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半糖可乐

近日，厦门一网友网购安眠药后，突然收到交警短信，提醒可能要注销驾照，引发舆论关注。

这名网友收到的短信显示，厦门湖里区交警通过医保、购药记录等大数据比对，筛查出购买特定药品（如安眠药佐匹克隆、速效救心丸等）的驾驶人，并发送短信预警。短信称其“可能存在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如心脏病、癫痫、精神类疾病），要求30日内去办理相关确认手续，否则驾驶证将公告作废。

3月30日，厦门市湖里区交警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有发送此类短信，已有多人咨询。该短信只是提醒，驾驶员接到信息后，建议前往辖区交警部门进一步核实，可能需要签署承诺书或开具医院证明。

尽管不是马上注销驾照，但这一短信，还是引发民众对个人隐私被侵犯的担忧。

在众人看来，就诊和购药记录属于高度敏感的个人医疗隐私，除非证明有充分的必要性，比如个体正在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哪怕是公权机关也不能随意调用。刚买完药，马上就收到这样一条短信，哪怕是有善意初衷，也很容易给人一种正在被监视的不安全感。这也不免让人发问：既然可以查购药记录注销驾照，其他敏感数据，是不是也可能被用于其他某种目的？

对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人员，交管部门进行管理，是有法律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九条，列举了应当注销驾驶证的11种情形，其中包括：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尚未戒除的。

但问题在于，网友买过安眠药，并不等于 “身体条件不适合驾驶”，更不等于“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不止一位网友提到，自己或者亲人因为帮助家里老人买安眠药，收到过类似短信。

所以，仅凭人购买过安眠药等相关药物就触发预警，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

再说了，助眠药种类繁多，有的是临时调理用，有的是严格管控的二类精神药品，后者被频繁使用，才可能明确影响驾驶能力。若大数据将买助眠药，直接等同于不具备驾驶资格，需要当事人去做说明，这种算法逻辑的过度简化，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也给个体造成了不便，违背了行政执法的精准性原则。

说到底，维护公共安全不应该以牺牲个人隐私为代价，否则既会侵犯个人权益，给社会造成不好的观感，也会影响执法的正当性。

现在，一些地方把医检数据和驾驶证管理数据深度融合，通过各部门间的数据实时共享交互，实现智能化管理。这么做确有好处，比如数据打通之后，驾驶人不用为了换证，专门跑一趟医院体检；而是可以在常规体检中，增加驾驶证审验需检项目，若查出来没有相关问题，便可直接换证，少跑了很多路。

这类操作被人称道，除了与人方便，也是因为从披露出来的信息看，数据共享主要聚焦于“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这些疾病法律有明文规定，理论上不用担心被误伤。但如果医检数据被用来服务其他目的，或者数据抓取范围进一步扩大，那人们势必担心，自己的某项“瑕疵”，会成为权利的枷锁。

大数据治理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即便有便民之处，也要恪守最小必要原则。跨部门数据共享的界限在哪，如何从制度上防止个人隐私被泄露被滥用，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END

有人可能说，你们公知就不能让人好好高兴一下吗？非要说扫兴话？

对，不能，不吐不快。

我很喜欢张雪，他的纪录片我老早前就看过了。但越喜欢他，我就越为他不值。

这么说吧，张雪机车在国际赛场打败雅马哈、杜卡迪，但在自己的家门口，这辆车上牌13年后会被强制销毁，而且在大多数大城市根本不让上路。讽刺吗？还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吗？

还有，中国对摩托车的歧视政策，损失最大的是谁？是张雪这样的摩托车企业家。我们喜欢张雪，最好的支持方式，难道不是在经济条件允许，自己也确实需要的情况，买一辆张雪机车吗？

但是你买了能上路吗？也许你可以，但全国有约190个城市实施禁限摩政策，涵盖几乎所有直辖市、省会和主要地级市。重庆是最著名的例外，这是张雪机车在重庆的原因——这里不仅集中了摩托车产业，也是极少数主城区不禁摩的大城市。

如果不是如此普遍的禁限摩政策，张雪完全可能成为百亿富翁，可以追求的更大的梦想，中国摩托车可能像白色家电一样横扫全球。这是可以合理预期的事情，一点不夸张。但现实是，张雪机车去年还亏了两千多万。什么是对张雪最大的支持？取消禁限摩就是最大的支持，没有之一。

很多不骑摩托车的人可能还不知道中国对摩托车的歧视有多离谱？！这么说吧，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实行如此普遍的禁限摩政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要求摩托车13年强制就要报废，对，没有任何一个。

上面是我让Claude整理的一个表格。这里我不想驳斥限禁摩政策的不合理之处（我之前专门写过，所有理由都禁不起推敲），看这个表格就知道了，中国/中国人没有特殊到了这个程度，那种说“中国人多””中国人不守规矩“的可以滚出去了。

接着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眼里不应只有张雪和国家荣誉，而要有普通人和普通人的生活。我们喜欢张雪，不就是喜欢他是个普通人，代表了普通人的梦想吗？

要知道，对摩托车的歧视就是对普通人的歧视，摩托车（包括电摩）是买不起汽车的人的交通工具，是农村和城乡结合部最重要的生产工具，这里面包括数以千万计维持中国都市快捷生活的快递员。

普通人的生计，这是比赛事夺冠还要重要一百万倍的事情。不要觉得这是我矫情，张雪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要不然他不会把老家农村的“麻阳古法红糖”带到国际赛场。这是特别让我感动的一点，不管你走了多远，不要忘了那个出发的地方。

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对现实习以为常，实际上奇葩之极，就好像我之前写中国财政对不同群体的养老金补贴情况一样，全世界我也没有看到第二个。如果一件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案例的事情在中国如此普遍，这不是正常，而是不正常到了极点，作为一个正常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淡然视之。

不要温和地走入那个良夜，而要怒斥那光明的消歇。

两天！两赛！两冠！媒体在争相报道张雪机车夺冠的消息。

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背后也有一个激励人心的故事。

我在很久之前，就看过摩托少年张雪的纪录片。他成长到今天，可以说是有一条内在成长逻辑的。只是这种逻辑并不符合近些年盛行的张雪峰主义，也并不被主流的世俗观念所赞同。

张雪是一个最普通的八零后，却走出了不按规划模版来的精彩人生。张雪1987年出生在湖南湘西的一个农村，他是典型的寒门，14岁就辍学当修车学徒，他的梦想是做一名赛车手。这一点和另一个赛车手很像——高中辍学的韩寒。

张雪的第一个人生高光时刻，在我看来是其实是2006年。

那一年，19岁的张雪面对记者采访，表演摩托车特技却失败了，记者只能尴尬地笑，然后搁置对他的采访。可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这个摩托少年骑车冒雨追逐电视台节目组100多公里，留下一句“年轻时不追梦，老了肯定后悔”。这句话在很多父母看来，大概率是不务正业的典型表现，如今又成了他事业巅峰之下，那块最被人认可的基石。人们其实只喜欢成功者主义。

张雪的成功，显然不是张雪峰主义的，而是张雪峰主义的反面。 绝大多数人只为这样的励志故事欢呼，而从一开始拒绝乃至嘲讽这样的人生路线。这不仅因为它是个概率事件，还因为他们本质上并不信奉热爱的力量。

人们为之欢呼的，往往并不是他们相信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永远现实，永远平庸。也没有一个人生导师会建议你的孩子辍学，去勇敢追求自己的赛车梦。

这几天，与其说是张雪峰这个人引发了巨大争议，不如说这个时代还存在观念上的极大撕裂，尤其是教育观念。 这个时代，就是张雪这样的少年太少了，而奉行张雪峰主义路线的父母还有很多。

现在的高中生中，依然有很多人不敢追逐梦想，或者干脆没有梦想。这些年我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表弟表妹，他们成绩不错，但唯独没有梦想。只是一味地按照父辈的规划，走一条可能最稳当、最经济的路，当然也可能是最无聊、最寂静的路。

前天带一个大厂朋友去了寺庙。他的志愿填报、工作和收入，在张雪峰们和父母们看来都是标准模板式的。首先他是一位理科生，这一点就符合在高中时文理分科绝大多数老师和家长们的意见，然后他所选择的专业是和芯片制造相关的，毕业后赶上风口，从小厂跳到大厂，工资不停地增长，如今单是年终奖，已经抵得上我一年的工资总收入。

他的人生却遭遇了另外一些问题。工资虽然很高，但是所在单位动辄“攻关”，长期高强度加班导致身体出了一些毛病，不时把挣来的钱拿去医院花。由于平日里工作繁忙，谈了两场很不成功的恋爱，情感与生活处在一种很拧巴的状态。

马上清明节了，他报了一个禅修班，打算用文科的方式来疗愈自己。

有意思的是，最近文科在一些专家口中又香了，甚至说在AI时代比理科生还香，反而是全球著名高校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不好找工作了。

你我未必赞同这样的观点，但兜兜转转，人们追逐来追逐去，总是忽略了：从未为自己的梦想坚定过，也从未认证思考幸福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模样。

就像那些从未真正爱过的人生，白长一副漂亮皮囊，又能怎？

CDT编者按：该文来自知乎网友夏清侯对于知乎提问“张雪峰不幸去世，怎么评价他的一生？”的回复。

张雪峰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不是说他这个人不该活着。而是说，一个正常运转的教育系统里，压根不该有张雪峰这种角色的生存空间。他的出现本身就是系统故障的症状。

他干的事情其实极其简单——把那些高知家庭餐桌上父母随口就能告诉孩子的常识，卖给了没有这张餐桌的家庭。

哪个专业好就业，哪个行业在衰退，哪些学校的牌子中看不中用。这些信息对于体制内家庭、对于父母本身就是高知的城市中产来说，是空气一样理所当然的东西。

但对于小镇做题家，对于县城里第一代大学生的父母来说，这些信息根本就不存在于他们的认知版图里。

这生意叫信息套利。上游是被系统性遮蔽的高校就业数据、行业薪资结构和专业真实培养质量，下游是几千万焦虑又茫然的家长和考生。

他把上游翻译成下游听得懂的人话——别报新闻、生化环材是天坑、计算机能去就去——然后从这个翻译过程里收钱。

这门生意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大？

因为信息差足够大。各大院校的招生简章写的是星辰大海，毕业之后等着你的是外卖骑手的头盔。每个专业的真实就业率、薪资中位数、转行比例，在官方口径里长期是一团浆糊。

那些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人恨他。因为他粗暴地扯掉了高等教育那块人文情怀的遮羞布。

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往往大众灌输诸如追逐梦想、全面发展、文科情怀之类的东西，诱导那些根本没有试错资本的普通家庭子弟去用人生购买毫无市场竞争力和实用价值的专业。

然而这套叙事对于有资本托底的精英阶层来说是优雅的自我实现，但对普通人而言，这就是用来抽干他们六个钱包然后将其一脚踢进失业大军的庞氏骗局。

在文科教授们还在大谈特谈诗和远方的时候，张雪峰指着普通家庭孩子的鼻子骂：你家没金币给你爆，你读某些风花雪月的专业就是死路一条。

他把社会阶层固化的残酷现实，把劳动力市场对人的异化，明码标价地摆在台面上。

他告诉那些毫无社会资源的牛马们：你们就是一节电池，别幻想当什么发电机，你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挑一个能让自己卖得贵一点的插座。

在明清两代，这种人叫"场屋明师"，专门教穷酸秀才怎么揣摩主考官的癖好，怎么写八股文能拿高分。

他们不讲程朱理学的高深，只讲怎么搞定科举这个变态的系统。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过"文化资本"的概念，精英阶层的隐性规则和人脉是在餐桌上完成代际传承的，而底层孩子只能死磕教科书。

他为什么不按照他教导别人的那样去追求安稳？

因为当一个人把社会财富分配的底层逻辑看得越透彻，他的阶级焦虑就会越深。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普通人要实现真正的阶级跃迁有多难。安稳只是用来防止平民跌入深渊的降落伞，而他想要坐火箭。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运转逻辑下，哪有什么真正的自由人？

算法和流量是比传统监工更恐怖的皮鞭。

只要你还在这个局里，只要你的公司还要盈利，只要你的信徒还在嗷嗷待哺，你就得不停地播，不停地讲，不停地制造热点。

所以他别无选择。他知道流量的保质期极短，知道政策窗口和网民注意力随时会转移，因此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影响力转化为资本。

他指导无数 NPC 去走安全路线，自己却主动选择了一条高杠杆、高收益、极度消耗生命值的地狱难度玩法。

大家好，我是元气❤

我在公众号写作7年，下面这张图是我2025年做自己个人号半年的真实数据。

2026年新号近期数据是这样的：

我把起号经验和复盘都放在这一篇了，大概能解决新手朋友很多问题卡点，感兴趣可以阅读：

连更一个月，公众号终于写进池子里，推荐量累计14w，变现四位数，非大起大落的思路，新手可复制

上次我写了一篇文章，重点解读提醒号主们注意第五条规定，不要发布自己没有资质的领域，尤其是官方的新闻消息，以及一些意外事故现场资讯的传播。公众号突发大面积永久封号！第五条规定一定要读懂，写民生社会热点领域的要注意了

近期平台惩治了6w+个公众号，其中1209个是永封处置，典型的案例都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仿冒官方渠道发布新闻，已造成或者有可能造成不良影响。

今天想重点提醒大家，还有一些内容是比较隐晦的，容易触及红线的，虽然能够引起共鸣和思考，但咱没有必要往枪口上撞。

1. 负能量信息

比如讲生育率的，鼓励大家不结婚不生娃的，这种都是在跟国家鼓励的唱反调。

前阵子脱口秀演员小帕就开玩笑地吐槽了一句自己生病时候的想法，就被禁言了。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没办法去评价这个封禁，合不合理，是不是太重了？但能看到有些话题，哪怕你用开玩笑、个人的角度去聊，很容易被判定为“煽动”。

咱气愤没办法，在这个平台上写作表达，就得带着镣铐跳舞。

类似的，谈一些负面的社会现象的时候，容易引发大众悲观情绪甚至是戾气的内容，也要慎重的。

2. 蹭热点

热点不是不可以蹭，而是要注意侧重点，注意姿势。

单纯整合资讯，尤其是娱乐爆点的那种，既危险也没有价值。

你可以根据社会热点去讲自己的观点，但不要纯搬运资讯，同质化严重而且有传播的作用，后面评判的时候很容易就被扣上“负面宣传”的帽子，所以没必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很知名的账号“魔XX”，它的粉丝体量巨大，内容就是这种资讯整合的，每天的内容就是把昨天火爆的资讯（经常是社会民生和娱乐）口水化讲一遍，然后放点网友评论和揣测图。

这个主要也在挣流量主的收益，时不时地也会因违规处罚，可能也被封过几个号。但狡兔三窟，有不同的分身，一直存在。

这个团队运营逻辑这么危险，怎么就能一直存在？

有可能是十年以来一直在做这个事儿，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粉丝基数，每次重开小号都能够丝滑迁移粉丝（粉丝主动而不是通过系统移粉）。

但可以肯定的是，咱们普通人学不来。

一个是入局晚，再一个是没有那么多子弹消耗，封了一个号要找新的身份证、手机号重开账号，多难啊。

所以还是脚踏实地去写健康、安全、有价值的内容吧。

3. 人事任免、事件通报结果、天气预报等。

有一段时间，有一批个人账号喜欢搬运这些官方确认过的正规消息，简单一键复制，还总有自然流量。

但免费的资源也最贵啊，没有资质就是不能发，哪怕消息正规也标注了官方渠道来源。

有人说我就是本着让老百姓知道这个讯息，方便大众的初心，我有错吗？

平台判罚不会去考量你的情感，人人都能发布的话，对内容生态的健康也会有影响。

公众号是很多普通人表达的一方小小天地，真的要劝大家爱惜自己的羽毛，在规则范围内去写内容。

身边有朋友在写公众号的，也记得提醒他们，少废一张身份证，也是省力式精进！

—— end ——

最近，网红张雪峰因心源性疾病猝死。有人评论说，张雪峰一生做的事情，都是要帮普通人家找到一种确定性，但他的死却是对确定性最大的否定，这太讽刺了。

我不想讨论张雪峰的价值观、水准或世俗成就，因为我看不起他。不过，关于确定性的评论却引起了我的兴趣。在我看来，很多人一生都在追求确定性，但其实人生的真正价值却在拥抱不确定性，罗素说的不错，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却是一种理智上的恶习。

概率论的奠基者之一拉普拉斯认为，如果一个智慧生命知道某一时刻所有自然力与物体位置，且能分析这些数据，那么未来就像过去一样呈现在眼前。但我们能做到吗？显然不能。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就本质而言，都是不确定的。

不要说人生，就连数学，曾经被认为是确定的体系，希尔伯特“所有数学真命题皆可证”即是其代表，但数学内部其实也存在根本性的不确定，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早已证明，任何足够强的自洽数学系统，都存在不可证真也不可证伪的命题，因此，数学不是完美封闭的确定性大厦，而是有边界的自带不确定性的体系。

不止数学，任何一种理论，若描述现实，则必不确定；若确定，则不描述现实。不确定源于人类局限，认知与行为的局限。心理学家菲斯克说，人类都是认知吝啬鬼。人脑为了节能，会尽量简化不确定性，而用经验、法则乃至刻板印象去快速下判断，这当然不准确，有时还大错特错，于是制造出更多的不确定。

所有成功学或心灵鸡汤都是对不确定的简化，大多数还是极其恶心与错误的简化，但没有办法，认知吝啬鬼们总是会大口大口地痛饮这些鸡汤，只为了给自己的未来加上一份根本不存在的确定保险。这不无初民社会的烙印。初民社会不区分自我与世界，而是所谓“万物互渗”（巫术由此而兴），因此不确定性被转化为可沟通、可影响的神秘力量。成功学就是旨在消除或转化不确定性的现代巫术。

然而，现代性某种意义上正是被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人们靠抽象系统——货币、知识、制度、信仰获得安全感，但这些系统本身又制造新的不确定。想想美以伊冲突以来川普画K线的种种把戏吧，石油、黄金、美元、股市的剧烈波动，让投资者要吐了都。

人厌恶不确定性远甚于厌恶已经蒙受的损失，这根植于人类心理，因为不确定会引发深深的焦虑。而越焦虑，人的控制欲反而会越强。怀疑配偶不忠的人会加倍控制对方，结果一拍两散，信任配偶的则会相对宽容，结果白头偕老。同样的，焦虑的家长歇斯底里地鸡娃，培养出除了做题什么也不会的人性残缺者，而不那么焦虑的家长则相对开明，希望孩子像一个人一样成长，而不是一个机器。

不焦虑的人之所以明智，是因为他们能拥抱不确定，承受失去或失败之险。风险是对未来不确定性决策的承担，蕴含着勇气、智慧与责任。对个体来说，不冒任何风险而稳妥地度过一生基本是不可能的，万一做到了这种人生也是极度乏味的。人生之所以值得过，正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像方程式一样确定地生活，是无意识的生活，如果我们复杂的一生只是无意识地匆匆过去，那就如同这一生根本没有存在过。因为这样生活就消失了，变得什么也不是了。自动化笼罩一切，星光与河流，鲜花与春天，欢笑与泪水，爱与梦想，都消失了。

前阵子我看足总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森纳打曼斯菲尔德，阿森纳是英超本赛季领头羊，俱乐部市值19.2亿欧元，曼斯菲尔德是小镇球队，前年才冲上英甲（英格兰第三档的联赛），市值只有600多万欧元。这俩对阵，大概就像一个中产阶级与马斯克坐在同一张德州扑克的牌桌上一样。

比赛却异常的精彩、动人。小镇球队的老板和球员都以阿森纳为偶像，而致敬偶像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比赛中竭尽全力。最后比分是1：2，小镇球队惜败。进球的那个前锋差点哭了都，他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的球队能进足总杯八分之一决赛，更没想过能对阵偶像，然后自己还能进球。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也是不确定性的魅力。我们常说，足球是圆的，那么换句话说，不确定性也正是可能性。足球也好，人生也好，正是因为可能而美好，而充满魅力。

概率论的另一位奠基者伯努利说，不确定性不等于完全不可知，而是可量化的可能性。由此他生发出概率的经典定义：概率就是有利情形数与所有可能情形数之比。

伯努利所说的有利，是数学意义上的，即满足条件。那么，关于不确定就可以转化为关于满足条件的命题了。比如，我爱我的儿子，我不知道他两年后会上哪所大学，读哪个专业，以后又会做什么工作，但只要他健康、正直、善良，富含维生素、美学与创造力，就足够了。聪不聪明没那么重要，应试好坏也没那么重要。关键是创造力的学习，情感与美的学习，然后，形塑整全的人性。

庄子说，周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又说，与时俱化，物物而不物于物。在我看来，有特质、有创造力，就是材；不被标准化、工具化，不被夺去自由、自在，就是不材。一个人，如果能够认识自己以及自己所身处的时代，与造化同游，运物而不役于物，那么哪怕前路有再多不确定，又有什么好焦虑的呢？就像保罗·策兰吟诵的，“我们在窗口拥抱，人们从街上张望：是让他们知道的时候了，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时间动荡有颗跳动的心，是过去成为此刻的时候了”。

看到苏州有那么多人排队送别张雪峰，还是非常感慨。这是2026年的年度场面，未来也一定有人不断回望这一幕。

张雪峰不经意间成了“寒门”的代言人。人们在他身上寄托了某种希望：对寒门子弟来说，生存比发展重要；为了“上岸”，不惜一切代价。

我把这称之为“张雪峰主义”。

小红书上有一个热门话题叫“上岸第一步，先斩意中人”。就是考公成功，马上和恋人分手，因为两人已经不在同一个阶层了。在流量巨大的讨论中，绝大部分网友都是赞成“斩意中人”的。

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不是这样。那时候我妈老是建议我看传统豫剧，希望我能从类似“陈世美”这样忘本的角色中汲取教训。那时候即便是乡下人，也知道有些东西比“上岸”更重要。

最能代表“张雪峰主义”的，当然是他本人。他非常辛苦工作，堪称“卷王”；他坚持跑步，用运动来对抗疲惫；他甚至说自己的理想就是猝死——这大概就是赢的极致。

我不否认有一些人根据他建议选“对”了方向，但是在“张雪峰时代”，寒门作为一个整体，处境是否得到改善？其实是一部分寒门赢了另一部分而已。

这就像衡水模式一样。衡中考上100个北大清华，但是河北全省的名额并没有多一个。

我觉得“张雪峰主义”的最大问题，是看不到“个人”。已经有好几个人写到，有学生想报考文科，但是家长迷信张雪峰的文科无用论，逼迫孩子学理科，最终导致孩子抑郁。

前段时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执行主任Dinda来有杏书店分享，她曾经做过很多年记者。现场有一位新闻系同学提问，将来想做记者，有什么建议？Dinda说：去采访，了解别人的故事。

下来她问我：我回答得是不是有问题？现在是不是不该建议年轻人做记者？

我说：你自己都还想结束费正清中心的工作后重新做记者，为什么不能建议别人呢？

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张雪峰的暴论。他说出了一部分事实，不管是新闻学还是新闻媒体都不景气。但是如果有一个年轻人立志做新闻，即使是从功利角度，他也能够成就自己。

恰恰是“寒门”子弟需要警惕“张雪峰主义”。迷信张雪峰，信奉彻底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可能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最近，一些地方猪价跌到4元/斤，养猪行业进入全员亏损的阶段。每卖一头猪，就要亏几十、几百元。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去年年中，有关部门在养猪行业可是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内卷”行动。

目前看，这个“反内卷”行动可谓适得其反。而且，受害最大的，恰恰是底层散户养殖户。

为什么会这样？

这些年，养猪行业一直在提升集中度。

2018年，前20强的集团生猪产能占比9.6%-9.8%左右；2025年，前20强的集团生产产能已经达到了29%左右。

这本来是行业的发展规律。因为养猪规模化，成本更低，质量更安全，疫病风险更低。养猪业提升集中度，势必带来更惨烈的竞争，这是可理解的过程。网约车、外卖等等行业，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叠加这几年经济不好，餐饮业比养猪业更艰难，所以，市场对猪肉的需求是不振的。

按理说，应该听任市场规律起作用，让散户逐渐退出市场，把他们手里宝贵的钱，用于其他地方，以免在不适合他们的行业里亏掉，这才是对散户的真正的“保护”。

待这个过程完结，猪肉需求回升，行业自然会进入更加健康的发展阶段。

但有关部门却把养猪行业的这一形势判断为内卷导致的，出手干预市场过程。

干预会遵循什么逻辑？

首先，干预会努力显得表面“公平”。

比如牧原、温氏这样的行业数一数二的养猪巨头，你们得带头“反内卷”吧？什么“社会责任感”、“行业担当”之类的帽子，你们怕不怕？

去年7月23日，有关部门搞了一个养猪行业的座谈会，大北农的董事长邵根伙说，应该限制单一企业年出栏量不超过3000万头。

这什么意思呢？2024年，牧原销售生猪7160.2万头,其中商品猪6547.7万头。邵根伙等于要求牧原产能腰斩。

有关部门当然不可能按邵根伙说的那样做，但邵根伙们实在太多，而且社会舆论也向着他们，所以，调控者肯定是力压牧原去产能。

其次，干预会选择容易做的方向。

让广大散户和大北农这样的养猪企业，监督成本太高，不如直接压几个行业巨头去产能。

所以，“反内卷”的压力，给到了行业巨头，而这恰恰和行业提升集中度的发展规律是背道而驰的。

在各种压力下，牧原股份的能繁母猪存栏从高峰期的362.1万头骤减至330.5万头，相当于减少了未来约900万头肥猪的供给。

即便如此，2025年牧原依然销售商品猪7798.1万头，这是产能惯性，没啥可说的。

但是有关部门的“反内卷”，却给了散户、非头部的养猪企业错误的信号。

这让他们认为，既然把牧原等巨头的产能压下来了，那自己岂不是正好扩张产能吗？说不定猪价上涨，还能把前面亏的赚回来呢。

如果没有干预，卖猪是亏的，他们本来会退出的，现在干预给了他们留下来的理由。为此，哪怕借钱扛着也行。

一些地方政府也推波助澜。有些企业生产经营能力不行，像大北农、正邦等，就是这样的。但是地方政府还补贴一些生产经营能力不行的企业，就为了保就业。当地方政府看到牧原等巨头让出了一部分市场，那就更有理由补贴这些能力较差的企业了。

牧原是养猪行业中成本最低的，按理说，即便有所谓“产能过剩”，也应该淘汰那些成本较高的企业、散户，对吧？

而调控的做法却是相反的，给了那些成本较高的散户、中小企业继续死扛的理由。

由于成本高、资金实力弱，当猪价继续下跌时，散户、中小企业就更加容易恐慌抛售，从而把猪价打到更低，他们亏得更多。

如果去年不干预，养猪行业的调整恐怕已经结束了，散户们也会少亏很多钱。

在干预下，人们看不到猪周期调整结束的尽头。无数的散户被错误信号误导，现在更加进退两难。

还是放手吧，让市场自己去调整吧。

无论网络还是现实中，一说到不要过分功利，就有许多人来一句“何不食肉糜”。在他们看来，即使再功利的行为也是对的，因为填饱肚子最重要。昨天关于张雪峰的讨论，很多人就用“先填饱肚子”为过分功利进行维护。

在这些人眼中，“理想”跟“填饱肚子”仿佛是你死我活不能共存的死对头。在中国社会，那些张嘴就是客观、“凡事都要两面看”的人，往往是比谁都极端的二极管。他们习惯曲解他人观点，将之极端化。比如你说自由，对方立马说“没有绝对的自由，你别想无法无天”，可现代文明社会的“自由”，从来就不是“无法无天”，而是法律保障与约束下的个人权利。你说钱不是最重要的，对方立刻曲解为“你一分钱不挣不就饿死了吗”，但“钱不是最重要”不等于“钱不重要”，更不等于“不挣钱”。

谈理想也一样，在他们眼中，“理想”等同于拒绝工作、拒绝赚钱、注定要饿死街头，所以谈理想的人肯定是“何不食肉糜”的现代版。这种极端的二元对立，恰恰是那些标榜客观理性的人所构建的思维牢笼。他们口中的“凡事都要两面看”，实则是用伪装的中庸之道，行极端功利之实。

什么是理想？我认为是生活的光。或明或暗，因人而异，但总要有一点。条件允许的人，可以尽全力寻求梦想，让这道光照亮整个人生。条件不允许的人，也可以在尽力填饱肚子的同时，努力挪出一点点空间来，捍卫自己生而为人的体面，即使艰辛，也有一点点光洒在身上。也就是说，理想并不是好高骛远，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更不是拒绝工作的借口。理想是人在面对平庸、琐碎甚至苦难时，依然能保持尊严和热爱的能力。

比如说，一份月薪两万但是自己非常不喜欢的工作，一份月薪五千但能满足梦想的工作，多数人会选择前者，少数人可能为了理想选择后者，但这不等于会饿死，它只是中国社会世俗眼光看来“很傻”的选择而已。如果一个家庭对孩子毫无支撑能力，孩子也只能选择一份月薪两千的工作勉强糊口，那么首选当然是填饱肚子，但在累得倒头就睡之前，每天挤出二十分钟为自己未来的理想做点准备，即使不成功，同样是生活的光、曾经为梦想努力过的见证。买不起大房子，但是在自己租的小房子里营造自己想要的家，淘一些看起来没用还花钱但让自己很愉悦的小摆设，也是一种理想的呈现方式……

说“不能只看钱”“不能只顾填饱肚子”，不等于“不要钱”“非要饿死”，而是希望尽力在生活里找一些光，让人生仍然存在一些可能性。

那些为了“填饱肚子”上岸的人，上岸之后，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了相对固定的下班和休息时间，能不能用空余时间寻找一下梦想呢？恕我直言，大多数人都不会，他们更乐意玩手机刷短视频，甚至热衷于应酬。

也就是说，以“先填饱肚子”去否定理想的人，即使填饱肚子之后也不会谈理想。很多家庭早就解决了温饱，甚至物质上已经很富裕，但教育孩子的方式不还是“你没穷过你不知道”吗？他们条件再好，也不允许孩子有梦想。

正常的家庭不是这样的。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在1780年写道：“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儿子们才会拥有研究数学和哲学、地理、博物、造船、航海、商业和农业的自由，他们的孩子们才有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艺和陶瓷的权利。”

这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上一代人努力改变命运，是为了让孩子能够不走旧路，有寻找梦想的空间。但在中国社会，代际传承的惯性依然延续着古代农耕社会的那套标准，最“靠谱”的选择是“学长辈的经验，走长辈证明过的正确道路”，具体到现实，就是求稳定，最好当然是考公考编，然后找一个体制内的配偶。可以说，这是一种贯穿代际的精神怯懦。上一代人吃了苦，他们没有用这些苦为孩子铺就更宽阔的精神道路，而是把苦变成了一笔债——我吃了苦，所以你也不能太舒服；我放弃了理想，所以你也不配拥有。

“填饱肚子”被当作拒绝或贬低理想的正当理由，这背后不是对物质的朴素关怀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深层的恐惧与逻辑替代。这一点当然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基因有关，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中国人都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或是坐稳了奴隶，或是想做奴隶而不得，求稳定因此成为基因的一部分。生存经验塑造价值观：经历过贫穷与动荡的群体，会把稳定与物质安全放在首位。这种经验看似合理，但容易把“安全”绝对化，任何偏离稳妥的选择都会被视为冒险、不负责。

中国社会传统遵循的集体主义、家族责任和面子文化，也将社会评价固化，以至于个人梦想总被歪曲为自私或不切实际。为家庭负责往往被简化为“找稳定工作、挣钱养家”，个人理想被边缘化。

当实用主义被奉为圭臬，甚至成为评判一切人生选择的唯一标尺时，就会造成人们对“理想”的病态恐惧，以及将“填饱肚子”异化为一种道德绑架和思维懒政的借口。也正因此，他们将谈理想视为一种不知人间疾苦的矫情。他们默认人类的需求只能停留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底端，没成为亿万富翁就没有资格谈精神需求（事实上成为亿万富翁之后，他们也不会有什么精神追求）。按照这个说法，人类的艺术和思想史基本就应该全部抹掉，因为没有几个人是在财务自由后才开始思考和创作的。

当父母对孩子说“你没穷过你不知道”时，他们真正想表达的并不是孩子缺乏生存技能，而是他们自己无法处理对孩子脱离既定轨道的恐惧。他们恐惧孩子选择了一条非标准化的道路，恐惧孩子因为追求理想而遭遇挫折，更恐惧孩子最终成为一个“普通人”而非“成功人士”。在这种恐惧的驱使下，任何偏离“考公、赚钱”这类路径的选择，都被视为危险的、不负责任的。说难听点，“你没穷过你不知道”的潜台词就是“我在生存焦虑里泡了大半辈子，凭什么你可以活得比我更像个人？”

即使那些有试错资本的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也往往过于严苛，趋向于稳定。这当然与财富积累的路径有关，这几十年来的财富积累，主要得益于全球化时代红利和内卷竞争，失去往往是一瞬间的事。因此大多数人崇尚零和博弈的社达主义价值观，将世界视为斗兽场，任何一点“无用”的投入（比如梦想、情怀、审美）都被视为对生存资源的浪费，都可能成为导致阶层滑落的致命弱点。

对于孩子来说，这种家庭氛围、教育模式和价值观，必然导致个体的空心化。即使能够填饱肚子，也无法掩饰内心的荒芜。因为内心没有光，没有热爱，没有内在的驱动力，因此一旦外在的评价体系崩塌，或者遭遇中年危机，他们就会陷入巨大的虚无和抑郁之中。因为他们从未被允许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他们只是父母恐惧的投影，是家族阶层保卫战中的工具人。

对于社会来说，如果大家都只谈“填饱肚子”，只谈“性价比”，只谈“稳不稳”，那就必然是饮鸩止渴，陷入恶性循环。

“理想”被等同于“何不食肉糜”，并不是理想本身“离地”，而是观察者将自己对生存的极度焦虑，投射到了理想身上。他们通过给理想贴上“矫情”标签，来合理化自己的精神荒芜，从而获得心理平衡。从这一点来说，二极管真的跟这个时代配一脸。

2020年11月，我在长春采访过张雪峰，那时候他很出名，但还没有爆火。我知道他已经有很多年了，是因为自己读书的时候，用远古像素看过他的全国高校贯口，那是考研还是小众的选择，绝大多数本科生都直接就业了。

新冠第一年时，“二本学生考研”还是个小小的话题，我跟他的采访约在了长春，跟访了两天，一起吃了铁锅炖大鹅、烧烤。当时他就每天跑10公里，暴瘦，人看上去很精神，在两个月前刚刚跑了人生的第一个全马。

我听了两场他的高校宣讲，张雪峰离开后，我自己留在长春，在考研培训学校里晃悠了几天，采访了很多二本在读生，最后觉得这个题目不太成立。我原本打算继续去苏州找他，后来感觉没啥意思，算了，回北京了。

长春这几个考研学校的校长，都是当年跟着张雪峰一起起步的，跟他有多年交情，每年要招生前就找他过来巡讲一遍，后两年的生源就有保障了。当时张雪峰的网络流行程度，能把高校大讲堂里的座位都招满，但不至于像后来那样，说任何话都容易变成网络热搜。此时他讲话还是脱口秀风格，语速极快，很多吞音，不停自嘲。而你只要听了两场他高度重复的宣讲，就知道他跟学术、跟研究关系不大，是一个金牌的销售和精彩的喜剧演员。

当时张雪峰跟我说，考研是个做不大的生意，马上全国高考志愿要改革，他打算之后全力扩大高考志愿填报，全国高考人多多啊，他每年淡季时会仔细研究那个高考填报手册，而全国真的花时间这么琢磨的人并不多。

采访中，他一直在聊知识付费、社群营销，告诉我他正在学习不同社群的分销方式，一直在看罗振宇、看樊登的生意模式。他要做乘法，要把自己的影响力更大规模地变现。

“我这么说，全国每年高考1000万考生，能上本科的有355万。这355万人是确确实实需要高考志愿填报服务的，假如说我卖一个几百块钱的产品，你觉得我能卖多少人？”我当时心中真的在算数，没想出答案，其实应该反问一句的：你觉得自己能影响多少人？

作为采访对象，张雪峰当年聊天态度算得上认真，2021年之前，他的知名度还局限在“考研”的话题上，而不是大众更关心的高考。我找他采访聊考研，其实是找了个当时少见的角度，回头看了一下采访速记，我发现，六年前我并未打算把他变成报道的主体，更多是觉得从这个资深网红的切入来写考研会很生动，我自己也想见见这个人。

再之后，就看到他做高考志愿做得风生水起，赶上了短视频和直播，名气指数级暴涨。我没想到他会变得这么红，也没预见到他本人就会变成新闻话题本身。

今晚听到他猝死的消息，一时不知如何消化。这几年同行们都常被“张雪峰说新闻学已死”的网络评论反复攻击，但这种讥讽的言论，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狐假虎威，说话的人，只是给自己的犬儒找到一个流行词语，他们也不关心张雪峰还说过什么。

在读书、升学上，我们寄托了过多对成功的诉求，这成功的标准也过于单一。张雪峰这几年的言论犬儒也好，功利也好，这只是一个机灵的聪明人对制度的解读。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时有更多聪明人同台竞技？他的去世，让这个社会丰富有趣的声音又少了一个，一个热烈的人生就这么戛然而止，是一个悲剧。

2026年3月24日晚上，张雪峰去世了。对于张雪峰，我之前出过一期节目谈过，但是后来因为视频号限流，账号注销了。现在人没了，再来谈一谈张雪峰。

张雪峰的成功，是一个东北游民的成功，他以自身经历验证了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观点，能把中国社会搅得翻天覆地的人都是社会游民。张雪峰是现代中国社会游民的代表，他出生于一个齐齐哈尔市破落工人家庭，其父是个铁路职工，其母是个下岗工人。后来通过高考进入了郑州大学给排水专业，据传他高考成绩只有480+分，如果是真的，这个成绩在山东河南这种地方连专科都考不上，可以说他能读本科全靠政策倾斜。

张雪峰进入郑州大学后，并没有适应高强度的专业学习，反而是挂科不断，其实这也很好理解，他一个靠政策倾斜进入河南唯一211大学的东北人怎么可能和黄泛区费拉做题家PK自虐能力。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张雪峰不停地在校内从事各种兼职。最后他因为挂科太多，从大学肄业。在中国读过大学的都知道，中国高校教育非常之水，想在中国大学肄业比顺利毕业难多了。从张雪峰身上，我看到了牢A斯奎奇大王孔选仲的影子，孔同学也是流民社会的混子，两度赴美，都以失败告终，不过他俩家境相差太多，一个中国混子，一个美国混子。

张雪峰在大学也不是没有发光点，比如他曾在学校主持人比赛中获奖，并且沉迷于大学社团活动，比黄泛区费拉做题家强大的语言沟通能力，就是他最大的优势，这个可能跟满洲地区的习俗有关系，东北人作为移民后代，大部分语言沟通能力都很强。而且你读过大学就知道，那些天天泡在学生会、学生社团的人社交能力都很强，和辅导员走的都比较近，比较讨辅导员、书记喜欢。

大学毕业后，张雪峰进入了考研辅导行业（在这期间，他还伪造履历，说自己是清华的研究生），最后凭借互联网走红。本人参加过考研，也读过研，以我的经验来看，考研辅导也就数学课（我考的中国近代史没有考数学）和政治课有用（因为每年内容都不一样，你需要有人给你画重点，建立知识体系），我专业课、考研英语都是自学，唯独考研政治买了盗版网盘课跟着学了下。所以考研辅导这行业门槛极低，你业绩好坏全看销售水平，张雪峰在学校混出来的社交能力正好适合做销售，其实以他的市侩和口才，卖老年人保健品可以更赚钱。

张雪峰做大之后，又涉足了高考志愿填报行业。这个行业水更深，我压根不相信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人的命运可以由大学和专业决定，大学取消分配后，高等教育早就已经大众化，张雪峰推荐的带电工科和法学专业行业壁垒确实高，但是有几个人能学懂？大部分人根本学不会带电工科，毕业后想考个研究生都难。我认为大学学什么都无所谓，你自己学习能力强，情商高，学什么都能出头，你自己数学、物理学习能力差，把你分配到带电工科，你照样学不会，学不会等于白扯。

从上面的分析你就能看出，按着传统观点来看，张雪峰就是个市侩小市民，绝对算不上良家子，他身上带有很强的江湖气。这种江湖气你能从《水浒传》这种市井小说中体会到，张雪峰仿佛就是元杂剧里面走出来的人物。看到他我就联想到了淮北黄泛区的朱元璋，这些人都算不上良家子，都是深谙江湖规矩的老江湖。

张雪峰之所以能在中国互联网大火，主要因为他的市侩形象太符合编户齐民的胃口了。当家长向他咨询选校问题时，他满嘴脏话，一脸痞相，动不动蹦出老子、他妈的等口头禅。但是编户齐民就喜欢这种人，越是粗鄙，越觉得接地气，比那些高高在上的专家教授亲切多了。老师骂你都是为你好，那些不负责任的老师才懒得说你呢，这话熟悉不？所以张雪峰越粗鄙，对咨询家长越不耐烦，喜欢他的人越多，张老师真是宅心仁厚啊，又骂醒了一个。

张雪峰很会煽动编户齐民的情绪，他知道编户齐民最渴望老鼠上桌，最希望翻身农奴把歌唱，所以他把大学里的教授都说成是学阀，大学里的烂专业都是坑害学生的，而他因为披露真相被各种针对，他的受众其实就是那些天天把“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挂”在嘴边的学生和家长。

最讽刺的是，张雪峰口口声声要帮助穷人，但是他赚的就是底层的钱，试问，但凡父母读过本科的谁会找他给孩子报志愿。他的产品动不动就是一万多起步，对于那些工人农民来说，这可能是两三个月的家庭收入。我不止一次的和大家讲过，任何社会都存在阶级，你越恨比你阶级高的人，你越容易被那些声称对穷人好的人骗。商鞅搞军功爵制，把贵族消灭，秦国老百姓彻底堕入地狱。汉武帝迁徙天下富户到长安，打击豪强，结果百姓十室九空。武则天开科举，用寒门打击关陇贵族，结果制衡皇权的最后一道障碍也被消灭，宋明以后中国彻底进入皇权独大局面。但是编户齐民就喜欢黄巢、朱元璋，因为他们可以消灭贵族。张雪峰也是这种煽动底层民粹的人，文科教授都是学阀，普通人千万别学新闻学，那都是学阀掌握的学科。你看，这不就契合了编户齐民对上层社会的仇恨了吗？哎呀，张雪峰老师真是穷人的大救星，他说真话被门阀权贵针对了，我们更要支持他了。而且张老师还说过祖国统一他要捐五千万之类的话，那更得支持了。

张雪峰兜售的成功学也很简单，就是告诉费拉做题家，穷人千万要好好学习，千万要选个好专业，只有这样你的人生才有保障。那请问张雪峰老师，你大学有好好学习吗？你如果好好学习，你怎么会肄业呢？张雪峰当年如果顺利毕业，进入央国企施工单位，去工地做排水，现在工资一个月也就一万多，在房地产不景气的背景下，随时可能被裁员，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赚这么多钱。

说句让做题家破防的话，张雪峰之所以能拥有这么多财富，恰恰是因为他不学习。他的财富主要来自于他的江湖手段，见人下菜，扯虎皮做大旗，通过各种捐款认识一些人物，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络（他是江苏省人大代表）。请问这些手段，费拉降虏编户齐民性压抑做题家会吗？他们见了女人都不敢直视，遑论什么江湖手段了。其实不止张雪峰，牢A孔选仲、吃瓜盟主都是这种老江湖，他们知道受众爱听什么，所以能短时间内做大。这其实就是游民社会的特点，你在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面对一群没有武德的费拉降虏编户齐民，但凡有点组织能力和江湖手段，只有胆子大一点，你就会像是狼入羊圈一样，大杀四方。以上这些，正是张雪峰成功的关键，我估计我是全网第一个讲透的，这也得益于我对斯宾格勒文明季候论的研究。

所以做题家最该研究什么？其实不是选什么专业，选什么学校，也不该把时间精力全部用在做题上，做题家最该研究的，其实是他们生活的中国社会，只有把中国、中国人研究透，后面才能变现。在对真实中国社会的感知能力上，大部分985、211做题家可能还不如那些早早辍学，混迹于夜场的男模、果盘女。

这里我再补充一点，从张雪峰最后几年几乎癫狂的状态来看，他可能在编户齐民做题家的吹捧下真的以为自己是争取教育公平的斗士，当然这也可能是他炒作计划的一部份，但是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结果，结果就是他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甚至在舆论场上，他因为一些言论被禁言。

张雪峰去世后，做题家如丧考妣，纷纷怀念他，就如同他们怀念黄巢一样，在他们看来，社会失去了一位为寒门说话的勇士，信息渠道又要被门阀世家垄断了，所以让我们期待下一个收割者吧。下一个嘴里喊着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心理盘算着怎么变现的人正在路上，只不过他可能比张雪峰割的更狠，正如春秋消灭了贵族，隋唐消灭了门阀，越往后，原子化越彻底，编户齐民被坑的越惨。

原创不易，请各位有武德的土豪量力打赏，谢谢支持。

一是，我不说，就看看：

二是，总会有说几句！

三是，我在想的是，为何这些媒体都在宣传伊朗节节胜利的新闻，是因为朴素的“正义感”吗？

后来发现不是。

看新华社的报道才知道，伊朗开出的停战条件，原来包含审判反对伊朗的媒体。大家为了不被审判，或许只能报道伊朗的好消息，也只能支持伊朗了！（当然，我说的不一定对）

几个观点：

一是，底线，因为讽刺张雪峰的死亡，千万级别网红留几手被禁止关注。正能量媒体观察者网评论说，留几手，首先要留住底线。

我个人不喜欢留几手，尤其是不喜欢这种没有多少道德感的人，但说实话，这个底线的尔字在观察者网的点评里出现，我还是忍不住笑了！

二是，作为一个表达者，为了保证自己不在这浩瀚的声音里被淹没，我经常会停下来看看自己，就像是克氏所说的那般，要静静的聆听，要聆听自己。

因为这份聆听，我知道自己的底线起码有几个。

首先就是保证文字的真实，其次就是保证自己不去害人，最后就是一定要悲悯，同理，用善意看待人间。

看见没有，与我的价值观而言，文字的真实是放在第一位的。

三是，克氏还有一句话：

“为什么我们心理上会有依赖？很显然，是因为我们自身的不足、贫乏和空虚，因为我们自身极度孤独；而正是这种孤独、这种空虚、这种内心的极端贫乏和自我封闭，才使我们依赖他人、依赖知识、依赖财产、及其他很多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必要的东西。”

当下的网络如此分裂，人间如此复杂，其本质的原因就有这个因为匮乏从而导致依赖的缘由。

其次，就是缺乏了基本的正义与善，导致的是非不分。

柏拉图也说过一句话：“一个社会最大的危险，不是贫穷，战争或疾病，而是人对正义的漠视。”

四是，几十分钟前我拉黑并删除了一个在微信里近十年的人，这个人是我小镇为数不多的朋友。因为是发小，在ta被欺骗落难回归之后，我第一时间请其吃饭，尽管因为当时自己也陷入泥泞并没有给予多少金钱上的帮扶，但那份心是真挚的。

我觉得能第一时间不去避讳，而是愿意在寒冷的节点去站到一起，这份心是应该可以感受到的。

但很遗憾的是，在ta的价值观内，唯有用金钱帮助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这是ta的签名。当然，这些毒鸡汤我并不在意，我在意的是ta动辄批评攻击那些生活还算稳定的人，诸如，有一位发小携带家人到某个国家旅行，ta会毫不避讳的在人家评论区留言说一句，好幸福哦，有钱真好，不像我，没钱，只能在家里呆着等等阴阳怪气的语言。

在ta的这种心性下，肉眼可见朋友圈的流失，到我今日拉黑，已经算是很晚的了。

讲了这么多这个无聊的人，我在表达什么？

其实还是那个道理，当匮乏的你所依赖的外物是扭曲得时候，渐渐的其实自我的内里也开始变得扭曲。

这个扭曲是需要意识到的，是需要停下来静静聆听一下自我，校一下方向才往前走吧。

谢谢！

CDT编者按：该文为网友投稿，作者是“一位从外交部离职的人”。文章发布在微信公众号“马熊的野生牧场”，目前已不可见。

感谢大家对我离职道路的关注。我2021年本科毕业后进入魔法部。

2023年，我被调往驻塞内加尔使馆工作。2024年初我前妻因为忍受不了我的外派纪律要离婚，当时她在国内。但是因为我要在驻外使馆准备中非论坛，塞内加尔是共同主席国。领导就不让我回国去处理这个事儿，但是还要我把这个事儿必须快点处理好。结果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居然找出来了一个奇葩方案：离婚调解书离婚。离婚的话，一般就是离婚协议书、离婚判决书，但如果选择调解离婚是可以一样有法律效力的，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远程就能办的。也就是说我的前妻，我的高中学妹，也是我的大学学妹，我们就因为一个中非合作论坛就没有允许见最后一面，哪怕还有挽回的可能性。在领导的要求下，为了大局也算是见了眼界，开了个离婚调解书，把这段婚姻草草结束了，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前妻，我那位16岁时认识的。那位充满灵气的姑娘永远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给我留下的是无尽的痛苦。当时能回去吗？也能回去。但是领导的脸色，纪律的要求，让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远程离婚，是不是就是给我们这种人准备的。这种事太多了。

2025年12月，我发现很多同事三年多之前就已经正式提出辞职，但是因为在岗拖着到现在都还有无音讯，我提出了辞职，并且打算用辞退的方式离开这里。今年1月20号我就没有再上过班。根据公务员法第88条规定，15天连续旷工就是要被辞退了。但是呢干部司那边却一直告诉我没有辞退的先例。尽管在这之后我已经了解到很多很多个辞退的先例了。但是他们就是为了怕让我们的信息一致起来，一直跟我说需要研究，需要等待，需要处理。明明我都已经旷工了一两个月了，他们还是不给什么回复，我只要被辞退哪怕是给个处分呢。于是我急了。大概上上上个星期四，我利用起了我1万个小红书粉丝的资源。

这给他们的舆情公关造成了很大的困难。3月7号，在我父母的陪伴下，我和我的家人陪伴下和领导进行会谈。

会谈的过程中，我在部里找准时机，言语激烈，上演了全武行，高喊口号。爸妈、干部司领导、我司领导，都在那里。最后我们谈了谈。

我不求别的，我就求：15天已经没有来上班了，按照有关条款，按照规章制度把我辞退掉。我要被辞退。

当然，他们如果觉得我做的这些事儿太过了想开除我的话我也举双手欢迎。我只想离开。

第一， 我已经早超过了公务员法88条的标准，也就是说我已经旷工连续15天了，并且一年之内已经超过30天了，必须要辞退了。现在我已经两个月不上班了，我还是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我从年初一月就再也没来过单位一步。他们担心我之前处在焦虑状况下的医疗期。我也已经给自己按照他们的要求写了声明，并且还签了字，还按了手印，声明我不在医疗期。如果再不辞退我，他们这样做是不是违反公务员法和公务员辞退条例呢？我是不是在吃空饷？

第二， 我的门禁已经被锁了，我无法去食堂吃饭，然后我也进不了部里了，然后我的组织关系也已经被转移到调干了。但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状态。我是无状况无结论无权限的干部，流浪干部。

第三， 也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说你们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同志的？他们居然给西亚北非司开会，通过处里面进行传达给所有人，说我有精神病，少跟我接触，不要给自己惹麻烦，我精神有问题，这是对我极大的污名化。

a. 哪怕我真的精神有问题，这也是我的个人隐私。

b. 我到底哪里精神有问题，焦虑症、抑郁症、精神分裂双向能一样吗？这些领导们说我精神病有问题。我希望你能拿出证据，我是可以拿出证据，很多同事都向我反映，领导确实是开了这个会，并且他们愿意为我证明。还有什么大V干部，干部隐私在他们这里就是一张废纸。

第四，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3月10号干部司给我联系资源。让我去安定医院再看一下我一直看的那位医生，把精神问题看看能不能再调一调，有所缓解。因为他们主要还是想把我往精神病这个类别上归，正好我在旷工那一天还交了一个，我因为精神状态不好、焦虑就无法来履职的病例。

我的那位医生就跟我说他非常的难办，他问我是不是跟单位发生矛盾了，意思是单位想让我们强制非自愿住院。我想他怎么能知道我跟单位发生矛盾了的吗？这里面太蹊跷了。

我非常感激那位医生的医德，在这里，因为我怕影响他，我就不点他的名字了，安定果然是有真的在坚守医者仁心的大夫。他说：我认为你没什么问题了，但你懂的，你们那边的情况，我只能给你把你的情况写得轻一点。其实你现在好好吃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基础药物和正常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些都有录音为证。

还有一个事儿，我2024年之后因为工作状态很差，其实接触的情况就是一般的情况。然后我2025年回来的时候，其实是被安排到文秘的房间做一些文秘的工作。我觉得如果不按照事实来的情况进行排布那就不然的话就是要流氓了，我们来看一看到时候这个答案是怎么揭晓的。我有证据，有物证，有人证。

对了，我再提一句。我从塞内回国的时候，干部司的人批评我说你都离婚了还是10个月了，你还没有走出来吗？当时我真想扇他一巴掌。你离婚10个月了，你能走出来，那你牛逼，说明你是真没心没肺呀。

这两天被张雪峰的评论轰炸，一种是负面的，说得最多的是张雪峰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提供一种虚假的确定感；一种是正面的，认为张雪峰一定程度上帮助小地方的人抹平了信息差。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所以这篇不谈如何评价张雪峰，而是谈一个技术问题。

人民需要张雪峰，原因很简单：因为绝大多数中国学生，到了高三仍然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不仅是高中生，很多人大学毕业还是稀里糊涂的，甚至一辈子也没搞清楚这个问题就死了。学生如此，家长亦然。

这篇就不大而化之地谈社会环境了，只谈课程设置的问题，以加拿大安大略省为参照（我刚陪孩子过去读了两年多，知道一点点常识），有时候，用国际比较的视野，能够看得更清楚。

先说中学整体课程设置。

怎么才能让孩子认识自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未来想干什么？是跟他谈谈心就可以吗？

我碰到过几次，亲戚朋友的孩子报志愿的时候问我的建议，我问孩子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你喜欢干什么？每一个对回答都是“不知道”，我试图旁敲侧击大致知道一个答案，每一次都是失败告终。所以，这不是一个谈谈心就能解决的问题。

直接给出加拿大的答案：加拿大高中四年，每学期4门课，一年8门课，高一自选1门，然后高二高三自选科目逐渐增加，到了高四自选7门。

明白了吗？它不是简单给你说，你要认识自己，而是逼你做出选择。它用整整四年，通过逐渐增加自选科目，逼你认识自己，你选的每一门自选课，都是在认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了，到了高四，大多数学生上的课程都不一样（可选科目多达七八十门甚至超过一百门），未来的方向自然也各不相同。

它不是让你一周一个月作出选择，而是用四年来做选择，从每学期的每一个自选科目开始。认识自我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事情！你要短时间得出结论，怎么可能？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张雪峰也无法完成，他只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给你提供一种“确定感”，这种“确定感”当然是不可靠的，张雪峰又不是神仙。

再说教育职业规划课程。

说完整体说具体的课程设置。为什么大家要去问张雪峰？因为学校没有教啊！结论就这么简单。

按道理说，既然这件事这么重要，就应该设置专门的课程对不对？为什么不呢？

我知道，高考要报志愿了，学校也会有老师指导，但毕竟不专业啊，班主任又不是万能的，啥都知道啥都能干。

这方面加拿大有专门的教育职业规划课程，安省10年级（高二）有必修课GLC2O，课程分三个单元：自我评估与建立个人档案；研究职业信息与劳动力市场趋势；制定职业目标与个人财务规划。学校设置有专门的升学辅导员，给学生提供职业建议，包括升学信息等。

另外，正如前述，这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事情。所以安省还有一个叫IPP（Individual Pathways Plan，个人路径规划）的个人档案，所有7至12年级学生都必须建立一份个人路径规划，并且每学年至少修订两次。

整个IPP围绕四个问题展开：

我是谁？（Who am I?）——了解自己的兴趣、价值观、学习风格、个性特征。我的这些特质如何影响我的思维和行动？

我有哪些机会？（What are my opportunities?）——探索学校和社区里有哪些机会，包括课外活动、志愿服务、兼职工作；有哪些职业领域和具体职位值得了解。

我想成为谁/要去哪里？（Who do I want to become?）——基于前两个问题的探索，开始形成目标和方向，理解自己的价值观如何指导决策。

我的计划是什么？（What is my plan?）——制定具体的学习路径和行动步骤，包括选什么课、参加什么活动、毕业后走哪条路。

所以除了在10年级有专门的课程，还有一个长达6年的跟踪更新系统，帮我学生认识自我规划未来。

所以加拿大没有张雪峰。

好了，我大致说这么两点，就不进一步延展了，因为延展开来就没完没了。

我们经常说“认识自我”，“因材施教”，它不应该停留在口头，而是要体现在具体的课程设置当中。嘴上说得再好听，不拿出实际措施来，一点用都没有。

最后说一句：为什么会对张雪峰有两种评价？因为他满足了大多数人真实的需求，但是他又不可能真正满足这些需求，大家因为前者而对他表示满意，又因为后者而对他表示不满。

3月24日，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突发疾病去世的消息，同时冲上好几个微博热搜，至少出现了两个“爆”级别的词条。

这背后是网友们复杂的情绪。一位知名人士，刚四十出头，平日里看着挺有活力的，突然就传出这么“炸裂”的消息，令人震惊、唏嘘、不敢相信。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自省，重新打量自己的工作与生活。

微信群、朋友圈里，很多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惋惜的、批评的、开玩笑的，说什么的都有。

然而，我还是看到一些让人膈应的信息：疑似张雪峰的住院记录，包括清晰的电脑端截图，在不少微信群里传播，从中可以看到医院、科室、时间、姓名、年龄、病因等，一目了然。

如果这些信息是真的，显然属于张雪峰的个人隐私，岂能如此大肆公开传播？在一个人遭遇不幸的时候，这么做无论如何说不上“关心”吧？也已经明显触犯法律了吧？

如果这些信息是假的，那么问题其实也很严重：那是否为同名人的住院信息？当事人岂不是“躺枪”了？这些信息被套在“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身上，算不算传播谣言？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这些包括截图在内的信息是如何传播出来的？直白一点说，是谁截的图？是谁发到微信群里的？这恐怕违反了医院的管理规定，侵犯了患者权益。

作为医院的管理者，也应当提前预料到，特殊身份的患者到来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别的不说，一旦医院及科室的相关信息曝光，会不会引发一些粉丝或其他人去线下围观？会不会造成医院秩序的混乱？

此前，演员周海媚去世，其住院病历也曾被曝光。不少医院内部人员似乎还为此洋洋得意，觉得自己有岗位便利，有门路，乃至有“权力”。

诸多殷鉴在前，这也是值得管理者思考的问题。

对于普通网民来说，在这个信息爆炸、即时传播的“智能网络”时代，我们还是要努力达成一个网民应有的自我修养，不能踩了法律的红线、破坏了规则，还不自知。

无论是知名人士、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人，面对强大的网络舆论声势，其实都是弱小的。也正因此，我们如何围观一个名人，其实也决定着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权利、利益，乃至尊严。

不管怀着怎样的心情和心态围观这件事，最起码的群己边界、隐私意识和法律常识，还是要时刻在线。

这次，相关住院信息是真是假，涉事医院及其有关人员的责任，就无人问津吗？

欢迎关注：商务微信：13161688176

张雪峰的离世，让无数家庭怅然若失，扼腕叹息。

他们惋惜的，未必是张雪峰其人，而是“选对专业，一生安稳”的承诺。

可当“选对专业“等于“一生安稳”成了唯一信仰，教育就从滋养生命的土壤，变成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局。

但是，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好专业”，能保证职业生涯终身顺遂。

信息管理、市场营销、生物工程、旅游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翻译等等，这些曾被捧为“万金油”的专业，如今被众多高校集体撤销；

十年前热捧的服装设计、动画、广告，如今在一些名校悄然停招；

曾经的“铁饭碗”师范，基层教师月入不足四千，还要扛起安全责任与社会苛责。

曾被讥为“无用”的哲学、历史、中文，正悄然重回风口。

有AI大厂开出三万月薪，招聘“叙事设计师”“文化洞察分析师”，明确要求中文系、哲学系背景——不是要你写诗，是要你懂人。

机器能生成文字，却不懂复杂的人性；算法能推荐内容，却缺乏人文的温度。

当所有专业都在流动，今天最热的，明天可能就是被撤销的名单；今天最稳的岗位，明天可能被AI替代。

这不是偶然，是产业迭代的必然结果。

越是平民家庭，越不能只盯着眼前的“稳”。逼孩子放弃人文社科专业，一头扎进内心并不认同的领域，他们失去的可能是理解世界、定义自我、发挥创造潜能的可能性。

当所有专业都在流动，唯一不变的，是人本身。

真正的安全，从不是选了一个不会被淘汰的专业，而是拥有持续学习的韧性、面对不确定的勇气，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感知力。

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让你赢在起跑线，而是支撑一个人在漫长岁月中走得更远、更稳。

寻找那份更加深刻的意义，或许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终其一生去完成的真正答卷。

张雪峰的服务，或许能平衡某些信息差，看似能解燃眉之急，却也把教育简化成一场“摸专业”的算术题——选对了，就能上岸；选错了，就万劫不复。

他教人如何“赢在当下”，却不教人如何“活在未来”。

他给的更像是地图，而不是路。地图能告诉你哪条路最近，但走不走、怎么走和能否走通，最终得靠自己实践。

那些被张雪峰劝阻的“无用之学”，不是没用，是太深了——深到可能要花十余年，才能让你的孩子具备一种能力：在裁员潮里不慌，在AI取代岗位时还能写出一份别样的文案。

这种能力和素养，是当所有人都在卷的时候，孩子能真正地把一件事想明白、做到位。

你家孩子，或许没能赢在起跑线，但可能赢在人生的下半场。

这正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最硬的底气，一种不被世俗标价的能力。

张雪峰猝然离世，是他个人及其家庭的大不幸。

离开张雪峰这个“精神奶嘴”，孩子们未来或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能够活得更好、更有意义。

有些事情我希望是我干的。我一直在想：先在家里写文章录视频，等时机成熟，我也得出去到处跑跑，拍拍片子。

然后发现这事情别人已经干了，还干了五年了，而且他们干的和我想干的几乎一样。所以心情很复杂，又是佩服又是羡慕，还有些惭愧。

知道他们是前几天有好几个人发同一个视频给我，就是这条：

这条视频下面，几乎没有一个人反对给农民涨养老金。我自问算是道理讲得比较好的，但是道理讲得再好，也比不上影像的力量。看到这些老人，谁能忍心反对？谁能厚着脸皮说“农民没交社保”“农民有地”那样的胡话？

然后我知道这个号是两个年轻人做的：赵玉顺和袁贞贞。他们做了五年，跑了一千多村镇，采访拍摄了无数普通人，做了很多条视频。很多事情，就在于积累（就是那句说烂了的“长期主义”），我写农民养老金也就一年多，他们做了五年，而且坐而论道与起而行之完全不是一回事，外拍成本太高了。

然后我知道他们出了一本书，就是这本《看见中国村镇》，看封面特别像一本旅游书，其实内文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经常说我的表达主要针对农民和农民的孩子（视频给农民看，文字给农民的孩子看），这本书写的，就是农民和农民的孩子（农民工）。所以，我觉得，我跟他俩在干同样的事情。

这本书我看得很快，平常我看一本书要一周，这本书两天就看完了。这篇也不是书评，我不想概述这本书的内容，我只想谈谈我的共鸣：看这本书，我经常会停下来，想起一些过去的事情。

昨天我在同学群里打听一位叫“丁三”的同学的联系方式。因为这本书一开始玉顺就写到他爷爷奶奶的去世，分别是他读高二和大四的时候，“差一点，真的只差一点，他们疼爱的小孙子就能挣钱对他们好了。”

我想起有一年，我在东莞打工，有一天给堂姐打电话，她告诉我，我奶奶已经过世一个月了，家里没有告诉我，大概是觉得回去一趟不容易吧。我又是生气又是伤心，不知道跟谁说，我只有丁三在昆山的地址，我给他写信。我记得，边写信边流泪，把信纸都打湿了，我还在想：他会注意这是我流泪打湿的吧。所以看到这一段，我有点想他，我们已经好多年没联系了。

还有书里写坐火车的经历，站台上很多人在等待上车，不管列车员如何催促，所有人都一动不动，因为实在是挪不动了，最后列车员近乎吼叫地大喊道：“各位老乡，大家互相体谅一下，不只你们要回家，别人也要回家啊！”然后沉默之后人群又开始艰难地挪动起来，坐着的人把别人的行李也抱到了怀里……

这让我想起有一年从广东回四川过年，除夕才到成都，车站没有回乐山的车了，我在路边截了一辆满载的中巴，然后一路上都在接人，连司机的大腿上都坐了一个人，但没有一个人抱怨，车上洋溢着快乐的聊天声，熟悉不熟悉的人都在说话。那一年，我是晚上12点过到家的，打着一个火把，去不认识的农家要的。

还有一段，书中写到种玉米的大叔“在广东打工20多年，现在年龄大了，去打工没人要了，就只能在老家种地”。这个大叔跟我一样，都是在东莞打工，“搞那个玩具，都是出口到外国去的”。

2020年，离开20年之后，我第一次回到原来打工的那家工厂，已经倒闭了，墙上贴着遣散名单，里面很多工龄超过20年，最长的超过30年，这不是一代人的青春，而是半辈子都在这里了。

我在名单前站了好一会，看着他们的名字，入职日期、工资和工龄，我忍不住想：他来自哪里？他在这里做什么？他之后往哪儿去？看到这本书，我知道，他们中很多人又回到了地里，辛苦一年，一亩地一年挣不到1000元。

我摘一段书里的话吧：

从小学开始，教科书就教我们赞美农民伯伯，为他们的辛苦劳动鼓掌，却没有教会我们真正理解农民，理解一株玉米的生长节气。于是，赞美成了我们乃至农民自己都不知所云的空洞口号。在那些听上去浪漫、文艺的诗句里，乡村尽是一派山清水秀、田园牧歌的世外桃源景象。可对农民而言，山水没有诗意，田园没有牧歌，种地就是为了生存。只不过受制于表达能力和发声渠道，农民大多数时候都是失语的。

《看见中国村镇》第一章 生活：我们的村镇

在我看来，这就是最好的田野调查，呈现就好了，用常识常理常情说话就好了，那些所谓三农专家、教授博导的专著，在这本书面前，什么都不是。有些人在花纳税人的钱生产垃圾，有些人在花自己的钱做有价值的事情。

还有很多让我有感触的内容：去街上卖菜，丢了衣服和钱，呆坐半天不愿回家的奶奶；游鱼灯会路边等着一辆去广州的大巴，车上坐满了外出打工的乘客，有人掏出手机记录下这一年最后的春节影像；还有34岁已经打了18年工的表哥“哈弟”，他的愿望是“多挣钱，要买房”。

哈弟把挣的钱都寄回去给老爸老妈盖房。书里面这样写道：

哈弟的朋友圈背景图片是一辆他在路边拍到的白色家用小轿车的照片，但在拥有小轿车之前，他更想要的一辆能用来挣钱的小货车；而比小货车优先级更高的，是让父母住得舒服一些。

《看见中国村镇》 第四章 进城：从乡中村到城中村

在我眼里，这是最好的文字，而这样的文字不是坐在书斋中就能写得出来的。

“让被忽视的，得以被看见。”这句话是他们的自媒体号“遇真纪事”的简介，也写在这本书的扉页。看不见的苦就不是苦，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农民有地”，因为他们看不见“种地的苦”。看见也就是被承认，书里面砍甘蔗的姑娘，给作者说：“你们拍这个纪录片，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什么事情都得从“被看见”开始。

我也推荐大家去买一本，自己看或者送给己打过工种过地的父母。

一是支持，支持作者。他们做的事情比我难多了，我不想帮他们叫苦（我很清楚外拍的成本有多高），我只是想起书里面说，后来粉丝略有增长的时候，有博主感慨：“看来你们这个赛道不错啊！”这里把我看笑了，因为也有人这么说过我，“农民养老金这个赛道不错啊”。我一开始对“赛道”这个词感到别扭，后来想明白了，如果这真是一个“赛道”也行啊。有流量，能挣钱，有更多人参与，这是最好的事情。所以我特别想他们能挣钱，让更多人一起去拍农民和农民工，然后出书代言，过上好日子。

二是给自己一段柔软时光。我这几天一直在骂人，看这本书是难得的好时光。坚硬和粗粝是生存所需，我们不需要软弱，所以柔软对我们是奢侈的“享受”。

想起两句诗，一句是柏桦的“唯有旧日子带给我幸福”，还有一句我一直挂在我公号的简介（公号换了好多个，这句诗一直没变）：

“每逢回首往事，重温昔日的经历，当年的种种感觉，便又在心头渐次苏醒：喜怒哀乐一如既往，也同样惊恐不安，同样心烦意乱，同样想发一声长叹。”

我还想跟作者做一次直播访谈，有好多话题想跟他俩聊聊，不只是想聊他们拍过的人和事，在一个领域干了五年，他们对很多问题的判断我很想听听。但我之前没做过直播，担心没人参加：如果有人想看，麻烦留言说一下，人多的话我就去找他们去，谢谢。

3月24日，教育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张雪峰，因心源性猝死，经全力抢救无效在苏州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41岁。

就在两天前，他还在朋友圈打卡7公里的跑步记录，3月的跑步里程累计超70公里。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始终以精力充沛的形象出现在镜头前、直播间里的人，会以这样猝然的方式告别。

微博上有一句话道出了众人的心境：“富有戏剧色彩的人生，最终以决然而突兀的一击结束。无论对这个人观感如何，都不能不为命运之严酷森冷而战栗。”

张雪峰的离世引发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不止于命运的戏剧性，也因为他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考研名师或志愿规划师，而是当代中国教育焦虑的具象化符号，是千万普通家庭在升学、就业选择中紧紧抓住的一根“稻草”。

张雪峰的教育生涯起点是考研辅导。2016年，一段《七分钟解读34所985高校》的讲课视频在网上疯传，张雪峰用一口东北腔的普通话，把枯燥的大学介绍拆解成一个个段子，像说单口相声一样，这让他从一个普通的考研辅导老师变成了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网红名师”。

2020年后，张雪峰发掘了高考志愿填报的市场需求，完成了从考研名师到高考志愿规划师的身份转型，将纷繁芜杂的高考志愿选择简化为就业前景、收入预期、体制通道等几个清晰可判的硬指标，用接地气的话语为家长和学生答疑解惑。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高考录取模式日趋复杂、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逐年攀升的当下，对于那些出身普通、没有资源和背景的家庭而言，升学与专业选择就像一场没有地图的冒险。他们害怕孩子的高考分数被浪费，害怕孩子因选错专业而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这一背景下，张雪峰的实用主义选择逻辑与普通家庭的需求高度契合。

张雪峰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就是以就业、待遇、稳定性为核心导向进行选择，而非以个人兴趣、爱好、理想为出发点。在这套话语体系里，专业没有好坏之分，更多的是“有用”和“没用”之别：能考公、能进大厂、能拿高薪的专业就是好专业；而那些就业面窄、薪资水平低的冷门专业，就成了避之不及的“天坑”。张雪峰有时语不惊人死不休，例如，“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一定把他打晕”，“所有文科都是服务业，总结为一个舔字”……

这些话语看着非常简单粗暴，但深受一些家长欢迎。以就业为核心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社会本就有着浓厚的基因。

一百年前，夏丏尊就曾尖锐地指出：“在中国，什么都只是吃饭的工具，什么都实用，因之，就什么都浅薄。试就学校教育的现状看罢：坏的呢，教师目的但在地位、薪水，学生目的但在文凭资格；较好的呢，教师想把学生嵌入某种预定的铸型去，学生想怎样揣摩世尚毕业后去问世谋事。”

这番话放在当下的教育领域，依旧没有过时，实用主义的倾向从未消失：部分教师从事教育工作，更多的是为了稳定的地位和薪水，而非教书育人的初心；许多学生寒窗苦读，目标也只是一张大学文凭、一份体面的工作……

不可否认，张雪峰的实用主义在打破信息壁垒、帮助普通家庭避坑的同时，也有一些副作用。以功利的标准抹平了一切个人兴趣，抹除了人的独特性，将人当作社会分工中的一个“工具”进行按需分配，全然忽视了人的个性发展与社会的多元需求。

在这样的选择逻辑里，个人兴趣是家境优渥者的“奢侈品”，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资格谈“我想要”，只能接受“我不得不”，只能选择那些能赚钱、能稳定的专业，即便这个专业并非自己所爱；大学教育被窄化为就业的跳板，人生规划被抽空为一场关于投入与回报的精算，教育本该有的温度与多元性便在这套运算中消磨殆尽。

但其实，一个人倘若仅仅为了就业而读书，失去了兴趣作为内在驱动力，未必能在专业领域走得长远，更未必能做好真正的人生规划。

就像那些听从建议选择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在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后，迎来了行业的就业寒冬，只能在社交平台上悔不当初。

更值得深思的是，认清社会的现实价值体制，知晓教育的生存属性是一回事，但将这种极致的实用主义当作一种教育方法进行全面推广，又是另一回事。

就像夏丏尊批评的：“效率原是要顾的，但只顾效率，究竟是蠢事。青年为国家社会的生力军，如果不从根本上培养能力，凡事近视，贪浮浅的近利，一味袭蹈时下陋习，结果纵不至于‘一蟹不如一蟹’，亦止是一蟹仍如一蟹而已。国家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可说。”

极致的实用主义，不仅影响了教育领域和社会发展，也会深入到个体成长的层面，让个体在实用主义的导向下，逐渐走向优绩主义，陷入严重的自我压榨。

实用主义的核心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这种追求一旦走向极致，就会让个体不断用“效率”“成果”来要求自己，为了实现所谓的成功，不惜透支自己的身体和精力。

作为实用主义的倡导者，张雪峰也践行着这样的生存逻辑。他成功打造了庞大的教育商业帝国，名下关联10家企业，商业版图横跨教育、文旅、出版、直播带货甚至半导体领域。

他用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从寒门子弟到顶级富豪的阶层跃迁；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过上了连轴转的生活，经常通宵，忙碌时经常一天睡两三个小时。他的微博，曾多次发出“太累了”“好累”的感慨；即便如此，他也始终停不下来。2023年，他就因过度劳累出现胸闷心悸的症状，被医院强制住院休养；但在短暂的休息后，他又迅速重返高强度的工作岗位……直至这次悲剧发生。

张雪峰的走红，扎根于当下社会深厚的现实土壤——教育阶层跃升的通道逐渐收窄、升学就业的信息壁垒依旧厚重、当代学子的试错成本居高不下，是时代捧红了他；而由他推波助澜的实用主义之风，早已吹遍了教育领域的各个角落。

即便张雪峰不在了，这阵风也不会轻易停下。那些为孩子的志愿填报彻夜难眠的家长，那些为了就业而迷茫的学子，那些因信息差而在教育选择中步履维艰的普通家庭，依旧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方向”。

但无论如何，极端的实用主义终究不是真正的答案。将个体简化为利益的计算单元，将教育窄化为就业的预备工序，将人生压缩为可量化的投入产出表，看似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实则遮蔽了更丰富的人生可能性。

最终反噬的，也许正是那个信奉它的个体本身。迷茫依旧会在，选择依旧艰难，但认清现实局限的同时，也要记得为兴趣、热爱和那些无法被就业率衡量的价值留出一席之地。

文：魏春亮

噩耗还是传来，张雪峰去世了。

年仅41岁就去世，太年轻，太可惜了。

在一次直播中，张雪峰曾经说：

“有一天我死了，各大平台会有个热搜，叫‘张雪峰死了’。他可能成为一代人的回忆，就像刘德华、张学友是一代人的回忆，我希望能成为同学们，或者家长们一代人的回忆。”

他说，挣多少钱已经不重要了，能够帮到大家是最重要的。

有网友回他说“会的，你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念出网友的留言，哈哈大笑，此刻看起来却显得格外悲伤。

一语成谶，张雪峰的预测，再次应验。

这个晚上，关于他的热搜就没有断过，各方回应不断，各种消息满天飞，账号变灰，直播间询问……他的死，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确实已经成为一代人的回忆。

我不是张雪峰的粉丝，对他不少观点并不认同，甚至觉得有些话术有哗众取宠之嫌。可此刻看到他的讣告，我还是觉得，太可惜了。

无论你喜不喜欢他，都不得不承认：

在打破信息差这件事上，张雪峰做得比绝大多数教育者都多都好。

尤其是对于偏远地区和县中的孩子。

他们到了高三可能都不知道除了“裸分考”之外还有强基计划，不知道某些学校的王牌专业其实录取分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不知道如何避开择校和选专业的坑……

他们像被困在了一口井里，抬头只能看到头顶那一小片天。

张雪峰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往这口井里放了一根绳子。

他说话确实不好听。他会在直播里直接告诉家长：“如果我是家长，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会把他打晕，给他报个别的！”

他会毫不客气地戳破一些幻想：“家里没矿就别学这个专业。”

这些话听起来刺耳，甚至有点刻薄。

但问题是——他说的是实话。

这种话老师不会说，家长说不出，只有张雪峰，用那种略微刺耳的语调，一针一针地扎破那些虚妄的气球。

有人骂他功利，骂他吃着传播的饭却在砸着传播的锅，骂他把教育变成了纯粹的利益计算，骂他在制造焦虑。

可是，对于那些家里没有资源、没有人脉、甚至连一个上过大学的亲戚都没有的孩子来说，这些“功利”的信息，恰恰是他们最需要的。

你以为他们不想谈理想吗？不是的。是理想太贵了，他们买不起单。

张雪峰讲的那些东西，在精英家庭的父母眼里可能是常识，但对于偏远地区和县中的孩子来说，每一句话都是在帮他们省钱、省时间、省掉试错的成本。

我之前就说过，张雪峰的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平民立场。

还记得2017年在一个演说类节目中，谈到学历的重要性，张雪峰说，几乎所有的500强企业都说学历不重要，但他们不会去齐齐哈尔大学招聘，“他们说的都是假话。”

我看过张雪峰的很多视频，很多时候，他的状态是痛心疾首的、歇斯底里的。似乎每一句话里，都有一股浓浓的底层之怒，总有一种试图戳破幻象的怒气。

这个社会上，唱高调的多，何不食肉糜的多，说漂亮话的多，说场面话的多，但设身处地说大实话的少。

在这个意义上，张雪峰是一种稀缺资源。

也是因为这张嘴，他得罪了很多人。

我记得三年前的那个夏天，因为劝人不要报新闻专业，站在风口浪尖的张雪峰住进了医院，开始担心要被人搞了。

他戳破了太多温情面纱，触碰了固有圈层的规则，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他的声音在舆论场里，一直是刺耳的、不和谐的、让人不舒服的。

但恰恰是这种不舒服，才是他的珍贵之处。

一个健康的舆论场，不应该只有岁月静好，不应该只有“天道酬勤”的鸡汤。

总需要有人愿意站在那些最普通的、最没有话语权的孩子那边，替他们说一些不好听但有用的话。

我一直愿意舆论场里有张雪峰这个声部，我也很高兴地看到有张雪峰这样的过来人，戳破虚伪的迷障，教普通人家的孩子少走弯路。

不管你觉得他偏激也好、功利也好、甚至庸俗也好，你不得不承认——

他走了之后，那些困在信息茧房里的孩子和家庭，少了一个能够真正帮到他们的人。

我不是在为张雪峰立传，也没有必要把他神化。他有他的局限，有他的问题，有他的商业算计。

但我想说的是——

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他说了多少正确的话，而是看他帮了多少具体的人。

从这个角度说，张雪峰值得一声谢谢。

只是，他再也听不到了。

这几年，张雪峰一直承受着高强度的工作，总是喊累。

这次，他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歇一歇了。

只是我们这边，少了一个声部，少了一种声音。

这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PS：多说几句。

看到张雪峰3月22日的朋友圈截图，当天他还打卡7公里，本月累计跑了72公里。

那时候生龙活虎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过两天他的生命会猝然走到尽头。

死亡是随时会降临的节日，人不是到老了才会死的。

看到一篇文章说，去年张雪峰在直播中，说自己一年飞300多次，睡眠不足5小时，做直播到凌晨2点。

人固然要奋斗、要拼搏、要努力，但也要适当地放过自己，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

学会让自己松弛下来，可能是奋斗之外另一门我们需要补上的课。

愿大家都能身心舒畅，长命百岁。

——The  End——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没有什么职业是可以绝对信任的

四川籍的15岁女生小君，跟着母亲在福建霞浦县牙城镇开店。

可能是失教，她有些坏毛病。因为打架，她和母亲被教导员李某叫到派出所。

一个小时后，李某让其母亲先回家，单独留下小君。

虽然有个国家没有律师必须在场的规定，甚至律师都被排除会见，但对未成年人还是有些特殊规定，比如审女性必须有女警、未成年人必有家长、审案要两人。

但这一切，在此刻都形同虚设。

2025年6月16日，母亲离开后，迎接小君的是教导员李某的猥亵。

其以小君所涉案件可能被拘留为由胁迫，抚摸小君胸部、生殖器侵入口腔并抽插、射精。

小君回家后情绪失控，四次离家出走、拉黑了家人，独自跑到安徽、江西等省，甚至拿刀划伤手臂。

李某此间做了什么？

他跑到女孩家里威胁……

一个打架的未成年人被孤身关进派出所，而一个猥亵未成年人的教导员可以大摇大摆到受害者家里威胁？？？

小君母亲不得已带她回了老家。

一身伤痕。

这法律究竟为谁而设？

这个群体的某些人，究竟还值不值得党和人民信任？

要知道，当小君告诉父母自己在派出所的遭遇时，他们都不敢相信身为警察的教导员李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发生了这种事，李某最终未能得到庇护，于今年3月16日被判2年9个月。

这是正义吗？

这是对全体众人的又一次精神「猥亵」！

对此判决，小君父亲准备申请抗诉。

我也请求检察院抗诉！

口罩年间，上海有个奶茶店老板娘为交房租保住自己的店，开大尺度直播被判3年。

是的，一位走投无路的小老板开色情直播判3年。

2023 年 11 月，一位写小黄文的作者李鑫被判10年。

2026年，一头将生殖器侵入未成年人口腔的教导员被判2年9个月。

你说执法公正，谁信呢？

有人说他办案时挨过刀。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哪怕是辩证大法，也不能直接抵消吧。在一国，有资格功过能相抵的，也需要身份，不是所有人都能相抵的。

否则，我父亲交了一辈子公粮，现在是不是可以享受离休待遇了？

回顾此案，很明显，小君母亲可能不太懂法律，更可能太信任某个职业了。

我们家传编辑部的安全培训中有一条：任何年纪的男人都是男人。

同样，任何职业的男人，也都是男人，无论它披着什么皮。可惜，教育从来都让我们绝对信任，而不像国外的教育让人对官员保持警惕，导致我们都成了易骗体质。事实证明，不管面对士农工商的哪一种，都要保持思考。

该对一些职业祛魅了……

家传编辑部

Family Biography

家传是国内首家专注家庭记忆与个体生命史的专业采写机构。

内承《史记》列传，外鉴欧美家史，团队具有调查记者、高校研究员背景，拥有家庭记忆与历史背景、专业理论融合研究、写作的成熟经验。通过上门深度对话，梳理代际脉络和家风演变，还原个体选择与时代变迁的互动关系。

目前已为10个国家、国内20余省300余个家庭完成家传写作，作品被图书馆和高校收藏。同时为央企、上市公司及地方政府提供创业史、地方志撰写服务。

家传APP提供免费影像志建档与云端存储服务，并与高校合作开展数字人文项目，共建家传博物馆、家风研究院，获局委正向批示。

美团APP私自删除用户相册照片，一场关乎手机隐私安全的风波，瞬间引爆全网舆论。

3月24日，“美团删照片”话题突然冲上各大社交平台热搜，大批安卓用户站出来发声，控诉自己手机里的相册被莫名清空。本该用来点外卖、查团购的APP，竟悄悄动了用户的私人照片，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瞬间点燃了大众对个人数据安全的焦虑。

面对舆论热议，美团客服及官方PR第一时间发声回应，给受损用户和公众吃下定心丸。

美团客服明确表示，这次APP异常并非平台主动越权操作，也不涉及用户信息泄露，初步判定为第三方插件冲突引发的系统故障。平台已第一时间启动技术排查，关停异常插件、修复系统漏洞，严防更多用户受影响。针对用户损失，美团官方也通过红星资本局等财经媒体发布致歉声明，承诺承担受影响用户全部合理损失，涵盖数据恢复费、维权成本等，同时全面复盘权限管理机制，收紧存储权限管控，杜绝同类问题复发。

这场风波并非24号才突然冒出来的。早在前几天，就陆续有用户在社交平台发帖：正用着美团，手机突然弹出一条提示—— “美团正在删除图片和视频”，想拦都拦不住。有人看着自己攒了六年的504G照片、视频，就这么在眼前一点一点消失，怎么都止不住。更扎心的是，有些勉强恢复的文件也出现损坏、无法打开的情况，留下无法挽回的遗憾。

这些原本零散的帖子，慢慢被顶到一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翻自己的手机日志，结果发现：被删的不止一个人。华为、小米、荣耀、iQOO…… 各个品牌的安卓手机，都有中招的。有人明明只给了美团基础的存储权限，压根没开过编辑或删除，照样被删。

好在此次异常仅针对本地相册文件，未出现账号、支付数据泄露。截至发稿，美团技术团队仍在跟进善后，针对照片无法恢复的用户，专属补偿方案也在同步制定中。

这场删照风波虽有了官方回应和解决方案，但用户对平台权限监管、隐私保护的担忧并未消散。对于手握海量用户数据的互联网平台来说，手机本地数据的合规边界，再次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

“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关键人物谢某某（即“梅姨”）终于落网，她对参与贩卖儿童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这起案件始于2003年至2005年，张维平团伙在广州增城、惠州博罗等地拐卖9名男童，通过“梅姨”作为中间人联系买家。

尽管主犯张维平已于2023年被执行死刑，但“梅姨”的长期在逃让正义链条残缺不全。

如今她的归案，标志着一个跨越二十余年的罪恶闭环终于合拢。

“梅姨”最令人不寒而栗之处，并非其犯罪规模，而是她可能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个“坏人”。

有专家分析，“梅姨”‌有可能认为自己在做某种好事‌。

她以“红娘”身份活动，既介绍对象也“介绍抱养”，在熟人社会中建立起热心助人的形象。

她将自己定位为“送子观音”，认为被拐家庭“还能再生”，而买方家庭“更需要孩子”，从而把罪恶交易行为视为“成人之美” 。

她或许深信“孩子是张维平拐的，我只是介绍买家”，或辩称“被拐家庭太穷，卖了是给孩子更好生活”，甚至将佣金视为合理劳务费。

这种心理扭曲让她隐匿身份超过二十年，乃至与男友同居三年仍自我隐瞒——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她早已内化了那个“行善者”的身份。

她用“民间抱养传统”“农村普遍做法”等借口模糊道德边界，并强化侥幸心理，加深对自身行为的合理化解释：“如果我真错了，早被抓了”。

通过道德解离，她将儿童物化为交易标的，将买家需求合理化，从而切割行为与道德责任的关联。

最终，恶行被日常化，她成了自己谎言的囚徒。这种“善恶同体”的身份，竟然使之能在二十年间安然自处。

社会环境的默许进一步催化这种恶的滋生。“梅姨”活跃的2000年代初，农村“收养黑市”形成完整生态，买方需求被“传宗接代”旧观念合理化，中间人则借“民间互助”之名消解罪恶感。

当犯罪行为被社会认知偏差包裹为“灰色服务”，集体道德盲视便成为罪恶温床。

这种将恶行扭曲为功德的认知模式，并非孤例，而是人性在利益与道德夹缝中的危险平衡术——

它让普通人无需背负罪恶感即可实施重罪，这正是汉娜·阿伦特警示的“平庸之恶”的现实映照。

“梅姨”的心理防御机制具有惊人的普适性，更可怕的是，这种机制在社会中高度可复制。它不是孤例，而是潜伏在无数人的无数“微小选择”里——

在职场中默许数据造假、学术中默许代写、商业中默许虚假宣传，以“行业潜规则”“生存压力”为盾牌，使自身沦为精致利己主义者。

真正的恶，从不喧嚣。它藏在每一个“我只是照做”的沉默里，藏在每一次“别人也这样”的自我安慰中。

在庞大系统中，个体只负责微小环节，无法感知整体后果，从而丧失道德重量感。

“平庸之恶”的共同点是：‌看似没有恶意，却有后果；看似没有暴行，却有共谋‌。

“梅姨”作为“介绍人”，或许从未直面被拐家庭的心碎：申军良的儿子被拐走时仅一岁，父母因悲痛精神崩溃，多年寻子耗尽家产。

类似地，职场造假可能导致企业倒闭、员工失业；学术代写侵蚀教育公平；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权益。

当个体放弃判断，将道德决策让渡给体制系统，罪责便在层级与流程中被稀释。

从纳粹军官艾希曼，到拐卖中间人“梅姨”，历史反复验证：最大的恶，往往诞生于普通人停止思考的那一刻。

今天，算法管理、组织指令、规则规训、群体压力同样可能成为责任逃避的掩体——

算法推荐下的责任推诿、网络跟风施暴、职场机械执行、官僚流程化作恶、公共事件中集体沉默。

其中的“恶”被日常化、中性化，责任被分散至无数“无思者”之中，最终导致社会道德底线集体溃堤。

但‌人始终是道德行动的主体‌。无论系统如何复杂，执行者仍握有最低限度的选择权：服从或拒绝。

法律与伦理从不豁免“不知情的服从”，尤其当行为明显违背基本人性。真正的责任意识，是在规则之外保有对善恶的敏感与反思能力。

抵抗恶的复制，需在每一次选择前重建行为与后果的联结，而思考原本可构成对系统之恶的抗体。

“梅姨”的可怕，不在于她有多狡猾，而是我们很多时候太像她的某一面——在模糊的道德边界中，用“善意”包装冷酷，用“传统”消解责任。

“梅姨”案的终极价值，不在于案件彻底告破，而在于它迫使我们直面一个现代性困境——

‌当社会鼓励“不惹事”“别较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时，每一个沉默的旁观者，都是平庸之恶的共谋。

01

看标题，大家应该已经知道我想说什么了。

这么印度的新闻，你很难想象会发生在我们这个法律昌明的社会，更难想象会发生在派出所里面。

事发于2025年6月16日，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牙城镇。

小君（化名）因殴打他人一案，在母亲的陪同下，去了牙城镇派出所。

这成了噩梦的开始。

其间，该派出所教导员李某，在派出所办公室内，以办案为由支开15岁女孩的母亲，对这名未成年人实施了强制猥亵。

法院的判决书还原了事发经过，除了“色胆包天”“令人发指”之外，我找不出什么语言来表达我的愤怒。

然而，即使证据确凿，这名施暴的执法者，也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

02

这样的判决，真的做到了“罚当其罪”吗？

我在《大河报》的报道中，找到了霞浦县法院的判决依据：

霞浦县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以胁迫手段强制猥亵他人，已构成强制猥亵罪。被告人李某犯罪对象为未成年人，可酌情从重处罚；系利用职便实施犯罪，可酌情从重处罚；猥亵手段恶劣，可酌情从重处罚；承认指控的犯罪，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轻处罚。

我又去查了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关于“强制猥亵、侮辱罪”的规定：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猥亵儿童罪】猥亵儿童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

（二）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

（三）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四）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可以看出来，五年是一个分水岭。

而从目前披露的判决来看，霞浦县法院认定了三个从重处罚情节：

侵害未成年人；

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

猥亵手段恶劣。

也就是说，即使从重处罚的情节，也是在五年期内从重的。但与此同时，法院也以被告人“认罪认罚”为由，认定了从轻情节。

正是在这样的权衡后，法院在五年以下的量刑区间内，酌情判处了二年九个月的刑期。

03

按理说，这个判决结果也并非全无道理，但为什么判决一出，却全网哗然呢？为什么这个判决，和绝大多数人心中的朴素正义，出现了如此难以逾越的鸿沟呢？

或者说，本案为什么没有认定有“其他恶劣情节的”情形，从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呢？

还是得看《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

实施侵害的只有李某，所以并不存在“聚众”；

李某实施侵害时，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很难被纳入“公共场所当众”的范畴；

我国刑法中儿童的年龄标准为不满 14 周岁，被侵害的小君已经是15周岁，虽然是未成年，但不符合“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猥亵儿童”的要求。

唯一可以加重处罚的，就只剩下“其他恶劣情节”这一规定了。但目前也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将“执法者利用职权，在执法场所内猥亵未成年人”这一行为，明确纳入升格量刑的范围。

所以，根据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霞浦县法院就是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本地一个派出所的教导员从轻处罚。

但这严重挑战了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朴素正义观——执法者犯法，本就该罪加一等。

在我看来，这位教导员李某，至少有三点恶劣影响，是所谓“认罪认罚”无法抵消的。

04

第一点，也是最直接的，是对未成年人不可逆的终身伤害。

被侵害的小君是年仅15岁的未成年人，正处在价值观形成、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在本该最安全的派出所，被本该守护她的警察猥亵，这种创伤是终身的。

而根据家属的说法，案发后女孩经常做噩梦，多次自残，甚至现在还离家出走了。这样的终身创伤，只换来了施暴者两年九个月的刑期，有这么便宜的事吗？

第二点，执法犯法、职权滥用的主观恶性。

我查了一下什么是“教导员”，这可是派出所的政治领导，是政工一把手，管思想、队伍、纪律、党建、内务等。也就是说，这个李某，本职工作就是维护执法队伍的纪律作风，就是监督执法者守住法律底线。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强制猥亵未成年人意味着什么，也比任何人都明白，询问未成年人必须有法定监护人在场的刚性规定。可他偏偏主动突破了法律与职业的双重底线，把国家赋予的执法权，变成了实施犯罪的便利条件，这是典型的职权滥用，这是对法律的公然亵渎。

这种知法犯法、职权滥用的恶，比一般人违法犯罪的恶，要深重得多的多。

第三点，也是更深刻的恶劣影响，就是他威胁到了人们对派出所的信任。

我相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派出所，是人们遇到危险时，第一时间想到要求助的安全港湾。派出所就意味着安全，进了派出所，就意味着有了安全保障。人们对派出所有着天然的安全信任。

但现在，一个派出所的领导，在派出所内，猥亵了一个未成年少女。执法者成了罪犯，派出所成了施暴的密室，李某伤害的不只是一个15岁的女孩，更是全社会对执法机关和执法场所的信任。当普通人开始怀疑“如果派出所都不安全，我们还能相信谁”，这种对公信力的击穿，社会危害性，远非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可比。

法治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它落实在执法者的每一次执法过程之中。一次执法者知法犯法所带来的信任危机，不知道需要几百次、几千次公正执法才能修复。

这么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难道还不算“情节恶劣”吗？就凭对这份信任感的摧毁，判个五年以上，也不冤枉吧？

退一万步讲，就算不能够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就算在五年内量刑，也可以“顶格严处”，判个三年九个月，或者四年十一个月，对吧？

一个同时具备“侵害未成年人、利用职权、执法场所作案、手段恶劣”多个从重情节的案件，仅仅因为“认罪认罚”，就可以只在五年以下的区间内考量，判处不足三年的刑期吗？

哪怕最终维持原判，那也请用清晰、公开、专业的方式，向全社会讲透判决的法律依据，把从重情节和从轻情节的量刑权重讲清楚，把量刑的逻辑掰开揉碎了说给公众听。

正义不仅要实现，更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至于现在的两年九个月的刑期，我要大声说，我不服！

——The  End——

这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个话题，去年暑假回四川，赫然发现到处都是槟榔的售架和广告牌，包括我姐的那个杂货店。

问我姐，她说她也知道槟榔有害，一开始不卖，但光摆放槟榔架每个月就有一两百元陈列费，看似不多，但在小地方已很有诱惑力，而且大家都在卖，她也卖了。

这个春节再回四川，卖槟榔的地方更多了。不仅四川，大年初四去陕西，一下火车，迎面就是偌大一个商店招牌上的槟榔广告。

相比县城，大城市没那么触目惊心，但同样也在随风潜入。在成都，我和朋友去看《镖人》，一进去就发现影厅被槟榔品牌冠名了。

当时我就感慨：我是绕不开了是吧？

我在小红书发了一条，有一千多条留言，从反馈看，从湖南海南，到长三角珠三角，再到中西部省份，槟榔已遍地开花。

一个常识是：槟榔的危害与烟草大麻相比不遑多让，贴个Gemini的对比总结（图片如果太小看不清楚，可以点击看大图）。

如上图所示，在致癌性、成瘾性、致死率和器官特异性损害上，槟榔都处于烟草同一个级别，高于很多人“谈毒色变”的大麻。也就是说，从社会管制的角度看，这三者应处于同一级别。

对于这类成瘾性物品，一般说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管制手段：1、重税；2、包装警示；3、限制售卖；4、禁止广告宣传。

顺便说一句，我在加拿大能够成功戒烟，就是拜管制所赐，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几乎看不到卖烟的（除非我主动去找）。网上很多人嘲笑加拿大的大麻合法化政策，实际上加拿大对大麻的管制比烟草更严格。作为中国人，与其嘲笑“加麻大”，不如把视线收一收，看向身边正在泛滥的槟榔。

然而，上述几点最常用的管制手段在槟榔上面都失灵了。

1、税收：烟草属于成瘾性有害消费品，一包烟有一大半是税，但槟榔只是深加工农产品，适用的是13%的增值税率，与薯片口香糖属于同一级别，只有烟草的五分之一。

2、包装：回头看第一张图，你能看到任何警示语和感到恶心的图案吗？实际上，在袋子最下面，只有一行很不醒目的警示语。

3、售卖：一般摆放在收银台旁边最醒目最方便的位置，占据了原来香烟和口香糖的位置。

4、广告：不仅有铺天盖地的店招广告和相对隐秘的影厅冠名，这两年还冠名了各种民俗活动（龙舟赛龙虾节）以及电竞赛事等，与“提神”、“解压”、“勇敢”和“社交利器”等正面词汇关联。

何以如此？一句话总结：因为相关政府部门都是把槟榔“踢出去”而不是“管起来”。

2020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修订《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将“食用槟榔”踢出食品目录。槟榔不是食品就不受《食品安全法》的约束，地方监管部门面临“无法可依”的窘境，而生产端则被部分省份视为“地方特色农产品”。这本质上是一种监管降级。

2021年，广电总局发布禁令，“停止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宣传推销槟榔及其制品”，但这一禁令并未覆盖线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将巨额预算投入到前述超市招牌、影厅冠名和线下活动上。对监管部门而言，缺乏类似《烟草专卖法》中对线下广告的强制性全面禁止条款，也就“师出无名”。

对于农业农村部和地方政府来说，这叫产业，涉及农户和企业的利益，保护还来不及，怎么会管制？

唯一有动力的卫健委，毕竟看病要花钱（医保支出负担），又没有执法权，无法直接查处生产销售。

说到这里，我想我大致回答了为什么槟榔现在能够四处蔓延？因为政府不管，企业必然会钻空子。原因复杂吗？一点不复杂。这就是槟榔这几年北上西进，攻城略地，战无不胜的原因。

对于槟榔泛滥媒体并不关心，县城平常就不在媒体视线范围内，这个春节，很多媒体关注“量贩零食卷向县城”，这是商业新动向，而对槟榔毫无兴趣。这次两会，这么多代表委员，就我视野所及，没有一位关注槟榔问题——之前地方两会倒是有看到，内容是如何大力发展地方槟榔产业。

这么严重的问题并没有引起重视，中国就是这样，对真正重要的事情熟视无睹，对鸡毛蒜皮的事情激动得不得了，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最后说一句：前面说到的四种管制手段，我并不认为重税是最有效的治理手段，参考烟草的前车之鉴，一旦课以重税可能反而让槟榔迎来最大利好，因为政府财税收入才是产业发展最有力的发动机。真要治理，把包装、销售和广告先管起来吧，这是治理成本最低，效果最显著的手段，这也是我为什么从目光所及写起的原因。

再说一句：不要不该管的积极得不得了（比如一个脱口秀演员说了啥和一个自媒体博主写了啥），应该管的撒手不管听之任之（比如科学公认有严重危害性的烟草和槟榔），何以厚此薄彼如此？

PS：昨天我是自寻死路，但不写我自己这关又过不去。请帮忙转发推荐这个新号，并关注下面几个备用号。旧文请微信搜索“知识星球”小程序关注“往事与随想”。

近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篇题为《身体技术视角下的幼儿园如厕实践研究》在网络上引起争议。

论文中详细描述了男女童如厕时的具体姿势与过程，引发公众对该研究是否尊重儿童隐私、是否履行知情同意程序的质疑。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上海市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雄认为，该研究在伦理层面存在明显缺失，应该明确在文中体现获得第一监护人（父母）的知情同意。

“如厕训练研究属于应用行为分析或儿童发展学的重要课题。但重点应放在数据、干预防御和伦理对齐上，而非对排泄物或儿童身体反应的过度文学化渲染。”杨雄说。

社科院副研究员53次田野观察，调研幼儿园如厕问题

新京报记者查阅发现，该论文中出现“女孩头朝下、高抬臀部半站着小便……”“女孩小便，臀部抬高，低头向后向上看，紧紧盯住小便的方向……”等描述。

对于男女童如厕的细节描写，不少网友认为尺度大、没必要、过于露骨。同时，也有人质疑，该研究是否得到儿童第一监护人父母的同意，是否符合期刊文章的伦理要求。

该论文于2025年1月发表，作者范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性别社会学研究室的副研究员。范譞在论文中提到，2016年至2020年间，他在北京、甘肃、河北、广西多地幼儿园进行了53次田野观察，累计形成观察笔记约30万字。

论文以法国社会学家莫斯的“身体技术”理论为基础，分析儿童如何习得如厕技术、保育老师的情感监督如何发挥作用，以及“男孩站着、女孩蹲着”的如厕方式如何成为幼儿园性别秩序的重要内容。

作者在文中探究，儿童在幼儿园集体生活中如何掌握如厕这一复杂身体技术，包括其中遇到的困难、冲突、习得方式的特殊性，以及如厕技术如何体现并传递性别规范等。

对于伦理方面的问题，范譞在论文中写明，由于如厕涉及儿童的隐私，他对研究采取严格的伦理要求。其中包括：将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向幼儿园负责人和班级老师进行详细解释，得到其理解和支持；保证所有的观察只在有老师在场的情况下才进行，避免单独观察涉及儿童隐私的场景；保证不接触儿童的身体。

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文中并没有提到得到第一监护人父母和儿童本人同意的相关表述。

据了解，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属于C刊（CSSCI来源期刊）。3月20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删除了该篇文章，但文章仍可在知网检索到。

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受争议的论文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身体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21ASH002)，同为此基金资助的论文还有《性别初萌之时：幼儿园性别社会化中的性别认同》与《儿童情感社会化的性别维度——一项幼儿园师生情感互动研究》。

在另两篇论文中，范譞分别阐述了幼儿园的教学、保育目标和日常生活逻辑以及幼儿园互动中的各种负面情感，对儿童性别认同生成有重大作用；幼儿园性别化情感规则等问题和观点。

一位接近范譞的朋友表示，范譞并不像网友想象的那样，是被误解了。新京报记者多次试图联系范譞，希望能够采访，均被拒绝。

涉及学龄前儿童的调研，必须征得第一监护人同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春期与婚恋教育专家陈一筠指出，如厕行为属于个人隐私范畴，无论对成年人还是儿童，均不应在公共空间中被过度观察或描述。针对论文中未提及家长知情同意的做法，陈一筠认为这是研究伦理的重大疏漏。“研究者若要开展此类研究，必须征得第一监护人父母及儿童本人的知情同意，并在论文中明确体现。”陈一筠说。

一位高校传播学者同样认为，这篇论文的内容过于敏感，不适宜让幼儿园代替孩子的法定监护人代为同意。“监护人将孩子送到幼儿园，是有预期保育员等身份的人有可能观察并教导孩子如厕，但监护人并不会预期自己孩子成为一个研究者的观察对象。这意味着幼儿园的同意，是一个无权者的授权，也就是无效授权。”

该学者表示，目前人类学、社会学、纪录片制作者已经不止于“知情同意”这个简单要求，他们会考虑被拍摄者和被观察者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考虑到被公开后的结果，是否应该充分地将可能的后果也告诉他们。还会考虑当自己拍摄完成、研究完成之后离开，会给被观察者带来什么。“对于整个学术界来说，这些关于伦理的反思都是很宝贵的。”

2023年，包括中国社科院在内十部门印发《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通知，其中提到，涉及以人为研究参与者的科技活动，包括以人为测试、调查、观察等研究活动的对象，以及利用人类生物样本、个人信息数据等的科技活动，需要进行科技伦理审查。

涉及以人为研究参与者的科技活动，个人隐私数据等信息处理应符合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规定，对脆弱人群应给予特殊保护；所提供的知情同意书应内容完整、风险告知客观充分、表述清晰易懂，获取个人知情同意的方式和过程应合规恰当。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上海市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雄认为，根据国内外通用科研伦理准则，未成年人在法律、伦理上被定义为“脆弱人群”，对于涉及3-6岁幼儿研究，第一监护人知情同意是强制性要求。

研究者须向父母详细说明研究目的、流程、可能涉及的风险（包括隐私暴露风险），并由父母签署书面的知情同意书。其中需明确告知“研究者将在班级进行观察并记录幼儿如厕行为，记录方式包括田野笔记/影像/录音”。即便家长最初同意，在研究过程中如果家长感到不适，有权随时要求删除其孩子的数据并退出研究。在观察前或观察中，研究者应以儿童能理解语言征得孩子的口头同意。若孩子表现出抗拒，研究者应立即停止对该儿童的观察。

“虽然在实际操作中，进入幼儿园做田野很难做到让每个家长都签复杂的同意书，但发表时标准应远高于调研时标准。作为正式的学术论文发表，缺少父母知情同意这一项，在任何正规的核心期刊中，都会成为直接被拒稿或被指责学术研究规范硬伤。”杨雄说。

对于论文中细致的描写，陈一筠认为不妥当且没有必要。她认为，研究者可以描述如厕习惯不佳可能导致的问题，如弄脏裤子或摔倒，但不必写到“把身体抬高”“盯着小便方向”这类细节。

陈一筠表示，如厕问题若为普遍现象，则应从设施改善与家庭教育入手，而非停留在细节描写上。“研究者在涉及性器官或私密行为时，应避免使用过于直白的语言，尤其是在面向未成年人时，更应注重表达方式与教育场景的适宜性。”陈一筠说。

杨雄认为，文中的部分内容涉及过度描写，违反了“伤害最小化”与“隐私保护”原则，不符合当代学术伦理对弱势群体研究的要求。在涉及幼儿如厕、排泄等高度私密、带有强烈身体边界感的行为时，研究者应保持敏感与克制。

“如厕训练研究属于应用行为分析或儿童发展学的重要课题。在国际上，研究者虽然讨论如厕，但重点应放在数据、干预防御和伦理对齐上，而非对排泄物或儿童身体反应的过度文学化渲染。”杨雄说。

此外，杨雄认为，该文章若想达到规范的学术标准，不仅需要在文中补充说明“已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XXX）”以及“已获得所有参与幼儿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还需在写作上对敏感场景描写，进行脱敏处理或理论升华，而非停留在表面的露骨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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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者按：该文来自知乎网友“马修”对提问“如何评价勇哥说餐饮？”的回复。

勇哥餐饮创业说，真名梁朝勇，四川抖音创作者，专注餐饮创业领域内容创作。他自称在成都建设路有十几家小吃店，日常工作是在抖音直播间与餐饮创业者连麦，帮他们分析项目利弊。

他的直播有一套标志性流程：先让店主360°转一圈"拍门口环境，再快速计算客单价、房租、人工和盈亏。如果判断没有希望，就直接劝对方关店止损。他说话风格极其直接，被称为"餐饮老板们最严厉的导师"，也有人叫他"创业劝退师"。他的招牌动作包括眉头紧拧、抄起锣鼓敲打、抱起氧气瓶猛吸等，遇到特别离谱的案例会脱口而出"我滴妈"。

他总结出了一些广为传播的概念，比如"中年破产四件套"——奶茶、汉堡、咖啡和烘焙。他的直播内容大量揭露了"快招公司"（快速招商公司）的诈骗套路——这些公司以短期包装虚构品牌、虚假承诺扶持政策等手段吸引加盟商，收完加盟费后就不管不问，导致无数普通人血本无归。

2024年9月他获评"年度影响力IP"，2025年9月再次获此荣誉。2025年12月因连麦点评"哪吒仙饮"品牌爆火出圈，在知乎相关问题的浏览量超过9300万。他的直播间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社会关注，是因为它无意中撕开了中国互联网的信息茧房——让主流互联网用户看到了那些被算法过滤掉的底层创业失败者的真实处境。这些人的苦难缺乏"观赏性"，平时完全不被算法推送，勇哥的直播间成了让这两个平行世界短暂重叠的窗口。

中国有超过10亿网民，但其中至少有六七亿人的声音，在主流互联网语境里接近于不存在。当我们谈论中国的互联网时，我们其实只谈论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那个被算法精选、被资本青睐、被广告主追捧的部分。

这是算法逻辑的必然结果。平台要最大化用户时长和广告变现，就必须把人关在最能黏住他们的内容茧房里。而黏住下沉用户最有效的方式，往往是情绪化、低门槛、强代入、即时满足的内容；黏住所谓主流用户则是焦虑驱动、精致生活、知识焦虑、身份认同类内容。

当我妈还在刷奶奶级养生操的同一时间，我在知乎写下第862篇文章。而勇哥的直播间，是第三个世界，是一个由失业、村镇、房贷、加盟陷阱和一夜血亏构成的，很多人正在经历，却从不被我们的互联网承认的世界。

勇哥坐在镜头前，一遍遍问："你毛利率多少？日营业额多少？房租多少？"

那些回答的人，口音千奇百怪，逻辑乱七八糟，却还是被听见了，哪怕只是作为他人口中的"神人"和案例。

勇哥的脸经常怼在镜头前，他没有什么表情，像个疲惫的急诊室大夫。每天晚上，无数个成年男女排着队连麦。他们把积攒了半辈子的钱扔进一个奇怪的地方。勇哥看一眼韭菜的成色，报出一个数字。那是他们还要继续亏损的数目。

勇哥问他们房租。一万二。勇哥又问人工水电。没仔细算过，每天大概五百块。弹幕开始热闹起来。神人。下一个。勇哥没有表情，吸了一口氧气罐，告诉他，你每天睁开眼，什么都不干，就已经欠了四百块。你卖的那三百块钱，连给服务员的工资都不够。

男人沉默了很久。听筒里只剩下他沉重的呼吸声。关了吧。勇哥说。他们突然拔高了音量，开始语无伦次地讲述他准备搞打折促销活动，他在乞求一个希望。勇哥直接打断了他。算不清楚账是吧？关了，今天就关，听懂了没？

看勇哥的直播，其实吧，就是看一场又一场公开的死刑立即执行。你看着那些小学三年级就能算明白的账，偏偏能困住成千上万个成年人。

在勇哥的直播间里，你能听到中国社会最真实的底噪。不是那些动辄几个亿的融资新闻，不是那些在纳斯达克敲钟的欢呼，是硬币掉在水泥地和劣质瓷砖上的声音。

我经常在深夜看到这些连麦。听多了，我会产生一种严重的撕裂感。白天，我在朋友圈上看到是新开的轻奢餐厅，是朋友圈里的精致下午茶，是各个大厂发布的大模型正在重构人类未来。互联网上飘满了各种高级词汇，这些词汇构建了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现代文明幻象。

那些在烂泥里挣扎的小创业者，他们不懂这些词。他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在网上表达自己的痛苦。他们被招商骗了，被高昂的房租压垮了，只能在下午冷清的店门口360°转一圈。他们无法把自己的经历转化为一条爆款视频。他们不具备在这个数字时代呼救的能力。

文字和话语权是一种极度稀缺的特权。那些网红，哪怕只是得个感冒停割三天，都能收获无数的点赞和同情。而那些真正倾家荡产的人，他们面对镜头，只能结结巴巴报出一串数字。五十万。没了。

他们的苦难缺乏观赏性。主流算法不喜欢这种带着沉重的苦难，算法喜欢轻盈的焦虑。比如大龄单身的烦恼，比如中产阶级的教育军备竞赛。这些话题可以引发无休止的讨论，可以插入各种培训班和消费品的广告。于是，算法把他们从主流的视线中彻底抹除了。

勇哥的直播间是一个收容所。这里没有奇迹。勇哥从来不给任何人打气。他像一台冰冷的机器，把那些虚假的希望一点点碾碎。

我还记得有个四十五万血本无归的例子，连同隔壁华莱士反复吟唱的"只要七元、只要七元"，构成了一个中年男人智力与自尊的终点。当他发现自己沦为一个"第四代汉堡拳打麦肯脚踢塔斯汀"的笑话时，那种心理防御机制退化到一种幼态的执拗。他反反复复问勇哥，还有没有办法？总部承诺的督导还能不能来救场？

这才是最深层的绝望。沉没成本不仅吞噬了他的存折，还把他变成了一个认知上的残废。他没办法面对那个被自己亲手葬送的未来，所以他只能死死守着那个店面，在华莱士的广告歌里像个幽灵一样徘徊。承认失败对他来说太重了，重到了他宁愿相信那个杂牌公司还能给他派个督导来翻盘，也不愿相信自己这四十五万只是在两个星期内给骗子买了套房子。

我就隔着屏幕看着他们。我坐在恒温的房间里。杯子里的咖啡还在冒着热气。我偶尔在键盘上敲下几行自以为深刻的句子。我有一种作呕的虚伪感。我用一种近乎解剖学的方法去分析他们的悲剧，试图从中提取出某种社会学的规律。我把他们的痛苦变成我的论据。这和我鄙视的那些割韭菜的招商公司其实也没什么区别。我们都在消费他们。招商公司拿走他们的钱。我拿走他们的故事。

城市的物理空间早就完成了折叠。你走在光鲜亮丽的CBD，你看到的是巨幅的落地玻璃里的精英。你走过两个街区，拐进一条背街小巷，你就能看到那些正在倒闭的哪吒仙饮和黄焖鸡米饭。墙上的油垢结了厚厚一层。老板光着膀子在切肉。肉案上飞着苍蝇。这两个空间在地理上只相隔几百米，但在社会阶层上相隔了几光年。

互联网原本被认为是抹平这种沟壑的工具。早期我们真这么以为。我们觉得信息扁平了，所有人都能在一个广场上说话。结果呢？互联网不仅没有抹平沟壑，反而建起了更高、更坚固的墙。这堵墙是透明的，由几百万行代码写成。它根据你的浏览记录、你的消费能力、你的地理位置，把你死死地钉在一个特定的人群标签里。

你以为你在看世界。其实你只是在看一面照出你自身偏好的镜子。

那些开店失败欠了一屁股债的人，他们退租了商铺，买了一辆二手电动车，穿上黄色的或者蓝色的制服。他们成了这座城市运转的血液。他们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我这种坐在空调房里敲键盘的人手里。我接过外卖，对他们说一声谢谢。这通常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交流。我不知道他昨天刚关掉了一家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汉堡店。他也不会知道我正在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门关上。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系统里。

一切都被切割得干干净净。

勇哥的直播间之所以火，是因为他意外地在这些频道之间扯开了一道口子。他把那种带着血腥味的真实，生硬地拽到了那些习惯了精致滤镜的人面前。

但这道口子很快就会被缝合。看客们嘘嘘一阵，感慨一下"真是神人""穷人之所以穷是有原因的"，然后继续去刷那些能引起身份焦虑的内容。没有人会真正为他人的苦难停下脚步。算法不允许停顿。信息流必须不断刷新。下一条视频永远在等着你。

我经常去翻看那些连麦者的主页。大部分已经空掉了，或者只有几条很久以前发的风景照。他们像水滴融进大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庞大的失业大军和负债人群中。他们去送外卖，去工地搬砖。他们用漫长的体力劳动去填补那个因为轻信了一个电话而砸出的巨大财务窟窿。他们学会了闭嘴。真正的生活教训从来不需要长篇大论来总结。饥饿和疲惫是最能让人闭嘴的东西。

中国的现实太庞大，太复杂。你在五星级酒店的行政酒廊里听着大模型的迭代速度，出门拐个弯就能撞见一个为了两百块钱运费跟人吵得满脸通红的中年人。这两个人生活在同一个坐标点，但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沟通。

这种认知上的巨大错位，比任何经济数据都更能说明我们所处的时代。

你无法在一个平台上看到中国。你只能看到被切碎的、被过滤的、被包装过的一小块切片。勇哥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块真实的社会切片。那些加盟商、那些被忽悠的宝妈、那些用老人的抚恤金开店的孩子，他们在这个切片里挣扎。数字不带任何感情地宣判了他们的死刑。

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今年过年，我回到老家，无意间拿到我奶奶的手机。手机上正在播放着抖音的短视频。我奶奶已经100岁整了，我惊奇地发现，她在今日头条和抖音上刷到的东西，我是从来看不到，也刷不到的。

我奶奶刷到的那个世界，和我刷到的，是被算法切割得最彻底的两个中国。

而勇哥，不过是偶尔让它们短暂重叠了一下。

平常遇到一些不遵守公共规则的人，所谓“素质低”的人，还有一些巨婴式的不顾及他人感受的人，我都在想，我们身边真的有太多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

这并不是一句“低素质”就能概括，而是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命题：什么才是现代人？

如果使用着最现代的工具，头脑却是古代人的模式，那他们就都是些“假现代人”。

真正的现代人最核心的变化，其实并不在技术，也不在制度，而在两种意识的重组——个体意识与公共意识。

古典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表面上是制度的变化，本质上却是人如何理解“我是谁”，以及“我与他人、与社会是什么关系”。

而一个人是否真正成为现代人，关键就在于：他是否同时建立起清晰的个体意识，以及成熟的公共意识。

在古典伦理之中，个体意识是被压缩的。以孔子为代表的伦理体系，并不鼓励人去强调“自我”，而是强调“位置”。

在这种体系下，人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主体，而是关系中的一环。你首先是某个人的子女，其次是家族成员，再是社会角色，最后才是“你自己”。个体并不是出发点，而是结构中的结果。

所以在古典社会中，一个人很少需要反复追问“我想要什么”。更重要的问题是：“我在这个位置上，应当做什么”。

个体意识被伦理秩序压制，它不需要被张扬，甚至经常需要被克制。一个过度强调自我意志的人，往往会被视为不合群、不稳定、怪异，甚至是不道德、没有责任感的。

这种文化带来的，是一种高度稳定但精神封闭的社会。

看起来有个好处是：个体的选择空间有限，但心理负担也较轻。因为大部分决定，并不需要你自己来承担。

坏处是：一旦这个“绝对秩序”崩了，就是最惨绝人寰的灾难。古代王朝每一次的更替，代价都是半数人口的死亡。

而现代伦理的出现，恰恰打破了这一点。从伊曼努尔·康德开始，个体第一次被明确为伦理的起点。人被理解为具有自主意志的存在，而不是被动嵌入社会结构的角色。

你是谁，不再由关系决定，而由你自己的选择与判断来塑造。

从此以后，个体意识被前所未有地释放出来。你可以选择职业，可以选择生活方式，可以质疑传统，可以重新定义成功与幸福的标准。

个体不再只是“被安排”，而开始“自我构建”。

但这种释放，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一旦个体成为起点，所有问题都会回到你身上——你要什么？你为什么这样选择？你是否愿意承担后果？

很多人会在这里感到不适应。因为他们习惯了在既定的路径中行动，而不是在开放空间中做决策。他们看起来生活在现代社会，但内在仍然依赖某种“外部答案”。

一旦缺乏明确的指引，这种人就会陷入焦虑甚至失控。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没素质”往往意味着现代意识的缺失，因为他们不懂得“自律”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他们不排队、不按规矩开车、不怕侵扰别人的空间、爱争抢，就是因为他们从未理解过“自己约束自己”这种感觉。

而是：反正有个“绝对存在”控制一切，那我只要不违法就可以为所欲为。

如果说现代性只是强化个体意识，那么社会很快就会滑向另一种极端——每个人都只关注自身利益，公共秩序被侵蚀，信任结构瓦解，最终反而削弱个体本身的安全感。

这也正是很多转型社会中常见的困境：个体意识觉醒了，但公共意识却没有同步建立。所谓的“欠发达国家搞民主容易导致社会走向乱局”，其实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古典社会中，公共意识并不需要被单独强调。因为个体本身就嵌入在整体之中，对家庭、对集体、对秩序的责任，是自然而然的。这种“公共性”，更多是一种结构性约束，而不是自觉选择。

但在现代社会中，情况完全不同。

当个体从结构中“脱嵌”出来之后，公共意识就不再是默认存在的东西，而变成了一种需要被主动建立的能力。你不再因为身份而对他人负责，而是需要基于某种理解，主动选择对公共事务承担责任。

这正是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一点。他们要么陷入“民主的暴政”——以为民主就是“想干嘛就干嘛”，或者就是陷入内斗——以为否定他人的观念就是坚持自己的观念。

一个充斥着非黑即白人格的社会，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现代意识。

很多人把现代性理解为“个人自由的扩张”，却忽略了它的另一面——公共责任的内化。

从卢梭提出“公意”，到密尔讨论自由的边界，现代思想始终在回答一个问题：当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时，社会如何仍然可能存在？

答案并不在于回到古典秩序，而在于建立一种新的公共意识——它不是来自强制，而是来自理解。

一个真正具有公共意识的人，会意识到：个人的行为，并不会停留在个人层面。你如何对待规则，如何使用权利，如何面对他人，都会在无形中影响整个社会的运行。

他遵守规则，不是因为害怕惩罚，而是因为理解规则的意义；他关注公共事务，不是因为被要求参与，而是因为知道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种公共意识，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连接”。

需要有这样一种潜意识：我的存在，与他人的存在，是相互关联的。

恰恰相反，我们身边很多人，根本就看不到“他人”。他们骑电瓶车横冲直撞，开车加塞插队，电梯门一开就往里冲，挤到撞到别人从来不觉得是个事儿。

因为他们没有与他人的连接感，只有“我自己为了自己活着”这种感觉。这就是没有现代性的表现。

有些人只学会了“为自己争取”，却没有学会“为共同体负责”；只强调权利，却忽略义务；只在意短期利益，却不考虑长期结构。

这种不平衡，会让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低信任状态。每个人都在防备他人，每个人都试图占据更多资源，而最终结果，是整体效率的下降与个体安全感的削弱。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人并不是“更自由的人”，而是“更需要自我约束的人”。

因为外在约束减少了，内在约束就必须增强。

一个成熟的现代人，既不会回到古典社会那种压抑个体的状态，也不会滑向极端个人主义。他会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平衡。

在个体层面，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并愿意为此承担代价；在公共层面，他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联，愿意为维持一个可持续的社会环境付出成本。

这两种意识，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支撑的。

没有个体意识，公共意识就会沦为空洞的口号；没有公共意识，个体意识最终会反噬自身，变成一种短视的自利。

总而言之，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一个现代人？

不是那种高喊着自由口号的人，更不是那些盲目服从规则的人。

而是那个既能独立做出选择，又能理解共同体意义的人；既能为自己负责，也能为他人与社会承担责任的人。

现代人真正的标志，并不是他拥有多少选择，而是他在拥有选择之后，依然能够与他人共同生活，并且试图让这种共同生活变得更好。

·END·

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这个词条看得人有点懵，猥亵女孩民警曾被吸毒者刺伤耽误婚期。

仔细看了新闻才知道，这个民警干了一件禽兽不如的事。

李某是福建宁德一派出所教导员，这可不是临时工，他居然在派出所办公室内，猥亵了一名15岁女孩。一审被判了2年9个月。

上边的新闻还看不出李某有多恶劣，甚至还在念他的好，说他曾被吸毒者刺伤耽误了婚期，感觉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似乎还想给他博点同情。

可看了新黄河的详细报道之后，才觉得这人不值得同情。

虽然说的是猥亵，但这是未成年少女，只有15岁，而且，说是猥亵感觉也不贴切。

从他先叫受害者的母亲出去，就知道，这套流程他很熟，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

他用胁迫的手段让15岁的未成年少女给他口交，还在办公室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他的精液，可以说铁证如山。

然而，这么恶劣的情况，只判了2年9个月。

可能派出所的人还是懂法的，如果强奸了，就会判得很重，如果只是口交，只会被认为是猥亵就判得会比较轻。

此事，让人气愤的有几个点。

第一，是派出所的民警，在派出所干的这种事情。执法者在执法机关办公室，干的执法犯法的事。

第二，受害者是15岁的少女，胁迫她进行口交，猥亵未成年人，罪加一等。

第三，法院说的从重处罚，但却只判了2年9个月，你能想象一个未成年少女，被派出所的人强制猥亵，这让未成年人的三观彻底崩塌，警察不是保护人民的吗？怎么这个这么坏？

这还严重损害了公信力。你让周围所以怎么看待派出所里的人？

发生强制猥亵，量刑一般是五年以下，情节恶劣五年以上，但强制猥亵15岁的未成年人，就应该罪加一等，执法人员知法犯法，再罪加一等，怎么只判了不到三年？

而有些媒体却轻描淡写，把口交的细节删了，还搬出陈年往事进行炒作，被吸毒者刺伤耽误婚期，这和本案毫无关系，幼儿园时被评为乖娃娃，是否也可以作为减刑的证据？

在报道萝莉岛的新闻的时候，很多人都身疲力竭，可现在发生在我们自己身边，比萝莉岛还恶劣时，有的媒体就喜欢装作看不见。

而现在，受害者的父亲已经申请抗诉了，觉得判得太轻了，对女孩的伤害那么大，对他们的生计也影响很大，逃回老家，店铺关门，至今都没正式道歉。

是啊，很多网友看到这个判决，也是不能理解。

公职人员，主观恶意如此大，执法犯法，针对未成年少女，强制口交，等buff叠满，也才2年9个月。

说不定李某都走出监狱来了，女孩一家还没走出阴影。

大家觉得这个判决结果是轻了还是重了呢？

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国考（国家公务员考试）共有371.8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首次超过考研人数。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98∶1，创历史新高。

这边是为3.8万个铁饭碗激烈竞争，那边却是加入灵活就业大军的现实选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高校毕业生中约427万人进入灵活就业领域，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超过了六成。

“不孝有三，考编为大”的祖传择业理想，与灵活就业迅速崛起的现实之间激烈碰撞，这是新旧交替的时代先声。

01

2015年，中国灵活就业人数为6000万，在劳动力人口中仅占7.7%，远低于美国的17%，是极为边缘的存在，无人关注。

很多人对灵活就业的最初印象，还是2018年NHK拍摄的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带火的“三和大神热”。所谓“三和大神”所代表的低薪、低欲望生活，也成了“灵活就业”最初的刻板印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灵活就业人员达2.4亿人。在劳动力人口中的占比攀升至31%，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差无几。增长速度之快，远超想象。

国人在现实倒逼的压力下，终于挤牙膏式地一点点接受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灵活就业从少人问津的边缘存在，到“正规就业补充”的不情不愿，再到“劳动力市场蓄水池”的乐见其成，跻身于主流就业渠道。

图/图虫创意

尽管灵活就业已经在劳动力人口中占比三分之一，是无可置辩的主流。但是，传统择业价值排序并没有变。“编制”依然是无冕之王，退而求其次也得是“正规就业”的中规中矩，等而下者才是“灵活就业”。

“三和大神”留下的刻板印象如此深刻，“灵活=低端”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不少“没单位”的年轻人在春节家宴上，还要对职业身份羞羞答答、遮遮掩掩。

“灵活就业”真的等于“低端就业”吗？最新的研究成果让人耳目一新。

02

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联合智联招聘发布最新发布的《2025中国新就业形态报告》（以下简称新就业报告），为“灵活就业”中的“新面孔”提供了画像。

所谓“新就业”是官方在“灵活就业”统计口径中单列的子项。“灵活就业”的范围比较宽泛，指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或弹性工作。而新就业则是强调“互联网属性”，把互联网产业催生的新兴职业属于“新就业”。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灵活就业人员达2.4亿人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8400万。在灵活就业中占比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并且还在快速增长。

新就业报告显示，2025年新就业形态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15.1%，求职人数增长11.0%。不仅两位数的增速亮眼，职位数量增长大于求职人数增长的增速差还显示了持续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可以想见，互联网产业发展伴生的新就业将会很快成为灵活就业的半壁江山。

报告把新就业形态划分为“基于位置”和“基于云端”两大类型，前者指网约车、配送、生活服务等在地业务；后者则是知识服务、新媒体、电商等在线服务。两者对新就业市场的贡献也有差异。

“基于位置”的新就业是市场扩容的主力，同比增长达28.9%，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强劲的增长源于“来者不拒”的超低门槛。尤其是位置型岗位，普遍呈现“双低”特征：88.7%不限学历，95.7%不限经验。

而且，这种“双低”特征并不局限于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成熟岗位，很多新兴职业也延续了“有手就行”的重实操特点。例如同比增长30.7%的陪诊师职位中56.4%不限学历、77.4%不限经验。同比飙升67.9%的宠物护理/伴宠师职位数，76.2%不限学历，52.3%有1-3年的经验，门槛也不高。总之，“基于位置”的新就业低门槛、高增长，为充分就业提供了有力的“托底”。

为就业市场“托底”，并不意味收入水平“低端”。“基于位置”的新就业中月薪在1万至1.5万元区间的占比超过四成，持平甚至超过了大部分“小白领”。而“基于云端”的新就业岗位的高收入潜力更明显。

最典型的莫过于快速增长的在线医疗类岗位，31.3%的职位集中在15000元以上高薪区间。同比增长47.4%的在线医生平均月薪达20599元，近34%岗位月薪超2万元。

职业门槛高的互联网医生高薪还符合传统的职业薪资排序，几乎没有任何门槛的游戏代打陪练月入过万，就有点出人意料了。但这的确是事实。巨大的市场需求快速推高了收入，让这个“年轻向”的云端职业同比增速高达283.2%，在增长榜单上一骑绝尘。

总之，基于位置的新就业量大管饱，为灵活就业市场提供托底；基于云端的新就业增产增收，抬高了灵活就业市场抬高收入上线。“因网而生”的新就业正在迅速改造灵活就业市场的生态，进而改变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主流风向。而这还只是开始。

AI来了，“灵活”将会成为真正的主流。

03

AI来了，习惯“正规就业”朝九晚五的职场牛马如临大敌。今年1月，AI产业头号狂人马斯克在访谈节目中预言“传统就业模式将彻底终结”：近半数“键盘型”白领工作（如编程、基础分析、创意文案）将被AI替代，蓝领工作则会被机器人接管。这番言论，让人胆战心惊。

好在另一位“AI教父”黄仁勋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提出：AI的本质是提升生产力，而非取代人类。随着AI自动化处理重复性任务，人类将被解放去承担更具创造性、判断性和战略性的职责。他认为，AI不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反而会创造大量新就业机会，关键在于从“完成任务”转向“实现岗位核心价值”‌。

两位大佬其实都没错，而表达的侧重不同。马斯克预言正在走向毁灭的不是就业，而是传统就业模式。老黄强调了就业的价值观改变。

传统就业，即国人心心念念的“正规就业”，本质上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职业模块化。每个岗位在上下有序的科层组织结构中，完成层层下发的任务，宛如一个个零部件。当AI能够廉价、高效地替代这些“零部件”时，相应的岗位乃至职业就会消失。

但是，这种局部替代还只是起点。当AI的性能足够强大、成本足够低，那就不是局部的功能替代，而是“删除”整个系统。试想一下，当AI可以高效、同步地完成所有“任务”时，上下级的指令沟通，部门之间的监督制衡、沟通协作，都是多余的。

可以想见，科层式的组织结构将会在某次AI版本更新后走向消亡。这一颠覆性的变化不会在一夜间发生，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今天就能看到终点。真到了那一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传统就业以“完成任务”为目的的职业体系设置再无意义，因为失去了“组织”就不会有层层下达的“任务”。大量就业将会转向终端市场的点对点需求，没有门槛，但要有即时响应的高度灵活。没有上下尊卑的职业虚荣，也没有复杂的职业身份评价标准，唯一岗位核心价值就是“有用”。能够直接满足市场需求的职业，就是好职业。而这是中国“新就业”市场正在发生的。

《新就业报告》里2025年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速最高的分别是：游戏代打陪练（283.2%）；其次是宠物护理/伴宠师（67.9%）、互联网医生（47.4%）、陪诊师（30.7%）、线上旅游策划（14.9%）、投流优化师（13.2%）和短视频/短剧编导（3.3%）。

这些新职业按照“正规就业”的传统价值排序，能称得上“有价值”的，可能只有互联网医生。其余都是游离于组织体系之外的“不务正业”。都是高度细分领域的小众、“非主流”，没有高学历门槛的“职业含金量”，也没有高大上的“社会价值”，在高度组织化、科层化的“正规就业”中没有一席之地。但是，有明确市场需求的核心价值，就足以让他们成为新就业市场的明星。

这些“面生可疑”的新就业增长点，共性很明显。都是高度细分市场的“小众需求”，都是需要即时响应的终端消费，都是“有手就行”的无门槛实操，也都与传统职业体系格格不入。

所以，今天我们看待这些“因网而生”的新就业时，要正视他们“网络原生”属性。强行把这群高度市场化的“互联网原著民”纳入“正规就业”的条条框框中，只会造成严重的版本冲突。

比如社保体系，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超参保率不足40%，一直是很多人的“心病”。新就业人群，尤其是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不愿意缴纳社保，更是普遍现象。

究其原因，中国社保体系是以“有单位”为前提设计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隐性负担。将“没单位”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这一体系，原来由企业承受的隐形负担转为个人承担的显性负担，就很难承受。

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每每发生，都会有新事旧办的“倒车”冲动，最常见的就是硬给灵活就业人员“找单位”。殊不知新就业之所以“新”、灵活就业之所以“灵活”，正是因为删除了冗余的“组织”。这恰恰是创新的价值所在。

新就业突破了传统就业的樊笼，更以最直白的方式体现了黄仁勋强调的“实现岗位价值”，不正是未来的大势所趋吗？今天新就业勃兴、灵活就业主流化，是为AI时代的劳动力市场开辟新的赛道。面对注重实操、即时响应市场需求的新就业，只有顺势而为、及时适应，才能AI时代的“就业大迁徙”中承受冲击，于个人、于国家都是如此。

灵活就业不是退路，而是新时代的职业选择。拥抱变化，才能在AI时代的就业大迁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