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育比赛中，垃圾时间是指胜负已定，比赛进入毫无悬念的阶段。若将垃圾时间的概念引入历史，北宋的最后八年，绝对是帝国的垃圾时间。

北宋最后的八年，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代帝王，在内外交困中上演了一场荒诞的亡国悲剧，最终以“靖康之耻”的奇耻大辱收场告终。

第一、内政糜烂

宋徽宗痴迷艺术和享乐，纵容以蔡京、童贯、朱勔等六人为核心的六贼集团。他们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朝堂上只剩下了阿谀奉承和党同伐异。

比如蔡京，他打着变法的旗号，大肆敛财。史书评价他“穷民膏血”，北宋的民间经济被搞得凋敝不堪。

还比如六贼之一的朱勔，他在江南大肆搜罗奇花异石，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花石纲”。他们设置应奉局，四处出击、勒取花石，再用船从淮河和汴河运入京城，这项工程连年不绝，周遭百姓生灵涂炭、中产之家全都破产，甚至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

1120年，大名鼎鼎的方腊起义爆发，口号就是诛杀朱勔。方腊起义声势浩大，参与的百姓非常多。据史书记载：凡得官吏，必断其肢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或乱箭穿心。足见民怨之深。方腊起义虽然被童贯率精锐的西军镇压，但这场起义沉重打击了北宋的经济命脉，也就是东南的财税重地，还极大消耗了本已捉襟见肘的军事力量。

第二、外交短视

宋徽宗君臣并无雄才大略，反而好大喜功，整天做梦幻想着“燕云十六州”像馅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

1120年，宋金签订“海上之盟”，联金攻辽。名臣李纲忧心忡忡地指出：辽国之患犹可枝梧，金人狼虎，异日必为大患！意思是说辽国的问题，还可以应对，但金国是虎狼，联金攻辽是在与虎谋皮。

果然，最终燕京被金人攻下，北宋又被迫花费巨资，赎回了原本属于自己但被金军劫掠一空的“空城”。这场拙劣的表演，将北宋的腐朽懦弱暴露无遗。对此，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评价说：可轻取东京，也就是可以轻松拿下北宋的都城汴梁。

第三、军事无能

金国灭辽一年，便大举入侵北宋，并轻松的长驱直入，来到北宋都城汴梁。

宋徽宗吓得屁滚尿流，匆忙将皇位禅让给儿子赵桓，也就是宋钦宗，自己则仓皇出逃。随后，宋钦宗签下了城下之盟，送土地、送美女、送金钱、送物资、送人质，还尊金国皇帝为伯父。

更令人发指的是，为凑足天量的赔款，北宋开始疯狂搜刮，甚至将宗室和官民女子明码标价抵给金国。北宋朝廷的行径，将千年帝国的尊严践踏殆尽，是人类历史耻辱的第二名。不要着急，第一名也是他们创造的。

1126年秋，金人再次南下，宋钦宗病急乱投医，竟然相信江湖术士的“六甲神兵”，把统御守军的权力交给了江湖术士，成为了王朝末日最辛辣的讽刺。

随后，为满足金人的胃口，宋钦宗下令搜刮全城、掘地三尺。1127年，金人在汴京疯狂洗劫，并将徽宗、钦宗二帝，连同一群达官贵人掳掠北上，北宋就此灭亡。

从1120年到1127年，这八年的垃圾时间，是北宋系统性溃败的总爆发。这八年政治腐败达到了顶峰，朝纲废弛，民怨沸腾，经济崩溃，民生凋敝，财政枯竭，最高统治者昏聩怯懦、投降派苟且偷生，士大夫虚妄迷信，加上战略短视、军事无能，最终引狼入室、自毁藩篱。

岳飞在《满江红》中痛呼：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里的“耻”和“恨”，正是对那八年“垃圾时间”的精炼总结。当一个王朝的统治集团彻底腐败无能、丧失担当，纵有个别的忠贞之士，也难以在“垃圾时间”中力挽狂澜，最终还是会走向不可救药的覆亡深渊。这不仅是北宋的挽歌，更是历史的镜鉴。

最近，“本升专”相关话题再次于社媒平台登上热搜。

此次受到广泛关注的，是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据媒体报道，2025年，该校的动车组检修技术、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等多个专业备注招生对象为本科生。该校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称，学校的本科毕业生报名情况不错，2024年就完成了招生计划。

这个消息引人关注，因为这是一种“学历倒挂”——先上了本科，再返回头去读大专。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考试通知（图/网络）

这个现象，很多媒体用了一种相对开放、欢迎的态度去看待，认为这是破除“学历迷思”，这是“重新校准人生坐标”。

话很漂亮，但无法否认这是反常的。

花4年去校准人生坐标，那早读大专不就好了？可以省多少时间和精力？不仅大学4年省了，还省了高中阶段没日没夜、军事化管理、上厕所要掐点的苦读。

无论如何，这种回炉就是一笔巨大的成本，长达数年的投入打了水漂。这背后终究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自救。

01

“本升专”已经越来越常见，几年前就开始有媒体报道。

比如《南方周末》曾报道，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说，该校这两年招收的本科生超过150人，主要是想通过培训考取心理咨询、营养和健康管理等方向的证书。

成都新东方烹饪学校的老师在报道中提到，在跟自己学习川菜烹饪的学生中，三成有本科以上的学历。

青岛技师学院从2009年开始创办“大学生技师班”，招收已经有专科及本科学历的学生。2015年以来，大学生技师班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学生是本科生，等等。

之所以“本升专”，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好找工作。

像上面提到的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看名字就不难想象去向是哪里，还是多少年轻人渴望的稳定大企业。像青岛技师学院也在报道中说，学生大多顺利就职知名企业，薪酬普遍高于同期应届生平均水平。

有些话多少有宣传成分，但对找工作有帮助肯定是直接原因，否则，谁读书有瘾呢？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大专就好找工作？

02

毋庸讳言，这是因为大专对应的工作不够“高端”。当然这肯定有人抬杠“职业不分贵贱”，那么就说得含蓄点，大专对应的岗位多在第二产业，而不是第三产业。

而第二产业向来就很缺人。2022年曾有数据显示，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2021年三季度企业用人需求中有38.7%集中在制造业。

同时，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有43个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行业存在供需缺口；24个新进“最缺工”排行榜的职业中，超过半数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高达到54.2%，远高于其他职业。

另外，《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至2025年人才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需求总量与供给总量差距不断拉大。

从这个角度看，甚至就业难都不存在，大量企业还缺人呢。只要脱下孔乙己的长衫，穿上工人的蓝衫，甚至快递员的黄衫，专车司机的衬衫，工作当然还好找的吧。

这就很吊诡了，一边缺人，一边又喊就业难，这种反差到底从何而来？其实很简单，现在的多数年轻人不愿进厂罢了。

这个现象早就有了，几年前就有年轻人宁愿送快递、不愿进厂的说法，此前就有媒体调研发现，年轻人不愿进厂的主要原因就是“收入低、不自由”，有老板甚至吐槽“出去买瓶水，人就不见了”。

缺人，终究是有原因的，工作环境大概什么样，人们心里是有数的。

而那些年轻人，辛辛苦苦地读书，背负了家庭的万千期待，不就是为了摆脱这种命运，去追求一个最起码进入服务业的未来吗？

看看那些本科专业，经济、金融、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医药工程、计算机工程，哪一个不指向听起来就好听的“现代服务业”？

只不过现在年轻人低头了，找不到服务业的岗位，那么就去“回炉”读那些“最起码保障一个工作”的大专吧。

当然，现在“本升专”还谈不上多大规模。但如果有一天这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那么更值得深思还不是年轻人“找到自我”，而是产业格局出现了问题——碰到了某种天花板，无法再向上突破了，大量劳动力，只能堵在“第二产业”。

03

这背后也无法忽视这些专科院校自己的努力。没有所谓名校光环，也没有各种不着边际的折腾，它们想要在教育格局里生存下来，只能靠一个——就业。

在一个报道里写的细节很有意思，一个本科生读了一个专科的多媒体制作专业，结果这个专业的名称就叫“××国际会议中心订单班”，直接就把甲方的名字、工作内容不掩饰地写在名字里，毫无心理负担。

国际会议中心订单班招生简章（图/网络）

而这种思路才是对的。相比于大学，这些专科似乎对学生才更负责。很多大学，由于先天赋予的地位，它们并不用担心自己的经营，哪怕负面新闻缠身，大概也不怕“第二年没人报”。

网民针对一些大学的负面新闻，动辄就说“明年分数线要降”，完全是异想天开的呓语，把大学的级别看一看就知道了，哪在乎你怎么看它呢。

但是专科就不一样了，它们真的要在市场中生存。它们的名头不会构成了号召力，从来也挤不进各种排名，所能依靠的只有KPI——到底能把学生送到什么地方去上班。

当大学还在忙着各种安排通稿，津津乐道自己的教学改革、重大成果、“对学生多么的贴心”，这些职业专科院校只能埋头联系企业、找到赞助、输送学生，做着一堆苦活累活。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学，明明在已经饱和的情况下，还可以开设专业，设置各种硕士、博士点。说白了，还是不担心，完成“高等教育”的指标就好，至于就业，那得靠学生自己努力啊。

当然，专科学校也不是没有骚操作，什么把学生当免费劳力、压榨学生的新闻也不少，但专科的生存逻辑有根本的不同。

就如同衡水中学对所有素质教育的冲击一样，专科也在用今天最大的教育KPI——就业，去打脸那些本科院校。你名气是大、专业是多、分数线是高、社团生活是丰富，但我能让学生有工作。

这或许不够令人舒服，毕竟高等教育的各种所谓“内涵”，什么“大学精神”，就只剩下了就业。但这也不完全是坏事，“本升专”的出现，终究是一种市场思维、务实精神的胜利，也是告诉那些大学们：

真的关心学生，就好好帮他们找工作吧。

现代人可能很难想象，对于一群终身未婚的女性来说，农历七月初七是她们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也不怪大家想不到，毕竟七夕在最近二十年里几乎只剩下了“中国情人节”这一个意思，而七夕的本来面貌，作为“乞巧节”和“女儿节”的含义，早已被人们所遗忘和抛弃了。

当然，我指出这一点，并没有任何呼吁回归传统庆祝乞巧节和女儿节的意思，一丁点都没有啊。

乞巧节和女儿节的绑定，正反映了这个传统节日的核心内涵，就是鼓励女性从小学习“女红”手艺，熟练掌握纺纱织布、洗衣做饭，拥有一双巧手，成为一名传统意义上合格的贤内助。对现代人来说，这样的节日，不过也罢。

但对于出生在上个世纪初，成长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过渡历史时期的“自梳女”群体来说，庆祝七夕节就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我借着七夕这个日子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段历史。

现代人可能很难想象，对于一群终身未婚的女性来说，农历七月初七是她们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也不怪大家想不到，毕竟七夕在最近二十年里几乎只剩下了“中国情人节”这一个意思，而七夕的本来面貌，作为“乞巧节”和“女儿节”的含义，早已被人们所遗忘和抛弃了。

当然，我指出这一点，并没有任何呼吁回归传统庆祝乞巧节和女儿节的意思，一丁点都没有啊。

乞巧节和女儿节的绑定，正反映了这个传统节日的核心内涵，就是鼓励女性从小学习“女红”手艺，熟练掌握纺纱织布、洗衣做饭，拥有一双巧手，成为一名传统意义上合格的贤内助。对现代人来说，这样的节日，不过也罢。

但对于出生在上个世纪初，成长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过渡历史时期的“自梳女”群体来说，庆祝七夕节就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我借着七夕这个日子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段历史。

可以想象，在十六七岁的年纪离开亲人，离开祖国，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做女佣，长年生活在主人家的院子内，整日负担繁重而漫长的劳动，妈姐这个群体是很难有常规婚恋机会的。也因此，妈姐这个群体里面成为终身未婚自梳女的比例就很高。

妈姐们成为自梳女，更多是环境所迫，而不是主动选择，更多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不是因为富足，更多是被传统宗族势力所剥削，而不是对传统婚姻形式的反抗。

实际上，就和现在一些菲律宾女性出国做住家保姆，被称为“菲佣”一样，曾经向国际市场输出女性帮佣劳动力的主要是中国，其中珠三角地区最多，这也是自梳女群体主要出现在广东的原因之一。

她们往往是多子女家庭中的一个女儿，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从小要帮家里干活和照顾弟弟妹妹，等到十六七岁可以独立工作了就被安排到海外做妈姐，赚到的钱大部分要寄回来补贴家用。

无论是终身不嫁为家里打工赚钱，还是根据父母的安排“嫁个好人家”换回彩礼与联姻资源，都是被原生家庭吃干榨净的一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自梳女群体的底色是相当悲凉的。

不过呢，因为相对特殊的人生轨迹，自梳女群体在晚年养老时倒是有了一些温情与亮色。

在广东顺德钧安镇，有一处地方叫“冰玉堂”，取的是冰清玉洁之意，其中居住的就是终身未婚的自梳女们，绝大多数都是在南洋做了半辈子妈姐后回到家乡来养老的。

在传统乡村社会，大龄未婚的女性既不方便独立居住，也不方便与父兄家庭合住，成为一个难题。于是，有类似境遇的自梳女们自发组织起来，拿出毕生积蓄集资修建了冰玉堂这个地方，供自梳女们集体互助养老。

冰玉堂里，自梳女们既不用照顾老公，也不需要照顾孩子，她们操劳一生，终于有了一段人生可以过自己的生活。她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做精细的手工艺品，有大把的时间去做一些工序繁复费功极多的菜肴，她们甚至拿南洋的香料与烹饪方法和顺德菜融合，开创了“妈姐菜”这一独特的顺德菜分支。

跑个题，过去几年，我带队的每一期顺德美食之旅都会带大家去参观冰玉堂，并在附近餐厅品尝妈姐菜。

再说回主题。

自梳女这个群体，因为终身未婚，游离于传统宗族社会文化之外，又因为女性身份和时代局限，没什么表达家国情怀宏大叙事的需求，所以适合她们过的，能够集中反映这个群体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传统节日是几乎没有的，适合她们崇拜的神仙也是几乎没有的。

春节和中秋，阖家欢聚不适合，端午赛龙舟当时是不让女性上船的，上元节，是谈情说爱约会的日子，重阳节，当时是老男人的专属……

只有七夕，作为乞巧节能够代表一些她们的劳动价值，作为女儿节，能够寄托一些她们对青春时光的追忆，寄托一些终身未婚的道德自洽。

所以，自梳女们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是七夕，在这一天，她们隆重祭拜“七姐”，也就是传说中心灵手巧心地善良的七仙女。

这是她们的选择。

更是因为她们的一生无从选择。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大概19天前，一车主在成都高新天山加油站加油，油箱容量50升，结果小票打出来显示加了67.96升。

多出来的17.96升，加到哪里去了？

当时事情引发的舆论相当大，于是官方回应介入调查，再于是19天后，调查结果出来了：交易系统异常，只有这一笔错了，而且退了多收的钱。

注意重点：恰好只有这一笔算错了。

上面这张长篇大论的内容就是回应，帮大家简单梳理一下。

第一部分，前期情况。别看内容很长，其实就是些自吹自擂的话，哪个部门介入、严肃调查，严格落实责任，维护谁谁谁的权益这些。大可忽略。

第二部分调查情况，看最后一句话就行了：初步判定原因为加油机设备软硬件及信息交互故障而导致重复计费。

注意最后四个字：重复计费。

这就是所有问题的源头：把上一个车主加油的钱，意外的算到了后一位车主头上。

至于后面一二三四小点总结，分别就是说：

1，加油机在检定期内，也没遭到破坏和篡改；

2，工作人员没有异常操作；

3，涉事车主的油箱确实是50升；

4，自从上次该加油枪检测以来，2863笔加油记录中，仅算错这一笔账。

怎么什么油出了问题，都是经查仅此一例？

总结为加油机没问题，工作人员没问题，车辆油箱容量没问题，就是最后交易结算时突然跳了一下异常。

有人说，虽然事情属实，多收了200块。但谁都没有责任，谁都没有错。如果非要有个过错方，也是机器的错。

但我觉得也不完全是机器的错，毕竟你看，除了中间这一笔账突然在各种巧合之下“结算异常”算错了，在它之前和之后的，不都没有算错吗。

这机器明明也是好的。

换句话说，这次“50升油箱加出67.96升油”的事情，虽然属实，但没有任何一个过错方。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巧。刚好出了一次错，刚好出在这个车主身上，刚好是多收了200块钱，刚好这个人特别细心，并且还要坚持追查到底。

错在“刚好”。

可值得提一句的是，如果这种“刚好”，出在另一个人身上，算错的数字小一点，他是否能够敏锐的察觉呢。举个例子，这次是多加了20几升，多收了200块；万一下个人，只多加个几升，只多收了十几块，他能“刚好”意识到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你的标签就是自己的机器不会出问题，大家也默认你的机器不可能出问题，同时消费者并不具备什么“防御”的能力。但现在的事实却证明，你的机器有时候会悄悄的出错，神不知鬼不觉。

那么，要如何防止这种问题的出现呢，不是说出现了，一句“刚好”，一句“巧合”就结束了。毕竟意外和代价出在消费者头上，而对加油站，几乎没有任何损伤。

总而言之一句话，下次再发生这种悄悄摸摸的“巧合”怎么办？普通消费者，要如何防御？事实上，这并不是消费者该做的事。

开门见山，先发一下我收到的《告知书》：

此次申请信息公开的缘起，是我看到猫盟的一篇推文《探讨雅下水电工程在生态保护上面临的挑战》，文中提到：“笔者致电中国生态环境部申请查阅相关环评报告，得到的答复是该工程涉密，环评报告不予公布。”

猫盟方面采取的是“致电”的形式进行咨询，这尚不算一种太正式的途径。于是在获悉这个信息之后，我决定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向生态环境部申请公开“雅下水电工程”相关的环评及批复文件，这一方面是为了验证相关环评报告到底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另一方面，若相关信息确实涉密，我也想进一步了解涉密的具体原因，如具体的密级、定密依据等，而不仅仅是一个宽泛的理由。

2025年8月17日，我通过生态环境部“政府信息公开”的在线申请链接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我申请公开的内容为：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相关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的环评批复文件。

在该申请当中，我列明的“事实与理由”如下：

•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简称为“雅下水电工程”）涉及雅鲁藏布江下游大峡谷区域，总投资约1.2万亿元，系国务院核准的国家重大能源工程。雅下水电工程作为跨行政区域的国家重大能源工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工程相关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审批通过后，项目方可开工建设。而根据公开新闻报道，雅下水电工程已于2025年7月19日正式开工，表明环评程序已履行完毕。

• 雅下水电工程项目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跨境流域，涉及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地质灾害等多重敏感因素，其建设与运营对流域生态环境、水资源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及跨境环境协调具有重大影响，关乎公共环境利益与公众知情权。公开环评信息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前提。并且需要强调的是，即便项目涉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七条之规定，也可对文件做脱密处理或对非涉密部分作区分处理后予以公开。

• 申请人作为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的公民，申请公开上述信息，旨在全面了解雅下水电工程的生态影响评估结论、生态保护措施有效性及审批合规性，同时为公众参与流域生态保护监督、提出合理建议提供依据，以维护流域生态安全与公共环境利益。希望贵部予以配合。

最终在8月26日晚，我便收到了开头所示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生态环境部的答复还算迅速。

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也借此做一个简要的法律评析。

“雅下水电工程”作为投资达1.2万亿的国家重大能源工程，显然属于“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之规定，该项目必然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价。与此同时，对于项目相关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也将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结合《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来看，“雅下水电工程”大概率是由生态环境部直接负责审批。

在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公众也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要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受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应当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开下列信息：（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二）公众参与说明；（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开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有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的法定职责，实践中，通常是在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官网“政府信息公开”栏目下的“主动公开”部分进行公示。

此外，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告审批决定全文。”因此，对于环评相关的批复文件，也同样属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公示的范围。

以上是常规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及公示的基本流程，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八条也规定了例外情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相关信息应当依法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依法不得公开。”此次我所收到的《告知书》当中，生态环境部也正是援引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关于“国家秘密不予公开”的法律规定，作为拒绝公开的理由。

事实上，在实务中，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相关政府信息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而在我此前撰写的《法律 |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指南 2.0》一文当中，我就曾指出过：一般而言，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相关政府信息其实很难具有说服力。对于相关政府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的认定，应当依据《保守国家秘密法》第十三条之规定进行严格限定，否则该理由便很可能被滥用。首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的目的便是为了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所以原则上对于政府信息都应予以公开；其次，谁有权认定某个政府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是被申请的行政机关自身吗，倘若当真如此，行政机关自己做自己的裁判，则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便可能被架空。故此，行政机关对“涉及国家秘密”理由的适用应当慎之又慎，应该尽量少用乃至不用。

在《告知书》当中，生态环境部也并没有告知“雅下水电工程”环评及批复文件被确定为“国家秘密”的具体理由及事实依据（不过这也算实务中的常态）。我好奇的是，这些信息究竟基于何种事实和法律依据被确定为涉密？希望在后续的行政复议过程中，能够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应。

——颜森林

2025.8.27

近日，香港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特区行政长官、各政治委任官员及行政会议成员的最新个人利益申报资料，已上传特区政府相关网站，随时供公众查阅。

公开资料显示，行政会议成员包括主席(行政长官)，及21名官守议员(即问责制下担任政府公职的行政会议成员)中的20人分别拥有私人物业，只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没有可申报物业。

在公开的官员财产中，最多的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他与家人共拥有7处物业。有4人（或其家人）分别在内地城市珠海、东莞、中山、杭州置有房产。

行政长官李家超及三名司长的财产与去年相同。其中，李家超与妻子共同拥有一个位于油尖旺的住宅物业及车位(各占一半权益)。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的妻子拥有三个物业，分别位于沙田的住宅(预备出租)、位于黄大仙的住宅(出租中)和位于港岛东区的商用物业(预备出租)。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妻子和家人通过一家有限公司，持有一个位于湾仔区的住宅连同两个车位，作出租用。其妻子还持有中山市的一个住宅单位，两人共同使用。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有三个住宅单位，一个位于东区的住宅单位，由妻子拥有；一个位于荃湾区的住宅单位，供家人自住；一个位于湾仔区的住宅单位连同两个车位，由妻子拥有作自住。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与配偶共同拥有一个中西区自住物业，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与配偶联名拥有一个新界大埔住宅物业作自用，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的沙田区自住物业则由其配偶拥有。

除司长及副司长外，一众局长也公布了各自的物业：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拥有一个位于东莞的自住物业；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寰以妻子名义，拥有一个将军澳区自住物业；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丘应桦与配偶联名拥有一个荃湾区的自住物业；

发展局局长甯汉豪与配偶联名拥有一个湾仔区自住物业连车位；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蓓茵与丈夫共同拥有湾仔区一个住宅单位及一个车位；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珠海拥有一个自住物业；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和妻子拥有一个九龙城区住宅单位，供家庭成员居住；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拥有一个中西区自住单位和一个自用车位；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拥有一个鸭脷洲区住宅单位，作出租用途。

香港官员公开财产包含6项内容，其中第4项“在本港或本港以外地区拥有的土地及物业”，以下三种情况均须公开，即：本人拥有用作自住；以配偶、子女、其他人或公司名义拥有，但实际由本人所有；虽非本人所有，但本人在其中有实际利益(如租金收入)。

看到香港官员的财产公布，让人们不得不想——内地官员的财产何时公布？

虽然官方说有申报制度，但那只是“内部备案”，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官员们到底有多少财产——

官员有几套房？不知道；

官员有没有海外资产？不清楚；

官员有没有经商持股？更是“无可奉告”。

明明是该拿出来晒晒太阳的东西，却偏偏搞得跟国家机密似的，难怪有网友调侃——“内地官员财产，比海底捞的毛肚还难捞”！

都是中国的官员，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香港官员敢把家底亮出来，一是制度硬——申报不实要担责，二是公众监督盯着，想藏也藏不住；

可内地呢，申报制度像“纸老虎”，要么范围窄，要么核查松，要么结果不公开，最后成了“自己人查自己人”，查来查去总是“一团迷”。

针对内地官员财产公布，有恬不知耻者说——“官员隐私要保护”！

官员是公仆，领着纳税人的钱，又行使着民众赋予的权力，财产状况本该就是“公共信息”，怎么会拿“隐私”来作为“挡箭牌”呢？

香港官员许正宇7套房敢公开，没人说他炫富，反而觉得“坦荡”；内地要是有官员敢晒家底，哪怕只有一套房，老百姓也会觉得“靠谱”。怕就怕“藏着掖着”，越不公开，越让人猜疑，越猜疑越容易出问题——毕竟，见不得光的财产，十有八九是藏着猫腻！

说到底，官员财产透明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公开不是丢人的事，藏着掖着才让人怀疑，敢当公仆，就该经得起老百姓的考验！

什么时候，内地也能像香港一样，把官员财产摆到阳光下，让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才是真的“取信于民”！

否则，总让大家对着“模糊信息”猜来猜去，不仅伤了民心，也给某些“有心人”留了钻空子的机会……“不透明”带来的风险和危害，其实远比“透明”要大很多！

香港官员的财产都公布了，大陆的官员，还会等多久呢？

文｜西坡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或一种组合是重复发生过的：短命大一统王朝+长命大一统王朝。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历史最能给人启发的地方，每次琢磨都觉得意味无穷。

剧情梗概是这样的：

长时间的分裂之后，一个统一王朝横空出世，煊赫一时，所向披靡。但这个王朝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便轰然倒地。在它的残躯之上，各种势力勃然兴起，相互征伐。最后其中一支力量统一全域，开启一个几百年的强盛王朝。

后一个王朝不仅是替代了前一个王朝，而且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前一个王朝的创举。前一个王朝像是后一个王朝的预演，又像是后一个王朝的老师，更准确的比喻是大体老师。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用来打天下的力量也是前者直接“赠予”的。

最有代表性的两个组合就是“秦-汉”与“隋-唐”。

秦朝首次完成中国大一统，结束战国分裂局面，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推行郡县制，修筑万里长城、灵渠、驰道，营建咸阳。统一文字、度量衡。但是二世而亡。

隋朝结束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再次统一中国。建立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开凿大运河，修筑长城，营建大兴城。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同样二世而亡。

很多人都知道，楚汉之争是两个楚国人的战争，但很少人意识到，楚汉之争其实也是秦地对六国的又一次征服。

刘邦率先进入关中，但是鸿门宴之后，项羽又把地盘抢走了。只不过项羽在咸阳大肆焚掠之后，自己就走了，留下三个秦人的叛徒统治关中，当然还留下两个成语“衣锦夜行”和“沐猴而冠”。

刘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后，重新占领关中，自己率军出关和项羽争霸，留下萧何经营大本营。刘邦一次次被项羽清空兵力、装备和粮饷，萧何又一次次给他填满。也就是说，刘邦是依靠秦地的人力与物质资源，地理优势和制度优势，奠定了汉朝的基业。

萧何进入咸阳之后，派人收集保管秦朝的律令、户籍、地图、典籍文书等。项羽进入咸阳后，只想回老家显摆。其实刘邦和项羽没太大差别，刘邦也不信任韩信，最后也回老家显摆一场，只不过刘邦可以暂时忍耐。

唐对隋的“接管”就更加不用多说了。李家和杨家本就是亲戚关系，同出于关陇贵族集团。

虽然秦隋都是短命王朝，但无论他们的长城、大运河这些物质成就，还是郡县制、科举制、均田、租庸调这些制度框架，都被后来者继承了。汉承秦制，唐也承了隋制。

自己播下的种子，收获果实的却是别人。想一想当然是心里很不平衡的，假如秦隋也有粉丝的话。但是看一看秦末和隋末的情况，亡国之兆都非常明显。

古代史书上总结秦末和隋末的教训，都倾向于强调人力因素尤其是帝王的道德。这种道德叙事的解释力是很有限的。

秦二世的懦弱昏聩，隋炀帝的奢侈无度，或许都是存在的。但有没有可能，把他们换个朝代换个时间，只是一个普通皇帝而已。同样，换一个其他皇帝到他们的位置上，就能阻挡局面的崩坏吗？

我们通常从一个家族的角度去看一个朝代，但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去看，从非人的角度，系统的角度去体会历史。

百代都行秦政法。主语和宾语有没有可能反过来呢？不是百代使用秦政法，而是秦政法在使用百代。

秦二世和隋炀帝，一弱一强两个亡国之君，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位置上的玩家，得强弱适中到何种程度，才能驾驭得了？

我个人更愿意接受这样的假设：换谁都不行。这套系统一旦架设好，就会以单方向的超强效率把力量放大到极致，对普通人来说，会超出可以负担的忍受范围，对皇帝来说，也会超出人性可以掌控的区间。这是一头怪兽，吞噬所有人。

那么为什么后面的汉唐可以拥有那么长的寿命呢？

历史书也告诉我们了，无论汉初还是唐初，都总结并吸取了前朝的教训。汉初有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唐初也有贞观之治，轻徭薄赋。

但仔细看那些君臣的聊天，你就会发现，那些明君贤相其实并不真正明白前朝为什么会崩，他们总结出的很多东西是错位的。比如汉高祖认为秦朝灭亡是因为废封建行郡县，于是又把自家子弟分封为王，希望这些自家人将来可以顶得住。结果天下还没乱，自家人先闹起来了，这就是七国之乱。

但有一点是这些开国君臣真正掌握了的——怕。他们见识过前朝是怎样从极盛局面，一眨眼就大厦倾覆的。他们意识到了系统的强大是有代价，有隐患的，硬币还有另一面。

他们继承了前朝的操作系统，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套系统好用，他们可能也想象不出别的选项。但是因为有亲身经历，他们习得了一种畏惧感，操作起来就不敢使全力，一脚油门之后会下意识带一句刹车。

魏征他们劝谏唐太宗的时候经常使用这种句式：陛下觉得自己跟杨广相比谁更聪明，意思就是，他都那样了，你怎么还敢？唐太宗也总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不如杨广英明神武，要不这件事就算了。

从这样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来，杨广并不是一味胡闹，他只是不知不觉就把系统驱过了临界点。杨广到最后在江都等待命运裁决的时候，可能都在疑惑，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身处历史进程之中的人，往往意识不到临界点的存在。

也就是说，汉初君臣和唐初君臣对前朝教训的总结并不是，这个系统不好，我们得重新设计一个新的。而是这个系统很强大也很吓人，我们得用它，但要留有余地。他们没有改进系统，而是对系统进行了劣化。那些看起来正确的事，不要那么着急去做。损失一些效率，增加一些灵活度和备用空间，由此增加了系统的韧性和容错性，最终增加了王朝的寿命。

无论汉承秦制还是唐承隋制，都有一个“后退一步，再杀回马枪”的动作。

对汉来说，文帝景帝时期的无为只是暂时的手段，汉武帝的厉兵秣马、开疆拓土才是目的。此外“独尊儒术”也是表，“外儒内法”才是实质。

对唐来说，虽然隋炀帝是征高丽而亡，唐太宗自己在晚年也多次东征高丽，同样无功而返，虚耗民力。只不过这个时候王朝的身体已经比较强健了，唐太宗动用的资源也较为克制。

反过来说，光是“知道怕”这一点，就已经是很了不得的觉悟了。我们所说的系统，只是更大的系统的一部分，是看得见、易操作的部分。任何制度，都是以社会有机体为母体的。但人的智力似乎总是只及于看得见的部分，只有见过系统崩塌的人，才能对系统的极限有所敬畏。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大概就是由于，事非经过不知怕。

何为系统的极限，大概可以界定为：控制和转化的逻辑，压倒了生长和传续的逻辑。

我自己也是烟民，抽了三十多年了，戒烟好几回，最长一次戒了三年半，最后还是复吸了。

我并不觉得抽烟有什么好，只是我意志软弱戒不掉而已，对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是什么大事，或许这是我给自己找的借口，我知道这事儿不对，我改不了，就这么简单。

这次关于“浙江绍兴游客孙女士以“误导青少年”为由，投诉鲁迅故里景区“鲁迅夹烟”墙画，建议更换为“握拳”形象”这件事刚登上新闻的时候，我与身边绝大多数朋友看法一样，觉得这是神经病，是吃饱了撑的。但事后仔细想想，我觉得这件事并没错，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1、公众场合不吸烟，这应该是所有文明现代人的共识。不在公众广告画面或者媒体中出现吸烟的画面，不过是这种共识下的一种妥协：有害，没法禁，但不出现总可以吧。

2、拿历史人物真实场景来表示这事儿没问题，也不对，历史人物的相关画像太多了，生活场景太多了，郁达夫还嫖妓呢，怎么他富阳故居面前不立个郁达夫喝花酒的雕塑？蔡锷还逛八大胡同呢，怎么岳麓山不搞个松坡抱美图？这些难道不一样都是真实吗？可见经过现代文明的洗刷，在大众的脑海里，嫖妓已经是一件不文明的事情，而公众场合抽烟，并不算什么重要的事。

3.大家嘲讽或者鄙视这个投诉，背后还有一种对“举报”的厌恶。确实，这个正常的向公权力表达某些不满并期待修正的公民权利，在被各种裹挟“伪民意”包装后滥用，成为钳制公民的标准借口，这种事太普遍了。打着“为你好”的幌子把手伸进你的裤裆里，诸如此类数不胜数。但是，不能说因此就断绝举报的合理性，退一万步说，即便有不道德的举报，那板子也要打在不分青红皂白断糊涂案、或者乘机胡作非为的公权力上，这一点也应该成为共识。

4、在公众场合，换一幅不抽烟的画像，这就影响了大先生的真实或者伟大吗？我不觉得。他的伟大在于怜悯和冷静、尖锐和深邃，而不在于他有烟瘾。丘吉尔牛逼是因为丘吉尔抽雪茄吗？不是的，这仅仅是个历史画面或者符号，如果抽雪茄就牛逼，那我是不是要赶紧去PCC买几盒罗朱的宽丘？

5、在一个烟草专卖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支柱、禁烟法规执行得一塌糊涂的半现代社会，通过公共事件来推动进步，是有意义的，只不过现在看来，这个意义被消解在嘲讽或者貌似理性的批判里。吸烟的老卵愤愤不平、粉艳青年呼喊着抽烟就是捐军费、知识分子忧心忡忡举报被滥用、地方文旅正义凛然轰起涌涌……一浪又一浪的垃圾比特在各处管涌，然后过一阵子就忘了，风平浪静。

当下的舆论场充满禁忌和审查，想讨论的东西都不能碰，只能在铁笼子里装模作样热烈交谈，地方融媒体和文旅小编又需要话题来吸引眼球完成KPI，否则发不出工资只能❌的去开摩的⭕️的去做鸡，所以就拿着噱头新闻大肆报道了。你看你都积极报道了，那群众就积极讨论啊……这事儿传开，官员们又装出尊重民意的样子，就变成需要认真对待的正经工作了。而这一切，不过是普通国家和文明国家都无比正常的小事。

公众场合抽烟不单纯是什么尼古丁危害，任何人都有自己寻欢作乐哪怕付出身体损伤作为置换条件的权利，公众场合吸烟最大问题是影响他人，对于不喜欢的人来说，烟味太讨厌了。哪怕我自己抽烟，我也厌恶烟味，经常打通宵麻将掼蛋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要是密封房间里有两三人抽烟，清晨出来每个人身上那种腌透了的臭味，就像腐朽的帝国一般作呕。

所以，我觉得，公众场合禁烟要大力推进下去，在公众场合的人物像上取消抽烟的图片，换成其他的内容，没有什么不对的。

古代王朝只干两件事，一是找百姓收钱，二是防百姓造反。帝王深居九重，只能依靠官员去承接这双重任务：控制社会以汲取财富，汲取财富以支撑控制。这样的循环，便是帝国统治的双轨制。

所谓双轨制，一是打造严密的控制体系，防止叛乱、维持秩序、保护生产，这是统治的基础。二是设计强悍的汲取体系，通过汲取人力、物力、财力，来维持庞大的体系运转，这是统治的目的。就像是人的两只手，一手抓控制，一手抓汲取。

控制体系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层级管控，比如三省六部、行省、郡县等等；二是暴力管控，比如禁军、捕快、衙役等等；三是思想管控，比如儒家礼教、科举制度、正史编纂等等；四是资源管控，比如户籍制度、盐铁专营等等。

汲取体系主要也有四个方面，一是赋税，比如田赋、丁税、户税、商税等等；二是徭役，无偿修水利、筑城池，以及大量的官府差遣；三是专卖制度，盐、铁、茶、酒等必需品由朝廷垄断经营；四是官营贸易，朝廷和官府控制关键产业和大宗交易，以及海外贸易。

控制是汲取的前提和保障，只有控制好秩序，才能稳定地征收赋税、征发徭役。汲取是控制的成本和动力，维持庞大的治理体系，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

这就有两个困境，一是官员作为连接皇权与社会、执行控制和汲取双重任务的工具，其自身更是一个需要被巨额资源供养、且极易滋生腐败和低效的关键一环。它的规模和腐败程度直接决定着汲取的规模和社会的负担，一旦汲取过度，超过社会的承载力，就会导致体系崩溃。二是被控制和被汲取的对象都是百姓，控制过度、就会失去活力，从而难以汲取，而汲取过度，又会激化矛盾，从而难以控制。

王朝初期，民间复苏，汲取量小于财富的增长量，汲取相对合理，社会因此蓬勃发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所谓的盛世，都出现在王朝前期的原因。王朝前期汲取量小，只要君王不丧心病狂，基本都可以达成这个成就。

随着时间的推进，官僚体系因为腐败、堕落等因素，效能逐步下降。为维持控制力度，官僚体系便开始膨胀，为维持供养体系，便只能加倍汲取，而且官员集团作为一个庞大的分利集团，他们自然会利用手中权力，在汲取过程中层层加码、中饱私囊，从而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控制能力进一步瓦解，最终突破阈值，王朝崩溃、皇权脆断。接着新王朝建立、循环重启。

比如北宋的“冗官、冗兵、冗费”，北宋中期，官员队伍臃肿、边军庞大，导致财政开支巨大。为应对开支，不得不加重赋税，扩大盐铁专营的范围，甚至发明“交子”等等纸币，不惜用疯狂的通货膨胀来竭泽而渔。

还比如明末的财政，40%用于供养官员，30%用于供养宗室，10%用于供养皇家，20%用于支付军费。虽然明朝末年，朝廷的汲取能力依然极强，民间所留十不足一，但是汲取的资源却没有到达朝廷，而是被中饱私囊，从而陷入了一个越汲取越没钱的恶性循环。就这样，强大的汲取能力反而加速了明朝的崩溃。

这也解释了大名鼎鼎的“黄宗羲定律”。明末启蒙思想黄宗羲指出，每一次改革，农民的负担反而更重，根源正是官员体系膨胀带来的无限汲取与社会有限承载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李世民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回望历史的烟云，帝王的倚仗从来不是水，而是与帝王一条船上的官员，然而官员又不是一个无欲无求的工具，它是一个具有自身意志和庞大胃口的巨兽，只要没有给它套上缰绳，关进笼子里，它就会为了自肥而敲骨吸髓，从而掀起覆舟的滔天巨浪。

正如韩非子对帝王的谆谆告诫：明主治吏不治民。帝国若将控制和汲取的双轨循环奉为圭臬，却把真正的根基当做予取予求的矿藏，那么它终将在困境中迎来命定的终结。

文 | 修明

上周和凤来仪聊，他提到了历史宿命，他说就算重来100次，就算官员们知道会被李自成、刘宗敏拷饷，也不会给崇祯捐钱。

我认同这个说法，大明王朝早就陷入了猜疑链中，君臣之间毫无互信，谁也不会把家底交出来。

官员们绝没有很多网民想得那样愚蠢，不知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道理，他们不交钱可能死，但交钱死的更快、更憋屈。

表面上看，国难当头，大臣们应该交钱，因为满清或者李自成打来，他们谁也活不了，但问题是交钱就能活吗？

没人比官员们更了解明朝官僚体系、财政体系的腐败，钱捐出去，大概率用不到实处，一定会被层层盘剥，1万两银子有1000两能到下面就不错了。

大明朝廷，拿了钱也办不了事，既然是无用功，捐钱干嘛。

而且，皇上赢了就能保命吗，恐怕死的更快。

秦制到了大明朝，已经登峰造极，秦制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没有中间层，只有利维坦和广大原子人的社会，形似一个潜水艇夹肉面包。

秦制的目标，是消灭一切可能威胁朝廷的力量，包括但不限于贵族、豪强和富商。

朝廷的目标是将所有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按照皇帝的意志进行分配，任何超出皇帝分配意愿的财富都是不合法的。

官员们的钱，显然是非法的。明代官俸很低，正七品县令年俸大概20-30两，一品官员也就100两银子，按照法定俸禄，大臣们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哪有能力捐钱，有钱捐那一定贪污了。

官员们当然不会主动暴露，所以崇祯一说捐钱，他们马上哭穷，证明自己为官清廉。有的大臣甚至到街上卖掉锅碗瓢盆，有的去卖棺材，表明家里一贫如洗。

国丈周奎，是人尽皆知的富翁，也是一再哭穷，崇祯再三恳求，才拿出1万两白银，这他都要找女儿诉苦，搞得周皇后拿了5000两私房钱补给他。

国丈都不捐，还有谁会捐，最后捐款变成了一场闹剧，大臣们你一个100两，我一个100两，满城官员，加上周奎，捐了一万多两白银。

官员不捐，商人也不会捐，他们太清楚“为国效命”的下场了。

当年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国库窘迫，富商沈万三想和朱元璋交好，主动出资修建南京城墙。

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也是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结果朱元璋却以“私通外番”，“骄奢僭越”的罪名将其抄家流放。

民间普遍认为，沈万三被抄家是因为他说要包建南京城墙，引起了朱元璋的忌惮，朱元璋认为沈万三富可敌国，威胁到了皇权。

沈万三的案例表明，在大明朝露富是很危险的，天下只能有一个富人那就是皇帝，在朱元璋的制度中，商人是下等人，地位比农民和工人都低，连绸缎都没资格穿。

商人们要想活下去，只能战战兢兢、闷声发财。

明末工商业发达，有钱的商人不少，但在失去互信的情况下，他们宁肯向满清偷运粮食（晋商），也不愿给大明朝廷效命，无他，只为保命。

官员、商人还可以说是外人，那宗室呢，总该救救大明朝吧，很遗憾，也没有。

明末的宗室，大多坐视明朝败亡。

崇祯多次号召宗室捐钱，帮助朝廷剿贼，但宗室响应者寥寥。

崇祯14年，李自成攻击开封、洛阳，当地明军希望福王朱常洵捐钱补充军用，福王却一毛不拔。最后李自成攻克洛阳，斩杀福王全族。

宗室不是不清楚他们和朝廷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但是祖制不允许他们为国尽忠。

明成祖朱棣就是藩王造反篡权成功，所以后世皇帝对宗室防范极严，宗室可以领取朝廷的俸禄，衣食无忧，但不能随意出城，不能和朝臣随意交往，至于私养家丁，干预朝政，更是大罪。

崇祯年间，确实有两个藩王想要协助朝廷，但下场都很惨。

如唐王朱聿键，想要镇压流寇，向朝廷借兵，崇祯担忧他趁机叛乱予以拒绝，结果他竟然变卖王府财产，在南阳募兵数千，主动找流寇作战，被打的大败亏输。

虽然输了，但毕竟是为皇上分忧，总该表彰吧，但崇祯没有，他立即以违反祖制为由降罪唐王，将其废为庶人，囚禁于凤阳。

另一个案例是周王朱恭枵，李自成攻击开封时，周王变卖家产，悬赏守城官兵，规定“斩首一级，赏银50两，射死一敌，赏银30两”。开封官兵士气大振，击退了李自成的进攻。

捷报送到崇祯面前，崇祯并没有感到欣喜，反而派钦差去监视周王府。

周王和唐王的前车之鉴表明朝廷宁愿义军做大也不愿宗室行动，把宗室视为比农民军更大的威胁。看到崇祯如此态度，宗室宁肯醉生梦死，也不愿给朝廷奉献分毫了。

看了这些案例，你还会觉得历史重来结果就能改变吗？无论重来多少次，官员、商人、宗室，还是不会救大明，这是大明朝的制度决定的，非个人能够改变。

大明朝是比较特殊的王朝，别的朝代都有基本盘，汉有军功列侯，唐有关陇集团，宋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清则是八旗。唯有大明朝，是一个防范所有人的朝代，将皇权的自私发展到极致。

崇祯和大明朝是确定因素，满清和李自成是不确定因素，投靠后者能不能保命不知道，但为前者效命一定没命，这是一个简单的概率学问题。

最终大臣们做出了符合个人理性的决策，那就是降清。

西方也有类似的例子，七年战争，英法两个霸主大打出手，两国实力半斤八两，军力也互有长短，打到最后，两国都债台高筑，债务都达到了GDP的150%以上。

但最终英国撑下去了法国却撑不住，一个原因是英国的国家信用更好，人们愿意借钱给英国而不愿借给法国。

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议会对财政和税收的控制权，政府借债有议会背书，且资金的使用过程和去向较为透明。

1694年，英国成立英格兰银行，为政府提供稳定的国债发行平台，使国家债务可以通过标准化的国债证券形式出售给投资者。

一系列制度保障让债权人对英国政府的还债能力抱有信心。

相对英国，法国的信誉则很差，法国没有英格兰银行那样的国家信用机构，债务由国王个人信誉担保，而历史上法王多次违约，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都曾减记国债。频繁的违约让债权人普遍不信任王室。到18世纪末，法王再也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之后，独立战争爆发，法国支援华盛顿击败了英军，但这次失败并没让英国伤筋动骨，反倒是法国因为战争，债务问题进一步激化，路易十六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召开三级会议，最终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旧制度的崩溃。

在英国不是问题的政府债务在法国却引发了一场革命，体现的是两国政府信誉和金融体系的差距。

明朝与法国的专制王权揭示了一个历史宿命，一个与所有人为敌，毫无信誉的王朝，在顺风局中还能生存，一旦碰到逆风局，必然会在孤立无援中走向灭亡。

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有一面鲁迅手里夹着香烟的网红打卡墙。

“给先生点支烟”，一些打卡游客以此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敬意。

近日，一孙姓游客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这幅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投诉到浙江电子政务平台“浙里办”。

该游客称，该墙画有诱导他人室外抽烟、危害他人健康的风险，要求将鲁迅的姿势更换为“右手握拳”。

此事在网上引发热议。对于动辄以投诉举报裹挟舆论的搞法，我的态度很明确，这纯粹是裤裆里拉胡琴儿——扯淡（蛋）。

投诉鲁迅吸烟画墙，正如将“举杯邀明月”的艺术镜像解读为宣扬酗酒，把“精忠报国”的视觉画面理解为提倡文身。她咋不举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是破坏自然生态，举报武松打虎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不要就事论事跟我大谈控烟，这种网上举报投诉已经远远超出控烟议题，成为一种民粹主义的叙事。他们此种拿手好戏，近年来时不时上演一回，民粹动员模式几乎所向披靡，面目实在可憎得很。

鲁迅吸烟是历史事实。从有关鲁迅的照片、肖像绘画、版画、漫画、纪念邮票和电影电视等，都可看到其吸烟沉思的形象，手持烟卷已成为鲁迅标志性文化符号。

任何伟大思想家的形象都是多面的。要求将鲁迅形象塑造成“不拿烟，只握拳”，是在对历史人物进行“洁癖化”审查‌。

审查者的底气在于，仿佛只有他们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他们将这种“代表权”视为一种排他性的身份政治。

他们可以人民的名义，手持着放大镜检视任何公共事物，进行政治和道德上的审查和评判，频频在网络上搞出不小的动静。

他们的可憎之处，是通过排斥公共审美多元化，将特定文化符号与道德合法性绑定，排斥不符合其意识形态的审美表达形式。

当社会仅允许符合民粹主义叙事的文化审美存在时，必将形成文化领域的垄断性话语权，形成对多元价值观的系统性压制。

最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的一篇文章，在网上引起广泛共鸣。

文章指出，“这些年来，明显感觉社会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并且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

劳东燕感叹，“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打碎与摧毁，公然地表现粗鄙被认为是真性情，这样的粗鄙在网络中连成一片彼此遥相呼应，声势还越来越大。”

文章还指出，“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愿意一起坠落的人，只因为想要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都会被认为有罪。”

这几天一直在思考，劳教授所称的“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的力量，到底包括哪些？

投诉鲁迅夹烟事件，让我猛然意识到，此举本身及其代表的民粹情绪，就是“拖拽我们向下坠落的力量”之一。

近年来，公共文化领域的诸多事物，动辄遭反智主义的各种举报投诉，以“政治正确”裹挟强大的网络舆论而屡屡得逞。

有别于正常的投诉举报，他们将个体诉求包装为叙事宏大的"全民意志"，民粹主义导向的争议制造，挤压基于事实的理性对话空间，加剧社会认知撕裂，导致公共认知水平的整体下降。

这种民粹主义的排斥机制，直接消解社会对不同文化形态的包容性，导致审美生态的单一化，以及群体审美认知的弱智化、粗鄙化。

这种力量的发展趋势是，“革命群众”“正义人民”凭借敏感的“政治嗅觉”和俯视一切的“高尚道德”，可以纷纷从香烟盒、包装纸、报纸杂志的装饰花纹、鞋底纹中发现“反动”、“有害”、“不爱国”。

诚如鲁迅所言：“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百余年过去了，这种想象竟然落到鲁迅先生自己头上，真乃莫大悲哀。

希望馆方这次挺住。劳东燕教授说得很好，“面对那股一直拖拽我们向下的力量，必须有意识地施加反作用力，不然一定会被那股坠落的力量所征服。”

先生抽烟，有人抽风。决不要惯着他们这种“民意至上”逻辑下的坏毛病，顺从地跟着他们一起摆烂。

一

其实月初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消息了。

据《联合早报》7月26日报道，许多听众突然发现，梁文道的付费播客《八分半》在最大的音频平台“喜马拉雅”上被全部下架。而在小红书、B站等其他平台上，他的账号内容也被清空。

梁文道一直备受争议，也不敢多评价他。

但是，不可否认，梁文道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已经无法避免与当前社会的矛盾发生冲突。

在曾经宽松的媒体环境中，他的直言不讳和批判性思维都曾受到过热烈的欢迎，但随着舆论环境的变化，他的言辞似乎开始变得“过火”。

事实上，人还是那个人，观众变了。

想写今天这篇文章的原因还有一个：许子东教授也被提醒了。

近期，许子东有个讲座，众所周知，他最擅长的讲的就是鲁迅和张爱玲，可惜讲到鲁迅时，说国人现在和百年前一样，主持赶紧上台打断，让他注意尺度。

这俩人，外加窦文涛，是曾经《锵锵三人行》节目的铁三角，一个左，一个右，一个居中。

今时今日，就是这么个状况。

看到一段话，摘录如下：

当一位历史学者在讲座中被追问“你这话是不是在影射现实”时，他突然停住了，拿起茶杯抿了一口，岔开话题聊起了天气；当一位医生在朋友圈分享“抗生素滥用的危害”被举报“制造恐慌”后，她默默删除了所有专业内容，只发些花花草草的照片；当一位经济学家在会议上欲言又止，最终把“可能存在的风险”换成“总体向好”时，会场的空气都透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

大家应该早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智者不愿意讲话了!

所以，短视频才大行其道，大家都在为鸡毛蒜皮的事，争论不休。而真正该讨论的，值得讨论的话题，见不到了。

二

我当然应该庆幸，我还能说话。

可惜，很多时候我说的话，也是言不由衷。

曾经，我是真敢说啊。结果呢，大号前年被封了六个月，去年十月份解封，结果今年3月份又续上了，再被封一年。有人肯定会问，怎么不直接永封呢。

我告诉你吧，因为实在也没找到合适的理由，索性封一年吧。

当年我的“夜听锵锵”公众号，就是说了下秦刚和傅晓田的事，直接永封了。

往事历历在目，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什么理由的。

这两年，大家都在说，自媒体之路越来越难走了。

我自然也是如此。首先就是选题，越来越不知道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

其次，这号半死不活的，公众号平台也不给推荐，也不给流量，除了关注我的读者和他们转发被看到的机会之外，没有人能读到我的文章。好像平台就是刻意让我们这些号主“慢性死亡”的。

就像梁文道的“八分半”节目，哪期不是一次次迅速收集大量信息，准确找到切入角度，通过抽丝剥的理性分析，将各类时事的始末以及故事背后的逻辑和背景，拨开云雾，娓娓道来。

我写文章也不是呼啦啦拉出一大段，事实上，也需要查找大量的资料，最起码得先把事情前前后后彻底了解清楚，屏蔽那些虚假的和无用的信息，光这个过程就需要大量的精力。

而写出来之后，还要修改，修改完了还要找配图、编辑排版。

这些倒不是关键，关键是，就像今天的这篇文章一样，我还怕辛苦工作的成果，被禁发，被删除。

三

至于收入？

说了可能有人不信，所谓流量费其实少得可怜，阅读量还行时，一天十几块，凑合时，几毛几块。

相比投入的时间精力，脑细胞和电费网费，纯属自娱自乐。

但是我又特别在意读者的感受，生怕哪地方写的不够好，得罪了诸位。

昨天那篇文章有些争议，一下子溜走了百十来人。

想想也算我偶尔的尝试吧，谁知道这写作这条路，走向何方，能向何方呢？

现在，我为了规避马上要来的更多的风险，其实已经刻意谨慎的多了。我现在在研究性学，我打算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就研究这玩意儿。

有时候看着很多年轻人，躺平了不动，我就着急来气、

二十年前，那个年代，大家很穷，但是一门心思想赚钱，想发财，满心满脑的欲望。

现在可倒好，低欲望，无欲望，连性都不想要了。

所以，去他奶奶的妙手著文章，去他奶奶的文以载道。

何不如攻其一个方向，把性和爱发扬光大，也算是造福人类社会了。

但是，人总是要先活下去的。

所以，恳请大家给条活路，别横挑鼻子竖挑眼。

就像梁文道现在的处境，让我不禁思考：在这个信息洪流中，我们是否依然能够保持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还是会在压力下选择沉默？

在如此敏感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每个人都在走一条钢丝般的路，而在这一过程中，爱己爱人，是最为重要的。

结尾还是放上这个《锵锵三人行》音频合集，只是为了留存这份小百科。感兴趣的，可以收藏留念。全部是mp3格式，大概有50G左右，3000多集。还有圆桌派1-6季的音频全集，内容相当丰富，十分值得收藏。分两种套餐，一种是一个移动音箱+tf卡+读卡器=99元，另一种是不要移动音箱99-25=74元。给你包邮到家，读卡器可以插手机上，非常方便使用。感兴趣的可以加我v信yimai779，购买收藏。写作不易，自媒体日渐收紧，只能如此贴补，勉强支持创作的动力。人间大爱，感谢涕零。

【一】

一位姓孙的女士游了绍兴鲁迅纪念馆，火眼金睛的她见人之所未见，赫然发现纪念馆的墙画非常不妥，甚至非自己私下吐槽能解，于是在2025年8月22日将此事投诉到浙里办，而且还提出了她的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举报南京商场红圆点是暗戳戳地展示日本国旗的网红。

这又让我想起了第三个图：

【二】

鲁迅应该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无数解剖国人心态、呼吁“救救孩子”的文字没有“正导”青少年，而他的抽烟倒可能“误导”青少年。

而且是一幅画，一个艺术作品。

鲁迅只以为学医救不了中国。

他哪里会料到，从文也救不了。

当然，有可能他想到了。所以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叫《呐喊》，第二部就变成了《彷徨》；杂文集也从1925年的《热风》，变成了1928年的《而已集》。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名言：“我是一只老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一百多年了。

牌坊早已推倒，小脚早已解开，辫子早已割去，长衫早已脱下，算盘早已抛弃……我们用智能手机了解全世界，我们坐着高铁去看鲁迅纪念馆。

然而，这个国家仍然有那么多的人举着电子牌坊——还是自制的——横冲直撞。

这位孙女士如果去看大卫雕塑，估计会痛哭流涕要给他穿上内裤。

这样的人，鲁迅自己已经骂过了：鲁镇那位长得像核桃的柳妈。

二嫁失了贞，又死了丈夫和阿毛的祥林嫂回到鲁镇，“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钉住她的眼。”这个一张脸长得像个核桃的女人给祥林嫂出一个主意：花十二千给庙里捐门款，赎罪。

现在，这位姓孙的女士反复瞅着鲁迅纪念馆的墙画，打皱的脸笑了起来：干枯的小眼睛，钉住了鲁迅手中的烟。

鲁迅的文字飞了一百年，转头射中了自己。

【三】

幸好孙女士不读书。

要不，没有任何作品能从她的眼皮下全身而退。

《论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是歧视女性，误导青少年价值观。

《史记》，“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太残忍了，吓坏了青少年单纯的心灵。

《资治通鉴》，“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更残忍，对象还是未成年人。

《西游记》，打死了多少小动物啊？而且猪八戒老是调戏妇女，大家还居然觉得他可爱，这对青少年误导得不能再误导了。

《三国演义》《水浒传》勾心斗角，打打杀杀，尸横遍野，完全就是高级别的古惑仔。

《红楼梦》，这么多乱伦和同性恋，而且鼓励年轻人不要参加高考，成何体统？

《复活》，地主家的傻儿子诱惑女仆，还把怀孕的姑娘赶走，人性太黑暗了。

《百年孤独》就更别说了，连猪尾巴的孩子都生出来了。

……

孙女士们的底细，也早在鲁迅的预见里：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果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杏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四】

新闻上说，孙女士投诉以后，绍兴鲁迅纪念馆“正在处理”。

我真担心鲁迅纪念馆一点都不鲁迅，被这样的人一投诉就吓得赶紧真改了。

于是，找到了纪念馆的号码，给它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士。

“你们也肯定注意到了那个新闻，我想我可能不是第一个给你们打电话的。看到你们说‘正在处理’，希望你们的处理不是真的去改掉那个墙画，你们是鲁迅纪念馆，应该有一点鲁迅的气质，不要被这样的人道德绑架。让鲁迅有烟可抽，是你们的义务和责任。不要给鲁迅丢脸。”

女士笑着说：“谢谢您的来电，我会向上级反映。”

一

今天来说华山派里的一个小人物，叫薛公远。

金庸小说，很多小人物都不容错过。他写这个恶人薛公远，虽然是个很小的角色，都恶得传神，你会觉得这辈子见过的烂人都融合在这一个人身上了。

现在拍影视剧的真该仔细学一学，看看怎么塑造人物。

小人物薛公远出场，是在“蝴蝶谷大型求医”事件中，他是患者之一。

这伙病患都来自各大门派，粗鲁傲慢，摆着类似“我是某某单位的某某某”的架子，态度很不友好。

比如华山派一瘦小弟子，“拍的一响，一件小小暗器击在草堂正中桌上”，说话则是“你拿着这朵金花去给‘见死不救’看，说我三人都是给这金花的主儿打伤的”。

被打伤了还这么牛，又是破坏桌子，又是你啊我的，对医生胡青牛也是只称外号“见死不救”，全无敬意。

薛公远却和他们形成了鲜明反差，他说的是：“相烦小兄弟禀报一声，且听胡先生如何吩咐。”

一句“相烦”，一句“先生”，堪称最有素质的患者，在粗野的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出。

当时小张无忌正在谷中当学徒，等于是前台站接待的男护士。他对薛公远印象很好，感觉此人好懂礼貌。

二

此后，随着疯批患者越来越多，薛公远的形象也越来越好。

有一位崆峒派的高手“圣手伽蓝”简捷，现场情绪失控，发作起来：“我一把火烧了你的狗窝，咱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做翻你贼大夫，大伙儿一起送命。”

紧急关头，薛公远闪电出手，一招制服失控的简捷，呵斥道：“你得罪胡前辈，我姓薛的先跟你过不去！”

这一举动，不仅果断，更极具表演性。他精准地判断出此刻最该站在哪一边，哪怕对方武功高于自己。

更精彩的是他接下来的应对。见胡青牛医生仍不松口，他立刻转向学徒张无忌，磕头恳求：

“胡前辈身有贵恙，那是我们没福。这里有一位小兄弟医道高明，还请胡前辈允可，让他给我们治一治……除了蝶谷医仙的弟子，普天下再也没有旁人治得好的了。”

这番漂亮话，堪称以退为进的典范。最后还真就成功了，由小张无忌出手，给众人治好了病。

如果一切就到这里为止，薛公远将是讲文明懂礼貌的模范患者，接下来就是合影送锦旗了。然而这些都只是金庸的铺垫。

三

一段时间之后，饥荒蔓延，饿殍遍野。小张无忌带着小杨不悔挣扎求生，再次遇上薛公远与简捷一伙。

一看是熟悉的老患者，小张无忌还以为救星到了，“登时宽心”。他完全料不到这伙人会忘恩负义，想要吃了两个小孩。

简捷跟过去一样不遮掩，“突然眼中射出饥火，像是头饿狼一般”。

薛公远却十分缜密，不动声色地试探：“这女孩的妈妈呢？”

小杨不悔的母亲是峨眉派的，来头不小。等确认孩子母亲已死，没有保护伞了，薛公远才突然变脸，将两人绑了要吃。

张无忌出言恳求，提起当初的救命之恩。谁知“模范患者”薛公远是这么回的：

“张少爷，我们受伤之后丑态百出，都让你瞧在眼里啦，传将出去，大伙儿在江湖上也不好做人。今儿我们实在饿得慌了……再救我们一救吧。”

这人的话揭示了一个真相：早先求医的时候，自己已经得罪了他了。

当初他的客客气气背后，已经藏着怨毒与不忿。有些人就是这样，不会感念恩情，反而因自己不堪的一面被看见而心生恨意。

而且他们还有很强的自洽能力：吃了你不是因为忘恩，是因为我太要脸面了。

四

接下来，薛公远的表现可说是一个人性至暗面的大暴露时刻。

小张无忌恳求不得，转而威吓：你不怕我二人师门问罪？不怕张三丰祖师和灭绝师太？

简捷真被唬住了，有点犹豫，薛公远却丝毫不怕，只是冷笑：这事只有天知地知，吃了你俩，张三丰老道能查得到？

甚至他反而还兴奋起来：“哈哈，武当派、峨眉派的弟子在江湖上逞强称霸，今日却给我们一口一口的吃了，张三丰老道和灭绝老尼知道了不气死才怪。”

这人不但比简捷冷静、敏锐，反过来，他还能从非人的恶行中得到别样快感。

之前在蝴蝶谷求医时，一口一个先生、医仙、小兄弟，无比恭敬，而眼下就变成侮辱性的“三丰老道”、“灭绝老尼”，恭敬时的姿态越低，报复时的快乐就越甚。

最后，小张无忌自感脱身无望，便提出以命换命，吃掉自己，放过小杨不悔。

一直穷凶极恶的简捷居然有所触动，觉得张无忌小小年纪，竟大有侠义之风，“倒也颇为钦佩”，踌躇起来。

薛公远却冷冷地说，饶了小女娃娃不打紧，只是泄漏了风声，武当峨眉寻仇，“简大哥有把握打发便成。”

一记补刀，让简捷恍然大悟，也断了小杨不悔的最后生路。估计简捷也挺惊讶，靠想不到有人比我的底线还低。

五

仔细观察一下小人物薛公远，就觉得这家伙太耐人寻味了。

平时非常能伪装，特别会趋利避害。有求于人的时候，他比谁都懂低声下气，甚至摆出看门狗的模样，谁不听您的我就干谁。

就活像三四年前，小区群里天天吹捧、附和管理人员，帮着威胁恫吓邻居的那些业主。

而不同于上述这些人的是，一到真正作恶时，又胆子很大，残暴果敢，毫无敬畏。简捷不敢吃的人，他薛公远评估之后就敢吃。

道德底线还比“一般恶人”更低，并且作恶时还有爽感，天然具备作恶的成瘾体制，这种人才是“天选禽兽”。

通过这个人小人物，金庸寥寥几笔，就写活了一种道理：

单纯暴躁易怒、习惯性搞破坏的人，还不是害处最大的，最烂的是薛公远这样，先会迎合、投机、谄媚的。

因为善于迎合，所以才更明白社会防御机制的弱点，真正吃人时才更无所顾忌，也不留首尾，破坏性更大。

并且他还有瘾。因为经常的迎合谄媚，他们丢失了的尊严，都要靠报复社会、践踏他人补偿回来。这就是为什么薛公远比简捷下手还更狠、做得还更绝。

讽刺的是，这个薛公远的门派偏偏顶了个响亮的名头，叫华山派。

后来张无忌揪出华山孽徒，里面的人还怒斥：我们华山派的名头被你搞得不成样子！自己倒成了受害者。

金庸小说真是太有趣了。

“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中，唯一有价值的报道，就是李微敖采访到武汉大学校长，那句“等上级安排”，其实是能代表2025年社会氛围的证词，也是这个事件的核心真相：很多困扰，都是权力本身造成的。

这个事情最近引发新一轮争议，因为武大校长在一个场合说：李微敖打电话说自己是长沙一中校友，我才给他说了那么一句……

李微敖对此进行了回应：他在电话开头就说了自己是经济观察报记者，表明这是一次采访；从头到尾没有说这是私人聊天；全程通话都有录音，而且已经提交给了自己供职的机构。

尽管很替他捏一把汗，但这已经是一个记者能够做的极限了。

从新闻操作规范来讲，李微敖没有任何问题。他开头就标明了自己的身份和采访意图，并且开启录音。看上去，他现在已经是中国最“猛”的记者，而实际上他非常谨慎，这也是他还能做记者的原因。

在一个普遍在等待“通报”的年代，李微敖可能是唯一试图去采访武大校长的记者（其他媒体的报道，最多努力接触两个当事人）。他做过功课，知道校长和自己是长沙一中校友，也不排除因为这个关系，才找到了校长的电话。

在武大发生的事情，想办法采访校长，本来是媒体的第一任务。但是，人们已经普遍知道，中国的校长，已经不会就公共事件表态，最多由学校的宣传部门回应。如果你致电宣传部门，会让你单位开介绍信；或者一句“等通报”。

所以，大部分记者都已经和读者🏥，只是“等通知”而已。

这就是李微敖让人感到讨厌的原因。他总来不甘于等通报，而是总是想办法报道一点什么。

李微敖和校长通话后，可以选择不写，“这样写也许对这个初中校友不利哦”；但是，他也可以选择写出来，因为这符合公共利益。告诉公众，在这一事件中武汉大学校长是怎么想的，这是一个记者的责任。

作为他北师大的校友，我和他吃过好几次饭，关系要亲近得多。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处在舆论漩涡之中，他采访我之后，很大概率也会写出来。

采访并且写出来，这就是他的信仰。

我使用“信仰”这个词，是很慎重的。他已经在记者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没有去争取主编、主任的职位，而是专注于做一个记者，“对抗”或者“揭露”式采访，就是他的兴趣所在，即便为此遭遇网暴，他也不会害怕。

我猜，他把这当成是他的“天职”或者使命，也就是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

我不知道武大校长是在什么样的场合来“抱怨”李微敖的。这再次证明他不适合这个职务。校长是一个公共角色。除非是在自己的家中或极私密的场合，否则他所说的一切话，都有可能被“报道”出来。

他可能需要补上“如何发言”这一堂课。这也再次证明“等上级安排”并不是一时口误，而是他长期以来的习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如何体现自己的主体性，是一个“公共人”必须考虑的问题

至于网上有很多对李微敖的攻击，我只能祝福你们，一生顺遂，不要碰到任何不公。

文/蔡朝阳

这位女士真是太好玩了，绝对有才华，有想象力。我甚至觉得她比鲁迅先生还要幽默。贡献了本日最大笑料。

事情是这样的：近日，游客孙女士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鲁迅故里的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在8月22日将此事投诉至有关部门，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的画面。

这个事情的幽默在于，令人瞠目结舌。

首先，投诉鲁迅抽烟。鲁迅是1881年生的，你投诉100多年前的人抽烟，不怕鲁迅从棺材里爬出来打你吗？你怎么不投诉纪晓岚纪大烟袋呢？

我还投诉辛晓琪呢，她的歌曲《味道》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这对青少年造成多大危害！

如果以上成立，那建议把门神的武器，关羽的青龙刀，张飞丈八蛇矛，秦琼的双锏，岳飞的红缨枪——所有兵器都删掉，为啥，引导孩子使用暴力，引导孩子校园欺凌。

其次，这位“有识之士”又说这版画不对。外行了吧，鲁迅这辈子最爱的艺术形式就是版画。这幅版画是经典之作，作者李以泰教授都80多岁了，这个版画同时也是李教授的杰作，成名数十年，至少是上个世纪作品，被放大作为鲁迅故里的正面都已经超过20年。你行，你怎么不坐个时光穿梭机回到过去！

再次，李教授师从赵延年，赵延年是版画界权威，他一辈子为鲁迅刻了150多幅版画，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是1978年的《鲁迅先生》，鲁迅也在抽烟，你倒是再投诉一下赵延年啊。

对了，朦胧诗的代表诗人北岛，原名赵振开，是赵延年的侄子。你顺便投诉一下北岛，北岛在诗歌《日子》里也抽烟：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透过烟雾凝视着自己。这多不好。

哦哦，还有，要把抽烟变成握紧拳头。这个聪明的设计我给满分。你看，握紧拳头，多么符合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那为什么不改成手里捏着匕首和投枪呢？更符合战斗精神。尤其符合这位女士的战斗神经-冰。

世界还是有约定俗成的规则的，你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古人。艺术和文学也是有自身的规律的，你平时也要多多加强学习。

我真的建议这位女士要照照自己，不要沦为一个巨婴。巨婴总是认为整个世界都要以她为准的，不行，那就撒泼打滚，以头抢地。这样的场面，相信国人见过不少，而今番撒泼到了鲁迅头上。

此外，我觉得这种荒谬到毫无常识的投诉，最好不要理她。理她你就输了。鲁迅他老人家说过，最大的蔑视，就是连眼珠子都不转过去。让她自己成为一个笑柄。

甚至，鲁迅都早已经预言了这样的荒谬绝伦。她自己成了鲁迅他老人家笔下的笑料，还不自知，这是这个社会新闻最幽默的地方。

鲁迅在《小杂感》中，说：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所以，还是要读鲁迅啊。读鲁迅令人生出智慧。继续收听我的《少年读鲁迅》吧，扫码即可获取。

美国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Frank Caprio）于当地时间2025年8月20日14时15分在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逝世，享年88岁。在弗兰克法官断案的那些视频（《Caught in Procidence》）里，他处理的多是小额行政处罚案件，这在法律人看来是相当普通常见而琐碎无聊的案子，好比一个呼吸内科医生天天给感冒患者量体温开感冒药一样日常。然而弗兰克法官的这些视频在油管上却意外爆红，播放量近5亿次——只因为他让旁听者明白，法律并不只是冰冷的训诫和惩罚，法律也可以是温暖的感化和帮助。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从法律人的角度，我更关注的是弗兰克法官的判案要素，我们可不可以复制或学习他的判案模式。粗看下来，弗兰克法官的判案要素主要有法律的权威、独立审判、经验和道德标准、审判公开这几个方面，而这些要素，奠定了弗兰克法官的司法正义。

先看法律的权威。

弗兰克法官的视频里，法庭上的人对于弗兰克法官那是相当地尊重。这不是因为弗兰克法官仁慈，而是因为美国法律的权威已经深入人心，就算法庭上坐的不是弗兰克法官而是严厉的张法官李法官，大家也不敢造次。

美国法律看重涉诉者的诚实和信用，当你在法庭上手按圣经宣誓时，就意味着你必须对自己的言语负责，否则将承担伪证罪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英美判例法虽然繁琐，但是给了裁判者和旁观者非常直观的借鉴模式，大家不必为了法言法语的内涵和外延产生歧义，可以将判例的现实意义延续下去，这对于保持法律的诚信和稳定性相当重要。法律其实就是一部契约，是司法者与公民达成的协议，既然是契约，那么诚信和稳定性就很重要，是法律权威的基石，除非基于必要理由的调整。倘若一部法律三五年一次司法解释，五六年一个修正案，犯罪量刑数据随着通货膨胀不断上涨，新法旧法溯及力原则不停换来换去，“过去我们认为，现在我们认为“，民众如何适应法律如何尊重法律？

其次谈独立审判。

很显然，弗兰克法官判案的视频是精心挑选过的。视频里的弗兰克法官，可以根据案情当庭决定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而不必去跟他的“领导”或者“院长”或者“审委会”汇报，在我们这里这是很少发生的。案子里很多感人的酌定情节，在我们法律人看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不能随意据此增减处罚，但是弗兰克法官却把这些酌定情节放大了并予以温暖化处理。现实里的弗兰克法官是否真的可以这样独断处理先放到一边，无论如何，这些视频并未损害当地法院的形象，相反地，弗兰克法官判案已经成为了当地温暖司法的一个标志。

弗兰克法官当庭直接断案依据的是独立审判这一司法原则，这是美国司法独立原则的具象化。司法独立我们当初也喊过，喊着喊着就成了空谷回音，走着走着就不知道走到哪里了，整个司法体系抱团取暖，形成自身苟且的利益共同体，用纷繁复杂的诉讼机制保护自己，谁都负责又谁都不负责，法官们越来越丧失司法自信。我们现在随便去看一个法院审理的案子，不论民事行政或者刑事，不论小额诉讼还是死刑案件，有几个法官敢当庭下判的？不要说当庭下判，连旁听者都要反复审查，旁听的座位都要临时拆掉，出庭律师的手机电脑都要被翻来翻去。法官完全没信心去面对刁钻古怪的律师和千奇百怪的当事人，以及无法回避的错案冤案，很多时候法官连宣告无罪的勇气都没有。当事人拿到一纸没啥说理内容云里雾里千篇一律的判决书，如何来尊重这些法官大人？

第三是经验和道德标准。

在我们看来，弗兰克法官判的有些案子完全是随心所欲，全按着他的“自由心证”折腾。比如对于穷人和弱者的宽容，对于曾经对国家有过历史贡献的荣誉老兵的网开一面。这对于已经习惯了机械的讯问式审判和成文法规则的我们来说，完全是出乎想象。

我们的法学院校在过去几十年生产了大量的法律学生，充实到司法各部门，原以为用这些法律精英替换掉复转军人和社会招工就可以万事大吉，完成司法的理念统一并进行精英式的管理，但实践证明事情没那么简单。社会实践的纷繁复杂以及无法独立审判的尴尬，形成了精英司法体系的苟且特点，实践中大方向一旦走偏则很难扭转，出现污染的诉讼证据和司法事实时审判纠错能力及其低下，大家都按照既定方针办即可。

我们往往认为大一统的成文法相比较英美判例法更容易形成国家司法的统一，可以大大降低法官贪腐的可能性，促进司法廉洁高效。而事实上，最近10年就有3名最高法院副院长落马，数十名高级法院领导落马，更不要谈我们的司法部长前前后后的全军覆没。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应该和法的类型及形式无关。

弗兰克法官并非出身名校，他从小家境贫寒，对于生活和苦难有深刻的体会，在法庭上往往怀有悲悯之心。法律这个科学，一般人会感觉深不可测，可是弗兰克法官的视频告诉我们，法律和一般人日常所需的萝卜青菜没啥不同，它也是我们生活里的必要组成部分，并不高高在上。善良就是善良，丑恶就是丑恶，不会因为被法律人包装解释过了就变成了陌生的奢侈品。法律不该成为专业人的禁脔，普通人的判断标准也要成为判案的根据，一个案件的处理不单单只交给法官，还要交给普通的老百姓，让他们参与其中，打破法律人对于这个行业的信息垄断，也打破这个行业无法消除的身份尴尬。

当然，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律人，的确需要跨过专业这道门槛，而一旦进入这道门后，如何遵循经验常识和逻辑，就成了考验法律人职业操守的第二道门。比如一个刚出校门还没有和女朋友同居过的年轻人，你让他去承办离婚案件可能就很不靠谱；比如执掌生死大权的刑事法官，若不知生死为何物，如何下得了沉重的判决？法律走到最后，经历了经验常识和逻辑又达到了第三道门：回归普世的道德价值。就像弗兰克法官判的案子那样，对他来说，法律到最后只是一个道具，是为了彰显做人的道德而撑起的背景布。

所谓大道至简。

最后谈谈审判的公开。

审判的公开包括审理的公开和判决的公开，关于审理的公开我在前文里谈到了司法的不自信，这里想谈谈判决的公开。

弗兰克法官的视频里，他的发问和说理是公开的，很多案子的法律道理并不难，难是难在如何用简洁的方式表达宣示出来。在我们当前的司法体系里，对于审判的公开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走着走着有的事情似乎又峰回路转了，比如刑事判决书的查阅。虽然我们奉行的是成文法，但是由于国家的广袤，地域的辽阔，当事人和律师们很多时候需要查阅相关资料就遇到了瓶颈。一个个本该公开的判决书，也成了国家秘密的组成部分。

有的时候，就算是看到了相关的判决书，也是不知道法官判决的具体理由是什么，一句“辩护人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就结束，彰显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无知和颟顸。

不可否认我们有很多业务优秀的法官，但是，我们这里肯定出不了弗兰克这样的法官，他不属于这片土地。

法律当然是有力量的，在弗兰克法官的视频里，他让我们看到了冰冷不是力量，温暖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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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组织与单位

日本检测出永久化合物污染的新闻再度引发中国媒体的广泛关注：

之所以说“再度”，是因为一年多前，日本检出这类污染物的新闻就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

无论是一年前，还是当下，新闻里说的污染物都是指一类特定的含氟化合物PFAS（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因其化学性质稳定（这类物质有极为稳定的碳氟化学键），在自然界中降解缓慢，也被称为永久化合物或永生分子。

PFAS应用广泛，例如利用一些PFAS分子“油盐不进”的特质，它们被用于构建防水防油涂层。听到这防水防油不必往复杂工业上想，打开衣柜，你那具备一定防水性质的衣服，应该都有PFAS涂层。

近一二十年人们开始注意到一些广泛使用的PFAS可能威胁人类健康，尤其是两个过去使用最广泛的PFAS：PFOA和PFOS。PFOA目前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1类致癌物，PFOS是2a类致癌物，即前者被认为有充分的人体致癌证据，后者有可能导致人类癌症。这两个PFAS也被很多国家禁止生产使用，正想办法淘汰。

但由于PFOA与PFOS曾被广泛使用，加上它们的降解极为缓慢，如今全球各地都能检测出这些PFAS，美国有，日本有，中国也有。最突出的一个威胁来自水体中的PFAS，可以直接通过饮用水进入人体。当然，人体内也能检测到——我的身体里有，你的身体里也有。

关于PFAS的详细科普，可以参考这篇（也放在今天二条了）：

潜藏于普通人血液中的永久化合物，和被化工巨头“掩盖”了几十年的真相

去年国内媒体突然集中报道日本PFAS污染，大概是由于当时——2024年6月，日本宣布要对全国饮用水的PFAS含量做调查。

从2020年起，日本对饮用水的PFAS含量做出了初步规定：PFOA和PFOS这两种危害最大的PFAS总量不应超过50 ng/L。

2024年11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对全国两千多个公共饮用水水源的调查，2020年有11个水源出现过PFAS超标，2021年是5个，2022年4个，2023年3个，2024年当时截止9月底未出现超标情况。

12月，日本又公布了对私有饮用水水源的调查，2020-24年间，近2000个水源里有44个超标。问题最突出的包括：

水源地点	饮用水PFAS含量（ng/L）
福冈县芦屋空军基地	1500
东京都西部东千岁营地	343
东京都府中空军基地	245
东京都西部府中监狱	204

可以看出，军事基地成了重灾区。这是由于PFAS的一个关键用途是泡沫灭火器，尤其是针对航空燃油火灾的AFFF泡沫灭火器，活性成分是PFOA加上PFOS，导致泡沫灭火器使用极多的消防训练场所、军事基地、机场，都是潜在重污染区。

44个超标的日本私有水源，去年年底时，26个已采取整改措施，如切换到公共水源，14个开启紧急应对方法，如分发瓶装水，剩下4个计划增加水处理设备。

这两天国内媒体又关注起日本的PFAS问题，大概是因为包括朝日新闻在内，不少日媒报道了来自京都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日本34个污水处理厂，有33个的污水污泥里检测出了PFAS。

这项研究和日本政府正在推广的一项农业政策有关：将污水污泥作为农业肥料使用。

污水污泥是污水处理时分离出来的半固体物质，一方面，它们可能含有重金属、微塑料等多种污染物，另一方面，也含有有机物质。经过进一步处理，能作为肥料。

日本政府近年来希望提升污水污泥提取出来的肥料在农业肥料中的比例。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肥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国际肥料价格飞涨，这也是导致过去一年日本大米价格飞升的原因之一。增加污水污泥的肥料占比，能增加日本的农业用肥自给率。

可是，污水和饮用水一样，都有可能被PFAS污染，污水污泥自然也有该风险。去年，日本政府检查了86个污水污泥肥料的样本，显示PFAS含量低于检测下限，由此提出使用这种肥料，不必担心PFAS风险。

但是，京都大学的研究显示至少在肥料源头上，不少污水污泥有PFAS。检测结果显示污水污泥里主要的PFAS为PFOS，平均PFOS含量是5.1 ng/g，即十亿分之5.1，最高达69 ng/g。

这意味着使用污水污泥的肥料，仍应注意对农民、周围环境的影响。这些数据的积累还有利于指导建立合理的管理标准。

日本PFAS的管理也即将有变动。日本饮用水中PFOA与PFOS总量不得超过50 ng/L的规定，目前并无强制性，从明年4月起将改为强制性，即饮用水处理厂不仅要检测公布，一旦超标必须采取措施改进达标。

中国媒体对日本PFAS的持续关注度令人佩服。只是，如果这些中国媒体能拿出一半的积极性到中国本土的PFAS污染上就好了。

实际上，21世纪初，欧美率先禁了PFAS生产后，不少产线转移到亚洲。亚洲又经历了先转到日本，日本禁产后再转移到中国。尽管中国在2021年停止了PFOS生产，2023年将PFOA列入优先管理的污染物，停建相关产线，但很多研究都显示PFAS广泛存在于中国的环境中，包括饮用水水源。

比如，2021年清华大学的一篇论文显示中国可能有一亿人的日常饮用水水源PFAS含量超过当时国外一些地方设立的安全标准。自贡（502.9 ng/L）、连云港（332.6 ng/L）、长沙（122.4 ng/L）、成都（119.4 ng/L）、无锡（93.6 ng/L）、杭州（74.1 ng/L）是研究中饮用水PFAS含量最高的城市。

2022年同济大学的论文显示在太湖采集的水样，PFAS最高为189 ng/L。

2025年5月一篇来自湖北的论文，显示当地一家曾是全球最大的PFAS生产工厂，关停两年后在其附近采集的地表水、地下水仍能检出极高含量的PFAS。其中河水PFAS总量最高达23225 ng/L，饮用水/地下水最高达67937.9 ng/L。研究人员强烈建议该地方圆5公里内的居民不要使用地下水。

在饮用水PFAS的标准上，日本是PFOA与PFOS总和不应超过50 ng/L。该标准属于滞后水平。虽然2016年美国EPA的研究认为考虑安全冗余，饮用水中PFOA与PFOS总和低于70 ng/L，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但在2024年，EPA设定的新饮用水PFAS规定中，PFOA与PFOS上限都被降到4 ng/L，还增加了其它多种PFAS的上限标准。

中国在2022年第一次提出饮用水PFAS标准：PFOA上限80 ng/L，PFOS上限40 ng/L。

不仅上限显著高于欧美国家，而且至今，PFAS并非中国饮用水需要常规检测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上述中国水体中的PFAS含量数据，都来自研究人员的科研项目，并非对居民用水安全的监测。

如果媒体拿出对日本PFAS污染一半的持续关注热情，来追踪一下国内PFAS管理，说不定现在中国饮用水的PFAS上限标准与检测频率，都会大不相同。当然，可能PFAS也有橘生淮南淮北的区别，在日本才是致癌物。

最后，如果你特别担心饮用水里的PFAS污染，无论是活性炭还是逆渗透机制的净水过程都能有效移除饮用水里的PFAS。其中逆渗透去除PFAS非常高效，可以移除99%以上的PFAS。

下次去日本旅游，害怕被日本的PFAS致癌物害了，就去超市买个净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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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https\://mainichi.jp/english/articles/20250820/p2g/00m/0sc/035000c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4/11/29/japan/no-excessive-levels-pfas/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4/12/24/japan/science-health/pfas-exceeding-limits-at-private-suppliers/

https\://www.asahi.com/ajw/articles/15563439

https\://enveurope.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12302-020-00425-3

https\://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html/2022/em/d2em00073c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5-01128-6#Se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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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发布的文章被屏蔽下架，仅仅存活了九个小时：

这篇文章详细梳理了武汉大学肖明瑫是如何在性骚扰后倒打一耙、贼喊捉贼、颠倒黑白、煽动舆论的，证据充分，逻辑缜密。发布后仅仅九个小时，还顶着平台对我的限流，就有超过4000转发，达到三万五千多的阅读量。

然而，对真相的揭示，总会让一些有意操纵舆论、包藏祸心的人急眼。从昨天文章发布后，在各大平台、各个群组都掀起了一场对我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举报和谩骂：

这些只是随手一截，冰山一角罢了。

除此之外，在评论区和私信，我还收到了上千条对我的侮辱谩骂，内容不堪入目：

可以看一下这个间隔时间。几乎每分钟都在不停地收到田力的谩骂攻击。我说四位数的恶意私信并没有夸张。

那么，我的这篇文章到底写了什么内容，让这些田力如此破防和恐惧，一定不敢让这篇文章被大众看到呢？

答案是，我的这篇文章，详尽地梳理肖明瑫性骚扰证据和事件发生过程，有力地证明了：

肖明瑫性骚扰一事证据确凿，没！有！任！何！讨！论！余！地！

被下架文章可以在后台私信回复“武汉大学”查收。（注意，只回复这四个字即可，不要有其余任何字符标点空格）。也可以直接看本文接下来的重新梳理，和之前那篇文章都是一样的。

被下架文章可以在后台私信回复“武汉大学”查收。（注意，只回复这四个字即可，不要有其余 任何字符标点空格）。也可以直接看本文接下来的重新梳理，和之前那篇文章都是一样的。

第一，肖明瑫进行不雅行为证据确凿。

受害者拍下的视频证据。

请问，对着这段视频，谁还敢大言不惭地说什 么“不是性骚扰”、“是湿疹抓痒”？

更可笑的是，这段动图在很多平台根本发不出 去，理由是“涉黄”：

如果仅仅是“抓痒”，为什么平台会如此认定 呢？好难猜啊？

第二，肖明瑫对自己的行为当场认罪道歉。

我们先来做一个选择题。假如你衣服上不小心 被溅了一些酒，但你自己并没有饮酒。而后开 车时被交警拦下，问你说，你怎么一身酒味， 你是不是酒驾？

你会选择：

A.虽然略有紧张，但立即和交警解释只是衣服上被溅到了酒，自己并没有喝酒，可以进行酒精检测证明自己。

B.立刻痛哭流涕，说对不起我这是第一次酒 驾，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求 求您别抓我，我下次绝对不会再犯了。

如果没有酒驾的人，绝对不可能选择B。如果 选择B的人，绝对没有可能不是酒驾。

这是最基本最简单的道理。

同样的，在记录下证据后，女生直接找到肖明 瑫质问。而肖明瑫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看到事 情败露后无比惊慌，连连哀求女生不要声张， 说“我是第一次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并当场道 歉和写下道歉信：

女生记录的录音。

这个女生非常非常机智勇敢，全程记录了视频 和录音。而在对质录音中，从头到尾肖明瑫没 有提到一句“湿疹”。试问，如果他真的是被冤 枉的，说一句我不是性骚扰我只是湿疹抓痒就 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就是只字不提、守口如 瓶，反而当场认罪？？？这有一丝一毫的可能 ? ? ?

所以说，“肖明瑫被冤枉”一说，根本就是无稽 之谈。替他洗白说什么“湿疹”的，如果肖明瑫 当时反应也能这么快就好了。（笑）

此外，现场还有别的目击者呢：

现场另外的目击女生给杨同学写的纸条，表示愿意帮忙作证。

第三，肖明瑫“湿疹”完全是伪证，未被采信。

事发几个月后，肖明瑫终于想起来了自己有“湿疹”，并提供了一份漏洞百出的“证据”：

所谓肖明瑫提供的“湿疹”的证据...不是，造假也得认真点吧？年龄、性别、姓名，有一个能对得上吗？糊弄鬼呢？？？症状居然还是“双眼”有湿疹？？？

可想而知，这样侮辱人智商的所谓“证据”当然不会被采信：

所以，洗白肖明瑫说什么“湿疹”的，完全是造谣。

第四，杨同学败诉是因为不能认定肖明瑫的行为是针对她，而不是因为肖明瑫未进行龌龊行为。

在我国，性骚扰的认定需要具有“针对性”和“侵害性”。即行为必须要明确针对受害人，并且造成侵害后果，才能认定。判决并没有认为肖明瑫未进行不雅行为，只是认为该行为未明确针对杨同学，也没有造成危害性后果。

法院判决原文。

再说一遍，杨同学败诉只是因为不能确定肖明瑫是针对她进行的性骚扰，而不是因为肖明瑫没有进行性骚扰！！！舆论铺天盖地地造谣说什么“诬告”，对女生进行谩骂攻击，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

第四，肖明瑫从高中起就是性骚扰惯犯。

肖在高中时就已经“全校闻名”，其高中的同校同学纷纷站出来揭发他：

PDF内容。几百亿市值的公司的董事长。

不是说好的阶级大于性别吗？互联网不是仇“富”吗？怎么这时候又不拿出骂d小姐，骂黄杨，以及骂曲w婷的劲骂他了？能心疼作恶被抓的男罪犯希望“不要毁了他”，能对着各种“夺走自己人生的天龙人”喊打喊杀（前提是性别为女），但就是共情不了优秀上进勤奋勇于发声但陷入网暴的女性，就是仇视不起来男富二代、男特权阶层和男惯犯。

事实上，这个社会最根深蒂固的认知，最喜闻乐见的桥段就是“天真无辜”的助人，被“心机深重"的女人所害。只要出现这个故事，就能迅速激起最广大的愤怒和同情。而无人关心现实中到底是心机女害白花助的事情多，还是随时随地进行骚扰和冒犯的田力多。

所以，根据以上内容，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还不清楚吗？

多么讽刺，一件事实如此清楚，证据如此确凿的事情，尚且能让当事人遭遇如此大规模的攻击谩骂和造谣，那更多难以取证的性骚扰呢？更多被造谣被污名化的女性呢？

这件事的颠倒黑白已经到了最荒诞的小说家也创作不出来的程度。杨同学遭遇世所罕见的网暴，肖明瑫却被视为值得同情的受害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丑闻。

来看一看，他们的所作所为，这还是人吗？

连田力拳大V都看不下去了。

有名人说，这件事不处理好，会“人人自危”；

到底怕的是“人人自危”，还是男男自危？

我只担心那个优秀向上的女孩仅仅因为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就被全网攻击到置之死地的程度。我只担心像她这么机智勇敢，全程记录下来性骚扰过程的女性都如此艰难，甚至还被倒打一耙，那更多没有她聪明没有她勇敢的女性怎么办？我只担心以后男的性骚扰再也没有代价，因为曾经勇于揭发的女性自己却遭到了世所罕见的网暴。这不就是他们的愿望吗？

是的，这就是他们的愿望。
所以，一定让他们不会得逞的。

其实我昨天在文章被下架后，感到无比的疲惫。不是因为被田力围攻谩骂，这种程度的别说大风大浪了，对我来说连风浪都不是。我只是恨，恨我们的声音如此难以传播。我们在极端不公平的环境里和他们作战。这段时间，生活中我也极其忙碌，很多事情让我心力交瘁。

最近一个月，我的文章已经被屏蔽十几篇了。能在主页看到的我的文章，只剩下寥寥数篇了。

昨天晚上，我和朋友的聊天记录：

嗯。于是我躺下，开始放空。过了一会，收到了一个姐妹给我发的截图，是杨同学的朋友圈：

我惊坐了起来，如鲠在喉。

我本以为，我现在已经很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的。
我本以为，已经不再有什么事情会让我有天量的情绪波动。

我不放空了，我要写出来，我要讲出来。我有

这个声量，我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我很心疼杨同学，我想抱抱她。我想告诉她，你真的特别特别棒，你做的很好。那些龌龊下流的渣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终究有彻底清算他们的一天，终究有时代的车轮把他们彻底碾压成齑粉飞灰的一天。

疲倦是生物的本能，勇气是人类的赞歌。

我在此希望并呼吁：

首先，人民群众的要求是严惩性骚扰犯肖明瑫，而不是仅仅说什么“她没有诬告”。她本来就没有。正如这件事发生在湖北，都是既定事实，没有任何必要和意义再去强调。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攻势，而不是自证和守势。

第二，彻查肖明瑫是如何“保送”武大的，这其中有没有利用家庭优势的不正当行为？

第三，依法严惩对受害者杨同学进行网暴造谣者和泄露隐私者，严惩煽风点火、颠倒黑白是非的无良楣体。

第四，全面还原事实真相，维护杨同学声誉和身心健康。

最后，跟姐妹们说一下最近收到的后台私信太多太多了，短时间内看不完可能也无法进行回复……

非常抱歉地通知大家，今晚斯律师的讲座“谈谈劳东燕的抑郁与坚守”不能举办了。

不能算完全意外，也不是特别气愤或难过。告诉大家，我更多的是平静。

我也不想像有些朋友所说的，换一个主题，或者搞成闭门分享——我的原则是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

这是因为我相信这些活动都是有价值的。尽管活动不能举办，准备活动的过程也是有意义的。

相关阅读：张3丰的世界｜劳东燕的抑郁，也是你的和我的

因为“you在场”报名通道，没有一键退款的操作，还需要大家自己来点击退款。下图是官方退票路径演示：

有退票成功的朋友可以留言写出操作流程，我来放出评论。店员设置的退票时间是2000小时，所以未来几十天都可以。

感谢连夜制作海报、上线活动的小伙伴。感谢105个报名的读者和更多关心这一话题的朋友。

“抑郁与坚守”，我对这个主题的认识更深了。或许有些话也不必说出，因为它已经在你心中。

各位好，今天累了，可能因为昨天《普泽会：泽连斯基，是个愿意为国忍辱的人》可能写的太在点子上，莫名踩了一些读者的尾巴，连篇累牍攻击我，拉黑都拉不过来。

用的最多的词，还是那个——臭公知，关于这个，我有一点浅见，今天就发篇稿子，来谈一谈吧。

“臭公知”发微

“臭公知”这个用词，勾起了我的不少儿时的回忆。

我祖父是个物理教师（说话间老人家刚好走了四年了），经历过特殊年代的那种人，他晚年的时候教师的地位已经显著提升了，被加了“人民教师”“人类灵魂工程师”等等尊号。

不过可能是年轻时候挨批斗留下的印象太深，所以他晚年还是喜欢自嘲的说自己是“臭老九”。

小时候我不明白这仨字儿的意思，上中学时才听说，据说元朝的时候职业分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乞。”读书人地位比娼妓低一等，比乞丐高一等，所以叫“臭老九”。

可是大学的时候我读了历史系，却又对这个说法产生了怀疑。因为正如日本蒙元史学家衫山正明所说，今日中国民间对蒙元形象的很多传说，其实是高度失真的，历史上真实的蒙元帝国其所执行的政策是一种“蒙古自由主义”，其实并没有那么黑暗。

至少像“读书人是臭老九”这种政治贱民划分方式，我们在元朝现存的官方典章制度中是查不到的，正史更是无载。那这东西从哪来的呢？

它的最早出处，其实是一个名叫郑思肖的人。

郑思肖生于在宋末元初，他活到三十五岁的时候，大宋经历崖山之役，就已经亡了。郑思肖不愿意出仕元官，就跑到山里隐居起来，靠卖画为生，他画兰花是一绝，比他更有名气的书画家赵孟頫都曾来找他求过画，可是郑思肖嫌弃赵孟頫身为赵宋宗室，居然屈身事元，就躲着拒不见客，还留下一句“头可断，兰万不可得！”弄得赵孟頫下不来台。

按说这么一个铁了心要做前朝遗臣的顽固分子，敢这么对新朝给脸不要，放在明清时代，分分钟那都是抄家灭族的节奏。但好在蒙元时代的朝廷虽然野蛮，却还没有那么小心眼，郑思肖居然开开心心在大元又活了40多年，七十好几时才寿终正寝。他闭眼的时候朱元璋都快出生了。

晚年的郑思肖整理自己这一辈子的著作，留下一本《心史》，这本书里面全是什么《陷虏歌》《大义集》之类的东西，对着元朝廷骑脸输出，其中有一段就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乞。”

如前所述，这个都不属于谤讪朝政了，这属于直接造谣，人家元朝从来出过这样的规章制度。而且什么叫“一官”“九儒”？你们儒生读了一辈子书不就是为了讨个官做么？你看人家赵孟頫，同样是读书人，只要跪的下，舔的好，乐于歌颂新朝雅政，那官是可以做的很大的，晚年赵孟頫加荣禄大夫，死后获赠魏国公。我大元很尊重你们读书人啊！

可是郑思肖却不管，他硬要这么写，那意思大约是觉得，你们元朝对我们这些不愿意和你们合作的大宋遗臣不够尊重。

这话倒也对，忽必烈搞的那套“蒙古自由主义”，说到底其实还是国营外贸企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感觉，对民间只是赋税轻一些，财富是没有藏富于民的。像郑思肖这种坚持不愿意出来做官，“闲来写副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的隐士，后半生注定过得比较穷困潦倒。

所以郑思肖老爷子其实是在抱怨一件中国帝制史上从来没出现过的事情——你身为读书人，不想跪下颂圣、当皇帝的附庸，还想让皇帝尊重你，这在古代中国是万万不可能的。

当然，宋朝养士三百年，可能确实把知识分子养到了一个临近觉醒的门槛上。你看欧洲不久之后的文艺复兴时代，郑思肖的同行米开朗基罗，就一边对着教皇骑脸输出，一边还让教皇给他发高薪。语言学家洛伦佐·瓦拉一边写《君士坦丁大帝赠礼的证伪》揭了整个教廷的老底，一边居然还在教廷出资办的神学院任教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的时代确实就来了，而紧接着则是人类近代大门的隆隆开启。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这一辈子，是在这种变革之后才活的有那么点意思的。

但你不能拿这么高的标准去要求大元皇帝，就算是出奇好脾气的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人家那个“仁”也只是说他在古代中国一众小心眼的皇帝中稍微大度那么一点点，论人文修养和艺术品味，人家一个草原上“套马汉子”出身的朴实牧民，你到底在期待什么？

所以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地位变化，其实是有明暗两条曲线的，明的一条曲线是如果你愿意考科举、走仕途、进入体制内，天天跪下称颂皇恩，那你基本可以维持社会精英的地位不变。明清为官环境相比前代虽然也惨了一点，但好歹比作社会上所有其他工作都要强一些。所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实不是“读书高”，是考上科举高，能被皇上收下当狗高。

暗线则是想独立于朝廷之外。那就比较惨了，宋以前读书人如果家里有地，可能还有点当隐士的自由，元代已经如郑思肖所言，近似臭老九，可大元皇帝好歹还让你或者。你看看后世的明清，

我觉得郑老爷子就应该知足——他如果同样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我大清，都不用提他公开造谣、污蔑朝廷，就冲他敢写“鞑法”这个敏感词，参照乾隆爷办“字贯案”的成例，让你子孙男的凌迟、女眷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再开棺戮尸、挫骨扬灰、骨灰扬上七七四十九遍都够了。你还敢抱怨你为什么是臭老九？

而如果我们给不想跪的读书人这条地位下行曲线找一个源头，你会发现这个曲线的起点远在先秦那里。

先秦时代的韩非，这家伙想当官想疯了，就写文章给国君出主意，说现在社会上有“黑五类”（五蠹）啊！他们都是社会的蛀虫、吸血鬼，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君权的太阳东升！

哪五种人呢？韩非说，他们是学者（研究学问的人）、言谈者（在民间交头接耳、搞舆论的人）、带剑者（游侠）、患御者（敢不响应国家号召的人）以及商工之民（做生意和凭手艺混饭吃的人）。

言外之意，就是韩非个这疯子，不仅觉得读书人有罪，而且这个社会上大部分自然职业在他眼中都是“没用”而且“有罪”的。

那这个社会上还有什么职业是有用的呢？韩非说——耕战，也就是种田与打仗，秦国老百姓可以在地里当韭菜和上战场当炮灰之间完成人生的二元切换么！

这真的是一种非常邪恶的古代版法西斯理论，但恐怖的是，秦国居然真的执行了韩非这疯子的狂想。

王小波先生说过，知识分子最大的恶，就是建造关押自己的牢笼。我觉得这话送给最终在自己梦想的体系中没得好死的韩非先生非常贴切。

当然，可能韩非先生不觉得自己是学者或言谈者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人生的最大梦想，就是被某个欣赏他的君王收下当狗。

可是韩非给秦王朝制定的这套社会观，在有效之余却是有两个致命问题。

问题一，是这是一套大秦所有贵族、老百姓都一起受损，只有君主一个人得利的系统。因为韩非说的很清楚，民众的任务就是耕战，在平时的韭菜和战时的炮灰之间来回做二元切换，其他所有不符合君王利益的职业都是非法的、有原罪的，民众在这个体系下生活，肯定不开心，甚至侥幸在内卷中获胜的官员也不开心，商鞅、韩非这帮始作俑者最后都喜闻乐见的作法自毙了，甚至范雎、吕不韦、李斯们做到丞相也不能得好死。最后唯一活的比较爽的，可能就只有秦王一人。

从这个角度讲，我一直觉得秦二世胡亥这小子其实也算个聪明人，因为他说过一句名言，叫“吾既已位登九五、君临天下，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小爷我既然当了这个皇帝，就是吃香的喝辣的、穷奢极欲活个爽啊！要不然法家搞那么些改革为了啥？我爹一扫六合又为了谁？大家都活的苦哈哈、紧张兮兮，不就是为了皇帝能自由快活么？

这话其实聊的很通透，专为君主一人谋划的法家，想达成的最终效果也就是这个。

可是胡亥又有另一段名言，就是等秦制这一套最终弄得天下鼎沸、秦国二世而亡的时候，当宦官走上前来，要杀他，他可怜兮兮的开始求饶。说“给我一个郡为王，可不可以？”

回答是不可以。

那让我当个万户侯，可不可以？

回答是不可以。

那让我带着妻子儿女去做个百姓吧，可不可以？

宦官还是说：不可以，您少废话，拿命来吧！

“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这是南朝刘宋的末帝被杀死前发出的千古悲鸣，这孩子被从床底拽出来杀掉前只有十三岁。

法家给古代中国打造的这套帝制系统，明面上所有其他人都是为皇权服务的螺丝钉，皇帝是唯一的受益者。但实际上，皇帝和其后代也没办法在这个体系中永久，长期的受益。中国古代的王朝更迭之频仍、皇族在王朝覆灭之后下场之惨（而且是越来越惨）是个整体规律。

从这个角度看，法家的这套黑色乌托邦，不仅是邪恶的，而且是愚蠢的。因为它最终并不有利于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人——当然喜欢看古代王朝地图开疆的意淫者除外。

这套体系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它在短期的高效之后，长期看却是窒息整个民族的创造力与发展潜力的。因为你一口气把独立知识分子（学者、言谈者）、民间非政府武装（游侠）和工商业者（工商之民），一口气全打成了黑五类。这个社会中所有的“自由基”全部消失了，于是社会就只能跟着独大的皇权一次次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反复治乱循环。

而在近代，我们会发现欧洲之所以能完成近代化，恰恰离不开这些自由基。

非官员的独立知识分子开启了欧洲的科技革命与更重要的理念革命，

民间的“游侠”如哥伦布、皮萨罗、库克们则杨帆冒险、开拓，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而同样让韩非痛恨的工商之民，则创造了商业繁荣和工业革命，一骑绝尘的将其他文明甩在身后。

一切的结果，是等到1840年以后，等洋人带着近代革命的坚船利炮、马克沁水冷机枪打上门来的时候，被揍得满地找牙的大清帝国只有惊叹洋人器物“变怪神奇”的份儿。

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中国与西方这种悬殊的差距，其实一场两千年慢性中毒的总发作。

从五蠹，到臭老九、再到臭公知，有些国人总喜欢把从事一些职业的人看成天生低贱、甚至有罪的贱民。其实这个事情推而广之，你会发现不仅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些人口中是“臭”的、“臭”这个字儿几乎可以被他们用来瞧不起一切行当，臭教书的、臭江湖郎中、臭打工的、臭外地的（乃至外国的），甚至臭资本家（这更不得了，在有些人口中得挂路灯）。一个臭字几乎可以让持此论者睥睨一切行当——一如当年的韩非一样。

而这种瞧不起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社会的普遍认知，就是有大量的人真的觉得这些职业取消掉比存在对他们更好。

这份愚蠢与短视也真的一如韩非。

当然，唯独一种职业他们不敢以臭字贯之，那就是考公务员，进体制内。“臭当官的”这个词儿这帮人估计不敢轻易喊，因为他们知道这惹麻烦，破坏了他们的顺民形象。

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地方考公考编，进体制内是丈母娘们唯一认可的女婿职业，因为在一个普遍持有这种思想遗毒的社会中，其他职业都被认为是不受到尊重、甚至可能是朝不保夕、随时会被取消的。

所以当看到这个留言骂我“臭公知”的时候，我倒是没什么怒气，我只是想起祖父说的“臭老九”，心生一丝《百年孤独》式的感慨，觉得自己的家族的命运，似乎也笼罩在了马尔克斯所描绘的那种悲剧轮回中。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但我还是会写下去，因为我总觉得，我的写作，不仅是我自己的职业，更是帮助我的民族、我的国家，从一种轮回了数千年的鬼打墙中解脱。

我们的国家需要很多职业，公知是其中的一种。

是的，对“你就是个臭公知”，这就是我的回答：

“臭公知”“臭老九”，若这苦难与艰辛是必须的，若这付出乃至牺牲是值得的，我将以此为荣。

全文完

本来想起题目叫《“臭公知”发微》，其实更准确一些。但我怕这个题目有点掉书袋，有些朋友看不懂，想了想，还是用了现在这个——您看，其实我是个愿意在掉书袋和通俗易懂之间毫不犹豫选择后者的人。

今天的音乐是《Ich hab die Nacht geträumet》（昨夜我做了一个梦），一首很好听的德国哲思古曲。

选它是因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传统就起源在法德，法国我写过了，本来今天想再说说德国，可惜今天文章聊不到了，以后有机会再谈吧。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去看这本书，《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以后我会讲讲。

订阅了一年多的播客《八分半》停播下架。翻了一下，其前身《八分》是2018年开始做的，我一直记成了2020年，因为疫情期间关在家里听《八分》讲加缪的《鼠疫》是记忆很深的事情。所以是2018年-2025年，竟然是前后8年的一系列播客。

最近还和朋友都聊到，我们听播客都容易听不下去，除了梁文道的节目。他时至今日还总是能涉足当红议题，能把一件事情讲清楚，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且完全不会说出让你讨厌的话。与此同时，节目还能播出。大家都很敬佩他的平衡能力，他也大概是这一辈知识分子里最进步和少数仍然让你觉得他也在进步的。现在看，平衡能力也不是万能的。该衰败的东西抵挡不住。

不知道导火索是什么，我分享了他纪念蔡澜的那期节目（也是倒数第三期节目），罕见地听到他收敛不住的气愤和不平。虽然他后来又圆回来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收官一档节目。之前有《一千零一夜》，有不同报纸上的专栏，有《开卷八分钟》，《锵锵三人行》。把这些串起来，我竟然也看他节目和文章有二十多年。他在早已开始衰败的公共生活里捍卫了一方天地。这次也期待有一档新的节目出现，但大概不那么容易。道长也是在一路撤退，一路以前进的方式退场。

最近回国的几天，逐渐感受到不妙的萧条，一种经济下行时期的人心涣散。一切好像比半年前更加不那么振奋。刚看到《八分半》的消息，很是感伤。一个捍卫公共生活的人被从平衡木上赶下，萧条中该多么寂寞。

劳东燕教授最新的文章，引发广泛的反响——为了不“坠落”，不被洪流冲走，人需要一点儿“反作用力”，需要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有一位我很尊敬的教授联系我，专门表达对劳教授的支持。这种联结让人感动，因为它表明劳教授并不是孤军奋战。

当我知道斯伟江律师可以来书店分享的时候，和他讨论主题，听他要“谈谈劳东燕的抑郁和坚守”，我再次被感动了——这就是一种回响。

斯律师和劳教授都是绍兴人，算是老乡。他也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又算是劳教授的“师兄”，这让这种“回响”变得更加亲切动人。

媒体（已经坠落）和法律界，总是能更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巨变带给人的冲击。他们的无力和悲哀——那种抑郁，从来都不只是“自己的”，而是整个社会的挣扎。

而从另一个角度，他们的坚守也意义重大。即便是且战且退，这种坚守本身也是一种力量。

这一点斯律师和劳教授另一位老乡鲁迅早已说过：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反抗绝望”一直是鲁迅的重要主题。

在美国的罗德岛，有一位老人，他的面孔很多人都熟悉。白发，眼镜，法袍，笑起来带点顽皮。他坐在一间不大的法庭里，处理的案件，大多不过是停车罚单、超速记录。但就是这样一位地方治安法院的法官，却因为他的温情、幽默与善意，被世界记住。

8月20日，他走了。享年88岁。家属在讣告里说，这是在与胰腺癌长期而勇敢的斗争后，安详离世。他的临终遗愿，是希望世人“努力给世界带来多一点温情”。

他叫弗兰克·卡普里奥，很多人更习惯称他为“世界上最温柔的法官”。

人们记得他的法庭，不是因为审理了多么重大的案件，而恰恰是因为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

有人带着罚单来求情，他会请孩子走上法官席，让孩子来决定母亲的命运。当那个孩子怯生生地说“妈妈正在找工作，没有钱交罚款”时，全场破防，包括他自己。他起身握住孩子的手，赞赏他的懂事，勉励他照顾好妈妈和姐姐，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也有人走进来，本以为只是又一件普通的罚单，却在讲述之后，突然真诚地说：感谢您拯救了我的人生。原来那人二十年前是个不良少年，在卡普里奥的鼓励下弃暗投明，成了卡车司机，后来有了自己的公司，拥有了不一样的人生。否则，也许早就死在街头的某个夜晚。

这些故事，让人们发现法律并不只有冰冷的一面。在卡普里奥的法庭里，正义与仁慈从不矛盾。罚单可以撤销，但善意不会缺席。

他之所以能这样做，并非偶然。在一次采访中，他讲过一段往事。他的祖父是意大利移民，因为斗殴被关进监狱，奶奶英文不好，只会急切地说：“不要坐牢。”他的父亲还只是个孩子，当时陪在身边。那位法官耐心安抚，说你丈夫是个好人，只是在监狱过了一夜，我现在让他回家，继续养活你们。那一刻，他的父亲铭记在心，并把这个故事一遍遍讲给儿子听。于是，当卡普里奥也成为法官时，他以那位素未谋面的法官为偶像，终生践行“以柔化刚”的精神。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被反复六次任命为普罗维登斯市的首席法官，为什么他的节目《Caught in Providence》从地方电视台播到YouTube，意外爆红，拥有超过290万订阅，近5亿播放量。人们愿意一遍遍看这些小案子，哪怕只是停车罚单，因为在其中，他们看到的是一种被遗忘的温度。

卡普里奥退休于2023年，那一年他已确诊胰腺癌。即使病痛缠身，他仍录制视频，向公众致谢。去世前不到一天，他还发布最后一段视频，对着镜头轻声说：“请记住我。”

很多人说，他重新定义了司法的温情。普罗维登斯市长宣布将以他的名字设立公益法律基金，以延续他的精神。但其实，最好的纪念，或许是人们记得他所传达的那句话：正义可以宽容，法律也能温暖。

卡普里奥的一生，始于1985年走上法官席，终于2025年安然辞世。40年间，他留下的，不是冷冰冰的案例，而是一段段温柔的人情故事。

法律常被理解为冷酷的秩序，但他的一生说明，在制度的缝隙里，仍能留下体恤与善意，而那才是真正能让人铭记的力量。

被敬称为“法官爷爷”的卡普里奥，因病去世。官媒自媒都在发文。

不过遗憾的是，各家只把目光聚焦在卡普里奥的“人性光辉”，却忘了思考一下——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看到了卡普里奥的“人性光辉”？

卡普里奥于1936年出生在意大利移民家庭，父亲是杂工（有媒体说其父是送奶工，其实他爸爸什么都干，送奶送报卖水果，有工作机会就做），母亲无业。据说，卡普里奥10岁左右就给其父打下手，期间时常受到帮派分子或腐败警察的刁难。卡普里奥经常被父亲提醒：“如果你不想重复这样的生活，不想被人欺负，就要考上大学。”

一些官媒或自媒，不约而同地写道，是幼年的经历，令卡普里奥学会了对他人的共情。

这个说法，有道理，但也只能说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少时贫寒，堕入帮派的人，大有人在。出身寒门，实现阶层跃升之后便全力切割过往的人，同样大有人在。

所以，在我看来，家庭并不是唯一的“人性”之源。

在父亲的鼓励之下，卡普里奥考上了大学，半工半读地完成了学业（期间还曾入伍服役），毕业后做了几年律师。

卡普里奥在律师执业期间，即积极参与当地的参政活动，曾担任罗德岛州议会议员，后被任命为普罗维登斯市政法院法官，直至2023年退休。

单纯看卡普里奥的业务履历，在他数十年的法官生涯中，几乎未处理过重大刑事、民商案件。即便他升任首席法官，日常处理的依然是交通违章、轻微违法。打一个不准确的类比，他的工作，有点像公安机关的“法制”。

可就是如此琐屑的工作，卡普里奥却能够让全世界看到真正的”法治精神“。

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重点——看得见的司法过程。它包含两个内容：“司法化”和“看得见”。

欧美国家，搜查司法化，当事人和律师可以向法官提出异议。而我们呢？局长盖个章就ok了。

逮捕司法化。当事人和律师也可以向法官提出异议。而我们呢？多数情况下，只收书面材料，也只回复书面材料。全程见不到人。

羁押司法化。是关着还是取保（欧美叫保释），当事人和律师同样可以向法官提出异议。我们这边，同样是交几张纸，见不到人。

以前写公号，也提到过我违停的事情。二环堵得一动不动，好不容易找机会下了辅路，我说从平安大街绕一下。因为堵的时间太久，实在憋不住，看到路边有个公厕，我就去小便了一下，前后三两分钟时间，出来就是一个违停。

还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发动机警示灯闪烁。为了避免主路突然趴窝，我把车开到路边，熄火，重启，发动机警示灯不闪了。为了确认车辆安全，我再次熄火，空挡踩了两脚油，发动机警示灯依然不闪。于是，我开车走人。整个过程也就三两分钟。又是个违停。

当然，说我违停，我认。确实停了。

但能不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提复议？我是律师，我很清楚这个流程。等啊等，然后就给你书面驳了。压根见不到人。

再行政诉讼？一排又是还几个月。

你会发现，我们这边，想见个人，当面说说自己的理由。

好难啊。

都说“天理、国法、人情”，可连面都见不上，何谈“人情”？

为什么卡普里奥一听异议者急着给孩子送药，就免了处罚？因为面对面更有利于准确判断，形成心证。

中国诉讼文化中也有“五听”——言语（辞）、表情（色）、呼吸（气）、听力（耳）、视觉（目）。一个人说话的表情、语气、用词，能够直接影响裁判者的判断。而我们这边的很多事情，都是行政化、职权化的，很难有面对面的机会。

靠着几张纸，就认定了异议人到底是真的具备正当事由，或是巧言令色。

如梦如幻啊。

而相比于“司法化”，更重要的是“看得见”。

卡普里奥之所以能够被世人所知，源于他常年庭审直播。

当地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人民法庭》，自2000年开始即持续直播卡普里奥的庭审实况。社交媒体兴起之后，在电视台的基础之上，《人民法庭》又开通了网络账号，播放卡普里奥的庭审。2018年，《人民法庭》节目进入全国联播，连续三年（2021-2023）获得日间艾美奖提名。

没有庭审直播，外界是不可能知道卡普里奥的，更不可能感受到卡普里奥的“人性光辉”。

也许，没有庭审直播，卡普里奥依然是一个好法官，但他所能感动，一定只限于法庭上的亲历者。而有了庭审直播，“人性的光辉”就照耀了全世界。

卡普里奥不是法学家，手中没有最高法院的权柄，更没有处理过辛普森案式的重大案件。

以我们的世俗标准，卡普里奥的工作好low ，职业生涯简直就是loser.

卡普里奥之所以能够成为令人尊重的“法官爷爷”，除了其自身的“人性”，更重要的，是司法化和镜头。

“司法化”，让公众与办案机关有一个相对对等的辩论机会。

“看得见”，如同抬头三尺有神明，自然就形成一种监督和促进，让镜头前的人，更多地表现出好的一面。

我们总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卡普里奥就是最好的案例。

然而，我们的庭审直播，反而越来越少了。

追念卡普里奥的时候，不要进入个人感动的误区。

法律应该是惩罚还是教育？

在美国罗德岛首府普罗维登斯市，Frank Caprio （弗兰克·卡普里奥）法官用一生给出了答案。

作为市政法院的首席法官，他从1985年拿起法槌到2023年退休，始终坚持法律，也可以有温度。

澡堂里出来的律师

弗兰克和父母

1936年，美国处于二战前的大萧条时期，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迎来了家里二儿子，弗兰克。

虽然并不富足，但一家五口却在一间热水都没有的小公寓中，创造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父亲是一名送奶工，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即便在冷到连话都说不清的寒冬，他也坚持4点起床工作。

有时，他会带着儿子们一起出去送牛奶，希望通过亲身经历告诉他们，努力工作和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10岁的弗兰克跟哥哥一起送牛奶

公司规定只要2周客户没有支付账单，就马上停止送牛奶，但父亲不但没有停止，只要知道那一家有孩子，他还会掏出自己不多的钱来帮助他们。

不善言辞的父亲，就是这样用行动来告诉孩子们，什么叫做同理心。

也许家中老二都比较敏感醒目，弗兰克在课余，会通过打各种零工补贴家用。

也因如此，他在学生时期就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懂得了生活的不易，也会像父亲一样，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

弗兰克和父亲安东尼奥（左）

一个寒冷的冬天，一家人像往常一样来来到澡堂洗澡，伴随着升腾的热气，父亲突然对弗兰克说：

「你如此健谈，有天一定会成为律师帮助到别人，但一定要记住，不能向穷人收费！」。

那一刻，弗兰克仿佛从漂浮的热气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成为一名律师。

法律也可以有温度

弗兰克（中）、父母（左右）和家人们，弗兰克一直视父亲是自己英雄

意大利移民潮时期，弗兰克的爷爷拖着10个孩子来到了美国，一大家子靠着祖父维持生计。

一天，改不了意大利人暴脾气的祖父，在打牌时跟朋友发生了争执进了警察局。这可急坏了人生地不熟，还不会说英语的奶奶。

在庭审时，爷爷刚被带出来，奶奶就激动地站起来，边从兜里翻钱要塞给法官，边用意式英语说：No Jail！No Jail！（不要坐牢）。

本以为法官会大发雷霆，没想到他却反过来安慰奶奶说：

「你的丈夫是一个好人，昨天只是犯了一个小错误，我现在准备送他回家，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为你们的家庭努力工作了，请回家后不要太难为他。」

这位温柔的法官，深深地影响了弗兰克父亲，也同样影响到了日后弗兰克的法律理念。

1985年，他成为了一名法官，3次被评选为美国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市政法院的首席法官。

 父亲当年说的话，他也牢记于心： 「直到现在，我也没向穷人收取过费用。」

律师时期的弗兰克

光明骑士

弗兰克法官

成为法官后的弗兰克，才会对孩子们「情有独钟」，甚至会让他们决定给父母什么样的惩罚。

「他们很诚实，也会给我很好的答案，如果我面目可憎，凶神恶煞地要求他们的父母支付本就不可能支付的钱，这会给孩子们余生的创伤」。

他会让被告的儿子坐他腿上参与审判，让孩子不会对法庭感到恐惧。也会他们亲自给父母「定罪」。

2017年，电视台将弗兰克的庭审制作成了节目《Caught in Providence》，80岁的弗兰克法官突然爆火。

对于他的判决方式，观众众说纷纭，有的网友认为该法官这样做让法律失去了威严性，但更多人认为法的重点本就不是惩罚，而是教育。

有健全的法律，执法人员依法行事，这都是一个国家法治社会的体现。

正如弗兰克爷爷遇到的那位法官一样，弗兰克也用自己的睿智作出了最正确的裁判。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可以随意拿总统、权贵开涮，却唯独尊敬法官的原因。

96岁老人载患癌残障儿子查血超速被诉，弗兰克法官不仅撤诉，还真诚地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正如有个网友所说：

「一个真正成熟的法治社会就应该是这样，立法机构按着人民的意志制定完备的法律，执法机构按照法律规定依法行事。

在最后司法人员让法律的严谨和人性的光辉得到最完美的平衡，使得本来严谨的法律，最后却能使人民从内心的尊重，且带着温暖！」

相信被那些被弗兰克免罚违规者，在之后的生活中一定会更加遵守法律，因为他们从内心真正对法律虔诚。

弗兰克法官在Tiktok上分享自己对彩色袜子的热爱，还整理了一套特有的穿搭理念

2025年8月20日，弗兰克·卡普里奥法官逝世，享年88岁。

在生命的最后，他依旧那么有能量，笑容灿烂、声音洪亮，他用温柔与同理心，给全世界上了一堂最重要的法律课：

谨以此文致敬弗兰克·卡普里奥法官，法袍下的诗人，是黑暗中的光明。

他留下的不只是判决，而是一种信念。法律的意义，不只是惩罚，而是教育；不只是约束，而是温暖。

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执行总会因为各层级的各种短期目标而变形。更何况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一个极度的短期目标，那就是现收现付制度。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远举

近日，“社保新规”引发了广泛关注。202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一纸《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二）》规定，自9月1日起，任何“自愿放弃社保”的协议，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形式，都将被认定为无效。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用人单位按照行政机关的要求补缴后，如果用人单位已经把社会保险费以补助的方式，支付给了劳动者，可以要求返还。

说是新规，其实严格地来说并不是。人社部的官方微信曾回答过这个问题。根据相关的法律，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不缴社会保险，是无效的。之前也曾有多起，约定不交社保，最终用人单位败诉的案例。不过与此同时，也实际存在的是，很多地方在执行过程中，是承认这种约定的。

总体来说，社保部门的动作较为克制。前段时间，骑手、快递员的社保问题，成为社会热点。其实社保部门一直在探索新办法，灵活地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强制性的一律按城镇职工全额社保。

从这个角度看，此次新规并不新，而是高法从自身工作需要，对法院工作面临的争议，从法律的技术层面，给出的回应。毕竟，相关法条是非常清晰的。

约定不交社保，一种情况是，用人单位根本没有出这一部分钱；另一种情况是，用人单位给了一部分给劳动者，但显然，金额没有交社保那么多。否则用人单位不会愿意承担风险。这就意味着，此次司法解释，会形成一种道德风险，员工最初和老板签订不交社保的协议，然后离职后要求用人单位补上，用人单位一开始就不得不交全额社保。这会导致用人单位的成本上升。考虑到社保占工资总额比例大，这就形成一种实质性的高额加税。

对于这个情况，相关的技术分析很多了。这里我想说说背后的局部和整体，长期和短期理性之间的博弈问题。

中国社会没有小政府的经验和常识，社会观念对政府的要求很多，对“政府来养老”是有高度社会期待的。但很多人收入不高，再加上人总是注重短期利益，而缺乏长期理性的，所以，无法做到计划性的长期养老储蓄。一边是无法自行储蓄养老，一边是对政府的期待，

很多人忽略了的是政府并不创造财富，“政府来养老”和“强制储蓄”，几乎是一个同义词。那么，一个几乎必然的结果就是，政府来强制储蓄。

这种强制储蓄，长远来看，劳动者未来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与之相伴的医疗保险，也能为日常就医和重大疾病治疗提供了报销保障，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这就是社保政策的长期理性，这也是大家认同的选择。

不过，初心总是好的，但从顶层设计的初心，到具体执行，总是会在时间长河中因为各层级的各种短期目标而变形。更何况，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一个极度的短期目标，那就是现收现付制度。

根据《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2019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4.26万亿元，此后持续增长到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开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

精算报告还显示，由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职参保职工与退休人口的比值一直在下降。在2025年是2.7，就是2.7个在职职工对应1个退休人口，但到2060年，潜在支持率就降到1。如果考虑到实际缴费人数少于登记参保人数，一部分灵活缴费人员到了最低缴费年限就不缴费了，那么，潜在支持率就会进一步降低到0.89。

那么一个社保本身部门，就会想办法在自身范畴内解决问题，提升缴费人数。这是社保这种长期理性政策的短期理性。相对而言，正如前面所说，从实际执行看，社保部门相对比较克制。但对于司法部门来说，回应各层级法院面临的争议，这是一种短期的、局部的目标。

于是，这种局部的、短期的理性，很多时候，会同时损害政策的长期理性与短期目标。

1974年，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里，和后来成为副总统的切尼谈起了“较高的税率是如何导致较少的政府收入”这个话题。拉弗顺手在餐巾纸上画出了一条倒U形曲线。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

按照拉弗曲线，过高的税率会抑制税基扩展，进而损害税收总额。

一开始，税率增加，政府税收会增加，但随着税率上升，超过一定限度后，税收收入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减少。这是因为高税率降低了税后工资，会影响人们工作的积极性；高税率会降低投资收益，企业会减少投资，个人会减少培训投资，进而降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过高的税率，还会中止一些本来可以继续进行的交易，很多企业会经营不下去。于是，总税额开始减少，政府自身也会成为利益受损者。

这条倒U型的曲线最极端的两头，说明了一个最简单明了的道理，“当税率为零时，税收为零；但当税率为100%的时候，税收同样为零”。所以适度减税能激发经济活力。该理论构成里根经济学政策基石，里根经济学又为克林顿时代美国IT产业的爆发，打下了经济基础。

毋庸讳言，因为国内外的各种因素，中国经济现在仍处于承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都应降税以刺激投资、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这是短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面对司法解释引发的实际问题，当局部的、短期的目标伤害到全局性的短期目标，并最终损害长期目标时，就需要增强各部门政策的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的协调性。这或许是此次司法解释背后的更深层次问题。

作者：秦晖

殿试

“宗族”已被偷梁换柱

“功能性宗族”主要始于明清，明代其实都不是很典型，到了清代才开始多起来。这和中国当时以白银为标志的市场化有很深的关系，它与人们常说的反映了地理经济规律的“胡焕庸线”（不包括东北，清朝将东北视为龙兴之地，禁止汉人“闯关东”）呈正相关，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西北、华北鲜有“功能性宗族”的原因。

在这之后，朝廷就要考虑如何对待宗族了。虽说传统王朝的治理模式是儒表法里，但过于高调地与儒家伦理对着干也太拧巴了，何况朝廷也不想明目张胆地灭掉民间组织，以免引起强烈反弹。他们还是想把民间的家族认同拉到秦制的轨道上，于是朝哪个方向进行引导就成为了重要策略。

从明代开始，朝廷在一些地方推行“宗族里甲化”政策，也就是让宗族按照地域的辖区重新编组。在北方一些地区比如陕西、山西就有过这种情况。朝廷需要征粮，就在当地重新编组了里甲，仍然按姓编制，但同时又实行互保连坐，也有人把这叫做“宗族里甲化的治理模式”。

虽说表面上按姓氏编制，但内里体现的则是朝廷意志，一堆姓陈的人，本来“此陈”非“彼陈”，但还是被朝廷安排在一起，并在他们中指定了一个负责人。这个人并不一定是族中的长老，也不一定与本姓家族存在着血缘关系，他的作用是体现政府意志，而不是家族利益——交不上粮食，唯此人是问。

这种“宗族里甲化”其实已经抽掉宗族的了宗亲血缘关系，只留着薄薄的一层外壳，内里早已经被偷梁换柱，变成了一种类似于政府的基层保甲制度。

乡绅治族与柳如是之死

更普遍的一种现象是推行所谓的“乡绅治族”。科举制度理论上倡导大家都学儒家经典，并以此为蓝本出题开考，不仅仅标准答案要往儒家靠，很多对应的称呼也是这么来的，比如：举人就是通过“乡举里选”，由德高望重的人推举上来的；最重要的考试叫“乡试”……但实际上，乡试的考试地点不在乡里而在省里；举人也不是靠推荐上来的，而是通过智力测验为朝廷挑人才。

所有的士子都是以个人的身份直接接受朝廷的选拔，再由朝廷给予以一定名分地位：在经济上主要是“优免权”，明初规定，家中有秀才的户籍不用服劳役；举人可以优免税赋400亩；进士可以优免2000亩；二品官以上可以优免10000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法律特权。

《范进中举》插画

一些有功名的人干脆做起了帮别人免赋税的营生。而“优免权”其实是以牺牲乡亲们的利益为代价的——如果有功名，就可以不交赋税，那么这个人的赋税就摊到那些没有功名的人的头上，实际上就造成了这些人和乡里的对立，因此科举制度历来都被一些有名的大儒痛骂，这并不是晚清西学传入以后才有的现象。

朱熹就骂科举骂得很厉害，尽管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后来成为科举的题库和标准答案，但是他本人痛斥科举制，认为科举不如西周的乡举里选，甚至不如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因为它完全不以道德为标准，不仅破坏了乡里的天然和谐，还造就了一批功名利禄之徒，为了在朝廷当官可以不顾乡里的利益。尤其是明代，乡绅的“优免权”扩张得特别厉害。

所谓的乡绅其实完全和乡里的组织无关，既不代表乡里，也不代表家族，基本上由体制内的候补官僚和退休官僚组成。秦制实行回避制，当官是要离开家乡的，不能在本地任职。但是在获得功名以后到走马上任之前这一段时间可以留在乡里，退了休也可以荣归故里，这就是所谓的候任官员和致仕官员，致仕和候任的官员就组成所谓的“乡绅”。

那么“绅权”对皇权有没有制衡呢？简单地说有或者没有都过于绝对，应该说这里有一个多和少的区别。从村里出去的举人，有没有为我们村着想？想不想荣耀故里？与一个从外面调来的公社书记相比，他可能是有乡里意识的，毕竟乡里还有些亲朋好友，要顾及一些面子；但是要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相比，肯定又差一大截。

毫无疑问，乡绅产生的机制是和血缘关系完全无关的，而儒家讲的“敬宗收族”，强调的是由长房嫡派大宗支的德高望重者，也就是所谓的长老来治族。可是朝廷不希望这样的现象发生，因为谁是长房嫡派大宗支，谁最年长，谁辈分最高，这些不是朝廷可以任命的。此风一开，“里甲化”的目的就很难达到了。

所以朝廷真正的努力方向是，让长房嫡派辈分最高的人只在一件事上体现价值——就是主持清明节祭祖，其他的一切族内事务均与他无关。真正控制宗族的是功名最高的人，而且朝廷常常有意识地扶植那些非嫡派出身、本来辈分不高的人为了朝廷的利益，夺取宗族的权利。

清初的“钱氏家变”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大家如果读过陈寅恪先生写的《柳如是别传》就知道，钱谦益当时是钱氏家族里的大宗，钱家在当时也是江南大族，族产之多首屈一指。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一个典故，钱本打算投湖殉国，柳如是说了句，“你殉国，我殉夫”，结果钱却以“水太冷，不能下”而放弃。

影视剧中的钱谦益与柳如是

剃发降清后，清朝虽然也给了他一个礼部侍郎的差事，但他没多久就称病告假，并私下里与黄宗羲、李定国等有联系。再加上有人给朝廷递折子，说他有反清倾向，更使朝廷对他的防范之心从未消失。

钱谦益死后，钱家的一个原本边缘的旁支，在背后势力的挑唆下起来夺权，把柳如是给逼死了，导致家族落入一个忠于清朝，但是按照宗族观念来讲，根本就不应该有继承权的旁支手中。

朝廷、地方与民间

像这种“乡绅治族”，其实与宗族里甲化是同一种现象。明代也因为优免权最高导致乡绅和地方关系最紧张。明末清初，当时的中国除了流寇以外还出现了大量的土寇，所谓的土寇就是在本地大宗搞的土围子，即地方豪强。

我曾专门写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明末清初的土寇里几乎没有乡绅，全是一些在地方上很有钱，但是没有功名的“平民地主”，这些非士绅的白丁富户更容易成为地方势力，河南的刘洪起、李际遇、箫应训都属于这一类人。

这些人的土地、佃户以及积累下的人脉资源都在地方上带不走，所以不会做流寇，有点像《水浒传》中的祝家庄、李家庄。他们一般来讲没有任何科举功名，按以前的说法叫“素封之家”，但在地方上经营多年，很有号召力，容易成为地头蛇，导致出现强龙和地头蛇的冲突。

在那个时代乡绅是不会，或者几率很小能成为地方小共同体的代表的。不过到了清朝，这个现象开始有一定的变化。

首先就是因为明代缙绅优免权的过分严重，清朝开始取消一部分缙绅，尤其是低级缙绅的特权。在明代，秀才的优免权对乡村平衡冲击很大，一开始，一个秀才可以免二丁差役、50-80亩的地税，后来这种福利逐渐扩大。但到了清代，秀才的优免权就已经缩小很多，使得他们不能不转向从小共同体以获得生存资源，这也使他们和地方小共同体的关系变得比明代要密切。

明代士绅家宴

其次因为清初的抗清运动都是这些士绅领导的，所以清初的“江南三大案”：哭庙案（顺治18年抗粮哭庙）、通海案（顺治16年明室遗民接应郑成功，株连甚广）奏销案（顺治18年清廷将上年未完成钱粮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溧阳一县管绅全部革除），都是打击汉族乡绅的，自然也打击了绅权。

如果说乡绅和地方利益还有某种联系，清代比明代更有根据。

不过即使如此，就这个体制而言，从科举制度中产生的乡绅，更多的成分不是乡里长老，而是国家的官僚，不管是候补的还是退休的，他们的待遇都是朝廷给的，而这些待遇又与乡里是对立的，他们的特权都是危及到乡里利益、以他人的损失作为代价的，他们的赋税优免其实就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当时的趋势是，朝廷让这些人出面来组织、领导宗族，就是把宗族变成更近似于朝廷的一个基层分支或政权末梢，而不再是一个具有草根小共同体认同的组织。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地方公共事务和公共品供应的需求不断增加，小共同体与大共同体之间的张力逐渐有扩大之势。小共同体意识本来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它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

朝廷在北方搞的“宗族里甲化”，它的拟官方色彩要比南方更浓厚些。虽然北方没有族庙公产，没有祠堂，但也产生了一些别的组织形式。比如北方的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就特别厉害，产生了小刀会、大刀会、三合会、红枪会、哥老会、白莲教、天理教、一贯道等等，包括义和团也是这样。

从晚清到民国，华北地区普遍存在着红枪会、团练、拳坛等等，地方秩序的维护也依赖着地方豪强组织下的棍棒与拳脚。

当然从义和团的例子大家不难看出，朝廷对这种小共同体控制操纵力度要更大。朝廷、地方和民间对组织资源的争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存在的，当然，在压力之下，这三者之间有时也会出现不同的“两两组合”。

每更一图：

金雁/绘

CDT编者按：原文发布于作者微博，目前已不可见。

这些年来，明显感觉社会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并且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打碎与摧毁，公然地表现粗鄙被认为是真性情，这样的粗鄙在网络中连成一片彼此遥相呼应，声势还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愿意一起坠落的人，只因为想要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都会被认为有罪。

也因此，一个有正常认知与共情能力的人，有强烈的无力感，由此而觉得痛苦与压抑是正常的。我认识的不少朋友，包括我自己，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情绪，有的甚至需要借助酒精，才能勉强地平息愤怒与缓解痛苦。在当下的环境下，如果有人不觉得痛苦，不觉得压抑与有压力，还一味地岁月静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反而有更大的问题：看上去快乐平静，其实病得很重。退一步说，即便不是病得厉害，也是迟钝得可以。

摘自中国数字空间词条“开倒车”

很多人会将自身感受到的压力与痛苦转化成戾气，转移到自己欺负得起的个人身上，颇有那种要烂就大家一起烂的势头。这样的情绪我能理解，它是人性的弱点与本能使然，但这种摆烂的心态与举止我不赞成。因为这只会造成更大的雪崩，而真到那一天，自己也绝不无辜。网络公共领域的这种氛围，不能说对我毫无影响，有时不免也有厌倦之感，好在自从较少走心之后，很难再实质性地伤害到我。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历恶劣的环境，也许反而有助于个人的成长，焕发自身内在的生命力，就像《乱世佳人》中的郝思嘉那样。如果不是经历南北战争，恐怕郝思嘉到老仍是一位浅薄而幼稚的庄园主小姐。大浪淘沙之下，谁能真正经受得住冲刷，也是对自身的一场重大考验。我绝不是要为恶劣的环境做辩护，只是既然没法改变环境，就只能选择合理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与处理糟糕的环境对自己的影响。

与此同时，面对那股一直拖拽我们向下的力量，必须有意识地施加反作用力，不然一定会被那股坠落的力量所征服。就像一个人站在激流之中，只是单纯地站在那里，或早或晚会被激流冲走。所以，首先要学会在激流中站稳，保持稳定的内核，在站稳的前提下，记得寻找同道中人，一起为筑坝做出努力。不是使用蛮力，而是学会有策略的努力；水滴石穿的努力重要，战略与策略也很重要。不置一时之气，不被对方拉低而共同摆烂，更不为被打败几次而心生绝望，因为我们要在意的，不是一次战役的胜利与否，而是整场战争的最终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