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21时许，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国恩老年公寓发生火灾，截至9日凌晨，初步统计火灾共造成20人死亡。9日上午，凤凰周刊以非常快的速度发了一篇报道：《老年公寓大火背后的农村养老困局》，推荐阅读。

下面所说，没有深度可言，只是不得不说。

我之前写农民基础养老金，几乎不写农村老人如何之惨，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我也不认为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主要是基于同情，这是他们应得的，我不想用同情遮蔽了亏欠。

但是，没钱的农村老人，就是很惨，各种各样的惨。

国恩老年公寓的那些老人绝不是农村境遇最差的。河北农村老人基础养老金133元/月，除此之外，报道中说，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土地流转（就是他们说的“农民有地”），每亩地年承包价200元。这家养老公寓一个月要800元，也就是说，他们的子女能按月给补贴。在中国农村，不是每个子女都有能力和意愿掏这个钱的，更惨的，是那些无人照料、独守空房的老人。

从报道中看，国恩老年公寓也绝不是最差的，“干净亮堂”，“两人一间”。相比2015年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火灾致38人死亡之后记者走访所见，附近的老年公寓有20平米摆了10张床的，也有30平米摆了13张床的，这已经要好太多。而且据家属反馈，这家公寓的老板娘人也不错，愿意帮助，照顾老人也比较用心。换言之，800元一个月，性价比已经相当不错了。

所以，核心的问题并不是整顿一番就行了，虽然这是必要的，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些农村老人是生活最困难的，他们的孩子往往都在外地，谋生不易，如果没有兜底，各式各样的悲剧难以避免。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王桂新告诉《凤凰周刊》，“我知道在农村还有不少贫困老人有病无钱医，他们最需要的、摆在第一位的可能是吃饱一顿饭、能多活一天。”王桂新曾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一位农村贫困家庭的患病老人，为了不给子女增加沉重的生活负担竟快求一死，

王思思 李一鸣，公众号：冷杉RECORD老年公寓大火背后的农村养老困局

所以农村绝不是那些温铁军、贺雪峰之类的三农专家说的“缓冲器”和“蓄水池”。提到贺雪峰，想起十年前他做过“湖北农村老人自杀调查”，在媒体报道中，他说：“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然而十年过去了，他开始说这是“独特制度优势”，美其名曰“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借助农村和农业的保障与保底，中国不仅有了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而且有了一个防止福利陷阱的蓄水池。”

蓄水池下，多少农村老人艰于呼吸，但这些良心被狗吃了的人眼里：好一派风平浪静的农村风光！

国家推行的新农保每月只有55元，让不少老人有了盼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不少老人对刘燕舞说，“终于有人管我们了。”

公众号：学者荟中青报：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无论是要解决农村老人现实生活的护理问题，还是生命的价值感，每个月有几百上千元的基础养老金，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某些三农学者所说的，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这样的声音不仅会成为政策制定的噪音，更是煽动大众情绪、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破坏性因素。”这跟所谓“福利陷阱”更是八杆子都打不着：体制内退休金一个月大几千上万，你不说“福利陷阱”，把农民基础养老金从不到两百提高到八百块，就要警惕“福利陷阱”了？ 

钱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是其他办法的前提和基础。老人每个月有近千元的养老金，自然不会觉得自己是累赘，如果身体健康，能照顾自己，在农村已经勉强够用；如果要住养老院，子女再补贴一些，护理质量就能上一个台阶。中国式三农学者永远不明白市场的神奇和伟大，它不需要你去创新，市场的参与者比所谓的专家学者聪明一万倍。

我不是说提高了农民的基础养老金，就可以防止出现国恩老年公寓这样的悲剧，这个悲剧有其特殊性。但它可以提醒我们去关注农村老人的生存状态，如果不是一场大火烧死了这么多人，很多人恐怕连眼角都不会看他们一下。所以确实需要感谢凤凰周刊，正如那条报道的读者留言：“其他媒体都在忙着关税汇率宏大叙事，在同一时间协同发通稿……感谢凤凰周刊，新闻不会亡！”

事件本身是特殊的，但背后的困局是普遍的。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的60岁及以上人口约1.21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23.81%。但与之相配的养老机构却严重不足。这些散落在乡镇的养老院，很多由旧校舍、老厂房改造而来，消防设施简陋，护理人员短缺。即便如此，它们仍是许多农村家庭不得已的选择——当子女外出务工，当老人失去自理能力，这些收费低廉的养老院成了最后的庇护所。而发生在4月8日晚上的这场大火，使得农村养老困境再次凸显。

王思思 李一鸣，公众号：冷杉RECORD老年公寓大火背后的农村养老困局

之前在那篇《再有人拿“农民没交社保”说事》下面，有读者留言：

这个说法是对的。为什么农村有那么多“康帅傅”、“营养抉线”、“海乙丝”这样的冒名品牌？你当然可以去讨论法律、道德、监管、消费者意识等问题，但最重要的是：市场决定了这样的消费能力就有这样的产品。同理，如果农村老人手上能多几个钱，市场提供的产品质量自然就会提升，正如上一篇文章所说：“农村老人手上有钱了，会有无数人去给他们提供服务的，以中国人的勤劳和创新能力，会有无穷的想象空间。”

但是，没有钱，一切都无从谈起。家贫百事哀，没钱的痛苦体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它不像火灾这么惨烈，但此痛绵绵无尽期，直至死亡。

上一篇说，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是对应贸易战、提振内需的最佳手段，此前还说过“不管是从公平正义、人道伦理、社会和谐、消除内卷、促进消费，以及民意基础和急迫性，均高于其他选择”。这种拔一毛利天下的好事，为什么不赶紧做呢？

CDT编者按：近日，微博网友 @陈生大王 点评了近期 @IShowSpeed （甲亢哥）的中国行，他认为官方所谓的“无滤镜展现真实中国”，并非真实中国，而是一种“全民营造的大舞台”。

陈生大王：

想说几句挨骂的。你的生活好不好，你的城市好不好，你自己知道的。不需要外国大哥来表演惊讶！兴奋！怒吼fuxk！以此证实这里的生活确实很棒。

有人说，这打破了西方偏见，展示了真实中国。

这是真实中国吗，你去北京，王嘉尔会陪你打乒乓吗，你去成都吃火锅，老板会为你关门营业，弹吉他助兴吗，你走在街上会有人跑来疯了一样给你表演节目吗。

所以这是真实的中国，还是我们希望西方人看到的中国，一种全民营造的大舞台？

只要是合法老外，在咱们这儿已经有很多隐形特权了，这次万众一心，直接给他打造成迪士尼乐园。大哥能不喜欢，能不赞叹吗。只是他享受到的照拂，你也能同等享受吗。

长沙一位餐饮老板在甲亢哥面前表现得过于兴奋，结果群情激愤，今天就看到讽刺画，还有大V老师批判说，一个人，毁了一座城。

Speed的名字和头像出现在重庆的摩天轮上

看来大家还是公开课上多了，你一个人，毁了整个班的形象！

这已经是一种惯性表演。前段时间老外涌进小红书，大家彼此嘱咐只能说国内好听的，韩国人到上海旅行，脑子需要泄洪的大哥们纷纷开豪车出行，这都是同等的虚妄。

我们对外部凝视太上瘾了，好像必须要被观测才能存在。这不是对真实祖国的爱，而是对某种理想自我在他人眼中浮现时的痴迷。

只要看到老外，连连惊叹中国比祖国更好的时候，我们生活似乎也变得更幸福了一些。

这次很多人反复说，甲亢展示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那甲亢老师只要了解一下，咱们群众对黑人的真实看法到底如何，就知道什么才是真实，复杂，多元的中国。

我知道这件事里没有坏人，只是我实在没有兴趣。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应该比外人更快乐。

魏春亮：同样只是展示中国的某一面，甲亢哥就真实，《隐入尘烟》就虚假。同样只是展示中国的某一面，甲亢哥人人称赞，《隐入尘烟》就人人喊打。

文 | 修明

更黑暗的时刻到来了，白宫称因为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将对中国继续加征50%关税，至此美国对华进口商品的累计关税已经高达104%，远超特朗普第一任期平均20%的税率。如此高的税率，意味着中国对美出口将完全断绝，考虑到特朗普还会对进口商品进行来源国溯源，中国企业通过转口贸易规避关税的想法也将愈发困难。

很遗憾，特朗普选择对全世界加征关税后，很多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仍然选择了屈服。

越南领导人苏林表示，愿意取消所有对美进口商品的关税，希望特朗普能将46%的关税推迟45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希望彻底消除以色列和美国间的贸易逆差。

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愿意与特朗普就关税问题展开谈判，以推动美方重新审视关税政策，他表示日本不会“以牙还牙“。

欧盟虽然对美国做出了一定反制，但不想过度激怒特朗普，欧盟两次推迟了报复性关税的实施步伐，以留出更多时间与特朗普谈判。欧盟有高级官员表示，欧盟在与美方谈判的过程中提出双方都对工业品征收零关税，但考虑对特朗普的汽车关税进行报复。面对欧盟的半推半就，特朗普表示不接受！就欧盟目前的反应看，大概率还是要妥协。

加拿大表示要对美国进口汽车征收25%关税，以回应美国采取的类似措施，但没有说明具体实施日期。

纵观世界，大部分国家要么是屈服要么是观望，只有中国做出了像样的回击，并暗示绝不向美方的淫威妥协。

目前中国对美加征34%关税，并可能限制美国电影进口、提高对大豆等美国农产品的关税以及禁止美国禽肉进口，以打击特朗普的农民票仓。华尔街日报还透露，中国将把TikTok作为谈判工具，如果美方拒绝在关税上让步，中方将不同意出售TikTok。

目前看，反对特朗普单边主义的联盟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有一定可能要和特朗普孤军奋战，陷入这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绞杀，中国将进入最艰难的时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终于到来。

大变局来临，是时候改变经济发展思路了。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一直不是齐头并进，政府一直侧重出口和投资而轻视消费，现在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中欧也展开贸易战，越南为了讨好美国也对中国征收反倾销税，出口这条路明显走不通了。中国必须从专注出口变为刺激消费，必须靠广大的国内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中国经济的问题在需求端不在供给端，企业之所以内卷严重，急于出海都是因为需求不足。

现在国内消费不足，简单来说就是老百姓兜里没钱且预期不足，没钱会减少消费，预期不足会把钱存起来，进一步减少资金流动。没人消费，企业就没有订单，就发不出工资，偿还不了贷款，企业没有现金流就会减员甚至倒闭，企业倒闭，更多人失业，更多人没钱，没钱会进一步减少消费……。

要解决问题，除了善待民营企业，还要政府直接向老百姓发钱，尤其给最有消费意愿、最有消费能力的年轻人发钱！

中国的中老年人经历过苦日子，消费观念淡薄，即使发钱也大概率把钱存起来，以后留给子女，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中国的80后、90后、00后，生长于中国经济腾飞的年代，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较高，具备很强的消费意愿。其中，90后、00后因为失业没钱消费，只能靠父母接济度日，俗话说吃人最短，拿父母的钱肯定不如拿自己的钱敢花。

而85后不仅有消费意愿，且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高消费时期，刚需很大，如果给他们发钱，效果将立竿见影！

之前在大厂工作的时候，曾调研过大学生就业问题，深刻体会到年轻人的艰难。今年1月份，16-24岁青年失业率上升到了17.3%，这还是剔除在校生后的数据，如果算上在校生，再计算下劳动参与率，青年啃老、青年失业的情况将触目惊心。

青年就业有多难，我在大厂的经历可以证明一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现在大厂招实习生的标准就是以前招校招生的标准，现在招校招生的标准，就是以前社招的标准。

2021年，首师大毕业的学生还能进入大厂干运营，且工资能开到20k一个月，但现在北大毕业的硕士也难以过关，即使过关也只能开出15k一月。我自己的实习生，不仅北大、人大的学生司空见惯，就连芝加哥大学等美国常春藤毕业的学生，也不罕见，即使这些成绩极为优秀的学生，也常通不过公司的面试。

能成为实习生的人都凤毛麟角，更遑论正式员工，大部分实习生结束实习后，都无法获得成为公司正式员工的机会。很多领导都表示，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他们绝对进不来公司，还有一位朋友透露，如今大厂面试的难度和报录比，不亚于最热的公务员岗位。

现在各大企业都在减员增效，极度偏爱工作经验，不愿意花费成本培养应届生，这样的局势，大学生就业怎么可能好？北大清华、海外名校毕业的顶级学生，就业都如此困难，更不用说普通一本的学生。

除了失业，生活成本也遏制着青年的消费能力，在北京工作，合租要2500-3000元一个月，整租一居室要4000元左右，一个月要挣1万元才能勉强覆盖生活支出，试问在减员增效的背景下，有多少企业能开出1万元的工资？

我现在带的一个学生，在望京工作，在顺义租房，通勤时间超过1个小时，即使累死累活，省吃俭用，一个月也剩不下1000元，这样的生活压力，年轻人如何消费？北京艰难，成都、重庆这样的二线城市也不容易，虽然房租不高，但企业给的工资也是匹配当地水平，同一家企业，重庆的工资要比北京低20%以上。

90后、00后压力大，85后压力更大，很多85后都遭遇了中年裁员，一边失去工作，一边带着孩子，身上还背着房贷，很多曾在大厂工作的基层员工如今都被迫开起了滴滴，每月的收入还房贷已是捉襟见肘，如何能消费？85后普遍有优生优育的观念，他们也想给孩子和家人优质的生活，如今他们是想消费却没钱消费。

这些本有可能成为新中产阶层，最具消费潜力的群体如今被迫压低自己的消费需求，对中国消费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拼多多、番茄小说和县城旅游的大火，背后是消费降级和收入降低！

要想真正提振消费，必须给18-40岁的青年发钱！如果给应届毕业生（毕业3年内）每个月发2000元，将极大改善他们的处境，如果给85后育儿的父母们每月发2000元，并给予育儿补贴、租金减免和房贷利率减免，将极大释放他们的消费潜力。

是时候进行重大的变革了，是时候将决定产业发展的权力交给人民了，应该由中国广大的新一代决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以及“企业该生产什么样的商品”，应该让中国人自主的消费选择取代产业政策，成为企业投资、生产的风向标。中国企业最终要为中国人而非美国人服务。只要中国最具消费潜力的群体被调动起来，那么即使我们失去美国市场，也可以度过“特朗普风暴”。

特朗普风暴既是困难也是机遇，它给了中国经济进行重大变革的压力，只要我们能抓住机遇，及时转换发展思路，就一定能渡过难关。从国家的未来考虑，我们也决不能让中国的新一代成为中美贸易战的牺牲品。

特朗普的政策已经遭到美国国内强烈的反对，预计到2026年中期选举，特朗普就会成为跛脚总统，2028年新一届美国大选，美国内部就会对特朗普的路线进行重新调整。

中国不一定会输掉贸易战，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人民”，尤其相信中国的年轻人。

今日凌晨，川皇御用的福克斯报道，由于我国没有取消34%报复关税，104%的额外关税已经生效。到了这一步，104%与500%的差别应该也不大了。昨晚，李总亲自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打电话，表示「中方采取的坚决措施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是为了捍卫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公平正义」。很显然，是希望欧盟一起行动。但冯德莱恩的回应并不热烈，从官媒报道看，仅表示道义上的认同：「美国加征关税严重冲击国际贸易，对欧中及弱势国家造成严重影响。欧中致力于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公平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经济贸易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这符合双方和世界共同利益。」说了等于没说，相当于没接茬。真实的行动是，冯德莱恩宣布，欧洲已准备好与美国就关税问题谈判。牌桌上仅剩下我国，另有半个对某些产品有反制的墨西哥；其他的，选择了谈判。这也给了川皇下狠手的底气。用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赵伟的话说，三种可能的情形中，最不希望的、最应该避免的、最坏的情形，已经成为了现实。昨日他在节目中推演了三种可能的情形：

• 美国一对多：中国出手后，60多个国家有一半多跟进，美国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世界贸易大战爆发，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 缩小版的美国一对多：我们出手了，德、法、欧盟等几个与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跟牌，世界贸易大战爆发。
• 中国一对多：其他经济体选择了妥协，跟进美国对我国的加税措施，我们变成了一，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

现在看来，全球摊牌了，两个极端情况中，我国变成了一对多……

对全球情势误判如此严重，是不是相关部门没用心工作啊……

是不是只要不跟美国做生意就可以了？

不是，《各国严查「洗产地」，外贸迂回之路已断，可怜中国企业……》。据说川皇的最新要求是，如果越南要零关税，那么越南要跟美国一起对中国加重税。那么，对其他国家肯定也是同样要求。

相当于我国要单挑全世界，又成了最后关灯离开的国家。

普通民众和企业又成了代价。

3月31日刚被我何副总接见的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 昨夜发文：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典型的全球货币、政治与地缘秩序的系统性瓦解。这类瓦解每一代人只会遇到一次，但在历史上，它在类似不可持续的条件下曾多次上演。

一位已经去世的老干部退休后讲过一句话：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是的，我们现在就处于世界瓦解的历史进程中。
2001年加入WTO以来的财富高速增长结束了，甚至1978年以来缓慢的增长也结束了。一位朋友做的外贸单，从赚20万元，秒变巨赔，损失惨重。普通人很可悲，我们无力与历史进程对抗，除了管好自己，我们对外界根本无能为力。有些时候，我们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可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发生，等着灾难降临。就像我写过一位资本家出身的知青家传，初中毕业时他就知道自己没有未来，很自觉地下乡插队，很自觉地下井挖煤，很自觉地中年国企下岗……今日的形势，之前并非没有征兆，普通人虽然没法像大官或者大老板那样在国外置产，但至少可以换些美金或者黄金以抵御冲击。去年一位退休企业家在采访写作家传时跟我说，儿子一接班就在换美元，我说小老板可能是对的。昨日，人民币兑美元贬值至7.34，创出2023年9月以来、1年零7个月的新低。今日凌晨，离岸人民币兑美元跌破7.42！近期到8有没有可能？

关键是如果换汇的人多了，会不会关掉每年5万美元这个窗口？

外贸不行了，房价能不能稳住？我们的身价还值不值？

有些朋友跟我聊天，说在找发财机会。我说要换个思考方向，按美元计价，能保住财富就是赚。

否则，如果全世界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跟着美国对我们加税，张爱玲在1952年好歹还能溜到香港，而我们连个逃的地方都没有。

据说一家跨境电商公司为了规避更高关税，准备到东南亚国家建立多元化供应链，被官方阻止，只能继续从国内采购。

不管是房产，还是什么肉，都要烂在锅里。

中国企业家太惨了，就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追杀，连李嘉诚都躲不过。

因为党报昨日的评论讲了，投降过快，一点反抗都没有，手里也就没有任何谈判筹码，在谈判桌上只能任凭美国予取予求。

相反的，反击美国，或者激烈反击美国的国家，在谈判时才会有筹码，才能和美国进行真正的谈判。

文章说，「投降论」「恐慌论」都该歇歇了，只有对美国进行对等反制，才是最大的国家利益所在。

综合理解，前一段似乎在说必须以打促谈，以提高投降的价码？

但将不反击定性为「投降」，除了奉陪到底，已封死其他选择了。命运就这样降临，每个人都在战车上。

1.朋友A是南方某省的五金家装行业地区龙头，前两年在柬埔寨也买了地皮正在盖厂房。目前状态：国内工厂的美国业务方面，美国客户已经停止下单，但是4月2号之前客户已经下单在做的，或者已经出货还在海上运输的，客户没有让停止，反而要求加快出货。柬埔寨那边，本来工厂还没建好就已经拿到了大额订单，但现在关税突然落地客户虽然有点动摇但没有取消订单，原因是客户觉得柬埔寨服软后能降一些关税。现在他们柬埔寨厂子那边延缓了厂房建设，控制资金流，静待后续4月9号的动作。

2.我问他们如果极端的100%对华关税落地了，他们客户和他们自己分别承担多少。他回复说如果是大卖场的客户比如Cosco这种，大概率他们自己要承担至少一半。由于本来净利润率这两年就卷到了只有7-8个点，因此肯定巨额亏损。他们目前想的是，一方面赶紧去找其他国家同类型客户来替代，另一方面就是对于美国订单，叠加新的关税后算一下，只要亏损能承受的起也干，不能让厂子停了。

3.朋友B是做地板的，目前上下游对美国的订单都直接停工了，剩下少量的对欧洲、俄罗斯的订单还在继续做，但比例比较低，替代不了美国。

4.朋友C是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表示公司上下都很懵，目前情况是美国大厂有表示完全承担关税的，有表示至少承担一半的，还有很多没表态的。他们本来在泰国的新工厂暂时搁置不建了。不过他们还有一些高利润率的产品比如机器人，暂时不受影响。我问如果关税加到100%是不是肯定亏损？是不是还要硬着头皮生产？朋友表示其实没加关税的时候就已经有点亏损了，加了之后只能再看。

5.我另外给大约20个做外贸的朋友发了问卷，问了下各个企业这两天怎么应对。回收上来的结果是目前大约一半在观望或者停产，1/4准备涨价，1/4准备放弃美国市场。

6.大家情绪上比较悲观。只有10%认为是短期影响，影响不大。剩下的一半表示有影响但不致命，另外一半表示严重影响企业经营、看不到解决的方向。

近日，看到这样一个新闻。

台湾歌手Tank吕建忠到大陆来换了一副心肝。

对这个歌手不熟悉，我们先看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2024年3月份，他到浙大二院治疗，医生说他的病情很严重。需要进行心和肝同时移植。难度系数很大。

然后八九月份病情恶化，11月份已经吃不下东西，心脏和肝脏指标异常，已经万念俱灰，准备回去陪家人度过最后的时光。

可就是这么巧，11月21日，就有一个脑死亡的人捐献了他的器官，心和肝都是一个人的。然后浙大二院的医生就给他进行了心肝的联合移植。

手术成功，他活过来了，又可以活蹦乱跳了。

不知道这位歌手换一副心肝花了多少钱？

针对这个事情，新闻媒体主要报道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医学类的，亚洲首例心和肝联合移植，移植技术又突破了。

另一个是Tank在这篇感谢信里提到了台湾省，还感谢祖国，感谢杭州。媒体报道的重点是他提到了台湾省。

不是，台湾的医疗不是很好吗？前段时间的陆配亚亚不是还说很喜欢台湾的医疗吗？怎么一个台湾歌手会跑到大陆来治疗。

看来我们的医疗，细化一点，是器官移植技术，已经遥遥领先了。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更重要的是得有供体。

我们能在器官移植技术上遥遥领先，更主要的是有很多供体，不知为何，这些年突然脑死亡的人太多了。

同样是浙大二院，浙大二院的陈静瑜在去年7月份还在社交软件上发文称完成了这大二院的第100台肺移植。七个多月就一百多台肺移植。

而且陈静瑜从2002年至今由他本人操刀的肺移植手术已经超过1500台。

一个医生就做了这么多手术，一个医院有多少手术，一个城市有多少手术，全中国有多少移植手术。

每一台移植手术，都有一个捐赠者，当然现在技术先进了，也有一个捐赠者同时捐几个器官，救活几个人的报道。

有网友质疑过陈静瑜做这么多手术的器官来源，陈静瑜还说了每一台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都是合法的。

而现在Tank吕建忠换的是心肝，我看媒体报道既有偏医学的也有偏政治的，很少有人提到那个脑死亡的供体，他姓甚名谁都不知道。

只是Tank吕建忠在感谢信里提到了是脑死亡的捐献者。

他能活下来，有惊人的巧合，11月份病重，11月21号，就有一个脑死亡的病例。

器官移植最大的限制除了钱就是配型，而且配型的几率是很低的，可以说是万里挑一。

如果不是脑死亡，可能送到医院已经死了，器官能不能用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而脑死亡了，器官还没死亡，这种半生半死间，正好可以用。这就是器官移植最好的状态。

所以说Tank的心肝来的太巧了，不但要配型合适，还要正好不知什么原因造成脑死亡，任何一步出错都不可能完成。

能给Tank这样的台湾歌手移植成功，大肆宣传还可以做个活广告，像在台湾都束手无策的手术，大陆都可以妙手回春。

可能未来还会有更多人慕名而来。

而这些厉害的技术对穷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碰巧配型成功，高价的手术费就能劝退大部分穷人。

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身体，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和隐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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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角色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面对川皇的关税雷击，最高党报昨日料敌在先，称「天塌不下来」。

但A股今日又打响了3000点保卫战，汇率也大跌，中央汇金还是在下午2点多宣布，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充分认可当前A股配置价值，已再次增持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未来将继续增持，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可见，这种跌幅还是超过了高层预期，不得不紧急干预了。

同时，我国目前可能是惟一一个直接怼美帝的国家《我才说心中有数硬怼川皇，你却下调我信用评级》，对等加税34%，体现了大国风范和气节。

到目前为止，相当数量的国家一边骂骂咧咧一边选择了妥协，主动与川皇联系商讨零关税的落地问题。

对，是如何落地，而非要不要零关税的问题。

这中间跑得最快的，是越南。

自加入CPTPP《越南达标CPTPP，正在发生惊人变化……》以来，越南铁了心要向美帝靠拢。最新的消息是，越南总书记苏林不仅表态愿意零关税，甚至主动邀请川皇访问越南。

而川皇也已经同意前往。

中国南边，注定起波澜了。

想想1978年，我国要改革开放，需要美国市场的配合。而要取信于人，就得彻底与苏修翻脸，说白了，得有投名状。

于是，我方出手教训了苏修支持下的越南社会帝国主义。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演的就是这段历史，我们小时候都看过这部电影，非常惨烈。

有了这场战争，美帝放心地武装我国，甚至给了当时最先进的黑鹰直升机，以联手对付将原子弹对准我国的苏修。

就像二战时武装苏联对付纳粹德国那样。

如今即将半个世纪过去了，沧海桑田，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美帝的眼中钉，而越南却成了美帝的心头肉。

虽然是大国，但我国目前的处境定然有些艰难，毕竟要独力对抗美帝，压力很大。面对美帝的经济霸凌，本以为会一呼百应，拥立我方为盟主，一举冲垮美帝的关税壁垒，并抛弃美元推翻美元霸权进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却没想到大都选择了妥协。

当然，我商务部昨日也召开美资企业圆桌会，通过企业向美方喊话：关税问题的根子在美国，希望美资企业追根溯源、澄清因果，发出理性声音，采取务实行动。

与会企业代表也很识相，纷纷表示将及时向总部报告。

人间正道是沧桑啊。

不仅他国，就连我国香港，这个独立关税区，也在批评美帝美国「加征关税是霸凌无理，违反世贸组织规定」之后，话风一转，选择了「不跟」。

特区财政司长陈茂波在网络上发帖，称香港对所有进口货品包括来自美国的产品都不设关税。

这意味着，香港也不会跟随内地向美国加征34%关税。

不但如此，陈司长还称，因美国商品进入内地需缴纳34%的额外关税，未来在香港购买美国商品可能存在显著价格优势，这种价差或将刺激更多内地游客赴港采购美国商品。

这是赤裸裸的向内地抢生意啊。

想到这两年，因为大批年轻人移民，香港不少中小学招不满学生，放宽了内地富豪和人才移民标准，已经在向内地吸血。

而在1978年刚改开时，港资是第一批、最大批的外资。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我写了300多部家传，发现读书人、绅士、企业家、地主出身居多；个别平民家庭出身的，则通过读书、从军等方式，突破了家庭命运。

家史即国史，现代国家鼓励学生先讲家史、次学国史，以汲取智慧、经验、教训，节节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是生命和文明积累的二传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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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留下几十箱女儿的记录，自己却只有5页。大地不会欺骗种子……

大豆，这个看似普通的农作物，却关系着中国14亿人口的粮食安全。

2024年中国粮食进口总额4900亿元中，3700亿元流向大豆采购，占比高达75%。每花费100元进口粮食，就有75元用于购买大豆。这种惊人的依赖性，折射出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命题：为何一粒大豆能撬动千亿级市场？又为何中国始终难以摆脱对进口大豆的深度捆绑？

大豆的重要性早已超越普通农作物范畴，它既是保障国民肉蛋奶供应的关键支点，也是食用油安全的战略资源。

中国每年消耗的1.2亿吨大豆中，80%转化为养殖业饲料，支撑着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体系。若没有进口大豆，中国养猪业将面临超6000万吨豆粕缺口，相当于减少2.5亿头生猪产能，这直接威胁到居民日均80克的蛋白质摄入水平。

与此同时，进口大豆每年产出1800万吨豆油，占国内食用油消费的六成以上。更值得警惕的是，国产大豆亩产仅133公斤，若要完全替代进口量，需新增7亿亩耕地，这相当于将现有耕地红线从18亿亩提升至25亿亩，在城镇化加速的今天无异于天方夜谭。

中国大豆进口版图呈现惊人的集中度：2024年从巴西进口7465万吨（占71%），美国2200万吨（占21%），两国合计贡献92%的进口量。

这种格局形成于全球大豆产业的深层变革，美国通过转基因技术将大豆出油率提升至19%，巴西则凭借亚马逊平原扩张种植面积，两国共同垄断全球80%的大豆贸易。

但这种“双头垄断”格局正遭遇地缘政治冲击：2025年对美加征关税后，美国大豆进口量骤降，巴西大豆单价应声上涨12%，暴露出供应链的脆弱性。尽管俄罗斯非转基因大豆价格低于巴西产品，但其年出口量不足200万吨，尚不及中国周均消费量，根本无法缓解困局。

中国大豆自给率不足17%的根源，在于耕地资源与粮食安全的残酷博弈。在必须确保三大主粮自给率95%以上的硬约束下，水稻、小麦亩产400公斤的效率碾压大豆的133公斤。

若将1亿亩主粮耕地转种大豆，虽能增产1300万吨大豆，却会导致4000万吨主粮缺口，足够1亿人口全年消耗。

这种替代成本让决策者陷入两难，既要维持“谷物基本自给”的底线，又需承受80%大豆依赖进口的风险。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品种结构，国产大豆蛋白质含量达40%，远高于进口转基因大豆的34%，本应占据食品加工高端市场，却因加工企业更倾向采购廉价进口豆，导致“优质难优价”的产业怪圈。

破解大豆困局需多维度突围。

在黑龙江、内蒙古等主产区建设千万亩高蛋白大豆基地，通过每亩400元补贴提升种植收益，2030年将自给率提升至25%。

中科院最新研发的“中育豆12号”出油率已达18.5%，较传统品种提升40%，有望打破进口品种垄断。

重构饲料配方体系，推广菜籽粕、微生物蛋白替代技术，2024年已减少豆粕需求300万吨。

在巴西马托格罗索州建立海外种植基地，中粮集团现已控制12个港口码头，形成2000万吨级供应链网络。

大豆危机实质上是农业现代化转型的缩影。当全球粮食贸易体系遭遇逆全球化冲击，既要守护主粮安全的生命线，又要在开放与自主之间寻找平衡点。这场关乎14亿人饭碗的产业变革，注定比芯片突围更为艰难，但也更为紧迫，因为粮食安全的底线，从来不容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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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你什么七色彩虹，到了三河这地界，就得听我的，不许红、蓝、黑！

好家伙，山河为之变色，红色的蜜雪冰城，成了灰溜溜：

禁令来自京郊三河市。据城管局解释，这是市政府城市规划的要求。

虽然文件还正在准备下发，但整改已经先行一步。

主打一个有权任性。等于共产主义会实现，我先按需分配起来。

我就借一句海瑞的话说，我中华律法载有明文，除了国务院，不得擅自出台行政许可。

可在某些地方，书记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领导说除三色，七色就不该存在。

去年，同一个省发生过一起「牲口」事件。

城管要求邢台一家残疾人开的缝衣店广告招牌必须撤除，因为领导要来检查。

进门执政时，店主既不起身迎接，答话时也爱搭不理，手中的活也没停，甚至来了句「哪个牲口要检查呢？」

城管随口就拿领导垫在胸前：「我们领导！」

「你们领导是谁？」

城管终于反应过来，吓得不敢再应……

这几年，从上海到东北，到处都有城管要求店招统一的新闻传出，更瘆人的是，有些地方要求黑底白字，妥妥灵堂风。下图是上海：

下图是河北沧州：

下图是沈阳，可怜的蜜雪冰城，屡屡成为整改目标，用什么颜色不好啊：

一位朋友有句金句：「极权审美是个死结」。

从张艺谋的奥运开幕式，到东北邻居的阿里郎，莫不是「摆齐刷的」。

而且， 这种审美从小就根植入每个国人的骨髓。

「摆齐刷的」这句名言，来自张美玉主席大师姐。

这位黑龙江职业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查寝时，随从高声开道，颇有城管拿领导施压的派头：「以后，看清我们六个的脸，我们来了就是查寝了，看好工牌，除了我们六个，谁管你们都不好使，明白了吗？！」

随后即发出指示：「把八(二声)个壶，每天，都给我摆齐刷了。」

张主席被网民呼作黑龙江军阀，这是对领导很不敬的言辞，比「牲口」还难听。

但「摆齐刷的」这个要求，确实一语道尽了极权审美的本质。

可连邢台残疾人小摊主都知道，这是在破坏营商环境：「邢台营商环境现在已经被你们糟蹋成啥样了！」

城管感觉又抓住了把柄，紧逼了一句「被谁糟蹋了？」

结果店主又是硬杠：「领导们！」

城管第二次不敢接茬，落荒而逃，可见欺软怕硬的德行。

可毕竟敢骂领导牲口的摊主只有一个，他们主打一个「弄不完的权」，你也只能「摆齐刷了」。

天本来就不会塌下来，这一点我相信。

因为人类经历了一战二战，那些学费都不是白交的。在这两次大战中，各个国家都已经学会了怎样正确交往。

尤其是在二战以后，再尤其是经历了冷战的核威胁以后，人类学会了一件事：好好说话。

大家都越来越明白，战争的效益其实并不佳。二战后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和越南战争，都给出了警告，那就是战争泥潭其实没什么好处，还可能会拖垮经济，甚至拖垮一个政权——苏联就是在阿富汗泥潭之中消耗了太多。

现在，国际社会已经有了很多共识，关于怎样合作、怎样谈判、怎样避免战争，有了一整套的“技术手册”。这一点在二战之前是缺失的，也是那时候国际秩序还处于丛林社会阶段的一个原因。

全球化的贸易更是让各个国家不愿意发生动荡，知道了闷声发大财的好处，进一步巩固了全球秩序。

所以，天塌不下来，这一点上我赞同主流媒体发出的声音。

但我要说的是另一点：地可能会裂。这才是现在面临的真正问题。

天塌不下来，指的是世界发生热战、大乱战的可能性依然不大，因为有上述我说的这些国际秩序。

但地会裂，指的是二战以后所建立全球经济基础，已经出现重大的裂缝，而且真的有可能会崩塌。对于中国而言，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所建立的经济模式，面临着空前重大的挑战。

先说全球问题。

二战以来事实上的全球贸易和金融基础，就是美元。

1944年，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就是影响至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个体系的核心内容是：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1盎司黄金），其他国家货币则与美元挂钩。

作为遥远的历史回响，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德国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保险库内存了1200多吨黄金储备，最近德国正在考虑要求将这些黄金撤回。可见最近的各种动荡，影响有多大——川普已经动摇到了欧洲最基本的信心和信任。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来崩溃了，但时代的巨变依然让黄金成为不稳定时代唯一的“稳定器”。谁能想到2025年，黄金再次成为锚定价值的焦点呢。

咱们继续说故事。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成为唯一与黄金挂钩的货币，也就是全球的 “锚定货币”，开启美元霸权。一直到尼克松，也就是上一个疯狂加关税的美国总统，美元霸权动摇了。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不再允许外国央行用美元兑换黄金（即“尼克松冲击”）。

因为，越战高支出导致美元超发，法国等国开始用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储备大幅流失。瞧瞧，德国撤回黄金的事情，是不是跟1971年也共振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至此终结，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

虽然美元失去与黄金的直接挂钩，但由于其流动性强、美国经济强大，它仍然继续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美国与沙特（背后是石油输出国组织）达成协议：沙特用美元计价并交易石油；美国提供军事保护与政治支持。从此以后，逐步形成所谓“石油美元体系”：全球买石油需用美元，导致各国必须持有美元。

美元虽然不再与黄金挂钩，但通过石油这一“现实资产”建立新的信用支柱，稳固其霸主地位。

那么，这一切和现在的全球经济、美元霸权有什么关系？

可以这么说：当下的川普关税动荡危机，是1973年以来美元霸权再次面临的重大动荡，同时也是全球经济秩序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因为，美元长期以来被高估，所导致的根本性矛盾已经发展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美元被高估就是指，当前它的汇率水平高于其经济基本面应有的价值。这导致：

1、美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贵，削弱了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

2、美国长期维持贸易逆差，大量进口、少量出口；

3、资本持续流入美国金融市场，而非实业。

大家可以看到，川普就是想给美国治这些病，所以才搞了关税战。那么，他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吗？

川普没有手段去直接压低美元（因为货币政策是美联储管的，不归白宫管，他一直要美联储降息但人家就是不听），于是他选择了对外“惩罚性加税”来调整贸易结构。

于是，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产生：

美元被高估 → 削弱出口竞争力 → 导致贸易逆差→川普发动关税战试图纠偏 → 关税战因美元强势而“打空拳” → 经济动荡导致全球对美元政策稳定性丧失信心 → 美元霸权面临挑战。

可能有人会说，那不是好事嘛，美元霸权受到挑战了，崩塌了更好。

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美元背后是债务，而且是全球债务。这是全球金融架构中最大的“灰犀牛”，一旦发生，无人能幸免。

那将是经济界的三战，会发生毁灭性的经济危机。

因为，美元的“信用+流动性”是一整套债务体系的地基，尤其是新兴国家大量持有美元债务，以美元流动性作为清偿基础。

另外，各国央行也围绕美元进行金融架构的储备工作，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外汇储备。

因为这种深度绑定，一旦发生美元信用的崩塌，受害的将是全球各国。

各国央行减持美债，会冲击全球金融资产价格；会触发一轮主权债务危机和企业违约潮；原本统一的美元结算体系（SWIFT）瓦解，贸易定价分裂；全球实体经济陷入“信用紧缩+贸易收缩”的双重打击……

所以大家看到了，黄金的价值不断上升，因为美元的信用事实上已经松动了。

但美元已经是“大到不能倒”的一个存在，它倒了世界只会更惨。

本来这种痼疾就不好治疗，川普又想要通过对全球贸易的冲击，来实现重塑美国国际收支、制造业回流、化解美债的三重任务，这就像是用最猛的药治一个器官的病，这个器官能不能治好不知道，但其他器官可能都会被搞到快要衰竭。

如果关税继续加下去，全球建立在美元信用基础上的这个“地”，可能真的会裂。川普的疯狂政策不断透支美国主权信用，也会影响美元稳定性。对制造业大国们来说，则意味着出口经济的雪崩。

二战以来人类从未面对过这样的挑战，一切都是未知。不要以为推翻了美元就是好事，就像房地产崩了，受伤的还是老百姓。

对中国而言，最大的挑战就是制造业、实体经济。很多制造业企业，利润已经薄到微乎其微的地步，此前很多厂商都已经是欠债经营，经营只是为了维系现金流和生产线而已。

但现在，关税如果真的按照川普说的可能再加50%，那将会是怎样的场景？不敢想，无法想。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外向型经济而非消费型经济模式，将会面临重大的根本性挑战。

在这时候，务必要以根本性的战略和巨大的魄力，去推进类似当年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那样的政策，让民众的钱包迅速鼓起来，以消化巨大的制造业产能，形成真正的内循环。

天塌不下来，但地会裂。当经济基础的稳定性遭受重大的冲击，那就不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还是那句话，祈祷世界和平。

（全文完）

CDT编者按：微信公众号“牛弹琴”由新华网副总编辑刘洪创办。文章内容代表中国官方，仅供参考。

事态，让人很气愤。

美东时间4月7日，美方威胁进一步对华加征50%关税。今天（4月8日）上午8时48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明确表态，“如果美方升级关税措施落地，中方将坚决采取反制措施维护自身权益。”

怎么应对？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具体对美关税反制措施，我们也得到一些最新消息，中方已经准备了至少6大招。

一、大幅加征美大豆、高粱等农产品关税。

消息人士就称，鉴于近期美方霸凌行径，中方正考虑大幅加征美大豆、高粱等农产品关税。

二、禁止美禽肉输华。

消息人士指出，鉴于美国频繁爆发禽流感，相关方面强烈建议中方，禁止进口美国禽肉，确保中国人民食品安全。

三、暂停中美芬太尼合作。

据透露，由于美方威胁再次加征50%关税，中国政府正考虑停止与美方的芬太尼合作。很简单，美方根本无视中方出于人道主义的帮助，不但不理解中方诚意和善意，还各种抹黑、甩锅、推责，已严重损害中美芬太尼合作的基础。

四、服贸领域反制措施。

消息人士还透露，这包括限制美公司参与采购、限制开展法律咨询等业务合作。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长期顺差，美国政府所谓“对等关税”，无疑给美国当下拥有巨额顺差的服务业出口带来严重危机。

五、禁止进口美国电影。

据有关专家透露，鉴于美方威胁升级对华关税，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减少、甚至禁止进口美国电影。

六、调查美企在华知识产权获益情况。

据消息人士透露，鉴于美相关企业在华获得巨大垄断利益，有关部门研究对上述情况开展调查。

很简单，来而不往非礼也。贸易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出路。施压和威胁，从来不是同中方打交道的正确方式。

我总觉得，这是一场伟大的博弈，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如果这就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劫，那我们就必须勇敢面对。

我们要淡定，要清醒，更要自信。

我们没有关上谈判大门，但也不会心存侥幸，而是做好了应对冲击的各种准备。

毕竟，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不是40年前的中国，也不是4年前的中国，我们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我们清楚知道还面临很多挑战和困难，但我们更相信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上下同心，开放包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又何惧之有？

最后，要说一句，这个世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关税战给美国带来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

最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智联招聘网站统计了一下各种类型的企业，年底发双薪的情况。

总的来说，外资企业对员工最为仁慈：有75%的外资企业发年底发双薪。

而民营企业垫底，只有26%，这个大家都能想得到。

但出乎预料的是，被很多人认为待遇优厚的国有企业，并不比民营企业好多少，只有32%。

从这就能看出外企的难能可贵了。

要知道，现在的外资企业在国内的日子过得并不算好。

除了要面对国内企业的内卷式竞争，还在遭受很多差别对待。

比如，在很多采购项目里，外企连招标的入场券都难以拿到，原因仅仅是他们不是中国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外企还愿意给员工不错的薪酬待遇，至少说明人家在处理问题的想法和态度上，跟国内的很多企业是不一样的。

只要是企业，降本增效永远是一个核心问题。

国内的相当多的企业对于降本增效的理解，在于降“人本”从而提"事效”。

也就是提高对员工的利用率，挖掘员工的潜在价值，从而提高产能。

一个人能干五件事，就绝对不让他只干四件事，工作越饱和，那整体收益就会越大

但发达国家的企业并不是这样。

他们追求的是降“事本”从而提“人效”，即低价值的事儿越少，那收益自然就会提高，影响企业赚钱的关键不是事儿干的太少，而是有用的事儿太少，没用的事儿太多。

其中包括:

让员工低效率的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为什么不让他高效率的工作六个小时?

填个表格发个邮件就能说清楚的问题，为什么要开会，还要开个四五遍?

通过正规培训就能快速掌握的技能，为什么不培训而让员工自己摸索掌握?

为什么员工的休息和身体状态都没有保障，却花大量的时间去搞安全生产?

在这些发达国家的高精尖企业中，出现问题第一时间是考虑事儿出现了问题，而不是人出了问题。

而国内企业的第一反应永远是人出了问题，而不是事情本身出现问题。

这也造就了国内企业反应速度很快，但干的其实都是次级产品的尾端工作。

老外虽然看似反应慢，但别人却总是掌握需要深度投资的核心科技。

而如果外企正在变成弱势企业这种趋势不得到扭转，那将是咱们的悲哀。

它们带走的就业机会当然是个重要因素，但同样重要的是，是他们对国内商业环境的维护作用。

现在提到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很多人都会觉得丫是来中国赚钱的，又不是来搞慈善的，干嘛要给你好脸色？

但是这些人看不到，看不到外资进来以后，带来的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行业知识。

就拿医疗器械这个行业来说，如果没有美国的GE医疗落地中国，中国的医疗行业虽然不能说发展不起来，但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水平。

GE医疗每年的在中国的采购额100亿元，实际上它传递的隐性知识价值超过千亿。

很多企业正是因为成了GE医疗的供应商，才能在产品的品质把控、技术水平等方面得到飞速发展。

可以说，GE医疗几乎是手把手地，把世界先进的医疗器械的知识，传递到中国的整个医疗器械行业里去。

相比之下，国内很多做到龙头地位的企业，只知道一味内卷、压榨上下游的供应商，比如那谁和那谁。

很难想象，如果这些具备精细化管理和良性生态意识的外企离开中国，咱们这里的商业环境会变成什么样。

哪怕是为了咱们自己日子过得好一点，也别动不动就民族情绪上头，对外资喊打喊杀了。

如果有得选，你愿意买社保吗？

如果有得选，你觉得外卖骑手会愿意买社保吗？

付出真金白银，从来都是最诚实的意见表达。作为灵活就业人员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他（她）们对社保是怎样的态度？很快，我们就能看到几万名美团外卖骑手的诚实选择了。

之前在《是社保需要骑手，还是骑手需要社保》一文中我已经分析过，按实际收入让全部外卖骑手全额购买社保是不现实的，平台承担不起，骑手也不会乐意。但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要求）下，让外卖骑手等灵活用工群体加入社保资金池是势在必行的方向，那么外卖骑手的社保怎么交，由谁来交，交多少，就成了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特别考验各方平衡智慧的事情。

近日，美团在福建泉州和江苏南通两个城市推出了外卖骑手购买养老保险的补贴试点方案，为中国2.1亿灵活就业人员加入社保的可能性展开了一场真实社会实验。

美团的试点方案有四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点：

第一是骑手社保补贴覆盖的范围，是以“收入达到当地社保缴费基数”作为分界线。

众所周知，外卖骑手的人员构成极为复杂，既有短期体验生活的，也有兼职送外卖补贴家用的，还有全职送外卖攒钱结婚的，骑手的月收入也从几百元到一两万不等，因此不能笼统地讨论给骑手这个群体购买社保的方案。网约车、家政、按摩等领域的灵活就业人员也是同样道理。

国家和社会要求平台参照“员工”的待遇为骑手购买社保，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那怎么区分“员工”和“兼职人员”呢？按每天工作时长，每月工作天数，还是按配送订单量？总不能像某些平台那样，算不算兄弟全凭老板的心情说了算……

美团给出的试点方案是以收入作为客观可量化的分界线，过去半年中有三个月跑外卖收入达到当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与社平工资高度相关）的，就可以纳入平台补贴购买社保的范围。

以试点的福建泉州为例，当地去年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是4433元，一名外卖骑手如果一天8小时跑外卖，大约需要实际工作二十天左右达到这个收入。相对全职外卖骑手的实际工作强度来说，这个门槛着实不算高。对于那些下班后兼职跑几个小时来增加收入的骑手来说，要达到这个数字就比较难了。

再反过来想，如果一个岗位月收入都不到4000元，你再让人拿出七八百元来买社保，那也实在是不太人性。

第二是缴纳社保的成本，由平台和骑手各承担一半。

公众特别关心的一点是，骑手缴纳社保的费用到底由谁来承担，会不会导致外卖配送费用涨价，会不会导致骑手配送收入降低。

对此，美团给出的试点方案是保持外卖价格与骑手配送单价不变，社保费用由平台和骑手各承担一半，符合条件的骑手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保。应该说，这是综合考虑人性特点之后几乎唯一可行的方案了，估计后续其他灵活用工的平台也会参考这一分摊原则。

道理也很简单：

假如社保费用全部由平台承担，那么所有符合条件的骑手必然全部选择参保，进而超出平台当前利润的承受能力，那要么就是找商家提高费率，要么就是给用户的外卖涨价。

假如社保费用全部由骑手承担（类似待业期自费续社保的情况），那么愿意购买社保的骑手肯定是极少数了，既不符合国家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初衷，也不符合公众要求平台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

所以，由平台和骑手各承担一部分社保费用就是必然的选择，两边各承担多少可能还需要继续探索。这里倒是有一项调研结论可供参考：

2021年一项面向外卖骑手群体的大型调研显示，72.3%的外卖骑手“只愿意缴纳500元以下金额的社保”。

把骑手承担的社保费用控制在500元的心理价位以下，算是一个综合考量的结果了。

更重要的是，平台总归有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上限，能够用来补贴骑手社保的资金不可能超过利润的一定比例，粥就那么多，全额包揽社保缴费成本必然会大幅减少骑手社保的覆盖人数。社保作为一种“基础保障”，广泛覆盖肯定还是优先于覆盖完善的。

第三是缴纳社保的项目，先从养老保险开始。

讨论白领群体的社保时，我们通常说的是“五险一金”，这当然是更全面的福利保障，但对企业和劳动者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压力。

对于灵活就业群体来说，真正迫切的需求其实是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然后才是养老保险。至于住房公积金，咱们还是别自欺欺人了……

关于工伤保险，此前美团、滴滴等平台已经在政策引导下为骑手和司机普遍购买了“新型职业伤害保险”，是相比工伤保险更适合灵活就业和较高风险群体的保障。

关于医疗保险，如果能够覆盖骑手当然是件大好事。但考虑到我国目前存在职工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套体系，绝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外卖骑手已经在老家参加过新农合，再要购买职工医保还存在政策层面的困难，由此增加的社保缴费负担也不容忽视。

我预计，等养老保险覆盖大多数灵活用工群体后，第二阶段国家和平台也会考虑医保从新农合到工作地职工医保的转换。

第四是缴纳社保的地点，在骑手工作地点和老家城市之间自由选择。

社保的钱交到哪儿，对平台来说其实完全无所谓，对骑手来说则很纠结，对地方政府来说则是关注的焦点。

骑手的纠结在于，自己打工挣钱的城市其实并不固定，送外卖这份工作也说不准还会干多久，考虑到目前社保的跨城市转移还不太方便，那么具体交到哪个城市就关系到社保会不会打水漂的严肃问题了。

地方政府才是最关心这个问题的相关方。考虑到外卖骑手整体还相对年轻，缴纳的社保距离兑现养老金还有好几十年，现在收保费几乎就等于纯收入，那当然要极力争取。

十八线县城是劳动力的输出城市，各省会和发达城市则是骑手主要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两边都希望骑手把社保交到自己的资金池里。那怎么办呢？

美团的试点方案是让骑手自己选择：如果骑手认为自己未来大概率在工作的城市扎根养老，那社保就交到工作地，如果骑手心心念念要回老家，或者隔段时间换一个城市，那把社保关系放在老家城市才是理性的选择。

不得不说，这一招真的很绝，应该也是各方平衡的结果。我就特别好奇想知道这一轮试点的统计结论，想知道灵活就业群体对于未来生活的规划。是努力扎根，还是逃离大城市甚至逆城市化，这是真正的信心投票，没有比这更精准的经济调研啦。

总的来说，美团推出的骑手社保试点方案并不能让任何一方“完全满意”，但几乎已经是各方诉求平衡之后非常接近最大公约数的方案了。

这场涉及2亿多灵活就业人群，每年上万亿资金的社保转型实验，很期待会得到骑手们怎样的现实反馈。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社会在不断变化，新型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方案也应该相应调整，切不可刻舟求剑，更不能削足适履。

彭远文的最新文章，驳“农民有地无需涨养老金”：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推荐大家看看。

这发在他的公众号“往事与随想”上。这个公号因为主张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涨到每个月800元，被停一个月，现在解禁，他又开始发声了。

彭远文这篇文章尤其值得一读，因为是在真诚、坦率地谈论重要而基本的问题。这一点比我强很多。

他的系列文章和视频，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应该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到每个月800元，让农民真正拥有地权。

这是中国农村最基本的问题，但是这些年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了。

一个原因是这些主张看上去没什么希望，慢慢媒体也就不再关注；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农村和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

谈到这一点我个人很惭愧。我自认为是了解农村的，也写过一些关于老家的文章，但是数量很少，而且从来没有真正重视过“问题的解决”，没把这当成是自己的责任。

看一下舆论场上关于农村的话语，无疑是让人遗憾的：

温铁军和他的追随者，是谈论三农问题的主流，他们的核心主张是“农村作为蓄水池”，其实是主张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他们赞美农村的牺牲，本质上是不怀好意。

一些年轻的、农村出来的思考者，受左翼思想影响，批判和仇恨资本。他们来到城市，发现社会不公，这种批判立场距离农村非常遥远。

每到新年季的“还乡文学”，主调是伤感，但是这些年就连这种伤感也逐渐消散了。

农村和农民缺少自己真正的“代言人”。读书、思考和写作的乡村子弟，都会到城市生活，他们遇到新的问题，慢慢会远离家乡，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也包括心理和问题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都应该感谢彭远文。前两天我看孙旭阳老师（他曾写过很多出色的和农村有关的新闻报道）说，“彭远文是在帮大家的父母讨薪”——这话非常精准。

讨薪就是要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帮人讨薪”就是真正的代言。彭远文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开始有很多来自乡村的关注者，这种联结是真实的，也让人感动。

彭远文自己就来自乡村，父母也在老家生活。拥有发声的能力，也有发声的意愿，这至关重要。他曾在多家媒体工作过，最终成为一个强大的个体。

这是70后、80初一代乡村子弟的代表。他们“回不到农村”，但是却仍然没有忘记农村。他的文章显示发布地是在加拿大。获许只有如此，他才能更清晰、坦率地表达。

不管如何，对“我们的父母”一辈来说，这是一种幸运。也许这种呼吁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是让“问题”呈现出来，也是一种责任。

不愿意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托辞，最常见的有三种：1、“农民没交社保”；2、“国家没钱；3、“农民有地”。前两种我都专门反驳过，第三种也有必要单独写一篇，供大家使用：再有人拿“农民有地”说事，你就可以把这篇呼他脸上去。

完整的说法是：农民有地，城里人没地，所以农民不需要那么高的养老金。所以我的反驳将分成两个部分：1、农民真的有地吗？2、“农民有地”能成为不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理由吗？除此之外，我还想聊一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到底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

1、农民真的有地吗？

这个事情至少要从土改之前说起。土改之前，中国农民确实是有地的，大部分土地掌握在普通农民手上，也就是中农，或者说自耕农，并不是历史教科书或者各种宣传材料所说的，极少数地主富农占有绝大多数土地。这一点，基本上已是历史学界共识，此处不展开，可以参见我之前写的《农民的命运早在“斗地主”就被决定了》。

对于土改，都说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这个过程是否合法合理暂且不说，从结果看，可以说农民确实分到了土地。但是，不要忘了，在随后的合作社改造中，所有农民都失去了分到的土地，所以“农民有地”只有短短的几年，用这几年来覆盖后面的几十年，这是以偏概全，是很荒唐的。

而且农民失去的不仅是土地，还失去了更多东西，包括迁徙自由和交易自由的等基本权利。

1953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达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以政府的名义阻止农民进城，农民失去迁徙自由，城乡二元体制逐渐成型，“盲流”一词即源于该文件。

同样是53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后来的“剪刀差”便是基于此，如果能自由交易自然谈不上“剪刀差”。

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基本的自由权利，然后上交了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无法满足的所有剩余，这种情况下，你说“农民有地”，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然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取消了人民公社，再然后，是包产到户，再后面，农民可以外出务工，易言之，这几十年中国农民一直在与“地有农民”做斗争。到现在，农民终于可以挣脱土地的束缚，在城市落户，这没多长时间。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步都非常艰难，都要付出惨烈的代价。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室主任崔晓黎是这么说的。

农村的改革是从承包到户开始的，发明权是农民的。这一措施对人民公社体制造成了第二次重创。第一次，农民是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逼退了政社合一大一统的体制。这一次，是以近二十年普遍深度的贫穷为代价，甘冒杀头坐牢的危险，与政府博弈，才逼退了政府让步。

崔晓黎，公众号：农村改革史话崔晓黎：人民公社体制的支柱是什么？

这段历史说来话长，我尽量简略，要真感兴趣，有大量的资料书籍可以看，也有无数人的当事人可以问，总之不要说什么“农民有地”，非常轻率轻浮，属于不过脑子开口就来。

所以，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到底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这并不需要有颠覆性的思维，只需要看一下事实，有正常人的头脑，很容易做出判断的。

2、所谓的“农民有地”能值多少钱？

肯定有人会说，我说的不是你有土地所有权，是说农民可以承包土地，有土地的使用权。行，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使用权有多大价值？

首先，没有所有权，不能买卖，土地的价值大部分都没了。这个道理不复杂吧，你的房子不能买卖，只能自己住，它的价值会衰减多少？

有人可能还会说，使用权也可以转让，大城市房租也不便宜啊。这又需要提醒一个常识，房子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位置，所谓“位置为王”。你在北上广市中心，房租当然贵，大几千一个月。你在城郊，上班要三小时，房租是不是就便宜很多？你要回你老家县城，房租是不是更便宜？几百就够了。要是你农村的老屋呢？这个时候恐怕考虑不是价格，而是有没有人租。

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就是如此，根本没人租，就算租，一年有个两三百三五百一亩就不错了。这样算下来，所谓的“农民有地”摊下来一个月也就十几块几十块钱，但是现在农村老人一个月只有不到两百，大城市退休工资几千，差距这么大，是“农民有地”可以弥补的吗？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你可以种地啊。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讨论是农村老人，你让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老体衰，疾病缠身，去干农活养活自己？城里人可以退休，农民就活该干到死？这样好了，城里人也不要发退休工资了，发个扫把行不行？别觉得我这是讽刺，实际上，很多农村老人情愿要城里的一把扫帚，也不愿意种农村的一亩三分地，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你在城里没见过环卫工人吗？

昨天看到一个读者留言说：“在公园里看到对比鲜明的一幕，城里老人聚在一起引吭高歌，农村老人拿着一把笤帚一个撮箕在打扫，都是中国人，怎么能只是因为出身的不同造成如此大的差距呢？”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你看那些城中村的农民，那些城郊征用了土地的农民，年年分红，当包租公爽到飞起，土地值钱得很。我就问你了，这样的农民在中国农民中能占多大比例，千分之一有吗？这样以偏概全，有意思吗？我要把城里的所有人都等同于拆迁户，说你们家家都有千万现金和几套房，你是啥感觉？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农村人有宅基地。这里我要说的是，实际上，在中国近几十年城市化的进程中，城里人的房产增值的收益，远远超过所谓农村人的那点宅基地的价值，而这是绝大多数城里人都受益了的（不管是分房还是买房买得早）。而农民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是做贡献的，他们是买房/租房的主体——如若不然，你以为你能有相应的收益？

最后我再问一个问题：让农民放弃他的土地，放弃他的宅基地，在城里只要有个住的，不要产权，一室就行，每个月发一两千块，你问问有多少人愿意换？或者倒过来，让你放弃城里的东西去一个普通农村，给你田地和宅基地，你愿意吗？我们别嘴硬，用脚投票，这是最诚实的。

所以，用“农民有地”来说事，既罔顾历史，也无视现实，且毫无同理心，以此为借口，反对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是完全不成立的。

3、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土地对于农民意味着什么？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农民是土地的主人还是囚徒？土地对农民而言，是好处还是负担？直到今天，“农民有地”仍然是拒绝给农民提高养老金的一个托辞，所以，回顾近八十年的历史，套用那句话：土地啊土地，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未来是让“农民有地”，还是继续保持“地有农民”？这是一块试金石。

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厌憎温铁军、贺雪峰之流了吧？就我视野所及，大部分所谓“三农学者”，都是如此，以“爱农民”之名，行“坑农民”之实。他们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保障，不能让农民失去土地。表面是在为农民好，仔细一琢磨，他们并不是让“农民有地”，而是让“地有农民”。很简单，如果让“农民有地”，就应该让农民真正拥有它，有产权，能买卖，这才叫“有地”；而不让农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买卖权，本质上，不过是希望把农民继续绑在土地上。

他们称这是“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借助农村和农业的保障与保底，中国不仅有了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而且有了一个防止福利陷阱的蓄水池……使国家可以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面，仍然可以将资源集中于科技进步，集中于冲破国际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的围堵，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突围。”

我之前在《农村不是“蓄水池”和“缓冲器”》中说：

“到今天，还有人会说，经济下行民工返乡，维持了社会稳定，有人想过他们失业回家日子怎么过吗？还有人想把农民捆在土地上保障中国‘粮食安全’，那你为什么不去种？以及我们这几天讨论的，一亿多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老无所依，还要下地劳作，不知‘退休’为何物。所谓‘农村是蓄水池和缓冲器’，无非是不管他们过得有多惨，哪怕是悲惨离世，你们都看不见，不会碍你们的眼罢了——得何等的衣冠禽兽，才会说出这等丧尽天良的话！”

我特别不理解的是：他们担忧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基本保障，为什么从来不提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呢？农民失去土地如果能享受基本生活保障，不就没事了？相反，一说提高农民一两百元/月的养老金，他们马上就会跳出来说财政压力太大，小心福利陷阱。他们会说：农民最需要的不是钱，钱不是万能的，农民对物质消费的欲望极低，没有受到城市消费主义的“洗礼”，等等——没错，这就是前段时间那篇《提高养老金就能解决农民养老吗》的内容。可悲的是，作者还是一个出身农村的博士。我为什么一提到他们就如此愤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荼毒农民的孩子，包括温铁军在B站大受欢迎，他的粉丝中也不乏农民子弟——让人可气又可叹。

记住，他们真正担心的，不是“农民失去土地”，是担心失去“农民有地”这个可以对农民失业养老撒手不管的借口，这就是他们口中“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 。还有所谓“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跟美国种族隔离时的“分离但平等”有何区别？天底下没有新鲜事。

他们从来没有把农民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在他们眼里，农民是愚昧的，短视的，需要他们睿智的头脑帮忙决策，一旦让农民真正拥有土地，农民就会把土地卖了去喝酒赌博。农村当然有这样的人，但这是主流吗？城里败家子还少吗？你怎么不呼吁把他们的房产交易权收回去？还有一些受他们影响的人，进城见了点世面，学了两个名词，脚上的泥都没洗干净，就觉得自己可以瞧不起老家的农民了，倒回去指指点点，要给他们当爹做主。

那些打着为农民好的旗号，要代替农民做主的人，这几十年来，哪一个不是在坑农民？不夸张地说，无一例外。我就不明白，这些人在农民面前，哪来的优越感？要知道，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如前面崔晓黎说，是农民“甘冒杀头坐牢的危险，与政府博弈，才逼退了政府让步”的好不好？今天你们牛逼哄哄，在牌桌上当作王牌的中国产业链，不也是农民工这几十年辛苦打拼下来的吗？你们哪来的自信瞧不起农民啊。我就奇怪了，这年头怎么什么猫猫狗狗但敢于去给农民指导人生？

我瞧不起郑秉文，但我会尊重刘世锦；我瞧不起温铁军贺雪峰，但我会尊重崔晓黎，再摘录一段他的话。

我们至今在本质上，思路仍然没有脱离人民公社理念的核心要义，即：官本位掌控全国农村的经济社会运行。以这样的平台来托举中国农村市场，恐怕很难形成真正完全意义上全国统一的城乡大市场。农村巨大的生产和市场潜力将被严重压制。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农村多维度集成组合的巨大市场优势资源，将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这不是在扬长避短，而是在扬短避长。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农村正再次面临一次重大的体制、制度改革，实质上是一次重大的革命。

崔晓黎，公众号：农村改革史话崔晓黎：人民公社为什么维持不下去？

在《“集体经济组织”路在何方？》一文中，崔晓黎认为，改革方向应该是：让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自营，可转让，可出租，可出售，一切行为均按物权法，民法典执行，面向社会统一契约制度；农村集体成员权的封闭身份，逐渐取消、消化，其身份与城镇市居民同；政府鼓励所有农民和新进入农民的居民，自愿组合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自我管理、自负盈亏、自由重组、独立创新……等等。

我完全同意上面的思路，这才是真正的让“农民有地”。我完全相信，你只要不捆着农民，让农民自己做主，拥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民会把自己搞得好好的，不劳你操心。这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几十年来一再证明的事实。

我们今天争取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便是要为农民彻底摆脱土地的束缚，成为土地的主人打下一个基础。那种以“农民有地”之名行“地有农民”之实的话术，玩了几十年了，差不多得了吧？

我之所以能在这里发稿，你们之所以能阅读我的文字——我们享用着互联网以及现在的物质生活，而不用考虑饥饿的肚子晚上能否填饱，不用考虑全家人唯一一条打满补丁的裤子谁才能穿出去见人……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选择了市场化，逐步抛弃了计划经济。

虽然这是常识，但我感到越来越多人正在抛弃这个常识。尤其在某些大V们宣扬下（所谓“人民经济”），重新开始怀念计划经济的人越来越多。

这其中，尤其是以没吃过计划经济之苦的年轻人为众。

对经济史的解释，对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观念，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些最基本的常识。

这个常识就在于，中央全权指挥经济、按人为的计划而不是按市场需求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已经被证明会导致物资的匮乏和经济的僵化，从而带来贫困和饥饿。

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教训，而是许多曾走过这条路的国家的教训。

国企不是自己的，那么谁又会为国企操碎了心去好好经营呢？

八十年代之前中国是学习苏联模式，虽然中间也有过民间自由经济的极微小的尝试，但主体是完全确定的：政府对经济生产及流通进行直接计划和控制。

这个模式看似是有道理的：在我们的想象中，政府拥有着关于经济全局的信息，也拥有着最聪明的脑袋——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那么就应当由政府来指挥经济生产，哪儿更适合生产就直接在哪建厂，哪儿有需求就直接供应哪儿。

然而正是这个美好的想象，以及它带来的社会实验，让无数人付出了惨痛代价。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种惨痛，因为我的父母亲都曾经历过长期的饥饿。

市场经济为何有效？因为从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开始，西方经济学家们就发现了一点——市场自己具备调控的功能。

他们发现，如果不去管市场，市场会自己产生商品价格，而商品的供应量也会随之波动，那些参与生产和流通的人们也会自然流动，钱也会自然流动，经济自己就会变得繁荣。

亚当·斯密的创举在于，他第一次正式承认了人性的自私其实是一件好事。

他认为，正是自私的人性和自利的本能，让个人不断提升自己的利益——但这并不会毁坏社会，反而会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升。

所以他说，这是“看不见的手”，也即是市场的自我调控。

尽管这只是现代经济学的起点，也是非常简单朴素的想法，但其石破天惊的程度不亚于牛顿发现了地球引力。

跟万有引力一样，古典经济学也被后来的新理论不断修正和完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被证明并非一定是错，从而让经济学走向“政府干预究竟到什么程度”才适合的争议。

但有一个基本前提始终不变，那就是法治优先——政府即便要干预经济，也必须遵守法律程序。

市场经济和法治的结合，恰好限制了政府直接控制经济内核的“贪婪之手”。也就是说，经济内核是市场决定的，政府只能在法律赋予的权限之内，做一些修补的工作。

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底层逻辑”，再回看中国经济的历程和它带给我们的影响，就会理解很多事情了。

在政府全权控制经济的时代，虽然也有一些好处，比如强行调配了资源去那些资本不愿意自然流去的地方，也有利于在国家还是极度贫困的时候，建设一些基础工业、大工业，但它的缺点也是致命的。

这个缺点就是，真正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没办法发展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的中国能在饿肚子的情况下搞出核武器——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为什么都能搞出核武器了，我们还必须要饿肚子？

因为在很多经济领域，政府的调控都必然走向失败。

这是因为，市场的起点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人。比如说你现在想吃饺子，这个需求就产生了，而你的购买行为也就自动调控了市场，无数个像你一样买饺子吃的人，就决定了饺子的市场供应量。

但政府无法知道每一个人想吃什么，可能它认为你想吃盖浇饭，但你实际上想吃饺子。

正是这样无数细微个体的需求，以及时刻都在变化的需求，组合起来，让宏观市场产生了。

然而在相反的极端情况中，政府会预估农民能生产更多的粮食，于是收走了农民的全部粮食，农民就挨饿了。

这就是政府管控存在的重大缺陷。

所以，当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国走向市场化之后，仿佛一夜之间，我们就拥有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市场自己有力量。

我们的命运就这样被拯救了，直到现在。

那些没有挨过饿的人，请不要继续抱着那种“全知全能”的政府可以帮你搞定一切的想法，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存在，全知全能而且总想对你好。

市场经济，是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市场经济再加上被法律所约束的政府调控，就是我们目前所能达到的最美好状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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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华先生于昨夜（30日）11时左右突发心脏病，骤然离世，年仅76岁，他深夜摔倒在客厅，等家人发现时已经基本没有生命体征，大家对于他以这样的方式离去，都扼腕叹息。德华先生自2022年中秋节前后被检查出患有一种贫血，不定期要输血，不过病情一直控制不错，没想到却被心脏病夺去生命，同他的父亲胡耀邦同志一样，走的这么突然。

胡德华生于1948年11月，至于出生在哪里，连他的母亲李昭也无从知晓，因为当时傅作义军队在偷袭石家庄，临产的李昭被拉上一个运货卡车往太行山区逃难，东躲西藏好几天，路上生下她和胡耀邦的第三个儿子。而当时担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正在太原战役前线，战争打的非常惨烈，无暇顾及私情，只是从电报中知道了儿子的出生，等到父子第一次见面，儿子已经半岁大了。

德华先生早年就读于育英学校和清华附中，由于母亲李昭在北京东郊十里堡担任国棉一厂厂长，无暇回家照看孩子，所以长期住校寄宿。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文革的中心旋涡之一，不过德华先生是逍遥派，1969年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当筑路工，工作地点在周口店，干非常繁重的体力活。

“文革”后期胡德华考取重庆通信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通信学院（今天的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教书，所以德华与长兄德平的儒雅不同，他身上有些“理工男”气质，虽然时间很久了，他讲起各种物理学原理，还是如数家珍。德华先生在南京工作九年，过着非常平民式的生活，1986年转业到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90年代初下海，从事科技相关的商业，他在商场保持洁身自好，从来不干官商勾结或沾国家利益的事情，一直凭本事吃饭，所以也就没有发什么大财。

德华先生晚年把相当多时间用于胡耀邦研究，先是编辑了《我心中的胡耀邦》，里面收录了胡启立、费孝通、张爱萍、田纪云、朱厚泽、李昌等人的回忆，资料非常珍贵。他还组织张黎群等人撰写了胡耀邦传（三卷本），其中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卷本由北京出版集团出版，这个传记质量写的非常好，具有很高的史料和思想价值，不过出版的时候删节比较多。

德华先生最近几年基本算是开始颐养天年，于是集中精力思考父亲胡耀邦的思想发展脉络，更对很多历史问题做了反思。他的思考点主要两个：一是胡耀邦如何与原教旨革命路线逐渐分道扬镳，二是胡耀邦因何在改革问题上与邓小平渐行渐远。他有很多视角独特的分析。

德华先生经常提起：1979年邓小平在访美的路上说，跟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其实我认为问题的另一半也很重要，那就是“跟着苏联走的都穷了”，为什么穷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反思，但是这种反思还是很少。

德华先生说，在江西苏区时期，父亲听张闻天同志的谈话，张闻天说：“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这句话对耀邦触动很大。很多革命领袖训话、谈志向就是解放全人类这些空泛的目标，而张闻天把它落在生活上，事后证明张闻天是个讲民主、关心人民真实处境的领导人，1959年他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打倒。其实胡耀邦之后逐渐的反思、醒悟，也是认为革命理想如果脱离了人民的自由、幸福，那都是空谈，他的改革开放主张充满了人本主义、人性关怀的色彩，因此才有那么深厚的生命力以及跨时代的价值。

德华先生有次在会计司胡同住址，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说，他小时候从来没有觉得父亲有什么异样，直到一件事改变了他的看法。1967年10月，四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登门拜访，德华先生去开门，以为又是造反派来抄家，所以吓了一跳，结果他们客客气气地说，我们来看看耀邦书记。四人自我介绍分别是秦邦宪之子秦铁、袁也烈之子袁勃、黄安生之子黄忠、杨春茂之子杨晓明，他们告退后，德华紧张地问父亲：糟糕了爸，这个秦邦宪不是博古吗？他和王明不都是坏人吗？我们应该跟他们划清界限才是，你怎么还跟他们聊得这么好？胡耀邦沉默了半天，一字一顿地说：你要记住，博古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高级领导人，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德华先生才意识到，父亲是个有担当，并且有自己的思考、从来不人云亦云的人。

德华先生说，父亲很耿直，嫉恶如仇，但是又从来不记仇、与人为善，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团中央的很多下属，胡耀邦对他们都特别好，不仅关心工作，还关心生活，不过他们在文革时候都揭发过胡耀邦，很多亲密战友也曾经反戈一击，但是胡耀邦事后都选择原谅他们。有时候做子女的也都很着急，提醒父亲：爸您不知道他是个坏人！他背后干过很多伤害您的事情，您怎么还对他那么好？！胡耀邦微微一笑：我怎么不知道他是坏人啊？但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德平和德华都说，父亲是非常了解厚黑学、权术，但是从来不利用它。胡耀邦当了总书记说：你搞汉高祖、我搞曹孟德，咱们中国就不进步了，我们要身体力行，推动政治文明规则的进步。

德华先生继承了父亲的真诚、直爽、善良，陶斯亮曾经说：“耀邦叔叔的透明人格让无数人喜欢他亲近他，他的坦荡与赤诚是他最大的特点”，这句话用在德华身上也照样合适。他对人从无阶级之分，对服务员、司机、保安这样从来都是非常尊重，人家要他的电话和微信，他也不拒绝。

德华先生心地善良，他的好友元元、延滨最近两年先后中风，行动不便，尽管他也身体欠佳，还要经常输血，但是每次聚会，他都是自己开车近一个小时，从拥堵的东四环开到拥堵的西四环，用他的话说，身体好点的要照顾差一点的。

德华先生非常简朴，他以前陪母亲住北长街的四合院里面，平时跟大家聚餐无非是去泽园餐厅——毛主席厨师程汝明退休之后开的平民餐厅，点的餐无非是玉米粥、葱花饼、红烧肉之类。到了后来搬到甜水园后，每次去见他，最经常去的是庆丰包子铺和麦当劳，十五块钱六个包子，蘸上一盘醋，他会吃的津津有味，来餐厅就餐的食客，有谁想到他的父亲曾经是共产党的领袖呢？而我印象中，我们吃的最好的一顿饭就是徽商故里餐厅那顿花了1000元左右的“豪华大餐”了。

德华先生向来身体健壮，看起来至少比实际年龄小十岁左右。耀邦同志73岁死于心脏病，他在过了73岁的时候，曾经轻松幽默地说，我算是过了这道坎了，没想到他还是没有躲过这个“历史宿命”。

德华先生尽管最后两年身体时好时坏，但是他从来都是乐观的，还制订了很多计划。春节后，他约几个人小聚，我们用阎明复先生晚年曾经得了同样疾病，但是最后战胜病魔，依然享寿92岁来鼓励他，他听了非常高兴，还要询问阎家子女是怎么治疗的。但是人之将终，都会有些预感，去年他去共青城给父亲扫墓时，非常吃力地爬上富华山墓园，在墓前沉思、绕陵走了好几圈、不肯离去，或许他也意识到这是对父亲的最后一次祭扫，在人间做最后的告别。

跟德华先生最后一次微信联系，是他发来一个约半个小时的谈话，回忆2014年访日拜会中曾根康弘和高田勇等老一辈政治家的情形。笔者觉得他跟中曽根的谈话非常重要，并告诉他可以用科大讯飞把这个录音转化成文字，并期待有机会再当面跟他请教细节。

没有想到德华先生这么快就走了，所有人都遗憾他骤然离去，给人留下的只有遗憾和哀思，以及在会计司、车公庄、世纪城、甜水园的那些音容笑貌。

如果被关进精神病院，怎么证明自己没有问题呢？苏联的特色精神病历史，给出了答案。其中的要义，不在于证明自己如何正常，这无法证明，而是要证明你对苏联的建设有利。当你不去谈论任何的敏感话题，而是正确的认识到自己已经太久没有工作，急需履行建设苏联的义务。当你声情并茂的说出广阔的西伯利亚大有作为时，你离出院就不远了。

在喀山精神病院的墙壁上，刻着这样一行字：我以真理之名发疯，你们以健康之名犯罪。这句痛彻骨髓的呐喊，如同刺穿历史迷雾的利刃。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把精神病院描述为白色的古拉格。这个比喻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历史真相：苏联政权把精神病异化成了思想控制的工具。

1977年2月22日，某报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为了在国内强化法西斯专政，他们利用“精神病院”作为镇压苏联人民的工具。他们对不满和反抗其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后，投入“精神病院”任意迫害，其手法之残暴，比希特勒当年的集中营和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

仅仅了解一点苏联史的人，心中都很自豪：你们天天骂苏联经济不好，那苏联的街头为何没有流浪汉？一开始，英美也觉得很奇怪，最初还以为苏联有最起码的救济兜底政策。可是，到了1983年，西方便发现了猫腻。

1983年，世界精神病学代表大会在奥地利召开，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决定将苏联同行逐出大会，原因就是这份报告收录了大量的案例，证实了苏联当局在系统的滥用精神病学，比如把流浪汉送到精神病院。

作为亲历者，时任莫斯科第15市立精神病院的医生卡缅琴科，回忆时说道：当时，不少患者是强制收治的，主要分成四类：一是流浪的，二是告状的，三是突发奇想的，四是讨说权利的，他们大多数是被从街头、火车站，或者机关接待室直接送过来的。

其中三类，字面意思好理解，最令人好奇的是突发奇想。这要归功于苏联的御用首席精神病专家斯涅日涅夫斯基，他首创了呆滞型精神分裂症，然后自己还不满意，又发展出了温和型精神分裂症，也就是：本身没有任何病症，但是思想可能存在异见。斯涅日涅夫斯基称之为：温和精神分裂症的潜伏者。

在具体的诊断实践中，斯涅日涅夫斯基制定了一套精密的症状对应体系：怀疑官方媒体的，属于现实认知障碍症。坚持个人政治观点的，属于偏执性固执症。喜欢看书的，属于过度智力兴奋症。喜欢西方文化或者少数民族文化的，属于文化分裂症。

被誉为俄罗斯诗歌太阳的大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就因为文化分裂症，被送进精神病院5年。苏联著名的女诗人娜塔莉娅，就因为诗词中有一句：我思想故我有罪。被认为是在腹诽苏联当局的政策，从而导致她被诊断为病理性理想主义症，被关进精神病院3年。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截至1989年，苏联1020万人被登记为精神病人。

苏联精神病管控制度的巅峰有两段，一段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开始是直接物理清除，或者移送古拉格劳改营，但随着国际影响越来越大，便调整为送到精神病院接受电气化改造。

在这个体系中，克格勃第5局与卫生部精神病管理局形成了完美的管控闭环。首先由克格勃进行政治定性，随后由指定的鉴定专家进行医学鉴定，然后被强制收治。正如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说：诊断书取代了判决书，白大褂取代了黑面具，但手术刀与子弹同样致命。

1961年，莫斯科谢尔布斯基研究所的专家们，为了实现把异见者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开天辟地的创造出了“改革妄想症”，具体病理性症状是：对现有体制的任何不满、批判、建议等等，都属于改革妄想症。

《耳语者》记录了一个经典的画面：普通家庭在餐桌前突然沉默，邻居间交换眼神时欲言又止，有些不安分的年轻人刚高谈阔论几句，就被警告：小心把你送到卡申科精神病院。

另一段巅峰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彼时全苏专门收治突发奇想症的精神病院多达16所。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统计，1965年到1985年间，78%的异见者遭受过精神病迫害。苏联解体后，圣彼得堡精神病院的临床医生普利休克在忏悔录中写道：我们发明了新的医学术语来掩盖古老的行刑方式，当听诊器不是为了聆听心跳，而是检测忠诚度时，苏联的医学文明已经倒退回到了巫医时代。

站在21世纪的长河边回望这段历史，苏联特色精神病的幽灵好像仍未消散，历史依旧在重演。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事实是：当权力开始害怕思考，它自己就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人。任何自诩掌握绝对真理的权力，终将在疯狂的追逐游戏中，走向自我解构与分裂的历史终结。

长途奔袭考编的三位姑娘丧命于高速事故，单方事故殒命数人且死状极其惨烈，事关智驾的夸耀式营销及滴血现实，关于小米的种种不是，偶像雷军的A面B面，激发了数日讨论。能说话的都已经说了，观点尽出却无法让人心意难平。‍‍‍‍‍‍‍‍‍‍‍‍‍‍‍‍‍‍‍‍‍‍‍‍‍‍‍‍‍‍‍‍‍‍‍‍‍‍‍‍‍‍‍‍‍‍‍‍‍‍‍‍

这次大讨论，是中央级地方政府扶持国产电车新势力以来，后者遭遇的最大一波舆论谴责。很多人看穿了新势力的营销话术与误导欺骗，心中早有不满，他们借本次惨剧，全面讨伐了电车新势力，强烈批判它们对智驾的致命鼓吹。‍‍‍‍‍‍‍‍‍‍‍‍‍‍‍‍‍‍‍‍‍

类似惨烈车祸，在小米之外的电车品牌商也曾发生过。但因为小米的雷军是新势力营销的扛把子之一，过于突出，且他在刚过去的两会上享受了极大的粉圈光环，更为本次车祸聚焦提供了舆论动能，而舆论首次展露大规模反噬新势力的社情民意。‍‍‍‍‍‍‍‍‍‍‍‍‍‍‍‍‍‍‍‍‍‍‍‍‍‍‍‍‍‍‍‍‍‍

人们从身份上大致刻画了三位死者不算正面的画像，但至今未有像样的人物专稿。她们亲属（父母、男友等）的言论毫无例外地遭到臧否。死者暂时从中心位置隐去，她们成为重要性次于小米和雷军的存在，后两者的表现则受到尖锐指摘与不吝赐教。‍‍‍‍‍‍‍‍‍‍‍‍‍‍‍‍‍‍‍‍‍‍

在讨论所有这些舆论面向时，无法忽略的因素是小米这家公司将公关营销法务深度嵌入社交媒体的企业文化，以及公司文化与粉圈文化因高度融合而构筑的形象护城河。在本次舆论形势中，米粉既激发了大众愤怒，又为雷军唱响一曲曲忠诚的赞歌。‍‍‍‍‍‍‍‍‍‍‍‍‍‍‍‍‍‍‍‍

说千道万，舆论压力也罢，公关策略也好，一个基本判断是，小米或雷军不会因死了三个人受到什么影响。雷军和他的公司既不会在主观上真正地汲取什么教训，也不会在客观上作出什么增益行业的事。全部耿直讨论最多为雷军增添一个赛博污点。‍‍‍‍‍‍‍‍‍‍‍‍‍‍‍‍

包括小米在内，电车新势力在鲸吞政策红利时，实际上得到了虚假营销的“牌照”。有人曾说小米是做贴牌生意的，可所有新势力都贴着爱国与民族牌，据此站住脚跟，再利用泛滥的社交媒体铺开有效的营销攻势，新势力的成功基础是对消费者的洗脑。

在中国情境下，供应端对需求端的意识改造，包括话语话术更新、生活场景重构、视野拦截与重新设置，电车新势力在态度上最积极，手段上最激进，成果上也最丰硕。若将这些作为分析事故走向的背景，就不会对小米雷军或新势力抱有期待。‍‍‍‍‍‍‍‍

正如本次事故信息所示，车祸发生碰撞前一秒，NOA退出，这不仅仅是程序设定，实质是电车新势力狡猾的合规化卡位。也就是说，从事故发生的流程上看，小米或雷军从一开始就把自身摘了出去，车与这些人不必受到合规与否的审查。‍‍‍‍‍‍‍‍‍‍‍‍‍‍‍

至于说在营销的日与夜中倾倒的误导信息，比如能躲避修路的智驾系统、将智驾书置换为自动驾驶的广告、营销头目对撒手驾驶甚至睡觉驾驶的明确鼓吹、绝对安全的电池等等，因为是新势力营销的行业风气，所以也很难成为本次事故责任划分的依据。

对小米雷军的批评明智地指向新势力的夸大宣传与虚假营销，这是近乎饮鸩止渴的生产与消费取态，具体品牌既然完成了狡猾的合规建设，断然无可能主动切割这些暗黑行风。而为新势力保驾护航的那些人，态度暧昧，尚无促改变的动作或指令。‍‍‍‍‍‍‍‍‍‍‍‍‍‍‍‍‍‍‍‍‍‍‍‍‍‍‍‍‍‍‍‍

电车新势力被政策催熟的业绩有目共睹，某些明面上的行业大佬看似不可一世，但不过是宣传起来就无法停下来的XX。行业问题由他们显示，可哪怕沾着血雨脏脏的东西，新势力的“科技向善”也无法靠行业自觉来完成，行业“智驾”的开关不由雷军掌握。‍‍‍‍‍‍‍‍‍‍‍‍‍‍‍‍‍‍‍‍‍‍‍‍‍‍‍‍‍‍‍‍‍‍‍‍‍‍‍‍‍‍‍‍‍‍‍‍‍‍‍‍‍‍‍‍‍

在夸大营销这个生命力的中心之外，新势力构筑了公关与法务两大基本阵地，它们时刻监视社交媒体中的异见声音。行业内的逡巡与警戒，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新势力的负面舆论，新势力之上之外的话事人，闭目塞听，也容易陷入自我说服的麻木不仁。‍‍‍‍‍‍‍‍‍‍‍‍‍‍‍‍‍

这也是三位女孩魂断智驾路上的唯一意义，她们的死掀动了新势力发展史上最强烈的谴责声浪，汇聚了对所谓智驾及其致命宣传的最广泛质疑。雷军被推进风头浪尖，坏了金身或他的赛博污点并非关键，促成对智驾的更高层面的问题意识及法规限定更重要。‍‍‍‍‍‍‍‍‍‍‍‍‍‍‍‍‍‍‍‍‍‍‍

1983年，苏布的第五任头目安德罗波夫在全会上问道：你们谁还相信共产主义？现场无声的回答，其实比任何批评都更具有毁灭性。"意识形态的崩溃往往先于政权的瓦解。"这是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论断。

苏联的民众，白天在单位纵论宏大叙事，晚上回到家在厨房做饭时，便换了一副面孔，开始抨击社会的各种不公现象，交流听到的各种政治笑话，这便是著名的厨房谈话。

苏俄的六朝元老阿尔巴托夫，评价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全民参演的一出荒诞戏，人们其实并不相信。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所说：苏联的失败，不是军事的失败，而是意识形态的破产。

苏联的意识形态，曾经非常自豪的以历史必然性自诩，但在20世纪末却遭遇了全面崩塌。但这场崩塌并非是偶然，而是政治失信、经济失效与精英失节三重维度交织的必然结果。

第一、政治失信。

1956年，赫鲁晓夫掀开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神圣面纱，露出了恐怖真实的面容。当秘密报告传遍东欧时，有个记者感叹道：我们仿佛才突然发现，自己虔诚信仰的圣像，背后竟然是个魔鬼。

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公开自称：我就是沙皇。可是1982年，苏联成立65周年红场阅兵时，勃列日涅夫拿反了讲话稿却浑然不知，这个画面传遍了全国。当领导层成为行走的讽刺漫画时，意识形态的神圣性自然就荡然无存。

阿富汗战争成为了压垮苏联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参战的士兵纷纷在家书里写道：我们在这里保卫的，究竟是革命的理想，还是官僚集团的野心？我们为之战斗的神圣义务，不过是老头子们的权力游戏而已。

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青年们高喊：我们要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句口号暴露了民众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根本质疑。波罗的海三国、捷克等国家的胜利更是证明：工人阶级可以不需要所谓的先锋队领导，就能实现自我的解放。所以当意识形态成为统治的工具而非批判的武器时，自然就丧失了生命力。

第二、经济失效。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宣称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但现实却是排队成为了全民的日常，莫斯科市民年均排队时间长达1500小时。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承认：当商店货架空空如也时，任何意识形态的说教都是那么的荒诞可笑。

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创伤更是难以治愈。强制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大饥荒，夺走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生命。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愤怒的写道：当权者用意识形态的镰刀收割的，不仅是庄稼，更是人性。

1989年，圣彼得堡工学院举行了关于苏联制度优越性的辩论会。当专家高举《资本论》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时，一个学生现场展示了一个走私得来的日本随身听，并说道：这个微型的精密设备，我们的计划经济现在能生产吗？顿时，会场鸦雀无声，意识形态的漂亮话，在技术代差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随后，这个学生给出了致命一击的疑问：如果解放人类，就是为了让日本人过上我们这样的日子，那解放人类还有什么意义？我每次见到日本和西欧的商品时，都觉得他们不需要我们去解放，而是我们需要他们来解放。

第三、精英失节。

苏联培育了以意识形态为特权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自苏联的建政之日起诞生，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腐化的巅峰，这批精英约300万人，他们端坐于苏联金字塔社会的顶端。

特权精英的形成，直接撕毁了平等的承诺。他们可以享受全套的特供服务，子女也拥有红色降落伞体系。比如特权阶层人均消费是普通工人的400倍。小白桦商店的数据显示，特权家庭消费了全国95%的进口奢侈品。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彻底消解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伦理。

1990年6月，在一次“苏布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中，认为苏布代表工人的占比4%，代表人民的占比7%，代表官员的占比高达85%。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中75%以上的高官都是苏联时期的高官。俄罗斯97.2%的富豪是原来苏联的干部，剩下2.8%则是干部的亲属。

在总结苏布垮台的原因时，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苏布的精英们，张口就是大义所在，闭口就是历史必然，理论冠冕堂皇，极尽人类美丽言辞之能事，但却口是心非、言行陌路。

1986年，莫斯科音乐节上，时间机器乐队演唱的《转变》引发了全场的共鸣，"我们厌倦了等待承诺的明天"，这句歌词道出了苏联青年人的迷茫。"我们要真相、不要口号"，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

当莫斯科市民在寒风中排队购买面包时，当小白桦商店把普通人拒之门外时，苏联意识形态的祛魅便早已悄然完成。正如撒切尔夫人在1984年的论断：苏联的意识形态早已失败，只是在等现实的追认而已。

所以当1991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时，2.8亿苏联人无人走上街头抵抗。这个用70年构建的意识形态帝国，最终在真理与谎言、理想与现实、承诺与背叛的撕裂中，完成了自我证伪的历史循环。

小米汽车着火烧死三名从武汉前往安徽池州考公的女大学生，其中一位的父亲发帖称「还是雷军的粉丝」，这事简直就是个隐喻：

爱国企业家雷军－父亲是雷军的粉丝－女儿是体制的追求者－体制保护爱国企业家，于是闭环了。

但现在死了人，闭环出现了裂缝，要不要骂雷军辜负了党和粉丝的期望？估计不少粉丝像这位女大学生的父亲一样，陷入了进退两难。

大家发现没有，前两年虽然时有将马云等资本家挂路灯的呼声，但同时也制造了几尊神一般的企业家，这里面除了雷军，至少还有遥遥领先。

稍一总结，就会明白前一批被骂的是做服务的，直接与C端用户打交道；后一批被夸的是做硬件的，主要跟B端和G端做生意。

远香近臭，无不如此。

同时，这与我们国家重农抑商的传统完全重合。在他们眼里，只有可见的工农财富是正当的、高尚的，而通过文化、商业等服务赚钱，要么是低贱的保姆，要么是无耻的中间商。

甚至契合了这些年一个不见诸明文的追求：向德国而非英美学习。「大国重器」这个词，将背后的小心思暴露得一清二楚。

问题是，只要是人间，凡是被尊为神的，一是不可招惹，否则就是不爱国；二是神一定会辜负粉丝的期待，从无例外。

原因倒也简单无比：失去监督的权力一定导致腐败，神的权力也一样。

当雷布斯们无人敢质疑、更无人敢批评时，他们的行为和产品，就会失去正常的市场淘汰过程，从而落伍、甚至有害。

去年初，我给小孩买电话手表。考虑到遥遥领先的脾气太大，惹不起，便买了雷布斯的。

岂料家长根本无法控制APP的使用时长，甚至小孩可以自己下载。

小米官方客服态度很好，但永远对不起，这是技术设计问题，无法解决，只能谅解。换句话说，用户只能接受。

是的，他们只对自己的技术负责，并不对用户的服务负责。恶猜一下，我甚至觉得他们就是想让小孩上瘾，成为奶头乐，从而离不开。

没有底线的商业，一定会作恶，小孩用品尚且如此，我怎么会买他们的汽车。

李书福曾经说过，汽车无非是四个轮子加两排沙发。草莽期的制造业，话糙活也糙，大家只能认了。

但现在，车速如此之快，小时候连手电筒里的电池都怕爆炸，却在车里装了那么多，安全性如何保障？

大家只想大干快上，抢占市场。油车花了上百年时间才磨出来的安全性，在新能源车面前，几乎是不值一提的过时货。

之所以他们根本不怕，是因为这是产业政策的产物。光伏、新能源汽车现在的利润和国际形象，与这个背景密切相关。

既然是政策的产物，那便是权力的产物。事实上，很多国资投资了新能源车，从而获得了批评的豁免权。

前天晚上与一位汽车自媒体大V吃饭，席间说起合肥被投资的那款明星汽车绑死，每年亏多少亿，至今无法解套。

遥遥领先的车出了问题，谁敢公开？

雷布斯的车烧死了三个女大学生，也是过了多少天才公布？

好在雷布斯还没有遥遥领先的影响力，最终不得不出来认领。

但他一认领，原来以给雷布斯供货为荣的那些厂家，纷纷推说与自己无关。

其实，最该出来认领的是政策制定者和国资投资者。

权贵资本之恶，莫此为甚！

一辆小米SU7爆燃，导致三人以惨烈方式罹难。

事故调查结果未出，舆论战火已经烧至雷军身上。

事故过程中的诸多问号尚待拉直。这两天网上的质疑和诘问铺天盖地，本文不再赘述。

笔者对这种调查未赋予太多期望，“小米用户维权难”，依稀成为这起标志性车祸的隐喻和注脚。

也许事故车驾驶者并非完美受害者。但无论事故调查结论如何定性，小米汽车和雷军都需要一场审判。

这场审判，指向思想理念和精神意志层面。

此时此刻，如果雷军站出来坦诚地亮明两点，这场审判是可以豁免的。

其一，雷军可以说，包括小米在内的NOP功能，都只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有独立行走能力，但缺乏处理意外情况的经验。

其二，雷军可以说，随时准备接管驾驶，才是目前打开自动驾驶的正确方式。

即便此次面临重大舆论危机，上述两点也决计不会经由雷军之口说出的。

尽管此前马斯克已经承认: “广义的自动驾驶是一个难题, 因为它需要解决非常多的现实世界的人工智能问题。此前没想到这么难, 但回想起来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眼下对于小米雷军而言，静待舆论潮水消退，尔后继续比赛狂堆各种技术参数，营造“低价买豪车”幻觉，这些才是其值得去做的事情。

事实上，前述两句话也适用于其他造车新势力品牌企业。因为近期以来，他们都有过相关技术信仰的极致化演绎。

比亚迪高调发布“天神之眼”高阶智驾系统，提出要开创“全民智驾”；

吉利推出五套阶位不同的“千里浩瀚智驾系统”；

奇瑞推出四套智驾系统，命名“猎鹰智驾系统”；

蔚来宣布自研的“全球首颗车规级的5纳米高阶智驾芯片，经过三年多时间打造”、研发金额“相当于1000座换电站”……

“巨资研发”、“智驾普惠”噱头下，视觉大模型、端对端系统等概念被极力渲染。

严格说来，他们都应该接受一场审判。

原因在于，他们将智驾技术理性的发展，演变成为一种技术拜物教。

不仅将智驾技术当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更是把这一技术实践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从而对社会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控制和影响。

为何单单要审判雷军？

其将黑格尔“绝对精神”与硅谷“技术奇点”理论，进行本土化重构后，将产品包装为“技术圣物”，将普通消费转化为信徒的“皈依体验”，完成从产品消费到精神皈依的转化。

其秉持技术原教旨主义，以个人IP的神格化塑造“科技先知”印象，将企业家身份转化为智能时代的“布道者”。

雷军及米粉群体对智驾产品顶礼膜拜，对其技术发展无限乐观，对技术统治思维日益骄矜，创造了一种建基于科学基础上的技术宗教信仰。

他们通过智驾产品的文化工业，不断输出“智驾万能”“智驾无限”“智驾伟大”等社会价值与社会理念，不断形成对智驾技术的社会化崇拜，并完成自我附魅的过程。

笔者并非技术恐惧者，乐意接受并支持发展智能等新兴技术，肯定包括小米在内发展智能技术的积极社会意义，但主张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建构发达的、人机协同的智能社会。

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必须将人放在主体地位，以人的逻辑而非物的逻辑去发展，毕竟人始终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小米智驾技术和产品，缺少的或正是一种“可知”、“可信”。

所谓“可知”，是指确保智驾技术系统的透明度，使其行动逻辑和决策过程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透明的，易于被消费群体理解和掌握。

所谓“可信”，则意味着智驾技术系统能够得到不同群体或个体的共同认可，具备高度的可验证性。

如果小米智驾技术兼具可知、可信特征，更多体现人性化和良善化，此番就能避免人车协同的不和谐声音。

技术上最伟大的胜利与最大的灾难几乎并列，每一种技术都既是恩赐又是包袱，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这对小米也不例外。

小米的技术拜物教，是试图通过技术控制，构建极端秩序化和高效社会生活的映射。

技术拜物教的实质是一种异化行为，人类加诸之上的宏愿永远无法达成，却会带来自身的风险，对技术的极端崇拜无论多么虔诚都不会带来利好改变。

以小米为代表的智驾技术，将有限的技术手段无限抬高和过分美化，俨然一种新式的意识形态，包含着一种技术资本权利的“暴力美学”，以崭新物神的姿态，成为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新智能光鲜外衣。

这场审判的意义，目的在于实现对智能拜物教的批判性超越，体现智驾是技术服务论，而非技术统治论，在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赋予人绝对的优先权。

这其实也可以是一场雷军的自我审判。立足点是跳出经济中心主义的发展陷阱，如何将智能技术置于合乎人性的制度框架中，使人减少智能技术公开或隐蔽的宰制，避免诸多未知的、不确定的风险。

“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

这个论断无比正确，恳望雷军们能够读进去。

而他们正在努力做的，或许是如何逃避这场审判，甚或乐见信徒们手持小米“技术圣经”，对遇难者家属和质疑的公众，发起一场反向审判。

2025年3月底，网上传出影像创作者郭珍明因拍摄视频被乌鲁木齐市文旅局拟处罚7.5万元和没收设备的消息，现象网采访了当事人。

现象网：这事情是个什么样的经过

郭珍明：是这样的，我去年9月份去新疆旅行，和一位内地的音乐人王啸聊起纪录他的创作和采风的事情，他是做当代音乐的，就是那种现场即兴的乐器和人声。我们萌生了一路旅行、沿途创作和民间采风的想法，边走边拍。新疆是个文化和音乐特别古老而富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壮丽的自然风光亦让我们沉醉。我们在南北疆、乌鲁木齐这些城市和乡村之间穿行，流连忘返。除了即兴的环境中的创作，还采集了很多民间音乐人风格独特的乐器演奏。这些表演，有些民间艺人要求付给他们一些费用，但很多都是朋友，都是免费的。整个过程大约是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份完成的，就是我们两人，我拍他的创作和采风。后来乌鲁木齐文旅局的人上门进屋检查，说根据举报，说我“涉嫌擅自摄制电影”，把我器材和资料都查封了。

现象网：他们这个行政检查和处罚的依据是什么？

郭珍明：文旅局执法人员当时也说不清楚是依据《电影产业促进法》哪条条文，他们只是说，“你去百度查”。他们也不熟悉这些条文。我后来问了律师，也自己查了。我觉得绝大部分影视艺术工作者、普通老百姓可能都不知道《电影产业促进法》，第13条规定“拟摄制电影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将剧本梗概向电影主管部门备案”。我认为大家应当对这个法条引起注意，加以学习。

现象网：你觉得你这个拍摄行为违反了《电影产业促进法》中第13条“拟摄制电影要备案剧本梗概”的情形吗？

郭珍明：我认为完全不构成违反《电影产业促进法》13条，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

不管是普通人还是艺术家，采用专业或者非专业器材拍摄视频，都是一个普通公民的文化艺术创作自由，因为这是个人行为。

《电影产业促进法》第13条要求备案的是法人和组织，也就是产业化、公司化、部门化的电影制作、制片行为；电影摄制是一个异常复杂，由多种电影创作人员、电影技术人员构成，并且需要规模资金支持的产业行为和部门活动，它的创作和技术人员构成至少包括制片人、导演、编剧、演员、录音师、灯光师、摄影师、化妆师、现场剪辑师、制片、场记、助理等等一个基本的剧组构成。一个老百姓持有摄像机就能拍出电影吗？我说的是《电影产业促进法》想规范的那种电影摄制行为。

即使把我的纪录和拍摄行为定义为电影，但是我的纪录作品哪来的剧本梗概？这说明制定《电影产业促进法》的人没有注意到纪录片和电影的本质区别。纪录片是没有剧本的，电影才有剧本，纪录片何来“电影剧本备案”？即使把纪录片定义为电影，那也是没有剧本的电影，对于没有剧本的电影作品，《电影产业促进法》怎能要求它去“备案剧本”呢？

电影节不等于电影院，国际上的电影节展出的影像作品不同于电影院播放的电影，非常宽泛。手机拍的视频也是电影，短视频也是电影。文旅局的人认为我去年有纪录片参加了国际上的电影节，并以此认定我拍摄了的视频素材具有电影属性，违法《电影产业促进法》。这个认定你觉得符合法理逻辑吗？

现象网：你认为这个案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郭珍明：我这个案件，是中国第一例“擅自摄制电影案”(现象网注：对于当事人的这个说法，现象网表示未必完全符合史实，被采访者说法谨供参考)，它在法学上的讨论空间非常大，这个案子影响肯定会很大。我会继续走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这些程序。当然我是个普通的艺术工作者，你也知道，我们这种人很艰难，罚款我交不起，律师和诉讼费用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如果我这个拍摄行为都是违反了《电影产业促进法》，那中国这么多影视、戏剧、传媒、美术专业的学生、毕业生，他们的毕业创作都将考虑是不是违法行为？他们拍摄的纪录、电影、影像作品都去备案了吗？

我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因为每一个普通公民，以后拿起摄像机或者手机进行纪录和创作，都要考虑一下，有没有触犯《电影产业促进法》？你是不是“擅自”了？

以下为当事人所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郭珍明的电影作品《混乱与细雨》海报

早上国人一起床，就被川普给惊呆了，不夸张的说，确实是“改变世界的一天”。财新网报道说：“这项近百年来对全球经贸格局冲击最强烈、覆盖面最广泛的关税举措，料将重塑美国和全球经济，推高通胀并拖累经济增长。"

其他国家就不说了，拟对中国关税加征34%，加上之前的20%，一共54%，这生意还怎么做？兹事体大，不宜开玩笑，需要大家严肃对待，群策群力。

鄙人有一计，如题：大幅度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是应对美国贸易战的最佳手段，没有之一。

人人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关键在于促进内需，问题就在于如何促进？最近政府密集出台了各种措施，比如3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洋洋洒洒列了30条，促进工资增长、促进生活消费、强化信贷支持等等，其中第7条也提到“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这句特别重要，但如果我没猜错，这就是顺带提一句，因为已经结束了，如我们所知，今年只涨了20元/月。要靠这个提振消费实在力不从心，大概只能提升一下盐的消费量，如很多网友说的：“太多了，吃不完，吃不完。”

在我看来，该方案全文4304字，没有比“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这11个字更重要的。道理很简单，所谓内需不足就是个人消费占比太低，目前只占GDP的40%，印度都有60%，美国超过了70%（所以人家敢打贸易战）。正如我之前在《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到800元的8个理由》中说的：

“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就是民众没钱，民众没钱的原因是在财富分配中的占比太低，而要提高促进消费，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发钱——在今日中国，最应该发钱的群体当然是农村老人。”

中国不是没钱，不要动不动就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没钱搞福利。中国人生产的东西能满足全世界人民的需求，然后中国人自己没钱消费，这不是笑话吗？所以根本问题在于分配的不合理，这里不合理并不在于传统说的资本家占有太多，而是政府占有太多，然后胡花乱花给浪费了，比如各种无效基建，以及分配不公，比如我在《拿出10000亿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到500元很难吗？》一文中说的，2023年财政对2200万退休收入最高的体制内退休人员额外补贴了超过8000亿元，对收入最低的1.73亿城乡居民（主要是农民）才补贴了3681亿元。

所以，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把“提振内需”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少部分人，或者说一部分人，而无视了另外一部分人。想想看，一个人一天也就吃三顿饭，他不能吃十顿饭吧。

上面《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第15条，专门拿了整整一条来谈“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3月7日，国务院还专门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看得我脚趾头都抠出来三室一厅——中国那部分有消费能力的人责任实在太大了。这事儿既不符合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环保观念，干嘛不先去帮那些连“旧”都没有的人买起来呢？

换句话说：如果不让中国数以亿计的底层人群（主要是农民）有消费能力，消费占比是不可能提升起来的。个人消费占GDP40%，中国有消费能力的人已经尽力了，就不要再去“挖潜”了，消费这么艰巨的任务，还是要找人帮忙的——他没钱，你给他发一点就好了嘛。

那找谁帮忙，给谁发钱呢？我认为农村老人是一个最佳选择，作为福利开支，关键是甄别成本，最好是找一个群体，一视同仁无需甄别的发钱，那么中国没有比农村老人更合适的群体了：他们的贫穷是普遍的，一个月两百元的养老金连最基本是衣食都不够，应该给他们发；发给他们的钱会被花掉，因为贫穷会逼得他们不得不消费，想存起来也不行。很多觉得农民不消费，这是错的，如果每个月有稳定的大几百上千元养老金，他们自然会敢于消费——消费这事儿谁不会呢？

这不仅仅是济贫，它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会超乎我们想象，简单的说，它能真正盘活农村经济。发钱看似简单粗暴，但比目前的所有其他手段（比如什么新农村建设，什么农业补贴等等）都有效，因为它在发挥自由市场的作用，它的乘数效应比计划手段要高很多。举个例子，家电下乡就不如直接发钱，我在想：有些人是不是对家电有什么执念？凭什么认为农民应该去添置一个家电而不该去买块肥肉呢？如果还不明白，去看看这些年拼多多的发展，就知道市场的力量才是盘活农村经济最有效的方式。农村老人手上有钱了，会有无数人去给他们提供服务的，以中国人的勤劳和创新能力，会有无穷的想象空间。

不仅如此，不要忘了，这些农村老人，他们也是有孩子的，他们的孩子，大部分都在外面在城市工作。赡养父母一直是这些外出工作的农民的孩子的沉重负担，如果农村老人每个月有几百上千的养老金收入，农民的孩子们是不是也就可以放心消费了？不止于此，这里面可能还有不少人还会回到农村，如果想到自己老了有维持基本生活的养老金可以领取，不用为自己的暮年忧心忡忡，他们的消费是不是也就更大胆一些了？想想看，这又将释放出多大的消费空间？

由此牵一发而动全身，最终盘活了中国最没有消费能力、最不敢消费的那个数以亿计的群体，多年来求之不得的“提振内需”指日可待。所以，不要等，不要拖，就好像川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全面征收关税一样，我们也应之以“国家紧急状态”，先拿出7000亿来，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涨到500元/月，不要等来年，现在就行动。然后，再用一两年的时间涨到800元-1000元/月。

如此一来，我将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中国十四亿人，一旦大部分人能被盘活，中国经济一点问题都不会有。不要到今天还抱着封建思想不放，想着盘剥别人才能让自己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的要义是“双赢”，让别人获益也就是让自己获益，如此也才能长久。用不了多少年，等中国个人消费占到GDP的60%-70%，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这个时候怕什么贸易战，如果川普还能连任，再去跟他扳扳手腕，岂不美哉？！

前段时间司马南偷税漏税被查的时候，很多人狂欢，我在稿子里说这不值得雀跃，司马南这样的人，能混到一年光流量收入就几千万这种程度，说明“傻逼共振”非常给力。而在这种共振之下，一鲸落，万物生。一个司马南倒下了，自然会有千千万万个司马南站起来。

问题不仅在于司马南，更在于无脑的支持者。因为正是有了巨量的后者，才能让前者得到市场。换句话说，后者是前者的“土壤”。

我想说的非常简单：人们必须理性，才能制造出理性的土壤。人和土壤，两者不是谁成就了谁，而是相辅相成，是互相成就。有多少人愿意买单，就会有多少人前赴后继地制造他们想要的内容。市场从不缺逐利者，缺的是思考者。

小米su7这次的车祸事件，在网络上呈现了一种相反的状态，真正理性的探讨非常少，要么争吵，要么谩骂，互相攻击。

你能看到的是，两个阵营在开战，而不是两种态度在理论。两派人马杀红了眼，根本不是在分析事件，而是在捍卫各自的阵营，俨然一场网络圣战。

可关键是，什么人最爱这种混乱？

我觉得应该是“能掌控这种混乱的人”，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参与者都是“棋子”，你方人多又如何？他可以花钱买水军翻盘，也可以通过平台方翻盘，甚至合理合规的花钱买热度（微博上直接有这样的按钮，花钱买曝光量）。一百万，一千万，甚至好几千万，棋子是不可能拿出来的。可对于身价多少多少亿的人来说呢？那都不叫事儿。

因此，“棋子”是否不应该喜爱、推崇，甚至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去支持这种混乱？

这其实是很难的，大家谁都不服谁。凭什么我可以说你的话不理性，又凭什么你可以说他的话不理性？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己是理性的，他人是个白痴。

所以，巨难、无解。纯粹的理性，和理想国无异，是纯粹的天方夜谭。

也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以及做自己。

你就是你自己，你属于哪个阶层，就是哪个阶层，先接受这是现实，再来看待问题。而不是看小说，去幻想自己是小说主角，然后说自己认知范围之外的话，因为你没有在其他阶层的圈子里生活过，他们的输出，能更容易的混淆你。

要知道，没什么不能伪装。

我昨天的稿子谈论小米su7事故，其实相对而言已经很中立的就事论事了。但有的评论依旧认为我“污蔑了雷军”，骂得污秽不堪，连系统都看不下去，直接给他屏蔽了。

可事实上，有吗？我污蔑雷军什么了，我只是我没有舔他，只是就事论事，这就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把自己代换成了雷军，觉得我关注了你，我看了你的文章，你竟然不站在我这边？

这不就和看小说一样么，然而，大家都只是路人甲乙丙啊！

倘若你以“做自己”的态度看的昨天那篇稿子，那么绝不会认为我在污蔑雷军，认为我在说小米如何如何。相反，你可能觉得我还夸了小米两句，夸他们这起事故后，热搜上挂了一大堆的词条，让人们议论，质疑。

什么意思呢。

你不理性，那么不理性的内容就会输出给你。你幻想自己是小米的老板，那么适配你的内容就会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如此，类似的输出便铺天盖地。土壤自然而然的变了。

相反的、对小米憎恶的内容和拥趸也是这般。

那么此时，在一个不理性的环境中，在一个不能好好说话，好好讨论的地方，当事方也会自然而然的开始，慢慢变化。

我刚看了一下热搜上“雷军回应”的评论区，清一色“雷总”，全都是好话，仿佛这两个字就是标配，所有人都认可小米，以及在这起事故里完全站在小米一方。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呀，小米方就算脑子被门夹了，也不至于如此离谱吧。

但小米却这样干了。因为这样无脑可笑的手段，正好适配那样疯狂偏执的市场。

既然市场需要无脑，那对小米而言，理性可以去死了。

最后还是我昨天稿子结尾类似的意思，拒绝理性，为疯狂和无脑添砖加瓦，就是在倒逼着土壤，越来越贫瘠。

而这个现实，正在雷军的评论区，开始上映！

CDT编者按：据网友反馈，该文在微信平台遭到删除。

回忆父亲胡耀邦

“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最终在历史上站得住脚，我不能为了少挨打少受苦就胡说八道，让别人多少年后指着我的脊梁说我软骨头，我不能这样，我觉得我们党不会是这样的。写那些大字报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们党最终绝不会这样的，最终还是会实事求是的……”

多么纯真，多么真诚的老爸呀！

胡德华

实际上我跟我爸的互相交往互相交流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们兄妹基本都是跟外婆长大的。为什么我跟爸妈交流的少呢？说句笑话，因为我大哥是个男孩，当有二哥的时候就特别希望是个女孩，但又是个男孩，我快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太原前线作战，我妈妈在石家庄，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用攻坚打下来的第一座坚固设防的城市，我妈妈当时是在晋察冀贸易公司工作，恰巧公司总经理是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栗战书主任的叔爷爷栗再温，栗再温最后是山东省的副省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 9月因提出保护国家文物的意见，被红卫兵批斗。我估计是为了保护孔庙，砸烂孔庙孔府孔林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为司令的红卫兵。11月，被非法关押，曾愤语“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1967年2月受尽迫害含恨去世，时年59岁。

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前线电话里就问，男孩女孩啊，我妈说，是男孩。我爸大失所望就说，行了知道了，我忙，这次我就不回去看了。所以我自打出生就跟他没有什么交往，他忙他的工作。我妈当时在北京国棉一厂，在现在的东四环路十里堡青年路一带，现在开车觉得很近，可是当时要从灯市口家里走两站地到沙滩，乘坐12路无轨电车到红庙再换乘郊区公交车，很远，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我就只能在托儿所一直上全托、小学高中都住校，1966年6月，刚上完高中一年级的课程，就不得不参加文革了，1969年2月在文革中就参加工作了，分配在北京市政二公司当“壮工”修马路。听这工种名就够吓人的吧，就是卖力气的，因为当时国家生产力落后，没有什么施工机械，全凭人力。当年我们的定量是一个月49斤粮食，绝对是重体力劳动。其实我后来才体会到工宣队的师傅对我是非常好的，当时我们学校高一留在北京分配工作的地方有我们北京市政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木城涧煤矿，窦店砖瓦厂，和清河毛纺厂。听同学们讲，窦店砖瓦厂原来是劳改犯工厂，职工一个月的定量是79斤粮食，那就得是重重体力劳动了。新修马路一般都是在没有人，没有马路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地方现在叫燕山石化，我们那会叫东方红炼油厂，当时周边所有的名字都特别响亮，一起的还有曙光化工厂向阳化工厂等等，我们在周口店，就在北京猿人附近，离家非常远，两个礼拜才能坐运石料运渣土的大卡车回家一次。

真正跟耀邦书记有所接触交往比较多的时候，恰恰是在文革当中他被打倒的时期。可以这么说，第一次初步认识他是在1966年的9月30号，那是我终身不忘的日子。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6月10号左右，受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共青团系统的工作组，进入到北京市各个中学，指导中学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下午三点开会，主席台上从左起依次坐着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李雪峰主持会议，发言次序是邓、周、刘。刘少奇在会上讲：“你们问我: 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也不知道。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最后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哪知话音刚落，万人大礼堂里所有的灯光突然全部点亮，主席台身后巨大的幕布徐徐拉开，后面整齐地站立着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的所有成员。文革积极分子们被眼前的突然一幕惊呆了，但是片刻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伴随着掌声，毛主席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旁若无人地从舞台一边走出，在舞台前来回走了几趟，向到会的文革积极分子们招手致敬，跟本就不理睬在主席台就坐的刘少奇等人。由于毛主席是刚刚横渡了长江 精神状态极好，高大魁梧 红光满面 神采奕奕……，毛主席的对台戏把刘少奇等人都耍了，刘少奇他们在主席台上惊得目瞪口呆 坐立不安。

这下刘邓代表的党中央可尴尬了，中央文革一点不给面子，顺势拿下话语权宣布：毛主席从来就没有派出过一个工作组，工作组镇压学生包屁坏蛋，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即日起从各个学校如数全部撤出，镇压学生绝没有好下场云云。毛主席夫人文革旗手江青的火力更猛战斗力更强，歇斯底里的大叫：“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回去”。

各中学已经打倒了学校党委，现在又撤走了工作组，红卫兵造反派们可是不得了了，比照着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拘无束的到处批判打倒所谓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到处抄家造反破四旧毁坏文物，逐步演化成血腥的红8月。

到8月13号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了一个10万人“声援外地造反派批斗小流氓的红卫兵大会”，当时北京中学工作组撤销后，整个形势就非常紧张了，开始出现炮打团中央的大字报。那天我也也骑着自行车，从清华大学一直骑到工人体育场去参加大会。大会前段是兰州大学造反派控诉省委书记裴孟飞，马继孔所谓镇压文革的“罪行”，批斗小流氓等等，最后一项是李富春讲话，李富春当时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党中央书记处是负责工青妇的书记，在大会上他说：“我代表党中央宣布，团中央书记处三胡一王，停职反醒”。三胡是指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一王是指王伟，当时我脑袋嗡的一声，后面还讲什么，我也没听见了。宣布完后周边的小将们就拼命鼓掌，然后就散会了。散会的时候我们往外走，看到我们小学低我一个年级的一个同学，忘了叫什么名字，我问他，你是育英小学的吧？他说，对。我说，刚才李富春说什么来着，我没听清楚。他说，宣布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停职反醒呀。看来这是真的了，千真万确不会有假了。我生怕会出什么事，就赶紧骑车往家赶。那天是8月13号，是红八月，就是所谓的红色恐怖时期非常非常乱，无法无天没有抶序没有安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就是8月5日被红卫兵刚刚打死，北京市大兴县还发生了屠杀几百名地富子女的血腥暴行，……江青还传达了据说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打人都没有关系都有道理，好担心呀。我记得到家就七点了，天都快黑了，我急急忙忙还没有到他房间，就看到有很多不认识的年轻人，我爸也在里面，从走廊里急急忙忙的往外走，我赶紧追上去说爸爸，爸爸你吃饭了没有？他也没有理我好像根本我就不存在，直直地默默从我身边走过去，周围的一大群人也没有一个答话，太吓人了。怎么搞的，难道我这是在梦境中吗？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回来，实际上是被关押起来了。那是1966年8月13号的晚上，他被关到团中央办公楼4楼，团中央书记处张超书记的办公室，张超书记在1968年伟大领袖宣布“群众专政”的日子里，造反派逼迫他揭发耀邦书记被凭空捏造的“罪行”，他血气方刚怒不可遏，痛斥造反派的无耻谎言，最后悲壮自尽，以自己45岁的年轻生命，保护自己的同志，捍卫实事求是的信念，抗议黑白颠倒血腥无耻的文革。在被称作右倾翻案风的1975年7月，耀邦书记对我的好朋友张叔叔的儿子张陆平说；“张超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乱说话，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办公楼是用全国几千万共青团员们的团费建立起来的，文革当中被北京卫戍区所占据至今，理由是那里离天安门近，便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看到要耀邦书记的时候，实际上是被造反派革命小将们押走的历史现场。从那以后就没有了消息，他已经被停职反省，从各方面陆续听到消息，我也到团中央机关看他被批斗、殴打、侮辱、示众，我心里在流血，所有大家能想到的殴打侮辱都在他身上实行了。那些日子，办公楼后面的空地上，每天每时都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所有人怀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心情参加和围观批斗现场，其中也有很多人，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围观清政府杀害革命者那样幸灾乐祸，暴行给他们带来莫名的兴奋和快感。

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1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看押他们的红卫兵认为都是因为这些走资派，错过了接受伟大领袖他们的红司令的神圣检阅，于是把一腔的邪火都发泄在他们身上，红卫兵们拿着军用皮带和能够找得到的凶器，像法西斯强盗般疯狂地殴打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而现在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人。

他很早就一直需要安眠药需要香烟，团中央每次都会通知家里准备好我们给他送过去。我记得当时一直都是在北京医院拿药，一种是速可眠，一种是巴比妥。在医院里医生司药每次看到处方上他的名字就喊：胡同志来了没有？胡同志……“来了，来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窗口，司药看看处方，又看看我问：你是来给胡同志来拿药的吗？我使劲点点头说：是的，我是他的儿子。司药双眼充满柔情和怜悯，脸上却不动声色，一本正经地说：拿好药，回去好好照顾病人身体，按剂量按时服药，听懂了没有？我怎么能听不懂呢？我忍住泪水，只感觉一股暖流往上涌，他们始终不说出他的名字。我好感动，我再笨也能感受到医生司药们的良苦用心，享受着他们这片刻的宝贵的善良，同情和关爱、机智和无奈。即使在一片肃杀的疯狂恐怖的红8月，人间还是有真情在，他（她）们鼓舞着我勇敢地面对文革中绝望的惨淡人生，我永远感谢并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善良的不知姓名的好人。

文革前他一直是抽中华牌香烟，小学时我就经常带同学在他房间的纸篓里捡他抽过的香烟盒，叠三角摔三角拍三角。他被关起来以后的某一天，被红卫兵的野蛮私刑打坏了身体，被团中央筹委会的好心人送到北京医院。他病房的对门就住着当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他们都很熟。因为这一切来的太突然，仓促中就没有带烟，他忍着伤痛走到廖鲁言病房说：廖部长，有烟吗？请给我几支。廖鲁言部长默默地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从抽屉里拿出一包大中华，塞到他手中。

几天后他又回到团中央机关继续接受批斗，就交代我以后不要再买大中华，要买大前门香烟了。一开始是带锡纸的3毛1一包的精装版，后来就要我买不带锡纸的2毛9一包的简装版，最后就改成抽两毛一一包的恒大牌香烟了。

9月30号上午，团中央革委会筹备小组又打来电话，说你们谁在家呀？我说，我在，他说你来接你爸回去吧。我说，太好了，是要放人了吗？他说，不是放人，因为马上到十一了，我们革命造反派也要放假休息呀，没人管走资派了，你接他回去吧，在家里待三天再送回来。

然后我就骑上自行车，在团中央门口看见他一个人走出来，快两个月了，我一看到他单薄瘦弱的身影，眼泪就止不住地往外涌，他走到跟前严厉地说：哭什么？这么没出息。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哭，可是……反正……语无伦次，索性干脆让眼泪流个够吧。然后就要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接他回家，当时车费我记得是两毛五分钱。因为他的工作用车被造反派占用了，他的车是苏联产灰色的吉姆牌轿车，三排座，听说当时全北京就这一辆灰色的，而且还是苏联列宁共青团第一书记谢列平送给他的。到了家里我给他做了我有生以来第一顿中午饭。因为我一直住校吃食堂，也不会做饭。家里原来一直是我外婆操持家务，有炊事员还有我奶奶。后来我才知道我外公原来在李宗仁第五战区任国军的旅参谋长，打完台儿庄战役在撤退中失踪了。2015年去台湾旅游，我还去忠烈祠去找，看看有没有我外公的名字，结果也没找到。我问讲解员，他们说当时打完台儿庄很仓促，消灭鬼子后敌人很快又围了上来，部队立即突围，建制也乱了，在撤退时失踪是很常见的。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和围歼，所以才有了蒋介石命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的惨剧。后来学历史的大哥讲，过去有文化的人除了姓名之外，还有表字，还有号，也许忠烈祠里有他的排位，但是我们不知道。由于我外婆就被认为是国军军官的家属了，在红八月时造反派要求给遣送回原籍安徽宿县。当时送外婆上火车的是我大哥，外婆是基督徒，上过私塾识文断字知书达理，反过头来还安慰大哥说，过去我们老高家确实是地主，后来家道中落，流落到符离集，就是出烧鸡的地方，解放后成分是城市贫民，我会开证明回来的，你们都不要怕。外婆收拾行李的时候，各个一定要带一床被子走，大哥非常不理解，外婆说我要在被子里藏一些钱，缝起来。其实我们家一直都是月光族，妈妈在北京黑市委纺织局，更早被关押，在各个工厂被批斗。当时家里只有爸爸被关押时没有月光，被扣发的两个月的工资400块钱是家里的全部家当。大哥说外婆你年龄大了，再说现在的造反派无法无天，你藏到哪里都没用呀，于是作罢。在火车上，外婆的对面是一位解放军，看着大哥不放心的样子就说：你放心下车吧，一路上我会照顾老人家的。在符离集家乡的父老乡亲和干部，当时还是很有良心实事求是的，很快开好了证明，是城市贫民，大概一个月左右外婆回来了，信心满满地把证明交到了街道委员会，终于暂时安全了。

家里都没人了，炊事员工作人员也都撤了，只有我70多岁的老奶奶受到惊吓躺在床上，说厨房里还有些挂面，你下给你爸吃吧。这可难为死我了，我什么时候做过饭呀？我哪里会做呀？可是不做又怎么办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饭，第一次做饭就是给耀邦书记做的。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做，也没有人可以问，就想着别人是怎么做的，要烧开水，要把挂面放到水里，切了点菜叶，还打了两个鸡蛋。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先烧开了水再下面条，结果加满凉水后就下挂面了，鸡蛋也打进去，然后就盖上锅盖闷起来，等了半天水也不开，等开了锅一看，咦，鸡蛋怎么没有了，后来知道是散了，反正是乱七八糟的一锅，就跟我爸一起吃。我问他，还可以吗爸，他说，不错，挺好吃的。（后来我估计可能是大家都饿了，也可能是鼓励我）这是我这辈子平生第一次做饭，做的是看不见鸡蛋的鸡蛋菠菜面条。

吃完饭，没有别人我就陪他说话，那是我第一次正八经地单独跟他聊天。我刚坐下爸就指着我说，要不是担心你们这几个孩子，要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早就豁出去了，一定要到毛主席那里去问问他老人家，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要这么搞？这么野蛮，为什么要搞人身侮辱？为什么要任由红卫兵任意动用私刑？我说，爸，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我们都知道甚至我都看到了，可是你应该“正确对待”啊（这是那会的报纸语言）。他说，这么对待干部，这么对待人，这么无休止的殴打、羞辱，用各种变着法儿的刑罚折磨人是不对的。我说，爸你可别这么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就是要把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而且就是要给他们戴高帽子来游街。那都是毛主席讲的，都是革命行动呀。他听后说，你知道毛主席还讲过什么吗？我说，那讲的可就多了，我哪知道你想要我说什么呀？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我说，那我当然知道了。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最后一条是什么？一下子我还真说不出来，我就在心里默默的唱到最后，说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呀，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他说，对呀，可是为什么不许虐待俘虏兵呢？还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呢？我说，那我哪里知道呀，反正就是这么规定的。他说，我们原来跟敌人打仗时候，对方拿着枪就是我们的敌人，但是当对方投降了放下武器了，原来的敌人这时就是俘虏，就不是敌人了，他前面的那个定语“敌”字就没有了，他就只是一个“人”。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尊重他做人的最基本的权利，要尊重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中国古代不是也讲“士可杀不可辱”嘛？我们优待俘虏是表现出我们共产党人更高的胸怀。“可是，那也不管是什么阶级吗？”他坚定的对我说“对！不管他是什么阶级，都要作为人来对待。”我那会还不满十八周岁，我们当时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待敌人就是要狠要仇恨。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不同的声音，甚至公然跟“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都不同，感到非常震撼。

后来我就听见有人按大门铃，我就跑出去，那会其实大门都是打开的，因为那会武斗、抄家、批斗都是常态，人命也不值钱，说打死就打死了。我一看进来四个老高老高的解放军，把我吓一跳，我问你们来干嘛的？我以为又来抄家了。他们问，这是胡书记家吗？一句胡书记就让我直到今天还感觉心里特别温暖，因为那会造反派的脾气没有人这么尊重你，况且还是被红卫兵造反派封为了走资派，都应该是横眉立目，打打杀杀的。我说，是，你们找谁啊。他说，我们来看看胡书记。我觉得特别和蔼，就带他们进去了。

我说，爸有人来看你了，不是来批斗的。他们依次握手说，胡书记您好。我爸疑惑地说，你们是哪里的。这四个解放军说，我们都是军队院校的，现在十一放假，我们特别不放心，特意来看看你。因为当时没有人说这么温暖的话，当时我爸也特感动，他就问，你们都是谁啊。为首的大个子说，我叫秦铁，我是秦邦宪的儿子。“哦”第二个说：我叫袁勃信是海军袁也烈的儿子，“噢，大革命时期的老资格哟。”第三个是我们当时国家体委副主任黄忠的儿子黄安生，“好啊，我们是邻居呀”都是革命的后代战友的儿子，所以气氛就轻松多了。到了最后一个我爸就问你是谁呀？他说我父亲没有什么名气，你一定不知道的。我爸说：那可不一定，你说说看嘛，他说我叫杨晓明，我父亲叫杨春茂。我爸就说：哎，杨春茂我怎么会不知道呢？然后用食指着自己的鼻子，开心神秘而调皮地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专做审查工作的，你爸爸是七大代表对不对？七大的每一位代表，都是我们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审查通过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于是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我知道杨春茂在燕山石化当过老总）

我爸说，你们父亲我都认识，而且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原来是咱们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而且记忆力超强，过目不忘，他熟悉每一个干部，所有干部的情况他都烂熟于心。后来我想兴许这也是他后来做了总书记，配备干部得心应手的原因吧。难得大家的好心情，于是就看他们天南海北的聊，聊完了，我就送他们出门。

回来后，看到爸爸还沉浸在多少天都没有的轻松愉快的谈话气氛中，就焦急地说，糟了，糟了爸，这个秦邦宪不是博古吗？我爸笑着说，哦，你还知道博古就是秦邦宪。我说，我当然知道了，这些毛选里都有。我说：爸，这王明博古不是都是坏人吗，咱们应该划清界限才对，你怎么还跟他们谈得这么好呢。我爸本来还挂着微笑脸，一下子就凝固了，拿着香烟的右手停在了半空中，好长时间沉默着。我还不知深浅地继续说，现在报纸文件，还有《毛选》里都说，王明博古都是坏蛋，他们反对毛主席，丢失了根据地，让革命受到了巨大损失……..他默默地，但是异常严肃地听着我说，可能一直在想怎么回答我这个又懂又不懂的半吊子，既要让我知道真实的历史，又不能让我因言获罪陷于灭顶之灾。他知道，我们家这胡老三直性子嘴巴不严，肚子里存不住东西，老爱乱说，他眼睛看着远方，最后他一字一顿地说：你要记住，博古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高级领导人。我又一次被震撼了，怎么说的跟当时广播里、报纸上甚至跟毛选里都不一样啊，我还真不知道博古是高级领导人，我只知道他是坏蛋。因为博古，我们党我们中国革命受了多少损失，但是我爸却非常尊重他。从这以后我就特别注意我爸，注意他的观点，就不再人云亦云了，这是我第一次朦朦胧胧地认识了他。

因为在延安他一直是在八路军做组织工作的，所以在文革中，我看到找他做外调写证明的人非常多，甚至还有很多他不认识的人也来找他。他就非常和蔼地跟来人说，我不记得你呀。来人说：是的，我们没有单独见过，可是我听过你在抗大作报告，我就记得你。爸说：那你应该找你们学员队的领导，像队长呀，政委呀，给你写证明材料才对。来人说：战事紧张很多都不记得了，有的牺牲了，有的现在被关起来的，被打倒见不到的，在位的也有不肯管我们不愿意见我们的，没办法就只能找你了。于是他就和来访者一起回忆他所在单位的领导，并认真帮助联系，实在回忆不出来联系不上的，就亲自动手写道：在我担任什么什么干部负责的时候，没有审查出他有什么问题等等。这就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冤假错案。这一时期我看到每隔一段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都堆积有2，30公分用复写纸写就的报告和证明材料，文革后听说一共有好几大纸箱子，说可能都在团中央档案馆或者是在中央档案馆，也可能几次搬家失散了，那就可惜了。

但是我也看到他对那些造反派要他写假材料假证明，要他造假做交易时，却是一点不客气一点不买账的，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甚至跟造反派拍桌子瞪眼睛对骂。大概在1967年2月的某一天，突然来了一大帮带着红领章红帽徽的解放军冲进我们家，着实把我吓了一大跳，一个个膀大腰圆，横眉立目，他们毫不顾悸地破门而入，进了院子就旁若无人地大喊大叫：这是走资派黑帮分子胡耀邦的家吗？我赶紧跑出来才知道，那是北京军区体工大队的造反派，都是些踢足球打篮球的，他们也不系扣子披着军大衣，目中无人地横着就进来了。推门就厉声呵问耀邦书记：你老实交代，你跟贺龙是什么黑关系，他是怎么反对毛主席的？耀邦书记一开始还礼貌地让他们请坐喝水，请他们好好谈问题。结果这些解放军造反派大耍造反派脾气始终是大喊大叫，无理取闹，于是耀邦书记索性也不理睬他们了，并投以鄙视的目光。这下那些造反派们被激怒了，拍着桌子大喊道：贺龙是土匪，到今天你还敢包庇他。耀邦书记终于也按捺不住了，也一拍桌子大吼道：贺龙同志是共产党员，是共和国元帅。造反派们一怔，可能还从来没有见过走资派竟然还跟还敢跟他们拍桌子对骂，说，江青同志都说贺龙是土匪，是军阀，中央文革都给他定性了，你还胆敢说贺龙的好话，你就是十恶不赦的走资派。耀邦书记依然对他们的乱吼乱叫报以轻蔑的目光，这时一个造反派，抛出一个自认为是王炸的重磅炸弹，大喊：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反革命分子杨勇是你表哥！他要配合贺龙搞二月兵变，你敢抵赖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将军，在1月份就已经被中央文革无端打倒，按当时的风气，每个人都要划清界限，都要摘清与被打倒人的关系。

造反派等着耀邦书记回答，沉默了难熬的感觉却是漫长的几分钟后，耀邦书记平静地但是严肃地问，你们了解你们的司令员吗？你们了解贺龙元帅吗？杨勇司令员出生入死，负了多少伤你们知道吗？你们都认为杨司令不苟言笑样子很凶，那是因为他面部受了枪伤，不能像常人那样笑了，他昏迷了多少天你们知道吗？还给他们讲贺龙元帅对八一南昌起义对我们人民军队的巨大贡献，对革命战争的巨大贡献。那些造反派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我们人民军队如云将星的传奇经历，加上耀邦书记出众生动的演讲口才，造反派们听着听着就听入迷了，喊叫声也听不见了，等走的时候还一一握手，还说，耀邦同志，对不起啊，我们有空还来看你。

等他们走了之后我才敢进去，他说，你都听到了。我说，我当然都听到了，你们吵得那么凶都把我吓坏了。他说，你没事就坐坐吧。我坐下后说，爸，你别跟这些造反派硬顶，他们可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现在满街的大字报大标语都是打倒贺龙的，都说贺龙是土匪。这种情况下，你就说他一句是土匪也没关系，我想没有人会计较的，那样你会少吃好多皮肉之苦呀。

他一番唇枪舌剑得胜之后，本来很放松地坐着，听罢登的一下就站起来说：你这么没有出息呀，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说，现在谁还讲历史考验，谁还在乎你真话假话呢，还是先保住命要紧，好汉不吃眼前亏。大家都在那里打倒贺龙打倒刘少奇，你救不了他，谁都救不了他们，谁还管什么历史不历史的。他说，这个不行，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最终在历史上站得住脚，我不能为了少挨打少受苦就胡说八道，让别人多少年后指着我的脊梁说我软骨头，我不能这样，我觉得我们党不会是这样的。写那些大字报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们党最终绝不会这样的，最终还是会实事求是的……多么纯真，多么真诚的老爸呀！

最近我看到有大学生在网上抱怨，现在大学的形式主义已经到了癫狂的状态。

我找了两个帖子，作为例子。

学生一的自白：

“我上大学后怨气异常重，你敢信大学生要每天早上七点要上早自习？？？晚上宿舍里面十一点半才安静得下来，每天睡眠时间也就七个多小时，特离谱的是还有自律姐六点起床晨跑，我每天都睡不醒，专业课老师不讲重点，水课学习委员和班长还帮老师抓逃课的。”

学生二的自白：

“现在大学的风气好压抑，快救救我们吧，我和我身边上大学的朋友没一个精神状态好的。

写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课、攒不玩的学分、除了一课还有二课堂学分，德智体美劳每个都要修够，不是在上课就是在赶去上课的路上，放了学还有作业，每门课都有大作业或小组作业，每节课都有点名签到，旷课达到一定次数这门课就只能重修了，学校的课80%都是水课，水课居然还留作业还贼多。杂事巨多上学上的头大，想自己学点有用的吧都被水课和作业和一堆形式主义毫无用处的东西挤占了。

上个大学感觉被榨干了。每天都在发疯的边缘。”

看完这些大学生的自述，我真挺庆幸自己读大学的时候，那么轻松自由——尽管我们那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形式主义的初步迹象，但相比现在还是要好很多。

这两年，关于校园形式主义的愈演愈烈，在网上已经形成一种广泛的抱怨和吐槽。

一开始，很多人抱怨高中生的生活太痛苦压抑了。

而后，这种抱怨蔓延到了初中和小学。

然后是大学。

再往后，蔓延到了教职工、围绕学校工作的所有人……

但凡与教育有关的人，没一个人不痛苦、不压抑，甚至都有种趋向于变态的感觉。去年我也写了文章，关于学生和老师寻短见的事件频发——当时大约连续发生了四五起，这还是我们在媒体中所能看到的。

当我们对这些现象已经感到麻木，我想问的是：形式主义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为何这一切无法被阻止？

我的答案，是过多的“社会管理控制欲”。也就是说，“要管一管”这个思维成了社会的主流，每一个人都觉得只有依靠管着，才能达到发展的目的，以及才能获得安全感。

好像只要一不管，这社会就彻底乱了，发展也无从谈起。

在这背后，其实就是上层管理者对于控制欲的无尽渴望与追求。

当我们谈论制度、管理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们往往认为那是一个机械化的东西，但事实上，制度和管理的背后还是人，是人性决定了管理方式。

所以，问题的根源也出在人性之中。

在一切都相对松弛的年代，人性总体来说也是有所不同的。管理者作为人性的一部分，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更倾向于“放手自由去干”而不是“跟着我指定的方式去干”。

比如说对待学生，那时候寒窗苦读更多是学生自己的事情，比较私人化。努力不努力全凭自己，老师也不会苛求学习之外的其他细节。

所以那时候价值观也更多元化，课后老师还经常跟学生混在一起打篮球什么的，大家都活得比较有“人味儿”。

在经济领域就更是如此了，在“放手去干”的年代，除了法律有限制，基本上再看不到什么其他规矩。做生意的人大展神通，将自己的各种奇思妙想融入商道，各种创新发明也层出不穷。

文化领域更不用说，没什么固定的价值观需要宣扬，各种各样百花齐放，只要创作本身是优秀的即可。

但后来，就逐渐变成了“按照指定的方式去干”。

“管一管”逐渐取代了“自己干”的思维，成为社会主流。背后则是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要试图抓住一切、控制一切，才觉得安心。

从经济上来说，是从自由经济发展到了产业经济，产业经济则是跟着“统一指挥棒”来的。指挥棒要搞新能源车，就全国各地上马项目，大家一起蜂拥而上，最后骗补贴、内卷都来了。

各地方的招商不再是因地制宜和花样创新，而是跟着产业指挥棒走。比如这几年在很多地方，没有挂上“高新制造业”这个边，你就别想被招商引资。

到了教育领域，就更是如此，“管一管”早就超越了分数这件事，而是拓展到了学生的一切领域、一切生活、所有时间。

如果没有每分每秒都盯着学生，似乎这些学生就要“瞎搞”似的。

所以发明出来各种各样的方式，严格监控学生，拴住他们的时间精力，让他们无处遁形、无处隐藏。让他们没有社交、玩耍、发呆、疯疯癫癫的机会和空间。

学生不需要人味儿，他们在管理者眼中只是机器。

教职工也一样，他们是完成这个“无死角监控”的执行者，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了被监控者，要接受全方位无死角的控制。

于是，无穷无尽的报表、汇报、考核、检查就来了。检查者自己也疲于奔命，但又不能放松，于是形成了“每一层都累得半死怨声载道”这种状况。

“管一管”，成了一种深刻的恐惧感、强迫症，像烙印一样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

那么再往深了说，根源又在哪？

其实还是在于“层层检查”的这种对上负责制。往上追根溯源，你总能找到一个负责检查下一级的“领导”和“上级”，于是，从上往下就开始层层加码，每一级都不敢怠慢。

从社会人性上来说，也正是因为发展到了瓶颈期，所以管理者才试图抓得更紧、管控更多。但这其实是一个悖论——越抓紧，其实发展越受到阻滞。

当一个社会以“不控制就没有安全感”为基调时，发展进步就一定会停滞下来，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这一点。

如果想要依靠“多管管”就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那么结果注定只能是恰恰相反。

（全文完）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于2025年3月30日晚不幸病逝，享年77岁。朋友圈里，人们纷纷表达哀思，但我们知道，缅怀胡德华其实是因为感激胡耀邦。

1981年开始，胡耀邦主持平反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为55万“问题分子”正名。这些案件的受迫害者，终于摆脱了受歧视的地位，获得了平等升学、就业的机会。

平反冤假错案自非缘于其一人之功、一人之力，但他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胡耀邦，很多人不知道还要在屈辱、压迫中煎熬多久。作为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领导人，胡耀邦的历史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他不是完人、圣人，却是一个好人、真人。“活在人心便永生。”

今转载短文一篇，以缅怀胡氏父子。

闲来无事，常与朋友交谈。

聊的话题自然很多，天南地北，但大都离不开一些名人轶事。有一次，我问一位朋友：你还记得耀邦吗？

有些意外，他竟然反问我一句：耀邦是谁？

我顿时语塞，不知该说些什么为好。可仔细想想，不觉得奇怪，毕竟90年代以来的青年，还能记得他的肯定不多。

历史在不断前进。

但有些人、有些事，总有人记得。胡耀邦对中国改革有两大开创性功劳。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后人多评价胡耀邦的最主要功绩在于：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成了改革的主体。

当然，做成这两件大事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他出力最大，承担风险最多，且最有胆识，态度最为坚决，则是不争的事实。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为代表的贱民阶层。中国“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当时估计上亿。胡耀邦的这个功绩，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

在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悲剧英雄。而悲剧英雄在历史上的痕迹无疑更为深刻。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胡耀邦留下的这组数据，将永远被历史铭记：1978年改正4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同时，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对“土改”以后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是被打入另册的“贱民”。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并补发被减扣的薪水，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昭雪，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者，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多万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1949年以来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

已故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写道：

1994年，《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约我写胡耀邦，把题目都想好了，就是“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一口应承。

1995年11月，耀邦诞辰八十周年，《炎黄春秋》登了我写的一部分，接着《南方周末》等几十家报纸也转载了。

但是要出书就很困难。首先和我草签合同要出书的是人民出版社，结果他们把稿子基本上编好之后，又自己废除了这个合同。后来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社长和一个编辑也到我这里来，我把稿子给了他们。几十万字的稿子他们三天就编完了，但后来出版社社长又向我表示：暂时不能出，要把我的稿子留他们那里，等等再说。等到什么时候啊？于是我到中央党校出版社把书稿拿了回来，他们还很舍不得。

书稿接下来送给新华出版社。在这个出版社帮忙的一个退休女同志孙维熙转请已离休的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看。冯健连夜看了，拍案大喜，说非常好，建议新华出版社领导赶快出版。

就在这种情况下，香港镜报创办人、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先生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我的书稿。他1997年春天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住在北京饭店西边的贵宾楼，打电话给我，问愿不愿意把书稿给他，让他带到香港去出版。我当然愿意。

当年9月份就出了第一版，北京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也销售。书价是一本港币88元，流传到大陆内部来销售，是一本150多元，居然也一抢而光。

无论如何，胡耀邦都是中国当代历史绕不开的人物。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则真实刻录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一个断面，它生动地再现了胡耀邦一生中最令人难忘和感怀的一段岁月。

电动车时代，车祸似乎具备不同寻常的意义。

成都有一位媒体老师去年夏天目睹一辆车燃烧，后面的几天他一直在关注新闻报道，然而什么都没有。

他自己也是开电动车的，这让他很焦虑：燃烧的是什么品牌的车？

新能源新锐们在舆论市场非常活跃，当然是指在删帖方面。另外，国产新能源还有一层意义，它是爱国的象征。

“国产”和“特斯拉”构成一对相对应的“概念”，背后甚至各有一套观念的体系。

这次小米SU7电动车燃烧事故，3名从武汉去安徽考公的女生死亡。有一点倒值得肯定，小米公司很快证实是自家的车，并且表示配合调查。

当事人家属也在网上发帖：

我觉得最悲哀的是这样一句，“雷军，我还是你的粉丝，你必须给说法”。

这位悲伤的家属道出了这个时代的困境：粉丝与偶像这样一种新关系，不仅正在影响、重塑很多人的生活，也在产生新的悲剧。

如果他购买汽车，是出于品牌或者价格，都更好理解。如果他仅仅因为喜欢雷军就选择小米汽车，这种“多余的情感”所造成的伤害，又该如何抚慰呢。

过去一段时间，雷军是网上最火的人，他几乎每天都能上热搜。看上去他能应对自如，甚至体会到这是一种新的生产力。

前一阵子有一个段子：雷总以前的友商是华为、OPPO，现在的友商是奔驰宝马，以后的友商是王一博、肖战……

各路大V都纷纷转发。这也许不是小米公关的主动作为，而是一种自发的合唱——因为这种合唱，雷军才偶像化，甚至开始意识形态化。

但是恰恰这种“合唱”才是危险的。

它造成某种新型的消费者，人们产生购买，不再是主要基于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一个人、一种意识形态乃至情绪买单。

“我还是你的粉丝，你必须给说法”，这句话真正的重点是“还是”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强调的是一种特别关系，一种“粉丝特权”。

这是真正的“无权者的权利”，粉丝为偶像而狂热，也就天然认为偶像的一部分是“自己的”。

这是整个事件中特别让人悲哀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