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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学论：是由“一群海内海外学习和研究女权主义的人”建立的网络社群，旨在“分享对女权主义思想的激情和热爱”和“追求社会公正、人类平等、生活正义”。该组织每月会发布《女权学论电子报》，第一时间向读者提供活动预告、回放、性别新闻、学术资源等讯息。

自由娜拉NORA：是一个缘起于“铁链女事件”民间行动的独立媒体，持续关注和监测中国人口贩运和精神障碍权益的最新新闻和政策动向，推动相关问题的政策倡导、学术交流和公共传播。

一、世界最大太阳能电厂正在为维吾尔人种族灭绝漂绿

近日，位于纽约、专注于气候变化的杂志 Atmos 发布了一篇文章，探讨新疆建成世界最大太阳能电厂背后的争议与隐忧，也批评了西方气候活动家、可再生能源倡导者等人无视维吾尔人权问题的虚伪行为。

据悉，该电站于 2024 年投入使用，规模高达 3.5 吉瓦，占地超过三万英亩，其发电量相当于欧洲国家卢森堡全国的用电量。文章指出，该项目一经推出便得到了国际媒体与环保组织的盛赞。

澳大利亚非政府组织 Climate Energy Finance 的能源政策分析师董旭阳 (Xuyang Jess Dong) 表示：“这个项目向世界表明，随着太阳能电池板和太阳能组件价格的大幅下降，技术创新可以使太阳能项目更上一层楼。”

然而，作者称这些专家和机构却完全忽略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这一清洁能源“壮举”坐落于维吾尔人的家园——新疆。自 2018 年以来，有证据显示中共当局正在对当地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

作者引述多位流亡海外的维吾尔族裔人士，如阿巴斯（Rushan Abbas）与伊尔特比尔（Elfidar Iltebir）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这座太阳能电站非但不是“绿色转型”的荣光，反而是中国长久以来对维吾尔土地、文化与人民施行压制、剥削与殖民政策的延续。他们指出，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中国政府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便不断向这一地区移民汉族人口，控制土地与资源，挤压维吾尔人的传统生存空间。在他们看来，新疆的自然富饶——煤炭、石油、硅材料与矿产等资源——长期被中国政府利用以满足经济和工业野心，却没有让当地维吾尔人受益。今日的巨大太阳能电站不过是在清洁能源的幌子下继续这种剥夺与控制。

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所谓的“绿色漂绿”（greenwashing）。本应抗衡化石燃料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却被用来粉饰和掩盖人权侵犯的罪行。作者强调，虽然国际气候政策专家与环保人士急于看到中国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以期减缓气候变化，但他们却忽视了项目所在地的社会与人权代价。

这些智库普遍称赞中国太阳能产业，然而“当被问及维吾尔族的人权问题时，中国能源政策分析师董旭阳 (Xuyang Jess Dong) 和气候能源财经都拒绝回答”。

文章指出，这一太阳能发电场的宣传资料中没有出现任何维吾尔人的身影与声音，更未提及他们的权益与利益。相反，电场建设与管理都主要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

作者称，中国在新疆的太阳能产业与煤炭使用紧密相连：受补贴的新疆煤炭为太阳能面板的制造提供了廉价能源支持。这意味着所谓的“绿色转型”并未真正摆脱对高碳能源的依赖；相反，它可能只是旧有资源掠夺模式的再包装。作者援引人权商业资源中心（BHRRC）的报告显示，清洁能源企业在人权保护方面整体落后，尤其是中国相关企业未能就土地权、劳工与原住居民权益等问题建立充分标准与透明度。

应对这种局面，作者提出“自由、事先知情并同意”（FPIC）这一国际原则，以确保当地社区对项目规划有话语权和参与度。然而，在新疆全面的国家管控和人权侵害背景下，FPIC 原则根本无从落实。

最后，文章将新疆的案例与其他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相似问题联系起来。在西藏、内蒙古等地，大型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同样引发对当地语言、文化及生态的严重冲击。由此，文章得出结论：气候变化的应对不应以牺牲少数群体的权利、尊严和文化为代价。如果“清洁能源”的扩张忽视基本人权、未惠及当地居民，并持续压制、驱逐和同化原住民族群，那么它仅仅是换了面貌的资源掠夺与殖民行为。

因此，作者呼吁国际社会与环保运动者正视这一问题：在称颂中国“清洁能源”进步的同时，也须直面背后的种族灭绝现实与人权侵害。只有当能源转型与人权保护齐头并进，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与公正的未来。

二、哈佛学者：“对华强硬”已经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正确”

2023 年春，美国国会成立了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the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其听证会引发了对美国对华政策一致性的担忧。CNN 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 (Fareed Zakaria) 将这种一致性比作“麦卡锡时代”，认为这种“群体思维”可能导致军备竞赛或战争。

哈佛大学博士 Michael Cerny 和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 Rory Truex 近日联合发布了一份对美国外交政策人士的调查报告。报告发现，尽管对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国家”的定位基本达成共识，但对具体应对措施仍存在多样化看法。

作者对 495 名外交政策专业人士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进行了 55 次访谈，得出了三点发现：

首先，尽管倾向于共和党、白人、男性及具有军事背景的专业人士更容易表现出对华政策的“鹰派”倾向，但各政治阵营间态度彼此交织，内部差异巨大，难以简单归类。许多“威胁感知”上的强硬者在具体政策建议上未必如此强硬。总而言之，大家普遍对中国的定位和认知具有共识，但如何应对则看法不一。

其次，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感受到了职业和社会压力。他们表示，自己受到压力只能发布“鹰派观点”而非真实看法。这种压力尤其体现在持温和立场的人群中，如希望进入政府的年轻专业人士及女性、少数族裔等边缘化群体。其中，亚裔和华裔美国人面临更高压力，他们不仅需要强调对美国的忠诚度，还常被低估其专业能力。

最后，压力导致了对华政策建议趋向鹰派化。一些受访者在实名情况下更倾向表达“美中对抗”的观点。访谈显示，许多人在公开和私下表达的观点并不相同，公开场合更倾向使用鹰派语言，以迎合当前政策框架。这种“话语镜像”使得鹰派观点被放大，而温和立场被忽视，形成了一种“多元无知”现象，即公众高估了“鹰派”的支持度。

最后，研究者认为，尽管存在广泛的观点分歧，但公开场合的讨论未能充分展现多元声音。因此，针对这一现象，他们建议通过鼓励质疑假设和促进健康辩论来提升决策质量，从而避免“群体思维”对外交政策制定的潜在危害。

三、中国民主季刊：纪念香港自由的捍卫者张语轩博士

2024 年 7 月 29 日，知名香港法学家张语轩博士因病去世。《中国民主季刊》特别发布了一篇悼文以纪念他对香港民主自由的奋斗和坚持。

2024 年 7 月 29 日，我们痛失了张语轩博士——一位卓越的学者、法律专家以及香港法治、人权与自由的坚定守护者。张博士的离世不仅令学术界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研究者，更让关心中国与香港问题的人权坚守者失去了一位无畏的声音。张博士为《中国民主季刊》所做的一个访谈，是他留下的最后作品。

张博士于 1986 年 6 月 5 日生于香港，后随父母移民加拿大。尽管移民海外， 但他对故乡始终爱的深沉。他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 20 年，见证了这座城 市的变化。张博士在推动香港的法治与自由方面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坚持。 他不畏挑战，始终坚定地为香港发声。他的同事和朋友们始终记得他对自 由和民主的坚定信仰，称他为“法治的守护者”和“捍卫香港的勇士”。 无论是为香港的未来抗争，还是在国际社会传播香港的困境，他都毫不动 摇地为自由而战。

作为加拿大皇后大学法学院的助理教授，张博士专注于国际法、比较宪法与人权法。1 他的研究揭露了中共政权如何滥用法律，侵蚀香港的自由过程，尤其聚焦于 2019 年反送中运动和 2020 年《国安法》实施后的急剧变化，直言不讳地批判了中共政权的打压。正如他在完成于国安法实施前几天的博士论文《滥用的法律主义》(Abusive Legalism) 中所尖锐指出的那样，新威权主义者把法律当作工具，表面上维护秩序和公正，但实际上却用来迫害或控制他人，法律不再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张博士早在 2014 年就预测到了香港的陷落，并不断警醒世人。他的学术成就对全球的法律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产生了广泛影响。

作为学者，张语轩的锐利与勇气得到了同事和朋友的高度评价。在学术界，他的朋友和同事普遍认为他是一位温暖亲切、充满智慧、风趣幽默且无畏真理的人。在皇后大学任教期间，张博士是一位热衷于激励和引导他人的导师，深受学生的喜爱。

张博士参与的最后一个学术项目是代表《中国民主季刊》对戴大为 (Michael Davis) 教授进行专访。2 在这次访谈中，张博士和戴教授深入探讨了北京对香港的专制干预如何导致自由的沦陷。他与戴教授一起剖析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原本对香港法治的承诺，如何被强加的《国安法》一步步侵蚀。戴大为教授评价道：“Alvin 认真阅读了我的书，提出了很多出色的问题，促成了一场难忘的对话。我非常享受与他共事，会怀念他的智慧和风趣。”

张语轩的离世对于朋友、家人、同事和整个学术界、人权界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但他的勇气、智慧和对自由的坚定信念将永远铭刻在所有认识他的人心中。我们对他的母亲 Minnie、他的遗孀王爱玲 (Alyssa) 和他的女儿张嘉礼 (Elizabeth)、张嘉乐 (Margaret) 深表慰问。我们将永远怀念这位为法治与人权事业献身的学者与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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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协会 (Asia Society)：是美国一个非营利组织，总部位于纽约，创办宗旨是向世界传播亚洲文化。该协会旗下设有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ASPI)，经常发布对于中国和亚洲地区的研究报告，对美国亚洲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力。

一、亚洲协会：全球对华民意呈现“南北分歧”

亚洲协会近日发布了一份全球对华好感度数据库 (Global Public Opinion on China, GPOC)。结果发现，在将人口加权之后，全球对华好感度平均值为 -12%，负面看法多过正面。

该数据库规模庞大，收集了自 2000 年以来的 160 多个国家的 2500 多份英语调查，以及 3000 多份其他语言的调查。之后，亚洲协会将这些数据“再编码”整合到一份数据库中，最后找到了许多有趣的发现。

数据库显示，不同区域之间对华看法迥异。通常而言，目前“全球南方”（意指发展中国家）民众对中国往往更有好感。其中，除了中国本身，好感度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瓦努阿图、古巴、佛得角、利比亚和塞尔维亚。俄罗斯排名前十。从区域上看，对中国最有好感的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当地民众对中国的正面评价比例普遍比负面评价高出 50%。报告称：“中国在非洲收获的好感并不仅仅限于精英阶层，而是深入普通民众。”

然而，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对中国有好感，印度、土耳其和伊朗等国家民众对中国看法则较为负面。

另一方面，对中国看法最负面的国家是日本，其次是芬兰、科索沃、瑞典和丹麦。美国对中国的好感度则排在倒数第 11 位。其中，日本对中国看法长期负面，仅在 2002 和 2003 两年好感度为正数，其他时间均是负面评价多于正面。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一直如此。倒数第二名芬兰、第七名澳大利亚等国则是从 2018 年开始才对中国看法转为负面。美国民意是在 2012 年以后开始对中国转变，之前基本保持中立水平。

就像美、澳、芬等国看法改变一样，全球范围内对中国的态度也在变化。总体而言，全球对中国好感度在 2001 年达到巅峰，正面看法超过负面 34%，之后就缓慢地持续走低。然而，在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世界对中国的好感度出现了暴跌，首次跌为负数，达到 -7%。

报告表示，新冠疫情影响非常严重，哪怕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形象下降有据可查，但 GPOC 的数据库显示，从 2019 年到 2020 年，中国在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净好感度平均下降了十多个百分点。中国的形象在拉美和南亚尤其受到打击；但在中东和非洲相对不受影响，在东南亚甚至有所改善。”

二、吴国光｜李文亮的“明白”与茨威格的“不明白”

近日，斯坦福大学政治学者吴国光发表了自己的最新文集《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转型八论》。10 月 12 日，《当代中国评论》刊载了这本文集的前言，之后得到了波士顿书评转载，并添加标题“李文亮的‘明白’与茨威格的‘不明白’”。

波士顿书评在编者按中写到：

李文亮的“明白”与茨威格的“不明白”一样，充满无奈、无助与无望！在茨威格与李文亮之间，历史走过了 100 多年，现代化从欧洲扩及全球直至远东的“中央王国”；但历史似乎也失去了创意，隐隐然只在重复自己。今天人们也许明白了专制政治的淫威不可挑战，但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财富不足以保障繁荣、和平、权利与生命。

吴国光在前言中一开始就表示，随着习近平实行个人高度极权的“逆转型”治国路线，“中国的繁荣时代结束了”。对此，整个中国社会都处在一种“迷茫”的状态。因此，作者称：“恕我用一个外国人的名字来指称这种留恋旧日繁华而不甘乱世来临的心态，将之叫作‘茨威格之惑’。”

茨威格不明白，财富作为“那个时代阻挡不测风云的最好的墙壁”，为什么挡不住灾难的降临？他更不明白，经济精英们所具有的那种“天生的商业洞察力和放眼全球的眼光”，为什么根本看不到，也看不清灾难是如何产生并降临的。“我以为我已经看到了新的曙光，但实际上这只是日渐临近的燃烧世界的战火”——当然，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把远处的烈火看作新的曙光，抑或曙光可以漫烧成战火。

之后，作者写到了疫情初始李文亮医生收到的训诫书：“若固执己见、不知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将受到法律制裁，听明白了吗？”而李文亮医生则无奈地写下了“明白”二字。作者称，这里的“明白”二字让他惊心动魄。

在一个强大而暴虐的专制政权下，你即使面对病毒的扩散和生命的悲剧，也不能自发采取拯救的行动，否则只能接受它的所谓法律制裁。

由此，作者表示，实际上现在的世界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前面临着同样的处境。

李文亮的“明白”与茨威格的“不明白”一样，充满无奈、无助与无望！在茨威格与李文亮之间，历史走过了 100 多年，现代化从欧洲扩及全球直至远东的“中央王国”；但历史似乎也失去了创意，隐隐然只在重复自己。今天人们也许明白了专制政治的淫威不可挑战，但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财富不足以保障繁荣、和平、权利与生命。

同样，作者在前言中也发出了类似的问题：

世界为什么会这样改变？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倒退？为什么习近平不得人心却可以得逞恣妄？中国人在无助与无望中还有什么选择？

作者表示，这本文集就是希望回答这些问题。

该书分成八个部分，以时间为线索论述中国当下的“来路与前景”。

第一部分为“论 1989 天安门”，这是因为，在我看来，1989 年天安门的事态发展，是理解中国走向繁荣并最终在繁荣中走向“逆转型”的历史起点。

本书第二部分“论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内容即在于回顾和反思 1980 年代后期的政治改革。

本书第三部分即论 “中国模式”。

第四部分为“论中共党代会”。

中共十九大宣称中国进入所谓习近平“新时代”。论习近平“新时代”即是本书第五部分的主题。

第六部分为“论政治转型”——这可以说是本书的总主题，也是我至迟自 1986 年起即投身其中的毕生努力的目标。这里的 12 篇文章，前七篇不妨认为是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总体论述，后五篇则是对习近平新极权时代下中国政治转型形势与战略的新思考。

第七部分为“论历史经验”，收入 10 篇文章，大体按所论主题的历史顺序排列。其中，头两篇讨论 “中国民族主义的多重悖论”和“大一统的历史迷思”，都涉及 nation-building（民族建设）与 state-building（国家建构）的宏观问题……

第八部分以“论观念更新”为题似乎并不准确，但大体概括了这一部分不同主题的九篇文章的共同性，那就是讨论人们的认知对于中国转型的重要性，以及提高认知能力对于转型的必要性。

三、维权网：十一月中国新增42名良心犯

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维权网于11月30日发布了十一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根据该报告，维权网上期名录中的42人已被刑满释放或取保获释。并获悉有羁押7人被判刑，9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3人以及39人被判刑，共计42人。被捕的主要原因是香港民主人士遭“国安法”迫害，维权上访，参加宗教活动，以及参加民主人权活动等。

1、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及取保获释的42人的名单：

陈海霞、陈气、陈艳红、达日（藏）、杜艳红、

冯蕴青、高明洁、耿家峰、何丽霞、 贾建怀、

金晓梅、白宝华、李保兰、李德标、 李慧、

刘长福、刘成伍、刘金萍、龙有时、 罗旭、

马同欣、潘玉峰、嘎玛桑珠（藏）、王红霞、王楣泓、

吴旭钦、夏霖、杨淑君、殷宝合、余光河、

袁志强、赞查（藏）、张瑞君、张英玲、赵恒德、

周艳波、丁乾、段志生、那粉琼、王刚、

易惠军、姚静娇、

2、羁押人员7人被判刑：

10年：戴耀廷、

7年6个月：王一飞

6年9个月：余慧明、

5年7个月：伍健伟、

4年8个月：黄之锋、

4年2个月：毛孟静、

2年9个月：全世欣、

3、被刑事拘留3人：

赵雅静、李原风、占友超、

4、本期新增被判刑的39人名单：

10年：康淑梅、

7年6个月：孙文田、

7年3个月：吴政亨、

7年：何桂蓝、朱继雨、郭长锁、

6年9个月：区诺轩、梁国雄、

5年6个月：曾秀琼、

5年：孙健、田玉杰、

4年6个月：谢国芬、

4年：黄濡红、胡辉、田丽平、李利珍、

3年9个月：孙彩艳、

3年6个月：张嘏、魏淑燕、刘旭、张传文、赵颖、张忠、

3年：王晓菁、张成艳、郑小华、

2年10个月：谈静、

2年6个月：孙晓明、刘本芝、申玉国、王磊、李鹏、

2年：张雅明、张桃凤、

1年10个月：路连义、

1年6个月：冯吉春、

1年3个月：张毓真、

1年：刘建恒、刘文萍、

截止发稿为止，中国目前共有1656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8人，有期徒刑1392人，刑期不明24人，羁押未判235人，另有大量人员 “被精神病” 和强迫失踪并未完全记录在内。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请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4年11月30日）第110期（共1656人）》

此外，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有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对于中国劳工权利的追踪报道。十月份中国发生了安全事故0起，工人集体行动156起，工人求助56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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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16日，一家名为“安洵信息”（英文名称 iSoon 或 Anxun）的中国公司内部文件被发布到 GitHub 上，文件显示该公司协助中国政府进行黑客攻击行为。11月29日，日本放送协会（NHK）走访了包括中国数字时代在内的多家机构，对此事件进行了调查和报道。

日本放送协会首先采访了最先发现文件泄露的台湾杜浦数位安全公司。该公司介绍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今年2月，该公司在社交网站 X 上发现了一条神秘的 URL。这条 URL 指向 GitHub 上大量令人震惊的数据。它们包含关于据称由安洵信息开发的技术的信息，这些技术可能被用于网络攻击。这些技术包括一种据称可以用来入侵微软和谷歌邮箱账户的工具，以及用于窃取电脑和智能手机信息的技术。

这家台湾公司追溯到了数据的来源——安洵信息公司。他们的分析发现，这家公司实际上在为中国公安部门充当黑客支持：

这些文件揭示了中国政府如何与网络安全公司合作。它们是近年来发现的最重要文件，有助于理解中国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关系。

无独有偶，去年5月，中国数字时代曾披露一份中国公安的内部文件。NHK记者因此采访了中国数字时代的创始人萧强。

萧强向记者介绍了这份文件的由来。文件是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的一份通知，该机构组织了全国40多名工作人员在北京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侦查专项会战”。而该行动的主要内容是“派员参加与境外‘网军’的舆论争夺战，切实维护网上政治安全”。

相关阅读：【立此存照】关于派员参加境外“网军”侦查专项会战的通知

萧强进一步说明，通过调查发现，这些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在警校期间的学生：

对名单上公安人员的背景调查显示，他们在警校期间学习了网络技术。这是一张在互联网上收集数字证据的竞赛照片，参与者是警校学生。他们现在都是警官。

记者通过进一步的采访和调查发现，安洵公司的黑客行为之一的目的是影响海外舆论，开展“认知作战”：

泄露文件中的技术是操控社交网络上公众舆论的工具。它们包括所谓的“Twitter 舆论控制系统”。据称该系统能够大规模入侵账户并进行大规模发帖。系统的描述表明，它是根据中国公安的要求开发的。这些文件还确定了涉及此类网络攻击和舆论操控的行动，这一行动被称为“认知战争”。

随后，NHK还采访了加拿大记者格雷厄姆·伍德（Graham Wood）、传播专家阿普里尔·范·厄特（April van Ert）、加拿大前军事情报官斯科特·麦格雷戈（Scott McGregor）和中国前公安邓海燕等人。他们分别讲述了中国当局采取的“信息战”行动。

最后，NHK提醒观众，在互联网时代，手机、电脑和社交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而，民主社会正在面临“认知作战”的威胁。“我们应该对我们所信任的内容保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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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安洵外洩事件：NHK记者采访台湾杜浦数位安全公司和中国数字时代创始人萧强，探讨中国“认知作战”。

一、“大外宣”利用谷歌新闻数字营销虚假信息

11月23日，谷歌联合网络安全公司 Mandiant 发布一篇报告，揭露了一个向全世界散播虚假新闻的中国信息操纵网络 GLASSBRIDGE。目前，谷歌以违反编辑透明度和反欺骗政策为由，封禁了相关网站。

谷歌表示，该网络由四家中国公关公司运营，建立了1000多个虚假新闻网站。其覆盖范围极广，包括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泰国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

这些网站往往会伪装成独立媒体，以所在国的语言发布新闻内容。然而，内容多为来自中国国家媒体的文章、新闻稿以及亲中国政府立场的政治叙事。甚至，这些网站还会利用人工智能掺杂真实新闻生成文章，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具体来讲，这一网络的内容针对性很强，主要涉及台湾、新疆、南海等敏感议题，以及传播中国当局的政治和外交立场。

以四家公司中的上海海讯科技公司为例，其运营600多个虚假新闻网站，覆盖中英文受众以及多个国家，内容则以宣传中国官方叙事为主，文章质量低下。其中，大量内容来自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主题涵盖南海争端、台湾问题、新疆政策等。此外，海讯还通过 Fiverr 等自由职业平台招募社交媒体账户，以推广亲北京内容。

此外，谷歌还发现这些公司利用新闻发布服务，如 Times Newswire 和 World Newswire 等分发内容，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作为应对措施，谷歌自2022年以来已经移除了超过1000个相关域名，并限制其内容在 Google News 和 Discover 功能中的可见性。此外，谷歌还关闭了多个与该网络关联的 YouTube 频道账号。目前，谷歌仍在持续跟踪中。

最后，谷歌表示，GLASSBRIDGE 的出现标志着“信息战”从传统社交媒体转向数字营销的复杂化趋势。这些行动不再单纯依赖社交平台传播，而是利用伪装的新闻网站增加其可信度，并以全球化的视角针对不同地区受众。对于平台方、媒体及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一案例提醒我们，信息战的形式正在演变，遏制虚假信息传播需要更强的技术手段和国际合作。谷歌的应对为打击此类行动提供了一个范例，但未来的挑战仍然严峻。

二、ASPI：中国利用 AI 等先进科技洗脑民众，若对他国使用恐威胁民主国安

11月26日，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发布一份报告，指中国利用 AI 等高科技大力发展“说服技术”(Persuasive technologies)，强化对民众的监控和洗脑。如今，通过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国在这一技术上领先世界。报告担心，如果中国将这类技术运用到海外，可能会对他国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报告首先解释了什么是“说服技术”——任何通过利用生理和认知反应或弱点来塑造用户态度和行为的数字系统，比如人工智能 (AI)、周边技术 (ambient technologies) 和神经交互技术 (neurotechnology interaction)。这些技术可以操纵人类的情绪、行为，将使中国当局对民众的“洗脑”效率大大提高。

报告罗列了一系列公司作为案例，包括蜜度、燧世(天津)智能和歌尔股份。这些公司与大量地方政府、公安机关合作监控民众。比如，蜜度公司为当局提供的“新浪舆情通”产品可以对民众舆情进行实时监控，几分钟之内就可以生成一份报告。该公司声称中国中宣部和网信办都在使用这款工具。它的另一款产品“V助手 1.0”则专门针对“突发事件”的监控，成为中共当局“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战略”的重要工具。

此外，作者表示，目前有证据显示，中国当局已经将相关技术通过“军民融合”用在了军事上。中国当局意图通过心理战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作者担心，中国当局会将这些技术用在对付其他国家上，包括“大外宣”、心理战、跨国镇压、网络行动和增强军事能力等手段。实际上，这一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已经将 AI 技术应用在了“信息战”上，包括操弄台湾选举、影响全球舆论和“认知作战”。

最后，报告表示，尽管“说服技术”发展迅速，然而民主政府过去十年对这些挑战的行动迟缓且被动。因此，作者建议民主国家应该努力保护用户隐私，并且“为下一代说服技术的潜在恶意使用做好准备并加以应对”。

三、甘思德：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战争会适得其反

“小院高墙”政策是拜登政府对中国的重要政策，旨在限制中国高端敏感技术的发展并维持美国的优势地位。如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表示将对中国征收 60% 的关税，并扩大对中国科技行业的限制。

然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商业与经济信托主席甘思德（Scott Kennedy）11 月 26 日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指出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战争可能会适得其反。

文章一开始回顾了美国当下的政策。他指出：“拜登政府延续并扩展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采取了包括出口管制、关税、产品禁令、投资审查和供应链转移激励在内的多种措施。这些政策旨在“遏制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保护敏感数据和关键基础设施、提升美国制造业就业以及增强美国的工业竞争力”。然而，作者表示，这些政策目标彼此之间存在内在张力，部分政策的实施可能会阻碍其他目标的实现。

接着，他评估了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限制是最为显著的政策之一。商务部通过将约 850 家中国机构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以及迫使日本和荷兰等国家采取类似措施，给中国芯片产业带来了沉重打击”。一些企业因无法获得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的产品而撤离中国。一位中国高管形象地描述道：“我们从厨房里的厨师变成了田地里的农民。”这一政策的直接效果是延缓了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进步。

然而，他指出，在电动车和清洁技术领域，中国不仅未被遏制，反而取得了显著突破。文章提到，中国在电动车电池、汽车型号以及充电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已使其领先于全球竞争对手。

作者进一步指出，“美国的技术限制政策在无意中推动了中国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正在加速推进供应链本地化。具体来说，中国投入大量资金和政策激励，在半导体、电信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突破。作者表示，这一过程虽然缓慢，但在设备、芯片架构和材料等领域的研究已开始展现潜力。例如，华为的独立操作系统鸿蒙表明中国科技公司正通过创新适应外部限制。

另一方面，美国的政策还激励中国企业加速全球化步伐。在东南亚、欧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中国企业的投资增长显著，逐步建立了广泛的跨国网络。这不仅帮助中国公司规避了西方的技术限制，还在某些领域（如清洁能源和电动车）推动了全球市场的格局转变。

最后，作者认为，这一政策也造成了对美国经济的“反噬”。出口管制减少了美国企业的营收，使其研发资金缩减，从而抑制了技术创新。限制中国学生和学者进入美国导致科技领域人才短缺，影响了美国大学的科研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加速技术自主化并逐步剔除美国技术，其他国家也出于对美国政策的不信任，开始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作者以半导体行业为例指出，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拨款数千亿美元用于国内制造业发展，但全球范围内的产能扩张可能导致未来数十年的产能过剩。这将使部分美国制造投资变成无效资产，最终可能带来企业倒闭和就业岗位流失。

甘思德警告称，如果特朗普政府选择进一步扩大与中国的经济脱钩，美国可能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和科技创新损失。因此，他建议美国调整政策，避免陷入过度限制的陷阱。他提醒政策制定者应该权衡短期经济安全目标与长期创新和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应该通过更明智的国内政策和多边合作，让美国在维持相对技术优势的同时，避免陷入孤立和衰退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