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婆晚年时，最怕的不是死，而是老来难。老家有一个传统曲目就叫《老来难》，讲的是老年人如何遭儿孙的嫌弃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过我外婆的后代都敬她爱她，没让她遭罪。但其他很多老人都没这么幸运了。我们村曾经有一位老太婆瘫痪多年，很不招儿媳待见，每一天饥一顿饱一顿呆坐终日。她好像有两个女儿，也被儿媳骂得断了亲。

终于有一天，俩女儿回到娘家，烧了一大锅热水，给母亲好一顿洗刷。细节很快在全村传开：她们母亲的下体早就长疮腐烂了，烂到生了蛆。

听者伤心，闻者落泪，都骂她的儿子儿媳不是人。骂是骂，也没谁去找她儿子儿媳的麻烦。老太太被女儿们接过去过了一段时日，后来又不得不送过来，最终无声无息地死掉了。

或许是刻入基因的价值观，农村人过了五十岁，最怕的并不是死亡。穷、病、断子绝孙，还有“老来难”，哪一条都比死更加可怕。

倘若老到没法给家族提供价值，像条老狗一样尽快死掉，是人们最后的体面。

村庄里哪家死了老人，你细究死因和死状，就是在找茬。——即使有新农合医保，大部分农村老人也无福享受基本的疗养，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常年不服药的，比比皆是。大家包括老人自己都对一条祖训心照不宣且身体力行：咱的命，不值钱。

中国传统道德一直宣扬“孝”，落到民间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孝”看似在洗脑和剥削孩子，其实在哄骗他们的父母为国家多造人。

“孝”道掩盖了一个事实：新生人口首先是中央帝国的人矿，而不是父母美好晚年的后盾。

中国秦制两千多年来，一代代青壮年尚且活得艰难困苦，何况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但为了延续孝道的谎言，每个朝代都在动用刑律来拷问子女们的私德。

秦制中国有一点很荒诞，国家本由人民供养，却恬不知耻宣传国家养育了人民，“没有国哪有家？”对于老弱病残，国家当然只有恩泽没有责任。

人们就像甘蔗一样，被国家榨取完汁液，老成一堆渣，就扫入垃圾堆。谁让你年轻时没考上编呢？

人只要活得艰难，死也不会太安心。

外婆临终前最揪心的是，政府开始强制火化。她一辈子受尽了罪，谨小慎微，积福行善，敬奉各方神圣，想着说死了后可以去另一个世界享福。要是被挫骨扬灰，这一切就会全部失算。

于是她多次叮嘱我，等她死了，要是我的几个舅和表哥背弃承诺，“旭阳呀，你就背着我跑到岗上，随便挖个坑给我埋了……”

她终究如愿，被“偷偷埋了”，结束了她被各方势力——土匪、民团、中央军、日本鬼子、土改工作队、党员干部……威逼恐吓的一生。

今天下午，我被国家告知到63岁才能领退休金时，我想起了外婆，想起了乡村里，不声不响的受罪和死亡。

2024年9月12日，澎湃、光明等网站一则新闻《“我才30岁，正年轻有力，却只能躺在床上”》，采访了很多从事建材切割等工作的尘肺病患者，很多人无法得到赔偿。

尘肺病，因工作或生活环境长期吸入粉尘导致的肺部纤维化，简单地说，就是肺渐渐失去功能，人活活憋死。这些患者得不到赔偿、又慢慢失去工作甚至生活能力，所有家庭都深陷困境。

新闻一开头就提及十多年前的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

没想到过了十四年，尘肺病仍在为害人间。

张海超“开胸验肺”，是2009年震动人心的网络事件。那时候的网络还不如现在普及，网络舆论方向也正常很多，也没有那些爱国网红无底线吃流量的现象。在这个被称为网舆黄金时代的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网络流行词还是“躲猫猫、七十码、钓鱼执法、我爸是李刚、地沟油、我反正信了”，而不是现在的什么“绝绝子、奥利给、难瘦香菇、雨女无瓜、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都是些什么东西）……

那时还年轻，看张海超那种绝地求生的悲壮与悲凉，感同身受之下，写了一篇《贱民的胜利》。过了几年再注意到他的时候，他虽然欠债并需要终身服药，但还活着，并且走上了一条帮助尘肺病人维权的道路，创办“张海超尘肺病防治网”，为更多的尘肺病人提供帮助。

贱民的胜利

【一】

我知道两个故事。一个叫“皮鲁斯的胜利”，一个叫“皮克特冲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入侵意大利半岛，皮鲁斯率部与罗马大军作战，他战胜了罗马，但自己的主力也几乎损失殆尽，这就是“皮鲁斯的胜利”，“代价惨重的胜利”。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军部队中有一个将军叫皮克特，在南北决战的葛底斯堡战役中，率一万一千名士兵走出战壕，齐步冲锋，试图踏过一个小平原占领北军阵地，这是一种视死如归、英勇无畏的精神。但当时已是枪炮时代，北军数百门炮齐放，约有一半的士兵根本没有到达敌阵，被直接轰死在阵地之前。这就是“皮克特冲锋”，算是死亡冲锋，“代价惨重、后果惨烈的壮举”。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还知道两个名字，两个都是中国人。一个叫张海超，一个叫孙中界。

【二】

张海超，河南人，为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打工数年，由于工种原因患上尘肺。但郑州职业病防治所竟然在多位医生一看就知是尘肺病的情况下坚持判定为肺结核（原因你懂的），企业由此拒绝赔付。

为证清白，追回权益，张海超不顾医生劝阻，铁了心以惨绝人寰的“开胸验肺”方式证明了自己正是尘肺，而非肺结核。

更让人绝望和愤怒的是，张海超确证是尘肺病后，相关部门轻飘飘地告诉他：你那个医院没有做职业病诊断的资格，我们只承认郑州职业病防治所。

而为张海超做开胸验肺手术的医院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海超激怒之下表示，如果有必要，他愿意二次开胸！（可搜索《那个开胸验肺的河南农民工，14年后活得怎么样了？》了解详情。）

该验的，不是张海超的肺，而应该是企业主和与之勾结的“相关利益部门”的心，应该把它们一个一个挖出来看看是不是还属于人类。

张海超说：面对这样一个企业和一串机构，“我是一个人在战斗。”

其痛之深，其情之苦。

看到报道说“张海超及其工友：感恩祖国、感恩时代”，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痛感。

【三】

孙中界，还是河南人。嗯，河南多倔人，秦末陈胜、唐代张巡、宋代岳飞、明末史可法，都是河南人，差不多都是那种一条路走到底儿的人。

孙中界的出名，也纯属意外。他是上海一个公司的司机，2009年10月14日，遭遇上海交通行政臭名昭著的“钓鱼执法”：有人求助，希望搭车，然后“恰好”遇上盘查，被诬为“非法运营”。他为证清白，愤而挥刀自残，几乎把自己的手指砍断，由此引发了对上海交通行政执法部门长期以来的名为执法实为敛财的钓鱼执法的巨大质疑。

交通管理部门作了“老子调查儿子式”的调查，于10月20日认定该案件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使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又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10月26日，重新认定为“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不正当取证手段，依法终止执法程序”，并表示将彻底终止这类执法。

这一事件是非常典型的双刃剑：

一方面，执法部门处心积虑设置陷阱，用明目张胆的方式，利用市民助人的善意来进行陷害：冷漠的人必对求助者直接视而不见、能被陷害的人正是那些有“帮助他人”善意的人——这正是这个执法方式最让人感到透体寒冷的原因：他们专门绞杀那些还愿意帮助他人的人！这必然使这个社会的道德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让人们把身边的人都当成假想敌。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作恶的前提是手握本来正当的相关法律。他们本应该用它来保障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当他们利用它反过来危害了这个社会，这必然又使这个社会的法治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让人们根本不信任法律以及执法者。——执法者作恶对这个社会的伤害和摧毁，比黑社会作恶严重、更彻底。

让人非常寒心的是，孙中界根本不是第一条鱼（但愿他是最后一条），上海同一区域，前面早已有过张军、陈瑞勤等案例，2008年还发生过黑车司机在被钓到之后，憋屈愤怒之下，直接在那些执法者面前刺死了那个当“钓子”的女子。

——在孙中界砍掉自己的手指之前，“钓鱼执法”一直一帆风顺。记者调查发现，该区域甚至形成了专业的“钓鱼业”，分工仔细，计划严密，有专门的“钓头”和“钓子”，和相关部门狼狈为奸、配合默契上，一直张着大网等待市民上钩！如果没有孙中界愤然一刀，这个社会法制的脓疮不知道还会存在多久。

孟子在《梁惠王上》中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意思是说，为政者要让人民安居乐业，如果不能，那么他们为了求生就可能做各种坏事，这本就已是为政者的错误。如果又因为他们做了坏事而去处罚他们，这是为政者在陷害百姓（“网”民）。

——我们已经进步了，执法者不是等着人民犯了错然后逮住惩罚，而是给他们制造犯错的陷阱，甚至直接制造他们的犯罪事实。

【四】

本来只想到写两个人，写到这儿又想起了两个名字：张剑和夏俊峰。

张剑，辽宁本溪市民，遭遇暴力拆迁，2008年5月14日（汶川地震后两天），数十名拆迁人员强行进入张剑家里，拦住张剑妻儿，并殴打张剑本人，张剑拿刀乱捅乱刺，最终导致一名拆迁人员受伤身亡，而在张剑逃离时，未受伤的人员非常敬业，居然仍然用挖掘机扒掉了张剑的房子才离开。

法庭在审理时，拟定张剑罪名为“故意伤人并致人死亡，有自首情节”，张剑的律师认为应属“遭遇不法暴力，防卫过当，且有自首情节”，最后张剑被判三年缓期五年，即：重获自由。

百度词条：本溪中院作出张剑杀人有罪但不担责的这一充满人性的判决，并不是鼓励人们去杀人，而是强调一个法治原则：公民有保护自己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

夏俊峰，辽宁沈阳市民。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和妻子在马路上违法摆摊被城管执法人员查处并殴打。在勤务室接受处罚时，夏俊峰再次被殴打，掏出裤兜里的小刀反抗，刺死城管队员两名重伤一人。2013年9月25日被执行死刑。

【五】

张海超的尘肺、孙中界的手指、张剑和夏俊峰的小刀，这些真实发生的事情，让我想起金庸小说《飞狐外传》里提到的一个故事。

侠客胡斐在广东佛山碰到一件惨绝人寰的事情，佛山土豪凤天南因为要霸占邻居钟四嫂的房院，就把鹅毛扔进钟家菜地，假称一只鹅不见了，怀疑是钟四嫂家小儿子偷吃了，并串通官府把钟四哥抓进牢房毒打，钟四嫂悲痛欲绝之下，为了自证清白，竟然把儿子拉到庙里一刀剖开孩子的肚子。凤天南一不做二不休，让人带上十数条狼狗抓钟四嫂的大儿子，说既然不是小儿子偷吃的，就必定是大儿子偷吃的。终于激发了胡斐的侠义心肠，从此与凤天南不死不休，非要为钟家追回公道。

是什么把一个个普通人逼得非要开自己的胸、砍自己的手、剖自己的肚子？正是那些血腥野蛮、明目张胆而又带着合法面具的肆意凌辱，导致了这些处于全面下风的贱民只能通过这样惨烈的方式来自证清白。

任何一个允许这种现象存在的地方都是恶地，任何一条这样允许人作恶的法令都是恶法。

有这样一段文字：人人生而平等，他们拥有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而不是侵犯这些权利，人类在这大地上建立政府……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直到完全无法忍受……

【六】

 一个法令的制定、一个政策的推行，不仅要思考它会带来什么好处，还要用同样多的智慧和力量来推断执行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每一条政令的出台，都应该有一个严密的论证过程，尽量确定“制定它的理论基础确实有益于人民生活”，尽量能推断“执法过程中会不会导致误用和滥用”。

然而，我们的“法令”的出台方式，常常让人匪夷所思，某些为政者甚至是在用屁股或肾上腺发布一些随心所欲的政令，他们的屁股坐在了那个位置上，或是他们今天高兴了或不高兴了，命令就出来了。比如“全县杀狗令”“全城种三叶梅令”………没有一丝一毫现代法制意识，一幅赤裸裸的土皇帝式霸道。

然而，我们还得再继续思考一下：为什么这样的脑残指令会在这片神奇的大地上被执行？

一条狗屁式命令的执行，必须由这样几个环节构成：一个发布命令的狗脑，一条执行该命令的狗腿，一只被执行的狗。——因为第三个环节的存在，所以你和我都在中间，没有人在局外。

于是我很痛苦。我显然非狗脑，也无才做狗腿，那么，我就得思考我养的那条狗的命运，它能逃脱厄运吗？我能不能与它共存亡？

当打狗队来时，我会不会提一把菜刀站在门口、绝不让路？

假如来的不是打狗队，而是我的领导来“做思想工作”，我怎么办？

或者也不必“做思想工作”了，直接下达“留狗不留人，留人不留狗”的死命令，我又如何？

我是坚持到这个地步之后含泪献狗呢，还是明知这一时刻必定到来所以一开始就不战而降主动杀狗以便给领导留下“我听话，我乖顺，不给领导添麻烦”的好声誉。（这样我的领导就会在他的领导获得了同样的声誉，然后我领导的领导又在我的领导的领导的领导那儿获得，然后一环扣一环，直达天庭。）

还或者，我就举着菜刀站在门口，最后自残一指，以血护狗，直到惊动《今日说法》，然后由上级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以同样不经任何程序的方式直接发放红头文件《你他妈的给老子停止你的杀狗令，地球人都知道了》，之后天地变色、打狗令突然停止，杀气腾腾的打狗队员们如潮水般退去并神奇消失，一切尘埃落定，天地一片清明？

然后我就转身抱着我的狗痛哭一场？

想到我为了一条狗竟然得把人生过成这样，我就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有这样一句话：“从严格、正义的意义上讲，除非我同意，否则它无权对我的身心和财产行使权力。” 

【七】

我只是希望，张海超们今后不要再开胸，孙中界们今后不要再断指，张剑们今后不必再杀人。

他们虽然取得了胜利，然而，那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一些，更不是每一个可能遭受同一待遇的人都能去选择、去承受。

我只想平平静静的生活，并不愿意去作皮克特冲锋，并不渴望得到皮鲁斯的胜利。

【八】

到了今天，也就是2024年9月15日，我觉得，我还应该补上这么一句：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发现，付出再大的代价，我们往往也只能得到：贱民的不胜利。

在当今社会，人们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和认知各不相同。而这些观点的形成，往往与个人的经历、所处的社会阶层以及获取信息的渠道等因素密切相关。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不同群体认知差异的深入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近期发布的《全国公众科技创新认知度调查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份报告涵盖了全国 31 个省市区的 341 个城市的各年龄段、各职业群体，有效调查问卷超过 3000 份。报告内容丰富，而笔者认为其中关于受访者对 “发展与安全” 关系的看法这一数据尤为关键。

发展与安全，本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在当今中国社会，“二元论” 思维却颇为盛行，如国企与民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中国与西方等的对立观念。这种思维的根源，或许可以追溯到阴阳学说。有趣的是，近年来中医确实得到了较大发展。

那么，受访者究竟如何看待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呢？问卷设置了正反两个问题：一是 “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二是 “安全是发展的保障，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结合统计图表，笔者有以下四个重要发现：

其一，民营企业家是最为清醒的群体。在问题一中，他们的得分最高，为 4.33；在问题二中，得分 3.37，仅次于大学教师或科研机构学者。这表明，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民营企业家以及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深刻认识到中国科技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明白只有持续发展才能确保安全。

其二，无业或失业群体则相对保守。在问题一中，他们的得分最低，仅为 3.93，这显示出他们对发展的认可度较低。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他们认为中国落后，相反，他们大多认为中国已经遥遥领先于西方，因此将安全视为首要任务。由此可见，社会底层群体往往更倾向于认可 “遥遥领先” 的逻辑。从数量上看，中国的研发人员在 2022 年约为 635 万（科技部数据），而无业或失业群体的具体数量虽官方未公布，但考虑到有 6 亿人月收入在 1000 元以下，其规模不容小觑。这两个群体所形成的声量比差十分显著。

其三，体制内精英对发展的重要性有清醒认知，但缺乏改革动力。调查显示，党政事业机关领导对发展的重要性有明确认识，他们的看法与民营企业主基本一致，虽不是得分最高的群体，但也属于较高得分群体。这与过去中国的发展情况相符，过去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为企业家保驾护航，助力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如今，这个群体的总体看法未有大的改变，未来他们或许会在合适的时机释放改革动力，亦或许将作为一个大群体，平淡地度过一生。

其四，中小学老师及学生群体的得分令人失望。从得分来看，这两个群体对安全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发展。实际上，报告中的另一个数据也与此相关，即 18 – 24 岁的青年对民企创新的认可度很低，这表明他们并不清楚中国当前真正的发展引擎是谁，而是局限于书面或宣传语境中的认知。过去十多年，学校逐渐与社会脱节，日渐封闭，教育的功能从促进阶层跃升向思想操练急速转变。

最后，笔者认为这份报告存在一个较大问题，即许多有意义的结论并未在报告文字中直接体现，而是需要读者自行对照统计图表并进行思考和研究才能获取。不过，这或许正是现实中国的写照。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与沉淀，我们不能断言中国企业家毫无创新动力，也不能说体制内精英毫无改革精神，他们内心深处或许都保留着一些火种，只是一般人若不深入探究，便难以察觉。

总之，这份报告揭示了社会不同群体在认知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社会阶层、教育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应该重视这些差异，努力促进各群体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以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也应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安全观，共同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近年来，国家对粮食安全是空前绝后的重视，上了很多政策，当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不过这是从产出端看的，抽丝剥茧的去看投入端，两端一比，浪费也是空前绝后的。

最近，各地开展了很多粮食实收测产活动，这让我想起了测不准原理。人家说的测不准，是物理学中基本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无法测准，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无法测准。粮食产量也测不准，不过不是客观上测不准。

让种粮农民自己测，测得准，他没有必要骗自己。让一群不种粮，还要在粮食产量上求功名的人来测量，那结论一定是高于客观值。

参与测量的，从基面到上面，以及所谓的第三方专家教授，无一不希望数据好看。这块田的水稻是在上面政策支持下，基层贯彻落实政策下，以及专家指导有方后的结果，加之地方有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考核压力，产量不高，天理不容。

所以，只要这个逻辑不变，测一万年，它也会比客观值高。只是现在由于科学的普及，不会发生过去那种亩产上万斤的喜人局面，但水分一直都在，从未挤干过，不是挤不干，是不想挤干。

一个农民对自家种的粮食，面积多大？产量多少？一清二楚。如果他有事没事的逢人便说：我家粮食亩产2000斤。有这必要吗？他也不会找媒体轮番报道粮食又增产了。他没有这股闲得蛋疼的力气，自己产多少粮，多了还是少了？于外人何干？

他比任何人都关心他的粮食。这群不种粮食的人，到不是真关心粮食问题，他只不过关心的是自己的佛位。在我一方大地之上，虽然是你们生产粮食，但这可是我的功业啊，你的粮食产量低了，那不是说明我管理无方吗？

你说减产，那当然可以，局部波动合情合理，不过整体还得连连增长嘛，要有大局观，是不是？

END

曹林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4月20日   01 版）

加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又一次把延长退休年龄推向了风口浪尖。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日前受访时表示，面对30多年后的人口老龄化高峰，国家管理的公共养老金收支会有较大缺口。他建议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提出采取每5年把退休年龄延长1岁的制度设计。专家称阶梯式、渐进式的延长退休年龄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相比此前“一步到位”的激进方案，“5年延1岁”的设计温和多了。不过这是一个容易撕裂社会情感的话题，争议和阻力并未因方案的温和而减少。这种撕裂从不同阶层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从舆情分析看，支持延迟退休的主要是两大社会群体：官员和专家。其他阶层则多数反对延迟退休，辛苦了一辈子快到领退休金安享天年的时候，突然要延迟退休，心理上接受不了。

分析支持者和反对者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支持延迟退休者，大多是既有养老体制的受益者，而反对者则多是相对被剥夺群体，甚至是受损者。中国在养老上实行的是双轨制，机关和事业单位发养老金，而企业单位是自己缴养老保险，从企业退休领到的养老金往往比从机关退休少得多。官员和专家支持延迟退休方案，因为这不仅不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还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多数公众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这种改革没有触动他们最反对的养老双轨制。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均，养老账户的空账问题虽然严重，但他们可以接受一个低的养老金，可不能接受有些人比自己高那么多。人们其实不是反对延迟退休，而更多是反感政府在双轨制改革上对民意的漠视，动不了官员和专家，就拣软柿子捏。

公众最大的期待是养老双轨制的并轨，把每个国民一起置于平等的体制下，先解决平等问题，再解决空账问题。而“延迟退休”则回避了这个核心问题，这正是作为双轨制受益者的官员和专家所期待的。

延迟退休对官员和专家是有益的，官员大多希望延迟退休，因为延迟的不仅是工作，更是权力利益。按现在的退休年龄，一般官员到了60岁就得退，很多人都不适应这种退休后手中无权的落寞感，延迟退休则延长了他们的政治生命。专家也是如此，大学和科研院所多已高度行政化，是官场的翻版，退休的院长和教授自然比不上在位的。但对普通劳动者而言，工作则是一种负担，没有权力利益，辛辛苦苦熬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却又赶上了延迟退休。延迟退休可能会让这些人产生一种双重的双损感：双轨制已让他们受损害，延迟退休更进一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从另一个角度看，延迟退休可能是对一代人的违约。制度和政策应该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尤其是这个政策涉及大的公众利益时，应给公众一个稳定的预期。什么年龄退休，什么时候能拿到养老金，是国家对国民的一种承诺和约定，不能轻易打破这样的契约。不能以“延长退休年龄是国际惯例”作为打破契约的借口，发达国家延长退休年龄是经由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民主途径与国民协商而订立的契约，不能想当然和随意地改变。即使因为空账问题需要调整，也应经过民主决策，让每个利益群体都参与到博弈中。

而且，不能一说到养老金缺口，就把所有责任都转嫁给社会和公众，在提起延迟退休这个议题时，首先要追问政府在养老金问题上有没有承担应有的投入，履行好应有的政府保障责任。毕竟，公众纳的税不是白纳的，里面有对自己未来养老的一份投资。

在养老问题上，改革的次序应该是，先改掉双轨制，再谈延迟退休；先加大政府投入，再谈公众责任。

辛苦操劳一辈子，她们不想再被叫某氏

姓名是每个人来到世界时拥有的第一样东西，也是持续一生的祝福。它伴随人的出生、长大、死亡，很多人都能讲出一段关于名字的故事。

什么样的情况下，人会失去自己的名字，或者从未拥有过？

答案也许是女性。在公安部政务服务平台上查询全国同名人数，能找到某个名字对应的全部使用者数量，输入“张氏”，查询所得8352人，其中8347名是女性。

还有更多农村地区的女性，她们被唤作“小妞”“刘家媳妇”“赵妈”。在户口本、身份证和墓碑上，她们留下的是“××氏”“××妈”“××女”。和名字一起被消音的，还有她们的历史和生命记忆。

我们想知道8347名张氏，和更多宋氏、李妈、王家女的故事。她们如何生活，如何失去和找回自我，如何被记住或被遗忘。

一、没有姓名的一生

去年清明节，林舟找人代烧纸钱给奶奶。对方问她奶奶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林舟发现自己答不上来，又打电话问了父母和亲戚，大家都不知道。

林舟和奶奶相处不多，只记得小时候站在菜园子前，奶奶给她编辫子。篦子梳头太痛，奶奶心疼她，就用手指给她梳理头发，“酥酥麻麻的，特别舒服”。

另一段记忆是5岁时，林舟在奶奶家的门槛上自顾自地玩，从屋内跳到屋外，再跳回来。门边有一张堆放杂物的小桌子，林舟盯着桌上的一袋铜锣烧，馋得不得了，准备问奶奶要来吃。回过神，她看到奶奶从床褥子下面翻出来钱塞给家人。那天晚些时候，奶奶就去世了。

因为怕耽误学习，父母从没让林舟回家上过坟。后来每次林舟想起奶奶，就买了纸钱在路边烧。不知道奶奶的名字，连烧纸钱都怕给错人。她只能在心里默念“奶奶”，磕三个头，许愿奶奶能收到。

林舟家在苏北农村，但在那个时代，像林舟奶奶这样没有名字的女性，全国各地还有很多。

有些人从出生起就没有名字。在河南的县镇和村落，人们把小姑娘唤作“妮胞”，在田间地头喊一声“妮胞”，会有很多女孩应声。如果有妹妹出生，姐姐就改叫“大妮胞”，妹妹是“小妮胞”。还有“刘大女”和“刘二女”，她们是山西人，如果家里再生了女孩，会被叫作“刘三女”。“刘大女”和“刘二女”说，家里穷，读不起书，所以没有学名，也不需要。

一位“妮胞”说，那时候农村的小孩不经养，如果不是男孩，家里能给口饭吃，活着就不错了，“谁管你叫啥？”

顶着这些不算名字的名字一路长大，她们像那个时代所有的农村女性一样，嫁进夫家，生下孩子，成为一个或几个人的母亲，有了新的称呼：“××的妈妈”“××的媳妇”。

在湖南，一位女性的名字是“成永娭毑”。“娭毑”是湖南方言中对老年女性的称呼，“成永娭毑”就是“成永的媳妇”。结婚以后，身边的人都这样叫她，甚至亲近的朋友也不清楚她的本名。她可能叫“邹玉芬”，也可能叫“周玉芬”，没有人试图弄清楚。

在被村里人叫作“鲁女”之前，鲁淑珠的名字有美好的含义。“淑”是淑女，“珠”和她姐姐名字里的“珍”字连在一起，就是“珍珠”。嫁到村里以后，大家记不住她的名字，渐渐叫她“鲁女”。在她们的村子里，还有“付女”“王女”“老王婆”。

鲁淑珠的孙女觉得，奶奶和家里的小狗、小猫坐在一起的画面很温馨

鲁淑珠和家里人抱怨过，说别人总是记不清她的全名。她给小辈们讲自己叫什么、是哪个字、有什么含义，但除了医院体检和做核酸，村里人很少直呼她的姓名。“鲁淑珠”这个名字渐渐被遗忘了。

直到死亡，姓名也没有被还给她们。

符怀玉下葬的时候，由她的儿子操办丧事。清明立碑，墓碑上没有刻全名，而是刻了“先妣符氏”。符怀玉的外孙女感到不解：外婆有自己的名字，为什么墓碑上不能刻？

家里人告诉她，写了全名对家里不好，而且路过的人会破坏墓碑。但扫墓的时候她发现，公墓里男性的墓碑上都刻着全名，女性的墓碑上却基本都是“×氏”。那个惦记着她爱吃肉丸的外婆，睡觉前絮絮叨叨地给她讲述自己的一生的外婆，也成了“×氏”。

符怀玉的女儿试着跟家里人商量，想在墓碑上刻下母亲的全名。但她是外嫁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不被看作是自家人，在红白喜事上没有话语权。她所在的华南农村，长辈的葬礼基本由长子操办，女儿们只参加丧葬仪式，平摊费用，却不能拿主意。

丧葬习俗在各地农村不同，女性不上墓碑的规矩却很相似。在河南、山东、安徽等地，外嫁女的名字不能刻在娘家人的墓碑上，自从出嫁起，她们就不再属于本家；在江苏等地，媳妇也始终被夫家当作外人，墓碑上只能刻成“×氏”或“××氏”。

不论是在娘家还是在夫家，她们都没有自己的位置。

这种忽视太过根深蒂固、约定俗成，以至于她们自己也很难察觉。孙王氏是河南农村人，一生务农，忙着把孩子拉扯大。和丈夫的交流也不多，除了偶尔互相拌嘴，大部分时间都沉默着。她没有对自己的名字发表过看法，因为村里的女孩一向没有正经名字，只有男孩会按照字辈来取名。

孙王氏的孙女三四岁时，在奶奶家的庄稼地里玩耍

没人统计过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女性。在那个年代的资料里，能找到很多男性的名字，他们叫“卫国”“建功”“国昌”“志华”。关于女性的记载却寥寥无几。

二、不属于自己的证件

她们真正面临“我的姓名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在1984年全国开始推行居民身份证制度后。

跟着集体登记户口，或者由家中的男性代表她们把名字报给登记处，等上一段时间，她们收到了一张写着“×妞”“×娃”“×妹”的身份证。户籍登记人员和她们自己都没想过，这个不算名字的名字会伴随一生。直到她们年纪大了，在医院挂号就诊，或者偶尔坐高铁出远门，才发现所有人都叫自己“×妞”。

邓玉芹的名字是她丈夫和儿子报的。到了登记处，他们不知道她的正式名字叫“邓玉芹”，就报了村里人常用的“贱名”——“琴娃”，就连“琴”字也是随便报的。登记人员是村里的干部，也只知道村里人都叫她“琴娃”，就按照错误的名字进行登记。

收到身份证的时候，邓玉芹很疑惑：“怎么报的是这个名字？”

年初，她生病进医院，每次换药或检查，护士都喊她“邓琴娃”。外孙女去医院照顾她，看见外婆又无奈又气愤的样子，才知道原来外婆的大名是“邓玉芹”。

邓玉芹和女儿一起去了湖北旅游

黄乜权的孙女，也是在用黄乜权的身份证预约纪念币购买时，才发现名字有问题。“乜”在广西壮语里是“妈妈”的意思，“权”是她养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她是夫家的续弦。夫家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孩子的生母早早生病去世，为了有人能照顾家庭，又迎娶了她。

孙女也听说，上户口时，村里把结了婚、有小孩的女性都登记成“乜”，黄乜权就是其中之一。她们的正式姓名，不是一个或几个有寓意的字，而是“××的妈妈”。

伴随着2010年代信息实名制的进一步落实，身份证上的名字与她们本人更深地绑定。“乜”“娭毑”“娃”出现在社保卡、高铁票上，有了正式、合法的效力。

正是因为信息实名，我们才能查询到那8352名张氏。但对其中的每一位张氏来说，正式姓名的缺失或错误，可能意味着更多。

叶月琴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夏玉成”。用浙江舟山方言读起来，两个姓名几乎完全一样。当年负责登记的办事人员只问了她姓名的读音，但没有和她确认是哪几个字，弄错了名字。

收到身份证，叶月琴没太在意，以为只是一张卡片，“用不上”。况且别人叫她都是用方言，听不出差别。没想到后来，她所有的证件都只能用“夏玉成”办理。

几年前，叶月琴夜晚出门散步时意外遭遇车祸，大出血住进医院。护士和医生用普通话叫她“夏玉成”，她不回应，转头看看女儿，看看女婿，等着女儿和女婿答应。

打药前，护士向她确认：“你是夏玉成本人吗？”叶月琴没有反应过来，直接纠正了护士，说我叫叶月琴。护士也有点懵：“啊？你叫叶月琴？”

叶月琴的女儿只能上前拉住护士。她告诉医院，是本人没错，夏玉成。

三、一场改名战争

邓玉芹和叶月琴想把她们被登记错的名字改回去。

多年前收到身份证的时候，邓玉芹就拜托儿子去派出所问一问，被派出所一口回绝：“改不了。”后来她换过一次身份证，也亲自跑过一趟派出所，都没能把名字改过来。

到了2006年，她要换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想让儿子帮忙改名。儿子嫌麻烦，不愿意跑腿，说没必要改，更何况手续也很繁琐。邓玉芹指望不上儿子，就自己在派出所找人、托关系。然而派出所第三次回绝了她的请求。

这次失败后，改名字成了她的心病。嫁到夫家以来，她的日子并不好过。丈夫总是打她骂她，在外面打麻将不回家，办了锅巴厂又破产，从来不管家里的一儿一女。邓玉芹几乎靠着自己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一边种地一边照顾家庭，多苦的日子都挺了过来，却一直没能用上一张印着“邓玉芹”的身份证。

邓玉芹住在陕西关中的农村，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骊山和漂亮的云

根据《民法典》的最新规定和陕西省的公民姓名变更政策，年满18岁的公民只需要向户籍地派出所提供户口本、身份证、书面申请和个人声明，就拥有变更姓名的权利。但书面申请中给出的理由能否被认定为充分，需要派出所的办事处进行主观判断。邓玉芹迟迟改不了名，也许就卡在了“主观判断”这一步。

办事处见过太多登错的姓名。邓玉芹所在的关中农村，很多人的身份证都是错的，邓玉芹的姐姐身份证上也出现了登记失误。姐姐不是很在意，村里大部分人也没放在心上，旁人不理解她的执著：那么多人都错了，为什么你要改？有什么必要？

邓玉芹觉得，“邓琴娃”不好听，况且自己明明有真名，为什么不能改？而对叶月琴来说，姓名凝结着她关于自我的历史，必须要改。

出生后，叶月琴父母双亡，姓名成了父母留给她的最后一样东西。用着“夏玉成”，连姓氏都是错误的，她总觉得心里不舒服，要改回叶家才有归属感。

她告诉儿子、女儿和外孙女，想把姓名改回来，尤其是姓氏。儿子不理解她：“姓名能有什么意义？既然姓名错掉了，那就错掉好了，反正都是我的母亲。”80多岁的叶月琴一个人生闷气，觉得儿子不尊重她。

村里的人也劝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叶月琴不想用不属于自己的姓氏和名字死去，到那时，“火化场的姓名都不是真实姓名。”

眼看着外婆年纪越来越大，叶月琴的外孙女许文开始琢磨改名的事情。今年三四月份，许文想到外婆的生日在五月底，不如就在生日前带她改名，完成老人家的心愿。

她查了查浙江省更改姓名的条件，发现很多人成功改了名字，其中有父母陪孩子改名的，也有刚生产完、还没出月子的母亲给自己改名。改名看起来很方便，只需要填一张申请单，等着审批通过。

改名当天，她和妈妈、外婆约好8点出发，叶月琴7点半就等着，逢人就说“我外孙女要带我去改名字了！”

1995年，叶月琴和丈夫

但到了办事处，她们才发现比想象中困难。如果只改名字，说明原因就能改，比如不好听、有贬义、有重名，但变更姓氏，就必须找到公证人，或者证明这是父母户口本上的姓氏。可是当年给叶月琴登记姓名的办事人员早就去世，她的父母双亡，没有留下户口本，两个亲兄弟也因去世注销了户口，没有人能证明她是叶家的女儿。

许文问办事人员，叶月琴的侄子能否证明亲属关系？实在不行，去检验DNA也不行吗？办事人员没有处理过类似的事情，查了很长时间的资料，尝试调取叶月琴的户口迁移记录，但能找到的所有信息都是“夏玉成”。

叶月琴等了两个小时，从兴奋等到沮丧，只等来“只能改名字，没法改姓氏”。她开始说不改了，要回家。

没想到过了几天，儿子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办事处走访调查，几经辗转找到了公证人，姓氏和名字都可以改回来了。叶月琴高兴得立马打电话给女儿。

2004年，叶月琴和丈夫

紧接着，她换掉了存折，做了市民卡，又改了银行卡和医保卡绑定的信息。每个月的退休金打到市民卡上，她没法像翻存折一样直接看到数字，只能去ATM机查看，叶月琴有些不安，但她还是经常去村里炫耀：“我的名字已经改掉啦！”

四、最漫长的革命

向历史回溯，还有很多女性以各种方式找回或改正了姓名。

有的人在日军侵华期间办良民证的时候，给自己悄悄改了名字。有的人解放后在扫盲班上夜校，老师给她们起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名字里有“文”“菊”“香”，也有听起来更坚硬、更与时代相关的“铁”“杰”“军”。在女性普遍没读过书的年代，她们唯一的权力，是把代表着自我的那几个字，一笔一划地写下来。

而沿着时间的河流向下走，许多女儿、孙女或外孙女，也正在尝试做出一些改变。从想要记住长辈的名字，或者教她们读一本书、识一个字开始。

田舒看到奶奶身份证上的名字也是两个姓氏的组合，觉得不对劲。问了奶奶，才知道她真实的名字。在这个家，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有过本名。田舒说，对爸爸和伯父来说，奶奶的名字就是“妈妈”。田舒想要记住奶奶的名字，也记住奶奶除了是母亲，还是一位喜欢社交、爱聊天的女性，以前每年夏天，她都让田舒趴在自己背上，带她去亲戚家玩。

几年前，田舒在乡下家里备考，奶奶喜欢遛弯去看她，给她带一小束自己摘的野花

杨辰问自己的太外婆想不想学识字：“我可以教你。”那时，杨辰只有11、12岁，而太外婆已经80多岁了，在给自己准备寿衣，还让杨辰帮她绣鞋底的莲花，说是能登上天梯。学了几天，太外婆觉得自己年纪太大了，再学没什么用，杨辰就没有继续教。

现在谈起来这件事，杨辰有点后悔：“其实应该再教教她的。”

识字能带来什么？没有人知道。但至少村里那些需要识字才能办的事情，比如更新户口、选举村委会、登记宅基地，也许不再是读过书、上过学的男性的专属。

道阻且长，她们只能做出自己能做的努力。符怀玉的外孙女见证外婆从“符怀玉”变成墓碑上的“先妣符氏”。她无法插手外婆的丧葬仪式，改变不了延续千百年的规矩，但她向母亲承诺，一定不让母亲失去自己的名字。也说不论自己以后怎么死亡，都一定要留下全名。

直到今年8月，邓玉芹的名字还没改过来。外孙女准备趁着暑假去多开几份公证书，再带她去派出所试试：“等我闲了，带你去看看！”

听到这句话，邓玉芹很开心。

（应受访者要求，林舟、符怀玉、许文、田舒、杨辰为化名。）

“从今天起，这就是阿富汗女性必须穿的服装。”

“黑色面纱作为“建议”提出，而如今它是法律。” —— 在上月底阿富汗发布的一份 114 页告示中，所有限制妇女权利的政令被正式确定为法律。

法律中规定，女性在除了自家以外的地方发出声音，都属于非法行为 —— 因为女性声音中有“潜在的邪恶”，而声音应该被视为女性的私密部分。

“如果一名妇女离开自己的家，“她有义务隐藏自己的声音、面部和身体。”

来自颁布法律中第 13 条。

那些歌唱的阿富汗女人们

而这些被剥夺权利的女人，正在用歌声回击这一切。

在社交网络上，抗争的阿富汗女性纷纷上传了自己歌唱的感人视频。

Hakima 曾是一名助产科学生，她因为政府严令放弃了自己的学业，而如今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她和她的三个姐妹录制了一段歌唱的视频。

“你们把我变成家中的囚犯，因为生而为女人，所以我有罪。”

她唱：“塔利班，你在哪里？这个世界已经走了多远？”

手中则是一张白纸，上面写着：My face is not intimate 我的面容并不是私密的，以此来回应塔利班“不允许展示面容，不允许发出声音”的禁令。

而在另一段视频中，可以听到一名妇女走在喀布尔的一条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她大声喊：

“正是在这些街道上，我们曾经为自己的权利抗议，却遭到残酷镇压，导致我们失去了所有自由。”

“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世界，

我歌唱自由和爱

 —— 我立场坚定，

我不怕你的残忍。”

那支被全球通缉的摇滚乐队

这些冒着被枪杀的危险唱歌的面容让人想到了前两年名震世界的 Burka 布卡乐队。

这三个永远以蓝色罩袍示人的女孩，组成了阿富汗第一支女子摇滚乐队，被通缉了 20 年，全球只有十几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塔利班武装分子曾说，如果逮住布卡乐队的成员，会让 3 万人见证着，在喀布尔奥林匹克体育场的注视下对她们施以极刑。

利用“罩袍”和“音乐”这两样禁令本身，去反抗极权，并且逃过了所谓制裁。布卡乐队的存在，也许真的是很多后来阿富汗女性的榜样。

他们由三名阿富汗女孩（鼓手 Nargiz，贝斯手 Zamina 和主唱 Lorna）在 2003 年组成，以布卡这件阿富汗女性必须要求时刻戴上的东西为乐队名，将阿富汗女性的处境用歌声唱了出来。

We all now wear a burka, 

you don’t know who is who

我们都穿着布卡，

你认不出谁是谁

If you want to meet your sister, 

it can be you uncle too

如果你想和你姐姐打招呼，

那也可能是你叔叔

为了拍这些 MV，她们隐瞒家人，躲到郊区，至于那些户外拍摄的镜头，每拍 3 分钟就会迅速换个地方。

因为处境特殊，大家在收不到她们消息的时候常常想过她们也许已经死了：

的确，很久没有收到关于布卡乐队的消息了，目前 Discogs 上最新发行的单曲《I Care for You》停留在了 2021 年。

但在如今阿富汗女性们的歌声中，布卡乐队早已变成了一种精神，蓝色罩袍下可以是任何面孔的阿富汗女性。

和布卡乐队一样，塔利班掌权后的这几年，有一支姐妹组成的乐队叫 The Last Torch 最后的火炬，她们用歌曲为阿富汗女性发声。

两人冒着生命危险，穿着蓝色罩袍演唱，她们把罩袍比作移动的笼子，“埋葬了所有女性的梦想”。

The Last Torch 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引用了阿富汗已故诗人 Nadia Anjuman 一首著名的诗，她写写这首诗是为了抗议 1996 年塔利班第一次掌权。

我口中满了毒，怎能说蜜呢?

唉，我的嘴被一只残忍的拳头打碎了……

哦，为了有一天我打破牢笼，

从这种孤立中解脱出来，在欢乐中歌唱。

而在今年发布的最新单曲中，The Last Torch 自己写下了这些词：

“那一波波的女声

打破监狱的枷锁。

这支笔写满了我们的血

折断你的剑和箭。

法令渐次剥夺他们的身体所有权，但这些女孩的心灵自由却并没有停止。

除了布卡乐队，之前阿富汗首位女子交响乐队的指挥，20 岁的 Negina，也曾冒着被乱棍打死的危险，用生命演奏；

她带领的 Zohra 是整个阿富汗地区第一支女性管弦乐队，由 35 个 13 到 20 岁的女孩组成，她们都来自阿富汗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

到今年，这个乐团已经走过 7 年：Zohra，意为“音乐，艺术，耐心和爱的女神”

那些表达的人们

当然也不止音乐。

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个名为“阿富汗强大的妇女运动”的组织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里的一张图片，是加入了抗议“被剥夺说话权利”行动的女性合照。

今年在巴黎奥运会霹雳舞项目上大放异彩的阿富汗选手 Manizha Talash，她是奥运会难民代表团的一员。

Talash 并非她本名：在阿富汗，她跳舞的俱乐部因炸弹袭击而被迫关闭，而她也开始收到死亡威胁，为了保护家人，她改名 Talash，意为努力："我为了那些梦想着更广阔生活的女性而比赛。”

塔利班颁布新的条令之后，图书馆，教育资源，女性最基本的权利保障都在陆续消失。

当然还有音乐 —— 如果你演奏乐器，那么你的乐器会被公开焚烧，无论男女。

她们也有短暂走在光下的时刻，而如今是至暗的。

女性仍然是抗击塔利班斗争中的主要力量，其中一名叫 Zuhal 的女孩说，她不害怕，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我们不会投降，因为如今的未来让人没有希望，我认为如果我不反击，我就会把我所有的梦想带进坟墓。”

阿富汗人常说，希望才是最后消亡的东西。

参考资料：

1. Afghan women are singing to protest a new Taliban law

2. Afghan women raise their voices in song in online protests against Taliban’s bid to silence them

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这是我在《有人还在不断问：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见底了吗？什么时候反弹》一文中讨论过的一个问题。

那次的讨论，主要是逻辑意义上的，目的是为了分清周期性危机与阶段性瓶颈这两种不同的经济起伏波动。因为在这两种不同情境之下，对反转问题的判断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文章发表之后，还是经常有网友问，孙老师您能不能说得更明确点更具体点？老实说，如果具体到时点，可能只有算命先生才能给出答案。但如果在指标的意义上，我想可以这样说：

过剩产能出清之日，就是真正拐点到来之时。

我想先用一个例子来说。我最近曾关注过碳酸锂的行情变化。

大家都知道，碳酸锂是制造锂电池的主要原材料。近年来，随着电动汽车的迅猛发展，碳酸锂的价格扶摇直上。仅在去年下半年，碳酸锂的价格就从9万元/吨飙升至50万元/吨。但不久之后，碳酸锂的价格就步入了漫漫熊途，前些天一度跌破7万元/吨。一次吃饭时，我问一位业内人士会跌到哪里？他回答说6万。

碳酸锂价格的起伏，很简单，就是市场供需关系变化的结果。在电动汽车的发展处于加速的阶段时，碳酸锂供不应求，于是就有了其价格的节节攀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纷纷扩产，新的项目不断上马，甚至大量在国外收购锂矿项目。这样一来，市场中的碳酸锂，严重供过于求，这时候价格的走低不是必然的吗？相关企业的亏损，不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吗？

这时，如果有人问，碳酸锂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反转什么时候会到来？答案不是很明白吗。

就是过剩产能的出清。所以我们看到，各大企业纷纷采取行动，缩产或者停产。只有出清了过剩产能，才能实现市场新的均衡，才能迎来真正的反转。于是我们看到，本月11日，一家头部企业计划停产的消息传来，当天碳酸锂期货的价格大涨8%。这时，才有分析人士战战兢兢地分析说，反转可能到来。其实，是不是真正的反转，还要看接下来产能出清的进程。

说到这里，我想有的朋友已经看出来了，我这里不是要讨论碳酸锂的问题，我要讨论的是碳酸锂价格的波动对我们思考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启示。

对于当前经济的低迷，人们已经有许多的讨论。但在最近的几天里，话题越来越聚焦于通缩的问题，越来越聚焦于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加以刺激。

其主要论据显而易见，2024年8月份我国CPI同比仅上涨0.6%（其中主要还是食品价格的拉动）；出厂价格指数自2022年10月份开始同比下跌，到今年8月份已经持续了23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可能会延续目前五个季度的跌幅至2025年；长江商学院对300名公司高管的一项调查显示，8月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是自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

于是，就有了人民银行前行长易纲的呼吁：中国面临内需疲软的问题，尤其是在消费和投资方面，中国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抵挡通缩压力上。易刚的呼吁引来国内外众多论者的响应。一个最基本的共识是，中国的通缩危机已经不能再回避了，应该尽快出台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解决内需不足和通货紧缩的问题。

应当说，通货紧缩是一个客观现实，其对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有目共睹。就此而言，我没有不同意见。我想说的是，问题的真正症结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仅仅是内需不足的问题吗？我们可以来看下面的一组数据：

1-8月，稀土出口量增长6.4%，出口额下降40.2%，出口价下降了43.8%；肥料出口量增长4.4%，出口额下降13.9%，出口价下降17.5%；箱包出口量增长9.4%，出口额下降2.1%，出口价下降10.5%；鞋靴出口量增长3.9%，出口额下降5.3%，出口价下降8.9%；套餐产品出口量增长4.5%，出口额下降14.5%，出口价下降18.2%；钢材出口量增长20.6%，出口额下降6.8%，出口价下降22.7%；铝材出口量增长15%，出口额增长10.8%，出口价下降3.7%；手机出口量增长4.6%，出口额下降1.7%，出口价下降6%；家用电器出口量增长23.6%，出口额增长14.7%，出口价下降7.2%；汽车出口量增长27.5%，出口额增长14.7%，出口价下降5.9%。

这组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中国产品的价格，不但在国内持续走低，在国际市场也在走低。如果我们从需求端可以解释国内市场价格走势的问题，那国际市场中的这个现象如何解释？如何解决？这提醒我们，我们在需要正视需求问题的同时，更要正视供给端的问题，即严重的产能过剩。

前面我们讨论了碳酸锂的问题。碳酸锂价格的走势告诉我们，在面临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出清过剩产能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这个问题不解决，根本的供需失衡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我说，过剩产能出清之日，就是真正拐点到来之时。

我知道，这样说，人们可能感觉不舒服，但问题就在那里，是回避不了的。

当然，经济的问题非常复杂，至于那些更深层的问题，就不在这里讨论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下面的两篇文章：《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什么是底层逻辑？底层逻辑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8月，阔别祖国六年之后，我和家人回国探亲。因为年幼的孩子不适应国内的炎热天气，我预先计划的游览项目基本上全部取消，改成在家吹空调趴窝。唯一的一次出门，就是21号去拜访“贞观”编辑部。

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正巧是“贞观”被禁言的第一天。

约访是一个小小的夙愿。和那些动不动发十几，甚至几十篇文章的资深作者比较，我只能算是一个酱油党，这么多年里，总共就在那里发过三篇文章。但是，我一直很喜欢乃至很尊敬这个公号，理由很简单：他们是“有态度，有温度”的集体。

有态度的公号挺多，有温度的很少。

我在“贞观”发第一篇文章是在2017年。那年春节，也是带着孩子回国探亲。春节的西安灯会很著名，不可不看。一周之内，我们全家把城墙和大唐芙蓉园的灯会都看了。总体说来，我觉得城墙灯会的游览感受好过大唐芙蓉园的灯会。闲着也是闲着，回家之后，我从价格，管理和服务，友好程度，彩灯水准，景点标识清晰度，地理位置／交通难易程度，餐饮娱乐，厕所等方面对两个景点一一做了评测，并且打了分。熟悉古早bbs风格的同学可能发现了，这是bbs老用户常见的商家打分方式。这篇文章其实没啥营养，纯粹的个人感受。写完之后，一键发送，投给了贞观公号，然后就踏上了归途。

在阿姆斯特丹转机的时候无聊刷手机，发现邮箱里躺着一封邮件，说是这篇稿子被采用了，要我补充一些照片，所以，又从相册里挖了些照片发过去。来信的人自我介绍是“贞观”的主编，我们就这样建立了漫长而平淡的联系。

“贞观”的文章挺好看，但我不是每篇都看，忙起来好长一段时间不看。标题基本上是每一篇都浏览过的。它喜欢在别人仰望月亮的时候，低头捡拾地上的便士，为此使人分外觉得温暖。确实如后来的自剖文中所说，“贞观超过2/3的文章都来自于普通人的日常写作记述。他们向贞观投稿，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所感所遇所思，这些内容大多立足于陕西、西安，作者也主要来自于陕西，或者与陕西有交集，文章风格各异，内容多元。创立贞观的出发点，是为普通人提供感知和记录真实生活的多元化写作表达平台，到现在投稿作者过万，刊发过文章的作者超过2000名。有些作者热爱写作，供稿较频繁，更多的陌生作者是觉得遇到值得记录的事，有感而发，进行投稿。”

也正因为这个创立和运营初心，“贞观”在陕西的读者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常常是一文既出，回复云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据说，很多陕西省和西安市的政府部门和官员非常关注“贞观”。

西安是旅游城市，文旅事大，“灯会”一文刊发之后引发了小小的影响。小道消息甚至言之凿凿地说，大唐芙蓉园的同志们读完不咋开心，为此，特地到某省级权威媒体发了一篇文章，表示自己棒棒哒（言下之意是“贞观”那篇文章是有人别有用心，恶意抹黑），这个回应思路实在非常经典，令人拍案叫绝。

“贞观”其实发过不少监督类稿件，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部分监督类稿件不涉及重大问题，多半是和风细雨萌萌哒。记得有文博专业人士在“贞观”发文，对陕历博的展品说明牌内容挑刺，一条条分析，打脸打得“啪啪”响。那一次不用小道消息，我们也看出来了，陕历博的同志们读完也不咋开心，一些博物馆的员工甚至都不掩藏自己的身份，一哄而上，在留言区撕巴起来。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抓头发、揪胡子的群殴场景，两个字概括：“爱看”。

我忘记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了，好像陕历博领导重视了起来，表示要邀请专家全面排查改进工作。

领导都重视了，那必然是HE了——这简直是一定的。

然后，“贞观”继续挑刺，好像还顺手哔哔了别的博物馆。

又过了好几年，我又写了一篇欧洲动物园游览记发在了“贞观”。如果印象没错的话，那应该是他们的约稿。那段时间他们批了西安本地的动物园，约稿是为了进行比较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看“贞观”的文章乐趣之一是看读者留言。有的公号内容很有水平但留言很少，有的公号留言很多但是泥沙俱下。“贞观”是一个很好的平衡，读者留言很多水平比较高。文章在这里发表之后，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是读者的留言把他们补齐。“动物园”一文的读者反响没有“灯会”一篇那么大，我记得不少人说这种比较有点强人所难，走都走不稳就不要想跑了。

第三篇文章就是在去年。因为帮朋友买了两台饺子机，我在朋友圈持续跟踪它们从河北邢台转运都柏林的路线，可能这个跟踪比较有意思，又被主编同学看到了，她又来约稿。我拖了一段时间，总算把一大堆琐碎的朋友圈文案整理了出来。他们把这篇稿件发在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开幕式的时机，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响。可能因为角度新颖，读者好评如潮，后来又入选了“豆瓣”2023年度故事，并且被选入了《延河》新设立的“新大众文艺”专栏。

《延河》是这么表扬我们的：“充满真情实感，元气淋漓，可以看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也能看到新的问题，新的语言。它像《诗经》中的‘风’，来自广阔的大地和田野，他们的歌吟，他们的咏叹，真实自然，鲜活生动，历千年仍感动人心，有无穷的魅力。”

他们并且热烈赞美：“我们欢迎这样的作品！我们期待这样的文学！”

（照抄这么多表扬，主要是引用别人的话表扬自己，会显得自己虽然很谦虚，但实则很牛逼）

以上就是我和“贞观”浅浅的缘分。和这两天陆续发表回忆录的各路作者经历相比，可以说是不值一提。但是，从我被发表的文章题材可以看出，贞观并非以“追求爆款”为目标。他们更多看重的，是对于普通人生活的具体展现。

爱具体的人，关注具体的生活。

贞观创业八年半，绝大部分作者是普通人。他们在生活中或许因为一个契机，或许有了片刻空闲，把自己的半生凝结为一篇文章，因为表达的冲动，投给了这个公号，才铸就了贞观的厚度，深度和广度。大家写，大家评，“贞观”在本地深厚的影响力，是这么一点一滴培育起来的。

也会做适度的监督工作。有人开玩笑说，“贞观”暴露的问题，如果能被解决，很快就会解决。如果问题不能被解决，“贞观”很快就会被解决。

印象中，除了发文，“贞观”做过不少线下工作，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个，第一个是“西安温度”活动。

从2017年开始，贞观联合西咸新区完成了两季“西安温度”活动。他们组织青年设计师团队，无偿为街头巷尾的小店、摊贩乃至于普通人家进行设计改造。这个活动最少完成了20个作品。

来看看他们改造的一家旧书店。

还有这些：

另外一个，就是“黄河边的课堂”公益支教活动。

黄河对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陕西，它从高原而下，流经渭南、延安、榆林等县市，总面积2.98万平方公里。在生态治理以及高质量发展的大题目之下，“贞观”选取了乡村教育/教育公平这个切口，20年初，邀请了包括学校、科技创业公司、上市公司、文化艺术机构、体育团队等多家顶级本土机构，100多名支教老师，历时半个月，沿着陕西境内的黄河流域，从延川永坪镇小学，到潼关秦东镇西北村小学，再到合阳县洽川镇中心小学，为黄河边的乡村孩子们带去了多样化的优质课程。

人民网当时的报道说，“每一站的第一堂课，都有专业老师来为学生们讲授黄河课，旨在让学生们了解自身生活的环境以及历史人文，从黄河的源头讲起，在带领学生们学习自己的家乡与黄河有关的内容……‘给乡村孩子们种下一颗理想的种子’。”

有这些机构参与了公益课程：陕西省小天鹅艺术团、西安梁家滩国际学校、曲江二小、西咸新区沣西一小、长安航空、长安竞技俱乐部、蓝岸新科技、斑斓绘本、第六镜科技、周二晚八点、西安云豹美式橄榄球俱乐部、领心思维、以琳特殊儿童康复中心、西北大学仲夏梦戏剧美育工作室、整个设计……

毫不保守地说，经由“贞观”的推动，我们的社会曾经变好了那么一点点。

那些温情的历史已经过去，这个历史上少见的炎热夏天，一直耕耘于中华大地一角的“贞观”，因为一篇文章，突然火遍全国。然后，背负了无数骂名。

“贞观”的创业者有传统媒体的背景，他们的专业性是不容置疑的。我认为，正因为长期关注普通人的故事，使得他们在面对这篇投稿的时候，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它的危险。也就是说，从爆款文章出台的前后判断来说，他们轻敌了。

最初的失误，是在处理稿件的时候，信源标注不足。如一位朋友所说：“（最初的稿子）对事实陈述没有注明信源，比如‘毕业于211’,这是有办案人的信源的。如果在稿子中写，‘办案mj说，211’,这样就没有一点点失实。如果不想在稿子中注明信源，也可以在文章最后注释统一注明，就像今天这篇说明，想必就不会有封号的危险。”

在事实核查方面，他们的工作也有疏漏。朋友分析说：“殷鉴不远，这样的爆款文章如果处理不好，一定会被封号，因为太爆款了。比如说学校名字都搞错，如果我是编辑或者记者或者作者，得到了学校名，我也知道这个死者的真实姓名，那一定有很多种简单方式去验证这个信息的真伪，并且能够从死者的大学生活中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甚至可以摸到很多采访的旁证。至少只要做一点点，就能立刻证伪单方信源，所以，这难道不是一个写作者跟一个发布者应该去做的吗？尤其是一个严肃的发布者，而且我看一些采访，这个公号还是一向有志于做一个严肃的发布者的。可能在爆款的诱惑面前失去了理智，或者说，只是他们的常规做法以前不出事，只是因为没有找到真正的爆款。”

朋友早年间是很优秀的记者，后来上岸，关注具体的生活去了。我承认他说的都对，专业新闻媒体理应如此。但我还要说，“贞观”并非一个纯新闻媒体。如上文所言，他们更多的是一个表达的平台。他们没有能像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新闻媒体那样，时刻张开利齿，竖起耳朵。

长期关注普通人的讲述，展现时间线模糊的生活，多少软化了他们的心态和技能，最终“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这都是马后炮。回到21号那天。

选择中午去，是因为我不想打扰他们下班之后的私人时间。但这也决定了，我不可能停留很长时间。

那段时间，西安热得要死。打上滴滴的瞬间，心情是很愉悦的。不仅仅因为脱离了育儿的负担，也因为要去见神交已久的老友。车子一路往东，我还在贞观的读者群里嘚瑟：“猜猜我要去哪里啊？”

车到旺座曲江，烈日炎炎中找到了办公楼。老友来接应，一路电梯，就到了编辑部。

那个时候，因为那篇文章，网络上众议汹汹，正沸反盈天。见面之前，我一直忐忑，感觉那个见面时机实在不是很好。在我的想象里，他们正在四面楚歌，焦头烂额。去之前我再三地问，“没问题吗？”“真的不会打扰你们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依然不怎么放心。

出乎预料的是，编辑部非常安静。也许是因为午休，光线甚至有些暗。一个身材中等的男人匆匆走过，“这是陈锵！”于是我赶快拉住他，强行合了一张影。

陈锵是贞观的“头牌”之一，我这么说是有群众基础的。很多贞观的老粉说，一看到标题就知道这篇文章又是陈锵写的，因为他的文字带有浓烈的个人色彩和地域特色，所以圈粉无数。贴几个能搜到的文章标题：《在葫芦头店看到女顾客，该怎么办》，《本想去岐山看妲己蹦迪，却意外收获一个土味景区》，《穿着尼龙袜皮凉鞋的西安老头，值得你叫一声北北》，《在陕西吃了个锅盔，感觉像挨了秦始皇一个嘴锤》。

陈锵一点儿也不像他的文章中那样谈笑风生，反而显得有些拘谨。我觉得他是一个i人，只是逃走未遂才被迫留下了一张合影。

“贞观”其实有许多优秀作者，虽然不是人人多么像陈锵那么有辨识度，但他们的作品留下了更为深远的印记。以被《延河》选取的两篇文章为例，一篇叫《半坡天桥下的日结女工》，一篇叫《西安兴隆社区：被裹挟在高新区未来中心的魔幻现实》，都是目光沉降到社会底层的佳作。

在我的印象中，一二十年之前，这是传统的严肃媒体才会做的深度报道。现在严肃媒体死得七七八八了，“贞观”却一直在做，光这一点就让我肃然起敬了。

在编辑部中午留守的人当中，我和上文作者，汤加和铛铛匆匆见了一面。她们都是秀气文静的女孩子。

编辑部的门口有一个桌子，上面放了一些小摆件，里面有一个奇怪的纪念品：泰山石敢当。贞观的同学笑言：“是特地放在这里的……”

因为时间紧迫，吃了顿饭，又马不停蹄地去了位于曲江创意谷的贞观books。这里原来是晓书馆，后来归“贞观”所有，成为了一个俱乐部一样的活动空间。这里很有艺术感，空间感极佳。后来得知，这是日本建筑设计师藤本壮介以“知识森林”为概念营造出来的。

陈列的书也比较有特色。

我关注到有一块地方特别放置了陕西作家的书籍。也许是中午时间，人不多，在文创柜台逗留了一会儿，点了两杯咖啡。

“贞观”的同学介绍说，这实际上是一个会员制的图书馆，里面会有活动。记得马上举办的是江苏省昆剧院的昆曲“《1699.桃花扇》（施夏明、单雯）读本会”。美人在前令我非常心动，可惜因为家事羁绊，未能参加。

爆款文面世之初，很多老粉说，很高兴“贞观”能借这个机会出圈，没想到出圈之后却被围猎。这也是我此行最大的疑问：事情会怎么样？会不会导致最终封号？毕竟几年前某知名大v就是在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因为一篇虚构文章导致全盘被封杀。他们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始终保持谨慎乐观。读者群里的朋友们知道我在“贞观”纷纷转来问候，问他们感觉怎么样。“贞观”的同学带着一丝无奈说：“都这样了，还能咋地。”

因为是工作日午间，一切都非常匆匆，呆了两个多小时，就要离开了。一路又从贞观Books走回办公室。许多话，最终凝结成分别时的一句，“加油！”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随着年岁见长，每次回国见老朋友，我都会想起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滴滴平稳地离开了。看着前方的空旷道路，我回想着我们的对话：“能顶得住吗？”“没事。”

但现实是，有事。

后来才知道，我去的那一天，正好是“贞观”被禁言的第一天。关注者还能看到文章，没有关注的人已经搜不到这个号。一时议论四起。我和大多数人一起，依然抱有幻想，觉得它在小黑屋里呆一段时间还会出来。

有意思的是，有一位贞观的作者说，被禁言一周之后，贞观仍然给他发出了一笔稿费。

9月4号，半个月时间到了，“贞观”也该放了吧？然后，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结局：

“贞观”彻底地消失了。

“贞观”死了，这多少让人唏嘘。毕竟创业八年，背后的团队投入了很多。但是在如今文字媒体式微，短视频和直播风头甚劲的今天，对于这个团队来说，也许不是一件坏事。脱离了旧的壳，也摆脱了桎梏，那就收拾行装，继续向前吧。

去编辑部的时候带去了自己的一本新作。现在看看，我在扉页的题词挺应景的。

理想不死。

心中有光的人终会重逢。

回见！

一

看到好多人在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国足那么烂，还总有人看？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足球是世界运动。

是世界运动，所以总有人看。

相比之下，有不少运动，咱们明明成绩很好，一到奥运会貌似热度也很高，但平时根本无人问津。

大家都不看，只有到奥运会时扎堆看一下。

这其实压根不是看运动本身，你只是想看中国人揍外国人。

对于足球，一切的一切都要先从“世界运动”这四个字上理解。

既然是世界运动，你玩这个东西就必须讲世界的语言，不能讲方言。

作者张三丰说得有趣，语言分两种，一种是“世界语言”，一种是“方言”。

相比之下，武术就不是世界运动，所以咱不用非讲世界语言。

发现没，如果我们的武术大师打输了，很多人往往会说：

“上台的人根本不代表我们最高水平，高手都在山里。”

“功夫是杀人技，我们打不过，因为不允许杀人。”

“我们被迫用国外的规则，不公平，为什么不能撩阴踢裆。”

“为什么要戴拳套，影响了我们点穴……”

“偷袭，去骗，打我老人家……”

这些就是方言。因为它不是世界运动，所以即便输了，我们也可以不讲世界语言。

但足球不行。足球踢输了，有几个球迷会说：武磊、张玉宁这些人不代表中国最高水平，深山里的老头踢得更好？

足球是杀人技，王大雷不能杀人所以吃亏了？

我们用外国的足球规则，不公平，应该用中国规则，踢进去算输？

这种声音很少对吧，就算有，也成不了气候，脑子正常的都不会信。不但不信，多半还要笑他二百五。

还是那句话，因为足球是世界语言。

麻烦就麻烦在这儿。如果可以只讲方言，我们早就赢麻了。

二

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聊下一点了：

为什么足球总是搞不好？

不但搞不好，二十一世纪以来，足球人口还越搞越少，环境越搞越差？

球迷说了很多理由：假赌黑，球员意志品质差，海参吃多了……等等。

这些其实都不是根本理由，都只是表面上的。

就说假赌黑、贪腐吧。

假如以前足协不是贪官来搞足球，换了清官来搞，哪怕你换包公来搞，足球就能搞上去？你有信心么。

“足球为什么搞不好”这个问题，你不能只从表面上浅层次来理解。

必须从甲方的根本的工作方式上来理解。

什么是甲方？不但足协算甲方，各个地方、城市、部门也算甲方。

三

甲方做事，根本的思路是什么？

概括地讲，一句话：最高效地分配和利用资源。

记住关键就是两个字：高效。

什么叫高效？

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最重要的KPI。这才叫高效。除此之外，都叫低效。

这样你就能理解足球的问题了。

打个比方，《红楼梦》里，宁国府和荣国府中间有块地，请问这块地应该用来做什么？

答案肯定是盖大观园。

因为元春姐姐要来省亲对不。

盖大观园，就叫高效。哪怕银子花得淌成海水，哪怕元春只是来看一眼就走，也是高效。

但假如用来给茗烟、甚至板儿踢足球呢？

想瞎了心了对吧，谁敢搞这个，还不被珍大爷捶死。

因为这就叫低效。非但是低效，简直是负效，把大家的心都跑野了。

金庸捐个图书馆，为什么之前要拆，因为放在那里显得很低效。

甲方的工作思维里，所有的资源，都必须按照最高效——次高效——较高效的方式来使用分配。

资源，那恰恰是非常稀缺的。

而足球，偏偏是一个超级低效、不产出KPI，却又大量占用资源的东西，很奢侈。

就跟你八十平米的房间里愣要放台跑步机差不多。

有人不服气说足球怎么不产出KPI了？三大球难道不需要搞好吗？这是下文。

此处说的足球，是指你家娃能踢的足球，它是极低效的，压根不出产KPI。

当然只能靠边站啊！

对比别的运动，比如高尔夫可以卖房子。

所以前些年不但不需要鼓励，反而要叫停、刹车，否则地方老偷偷想搞高尔夫。

可是搞野球场，搞设施，让孩子踢球，能卖啥？能拉动啥？

“球场好房，半夜玻璃碎裂声，尊享惊喜生活？”

何等低效啊！

具体什么样的运动，才能让你家的娃玩一玩、搞一搞？说白了，就是甲方手指缝里漏出来的。

要么是人家顾不到，要么是人家看不上，要么是可以捎带手搞一搞、不占资源的。那可以。

比如乒乓球台，简单，稍微有点良心的开发商都能给你放两张。

比如羽毛球，搞搞也不算难。

这些，都算是手指缝里能漏出来的。

可是人人踢足球？开玩笑么！

资源要用在刀刃上，要用在KPI上！

为啥八零后的人老感觉小时候踢了很多球，非常快乐？

原因之一就是甲方那时还顾不上呗，还没有把资源都抓起来，手指缝里漏出来的还多，茗烟、板儿就还有地方胡闹一下。

等到大观园、中观园、小观园成了KPI，你还想踢球？

要锻炼，跳台阶去吧你。

四

肯定有人说，不对，体育也是KPI里的一项，难道会不想搞好？

那好，现在有请前甲方代表——苟仲文局长出场。

苟局长要搞体育，请问他会怎么分配手上的资源？

还是之前那句话，“用最高效的方式来分配”。记住，高效是关键。

比如他本人讲的：金牌，金牌，金牌！

“项目中心是为金牌而生。”

“项目中心不拿金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总局不拿金牌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拿金牌是总局的工作职责，是生命线。”

说得很实在，人家关心的是金牌，压根没有你家孩子怎么踢球的问题。

为了拿金牌，可以临时突击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

试问国内有几个人玩冲浪的？你家孩子玩过冲浪吗？

不管，可以“跨界选才”，练跳高的就不可以改冲浪吗？

同样的道理，学武术的拉来突击练滑雪，练跳远的突击改练钢架雪车。

要打败丁春秋，可不能从培养基础练起，直接灌顶虚竹不就完了。

“跨界选才”选不出来，咱还可以归化啊，一个谷爱凌不就都搞定了！

谁吭哧瘪肚管你孩子踢球问题啊。那不高效啊。

五

你可能又说了，也不对啊，金牌很重要，但三大球也很重要啊。

甲方之一的足协难道不想搞好足球？

想啊，那怎么搞呢？

还是那句话，再次出现——用最高效的方式分配资源。

国足的头球不行？好，联赛里规定头球进一个算俩。

要冲击世界杯了，好，联赛给国足让路，直接取消升降级！

奥运会临近了，需要年轻球员，好，规定联赛每个队必须上2名U20球员，否则3:0判负。

高效不高效？非常高效。

一直以来，他们都是这么干的。

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下级的队给上级让路；小赛事给大赛事让路；整体服务于全局；人民次关心的事给人民最关心的事让路。这有什么错，你就说有什么错。

别的事上这样干都没错，怎么就放足球这就错了？

六

这就又得说回足球这玩意的本质了。

有人说足球是“国运平衡器”。啥平衡器啊，足球不但不是平衡器，反而是反骨仔。

足球就是天生膈应人的。我们会什么，足球就不来什么。

我们最擅长什么，教条。足球偏偏最不能教条。

我们最不擅长什么，激发灵性，培养热爱。足球偏偏需要灵性和热爱。

别的可以灌顶灌出来，足球这玩意偏偏灌顶灌不出来。

足球不是归化一两个前锋能解决的。

足球也不是单一的某个技术，是许多技术的综合。

如果只比颠球，1993年茅荣荣早破了世界纪录了，七小时颠球五万次，牛不牛。

问题是不能只比颠球啊。

但凡足球可以圈一帮人苦练出来，咱们早赢麻了。

经常有人说，就应该让一帮死刑犯上场，用枪顶着踢，进球就减刑，输球就突突，肯定赢日本！

这是想多了。假如这样赢得了，咱们不好说，有的国家死刑犯早上场了。

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高效地灌出来的。比如盖大楼、修地铁。

但有一些东西是灌不出来的，比如文学，艺术，音乐，电影。

需要空间、土壤、环境、时间。

足球属于哪一类？更接近后一类。足球既是工业，也是艺术，是波粒二象性。

我们以前批评过一种打仗的方法，叫“短促突击”。

结果足球搞下来都是短促突击。

左一突，右一突，最后椎间盘突出。

真觉得未必非要搞足球。

足球要好，需要孩子都能方便地踢上球，有场地，有时间，有很多的好的基层教练，有很丰富的梯队比赛，有一个健康的联赛，而且甲方领导还不能瞎整活。

这太不高效了。光就最后一条，我不能瞎整我还当什么足协领导啊。

之前推文说的，二十一世纪都过去四分之一了，如果你孩子还只能跳台阶、赌烟盒，连父辈小时候能踢的野球都踢不上了。

这国足是三比零还是七比零，真的重要吗。

几位法律专业的大学生把微信告上了南山法院，起诉微信提现收取手续费不合理，要求退还。

起诉微信的杨同学社交媒体截图

这事的起因是杨同学的朋友从微信零钱提现5万元到银行卡，被微信收取了近50元的提现手续费，费率标准是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的0.1%。

自己的钱从左口袋挪到右口袋，莫名其妙就少了一顿肯德基豪华午餐的钱，这换了谁都难免会心疼和困惑：

凭什么啊？！

于是，杨同学和几位同样学法律的大学生就拿起法律武器，毅然向庞然大物微信发起了挑战。

诉讼小队成员（图片来自杨同学公开发布）

作为微信支付的用户，作为同样被收取过提现手续费的“受害者”，我当然是举双手支持同学们起诉维权的，最好能把提现费率打到零那才大快人心。这几位同学不仅勇气可嘉，而且行动力超强，后生可畏啊。

但是……提现手续费这个事起诉微信可就真是找错了“冤头债主”，既不可能胜诉，也很遗憾没有揭示真正的问题所在。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从微信和支付宝提现时被迫交的手续费，兜兜转转最终进了谁的口袋？

银行，嫡子。移动支付平台，庶子。在央行和银联的眼里，微信和支付宝做得再大再好也是“第三方支付”，真正有利益冲突的时候肯定是护着银行这一边的。

你拿100元纸币去买东西可以，拿微信钱包里的100余额去买东西也可以，微信钱包里的“余额”和现实世界的“人民币”价值完全一样，但是，二者并不能直接兑换。

是微信和财付通公司不想跟你换吗？显然不是，是中国的金融监管法规不允许他们跟你直接兑换。想要兑换可以，必须经过银行走一道手续，你先把100元微信余额提现到银行账户，银行再兑换100元纸币给你。

银行把控了钱从互联网世界到现实世界的唯一出口。

等等，上面举的例子里面，100元微信余额提现到银行卡，你再从银行柜台取出来，还有100元吗？不可能的，银行职员的工资不答应，银行建设网点和ATM机的成本不答应，银联的监管人员也不会答应。

要想从此过，留下通道费。

这就是本文讨论的微信提现手续费产生的根本原因：

钱从互联网世界进出现实物理世界的过程，必须经过银行，而银行的网点建设、员工薪资、记账存储等本身有硬性成本，这些成本摊到每一笔交易就成了手续费。

再举个例子帮助大家理解：

我们都在微信群里抢过红包，无论你抢到1分钱还是200元，无论你收一千个红包还是发一万个红包，微信有没有收过你一分钱手续费？读者们在公众号赞赏我5元10元，也都是一分不少到我微信账户的。有句讲句，微信虽然经常删我文章，但在收入方面对我们创作者是各个平台之中最友好的，没有之一。

那是不是说微信就是好，银行就是坏呢？倒也不能这么说……

这里有个社会发展秩序的问题。移动支付虽然我们现在都习以为常，但在金融史上却是非常新的事物。从2014年微信红包一炮而红到现在，才刚刚过了十年，往前追溯到支付宝横空出世，也只有二十年。

在移动支付诞生之前，中国的银行体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为整个社会搭建起了一套金融交易系统，让人民币得以在人和人之间畅通流转，建立了数以百万计的银行网点与ATM机，这些是整个社会在承担的成本。

移动支付诞生之后，利用这些现有的金融基础设施来开展业务，并凭借互联网技术的便利性取得了显著的优势，但我们目前还是离不开线下银行体系的，也不能完全抹杀银行系统之前所做的贡献和当前发挥的安全监管等作用。

作为用户，我也觉得现在的提现手续费费率偏高了，要狠狠地打个折才算合理。

一点建设性意见：

手续费这事跟微信扯皮是没有用的，真正应该喊话的是银行，是银联，是央行。

起诉微信的几位同学勇气可嘉，但很可惜告错了对象。当然，我也完全理解，毕竟真要起诉银联的话，大概我们今天也没法在这里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了……

“在传统审查制度下，艺术家与审查员曾经是天敌，新的审查制度的目的却是要消除这种对立。艺术依然会受到审查制度的干预，但这种干预不再只是迫使艺术家们沉默，而是确保他们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也是艺术家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历史上第一次，艺术家和审查员有了共同的目标，他们一道培植艺术的花园，正如波兰诗人斯坦尼斯罗·巴兰察克所言，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道德区分。”

今天的推送摘自学者景凯旋为《天鹅绒监狱》所写的导读。

高墙内的作家自白

景凯旋

卡夫卡晚年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主人公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向世人表演绝食。饥饿既是他的谋生手段，更是他的艺术追求。然而，尽管他想要达到饥饿的极致，却得不到世人的真正理解。几年后，那些喜欢看热闹的观众就把他淡忘了，纷纷涌向其他表演场所。饥饿艺术家最后在孤独中死去，临终前他对看管人说，他只能忍饥挨饿，没有其他办法。据说，这是卡夫卡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在病逝前一个月，作家躺在病榻上校对这篇小说的清样时，仍然禁不住流下眼泪。

这篇小说含有丰富的隐喻，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比如，伟大的艺术是一种牺牲，也不可能得到世人的真正理解。艺术家要想衣食无忧，甚至享尽荣华富贵，就应当改行做别的事情。卡夫卡生活的年代，艺术家是独立而匮乏的，常常要忍受孤独和穷困的处境。作家无法预见到，艺术家有一天也可以被国家养起来，他与社会不再是对立的关系，既不必忍受饥饿，也不需要表现饥饿，哪怕才气平庸，也会拥有众多读者，成为一名被掌声和鲜花包围的艺术家。这种美妙情景不是梦想，它曾在苏联、东欧国家实现，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1986年写成的政论随笔《天鹅绒监狱》中，就详尽地分析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文化体制。

△《大声说！》，Selcuk Ozis，2009年Freedom of expression海报竞赛获胜者之一

在这种文化体制中，不存在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因为文化掌管者和创作者已经是合作的关系。既然饥饿艺术家必须把自己关在笼子里，为什么他不可以把自己关进监狱里而不致忍饥挨饿？这就是哈拉兹蒂想要阐明的理由，尽管笼子代表的是艺术的自律，监狱高墙代表的是体制的限制。明眼的读者当然不会认为哈拉兹蒂是在为体制辩护，实际上，他是匈牙利一位最有独立性的作家。他出生于1945年，父母都是犹太人，尽管他自小生活在红色家庭，但他却是一个天生的异见者。20世纪70年代初，当哈拉兹蒂还是一个大学生时，就因为思想自由而被大学开除，去工厂劳动了一年，这段经历使他写出《一个工人国家的工人》一书，并以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出版。为此，他遭到逮捕和审判，被禁止发表任何文字。此事曾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哈拉兹蒂也因此被视作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代表。80年代，他成为匈牙利第一份萨米亚特刊物《讲述者》的编辑兼撰稿人。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与审查制度的冲突中度过的。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哈拉兹蒂在《天鹅绒监狱》中想要阐明的是，“国家艺术家”是怎样炼成的？他采用一种反讽的调子，从一位“御用作家的良心”角度，阐释他所说的“审查的美学”。审查制度源于权力对自由言论的控制。早在17世纪，弥尔顿就在他的名文《论出版自由》中指出，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来对善恶做出选择，如果人民选择善，却被阻止知道恶，这样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良心进行自由讨论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审查制度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真理必然会战胜谬误。但在哈拉兹蒂笔下的御用作家看来，弥尔顿的言论大谬不然，审查制度完全可以带来文化繁荣。与通常人们谈论审查制度不同，此书没有对审查制度展开控诉，而是极力为审查制度寻找理由。用作者的话说：“这本书描述了审查的美学，以及艺术家和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书中研究了国家用于操控文化的努力；探讨了艺术家与他们所处社会的执法者之间的合谋共犯关系。”

秘诀仅仅在于，从前的艺术创作都是个人性的，东欧则实现了艺术创作的国家化。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主要有两点：一是保障艺术家生活的作协和文联组织，二是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用哈拉兹蒂的话说，这是“一种新的审美文化”。国家取代市场，成为艺术的唯一雇主。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曾经让艺术家们饱受屈辱和贫困，艺术国家化则是对艺术和艺术家的解放，它解决了艺术家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问题，使他们成为有组织的专业人士，他们“期望着这样的国家不会把他们扔给无情的市场。这预期也的确实现了”。政府把艺术家看成是自己人，对他们关怀备至，让他们充分感受到社会的需要和尊重。国家承诺“保障艺术家在物质、工作、和个人生活方面的需求；加强艺术和受众之间的联系；引导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利用物质刺激，推进执行艺术或政治目标”。饥饿艺术家们从此成为社会的主人，不再挨饿，不再孤独，甚至还能享受其他阶层所没有的特权。

按照哈拉兹蒂的叙述，在匈牙利，国家通过作协和文联向艺术家提供大量财政支持，以鼓励其艺术创作。当局给艺术家提供住房，工资和养老金，还有收入补贴及其他各种临时津贴，并且经常设立各种艺术奖和基金，其成员可以接受奖学金、长期免息贷款或财政援助，可以入住基金会的疗养院和工作室。保加利亚作家乔治·马尔科夫（Georgi Markov）也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曾与一位诗人坐在作家俱乐部里，紧张地等待入会申请被批准。他们渴望得到认可，这种认可不是来自读者的欣赏，而是来自作协所发的会员证，这是成为一个国家艺术家的唯一标准。马尔科夫本人最终也因发表一部小说进入特权阶层，从工厂调到编辑部，分配了新的公寓，有了私人小汽车，可以在特供商店购物，还可以经常出国旅游，到作协的别墅度假，只要递交一份写作提纲，就可以获得特殊的资金与补贴。

△乔治·马尔科夫

艺术家们不用再担心自己的作品没有受众，作为艺术家保护者的国家对艺术的需求量是巨大的，并且会不计成本地予以推广。为了控制工人的思想，匈牙利当局要求每个工人都必须参观博物馆，阅读或起码谈论几本书，或是看上一两场电影。在保加利亚，公众参加读书活动同样是一种政治义务，作协经常会组织作者与读者见面。有一次，马尔科夫受邀去外地会见参加暑假劳动的大学生，这些学生正在山区修筑一条公路。当地政府预先就宣传作家即将来访，准备好了鲜花和照相。一切都是组织好的，事先会安排几个读者阅读他的作品，准备几句赞扬话。这不是真正的对话，而是各自背诵相同的独白。听众一般很聪明，不会问一些敏感的问题，诸如生活的真实及文学的虚假之类。

由于艺术家成了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艺术家与国家的利益已经高度一致。对于艺术家来说，教育人民总比服务市场的感觉要好得多，也要有保障得多。当然，艺术家们需要经常表态向人民学习，但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在人民之上，这是从前的饥饿艺术家所没有的荣耀。聪明的艺术家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优渥待遇的，哈拉兹蒂在书中讲述了一个情节，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当局曾打算对文化产业进行改革，流行艺术由于缺乏“价值”或“教育意义”，不值得国家大力支持，因而当局想把它们推向市场，参与竞争和自负赢亏。这个措施竟然引起许多官方艺术家的强烈反对，市场化使他们受到侮辱，他们抗议艺术再度成为商品，批评这种物质主义和公共事务中的不负责任，担心危及自己的崇高地位和作品销量。这使当局感到欣慰，艺术家们不会再反对官方的艺术标准和审查制度了。艺术家们曾经愤怒地指控资本主义的罪恶，原来是因为他们更喜欢安全，而不是自由，“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愤怒，多半来自于对纵容的愤恨”。

在传统审查制度下，艺术家与审查员曾经是天敌，新的审查制度的目的却是要消除这种对立。艺术依然会受到审查制度的干预，但这种干预不再只是迫使艺术家们沉默，而是确保他们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也是艺术家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历史上第一次，艺术家和审查员有了共同的目标，他们一道培植艺术的花园，正如波兰诗人斯坦尼斯罗·巴兰察克所言，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道德区分。面对真实的生活，艺术家们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学会了自我约束，完全能够做到自我审查，通过“创造性妥协”和“自我纠正”，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以至于审查制度似乎都显得不再必要了。“就连孤独这类负面情绪，也统统被国有化收编。”艺术家们已经被体制化，无力产生不自由的感觉。最终，他们证明了自己与普通人一样，在高墙内呆久了，习惯了依靠高墙而生存。

△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

正是在这里，我们才完全意识到哈拉兹蒂与他的叙述者的区别。这是一本表面上赞扬不自由的书，因而在阅读此书的同时，还应当阅读契斯、巴兰察克、马尔科夫和马内阿等作家有关审查制度的文章，他们从批判的角度互补了哈拉兹蒂充满反讽的赞扬。比如，哈拉兹蒂没有提到艺术家在当局心目中的真正形象，这一点由马尔科夫写到了，在艺术国家化的制度下，保加利亚的作家们不断被告之，是“我们使你成为作家的”。事实上在所有东欧国家，艺术家们都不得不忍受这种屈辱。这还不够，为了体现国家具有言论自由，当局更希望作者能够自我审查。那些持有异议并拒绝自我审查的艺术家都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会被贬低为一个政治抗议者，其作品则被看成是为了表达政治上的不满，而不是真正的艺术。如果艺术家要想发表作品，只能选择屈从官方；如果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只能选择放弃出版。但无论结果怎样，他都是一个失败者。

△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

这种体制内不会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品，真正的读者也不会对此长期保持沉默。马尔科夫回忆道，当他那一次与学生座谈时，谈到每个人都应当对社会负有责任。一个学生马上问道：“那你如何使你的信念和你的特权相协调？外面停着昂贵的西方小汽车，这看上去难道不矛盾吗？”所有人都在等着他回答。马尔科夫沉默了，他知道学生的质疑是对的，他每月的收入就相当于他们父母一年半的工资。学生们纷纷发言，批评当代作品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他们不明白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如果说这是在反映生活，那么作家或者不懂得生活，或者是在撒谎。最后，马尔科夫问学生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作家，他们异口同声提到从前那些著名的名字。这些老一代作家大都穷困潦倒，但从不出卖自己的才能，他们用自己的作品照亮了时代。

那些坚持艺术自律的艺术家终究会发现，国家艺术家与艺术独立是水火不容的。许多东欧艺术家都有与马尔科夫一样的感受，他们并非都忘记了艺术的真谛和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在创作了大量毫无价值的作品后，留给他们的只是无尽的忏悔。马内阿最终选择移居国外，当罗马尼亚发生巨变后，一位作家朋友写信给他，不无悲哀地说：“我们过去四十年里写的那些文学作品，有多少能留传于世？它们利用了历史事实，有时甚至对历史事实视而不见，这样的文学不就是一些应景的只有短暂价值的东西吗？这些文学作品将成为历史的一些插曲，未来的人们会觉得毫无意义，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

本文作者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1945年出生在耶路撒冷，后随父母回到匈牙利。他是匈牙利当代重要作家、思想家、人权运动者、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匈牙利民主派异议者最重要的地下期刊《讲述者》的编辑和突出贡献者。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民主与自由出版运动发起者之一。2004—2010年曾指导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OSCE）媒体自由监督机构。另有著作《工人国家的工人》。作品被翻译多种语言，在欧美影响深远。

作者：［匈牙利］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译者：戴潍娜

出版：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年：2015年10月

匈牙利道德勇气的标志性人物

言说东欧艺术自由与禁忌

对国家社会主义之下的艺术家而言

做一个创造者意味着什么？

本书是一部探讨东欧“被囚禁的艺术”、泄露统治者内心秘密的地下文学，由一个天生爱唱反调的人以一种“御用作家之良心”的口吻所写。它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地剖析了被“审阅”的文学和匈牙利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极富洞见地描述了“镣铐下的美学”、艺术家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

事实就是这样：碰不得的禁忌，不宜居的生活，不可说的言论，无形的条条框框，永久流产的不被接受的思想，这一切并没有让我们的作品在审美意义上贫瘠乏味。艺术大厦就从这些国家设置的栅栏里拔地而起。我们巧妙地在艺术宅邸里改组家具。我们学习在规训中生活，那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一部分，不久我们将变得渴望它，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创作。

我宁愿不把这种文化刻画为一种审查制度，这么做会掩盖其新颖性：正确的理解是，我们的……审查制度形成了一种意在根除审查制度的自相矛盾的文化。我希望这本书成为这一深刻文化变革的记录者。我们的新文明，不仅与真正的艺术自由相背离，与被认定为与自由背道而驰的传统审查制度亦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2002年韩日世界杯，仗着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是东道主少了两位强劲对手，中国男足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进入FIFA世界杯决赛圈。

但在韩日世界杯上，国足除了踢中一次门柱之外，一球未进。

当时有球迷调侃：丢人丢到了世界，感觉国足就是去东亚邻国开了个国际玩笑。

但二十几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或许你会发现，那届球员或许是近二十年来国足最强的一批球员。

孙继海、范志毅、邵佳一、杨晨、于根伟……近一二十年间都没有再出现能够和他们比肩的球员涌现出来。

所以，国足磕磕绊绊进了18强赛，先是被日本队7:0横扫，继而在家门口在多一人的情况下被沙特队绝杀，也不足为奇。

毕竟无论战术、竞技水平和精神属性层面，在国足身上都看不到一丝获胜的希望。

见证国家队在主场输球的球迷，赛后高喊“伊万下课”！这只是球迷压抑心情的宣泄，明眼人都清楚，中国足球环境的现状，这压根就不是换教练就能解决的问题。

里皮来过，结果又能怎样呢。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教练所能改变的。

说到底，就是土壤问题，生态问题，体系问题。

在此前的文章中，曾提到过一组数据，这数据是当时还未进去的原足协大领导亲自透露的：中超俱乐部的平均投入，是日本J联赛的三倍多，韩国K联赛的十倍多。

再看看球员工资，平均是日本J联赛的5.8倍，韩国K联赛的11.67倍。

但是从成绩来看，明显是“拿钱不干活”。

中国男足各级国家队，已经十几二十年没有进入到各级世界大赛了。

有球迷曾戏谑道，对于国足用三句话来说：“中国男子足球”，前面两个字侮辱了这个伟大的国家，中间两个字侮辱了这个性别，后面两个字侮辱了这项运动。

别说冲出亚洲，现在在亚洲范围内都已彻底沦为鱼腩球队，甚至见了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都得绕着走。

如此羸弱，归根到底是中国的足球生态系统，完全被一干人搞乱套了。

看看过去那几年，大搞特稿的“金元足球”，撒钱拿了几个亚冠后，只留下一地鸡毛。

估计很多资深球迷还有印象，某著名足球评论员在一次直播时爆料：“你们知道吗？曾经，想进国家队，有人可以直接明码实价！甚至给你一张银行卡，想出场是吧，来，往里打钱，想出几场给几场的钱！”

国足如此黑，足球风气如此，青训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此前，一位足球圈人士曾爆料，当初“金元足球”时代，北方某个有顶级联赛俱乐部的城市，仅是青训足校就有十来家，但是不到十年时间几乎都黄了。

主要原因就是：不职业。

小球员想进队要交钱，想上场得交钱，想进更高级别的梯队更要交钱。

更有甚者，据说某个由联赛球员开设的足校，不仅收费还要小球员妈妈陪睡！

不仅如此，还有人在网上拿身边的人举例：“我弟弟，在某中超球队预备队踢球，教练直接明码要价，想上场就要多少多少钱，你要想在一线队踢上球，花得更多！”

对于中国足球的现状，记者赵宇的评价很是中肯：

“在这样一个糟透了的足球体系之中，总有环环相扣的利益，总有撇不开的人情世故。欲望与金钱绑定在一起，再加上不健全的体系，不职业的做事方式，乌烟瘴气的环境，不出问题才怪。都说假赌黑在任何足球环境中都存在，哪怕欧洲五大联赛。但如此大规模的情况，恐怕也不多见。或许我们不能把中国足球成绩糟糕的原因归结于此，可它恰恰是在用一个又一个的实际例子告诉我们：这样的中国足球，是没有希望的。”

问题在根儿上，问题在“上梁”，竞技体育讲的是职业，是专业，不能只讲政治正确。

我们只思考一点，作为奥运金牌大户，作为体育大国，可是我们在国际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运动员，无非也就姚明、李娜等几人。

他们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除了自身天赋与努力之外，还在于后期的“彻底职业化”。

姚明进入了生态体系完整的NBA联盟，李娜则单飞出去打上了职业赛。

说回足球，又是整治，又是2035目标，但根本问题在于，在“抢救中国足球”的过程中，既然电击、除颤、人工呼吸等手段都用上了，为何就是不尝试彻底松开掐着脖子的手？

彻底职业化、联盟化，去掉行政干预，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中国足球或许还能有救。

1992年颁布的《收养法》，改变了超过16万多名中国孤儿的命运。他们被外国家庭带走、收养，其中有一半左右，去了美国。

如今，新的政策宣告了跨国收养的终结。

两年前，兽楼处记录了一位美国华人兰妮的故事。二十年来，她不断收集中国报纸上弃婴的信息公告，将孩子们的信息，做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同时将这些信息，免费提供给有寻亲需求的人。

她的工作帮助了很多家庭，也成了20年跨国收养的见证。我的文章，只记录了这份伟大事业的冰山一角。

跨国收养结束了，但跨越种族的博爱将永远熠熠生辉。有两个数字值得我们一再擦亮——被跨国收养的孩子中，80%以上是女孩，80%以上患先天残疾或疾病。

下面，是那篇故事的全文。

兰妮说，她后来做的很多事情，都缘起于2002年。

兰妮的中文名叫龙兰。1970年，她出生在广州郊区一个农村里。她母亲生了五个女孩，她排第四。没生男孩的母亲，常被人说“没崽生”。

当时她家里条件很不好，经常开锅的米都没有。她爸常年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挣五个人的口粮，晚上八九点还在割稻子。

因为家里太苦了，母亲想给女儿们找个好人家收养。能吃饱，总比跟着她挨饿要强。一对无法生育的教师夫妻愿意收养，但她父亲不舍得，对人家说，你收养可以，但不能改她的姓。

那对教师夫妻不愿意。父亲就把小龙兰抱了回来。多年后母亲还说，当初应该让你留在那：

说不定你就有机会念大学了。

龙兰的大姐也被收养了好几年。六七岁时，赶鸭子不小心把一只鸭子打死了。她父亲跟收养的人家还有来往，正好去看她，大姐也知道亲生父亲是谁，闯了祸怕被打骂，就跟着父亲回来了。

那户人家后来又收养了一个女孩，女孩考上了大学。大姐这些年过得不算好，母亲一直很后悔，说大姐留在那户人家的话，肯定比现在强。

她二姐本来也找了户人家收养。但那户人家远在新疆，二姐不愿意去，最后也没走成。五姐妹就这样，一起长大。

1987年，龙兰初中毕业，辗转进了广州沙面一家礼品店打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当时在沙面。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涉外收养正式开始。一些国外的收养家庭，至少要在有本国领事馆的城市停留一周，给孩子办签证。在广州的，大多入住白天鹅宾馆，他们抽空在领事馆附近逛，习惯买些纪念品回去。

打工积攒了一些经验，26岁那年，兰妮在附近开了一家小礼品店。大多数顾客就是收养了中国孩子的外国人。她觉得这些外国家庭很有爱心，同时很不理解孩子的亲生父母：

怎么舍得把孩子丢弃。

2002年年初，兰妮店里接待了一位美国的单身父亲，他来广州给收养的第二个女儿办签证。几个月后，他从美国联系了兰妮。

他说，女儿之前所在的福利院想给孩子们买空调。他帮忙募捐到一些钱，要带去中国，想找兰妮做翻译。

那次旅程，他还顺便想要一张二女儿婴儿时的彩色照片。收养二女儿时，费用单上有项50美元的公告费。福利院说是婴儿被捡拾时的寻亲公告。他想要一份拷贝，但对方说有规定不能给收养家庭。

他觉得很遗憾，两人想到可以去找公告的原件。找了好久，最后在一个藏在小巷里的仓库翻到了。那是一份他们没能在街边报刊亭找到的报纸，《广东公安报》。

他们想到，其他收养家庭可能也想保存类似的公告，于是买下一大堆报纸。

两年后，兰妮和他结婚了。她收集旧报纸的习惯，从那时一直保留下来。

1

按民政部规定，福利机构送养弃婴、儿童，民政部门应在当地省级报纸上刊登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的公告。60日内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认领的，视为找不到生父母。

大部分寻亲公告刊登在法制版面或社会题材版面，也有部分刊登在中缝。早期的公告是纯文字。广东省的公告从2001年左右开始带婴儿照片，湖南、江西则从2003年开始有。

2003年广东省公告

大部分寻找丢失孩子的家庭文化程度较低，甚至不识字，狭小的生活圈与报纸绝缘。而报纸上，孩子的姓名大都由福利院重起，出生日期是估计。

2002年之后，兰妮也去了美国。她每次回国，都会去各地图书馆查当地报刊，平均一个城市要花两三天收集这种公告的扫描件。

她收集到了50多个城市的公告。从《羊城晚报》《湖南日报》《长江商报》，再到《云南日报》《安徽青年报》等。

四川、云南公告

有些小报刊连图书馆都没有陈列。她得扫街询问。找到报社后，一口气买好几年的报纸，从中挑出刊登公告的那些，塞满行李箱。

回国的行程通常是一个月。收集完报刊，兰妮回家休息一个星期，陪陪母亲。十七八年里，她前后去了21个省和北京、天津、上海。每趟下来都像大病一场。

起初，她单纯觉得这个信息很重要。其他收养家庭没有能力去找，报纸会定期销毁，也许就永远错过了。

找的公告多了，她开始注意到一些细节。

比如，每个孩子只在报纸上出现一次，她没见过重复刊登的涉外收养公告；又比如，会有好些大龄男童的捡拾信息。有些男孩6、7岁甚至11岁了，说在某个广场或市场捡到，没写任何健康问题。她想这么大的孩子，肯定知道家里人叫什么。

为什么还送到福利院，然后送养到国外？

被捡拾的大龄男童

公告后来透露的信息，越来越多。

2

回到美国，兰妮把每个孩子的信息输入到电脑。出生日期，捡拾日期，捡拾地点，送养时的名字。

原资料也保存着。仓库那里有7个文件柜，每个文件柜一列6个抽屉，大部分报纸都保存完好。

仓库实图

因为收集的资料太多了，把所有数据输入电脑这个工程，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完成。条目数多的：

有广东省30233条，江西23959条，湖南18876条，广西13338条。

另外，湖北也有 8555条，安徽有7584条，江苏有7241条，河南有7172条，重庆7030条，浙江2304条。仅这十个省市，就有12.6万条数据信息。

很多公告看上去像很正常的偶发事件。比如有些孩子写的是，在养老院门口捡的。

可一旦根据公告的捡拾日期地点汇总到一起，形成大数据，一些巧合显露了出来。

比如2005年3月至8月的半年之间，江西上饶一家养老院门口陆续出现了16个初生儿，她们被收养时都姓：

“灵”。

两年后，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2007年11月至2008年2月，还是这个养老院门口，平均每十天，都能捡到一个不满月的婴儿。

为什么这些家庭，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一个地方遗弃孩子？

还有更密集的。2002年的12月14日到31日，抚州的“荆公路办事处”，半个月捡到7个初生儿。

含“荆公路办事处”的公告

不同地区的数据各有风格。

比如，贵州很多孩子的信息是谁谁家门口捡的。有的寻亲成功后发现，孩子当年是从这户人家被直接抱走的。湖南喜欢写镇政府门口、卫生室门口和隔壁的中学门口。

打开江西的数据，则会不停看到，福利院门口、民政局门口，偶尔出现街边和医院。不过，有些小乡镇的计生办和民政局，跟镇政府往往在同一栋楼。也就是说，好些地址，其实是同一个地址。

2005年，一个很明显的转折出现了。

在此之前，涉外送养公告上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女孩，通常在9个月到两周岁之间。

2005年之后，男孩逐渐占到了百分之四十左右，而且越来越多七八岁、甚至快到14周岁的孩子。

带有先天疾病的比例也变高了。总体数据量逐年下降。

现有的数据里，有36个孩子捡拾自广西全州县，其中至少4个孩子的捡拾地写的是全州计生部门。

全州的邓小周家说儿子1989年生，一岁左右被抱走。而根据兰妮的寻亲经验，中国被国外家庭收养的孩子基本上是1991年及之后出生的。

一幅大得惊人的拼图，随着十几万块碎片归位，全貌隐隐浮现。

3

兰妮家一共收养了三个中国孩子。

大女儿是她先生和前妻1998年收养的，二女儿是她先生独身时期收养的，都来自广东的福利院。

2005年，已经完婚的他们，在河南的福利院收养了三女儿。

那时她只知道这些孩子没有父母养，想给她们一个家，成为母亲，大概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允许涉外送养的国家有很多，从韩国、泰国、越南、保加利亚，到非洲各国。海外家庭普遍认为，中国的程序相对简便，费用明确。

90年代初是中国福利院里儿童流向的一道分水岭。1991年开始，中国一度成为最大的送养国之一，跟17个国家建立了跨国收养合作。

官方的数字是，有超过15万中国孩子被海外家庭收养。

海外收养家庭要进入收养流程。首先要联系本国的收养中介，提供年收入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健康证明等，缴纳费用，向本国政府部门提交申请，接受背景调查，获批后公证，档案送往中国审核。申请提交之后，一般要等一年到两年多。

1992年4月，《收养法》实施。外国人依照该法可以在中国收养子女。

2003年，民政部下发《关于社会福利机构涉外送养工作的若干规定》。按照此规定：

涉外送养的，必须是孤儿或弃儿。

收到全国各地福利院提交的证明之后，北京的中国收养中心会根据国外收养中介提供的领养家庭的照片及信息，来做配对。

在至少一年以上的程序后，海外家庭会收到中国收养中心的文件：

我们已经帮你匹配了一个孩子，来自某某福利院，叫什么名字，哪一天出生。

从这天起，这个家庭就开始等待启程通知。

出发前，收养家庭需换好人民币现金，因为要签署一份自愿赠与协议：乙方自愿向甲方捐赠35000元。

海外收养家庭抵达后，通常前往省民政厅办理手续。在那里，福利院将孩子交到收养父母手上。

交接手续完成后，福利院提供孩子的弃婴捡拾证明和护照。少数孩子进去时会有出生证明，如果亲生父母当年给孩子留下了出生条，也有的会保存，给收养家庭一个复印件。

签证办好后，这些孩子跟随收养家庭登上飞往异国的航班。

4

被收养儿童的身世往往是这样陈述的——

证明

邵燕妮（女）99年4月8日出生，于99年5月6日在邵阳市东风路23号门口发现遗弃在该地，被邵阳市居民曾运秀捡拾，于99年5月6日由邵阳市广场派出所送入我院抚养，至今查找不到其亲生父母及其他亲属。

邵阳市儿童福利院

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明

邵福高（女）2002年2月18日出生，于2002年2月18日在邵阳市宝庆中路155号门口发现遗弃在该地，被邵阳市居民张兰秀捡拾，于2002年2月18日由邵阳市广场派出所送于我院抚养，至今查找不到其亲生父母及其他亲属。

邵阳市儿童福利院

2002年7月18日

这些在国外长大的孩子，长大后从捡拾证明中了解自己的身世。一个带门牌号的捡拾地，一个实名的捡拾人，看起来事实确凿。

有些孩子想要寻亲，兰妮因此收到不少孩子寄给她的收养文件。她发现，有些证明跟刊登在报纸上的公告信息不吻合。

上文中的邵燕妮，报纸寻亲公告上她的捡拾地是隆回县民政局，但收养家庭收到的证明，捡拾地却在邵阳市。

被海外收养的孩子中有一部分，曾被亲生父母临时安置在其他人家代养，最终由于罚款问题而失散。

如果非常幸运地，收养信息准确记录当初来源于哪户人家，孩子十几年后仍可能凭此找到曾经的代养家庭。

不然，在DNA匹配出现之前，往往是说不尽的曲折。“邵燕妮”，原名杨叶，家住隆回县滩头镇龙石村七组的杨能善是她的亲生爸爸。杨家一直没停止过寻女。

在杨能善的叙述中，1999年，他在广州打工，镇计生办的人员带领三十多个不明身份的人员将他家团团围住，从他妻子怀里将杨叶抱走。

2018年的一通电话录音里，他们追问当年的经手人，对方言之凿凿：杨叶没有送出去，就在滩头。

DNA已经比对上亲生父母的另一个女孩，“邵福高”，原名刘欢，家在荷香桥镇聂家村七组，是刘期柏的第二个孩子。

2002年，刘欢被镇计生办送走后杳无音讯，刘期柏十几年来借债寻访。2013年，他被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5

2002年离开江西一个福利院时，小宇有一份成长报告。报告告诉她的收养家庭，女孩被村民捡到时，身穿棉袄和兰花围裙，头戴一顶宝宝帽。

一张红纸条，留下了出生日期。

小宇让带她的阿姨印象深刻的是，她笑起来声音很大，爱听音乐、反应快、特别合群。

虽然不懂中文，小宇的养母将这几张A4纸单独收藏，有时候取出来摩挲。但二十年后，在加拿大长大的小宇对我说，哪怕家里并不避讳，她从来都羞于谈论自己的身世，害怕冒犯了收养她的父母，害怕显得没能融入这个家庭。

“小时候我努力让自己更像白人，上高中后见到其他亚裔，想跟他们交朋友，就拼命模仿纯正的亚裔。”

18岁之前，每当小宇想到亲生父母，她都不敢告诉养父母她想找他们。她怕发现他们已经去世，又怕中国那么大，根本没有找到的可能。

“没有来处”的困惑，缠绕着这群年轻人。兰妮家的大女儿从小到大都想找亲生父母，想知道为什么父母当年没有把她留在身边。哪怕只是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也好，她对兰妮讲。

这种困惑旁人难以感同身受，每则被收养孩子回国寻亲的报道底下，评论总是争着劝退，“不要找了”“没有必要”“养恩大于生恩”。

兰妮几千人的通讯录中，寻亲的孩子身处世界各地。虽带有同一个身份标签，这十几万个收养了中国孩子的海外家庭里，亲子关系或许也有千百种模样。

如果收养父母不支持寻亲，年轻的孩子语言不通也没有足够经济能力，无法迢迢万里回国。有些孩子会特别执着地频繁给兰妮发信息：

你帮我找到亲生父母了没有？

兰妮认识一位被收养的女孩，寻亲多年患了抑郁症。最终DNA比对成功找到亲生父母，依然走不出来。还有部分认亲至今没能进行。

找到，与彼此接受，是两回事。

但能知道孩子的下落，毕竟是幸运的。至少大部分父母不必再耗尽余生盲目在国内寻找。有一个父亲寻了二十多年女儿。实际上女儿七八个月大时，已经被辗转送到了美国。

2020年寻亲成功后，他给女儿发了一条信息：

这是你老母亲，她自从你被人抱走，她跟你老奶奶到现在两个好像是仇人（女儿被抱走时是在奶奶身边）。自从有你的消息，你妈妈每天有笑脸，高兴了很多，我感到开心很多。她也跟你一样喜欢吃红薯，和甜品一类东西，她什么都能做，就是有一点悲伤，看到你心情好多了。

6

2016年的圣诞节前，有一位美国妈妈联系了兰妮，想买一张她女儿婴儿时期带照片的寻亲公告，作为特殊的圣诞礼物。

她的女儿收养自江西铜鼓县。兰妮翻出来寻亲公告发了过去。几年前，因为很多从铜鼓县收养了孩子的海外家庭想为孩子寻亲，她跑过一趟江西。

那一趟，她接触到一位给福利院代养孩子的养母。养母跟代养过的孩子感情很深，送走他们之前，会带孩子去照相馆合影留念。兰妮翻拍了所有照片。

有一张照片，是养母和一对双胞胎拍的。寻亲公告上，福利院给她们起的名字也很有特点，一个叫民玫，一个叫民瑰。

福利院公告

她们被不同的美国家庭收养。

兰妮告诉了这个找照片的美国妈妈之后，对方联系上了电视节目《早安美国》，当年双胞胎在电视直播上的重逢，成了这个国民节目的经典一幕。

很多被收养的孩子为了寻亲，将DNA数据录入公共数据库，他们有些没找到亲生父母，但是跟同样被国外家庭收养的姐姐或者妹妹比对成功，最终姐妹重逢。

DNA比对还能匹配上非直系亲属。之前重庆一个家长联系兰妮找孩子，结果他没找到女儿，却找到了一个侄女。

看到匹配结果后，兰妮跟他说，你有几个兄弟姐妹？他们之中有一个送走了女儿的。

他说没有，我只有一个姐姐，绝对没有送走过孩子，否则我肯定知道。

第二天，他跟兰妮说，我才知道我姐姐送走过一个女儿。

姐姐当年一心想要博个儿子。刚好有朋友说，干脆你把女儿送走，有机会再生一个，可能就是个儿子。以后抓得没那么紧了，或许还能将女儿要回来。

两全其美。

7

兰妮收养三女儿是在2005年初。

她那趟原本是受海外收养家庭委托，去河南一家福利院看望孩子，冬天很冷，福利院的暖气坏了，她看到很多三四岁的女孩子挤在一起，味道挺大的。

其中有个女孩患有癫痫，似乎更需要一个家。她动了收养的念头。

那年三丫头四岁，等她签证出来的期间，母女俩在国内呆了一段时间。女儿总喜欢睡在兰妮肚子上。有时候会问：

妈妈，我是不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

兰妮回答，每个孩子当然都是从妈妈的肚皮里出来的。

女儿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她突然很愤怒地问兰妮：

你知道被丢掉是什么感觉吗？

她以为兰妮是她的亲生妈妈，当年是兰妮把她丢进福利院的。兰妮赶紧说不是我丢的你。

女儿从那时开始情绪变得很糟糕。她有一些幼年期的记忆，但是模糊不清。兰妮决定开始帮她找亲生父母。

当初收养的时候，兰妮问院长，孩子是从哪里来的？院长说她是一个村里面捡到，送过来的。

但是兰妮看她的收养文件，写的明明是在民政局门口发现的。也就是说，文件上的信息不是真实的。

决定为女儿寻亲之后，兰妮给院长打了很多次电话，想打听那个村的名字。可是接通一次过后，他就一直不接电话了。

兰妮当年收养三丫头的时候，曾要求与代养了她三年的养母见面，还留下了养母的联络方式。

这个时候，兰妮再次联系这位养母。对方承认，她其实是孩子的亲姨妈。DNA鉴定显示，她们确有血缘关系。

后来，兰妮和女儿回国与她亲生父母见面后才知道，他们曾被许诺，女儿可以免费出国留学，大学毕业后将会回国找亲生父母。他们不明白，作出决定的那一天，自家的孩子就踏上了合法成为另一家庭孩子的道路。

兰妮跟三女儿的亲姨妈一直有微信联系。知道真相后兰妮问她，当初你怎么不跟我说这些？她说：

怕你不收养她。

国足又输了，而且是在主场领先一球、多一人作战的情况下遭沙特逆转，可谓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输球就输球吧，这对于半死不活的中国足球产业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奇怪的地方在于，以前即便是输越南、输缅甸，球迷都是打碎的牙往肚子里吞，虽然恨铁不成钢，但至少输得起，现在可就不一样了，一部分人不仅不认输，还想赢。

怎么赢呢？比赛肯定是赢不了的，那就从别的地方赢，比如有球迷说：

“日本赢了足球又能如何，踢球好的国家没有一个混的好的，阿根廷得了世界杯冠军，结果国家破产了。”

“足球踢得好有什么用，联合国上三常没一个足球踢得好的。”

换句话说就是，国足输了，中国没输，不仅没输，还赢麻了。

虽然这只是一家之言，甚至不像是出自真正的球迷之口，但在如今的社会氛围下，国足不仅0比7大败，还是“耻辱”的败给了我们一向瞧不起的“小日本”，这足以引发舆论地震了，大样本下，持以上观点的人自然也不在少数。

实际上足球踢得好又混得好的国家有很多，比如德国、法国、英格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不仅都是足球强国，还是发达国家，亚洲也有日本、韩国。

至于所谓的“上三常”，纯粹是意淫的产物，而且美国与俄罗斯的足球都不差，美国曾经连续七届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最好成绩拿到过八强，目前世界排名第16，在日本、伊朗、韩国这些亚洲一流球队之上。

俄罗斯（不包括苏联）也是多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拿到过八强，欧洲杯更是只有一次未出线，最好成绩四强，目前世界排名33，力压卡塔尔、加拿大、埃及、沙特等劲旅。

也就中国足球实力最弱，世界排名87，与美俄不在一个量级。

很多人经常会拿奥运水平来对比国足成绩，并对其差距感到困惑。

其实，中国足球的成绩虽看起来与一些奥运项目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但对于部分中国人而言，它们却拥有相同的本质——既不是一项运动，也不是一种娱乐，而是激发民族自豪感的工具，天生就肩负着扬我国威的使命。因此，竞技本身的魅力不重要，输赢才是硬道理。

而当“唯输赢论”成为指导思想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再也输不起了。

奥运开始前喊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当苏炜德失误导致体操男团丢掉金牌后，又开始铺天盖地的谩骂。一输掉比赛就质疑裁判不公、质疑对手耍赖、质疑自己遭到打压。

国足输给日本之后，很多球迷一边说着“我们输得起”，一边又指责球员没血性，比赛踢不过，怎么不踢人。

这样的心态不仅表现在体育层面，更充斥于社会的上上下下，甚至到了正视不足、取长补短都难以做到的地步，毕竟在很多人看来，承认缺点也是一种认输。

既然输不起，那就只能赢了，实在赢不了也要创造条件赢。

美国人民水深火热，我们赢；日本人知小礼而无大义，我们赢；英法日薄西山，我们赢；北欧小国寡民，我们又赢；就连卖个手机、谈个历史都要赢到麻为止。

足球也不能例外，虽然咱们踢得臭，但正所谓勿以赢小而不麻，比不过技战术可以比经济嘛，对冲效果是差了点，但能赢就行。

不过，目前的“赢论”虽是显学，却仍处草创阶段，对于足球领域的支持度还略显不够，想要小赢、大赢甚至双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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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子死了。

累死在了车上。

没有人知道他是具体什么时候死的，也许是午夜死的，也许是更早的上半夜，没人搞得清。

只是后来听说，有人看到他拉了最后一个客人后，就坐在了车上休息。第二天一大早，有同行车夫看他还坐在车上，就摇了一下他，才发现他醒不过来了。

祥子死时，还保持着等待接单的样子。

祥子死后，警察对外公布，说已排除刑事案件可能。其实，不用说，也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同行们都知道，祥子是累死的。

祥子已经不是年轻时的那个祥子了，年轻那会，祥子人高马大，是那么结实硬棒，甚至能头朝下倒立半天。可岁月赶着他，像赶着一头牛，来到了走路带喘的50岁。

可是，祥子勤快，肯干，虽然现在身体大不如前，可拼劲没丢。他不怕吃苦，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恶习，他相信仗着他那双不停奔跑的双脚，跑出个名堂，绝不是梦。

刚拉车那会，祥子拉了两天，脚脖子肿得就像两条瓠子是的，拉了那么多年，他早把腿溜出来了。他腿长步大，腰里非常的稳，别看跑得快，说停就停，大脚在地上轻蹭两蹭，就站住了。

不仅如此，祥子在这一片混了二三十年，哪条路红绿灯少，哪里有近道可抄，哪里逆行没有警察，他都门儿清。拉起车来，自然比别人顺溜。

因此，就凭这底子，在拉车行里，年过半百的祥子，仍然是出了名的“快而没有危险”的“车王”。

他每天能挣五六百元左右，下雨天能赚到七百多。祥子是在烈日和暴雨下历练过的，自从那年一场大雨给激病了后，祥子似乎是免疫了。他倒是盼着老天爷多赏点雨，他也能多挣点钱。

拉车挣的那点钱，除了用于老婆孩子的花销，祥子想用来买一辆汽车，他拉车的时候在街上见过。一次能拉四个人，不费腿脚，还有空调，一年四季不怕风吹日晒，每次祥子看到都羡慕不已。

更重要的是，自己有汽车，挣得多。在车行拉包月，还得交“车份”，他挣的每一分钱，都像是他自己的孩子，给别人，他心疼。

有了自己的汽车就不一样了，不但挣的全是自己的，而且还不累，祥子老了，还能跑几年呢？车行又没给他交保险，老了还得靠老家那点养老金过活，可一个月100多块钱，又够干啥的呢？

他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打算。

所以，祥子拉起车来分外拼命。有时候拉车拉到凌晨3点多，可早上6点又起来接着拉，经常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困了就在车上睡一会。

其实，祥子省起钱来，也一样拼命。他不吃烟，不喝酒，不赌钱，没有任何嗜好。渴了，每一口井都成了他的救星，赶不上新汲的井水，就跟驴马同在水槽里灌一大气；饿了，就在路边的小摊上来一份炒粉或汤面，往往还挑最便宜的，奢侈一把，顶多也就再加个蛋。

为了省钱，在不那么冷的时候，他就把短租房退掉，睡大街睡桥洞，反正车上能睡人，能省一块是一块。

谁知道就这样，祥子最后死在了人来人往的街边。

夜幕深沉，几条警戒线宣告了祥子的死去，几个同行从旁边路过，瞥了一眼便匆匆继续拉车，他们来不及哀悼。就是走着走着，一头栽到地上，永不起来的车夫，他们也不是没见过，甚至他们也可能变成其中一个，实在哀伤不过来。

祥子死后，成为了附近车夫的话题中心。在他们的印象里，祥子像是个永远闲不下来的陀螺，见面也只是匆匆打个照面，都说不上几句话。他像个陌生人，经常能看到，可对他却一无所知。

有人说，祥子之前的老婆生孩子死了，后来又娶了一个女人，还有个孩子，但孩子又得了病，所以他才那么拼命。

有人说，祥子就快攒够买汽车的钱了，要是别那么拼，早晚会攒够的，可惜了。

有人说，祥子年轻时候意外得到过三条骆驼，人称“骆驼祥子”，可等祥子年纪大了，拉车拉得驼背后，就不准别人再叫他“骆驼祥子”了，人们都“祥子”“祥子”叫着，没有人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祥子死了，被人谈论了几天，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The End—

CDT编者按：近期，一名身着美团服装的外卖骑手在上海街头举牌展示两则标语内容，表达个人期待与权利诉求。微博网友 @穗城流年 于9月10日将以下两张图片发布于微博上，评论区有不少网民对这位骑手的勇气表示由衷赞赏。然而，截至北京时间9月10日12点，原帖已遭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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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城流年：近日，上海南京东路，一名穿着美团衣服的外卖骑手当街举牌呼吁“时代在召唤中国的马丁路德金。今天的社会需要不同阶层的沟通谈判机制！”、“我们打工人是人，不是牛马，我们要属于自己的工会，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要八小时工作制，而不是一个月工作300小时。社会的发展是让人有时间更好的生活，不是没有时间生活。”

推特用户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提供了更详细的事发地址：

@whyyoutouzhele：9月8日（发布)）上海南京东路138号，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当街举牌呼吁“时代在召唤中国的马丁路德金。今天的社会需要不同阶层的沟通谈判机制！”“我们要属于自己的工会，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要八小时工作制，而不是一个月工作300小时。社会的发展是让人有时间更好的生活，不是没有时间生活。”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推特网友的评论：

萌的微观世界：为自己的基本权利发声，不可耻。

孜孜不倦焚书人：勇敢，佩服。

可可o芝麻：中国需要马丁路德金。

人在旅途04576：小哥还是很有远见的，一下子看穿了问题的本质，也很有勇气。

TryphonCalculus：是啊，为什么不能通过正常的劳动时间获取有尊严的报酬。

肠粉配大蒜：社会的变革也许正在慢慢的孕育中。

魏不忠：勇敢的人。

eos5000763：目前，他得到了更多的锁链。

钱学森美术馆策划人之长江母亲河：被维稳对象。

冬瓜恋曲：一百年后，工会和工运再次出现了……

老生常谈xz：一个有思想的人，正直敢言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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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_Matrix_No7：马丁路德金要是在中国从一开始就被抓，判刑，进监狱。中国社会体制根本就不可能允许这种人出现。每次都是高压锅爆炸，没有上下沟通这一说。

Robin2174543：了不起！可是，他会被听见吗？

MahoShoujoKiki：外卖骑士盟主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RedPrinnyX：在中国，任何组织都会被中共视为威胁他们剥削统治根基的东西。

Victor126015947：我对我对90后，95后的年轻人充满了期待和希望。

FfdD4p51iw24313：致敬英雄人们不会忘记你所做所为。

lxvy7891：有无后续。

sam51824016070：很好，知道抗争是一个好的开始。

CDT编者按：该文在微信平台上已被禁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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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传音控股发公告说，公司CFO肖永辉被丹东市振安区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

对这个消息大家有点吃惊。8月28日，有“非洲手机之王”的传音控股召开了上半年的业绩说明会，肖永辉还出席了。

一个手机公司的CFO，怎么会被一个以草莓闻名全国的地方留置，很多网友想不明白。其实连传音自己也不明白，他们在公告里说：

公司尚未知悉调查的进展及结论。

其实也没什么，今年前7个月，A股上市公司董监高被采取留置措施的已经超过30人了。这些上市公司大多数也不知道为啥。

乃悟查了一下，今年被留置的很多企业家都已经解除留置。比如3月被留置的超越科技高志江、思瑞科实控人张亚、天宜上佳实控人吴佩芳等。

但还有一些人反反复复被自己的公司公告。比如劲嘉股份的董事长三次被留置，又三次被解除。今年5月，劲嘉副总经理李德华被留置，一个月后又解除留置。

再比如阳普医疗的董事长邓冠华。今年4月，被广东省有关部门留置。一个月后，留置被解除后，邓冠华还出席了年度股东大会。

就在股民们以为事情结束的时候，结果没过几天，今年7月份，邓冠华又被珠江有关部门请去喝茶了。

涉及的公司回复称媒体的口径和传音控股差不多，都是收到了通知，但不知道为啥。

反腐永远在路上，乃悟举全身五只手脚支持。但股民们受不了，肖永辉被留置的公告发布后，传音的股价一度下跌超过8%。

而且没有官方信息，股民们个个都在瞎猜。比如肖永辉的事情，大家都在猜是不是和此前落马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深圳公司高管孙俊竹有关。毕竟肖永辉自己不是公职人员，涉及行贿案的可能性较大。

更有甚者还质疑这是地方政府在“打秋风”。

比如最近浙江官方媒体就发布文章称，湖北某地对浙江民企进行了不公平的跨境执法。文章称，浙江民企新湖集团，曾从7位自然人手里收购了一家矿场的股权并经营至今。后来，其中一名自然人因涉及一件官员受贿案，结果被当地法院定性为单位行贿。

法院判决收回全部股权和孳息：

归宜昌国资委所有。

新湖集团董事长黄伟出来面对媒体，他说这里面有他投入的60亿现金和200亿资产。

这就是你姓黄的不对了，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了。倒是浙江官媒义愤填膺，他们说这种执法方式是：

远洋捕捞式办案。

他们还耐心地给没收方解释起了法律，说你们这么干其根源在于地方财政困境催生了“趋利性执法”，由于罚没收入归于地方财政，这就对地方司法机关进行“远洋捕捞式”办案产生了诱导。

地方财政收入捉襟见肘的地方最近两年其实想尽了各种办法。什么挪用农村学生营养午餐费、砸锅卖铁、增加罚没收入等等。

这次留置肖永辉的丹东市振安区，2023年罚没收入从2022年的100多万变成了1100多万，超预算500%完成了任务。

乃悟看了一下当地决算表，振安区2023年职工们奖金：

比2022年多发了1000万。

你看，巧了不是？

这两年民营经济发达的省市频繁帮助本地企业发声。比如深圳市去年出台的做大做强民营企业20条中第14条就专门提到要保护企业家在面临异地执法时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减少办案对企业合法经营的影响。

2021年，义乌警方甚至在内部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公开信，希望各地同仁高抬贵手，不要再随意冻结义乌当地商户们的银行卡了。

叫破喉咙有用的话，烟嗓将一文不值。

因为自己“不喜欢”就去挑衅攻击日本人，在中日关系已经正常化的今天，毫无道理可言。这样的言行表达，和爱国无关，只是愚蠢自嗨。

文 | 唐凯兰

据澎湃新闻旗下账号报道，9月7日，一名叫“亚人”的网红博主发布视频称，他在圆明园游玩时，一位中国翻译请他“让一下”给日本游客拍照，他拒绝这个请求后一路纠缠并拍摄对方。该名博主高声嚷嚷：“你在圆明园，让我给日本人让位？”此事传播后，博主过往疑似犯罪记录被揭露，其蹭爱国流量的盲目排外做法受到批评。

相关视频

在景点中选取好的角度拍摄留影，并请其他游客略让一下，是很正常的操作。但从这名博主拍摄的视频可见，他受不了的点是“给日本人相让”。

即使翻译与日本游客遇到不快而准备走开时，该名博主不依不饶，一路跟随拍摄。而从网传视频来看，日本游客及其朋友并无不当言行。

将这段视频上传到其账号后，该名博主或以为能赚取流量。但他的身份很快引发质疑，一些网友对比过往的新闻资料，怀疑他是真名为李高阳的前犯罪分子。

李高阳于2019年作为留美学生，在加州因性侵、勒索6名未成年少女被定罪判刑两年，刑满释放后被遣返回国。

媒体报道，当被指是李高阳后，这位名叫“亚人”的网红博主删除了自个账号上的大量历史视频，有人怀疑他是想减少进一步暴露的风险。

“亚人”是不是李高阳，有待核实。但他的迅速翻车再一次证明，哪怕是打着爱国的旗号，一旦自己的行为有违常情常理，也很容易翻车。如果自己还有不堪劣迹，和其标榜的大义存在冲突，那就更让人不齿。

就事论事来说，我国已经对包括日本在内许多国家，施行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这表示非常欢迎这些国家的游客前来中国旅游。

世上当然有不喜欢中国的外国人，可假如是抱着对我国偏见的外国人，或许根本就不会来，而到圆明园参观的日本游客，多少是想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在对方并无不妥行为的前提下，故意刁难，以此寻衅博流量，这样的行为非常可恶。

在短视频及直播平台上，好比农村题材、搞笑小品、炫富带货等，打着爱国旗号撩东拨西俨然成为一个流量赛道。

但就像杭州公安8月底通报的那样，刑满释放人员、网红“铁头”因在所谓打假中敲诈勒索已被逮捕，进一步证明爱国流量快被一些网红们玩坏了。

爱国流量成了这些人火中取栗、铤而走险的一条捷径。他们自诩为正义使者，但过往犯罪经历曝光后，让人目瞪口呆。

如果不用网红名去称呼他们，而是用其真名实姓，就会发现一个“神奇”的变化，那就是：这些动辄在网上呼风唤雨的爱国博主，在策划一次歇斯底里的疯狂举动，专门攫取爱国流量后，他们会在流量冲顶之后名誉扫地一落千丈。

因为历史事件，中国人对于日本有复杂的感受，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个体，当然也有表达不喜欢日本人的自由。

可是在公共场合，自有公共场合行事的法律和文明底线，因为自己“不喜欢”就去挑衅攻击日本人，在中日关系已经正常化的今天，毫无道理可言。这样的言行表达，和爱国无关，只是愚蠢自嗨。

“圆明园爱国网红勇斗日本人”的剧情，现在被质疑是前犯罪分子博出位的精心策划，这一幕着实讽刺，不仅污名化了爱国这一集体情感，还显而易见地导致个别、少数人污染国人的整体形象。

社交平台上流量奔腾不息，除了诚实经营的博主之外，也可以看到爱国流量的赛道上依旧热闹，依旧笼罩着势利之徒的狂想。想靠爱国洗白污点、吃爱国流量一夜暴富的“铁头”们，最终都会在流量洗刷中露出本性，也最终会遭流量反噬。

明天，就是一年一次的教师节，但湖南的有些教师正在经历“教师劫”。

据说啊，教师节是专门为教师设立的节日，旨在向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通过评选和表彰奖励等活动树立典型、引领风尚、提升教师职业尊严和荣誉感，肯定教师为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

今年的教师节，估计湖南省宁远县的许多教师都不是太开心。因为最近，湖南省教育基金会给包括宁远在内的很多地市县的教育基金会设定了近4000万的募款目标，而教师是此次募捐的主要筹款对象之一。捐款截止日期，正在今天，教师节的前一天。

根据宁远县教育基金发布的信息，该基金会“建议每位教师自愿捐款69.9至199.9元”。

这估计还不是宁远县的教师们最烦的，花点钱免掉一些麻烦，而且毕竟表面上看是公益慈善，也还能自愿说服自己勉强自愿接受，最让老师们烦恼的，估计是不仅自己要“自愿捐款”还要“动员学生或者学生家长捐9.9至69.9元”。

让老师们动员学生或者学生家长捐款，势必会让老师们要挨一些骂。当然，学生和家长们不会当面骂，最多只敢背后戳戳老师们的脊梁骨。

老师对于学生和学生家长，是有特殊影响力的，正常情况下老师们的这种特殊影响力应该用于引导孩子们养成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学习习惯等正途，但如今被用于“动员学生和学生家长捐款”，当然会挨骂。

正如学生和学生家长一般不会违抗老师们的“动员”一样，宁远县的教师们也不敢违抗宁远县教育基金会指定金额的劝捐“建议”。别说一般的教师了，就连宁远县教育局的局长薛宗盛也不敢违背，也不得不乖乖地按照宁远县教育基金会的“建议”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劝捐。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宁远县教育基金会最近的几任一把手都不简单。第一任理事长，当过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第二任理事长，当过县教育局副局长、党委书记，现任的理事长是曾经的县委常委、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退休前还当过县政协主席，妥妥的正县级。

这些老同志，虽然级别都不太高，但都是本地官场的老人，别说现任的教育局长，就是某些在职的副县级官员见了也要客客气气地称呼一句“老领导”，夸张一点的还会喊一声“老首长”，老领导们出面甚至发了书面的通知，“建议每位教师自愿捐款69.9至199.9元”，还“建议教师动员学生或者学生家长捐9.9至69.9元”，县教育局长多半是不敢不办。

教育局长出了面，那教师们就更是不敢不从了。

最可怜的可能还不是宁远县的教师们。去年，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的教师们被号召捐过一次，今年6月又“自愿”捐过一次，至少捐100块，这一次从上而下的99公益慈善活动，估计也不会漏掉会同县。

如此反复收割教师们，大家说一说，县里的教师们是不是快成唐僧肉了。

可是，县里的教师们收入并不高啊，有些地方财政困难还经常拖欠教师工资，教师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这就是今年湖南省某些县的教师们的教师节。这，到底是教师节还是教师劫？

2024年9月9日

今天，又传来好消息。

继向最不发达国家实施零关税，海南准许外国药品、医疗器械零关税进口后，三部委又公布了医疗层面的重大开放政策。

这是一个好事，但凡是对外开放的，哪怕是开放程度有限，我也要表示肯定。不过，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这件事很奇怪。

因为在10年前，卫健委就发布过这样的文件 。文件地址如下：

https://zwfw.nhc.gov.cn/kzx/tzgg/wsdzyljgszsp\_233/201408/t20140827\_1306.html

而在十年前出台的这份文件，与今天出的几乎没有区别。

文件如下：

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

2014-08-27

国卫医函〔2014〕244号

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卫生计生委、商务主管部门：

为推进健康服务业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医疗服务需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精神，决定在北京等7省（市）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点范围

从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新设或并购的方式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设立外资独资医院。除香港、澳门和台湾投资者外，**其它境外投资者不得在上述省（市）设置中医类医院。

二、设置要求

…………..

试点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联系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商务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　商务部

2014年7月25日

这就奇怪了，这一瞬间，甚至我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

难道我是回到了十年前吗？

我不禁要问了：

十年前就颁布的改革，为什么没有人执行？为什么今天要重发一次？

十年前的改革中断的原因是什么？

三部委将十年前的文件拿过来重发一下的原因是什么？

十年过去了，为什么还停留在试点阶段？

如果十年前就颁布了改革，但却没有任何实际上的动作，那么，这种改革是口号，还是真的要搞改革？那人们就不由得会想了，十年前的改革，可以无声无息地消失，今天颁布的改革，会不会也是一样呢？

最后这些改革是否会沦为改革的口号呢？而不是真正能落地的改革呢？

这样的事，其实在改革史上并不少见。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因文件内容共36条，简称为“非公36条”。

这是建国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

文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到了2024年的三中全会，二十年后，我们依然在文件中看到类似的表达：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

作为一个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者，我当然是欢迎一切市场化的改革，这不仅是过往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原因，也是中国未来能否保持持续发展的因。

但公布了改革手段，却不执行，让改革流于口号，这不是中国需要的，中国需要的是实质上的真改革，真放权，真正的市场化。

这些反复论述的改革手段，之所以没有真的落地，我想还是有巨大的阻力，还是对某些利益集团产生了影响，导致了虽然有各种决策，但是却推进不了。

我想这也是今年三中全会之所以提出，要五年内落实所有改革措施的原因。

不管如何，我依然要肯定三部委发的引进外资医院的改革，但更希望，改革不要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真的落地，要让人们看到真正的希望。

2020年，大学老师杨素秋进入体制内挂职，任西安碑林区文旅局副局长（副处级）。她第一次进入官场，也第一次切身体验权力的运作机制。

首先从最简单的词语开始，她需要搞清楚“阅、阅处、阅示”的区别。她像一位真正的副局长一样批文件、开会，她也学习像一个领导一样乘车、发言、合影，比如在为文化馆揭牌时要动作缓慢，方便摄影师对焦，又比如在公开讲话时不应该“大模大样拿着平展展的A4纸上台去念”，而要“双手无物，步伐庄重”。疫情期间，她也需要按官职领任务，每天动员10个人接种疫苗（正处级的任务是每天25个， 副处10个，正科4个）。

权力很快显出它的诱惑。当她在报道中看到自己，名字位于开头，合影站在中间，她感到被重视的快乐。当她在一场活动的领导介绍环节被漏掉，她感到失落，同时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冗长的环节总也取消不了——因为领导喜欢，“被加上一个官职介绍时，自己的名字听起来比平时悦耳。”杨素秋很快意识到不对劲，这种权力带来的快乐和失落让她警惕，她要阻止这种情绪发展成对权力的欲望。

任职的第一周，她领到一份工作，去建一座图书馆。她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制定一份高质量的书目，但好书就意味着没有利润空间，书商们赚不到钱。商人们各显神通，有人向她展示自己的关系网，有人要请她吃饭，有人教她在政府做事的“规矩”。杨素秋一一拒绝，又联系了五十位各领域的朋友帮忙选书，花三个月的时间确定了图书馆的书目单。

就在一年挂职快结束时，她经历了一次与权力的正面交锋。一位“中间人”帮助某领导传话，让她取消图书馆的全部书目，因为“你的书目里全是好书，利润太低，领导拿不到好处。” 杨素秋与同事商议，求助身边亲友，甚至想过联络纪委。最终她主动找到“中间人”，告诉他自己正在写书，会把这些事件如实写进去。她还出示了写作大纲。

第二天，杨素秋得知“中间人”不再参与这件事，她保住了图书馆新一年的书目。包括这件事在内，杨素秋把她当副局长一年的经历都写进了书里，这本书就是《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2024年1月，《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上市，至今已经六次印刷，共九万册，豆瓣评分9.0。因为内容涉及官场，书出版后，读者们讨论的主题常常涉及“尺度”。

一场线下活动后，一位年轻读者上前来问杨素秋，能不能把未删减版发给我？杨素秋说不行，我和编辑约定过不能发。年轻读者离开，但散场最后又追过来说，你发给我，我保证不发给别人。

这本书写了近两年，定稿后审订修改了半年。实际上，书稿的删减并不多，只有几页。杨素秋在每次接到修改意见后都会“维权”，像她曾保卫书目一样，试图保住一些内容。

这黑白里的一点彩色，不知道会不会太出格。

书出版后，杨素秋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挂职单位的反馈。她猜想她的同事们不方便发言。她也曾担心因写了一些负面事件，书的发行会受到影响，一位朋友安慰她说，不会有人找你的，因为人物已经模糊处理，谁跳出来，那就是认领了书中的讽刺对象。

但影响还是有的。杨素秋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稿子，被陕西省某公众号转载后，很快被上级要求删除。陕西省某图书馆曾邀请她做一场交流活动，最终也未能获批。后来这本书更多在陕西省之外的地方签售交流。

杨素秋认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做一点点的反抗”，而不是随波逐流。因为“每一个人如果都像螺丝钉一样无脑地去执行，这个事情就不存在缺口”。写作是她的反抗，在挂职的一年里她也不断尝试“做一个不妥协分子”，不打官腔，不写套话，打破原有的规则，保卫书目。

在官场的一年，杨素秋作为一个局外人参与体制的运行。她有一些局外人的特权（比如可以不在群里跟帖发言），也因为不遵守既有规则而承担压力。权力临时性地来到了杨素秋手上，她谨慎地使用，同时也带着新奇的眼光观察权力如何在外部世界与自己身上流转。她不是第一个看到这些的人，但她是罕见的愿意记录下这些的人。她写下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我们总是视而不见。

后文我们选取了这本书的一些章节（内容有删减），关于杨素秋所做的一次次微小反抗。她在书接近末尾处引用了加缪《鼠疫》中的一段话，我们也摘录在此：

医生说：“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诚实是什么？”朗贝尔说，态度忽然严肃起来。

“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阅、阅处、阅示

初到局里的第一天，我握了几十双手。走廊里的棕红木门依次打开，工作人员从办公桌旁起身，介绍自己的姓名，伸出手来。年轻人笑容浓一些松一些，年长的人笑容淡一些紧一些。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例外，他的笑容非常谦恭、礼貌。我后来知道，他是办公室主任，姓栗。

每个人提到办公室主任都会跟我说两句话。第一句：“他可是陪过五任局长的人。”这句话是褒义，意味着他经验丰富，干这个岗位至少十几年。他一定办事妥帖，审时度势，能取得每一位新任领导的信任，不被换岗。第二句：“可惜他学历是中专，身份是工人，要不然，早提拔了。”这句话里全是惋惜。五任局长陪下来，他已经成了整个政府大院所有办公室主任的标杆，却没有上升空间。接下来的一年，我充分认识到了这两句话的含义。

我坐在自己桌前，身后是窗子，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正在想象“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的第一份工作任务应该会是什么，栗主任带着充足的笑容进来，手上拎着一张军绿色帆布行军床，抱歉地告诉我午休只能这样凑合。他向我示范打开和折叠床的方法，然后依次交给我饭卡、钥匙、鼠标垫、WiFi 密码。

第二次进来时，他手上拿了几个文件夹，说：“素秋局长，这是您今天要批示的。”批示？这个词听起来架势很大的样子。我完全不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小芝麻官还需要批示文件。这些带着红头的白纸黑字，叠放整齐，落在我桌上，等待我的笔迹。

“批文件”，这是一个“副局长”到岗的第一件事，此后也将成为我每个早晨的第一件事。每份文件的抬头部分都有栗主任写的几句话，字漂亮，开头一般是“建议某某科室按照某某方式办理”，结尾分为三种：

请素秋局长阅。

请素秋局长阅处。

请素秋局长阅示。

“阅”，这个词，我见过，我批改学生作业的时候会用。但是，“阅处”“阅示”，完全陌生。我三十多年的词汇库里没有这两个词。我认识这几个文字的表象，却完全不知道背后的含义。我要根据这几个陌生的词汇，对这些文件做些什么事？

栗主任教我：“在您的名字上画圈圈，是最轻的，表明这事儿您知道了。签一个字儿‘阅’，加重语气，表明您阅读过了。“阅处”，那是上级领导批给您的，您要拿出具体的方案做答复。‘阅示’，那是下级请您指示的，您来告诉科室具体该怎么做。”

在我完全不懂工作的时候，我不可能做出正确的“批示”，前三天的“阅处”“阅示”，我都得请教栗主任，我该写些什么内容。我首先得认识科长的脸，再和他们交谈，然后再“批示”。

我几次推门去文化科都走错了。所有办公室都相似：暗红桌椅，黑色沙发，还有墙壁，墙壁都是空白的。我从前的单位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设计艺术学院，我们活泼。每层走廊设置主题色，三层是鹅黄，四层是嫩绿。五层是淡紫吗？我记不清了。学院办公室墙上骄傲地展示学生们的漫画涂鸦，桌上有泥塑和石膏人像。

现在我独自拥有一间办公室，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装修。我买来电影海报贴在墙上——《花样年华》和《步履不停》，色调尽量柔和一些。透过柜子的玻璃门看得见里面的杂物，我想用纸挡起来。

白纸太严肃，我把带植物花草的皱纹纸像糊灯笼那样糊上去，其实也算不上好看，甚至有些不和谐，但是我就是害怕那种整齐划一的肃穆影响我坐在这里的心情。房子里添一点颜色进来，这里的气氛就软一点，否则是硬的、冷的。

杨素秋在办公室工作

局长走进我房间，看见海报和花纸，愣了一下，没说什么。那我就能搬更多东西进来。我有一只灰粉的袖珍花瓶，还不如一颗柠檬大，它噘起豌豆大的小嘴，只能插一柄花叶进去。我还有一个粗朴的茶碗，摆上桌子，是个装饰。

现在我的办公室有自己的性格爱好在里面了。这黑白里的一点彩色，不知道会不会太出格。

撩起一块红绸缎

下午，我和文化科科长一起出门办事，去给文化馆的“社区服务点”揭牌。社区干部不认识我，抬了抬眼皮，把头偏到一边去。文化科科长说：“这是我们新来的杨局。”干部连忙和我握手。仪式开始，工作人员五六名，摄影师一名，群众，无。

有人给我准备了讲话稿，可是没有听众。我不太清楚我讲话的意义——在街边对着五六个人念稿子，然后等待他们鼓掌？不，我没有必要这样。我说：“我不讲了，直接揭牌吧。”摄影师稍微愣了一下，他请我不要那么着急，让我先把手放在红绸缎附近，方便他对焦：“您揭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慢，这样我可以多照几张，挑选。”我听从他的建议，红绸子缓缓地落了下来。

我揭红绸缎的照片很快出现在一篇图文报道里。合影中我职务最高，所以站在中间。正文也以我开头：

杨素秋副局长为xX揭牌，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

图文之间对我的重视，在我心里撩起一丁点快乐。我的表情够不够好看？拍摄的角度合不合适？我把文字来回读了几遍，感觉自己真的“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做了贡献。

读第五遍或者第八遍时，我意识到不对劲，我在咀嚼自己的位置，嘴里是甜的。我贪恋这份甜，再咀嚼下去，以后会对自己职位、走位、排位、地位高度在意，发展成对权力的欲望，不断膨大，吞掉我。这种咀嚼已经损伤我的味蕾，我是个文学教师，我竟然丧失了分辨语言文字好坏的能力，以为“ 我区公共文化建设……”这样复制的话语里包含了我的什么实质性功绩。那天，我不过撩起来一块红绸缎而已。

下午去文化馆，那里正在进行“非遗”艺人培训。我从后门进去，想旁听一会儿，馆长冯云见我来了，连忙把我拉到前台介绍。我推让了几下没推掉，只听见她说：“这是我们局新来的领导，大家欢迎。”

掌声响起来。我显然打断了他们的活动，给他们制造了麻烦，却还获得他们的掌声，这让我感到别扭。他们都比我年长，此刻我很明确，我不应该把自己树为中心。我鞠了一躬，就又站到了后面。

几天后，市里举办大型露天活动，要求各位局长参加。我们局长临时有事，我替她。第一排的“领导”只有我是临时替补的副职，坐在最右侧。主持人念名单，领导们依次向身后群众鞠躬示意。紧挨我左边那位莲湖区文旅体局局长已经起身，下一个应该是我，我掌心压着扶手准备站起来。可是主持人念到这里，停了：“下面有请第一个节目…” 我刚刚要抬起来的下半身又回到了座位上。

主持人为什么单单把我漏了？因为我的级别和别人差半级，不够格。我有点失落，瞬间明白一件事——我们平常看演出做观众，都讨厌冗长的介绍领导的环节，可这个环节总也取消不了，为什么？

我今天才明白了，因为领导喜欢这个环节，希望自己被介绍，因为差了半级没被介绍到的“领导”大概会失落继而憧憬自己有一天能够登上那半级从而获得被介绍的资格。被加上一个官职介绍时，自己的名字听起来比平时悦耳。

在我踏入官场的第一个月里，我去过不同的场合，“被重视”的轻微快乐以及“被忽视”的轻微失落，都发生过。我把它们摘出来放在手心注视，它们从什么样的土壤里长出来，我要把土壤清除，我不允许以后我的心里再长出这种蘑菇。

闹笑话

我的稀里糊涂，不久就闹了笑话。“古道茶城”举办书画展，邀请我局出席并讲话，科员小全把他写好的讲话稿递给我，我大模大样拿着平展展的A4纸上台去念，念完之后在台上合影，稿子还在我手中。摄像师冲我频频摇手，不按快门，小全急得在台下做口型“藏！藏！”我完全领会不了他们的意思——原来，“领导”走台应该双手无物，步伐庄重。稿子要对折又对折，成一枚小物，藏在怀里，轻轻取出开讲。合影时更应藏起纸张，手中无墨，以示胸中有墨。而我，走台带稿，拍照带稿，看起来非常“没文化”。

除了这两次“没文化”以外，我短短的出镜还有两处不妥，都是小全跟我说的。第一，别的领导正讲话时，我转脸去看，不妥（我以为那样表示我在认真听，我以前就这么听学术报告）。第二，某领导面前，不能提“文化馆”三个字，他们之间有矛盾。我刚才提了两次，小全赶紧岔开话题，我没意识到。小全咬了几下嘴角，显得有些无奈。在他眼里，我的表现像个异类。他想要纠正我几句，又限于职务等级，不便多干预。

其实不仅是他，几日前，外人也觉得我是异类。那天我局召集民宿企业择优评奖，民宿老板们站在走廊里，穿绣花衣裳或棉麻长衫，步履闲适。可他们一进到政府会议室，就坐得出奇地直。

我看了他们的幻灯片，有猫有狗有咖啡，四周屋檐错落起伏，彩色衣裙在旧日瓦和花草间摇曳，像透明油画轻轻动了起来。每人用五分钟介绍自己的项目，他们掏出稿子念，声音绷紧，像在朗诵，时不时打绊儿。我说放松点放松点，像平时聊天那样就行，但他们还是坚持念稿。我告诉他们，今天的会议让我有新奇感：“城墙根儿底下有这么多漂亮旅店，我都不知道，其他市民大概也很难知道。你们给我多讲一些细节，我可以帮你们写文章宣传。”散会之后，他们问我：“你是哪儿的？你讲话完全不像政府里人的语气。”

我踏进某一种职业，一开始只是凭本能讲话做事，现在我留心观察部分官员开会时的官腔。我有意抵挡，提醒自己千万不要那个样子说话。在我局的民宿评审会议里，我只希望群众觉得我性格好玩愿意做事，不想让对方注意到我的职务高低。

有时，我也得跟别人学着点。比如特色街区办的唐主任，任何时候发言都记得照顾前一个讲话者。他看了我一眼，说：“刚才杨局讲了三点，都非常中肯。下面我补充几句⋯⋯”他这样熟练地承上启下，而我却总是横空而出，叽叽喳喳，没前没后。我这样可能会让其他人不舒服。

理想中的图书馆

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有九个科室，我管四个：文化科、文化馆、旅游科、图书馆（规划中）。

碑林区图书馆馆长姓宁，是我的直系下属，我叫她宁馆或者小宁。她在四十岁左右走上这个正科岗位，算是缓慢。别人说“她很老实，就像个老黄牛”。现在她还和别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等图书馆装修好，她要搬离这儿，拥有自己独立的地盘。我打趣她要荣升“山大王”，她却皱眉，不想当山大王。她说自己生来就不喜欢拿主意，更愿意让别人替她拿主意。她不想当任何一个科室的主管，过去的许多年里，她习惯别人吩咐什么就做什么，那样不用费太多心，也不会有什么风险。现在她马上就要做独立法人，她怕出错。出了错，那可得她一个人担着。

现在，整个图书馆只有她一个人，光杆司令，没有兵。我主管的四个部门只有她这样孤立无援。我得多帮她一点，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图书馆。

如果我们有很多钱，我希望能建成一个漂亮的图书馆。外形优雅，巨大的玻璃窗，窗外要有树，还得是老树，绿叶轻摇，窗边座位抢手。现在呢，也没窗子也没钱，我把这些事儿暂时撂开，重点考虑怎么买书。 

图书馆装修之前的样子

最近我的办公室比较热闹，各式商人向我递上名片。商人消息灵通，建设图书馆的公告刚在政府网站发布，他们就来了。这一家坐在沙发上和我谈事，那一家又在敲门。他们在走廊里等着，一个接一个。

除开一百八十万装修经费，我还有一百万买书经费。第一个商人建议我用一百万元买八万册书，“八万册”正好够我们明年评估的数量底线。我有些诧异，他怎么把数字细节搞得这么清楚？他笑了一下，说他的小舅子认识某个领导，他的老同学又是什么什么秘书，他自己昨天刚刚和谁吃了饭。

我学了一个新词—一码洋—一即书籍封底上的定价乘以册数。第二个商人告诉我，他可以给我二五折供货，一百万经费保证能买到四百万码洋书籍。他悄悄说：“领导来检查，书多，你比较有面子。”他说他和官场打太多交道了，而我初来，不懂官场规矩，要应付上级检查，要把面子做得好看，领导才开心。“领导谁还会一本本翻看书的质量啊？主要是数量。”

他们看起来都比我有经验，懂“规矩”，引导我这个新手按照他们的方案来。但我感觉这一切都不对劲。第三个商人进门时，我已经做好了对话准备，我要拒绝八万册，拒绝四百万码洋，那种价格不可能是好书。第三个商人特别擅长堆笑，他说：“您要什么书，我有什么书，都是现成书目，几分钟内配齐数据，不用您费心。”

教辅书的进价只有一折两折，鸡汤言情书两折三折，而精品书籍要五折以上。我和小宁商量，考虑到书商的适度利润，我们按六折或六点五折计算码洋，才可能买到好书。数量少一点，保证质量。为迎接评估，八万册是及格线，但是明年下半年才评估，不着急。明年开春我们再向财政局申请新年度的购书经费，今年的加上明年的，应该能凑齐八万册。

小宁说自己是门外汉，不懂，买书的事情全听我的。我们确定方案，一百万元经费，码洋在一百五十万到一百六十万之间，一共买三万册。如果复本（重复的书）数量是三，那么就是一万种书。

这个方案进入了我的一封封邮件，我让所有书商按照我的需求，分别发来一万种书目。我来择优筛选，这个事情我喜欢干。

我陆续收到书单：

大量情感鸡汤书籍和长篇小说，书名软糯可人，共同特征：书评网站查无此书。

偶有经典作家，恰恰剔除成名作。

偶有经典作品，恰恰绕开优质出版社：《世说新语》——某某日报出版社，《老人与海》——某某旅游出版社。

儿童书籍，完全杜绝国际大奖和畅销绘本，可谓煞费苦心。还有一些单蹦儿书目，第2辑，第5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商人大概没想到我会一行一行地查看，我也没想到，我会看见这样的“报告”“岗位” 与“视角”：

《某某县政府廉洁反腐败的公众感知评估报告》

《高速铁路接触网作业车司机岗位》

《价值网企业创业绩效损失机理研究——一种基于非物资资源配置的视角》

我看见了一些“文萃”，一些“风采”：

《某某酒业文萃》

《某某师范学院校报文化副刊选集》

《吟诵的女儿——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吟诵推广志愿者某某某老师》

《某某政协委员履职风采》

也看见了一些“学术”。作为高校教师，我熟悉这样的名字，知道它们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某派评论视野中的打工文学》

《基于核心素养的大学语文教育》

《主体间性视野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

《当代大学生德育中主题教育模式的理论与实务探析》

《创新驱动下的高校服务育人模式研究——某某学院学生事务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我现在明白这些书单是什么名堂，书店里卖不动的书、仓库里的滞销书以及那些明知没有读者的自费出版书籍，全都塞给了我。

我无法想象我一手弄起来的书架摆的全是三流书，走在里面多丧气。图书馆不能只做成政绩工程，为了读者喜爱，我得把好第一关。

我再次写邮件：

您好！

您发来的书目我已全部读过，建议按以下要求修改……近三年出版的新书籍可参考各种网站销售榜单……古典书籍涉及注解、校对和版本，一不小心就谬以千里。古典文学建议多多考虑中华书局或上海古籍出版社。外国文学，尤其是作者去世五十年以上的公版书，不用支付版权费用，译者水平差异太大。外国文学建议大量采购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一次，我的邮箱没有收到回信，但我的办公室不断响起敲门声，收件人直接来到我面前。他们说，以前给政府配货不会遇到这样的麻烦，大家都知道“馆配”就是这样做的，书商提供什么书目图书馆就买什么书，这样比较快。我要的书进价太高，让他们没有利润。而且他们没有精力按照我的要求去修改书目，太费时间。我问他们：“平时读书吗？”“不读，我们是业务员，主要跑业务，哪有时间读书啊？”

他们带着笑脸，但我知道他们内心并不喜欢我，怎么就倒霉碰到我这个“不懂规矩”的“临时挂职”干部，为了书目纠缠不休？

恩百分之几，威百分之几？

挂职之前，我以为文旅工作比较风雅，书香墨韵美景如画。其实不然，上要编书目，下要打老鼠。

恰逢“灭鼠”工作推进期，周末我接到电话，要我“半小时内陪同碑林区副区长突击检查酒店卫生，特别是鼠药的摆放位置”。

当时我正陪孩子在郊区比赛，他在雨地里摔湿全身，我与他互换衣服，童装运动裤穿在我身上短一截，露出我的小腿肚，童鞋上有泥。半小时后，我就这副模样站立在五星级酒店辉煌的大厅中，等待副区长，鼻腔中涌入玫瑰的甜香。副区长来了，疑惑地看着我这身打扮。

几个酒店的鼠药都按规定投放了，我拐到后厨，询问有无进口海鲜。海外生鲜有携带新冠病毒的风险，如有库存，需层层报备。

白帽子大厨说：“没有没有，我们早都不买进口海鲜了，绝对遵守政府的规定。”他把进货单交到我手里，公司名称那一栏全是国产。我的目光往左，扫到商品名称栏，看见四个字“xx红虾”，被划掉的两个字依稀看得出是“美国”。他说那两个字写错了所以划掉。我请他把红虾包装袋拿来给我看看，他瞒不住了。

几天后，群众举报某酒店即将举办大型聚会，疫情期间这属于严重违规行为。我们的执法大队立刻去查，服务员正在撕海报撤桌椅，必是有人通风报信了。然而，聚会的Logo 和姓名桌贴依然可见。

店方辩解说：“这是前段时间的聚会，我们还没来得及撤。”他是在撒谎，前段时间管控比现在更严格，不可能聚会。

执法大队的秦队长跟我说：“这问题大，得叫来办公室约谈。”

“约谈”是一项陌生工作。局长这几天不在，就得我来。我没谈过，不知道怎么谈。如果恩威并施，恩百分之几，威百分之几？我把握不好。

秦队长挪了把椅子与我并排，酒店经理坐在我们对面，双脚略分，膝盖并拢，手指撑在腿面上不动。酒店试图举办二百人以上的聚会，已然违规。经理来我们局里是来认错的，但手指里的情绪分明不服。疫情反复，酒店的生意也是断断续续，赚不到什么钱。他嘴唇紧闭着，在按捺心中的不满。

秦队长递给我一份文件，“个人防疫三大义务……违者获刑三年”，这几句词儿够坚硬，给我撑了腰。可是念完这几句，我就又不知道该如何厉害了。我肯定了酒店多年以来对文旅工作的配合，体谅他们疫情期间的不易，表达了政府的关怀，提出了未来的期望。完了吧？我感觉够全面了。我说：“就这样吧，你回吧。”秦队长抬手在空中顿住，对经理说：“别急，杨局说完了，你们表个态。”哦对，还是秦队长老练，我把最重要的一茬忘了。对方没表态，我就散会了，我实在是不会“约谈”。

我感觉到，企业一直不太“怕”我们文旅部门，特别是我这样不够严厉的干部。我曾和工商局联合检查网吧、酒店、游乐场，我发现他们怕工商局。工商局指出问题，不笑，四棱四方，说的条款我听不懂，隐约听见“执照”什么的。店家连声说：“我们改我们改。”他那态度，比对文旅局要恭顺。

企业违规，政府究竟要怎么做？温和一点，他们就愈演愈烈。凶猛一点，我又怕自己“仗势欺人”。遇到这种杂事我总想躲开，期望能换个人替我出面去做。

如果反过来，要是政府做得不妥，需要向群众赔不是，这种事我倒是愿意揽。前一阵，代表我区参加全市广场舞比赛的队伍，迟迟没有收到服装费和演出报酬。确实是我们的财务流程出了问题，群众的抱怨声按不住，成天和领队嚷嚷。领队来我办公室，我给他泡茶，请他先讲。他讲完了，我搬椅子跟他坐近一点：“您的难处我都理解，是我们做得不对。我向您允诺一个期限。“我做好了继续听他发火的准备，他却立即接受了我的道歉。

套话为什么这样流行？

读公文是我的必修课，人们也许以为此事苦在严肃枯燥，其实不然，行文的冗余才是阅读的重担。在同义重复中提取真正的主旨，就像在层层堆积的脂肪中寻找有限的肌肉。写稿者多支出一部分无用功，阅读者再次耗费一部分时间，一重低效叠加另一重低效，每一天，我的目光就在这样的句式中徘徊：

为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黄河文化，努力推动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精品力作，以艺术的方式讲述黄河故事，进一步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拓展文化深度、广度和影响力，扩大文化旅游消费市场，提升我市文化、活力、时尚与魅力指数，引导市民及游客感受文化魅力，体验黄河文化氛围，定于某年某月某日开展“黄河之行”民间艺术回顾展活动，制定活动方案如下……

这是小李提交给我的文件。眼前这页纸上，核心要点周围簇拥着大段说辞，段落与段落之间高度相似，互相复制词汇和口号。空浮的意义像浓雾一般升腾起来，包裹着草木房舍，让它们面目模糊。我得一行一行地扫视，花大力气拧去毛巾的水分，才能获得干货。

套话为什么这样流行？威廉·津瑟在《写作法宝》中说：“管理者一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没人再去向他指出简单陈述句之美。”我承认，“不懂文字之美”也许是一部分原因，但“故弄玄虚”恐怕是更深层的心理需求，越玄虚，越没有破绽，就越安全。有关这一点，影评人梅雪风说得很清楚：“套话的核心要义就是不负责任，所以不敢指向任何实际的问题，永远都只是在言语自己的迷宫里自我繁殖，用一种铿锵有力的空转作为行动的证明。”

我把小李写的这两段压缩成三五句，接着批改宁馆交来的几份文件。第一份是宁馆为领导拟的讲话稿：

今天我主要讲三点：

第一点，  提高政治站位……首先……其次……再次……

第二点，  落实服务措施……首先……其次……再次……

第三点，狠抓安全生产……首先……其次……再次……

多年前的夏天，我生活在部队家属院，主力军队去外地执行特殊任务，只留下姓曹的副团长和一些哨兵在院里。曹团长隔一阵就要给军嫂开会，统一思想认识。他一个人坐在大礼堂高高的主席台上，军嫂带着孩子们来听讲。台下热热闹闹，有给怀里婴儿哺乳的，有织毛衣的，几十个小孩在椅子底下爬来爬去。哨兵维持秩序也没用，孩子哇哇叫，军嫂的手叭叭打在孩子屁股上。曹团长气坏了，声音越说越高：“下面我讲第四大点的第六小点，你们每个人都拿笔记下来！”

我给宁馆讲这个故事，她笑着搡我一下，说那就删掉几个“首先其次”。

宁馆交来的另一份文案是“你选书，我买单”活动宣传海报。这份文案有四五百字，对于海报来说有些长，难以突出有效信息。我保留了必要部分：活动时间、地点和具体规则，删去我认为不必要的部分。

宁馆说：“你确定要删除吗？真能删吗？”她不太敢删。从前我给宁馆改稿，比较坚决，就像批改学生论文那样不留情面。后来我发现，每当我拿着笔删去她的官话套话，她的表情像在高空中被解去了安全索，“可以吗？真的可以吗？”我就犹豫了。我改得太厉害，和别人格格不入，她会为难。

宁馆一向谨慎。的确，在政府里，难得有放下规矩的松弛一刻。前段时间的一个傍晚，市政府在北郊运动公园举办露天演出，徐副市长落座在第一排中央，我在他右后侧不远处，我身后的椅子满是群众。场地四周拦着绳子，总有小孩想要钻过来看热闹，保安不让。副市长朝小孩那边张望了几眼，向左侧处长耳语，处长走到保安身边要解开绳子请孩子们进来，另一位处长从外围赶过来，拦住说这怎么能，孩子进来乱套了。第一位处长回身指一指徐副市长，第二位处长将信将疑，手依旧捏着绳子。副市长站起来招手示意，说：“是我说的，让小孩来坐在我前面。”哗地一下，一群背心短裤花裙子小孩涌进来围在市长脚边上。节目开始了，水泥地还略微有些热，小孩并不安静，窜来窜去，副市长的侧影笑眯眯。

因为恭敬的氛围整日笼罩，所以我总是对这些旁逸斜出的时刻特别留心。开会时，听见生动的句子，我记下来：

省委书记在讲安全生产时说：“宁可听骂声，不可听哭声。”

 市委书记补充说：“我们不要带血的GDP。”

 统计系统开整改会，副省长说：“局部生病，我们全省都要一起吃药？但我们应该来一次立正稍息，向右看齐。歪风邪气打下去，清风正气树起来。”

……

可惜这样的片段稀有，大部分会场里只有雷同句式。我想起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空洞的语言背后是什么意图，刻板的语言背后又是什么意图。在这里，千人没有千面，人们把自己的个性和情感隐藏起来，再用格式化语句制造统一外表。这也许便于管理，促使内部秩序稳定步调一致，但这种语句很难获得外面的读者和听众。我局微信微博号每日推出政务新闻，年度运营费用十万元，每篇文章阅读量两位数或三位数，大半读者来自单位内部。

每个单位都有网宣支队，突然之间传令要求成员转发某个帖子，或者要求在某条时政文章下方以某个立场发言并截图反馈群里以证明自己完成任务。我想试试我的挂职身份能否让上级对我睁只眼闭只眼，让我免于这类义务。我成功了，我在网宣支队里是唯一的沉默者、安全者。可是宁馆若是不及时转发跟帖，就会招来批评。相比高校，政府人员的朋友圈内容都比较官方，一眼看去全是政务新闻，很少表露私人喜怒哀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内心也如此整齐划一。

杨素秋的办公桌

我带着另一套行文习惯来到这里，我头脑中积累的好文章标准在这儿不太管用，很多次我和上级的意见都不一致。曾有科长这样提炼工作要点：“1个主题，2场大赛，3次培训，4份文书，5次整治……”我觉得不太好，但是上级觉得挺好。又有一次，旅游科请来一位专家教授协助撰写“十四五发展规划”，造出许多名词。其中一章名字是：“文旅+”和“+文旅”。我尽量忍住，念了两遍还是想笑，这绕口程度堪比李泽厚讲康德——“批判哲学的批判”，谁能搞得清楚，可专家说上级就喜欢这种名词。专家还为民宿规划未来方向，比如建议与咖啡、演出结合，等等。其实，咖啡与演出在“一夕”民宿里早已实现，还衍生出更多有趣样态，只是专家不知道。我从他的文字想到自己从前和社会的脱离，高校里的人得多出来走走，才能避免纸上研究落后于实地发展。

正处，每天25个；副处，每天10个；正科，每天4个

政治站位的意识，大约渗透在每一位公务员的头脑深处。他们非常警醒，比如“疫苗接种率”，就跟主科成绩似的，考得差一点就紧张。区委书记去市里开会带回消息，碑林区疫苗接种率66%，位列全市第八。他不满意，给我们训话训了一个小时，“第八啊，一不小心就要到落后梯队。我们作为城三区之一，扪心自问，这样的成绩，说得过去吗？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提高认识，发动群众，齐心勠力，推进接种！”

书记一声令下，表格立即下发，将动员接种任务量化为阿拉伯数字。为防止造假，还须登记每位群众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完不成数量的干部，需要写书面报告解释理由，情况严重者要写检讨。达到90%以上接种率的，给单位入口处贴上绿色标签，疫苗排名将在文旅融合排名中占分数，接种率也要纳入年度考评。

不得不说这套管理方法很独特，疫苗数量和职务级别形成美丽的规律，标准的等比数列：

正处，每天动员25个。

副处，每天10个。

正科，每天4个……

书记大手一挥：“散会！”

多亏我职务不高，领到的任务只是十个。我在各个朋友群里吆喝了一天，只动员了三个。我失眠了，我想成为没有任何职务的平民。

为完成疫苗任务，所有带职务的干部都必须带头，这可苦了102室的杨局，他异常害怕打针。这事儿发生在别人身上还能招来怜惜，与他高大健壮的身板结合则有些喜感。他说：不要笑，不要笑，这是当年在体育学院落下的病根。保健室里的针疗把他同学扎得像个小刺猬似的，同学嗷嗷叫，他看了一眼就浑身发抖，从此不能见针。在单位里他一直拒绝年度体检，能躲则躲。可是现在，他已经坐在医生面前，神情庄严，四肢绷紧，胳膊刚刚缠上血压计的绷带，数值立马从120飙升150。医生说血压150不能打疫苗，他闭上眼睛说：“我静静，我静静。”后仰于椅，大口呼吸：“哎呀我不敢看，我怕我晕倒。”我说我和宁馆按住你怎么样，他不说话，直摇头。细针逼近粗臂，他突然拿起手机给同事打电话分散注意力，还没接通，医生就说：“打完了。”我和宁馆笑出声。

为动员群众，我们发明新办法。宁馆打印我区所有接种站地址电话，摆在图书馆前台，见人就劝，可是离那个等比数列依然有距离。馆员献出一计，不如直接奔赴接种点门口，逢人就问“对不起打扰了我是政府公务人员上级要我必须完成动员任务完不成我就要受罚不好意思您能把您的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填在我的表上吗谢谢谢谢。”几位馆员练就新技能，语句流畅，表情谦恭，心态强大，被拒绝一百次总有一次被答应。晚上他们拿着填满名字的表格归来，活脱脱房产经纪推销员。

我局任务完成，街道社区又请求我们支援。他们分到的名额更多，难以完成，递给我们一沓名单和经验：照着名单挨个儿给群众打电话，拨通之前要做自我心理建设，像迎接冰雹那样迎接群众的责骂。万一对方把电话挂了，也别放弃，第二天接着打。群众工作要注意方式方法，咱们态度再软和点，循循善诱，徐徐图之，冰雹有可能变成毛毛雨，有可能雨过天晴……当然，也有可能变成更大的冰雹。

“10%不够我和领导分的，40%才够。你掂量。”

那天，一个男人走进图书馆坐了下来。他说自己经常和领导吃饭，那些领导的名字从他口里依次弹跳出来，飘浮在空中，簇拥着他的嘴角跳舞。然后他说：“有个领导让我来给你捎个话，你必须取消全部书目。”“为什么？”

“你的书目里全是好书，利润太低，领导拿不到好处。你不要问我是谁，我常年给领导跑腿。我要哪个书商中标，他就能中标。我要从中分成，领导也要分成。”

“领导”这个词变成了一个集群，人头攒动，辨识不清。我应该去找谁述说我这个书目的意义，它为什么不能被取缔？“这个书目集合了几十位专家的心血，而且群众一定会喜欢。”这个理由在我这里足够饱满足够沉甸，但在别人的秤上也许轻如鸿毛。

我尽量让自己情绪正常，只有在面对宁馆时我才可以卸下面具，最激动的时候，我对着座机的听筒嚷嚷：“纪委就在二楼，我转身就可以上去！”在这个办公室，我不曾这样愤怒过，说完了我才意识到纱窗没有关，窗帘没有拉。我感觉到自己的失态，静坐了一会儿。

我给宁馆发了一条短信：“刚刚我电话里发火说的事，你知我知就可以了，不要给局里其他人说，传出去都是是非。”

这件事，我只能跟宁馆讲。宁馆确实靠得住，没有坏心思，关键时刻拿住了方向。我这个快要离开的挂职干部，又能给她带来什么好处？但她还是跟我站在一起。

我大概很难赢。我原本就不大的权力已经微弱到几乎没有，我的性格又是直来直去，不擅长话中有话。面对中间人，我要怎么旁敲侧击，怎么委婉施压，才可能扭转局面？

下班了，我没有走。隔壁传来当当当的声音，是乒乓球敲击着台面，应该是纪委的那几个干部在打球。我们局在大厅里放了一张球台，纪委在我们楼上办公，常来。此刻的球声像是自我介绍：“我是纪委、纪委、纪委……”

路过球台，纪委的干部大声跟我打招呼：“杨局下班？不来打两下？”

这是我冲动之下最想与之对话的人，但我又不能一下子把关系全都撕裂，我马上要走了，宁馆还在这，这个案子会影响她年终考评，谁来帮她收拾残局？在与暗处对手较量的过程中，如果我输了，真是对不起（帮我编书目的）那五十位朋友。他们无偿地帮我编制书目，就这样化为乌有。我也愧对老百姓，没能给他们买来好书。

回家之后，我关紧卧室门，推上纱窗，拉严窗帘，打了几个电话。

赵文说：“素秋，你不要撕破脸，你去和他谈。阿尔都塞说了，要在敌入的阵地中打。你去暗示他，你挂职结束就回原单位，可以作为社会监督力量继续向他施压，这事情也可以捅到媒体，‘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是什么结果？他有胆这么贪，有命花吗？但是，你要记住，做能臣要比做奸臣还要奸，这几天你推演一下攻防步骤，不要出漏洞。”

弟弟说：“姐，你不要撕破脸。你作为文学教师，完全可以编织辞令，把话说得更委婉一些嘛。你可以这么说‘您知道，咱们这个图书馆关注度一直比较高，我在央视节目里说过馆配书成本低的问题，万一央视啊、纪委啊，随后回访，发现里面都是馆配书，您想想，瓜田李下的，解释起来很麻烦。再说了，我和您虽然是身正不怕影子斜，难怕有些人捕风捉影，再者，我也邀请了几十个专家，这么多人如果发现他们做的书单完全没有上架，也会发表意见，万一在报刊媒体上发表文章批评我们，恐怕不太好。这个图书馆，用得好了是政绩，但也是双刃剑。我马上就走了无所谓，就怕影响您。’姐，这就是优雅威胁，该说的都说了，要是听不懂，就是个傻子。人都要面子，要台阶下。你还可以说，感激对方一年来给你的信任和支持，如果对方需要，你离开之后，也会持续给图书馆帮助。长期合作，搞成碑林区的门面。帮他弄政绩，也是给他的好处嘛。”

夜里，我梦见自己在游泳池笨拙地游着，胳膊很沉很沉，就要下坠，我想呼救，突然发现泳池里只有我一个人，水深不见底，而池壁还有好远。我开始呛水，拍水，胡乱扑腾，这时候铃声大作，我从水里伸出手臂，抓到一个电话听筒，我自动漂了起来。电话里有男声有女声，所有声音重复念叨着一个词“有个领导有个领导有个领导”，嘈杂不堪。我扔掉听筒，就开始下沉，抓住听筒贴在耳边，就又漂浮起来。我不得不听这些噪音。我浑身湿淋淋，泳装里竟然有两个口袋，有两张纸，一张是赵文的话，一张是弟弟的话，水已经把字迹浸泡得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我展才皱巴巴的纸张，大声朗读，用我的声音压倒听筒里的声音。那声音消失了，一片寂静。

梦境只是梦境。在真实生活中，“那个领导”是谁，我始终不知道。“那个领导”会不会向我让步，我也不知道。我只能通过中间人向“那个领导”传达我的态度。

赵文和我弟弟教给我的话，我都讲了。中间人说他回去给“那个领导”说。而我陷入了焦灼，我只有二十天时间，他们这样拖下去，是要拖到我输。

杨素秋办公室的窗户

我很着急，我得战胜“那个领导”。我一定要保卫书目，这是我最后的阵地。我有足够的勇气。只是没有足够的智谋。快给我出主意，我怎么才能找胜“那个领导”？抄佛经能不能转运？能转运我现在就抄。捐助贫困学生能不能转运？原本我打算秋天开学再捐，索性提前到今天，我现在就去银行柜台办理。

弟弟哈哈大笑：“你想捐就捐呗，还搞迷信，不问苍生问鬼神！”

宋璐恶作剧：“你去银行，正好遇见那个领导，领导也在给贫困学生捐钱，做此法事以期能顺利黑下图书馆的回扣。”

我在银行单据上填下：

名称：陕西省红凤工程志愿者协会

开户行：中国交通银行大雁塔支行

账号：6113 0105 3018 0100 263xx

备注：捐助2021 级学生鲁x

办理业务的银行工作人员问我：“‘红凤工程’是哪儿的啊？可信吗？”她也对公益感兴趣，一直想捐，没找到放心的项目。我告诉她，这个项目是陕西省妇联发起的，只资助女生，二十多年前资助过我，所以我信任这里，有发票，学生和资助人建立一对一联系，不会骗人。她说：“那太好了，我也来查查学生的资料，挑一个，今天就捐。”她低头写字，记录“红凤工程”的办公电话和详细捐助流猩。她的下颌线系柔顺，是个温雅的人。我刚刚走进银行时的郁结之气缓缓散开。

离挂职结束倒计时十五天，“那个领导”依然没有动静。书如果再拖着不买，可能会影响年底评估。

局里同事和我说话好像有些异样，也许他们知道我面临的状况。宁馆来了，锁上我的房门，欲言又止。她说“那个领导”托中间人带话，问她凭什么相信我是在编书目。谁会笨到用三个月时间去编一份书目，不拿一分报酬？说不定我根本就没编，是和书商勾结一起撒谎，分钱。

我大笑。挂职人员的工资都是原单位发的，我确实没有拿过政府一分报酬。不知道“那个领导”是要挑拨离间，还是他实在不相信一个人可以不计报酬地做事？我打开手机，展示各个朋友谈论书目的聊天记录。我又打开电脑，“原始书目”以朋友姓名的最后一个字作为标记—一“哲军帆书目”“耘锋震书目”“墩明睿书目”…

还有“已查重书目”“小吕合并书目”“出版社书目”“去年缺货书目”“法律医学书目”“理想国商务三联译林书目”“定稿书目”……我对宁馆说：“这全是我编书目的的证明，每份文件后面显示修改的最后日期，都是这三个月做的，你拍照存档，拿去给中间人看吧。”

《庄子·秋水》里，惠子怕庄子与他争权，庄子给惠子讲了一个故事：鸱得到一只腐烂的老鼠，害怕鹓雏与自己相争，便大声吓脆鹓雏。鸱并不知道，鹓雏只吃清洁新鲜的食物。想起这个故事，我笑得厉害。我应该像庄子那样，向惠子做出严正声明—-我不吃腐鼠。

宁馆请我过几天去招标现场打分，我说：不，我去年没参加图书招标打分，今年也不会参加打分。我甚至连招标现场都不打算去。

我希望以我的“坚决不在场”问“那个领导”表示，我根本不会沾染这里的钱。我只是要保护我的书目。

中间人又来了，说，“书目去掉百分之四十，总该可以吧？一百多万的百分之四十，才几十万嘛。”

我很想问他：“你代表哪个领导？你说，我开录音键录下来。我凭什么相信你和领导的关系？你让领导亲自给我打电话，我来跟领导解释。”

这些话在我心里倒腾了一会儿，我又接下去了。我只是说：“不可以。按照往年规矩，书籍有破损或者缺货可能，我们在合同里写明配货率95%，也就是误差率5%，现在我顶多让步到误差率10%，但绝不可能误差率40%。”

他撂下一句话走了：“10%不够我和领导分的，40%才够。你掂量。”

一个月前，我接到来自上海的电话，作家经纪人毛晓秋读到“腾讯谷雨”记者杨宙对碑林区图书馆的报道，建议我把建设图书馆的事情写成一本非虚构书籍。其实刚刚挂职时我有过类似的打算，我在南院门的经历也许可以写一本《芝麻官札记》，但后来我在“贞观”发表的“个人英雄主义”文章引起一些官员不满，让我意识到，凡是写政府的纪实类文章，都要谨慎再谨馍。我和经纪人反复讨论写作提纲，尽量把握言论尺度。

最近发生的这一切，为我们正在拟制的大纲贡献了突如其来的情节拐点。毛晓秋说：“我能感受你的难过和气馈，这种事情我没想到在现实中居然发生了。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素材，当我们的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也许我们在现实中居于下风，但这个题材可以在写作中焕发新的生命力。退一万步，假设三个月的心血编成的书目不能够在图书馆中落实，也可以在你的书中长存下去，所以想到这一点，你不要太悲伤。”

毛晓秋的话给了我安慰，如果结局真的无法扭转，我也得接受，但我决定最后试一次，尽人事，听天命，这部书稿是我最后的赌注。

我主动找到中间人，告诉他我正在写书，会把这些事件如实写进去。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我出示了我的写作大纲。

第二天，招标公司打来电话，中间人撤退了，不再参与我们的事。我的书目保卫成功，第三天正式开标。

在梦里，一棵树在我的窗外长了起来，我眼睁睁地看见花蕾像蘑菇一般顶破湿润的树皮，一簇簇钻出来，手舞足蹈，在空中摇。粉红色的一朵朵云。梦醒了，我背部的骨骼一寸一寸地松弛，像在发酵。我长长地吐气、吸气，气体在骨头的缝隙中流动。

加缪《鼠疫》中，记者朗贝尔和医生争论人们在为什么而死。朗贝尔说人们过于英雄主义时是在为理念而死，而人应该为其所爱而死。

然而医生说：“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诚实是什么？”朗贝尔说，态度忽然严肃起来。

“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最新收支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财政收支缺口达5.74万亿元。

总有人说，不怕，有上面。可是放眼全国，去年财政收入21.7万亿，支出27万多亿，赤字5.3万亿！

这其中，光地方就花了23.6万亿，即也就是说，把所有的21.7万亿都给地方，还有1.9万亿缺口！

今年的情况怎么样？只会更糟！

看这张表，除了上海，可谓「全军尽没」！

沉没的过程也很清晰：2000年净贡献省份12个，2010年降至10个，2020年降至8个，2024年降至一个！

但上面并没有占到便宜，家难当啊。以去年为例，上面对地方转移支付10.3万亿，但本级收入只有不到10万亿，即上面把所有的都分给地方，还有3000亿缺口！

就这样，各地还各种「砸锅卖铁」给上面看，讨钱的意思是明摆着的。

那么，如此庞大的收入，究竟花到哪去了？

有个数据说，8000万公职人员，花掉了总支出的40%！

当然，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并非全是公务员。有个统计，截至去年，我国公务员数量预估710万，算上参公、党群、工会妇联等共1300万，医疗、教育等事业编制3100万，共5100万人。再加上离退休人员，总数突破8000万人次，约占全国总人中的5.66%。

这些消费单元，可不像承担了一半税收的民企那样属于「自己人」，而是「亲人」。

「亲人」没米下锅，那可不得砸锅卖铁么？你看前些年经济好的时候，有人建议出售国企或将国企划到社保基金，以应对已经到来的老龄化危机，但被人以各种理由否决。

如今「亲人」吃不上饭了，各种花式出售国有资产，也没见谁说有什么不好。

好在铸币权在手，用康主持人的话说，一张成本大约17美分的百元美钞，却换来了价值100美元的商品，这是个「收割」。但他可能忘了，哪种货币又不是呢？

但这毕竟是激素，不能常吃，否则必不远矣。

事实上，我国M2从2013年的100万亿，到2020年1月的200万亿，不到7年时间翻了一倍，足够夸张了吧。

至于上面花钱？全靠赤字！

地方还想怎么着？

既然家长没油水了，那就各显神通吧，举债、赖账、罚款、「远洋捕捞」都是手段。

官方数据，截至去年10月底，地方债务总额约40.1万亿元；高盛集团去年8月估算数为94万亿元。

不管哪个数据，这都超过了全年收入。现在地方能还得起利息，都算是健康财政。

至于赖账，以刑化债的贵州马老板，绝非个例。

至于罚款，以辽省为例，罚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全国第一，有些地方的年度增速为100%。

当然，这不仅仅是交通违章罚款，还包括反腐收入。这方面也有成熟套路，如果官员拿不出钱来，安排三家左右民企出钱。去年下半年跳楼的那个常州企业家，就是这种角色。 

至于「远洋捕捞」，那更是源远流长。有个地方捕快，盯上了南边一家公司，办个300万元的案子，每到年底就来「收年礼」，网传第一年开口6000万，如愿；第二年1.2亿元，如愿；第三年6亿，当地政府吃不消了，先下手为强，将公司所有人关进酒店，「抓捕式保护」，让外地上百人扑了个空，最终闹到部里、网上，引起了一起大风波。

以致杭州一家派出所给辖区企业发放「反抓」指南：

但如果换家机构，比如监委办呢？可不用这么麻烦的非要当地配合，完美绕开！

最近又有两起事件。

一起是浙江前首富黄老板的新湖集团，被湖北那边判决，为15年前收购的一家公司的前股东的个人行贿事件负责；同时，公司发行的两个基金爆雷。

此事有些类似于倒查15年，如果就这样认了，影响深远。浙江官方媒体和一些学者，也都站出来说话。

这事我奇怪的地方在于，黄老板的行事作风成谜，但身份大体清晰。不知湖北那边是真不了解，还是什么原因，竟敢下他的手，我百思不得其解。

另一起是深圳传音科技财务负责人肖永辉，被远在振安的监委留置了。

传音是家手机公司，基地在深圳，市场主要在海外，今年上半年在全球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为14.4%，在全球手机品牌厂商中排名第二。

就这么一家公司，怎么就被那里的一个县监委给盯上了呢？匪夷所思！

官方媒体毫不避讳地用「远洋捕捞」一词来描述这两起案件。

很明显，自家栏里的猪，连骨髓都敲出来吃了，只能把手伸到别人碗里。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意外。

当然，对于解决财政困难，我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父亲积攒了一生的记录，总不能扔了吧？老人一走，总不能什么都不留下吧？

“谬矣哉，谬矣哉!”

各位好，今天眼睛还是疼的厉害，不更正稿了，看了昨晚国足0比7“小负”日本的那场球，觉得9块8白花了，想写个球评，赚个本。

说写球评其实也没什么好写的，我看从技术分析到体制反思，这一天写的人已经蛮多的了。我就想起一个段子，是关于李鸿章看足球的。

说1896年的时候，李鸿章因为打输了甲午战争要负责，更兼看出了点庚子国难的苗头，自请到西洋各国“考察”避祸。走到英国这个现代足球发源地的时候，英国人就请老爷子看球赛。

李鸿章看了半天球，却没看懂。就问旁边的英国人，说：这二十多条汉子围着一个球满头大汗的追来追去，忙活什么呢？

英国人纠正说，这些人可不是汉子，是绅士、是贵族，我们这足球是贵族的运动，费厄泼赖（Fairplay）懂不懂？

但李鸿章一听就更不解了，说既然这二十多口子是贵族、老爷，那老爷们为什么不找自己的仆人下场去踢，非要自己忙活？

这个段子里，李鸿章的表现因为太不符合现代人认知，贻笑大方，被一些人怀疑是假的。但是结合后来李鸿章访俄时维特公爵对他的回忆，你会发现李鸿章还真就这么个人——搞了半辈子洋务，一心却想的总是中体西用，现代社会的精神内核是啥？老爷子心中一点没有。

问题不在于李鸿章见识短浅，而是夏虫不可语于冰，那会儿子咱大清可能确实就没有足球这样的集体体育项目——真的是没有，也不能有。

足球是个大型多人集体项目，整二十多人在球场上追逐嬉闹，旁边兴许还围着几百口子加油助威。这个动静放在哪个国家也不算小，在中世纪，一个弄不好就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想当年英国足球刚出现的时候，国王曾经下了好几次“禁球令”，试图把这项“伤风败俗”的运动掐灭在萌芽中。只不过英国国王权力一直非常受限，很多话说了也不算，所以足球才这么在权力的夹缝中生长了出来。

但是镜头回到同时代的我大清，气象那就大不一样了。整个吕思勉所谓“中华第三帝国时代”的明清，朝廷一直都在严防民间私自结社活动，到了八旗统治的大清，禁令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顺治年间的《大清律》就规定，民间有敢私自结社、拜把兄弟的，“首者杖一百，徒三年”，到了康熙年间，又进一步细化规定，“如十人以上，歃血盟誓、焚表结拜……此等人殊为可恶，着即正法。”

刘关张这事儿，放在大清，最少也是挨顿板子，流放三年。

换而言之，假如你穿越会大清康熙年间，想要为祖国提前发展一下足球事业，不至于几百年后被列强揍得那么惨。不好意思，你有很大概率要掉脑袋。因为你组织个球队踢球，总得先有个俱乐部吧，俱乐部总得凑至少十一个人吧（还不算教练和替补）？

那不好意思，十一个人刚好够康熙爷划得红线了，砍你没商量。

什么？你说你聚十一个人就是踢个球，不干别的？大胆刁民！谁知道你们整日在田间地头以踢球为名打熬身体、聚众争殴，是不是要干别的？

再说大清地方官员对这等事是宁严勿纵的，反正你的命也不值钱，可杀可不杀之间，先砍了再说吧。

别以为这是夸张，你看看孔飞力写的《叫魂》，一场民间的怪力乱神怎么被明察秋毫的乾隆皇帝怀疑为聚众造反，最后砍了一帮愚夫愚妇了事就知道了。

所以整个有清一代，别说是蹴鞠、马球，曾经流行过的集体运动都大部分消亡了。中国参与人数最多的集体运动大约是打麻将了，还是四个人分四家，东南西北互相拆台。

又何止是没有集体体育运动，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打麻将式的原子化状态，而这，可能恰恰是皇上最愿意看到的。

当然，娱乐运动可以被禁止，但生产活动还必须要进行。所以当时中国存在的十人以上、大家心往一块使、力往一块出的活动，除了朝廷的木兰围猎、营兵操练。也就是有钱的老爷雇几个伙计帮佣，要么下地干活、要么河上拉纤。

了解了这个背景，你就很容易理解，当李鸿章看到英国人踢足球的时候，为什么本能会想到这二十几条精壮汉子是佣工、仆人，他们在干活了。

因为同时代大清的老爷们真的不能这样集体运动——你想想，在大清挑二十几个老爷（在官本位的当时，也就只能是官员）到场上分成两帮，围着一个球追逐奔跑、分营对抗是个什么感觉么？

反正皇上看了一定觉得，你们闹这么大阵仗想干什么？这分明是前明党争之祸复现于世啊！杀。

对集体活动的方式，当时的清朝人和西洋人理解也是有区别。踢过足球的人都知道，一个球员在偌大的绿茵场上，处于一种即与其他队友联合，又彼此独立的“独立联合体”状态。

你是前锋、中腰或者后卫，虽然有自己负责的区块，但什么时候要前插助攻、什么时候退后防守，跟队友怎么配合，彼此责任怎么区分。这个事儿你要自己有一个拿捏的度。虽然场上有队长，场外有教练，但队员也没有步话机，需要自己去进行判断，并为行为结果负责。这种即独立、又联合的状态，与欧洲人当时的生活状态是同律同频的。但大清人却没办法理解，因为清朝别说是平民百姓，就是官员，上朝的时候也有专管风纪的御史在旁边监视着，列队上朝、三叩九拜必须一丝不苟，有个交头接耳、大声喧哗都能给你告老师（告皇上）去，堂堂朝廷命官，自由度连如今排队做广播体操的小学生可能都不如。你跟他们谈什么“独立联合”。

首先，他们没这个生活体验啊！

按照孔飞力在《叫魂》中的解读，清朝官员们的循规蹈矩和遇到突发事件时的彼此推诿卸责，都是他们的正常反应。如果这项当时大清唯一合法的大型集体运动能搞的“生机勃勃、万物竟发”，那清朝也不会走向后来的僵化与衰败了。

而在民间，雇工给东家们干活多半也是这么一副样子——“磨洋工”这词儿你总听说过吧？那就是古代版的“躺平”。

无论大清这帮佣人还是老爷，你觉得他们上了场能是个什么精神状态？真能比国足强么？

李鸿章见了这么多人为了个球如此玩命，他看不懂是正常的，看得懂反而不正常了。

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在英国，李鸿章看到的不仅是一种正在兴起、日后成为全球第一体育项目的运动。更是一种陌生的文化、逻辑、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它在推着世界走向现代。

而在他与这个陌生的世界之间，隔着一道崇山峻岭的历史的三峡。

但说来也很感慨，如今天中日足球市场化进程同时起步一样，一百多年前中日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同时起步的。大清搞了洋务运动，日本则发动了明治维新。只不过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在行动出发点上就是不一样的，当时的日本不仅仅有在台上施政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也有民间的福泽谕吉、涩泽荣一。而后者恰恰是给日本这场革新“上纬度”的人，福泽谕吉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日本维新的目的是“脱亚入欧”，与列强同进退，把国家改造成一个现代国家。所以日本从国家宪法、议会制度、到法律章程、阶层划分，为了达成维新无一不可改。但同时代的大清却是不一样的，打郭嵩焘被逼死那会儿起，不许“以夷变夏”这个铁则就跟棺材板一样被钉牢在大清这口棺材上。饶是李鸿章这个“大清裱糊匠”再怎么做小修小补，也没办法突破这个事先已经被定好了高限。而更要命的是，什么是“以夷变夏”、什么是“祖宗之法”？这个解释权是不在李鸿章这些洋务派手里。一旦你动了人家的蛋糕，任谁扣一顶“以夷变夏”帽子你都受不了。

更何况，整场洋务中最能干的李鸿章也是那么一个“照猫画虎”却从没见过真老虎的人，真到了英国，看见别人踢足球，他都不知道人家在干嘛。就更无法可想了。

比较黑色幽默的是，甲午战争一场惨败，最终引发了大清所有“有识之士”的愤怒，大家一起写弹章、痛斥“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我堂堂大清被蕞尔小邦日本欺负成那样，原因为何啊？都是李鸿章这个北洋水师总教练指挥不力，弄权卖国！下课！下课！

于是李鸿章就下野了，这才有了他跑到英国看足球的故事。

可是你细想想，这事儿挺荒谬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根本区别在于你与人家立意不同，利益不同决定了行动不对，行动不对决定了效果不彰。

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你把这个系统性问题最后归结到李鸿章这一个人的头上，搬出一套忠奸史观，就说他卖国、汉奸，就结了。这能有用么？

无非是老套的忠奸史观下，无非是又一次不愿反思的惰性与不敢反思的奴性一起发作了而已。

再问，北洋水师打日本联合舰队，输得确实惨是惨了点，但北洋水师尤且能跟日本海军争雄与海上，以铁甲舰对铁甲舰，当面锣对面鼓的比拼一般，技不如人输了也就输了。可是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呢？你大清的工商业发展的怎样？几家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开平矿务、汉阳铁厂，可曾真能在管理制度、公司现代化上与日本同期的三菱、三井、住友们一较高下？再往这些表象背后的深层追问，清日两国之间的法度、制度完善几何？

真论与西方的差距，当时的北洋水师非但不是大清之耻，反而是大清之光。因为好歹北洋水师敢真上场和全盘西化的日本比上一比。

可是这些，垂垂老矣的李鸿章都是争辩不得的，他出身的这片故土，太多陈年积弊已经沉积、纠结在一起，其上的人们又早已习惯了太多简约化问题、避谈难点、明哲保身的“方便法门”。所以他只能背上历史终将给与他的骂名挂冠而去，到海外去躲一方清净。

可真到了海外，他又会发现，那些他一辈子试图模仿、剥一层皮来给他的老迈帝国裱糊的列强，在“船坚炮利”的外表下，其实有一层他看不懂的精神内核。而很可能，那个精神内核，才是西洋如此、大清如此的原因。

踏在英伦三岛之上，不知他是否想起了自己的老友郭嵩焘在此地写给他的那封长信，那信中有言：“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富强，又末中之一节也……”

看着场上那自由奔跑的二十多个“绅士”，想想郭嵩焘的那封长信，老迈的李鸿章也许感到了，这里面，似是有点什么更深的奥义。

只是看看自己老迈的身躯，想想老友悲凉的下场，李鸿章不想懂了，更不敢懂。

即便懂了，他能说什么呢？他又能做什么呢？

于是，他只是呷了一口仆人递上的清茶，又往递上的痰盂啐了一口浓痰，故作昏聩守旧而满怀自信的嗤笑道：

“既是士绅，何不以佣仆代劳？谬矣哉，谬矣哉!”

那是百余年前，

第一个看足球的中国人，

给这项运动留下的第一段评语。

全文完

本文4000字，历史随笔一篇，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多谢。

当央视宣布不转播国足客场对阵日本的世预赛18强首轮比赛时，我就知道它是个小机灵鬼，它肯定晓得惨案即将发生，当然，全世界都知道，只有男足不知道，这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原文有删节）

央视说不转播男足比赛，是因为黑心的版权方“报价仍极度畸高”，我是不相信的，钱的事对于我们向来都是小事，泱泱大国不缺钱，泱泱央视也不可能缺钱。很明显，央视早就预判了这场比赛的结局，此时又恰逢2024中非合作论坛盛大开幕之际，央视绝不可能让男足拉的稀影响非洲各国领袖在国宴上的胃口。

一开始我还以为男足把海参省下来给非洲各国领袖们吃了，营养没跟上所以才表现的如此狼狈不堪，后来查了一下新闻，今年海参并没有减产，反而是增产了，但市场有点疲软，也难怪，海参都拯救不了市场的疲软，更救不了疲软的男足。我研究了下海参的主要功效，有四点，第一点，促进胎儿发育，难怪男足在日本队面前表现得像个孩子一样，无助又迷茫。第二点，增强性功能，性功能增强的表现是什么？持久不射，寓意不行。第三点，促进睡眠，难怪男足在场上都像梦游一般，原来是没睡醒，也可能是想睡觉了。第四点，美容养颜，还有这功效，难怪九十分钟的比赛，给了男足的守门员王大雷八十几分钟的镜头。放眼盛世，唯一不开美颜骗人的，恐怕就只有中国男子足球了吧。

中国有很多古语，一般都是用来安慰人，激励人的，实际效果怎么样先不讲，但一般说出来都挺像那么一回事的，比如说安慰失败者，我们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但这句话用在男足身上，估计他们自己都不懂，什么叫胜？这不是开玩笑，他们已经26年没有胜过日本队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还有句常拿来安慰失败者的古语叫失败乃成功之母，这些年男足的妈已经够多了，就是不见成功，终归是爹不行。

1997年世界杯预选赛，时任国足主帅的戚务生，向刚被日本队羞辱过的中国男足喊出了撞沉吉野般的话语，“与其窝囊的输，不如悲壮的死”，二十七年过去了，戚务生的壮语，男足已经实现了一半了，专注“窝囊的输”二十七年。“悲壮的死”这件事，估计不会发生在男足身上，别看他们在专业比赛场上窝囊，但是下了场能打啊。回味一下中国足球的发展不难发现，专业的职业化的足球运动员，常常能踢出业余的气质和野球的风采，而打架斗殴这件事，又往往能打出职业精神和专业风采。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体育界有句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是用来激励鼓舞所有体育项目的口号，后来成了中国男足的专属，量身定制，因为别的体育项目，都冲出亚洲，都走向世界了，就剩下中国男足了，这句口号也就被他们独占了。这就好像一群高中生，高一时大家制定了一个目标，冲出高中，走向大学。几年后大家都考上了大学，就剩一个人。又过了几年，大家大学毕业了，还剩下这个人在高中晃荡，又过了几年，这个人去送外卖了……，后来，大家都失业了，也去送外卖了，大家又在同一起跑线上了。这给了中国男足一个启示，只要坚持下去，不需要战胜什么，对手总有自己失败的那一天，那一天，就是男足的胜利日。

中国男足没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但中国男足输球的新闻，冲出了亚洲，走向了欧洲。在日本男足7:0战胜中国男足后，整个欧洲都知道了，参加比赛的日本球员所在的欧洲俱乐部都发去了贺电，“利物浦祝贺远藤航、皇家社会祝贺久保建英、法甲官方祝贺南野拓实、布莱顿祝贺三笘薫……”。实在是有点过份了，实在是有点侮辱人了，抛开7:0不谈，日本球员有什么好祝贺的，抛开7:0不谈，中国男足哪一点不如日本，抛开7:0不谈，一定又是美国在搞鬼，抛开7:0不谈，还有什么好谈的……

在评论国家级运动员的表现有被拘起来的风险的今天，我们得感谢男足，他们三十年如一日的拙劣表现，使得我们可以放心评论。一开始我还担心大家评论得太狠太不留情面，万一男足知耻而后勇，成绩突飞猛进，我们可就失去了一个优秀的评论对象，直到7:0后，我才彻底放心，我也想明白了一件事，知耻而后勇，你心中首先得有耻辱感，无耻者，又如何知耻。

我记得以前网上有个关于男足的段子，“穷可以让人卑微到什么程度？为了获得低息贷款，巴西总统访华的时候说经常看中国足球比赛。”之前看了总是会心一笑，直到7:0后，我觉得这不是段子了，人家巴西总统说得很可能是真的，毕竟他也想看看足球除了巴西的踢法，还能怎么踢。

在网上还有一种声音，我不想说这些人是中国球迷，毕竟中国足球如此不堪，你还迷，你得多瞎。他们说“输谁也不能输日本”，这里的“输”肯定不是指的技术上，因为从足球技术上来讲，应该说“输谁也不能输泰国”“输谁也不能输越南”，或许是因为都输过了，大家也不在乎了，不在乎足球技巧，不在乎体育精神，只在乎民族情绪了，这其实是一种精神问题，在“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氛围下，你哪来的那么大的民族主义情绪，你连家奴都算不上，还配得上“族”吗？

中国男足，背负了太多本不应该他们承受的骂名和压力，不过这也是活该，谁让你们选择了这条路呢，更何况你们在那个位置享有了太多的特权和社会资源，不要吃海参的时候兴高采烈，挨骂的时候一肚子委屈。有一点希望大家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不是最差的中国国家队，他们是最真实的中国国家队，在中国男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足，现实生活中各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在男足身上都有具体体现，唯一不同的是，男足一直不肯成功，他们忍辱负重，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时时刻刻警醒世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若干年后我们回顾历史，如果说有什么伟大的爱国者，那就是中国男足，我认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窝囊输球，比当年邓世昌的撞沉吉野，更加壮怀激烈。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有一种苦，叫中国男足，用心良苦。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这是古人白居易说的，放我们这会儿，改成这样会更合适：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煎何太急？

据媒体消息，四川广元一名病患喝了网红推荐的“俄罗斯进口奶粉”之后，血糖直接飙升。经当地警方调查，别说进口了，这玩意儿，假的离谱到连说它是奶粉都寒碜。

蛋白质含量低到可以完全忽略不计。

所谓“俄罗斯进口奶粉”，其实就是一个郑州人在安置房里面用洗澡盆把植脂末和麦芽糊精混合到一起搅拌搅拌的成果。靠着这种“产品”，这位郑州人日进斗金，买了新房豪车，娶了美女媳妇。

成本几块钱的东西，卖你三四十，全国各地发货，他能不发吗。

关键是你以为捣掉这一个小伙，吃的东西就健康了？太天真。

之前大家声讨“预制菜”的时候我提过，欧美现在都生产预制菜，也吃预制菜。真正懂这东西的人“怕”，怕的不是预制菜本身，而是凭我们对食品的监督，预制菜这种极容易钻空子的东西，能被某些黑心的商家，钻出宇宙级别的黑洞来。

而且，不说现在点外卖10家里面8家都是预制菜加热一下就给你送来了，一些“新鲜食材”的真相，咱也只是不知道罢了。

某短视频平台上，其实我不说你们看这个格式也知道是哪个短视频平台，外卖骑手良心顶不住，爆料医院里的病人常点的“滋补鸡”，被老板堆在厕所的地板上“处理”。

我已经帮各位把图片缩小，你只要不是好奇心太重自己点看“细看”，应该不至于被恶心到。可问题是，照片的恶心只是纯恶心，吃到嘴里、肚子里去的，才特么是要命。

说实话，那几张图片看的我严重怀疑老板是不是把厕所堵了在里面洗鸡。

这新鲜的食材真就比预制菜干净吗？千万不要小看厕所里的细菌。当然咱也不能否认，预制菜现在还不多，等一旦多了起来，竞争一旦激烈起来，厂家为了缩小成本，也没什么一定的事。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商家、厂家，而在某些部门。他们的作用，还不如国足。至少0比7是上了场踢出来的，这些人，连上场都不上，直接认输。我严重怀疑他们是不是收了钱。

前几天，央视记者深夜钻进青海某地大型的枸杞生产村，撕开帐篷一角，当即被熏的冒出眼泪来。原来每个帐篷里，都是当地商户为了让枸杞看上去鲜艳亮丽，在用硫磺熏制。

有些商户为了节省成本，干脆直接用“工业硫磺”来熏制。先给枸杞加不能加的“焦亚硫酸钠”，再用不能用的硫磺熏。以毒攻毒的效果只有一个，不是解毒，而是更毒。

最让我震惊的是商户这样一句话：市里每年都查，但后来发现不加会亏钱，干脆也开始放“焦亚硫酸钠”了。

硫磺嘛，大家更不陌生，这东西有毒，含有大量的砷，吃多了致癌，极容易造成肾功能不全及衰竭，并损害神经、肝脏等。

不知道那些吃枸杞补肾的大聪明，这会儿有没有一句ctm不受控制的脱口而出。

至于焦亚硫酸钠，我也就不多说了，大家只需要知道这玩意儿以前常被用来作为防腐剂和漂白剂。

你见过有人在苹果上面涂防腐剂和漂白剂吗？在枸杞上用这玩意儿也是类似的，它虽然没有熏硫磺那么离谱和危害性大，但同样存在一系列健康风险，包括“增加细胞突变的风险”，俗称致癌。

看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就比较兴奋，巧了，我从不信枸杞能补肾，所以也从来不吃。

但你以为不吃枸杞就没事了？咱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除非你吃特供食品，要不，大家大哥不要笑二哥。因为乌鸦笑猪黑，底层互害，笑者皆属不自知。

9月2日，财经网发布了一片报道，说南宁高峰市场上充斥着“硫磺八角”，二氧化硫超过原国标16倍。

你八角也不吃，那硫磺熏的红辣椒呢？也不吃，那红枣呢。好吧，都不吃，可难道你所有的干货全都不吃吗。

就算都不吃，还有油。油已经整治好了，可商家捞地沟油呢？

地沟油不是几十年前的事，我只能这么提醒各位，而不必把一些阴诡角落里的视频贴上来恶心各位。

360款，款款有问题。说句难听点的话，就算你我看得见，那也避不开。

刀刃向内，贫贱相欺。尔虞我诈，兄弟阋墙。

互害的模式一旦出现，我也不知道如何安慰自己，与其期待大家各自都有点良心，还不如期待监管部门多上上心。对这种无视老百姓健康的行为，惩戒力度加大点。

某地商报不知道是不是哪里不对头，提出要对男足“请予以重典”，一时间让我手足无措，好像比赛比输了犯法一样。骂完了不得劲，还得让他们去坐牢。

何不对那些真正犯法的问题，予以重典呢？那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相反，那是为了保护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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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回答道：中国调整了跨国收养政策，今后除外国人来华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和继子女外，不再向国外送养儿童。

看到这个新闻，我感觉挺遗憾的。这些被外国人收养的儿童，大多都是被父母抛弃的弃婴，因为重男轻女思想，其中大多都是女孩，而且还有很多都是有先天性疾病，甚至残疾的。

比如生下来就没有双臂的女孩被美国父母收养。

一对美国夫妻收养来自中国的12名残疾儿童。

这些弃婴的人生开局难度可谓是地狱级别，有什么能比生下来就被亲身父母抛弃更难的呢？

以前的国际收养政策给他们开了一个逆天改命的口子，让这些弃婴能得到被外国人领养的机会。

而且外国人也很喜欢来中国领养儿童。因为手续不复杂，等待的时间是最短的，一般250天左右，又和原生家庭断绝了联系，所以欧美很多人喜欢到中国来收养弃婴。

据相关数据统计，光美国人在16年间就收养了7万个中国儿童。而很多收养是90年代就发生的，被收养的人就更多了。

天使降临人间，让很多儿童逆天改命。

从被抛弃，到福利院，再到外国家庭。本来一出生拿到最烂的剧本，结果被天使改变命运。

在很多润人的鄙视链中，这种被外国家庭收养的儿童，从小生活在外国家庭，充分融入外国家庭，可以说比很多费劲心思移民的人更加能适应外国生活。正常移民可能要二代三代才能融入当地社会，而被外国人领养的儿童则能一步到位。

这些被收养的人，其中不乏很多被培养成优秀的人。

2021年东京奥运会女子100米蝶泳决赛后，中国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场热议。当天，加拿大选手麦克尼尔以55秒59的成绩击败了中国选手张雨霏，成功夺得金牌。

而这位冠军曾经却是来自江西的孤儿。

再比如在2023年的世界体操锦标赛上，以巨大优势夺得了女子全能的金牌，同时还获得了平衡木和自由体操的金牌，成为世界冠军的李娜，也是来自中国的弃婴。

这些都是在体育比赛中崭露头角的中国弃婴，更多的人可能没有从事体育，但他们的人生真的是翻天覆地的改变。

甚至改变得比一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还要好。

18年前，一名湖南的弃婴被美国首富亚马逊的贝索斯收养，从一无所有到每个月20万美元零花钱，并还有可能继承百亿美元资产。

这人生的大起大落，上帝看了也会惊叹命运的神奇。

荷兰新首相斯霍夫有两个华人女儿，也是收养自中国福利院。

两个被遗弃的孩子瞬间麻雀变凤凰，成了一国首相的女儿。

还有瑞典首相Kristersson也收养了三名中国弃婴。

遗弃她们的父母知道了会不会跑去认亲呢？

我们能知道这些人的幸福成功，是因为他们是公众人物，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弃婴在欧美国家幸福的生活。只不过不是公众人物，不为世人所知。

而这些外国人收养孤儿都不是免费的，通常还要交几万美元。所以有很多人很乐意做这件事，至于这个钱最后落入谁的腰包就不得而知了。

虽然有人因为这个挣钱，但好歹也给这些孤儿的命运开了一个口子，照进一束光。让他们有逆天改命的机会。

而现在，这个口子关上了，光照不进来，天使无法降临到这些孩子身上了。为他们心疼一秒钟。

而评论区很多人在为此叫好，并说外国人收养是中国孩子是为了研究中国人的基因、培养卧底、以及萝莉岛等原因。

而且这样想的人还很多，这和义和团说外国传教士收养中国孤儿是用来做药引子有什么区别，一百多年了，义和团的脑子一点都没变，不得不感叹，历史总在押韵啊！

为什么美国人能养得起那么多，他们的劳动供养率是4.8，就是一个人干活可以养活接近5个人，要是两口子上班，养活十个孩子也不是大问题。

而我们的劳动供养率只有1.1，这就导致了养孩子太难，所以很多父母会狠心把孩子遗弃。

还有一点要说一下，发现没，这些领养的孩子基本都是女生，这让很多人造谣说是为色情而领养。很多人自己心里龌龊看啥都龌龊。

这个现象的逻辑很简单，是因为重男轻女思想，导致弃婴绝大部分都是女生。所以外国人也只能收养到女生。

以前弃婴是社会的负担，有了外国人领养的变现渠道，也可以为国家换外汇。

现在这条路被关闭，可能是人口出生率不足，也有可能是技术进步让人有了新的价值。

而且这些被收养的孩子过得越好，反差就越大，可能会让某些人脸上无光吧，总之现在这条路断了。

希望这些孩子在国内一样能得到好的照顾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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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鹏诗集《千山孤鹫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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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前，我们会学很多课程。可能你不知道，最有用的就是思想政治课，尤其是辩证法，你只要学得一招半式，世间万物便任由你解析。

你也不会惧怕任何一个杠精，因为你就是杠神。

作为一个资深爱国者，我就深受辩证法的庇佑。事实上，我能在微信公号上写这么多文章，靠的就是我辩证法学得好。

即使国足被小日子7:0这种惨案，只要你用好辩证法，也能在终场哨响了十几个小时后轻松翻盘。

我的论述如下：

7:0的比分让很多人民不开心，但辩证地看，这个比分不是坏事，甚至是好事。

首先，7:0会刺激中国足球痛定思痛，继续深化改革，加大反腐力度，提振士气。可以说这场7:0来得太晚了，要是早来个十年八年，中国足球何以至此？

如果昨晚只是输个0:2或0:3，药量不足，疗效自然也就堪忧。从这个角度来想，正能量的中国人都会为0:7欢呼，除非那些不想中国足球好，也不想中国好的恨国者。

其次，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结合中国特色足球和民族数学理论的精髓，重新审视“7:0”，究竟是输还是赢。

我们必须看到，以比分大小来判定输赢，是西方列强早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前就定下的标准，但是否适用于中国足球，很值得商榷。

比谁进球多，不就是崇尚弱肉强食吗？但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人民对足球和胜负的判定标准，自然也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欧美日本必须尊重他国人民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选择，不能挥舞一个“7:0”，就轻言中国男足输掉了比赛。

在一场足球比赛中，除了比分，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双方球员的身材颜值，双方球员对于唯物主义哲学以及辩证法的掌握程度，双方球员对于海参茅台等优秀食材饮品的理解，双方球员在球场上体现的体育精神和人格魅力……

比如，守门员是整个球队的重要一环，有时候甚至是精神领袖，因此守门员在比赛中出镜多少次，是否敢打敢拼，理应纳入对球队的评判当中。在昨晚的比赛中，中国守门员给全世界球迷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日本守门员几乎没一个特写镜头，现在说前者不如后者，这公平吗？

武断粗暴地以进球个数判定输赢，无疑是西方意识形态对于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险恶渗透。我们接受这种标准，就一定会输，因为这种标准就是西方列强为了收割中国而量身定制的。

我们非但不承认西方标准，更要明晰地、勇敢地、理直气壮地声张中国标准，不能任由别人说中国输了，我们就真因为自己输了。更不能因为别人说中国错了，我们就真以为自己错了。

如果我遇到一个日本球迷，告诉他昨晚日本队惨败，他会相信吗？他肯定不信，搞不好还骂我“八格牙路”。那么请问，他现在告诉我中国队惨败，我为什么就要相信，我为什么不能回他一句“去你妈的”？

最后，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以及权威信息渠道的爆料，昨晚0:7的比分其实是中国体育战略的一招瞒天过海之计，为此痛不欲生，只能说明你太图样。

你看看巴黎奥运会金牌榜上，中国40日本20，恰好是两倍。根据可靠消息，日本国上下深感耻辱，日本国家体育局已有多名官员秘密切腹谢罪。他们呀，对中国奇迹的羡慕嫉妒恨已飙升至甲午战争之前，从日本首相到东京新宿的艺妓，纷纷解囊众筹，誓言要发展日本体育，增强日本人体质，冲击中国在亚洲体育头号强国的地位。

当然，你在日本媒体上是看不到这些消息的。中国媒体也基于大国格局和大棋思维，暂时压下了这些报道。但在体育战线，我们疏忽不得，故意0:7日本就是起手的一个妙招。

所以说，日本人现在有多得意猖狂，以后就会输得有多惨。我们现在有多隐忍坚韧，以后就会赢得有多漂亮。

中国人能从一穷二白、积贫积弱走到今天，靠的可不是跪舔洋人的是非观与输赢标准。中国永远不缺最智慧的大脑，最牛逼的策略。所有你认为中国不好的地方，都有深意和良苦用心。

你难道没发现，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势崛起，中国足球就一直江河日下吗？说白了，都是演戏，都是走棋。

想赢场足球赛还不容易？但难的是老成谋国，国运长久。日本虽然进了7个球，但种种迹象显示，这个国家快去球了。

让他们XJB嗨吧，这对中国只有好处没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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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来稿，作者大松

吹哨人吴彦荣被捕时间线

2024年8月初调查，8月中旬曝光陕蒙交界风电巨头涉嫌大规模煤矸石路污染事件。《6100万大案引出风电巨头涉嫌污染陕蒙交界。为表不满，全乡遭污染公路写满“拆”字》吹哨人是吴彦荣。发起调查和艺术项目是坚果兄弟。

8月22日上午11点多，老吴去内蒙乌审旗公安送材料失联，随后遭大量网友关注后，到了当天晚上11点58分，陕西榆林手机尾号0963的警察叔叔，给老吴妻子打电话，说老吴被内蒙警方送到陕西榆林公安这边来了。

8月23日下午5点42分，陕西榆林手机尾号0963的警察叔叔再次给老吴妻子联系，电话通知家属：老吴将被行拘15天。

原因是“在路上刷红漆”。”

《吹哨人吴彦荣被行拘15天！为啥不抓坚果兄弟？》

那到底是什么罪名？

老吴妻子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不懂这些，也没敢问。警察叔叔也没有说。

警察还叮嘱老吴妻子，“外省的电话不要接”。

不得不说，警察叔叔真细心啊，还担心网友关注介入。

8月24日，老吴妻子一大早，再次去了榆林公安局，计划去拿通知书，想了解到底是什么罪名。见了警察后，拘留通知书是看到了，也签字了。但到底是什么罪名，她还是不知道。她不认识字。警察也不读给她听。也不让拍照，也不让带走行拘通知书。

就这样，不知道罪名的老吴妻子，又马不停蹄赶往郊区的看守所看望老吴。最终，她没有见到老吴。

老吴目前被关押在陕西榆林榆阳区看守所。

截至今天，老吴已经被关押了14天，全网依然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罪名。

且监狱里两次传话“不要再报道了”“怕行政转为刑事”，疑被神秘力量威胁。

全网拭目以待，9月7日，老吴亲友能不能接到出狱的老吴……

网友化身侦探，线索不断

网友来稿，作者段宇晨

网友来稿，作者张辉

——8月27日截屏

网友来稿，作者刘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