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阅读：基本常识｜那些你以为“大逆不道”的话，在地铁站大屏播出来也没啥

昨天投放在广州地铁体育西路的广告播放了一天，现在已经被撤档啦。很抱歉让专门去打卡拍照的读者白跑一趟，怪我没处理好事情。

传播基本常识总是会有阻力的，广告能通过审核播出来已经是很有意义的进步，特别感谢每一位同温层好友的支持与声援。

广州地铁传媒单方面毁约，提前撤下我付费投放的合法商业广告，我会通过法律程序维护正当权益。

传播基本常识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事情，我会继续努力，不会因挫折而放弃，也期待得到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基本常识博主项栋梁拜谢！

相关阅读：水瓶纪元｜海棠作者被捕，耽美创作频繁涉刑出路何在？

一

“远洋捕捞”出现了细分领域。

刚刚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数十位女性作者被跨省抓捕。

作为一个热爱码字的人，忍不住要在这里为她们发出一声同类的悲鸣。

事情的大致原委是这样的：从6月开始，50多位“耽美文学”作者被跨域抓捕，她们中有人被判刑5年，有人不得不四处筹款以求轻判。

这些作者大多是20多岁的年轻人，女性占绝大多数，她们用文字表达对性与爱的想象，读者自愿对此付费阅读，未产生任何对双方的胁迫，没有个人利益的受损，却因此背负上了“淫秽物品牟利罪”的罪名。

恕我寡闻，第一次知道“耽美”这个词，查资料得知，所谓“耽”，即沉溺、痴迷的意思，“美”即美好的事物和情感。所以，耽美主义也曾叫唯美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耽美主义就是浪漫主义。耽美本身作为一种文学的小众流派，作为一个小圈子的亚文化，本身没有原罪，也不是天然就跟色情或淫秽挂钩。

当然，我相信，为了流量，具体说为了吸引读者充值阅读，她们在写作过程中，一定有打擦边球的行为，游走在灰色地带。

她们不知道，一张网，正悄悄向她们捕来。

6月20号，中部某省相关执法单位以涉嫌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上门抓捕了十几个作者，其中包含“云间”、“辞奺”、“一蟹”和“Momo”等人。

7月底，第二批抓捕开始。

二

为何中部某省相关执法单位能突破属地属人原则，跨境逮捕全国各地的涉案作者？对此，律师黄思敏解释说：“互联网时代，和传统社会的传播形态并不一样，这使得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地，所以有时候会有跨区域的执法和抓捕。当然，目前也有各地趋利执法的情况。”

所谓的趋利执法，对应的即是近来开始在网上流行的词汇“远洋捕捞”。“远洋捕捞‌”原指渔业活动中远离海岸，在200米深线以外的大洋区进行捕捞的行为。然而，近期出现的“远洋捕捞”现象是指一些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通过异地执法的方式，对相对富裕地区的民营企业进行查封、冻结财产等行为。

“远洋捕捞”一度声势浩大，以南方某省为例，今年有一万多家民企遭到“远洋捕捞”的打击，有老板身陷牢狱、家破人亡、倾家荡产，同时派生员工失业、企业关停等痛心局面。雷军的前手下刑燕军甚至因“远洋捕捞”而死，更是成为近日网络关注的一个焦点。

而这起跨省大规模抓捕小说作者的现象表明， “远洋捕捞”的对象已不止于异地企业家，而是积极开辟新领域，向普通人下手了！

这也正是这起事件令我感慨甚至愤怒的地方——是的，我没有恐惧，有什么好怕的——这些作者基本上是年轻女性，经济状况并不富有，甚至有人因为身患重病只能靠写作谋生，就这，也有人不放过！

据悉，为了争取减刑和缓刑，涉事作者们大多在积极退还“赃款”，也就是多年来赚取的稿费——打个不恰当的也许不尊重她们的比方，就算是风尘女子，喝令她们上缴多年来操皮肉生意得来的收入，正常人，拿这钱心安吗？

相关爆料显示，头部作者“云间”由于积极退赃，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部分未能筹集到资金退赃的作者，被判处了更长的刑期，如“辞奺”被判刑五年零六个月。涉案金额在25万元以下的作者，基本都能缓刑。所有涉事作者都留下了案底。

据“云间”的妹妹在微博讲述，“云间”在海棠写文近十年，共计千万字，被读者戏称为“无情的码字机”。她一心扑在写作上，没有养育孩子，只有4条宠物狗。为了退赃和缴纳罚金，4个月以来，家人都在借钱、筹钱，但依旧弥补不了资金缺口，才不得不上网向读者求助——当地的判决书显示，“云间”涉案金额达180多万元，算是一条“大鱼”了。

三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如何定义“淫秽”，并不单单是一个法律问题，还涉及道德、文化、社会、心理等因素。色情淫秽和言论自由之间存在张力，其中的界限值得探究。

社会学家、性学家李银河，早在2012年就在其博客《声援耽美网站作者》一文中说：“淫秽品是言论，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它不是行动。”

《金瓶梅》的作者叫兰陵笑笑生，换到现在，他还能笑笑吗？

即使她们有罪，正如有网友所质疑的，写情色小说比强奸犯判得还重，这正常吗？

2018年，就有人做过这样的对比：10月31日，耽美文学作者天一，因非法获利十五万，于安徽芜湖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天一案”庭审现场（图_视频截图）

同年5月，某女子在北京马路人行道上，被陌生人从身后扑倒，遭遇性侵并受伤。10月10日朝阳法院开庭审理，罪犯以强制猥亵罪，获刑八个月。

或者说，如果要对这样的小说作者进行重拳打击，在酒店安装摄像头偷拍客人的呢?

在网上曝光他人身体隐私的呢？

进而言之，利用职权胁迫他人发生性关系的，判了多少年?

盗卖他人器官的，判了多少年?

当然，这样的抓捕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是，当它与公众的朴素情感相抵触，是不是必须调整了?

最后我想说，“远洋捕捞“向普通人蔓延，说明问题很严重了。

CDT编者按：基本常识作者项栋梁在后续文章中称“广州地铁传媒单方面毁约，提前撤下我付费投放的合法商业广告，我会通过法律程序维护正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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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医能不能治病”的问题，相信很多人都有强烈的观点，也都知道这个话题最容易让亲友之间删除拉黑反目成仇。

治病不看中医不吃中药的人们基本都有一个概念，自己的观点只能在私下讲讲，最多在群里说几句，是万万不能做成标语出现在报纸电视广告牌等公开场合的。在当前的国家政策与社会氛围下，批评中医博大精深是“大逆不道”的。

然而，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偏要公开普及这个基本常识：

传统医学是文化，现代医学是科技。文化可以传承学习，但最终归宿应该是博物馆，科技需要创新发扬，用来在医院治病救人。

关于“俄乌战争你支持谁”的问题，本来中国人应该是可以客观公正讨论的，然而耐不住宏观环境有明显的立场偏向。

支持乌克兰的言论会被举报汉奸，谴责俄罗斯侵略的文章会被平台删除，渐渐地，人们逐渐悟出来一个道理，在公开场合谴责俄罗斯侵略是“大逆不道”的，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和麻烦。

然而，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偏要公开普及这个基本常识：

谴责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俄罗斯出兵攻打主权国家乌克兰，是任何借口都无法掩盖的侵略暴行，是和日本军国主义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侵略中国一样性质的暴行。

关于“我是群众还是公民纳税人”的问题，答案其实很简单，但把“我是光荣纳税人”这个振聋发聩的答案大声喊出来，还是会让很多人感到害怕。

与纳税义务相对应的，是纳税人的权益，是纳税人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决策的合法权益。只是有些人不希望广大纳税人有这个意识，不喜欢大家讨论这个话题。

然而，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偏要公开普及这个基本常识：

中国既有个人所得税这样只覆盖少数群体的直接税，也有消费税这样包含在部分商品价格里却没有体现在小票上的直接税，更有覆盖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最终由所有消费者买单的间接税，也就是增值税。生活在中国的每个人，无论收入水平高低，无论社会贡献大小，只要有消费行为，就是一名光荣的纳税人。

以上三条基本常识，我已做成巨幅广告投放到广州市中心的体育西路地铁站电子大屏上，每天面向超过70万乘客普及（感谢“我是小方块”同学帮助设计）。

当然，我认为是基本常识的观点，还会有很多人认为是狗屁不通，认为是大逆不道。没关系，真理越辩越明，只要公开讨论，就算是打破立场的垄断，总会推动进步。我热切期待有更多读者、媒体和自媒体作者都参与进来讨论这些话题，通过公开坦诚的方式表达观点。

12月21日周六下午2点到5点，我将在广州体育西路地铁站站厅大屏幕前守候，欢迎支持这些基本常识的读者前来打卡合影。

也非常欢迎对以上观点持有反对意见的读者前来当面讨论，在不影响公共秩序的前提下，我都非常乐意奉陪。（大屏幕在站厅中部，需刷卡进站）

这几天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宪举教授一举成为网红，并且知名度有走向世界的势头。

他之所以成名，是因为前不久，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到访中国人民大学时，谈到该国人口政策改革经验，在演讲结束后的互动环节中，王教授发出惊天一问：

“我们国家女同志现在是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所以，我就奇怪，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你们在政策上、措施上、优惠待遇等方面，甚至我听说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地、服服帖帖地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这段提问视频一流出，王教授想不成名都难了。

首先是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有人认为王教授的提问带有“爹味”，缺乏对女性的尊重，把女性当做了生育工具；有在哈萨克斯坦工作经验的中企员工说，在哈萨克斯坦生孩子的成本远远低于中国，所有公立医院的产检和生孩子是免费的，生完孩子国家会给一年半的奶粉钱，还会给几千元的红包，工作的女性可以一次性拿六个月的工资，以及享受三年的停薪留职待遇，等等，这一系列政策使得育儿成本大大降低。王教授不解风情，所提的问题，与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有得一比。

更尴尬的是，王教授这一问，还招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的打脸。昨天，该社连续发文，介绍该国在保护女性权益及哈萨克斯坦女性为社会所做贡献方面的成就，言外之意是，在哈萨克斯坦，女性并非像王教授想象的那样，是服服帖帖地生孩子的工具，而是享有权利受尊重的人。

王教授为国分忧，精神可嘉，可惜这一问却成了七伤拳，让人民大学的声誉、学者的专业能力、他自己的体面，甚至国家的形象，都遭受了不轻的伤害。

最讽刺的是，王教授竟然是驻外记者出身，曾供职于几大官方新闻机构，有很长时间的驻外经历。按理说，这样的职业履历，应该让他有比较开阔的国际视野、过得去的人文修养，不至于提出这么粗鲁丢人的问题。可叹的是，事实表明，他似乎既昧于国情，又缺乏应有的国际视野。

笔者认为，驻外记者出身的王教授而有如此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当下中国人极度缺乏国际视野的一个缩影，是当下畸形、狭隘的国际报道生态的必然产物。

挟经济崛起带来的自信，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出发点，向世界输出关于自己的积极、光明的形象，成为近年来媒体忙得不亦乐乎的一件事，国家并为此投入了不菲的资源。然而，与此同时，在把一个丰富、多元的世界准确地介绍给国人，特别是以“拿来主义”的精神，把别国优点如实、充分地输入进来这方面，却明显诚意欠奉。人们从媒体上看到的国际新闻，除了有助于形成一幅“别国都很乱套，风景这边独好”的图像外，不会有别的效果。

事实上，每个国家、民族，都有优缺点，作为一个尚属发展中国家的驻外记者，其使命，除了及时报道驻在国的政经动态，更重要的，应该像蜜蜂采蜜那样，以高度的诚意，细致挖掘他国可以学习、借鉴的优点，发回国内，以作它山之石，助力政府决策，增广国民见闻。例如，前述出自中企员工之口的关于该国生育成本的故事，就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报道，让国人与政府知情，获得启发，见贤思齐。相信这样的新闻熏陶出来的国民精神与公权力，会少一些自大，多一份开阔，而王教授若有这方面的知识，也就不会悲剧性地提出那个雷人的问题了。

当下中国，亟需正派的国际报道。所谓正派的国际新闻报道，应该让国民变得开阔，而不是狭隘；变得刚健，而不是满腹虚火、一腔受害心理。

1895年的甲午战争，日本媒体派出了近两百名随军记者，跟随日军侵略的步伐，从朝鲜到中国，将战场信息即时发回日本，史家认为，这些随军记者有关这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对外战争的报道，立场自然是站在日本一边的，对培养日本人的国家意识功不可没，但其中的一些媒体，也报道了日军对中国战俘、平民的屠杀暴行，刺破了日本自己吹嘘的“文明战争”的美丽气泡，为后人公正书写这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国际报道，出自百年前敌国的媒体之手，值得深思。

正派的国际报道多一些，王教授式的问题就会少一分。

正是：

缘何服帖去生产？教授一问信惊天。
可叹丢人现眼者，曾摇国际大笔杆。

前几日，美国众议院冠状病毒大流行监督和问责委员会特别小组发布了调查报告《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行动后回顾：经验教训和前进道路》，竟然称在美国，戴口罩对防范新冠没有任何作用！

我将对此开展严厉的批判。

当然，这是针对美国人的调查，主要的内容是反思和问责美国政府的责任和问题。考虑到其他人种起源于东非大裂谷，而我们这个人种是从山顶洞独立起源的，跟他们不同文不同种，因此口罩对他们无效，并不能天然地推导出对我们也无效的结论。本文内容仅限于美国的情况，与国内无关，仅供参考。举报我的，请勿反对毛主席的指示：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直到现在，国内还有些防疫爱好者将自己严实包裹起来，第一装备当然是口罩。

而美国的研究结果几乎推翻了世界范围内绝大部分国家对疫情的判断。

上图两条线，横轴是时间，纵轴分别是从未强制要求佩戴口罩11个州，和其余强制要求戴口罩的州的感染率，两条线几乎是重叠的，即没有任何区别。

2023年1月的科克伦研究也发现，佩戴任何一种口罩对减少呼吸道疾病的传播「可能几乎没有区别」。该研究回顾了15项试验，比较了在大流行期间在医院和社区环境中佩戴外科口罩与不戴口罩以及与N95口罩的结果。结论是，戴口罩的价值约为零。

数字是不会骗人的，我倾向于相信这个结论。

报告特别提到，长期佩戴口罩甚至产生了强烈的副作用。2岁以下的儿童因为口罩阻隔而在语言习得过程遇到障碍。许多戴着口罩的孩子说话更加犹豫，进一步增加了交流中的不安全感。

想想2022年底前，我们漂亮的空姐化身大白穿过国外机场时所迎来的灼热目光，令人脚底发麻。

有幅漫画我不敢放出来，一桌大佬吃饭，只有一人戴口罩抱胸独坐。

既然口罩没用，可见「物理隔离」是没有科学效果的，只有心理安慰作用，那么封控居家隔离、保持适当社交距离当然也是无效的。

美国人当时定了个六英尺的社交距离，但这是个拍脑袋的决策，并无科学依据，且同样导致了严重后果。

报告第214页称，封锁来自于对「阻止疾病和拯救生命赋予了无限的价值」，实质上破坏了所有人的正常生活。2024年3月的《自然》研究发现，2019年至2020年间，精神健康障碍增加了22%。

那些实际上受疫情影响较小的人，反而因为封锁而遭受严重的精神痛苦，2019年7月至12月至2021年7月至12月，青少年月非意外死亡人数增加了109%！

而2020年8月的研究发现，40%的美国成年人报告与精神健康或物质作斗争。

记得三天一核酸的政策刚出来，我一位坚决支持封控的朋友说，他抑郁了。

我说我也是，但我只有10分钟。因为我马上想明白了，碰到检测点就捅一下，等到财力耗完，他们自然收兵。

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

报告第3页第七条明确写道：处方不能比疾病更严重，比如严格和过于广泛的封锁，导致可预测的痛苦和可避免的后果。

至于疫苗，在大流行期间，没有注射疫苗的普通民众简直寸步难行。所谓自愿也成为强制手段，不断逼迫民众必须注射。

报告认为，疫苗护照为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封锁，是不适当的，政府夸大了疫苗的威力。

……

整个报告很长，长达557页，分为病毒起源、经济救济政策的有效性、政府防疫政策的有效性、疫苗等四个方面。其中第一部分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目前是没有结论的。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信息的自由流通极其关键。那位发微信被处分的男医生和写作文被咒骂的女作家，是我们家传编辑部招聘的一道考题。

在报告看来，美国人被世卫组织耍了，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世卫组织2020年1月14日发推，称病毒没有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证据，导致全球错过了最佳的阻断时机。

不让人说话，天真会塌下来。

上一篇推送也被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投诉了，不知道会留多久。

投诉理由还是侵害商誉。

那我们就来复原一下“人大重阳”组织的那场活动，王宪举“教授”为什么会问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那个如何让女大学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生娃的问题。

先看看王宪举的原问题：

“我们国家现在女同志是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所以，我就奇怪，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你们在政策上、措施上、优惠待遇等等方面，甚至我听说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的，服服帖帖地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卡林先生是中国的客人，王宪举是接待一方的工作人员，而且长期在体制内工作，肯定不会是故意给外宾一个下不来台，他之所以会用“老老实实”“服服帖帖”这样“生动活泼”的话来提问，就是卖一个老来俏，希望听众觉得他很幽默。

其实这个话很轻佻，咱们细细品一下。

“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

这话说明了中国已经没办法了，束手无策了。这话就算是真的也不能这么说的，说这话很丢人的。

“甚至我听说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

对哈萨克斯坦女生婚育的描述，即使是事实，也非常不礼貌。

比如，比如啊，如果王宪举去访问美国，美国教授说：“听说你们中国的女大学生毕业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

王宪举教授一定会义正辞严地说：“一派胡言，我们国家一向重视女性权益，尊重女性，女同志是工作中的半边天。”

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妇女被描述为生育机器，都是特别不得体的，都是有悖于现代文明的。

所以，王宪举可能心是好的，但他的嘴一定是瓢的。

他说的这句话，让卡林先生就特别不乐意，赶紧重申了哈萨克斯坦对女性权益的尊重。

王宪举几句轻佻之言，客人不乐意也就罢了，让中国人民大学陷入舆论危机、公关危机，是绝对的麻烦制造者。

他为什么敢这么说？如果是绍伊古、佩斯科夫来，他会这么问吗？会说“听说你们俄罗斯女的一毕业就生孩子，还特别喜欢做代孕”吗？

当然不敢，吓死他也不敢。

人为什么会有轻佻之言，因为他对对方没有那么紧绷，没太把对方当回事。

很多俄语口的人，对俄联邦非常恭敬，对前苏联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落后一点的国家，难免有轻慢之心。这种分别心其实是特别要不得的。

你看看王宪举在环球网上写的随笔就知道了：

这些国家的所见所闻让我眼前一亮，当地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的变化让人大有刮目相看之感。比如，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是中亚最年轻且现代化水平颇高的城市；在内战中千疮百孔的杜尚别如今已是高楼林立，现代化建筑令人目不暇接；乌兹别克斯坦具有中亚传统文化风格的名胜古迹保存完好，吸引国际游客蜂拥而至；被称为“白色大理石之城”的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拥有密集的白色大理石贴面建筑，使人感觉清爽、整齐和有序；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名胜古迹集中，伊塞克湖更是不愧为“中亚明珠”。

他看五个斯坦，都是这种风景优美、能歌善舞的视角。

以自己为诸夏，别人为蛮夷；

以自己为大国，别人为小邦；

以自己为先进，别人为落后；

以自己为大棋，别人为耗材。

就会有“为什么你国女大生毕业就生孩子，服服帖帖”的提问。

所以，千万别觉得这是一个老记者善于提问，活跃气氛，这不是。王宪举生于1954年，知青出身，15岁就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去了北大荒。

后来工农兵学员进了二外俄语。

他的成就主要就是翻译俄罗斯的人物传记，新闻业务这块不瓷实，而且非常陈旧，早就落后于这个时代四十年了。

王宪举的代表作，叫做《与亚太地区合作的门户——访符拉迪沃斯托克》。

我们中国人一般不用这个名字，那个城市对我们来说，就叫海参崴，永远的海参崴。

而且，他没有政治敏感性，不得体，爱给自己加戏，这个最要命。

上一个这样的人外号叫“亚洲钢”。

这样的老人家，安心抱孙子就很好。

我大胆猜一下，可能就是他儿媳妇怎么劝都不肯生，一直没抱上孙子，所以才坚持跑到人大重阳去搞个研究员和教授干干。

虽然变成了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挣钱不少，但对不愿意生育的年轻女同志的怨念，暗搓搓藏在心里，苦得很。

人大重阳的负责同志啊，你们要好好照顾老同志的心理状态，像心里太悲伤的、心头有块垒的，就不要拉到外事活动上来了，你看造成舆情了不是？

搞政治学研究，有个问题是要明白权力从哪里来，因何起作用。

当他开始希望让所有的女性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时候，应该首先问问自己。

“我（我们）能命令她们吗？我命令她们、控制她们的理由是什么，我是养了她们，还是给她们解决了上大学的所有学费，是保障了她们所有的后顾之忧，还是给了她们住房和工作？如果这些我什么都没做，我又有什么立场，去让她们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呢？”

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当教授的不体面，我们这些校友就帮你体面。

王教授，你告诉我，怎么让你这样的老同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回家抱孙子，不再给我们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制造麻烦了呢？

你要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

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生孩子”的话题，看到好多作者都发了评论。

这事情是非黑白太过清晰，就是一个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都很低的老头儿在国际交流场合暴露出真实嘴脸的闹剧，我也没啥新观点新角度，所以就没写。

直到我今天看到哈萨克国际通讯社的微博，实在是坐不住了……

从昨天到今天，哈萨克国际通讯社连发多条微博，多角度全方位介绍哈萨克斯坦女性权益保障和生育的关系，显然是在隔空回应王宪举的奇葩问题。打脸力度之强，频率之高，堪称毫不留情。

本来吧，你要说哈萨克斯坦在妇女就业和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方面做得有多好，比中国好多少，那只怕是说不上。

但有三点，人家哈萨克斯坦做得非常好，绝对比我们体面得多。

第一，人家哈萨克斯坦知道怎么对待妇女儿童才是文明的正确的

全世界文明国家的共识，都是尊重妇女儿童作为人的平等权利，同时基于妇女儿童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弱势地位尽量给予帮扶优待。至于妇女要不要生孩子，什么年纪生孩子，生几个孩子，需要尊重妇女的主观意愿。

国家可以通过改善宏观环境来为妇女和家庭创造更好的生育条件，但绝不应该要求甚至强制妇女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生孩子。

当然，理想归理想，现实是现实。很多国家因为文化、宗教等原因，还不具备全面做到男女平等、全方位保护妇女权益的社会条件，有一些国家因为发展基础薄弱，尚不具备为妇女儿童提供良好教育、医疗和就业保障的经济基础，这都可以理解，事情要一步一步地做。

但是不管一个国家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基础是什么水平，不管你的妇女权益保障当下能做到多少分，至少该知道怎么才是文明的，怎么才是对的。只有明确了方向，才有可能一点点进步，最终跟上文明世界的步伐。

很显然，以王宪举为代表的一部分身处国家智库和政府决策层的人，并不明白什么才是文明的，并没有拿妇女当人的基本观念。而哈萨克斯坦，至少人家知道什么才是文明社会的做法，哪怕暂时做得不够好，整个社会是知道往什么方向努力的。

第二，人家哈萨克斯坦知道在国际场合应该说什么话表什么态

当王宪举问出那段“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奇葩问题时，哈萨克斯坦的嘉宾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照顾提问者的面子，顺着你的思路打个哈哈，圆融地讲一段没有信息含量没有鲜明态度的话，另一种是坚定表态站在现代文明尊重妇女人权保障妇女权益这一边，和那些把妇女当成生育工具的言论及时切割。

哈萨克斯坦的演讲嘉宾选择了第二种方式，哈萨克国际通讯社也选择了第二种方式，显然这是哈萨克斯坦人在国际交流场合的共识。他们知道说什么话能长脸，知道说什么话会给祖国丢人。

第三，人家哈萨克斯坦的外宣真的是做给外国人看的

把外宣当成外宣，就这一点，朝鲜、伊朗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可能永远也学不会，他们从来都是把外宣当成内宣来做的。

朝鲜对韩国喊什么话，他们从来不在意韩国是否真的听进去了，也不在乎韩国人的观念是否受到了影响。他们真正在乎的是把“我们对韩国喊话了”这件事告诉国内民众，让朝鲜人或愤怒，或骄傲，或嘲讽，总之更加服从朝鲜政府的安排。明面上是外交，底子里是内政，结果就是无效外交和无效外宣。

而哈萨克斯坦不一样，他们真的把外宣工作当成外宣在做。不管是到其他国家演讲，还是在其他国家的社交媒体上发言，人家重视的都是向目标国家的公众展示本国形象，传播本国观念，最终获得外交收益。就这点，人哈萨克斯坦还是很有章法的。

一点建设性意见：

国家智库的人，还是应该好好挑一挑，都不说能力怎么样了，起码挑一些明是非知荣辱的，挑一些大脑操作系统更新到了21世纪版本的人。

不然真的太丢人了，打脸太疼了……

这两天，“老老实实服服帖帖”成了热词。很多人都说，实在无法想象在一个对外交流的高端场合，堂堂知识分子能问出“如何让女人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生孩子”而且还要“早生和多生”的问题，实在太丢人了。哈萨克斯坦官媒之后的种种隔空回应，也加剧了这种丢人感，很显然，这又是一个国际笑话，虽然很多人并不在乎。更大的笑话是，哈萨克斯坦的文明度也相当低，这类似于“被后进生羞辱”。

很多人面对这种事情，第一反应是“祸从口出”，认为“说话一定要小心，说错了就惹事”，但他们显然没搞清问题的本质。一个说话必须要小心的环境，说明禁忌很多，不允许人正常表达。但一个禁忌很多的地方，反而会给荒谬言论留下很大空间。因为正常表达的渠道被堵住了，那就只有配合权力、价值观荒诞的表达可以留下。

更重要的是，问题不在于说不说，而在于价值观。一个价值观正常的人，哪怕是个话痨，只要置身文明世界（这是最重要的前提），也不用担心“说错话”。

看到有人建议，在这种国际场合，还是挑一些“大脑操作系统更新到21世纪版本的人”出场，不然太丢人了。这个建议当然是好的，不过就像我的朋友孙小方所说，这片土地大多数人的大脑还停留在一百年前，所以挑人的难度实在不小。

别看“老老实实服服帖帖”遭遇了批评声音，但在现实生活中，它才是主流文化。在中国家庭里，长辈说“人一定要结婚要生孩子”“女人不生孩子就像母鸡不下蛋，等于没有用”的几率高不高？在酒桌饭局上，中年男人说“如何驾驭女人”“管理一个家就像管理一个单位”的几率高不高？在单位里，领导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自私，不好管”的几率高不高？面对公共事件，人们说“别揪着鸡毛蒜皮的事情不放”“家丑不可外扬”“小心别有用心的人”“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的几率高不高？

这不是某个人的措辞问题，而是一种普遍性的思维模式。我另一位朋友熊太行在文章里写了这么一句：“王宪举生于1954年，知青出身，15岁就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去了北大荒。”

这才是症结所在：一代代人早已习惯了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就像明朝人清朝人习惯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习惯了“学得文武艺报效帝王家”，习惯了下跪一样。

“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其实是一种判断标准，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生活准则。在他们看来，一个人生下来就要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听父母的话，不然就是叛逆，在外面同样要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当然，这是面对权力和强者而言，面对弱者，“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就会变成“有便宜不占王八蛋”。读书时要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千万别早恋，毕业了就应该老老实实服服帖帖马上结婚生孩子，如果没有男丁，那就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继续生。找工作不要好高骛远，老老实实服服帖帖考个编制，在单位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听领导的话，一步一步爬上去……

如果不老实不服帖呢？许多大帽子就会扣过来，最常见的是“自私”。比如逼婚的老人会说“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你25岁了还不结婚生孩子，你对得起我们吗？”

我从来都看不惯这样的指责，因为说到自私，很多老一辈从小就教育孩子明哲保身，比如见到公交车上有小偷千万别声张，你说是他们自私，还是孩子自私？孩子的自私是不是他们教的？

“责任感”也是一顶大帽子，你不结婚生孩子，就会有人上升到“都不结婚都不生孩子，国家以后怎么办”的高度。别扯了，很多老人一辈子连随地吐痰的习惯都改不了，谈什么社会责任感？

“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潜台词就是“服从”，是对“自我”的抨击。如今经常见到一个说法，认为当下中国人太自我，受西方个人主义荼毒太深，因此世风日下。

这个说法当然很可笑，因为在现实中，许多人对逻辑和哲学一无所知，唯一倚仗的就是滥用辩证法，见到自己不同意的就搬出“凡事有好有不好”（不耽误他们对自己认同的东西搬出“凡事都应该如何如何”），但对中学政治课本中同样存在的“内因与外因”视而不见，只要有坏事都推给外人或外国。

更重要的是，认为当下中国人太过自我，很大程度上是连“自我”都没搞明白。或者是错误将“自我”等同于“自私”。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这感觉就像批评太监的性生活过多。我倒是觉得，很多人明明一辈子连“自我”都没找到。

在中国谈起“自我”或者“个人主义”之类的词，几乎被许多人自动认定为贬义，等同于不择手段的“利己”。这种曲解的根子在于中国文化对个人乃至私域的漠视，所以对于私权并不在意。注重集体利益是中国价值观的主流，传统文化始终强调群体意识和人的社会性，强调社会对个人的约束。

所谓自我，是尊重内心选择，不剥夺他人权利和自由，自给自足，认清自己；所谓自私，则是索取和剥夺他人权利和自由，缺少独处能力，需要通过他人来满足自己。

在现实中，有很多“不自私但没找到自我”的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扶弟魔”的存在。在中国社会，姐姐从小帮忙照顾弟弟，甚至成年后还要为原生家庭付出的例子相当常见。甚至一些家庭，连弟弟买房买车都需要姐姐出钱。

前几年电视剧《欢乐颂》里引发热议的樊胜美，就是这样一个姐姐。一个白领、单身女性却陷入经济崩溃的焦虑，完全沦为原生家庭的人肉提款机。这类事情绝不仅仅是影视剧里所有，在现实中，谁没有几个这样的“扶弟魔”朋友呢？她们当然是不自私的，反而是付出者和受害者。

找不到自我，对于中国人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常态。每个人都可以回头想想，这辈子有多少事情是为了自己而做呢？

即使成年后，中国人的人生也很难与“自我”“自主”扯上关系。比如找工作，是追求稳定还是要理想，堪称中国家庭的永恒命题。这两年考公热，甚至成为毕业生的首选，看似实现了代际之间的观念统一，但说实话，它更多是年轻人的无奈与老一辈思维惯性的合流，并不意味着观念上的真正统一。

结婚生子更是重灾区，逼婚逼生孩子，本质上就是对“自我”的剥夺。中国家庭最常见的道德绑架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草草结婚酿成的悲剧，即使在现实中发生再多次，当事人的父母也不会真的检讨自身。至于生孩子和“必须生个男丁”，往往伴随着“女人就像母鸡，不下蛋就没有用”的陈腐观念。

在工作中，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可能找到自我。“混碗饭吃”和“吃碗饭混”是最常见的状态，每个人都要戴上一层层面具，面对领导是一个样子，面对同事是一个样子，甚至面对这个同事需要这个样子，面对那个同事需要那个样子。至于工作中必须面对的形式主义和各种不堪，大多数人当然只能接受。这种“打工人的自觉”当然没有错，但它无论如何也算不上自我。在现实中，常常可以听到一些单位负责人张嘴就是“现代的年轻人太自我，不好管”，但这实则是个标准问题，对于许多老一辈来说，只要不跟自己保持一致，那就可以归入“太自我，不好管”的行列，就会希望他们能“老老实实、服服帖帖”。

哪怕“老老实实、服服帖帖”成了国际笑话，他们也不会服气的。他们不在意自己站在文明的反面、世界的反面，只会抱怨“世风日下，现在的人怎么都不好管了”。

昨天唐建光老师来书店喝茶，再次对我开书店提出了质疑。

在他看来，办活动、卖书，也许能让书店存活下去，但是对个人来说，花那么多时间，是否值得呢？

“你最近写了什么？”他发出这样的诘问。

我辩解道：写得少也许是好事，写多了可能就封啦。

但是我知道，这辩解很无力。

其实，我是发自内心喜欢书店的事情。

昨天晚上一个小朋友来书店听讲座，向杨斌教授提了好几个问题。后来她告诉我：“张老师，我是xx的女儿。”她爸爸是书店的会员，前段时间一直在美国游玩。

小女生在美国上学，她还顺便转达了几位美国朋友给我的问候。她是在华盛顿季风书店认识的他们。“因为季风，我就想搬到华盛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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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情，就让我坚信，书店本身是很有价值的，这个世界仍然有一些人需要书店，在那里他们感受到一些特别的希望——剩下的，就是做一些事，让书店能够存活下去。

这很难。在2024年的冬天，很多行业都难，书店也许更难。

上海唐宁书店最近关门了。书店老板发了个视频，控诉业主方不遵守合约，不和书店续租了。最新的消息是，业主方发了一个声明，说书店已经好几个月没交房租了。

记者去书店采访，书店给的解释是，如果续约，接下来会办一系列活动，也许能挣到交房租的钱。

坦白说，我认为这想法很天真，办活动，不亏钱就不错了。真相就是，仅仅是房租就能让一个书店关门。

南宁言雀书店，是一家女性主义书店，开业才6个月，就宣布清仓，低价甩卖库存书。

这个书店的老板是一个网络作家，勤奋更新公众号。她说，开书店本来是“追寻自由”，结果发现却是给自己的一个牢笼。连房租都挣不到，只能宣布放弃。

我也有同样的困惑。不管是书店还是咖啡馆，都提供了自由的感觉，那是对顾客而言。对店主来说，踏踏实实经营，最终会发现自己陷入到无穷多的琐事之中。书店合伙人有一次警告我，让我找一个助理，让我解放出来写作——我的反应却是，请不起。

言雀书店宣布倒闭清仓一个月，“三天卖掉159本书”。这很繁荣、热闹，但是却是在葬礼上。一个书店总是在死去的时候，才能吸引到读者。

成都晚读书店，在今年夏天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店铺。主理人“大橙子”，最近在自己的小红书账号上帮父亲卖橙子。父亲很焦虑，橙子短期内销售不出去，只能低价处理给批发商（大家可以自行搜索）。

“大橙子”说，自己去年帮父亲“卖橙子”，有一部分其实是自己买下来送人了。我好像也吃过他送的橙子。他是一个善良、单纯的年轻人，可能这就是他选择开书店的理由。他曾经在大书店做过采购经理，懂得书店的运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好的生存办法。

关于书店的消息，总是让人伤心。有的甚至让人气愤，昨天我就听说一个，不过暂时无法写出。\
《书店日历》里有一部分内容就是“消失的书店”，书评人绿茶为它们画了插画。这有点像遗像，不过却没有人悲伤——死去的书店，总是最好的。

现在的书店就是一个悖论：很多人都认为它有价值，但是却无法存活；书店死去，曾经的读者会伤心，而书店老板则会获益，他将重获自由。

前天我让店员奔奔下单布置圣诞树，去年圣诞节时我在纽约，而今年我要在书店，祝大家圣诞快乐。

最后是一个广告：要买《独立书店日历》的可以联系我，最后一批，售价仍然是128元（包邮）。

同性恋及性少数议题是一个事关2亿人的民生问题（7000万性少数+1.4亿家长=2.1亿老百姓）。这个群体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尊严贫困”问题，而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我认为需要从解决“物质贫困”到解决“尊严贫困”过渡，让人人活出尊严感，尊严感是人能享受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性少数议题与以下民生息息相关，也是重要需求待解决（水平有限，仅列出部份，欢迎有识之士继续补充）。

1. 家庭与婚姻

• 婚姻权利：目前同性伴侣无法结婚，影响他们的财产继承、医疗决策权、子女抚养权等合法权益。
• 老人养老：许多LGBT人士在年老时可能缺乏配偶和子女的支持，面临养老保障的压力和不安全感。
• 父母与子女关系：传统观念对父母影响深远，同性恋群体常面临来自家人的压力，包括催婚、生育和家庭期望，产生家庭矛盾和亲子关系问题。

2. 医疗与健康

• 心理健康：因为社会歧视和偏见，LGBT人群中抑郁、焦虑和自杀倾向比例较高，需要心理健康支持，现有的研究显示，因为父母不接纳，造成的抑郁症高5.9倍，尝试自杀率高8.4倍。
• 性健康教育：缺乏针对LGBT群体的性教育和健康资源，导致艾滋病防治等问题在该群体中的高发率，影响了社群的健康。
• 配偶医疗决策权：在重大医疗事件（如手术、重病治疗等）中，配偶具有法定的优先决策权，而同性伴侣或其他关系人则需特别授权才能参与决策。同性伴侣在无法合法结婚的情况下，缺乏病危探视和医疗决策权。

3. 教育

• 校园歧视与欺凌：同性恋学生常面临同侪的歧视和校园欺凌，影响心理健康和学业发展。
• 教师支持：整体来说目前缺乏对教师的性别多样性教育培训，导致教育系统难以有效应对性别少数学生的需求。
• 教材与课程设置：教材中目前缺乏性别多样性的讨论，强化性别刻板印象。

4. 社会保障

• 住房与福利：同性伴侣无法共享住房公积金，也难以共同申请保障性住房。
• 购房资格：在部分城市（如北京、上海等限购城市），已婚人士购买住房时，可以以家庭为单位购买更多的住房，而单身人士可能面临更严格的限制。一些地方规定已婚人士可以享受更高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而单身人士的贷款额度可能较低。
• 养老与保险：无法享受配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福利。
• 失业与社会支持：公开出柜的人士在求职和工作中可能遭遇歧视，失去经济安全感。

5. 劳工权益与就业

• 职场歧视：LGBT人士在招聘、升职和福利中可能遭遇隐性或显性歧视。
• 职场出柜压力：担心性取向被公开导致职业发展受阻或被孤立。
• 多元包容文化：少数公司开展LGBT友好政策，但整体社会认知度和接受度仍有不足。

6. 法律保护

• 反歧视立法：缺乏具体保护LGBT人群的反歧视条款，在教育、就业、医疗等领域面临权利缺失。
• 家庭暴力与安全：一些LGBT青少年因性取向遭受家暴或“矫正治疗”，法律保护薄弱。
• 伴侣权益：同性伴侣在子女收养、医疗决策、遗产继承等方面的权利缺失。
• 法定继承顺位：同性伴侣无法作为法定继承人，只能通过遗嘱继承，并且可能面临额外的继承税费。

7. 税收与经济优惠

• 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根据《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已婚人士可以在赡养老人、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等专项附加扣除中，按夫妻共同负担比例进行申报，享受更灵活的税收优惠。单身人士只能按个人名义申报，额度可能更有限。
• 夫妻财产的税收优惠：在夫妻之间转让房产，通常免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而同性伴侣是非婚姻关系的转让则需要缴纳相关税款。

8. 公共服务与政策

• 人口与生育政策：LGBT群体在不结婚的情况下，难以享受生育相关的政策支持，在领养孩子时会被区别对待。
• 社区支持：社会对同性恋议题接受度较低，许多同性恋者难以融入社区生活，孤独感强。
• 家庭观念宣传：现行宣传仍然以传统异性婚姻为中心，缺乏对多元家庭模式的尊重与支持。

9. 文化与社会认同

• 传统文化压力：家庭观念中的“传宗接代”和“孝道”要求，成为同性恋群体面临的巨大心理和社会压力。
• 公众态度：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和污名化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
• 社群支持：LGBT公共空间和文化活动受限，社会参与度低，造成抑郁症等心理健康问题。

性少数议题是涉及到健康、教育、法律、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的民生问题。需要通过推动反歧视立法、完善社会保障、提高公众接受度等措施，使我们的社会成为更加包容、和谐，美好的社会。

以下评论由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信：

尖尖：在倾斜的天平面前，冷漠地说出：不支持与不反对，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在不公面前没有中立。

兔兔：我们的社会应该成为更加包容、和谐，美好的社会。

小浩：应该立法保护性小数群体

贰黍：同志文艺作品保护，电影，书籍，音乐，绘画等文艺作品的创作与展示

zodiac：还有进入直婚后的配偶和子女

ZunxianYang：在關注性少數者的權利的時候，除了性少數者本人及其直系親屬，還有被迫進入異性婚姻的同性戀者、被迫進入有性婚姻的無性戀者、同妻、同夫、無性戀者法律上的配偶以及他們可能生下的孩子等。他們的權利（知情權、婚姻自主權等）都不可無視！

康康：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和自由，少数群体也是中国的公民本就不应该歧视。歧视、恐同本身就是一种愚蠢愚昧，落后野蛮无知没有人性！少数群体也有人权，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法制面前人人平等，应该尊重！支持立法，保护权益！给予歧视、恐同社会、单位、学校、个体、公司等法律制裁！

直到听见有人说：在大街上看到异性恋可以牵手搭肩接吻，可是当看到一对同性伴侣在做亲密行为的时候，人们就会投去异样的目光……为什么啊？？？我们都是人……在学校里性别气质与生理性别不符合的人就会被人嘲笑，而且学生很喜欢拿性取向去作为取笑一个人的标签，而国家在这方面有没有想过要出台怎样的条例法律法规落实性教育，性别平等教育来禁止这方面的歧视呢？大家同样生活在阳光下，为什么我们性少数群体就不能像异性恋一样大大方方的生活？享受平等的权利，平等的对待，我也想和我的同性伴侣登记结婚，然后成立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不可以？

王小矿：看到评论区有些留言想回应下：所谓“直婚”，就是骗婚，没啥好洗白的。当然现选择“直婚”的同性恋群体的确是被迫的，但这不是歧视受害者欺骗别人成为加害者的理由和借口。如果阿强说的这些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当然选择“直婚”的一定会减少，但也不见得会消失。短时间之内，外部条件无法有大的扭转，自我成长和改变也是必须的。

文/六神磊磊

一位专家问老外客人，怎么让年轻人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生孩子，引发很多讨论。

专家原话的槽点特别多。就没忍住，简单聊几句吧。

这届年轻人其实已经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了。

他们有情绪、有压力，以自己化解为主，不怎么制造麻烦。换句话说，本届年轻人在自我开导方面特别会。

最近某宝上的二十大年度商品，知道都有些什么吗，水培香蕉，谐音梗“禁止蕉绿”，一个链接卖十万加。大家就这样自己宽慰自己，怎么不老实呢。

让玩，他们就玩一下，走到玉林路的尽头，走到小酒馆的门口；不让玩也不说什么。允许过的节日过一下，不提倡过，就收起道具，低头假装路过。多好的人儿。

他们爱网上骂骂老板，但好像也没真对老板做什么。你看那些报复社会的糟心事件，还是中老年干的多。年轻人干什么了。

他们看的诗歌、小说、摇滚、嘻哈，哪一样不老实的，我觉得我小时候看的东西都刺儿得多。连网络小说现在都是以“苟”为主，苟道流行。早几年的男频网络小说，主角都要“在生死之间磨砺”“越级挑战”，现在不磨砺了，都苟起来。

还要怎么老实服帖呢。

年轻人确实有一些事闹不明白，因为有信息差和经验差。但在生活这件事上还是闹得明白的，没有什么信息差。

他们知道房租多少钱，交通多少钱，咖啡和奶茶多少钱。反而是教授们不知道。

日子怎么过，他们自己明白。他们再喜欢的博主，只要无视他们的生活困境，非说高溢价的产品不贵，他们就会翻脸。人家知道生活的熔断点在哪儿。

如果一代人很喜欢猫狗，却不想要孩子，说明不是因为缺爱的能力，而是因为后顾之忧。消除后顾之忧才是最有效的。总想靠做思想工作解决问题，不太好使。

教授还忽略了一件事，老老实实、服服帖帖，这八个字是个父相伤害的循环。

想着让人家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回头又会有人让你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可千万不要有自居食物链上游的幻觉。

金庸小说里，白驼山有很多蛇奴，每天想的事就是让蛇儿老老实实、服服帖帖。

结果到大船上，少主欧阳克放火烧船，让蛇奴陪葬，他们吓得惊慌大叫，乱跑乱嚷，却一点用都没有，最后只能老老实实服服帖帖。

然而欧阳克又照样被洪七公霸凌，塞了一嘴鸡骨头，还是嚼过的，连抱怨都不敢，唯一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服服帖帖。

君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你琢磨如何让年轻人老实、服帖，别人一样琢磨怎么让你们这些机构、专家老实服帖。如此循环，何时是了啊。

忍不住自动演绎了一下琼瑶剧风格：

“你是不是不爱我，因为我不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

“不，我就是喜爱你的不老老实实、不服服帖帖！”

“天啊我好喜欢你喜欢我的不老老实实、不服服帖帖！”

当然，这件事也是难为先生们了。

毕竟生孩子和炒股不一样。想让大家都去炒股，就会有人自告奋勇出来，扮演炒股，直播炒股，回头去邀功，显示引导得多么新鲜卖力。生孩子演不了啊，咋引导，你得真生。

还是范志毅那句话，没那个能力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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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推送嘛，没了，访问量停在了9万多。

上午接到一个侵权提示，是校方找平台投诉的。

投诉主体显示是“中国人民大学”，那就是单位行为，不是王文院长了。

这个投诉，认为我侵犯了名誉/商誉/隐私，或者肖像权，平台问我愿意不愿意认罚，说认罚能减轻一点。

我认为四个指控都不成立，不认罚，平台就判我违规，删掉了。

我说说为什么不成立。

首先，侵犯名誉权不成立。

如果认为我侵犯了王文的名誉权，那应该王文自己来主张。中国人民大学是一个法人，法人有名誉权，但如果说谁侵害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名誉权，那就是那些贪婪愚蠢、见风使舵、引入低级差劲智库机构，滥用学校名誉的管理者。

我作为一个关心学校命运的校友，一直在把王文院长和学校做切割，一直都在维护学校的名誉权。

其次，侵犯隐私权不成立。

法人没有隐私权，我在文中提到的三个名字，王文、胡锡进、王宪举，我的截图都是公开发表的推送，没有出现这三位任何一位的隐私部位。

第三，侵犯肖像权不成立。

我用了一张微信自带AI配图做封面，是一只非常可爱的，穿着西装的小猪。

这里没有出现任何人的肖像对吧。如果有哪位觉得这个卡通角色就是他，可以私信我，我改。

三个既然都不是。

那只有一种可能，我的上一篇推送，伤害的是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商誉。

怪哉，你是一个公立大学，不是企业，怎么可能有商誉呢？

难道你忘了初心，出来卖了吗？

这里多劝王“院长”（听说你们人大重阳都是企业聘是吧）两句：

赚多少钱算多啊。

官多大算大啊。

差不多就得了，建设你不会，别破坏了对吧。

出的那些云山雾罩误导国家的东西，不要太张扬。

等哪天你不风光了，总得给家里积累点福气不是，等到老了变成小丑，不觉得悲凉吗？

你呀，也别觉得我就是一个人，你们是一个机构，好多人，就能对我怎么样怎么样。

下面这段话，你没上过人大，你永远不懂它意味着什么。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我在你面前就是一个人，但是人大校友有多少人？

有良知的、在乎母校声誉和人民利益的校友，几十万总是有的。

我们就是这一大批人，你们是一小撮。

做有些事儿，别太过分，我们，盯着你呢。

我知道坏形势不是你造成的，但是——

第一，我只能骂你这个级别的。

第二，你先动我母校的，你，活该。

这次我晚上发，你们再要投诉，就起来去办公室加班儿。

不客气。

标题刺激，那就先说我和这个话题的利益相关。

人大毕业生（2000级本2004硕）。

要说的是这几年的堕落，那种全方位的堕落。

别的学校的老师，同学也请看着点，这不是一个学校的堕落，这是一个行业的集体崩溃，但我一直主张各家管各家事，每个学校的校友盯着自己的学校严厉深责，对那些没有骨头的家伙狠狠唾弃。

你不骂他，他会越来越烂。

你骂他，他可能也会越来越烂。

但是你要不骂他，你就会长结节，不如你骂他，保不齐他能崩了大血管。

一定要骂，把母校骨子里的小骂出来，把学校里的小人揪出来，红红脸，出出汗，学校才能进步。

1.王文院长跟哈萨克斯坦人谈论女人生孩子的问题

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来访问，参加了“人大重阳”组织的活动。

卡林演讲完之后，有个叫王宪举的教授提问，问哈萨克斯坦女大学生为什么那么愿意生孩子，“一个接一个的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

王宪举提问之后，王文院长就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卡林。

答案没有意义，因为生育率低的问题，其实是有定论的。

要么是社会太发达了。

人们希望接受更久的教育，像北欧那种国家，大家都愿意读书读到快30岁，自然这期间就不愿意生育。

要么就是老百姓过不下去了。

早些年有个少数民族地区号称有生一儿一女的秘方，说他们寨子正好就生一儿一女，没有多的。说是有民族草药加持，后来科学家去调查才发现，就是村里地少，军阀税重，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多的孩子就都溺死了。

这俩问题都值得严肃对待，但是无论王宪举还是王文，都没有严肃对待这个话题。

人大重阳的院长王文，以前是环球时报的编辑，胡锡进的老部下，这个事情出来之后，胡锡进力挺他。

我们都知道，被老胡力挺的人啊，坏人含量特别高。

2.人大重阳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

人大重阳的自我介绍在这里。

自吹自擂的介绍不值得一看，不过这个介绍的含金量，其实是那个时间点。一个低级的智库什么时候插入了大学，耐人寻味。

大家别觉得大学智库这东西很高级。

简单说就是一帮很难当上正经教授的混子，弄来了一笔钱给大学，然后在里面每个人弄个院长啊研究员什么的当当。

你进智库之前人家请你最多给你上39元6瓶的酱酒，进去之后，人家就给你上了199元6瓶茅台镇的酱酒，这就是区别。

3.人大重阳智库的下流趣味

智库成员的素质，不足以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正经教授的素质。

我们一起看看下图，就能理解人大重阳这个智库的下流趣味了。

他们是故意把“生6个孩子”“会心大笑”，当做现场最有价值、最亮眼的花絮提出来，做了一个微信推送二条的。

求仁得仁嘛，他们这么得意这个问题，就应该接受大家放下聚光灯下，仔细看看。

这是黄色小报的打法，王院长显然是积习难返流毒深重，人在智库却仍然耐不住寂寞，其风骚……

对了，他们把那个会心大笑微信二条删掉了。

只要有人提醒的话，还是知道要脸的。

4.中国人民大学的水平正无限接近重阳智库和王文

王文和重阳智库的水平不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正经教授的水平。

但是重阳智库的小编，和中国人民大学行政人员和官号小编的水平是基本相似的。

看看“中国人民大学”官方号的一篇文章吧：

王文第二次起身跟普京互动，能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长得矮？姚明就完全不用起身，他在座位上就能互动。

一个人参加会议，价值在哪里？

能不能提出好问题，能不能让被提问的嘉宾有感而发，产生好的答案，形成传播热点，引发人们的思考。

王文说了啥，普京说了啥，一概不知，那意思就跟《甄嬛传》似的，本月皇上翻了华妃八次牌子，艳冠后宫。

以“第二次被翻牌子”做传播点，还堂而皇之地发在大学的主号上。

我不怪被翻牌子的人，我怪这个允许发这篇烂推送的人，你们是王婆子、马泊六吧，看见大官人和金莲弄了两次，心里就暗暗做喜，觉得老身的棺材本有了指望。

当然了，人大不是最差的，毕竟还有更差的，希望大家在评论区都把自己的母校骂一骂。

什么是知识分子啊，不是混个院长、研究员的抬头制造愚蠢的内容垃圾。

而是管好自己的母校，看见有下流人物爬上来，就给这类玩意儿一脚踢下去。

这才是对母校最深沉的爱。

三明医改的本质，是医保控费。

各种医药集采的目的，也是医保控费。

过往，不少中产，除了交医保外，还会买补充商业保险，以对抗医保报销后的支出风险，现在基本上被埋了。

因为商业保险也不能让你增加医保限定的医疗质量，不管你想在医保上加上自费还是商业保险试图买好药，享受好服务，只要你持有医保去医院看病，都被DRG所限制。

在医保下、不管你在公立还是私立，医疗质量都将下降。

如果你要追求更好的医疗质量，那就纯自费，去更好的私立医院。

有人问，我交过的医保费呢？这是税，税是不能给你对价的，放弃就行了。

只要你追求更高质量的医疗，追求用上各种进口药，医保那就坚决不能碰，不能用。

没有什么可埋怨的，正是人们追求让政府来保障一切的期望，造成了这一局面，这怨不了别人。

中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们，数十年来都在传播这一观念，认为一个政府给予民众各种医疗保障，才叫先进国家。

现在学上了，就不要叶公好龙。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走向这条路的，都必然是这一结果——那就是低质服务。

那就要承受这一结果。

现在回不了头了，海量的医保税交上去了，医保局扛不住老年化带来的医疗支出的疯狂上涨了。

降费降支降低质量，是唯一减缓医保危机的方法。

这也算不了什么，加拿大医生还主动劝病人安乐死呢，英国还让无数人在医疗等待中死去呢，中国还没到这一步。

只是让你多花点钱去找私立罢了。

当然，你要是没有足够多的储蓄，那就安心地接受这种质量下降的长期趋势吧。

别想着有什么方法能改善公办医保的结果，永远也不可能好。

屎上雕不出花！

民间需要反思的是，我们追求医疗由政府来保障这件事，对还是不对。

如果你至今坚持这一观点，坚持要将医疗产业公有化、医保大锅饭化，那你的认知就得配上你的命运。

从现在开始，每一年都为未来储备医疗支出费用吧。

认清现实吧，不要抱什么幻想了。

事已至此了，回不了头了。

这世道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亦真亦幻，亦实亦虚。

就说民营经济，一方面政策利好加持，官媒吆喝鼓劲，似有温暖宜人之风。

另一方面，几乎每天都有不幸的资讯传来，民企老板或泣血呼号，或身陷囹圄，或离奇殒命。

由此想到名著中的经典句子，“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依民营经济现实的情境，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能否迎来春天，恐怕还很难说。

这并非悲观论。针对“远洋捕捞”，官方话语声色俱厉，可是对此恶劣行径，你见过有被公开追责查办的么？

干成几票的，怕是正论功行赏，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秤称金呢。

比如昨日媒体报道的北京民企老板邢燕军，被跨省区抓至内蒙古，其在“指居”期间非正常死亡，八个月后警方认定“没有犯罪事实”而撤案。

你觉得此事会追究到哪一级，会有几人由此得咎、“脱皮摘帽”？

跨省的“远洋捕捞”行情看跌，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基层总有无尽的创造力——富有首创精神的“近海捕捞”业已冒头。

前调查记者刘虎爆料说，河北唐山迁安市民营企业家杨立国，被跨市捉到石家庄鹿泉区侦办治罪，涉嫌罪名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杨立国名下企业被查封的现金超10亿元。其家人认为，“错就错在为了铁矿改造，公司账上现金太多。”

多名刑法学专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上述罪名不能成立；且鹿泉区既非犯罪行为发生地或结果地，也非杨立国居住地，该区司法机关对本案不具备管辖权。

杨立国涉黑案历经两次移送起诉、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

相关报道的几处描述，令人头皮发麻。

——“律师在质证庭指出42份检察机关问询笔录中，有37份来自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

——“杨立国不满庭审走过场，不能保障基本诉权，悲愤下在法庭上拿麦克风狠砸自己额头，顿时血流满面。”

——杨立国在法庭上悲号，“现在我再也不相信审判长了，审判长直接把我判了吧！”

有关该案一张截图的内容，更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如此奸邪残酷、务求人罪、恣情拷掠，倘若不是得了堪称酷吏之首的来俊臣真传，决计干不出来的。

《酷吏列传》所叙十人，以郅都为首，以杜周为尾，皆以酷烈为声，似乎没有专拿男性人犯生殖器搞事情的。

这简直不啻为一种“伟大”的发明创造。来俊臣发明了令人闻风丧胆的“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臣、失魂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却忽略了胯下之机神妙旨，较之当下之酷吏，多少有些相形见绌。

只不过这种创造的唯一价值，是让人再度见识了人性中隐存的某些“禽兽不如”的恶劣本性。

动物界同类自相残杀的物种虽也存在，但即使是凶残的野兽吃人或其他动物，通常都是满足生理本能的需要。

某些人变态折磨他人，与生理本能之需无干，而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虐待欲、征服欲、发泄欲、报复欲、羞辱欲等，实现对受害者人格和尊严的极度贬损与侮辱。

这种酷刑，就是把生命转变成一种 “反生命”；而它令人厌恶的方式与杀戮有别，却比杀戮为恶更甚。

史料记载，酷吏政治鼎盛时，官员们心有余悸，“每入朝者，必与其家诀日：‘不知重相见不’？”

彼时每授一官，宫婢们便私下议论：又多了一个屈死鬼。果然不出旬月，新官往往被捕杀。

现今的酷吏，对捕获的民营企业家用尽十八般武艺之余，另辟蹊径地拿生殖器大做文章，狼牙棒专打人胯下。倘若司马迁再世，是要将此写入《新酷吏传》的。

这么搞下去，往后民营老板们每每签个协议、干个项目、开个厂子，也会下意识先摸摸裤裆，那玩意儿耐受力极限几何？

从《酷吏传》记载中可以看出，只要社会治理出现危机，酷吏数量就会随之增长。

虽然它们的“酷”，更大程度上是出于表忠心意图而作的“表演”，但如《汉书》总是会补充的那句“上以为能”，即所施酷行是得到主子认可的，想必玩恶法于股掌者甚众。

当天下官吏以暴为治，以宽政为耻，“酷吏精神”就会带动一个时代的酷虐狡诈之风，成为一种吏治行事的风尚和常态。

当财富掠夺的成本比创造财富的成本更低时，整个社会的财富逻辑势必转变，人们不再热衷于以生产经营创造财富，而是想着如何去抢劫财富。

民企之生于是时，何其不幸哉。

“远洋捕捞”也好，“近海捕捞”也罢，说白了就是为了劣质利益以猛服民。这么继续下去，司马迁在史书中所说的“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则不远矣。

“近海捕捞”的网撒出去，网住一个杨立国，此并非孤例，未被公开曝光的，不知凡几。

仅我所知悉的类似案例，就有三四个。他们陷身于水火，受困于倒悬，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

依它们这酷苛的架势，是要把民企老板搞绝种的。

再不杀几个匪徒
上面的会都白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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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雷军的前手下，北京一家公司总经理邢燕军，被草原铁骑以「涉嫌开设赌场」的名义抓回草原，检方认为证据不足不予批捕，但铁骑继续关在自己的办案点，直到变成尸体。铁骑说是自缢，一份简单的尸检报告显示死因是突发性心脏病。人死了大半年，至今没个准确的死因。

半年后，这起案件终于被撤销，被抓的14人无罪获释。

差不多就是远洋捕捞弄死了人吧。这家企业的「原罪」，估计是因为收入还不错。抓捕后，当地用几乎流口水的口气报道「在短短的两个多月内涉案流水已达一亿元」。根据当地至今高悬官网的报道，案件符合「远洋捕捞」的一般特点：

• 京城远在1500公里外，如何抢得案源？2023年6月，警务支援大队在工作中发现，辖区居民胡某某等十几人在网上进行赌博。针对此条线索，局党委高度重视，立即抽调治安、刑侦、警支、环食药侦等部门精干力量成立“6.29”专案组，迅速开展前期侦查工作——八竿子打不着是吧，那就制造一个本地人参与的由头，强行关联，然后立案。

• 此次远赴千里成功侦破该跨境网络赌博案，是局打击违法犯罪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截至目前，共侦破获涉嫌网络赌博团伙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6人——说明办这类案件轻车熟路了。但相比之前的小鱼小虾，这次确实捞了条大鱼，怪不得需要到高速口去迎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 2023年11月8日，专案组一举捣毁该赌博网站运营公司，将以党某某为首的1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报道没说的是，公司和高管个人名下的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

• 11月16日上午，局举行仪式，欢迎“6.29”专案组赴北京抓捕凯旋归来——声势浩大到如同当年王护士长办案，莽莽雪原，风雪归来，车队如流，航拍镜头里满满万里长征勇士还、孤蓬万里征的壮感。

那些「凯旋」归来的远洋捕捞队勇士，应该都在下图中吧？

戴着黑头套的民营企业家用自己的生命，铺就了他们的鲜花着锦。

• 没料到的是，2023年12月15日，检察院认为并不符合逮捕条件，作出不予批捕的决定——但人、财均已到手，铁骑岂可松口，于是将一众人等关在办案点继续弄。

• 由于律师会见被拒绝，2024年4月1日家属见过一面，生命正常。

• 4月3日，家属打听到，邢燕军在指定居住房间内非正常死亡，铁骑称是自缢。

• 5月9日，家属见证了尸检过程，结论是突发性心脏病。

• 家属试图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尸检报告，却在机场遭到拦截，对方以询问为由将他带至派出所，最终变为传讯。又应了那句话：人一死，家属就成了敌人。

• 12月5日，案件被撤销，全体被捕人员获释，涉案财产解封。

看完这个过程，令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获知一位曾开发过金山影霸、财务自由后仍执着于技术的IT男，在那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幽暗世界，经历了怎样难以想像的折磨。

另一位曾在这个地方接受监视居住的嫌疑人的描述可为佐证：每天只能坐在铁椅上，手脚都被限制住。每顿饭只有两个冷馒头和一碗清水，不服从管理就会遭到殴打。有时，审讯会持续到凌晨三四点，睡眠时间不足四小时。

草原铁骑的恐怖，广东医生谭秦东深有体会。因为批评一款什么毛药酒，被抓回草原，现在他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最后时刻。

多年前我做记者的时候，去采访这地方毁坏三北防护林造高尔夫球场的事件，一位女副区长险些跟我打起来，充分领教了这地官场的彪悍。最近，这个地方还从快递站截了2斤黄金，说是用非法资金购买的。如果规定时间内没人认领，就归「国库」了。被草原铁骑抓去，不死也得脱层皮，从谭秦东，到邢燕军，无不提醒人们肃静回避。如果不是现在经济形势不太好，也没人敢报道这类事。在上面支持下，长三角四省已经开始联手反击远洋捕捞《上饶警员到江苏「远洋捕捞」被浙江抓了，上面支持「东南互联」反击！》

但据说，浙江为了办这个案子所承受的压力，外界无法想像。

12月12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不知道能不能让这些行为稍有收敛。

换句话说，也不知道中央的指示在这个地方究竟管不管用。

反正我不是很乐观。案件已经撤了，但当地官网上，破获这起案件的表扬稿仍然高悬。

民企现在如果还有钱，差不多就是稚子抱金过市——若再不杀几个匪徒，马化腾在最高党报发多少文章也没用《马化腾上央媒传递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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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300多部家传，发现许多成功者，其祖辈要么是读书人、绅士，要么是企业家地主。

当然，也有平民家庭出一雄杰，通过读书等方式逆天改命，从而实现阶层跃升。

举凡发达国家，学生入学先讲家传，次学国史，为的是真正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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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为什么从小学习好、会做生意？早在南宋就义利并举、农商互藉了，而其他地方还在小人喻利、歧视工商。我写的这部以浙江为主的家风作品，9月上市当月就登上浙江省好书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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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 “恶意讨薪”一词创始人，人大代表李宝忠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被执行总金额仅为48万元。

据悉，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建设集团的董事长李宝忠曾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应当把恶意讨薪农民工列入征信黑名单。

有网友查询发现，李忠宝董事长的企业在公开信息查询系统里，自身风险千条以上、关联风险也是千条以上。

原来，李忠宝先生就是欠薪专家！他深受讨薪之苦，所以咬牙切齿地向国家提议：严厉打击讨薪者！将他们列入征信黑名单！

企查查最近公开信息栏显示，2024年12月9日，李宝忠执手的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天津市icon津南区icon人民法院列入了被执行人，未履行金额203476.99元，未履行总金额达到了346.12万元，未履行比例为89.07%。

天道好轮回！！

真是奇了怪了。

最近一段时间，给树穿毛衣的诡异现象，正席卷全国多个城市。

如图所示——

？

除了图个好看，我不知道给树穿毛衣有什么实际价值。

按照专家的说法，新栽植的抗寒能力差的树种在第一个冬天需要进行保温，包括缠绕草绳、裹无纺布等措施。但是，从图片上看，这些树显然并非新移栽，而且，这股“行为艺术”从北到南，包括温暖的广东，也有城市不甘落后，给行道树穿上了毛衣。

以我的脑回路，真想不通这是要干啥。

更何况，专家也说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就是，给树穿上毛衣，不利于树的呼吸，更容易导致寄生虫大量繁殖，危害树木。“此前，我们曾经看到缠了标语布条好多年的古树，拆下布条时，发现里面有虫卵。”

给树穿衣服，上一次，出现在一千多年前的隋炀帝时期。据《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大业六年，隋炀帝在洛阳大宴诸蕃，“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日：“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中其黠者见以缯帛缠树，日：“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

大树穿毛衣，寒士直哆嗦。作为对比，有人在大树身披彩色毛衣的图片旁边，配发了一条新闻，有摊贩因为烧炭取暖而身亡。

是的，不管始作俑者是出于何种考虑，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举动。

毕竟，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这种做法显得特别刺眼，有较强的违和感。我们真的富裕到这等程度了吗，钱真的多到没地方花了吗？好像那些富得流油的土豪国家也没这么干吧，看看这些身着锦衣的对，再看看那些衣不蔽体的底层人士，未免让人感叹，过去，常说人活得不如狗，现在可以说，人活得不如一棵树。

上面不是三令五申要过紧日子吗，为树穿毛衣的行为，没有把日子过紧，只是让人心头一紧。

如果给树穿毛衣是街头的零星现象，完全可以将它看成是一种小众的行为艺术，也不值得我专门为它在这里打这么多字。

离奇的是，就像一股妖风，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吹遍大江南北。

各大媒体的官方账号基本上对这件事是正面报道。用词也是高度统一，给树木穿上多巴胺毛衣是冬日浪漫云云——他们到底知不知道多巴胺跟性兴奋高度关联啊？

为什么会这样？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么多城市不约而同地跟风，是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操控吗，还是，它成了一种隐形的竞赛？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表扬一下深圳。今年9月，多家媒体报道，在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田贝社区街道两旁的树上，“长”出了各式各样的小动物，有的“长”出了一只老虎，有的“长”出了一只倒立的小狮子，有的“长”出了一只招财猫……犹如一个大型“动物园”。

它们被称为“儿童树洞画“，是小朋友在树上绘出来的画。

同样是为了美观，给树穿毛衣，和在树上画画，哪样更高明？

总之，在各行各业过紧日子的大趋势下，在裁员降薪不绝于耳、消费降级此起彼伏的大背景下，给树穿毛衣的荒唐、奢侈的集体闹剧，该收场了！

近日，网传成都某知名中学食堂开辟了所谓的“学霸就餐区”。

图片中展示的“高一学霸就餐区“，有专门特供的配好餐的精致木盒，有新鲜水果，有汤品。配菜有三荤一素，木制餐盒装得满满地。

说起来，这不算什么新鲜事物，早几年前，就曾曝光过特供“学霸餐”的中学。

图片中的这间成都某知名中学，招收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从全成都各初中掐尖的“学霸”，也就是说，这间高中按照分数招收的最后一名学生，在他原来的初中班级里也是妥妥的学霸。

就是这样由全成都各初中掐尖录取生源的知名中学，在学霸中还要再度区分学霸中的学霸，并给予公开的特权。

“不平等”简直就是这间中学的座右铭，核心价值观。

我不知道这间中学教不教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的“平等”讲起来算不算阳奉阴违。

所谓“学霸”，大概就是指那些学业成绩拔尖的学生。从心理学角度，一个学生能够成为学霸，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天赋。这么说吧，智商测验160分及以上的学生，只要心理不崩溃不摆烂，在这间中学坐在学霸就餐区吃饭根本不需要付出太多努力。相对地，智商130的同学就算是付出十倍、二十倍艰辛的努力，也很难争取到坐学霸就餐区资格。（智商100就比一半人聪明，130及以上就是人群中前2.5%最聪明的人）。

所以，“学霸就餐区”鼓励和弘扬的是什么？努力吗？No！是天赋。人生来就不平等，就高人一等的天赋。

中学阶段（初高中）是一个学生情绪、人格和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敏感期。直白地说，就是学生终其一生人格塑造的最关键时期。

如果学生处于一个享有公开特权，且又被严格和苛刻管理限制的校园里，那么，这样的学生最可能就是发展为权威主义人格。

权威主义人格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指的就是崇拜和服从比自己权力更大的人，但对不如自己的相对弱势者倾向于充满偏见和苛刻对待。

知名中学通常对学生都有着严格乃至苛刻的管理限制，例如不得携带手机等电子产品进校园，男女生不得有亲昵嫌疑的交往；甚至上厕所、说话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个性不能自由舒展，那么就必然扭曲发展。所以，中国的中学教育大概率会培养出人格扭曲的学生，一代一代地培养。同时，校方滥用权力加以管理，使其中大部分学生养成慕强的人格，也就是崇拜和服从拥有强权的人和机构。

同时，因为天赋和不算艰辛的努力就能享有校方赋予的公开特权，这种不做什么就能比别人艰辛努力更优越的经验，培养的不是安全型的高自尊，而是自恋。

一个慕强的自恋者，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瞧不起比自己弱势的他人，不仅会以片面且负面的刻板印象来看待弱势者，而且也会倾向于以惩罚性方式苛刻对待弱势者。

这就是权威主义人格的一体两面：慕强和凌弱。

权威主义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概念最早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阿多诺提出。他试图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二战时期第三帝国社会的人格基础。

没错，权威主义人格就是第三帝国社会的人格基础。

可以想见的是，能够坐在“学霸就餐区”的“学霸中的战斗机们”，成年后大概率能够顺利跻身社会菁英阶层，有机会成为掌控权力的“大人物”。

他们压根就看不起，也不在意比他们弱势的人群，包括培养他们的中学教师群体。

再宽松灵活的制度也有一条诚信的底线，而非可以借助这套制度来蒙混过关。以美国大学招生制度为代表的这一套招生制度，正是信任申请者的道德水平，默认他们提交的申请材料都是真实的，遵循的是“先信任再证实”（trust and verify）的逻辑。而近年来规模化的“中介帮造假”现象损害了内地生群体的信用，最终导致港澳高校不信任内地留学中介，也拒绝内地生的国际成绩。

文｜王兢

责任编辑｜陈斌

近日，澳门大学宣布，因应政策调整，自2025/2026学年起，该校将暂停招收内地非高考学生的本科入学申请。这一决定意味着，从2025年5月6日至6月26日的申请期间，澳门大学将不再接受内地非高考生（即在读国际课程或持境外公开考试成绩的学生）的本科课程申请。

新闻传出之后，“震撼”内地教育界，坊间多以“引发内地国际高中生及家长震动”称之。而更进一步的影响是，对于内地考生而言，将无法以国际课程体系成绩申请澳门大学，哪怕是内地学校的OSSD体系也不再可行，这也意味着诸如DSE 、A-Level、AP、IB等国际课程成绩将“失去竞争力”。而与之相应的是，高考成绩的含金量将进一步上升。

查阅澳大最新的招生政策可知，该校也并非是对“国际课程成绩”斩尽杀绝，也不存在“只认高考成绩”，而是对“生源地+申请成绩”做了更为详细的区隔：包括香港、台湾与海外在内的非内地学生，仍然可以通过国际课程成绩申请澳大；而内地学生将只能依靠高考成绩来申请澳大本科，且“所有申请人必须在澳门大学官网办理网报手续”。

澳大的招生政策骤变，与近期的“DSE造假案”密不可分。2024年11月19日香港星岛新闻网报道，香港考评局早前发现，澳门科技大学逾20名报读学生所提交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成绩为伪造。澳门司法警察局也于11月18日表示，经排查发现24名内地生涉案，已拘捕其中4人，其余20名涉案内地生均已离开澳门。澳门司警提到，被捕人家长透过网上中介，以假学历成功入学。

以DSE造假丑闻为代表的“入学申请材料造假”现象并非自澳门始，而是在香港首先爆出。2024年7月4日，香港警务处发言人表示，一名24岁和一名34岁的内地女子因涉嫌“行使虚假文书”“向入境处人员作虚假陈述”，分别于6月和7月3日被捕，她们涉嫌的犯罪事实，正是以留学中介的身份制作虚假材料，包括不限于成绩单、外语成绩、课外实践经历等等。

通常而言，如果内地学生以高考成绩、内地学历申请港澳高校的话，那么港澳高校会函请内地教育机构或是到学信网上查核真假。而一旦内地考生开始以“国际成绩”来申请的话，那么港澳方查证的工作量与难度均会加大，也做不到面面俱到与万无一失，这就给了一些“留学中介”猫鼠游戏的操作空间。此次的“DSE造假案”，大概率就是这些“留学中介”在香港遇挫之后“转战澳门”的成果，涉事的24名学生有20名都不失时机地离开澳门，显示他们也不无“通权达变”的能力。

早在2023年及以前，国内社交平台就充斥类似“留学中介”机构的广告，诸如“保录”“花钱就上”“无外语成绩要求”等宣传语也吸引了不少家长与学生，仿佛只要花钱就能砸来港校的入学资格。但在2024年5月，香港大学爆出了学历造假事件：港大经管学院的涉事者东窗事发是因为硕士生涉嫌抄袭功课引起校方怀疑，最后被发现一批涉事学生入学材料里的国际学历、成绩单、外语成绩造假。

众所周知，欧美港澳的不少高校在招录政策上较为灵活，并非严丝合缝地依照选拔性考试的成绩，而是要综合考量学生在校成绩、英语水平、课外表现，等等，乃至坊间曾有笑谈这是另类的“察举制”。然而在现实中，即便是在美国也曾在2019年爆出震惊一时的“高校招生舞弊案”，涉案家长多为演艺明星、企业主管等名流，涉案案情也包括了考试作弊、伪造文体成绩、行贿受贿等盘外招。

因此，澳门大学的这次政策改变，可以视为是对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内地生入学材料造假”的一种回应。其实澳大的这一决定早有预兆，澳门高校也早就有类似的举动。2024年6月，澳门城市大学招生事务处发表《严正声明》，表示该校招生将全部通过招生事务处独立进行，“从未委托其他机构代理”，并点名了22家所谓的“留学委托机构”，表示任何机构未经允许干涉招生均属违法行为。

平心而论，内地生并非都是造假行骗的幸进之徒，内地生的国际成绩当然也不可能都是造假得来，而以类似“察举制”标准来遴选学生的这套欧美式招生制度，本身也有不同于内地统一选拔考试的优越之处，它足以扩大遴选范围，发现更多的可塑之才，而不是机械地依据选拔性考试成绩。

但无论如何，再宽松灵活的制度也有一条诚信的底线，而非可以借助这套制度来蒙混过关。以美国大学招生制度为代表的这一套招生制度，正是信任申请者的道德水平，默认他们提交的申请材料都是真实的，遵循的是“先信任再证实”（trust and verify）的逻辑。而近年来规模化的“中介帮造假”现象损害了内地生群体的信用，最终导致港澳高校不信任内地留学中介，也拒绝内地生的国际成绩。

2024年7月，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已在提请“改革港校申请者学历背景评审程序”。而澳门高校今年以来的举动，大概率也将促进澳门特区相关的立法。包括学历在内的申请材料造假在港澳均属于重罪，在香港最高可判十四年监禁，在澳门也可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第244条“伪造文件罪”而判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此次澳大的政策转变与“DSE造假案”也再次警示外界，诚信的价值，不应屈从于一纸看似值钱的文凭。

11月4日起，河北唐山迁安市民营企业家杨立国等20人涉黑案，在由石家庄市鹿泉区国山宾馆南会议楼临时改建的审判庭一审公开审理。

庭审中，包括一号被告人杨立国等在内多名被告人当庭控诉“指居”期间有遭到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和人格侮辱，其中包括：先让看色情视频，勃起后强迫脱裤子；被用脚踩在脸上强迫其唱《征服》；被强迫一边学鸭子走路一边唱“我是一只公鸭子，要找一只母鸭子”等。一旁听者称“震碎三观”。

河北企业家杨立国。受访者提供

此案中，杨立国名下企业仅被查封的现金就超过10亿元。其家人认为，此案“错就错在为了铁矿改造，公司账上现金太多。”

法律界人士指出，本案明显属于趋利性办案。相对于跨省“远洋捕捞”式执法，本案可称为“近海捕捞”。多名刑法学专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杨立国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致函最高法院为其陈情，希望依法公平、公正处理。

01

从人大代表到“黑社会老大”

迁安北依燕山、南望渤海，是河北省辖县级市，由唐山市代管。其经济总量常年保持河北省县域首位，铁矿石储量居全国县级之首，是著名的铁矿石之乡‌，一直位列“全国百强县”，民营企业功不可没。

公开信息显示，杨立国1963年出生于迁安城关镇公平村，早年做过泥瓦工、裁缝，1988年开始兴办实业，1998年获得迁安市赵店子镇岐阁寺铁矿（后更名为腾龙铁矿）承包经营权，2004年收购秦皇岛市卢龙县鑫兴矿业有限公司（下称卢龙铁矿）。

目前，杨立国实控企业11家，涉及矿山、房地产、酒店、物业等行业。截止2022年底，企业和个人累计缴纳税款18.29亿元，为公益慈善事业捐款403万元。杨立国曾连续多次当选迁安市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和迁安市工商联副主席，并连续多年被评为迁安市、唐山市劳模。

在2023年2月16日，杨立国突因涉黑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鹿泉分局刑拘，被查封、扣押、冻结资产包括资金10.9亿元、房产104套、车辆8台等。

杨立国涉黑案历经两次移送起诉、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于2024年11月4日一审开庭审理。

石家庄市鹿泉区检察院指控，为攫取铁矿经营权，1998年下半年，杨立国通过张爱民（已死亡）、王江招募大量社会闲散人员，采用各种暴力、软暴力手段，陆续威胁、逼迫代树军等将迁安市岐阁寺铁矿承包经营权转让给自己，以其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初步形成。为维护和扩大组织利益，杨立国先后招募了孙久利、李向东、朱传玉、陈文雄等人加入“护矿队”，在迁安实施了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多起违法犯罪活动。

《起诉书》称，杨立国收购卢龙铁矿后，经营期间因采矿问题与刘金涛发生矛盾，授意陈文雄等人招募大量社会闲散人员充实到“护矿队”。2006年8月5日，双方纠集人员在卢龙铁矿发生持械斗殴，造成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

鹿泉区检察院认为，杨立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自成立以来，共实施犯罪活动12起，违法活动4起，涉及寻衅滋事、聚众斗殴、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罪名，应当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共4个罪名追究杨立国的刑事责任。

02

警方发现账上现金超10亿后被立案

杨立国的家人称，杨立国涉黑案来源于“孙久利等人系列案件”。2018年，杨立国的前员工朱传玉到柬埔寨谋生。2022年因涉嫌违法被福建警方拘留，转交给河北警方侦查。侦查过程中，朱传玉供述了2006年前后在杨立国所属铁矿打架斗殴的事情，进而牵出2004年之前的保安队的负责人孙久利。

2022年6月20日，河北省公安厅指定石家庄市公安局管辖“孙久利等人系列案件”。同年10月30日，石家庄市公安局以“620专案”的名义，将该案再次指定给鹿泉公安分局管辖。

“鹿泉公安分局在办理孙久利系列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杨立国及其企业拥有大量财产，见财起意，遂开始将此案强行与杨立国拉上关系.”杨的家人称，警方发现孙久利20年前曾在杨立国公司干过活，而杨立国旗下有十来个亿的资金和两个铁矿，于是将“孙久利等人系列案件”变更为“杨立国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抓捕了杨立国和企业多名员工，查封了杨立国及其企业的财产，拼凑成一个有20名被告人的杨立国涉黑案，而孙久利则被列为本案第二被告人。

杨立国公司旗下物业

辩护人认为，鹿泉公安分局未对杨立国正式立案，就对其采取刑事措施，违反了“先立案，后侦查”的要求。“本案连杨立国的立案手续都没有，只有孙久利系列案件即620专案的立案手续。极为荒唐！”

以《起诉书》中谈及的王江为例，知情者介绍，王江的案子（无论与杨立国是否有关）已经过了追诉期，所谓的受害者当时的鉴定结论是轻伤，不追究，重伤是2022年立案后重新鉴定的，并非案发时的2006年鉴定，而最新的鉴定只用了3天时间就出了结果。

多名刑法学专家论证认为，石家庄市鹿泉区既非犯罪行为发生地或结果地，也非杨立国居住地，无论法定管辖还是指定管辖都于法无据，该区司法机关对本案都不具备管辖权。

“管辖权问题的根子在于逐利式执法。”一位法律界人士认为，这也是某种“远洋捕捞”，因为发生在省内，所以可以命名为“近海捕捞”。

旁听者介绍，杨立国在庭审中辩称自己与孙久利系列案件无关，鹿泉区对其涉黑案没有管辖权。“我要不是有这么多钱，就没有这么多事。”

20年前就已经因在外喝酒打架被杨立国开除的二号被告人孙久利，亦当庭表示不认可其与杨立国涉黑案有关。“我跟杨立国一毛钱关系没有，因为我20年前就不干了。他就在我旁边坐着，他要是给过我一分钱，你们判我100年我都认。”

旁听者介绍，律师在质证庭指出42份检察机关问询笔录中，有37份来自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多名被告家属认为，这明显是人为拔高凑数，“为了搞钱而搞案子的痕迹很明显。”

03

当年持枪凶徒，现在竟成了受害人

辩护团队认为，检方指控的犯罪事实主要围绕着“两条龙”，即杨立国旗下的腾龙铁矿和卢龙铁矿。其他大多是发生在十几二十年前的一般治安纠纷，都已调解结案或处理完毕。

“检方指控的其他员工违法犯罪很多纯属个人事务，和杨立国毫无关系，也被算在他头上，作为黑社会犯罪构成。有的指控甚至连被害人是谁都没搞清楚，比如违法事实第2起陈文雄、赵金利殴打大车司机案，该大车司机连名字都没有。”旁听家属称。

杨立国获得腾龙铁矿的承包经营权，被检方认定为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寻衅滋事罪主要犯罪事实之一。

杨立国名下两座铁矿现已全部停产，损失巨大

鹿泉区检察院指控，杨立国等人威胁、逼迫代树军等转让岐阁寺铁矿承包经营权，最终取得经营权，后更名为腾龙铁矿。杨的家人称，该案实际情况是腾龙铁矿原承包人因经营困难严重亏损，加上股东之间的矛盾，主动将该矿转包给杨立国，其并未实施过暴力、胁迫行为。

多名专家论证认为，相关证据难以排除杨立国取得腾龙铁矿的经营权系合法商业行为的可能性。相关笔录显示，代树军承包该矿时利润并不高，当时国家出台了资源税，导致采矿场和选矿厂赚不到钱。代树军主动找到政府，自愿放弃承包该矿。杨立国以缴纳资源税为代价，接替代树军承包了该矿。该承包行为也获得了迁安市政府的批准。

杨立国被指控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故意伤害罪的主要犯罪事实，则与2006年的卢龙铁矿斗殴案有关。

检方指控，杨立国与刘金涛在2006年8月5日，双方纠集人员发生持械斗殴，造成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

“这是本案最冤的部分。”被告家属和辩护人均表示。庭审证据也显示，2006年，案发地卢龙县公安局就曾以涉黑对刘金涛立案侦查。“现在倒过来了，涉黑的持枪团伙成了被害人，当年的被害人成了黑社会分子。”

检方指控亦显示，刘金涛等7人到卢龙铁矿，刘一方人员首先开枪将杨立国一方员工邵劲生击伤，后保安队员朱传玉驾车将刘金涛撞倒致其昏迷，并用自制哑铃将其腿部和手部砸伤。

相关法庭证据表明，杨立国对刘金涛持枪上门一事，事先并不知情。

“检方指控的聚众斗殴、故意伤害系事出有因。本案起因是刘金涛盗采卢龙铁矿矿石，杨立国愿意向刘金涛支付费用换取其不要盗采，双方经过协商，刘金涛仍然使用武力抢夺矿产资源，带人到矿区闹事。”专家论证认为，杨立国一方为了保护企业财产不受侵害而进行自卫，主观恶性不强，具有防卫性质；在案发过程中，刘金涛一方率先开枪将人打伤，由此激化矛盾，存在一定过错。

04

不能护矿，否则就是黑社会？

在检方对杨立国涉黑案的指控中，护矿队是一个重要角色，甚至成为黑社会组织特征之一。

多名被告人承认，2000年前后，采矿业盗采甚至直接偷盗成品矿石非常普遍，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矿业，以保护矿山为目的的保安队基本上是中国矿业标配。“如果成立护矿队（保安队）就是黑社会，那全国绝大部分矿山都可以打成黑社会了！”

专家认为，本案中指控的“护矿队（保安队）”并非为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不应作为评价本案是否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依据。

首先，所谓护矿队（即矿山企业的保安队）是因外部环境和矿区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而设立，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企业财产安全和正常生产经营。案发期间，不能排除盗采偷矿、阻拦工程等侵害矿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成立专业的安保队伍有一定的必要性，且并不违法。

杨立国等被抓后，其亲人多次前往有关机关上访。受访者提供

其次，即使根据《起诉书》指控的事实，这只安保队伍多为“被动保护”矿山安全，鲜有“主动出击”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其行为仅为履行正常的护矿职责，而不是为了以暴树威、逞强耍横，更不是通过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方。

此外，杨立国经营的铁矿与安保队员是正常的劳动关系，而非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组织与成员的关系。安保队员可以自由辞职，对企业和杨立国均没有明显的人身依附性；护矿队员工资待遇水平与一般员工相差不大，并不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特殊性。

值得强调的是，公司还规定，保安队不许喝酒嫖娼惹事打架等——这些要求并不具有反社会性，并非为了增强犯罪能力、掩盖犯罪事实的组织规约，而是正常的公司管理规定。孙久利等人就是因为在外喝酒打架被开除的。

多名被告人当庭称其实他们就是铁矿负责保安的职工，根本不存在什么护矿队的名字。

专家论证认为，本案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即组织特征、行为特征、经济特征、危害性特征均不具备。

从组织特征看，腾龙铁矿和卢龙铁矿均以合法方式取得，并非为了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其内部组织架构、责任分工是为了满足公司治理的需要，不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

从行为特征看，检方指控的大部分寻衅滋事事实，杨立国事先既未知晓、计划、指示，又未直接参与，部分寻衅滋事事实更是偶发性事件。指控的聚众斗殴、故意伤害事实事出有因，系维护企业自身的正当权益，具有一定的被动性。

从经济特征看，涉案资产并不等同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资产，不能将两铁矿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杨立国并没有以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为目的，且大多数指控的事实与获取经济利益无关；杨立国赔偿被害人的目的是达成和解，平复和化解矛盾，其赔偿行为应当得到肯定的评价，而不应评价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济特征。

从危害性特征看，杨立国及相关人员虽有一定的违法犯罪行为，但均是出于特定原因，一是为维护自身企业的财产安全和正当权益而护矿，二是协助政府拆迁。其行为既没有形成控制区域或行业的恶劣影响，也没有造成当地法治生态、经济秩序的破坏，明显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对于危害性特征的要求。

此外，在长达20多年里，这个所谓的“黑社会集团”仅有12起违法行为，并且大部分都属于已结案或个案，律师认为完全不能体现出真正的黑社会特征。

05

被告人对灯明誓，血溅法庭

据现场律师和旁听者介绍，11月28日，即庭审第二十四天，杨立国不满庭审走过场，不能保障基本诉权，悲愤下在法庭上拿麦克风狠砸自己额头，顿时血流满面，引发了旁听者的广泛同情。

当天的庭审中，就涉黑部分第一起寻衅滋事案进行举证、质证。也就是《起诉书》中所称的杨立国、王某与张某民迫使代树军等转让岐阁寺铁矿及其附属第一、第二、第三选矿厂的承包经营权。

庭审中，杨立国对指控当庭予以否认，并多次请求法庭播放证人、被害人的同步录音录像，但得到的却是公诉人的反对与合议庭的沉默。

见状，杨立国以手指灯发誓：“如果我实施了这些行为，我全家不得好死！”

下午，杨立国辩护人指出公诉人《起诉书》制作不规范，导致对杨立国涉嫌寻衅滋事罪指控不明。杨立国也要求合议庭给个说法。

旁听者回忆，当时杨立国拿起了话筒，强烈要求合议庭明确《起诉书》指控的问题。合议庭置之不理，让公诉人继续举证。

见状，杨立国情绪完全失控，举起沉重的话筒底座狠砸额头，顿时血流满面。四五个法警冲过来试图控制杨立国。杨强烈挣扎哀嚎，十几名法警一起将杨立国强行摁在椅子上面。

审判长宣布休庭，医护人员随后进入法庭。此时，杨立国额头正中已经凸起一个大包。他声泪俱下，对审判长痛陈自己的心路历程。

杨立国表示，在侦查阶段受到不公，以为到了检察院能好一点。结果检察院制造假证据，包庇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又觉得到了法院能好一点，以为审判长会为被告人做主。结果多次要求法庭到石鑫宾馆去取证，去看看被告人遭受长达六个月变相肉刑的地方，合议庭不去；多次要求法庭播放同录，合议庭不播。开庭以来，对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问题，一概不给解决，一直违法推进庭审。

“现在我再也不相信审判长了，审判长直接把我判了吧！”

次日的庭审中，杨立国面前的话筒被牢牢地固定在约束椅上，麦克风与底座的连接处被黑色泡沫包裹着，话筒底座被黑色胶带反复缠绕在约束椅的右侧。杨立国周围的法警也增加了一个。

一位辩护人称，他深深的体会到了杨立国的无助无奈以及公检法的无法无天。“我也不知道用啥渠道能让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最高检和最高法派人来石家庄市鹿泉区法院，看看这个法庭是怎么审判这个扣押了十个亿的企业家杨立国案件的？”

06

不能让杨立国等人为政府“背锅”

在庭审第29天，审理第七起寻衅滋事案。

《起诉书》指控：2012年9月至12月，迁安市赵店子镇申刘庄村与赵店子村，杨立国任命第八被告人章某华为拆迁组组长，由章某华成立“攻坚组”，“攻坚组成员”到拒不配合拆迁的村民家里寻衅滋事，以迫使他们签订《拆迁协议》。

一位辩护人称，综合在卷书证、相关笔录和被告人当庭陈述，该案堪称全案最为荒谬的一起指控。

首先是指控内容的荒谬：据在案书证，本起指控中，拆迁的目的是政府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其责任主体是迁安市政府，实施主体是赵店子镇政府，其中杨立国的腾龙铁矿为政府进行大量垫资并协助政府进行扫尾工作，具体负责派人到村民家里协商，指引村民到镇政府签署拆迁协议并领取拆迁款，同时负责拆迁协议签订后的地面物拆清。

两个村子一共800多户村民，最后仅剩几十户由于对拆迁款不满意等因素成为了“钉子户”，部分“钉子户”正是本案的被害人。而在双方交涉中的偶发纠纷，成为了本案公诉人指控的内容。

辩护人指出，如果认定杨立国与章某华是黑社会，那么迁安市市政府、赵店镇镇政府也是黑社会。“不能让杨立国等人为政府‘背锅’。”

其次是《起诉书》制作的荒谬：《起诉书》称，章某华安排“攻坚组”成员到村民家里实施威胁恐吓等行为，迫使村民签订拆迁协议。但庭审中坐在约束椅中的，仅有杨立国与章某华两个人，没有任何所谓的“攻坚组”成员。杨立国、章某华对“攻坚组”这一说法均表示困惑。

章某华连续对公诉人提出三个问题，其一，这个“攻坚组”是谁成立的？其二，这个“攻坚组”成员都有谁？其三，这个“攻坚组”是谁调查来的？章某华说“如果不弄明白这些问题，我就成了个糊涂人。”

然后是笔录制作的荒谬：有辩护人阅卷时发现，在卷笔录中存在大量违法以及违背常理的内容。

第一，“时空错位”。对于涉嫌到村民家里进行威胁恐吓的“攻坚组”成员，被害人对其体貌特征，竟存在“夏天穿着长袖，冬天光着膀子”的描述。辩护人讽刺道“这哪是黑社会，简直是神经病!”

第二，“勇敢的被害人”。一份被害人笔录中，前面被害人称到其家里进行威胁恐吓的是腾龙铁矿的人，也是杨立国的人；被问到“为什么这么说”，其表示后来到腾龙铁矿工作时得知的。

第三，“我怎么会打我侄子?”被害人赵某明笔录记载，章某华安排人对其实施殴打。但章某华困惑道:“我和赵某明父亲关系非常好，赵某明是我侄子，我怎么会安排人打我侄子？《起诉书》怎么这么编故事？”

第四，辨认笔录的见证人都是被害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94条第2款“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人，不得作为见证人”的规定，本案所有辨认都应该是无效的。

对于公诉人如此荒谬的指控，七十多岁的章某华使出浑身力气怒吼:“所有被害人都不出庭，《起诉书》纯属编造，气死我了!”

迁安市工商联出具的证明。受访者提供

07

石鑫宾馆的秘密

本案庭审中，杨立国等多名被告人当庭控告其遭到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要求排除非法证据。

辩护律师团队指出，为将杨立国及其企业打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办案人员将多名嫌疑人“指居”在一个叫“石鑫宾馆”的地方，严重违反了不得在宾馆、酒店、招待所等其他场所执行监视居住的规定。

“刑讯逼供违法取证，主要集中在石鑫宾馆这个地方。”多名家属声称，鹿泉公安违反法律规定，将大部分嫌疑人集中在石鑫宾馆关押半年之久。石家庄此前曾经爆出过在“指居”期间死亡的暴瑞钦案，涉案警察均已因涉嫌刑讯逼供被立案调查。“我们获知，暴瑞钦案至少三名警察也参与了杨立国案的侦查和讯问活动。”

杨立国的家人称，为逼迫杨立国就范，办案人员连续给其佩戴手铐四十多天，不给吃饱饭，不让好好睡觉，并威胁抓他的家人。杨立国等人被“指居”后，辩护律师多次提出会见要求，但是鹿泉公安怕律师了解到嫌疑人遭到刑讯逼供的情况，以各种理由推诿搪塞，不让律师会见。

有被告人在质证时自述，有的办案人员让嫌疑人看色情视频，看你生殖器硬不硬，然后强迫脱裤子。

被告人郑爱军当庭证实，他已经51岁，一个办案人员把他的裤子给扒了，又给他看黄色录像。见不起作用，一把精油给他抹上了。

李志强、王春利、张朋等被告人的家属称，三人在被“指居”期间均遭到殴打、变相肉刑、精神控制、威胁等刑讯逼供行为。李志强的家属称，办案人员还强迫李志强听同案嫌疑人被刑讯逼供的惨叫声，李志强曾听到“嘟嘟”的电流声和同案嫌疑人被电击的惨叫声。

据被告人家属介绍，2024年4月，部分嫌疑人家属和律师向鹿泉区检察院提出书面控告，请求该院对本案中存在的刑讯逼供行为进行调查监督，并提交了调取“指居”及讯问期间同步录音录像、排除非法证据申请。7月，鹿泉区检察院答复家属和律师称，他们经过调查，认为不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形。当被问及是否查看了“指居”点的监控录像后，工作人员称“指居”点虽然有监控，但监控视频只能保存一个月，现在视频已经被覆盖，所以无法查看。

“我们反复提出，要求法庭指挥控辩双方和被告人一起到石鑫宾馆进行现场勘验检查，但法庭始终不同意。”一位辩护律师称，鹿泉检察机关放弃了对“指居”进行监管和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职责，甚至在审查起诉的讯问中大量复制粘贴侦查机关的讯问内容，已涉嫌编造证据。另外，涉黑案件所有讯问都依法应当制作同步录音录像，但本案仅移交了少部分同录，既未移送全案同录供辩护律师查阅观看，也不允许辩护律师交叉观看所有同录。

2024年12月14日，法庭宣布休庭，因本案复杂重大，将择期宣判。

来源：法治边角料微信公众号，作者：刘虎  张梦云

近日，日本政府观光局（日本国家旅游局，JNTO）发布的最新月度资料显示，2024年10月访日外国游客达到创纪录的331万人次，比2019年同期（250万人次）增长33%。

今年1~10月，访日外国游客数突破3000万人次大关，甚至冲破了该国从1964年以来的记录。

2023年全年日本接待了2507万人次国际游客，仅位列全球该排名的第15位（参考文章：2023年法国接待了1亿外国游客，中国呢？）。但数据表明，尽管经历核污染水排海等争议，全球赴日旅游市场正在强势复苏。

10月外国游客恢复率133%

2019/2023/2024年10月访日外国游客统计数，2024年数据为估算值，引用自「日本政府观光局（JNTO）」，@RAUZ 制图

在日本政府观光局监控的23个旅游市场中，对于10月访日外国游客，韩国以73万排在首位；中国大陆游客数以58万人次位于第二位，对比2023年增长127%。

而如果回看2019年10月，访日中国游客数单月就已达73万，超过全年访日外国游客的1/4强。

以单月331万的数据来看，2024年10月的总访日游客市场恢复率（相对于2019年10月基线）达到133%。

中国游客增长214%

2019/2023/2024年前1-10月访日外国游客统计数，2024年数据为估算值，引用自「日本政府观光局（JNTO）」，@RAUZ 制图

对比1-10月累计数据，中国游客增长率达到惊人的214%（相对于2023年），但比疫情前（2019年）恢复率仍仅为72%。

仅中国大陆居民需办理赴日签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游客增长，是在大陆游客需要办理赴日签证的情况下达到的。

日本与东亚各地区间人员交往最为密切，而赴日人数前5位的地区中，仅中国大陆居民需要办理赴日签证（图上标星号的地区为赴日需签证地区）。

不过根据日本经济新闻 [1] 消息，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就放宽中国人访问日本时所需的签证发放条件展开调整。部分签证申请手续将被简化。

“日本外务省、法务省、警察厅等相关政府部门将很快展开讨论，将确定包括审查签证申请时所需提交的材料等新的应对措施。日本外相岩屋毅正考虑年内访问中国，并做好了此行与中国方面就签证问题展开讨论的准备。”

[1] https://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57432-2024-12-04-12-26-36.html

一个有精神障碍的女子，在她不幸走失的过程中，只要被有意或无意地引向替男人生养的结果，就是拐带行为。在这个黑暗过程中，任何人以任何名义支付金钱，就该被定义为人口贩卖来论罪，并同时追究其中的胁迫、囚禁、强奸及虐待罪行。‍‍‍‍‍‍‍‍‍‍‍‍‍‍‍‍‍‍‍‍‍‍‍‍‍‍

汉语素来有多义性，可汉语同时具备精确描述的能力。在上述使用场景下，这名女子的遭遇可以被精确地定义和定性，除非有人从一开始就想打马虎眼，比如用“收留”一词来概括，否则绝不该出现这种狡猾的修辞，堪比汉语之耻。‍‍‍‍‍

山西晋中市榆次区卜女士13年前走失，近期被偶然发现幸存在100多公里外某个山村破院。她这些年成为生育机器，被迫生育四次，一个夭折、一个送人、两个留存于官方所谓的“收留”之家。对此，三联《失联13年后，一场被全程围观的直播寻亲》有较全面的报道。‍‍‍‍‍‍‍‍‍‍‍‍‍‍‍‍‍‍‍‍

目前卜女士回到了真正关爱她的亲人身旁，处于安全的庇护下，可这个悲惨故事依旧散发着令人作呕的细节。姑且不论曲折的情节，单说笼罩在故事上的诸多别有用意的用词、极易误导的描述，都需要真心关切此事的人打起精神甄别。‍‍‍‍‍‍‍‍‍‍‍‍

在列举卜女士走失至现身的时间线时，有一篇12月2日刊发于山西新闻网法制频道的一篇宣传稿值得注意。它的标题叫《和顺县公安局：用行动诠释责任 以服务温暖人心》，内容是该县公安局人口中心携青城派出所民警帮助一名患精神疾病女子（即卜女士）找到家人。‍‍‍‍‍‍‍‍‍‍‍‍‍‍‍‍‍‍‍‍‍‍‍‍‍‍‍‍‍‍‍‍‍‍

这是一篇标准的正面宣传稿，借卜女士找到亲人的事颂扬县镇两级公安“为人民服务”的事迹。这个稿子的目的当然是表扬公安持续付出，终于让卜女士与亲人破镜重圆。在这个宣传文本中，卜女士的悲惨遭遇被淡化，成为通讯员苏又锐上价值的素材。‍‍‍‍‍‍‍‍‍‍‍‍‍‍‍‍‍‍‍‍‍‍‍‍‍‍‍‍‍‍‍‍‍‍‍‍‍‍‍‍‍‍‍‍‍‍‍‍‍‍‍‍

翻看最新的山西新闻网，2日刊发的报道列表中已无此篇踪迹，它从“政法风采”栏目中神秘消失了。可以想象，这篇宣传稿的作者、和顺县局的审稿人以及山西新闻网的责编，此刻恐怕如坐针毡，因为他们联手促成了一次“低级红高级黑”的翻车宣传。‍‍‍‍‍‍‍‍‍‍‍‍‍‍‍

从舆情角度看，这篇宣传稿在效果上适得其反。在悲剧面前，它的宣传腔与颂扬基调令人反感，可它的“不合时宜”不在于正能量基调，而在于它提供了数条信息——这些信息本来是表扬警方的作为，可只要将其放入时间轴线，即能佐证警方的破绽。‍‍‍‍‍‍‍‍‍‍‍‍‍‍‍‍‍‍‍‍‍‍‍‍‍‍‍‍‍‍‍‍‍‍‍‍‍‍‍‍‍‍‍‍‍‍‍‍‍‍‍‍‍

该宣传稿对卜女士的遭遇，使用了“收留”一词，提供的信息如下：1当地公安早就知道卜女士作为精神病人的存在，两级公安还为两个孩子解决了户口难题。2形容卜女士无法正常交流，说不出姓名和来历。3民警采集了卜女士血样，十几年未放弃替她寻亲。‍‍‍‍‍‍‍‍‍‍‍‍‍‍‍

在山西新闻网刊登这篇宣传稿的次日，即12月3日，和顺县公安局发布第一次警情通报。值得注意的是，通报与宣传稿的口径一致，对卜女士流落辖区山村，同样用了“收留”的定性词。就此或可推测，2号的宣传稿卡在3号通报前问世，似有铺垫的考虑。‍‍‍‍‍

很多人在读到卜女士的故事后，感到不可思议的点是，她怎么会经历三年新冠疫情管控期而不被判定为异常人口？从宣传稿可知，派出所早已经将其视作张家的家庭成员，外界的疑惑在警方那里不是问题。这也可以说是宣传稿的一大“功劳”。‍‍‍‍‍‍‍‍‍‍‍‍‍‍‍‍‍‍‍‍‍‍‍‍

从三联的报道可知，寻亲志愿者朱玉堂在村里没问出卜女士的身份来历，然后将其带到县城宾馆好好安顿后，卜女士在脱离村里的环境下，顺利地提供了诸多能证明她身份的许多人名。志愿者快速获知卜女士身份信息，打了宣传稿一巴掌，反证公安工作方法不对。‍‍‍‍‍‍

根据红星新闻报道，卜女士哥哥在当年寻找妹妹时，警方采集了他及父亲的血样入库。既然宣传稿说当地也采过卜女士的血样，为什么未能从失踪人口库中对比上？这个涉及异地采样的时间、入库程序等，似乎不可贸然否定，可宣传稿中这个疑点必须得有解释。‍‍‍‍‍‍‍‍‍‍‍‍‍‍‍‍‍‍‍‍‍‍‍‍

让县局宣传稿彻底被动的，是和顺县联合调查组12月10日再通报，“已对涉嫌犯罪问题立案侦查，并对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一版通报不仅剔除了“收留”说，还指向刑罪方向，这让2日的宣传稿丧失了全部的前提，稿子站不住脚了。‍‍‍‍‍‍‍‍‍‍‍‍‍‍‍‍‍‍‍‍‍‍‍‍‍‍‍‍‍‍‍‍

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没有2号的宣传稿，和顺县在处理此事时会少了许多被动。虽然首次通报也有“收留”表述，可宣传稿对县局与镇派出所行动的简介，为更强烈的舆论质疑供应了材料。宣传稿约等于用自我表扬，打破了官方的信息封锁。‍‍‍‍‍‍‍

如此一来，和顺县官方、尤其是警方对卜女士的所作所为，就会被纳入前后对比中。过去的做法难圆其说，若要定嫌犯的罪，那当年警方的做法算不算一种纵容？宣传稿提供了比对警方作为的信息点，这让问罪涉案人的同时留下了问责公职人员的线索。‍‍‍‍‍‍‍‍‍‍‍‍‍‍‍‍‍‍‍‍‍‍‍‍‍‍‍‍‍‍‍‍‍‍‍‍‍‍‍‍‍‍

这可能是少有的宣传为新闻服务的一次“误操作”，一篇宣传稿强有力地扯动舆情走向与舆论态势。当然也要辩证地看，宣传稿对官方处置确有扰动，可它却成了民间追问公权的依据。舆论僭越新闻后，宣传不仅有纪律，还有风险，诚哉斯言。

人口买卖是对人权的严重侵害。根据联合国《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仅在2020年，全球就有超过五万名受害者，在这些受害者中，有约40%遭遇过性剥削与强迫劳动。而这只是被发现的受害者数量。我国官方暂未公布人口拐卖的统计数据，但在公益网站“宝贝回家寻子网”上，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8万条寻亲登记。

刑法规制是治理人口拐卖的重要手段之一。20世纪90年代，我国人口买卖猖獗。为了打击人口买卖，尤其是买卖妇女、儿童的行为，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在1979年《刑法》拐卖人口罪的的基础上设立了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以此加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为的处罚，并将收买行为入罪。

但在1991年的这一决定及1997年《刑法》中，收买行为存在免责条款，若收买人“按照被收买妇女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该免责条款于2015年才在《刑法修正案（九）》中被取消，之后收买行为一律入刑，但仍存在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空间。

近年来，诸多热点事件使收买型犯罪备受关注，不少人高呼“没有收买就没有拐卖”，要求“买卖同刑”。

在此背景下，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研究团队收集了2014年至2020年671份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案件的一审判决，立足收买型犯罪，分析了671份判决书中所涉及的被拐妇女、儿童的基本信息、解救情况与后续安置情况，以及法院判决对收买人的量刑倾向，以期增进对中国人口买卖的现况与司法裁判情况的理解。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671份判决的来源与基本特征，第二部分为“被标价的TA们”，聚焦于被拐妇女、儿童的基本情况与遭遇；第三部分为“隐身的收买人”， 关注司法实践对收买人的处罚。

（一）样本来源

研究样本来源于alpha-法律智能操作系统公布的裁判文书，判决日期为2014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为案由，以“判决书”“一审”为筛选条件进行检索，剔除了重复、不公开和无效的裁判文书后，得到有效文书共671份，涉及收买人1194人，被拐卖妇女601人，被拐卖儿童493人。

注：数据统计时间：2022年2月。

（二）案件地域分布

绝大多数省份在这七年间都存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案件，如下图1，山东省案件数量最多，达到135件，占总数的20.10%。其次是安徽省（90件，13.40%），河南省（74件，11.00%），福建省（73件，10.9%），河北省（68件，10.10%），云南省（46件，6.90%）。

图1 案件地域分布

（三）案件时间分布

如图2所示，2013-2017年案件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15年后显著增加，这与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收买行为的免责条款更改为从轻或减轻处罚有关。

该修正案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此前，1997年《刑法》中免责条款的内容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图2 案件裁判年份

被拐妇女——

· 被拐妇女年龄跨度大，接近半数为未成年人；

· 判决明确记载约一成妇女存在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碍；

· 外籍被拐妇女占五成，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

· 安徽省为被拐卖妇女流入人数最多的省份，河南省、云南省与湖南省位列其后；

· 诱骗方式多样，介绍结婚、打工是最常见的借口；

· 拐卖价格差距大，从百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被拐儿童——

· 被拐男童总数多于女童，10岁以上被拐女童人数高于被拐男童；

· 超过87%的被拐儿童不满周岁；

· 流出地与流入地高度重合，以山东、福建、河北为主；

· 被拐儿童价格集中在3万元到7万元之间，其中男童价格普遍高于女童；

· 亲戚拐卖最常见；

· 后续多为社会福利院接收。

（一）被拐妇女年龄

在搜集的判决书中，已知年龄的被拐妇女有36人，接近半数为未成年人，其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年龄最大的被拐妇女为58岁。如下图3所示。

图3 被拐妇女年龄分布

（二）被拐妇女是否存在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碍

在601位妇女中，判决在法院查明部分明确记录了57位被拐卖妇女存在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碍的情况。如下图4，其中，有35位被拐妇女存在精神疾病，21位被拐妇女存在智力障碍，1位被拐妇女既有精神疾病又有智力障碍。

图4 被拐妇女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碍情况

（三）被拐妇女流出地

在601位被拐妇女中，已知557名妇女的国籍/户籍/常居地信息，其中80人为中国妇女，477人为外国妇女。

在被拐中国妇女中，如图5，来自广东省的被拐妇女数量最多，为11位，占中国籍被拐妇女总人数的13.75%。

其次，来自云南省和贵州省的被拐妇女各为9位，占中国籍被拐妇女总人数的11.25%；原户籍为安徽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被拐妇女各有8位，占中国被拐妇女总人数的10%。

除此之外，还有被拐妇女来自山东省（6人，7.5%）、河南省（5人，6.25%）、湖北省（5人，6.25%）、四川省（5人，6.25%）等地。

图5 被拐妇女原户籍/原经常居所地

外籍被拐妇女大多来自于东南亚地区。如下图6，299位被拐妇女是越南籍，占外籍被拐妇女总人数的62.68%。来自柬埔寨的妇女位居第二，为62人，占外籍被拐妇女总人数的13%。有52名妇女来自缅甸，3人来自老挝。除此之外，还有61位被拐妇女来自朝鲜。

图6 外籍被拐妇女流出地

（四）被拐妇女流入地

样本判决中记载有583位被拐妇女的流入地。如图7所示，安徽省为被拐卖妇女流入人数最多的省份，有173人；河南省、云南省与湖南省流入被拐妇女人数位列其后，分别为82人、78人与52人。

图7 收买地域分布

（五）拐卖手段

从拐卖手段来看，超过半数的针对妇女的拐卖手段在判决中有体现，根据判决书中的表述，我们将拐卖手段划分为以下十种。

如下图8，在已知的拐卖手段案例中，多数妇女因经他人转卖的、介绍结婚或打工，甚至直接强行带走而被拐卖。

其余的拐卖手段还有：介绍游玩（13人，4%），亲属出卖（10人，3%）等。

图8 拐卖妇女手段分布

（六）收买价格

在收买价格方面，被拐妇女收买最低价格为250元，收买最高价格为37万2千元，超过80%妇女的收买价格都在10万元以下。

相较于结婚的彩礼——少则几万元，多则数十万元，还有“三金”、耐用消费品、车和房、宴席等——被拐妇女价格的经济成本要低很多，平均值约为6万1千元左右（见参考文献3）。

图9 收买妇女价格分布

注：关于收买价格的确定，若仅买卖一次，以该次成交价格计算；若存在转卖的情形，则取所有成交价格的平均值。

（七）被拐卖妇女的解救情况和后续情况

1.约三成被拐妇女成功自救

在已知被解救手段的293位妇女中，有174位被拐妇女通过公安机关被解救，占了总被解救被拐妇女的59.38%。有95位被拐妇女通过自行报警、逃跑的方式成功自救，占了被解救的被拐妇女总数的32.42%。

此外，成功解救妇女的渠道还有亲属报警、群众发现等。

图10 被拐妇女被解救方式

2.被拐妇女获救后多返回流出地

在本报告涉及的案例中，我们已知223位被拐妇女获救后的去向。如下图11，超过一半的被拐妇女返回到了流出地——回到了原籍或原常居地。

但也有39%的被拐妇女没有选择返回，如18%的被拐妇女因为已经在拐卖地生养子女，从而选择留在收买人家继续生活，14%的被拐妇女没有生养子女，也选择继续生活在收买人家。

除这些路径之外，还有一些被拐妇女前往了非原籍地区、非收买人地区的第三地点，一些则被送至社会福利中心等。

图11 被拐妇女获救后去向

（一）被拐儿童案件地域分布

本报告共包含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案件刑事一审判决书363份。省份分布方面，山东省案件数量最多，达到115件；其次是福建省（65件）、河北省（54件），拐卖儿童问题地域分布不均（下图12）。 

图12 案件地域分布

（二）被拐儿童性别比

如图13，本报告中所涉363份与拐卖、收买儿童相关的判决中，共有被拐儿童493人，其中男性304人，女性184人，未提及性别5人，男女比为1.65。

图13 被拐儿童性别

（三）被拐儿童年龄

从被拐儿童年龄来看，除去未知年龄的118人，剩下的375人中，0岁婴儿数量最多。其中，按照被拐儿童样本性别比例计算，0岁男婴（占被拐男童的70.07%）比0岁女婴（占被拐女童的62.50%）占比更大。

此外，10岁以上被拐女童人数高于被拐男童，一些地区存在“买妻”现象，因此大龄女童更易成为拐卖对象。后文关于收买目的的统计中也表明，收买10岁以上女童的8个案例中有7个案例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收买。

图14 被拐儿童年龄

（四）被拐儿童流出地

从被拐儿童的流动路径来看，来自山东省的被拐儿童最多（80名），其次是福建省（77名）、河北省（38名）和山西省（38名）。

图15 被拐儿童流出地分布（中国大陆）。此外还有6名儿童从缅甸被拐卖至中国，8名儿童从越南被拐卖至中国。

（五）被拐儿童流入地

被拐儿童流入最多的也是山东省（183名），其次是福建省（81名）、河北省（65名）。总体而言，无论是拐卖还是收买，山东省、福建省和河北省都是发生数量最多的几个地区，这表明这三个省份不仅是拐卖儿童的主要来源地，也是儿童收买的主要目的地。

横向比较来看，拐卖与收买数量的地域分布重合度较高。此外，贵州省、湖北省、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陕西省、四川省、云南省等省份拐卖数量比收养数量更多，表明这些省份更多的是被拐儿童来源地。

图16 流入地分布

将来源于某地的被拐儿童与流入该地的被拐儿童数量结合性别综合分析，与总样本中被拐儿童男女比1.65比较来看，来源于江西省和流入江西省的被拐儿童的男女比都远超1.65，分别为6.50和22.00,反映出较强的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图17 各地流出儿童及流入儿童男女比

此外，图17中没有显示数值条的国家/省份中，除了内蒙古无被收买男童、天津市无被拐出及被收买男童，其他国家/省份都是由于没有被拐女童而无法显示。这些地区被拐儿童的具体性别情况参照图18。

图18 被拐儿童性别与来源地、流入地关系

（六）收买价格

在收买价格方面，如图19所示，被拐儿童价格集中在3万元到7万元之间，以5万元到6万元区间最为集中。其中，被拐男童价格集中在5万元到9万元之间，被拐女童价格集中在3万元到7万元之间，被拐男童的平均价格高于被拐女童。

此外，相对高价区间内被拐男童数量大于被拐女童数量；即使被拐女童总数小于被拐男童，但在相对低价区间内被拐女童数量仍超过了被拐男童数量。

图19 收买儿童价格分布

注：关于收买价格的确定，若仅买卖一次，以该次成交价格计算；若存在转卖的情形，则取所有成交价格的平均值。

（七）拐卖儿童的手段

从拐卖手段来看，近四成被拐儿童的被拐手段没有在判决中体现。在已知拐卖手段的案例中，亲属出卖数量最多，占35.29%；其次是他人转卖，占25.76%。

此外，虽然拐卖手段中介绍结婚仅有一例，但通过统计收买目的可以看出，有8例以结婚为目的对女童的收买，且女童年龄都在11-14岁之间。

表20 拐卖儿童手段分布

（八）被拐卖儿童的解救情况和后续情况

1.被拐获救儿童以公安机关解救为主

在本报告涉及的案例中，半数案例没有提及被拐卖儿童的被解救情况。在提及解救情况的案例中，大多数被拐儿童是经由公安机关解救（表21）。

表21 被拐儿童被解救方式

2. 被拐儿童后续情况

类似的，有超过半数案例未提及被拐儿童后续情况。在提及后续情况的案例中，有近一半被拐儿童被送至社会福利中心，继续生活在收买人家和返回流出地的比例接近，各占四分之一。

表22 被拐儿童后续情况

· 量刑轻缓化，平均刑期仅为九个月；

· 普遍适用缓刑，实刑率低；

· 法院最大限度地适用从宽情节对收买人作宽缓处理，既考虑法定情节，也考虑酌定情节；

· 尽管法律规定收买妇女后有其他犯罪行为的应当数罪并罚，但实践中的数罪并罚比例极低。

（一）刑期

为便于计算平均刑期并直观地表现收买人被实际处罚的刑期，参照《刑法》第41条、第44条的规定，将管制刑期折半计算，将拘役刑期等比折算成有期徒刑刑期。

第四十一条  管制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二日。

第四十四条  拘役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据此，可得出90%的收买人被处罚刑期为1年以下；被判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收买人占比10%，其中被处罚刑期为2年至3年的收买人有6名，被顶格判处3年有期徒刑的收买人仅有2名。

综合来看，司法机关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量刑的平均刑期为9个月。

图23 收买人被处罚刑期

《刑法》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基本刑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人贩子可判处死刑；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最高法定刑为3年有期徒刑。

尽管如此，从公布的判决书来看，绝大部分收买人仅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另有相当一部分收买人被判处拘役、管制或定罪免刑，量刑呈现明显的轻刑化。

（二） 缓刑适用比例

样本案例中，收买人被适用缓刑的比例为74%，另有4%的收买人被判处管制、8%的收买人定罪免刑，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实刑率较低，仅为14％。

《刑法》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图24 收买人是否被适用缓刑

（三）从宽情节适用

《刑法》第241条第6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适用宽泛

如下图25所示，仅有49名收买人（占比约4%）没有被适用从轻或减轻情节，47%的收买人被认定具备1个从宽情节，49%的收买人被认定具备2个以上从宽情节。因此，就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而言，司法机关对收买人几乎一概适用了从宽情节。

图25 收买型犯罪的常见从宽情节与适用情况

如图26、27所示，法院认定共有192名收买人具有“按照被买妇女意志，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从宽情节，共有276名收买人具有“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从宽情节。

图26 按照妇女意愿不阻碍返回的收买人量刑

图27 对儿童无虐待且不阻碍解救的收买人量刑

2. 修法后适用缓刑比例显著上升

左：图28 修正案前收买妇女量刑占比；右：图29 修正案后收买妇女量刑占比

2015年的立法修改意在加强对收买型犯罪的打击，修正案生效后，司法机关对具有上述情节的收买人在量刑方面也相应作出了调整。如图28至31所示，收买人定罪免刑的比例大幅下降，适用实刑的比例有所上升。

需要说明的是，修正案生效后，除犯罪行为发生在2015年11月1日以前的收买人适用“从旧兼从轻”规则，第246条第6款不再单独作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人的出罪依据。

但该从宽情节与其他法定、酌定情节叠加，法院可能据此认定收买人的“犯罪情节轻微”，依据《刑法》第37条对收买人定罪免刑。

左：图30 修正案前收买儿童量刑占比；右：图31 修正案后收买儿童量刑占比

尽管适用实刑的比例提高，修正案生效后对收买人适用缓刑的比例却显著上升。从宽量刑的具体幅度由法官依据个案实际情况自由裁量，而司法机关均在最大限度上适用该从宽情节，导致修正案生效后对收买人适用缓刑的比例提升了10%左右。

从这一角度来看，审判实务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人仍坚持宽缓处理，这一做法与加大对收买人处罚力度的精神相悖。

（四）数罪并罚情况

《刑法》第241条规定，实施收买妇女行为后，又实施强奸、限制人身自由、伤害、侮辱等其他犯罪行为的，应当数罪并罚。

考虑到绝大多数收买人是以婚配生子为目的收买被拐妇女，收买行为极易附随其他犯罪行为：收买人对被拐妇女进行猥亵、强行发生性关系、限制自由或侮辱打骂。

但在样本案例中，有4名（占总比0.3%）收买人以本罪与拐卖妇女罪并罚，有7名（占总比0.6%）收买人以本罪与强奸罪并罚，有4名（占总比0.3%）收买人以本罪与强迫卖淫罪并罚，有2名（占总比0.2%）收买人以本罪、强奸罪与非法拘禁罪并罚。

总体而言，收买人被法院判处数罪并罚的比例约为1.4%。

以（2016）豫1726刑初351号、（2018）赣0681刑初233号为例，被拐妇女经司法鉴定为患有精神疾病、无性防卫能力的妇女，收买人与被拐妇女以夫妻名义生活两年半以上。

351号案中，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明确表示“期间收买人多次与被拐妇女发生性关系”；233号案中，法院查明被拐妇女已与收买人生育一子。

然而，两案的收买人仅被判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不仅没有因其行为构成强奸罪而数罪并罚，本罪甚至得到了从轻处罚：351号案的收买人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233号案的收买人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

图32（2016）豫1726刑初351号刑事判决书

在现行立法下，不同于拐卖妇女、儿童罪是重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则属于轻罪，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罪的审判更是“轻上加轻”。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司法实践，都对收买型犯罪的打击力度并不足够，存在明显的宽纵处理情况。

收买妇女的平均价格为6万1千元，被拐男童的收买价格高于女童，收买的女童大多数以结婚为目的。从这些数据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妇女还是儿童，无一不被作为商品对待。重男轻女的陈规陋习也在“市场需求”与“价格”的关系中显露出来。

“是不是想着要逃跑呢？”“不是想，是经常逃跑。”

《被拐卖婚迁妇女访谈实录》，主编王金玲

我们从数据中看到被拐妇女出逃的勇气与智慧：有95位被拐妇女通过自行报警、自行逃跑成功自救，占被解救的被拐妇女总数的31.35%。但也有5位被拐妇女因病或自杀而失去生命。而可见的数据只是冰山一角，更多被拐妇女、儿童的命运不为我们所知。

我们也看到被拐妇女的选择：过半数被拐妇女获救后返回流出地，但也有39%的被拐妇女没有选择返回，而是继续生活在收买人家，其中半数妇女已经在流入地生养子女。

“不记得我了吗？”“不记得了。”“不记得妈妈了吗？”“不记得了。”“也不记得姐姐了吗？你还有一个姐姐。”“不记得了。”

《回家》，作者孙悦

在已知的被拐儿童后续安置情况中，近一半被送至社会福利中心，继续生活在收买人家和返回流出地的比例则几乎相同。

买卖人口对受害者、受害家庭造成的痛苦不可估量。余华英一案的受害者之一杨妞花在重审一审的庭审现场控诉：“（被拐后）我妈妈变成了疯子，我爸爸变成了酒鬼。”

但此次报告显示，对收买人的法律处罚还是呈现宽缓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刑期短、缓刑适用比例高、从宽情节适用宽泛以及数罪并罚比例低。这与受害人及其家庭遭受的伤害和损失，造成社会影响的恶劣程度不相匹配。

有不少人认为，收买行为多出于男性的婚配需求，这一需求是人之常情，并且收买人与被收买人会结为家庭、养育子女，因此对法律上收买行为做宽缓化处理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妇女在被拐卖、收买处境中的遭遇，她们与犯罪人朝夕相处，不熟悉流入地的语言与环境，她们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性自主权都岌岌可危，难以作为完整的人自由地、有安全感地生活。所谓婚配需求、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都不能成为侵犯被拐妇女、儿童人权的借口。

人不能作为商品被买卖。

参考资料：

1. 杨华：《代际责任、通婚圈与农村“天价彩礼”——对农村彩礼机制的理解》，载《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2. 夏伟：《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定罪量刑规则研究》，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3. 劳东燕：《买卖人口犯罪的保护法益与不法本质——基于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立法论审视》，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4. 燕新华：《婚姻型跨国拐卖妇女犯罪的成因、危害与治理》，载《犯罪研究》，2023年第6期。

5. 古瑞华等：《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治理走向——基于254份裁判文书的实证考察》，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2期。

山西女硕士卜小花患精神疾病走失13年被寻回，这件事很容易让人想起丰县事件，很多话以前已经说过，并不想说，但看了我很喜欢的两个公号的评论，反而想要补充说说。

一篇是项栋梁的《丰县铁链女之后没有全面清查，所以才有“收留”女硕士的荒唐》（已经打不开了），一篇宋志标兄的《一篇消失了的宣传稿》，基本上都是在批评公安部门的不作为，把犯罪当“收留”。

如志标兄所说：“一个有精神障碍的女子，在她不幸走失的过程中，只要被有意或无意地引向替男人生养的结果，就是拐带行为。在这个黑暗过程中，任何人以任何名义支付金钱，就该被定义为人口贩卖来论罪，并同时追究其中的胁迫、囚禁、强奸及虐待罪行。”

这些我都很同意，但总觉得，仅此并不够。

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不是网络曝光，什么事都不会有。村里人不会觉得有问题，当地警方和宣传系统不觉得有问题，外来的寻亲志愿者也不觉得有问题，甚至卜小花的家人也不觉得有问题。所以，一方面是网络舆论对现实的纠偏，但反过来看，则是网络与现实的断裂。

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懂法，不懂尊重女性，价值观太low？并不是，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知道现实是什么？

现实就是：这个政府指望不上。

假设回到2011年7、8月的和顺县青城镇石叠村，你指望卜小花在那里能得到什么？

很多人会说，他们应该去报警，然后警方会把卜小花送到救助站，寻找一段时间后，再把她送回亲人的身边。

而实际上，这里面每个链条都是断的。

你觉得石叠村的村民会有这个认知？谁会告诉他们应该这样做？现实是，在他们的人生经验中，这些都是没人管的，从小到大，他们看见的乞讨人员政府管吗？隔壁村那个精神病人政府管吗？顶多会有长辈做示范给他们打碗饭吃，这就是好人，若有人收留，这就是大善人。在农民眼里，政府从来是令人畏惧的存在，饿死你也没人管的好不好？所以，你准备批评他们认知有问题？

好，即便他们上报了，你觉得警方和救助站就会管？如果找不到家人，你觉得当地精神病院/福利院就会养她一辈子？你觉得当地财政有这笔预算，如果没有这笔预算，上级部门和中央就有这笔拨款？

给大家看个案例，链条的每个环节是怎么断掉的。2005年，湖南29岁的张衡生（疑似精神病人）被车撞伤之后，当地茶恩寺镇扶桥村村民先后拨打电话与湘潭县110指挥中心、湘潭县交警大队、茶恩寺镇派出所、茶恩寺镇民政所取得联系，可5天内无人过问，直至张被冻死。

这里面最重要的细节不仅是5天内无人过问被冻死，而是据当地村民反馈，经常有救助站把精神病人扔到他们那里就不管了。有人亲眼目睹一群精神病人从车里被推出来，而就在衡生冻死的那个路段，当地村民就埋葬了4个男精神病人，3个被车撞死，1个活活饿死。大家可以搜索《湖南遇车祸青年苦撑五天冻死路边事件完全调查》，“衡生之死”是那一年全国皆知的热点新闻，距离卜小花走失的2011年不过6年。

如果你觉得中国进步太快，这是太久远的极端个案，我再找一个，2013年新京报的《解锁重症精神病人》系列报道：“关在笼中、锁着铁链的精神病人，偶见于新闻事件，而记者采访发现，这样的‘笼中人’其实是个庞大数字，仅河北省便有约10万人。”“重症精神病患者超过1600万，能够住院治疗的不超过10%。”“据调查统计，2011年，有的省获得基本药物免费治疗的重症精神病患者，尚不足1%。”

不需要我再找了吧。现在我想问，2011年出现在石叠村的卜小花，被饿死、落水死、被车撞死（7、8月间被冻死的可能性不大）的概率有多高？“收留”这个词令人很不适，但在更严酷的现实面前，真的有那么难以令人接受吗？

这就是网络与现实的断裂。我不是说要把现实合理化，我最不满的是，大家好像漏骂了什么。

这一轮网络舆论，被骂得最惨的是那个所谓“丈夫”张瑞军，然后是认可张瑞军“收留”卜小花的当地警方，再有就是麻木不仁的当地村民，但是，最应该骂的，难道不是那个权力最大资源最多牛逼哄哄无所不能的汲取性政府吗？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这似乎只是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只要把张瑞军给判了，把当地警方通报批评一下，这事情就完了。

这也是城市和农村的断裂。别动不动就说什么“盲山”了，这个词比“收留”更让人作呕。一群人对另一群人遭受的不公孰若无睹，怎么还有脸去对别人进行道德批判？中国农村精神病人没人管，农村老人一个月只有一百多块养老金，怎么就不见人义愤填膺如坐针毡呢？石叠村不是“盲山”，如果是，那村外的人同样也都瞎了眼。

所以，你指望卜小花在低福利的石叠村能得到什么呢？

卜小花本身的遭遇是巨大的悲剧，这还隐含另外一层的悲剧：如果卜小花不是硕士，不是城里人，不是家庭情况还不错，事情很可能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假设卜小花出生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那么，她走失可能家人根本就不会去找，即便找到家里人也不会接受，这并不鲜见。我忍不住会想，这种隔膜，永远只有等城里人极其偶然地到了农村，遭遇伤害之后才会看见。远的如知青文学，近的是卜小花。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有接近一半的人生活遭遇极其不公平的待遇，而其他人视而不见，你想的安全即可得乎？

之前我感慨“中国农民不是人”，有朋友问：有没有人算过直接给一定年龄以上的农民上社保需要多少钱？我的回答是：应该算即便目前的社保支出不变，如何调整才能保障农民享受均等的养老福利？也许这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无法实行，但凭什么就不可以呢？

我们经常听到说中国人口众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总之中国没钱，这不搞笑吗？中国人这么勤奋，怎么会没钱？

今日中国，所有人都应该认识的一个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公，而最大的不公不是资本家占有太多，而是政府占有太多，然后分给了自己。

比如：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两个“事实孤儿”能得到什么样的照顾？政府能参照上面的标准给全包了吗？

前两天的某地高楼大火视频触目惊心，虽然只造成一人死亡，但视频中呈现的样子却非常可怕。一位女子在大火中苦苦挣扎，最后发现无力逃脱，于是从高楼上一跃而下。

高层住宅的隐忧，在这一事件中再次隐隐透出。

高楼大厦一直是很多人眼中中国经济发达的象征，很多人因此经常嘲笑欧美是大农村，到处都是低矮的楼或者平房。但人们忽视了一点：在居住方面，高楼大厦作为主流选择，会带来很多隐患。

商用楼建设高楼大厦很正常，这样会有更高的空间利用率，符合商业法则。漂亮的商用大厦，本身也体现了当地商业的繁荣，是一种标志性的存在，也是有利于招商引资的一种策略。

但是居民住房如果也一味选择建设高楼，就是另一码事了。因为居住用房除了商业利益之外，还要考虑人居的感受，考虑安全等社会因素。毕竟人不是一种工具，而是发展的目的。

另外，高楼大厦的维护费用也是水涨船高的，因为每增加一层高度，也就意味着背后的维护成本、安全维护难度等比例上升。这也是为什么商用的摩天大楼需要高度繁荣的经济才能支撑，因为摩天大楼就是超级烧钱的“立体航母”。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林生斌这个人。他作为富豪，当时居住的可是杭州的高端小区，是豪华楼盘。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消防设施依然很烂，导致林生斌的家人全部死亡。

在这一事件当中，消防警铃是否起作用、消防栓里面是否真的有水，双方各执一词。杭州公安消防局曾认定，绿城物业对事发公寓的消防安全管理存在多项问题。

2017年12月25日，林生斌向杭州市公安消防局通过书面形式送达《信息公开申请书》。此次申请公开的九项信息包括：1、省市消防部门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论；2、起火建筑小区物业消防安全管理落实不到位的证据；3、起火建筑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应急处置能力不足的证据；4、起火建筑小区消防设施设置和消防设施运行不正常的证据；5、此起火灾扑救的战评与总结报告（文字、图表、照片、录像）；6、此起火灾火警接处警的录音计时记录；7、火灾现场指挥员下达的命令、指示和贯彻执行情况的文字记录或者现场录音摄录像和照片；8、抢救申请人妻子和三个孩子行动的文字记录或者现场录音摄录像和照片；9、采取火场侦察、灭火力量部署、战斗展开、破拆和火场供水等灭火措施的文字记录或者现场录音摄录像和照片。

不过，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这次深圳大火再次提醒人们：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隐患，需要被重视了。

最近，就在深圳有这样一件事情（来自南方都市报）：

近期，龙岗区宝龙街道中海阳光橡树园一住户阳台意外起火浓烟、火光，引来邻居自救，却发现事发楼层多个消防栓没有水！另外多名业主反映事发时除了消防栓没水外，楼道的烟雾报警器同样失灵，未能及时提醒业主疏散撤离。

“火舌已经蹿起一两米高，火开始往外冒了”。情急之下，居民只能从家里接水灭火，逐家逐户敲门通知疏散。据深圳消防救援支队介绍，此次火灾由外来火源引起，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消防设施究竟是否能起作用，这成了一个经常存在的未解之谜。

我搜了一下，消防栓没水这事儿，可不是偶发，仅仅媒体报道过的，就有很多起。

下面是一条来自福建新闻快讯的新闻：

近日，连江的吴先生，家中遭遇了一场火灾，导致家中财产损失惨重。吴先生质疑，火灾发生时物业未能尽到维保责任，导致消防栓无水，进而使火势扩大。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吴先生说，消防站，就在他家旁边，差不多报警只过了3分钟，消防车就来到了小区，到了小区之后，消防员去打开位于21楼的消防栓，结果消防栓没水，导致他们家多烧了，将近一个小时。

吴先生说，等他到家的时候，21楼过道里弥漫着刺鼻的浓烟，喷淋系统和火警警报都没有正常工作。据吴先生回忆，由于21楼消防栓里没水，最后应该是从1楼外的消防栓里取水将火扑灭，现场没有人员伤亡。

一般来说，媒体能报道出来的事情，已经是极小的比例，在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大规模的隐患。

除了消防栓没水的问题，消防通道被占用、消防警铃不起作用等问题，也经常见诸媒体报道。

大规模的高层住宅存在，意味着高昂的维护成本，和更艰难的安全管理，因此就更需要高标准的维护水平，才能保障其安全。

消防管理，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更规范化的制度和严格执行。

然而现实却是，官僚主义作风、消防与物业的踢皮球、对消防检查的流于形式等等，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高层大火，就意味着难以想象的悲剧。

不禁为全国的高层住宅小区都捏把汗。

继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经历中日倒挂后（中日逆转？低利率意味着什么），中国各期限国债利率还在不断下探。

截至2024年12月13日，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进入1.7%区间，三十年国债收益率跌破2.0%，中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也创了纪录。

很多刚开始关注国债收益率的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胀长期高于美国，利率长期高于美国，十年期国债的利率在过去大部分时间也是高于美国的，现在这种倒挂是少数情况，而超过250BP（2.5个百分点）的倒挂则是创造了历史。

由于国债收益率下降，国债净值大幅上升，场内三十年国债ETF在过去一年上涨近20%。

为什么国债收益率持续下降？其中逻辑在过去的两则主题中已经有过非常详细的阐述，我们现在重新回顾一下。

下面蓝字部分为2024年3月27日往期主题（更新版）房价见底了吗？ 部分内容↓

未来买房一定会越来越容易，而且利率也会不断降低。

中国2024年的人口结构和日本1997年非常相似，巧的是，1997年十年期日本国债和当下十年期中国国债的收益率也几乎是一样的，都在2.3%。

中国2024人口结构（左）对比日本1997人口结构（右）

这说明利率下行不只是为了挽救楼市，更是人口老龄化之下应对需求和物价低迷的必然选项。在可见的未来人民币利率还会继续下降，现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2.3%，我们不久后会看到2.0%以内，若不出黑天鹅事件，10年后会降低到1%左右。所以未来的人买房一定是越来越简单的，因为不仅房价下降了，按揭利率也下降了。

参考日本国债1997年之后的表现，中国国债收益率的下降（或者说净值的增长）还有很大空间，中国国债现在可算是极少数还有投资价值的人民币资产了。它的信用风险为零，绝对安全，可以保本收息和增值、而且流动性很好可以随时套现…尽管央行打心里不希望市场形成这样的一致性预期，并且时不时来教训一下投资者，抬高一下国债收益率，但任何人力干预都很难挡住大趋势的演进。

后来到2024年8月时国债收益率果然继续下降，导致国债净值大幅上涨，市场热度非常高，但突然出现业内人士当时这个现象加以威胁，他们说：疯抢国债，也是对经济的“唱空”。

下面蓝字部分为2024年8月13日往期主题：房价探底到何时？从本质看现象 

部分内容↓

中国国债的热度在升高，然后换来了一句：抢购国债，也是对经济的“唱空”。

人们为什么在抢购国债？

这里需要科普一下债券增值的逻辑，大多数人对于债券的理解，那就是它只是一个固定收益类资产，即我们买了一笔债券，到期按照利率收回本息，但真实的债券市场不是这样。

由于债券价格是伴随交易而每天波动的，比如一个十年期国债产品，票面价格是100元，发行时确定的票面利率是3.5%，如果在国债交易市场上该产品的交易价格跌到了90元，则买到该国债的持有人每年获得的收益就不是3.5%，而是3.5÷90×100%=3.89%… 很好理解，市场利率的提升对应的就是央行加息、国债收益率提升、国债价格下跌。

所以为什么抢国债就很清楚了，就是因为市场参与者对于未来利率变化的方向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中国的无风险利率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大概率会不断降低。利率下降的背景，是人口结构导致的需求和通胀长期下行。

中国和日本在人口结构和利率走向上相似的让人吃惊，2024年中国人口结构和1997年日本几乎没有区别；相对应的，2024年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1997年时的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是一样的（2.1-2.3%）。

复盘过往期内容，现在再看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进入1.7%，三十年国债收益率跌破2.0%，除了进度稍微快了一点之外，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意外感。展望长期，1%甚至是接近0的利率也不是不可能。

国债收益率不断下降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从好的方面看，它有利于降低全社会融资成本，增加未来国家举债的空间并用于反哺民生（和日本过去二三十年一样），同时在利率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出口竞争力保持强劲，人民币购买力保持坚挺，在金融开放（特别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稳步推进背景下，低利率的人民币有望像日元一样通过融资货币的渠道走向世界甚至让中国国债成为新的可靠的国际避险资产；

从不好的方面看，利率的下降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正是因为没有其他可靠的投资物，导致资金涌入无风险的国债，这说明无论是实业经营还是其他大类投资，赚钱真的变得越来越难了。

根据利率的“黄金法则（Golden Rule）”：一国剔除通胀后的真实利率（r）应当与实际经济增长率（g）相等，“r=g”是一个能够使人均消费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经济稳定状态。 

等式的左边即为实际利率（r），右边代表实际经济增速（g）。如果在等式的两端再分别加上通胀，那么长期而言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名义利率应当与名义经济增速相当。

也就是说，国债是利率的代表性指标，而利率的下降意味着GDP名义增速的下降，名义增速下降又意味着低通胀和低增长，这样的新常态，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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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关注#山西精障女硕士被“收留”#

倡议回顾：《五问山西政府公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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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精障女硕士花花“被收留”事件，已经发酵升温一周时间。经过“铁链女”事件的洗礼，网友们比山西和顺警方要清醒得多，针对精障女性的“收留”=拐卖/强奸/非法拘禁，正在逐渐成为常识，倒逼司法正义。

12月10日下午13时许，新华社“独家权威发布”了山西省和顺县联合调查组的“官方通报”，显示事件舆情级别已经快速攀升比肩三年前的“丰县”。不详的预感则是，网络讨论降温、涉事人“封口”也可能随之而来。

经查，张某明知卜某患有精神疾病，仍与其发生关系并生育子女，涉嫌犯罪（这里的措辞显然是为了套用“强奸罪”曾经的司法解释），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松了一口气，人都抓起来了，网友又立大功了，可以散了吧？且慢，不说之前的疑点没有解释，甚至还冒出了新的疑点。

“失去的”一年多？从发现到带回，是独立还是交接？

首先，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卜家和张家都公开说过，花花走失时长为十五年（哥哥称是2010年初的一天早上，喝完牛奶后出门，从此没有音讯），调查组是依据什么认定花花于2011年5月26日从家中走失，如果两家还能出来发声的话，希望能对此做出澄清，否则相差一年多时间，可以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其次，通报中突然冒出来的78岁女村民郭某，在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相当可疑，但通报坚称“尚未发现卜某被拐卖的线索和证据”。从2011年8月“郭某在本村附近发现卜某”，到“数日后由张某带回家中，并育有子女”，三句话的时间点和逻辑非常跳跃。

数日间发生了什么，郭某有没有“收留”卜某（还是通报终于学乖了不敢说这个词了？），张某是从哪里把卜某带回家中，两人有没有交接？有没有交易？否则此前已在石叠村及周边停留10余天的花花，理应有很多目击者，为何单独拿郭某说事（还像嫌犯一样标明了年龄）？

更重要的是，早前张某侄女已经在直播中爆料过，卜女士到张家之前，曾在村子的桥洞里，被一群光棍强暴。而大皖新闻记者在村里实地探访时，曾从村民处听说，最初将花花带回村的是村里另一位老人，当记者找到他时，他连连推说“不知道”让记者找其他人。请问警方排除这位男村民的嫌疑了吗？这三人是何关系？你们确定只有一位强奸嫌犯吗？

如果记者和网友都能拼凑出来的线索，和顺警方花了一周还是语焉不详，那张家口中的“寻亲十五年不间断就是找不到家人”的工作效力也是不足为奇的。

值得一提的是，抖音上热传一段女网友“冷橄榄”给晋州12345政务热线打电话的录音，其颇为伶牙俐齿、有雄辩之风，而对方给出的回应是，上级部门已经成立专项调查组，而我们等来的还只是县级的初步通告。调查结果还会有何变数，省政府督查是否已经到位，接下来拭目以待吧。

好差评是几个意思？

“捡到”、“收留”与“拐骗”

12月9日，张某已经传出到警局做调查笔录。而10日上午大皖新闻发布了记者进村实地探访的稿件，在此之前和张某进行了对话。他当时说“因为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不在家，但并未透露是什么事情、身处何地”。现在看来应该就是在接受调查了。

他对记者表示，没有打过花花，也没有拘禁过她，她“想在家就在家想出门就出门”。她没有户口本，两人没有登记结婚，但办了酒席。这符合之前释出的信息，张某事发后想去医院看花花但被拒绝，因为他不是监护人。对于最重要的“收留”问题，张某称“打工回来回家种地，看到她穿的破破烂烂就把她领回家了。”

此前，帮助花花的寻亲志愿者朱玉堂曾引用张某侄女的说法称，当年她的叔叔“捡到”婶婶时，她神智不清，有重度精神分裂症。

青城镇土岭村，四周都是连绵不绝的大山，距离县城约40公里，村中道路上很少看到村民的身影。来源：大皖新闻

“捡到”是民间的普遍说法。比起官方冠冕堂皇的“收留”，将男权社会的性和生殖欲望粉饰为济贫扶弱的善举，“捡到”反而更加赤裸裸地接近“物化女性”的本质，可以与“诱拐”“拐骗”挂钩。这个词，出现在许多新闻事件中，例如山东方洋洋案（因无法生育被夫家虐待半年致死的智力障碍女性），同样有智力障碍的方母就是被洋洋叔叔从火车站“捡”回家的。

遗憾的是，中国刑法中有“拐骗儿童罪”，却没有“拐骗（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罪”。区别于“拐卖妇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不以出卖为目的，只是使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被认为主观恶意较轻，因此量刑也少于前者，在五年以下。寻亲家长孙海洋对此强烈不满，呼吁“拐骗拐卖”同罪，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的相关提案，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回应，“具有指导性和针对性，将认真研究，积极改进。”

在此不得不感叹，近年来中国打击拐卖行动，对待儿童的工作力度远远大于精障妇女。张某侄女的一句话道出了精障女性面对的深重的社会歧视，在她眼里，“她毕业了31岁都没有工作，是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无用的人”。照此推论，二叔“给吃给喝”供了她十五年，难怪被视作“好心人”，原来是自掏腰包为国家“减负”。

如果张家所谓的“曾经报警寻亲”不是撒谎，张家和警方都不是故意阻挠解救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情境就是，按照他们的潜意识，他们从来也不相信，看似严重精神分裂的花花可以有自我表达的能力，他们从来也没有付出过足够的努力，试图去理解和倾听她。而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也都需要扪心自问——我愿意去真正看到她、听到她、帮助实现她的真实愿望吗？而不是把她的子女、“丈夫”、其他家人的需要放在更前面？

网友考古到12月2日山西和顺县公安局的官方通稿。来源：网络截图

2021年底，澎湃新闻曾曝光过一则旧闻，最近再度被“考古”议论。湖南岳阳平江县66岁老汉“收留”16岁流浪精神障碍少女，十年后的2013年竟被地方电视新闻报道为夫妻“温情相守”的故事。当事女子曾在墙上刻下多遍“我要回家”，却被长期锁在家中，并生育一子。

然而，就和今天的山西和顺村民们一样，湖南平江当地人一直认为那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是帮了这个小姑娘一把”。当年电视节目播出后，女子家属曾想把她和孩子一起带回去，老汉却不同意。村支书在回应澎湃记者回访时称，后来“政府给他们盖房子，给了他们很多关怀，他们现在过得很安逸，我希望你们媒体还是少去打扰他们的生活”。随后便没了下文。

在帮助花花的“寻亲志愿者朱玉堂”抖音页面评论区，网友留下拐卖线索留言。来源：抖音截图

这就是真实的循环往复的流浪精障女性的历史！如果没有“铁链女”惨状的意外曝光和冲击，如果不是这一次女硕士的身份落差和警情通报中落后于民心的“收留”字眼的刺激，网友们前仆后继地追问真相，那么董某民还在大摇大摆地接受爱心扶贫捐赠，张某还会毫不知耻地喊着花花父亲“爸爸”敬酒，和侄女一起直播带货，跟平江老汉一样过上更加“安逸”的日子。

如今，沉默许久的花花家人，已经到了忍耐的边缘。12月9日，花花嫂子在抖音直播中强忍情绪激动和泪水，表达了对和顺村领导的不满。当天，他们作为政府代表，在花花家人明确不愿见面、不想打扰妹妹看病的情况下，仍强行来到医院要求“慰问”，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张某“把一家子照顾得很好”。

这让花花哥哥和嫂子都出离愤怒。因为事实绝非如此，医院检查发现，花花因常年饥饿营养不良，时而站不起来，需要先补充牛奶、牛肉等蛋白质，恢复身体机能，才能正常开展治疗。而针对张某侄女曾解释直播中花花被人搀扶是因为尿在裤子里无法坐下，花花嫂子表示，照顾了她一天，她没有大小便失禁，不哭不闹也不打人，更不会像在他家时“一靠近就炸”，暗示政府明知这些反常情况却不调查清楚。

非要积极一点的话，如果把湖南平江事件视作一个刻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观念的水位”的上涨，不管多么缓慢，至少是一种进步。我们也因此锤炼出更加坚决的公共意识和行动。

司法裁判文书中的“收留”与“拐卖”

不管我们对和顺县公安局的通报多么愤怒，事实上，“收留”普遍存在于中国司法语言中。我们可能已经失忆，丰县联合调查组的第二份通报，就明晃晃写着“收留”。我们希望，山西和顺事件至少能教会全国所有公职人员一件事：对于流浪精障女性，不存在“收留”。

丰县联合调查组第二次通报。猜猜和顺县需要几次通报？

看看裁判文书网上收录的拐卖精障妇女的案例，不乏精障妇女先被“收留为妻”，剥削完性价值后，再被“丈夫”转手卖人，获得剩余的经济价值。说是“用后即弃”也不为过。

精障妇女的“商品价值”与其生育能力紧密相关。买家甚至会提出预先“验货”，一旦发现该妇女无生育能力，就会要求退货，为了顺利得到“退款”，买家必然默许“转卖”行为。

“收留”可能是为了“自用”，也可能是寻找买家前的短暂安置。但考虑到精障者的照料负担，即便是当事人辩称的“好心收留”，也会演变为司法认定的“拐卖妇女”。

希望在罗列了这么多过往的司法判例后，更多人或许能够理解，我们对于郭某和“第三人”拐卖嫌疑的直觉从何而来（当然也希望最终被证实是错觉。）

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是“以出卖为目的”。在实务中强奸、非法拘禁罪的证据要求较高的情况下，不涉及金钱交易的“收留”、“带回”或“诱拐”，行政和司法还可以如何规制和惩处？

如果大量司法判决和常识经验可以证明，起始的收留行为就是强奸、拘禁、拐卖的预备行为，我们为何不能从源头就把它掐断？例如，规定村委村干部在发现流浪精障女性的第一时间强制报告？

我们有可能通过综合的拐卖专项立法，包括增设强迫婚姻罪（包含我国法律已经不承认的“事实婚姻”），来加强针对类似行为的法律威慑吗？这是我们后续还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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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千千律所《被标价的TA们与隐身的收买人》

南山 《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告诉你，哪个地区的男性最爱“收留”女性》

联合国消歧公约审议-民间报告：《人口贩运报告》、《农村精障女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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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过去，“小花梅”也许还滞留在江苏徐州精神病院，我们竟又在抖音博主爆料下见证了山西和顺“花花”的故事，目前警方通报的故事版本是“女硕士走失十三年后被找回”。

同样是精神分裂，流落街头，两起事件的差别是，董某民家花了钱“买妻”，而村民们口中的山西“老实人”张某只是将卜女士“收留”——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公安局12月3日发布的“警情通报”，使用了这个轻描淡写的字眼，很快引起大量网友的质疑和愤怒。通报甚至未提及卜女士长期的精神分裂病史，以及至少孕育一儿一女（分别12岁和8岁）。

随着连日来两家人和寻亲志愿者公开讲述更多细节，事件不仅没有厘清，反而激起更多亟待解答的疑问。

卜女士哥哥最初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明确说，妹妹走丢的时间是2010年初，他们迎接她时墙上的横幅也写着“欢迎走失十五年的妹妹回家”；卜女士网络寻亲的“始作俑者”、张某的侄女“小核桃”，在最新抖音直播中也澄清道，张家“给吃给喝照顾了15年”，而不是13年（她自称清楚记得自己十一岁那年回村见到婶婶）。为何警方通报却要写“卜某于2011年5月从家中走失”？相隔的一年多是被误导还是刻意掩饰什么？

来源：“寻亲志愿者朱玉堂”抖音视频画面截图

“小核桃”在上述采访中称，婶婶流浪到他们家后，因有精神疾病，家人报了警，但她不和警察沟通甚至动手打人，无法寻找她的家人。家人收留了她两年，她和二叔一起生活，后面有了两个孩子。近日她在直播中还表示，婶婶找不到亲人，二叔正好没老婆，两个人就走到一块，“在和顺县广播站也播过（寻亲信息），政府和派出所也积极配合，也采过血，十五年来一直找（她的亲人），没有间断过，没有找到。”

据帮助卜女士的寻亲志愿者朱玉堂直播称，三年前疫情期间已经给卜女士采血入库比对了。然而，卜女士的哥哥称，他和父亲在三年前也被当地警方采血入库。如果两边都有DNA，为何无法更早比对成功认亲？是两地警方工作不力，还是涉事一方在撒谎？

另一方面，和顺警方如果早已接警，即使无法成功为卜女士寻亲，也应该将其送医（在疑似精障者“动手打人”的情况下，协助送医是警方的法定职责范围），或转介给民政部门管理的救助站安置，为何默许卜女士留在陌生人家中？

再退一万步说，在2022年春节“丰县铁链女事件”发生后，全国部署了为期一年的打拐行动，各地理应都开展了智力和精神障碍女性生育情况的排查工作。早在2016年，晋中市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要求全面清理解决“黑户”问题。为何和顺公安和基层组织始终没有伸手救助卜女士这位至今“没有户口”的精障女性？（而在志愿者介入后次日就能找到亲人）像这样被“遗漏”救助的女性到底还有多少？

更令人唏嘘的是，据观看“小核桃”抖音直播的网友记录，卜女士至少生了3个孩子，其中一个“送人”，还有一说另有一个孩子夭折。“小核桃”还透露，卜女士到张家之前，曾在桥洞里，被一群光棍强暴；而在村里，隔壁光棍也经常翻墙去找她。

另外，微博博主“豆豆酱_祛魅版”声称，从一位和花花见过面的另一志愿者处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怀疑张某是否真的是人们口中的“老实人”。据其称，花花对人接触有很强排斥，她和爸爸见面时还骂了“老色鬼”并且推开，有志愿者想和她一起进浴室也被她骂了。随后还展示了未经证实的关于张某赌博和有情人的私生活爆料信息。

卜女士最后手写的这个“跑”字，或许将和小花梅那句“这个世界不要俺了”一样，成为集结了网友同情和臆测的永远的“谜题”。来源：同上。

犹记得那年，在网民汹涌舆情压力下“反转”的四份政府通报，今天我们还有多少力气来推动“铁链女2.0”有更好的结局？那根无形的“铁链”——因为精障就被剥夺自主意志和自我决定的权利，能否被彻底解开，帮助她和她们获得应有的公平正义？

不要再拿出“结婚是农村精障女性最好归宿”的“现实主义”论调，我们需要用坚定不移的怒吼，一次次教育公权力部门：绝对不能接受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继续用“收留”掩盖“强迫婚姻”或“强奸”。

当一位精障女性无法对婚姻表达完全的自由的同意，他们的“婚姻”（或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可能是“丈夫”一方滥用其脆弱处境迫使其接受的，这已经构成国际法定义的“强迫婚姻”（在之后的文章推送中我们将详细介绍这一法律概念和实践）；而如果她的非婚生育也是被迫而非自愿的，则需要追究肇事者的强奸嫌疑。不能因为共同生儿育女，就不问当事人意愿，一概和稀泥、既往不咎。

我们几乎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迹象。“小核桃”早前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称，她在和顺县妇联做志愿者，而妇联的人准备周六（12月7日）去帮二叔收拾房子，等二婶回来也有个整洁的居住环境，有利于病情恢复。基层妇联对于精障妇女权益认知的落后，可见一斑。

我们始终倡导，精障妇女应该得到充分的支持，以享有自主决策的权利，包括性自主权和生育自主权。如果公开公正的调查结果能够证明，卜女士十几年来确实在张家受到了善待，并不排斥与其结合并生儿育女，如今也不想维权或索赔，那么张某也许可以免于立案起诉和刑事处罚。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事实和卜女士明确的意愿上。（如果她能够清楚回忆和书写亲友的名字，谁又能否认她可以真实表达自主意愿呢，哪怕是等待她治疗康复后？）

因此，我们要求山西各级政府和公安部门对事件彻查，公开回应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卜女士确切的走失时间是何时？她是如何从晋城市渝中区流落到100多公里外的晋中市和顺县青城镇石叠村的？从走失到被收留的中途，她有没有被拐卖或性侵过？

2、卜女士在笔记本上写完亲友信息后，又写下一个“跑”字是何意义？张家是否曾报警为卜女士寻亲，何时对其做过采血入库，前后处理经过是怎样的？如果确曾出警，民警为何当初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及时将其送医，或送往民政部门管理的救助站？

3、卜女士和张某有没有登记结婚？如果是，民政部门是否履行了审查义务？结婚是否卜女士真实自由意愿的表示？（如果她当时仍在重度精神分裂发病期，她的“同意”是否有效？）如果存在胁迫的情形，在她寻回亲人后，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如何支持她（或其代理人）向法院申请撤销婚姻？

4、卜女士一共生育过几个孩子？目前视频中看到的两个孩子是否都是张某的？张某是否有强奸的嫌疑，是否还有其他嫌犯？卜女士两次怀孕时是否自愿，她当时的精神状态如何，是否有性同意能力或性自我防卫能力？

5、政府预计何时能完成卜女士的落户和社会保障？如果卜女士康复后不愿回到张家继续共同生活，政府是否支持卜家争取两个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如何保障精障妇女和未成年儿童的利益最大化？（包括近期舆情可能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创伤？）

欢迎积极加入倡议行动，帮助转发！

以下是部分网友总结的发声渠道和意见反映模版：

• 向“晋中12345”/“山西省12345”微信公众号进行投诉/举报

请大家去“晋中12345”/“山西省12345”公众号反映此事，非本地户籍也可反映；12345是政务服务机构，反馈意见会以派单形式下发相关单位，一旦有案件积压所有相关部门都会受罚&扣绩效。举报/投诉理由可以是基层公安、妇联不作为，陈述事实，表达具体的诉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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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映文本供参考

（请尽量调整具体表述，避免落下统一刷屏的印象，于事件后续处置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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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晋中市委、市政府领导：

您好！请严肃调查晋中市下辖和顺县男子张某涉嫌非法拘禁、虐待和多次强奸女性一事。和顺县公安局在此事曝光后，还没有查清楚情况，就将事件定性为“收留”。但受害女性卜某患有精神疾病，是如何自主从榆次区移动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和顺县？这其中是否涉及拐卖？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84年颁布的《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的）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虽然该司法解释现已失效，但是在司法上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根据张某侄女的公开说法，当年叔叔“捡到”婶婶时，她神智不清，有重度精神分裂症。张某在明知这一点的情况下，与卜某发生性关系，令其诞下两个孩子，存在主观侵犯该女性的生命健康权与人格尊严权的可能，涉嫌严重违法。

另外，寻亲志愿者在和卜某交流2个小时后，卜某即能写出父母等亲友姓名、母校和老师等细节，可见她并非无法回忆个人信息。张某侄女称，张家曾报警，十五年来未曾间断寻亲，警方也已对卜某采血入库，为何始终没能够寻找家人，或者协助将其送医或送救助站安置，警方是否工作不力或涉嫌渎职？如果该说法不实，张某是否有涉嫌非法拘禁的行为，当地妇联等基层工作人员亦有失察之嫌。

和顺县公安局对上述种种疑点不展开调查而妄断结论，将助长强迫婚姻及虐待女性，已经引起社会舆论哗然，势必进一步引起公众恐慌，从根本上违背了我国现行保护妇女儿童的国策。

当地政府机构涉嫌严重渎职，恳请对其进行严肃调查与处理。该受害女性的处境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恳请相关政府部门及时解救并进行妥善安置，并及时公告后续的疾病治疗和社区康复的工作进展，以及对其未成年子女的心理疏导和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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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留言板：

– 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王小洪 – 我要留言：

可留言拐卖，强奸，强迫婚姻，非法拘禁，虐待相关；或和顺县公安局相关

– 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陆治原 – 我要留言：

可留言流浪精障女性的临时救助、农村精障群体的社区康复等

–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 我要留言：

可留言流浪精障女性的临时医疗救助等

•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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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和民警违纪违法举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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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举报网站：

举报电话 010-1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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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阅读资料/法律意见参考：

李宏勃《危险的权利：精神智力障碍者如何结婚生子？》

罗翔《与智力残障女孩结婚构成强奸罪吗？》

车浩《丰县小花梅案未定强奸罪，法理上说不通》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审议-民间报告：《不让一位残障姐妹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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