政策、法规和司法实践，中国共产党实施了多层次的打压措施，同时在符合政权利益时对宗教给予有限容忍，加以利用”。

报告还称，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及之后变得更加独裁。在此背景下，宗教自由的空间也同步收缩，打压从粗暴清场转向“更为隐蔽和系统性的控制形式”。

首先，在法律层面，报告引用习近平2014年的讲话称：“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作者认为，在宗教法制领域形成了“法律文本本身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为执法者在面对不同宗教团体与个体时提供了极大的弹性解释空间”，这使宗教行为得以随时被政治化与刑事化。

其次，报告讨论了“宗教中国化”这一中共关键的宗教政策。报告引述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表述，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作者表示，这“简而言之：无论你的信仰为何，你首先必须信仰中国——更具体地说，是信仰党及其意识形态。党的信条必须凌驾于你的宗教信条之上。”

在这一框架下，各宗教被要求围绕“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写教义。报告举例指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被要求推动“具有‘中国主题’的注解版《圣经》、模范讲道和标准化教科书”，各地教会“正在粗糙地将地方民俗文化与《圣经》教义相融合：福建的‘八福神学’、东北的‘感恩神学’以及山东的‘孝敬神学’。这些并非神学的发展，而是对其的歪曲”。甚至“传统的赞美诗正被带有党派色彩的‘中国化圣乐’所取代，这些音乐以宗教的韵律赞美共产党”。

报告同时还提到了多个教会遭到迫害的案例。比如，山西临汾圣约家园教会在2022年一次家庭夏令营中遭警方突袭，“拘留了30多名成人和40名儿童”。两名传道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其间“他们遭受了酷刑，被剥夺睡眠和食物……被强迫连续四晚五天不许睡觉，前三天仅提供一个馒头和一杯水”。

在贵州，贵阳仁爱归正福音教会长老张春雷因在Facebook上转发批评宗教政策的文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因收取14400元奉献金被指控“诈骗罪”。报告认为，该案显示“转发文章被定为‘煽动颠覆’，奉献款被指‘诈骗’”，司法手段被用来“消灭独立教会”，而类似定罪“可能成为常态，威胁宗教团体的合法性”。

在更宏观的判断上，作者形容当下局面是一种“完成时态”的迫害：“党已将自身缠绕在公民社会和信仰之上，不是猛烈一击，而是缓慢、耐心、无情地收紧”，他表示，“真正的根除……是通过切断其与下一代的联系来实现”。在民族地区，“语言是记忆的支柱，因此，它也必须被清除……这不是通过激烈的对抗，而是通过系统性的遗忘。这不是同化，而是精心设计的文化灭绝”。

最后，该机构在结语中呼吁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义务，“保护每个人的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权利”，废除相关侵犯宗教自由的法律条款，并保障宗教团体“在不受国家干涉的情况下选择其宗教领袖和导师的权利”。同时，全球基督教团结联盟也敦促各国政府将宗教或信仰自由纳入对华政策核心，而不要只是为了赚取外交利益而进行“技术性人权”对话。

三、党用AI“精致”独裁：ASPI指中国正重塑社会控制体系

12月1日，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发布了一份报告《党的AI：新一代人工智能如何改写中国的人权版图》，指出中国正利用新一代人工智能（AI）技术，将既有的社会控制体系升级为“精密仪器”，用来管理民众、筛选信息，并延伸到国境之外。报告形容，中共正在打造“一个借助AI、用于在国内外锁定特定群体的治理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由AI驱动的“压制与人权侵害”体系。

报告封面

报告写道，中国的“人工智能安全”并非以个人权利为中心，而是被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有一整套相关的法律体系，比如《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此外，再加上关于算法、深度合成、生成式AI的管理办法，中国当局将“颠覆国家政权”“损害国家形象”“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国家目标转化为可被模型自动识别和拦截的“风险类别”。报告指出，新的国家标准要求训练数据中的“非法或不良信息”占比不得超过5%，其中最大一块是“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在内容层面，ASPI构建了一个约200张图片的数据集，包括“六四”、2019年香港反修例抗议活动、支持维吾尔人和西藏的集会、法轮功示威等，再用中英文向多款中美AI大模型提问，要求解释图片背景和意义。报告发现，部分中国模型在涉及天安门、新疆、西藏、法轮功等议题时，会“拒绝回答、模糊处理，或在回答后附上一段关于平台规范和敏感内容的自我审查说明”，而同样的图片在欧美模型上则更常获得具体描述。

比如，报告提到了一则典型案例：2009年伦敦法轮功抗议的照片。报告指出，当使用英文提问时，有模型会提及中国政府对该团体的打压；而在简体中文的提问下，同一模型则使用官方语言，将法轮功描述为“对社会公共安全和个人身心健康构成极大危害”，并提醒用户要“自觉抵制邪教渗透”。ASPI认为，这种双语差异显示出模型在不同语言环境中被要求“对齐”该语言的政治边界。

报告第二部分则勾勒出了一条“AI司法管线”：前端是依托人脸识别、声纹、轨迹分析的“智能警务”，中段是协助检察机关筛案、为法官提供量刑建议的“智慧法院”，末端则是监狱内对在押人员的行为预测和风险评分。其中，该机构点名科大讯飞是“基于大模型系统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并警告这种“效率提升”，实际削弱了程序透明度和纠错空间，使结构性歧视和错误判决更难被察觉和纠正。

此外，在少数民族管理与跨境维稳方面，报告注意到，中国正投入资源构建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朝鲜语等“小语种”大模型，用于“舆情分析”和“公共意见监测”。由于商业机构对这些语言需求有限，因此研发动力主要来自国家，其目标是“在文本、视频、音频等各层面全面提升监测和处置能力”，并计划沿“一带一路”推广，用于监控境外社群。

ASPI还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AI监控技术出口国”。从平台级内容审查系统，到智能警务解决方案，再到远洋渔业的“智能渔业平台”，中国企业正把在国内反复测试的技术与治理逻辑打包输出。报告以毛里塔尼亚、瓦努阿图附近海域为例称，借助AI预测渔汛和船队路径的中国渔船队，“在技术上远远领先于当地小规模渔民，进一步挤压后者的生计空间”，构成一种“被技术放大的不平等”。

最后，ASPI提醒，各国在讨论AI治理时，“不能只把中国视为技术竞争者，而必须把其以控制为核心的AI安全观，视为一种跨境人权风险”。一旦这些模型通过API、开源权重和海外项目广泛流通，受到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国内，而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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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是关注中国人权的非政治性非营利的知名公益组织，由一群志愿者运营。其每个月都会发布的《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是记录中国维权人士遭遇的重要平台。

一、寒冬：哈萨克斯坦政府疑似受中方压力拘押境内人权组织

近日，长期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 NGO 组织寒冬 (Bitter Winter) 披露，哈萨克斯坦再度大规模拘押人权团体“阿塔珠尔特·哈萨克人权组织” (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 的成员，其中包括多名曾公开作证新疆“再教育营”的亲历者和家属。该机构称，这是一起“长臂管辖”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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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阿塔珠尔特长期收集新疆被拘押者的证词，据称已录制逾一万段视频，是最早系统揭露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反恐扩权”与大规模拘禁政策的草根组织之一。多年间，其成员屡遭罚款、短期拘留与骚扰，然而，寒冬表示本轮打压是一次明显升级。

报道指称，导火索是一场发生在杜拉特口岸附近的小型抗议。四十余名阿塔珠尔特支持者在边境一侧焚烧中国国旗与国家领导人画像，高喊反共口号，其“罪行”在当局眼中只是“作证、烧旗和要求正义”。随即，至少十六人于阿拉木图等地被拘押。

这些抗议者提出三项诉求：其一，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出生于新疆的哈萨克斯坦公民阿利姆努尔·图尔干拜 (Alimnur Turganbay)。他被指已按要求注销中国户籍与护照，却仍于今年 7 月在杜拉特口岸被伊犁州国保人员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图尔干拜的妻子古勒达丽雅·谢里扎特(Guldaria Sherizat) 因持续上街抗议并到外交部上访，已被哈国警方拘捕十五次，累计罚款逾两千三百美元，全家长期处于监控之下，却始终未获任何实质回应。报道形容，她在体制缝隙中成为一种“韧性象征”。

第二项诉求是暂停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入境政策。示威者批评，中资国企与矿业公司大量购买土地与不动产，掠夺地下资源并污染河流。示威者指出，在政府高调宣传“友好合作”的同时，社交媒体上却弥漫着对中国经济与意识形态渗透的怨气。第三项诉求，则是释放所有被关押在新疆营地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民众。

然而，寒冬批评哈国当局回应模糊且不透明。目前，被捕的十六人迄今未收到正式逮捕令，亲友也拿不到任何书面程序文件。亲北京的媒体与亲政府账号则开始放风称，“行政拘留已升级为刑事案件”，却拿不出正式文书。文章认为，这些人被困在一种“卡夫卡式的悬置状态”：被指控，却没有明确罪名；被关押，却难以启动正常司法程序。

寒冬引用部分活动人士的话表示，他们相信哈萨克斯坦政府正在“试水”——观察西方民主国家与国际人权组织的反应。如果国际社会保持沉默，更严厉、更加配合北京利益的打压措施可能随之而来。

此外，报道也提到，阿塔珠尔特创办人谢里克然·比拉什 (Serikzhan Bilash) 目前在美国流亡，他同时批评中共、莫斯科的帝国野心以及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的威权统治，曾多次遭起诉与羁押。他警告称，“除非国际社会重视此事，否则哈萨克斯坦亲北京、亲俄的政府将成功地扼杀少数敢于记录新疆罪行的声音”。

最后，寒冬表示，“哈萨克斯坦或许希望将自己塑造成中立、务实、合作的形象。但当公民因发声而被监禁时，中立便不复存在。当沉默能换来贸易协定时，务实就变成了同流合污。当北京决定谁可以抗议、谁必须消失时，合作就变成了屈服。”图尔干拜、谢里扎特以及其他十六名被拘留的活动人士的命运，“不仅仅是哈萨克斯坦的问题；它衡量着世界是否会挺身而出反对镇压，还是会放任北京的触角继续伸向深渊。”

二、倾听他们的真实处境：中国留学生不是问题，而是对话的关键

在地缘政治紧张、西方对中国怀疑和恐惧情绪双双升高的当下，中国留学生成了西方政治界讨论的对象。

伦敦国王学院学者姚嫣然 (Yanran Yao) 近日在《中国连线》上发表一篇长文，指出，“如今，超过一百万名中国大学生出国留学。但在有关他们留学经历的讨论中，他们的声音却很少被听到。”在安全、意识形态与经济算计的喧嚣之中，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反而成了沉默的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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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开篇就点明当下的困局：“在中西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留学生面临着来自双方的猜忌。西方国家既不倾听也不支持他们，甚至还辜负了他们——这样做既是战略上的错误，也是道德上的错误。”作者指出，在美国、澳大利亚收紧签证、强化“外国影响”立法、限制学术交流后，英国的舆论与政策也在悄然右转。

姚嫣然表示，从家庭与教育结构看，中国成为最大留学生来源国并不意外。“对于许多中国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家庭而言，送子女出国留学——费用往往是国内学费的十倍之多——是对美好未来的一项重大投资。”以英国为例，中国学生超过 15 万，是规模最大的留学生群体，每年贡献数十亿英镑的学费与消费。

然而，他们在校园与舆论场上常常遇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尽管中国留学生在经济上举足轻重，但他们常常面临误解、忽视和歧视。”文章用一句高度概括的句子，呈现他们进退失据的处境：“如果他们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学科以及前沿技术，就会被指责为走私知识回国；如果他们表达的观点与西方共识相悖，就会被视为北京的潜在宣传员；如果他们在课堂上保持沉默，就会被斥为能力不足、令人‘窒息’或者阻碍融入。”

作者以自己在香港与英国多年的教学与研究经验指出，中国学生“是受害者，而非敌人——他们夹在充满敌意的东道国社会和祖国的庇护之间。”文章引用国际学生调查数据显示，“约有 35% 至 41% 的中国学生曾报告遭受种族歧视”，新冠疫情期间反亚裔情绪高涨，更让许多人意识到“反共”与“反华”、“反中国人”之间的界线有多么模糊。

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也承受来自祖国与准官方社团的隐性政治压力。文章指出，“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这使他们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来自与中国关系密切团体的压力，例如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在这样的双重审视下，“大多数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是‘基层大使’，必须‘把中国的故事讲好’，否则就有可能被党视为不忠。”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在中国的未来，他们会“避免点赞某些社交媒体帖子或避免公开表达观点”，形成系统性的自我审查——既不敢在西方公开“批中”，也不敢真正违背国内的政治红线。

此外，高校本身的制度性无知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误解。作者将这种缺失称为“中国素养”的不足：很多英国院校“错误地将中国学生的特殊需求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将其与其他国际学生群体的问题混为一谈。”一个典型案例是，“利物浦大学在考试季发送了一封关于学术诚信的邮件，邮件中只将‘作弊’一词翻译成了中文，并解释说‘中国学生通常不熟悉这个词’”，在学生群体中引发哗然。

在政策层面，作者批评了将中国学生当作“工具变量”的安全化思维。美国曾以大量削减中国学生签证来展示强硬姿态，“结果却损害了自身的高等教育领域，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增强了中共的合法性”，因为这让后者得以自我包装成“留学生利益的捍卫者”。而眼下，英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中国学生最青睐的目的地，正处在一个重新定义对华与对留学生政策的关键窗口期。

文章最后提醒，不能只把中国学生视为“资源”或“风险”。“中国留学生不仅仅是资源或工具；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在人生这一重要阶段，他们面临着各种复杂的压力。”西方高校真正应该做的是，“认可他们的价值，不仅意味着询问他们能为我们做什么，更意味着首先倾听他们的需求，并兑现我们对他们的承诺：安全、尊重和机会。”

在作者看来，只有当西方社会愿意真正倾听这一批“政治断层线上的年轻人”，愿意把他们当作有主体性的个体，而不仅仅是威胁、筹码或桥梁，西方所自诩的民主价值与制度韧性，才可能在与中国及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变成切实的实践而非抽象的口号。

三、维权网：十一月中国新增46名良心犯

维权网（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于 2025 年 11月 30 日发布《十一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报告显示，上期名单中的 38人已刑满释放，1人狱中被迫害致死，并获悉有 3 名被羁押者被判刑，18 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了我们又搜集的被刑事拘留、被精神病的11人以及被判刑的35人，共计 46人。被捕的主要原因包括从事宗教活动、少数民族维权、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的 38 人名单：

冯瑞英、高方强、高洪宾、桂敏海、胡跃霞、

李洪山、林丽红、刘秀云、聂丽娜、普化（藏）、

孙淑清、孙淑霞、田晓平、王建辉、王容媛、

吴春雄、张利辉、张少杰、李芝湘、朱美玲、

姜晓燕、李彩侠、杨美华、代露、 周引力、

姜秀琴、马秀芹、王成美、张秀珍、王苹、

杨益凡、谢丽萍、孙学、 杨丽君、图雅、

黄春子、崔晓乐、邢文香、

2. 本期获悉狱中羁押者遭判刑的 3人名单：

4年6个月：孙承浩、

3年：郭兴梅、

1年10个月：赵长慧、

3. 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被精神病的 11人名单：

徐欣蕊、葛志慧、沈爱斌、浦兴娣、沈晓玲、廉长年、廉旭亮、付娟、邵华煊、陈健、刘雪云、

4. 本期新增被判刑的 35人名单：

14年：艾合麦提江·居麦、

13年：阿不都卡德尔·加拉里丁、

9年：姜德新、

8年：韩丽华、

7年：段晓荣、

5年7个月：李琴、

5年：钟芳琼、付鸿、

4年10个月：冯俊英、

4年：郜孟花、李振英、国月霞、刘兆宏、李清、姜云天、

3年10个月：于春艳、

3年6个月：梅广芹、梅广丽、

3年：于永利、程桂君、刘宗珍、郑洪玲、余秀琼、赵俊芳、

2年：张文萍、韩艳文、张秀群、

1年9个月：富云平、

1年6个月：钟庭菊、

1年1个月：苗桂君、

11个月：田秀芬、赵春艳、李淑珍、王玉兰、

6个月：刘燕、

5.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被迫害致死的1人的名单：

陈妍：辽宁本溪法轮功学员，女，2025年约45岁，她原本在某国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只因她坚持修炼法轮功遭迫害而被迫失去公职。2015年，陈妍因发法轮功资料被便衣绑架，被关押在本溪市看守所，后被判刑3年。陈妍2024年7月14日在本溪市溪湖区柳北车站附近发放和粘贴法轮功资料时被录像，随即被警察抓捕，被关押在本溪市看守所，期间她遭到非人折磨，致使身体、精神都很差，法院三次欲非法对她庭审未遂。2025年5月15日，本溪市溪湖区法院人员到看守所强行开庭，于6月26日宣判，其被判刑5年，并罚金五千元。刑期至：2029年7月13日。陈妍此前被羁押在本溪市看守所，期间遭酷刑虐待。2025年11月5日被转监到辽宁省女子监狱，三天后11月8日，她便悲惨离世，终年45岁。在给陈妍尸体穿衣服翻身时，从陈妍嘴里流出黑色粘液。监狱要求陈妍的父母签字，火化遗体，陈妍的父母坚决不同意。陈妍的父母要女儿死亡的真相。现在陈妍的遗体存放在沈阳市回龙岗殡仪馆。

报告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 1713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 11 人、无期徒刑 17 人、有期徒刑 1423人，刑期不明 29 人，羁押未判 262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或强迫失踪情况未完全记录。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可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5 年 11月 30 日）第122期（共171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