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从某知名媒体辞职。没有告诉任何人真实的辞职理由……”，黄雪琴说。

多年后，她参与了一场与女性赋权有关的话题分享，与她一同参与分享9位女记者当中有5位表示自己曾遭受了程度不一的性骚扰。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女记者群体里，不是只有她曾身陷囹圄，不是只有她选择了沉默。

图片来源：《华南早报》视频

#Me too风暴在盘踞西方主流媒体头版数月之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球。今年年初，300名好莱坞女性发起的Time’s Up行动使得性骚扰问题再次升温。而在中国，2017年10月20日《我也被性骚扰过——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一文在传媒圈内掀起一波风浪；2018年3月7日，《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正式发布。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在调查报告发布之后继续跟进采访，一起来听听这份沉重报告背后的故事。

中国媒体版#Me too：聚焦女性媒体人

2017年，中国持证记者已超过22.8万，其中女性占48.23%，在媒体行业，女性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半边天”。

然而，根据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2014年的一项调查，全球约有一半的女记者遇到过与工作有关的性骚扰，近三分之二的女记者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了威胁、恐吓、性别歧视及骚扰。而这个数字近几年有怎样的变动不得而知，原因是近几年的该主题的权威调查数量几乎为零。

8成受访者曾遭遇性骚扰，近6成保持沉默

此次调查共有1762人参与，收回有效问卷416份。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八成（83.7%）的受访女记者曾遭受性骚扰，42.4%的受访者遭遇的性骚扰不止一次，18.2%的受访者遭遇 5 次以上。

“数据结果的出来的时候，这个数据展示的结果比想象中严重。”黄雪琴表示，这只是媒体行业范围内的一个调查，并没有采取随机抽样的调查方式，所以数据是偏高的。

这些遭遇过性骚扰的女记者中，57.3%选择了沉默/忍耐/躲避；只有3.2%的人报告单位上级领导、人事管理部门；报警仅占 0.6%。“女记者是性骚扰的重灾区，并且大多数都选择了沉默”，数据结果验证了这一经验性结论。

89份被骚扰自述，5张#Me too照片

在网络上发布性骚扰调查的时候，黄雪琴曾呼吁曾遭遇过性骚扰的女记者实名或匿名留言讲述自身的经历、拍照支持#Me too。截止调查结束，89 人以留言的形式分享了曾经的遭遇，37人以邮件、私信等方式详细讲述其遭遇。然而，只有5名女记者拍下#Me Too 图片。

黄雪琴表示，在这为数不多的5张照片当中，有人特意遮住了脸，有人只拍了自己的背影，几乎没有人愿意大胆站出来。

起初，在国内推#Me too的时候，黄雪琴就发现，许多曾遭遇性骚扰的人并不太愿意用正脸、图片或者相片的方式来直接告诉大家“我被性骚扰了”。互联网为匿名发声提供了便利，这也是她决定采用调查的形式推动大家为自己发声的原因。

女记者缘何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很是讽刺，我们自认为以笔为嘴，为全民发声，为弱势群体维权，然而，却耻于为自己捍卫权利。”

—— 受访者自述

一边为弱势群体大声疾呼，一边自身遭到侵犯时却选择了沉默，为何会出现这种矛盾的情况呢？

作为拥有良好的数据搜集能力、反应能力、敏感度及话语权的高知群体，常常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女记者们理应比较大胆地维护自己权利。在和受访对象的沟通之中，黄雪琴找到了答案。

“与其他群体不同，在中国，记者是自我认同价值相对较高的职业，这使得大部分女记者的自尊心很强。”通过调查采访，黄雪琴发现，一些女记者会抱着“不想让家人失望，也不想让别人对她所代表职业失望”的心理。

由于性骚扰事件中的证据采集较为困难，加之女记者们见惯了社会上的冷暖与无奈。她们明白如果证据不足举证对方，对自己是很不利的——不仅担心隐私被泄露，影响到自己的事业跟生活，还担心性骚扰实施者对自己的打击报复。

种种原因之下， 57.3%的女记者选择保持沉默。

“其实女记者考虑的东西很多很多，所以导致最后越勇敢为别人发声的人，到了自己身上就变得更加无力、更加尴尬。”,黄雪琴说道。

345份被骚扰问卷的背后

性骚扰——权力的游戏

“怎么处理？聪明泼辣的，挡过去；胆小怕事的，躲着走；委曲求全，那就是悲剧。”

——受访者自述

性骚扰实施者当中，超过九成（91%）为男性。其中，40.9%的实施者是当事人的领导，30%的为同事，37.1%为陌生人，17.3%的性骚扰实施者为工作中的采访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40.9%的性骚扰实施者是当事人的领导。智联招聘发布的《2018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女性仍然停留在基础岗位，职业级别仍有较大的性别差距。

由于早期的行业发展缺乏专业培训，黄雪琴认为，目前记者行业内充斥着一些“江湖气”严重的中上层领导。“那些站在权利的高处的资源拥有者或者既得利益者，比较容易对相对职位低、相对能力或者权利跟资源都处于劣势的群体发起的挑衅。”

“不仅是女记者行业受到困扰，性骚扰背后的本质是权利跟资源的不对等。” 黄雪琴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平权主义者：“不管是男跟女都有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所以这不是一个男跟女的战争，而是权力高位跟低位的一个战争。”

人才流失不容忽视的原因

“这样的环境又会导致女记者的纷纷转行，媒体人才流失，媒体环境更加恶劣。”

——受访者自述

职业的特殊性是女记者成为性骚扰高发群体的一大原因，调查当中，性骚扰实施者为女记者的采访对象的比例也高达17.3%。

在遭遇过性骚扰的媒体人当中，16.3%的人有持续的精神抑郁，12.4%严重影响了事业，5.6%的当事人有自杀和自残倾向。

黄雪琴说：“如果在采访过程中受到了采访对象的性骚扰，可能会对受访者其实是存有一定的芥蒂之心的，就很难再建立起跟受访对象相互信任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她们工作的表现，也或多或少地影响正常的人际交往。”

媒体行业不景气、收入不高、做新闻的空间变小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媒体行业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在采访调查的过程中，黄雪琴发现，除了以上原因，性骚扰遭遇也是促使女性媒体人转行的重要刺激因素。

“这背后有个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倾向，性骚扰是传媒人才流失的一大原因。”黄雪琴表示，“调查虽然没有显示出职场性骚扰是媒体人离职的直接原因，但它确实是原因之一。” 

阴暗里的曙光

“或许真的像你说的，只有重新揭开伤疤，让里面的淤血流出来才能真正治愈。希望我的分享可以自我治愈，也给更多女记者们一份力量。”

——受访者自述

自揭伤疤、打破沉默、调查呼吁……"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曾是黄雪琴朋友圈的个性签名，她的这份勇气与果敢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但也面临着多种质疑——有人认为，她这样的举动会给记者行业抹黑；有人认为她这样的举动会加剧两性矛盾。

在黄雪琴看来，大家应该用平视的眼光去看待这个职业，不应该因过度美化而对女记者性骚扰问题避而不谈。目前的状况是——女记者职场性骚扰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性骚扰与调情只有一步之遥

虽然，在黄雪琴看来，之前的披露和这次的调查都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是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值得欣慰的事情。

比如，在这次采访调查中，有位男编辑想借这个调查道歉。这位男编辑说，他曾出于喜欢拥抱了一位女记者，在了解了许多性骚扰的案例之后，发现这位女记者当时可能因为他的高级编辑身份而压抑了不情愿，他认为自己在不自知的情况下骚扰了这位女记者。

有时候，性骚扰和调情只有一步之遥。黄雪琴说：“当事人到底舒不舒服，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一点很重要。”

有人揭开自己淤血的伤疤，有人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黄雪琴认为自己的举动至少引起了部分人的反思及性骚扰意识的提升。“其实很多人对性骚扰是脱敏的，我希望大家敏感起来。”

沉默到发声：让脱敏的人们敏感起来

下一步，黄雪琴打算将这份性骚扰报告邮寄给记协和工会，引起他们对行业内性骚扰问题的关注。在黄雪琴看来，媒体行业是在一个比较开放、包容、接纳的行业，应该起到带头作用。

“带头来在媒体里面做一些培训，给女记者做一些培训，告诉她什么是性骚扰，遇到性骚扰该怎么去做。”

调查显示，61%受访者在性骚扰发生后处于一种“懵”状态；48.6%不知道该如何反抗；近74.4%的受访者都希望工作单位有必要开展“防性骚扰”相关的培训讲座或者出台相关的规定，但只有3%的受访者表示他曾受到过相关的培训或讲座。

中国缺少防治性骚扰的机制是性骚扰问题的症结所在，黄雪琴和罗茜茜很早就在资料搜集中认识到这个情况。防性骚扰机制的建设包括事前的防性骚扰教育、事中的处理机制（调查协助、法律援助及心理咨询）及事后的惩罚机制三个方面。“‘反性骚扰机制’其实是一个很虚的概念，我要把实化。”

《时代》杂志2017年度风云人物——“打破沉默者”，这个词不仅指#Me too运动中勇敢发声的女性，而是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职业与身份，都选择不再沉默，将秘密公诸于世，汇集成一个声音的群体。如今，越来越多人加入到“打破沉默者”的行列。

在这个注意力只有七秒的金鱼系时代，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奢侈，而发声本身，更是一种力量。黄雪琴说:“其实尖锐的批判声当局反而不接受，人们反而愿意倾听那些有意义有建设性的声音。我希望我发出的声音是柔和但有力的。”

如果和做公益的女性打过一些交道，很容易就会了解到这些倡导者身上的反差萌，那就是这些为公义奔走的人权捍卫者大多数都是i人，ta们很多都是宅女，和人打交道时经常觉得紧张和不自在。我是带着这种印象和黄雪琴认识的，但是她却是一个例外，她可能是我这么多年认识的十分罕见的e人，有活力有精力，几乎没有不能聊的人，从来不怯于与任何人开始一场对话，2018年我在朋友圈讲述了自己被公益圈的前辈性侵的经历，几乎是一个小时之后，雪琴就辗转要到了我的联系方式，她给正在被信息轰炸的我打电话，语气真诚冷静，也很温柔体贴，那通电话里的“我相信你，因为你撒谎的成本实在太高了”给了我巨大的安慰，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句话，因为里面传达出的有理由的笃定，以及听起来像一个裁决的语气，让我放心接受媒体的考验，去更多主动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此之后，我很快就在在广州见到了她，那时她横躺在当时某个朋友的沙发上，聊着今后的计划，说到自己想继续写什么样的故事，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两个人没有什么单独相处的时间，如果她约我，一般也是要写文章，或者想做一点什么事情，现在想来我都有点遗憾，为什么我们不一起玩一玩呢？黄雪琴的生活在没有女权和公民运动之外到底是什么样，我几乎一无所知。

2019年她因为参与反送中的文章被捕，到现在我还是很震撼于看到这篇文章下面她的真实署名时的诧异，她好像从未内化什么自我审查的焦虑和压力，写了就是写了，去了就是去了，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否真的动用到了她的勇气储备，感觉就是一种毫不内耗的思维方式支撑她做了一系列在其他人眼中”勇敢、果决”的事情，她完全地自己为自己负责，诚实地对待自己所做的一切，哪怕这种诚实其实代价极大。

2021年我开始全职工作，她刚刚出来，我给她发消息，她很快就回了我，那些消息我现在也都还是保存着，因为里面有一句“一秒钟的黑暗不会让人成为瞎子”，我想这句话是一个坚强的人的证言，可以证明个人哪怕经历了可能是极权国家里的最恐怖的遭遇，人也可以保有生命力和尊严。后来我提出去看她，她给了我一个遥远的地址，在附近的地铁站接到我之后，她笑着说，我就知道你没来过，所以你才愿意跑这么远过来。那个时候她可能出来オ一个月，在一起往她的住处走的过程中，我小心翼翼地问她有没有吃什么苦，她直接替我说出口“你是想问我有没有挨打吗”，然后说，我们是思想犯，他们只会轰炸我们的大脑。到了她家，几乎是坐下来半小时，她就打开电脑，问我是否认识翘楚，她想写一些支持翘楚的文章。我为她一出来就开始创造的能力感到震撼，我都不记得我们具体聊了什么，可能我向她道了歉，说我并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我们和小猫玩了玩，那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后来我被这个工作折腾地焦头烂额，再也没空和她见面，做的工作也越来越主流，甚至都不清楚她在广州组织了某个轻松愉快地聊天活动，而她会因此再次被捕。

在她第二次被捕之后，我深刻察觉到身边氛围的紧缩和萧瑟，参与过她的活动的朋友很多都被拉去做笔录，我在一个数年没见的朋友家吃饭，得知他们也才刚刚安抚了好几个因为警察频繁骚扰而被迫搬家的年轻伙伴，到处都是关于雪琴和建兵的坏消息，而且因为恐惧，这些消息经常让人只能沉默。后来我因为一些别的事情也开始频繁遭遇警察的骚扰，警察上门成了家常便饭，我离开了广州，这个决定对我而言非常艰难，我几乎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说服自己离开只是一个选择，不是一种屈服和失败。但是在做这个决定时，我还是想到了她，以及为什么我不再花力气去期待公权力的仁慈。

说起来非常好笑，其实是因为我看了《窃听风暴》，一个关于公权力体制里也有好人的童话，我希望得到一些安慰，但实际上这个故事看得我频频发笑，但是想斯塔西的秘密警察得意洋洋地讲述自己对付艺术家的特殊手段—不让ta们看书看报，不让任何人和ta们说话，这样ta们的灵魂就会枯萎，就算出去了也一个字一个笔划也写不出来了——的时候，我坐在地上痛哭，因为我几乎是马上就想到了一出来就说要写作的黄雪琴，想到她家的小区、小猫。

至此我都不需要得知窃听风暴里的好警察其实在东德的历史里并不存在，也认清了这个故事的无意义。对体制抱有的希望是一种彻底的毒药，祈祷里面会有一种可以抵挡住一切的善，而且这个善奇迹般地来自于某个个体。因为想到她，我决定从精神上彻底放弃这种幼稚的奢望，我想真正的例外不是那个听古典音乐而唤醒良知的、平庸之恶的执行者，而是不枯萎的、不放弃的、坚守底线的她。

后来传出来的一些细节也让我更坚定于这种想法，她坦率直接地谈论暴力，并

且谈论的方式如此公正，我在一个纪录片里看到她讲述自己监视居住时经历的

一切，甚至包括警察为来月经的她准备糖水。我想这种罕有的不屈服任何叙事（哪怕它们有利于自己）的诚实，让我确信那个可以渡过至暗时刻的人应该一定有她。

我又一次从朋友口中听到她的消息是去年，说她坚持上诉，对我而言，去年是非常痛苦的一年，一年我都几乎没有流过眼泪，因为生活的残酷已经让我彻底疲惫，再也无法哭泣了，但是听到她坚持上诉的消息之后，我的眼泪像是得到了某种赦免，喷涌而出。这些眼泪有的是出于羞愧，之前我无数次在心里暗暗希望“无论如何只要出来就好，认罪什么的没有人会当真”，但她无论在何种情况，她会靠这些远方的、来之不易的消息郑重提醒我（也许也是我们），她的尊严和正义才是底线，而大部分人所渴求的所谓的“正常生活”不是的。有一些则是为朋友“选择”承受的这一切而痛苦，但是这也让我下了决心，我不要把雪琴也变成那些封藏在泪腺里的眼泪，变成一个“创伤”，关于她的回忆我只能因被创而痛苦，不能因为被讲述而自由。我发誓我要向所有可能关心这件事的人聊到她，和中国人，和外国人，我要说我们在咖啡馆里她直爽地向陌生人提问，问ta们那一年有没有什么好事。说她喝醉酒时冲进情趣店里，对老板抗议标牌只写”男性用品”是种性别歧视，赞美她在家门口的摄像头面前念诗、念到公权力最后退让。

我现在从那些监狱里传出的消息的细节感受到这种力量，比如组织狱友一千零一夜的谈话，自己上午教英文下午练瑜伽。我其实已经不知道自己能够再做一点什么，我只希望有更多人听到她的故事，记住她的名字；只希望二审能公开审判，以此给她最起码的公道。

雪琴的画：

今天来会见黄雪琴，非常震惊地得知，昨天上午，广东高院已经向她送达了二审裁判文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作为她的辩护人，我非常愤怒。就在昨天下午，我还给承办法官吴俊打电话，要求二审开庭。因为我本周向法院补充了三份证人证言，作为新证据提交，并且申请了这三位证人出庭作证。看到广东高院已经签收了，我就给吴俊法官打电话，说明这些新证据与本案定罪量刑高度相关，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开庭审理。吴俊法官告诉我，证人证言和出庭申请书已经收到，合议庭会考虑。他居然全程都没有告诉我，二审已经判下且送达了！在我之外，本案其他三位辩护律师，都没有被告知，也都没有看到裁判文书。

这是严重的程序违法。《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当庭宣告判决的，应当在五日以内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定期宣告判决的，应当在宣告后立即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判决书应当同时送达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刑诉法解释》第三百零二条规定：当庭宣告判决的，应当在五日以内送达判决书。定期宣告判决的，应当在宣判前，先期公告宣判的时间和地点，传唤当事人并通知公诉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判决宣告后，应当立即送达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范围的通知》第十四条：人民法院作出召开庭前会议、延期审理、二审不开庭审理、宣告判决等重大程序性决定的，应当依法及时告知辩护律师。

对这样的程序违法行为，我们将坚决予以控告！

我从今年八月底接受委托，到今天才不过十来天。接受委托后，我立即会见了黄雪琴，去广东高院阅卷，并据此向法院提交了：开庭审理申请书、调取证据申请书、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还做了一审判决书和庭审笔录证据比对列表，提出部分证据未予以质证。

随后我就联系证人，取得了三位证人的证言，立刻提交给了法院。在昨天的沟通中，我还告诉法官，我正在收集其他重要证据，近期将提交。

就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秘密下判，严重剥夺和损害我们的辩护权！

会见时，黄雪琴对我说，也是对大家说：

“我很惊讶，收到这样一份匆忙、不公的判决，尤其是在知道我的律师做了如此多的努力，提交了新的证据，申请了证人出庭，还如此的草率，我觉得是对不起历史的判决。其实我对法律是有敬畏之心的，在里面研读了很多法律的书，张明楷、罗翔写的大量的关于刑法的，关于程序正义的法律书籍，他们又坚定了我对法律的信心。昨天的判决又给了我重重的一棒！我认为法律的判决至少应当是客观公正，基于事实的，但这一份判决里，不仅罔顾事实，而且恶意揣测，故意误解曲解，颠倒黑白，甚至自相矛盾，这是一份违背客观事实的，不公且不义的判决，我不服！我知道这可能就是一个走过场，但是我的辩护律师和我，都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希望推动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我们的力量或许渺小，但是坚持的本身，就是意义重大。我相信有一天，真相真实和公义会显现出来。即便我个人需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我也无怨无悔。”

黄雪琴王建兵一案，事关重大，国内外高度关注，是中国公民社会标志性案件，希望法律界同仁和关心公共议题的人士施以援手，共同纠正广东高院的违法行为！

黄雪琴辩护人，徐凯律师

2024年9月13日于广州

出版圈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恐怖故事：新编辑入职培训的重要一课是去参加一场书的“葬礼”——化浆。想象一下，书从传送带缓缓进入粉碎机，封面和内页瞬间被撕成碎片，落入巨大的化浆池中，随着搅拌器的旋转，它们迅速被浸透、溶解，逐渐化为一缸纸浆。

在还没有编纂过任何一本书，没有体验过改稿的辛苦、营销的焦虑或是加印的幸福时，编辑们就先看到了最残酷的终点。

一位前图书编辑回忆，入职第一天，同事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向她介绍了一本书的一生：组稿，三审三校，印刷，上市。运气好的，上市之后会迎来加印；而那些经年累月卖不出去的滞销书，等待它们的命运只能是化浆。

没有人想做滞销书。图书编辑大多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读书，相信书籍可以连接世界、拓展认知；比起丰厚的物质回馈，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工作有价值。

但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落差。根据图书咨询机构“开卷”监测系统统计，2023年销量小于10本的图书超过一百万种——这意味着市场上近一半的书无人问津。

每一本书背后，都是编辑数月甚至数年的心血投入。当冰冷的数字摆在面前，意义感和自我价值该寄托于何处？当新鲜感褪去，工作在循环往复中露出繁琐、虚无、荒诞的本质，信念能否抵御倦怠？

这是图书编辑的“中场战事”，也是这个时代下，每一个试图在变动中重构内心秩序的人无法回避的命题。

“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

编辑汪淼不久前有一本新书上市，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相当于几乎没人见过这本书。”她悻悻地说。硕士毕业后，汪淼如愿进入一家出版公司，入职三年，她依旧觉得自己在“新手村”徘徊。

为了打破僵局，汪淼用尽浑身解数。她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书的作者，尝试向一些有私交的媒体投稿，并声明“不要稿费”。收到的回复如出一辙：“太小众，影响阅读量。”她又找到公司负责新媒体的同事，想把文章发在部门的公众号上。

“没有卖点，”同事态度冷淡，“而且现在没有人看长文。”

最后，汪淼只能把文章发在自己的豆瓣上，并且自掏腰包买了一本书用于转发抽奖。一位在书店工作的豆友看到后，为店里订购了3本。讲到这里，汪淼挤出一个苦笑：“还不一定能卖掉。”

照目前销量来看，如无意外，这本首印5000册的新书大概率会沦为滞销书——其中大部分将被遗忘在仓库里，直到某一天被送去化浆。

日剧《重版出来！》剧照

汪淼感到无力，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书是分营销等级的，等级越高，能动用的营销资源越多。”她逐一解释，“A级书只能自生自灭；A+级的书，会由部门内的营销编辑负责推广；而S+级，则会调动公司所有的营销力量。”这一次，她的新书只评上A级。原因显而易见：作者在国内没什么名气，缺乏市场号召力。

刚入职时，她接手的另一本书因阅读门槛较高，也只是A级。“不过那本书运气不错，找准了定位，销量逐渐超出预期，很快就升级了。”汪淼还做过一本S+级的书，是一位知名艺术家不那么知名的漫画作品。“从定级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不用为营销操心了。”她说，在全公司力推之下，那本书顺利跻身畅销书行列，“直到现在偶尔还会挂在一些畅销榜单上。”

并非所有的书都能如此幸运。“开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动销品种数为237.4万种，若以年销量小于10本为标准统计，滞销书达到103.6万种。某图书策划公司将销量小于1000册的书视为滞销书，2023年该公司滞销书品种数占其在售品种的72.47%。

如何定义滞销书，行业内并没有统一标准。不同类别、不同出版机构，无法照搬同一套参照系。

编辑林羽佳的评判标准非常直接：对她来说，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印一次就死了，它就是滞销书。”林羽佳斩钉截铁地回答。她在一家民营图书公司做文学编辑，每次新书上市，焦虑就成了她工作中的主旋律，“每天都会去刷有多少人在读，评价怎么样。”

她的最好成绩是两次加印，“作为一本小众文学作品，已经卖得不错了。”但在公司里，这本书依然不算“畅销”。同事做出过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女性话题、金句频出，销量几十万，林羽佳语气中透着无奈，“那本书给了老板想象，觉得本本可以做爆款，他现在什么书都冲着爆款去。”

文学图书市场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顶尖的作品，如马尔克斯、莫言、余华等人的书，销量常常能达到百万级别；但在头部之外，文学图书市场的另一面是大量销量平平的书。即便是一些在文学圈内备受推崇的作家，其作品销量也仅有一万册左右。

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今年再版发行时，预热海报上他“缠着绷带，鼻青脸肿”的模样，令不少图书编辑唏嘘：连余华卖书都要这么拼命了，其他作者该怎么办呢？

“滞销书”编辑的日常

在杭州一家书店的二楼，长期陈列着一个“滞销榜”。上榜图书多达上千本，填满了整整一面墙。有的书到店五年销量为0，还有的书至今只有员工买过。

书店称，这些书滞销原因很难一概而论。除了作者冷门、封面难看这些常见问题之外，大多数滞销书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不幸家庭——各有各的原因。

在一些编辑看来，有的书从选题策划阶段开始，就注定会滞销。

“关键在于对题材的判断。”徐逸提到一套小众且专业的丛书，策划阶段他便预见到读者群有限，于是控制了印量。“印量少，反而避免了滞销。”从事出版行业近十年，徐逸辗转过多家出版社和图书公司。他认为，滞销书往往是决策失误的产物，而并非书籍本身小众的结果。

杭州一家书店的二楼，长期陈列着一个“滞销榜”

有时候，书的命运也受制于出版社的定位策略。“比如一些公版书（公共版权书籍，指不受著作权法限制的作家、艺术家及其它人士发布的作品，使用不会侵犯作者的版权），一开始就不是奔着畅销去的。”编辑郑越解释，公版书没有版权费，理论上成本更低，但传统出版社容易陷入学究、精英的趣味中，用纸、装帧不计成本，导致定价过高，做出来的书只适合“摆在书房里珍藏”。

一本书从无到有，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而编辑并不是一年只做一本书，他们常常同时负责四五本书。除了改稿这项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工作，大多数图书编辑还要策划选题、协助营销。徐逸认为，一些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越来越近乎于产品经理的角色，行业内的说法是“全流程编辑”，“各种流程都要参与，琐碎的事情特别多。”

他举例，“从外部作者、译者、设计师，到内部各个环节的同事和领导，编辑要跟所有人沟通。”徐逸负责的第一本书，是一位知名学者的博士论文。他形容当时自己经验不足，经过多轮沟通、协调，好不容易说服社里确定了书的封面，没想到作者又提出了新的想法，他不得不再次去沟通、协调、确认。

编辑的工作还会细致到挑选字体和纸张。汪淼手里有一个绘本，日文原版的每一页都用了不同字体。做中文版时，她和美编、策划一起反复推敲合适的字体，既要让中文清晰易读，又要符合语境，还要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字体，同时保持视觉美感。她花了很长时间，依然没有挑出最满意的版本。

在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中，后浪出版公司的文学主编朱岳曾展示过自己平凡而枯燥的一天：“上班，打卡，打完卡，开电脑，然后看看豆瓣，看会儿稿，看看邮箱，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截图

镜头之外，图书编辑的工作远没有这么轻松。新冠疫情期间，郑越居家办公，白天常常在密集的会议和收发信息中度过，“晚上6点才有时间看书稿，一直看到10点钟结束。”她粗略计算过，做一本书，前后要填十几张表格。虽然繁琐，但好在相对确定，“无非就是去做而已”。

真正让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无法掌控的事情。

她策划的第一本书，一度卡在封面设计环节无法推进。最初的设计方案被推翻后，她迅速联系设计师出了第二套方案。这一版虽然得到直属领导的认可，却被更上一级的领导否决，而设计师也不愿再做修改。郑越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这种不确定性曾经也不动声色地消磨着徐逸的耐心。“你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但你就是推进不下去。”徐逸形容，“那种挫败感不是突然的一记重击，而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耗费掉你的心力。”

做书的整个过程，如同经历一场“十月怀胎”。郑越感叹，“即便你对这本书有很多不满意，但新书捧到手上的那一刻，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波澜。”然而，当这些书被忽视或滞销时，他们付出的劳动似乎只能淹没在无声的失落中。

理想被现实消磨

在出版社工作了6年，郑越一直自嘲是“滞销书编辑”。她编过几十本书，大部分销量不到5000册。有时候她也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干吗？”

图书编辑显然不是一个高薪职业。郑越记得自己刚来北京面试时，行业内一家头部出版公司给她开出的薪水只有五六千块。那之前，她曾在其他行业工作过一段时间，收入是图书编辑的好几倍。

“我当时真的满怀热忱，觉得只要能满足基本的温饱，意义感才是最重要的。”郑越坦言，自己是抱着“做好书、做畅销书”的憧憬入行的。“书在我看来是一个传播的介质，只有做畅销了，才能抵达更多的人嘛，否则没有意义。”她常常羡慕米未的员工，能制作《奇葩说》《乐队的夏天》这样有影响力的节目，“他们真的好幸福。”

做编辑的头两年，郑越一直面临着报不出选题的困境。“一大堆书讯里面没有一个喜欢的。”她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有的人能一直报，而你连喜欢的都没有？”

选题会上，她总会被各种质疑困扰。“这个能卖吗？会不会太小众？有没有人感兴趣？”郑越描述当时的场景说，“领导会把你心里怀疑过的问题，全部抛在你面前，再问一遍。而你无法回答，因为你自己也怀疑。”同事们也常常为此感到沮丧，“有时候连自己都纳闷，我又不是作者，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他去辩护？”

2024年1月5日，上海世图物流有限公司的仓库

更多时候，图书编辑要在保质和保量之间做出抉择。

李珩回忆，在出版社工作的前两年，编辑每年的KPI是要做出5本书。那时候她的工作状态还算从容，有几本书也引起了不错的反响。后来任务量翻倍，一年要做10本书，她依然试图像过去那样全力以赴，哪怕是挤压自己的休息时间。可她很快意识到，自己似乎在追赶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目标。

“早上9点开始看书稿，中午随便糊弄口吃的，一不小心就看到晚上九十点钟，看得整个人都很崩溃，还是看不完。”李珩叹了口气，“也许有人觉得完不成KPI无所谓，我也曾试图这样想。可是每次开会清点任务时，还是会忍不住感到慌张。”

2019年下半年，她突然接手一本问题重重的译著，翻译错误多到离谱。那段时间，李珩每天下班走在路上，都忍不住胡思乱想：“要是在路上出个什么事儿，不用看稿就好了。”她觉得讽刺，“刚毕业时的我，是一个多么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啊。”

工作量倍增，也让书稿的质量变得难以掌控。同事曾劝她不要太较真——一些翻译问题，如果编辑不去核对原文，质检几乎看不出来，读者一般也挑不出毛病。李珩试着接受这个建议，“可这么做了之后，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起那些我觉得有问题却没有去核实的地方，就睡不着觉。”

她似乎没办法那样放过自己。“既然这样，我做这份工作有什么意义呢？是为了挣钱吗？不是。我就是为了找到一些精神方面的回馈。如果要为了完成工作去做一些我自己不认可的事，真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截图

在这个直播间卖书只认名家的时代，像郑越儿时读到的《哈利·波特》那样的畅销奇迹，几乎不可能重现。做编辑这些年，挫败感像一块无形的砂纸，来来回回磨损着她的热情。有段时间，她几乎决定放弃，不再做编辑了。

“如果有一份性价比差不多的工作摆面前，比如人力资源，我会去吗？”郑越常常自问。她了解自己，尽管常把人力和后勤挂在嘴边，但真正面对选择时，她的内心却充满犹豫。

做市场营销那两年，要向新朋友介绍自己时，她总是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市场营销这个词笼统而模糊，难以准确传达她的自我。“但现在，我说我是个图书编辑，你大概能判断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喜欢读书，可能有点儿文艺。”郑越承认，相比之下，她更愿意被“编辑”这两个字定义。

“每个编辑都是成不了作家的人的退路。”郑越说，读书与写作是她从小到大的爱好。图书编辑的工作，让她依然与那个更大、更纯粹的文学世界保持着联系。“它会让我觉得我依傍在这个东西周围，也许未来有一天会‘曲线救国’。”

偶尔，郑越会在书店里感到一丝满足。她说，去书店就像续命，看见冷门书籍依然有人翻阅，仿佛找到了些许价值感。

与郑越一样，汪淼也在编辑生涯中寻找着自己的价值。虽然她的初心并非源自写作，而是来自一份更加质朴的愿望——她从小在农村长大，没怎么看过课外书。大学期间接触到儿童文学后，她常常想，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孩子也像她曾经一样孤独，如果他们有机会读到一些好书，获得一些安慰，应该会拥有一个更快乐的童年。

在汪淼眼中，那本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的新书似乎就有这种“魔力”。而“魔力”生效的前提，是要让那本书尽可能地被人知晓。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图书编辑总是把“行业不景气”挂在嘴边。但不景气到什么程度，汪淼也是最近才认清，“当年类似的书，日销可能就有100多本，现在这本书月销不到20本，最多的一天卖出去两本。说实话，听到这些数据，脑子嗡嗡的。”她忍不住问自己，“图书行业真的要完蛋了吗？”

市场逐年收缩，她不是一点没察觉。刚工作那会儿，书做出来，不用费力卷营销，就有不少书店和绘本馆来订购，首印量轻而易举就消化掉了，“现在要四处求爷爷告奶奶。”

“市场情况跟2020年非常不一样了。当年可以像做杂志一样做一个书籍公众号，但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公众号阅读量直线下滑。现在大家更偏向于做小红书，没有人在公众号上再费力了。公司也觉得人力要花在更能带来转化的事情上，而不是花在没有转化的内容上。”汪淼说。

一位图书编辑透露，公司最近下达了一个要求：每位编辑都必须注册一个小红书账号，并且要立一个人设，每周三更，内容不限。公司希望借助社交媒体扩大图书的曝光率，甚至期待某个编辑的账号“突然火了”，成为推广的利器。

按照新要求，每发布一篇小红书笔记，编辑都要把链接同步到微信群里。她称这是“社死”般的体验，如果忘记更新或者没有及时同步，就会被点名提醒。

“真的很尴尬，而且浪费时间。”她忍不住吐槽，“四个点赞里可能有三个都是自己人。这有什么意义？但上面安排的工作，只能照做。”

电影《书店》剧照

时至今日，图书编辑早已无法置身于市场之外。汪淼提起，公司在两年前设置了绩效考核，那之后，上选题就多了一道流程：按照一本书的版权费、印制费，包括人力投入，计算出这本书的销量底线，编辑要根据这些数据判断是否有盈利的可能，“确定能盈利，才能上会。”

作为同时具有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商品，图书有着独特而复杂的特质。它不仅是承载知识的媒介，更是一种文化产品，具备了超越其物质形态的精神价值。

但一本书在市场中的表现，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内容本身，而是受到包装、宣传、品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此外，图书还具有高度的主观性——一本书在某个人心中无比珍贵，却可能在他人眼中毫无吸引力。作为商品，图书既要符合市场需求，又必须保留其文化使命，这种平衡往往是编辑最为头疼的挑战之一。

今年6月，汪淼去日本拜访了一家书店。书店老板曾经也是一位编辑，挖掘了很多出色的绘本作家。

聊天过程中，汪淼流露出对市场的担忧。对方听了十分惊讶，“可是我觉得编辑不应该去考虑销售上的事情，它会影响你的编辑眼光。”

这句话瞬间让汪淼羞愧到了极点，“天呐，完了，我把我们出版行业的遮羞布给揭开了。”

她从心底认同那位书店老板的观点。但认同是一回事，工作似乎又是另一回事。

“我一直觉得编辑不应该以做一本畅销书为导向，应该朝着做出好内容努力。但是为了把工作做好，为了不被开除，我也慢慢地学会怎么样去加入一点市场的眼光。”汪淼宽慰自己，这是一种“变成熟”的表现，但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依然让她感到不安。

最近一次报选题时，她陷入了自我怀疑。她无法分辨，自己的判断究竟是基于书的内容还是它的市场前景。一番犹豫后，她还是提交了这份选题表，“毕竟书卖得好，对公司和自己都有好处。”

这几年，公司一直在裁员、精简队伍。“我不知道，如果我到35岁被裁员了，找不到新工作，下半辈子要怎么过。”想到这些，汪淼难免焦虑。

电影《书店》剧照

林羽佳最近的状态同样紧张。上个月，她手头的一本书刚刚上市，另一本也即将下厂，每天忙到晚上七八点才下班。和汪淼一样，她经常主动加班——联系合适的博主荐书，安排文化类的播客与作者对谈。

这样的付出并不一定能换回对等回报。她观察到，那些“卖得好”的书，大多“薄而小、金句多”。

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林羽佳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进公司的第一年，她就引进了一部“大部头”作品，“做出来有八九百页”。“这么厚的书，除非是世界名著，否则真的很难卖。”林羽佳清楚，放到今天，她不会再做同样的选择。

她心里始终有两个声音在搏斗。“我认为的出版，不是一直要做刺激大众情绪的书，我觉得出版是让大家思考的一个事情，要引进新的东西，推翻我们已有的偏见，或者看到新的边界。我还是不死心，我想做我认为好的书。但是事实上，按照市场反馈，书一直卖不好，我会感到，头顶总有一团乌云压着我。”

郑越已经意识到，一本书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编辑手中。畅销有赖于很多因素，比如编辑的眼光、出版社的定位、营销的策略、市场的行情等等，“个人的力量在其中微不足道。”

她不再追求做出畅销书。“现在我们都不追求《哈利·波特》那种级别的畅销。能让业内看到这本书就很不错了，说明你的营销已经有一定力度了。我今年其实有两本书业内也看到了，某种程度上，我也把这当做一种进步吧。”

她也不再把意义感寄托在图书编辑这份工作上，“工作就是工作，对我来说谈不上赚钱，只是谋生。”就像一首歌的歌名，“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她正在学着坦然面对那个现实——自己亲手做出来的图书或许终将化作一缸纸浆，“如果五本书里有一本能让自己满意，我已经很满足了。”

（本文所涉采访对象皆为化名。为不暴露隐私，文中隐去了书名、出版社等具体信息）

这是一次特殊的运输。8月13日凌晨，前往福建的路上，54岁的货车司机牛师傅不幸心梗去世。面对被搁置的货物和货车，四位与他素不相识的货车司机，决定接力完成这场运输交易。

近三年以来，随着货车司机过剩，货源不足和运价下调，类似意外和事故屡上新闻，而途中的货物和车，则是他们留下的难题。仅过去一年时间里，这几位热心的司机就相继参与过五、六次类似的救援——它们发生在海拔5400米以上的高原，也出现在深圳这样热闹的都市里。“基本是‘累’死的，有车贷，家里负担又大，现在运费不高，也不挣钱。”一位参与救援的司机说。

文|蔡家欣

编辑| 王一然‍‍

视频剪辑|张歆玥

三声鸣笛

它停靠在武汉的新洲服务区。车头是解放牌的J6P，红色的，看起来崭新，车身和玻璃被擦得发光。货厢是13米长的高低板，被厚实的篷布牢牢罩住了，里面装着价值十几万的烟胶。

大概8月11日，这辆货车从山西出发，按照计划，它将在3天内抵达目的地——1900公里外福建三明的一家轮胎厂。卸完货，它大概率会在当地“趴活”，待将货厢塞满后，再经由国道，折返回它的老家山西太原。

但意外发生了。出发后约20个小时，8月13日凌晨，途经武汉新洲服务区时，这辆货车的主人，54岁的司机牛师傅突发心梗，倒在了驾驶室。被救护车拉走后，那辆解放牌的货车，连同车上的货物，卡在了武汉新洲服务区。

在运输行当，每辆货车出发前，关于车上的货物和送达时间，司机和货主都会拟定相关的协议，超时、货损都有可能产生额外的赔偿，特别是水果这类的生鲜。

按照惯例，发生类似的意外，通常家属会委托新司机将货物送到目的地，再将货车开回当地变卖处理。对于家属来说，类似的委托费用不菲，一趟运费基本没法覆盖。

牛师傅家中只有一个读高中的女儿，后事都是将近60岁的姐姐来处理，也找不到帮忙的司机。“很多人会觉得忌讳，又不是自己的亲人，就算给钱，也不愿意去开回来。”37岁的小于说。他在河北石家庄元氏县做二手货车的生意。8月13日，牛师傅的姐姐求助到网络上，小于得知后，和另外三个同伴决定将货物送达，把车开回山西太原。

●在小于等人的帮助下，牛师傅的解放牌J6P挂车开回目的地。讲述者供图‍

关于牛师傅，小于和同伴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他的长相。至于帮忙的原因，小于坦诚地说，因为流量。他和同伴都有自媒体账号，时间相对充裕，“这种事情会引起很多关注，特别是货车圈的人，帮助他的时候，也给自己带来了流量和知名度。”

当然，这辆车的主人牛师傅，也代表着小于几个人的另一面：曾经的货车司机，一人一车，承担着家庭经济来源，几乎所有时间都在路上。小于是土生土长的元氏人，背靠山西和内蒙的煤炭产业，元氏县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二手大车交易市场。十几年前，小于就跟着父亲在外跑车。后来，为了照顾家里，也考虑到最坏的意外情况，这对父子决定分开跑车。 

接到求助当晚，收拾几件衣服，带上充电宝——就像曾经每一次出车，小于和同伴拎着包开车出发，在隔天中午到达武汉新洲。

脸盆、牙刷、毛巾，以及几件衣服，在那辆解放牌J6P面前，小于看着家属将牛师傅的遗物清点出来——以车为家，这些司机的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8月14日中午12点，在派出所民警的见证下，小于正式从家属手里接过车钥匙。出发之前，一条黑底白字的条幅被贴在车头，“千里护送卡友魂归故里”。

两个小时以后，武汉新洲服务区传来三声有序的鸣笛声，那辆解放牌的J6P终于缓缓驶出新洲服务区，“鸣笛代表送行，我们用鸣笛来敬死者。”

国道、戈壁滩和无人接听的电话

事实上，那天夜里1点，求救的电话曾从这辆红色J6P的驾驶室拨出，先是120，一个小时后，同一台手机又拨向了110。仅有三平米左右的驾驶室里，没人知道他如何求救，以及度过最后的等待时间。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公开数据，2020年全国1728万货车司机，完成全社会74%的货运量和31%的周转量。在以定位和导航为主的北斗系统里，他们变成一个又一个闪烁的点，散落在交通网的脉络上，移动或者静止。但那是车辆的实时状态，至于驾驶室里的生命状态，则很难被感知和发现。交通事故、突发急症、甚至是抢劫，各种各样的悲剧经常上演。

和小于一样，38岁的一灯既是自媒体博主，也做了将近20年的货车司机。他去年开始参加类似的救助，大部分都是家属在网络上发来私信，一灯再打电话确认。家属总带着哭腔，“我老公去世了，实在没办法解决，能否帮助我们一次？”

一灯说自己没办法拒绝。做货车司机的那些年，每年在家的日子不超过一个月。每次回家，他都会发现孩子猛地又蹿个了。妻子、孩子、父母都对他小心翼翼，但也不甚了解，陪伴他最多的是一部收音机。“换位思考，如果有一天我客死他乡，无依无靠，老婆孩子对开车的事都不了解，你可以想象那种无助。”

一灯参加过五、六次救助行动。核实信息后，他会告知同行，基于自愿的原则报名参与救助。到达事发地，在派出所民警的见证下，再与家属完成车辆和货物交接。

●西藏救援中，小于一边吸氧一边开车。讲述者供图

过世的司机年龄基本都在40岁以上，有两位超过50岁。最年轻的只有31岁，那是一个江西人，也是两个小女孩的父亲。在柳州察觉到身体不对劲以后，他跟太原的牛师傅一样，拨打了120，遗憾的是，送到医院以后也没能抢救过来。

有些时候，死亡来得非常突然。在深圳，一位来自河南的货车司车终于卸完了货，倒车的过程中，他一头栽倒在方向盘上，再也没能站起来；河南安阳的一位司机，跑车途中，每晚都会跟家里通电话。2023年8月的一个夜里，他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直到最后关机。

六天以后，这辆货车在一条国道边被找到。一灯还记得车门打开的时刻，50多岁的司机双手抱头，趴在方向盘上，没有了生命气息，身体已经微微有些腐烂了。

护送过程也总有各种意外。比如，有一回一灯到达当地后才发现，货物属于危险品，要临时寻找、雇佣有相关运输资质的司机。今年年初，在西藏海拔5400米的一条国道上，一位司机与家里失去了联络。几天后，这位司机连同货车被发现冲到了遥远的戈壁滩上。高原反应叠加车祸，司机早已失去了生命体征，货车的方向盘上，满是血迹。出发之前，一灯只能拿出纸巾，将血迹一点一点擦干净。

那场护送充满了波折。连同一灯和小于共有10个人参加，自驾进入高海拔地区后，却因为高原反应，其中六个人只能卡在半道。返程的路，先是四条轮胎没气，修好后，货车又撞上马路边，坏掉了三条轮胎。

常年开车的人，见多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生死瞬间，总是迷信一些。驾驶室内，四位司机决定燃起三支烟，但那三支烟怎么都打不着。最后没办法，只能打电话给家属，让家属通过视频“喊魂”。最后，三支烟顺利点燃了，车也顺当地开往了目的地。

下行的运价和不敢深睡的司机

从武汉到福建三明，700公里的路程，小于和一灯等四人花了13个小时，8月15日凌晨3点，牛师傅那辆红色的解放牌J6P货车抵达目的地。

这个订单走的是平台，按照流程，运费的提取，需要牛师傅人脸识别认证。白天卸完货，在那家轮胎厂的门口，小于四人跟货主来回商量两个小时，终于拿到属于牛师傅的那笔运费：14280元。

按照小于的估算，如果没有意外，这趟车来回需要五天，每天不到1000块的利润。出发前，牛师傅曾跟姐姐提过，还要再跑两趟类似的订单，才能覆盖当月的车贷——54岁这一年的开端，牛师傅买进了那辆解放牌J6P的货车，落地价在40万左右。

在小于和一灯这样的老司机眼里，54岁还在买车，更多的是无奈。“他应该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买车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要承担家里的费用。”小于说。

这两年买卖二手大车，他见过太多人的来去。有人卖车做餐饮，以为能摆脱这个行当，失败后也只能灰溜溜地回来，“很多人甚至小学都没有毕业，但凡（其它行业）能有饭吃，谁都不想干这行。”

几年前，虽然道路上的风险更高，但货车司机的付出和收入还成正比。光景好的时候，三四个人拼一台车，每个月不仅能挣到上万元，还能休息10来天。近两三年，日子开始变得难起来，一辆车基本只能养得起一个司机，一位在新疆跑车十来年的司机，入行时每天能收入1000多块钱，现在每个月也就5000块钱，“每天最多的就是在排队等货”。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2023年1月至8月，公路物流运价指数持续下跌。与此同时，成本却在上升，比如油价。行情低迷，车价也在大幅缩水，一辆仅买半年的新车，经过折旧，挂到二手市场上，甚至都无法覆盖贷款。

●出发之前，小于一行人会点烟，在地上洒酒，向死者致敬。讲述者供图‍

司机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跑车，缩短运输单趟周期，增加趟数。车贷、以及背后的家庭压力，让这些货车司机变成机器上的传送带，不停地转，每个月至少要跑25天以上，每天要跑12个小时甚至更长。

入行四年多，40岁的刘芳媛见证了这个行业的急剧下坠。她开着一辆4米2的厢货，在日照、连云港和太湖一带穿行。以往，从山东出发，往长江南岸送货，再折返回来，大概需要两天半的时间，中间还能休息7个小时。

运价下滑以后，为了能挣到跟以前一样的钱，车厢里的货从三家增加到五家，甚至是七家。还是两天半的周期跑一圈，但路程变长了，卸货时间增多——这些都是用睡觉、吃饭、甚至是上厕所的时间换来的。

刘芳媛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女性跑车有很多不便利，比如上厕所、洗澡。但她家里三个小孩，正是用钱的时候。而丈夫在工地做电工，这两年工作量少了一半。最难的时候，刘芳媛带着小女儿到处跑车。有一回，在山路上车刹不住，往后溜滑，最终一半轮胎悬空卡住了——是刚刚学会说话的小女儿求助路人来帮忙抬车。

高强度的跑车，也让她留下头疼的毛病，车里总要备着布洛芬。近一年，刘芳媛经常刷到一灯和小于救援的视频，看到许多司机猝死的案例。她也会害怕。疲劳开车后，她会将座椅往后调，把被子、枕头放在方向盘上，趴在上面睡觉。闹钟每半个小时都要响一次。“这是我的自救方式，我不敢躺着睡，担心过度疲劳深睡以后会没法醒来。”

刘芳媛和其他司机姐妹有一个小群，出车时会互相抱团。每天晚上在群里报备路线和时间，为了确保对方的安全状态，醒来后也会互相打微信电话，“起床没？”在她看来，现在行情艰难，每个人都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中，“不仅要自救，也需要依靠别人，互相关照。”

最后的“风光”

8月16日中午，那台红色的解放牌J6P货车，重新回到了它的家乡山西太原。那天上午，它的主人，54岁的牛师傅，已经落葬。货车缓缓驶出太古高速口的时候，路旁零星站着几位来为他送行的“卡友”，J6P再次发出三声鸣笛。

对于货车司机来说，这是一趟奢侈的返程，不仅空车返回，还全程走高速。一般情况下，返程时，货车司机会选择走国道，再顺路拉一车货。行话又称作“回程货”，大多数时候，“回程货”会被拼命压价，它只能减少回程的成本，基本不挣钱。

在小于和一灯等四人看来，永远在路上的货车司机，为了争取时间，似乎总在佝着腰求人，包括普通的村民，以至物流园的保安、卸货工。最后一趟车，他们希望司机能够“风光”一回，“千里空放，不计算油费和路费，用货车人的方式送他一程。”

即便如此，最后一段回家的路，J6P还是逃不了被嫌弃的下场——小于说，原本家属约好了停车场，但负责人看到了J6P的相关短视频，拒绝了它的进场，“这是一辆死过人的车，不管你给多少钱，他都不允许你停靠。”

最后实在找不到地方，J6P只好停靠在马路边的空地上。连同车钥匙，以及14280元的运费交还给了家属。这趟救助的高速费、油费、以及吃喝共花去了28000块，小于四人决定平摊。

回述这些情况，一灯和小于看起来很平静。每次救助，在家属的同意下，他们几人都会拍视频，甚至是直播。有网友斥责他们为了流量，一灯和小于都没有否认。有些时候，家属也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外界的关注，甚至是帮助。

●小于和一灯参加过多次救援，波折最多的就是西藏之行。讲述者供图

年初，一位哈尔滨的司机在往西藏送货的途中过世，家中还有两个正在读小学的孩子。经过宣传和直播，除了网友的捐款之外，货主额外给了1万块的扶助，并承诺负担司机两个小孩至初中毕业的学习费用。

直播和短视频带来的流量，也让更多货车圈的人看到了小于和一灯。比如，当J6P从福建返回山西路上，排队加气时，其他的司机大都知晓了情况，默默为它让路。之前在西藏将车开回的路上，同样的货车迎面开来，看到救助车头上黑底白字的条幅，也会放慢车速，然后长按喇叭，为那位陌生的司机同行送行。

但直播过程中，有时路途中司机间免不了会聊天开玩笑，网友斥责他们，“别人都去世了，你怎么还能笑出来？”一灯感到很不解，他只是来帮忙，跟死者素未谋面，“我不可能24小时都趴在这里哭”。

也有很多货车司机网友转来几十块一笔的小额捐款，希望小于和一灯能转交给家属。但不久前，因为捐款的事情，一灯被网友举报“非法集资”，面临着2万到20万的罚款。

不久前，小于听说，那辆红色的J6P货车也回流到了元氏县的二手大车市场。经过折旧和这次事故，“资不抵债，车卖出后，也很难抵消贷款。”小于猜测，J6P很难卖上一个好价格。

（文中一灯为讲述者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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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观的大幅改造，无疑显示了当地政府将盘活闲置资产的决心落到了实处。然而，这一庞大的闲置资产地标，真的就此“浴火重生”了吗？

一座水司楼，让西南边陲默默无闻的独山县一夜“爆火”。

2.56亿元投资造了一座巨大的烂尾楼，烂得如此彻底——被住建部通报批评，被网友评为“2019年全国十大最丑建筑”第二名，还牵扯出独山县400亿地方债。

这样一座负面光环叠满的“地标建筑”，却在近日传出了投资1.5亿改建盘活的消息。

是知难而上的勇气，还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荒诞的开始，不该以更荒诞的方式收场。

01

其实，水司楼因“天价烂尾楼”暴得大名，有点“冤”。因为，2016年水司楼开工时，2.56个小目标在独山县的“城建狂潮”中充其量只是个小浪花。

这个人口仅36万、财政收入不到9个亿的贫困县，2016年20项城建、旅游投资，累计投资目标达131亿。单一个水司楼所属的净心谷景区项目，就是50亿的总投资规模。如此狂热的氛围下，投几个亿建个“文旅地标”，多大点事？

不过，在独山县众多大项目里，水司楼也算得上是雄心勃勃、“创意”满满。

按照最初的设想，要用全木质框架式榫卯结构打造这个高达99.9米、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进深240米的庞然巨物。这要是干成了，能让26.92米的故宫太和殿相形见绌。

当地政府还为水司楼申报了三项吉尼斯纪录：世界最大牌楼、最大的水族建筑、最高琉璃陶建筑。

按计划，这座奇迹般的建筑将在2019年完工，作为文旅综合体对外开放。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开工两年，砸下2.56亿元后，资金续不上了。

2018年，水司楼实际上已经停工了。此时水司楼的主体结构已基本完工，木结构和琉璃陶的外立面也做了大半。这样一个30层楼高、非古非今的巨型烂尾楼，突兀地立在无人问津、杂草丛生的“景区”里，很是辣眼。

当地试图用围栏遮挡，却连门口那对8米高的石狮子都挡不住。更挡不住慕名而来的“废墟探索爱好者”，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

▲独山县水司楼（图/视频截图）

2020年10月8日，相关结论来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发布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湖北省荆州市巨型关公雕像项目和贵州省独山县水司楼项目有关问题的通报》中指出：

贵州省独山县在影山镇净心谷景区内建设的水司楼，建筑高达99.9米，投资高达2.56亿元，存在脱离实际、滥建“文化地标”、破坏自然景观风貌等问题。

楼和造楼的人都成了全国著名的反面教材，名副其实的“人去楼空”。彼时，力推水司楼上马的时任县委书记潘志立，人称“城建狂魔”“潘大胆”，已经落马近两年。

“潘大胆”2011年主政独山，到2018年被免职，不到两届任期给独山县留下了400亿债务，和一堆光怪陆离的大项目，包括大学城、影视城、人造古城、数据中心等等。水司楼是其中最出名的，但绝不是投资规模最大的。

“潘大胆”留下的庞大遗产，对2020年3月才脱贫的独山县何其沉重。

02

独山县成“网红”后，水司楼的命运也受到广泛的关注。

2021年9月，“水司楼正被拆除”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镜头里的水司楼周边竖起了吊车，外挂的木结构肉眼可见地减少了。

不过，媒体采访时，对方给出的正式回应是“只是安全维护工作”。拆除已经损坏的外挂木结构，是为了排除安全隐患——此前消防部门就指出过，大量外挂木结构过不了关。

因此，拆除木结构的工程不是为了拆楼，而是为了“资产盘活”。

▲独山县水司楼（图/视频截图）

独山县政府从没有拆除水司楼的打算，有文件为证。

2020年7月14日，独山县发文称：新一任领导班子“针对此前因盲目举债、乱铺摊子遗留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烂尾工程问题进行整改，通过续建、缓建、转建和压缩建设规模等方式，分类分批推进整改”，“将水司楼变为净心谷大酒店项目，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签订合作协议盘活资产”。

独山县选择为这座“网红建筑”续命。可是，烂尾项目找接盘侠并不容易。仅仅是前期扫尾，就劝退了“接盘侠”。

2020年3月2日，“净心谷酒店续建”的相关招标文件发送至贵州酒店集团。贵州酒店集团要求，原“水司楼”后续工作启动必须先完成工程质量和消防验收，但净心谷酒店消防工程未完工不满足验收条件；加之原项目消防施工图未经审查无法进行备案，该问题无法解决将严重滞缓净心谷酒店整改进度，目前正在公开招标吸引外部资金进入解决净心谷酒店的消防等问题。

这是一个“囚徒困境”。

潜在的“接盘侠”当然希望掉坑风险最小化，坚持扫尾干净后再进场。可是，当地肯定也有顾虑——扫尾的钱哪儿来？就算放着一堆债务违约不处理，优先盘活水司楼，还是会有顾虑——扫尾的钱花了，人家还是不接盘怎么办？

水司楼当年开工时，很多证都没办齐，说是违章建筑都不为过。面对这种从头烂到底的烂尾工程，接盘的决心不好下，不想接的理由是很容易找的——需要扫尾的何止一个消防工程？

总之，独山县和贵州酒店集团没有谈出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后来的接盘传闻中，这家专业对口的本省国企再未出现。

03

传闻有接盘水司楼意向的企业中稍有眉目的，还有两家。

一家是上市公司洪涛股份。

洪涛股份2017年4月承接水司楼工程的施工，2019年底洪涛股份称，对该项目的回款为6000万元，应收账款已滚至1.5亿元。该公司在年报中把水司楼项目列为“重大未完工项目”，还给出了理由：后续建设资金未到位，且项目投资规模过大与实际需求不符”。

怨气之大，隔着屏幕都闻得到。

这个被水司楼深度套牢的“大冤种”，一度被传为潜在的接盘侠，外行可能会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其实，把“债主”变成“业主”的确是这轮地方“化债”的常规手段之一。这就有了“洪涛股份接盘水司楼”的想象空间。

不过，这则传闻是来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臆想。洪涛股份从未公开表达过接盘意向。即使当地政府有心，洪涛股份也无力接盘——这家被地方政府欠款深套的建筑企业自顾不暇，此后的经营状况也是一路走低，就算硬着头皮接，水司楼还是继续烂尾。

▲正在改造的水司楼（图/视频截图）

另一家传闻中的接盘侠南卓集团，是一家贵州本土企业。

南卓集团主要从事贵州省内的文旅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擅长“参与地方政府平台实体化转型升级”。该集团在贵州省内大部分文旅项目，几乎都是与地方平台合作的。2020年7月，的确有南卓的内部人士向媒体透露，“我们的确准备接手这个项目”。

不过，南卓集团主要还是搞建设的，运营能力并不强。该集团此前投资的项目就有收益确权、应收账款等问题，接盘能力存疑。结果的确是雷声大雨点小——南卓股份仅仅参与了独山县净心谷景区道路建设项目后，就再无下文。

总之，水司楼这样的烂尾项目，要找到想接盘又能接盘的“白马骑士”并不容易。因此，给水司楼续命的资产盘活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2021、2022年两年间的公开信息少之又少。

唯一值得关注的，仅有2022年独山县发改局发布的“独山县影山镇净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项目备案”，项目建设单位为鑫影文旅投资，项目总投资3.6亿元——2016年水司楼项目的总预算为3.1亿元，烂尾改造比新造都贵。

不过，这一备案信息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鑫影文旅投资由独山县金融业发展服务中心全资控股，实际上是个“化债中心”，其投资实力可想而知。2022年总资产两亿多的鑫影文旅投资，亏损高达5000多万，可堪大用？

04

2023年7月以来，化债相关重磅文件相继出台。地方化债压力层层加码，独山县也加大了“资产盘活”的力度，“净心谷酒店项目”的动作频频。

同年8月4日，独山县发改局于县政府网站发布消息称，“独山县影山镇净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项目备案已调整”。项目总投资由3.6亿元增至3.645381亿元，建设规模及内容由“净心谷酒店建筑面积71318.5平方米的装修改造及广场附属设施”改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40785.19平方米，占地面积7307.9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4654.22平方米”。

更精确细致的数字调整，说明实质性推进“走心”。

果不其然，8月9日，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独山县影山镇净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招标公告》。此次招标的净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项目规划用地面积40785.19平方米，占地面积7307.9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4654.22平方米，合同估算价为1.5亿元，计划工期213天。

2024年1月初，项目推进再次加速。招标代理进场、规划设计招标公布了中标候选名单，“净心谷酒店项目”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

2024年独山县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在“年内净心谷酒店建成投用，净心谷景区实现运营”。

独山动作频频、底气十足，有赖两位出资的“贵人”——该省国资委实控的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格美集团。省国企出场意料之中，格美集团的参与更受关注。

格美集团旗下的格林酒店集团拥有“格林豪泰”等多家酒店品牌，是国内酒店业的龙头之一。格美集团正式入局独山县，始于2023年10月25日格美集团董事长率队到独山考察调研。2024年1月15日到17日，格美集团董事长再赴独山，项目随即加速。

▲改造后的净心谷酒店（图/视频截图）

最近网上流传的现场照片显示，水司楼标志性的琉璃件、木结构外挂已经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大型酒店常见的建筑外观。

世上不再有水司楼，只有净心谷酒店。

05

建筑外观的大幅改造，无疑显示了当地政府将盘活闲置资产的决心落到了实处。然而，这一庞大的闲置资产地标，真的就此“浴火重生”了吗？坦率地说，目前无法乐观。

首先，净心谷酒店的“起点”太高了，总建筑成本贵到高不可攀。

此次招标的1.5亿元投资，相当于每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的成本2万元左右，这比国内五星级宾馆平均每平方米5000—10000元的建筑成本要高得多。

而且，1.5亿元还不够。按照项目备案的3.645亿元，项目后续还需投入2个亿。再算上烂尾的2.56亿元、2018年以来陆陆续续的维护投入，建成后的净心谷酒店造价已经超过6亿元。

经营如此昂贵的大型酒店，后续经营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

再者，净心谷酒店是景区配套设施，盘活酒店就要盘活景区。净心谷景区是个50亿投资预算的大项目，当地有能力盘活吗？即便能够顺利完成景区建设，游客数量也是个大问题。

养活净心谷酒店这个建筑面积7万多平方米的超级“吞金兽”，一年得接待多少游客？

▲净心谷景区（图/视频截图）

贵州确实是旅游大省，但是距离县城近20公里的建筑面积有7万平方米的豪华酒店也过于奢侈了——即便是省会贵阳的五星级酒店贵航喜来登酒店，也不过5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为了一个豪华马鞍，先配一匹千里马，可不是正常的市场逻辑。

唯一能指望的“千里马”，就是旅游了。独山的确拥有一定的旅游资源，但是在贵州真能排上头部吗？

处于贵州省旅游头部的荔波县一年的游客接待量为1200万人次，是独山县的4到5倍，也没有配置如此昂贵、如此庞大的“超豪华酒店”。

综合各种因素，水司楼变身大酒店即便能顺利实现项目建设，未来要维持经营也颇为艰难。

当地急于“化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如此庞大的地方债不可能“无痛化解”，“一个也不能少”的化债思路是不现实的。

独山的经济恐怕承担不起“同一个坑跳两次”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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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上午，中国足协发布今晚中国队与沙特队世预赛亚洲区18强赛转播平台海报，海报显示，今晚国足主场比赛央视依然不会转播。

唯一转播平台只有爱奇艺体育。

新华社：国足队员已无路可退

0:7之后，当外界的批评、嘲讽甚至谩骂排山倒海，国足会以怎样的面貌迎接即将到来的下一场比赛？

中国队将在10日坐镇大连主场，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8强赛第二轮比赛中对阵劲旅沙特阿拉伯队。

2024年9月9日，大连，中国队在训练备战。视觉中国 图

再次迎战实力强于自己的对手，国足会被压力彻底击垮，在强敌面前又一次溃不成军，然后破罐子破摔沦为笑柄？还是选择知耻而后勇，拿出血性和斗志，在场上战斗到最后一刻，维护中国足球岌岌可危的尊严？

在这样的至暗时刻，在数万主场观众面前，国足队员已经无路可退。

主帅伊万科维奇表示：“我要向球迷致歉，0:7这样的比赛，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能接受。我们要通过下一场比赛的积极表现，尽快摆脱第一场在日本失利的阴影。作为一个团队，我们肯定会战斗到最后。”

本场比赛，伊万科维奇的球队将遭遇严峻考验。作为亚洲传统强队，无论是世界排名还是整体实力，沙特队都要明显高于国足。18强赛首轮比赛，沙特队在主场意外被印度尼西亚队逼平。多家外媒报道，在成绩压力下，执教沙特队的意大利名帅曼奇尼也面临“下课”危机。对于曼奇尼和沙特队来说，这同样是不容有失的比赛。

曼奇尼介绍，球队近日针对进攻做了专门训练，以解决首场比赛得分能力不强的问题。面对中国队，球队要尽可能把握住进球机会，争取获得胜利。

可以预见，在沙特队的猛烈攻势下，国足的首要任务仍是防守。摆在伊万科维奇面前的，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上一场对阵日本队，伊万科维奇所惯用的442阵型暴露出了明显的防守漏洞。有消息称，国足可能会调整为“五后卫”阵型，但此前球队并未对此进行针对性训练，临场变阵效果恐怕难以保证。两种选择，都有不小的风险。

技战术之外，对中国队来说更重要的是重拾比赛信心和斗志。大赛当前，球迷们并非苛求球队不输球，而是希望国足至少要展现出比首场比赛更好的精气神，踢出自身现有的水平，而不是一触即溃。

从两队历史交锋来看，中国队并不处于劣势。在近10年的3次交手中，两队1胜1平1负平分秋色。上届世预赛，国足有过1:1战平对手的经历。2015年亚洲杯，中国队在小组赛中1:0“绝杀”沙特队，如今国足的两位队长王大雷、武磊都出战了当年那场比赛。如果能拿出好于对手的竞技状态，国足在主场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18强赛是10场比赛的漫长旅程，中国队并不会因为首场比赛大比分失利就丧失出线机会。但相信国足队员都很清楚，只有拼，才能赢得一线希望。

9月3日是开学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不到，佛山中学校门口已经聚集了一些早到的六年级学生。规定的到校时间是八点，在此之前，学生在校外等候。

悲剧很快发生。山东东平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9月3日7点27分，一公交公司接送学生的车辆行至东平县须昌路丁字路口时，失控造成路边家长和学生11人死亡（其中家长6人、学生5人）、1人危重、12人生命体征平稳。

佛山中学毕业生刘苒说，她从网络视频里认出来，肇事车辆是学校学生搭乘的定制公交车。不少学生来自附近乡镇，公交车沿途接送学生上下学。

定制公交与通常意义的校车不同。一位在北京从事小车定制服务的业内人士向澎湃新闻介绍，校车服务对车辆和驾驶员都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比如校车驾驶员必须取得校车驾驶资格并具备三年以上驾龄，但目前没有针对校园定制公交驾驶员的统一行业标准。

“入校时间”

事发地佛山中学因县城北面的白佛山得名。9月2日，佛山中学的微信公号上曾发布开学季的迎新文章说道，为确保孩子们能够有序入学，学校制定了完善的工作方案，多部门联动，携手为同学们做好开学前的详尽准备。

9月2日，东平县佛山中学微信公号发布的图片。

佛山中学位于佛山街和须昌路交汇处。刘苒说，学校正对着一个丁字路口，大门在路口交汇处，学生行走的通道和马路之间有绿化带区隔开。

刘苒的弟弟是佛山中学的六年级新生。弟弟告诉她，9月3日早上七点半左右高年级的学生正在排队入校，他已经抵达校门口，正走到前面看分班情况，突然听到身后“嘭”的一声。刚开始他以为是附近炸山采矿的声响，回头一看，才知道是发生了车祸。后来，他才知道班里有两个同学在事故中受伤。

东平县另一所中学的一名学生范峻杰向澎湃新闻转述了母亲的回忆。9月3日早上，他妈妈骑电动车送他到学校后，回家途经佛山中学校门口，看到车子突然冲入人群。那时没到8点，很多学生和家长站在校门口等着开门。后来很多人围上去，很快来了救护车和警察。

东平县电影院献血点工作人员接受极目新闻采访时称，车祸发生后，很多市民自发前往献血点献血，有两台献血车在工作。

范峻杰说，他在东平县就读的中学是7点以后才开校门。学校因为这次事故改变了一直以来的校规，“本来不能早到，现在真早到了就进教室，学校提前半小时开门，就怕留在外面出事。”

许婷雨在东平县城的实验中学上学，她介绍，她所在的中学是早上7点开门，学生们通常6点50时到校门口，“到早了不行，到晚了也不行"。

2021年4月2日，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从保证学生充足睡眠需要出发，结合实际情况合理确定中小学作息时间。小学上午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8:20，中学一般不早于8:00。

一些省份的学校在这之后提出“拒绝早到校、安全上放学”。

刘苒分析，佛山中学门口出事的应该主要是小学生和六年级新生，因为他们是8点才入校，初一到初三的学生7点多就进校了。

杨彬是泰安人，他朋友的孩子在佛山中学读初二。据他所知，东平县一些学校设有“值路队”:上学期间，学生、家长轮流在校门口站队维持秩序，保护学生安全。也就是说，如果有提前到校的学生就在门口排队等待入校，由值路队维持秩序。

澎湃新闻记者搜索发现，2023年，一名学长家长曾在社交平台发布佛山中学“值路队”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校门外，学生列队进入校园。

定制校车谁来规范

据现场视频、图片显示，涉事车辆是一辆巴士，车身印有“东平县东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核载52人”的字样。

刘苒回忆，她上学时，这种校车可以直接开到学生家小区门口。她说，定制公交一般是学校跟公交公司预订。也有当地的学生表示，这类定制公交可以由不便接送的家长自行联系。

一位在北京从事小车定制服务的业内人士向澎湃新闻介绍，校车服务对车辆和驾驶员都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比如校车驾驶员必须取得校车驾驶资格并具有三年以上驾龄，但目前没有针对校园定制公交驾驶员的行业标准。

2012年国家颁布的《专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中，专用校车是专门用于运送幼儿或学生的小车，并细分为幼儿专用校车、小学生专用校车和中学生专用校车；另外根据《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等规定，校车驾驶员需要经过专门的岗前培训，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不得驾驶校车。除了车辆运营机构，学校也对校车有专门的管理责任，禁止使用未取得校车标牌的车辆提供服务。

澎湃新闻记者了解到，东平县只有两家公交公司，一家是2003年4月成立的泰安市交运集团东平分公司，另一家是2012年3月成立的东原公交公司。截至2023年的统计，前一家公司员工有127人，后一家仅有37人。

东原公交的公众号介绍称，“公司近年优先发展定制公交业务，开通县城及城乡学生定制公交线路多条，大大缓解了接送学生时道路交通拥堵问题，确保学生安全到校。同时推广各企事业单位的通勤班车定制公交业务，常年对外承接家庭喜宴，家事包车等各种定制公交业务。”

一名泰安交运集团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定制公交的业务相当于自己打电话租车，现在公交公司都有这个业务。比如用于学校学生集体出行，或用于公司员工上下班通勤。

他称，当地定制客运服务已经有几条可供选择的线路，跨越城区和乡镇，规划好了站点，通常市内单人单程至少需15块钱。如果要自行制定线路包车，费用一般在400块钱以上；他们公司的司机都是统一培训的公交司机，几条定制线路的公交也都是用交运公司的车。

天眼查App显示，东平县东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校车运营服务、城市公共交通等，由山东泰安世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泰安世园农业曾用名山东东平交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9月。从股权关系图可以看到，公司虽然名为农业公司，其旗下相关公司业务均与交通运输相关，还包括两家驾驶员培训机构。

股权关系图 天眼查

从2016年至今，该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被起诉5次。今年3月，该公司经营范围新增校车运营服务。

截至发稿前，记者未能联系上东原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应司机资质等问题。

前述泰安交运的工作人员同时提到，如果是学校来向他们公司定制校车，通常是用12座或者15座的黄色校车，车上还需配备一个巡车员，巡车员也是交运集团的员工。

事发之后，环卫工人用洒水车清洗地面，出事的公交车被拖车拖走。截至目前，肇事驾驶员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杨彬、刘苒、许婷雨、范峻杰为化名）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李小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作为一个女性研究学者，她有过自己的时刻。在四十年前，女性主义还没有迎来自己的时代，中国的妇女研究还是一片冷僻的荒野，三十出头的李小江是郑州大学的一名教龄很短的讲师，出于某种自发而又不可抑止的激情，她源源不断地撰写、主编、组织翻译了一大批女性研究丛书。一位学者说，“李小江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引领了那个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声名最盛时，有西方学者将她称为“中国的西蒙娜·波伏娃”。

盛名之后，她奇怪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消失了很多年，有朋友以为她已经去世，事实上她在辽宁的一座小城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不会客，不接受采访，依然还在做女性研究。

思想者的荣誉与悲哀都系于时代，李小江被时代选择过，也被抛弃过，但无论在哪种境遇中，她都没有放弃过。她真正做到了自己的书《解读女人》封面上的那句话：无论怎样的逆境或幸福之中，永远不要放弃自己。

这是她的故事。

“我都快死啦”

73岁的李小江女士仍然还在高强度地工作。她每天5点起床，6点开始坐在电脑前，除去吃饭和一个小时的午休，她会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钟。

对于时间，她有一种内在的紧迫与焦灼。在她的住处，每个房间里都有钟表，书房、卧室、厨房、甚至包括卫生间，客厅的墙上更是挂了四只圆形钟表，这样可以保证，“一抬头就能看到时间。”

李小江家 ©张月

今年除夕当天，她问一位居住在美国的学者要几篇论文的电子版，用于写作，对方问，“你怎么今天还在干活？”他和李小江是认识四十多年的老友了，年轻时李小江就以勤奋高产著称，半个世纪快要过去了，大家都来到一个身体和精神加速滑向衰朽的年纪，而李小江仍然展现出令人敬畏的意志。他在电话那头表示叹服，李小江哈哈大笑，“我都快死啦。”

去年7月，李小江在大连的一家医院查出乳腺癌复发。她第一次确诊乳腺癌是在2007年，当时她失去了一只乳房。去年她在江西做调研时，原先的刀口处长出了一圈直径1厘米的紫色肿块，一开始她没有太在意，以为是当地气候湿热引发的皮肤病。在大连确诊之后，医生很快安排她做了手术，但今年3月复查时，医生告诉她癌细胞已经发生骨转移。在乳腺癌的病程中，骨转移通常意味着已到晚期，医学能提供的帮助已经不多。

李小江的书房床头挂着一只蓝黑色水滴状吊坠，那是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送给她的。在去年一次和学者戴锦华的对谈中，上野千鹤子将李小江称为“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中国女性学研究者”。她们本来约好今年要见面，但因为李小江的身体状况不得不取消了。

对大多数人来讲，李小江是一个让人感到陌生的名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名字要响亮许多。那时女性主义还没有迎来自己的时代，中国的妇女研究是一片冷僻的荒野，三十出头的李小江是郑州大学的一名教龄很短的讲师。出于某种自发而又不可抑止的激情，她源源不断地撰写、主编、组织翻译了一大批女性研究丛书，一位学者告诉我，“李小江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引领了那个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声名最盛时，有西方学者将她称为“中国的西蒙娜·波伏娃”。

李小江

在她主编的、最为影响深远的那套《妇女研究丛书》中，我们能看到一串耳熟能详的名字，《浮出历史地表》的作者是孟悦、戴锦华，《性的社会史》的作者是后来被称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潘绥铭，《中国妇女人口》的作者是开创了中国人口学的朱楚珠……十多位作者中，很多当时还是寂寂无名的青年学者，后来在性别研究领域里各自“开宗立派”，而曾经推动这一切的李小江却奇怪地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

时代精神不息轮转，只有向那段历史投注目光的人会偶尔发现她，西安交大一位做妇女理论的博士最近辗转联系到她，“她说，突然发现中国还有这么个人，”李小江告诉我，“还有很多认识的人以为我已经死了。”

我注意到她是在谷雨实验室去年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写女性主义图书出版热潮，希望邀请李小江做一次对谈。但她在邮件中婉拒了，“我不喜欢凑热闹，尤其是女性主义的热闹。”这则回复构成了我好奇的起源，在女性主义叙事成为某种时代潮流的当下，这位曾经孤独走在所有人前面的学者，却对女性主义展现出了一种疏离的态度。

在此之外，我也好奇这样一位学者的生命经历：她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在沉寂的、几乎被人遗忘的漫长时间里，她在做什么？她在思考什么？又或者，她还在思考么？

“要么死，要么做事情”

李小江从大连大学退休十多年了，现在住在辽宁庄河，这是一座位于黄海北岸的小城，离大连很近，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十余条河流在此入海。

见到她费了很多周折，她在这座小城过着一种安静的、甚至称得上决绝的隐居生活。一些朋友想去看望她，国外几所大学的博士生希望以她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我也两次托人联系她，她都婉拒了，“岁月有限，怕打扰。”这种打扰甚至也包括她的家人，丈夫和儿子去庄河的次数非常少，孙子出生两年了，她只在视频里见过他，“我不让他们来。”她也不希望邻居太热情，那意味着更为繁重的社交压力。

在庄河的一家茶室，我见到了李小江。她是那种身材称得上高大的女性，看上去很瘦削。因为服用靶向药的关系，她掉了一些头发，戴了顶粉色毛线帽。除此之外，你很难看出眼前这个人正在和一种绝症作战，她有一双看上去充满决断、少有疑虑的双眼，嗓音高亢，常常大笑，身上几乎没有展露出任何病人的虚弱和颓丧。

李小江 ©林琳

我们在茶室聊起漫长时间里的人和事，她展现出一种历史学家般的准确，三四十年前的地点、年份、人名、对方读的专业、后来的去向……我后来在查阅资料时，发现长达五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她几乎没犯过错。这也许得益于她长期写日记的习惯，她的书架有一层专门放日记本，从青年时代开始，每一本都贴着编号，排号靠前的看上去已经非常陈旧了，最后一本的编号排到了87。当然，这种准确和清晰还能保持多久是不确定的，她告诉我，乳腺癌通常有两个转移方向，一是骨转移，二是脑转移，得知是骨转移的时候，她甚至感到了一种庆幸，“还好不是脑转移。”

她需要保持清晰的大脑来做事，目前她手里还有上千份的女性口述资料要整理。1990年代她曾组织当时国内最大规模的女性口述史调研，花了十年的时间，采访了包括抗战时期的女性军人、普通农妇、慰安妇等上千名女性，在2003年出版了《让女人说话》四册书。在确诊乳腺癌复发前，她在陕西、江西、云南等地做了很多年的田野调查，采访了许多农村妇女、少数民族女性以及女手工艺人，这两年还采访了庐山万杉寺的30位比丘尼。

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说话》四册书 ©李小江

“历史是我个人的兴趣，与两个‘不信任’有关，一个是在我所处的环境中，对被告知的历史不信任……另外就是对男性中心的史学不那么信任。研究历史，在我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像是反叛，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发现真相。我知道这其实是做不到的，但做的过程对自己是一种安慰，至少，我亲眼见识和亲耳听到的东西，比在教科书中被告知的历史来得真实。”她说。

她和我聊起和这些普通女性做口述采访的经过，她去过33个民族的聚居地，上百个村落，提着小录音机，坐在那些女性的家里头聊天，留下了上百万字的考察笔记。她记得在陕西旬邑县，有一位擅长剪纸的农妇，把十二幅剪纸摆在炕头，内容是她自己的人生故事，她把这些故事用哼歌的方式唱给李小江听。农妇一生多舛，17岁就嫁了人，结婚后遭遇丈夫的家暴，在阴暗的生活里，她的剪纸却总是色彩浓艳。

李小江赞赏女性在困苦生活中仍不放弃的自我表达，她希望能够在病情进一步恶化前完成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分类。

某种程度上，是这些事情镇定住了她的生活，没有在死亡面前惊慌失措。对她来说，需要克服许多困难才能坐到书桌前：骨转移会让身体时常感到疼痛，现在服用的靶向药容易让皮肤过敏，同时感到疲惫，她时常需要在家里的按摩椅上躺一会儿。因为白血球偏低，她总是觉得冷，书桌下长期放着一只暖脚器。

她几乎不在别的事情上浪费时间，生活称得上无欲无求。家里用得最多的电器是微波炉，一位朋友曾在她那里吃过一顿令人印象深刻的饭，她用微波炉加热了几片面包，佐以芝麻酱，拍了两根黄瓜，调料只放了盐，“真的是一言难尽的一顿饭，但李老师平时就这么吃，她也不想多花费时间在做饭上面。”这位朋友告诉我。

2019年9月，上野千鹤子来中国，李小江邀请她来自己当时担任客座教授的陕西师范大学做一次演讲，题目是《超高龄化社会中的福祉与性别》。演讲之外，她俩做了一次对谈，聊起对于生命的态度，上野千鹤子说，即使有一天痴呆了也不愿意死，李小江不同意，她说，要么死，要么做事情，“生命本身就是一件最大的麻烦事，只有做事才能让生命本身变得有趣并呈现其价值，否则，维持生命就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上野千鹤子与李小江

“这下你所有的伟大理想都完蛋了”

关于自己的生命，李小江曾规划过许多种用途，但无论哪一种，女性研究都不在其列。

因为个子高，她曾经当过篮球运动员。下乡时，她做过钳工（技术非常优秀）。“文革”结束后可以考大学了，最开始她想学美学，希望能拜在朱光潜先生的门下，但老先生已经不再招生。她退而求其次，选了文学，1979年考上了河南大学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她是那种聪明勤奋的学生，导师牛庸懋教授研究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希望她能承其衣钵。从现在来看，这个愿望当然落空了，牛庸懋很多年后依然为她感到惋惜：“小江如果不去研究妇女，会更有出息。”

李小江出生于1951年，她告诉我，她们这个年纪的女性成长于一种“男女平等”的叙事之下。在她的记忆里，报刊杂志流行的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和“铁姑娘”的故事。新中国提出“妇女解放”的口号，毛泽东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许多女性得以进入传统男性的领域，那时候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第一位女汽车司机、第一位女厂长等等。在农村，妇女以能和男性从事一样的重体力劳动为荣，美国历史学家贺萧曾调研过陕南的四个村子，在《记忆的性别》一书中记录了与村民的一段对话：“你说咋样叫男女平等呢？”“男女平等，你男的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你能担水，我也能担水。你能担土，我也能担土，你能抬石头，我也能抬石头。”

李小江坚定地相信这些话语。小时候，她是个比男孩子还野的“假小子”，喜欢爬树、翻墙、打弹弓。十六七岁下乡，她抢着和男社员一起干最累的体力活儿，担稻捆、摇耧、种麦子。她同时渴望自己和男性一样有所成就，有一次读到英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传记《马背上的水手》，当水手的作家在白天遭受了风暴、严寒和沉重的苦役后，晚上仍然会在铺位上举着油灯读托尔斯泰、福楼拜、莫泊桑……李小江决意效仿先贤，不管白天的劳作有多么辛苦，晚上都会坚持读书。她悄悄搞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找个没人的地方，塞上耳塞偷偷学英语。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无疑是危险的，她记得，室友一度怀疑她是“美蒋特务”。

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学界没有专门的女性研究，李小江也几乎没有意识到男女的区别，“在一个所谓平等的环境中，要自觉认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是有困难的，我知道自己是女人，却不认为‘她’有什么特殊含义，不知道‘她’与男人有什么不同。那时候如果有人提出搞妇女研究，我恐怕自己就是一个激烈的反对者。”

直至迎头撞上婚姻和生育。

1975年，李小江结婚了，两年后，她生了个儿子。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这段生活，“我原本是决计不结婚的，可是我恋爱了，它导致我心甘情愿与另一个人生活在一起。结婚时我还表示不要孩子，可不久就强烈地需要一个孩子来求证我们的爱情。”她至今都记得生完孩子后母亲来探望自己时说的一句话：“这下你所有的伟大理想都完蛋了。”

母亲的断言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李小江在读研，学业、孩子、丈夫、家务……所有事情都在争夺她的精力和时间，她很快便感到左支右绌疲于奔命。她记得有一次重要考试的前一天，儿子发高烧，她照看了一夜，心想如果天亮前还不能退烧，那就放弃这次考试。幸好儿子的温度最终降了下来，她赶上了考试。

她感到一种无所适从的痛苦，“如果还以过去那种独立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要求自己，我感到处处是障碍。但是要我放弃，心里也一百个不愿意。你在这时候才感觉到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一个历史的、关于女人的陷阱。”

李小江是那种性情倔强的人，她从这种痛苦中生发出困惑，以及解决这种困惑的决心。她想要弄明白，在一个宣称“男女平等”和“男女都一样”的社会，为什么只有女人陷入了这种双重角色、双重负担、双重人格的陷阱？

没人能给她答案，她面临的现状是：1986年之前，中国大陆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妇女的机构，没有一份妇女理论刊物，也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设有专门的妇女学教学岗位和学位。李小江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开始了这项工作。

“将我逼上妇女研究道路的，不是社会，不是十年浩劫，也不是职业，而是女性的生活道路，它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件自己的私事。”她说。

李小江

那时候资料匮乏，她几乎穷尽了能看到的所有的书。最开始是历史和哲学，她看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胡塞尔、萨特……看得废寝忘食，研究生的室友调侃她“不务正业”。研究生同学郑慧生后来专做秦史和甲骨文研究，李小江请他为自己逐字讲解甲骨文中透露的女性信息，还逐句介绍了《山海经》中所有的女神。

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她说：“我企图在史书中寻找女人的历史，却发现妇女未载史册。哲学也一样，哲学家中99.9%都是男性，很多人不结婚，但都有女人照顾他们的生活。你说人类是由男女共同构成的，那你所有关于人的学问和历史中怎么能没有女人的位置呢？”

在意识到女性“历史性的缺位和失败”之后，李小江想要找回女性，她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了“文学中的妇女”。1982年毕业后，她在郑州大学中文系任教，开设了第一堂妇女文学课。

李小江真正作为妇女研究学者被认知，是在1983年，她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一篇名为《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在这篇1.7万字的理论文章中，她梳理了全世界女性社会地位和权利的历史变迁，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前的主流观点是社会主义实现阶级解放的同时也实现了妇女的解放，但她认为，“阶级解放不等于妇女解放”，“妇女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不完全同步”，此外她还提出对“男女都一样”说法的质疑，认为男女并不相同，“男性与女性的（自然生理）差别是与阶级差别相同的另一种差别，在某种意义上，它具有更为普遍的社会性质。”

在结尾处，李小江引用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一句话，“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用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这篇文章引发了轩然大波，在人们都认可“男女都一样”的社会中，她提出“女人不同于男人”，批评者认为李小江是在搞性别战线，“说我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代言人，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但其实我那时根本没有出过国。”支持者则认为，李小江将女性从笼罩一切的阶级、国家和民族的宏大维度中抽离了出来，回归个体的真实感受，重新建立了妇女的主体性。

文章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她每天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封信，以至于学校系里取信的人需要专门为她准备一个筐。

在刚刚踏入妇女研究时，李小江曾形容自己的处境是“没有敌人，没有战场，没有盟友，也没有后援，”这篇文章之后，她以一种喜忧参半的方式收获了全部。

“我不得不扬长而去”

梁军认识李小江是在1985年的一次讲座上。在一篇文章里，她回忆过，李小江穿着白底灰条的连衣裙走进教室，身材高大，看上去很有风度，一开口讲话，声音有点尖细，梁军心里想：“她的发声位置不太正确呢！”

但她很快被李小江所讲的内容吸引了，李小江讲的是《女性自我认识》，剖析女性迥异于男性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女性生命道路的“中断”、女性双重角色的撕扯等。在那节课上，梁军清楚地记得李小江的最后一句话是：“既然我们身为女性，就要坦坦荡荡地正视女性的存在和价值，接受女性命运的挑战。”

梁军记得，课堂上有人哭了，她听完之后也很受震动。40岁的梁军自己当时正陷于一种消沉的状态，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于河南财经学院，在事业上也曾有万丈雄心，但渐渐被婚后生活磨损了锐气，她在那篇文章里写：“一头是职业，一头是家庭，不堪重负，又不愿丢弃，终日陷在焦躁、苦闷和抱怨之中，渐渐成了一个无可奈何地被生活牵着走的女人。”但最终还是只能丢弃，1985年初夏，她申请调入当时只是个中专的妇女干部学校，教授世界历史，工作很清闲，她说：“我当时只是想轻松一点。”

她在文章中回忆，自己找到李小江，坦陈自己的困惑，李小江告诉我，在她眼里梁军是那种典型的知识女性，“极富同情心和责任感”，是好老师，尤其擅长表达。她说：“你的条件挺适合搞妇女教育，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把《女性自我认识》接过去讲吧。”

也许是出于一种尚未完全泯灭的斗志，彼时对“妇女”一无所知的梁军接过了李小江的讲稿。此后的8年时间里，她走遍了中国的城市和县城，举办了近2000场不同内容的女性教育专题讲座，有一次为了赶路，她乘坐喷洒农药的小飞机，几乎摇摇欲坠。

梁军的课很受欢迎，她的学员里，有农妇、女工、女大学生、女医生、女教师、女干部。她说：“我发现，对‘女人’的无知，几乎困扰着所有的女人……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感觉和所有的听众是融为一体的，我讲妇女，就好像是在讲自己，我自己的女性意识觉醒，和努力唤醒妇女大众的女性意识是同步的。”

当梁军在全国各地奔波上课时，李小江把时间投入了另一项更具野心的工作，在意识到女性在人类整体知识领域里的缺席后，她希望能创建一门关于妇女研究的新学科，在她看来，对女性的感性认识最终一定要落实到学术的层面上，要在认识论的层面上确认“女性”的位置。

“它（学界）已经生成了一套严格的制度和不容置疑的批评标准——那里没有女人的位置，因此可以将女人置于科学价值体系中的‘无’，这种弥漫在学界的虚无所带来的漠视，逼得我不得不扬长而去，自己干自己的事情，创建妇女学科。”她说。

198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陈智英找到她，问她能不能编一套和妇女有关的丛书，李小江说，要编就编一套妇女研究丛书，她也诚实地告诉对方，如果由她来做，这套丛书将不会是以女性为噱头的畅销书，而是一些可能赔钱的学术著作。出版社总编辑赵磷先生最后拍了板，就编妇女研究丛书，并且列入了重点出版项目。

杜芳琴是丛书中《女性观念的衍变》的作者，她当时是天津师范大学政法系的一位讲师，学汉语史出身，喜欢研究《说文解字》和先秦典籍，空闲的时候喜欢注释古代游记散文。在李小江邀请她写书之前，她对“妇女学”一无所知，只读过李小江那篇《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

1986年，她参加了李小江组织的一次妇女理论研讨会，开会之前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中国妇女形象历史探讨》，这是她第一次涉猎历史中的妇女。她虽然努力做了历史实证研究，但自觉文章写得并不好。这篇文章没能在会议上宣读，但却被李小江发现了，她坚持要把“女性观念的衍变”这本书的任务交给杜芳琴。

1986年，妇女研究丛书郑州会议 ©李小江

杜芳琴是那种内向敏感的女性，一开始她甚至感到惶恐，她没有任何理论功底，只有汉语史培养出的一点搜集史料的能力。1987年夏天，丛书作者们聚于河南，开会时分别阐释自己的写作框架，到杜芳琴时，由于过度紧张，她甚至无法流畅表达自己的提纲和已经写了一半的内容，“我总认为自己的见解不高，怕贻笑大方。”

会后，李小江给杜芳琴写了一封信，她看出了她的窘迫，在信中鼓励杜芳琴，“心得硬起来，供奉起自己心中的上帝，到哪里去寻找肯定呢？只有自己能救自己。”

一年后，杜芳琴把写完的书稿交给李小江，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半个月之后，“她（李小江）那里反馈来了使我至今感动下泪的热情洋溢的赞誉。”也是这本书起，杜芳琴后来一直专注于妇女研究，后来担任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成为了中国女性研究的代表人物。

郑永福也是丛书的一位作者。1987年，李小江第一次找到他，希望由他来撰写一部中国妇女史的专著时，他婉言谢绝了。他称自己当时担任河南大学历史系常务副主任，科研和行政都很忙。但这不是真实的理由，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其实主要是我内心的偏见，妇女史算不上什么大学问，难登大雅之堂，何况我是个男性，研究妇女很可能被人家耻笑。我当时已经有自己的方向，且小有成绩，犯不上涉足妇女史领域，干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但是李小江没放弃，她几次劝说郑永福，1988年夏天，郑永福终于同意了，“实在是盛情难却”。他的妻子吕美颐也是一位历史学者，两人决定合写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一本是《近代中国妇女生活》。答应后，他向李小江提了一个要求：自己做妇女研究的事情不能公开，必须处于一种地下工作状态。原因是郑永福的导师、时任河南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思庸教授一直对郑永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寄予厚望，他们两人情同父子，他不敢让胡先生知道自己在做“没出息”的妇女研究。

1993年，胡思庸去世，郑永福从另一位教授那里拿到了导师曾给自己做的一份学术鉴定，“读了《近代中国妇女生活》这本书，非常高兴，非常兴奋，非常欣慰……我相信这部著作很可能走出国门，在海内外产生相当的影响。”在过去的一些年，郑永福没有和导师谈论过自己的研究，他以为自己一定让导师失望了，看着眼前熟悉的字迹，他掉了泪。

像杜芳琴和郑永福这样的作者，李小江一共挖掘了将近二十位，他们来自历史、文学、性学、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不同的领域，她希望他们能从不同的领域，在各自的领域中寻找妇女的位置，她风风火火地投入这件事，1987年郑州大学有一个去牛津访学一年的名额，她也放弃了，“我走了这个事儿肯定就夭折了。”

作者中约有一半是男性，李小江对此并无偏见。她说：“妇女的事是大家的事，我以为大家的事最好大家一起做，我因此总是尽可能地召唤、组织大家去做，不拘形式，不拘性别，不拘能力大小，无论职务高低，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一旦发现合适的人才，立刻请她（他）分担工作。”

这套“妇女研究丛书”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陆续出版，共17册，白色封皮，装帧朴素。它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莱斯大学教授、长期研究中国妇女史的汤尼·白露评价道：“在那个年代，关于妇女的学术研究和李小江的妇女研究丛书几乎是同义的。”

李小江的妇女研究丛书 ©李小江

“我们需要新的理论”

回溯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史，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是绕不过去的里程碑事件。那次大会也是李小江命运的分野。

1995年4月，世妇会在北京怀柔县城开幕，中国政府提出要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身着粉色套装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女权即人权”演讲。中国当时流行的口号是“接轨”，我们当下所熟悉的女性主义——在当时还被称为西方女权主义——在这次大会后进入中国。

在李小江看来，这是解放之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在经济政治状况都不好的情况下，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唯一一张能在当时打出去的正面的牌，全世界都认，于是妇女的事在短时间内变成了国家的事情。”李小江说。

一位当时参与大会筹备的官员告诉我，在会议之前，妇联曾邀请李小江代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办两个论坛，但李小江最终拒绝了，此后回归书斋，渐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李小江告诉我，对于权力，她始终充满警惕。主编“妇女研究丛书”时，出版社曾希望邀请一位妇联的官员来做顾问，她认为不妥，谢绝了这个提议。在后来出版的另一套丛书《让女人说话》总序中，她写道：“为了保证让女人自己说话、避免不必要的打扰和干扰，项目执行期间，没有任何官方机构介入，也不曾得到官方资助。”

在她40岁声名鼎盛时，曾有机会被拔擢为副部级官员，她婉拒了。

她也不曾加入过任何党派，她的外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地方官员，外祖父曾劝她，你得有个组织，她并不赞同，“我就觉得要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是应该放弃这些职务的，不应该参与大合唱，所以到最后就什么都不剩，只剩我一个光杆司令了（笑）。”

这种高度敏感的警惕来自于“文革”的经历。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天，李小江的父亲被打倒了，他当时担任河南某大学副校长，15岁的李小江看着父亲戴着高帽游街，人们把墨汁浇在他头上。后来的日子里，父亲被打聋了一只耳朵，有一次被人从楼梯上踢下来，断了三根肋骨。学校的学生带着一张床单来抄家，书全都被带走了，只剩下了一套马列全集。

李小江不能明白这一切，从小父亲告诉她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那是再认真不过的理想，“共产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按照列宁的说法，下面就是实现全国的电气化，我们当时候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她努力学习数理化，希望能为未来的“电气化”添砖加瓦，在“文革”开始之前，她已经学会自己组装二极管收音机，后来，那些机械小玩意儿也都被抄家的学生带走了，她的名字被列为“黑五类”写在学校的黑板上。

她开始看家里仅剩的那套马列全集，看不懂就硬看，至今仍保留着看《资本论》时的笔记，“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你的人生命运中什么是红、什么是黑，我们昨天还是接班人，今天就是黑五类，又是为什么？”

李小江

因为这段充斥着痛苦的经历，她对一些冠以“主义”的主流话语始终保持警觉，“所有认知都是被告知的，人云亦云。宏大叙事之下，个人渺小而无力，但不是完全无助没有出路的——任何时候，读书都是一条开窗通天的捷径。再就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真实的生活感受是辨识善恶的一道本能的防线。”她说。

具体到女权主义，除了它是一种“主义”之外，她始终怀疑这种理论在中国的普适性，这种怀疑到今天也不曾改变。

1980年代，李小江参与组织翻译了一批女权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第二性》和《女性的奥秘》，她是最早向国内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学者之一。她告诉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就和女权主义保持了必要的距离。她记得，这两本书在当时的中国市场反应寥寥，她思考过这种“冷淡”的原因，“中国妇女的现实处境与美国妇女当时的问题有太大的差距，比如，她们陷落在家庭，而我们几乎全都在社会上。她们重返传统的性别角色以致重新丢失自我，而我们则是在远离传统的方向上丢失了‘女人’。尽管当时我们的社会上妇女问题层出不穷，一时也成为热门话题，但这些书的面市却于事无补，连隔靴搔痒也谈不上。”

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和历史系教授王政是李小江的同龄人，她在1985年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读书，研究妇女史，她也是在“世妇会”之后向中国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学者。她告诉我，在1980年代，李小江试图通过求助于女性气质和“女性意识”来把妇女从凌驾一切的阶级范畴中分离出来，从而在政治上实现女性独立的主体地位，但李小江忽略了1990年代的中国妇女已经开始面对截然不同的困境。

王政

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开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纷纷开始大规模的组织和人员精简。1998年到2000年，在政府提出的国企“三年脱困”的口号下，每年有700万至900万工人下岗，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下岗潮。1999年的春晚，小品演员黄宏留下了一句著名的台词：“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而女性在其中所受的冲击尤甚。从1980年代初期知青大量返城，就业危机即已出现，当时有经济学家提出，妇女不可能充分就业，提议让妇女回家来缓解就业压力。这遭遇了妇联的强烈反对，但仍然不能改变女性日益艰难的就业处境：大量女工下岗停薪，女大学生分配难，大量曾经参与社会生产的女性在竞争中落败，她们回归家庭，重新做起了家庭主妇。

至1990年代下岗潮到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妇女史的教授宋少鹏曾在一篇论文中写道，1990年代就业机会的整体缩减在男女两性间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下岗女工占到了下岗工人的60%。“女性因为临时性（可能随时需要退出劳动力市场）或不能全身心地从事工作（分心于家内责任），被视为‘劣质’劳动力，被劳动力市场边缘化或排斥。”

王政告诉我，在有关妇女失业问题的讨论中，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在舆论上重新建构女性的社会角色，“有人觉得男女平等的平均主义理想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因此必须被抛弃。新的男女平等不应该表现在权利和分配的平等上，而是表现在男女价值交换的平等之中，比如女性在服务、秘书和公关这些行业中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还有人认为为了国家发展和经济起飞，中国妇女应该向日本女人学习，回归家庭，做贤妻良母，为国家牺牲自己。”

随着市场经济的狂飙和消费主义的确立，性和身体渐渐成为商品。王政在1990年代回国感受到了这种变化。报刊杂志上的女性以前是壮硕的农村妇女，现在成了各种“现代”女性形象，“基本要素就是消费主义+传统女性美德+性感，女性成了被售卖的对象。”她记得连《中国妇女》的封面都成了性感女郎，她曾参加过一次全国性的妇女研讨会，一位妇联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关于大众传媒中的性别歧视调查，展示了一些妇女刊物的封面，有一张上面写着：“女人就是床上用的。”满座哗然。

在王政看来，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是反思“文革”极左路线，李小江的理论是这种反思的一部分，她强调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的不同，以此呼唤女性和女性意识的回归，希望借此摆脱国家对个人的绝对控制，开拓出属于女性的空间。但这种“做回女人”的理论在市场经济面前“毫无抵抗力”，而且有被“收编”的危险。

“这种自然女性意识并没有对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形成挑战，也正是由于它只具有解构‘男女都一样’这样主流话语的力量，而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毫无触及，所以市场经济可以毫不迟疑地接纳、吸收、利用（自然）女性意识。在市场经济中，女性获得了打扮、化妆、自我表现的自由，同时也更有可能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和玩物。”王政说，“强调女性的差异会掩盖对形成差异的家庭、社会结构改造的必要，而女性的差异又经常被用来合理化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

王政记得，中国大部分女性研究者都意识到了这种困境，在世妇会召开之前，全国的妇女研究者在天津师范大学开了一次会，在那次会议上，她把当时西方女权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成果—社会性别——介绍给了参加会议的学者们。

社会性别（gender）是对立于生理性别（sex）的概念，它更加注重考察形成性别不平等背后的权力和社会因素，认为妇女扮演的社会角色并非是由生理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文化所塑造的。“生理状况不是妇女命运的主宰，男女性别的角色是可以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改变的。”

王政记得当时很多人对此展现出强烈的兴趣，“整个两周我都没好好睡觉，因为晚上他们都会到我房间来聊聊，基本上要聊到凌晨两三点钟，希望了解越多越好，那种热忱是你们不能想象的。”

一位妇联负责理论研究的干部也找到王政，说：“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我们应该学习任何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中国妇女问题的理论。”

思想者的荣誉与悲哀都系于时代，有时候被时代选择，有时候被时代抛弃。王政记得，“世妇会”之后，她牵头开办了很多课程培训，“社会性别”作为一个研究范畴渐渐被大多数妇女研究者接受下来。她和李小江在一些研讨会上见过几面，但双方并没有发生过直接的争论，后来随着女权主义理论的迅速发展，李小江几乎不再出现在研讨会上了。

在拒绝参加世妇会后的很多年里，李小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妇女研究丛书”的一位作者曾如此形容李小江当时的尴尬处境：“在国外，有人认为李小江为中国说话，在国内又有人认为她是问题言论的散布者，于是在妇女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的现象，像李小江这样的人的一种作用和所代表的一个时期已经过去，而新的时期又尚未开始，中国的妇女研究就处于这样的一个时刻。”

让人惊讶的是，在艰难的处境中，李小江仍然展现出了一种学者的“历史感”，她希望将这种争论记录下来。她主编的这本《身临“奇”境：性别 学问 人生》在2000年出版，她在书中邀请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为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作出贡献的一些人写下自己的人生故事、性别意识和学术观点，作者有她自己，也有一些不同立场的学者，包括王政。王政告诉我，那篇文章里她讲了自己形成立场的过程，也批评了李小江的很多观点，发给李小江时她说，“请您批评指正。”李小江读完了之后说：“文章很好。”最后的成稿李小江一字未改。

在约稿的时候，李小江对作者们提出了几条要求：要求讲真话，不讲套话，讲个人体验，不以“我们”代言。另一条要求是对她自己的：无论作者立场观点，尊重原文表述，基本不做修改。这样读者看到的个案，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文化和立场。“我想让它们都留在这里，不求统一，不做是非评说，以便后来者可能从不同的方向上汲取不同的资源。”

我看完了这本书，它的确是一本能让人感觉到坦诚、包容、甚至勇敢的书，作者有前面提到的梁军、杜芳琴、郑永福，还有1992年开通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的王行娟、1996年创办全国首个资助贫困女大学生助学项目的高小贤、在北大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妇女研究硕士点的郑必俊、参与创办中国最早女同杂志《天空》的邬烈兴……17位的作者在各自的领域里摸索前进，为中国女性社会处境的改善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在北京见到了书中的作者之一刘伯红，她在当时担任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副所长，退休后在中华女子大学讲授性别平等的相关课程，她带着一丝怀念告诉我：“那个时候是激情燃烧的日子，不同的学科大家一起做事，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块做课题、开研讨会，比如说你做传媒，我做健康，她是就业，大家都有一定分工，最后形成一个合力，那个时代是这样的。”

这也让我想起汤尼·白露的一本书《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她在书中梳理和回顾了上世纪的中国女性运动，把丁玲、李小江和戴锦华作为不同时期中国女性思想的代表人物，在最后，她总结道：“与僵化思想的交战会以一场失望与希望博弈的方式展开，值得期望的是，未来是一个公平的未来，而失望却以多种形式出现，但是无论希望升起或破灭，每一个女性主义思想家都最大限度地与她的时代提供的即时前提或假设交过战。”

“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或幸福之中，永远不要放弃自己”

今年4月，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参观了一座妇女文化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以妇女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展示了许多普通女性的生命经历和自我表达，分为“她的故事”“江永女书”“生育文化”“女红”“织物上的历史”五个专题。馆里的工作人员林纷告诉我，馆中一共1200件展品，有400多件都是李小江亲手收集的。“这个博物馆是李（小江）老师的心血。”

林纷最近给李小江打电话，有一个新展览想邀请她来，李小江平静地说自己的癌症复发了，林纷愣在当场，不知道怎么接，李小江说，没关系你接着讲，她和林纷讨论了一些展览的细节，给了一些学术上的建议。

这座博物馆是李小江在离开公众视野后投注了最多时间的事情。1997年，她在郑州的处境日益艰难，受她的研究生同学、陕西师范大学校长赵世超邀请，来到陕师大女性研究中心担任兼职教授。

博物馆是她在1990年代初就想做的事情，“那时候是想抢救妇女的历史和文化，因为女性的很多历史是通过民间文化的形式保存和传承的。”她在河南日报上刊登了一个豆腐块的招募。没过多久，一个农村男人给她送来了两只刺绣用的圆形花撑，花撑的主人是他去世的妻子翟培英，男人写了一封信：“此物乃老妻翟培英闺门刺绣所用。1947年随嫁到我家，算来50余年了。每每把玩，翟培英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如在身边。”

两只花撑和翟培英丈夫的信 ©张月

翟培英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女人，以女儿、妻子、母亲的身份，度过了普通的一生，然后死去，没有做出重大的社会贡献，没有影响过历史。但李小江记得，对方把花撑送来时，提起老妻满眼热泪，“他觉得她的一生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认为我们应该记住，他认为放在博物馆里就会给别人看到他妻子的一生，然后让人们也记住他妻子这一生。”

还有一位双腿残疾的女性坐着轮椅给李小江送来了自己用红纸剪的“十二钗”，她说：“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用，如果你能用你就留下。

我在博物馆里看到了这两件展品。两只花撑是游客进到博物馆后看到的第一件展品，旁边放着翟培英丈夫的信。“十二钗”的每一钗都单独用玻璃装裱好，挂在剪纸这一部分最开始的位置。林纷告诉我，博物馆后来有了一些名气，一些著名的剪纸艺术家会送来自己的作品，但“十二钗”始终被放在这里。这是李小江为这座博物馆所定下的基调：没有名人的遗物，物品的主人都是那些不会出现被出现在史书中的普通女性。

十二钗剪纸 ©张月

工作人员乔木告诉我，为了收集展品，她们经常去特别荒凉的地方，有时不得不露宿街头。有一次去云南一个村子收集少数民族的嫁衣，没有宾馆，乔木就窝在街边的墙角睡了一晚上。她们没有钱买展品，只能努力讲明物品的用途，说服对方捐献。乔木把自己外祖母的砚台也捐了出来，上面刻着一个女性在教育孩子，后来别人告诉她那个砚台可能很昂贵，她想要回来，但又不好意思，后来想：“放在家里也是摆着，还不如放到博物馆让大家看。”

女性研究中心教授屈雅君是博物馆的首任馆长，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由于妇女博物馆只有一点学校的补贴，很微薄，李小江担任兼职教授期间没有领过工资，都让屈雅君领了用来筹建、试展。为了赚点零花钱，女性研究中心还一起做过义卖，有老师写了“女书”，有人做了扇子，李小江自己勾了杯垫，但后来义卖的钱被学校认为是“小金库”，被没收了。这种窘迫的经济状况直到现在也没有太大改观，林纷告诉我，现在每次办展览打印材料，她都不去校外的打印店，因为一毛一张太贵了，她在网上找那种一分钱一页的。

李小江告诉我，博物馆做得很辛苦，但心情是兴奋的，“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到处都是所谓的原生状态，人也淳朴，无论走到哪里，总会让你惊奇，让你的思维永远处于亢奋的状态下。”

在收集展品的同时，李小江还组织了口述史研究，采访一些有故事的物品的主人。这套四册的《让女人说话》在2003年出版，其中亲历战争一册，豆瓣有一位读者这样评价：“他们所采访到的女兵/战争受害者都相当于是亟待抢救的第一手材料……这本书用更细节的表达记录了女性在参战、生理期、生育等各个方面的故事。”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李小江渐渐意识到了理论的匮乏和有限，形而上的理论常会遮蔽掉个体的生命经历，“我觉得首先应该把局部的事情搞清楚，把一个个具体的符号解释清楚，然后才可能做一些理论上的结论，材料的收集不能中止，总会有新鲜的东西不断跳出来校正你的理论。”

去年，刘伯红和牛津大学教授叶玛丽一起去江西庐山看望李小江，在她租的房子里住了一周。刘伯红看到她还在写作，在和那些比丘尼做采访，她很是感慨，“作为一个研究者，她从来没有放弃过。”

李小江告诉我，一个人在精神上站起来，不是靠争论，而是真真正正去做事情，“解释是一件最没有用的事情，自己做事情最重要。我要是管那些杂音，我这一辈子的话，别说是100步，我可能连10步都走不出来。”

在一次大学内部的讲座中，一个女生问她：“我们怎么做才能摆脱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李小江回答她：“现在好好学习，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有什么困境，都不要气馁。我有一句话，写在《解读女人》的封面上：“无论怎样的逆境或‘幸福’之中，永远不要放弃自己。”

“壮丽的美”

今年6月，李小江从庄河搬到了大连的一家疗养院住，方便她每个月在大连打针。疗养院提供一日三餐，也能节省不少时间。庄河的朋友不放心她一个人，劝她留下来，她拒绝了。她说：“它能保持我正常的生活习惯。最重要的是关上门没有人来打扰我的生活，这样可以保证有效的工作时间是最大化的。”

在整理口述史的工作之外，她仍然对新的知识感兴趣。她关注了一个介绍各种讲座信息的公众号，每天早上起来会先浏览一遍，把感兴趣的记下来。一些年轻的博士生刚从海外归来，有人会在上面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李小江会选感兴趣的去听。她最近听了一位学者关于“舞蹈人类学”的讲座，听完后和对方通了个电话，两人从晚上九点聊到了十一点多。

我和她聊起自己在过去采访过的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人类学家，她展现出对其学术观点和学术脉络相当程度的熟悉。

李小江告诉我，在生命中很多个艰难时刻，是某种对未知的好奇支撑了她。她从小就喜欢爱因斯坦，很多年前还专门去爱因斯坦的故居拜访，她的电脑里至今留着一篇爱因斯坦写世界观的文章。他将客观世界描述为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一切宗教、人文和科学都是为了解开这个谜题，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们会在某一刻获得“灵魂沉醉喜悦中的强烈战栗”和“一种壮丽的美”。她时而能从知识中感受到这种“壮丽之美”，这足以帮她抵御孤独、争议和批评，“这些东西在我活着的时候，它鼓舞了我，壮大了我，让我可以去抵挡那些来自于不同方向的东西。”

也正因为如此，她始终不能服膺女性“主义”，对于女性主义在当下成为了某种“政治正确”，她展现出一种担忧，她认为对女性主义的绝对信仰是一种短视与残缺，“女性主义只是一种视角，不是全部的视角。”她说。

在和上野千鹤子的对谈中，两人曾聊到阶级和性别的关系，李小江说，“怎样看阶级和性别的关系？怎样看社会和妇女的关系？这不仅是我们之间的不同，也是我跟许多欧美女权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她们总是倾向把‘性别’凌驾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上，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与我们的实际经历不相符。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生活中，的确有很多问题远在女性/性别问题之上，是全民全社会必须共同承受和分担的……所谓“性别研究”，就是清醒地认识到性别因素的存在（几乎无所不在），同时也要同样清醒地看清它的位置：它是重要的，却不是唯一重要的。”

如果将来还有人看她的书，李小江希望最后能被作为一个“作者”或“学者”被记住，“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一个不断学习的人，而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宁可把feminism当作认识世界的一个角度、一种方法，而不愿它是我的全部——就让我保留这一点自由吧，让我在我的不认同中保存一点曾经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中的印迹。”

今年8月底，我和她联系，隔了一天之后她回复语音，说身体不太好，前一天完全不能说话，靶向药失效了，目前在住院治疗。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沙哑，但仍然是稳定的，她用一种颇让人信服的语气说：“不用太担心，情况还没有严重到马上会完蛋。”

我怕耗费她更多的气力，请她多多保重自己，她回复了一个可爱小人说谢谢的表情包。她停止了工作，对于她来说，与思想和时代的较量也许已经结束了，过程中她从未放弃。与身体的较量则刚刚开始，我相信她不会轻易缴械投降。

应对象要求，林纷、乔木为化名。封面来自李小江

圈子里的人都在为“蛋糕渣”努力

一个周五晚上，叶佳邀了几个朋友，聚在客厅里。桌上，是几道简单的餐食，花销不超40元。

这样平实的生活，契合上海浦东老社区的气质。这里的房屋建于上世纪90年代，6层楼高，没有电梯。

好在租金实惠，7千块能住上三室一厅，三人平摊下来，也不算高——要是换在东方明珠周边，这钱只够一居室。

这里的日与夜，一半是生活，一半是谋生活。

叶佳租住的小区 图源：受访者

晚上通常是生活气息最浓的时刻：“叶佳们”围炉夜话，爷叔阿姨安然入梦。到了白天，爷叔阿姨还在畅聊昨日，“叶佳们”已是行色匆匆，藏在人潮里，赶往地铁站。

叶佳即将抵达的是陆家嘴站。车厢门一开，告别平实的社区生活，接受摩天大楼的迎接。

这是一般人看见浦东的A面，一片集齐“最高”“最快”“最大”“最前沿”等各种“之最”的土地上，这些密集的摩天大楼撑起了经济高速增长。

但叶佳见到更多的是B面。在监管层的三令五申下，证券公司薪酬下调成为趋势。摩天大楼里的机构陆续采取了精简人手、“砍”预算等措施。

据东方财富choice金融终端和各家上市券商年报统计，截至今年6月30日，券商从业人员总数为340100人，较年初减少了10371人，降幅达到3.39%。

叶佳聚会时的饭菜 图源：受访者

明星投研的天价薪酬时代过去，反映到“叶佳们”的直接体现就是，他们开始接受“平替”，日常用的香水，从爱马仕变成性价比更高的国产品牌；

手里的那杯咖啡不再是星巴克、Manner，而是9块9的平价连锁；

午餐从人均五六十的Wagas变成了不过30元的外卖，晚餐从简。

在叶佳眼里，金融精英的滤镜正在褪去。

“过紧日子”

叶佳和多数金融精英一样，有着令人羡慕的履历。

她是浙江人，本科读的是重点高校的金融专业，此后远赴法国读研。2018年毕业回国，成为国内某证券公司的研究员。

她就职的企业在上海金融核心区——陆家嘴金融城，那里集聚了8000多家金融机构。

一般而言，证券公司的收入来源于这几个渠道：经纪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投行业务，以及自营业务。2019年之前，经纪业务曾是证券行业的第一大收入来源。

叶佳说，市场红火的时候，在公司下设的营业部，入行四五年的销售，工资加奖金达到30-50万/年，基本是常态，百万年薪的不在少数。

她负责的是资产管理，每月底薪3万。行情好的时候，她的季度奖金10—15万不等。

拥挤的地铁 图源：受访者

与之对应的生活是：叶佳出门从不坐地铁，吃的是人均200元往上的西餐。连她室友都说，聚餐专挑贵的吃，“能报销”。

她说，圈子里的人普遍过的都是相当体面的生活，比如：

住的房子，基本都是月租七千起，一年花销十几万；一年买几样奢侈品，开销至少是十万；偶尔的境内境外游，消费两三万。

“那都是以前了。”

现在，叶佳的熨烫机晾在客厅——跟客户见面少，商务装穿得少，平时也就不用那么精致了。

她说，以前一周能见上三四次的客户，去年年中就发现很难约。再进一步沟通，客户才告知，因为业务收紧，暂时不考虑扩张性投资。

即便是运气好约上了客户，她递出去的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与市场后续反响不太一致，让客户难以信服，后续的态度也会变得冷淡。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叶佳的工作从忙碌到平淡。公司亦如是，她说，领导的说法是，公司业绩下滑，都得勒紧裤腰带，“连报销都被卡住了”。

过紧日子的不止是叶佳的公司。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43家A股上市券商的上半年业绩均已披露完毕，合计实现营业收入为2350.23亿元，同比下降12.69%；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为639.61亿元，同比下降21.92%。

半年报情况进一步传递证券业经营承压的现状。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接受新京报贝壳财经采访时曾表示，受到资本市场下行波动影响，券商行业整体业绩承压，这直接影响券商员工的绩效收入。同时，为防止过度激励和风险积累，监管部门加强了管理券商薪酬事宜，带来政策导向性的薪酬压缩。

2024年已过大半，叶佳的工资明显下降，去年的奖金都没拿到。

与圈内很多人一样，她的生活开始转向“性价比”，譬如出门的交通工具从打车到地铁，吃的不再是西餐，而是熟食店里买来的下酒小菜。就连办公用的笔，都从进口换成了国产。

身边不少同行都没有以前卷了，“每天开盘等着收盘，点点鼠标，时不时敲几个字，写一些不咋样的报告”。

叶佳说，再这样下去，也许不出一年，在这行业待不下去了。

直到有同行从高楼一跃而下，喧嚣再起：有的道出各种小道消息，有的表达对生命消逝的惋惜。不过，话里夹杂着高频的关键词，比如高薪、高学历，千万房产。

“好像没有人在意这个（金融行业）的变化。”叶佳叹气道。

热闹、风险与压力

叶佳怀念四年前的生活。

那是2020年，在公司经过两年磨练后，叶佳站稳脚跟，有自己专门负责的业务板块。

“热闹”，可以说是叶佳当时工作环境的最佳形容。

股市，热闹——2020年，两市全年成交额206.83万亿元，同比增长62.3%。有媒体报道，那一年，1.76亿股民，人均赚超11万元。

公司，热闹——资本市场的利好消息，通过信息、邮件，涌进叶佳的手机、电脑。客户、同事的即时反馈，让她不得不加快工作速度：更新市场信息后，以行业或公司进行分类、汇总，再通过分析，形成研究报告。

一直忙到下午，叶佳还得做相对应的服务工作，那就是向机构客户，传递投资建议。

这只是她的基本工作。因为金融属性决定了工作的趋利性，尤其是金钱的敏感度，哪里钱多就得往哪追。

叶佳的研究生导师说过，金融从业者本身不创造实体价值，但他们得利用知识来帮助企业、政府，乃至国家来进行建设。

“有限的钱就像一块蛋糕，从业者研判该把蛋糕切完之后，拿到哪里？中间掉落下来的蛋糕渣，相当于是自留的利润。当这些蛋糕渣积少成多，也就成就了从业者的‘高薪’。”

圈子里的人都在为“蛋糕渣”努力。

回到家里的叶佳根本闲不下来，她得翻开电脑，紧跟国内外的各类信息，小至某个公司发了什么新品，大至国际关系、地区冲突等，她都得一一了解。否则，只要有一个信息节点没有跟上，预测就会产生较大误差。

一忙，基本就到了凌晨。

不过，高薪的另一面，必然是与风险、压力并行。

她说，机构客户不同于散户，“散户几十万、上百万往股市里投，可机构客户一下手就是千万、上亿的资金，一旦出现大的亏损，与我脱不了关系”。

毕竟，机构客户的利益与叶佳紧紧相连：机构投资有回报，叶佳的公司获得收益，她也能从中分得红利。但如果叶佳的报告出现较大误差，也就意味着巨大的亏损，公司及其个人也会受到影响。

至于研判结果，全靠经验。

叶佳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2021年1月初，她向客户提交了对某家企业发展的研判预测。

彼时，海外医疗配套产品缺失，依赖于中国产品出口。当月2日凌晨，还在电脑前搜集资料的叶佳看到了苏黎世运河公布的收入数据——比往年上涨不少。

这意味着，产品出口物流畅通，海外需求在当下有增无减。对于医疗制造的下游企业，叶佳认为可以重金投资。根据她的报告，客户分批次买入，在股市中重仓。

意外接踵而至。先是6日，美国政局不稳，美股下跌，后续反应至国内，企业股票同样受到影响。

当时，被重仓企业的股价约在80—90元之间，而她的预期价格是120元。一旦失误，客户一天损失的资金，约等于一套价值上亿的豪宅。

直至月底，企业的股价达到叶佳的预期，甚至超过——相较于月初，将近翻了一番。

这一次，叶佳赚足了口碑。就连与客户负责人见面时，对方都变得非常客气，认真听她说的每一句话。

那年的年会穿插诸多奖励环节，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分到千元现金红包，现场还有几十台苹果手机、电脑作为奖励，优秀员工的奖金从3-10万不等。

会后，是彻夜的狂欢。当晚，叶佳和几个同事醉倒在愚园路的酒吧门口。

她以为这是行业本来的样子：无所不在的高压，风险共存的高薪、疯狂释放的消费。

那两年，叶佳保持着忙碌且充实的工作节奏，薪资稳步提高。拉上室友、朋友聚餐是她释放工作压力的方式，日料、西餐、海鲜，一顿饱餐过后，开销过千是常态。

那时，她和许多身处行业的人一样，几乎不用为钱发愁。每隔三个月，一笔奖金就会到她的账上，数额足够支付老家的购房首付。

被审视的高薪

这样的生活，只持续到2022年中旬。

当年5月至7月，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和《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财政部也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

三份文件指向的是，隶属于金融行业的不少机构需要优化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科学设计薪酬体系。同时，还对高管的薪酬和总额制定相关要求。

券商薪酬下滑，另一个背景是随着注册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券商的投行业务板块狂飙突进，在外资投资总额（FDI）下滑的情况下，满地的热钱使得收益逆势增长。

针对行业高薪是否合理的疑问被进一步放大和审视。

叶佳一开始并不解。“能在金融圈里，站稳脚，是极其艰难的过程。”

在金融圈，相比从业者众多的银行、保险，券商投行是金字塔尖的代表，这里通常聚集着最顶尖学府的人才。

即便是履历令人折服的“清北复交生”们，都得为了项目熬到深夜；时刻握着手机，因为不敢耽误一条信息；为了贴近客户，组饭局、谈人生，在酒桌上觥筹交错，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也是常有的事。

叶佳算过自己的工作时长：除了吃饭睡觉，她至少有12个小时是在做与工作相关的事情，包括周末。若是把自己的收入以小时来掰开计算，不过70块钱。

“但舍弃了很多东西，”她说，为了在圈子里站稳脚跟，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甚至没有自己的朋友，这让很多圈外人不能理解。

“当然，外人可能不在乎。”

事实确实如此。金融圈出现在网络上，多数与“高薪”“多金”有关。即便是行业整体薪酬缩水之后，叶佳这样的研究员比起很多人来说，依旧属于“高薪阶层”。

据Choice数据及半年报梳理，今年上半年，43家上市券商薪酬总额约745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逾百亿，同比下降约12%。

另据Wind及公司中报，有可比数据的41家上市券商中，八成（33家）上半年人均薪酬下滑，9家降幅在两成以上。

“如果说2023年是奖金少了，今年就是收入断崖下降。”

叶佳说，她们所仰仗的奖金是多以团队为单位分发，首席（高管）有分配权。但按照相关要求，不通过直接按比例分成等独立考核方式实施过度激励，“（首席）部分奖金被砍了，我们自然也就无法幸免”。

习惯了高消费的圈内人，有点不太适应。

叶佳说，行业里的人一方面离钱很近，市场行情好的时候，赚钱来得快，自然习惯了高消费。

比如花钱买名牌，只为了装备一身行头；再比如在房价高位、房贷高位的时候置业，只为了留在这座大城市。

金钱的反噬，落在行业的每一个人身上。

有的人选择卖房离场，有的人选择退出行业，有的人选择以极端方式逃避一切。

叶佳庆幸自己不算是高消费人群——除了吃喝，顶多就是拿到第一笔奖金时买过一次名牌包，她每月都有固定的储蓄计划，为的是日后安稳。

但几重重压下，她正在挣扎，不知道该离场还是该坚持。

“曾经爱过这份工作”

叶佳不太愿意谈未来。

她是家中独生女，靠着努力一路从县城走到欧洲，再到上海，见过“牛市”，尝过高薪的甜头，也体会到落差：付出同样的努力，收入还不到原本的一半。

但她有点懵，“就像条风雨中飘摇的小船，什么都是不确定的”。

她说自己不是矫情的人，但为了这份工作，自己付出了很多，“生活就是吃饭、睡觉、工作这三件事，就连社交话题也是为了工作，更别提恋爱了。”

一个周末，她正趴在电脑前工作，室友忍不住发问，“为什么连周末都要维持这么高的工作热情？”

叶佳早就没有什么周末的概念了。至于原因，她说不清楚，可能是工作带来的麻木，或者是正向反馈，尤其是拿到奖金那一刻的快乐。

“但快乐一下就没了，你得不停地运作，才能让自己不要陷入快乐后的空虚。”

如此往复，她沉浸在工作里，“我是爱这份工作的，至少曾经是的”，叶佳说。

而今，邮箱里的未读邮件少了，她的生活被工作填满的时间也变少了。

行业内的人也少了。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截至9月5日，证券行业从业人员为34.11万人，较去年末减少11026人，降幅为3.13%。

叶佳有朋友准备离开上海回老家，说自己在外漂了5、6年，多少存了点钱，回家找个相对安稳的工作。

还有朋友辞职去了海外，说做美元理财提成最高能达到20%，一年赚一两百万不费劲。

也有人劝叶佳辞职，利用休息的时间沉淀自己，静候机会。

叶佳租住的小区门口，开花的栾树 图源：受访者

叶佳依然在观望。

与圈内的消息，总是容易引起喧嚣：“上市券商上半年减员超7000名，分析师与投顾两大条线反逆势增员”“从业人数锐减近万人！多家头部券商降薪近两成，部分证券逆势加薪”。

但叶佳已经没有太多感觉了。

那个周五晚上，她和室友的对话是，“想谈一次恋爱”。说这话的时候，叶佳的室友告诉她，“你的脸上，有了笑容”。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叶佳”为化名）

2024年9月5日，在2026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8强赛中，中国男足客场以0：7惨败于日本队。这一比分创下了中国男足对阵日本队历史上的最惨失利。比赛结束后，这则由“学习小组”于2015年发布的旧文在微信平台上广泛传播。

注：“学习小组”其主要内容为“习近平说的写的；说和写习近平的；习近平读的看的；与习近平有关的”。宗旨是在这十年里和习近平一起进步、和习近平共同担当。主要关注者为有志于学习并读懂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有志于为实现中国梦贡献青春和力量的海内外中华儿女华人华侨。该微信由海外网内部人士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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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小组按】

不好意思，今天学习小组标题用了一个感叹号（！），这几乎是破天荒的。

一般来说，习近平办的事，影响力没有小的，不需要加感叹号强调。今天还是加了。不为别的，因为习近平这次谈的是足球改革。你懂的，多少感情在里面。

今天，中央深改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次会议。这是羊年以来公开报道中，习近平参加并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主要谈了四件事。第一个就是《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一会，我们好好聊聊这个极为重要的会议。

顺便说一下，2月27日，是学习小组（微信号：xuexixiaozu）一岁生日。一年前的今天，小组发出了第一篇文章。一年来，小组组员“与习近平一起进步，共同担当”。在未来，将有更多人加入小组，见证并参与到“四个全面”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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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小组看来，中央深改组是“中国第一重要小组”。深改组每次会议，自然都极为重要。今天是第十次开会，一个叫“获得感”的词走进国人视野。习近平说，“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更有意思的是会议审议通过的4个方案——

1，《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

2，《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

3，《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

4，《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

一，中国足球有救了！

没错，第一个就是《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这让不少球迷有些激动，不知道同为球迷且是资深球迷的习近平，开会时是不是也有些小激动呢。还是看方案内容吧。

新华社通稿中，连同标点一共376个字谈这个方案。首先，谈的是足球改革的必要性——“会议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体育强国梦息息相关。发展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发展振兴足球，必须克服阻碍足球发展振兴的体制机制弊端，为足球发展振兴提供更好体制保障。”简单说，中国梦离不开体育强国梦，体育强国离不开足球振兴，振兴足球必须改革。怎么改呢？

第一，尊重规律，要“四个结合”。即，要遵循足球运动发展规律，坚持立足国情和借鉴国际经验相结合、着眼长远和夯实基础相结合、创新重建和问题治理相结合、举国体制和市场体制相结合，持续研究推动，不断总结改进。

第二，培养人才，要“四个抓起”。习近平常说，功成不必在我。很多事搞不好，主要是因为政绩焦虑，很多人老想自己任期内见成效。而“发展振兴足球事业关键是把路子走对，长期努力、久久为功”，需要“注重打好群众基础、夯实人才根基”，具体说，就要“四个抓起”——“从娃娃抓起，从基层抓起，从基础抓起，从群众性参与抓起”。

第三，刺激活力，贯通“四个足球”。即，“要让校园足球、新型足球学校、职业俱乐部、社会足球等各种培养途径衔接贯通，使足球事业发展动力更足、活力更强。”

第四，抓住时机，要“两个大胆”。即，“体育界特别是足球界要抓住时机，大胆改革，大胆探索，不仅要为我国足球发展振兴探索新体制，而且要趟出一条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路来。”

（以下无关内容已删节）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 黄瓜汽水

编辑、题图 | 渣渣郡

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这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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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任何一种偶像都是有风险的。

即便是全民意义上的运动英雄，也可能面临被全面讨伐的时刻。

谷爱凌或许对此深有体会。

短短2年时间，她从一颗天降紫薇星，变成了当下最有争议的公众人物。

曾经被称作天才少女的谷爱凌，如今被称作“早C晚A”的“当代吕布”，甚至延伸出了关于她的一门大众显学——“谷学”。

8月21日，谷爱凌发布了一条抖音，让这一天成为谷学史上最重要的一天。

视频中的谷爱凌跳着舞对“黑子”全面开战。

她逐一列出了自己这些年来的奖牌成绩：为中国获得39枚奖牌，为国家队介绍了3个主教练，为国家队捐赠自由式滑雪板，为中国和女性在世界发声。

下方红色字体加粗了一句肯尼迪式的问话：黑子为国家做了什么？

这句“黑子为国家做了什么”激起千层浪，成为讨伐谷爱凌运动的导火索。

谷爱凌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逻辑漏洞，即不喜欢谷爱凌=黑子。所以，即便很多围观群众并不是谷爱凌口中的“黑子”，也被这句“指着鼻子骂”的质问激怒了：难道人民群众没有资格不喜欢谷爱凌吗？

这块无差别攻击的石头扔入人群之后，砸痛了几乎所有喜欢或不喜欢她的中国网友。

很简单，黑子为国家缴税了。谷爱凌手下的商业代言面向的中国市场，也是由“黑子”们的钱包构成的。

而每个“黑子”努力生存工作，加班996缴纳的税，共同构成了谷爱凌这些年优渥的收入。

大家心知肚明，冬奥会的两块金牌是在一定程度上“交换”来的。本来相安无事，但却被交易方跳到头上贴脸开大。中国老话讲，伸手不打笑脸人，结果这下脸都打肿了。

有意思的是，谷爱凌的主要舆论阵地小红书率先失守。

回到2年前，敢在小红书上写一句谷爱凌的差评，都会被用户群起而攻之，这里盛行过“不喜欢谷爱凌=不尊重女性”的奇怪逻辑。而现在，谷学在小红书变成了热门话题，关于谷爱凌的反面评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那些曾经维护过她的网友们，不得不被迫承认，这位混血运动员aka美国亚裔网红，早就不是当初的“你的好朋友”。

中国人有一点好，骂人喜欢拐着弯骂。

网友们纷纷模仿谷爱凌的视频模版，回应了谷爱凌的那句问题——

“5年来代表自己参加了41次拼多多活动”

“5年来作为88VIP参加了44次满减”

“为家里猫咪网购了39袋猫粮”

“为家里添购了39件电器”

“为拼多多兑现助力了3个好友”

“为蚂蚁森林捐赠小树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三姓家奴吕布。

恶搞和嘲讽的走向越来越抽象幽默。有人模仿了谷爱凌的模版，给吕奉先也拍了一段视频。

5年来代表大汉参加41次战役，为大汉收复39座城池，为大汉清除奸臣董卓，为大汉培养千余名骑兵，为大汉捐赠马匹。

黑子为大汉做了什么？

谷爱凌的海外社交媒体也接连沦陷。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谷爱凌的instagram账户，表面岁月静好，点开前几篇帖子的评论区，几乎已经被密密麻麻的中文评论覆盖。

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网友骂人从来不需要带脏字。于是谷爱凌收获了不少属于自己的国籍梗。

“谷爱凌看长津湖：左右眼分开流泪，一边流向黄河，一边流向密西西比河。”

“早C晚A，8小时中国人。冬虫夏草，下届冬奥会还来当中国人。”

“谷爱凌为什么能在戛纳走红毯？因为她在2022年冬奥会成功扮演中国人。”

“你的优秀不是因为你一个人有多厉害，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先吹到了你妈妈。”

“全中国人民应该把一年的GDP都给爱凌，不然爱凌等于义务劳动。”

无论从哪种角度看，谷爱凌确实是结结实实的翻车了。

她的大众好感度几乎消耗归零，且她本人并没有为中国人的好感度续费充值的迹象。

考古谷爱凌的“翻车”史会发现，喜欢谷爱凌的人，或许是出于慕强心理，对奥运冠军有一层抹不掉的民族英雄滤镜；但厌恶她的人，虽然原因各不相同，却在当下空前团结。

有人对她的人品产生质疑。

谷爱凌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频繁刷存在感，承包的热搜大有秦王扫六合之势。她的一举一动都要占据本应属于其他运动员的流量。比起滑雪运动员，谷爱凌的身份更接近一个体育圈的网红卡戴珊。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人家秋雅结婚，你搁这又唱又跳的”。

对于以谦逊为美德的中国人来说，在别人的主场就要成人之美，而不是挡在主角面前抢风头。

谷爱凌和全红婵、张雨霏以及潘展乐的合影，均被网友质疑是“蹭热度”。

明明是国家跳水队和游泳队的高光时刻，谷爱凌却不合时宜地站在了C位，甚至有一股“明星接见粉丝”的味道。形成对比的是，对她的商业地位形成最大冲击的郑钦文在女网决赛夺冠后，人际女王谷爱凌并没有与其合影或向其送上祝贺，观赛后便立刻离开了。

奥运会期间，她和法国游泳运动员马尔尚在夜店亲密交流的视频流出后，谷爱凌的口碑再一次下跌。

自从无视了汪顺教练的握手邀请，马尔尚几乎承包了整个奥运会的辱华名额。而谷爱凌前脚在ins上疑似取关马尔尚明哲保身，后脚则在夜店和对方如胶似漆。

再加上谷爱凌给美国游泳队（因美国游泳队全员呈现的“紫薯色”面容，被网友质疑服用违禁药物的可能性）点赞，触动了辱华警报，群众警铃大作，再圆滑的谷圣也应付不来这波汹涌的民族情绪。

除此之外，网友还扒出她在ins动态里发布的一张图片。

图片内容是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卡尔加里站的一张排名图，U型场地技巧比赛谷爱凌排名第一，但她使用黑色的图注挡住了排名第二的另一位中国选手张可欣。

同样是自由式滑雪运动员，搜索“张可欣”你会发现，她收获的热度远不及谷爱凌，几乎没有人认识这位运动员。

更多人对她的国籍身份表示不满。

“爱国是你的谎言”，北京大妞和韭菜盒子也只是时尚单品，真实情况是“在中国赚钱，在美国纳税”。

冬奥会刚刚结束，谷爱凌一句“谢谢中国”和一架私人飞机，让广大人民群众刚伸过来的热情双手尬在半空中。

当大众还沉浸在中国滑雪运动的崛起时，谷爱凌已经回到斯坦福开始了真正的白女精英人生。

大梦初醒的网友回过味来了：原来在中国是工作，在美国才是生活。

当时风头无两的赛场“韭菜盒子”，如今也被质疑模仿他人的摆拍作秀。

在谷爱凌夺冠前的女子单板滑雪U型场地资格赛，一位马耳他运动员在等待分数公布时手里拿着豆沙包，迅速出圈。

或许是受到了同行的启发，嗅觉敏锐的谷爱凌也贡献了一段手抓韭菜盒子的名场面。

一段第三方角度的视频画面显示，谷爱凌在面对镜头拍摄之前，转身催促工作人员递给她包子，工作人员表示包子没有了，她的嘴形疑似是骂了一句fuck，而后迅速接过工作人员递来韭菜盒子，表情一秒切换成阳光开朗大女孩，对着镜头大啖凉透了的韭菜盒子。

这段视频立刻点燃了中国网友“被利用民族感情后的愤怒”，人们恍然大悟：原来冰天雪地吃韭菜盒子，只不过是想出片罢了。

最后，谷爱凌的政治站位也摇摇欲坠。

在她的TikTok评论区，一位网友用英语写道“你背叛了养育你的国家”。

谷爱凌的回答堪称经典永流传，一句“which one”尽显特权风范。

虽然这句话没有任何事实性错误，但仍然激怒了中国网友：这就是典型的“东食西宿”，两家饭都想吃。

网友们用谷爱凌的经典名句“在中国是中国人，在美国是美国人”反问谷爱凌：既然如此，那么你在法国是哪国人？

有人还模仿周受资当年在美国听证会上受到的盘问，也同样拿到谷爱凌的评论区里刷屏：

你是哪个国家的公民？

你是否拥有中国国籍？

你还拥有其他国家的国籍吗？

你是否拥有美国国籍？

入境法国海关时，持哪国的护照？

谷爱凌没有回答任何人。

她继续发布着奢侈品的代言美照，晒着自己在斯坦福上过的量子物理入门课。

双重国籍在不同国家与地区有不同的规定。

根据美国法律，美国允许双重或多重国籍现象的存在，并有相应的法律和法规约束这类公民。

但根据我国《国籍法》第九条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这一规定明确了定居在外国并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中国公民将不再保留中国国籍，体现了国籍法对于国籍变更的明确规定和执行。‌

简单来讲，美国法律认可双国籍或多国籍，中国法律不认可双国籍。如果拥有外国国籍，中国国籍将自动丧失。

面对争议，谷爱凌从未正面回答过两本护照的问题，而是聪明地站位“世界公民”的角色，巧妙地避开了巨大的政治风险。

想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反复横跳，本身就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动作，一只脚踩在两个国家的土地里，那就会面临着两边不讨好的可能性。

《华尔街日报》高级体育记者Rachel Bachman用“strenuously apolitical（无政治倾向）”概括了谷爱凌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辗转获利的技巧。只有保持中立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规避政治风险，这种“中美文化之间的桥梁“安全话术，可以为她巨大的商业价值兜底。

而这些都建立在谷爱凌“不说错话”的基础上，也高度依赖一个稳定成熟的商业运作团队。

一旦谷爱凌从团队运营变回个体的“人”，曾经被压在水面之下的风险就会接连冒出来，摁都摁不住。

在外界看来，中国大众对谷爱凌的口碑反扑是无脑的民族情绪宣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早在2022年，双国籍的争议就没停过。但只要谷爱凌本人在金牌上为中国人挣了面子，同时保持贴地飞行，和群众打成一片，大部分温良老实的中国人仍然会敞开怀抱。

成熟的商业运作的魅力在于，中国大众喜欢的正是“为富且仁”，当一个有权有势的混血儿，用流利的北京话跟你交谈着韭菜盒子好不好吃，很多潜藏的矛盾与问题就在这种看似“平等”的外表下被“美化”了。

但如果一边在中国营销正能量爱国人设认同中国文化，另一边在美国上流交际圈做精神白女，双面人当久了，总有一方会忍不下去。

专栏作家Mark Dreyer之前就提出过这种翻车的可能性：“一旦被两个国家的人发现，任何人对着西方说一套话，对着中国说另一套话，（这样的举动）会同时刺激到两个国家的民众。”

谷爱凌如今的行为和言论，打破了早年大众默认的平衡。

如何惹恼这个世界上最温良的一群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不起他们。

谷爱凌曾经在TikTok上点赞过一条评论，内容是这样的：那些霸凌你的中国网友都是没有工作的人，他们过着悲惨的生活，只会狗叫。

这句话目前已经变成了“谷爱凌瞧不起中国底层人”的实锤。

谷爱凌身上最大的问题是精英主义的傲慢，以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自身成功的认知不足。

“黑子为国家做了什么”就是偷换逻辑的绝佳示例。

当一个人的成绩、成就、资本不如另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不配评价比他成功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拿过奥运金牌的中国人民没有资格点评谷爱凌。

这是一个典型的优绩主义陷阱，即你没有我优秀，就没有资格批评或评价我。

谷爱凌的支持者，大多会用“你没有奥运金牌所以你没资格评价谷爱凌”作为武器。但事实上，作为一个明确将个人IP商业化的运动明星，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评价她，看到金牌，膝盖也不必那么软。

2022年面对争议的时候，谷爱凌也公开说过，那些攻击她的人都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她不会浪费时间安抚这些人，那些不喜欢她的人也成不了奥运冠军。

这是一条非常经典的美式白女mean girl攻击。

奥运冠军就像一个plus版本的啦啦队队长、姐妹会会长、优秀学生代表头衔，那些所谓的“haters”只不过是一群“没有被邀请参加party”的失败者。

“我不打算把时间浪费在安抚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上面。这些人没有体验过我可以每天都感受到的感激和爱。如果有人不相信我或者不喜欢我，那么，这是他们自己的损失。他们也成不了奥运会冠军。”

“I’m not going to waste my time trying to placate people who are uneducated, and don’t experience the gratitude and love I have on a daily basis.” Then a twist of the knife. “If they don’t believe me, and if people don’t like me, that is their loss: they are never going to win the Olympics.”

最关键的是，谷爱凌已经赚到了她本来赚不到的钱。这份实打实的流量，确实是中国给的。

如果留在美国，她不会从滑雪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巨大的声量和商业机会。滑雪赛事的奖金和网球等运动相比，利润稀薄许多。

而在中国，谷爱凌的出现完美满足了民众的心理期望：对混血的好奇与好感、对西方血缘的崇拜、以及归化外籍人士“赢麻了”的爽感。

根据福布斯公布的2023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榜单，谷爱凌作为唯一的滑雪运动员，在一众网球运动员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网球选手斯维亚特克。

有意思的数据是，谷爱凌的场内收入（赛事奖金）仅10万美元，而场外收入（广告代言）高达2200万美元（约合1.5亿人民币）。

根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谷爱凌这些年签约的广告商包括且不限于保时捷、路易威登、凯迪拉克、雅诗兰黛、维多利亚的秘密、瑞幸咖啡、元气森林、安踏、蒙牛、汤臣倍健、蔬果园等30余家品牌。

从高奢时尚到日常个护，广告让她赚得盆满钵满。这足以证明谷爱凌这个IP的运营成功。

中国有那么多努力的运动员，有几个人能赚到以亿为单位的收入。

幽默的是，曾经那些将谷爱凌送上神坛的人，如今掉头转向了谷爱凌在商业价值上的最大竞争对手郑钦文。

谷爱凌的老东家IMG，是全世界最大、业务范围最广和专业为体育和娱乐事业工作的营销和经济管理公司，而郑钦文也是IMG旗下的运动员，两个人算得上某种前同事关系。

自从郑钦文拿下了女网奥运冠军后，不少人称其为取代谷爱凌的QueenWen。

尤其是郑钦文没有混乱的国籍问题，追起星来也根正苗红，网友称她为早C晚C的纯血中国大女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

“谷子，爱国饭的水太深了，你把握不住啊。”

复盘整个翻车流程，只能说谷爱凌目前的公关团队不懂中国人，甚至连“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基本常识都是欠缺的。

那句“黑子做了什么”的份量，和李佳琦那句“79块钱的眉笔哪里贵了”的杀伤力持平。

在乔治·奥维尔的《动物庄园》里有这样一句话："All animals are equal, 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世界运行原理如此，只不过看谁来揭穿这个道理罢了。

在当下贫富悬殊与阶层焦虑的社会，谷爱凌的优越发言就像是在普通人脑袋上泼了一勺热油。

如果你还记得早年那句“说到这里，我的privilege已尽数体现”，那你一定对谷爱凌身上微妙的精英主义感到不适。

在许多不满谷爱凌的网友看来，她犯过最低级的错误，就是享受了种种优待之后，却不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

谷爱凌天真地将自己收获的成绩，归为自己的努力与天赋的结果，闭口不谈自身资源的托举。而这种浑然不自知的优越和自负，点燃了最原始的阶层愤怒——

谁才是真正代表中国的00后？

是同时享受海淀教育和美式资源，却反复强调自身努力的谷爱凌，还是那些五点钟就爬起来上早自习的普通孩子？

山河四省的孩子没有上斯坦福大学，没有赚过上亿的代言费，是因为他们还不够努力吗？

除了国内的声音外，许多IP位置显示在海外的网友也是讨伐谷爱凌的主力。

由于国籍争议，海外华人无法享受谷爱凌来去自如的优待。

说到底，她点燃了全体中国人心中那两个最朴实的字：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当公平被颠覆的时候，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曝光率最高的那个人，最容易变成大众情绪的靶子。

谷爱凌的翻车不仅是一场双方合作后的售后问题。

在2年时间里，大家逐渐发现，她的母亲和团队精准拿捏了中国人对金牌的饥渴，利用混血、精英、学霸、爱国的融合身份，踩准了信息差赚钱。

但事实上，她或许和其他投机主义的白人精英没有区别。

谷爱凌曾经的人设是爱吃韭菜盒子的北京大妞，而现在大家发现，她本质上仍然是美国加州湾区的mean girl白人女孩，一个在上流圈子里认真钻营攀爬的卡戴珊。

mean girl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而是具象化的一群人。她们大多上着美国昂贵的私立高中，爱出风头，有特长运动，和橄榄球队长谈恋爱，最具特色的特点是：看不起底层穷人。

谷爱凌曾经在ins动态里发过一张照片，内容是她一边在跑步机上跑步，一边看着电脑里密密麻麻的学习资料。就像她无数次强调，自己“奥运冠军”与“斯坦福全职学生”的身份一样，学霸人设是慕强心理的最佳收割器。

或许她本来想听到的评价是“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但谁的生活又是容易的呢？逆反的观众已经咽不下去这口过于油腻的鸡汤了。

这副著名的《跑步学习图》也变成了许多网友嘲讽的谈资。

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塌后，后续的连锁反应我们都无法预测。

她的妆容、她的发色、她曾经在采访中说过的一句话、她发过的一条动态、她和美国民主党竞选人哈里斯的合影，都构成了大众批判她的工具。

曾经她在评论区里回复网友，自己的头发并不是黑色的，需要每年染黑两次。但在关于她的纪录片里，少年时期的她确实是标准的黑发，也是接近亚洲人的长相。

于是网友看到她如今标志性的金发，就生出一股无名鬼火。即便是纯血昂撒人，天生金发的概率也很小。没想到谷爱凌作为亚裔也共享着白人的金发焦虑。

一位网友评价，其实无关发色本身，而是谷爱凌不断强调着自己身上属于白人的50%基因，而追捧她的人也默认了这种价值观，好像她身上最有价值的部分是那一半不属于中华民族的基因。

谷爱凌眼下最要紧的不是怒怼黑子，而是默念几遍《了不起的盖茨比》开篇那句名言：每当你要批评别人，要记住，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优势。

她太急于炫耀自己的成绩建立在天才之上，却忽略了自己享受了多少人一辈子无法想象的资源和特权。

享受了这些，就不要一直大声吆喝贩卖“努力”两个字。但对于谷爱凌而言，或许她真的相信这一切都基于她的个人努力。

而她身上浓重的优绩主义价值观，让她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基本的共情，这是上层精英的通病，只不过有人伪装得很隐蔽，有人始终学不会伪装。

优绩主义的吊诡之处，是个体蔑视自己圈层之下的所有人，他们忽略了自身成功的外部条件，而这些先决前置条件是大部分人一辈子都够不着的资源。

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不可能关心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的命运。如果我的成功是我自己努力实现的，那么他们的失败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这种逻辑显示优绩至上原则侵蚀了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对我们的命运负有个人责任的观念过于强烈，让我们很难换位思考。

精英阶层的傲慢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那些登上顶峰的人自鸣得意地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应得的报酬，而那些居于底层的人是咎由自取。这种态度是技术官僚治国的道德伴生物。（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

从她那段有争议的路透社采访可以看出来，她确实是为了普及“中国滑雪”，成为更多年轻人的运动偶像而来的。她也从来没掩饰过自己的愿望。

但这个愿望仍然太精英化了。

对于更广大的基层中国家庭来说，滑雪是一项人均花费高昂的运动，比起普及滑雪，他们更可能需要的，是建设更多的公共运动场地和运动设施，让全民运动的成本和门槛降低，让每个家庭的孩子都能有机会接触运动。

“在美国，成长过程中有太多了不起的偶像可以崇拜，但是在中国就少了很多。我在中国的影响力比在美国大很多，这也是我为什么做了这个决定（代表中国参赛）。”

这终究是一场错位的期待。

曾经那些着力宣传的中国痕迹，随着冬奥会结束迅速消失隐藏，留在ins门面上的谷爱凌，是游走在时尚大片和顶层白人之间的网红。她在世界各地走红毯，在met gala上大秀身材，和哈里斯与马斯克合影，用精英的身份不断证明着母亲谷燕精明的商业布局。

她对底层人的每一次不屑，构成了今天飞向她的每一口吐沫。

当你结束了辛苦的996工作，回到合租房的小窝，看着电梯间幽暗的广告屏幕上是谷爱凌拿着一盒某品牌洗衣凝珠，她的脸上仍然挂着经典的美式笑容。

她的那块奥运金牌，没有改变普通人的具体生活。

在逆全球化的当下，作为一个双面偶像，谷爱凌终于经历了属于她的第一场风浪。

他们所有的作品，都源于对美与爱、希望与自由的渴望。

本刊记者 吴虹飞 特约撰稿 沙然

北京的798位于城市东北角的废弃工厂区，打着艺术的旗号经营多年，时至今日，商铺栉比，画廊林立，业已成为京城喧腾热闹的时尚艺术旅游区、餐馆和婚纱外景拍摄点。7年前，高兟、高强兄弟将工作室搬到了798的尤仑斯画廊对面，并选中了离工作室不远的两棵蹿天大杨树，依照树的长势设计了规划草图，盖起了一间咖啡厅，又模仿卡尔维诺的小说题目，曰“树上咖啡”。

2010年北京的秋天风清云淡，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穿过咖啡厅生长的杨树，一眼望不到顶，树叶薄绿透亮，如翡翠摇曳。

苏珊·桑塔格1975年评述说，“中国和苏联这些国家的官方艺术致力于阐述和强化一种乌托邦式的道德……”而30多年后，高氏兄弟等一批中国先锋艺术家则对此进行了一种彻底反动。评论家保罗·塞菲蒂 (Paul Serfaty)认为，“高氏兄弟作品的一个标志就是诚实，他们试图将过去和现实中最好的和最糟糕的结合在一起。毛小姐的孩子气就是一种对善的向往。”

1985年，高氏兄弟开始对艺术媒介进行最大可能性的探索，包括雕塑、绘画、摄影、数码影像、装置艺术、行为艺术以及一种被高氏兄弟称作“发生艺术”的新兴艺术形式。

从2006年到2010年，他们一方面继续做一些行为、摄影作品，在世界范围推广《拥抱》行为艺术计划，创作了《剩下的是骷髅》、《永不完工的大厦4号》、《建筑乌托邦》等行为与摄影作品，另一方面，他们的兴趣从行为、摄影逐渐转向雕塑和绘画，创作了一系列雕塑、绘画作品——《毛小姐系列》、《枪决基督》、《抓小姐》、《肖像系列》等。他们在巴黎、纽约、莫斯科、柏林等地的画廊和博物馆举办了十几次个展，作品被蓬皮杜当代艺术中心等多家艺术馆收藏。

上访的人

许多年后，53岁的艺术家高兟依然记得，1979年北京冬日的早晨，沿着那条狭长的街道，第一次走进国务院信访接待站的情形。位于陶然亭附近的 “上访街”在他的回忆里是这样的，“街道两旁是上访者搭建的低矮的窝棚，旁边堆积着破烂不堪的杂物，衣衫褴褛的上访者在窝棚前支起简陋的灶具生火做饭。满脸污垢的孩子们在那个狭小的世界里钻来钻去。”

1968年10月1日，高氏兄弟的父亲，济南消防器械厂的一名职员，在“清队”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也是从那一天开始，12岁的高兟就感觉到，父亲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了。

25天后，兄弟六人收到了父亲因为“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而“畏罪自杀”的消息。

高兟至今还为父亲去世而自责。当年12岁的高兟想，“如果我回来见父亲，我父亲可能就死不了了，因为我觉得也许我会用个人的办法，能让他不去那里，或者让他逃走。”

1979年，23岁的高兟带着为父伸冤的上诉材料以及母亲和兄弟们的重托，只身登上了进京上访的火车。

“我们家在京城还算是有人的。当时在国务院内务部工作的姑姑告诉我，上访者数不胜数，有些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了，可能从来没被接待过。”高兟目睹了那些绝望的脸，他难以克制地流下眼泪。”

一名工作人员对他说，“你还是回去，在这实际上是没有用的。”一张 “转山东省信访办处理”的信函、一张返回济南的免费火车票就打发了他。“我搭上回济南的火车，发现整个车厢里满满的全是上访的人。我听到了各种方言讲述的各种各样的奇闻冤案，有的是游击队的队长，被认为是叛徒，有的从事地下工作，有的是地主，总之是反正各种各样的人。”那是一辆少见的慢车，似乎是因为满车的冤屈过于沉重，火车开得很慢很慢。

“我们上访了十几年，因为不相信父亲有罪。”

高父最终得以“平反”，是在1980年前后，最高当局下达对文革冤案“全面落实政策”的文件。“一条人命，十几年的上访，最终得到的是三千多块钱的‘抚恤金’。”

25年后，高氏兄弟和一个作家再次来到北京的信访办。当年那些简陋的窝棚早已无影无踪，信访处的大门紧闭着。一些上访者，或站，或蹲，三五成群地聚在门前闲聊。一个独自面壁坐在墙角地上的老年妇女，“穿一件油乎乎脏兮兮的黄棉袄，腰间扎着一根细绳，头发灰白，戴着老花镜，握着一根浅绿色的圆珠笔，聚精会神地写着材料。她像一尊被遗忘的雕像，当我们拍她的照片，她没有一丝一毫惊动。那是一种具有超强意志，或绝对神经麻木的人，才可能有的沉着与专注……”而不远处的永定门火车站，让人有一种时空倒流的感觉：来来往往的乘客、警察、车夫、乞丐、商贩以及那些小姐、皮条客……欢迎来到真实又虚幻的现实世界。

80年代

兄弟俩有相似的面容、接近的发型，姿态和说话语气也相仿。哥哥高兟，生于1956年，与五弟高甡是双生子，而和他一起以“高氏兄弟”的名义做艺术的高强，却是最小的六弟，出生于1962年。

按照高氏兄弟的回忆，母亲是他们对艺术的直接启蒙者。

“母亲的剪纸功夫非常好，尽管父亲惨死给我们家带来灭顶之灾，我们时常担心母亲会自杀，但母亲以常人无法比拟的坚韧把我们抚养成人。她常常信手拈来，随便将一张废纸三下两下剪出一些很有现代感的人体或是舞蹈着的少女和动物虫鱼。我们兄弟的艺术细胞来自我们的母亲是一定的。 ”

1972年，高兟正式拜师学山水画，老师是有着亲戚关系的画家张登堂(现济南画院院长)。张登堂当时因创作《海河》、《黄河》组画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高兟认真临摹了宋、元、明、清以及当代一些名家的大量山水画作，后来被齐白石的学生王天池老先生收为弟子。

在图书馆，他们接触到西方现代艺术，像梵高、高更、蒙克、达利、贝克曼、鲁奥这些画家的作品，当初一见就喜欢了。“与传统的国画相比，感觉西方现代艺术是一种更自由、更直接、更强烈的艺术表达方式。”后来对波伊斯感兴趣，他提出的“社会雕塑”的观念是一种终极性的大艺术概念，至今他们还是很感兴趣。

“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年代，也是一个理想主义幻灭的年代。80年代的新潮美术实际上是8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当时无论是美术，还是文学，戏剧、电影等领域都出现了崇尚创作自由与先锋实验的新潮流。”

1989年，高氏兄弟第一次参加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展，由栗宪庭、高名潞等当代艺术领域重量级人物策划。展览现场人山人海，比现在任何一个双年展、艺博会的观众都要多。他们的充气装置《子夜的弥撒》，用探空气球为材质模拟性器官和乳房的形状。“有人愤怒，有人兴奋，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艺术品，或者说从来没见过有这样亵渎艺术的。”这件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作品得到了栗宪庭的大力支持，他说：“中国现代艺术到你们这儿有点原创性的东西了。”所以，在布展时被主办方有意识地安排在了美术馆一楼装置和行为展厅入口处。

多年以后，美国的艺术批评家苏珊· 黛维丝撰文说，“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在刚刚开始开放的中国会有这样的即使放在纽约也是同样具有先锋性的艺术作品。” “这在当时骇世惊俗，既没有许多中国先锋艺术作品通常有意为之的中国符号，也看不到拷贝西方艺术的影子。”这件富于隐喻性的装置作品使高氏兄弟一举成名，成为颇有争议性的先锋艺术家。

政治化的标签，精神性民主，反时尚，最具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当代艺术家等等一系列分科归类式的评价，自1989年那次里程碑式的 “中国现代艺术展”始，就紧随其后。

“反抗是不得已为之”

他们20多年来一直“坚持文化批判的独立态度”(批评家程美信语)，他们被公认为以“对于后毛时代中国的反思”而闻名(批评家保罗·塞菲蒂语)，但兄弟俩始终认为，他们所有的作品，都源于对美与爱、希望与自由的渴望。

出于各种目的来艺术空间的宾朋过客，既有高官、投资商、巨贾、警察，又有知识分子、文化人、艺术家、作家、媒体、农民、妓女……若高若低，无有不纳。

2002年2月农历小年他们在济南街头向各路人士发出“你愿意与无家可归者共进晚餐吗？”的请柬，“有人暴富或者走向小康，还有人无家可归，但社会阶层的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是有可能打破的。”

2003年春节前，山东某民工为讨薪自焚，高强把这则消息贴在某诗歌网站，而后有诗人发起签名、捐款。青年艺术家韩涛说，他与高兟买了营养品一起去医院探访烧伤民工，护士人手不够，他们俩就一起上前帮忙，韩涛一会儿就被腐肉和药混合的浓烈气味刺激地呕吐，退到一边，而高兟却不以为意，一直跟着忙活。

“艺术家有选择自己艺术方式的自由，要求每个艺术家都去关心底层既不现实，也没有道理。但‘底层’毕竟是我们现实社会中一个巨大而难言的存在，在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底层’作为一个不能回避的当代问题理应在当代艺术中有所反映……”。

雕塑“抓小姐”题材来源于网上广泛流传的图片——警方在“扫黄”行动中将一名街头拉客的妓女强行带走。相同题材的还有一系列绘画作品，描绘了妓女们接客过程中当场被抓时各类衣衫不整的情态。最近，一位穿着皮短裙的女人到艺术空间来找到兄弟俩，自称是“性工作者”，她说：“这个雕塑在我们圈里没人不知道，我想跟你们讲讲我的故事，或者和你们一起合作点什么。”高氏兄弟亦欣然应允，认真聆听。

2010年9月17日，“壮观与净化——高氏兄弟艺术展”在美国堪萨斯KEMPER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这是高氏兄弟在美国博物馆的第一个个展，展出了高氏兄弟近年来的绘画、雕塑和摄影等二十多件重要作品及部分文献和草稿，KEMPER当代艺术博物馆计划收藏高氏兄弟正在展出的巨型雕塑《列宁》作为永久公开陈列作品，与法国著名艺术家路易丝•布尔乔亚的《蜘蛛》并列为KEMPER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标志性雕塑。

高兟偶然念起了阿波利奈尔的诗《蜜蜡波桥》，“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你会忘掉他们是艺术家，忘掉他们身上的政治性，而会以为他们是诗人，体悟到带着血温的文学性。

傍晚时分，油画般的云彩低垂，他们停下来凝视那些云。高兟说：“生活便是应当听听鸟叫，看看风景和云彩，或者和可爱的女孩聊聊天。生活不应该总是和政治挂钩，我们做艺术不是为了反抗，反抗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编者按：孟晓苏，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秘书，后担任国家进出口检验局副局长、中房集团董事长和幸福人寿董事长等职务。现任汇力基金董事长、中房集团理事长、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中华文化促进会孟子文化委员会主任。

出品｜凤凰网财经《封面》

9月2-4日，“新机遇·新活力——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4”将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本次论坛由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联合主办。在论坛开幕前夕，凤凰网财经《封面》对话原国家房改课题组组长、原中房集团董事长孟晓苏。

在探讨地方政府税收新来源时，孟晓苏认为，对小产权房征税不仅能为地方政府带来巨额税收，还能解决小产权房的合法化问题。

孟晓苏指出，小产权房的数量庞大，总面积约80亿平方米。可以按照补交土地出让金的方式对小产权房征税，并且税率可以设定得比未来大产权房的税率要高。

“如果按照2%和3%的国际标准税率，平均2.5%来征年税，那这个房产价值是80万亿，一年能收2万亿的税，而且都是地税。 ”孟晓苏说，“而且这些小产权房的居民他还愿意缴，为什么？他按年分担吧他缴的起，再一个一缴他就合法了，一合法的话成倍增值了。

以下为凤凰网财经《封面》对话孟晓苏节选：

孟晓苏：那么如果从这（小产权房）征（税），数量可不小，80亿平方米。这个税当然是按照补交土地出让金的方式。你给它税定高一点，要比未来大产权房征税要高得多。如果按照2%和3%的国际标准税率，平均2.5%来征年税，那这个房产价值是80万亿，一年能收2万亿的税，而且都是地税。

而且这些小产权房的居民他还愿意缴，为什么？他按年分担吧他缴的起，再一个一缴他就合法了，一合法的话成倍增值了。连缴10年或15年，这十年正是财政困难的十年，我们与其把经济马上能够恢复，想得长远一点，我们给地方政府找个十年税收。我们刚才讲了保障房建设能提供10年每年1万亿，从小产权房起征房产税，每年能收2万亿。

昂贵的房租、漫长的通勤，让许多在北京这样大城市里的打工者，冒出过以办公室为家的念头。社交网站上，不时见到这样的问题：不想租房，办公室里能住么？大多数人对此保持怀疑态度，也有短期居住过的人现身说法，“工作和生活没有了分界，生活没有了空间”。

尽管如此，依然有人选择偷偷在办公室里居住。住在办公室，意味着全部家当必须装得进一个行李箱，意味着一种舍弃下班后私人空间的生活，也意味着更少的成本和通勤时间。

这样的生活，有人断断续续体验过，有人坚持过两年，有人还在继续。

文 | 李渔
编辑 | 张轻松
运营 | 泡芙

“在哪儿还不是睡个觉”

晚上十点，南城灯光渐渐黯淡，老刘准备就寝，先将充气床垫在地板上展开放平，等到气一打满，铺上了床单，码好枕头。前后五分钟的时间，娴熟地处理好了一切，他来到门口，按下墙壁上的开关，再摸黑回到两排办公桌夹成的空地上，悄然躺好，鼻尖刚好与椅脚齐平。

老刘住在办公室已经快一年了。他在北京工作，但没有租房。

全部家当是一个20寸行李箱，一个背包，和一张床垫。床垫日常塞在办公桌底下的纸箱里。行李箱和背包是他“移动”的家，销售人常年出差，办公室放行李箱大家也见怪不怪。里面塞得下几件衣服、常用药物、电脑、酒店里拿的一次性用品，甚至还能装下两本书。

老刘的床铺。图 / 受访者供图

入夜后的办公室，键盘声响消失了，工作上的讨论与争执也变得无影无踪，一百多平方米的房间变得如同喧嚣落幕后的戏台子，只剩下风扇发出低沉的呜咽。办公大楼的中央空调每晚下班时间准时关闭，北京今年格外闷热，老刘就指望着这台风扇能够带来阵阵凉风。

他知道在这个时间，同事一定不会再出现，于是干脆脱去了上衣，又脱掉了裤子，仰面对着天花板。不过就算如此，皮肤还是很快变得黏黏哒哒，最后他不得不起了身，拧开卫生间的笼头，毛巾沾上凉水，在周身上下一通擦拭，再次躺下，阖上眼，双手抱于胸前，努力入睡。

这是老刘住在公司的第五十天。他是一家传统行业公司里的销售，在过去的十一个月里，只要不出差，他就将办公室当成自己在北京的居所。

在他自己看来，这个举动很寻常。毕竟，在这座城市里，一千多万人正日日为了生计奔波，人们就像觅食的蚂蚁，白天聚作一团，等到夜幕降临后，四散到城市的角角落落。有房的人可以归家，而无家的人和无根的浮萍没什么两样，在哪里，都只是短暂地找个地方度过黑夜。

从这个角度来看，住在办公室和住在其他地方，其实没什么差别。老刘每天十点后入睡，早上七点，天一亮，便按时起床。当大多数人争分夺秒追上地铁，奋力在车厢里挤出一个能够站立的空间时，他忙着一边整理衣物，收拾床铺，一边打开窗户，让新鲜的空气灌满空间。

同事们几点工作，他也几点工作。同事们几点下班，他也几点下班。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从来不会迟到，而且一直是公司里最早出现的员工。

他将自己住办公室的经验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后，引来了许多人的热议。大多数人好奇“办公室要怎么才能住人？”“怎么洗澡？”也有人对住在办公室的行为无法认同，直言“窒息”。

在加班晚归，或者早起通勤感到痛苦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吐槽过“还不如住办公室得了”。一些北漂刚来北京、收入捉襟见肘，能租到的房子也说不上能提供多少尊严，但真的选择住在办公室，还是件令人难以接受的事。

一来，办公楼属于商用大楼，原则上不允许住人，住在办公室“偷感”很重，被发现后还可能被同事“嫌弃”。另一方面，更多人认为，住在办公室完全混淆了工作和生活的边界，不可接受。还有人担忧，公司万一丢了东西，可说不清楚。

但真的住了，“也就是睡个觉而已，在哪儿还不是睡个觉”。从2017年到2019年，王森曾在办公室里连续住了两年。回首那段时光，他直言“想一想，也有点儿辛酸”，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一旦住习惯了，其实就跟租房没多少区别。

小六曾从2022年夏天开始陆陆续续住办公室，入冬后，更是直接“定居”了半年。夏天的烦恼是蚊子多，有一个晚上，一觉醒来，她赫然发现手臂上被咬了十几个包，密密麻麻的红点，她成了“自助餐”。冬天一入夜，她便把自己蜷缩在睡袋当中。虽然这样可以御寒，但也有新的苦恼，睡袋毕竟是一个口袋，束缚着身体，犹如被困在了一个茧里面，没法自由伸展和翻身，小六睡得很不踏实。

她始终不敢让同事知道自己住在办公室。每天一早六点，她就要早早起床，将瑜伽垫和睡袋小心翼翼卷好，藏在摄影器材旁边，然后一溜烟儿跑到食堂，一直磨蹭到单位有人出现。等到下班时，别人离开，她也离开，在楼内的休息区里藏到晚上九点之后再回办公室。

身为本地人，住在办公室，肯定是没有住在家里舒服的，可与此同时，每天不用花费大量时间往返于家和公司，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么一比较，舒不舒服这点事儿，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她更愿意将住在办公室看做一场“生存实验”，“等过了很多年，再想一想这段经历，一定会十分的有意思”。

“你可以住在公司啊”

在北京工作，住宿是一笔昂贵的开销。

安居客上的数据显示，虽然这两年房屋租金略有降低，但北京一居室的平均租金价格仍旧维持在3800元上下。而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信息，2023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1761元，租到一个平均水平的一居室，需要花掉收入的三分之一。对于低于这个薪资的人群来说，房租更是一个沉重负担。

每一个住在办公室的人会反复提到一个词：时间。根据《2023北京通勤特征年度报告》，北京通勤的平均时长在51分钟，位列全国前茅。长时间的通勤，是对体力的考验，也是精神上的损耗。

人们选择住在办公室，最重要的目的，便是为了省下房租或时间。

2022年夏天，因为家中房屋准备装修后出租，小六举家搬到了六环外的昌平乡下。从住的地方到单位，需要先步行半个小时去公交站，再搭乘公交车来到城区，最后还要在地铁里耗费半个小时。一趟两个小时，每一次上班都如同逃命一样匆匆忙忙。

在公司附近租房当然可以省去许多烦恼，但房租实在昂贵，哪怕与人合租，一个月也要两千多块，而自己到手的工资才不到六千元。尤其她从事的行业，出差是常态，这意味着每个月一半时间里，出租屋都要空置。细细一算账，她马上便意识到：这不等于自己花了双倍的价格来租房吗？

她坚持在城区和郊区之间往返了一阵子，但很快便遇上了一个新问题——公司加班是常态，回去的末班车是晚上八点，哪怕紧赶慢赶，自己依然常常错过。赶不上车时，只能打车，车费就要一百多块，“简直就是在贷款上班”，她觉得十分荒唐。

渐渐地，在办公室凑合一宿的念头冒了出来。第一个晚上，小六全无准备，不知道要睡在哪里，只能坐在工位上，推开键盘和文件，朝着桌面一趴，跟鸵鸟一样，把头埋于双臂之间。这样的姿势很难让人睡得踏实，几次入睡，又几次醒来，一夜处在半梦半醒之间，脑袋昏昏沉沉。不过一想到自己省下的金钱，她又觉得心中格外欣喜。

后来，她开始时断时续以办公室为住所，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到十月底。入冬后，北京昼短夜长，下了公交车后，眼前的那段路上不光没有路灯，连人影也罕见。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人走在黑夜当中，这样的氛围让她十分不安，“就怕突然来个人，把我给噶了，扔河沟里面”。

小六下班的夜路。图 / 受访者供图

于是她干脆就不回家了，买来了一个瑜伽垫和睡袋，开始在办公室常住。

王森也是被房租一步步逼到办公室的。2017年，因为在老家天津找不到合适工作，他来到北京，进入了一家国企。起初和单位里许多北漂一样，为了省钱养家，他和其他同事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房间，两个大男人同挤一张床，一同分担房租。每月一千多元的花费，对于彼时只有七千月薪的他来说，是承受的上限。

但这样的日子只维持了半年，同事辞职离开北京，他再难找到其他人一起合租，不得不搬到郊区顺义，上班一个半小时，下班一个半小时，挤在公交车和地铁上，像被抽干了空气的气球。

他不怕苦，“反正来北京就准备好了要吃苦”，可有些问题并不是吃苦就能解决的。有一次单位加班，直到十一点才结束，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他站在单位门口盯着荒凉的街头，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觉得自己成了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那一晚，他被迫在办公室里过夜。然而出乎意料，“住在办公室里的感觉还不错”，不用急着赶公交车，也不用怕上班迟到，一觉醒来，甚至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在食堂里吃一顿早餐，更何况，不用花一分钱。

犹如发现了新大陆，一刹那，王森就冒出了搬到办公室里的念头。那时恰逢有人离职，留下了一张免费的折叠床，他干脆捡了回来，开始安营扎寨。

和前两位不同，在进入公司之前，老刘就已经做好了打算，自己就要住在公司。

这个决定源自于过往的一段失败经历。2019年，他和朋友一起创业，拿出全部积蓄，加上借贷，在老家那座三线城市投资两百多万，开办了一家教培中心。这个举动虽然冒险，但彼时教培行业十分火爆，也不失为一个前景明亮的投资。然而疫情骤然来临，老刘苦苦维持了两年时间，终于血本无归，借来的钱要偿还，学生的钱也要退回去，他不愿意做“老赖”，不得不走上了打工还债的道路，“自己挖了坑，跳进去了，就自己再想办法爬出来吧”。

还债就像是在完成一套复杂的拼图，一步一步，全离不开算计。2021年底，老刘先在深圳跑了一阵子快递，只因为“对方能够提供三个月宿舍”；接下来，他找了一份销售工作，月薪6000元，驻地北京，那间两室一厅的房子，既是办公室，也被员工当宿舍使用，用不着为了住宿额外花钱，“也还行”；2022年9月，为了多赚些钱，他又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被派到了南京，虽然需要租房，但很快，他就寻觅到了一间房子，与四人合租，一个月租金只要800块；在南京做了三个月后，他开始负责起了华中地区的销售业务，日日出差，这回连800块的租金都省了。

然而，个人再如何努力算计，在大环境的碾压下，也是无能为力的。没做几个月，公司效益不好，团队面临裁撤，处于安稳生活中的人大可以选择顺势而为，老刘却不得不争分夺秒，为了接下来的生活好好筹谋。

他再次换了工作，来到北京。可不到三个月，公司高层变动，他莫名其妙遇上裁员，还被拖欠了两万元的报销款。如今提起这段经历，老刘依旧忿忿不满，“一些公司看似正规，其实处处在琢磨着怎么剥削员工”。

对亟需偿还巨债的人来说，赚钱不仅仅是维持生计的手段，也是重回正轨的希望。要回这笔报销款，花费了老刘两个月时间，也改变了他的许多观念，他觉得公司大小无所谓，重要的是“只要能拿到工资，能拿到绩效”。

另一方面，他对开销变得格外谨慎。他想起在南京租房时，一个同事对他说的话：“你可以住在公司啊。”放在当时，这只是一句调侃，但时过境迁，再一次想起来，老刘心中有了不同的念头。

9月份，他入职了新公司，需要经常出差，但也免不了要在北京逗留。入职那天晚上，他拿来了几张硬纸板，在地面上展开，拼出了一张“床”，悄悄度过了第一夜。

住办公室的智慧

办公室是公共场所，没有太多隐私可以容纳。选择住办公室，就必须选择一种极简的生活方式，私人物品没有太多空间放置，欲望也就被无限压缩。唯一重要的，只是如何睡得安稳。

睡过第一天后，老刘就发现了，只靠硬纸板没法长久。地面很凉，也很硬，早上醒来时腰酸背痛。于是第二天，他花了几十块，买来了一个充气床垫，如此将就了两个月，到了冬季，他从家里取来了一条毯子，放在身下，保暖又舒适。

老刘的床铺。图 / 受访者供图

洗衣服是一个问题，洗澡也是一个问题，但很容易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没有洗衣机，衣服就全靠手洗，夏天时挂在窗边一晚就能干；至于洗澡，则更加简单，干脆不洗，如果天气实在炎热，大不了在卫生间用凉水擦擦身体，也能消暑，反正过不了一两天，他又要出差。

一个月里，他曾经辗转于十六个省份。从4月底到8月初，更是三个多月里，七十几天在外奔波。其实，很难说是因为出差如此频繁，老刘才住在办公室，还是因为住在办公室里，老刘才出差如此频繁。他自己坦言：“如果和同事一样在北京有住所，说不定可以换一个安排方式。”

小六与老刘一样，能不洗澡就不洗澡，反正冬天也不怎么会出汗。衣服也用不着换得频繁，反正自己不怎么出门，也就不会太脏。到了周末，有时她回家，有时干脆就在附近找一间青旅，花钱住上一夜，睡得好坏无所谓，重要的是有洗衣机和淋浴。她也惊讶于自己年纪轻轻，居然能找到这些解决办法，“真的感觉就像在城市里探险一样，总有新的发现”。

但并不是谁都能像小六一样，在办公室足不出户，窝上一整个冬天。王森的公司虽然有暖气，可因为节能，温度并不高，他又实在不好意思再在办公室里放上一床棉被。出差是一个好办法，不过不能日日出差，一个月，最少也有半个月要在北京度过。不出差的日子里，他就像一个流浪的波西米亚人，四处搜寻过夜的地方。

好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离开，也留下了许多还未到期的出租屋。只要支付一点费用，就能短暂地在这些房屋内待上一段时日。正如有人拼车，有人拼团，王森“拼房”，他如同一只勤奋的蜜蜂，这里停留一下，那里停留一下。他住过通州，住过房山，最远的地方到了昌平农村，只花了六百块钱，就住了将近三个礼拜。他戏言：“不要说外地人了，就算很多本地人，也未必解锁过这么多的地方。”

相较而言，他还是喜欢夏天一些，只是夏天也有烦恼。他常常出汗，虽然换洗衣服可以等周末回到天津解决，但无法洗澡总归是个大问题。他不敢在公司的卫生间里大张旗鼓地洗浴，“公司那么多人，万一被加班的人看到，不合适”。但连续一个礼拜，仅靠毛巾简单擦拭，显然不能遮盖住身上的异味，“没办法，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臭，感觉同事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不敢停下脚步

王森的同事都知道他住在办公室，他也从未刻意隐瞒过。他想，反正大家收入都不高，谁不是想办法在北京生存下去呢。

办公室里一共四个人，全是北漂，各自有各自的辛苦——有人房产在燕郊，每天光上下班就要三四个小时；也有人在北京买了房，只有五十平方米，塞进了一家五口人，自己只能睡客厅；领导固然收入高一些，却同样负担不起租房的费用，只能在附近租一间地下室，四面无窗，不知日夜。用王森的话说，“大家就谁也别嫌弃谁了。”

小六则很怕被同事发现，她说办公室内斗严重，被发现了，“不知道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但饶是谨慎，也有被撞见的时候。有几次周末，她正在办公室里看剧，突然之间有同事跑来加班。她便也只好装出一副努力工作的样子，在工位上认真地面对着电脑，“感觉是在被迫营业”。

老刘住办公室的事，则更像一个“公开的秘密”。刚入职时，他谎称借住在朋友家里，也和小六一样，每天若无其事装作下班，等估摸着所有人已经离开，再独自悄悄溜回。

直到一天晚上出差归来，他正要入睡，突然遇上同事来公司加班，一时四目相视，场面极度尴尬。他只好编了个理由搪塞，无非时间太晚，不想去打扰朋友云云。听上去颇为合理，同事好似也并未质疑，只是后来，老刘发现，似乎连领导也对这件事心知肚明。

那次他和老板一起出差，本以为会在外地过夜，未曾想老板径直开车回到了北京。午夜时分，望着静默的街道，老刘心中不断盘算着要在哪里下车，才既可以回到办公室，又不被老板发现。谁知道还未说话，率先开口的却是老板，“一会儿我就先把你送回到公司吧？”

老刘觉得，老板应该是发现了的。不过从那以后，彼此之间，谁也没有去详细提及这个问题。老板不问，他自然也不会说，双方就这样保持着微妙的默契。

在同事之间，他在办公室过夜的事情渐渐也不再是秘密。同事偶尔会询问他在办公室里住得好不好，好心地提醒要注意身体。等入冬时，有人担心天气冷，特意告诉他单位有个“小太阳”，记得要打开。

住在办公室，省下通勤时间后，这些住办公室的人，也没有“闲着”，而是像这个城市的很多人一样，尽可能将多出的时间转化成“生产力”。

老刘开始尝试在小红书上做直播，聊一聊自己以办公室为家的生活。尽管还没有带来什么物质上的收益，但每天跟陌生人谈一谈天，暂时从债务的压力下抽离而出，不失为一种放松。

小六不愿意无所事事。她曾经在补习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于是操起老本行，开始利用下班后的空闲，给学生做线上家教。楼道尽头凹进去一块小隔间，摆了一张闲置的办公桌，她安静地坐在那里，支起平板电脑，对着屏幕细细讲解立体几何和抛物线。被同事问起，便说自己堂弟正在准备高考。

一堂课两个小时，收费三百块，每个月可以获得将近两千元的收入，对只有几千元工资的她来说足够惊喜。她格外享受这种足不出户，就能搞定一切的生活状态，唯一让人有些忧心的是，因为懒得出门，体重直线飙升，“几个月里，足足长了几十斤”。

两年间，王森的精力全花在了学习上。同事一离开，四下安静无声，办公室就变成了一间天然的自习室。他坐在电脑前，日复一日地啃着书本，换来四本证书。因为公司政策，这些证书每个月可以给他带来额外一千多元的收入。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些证书，让他后来找到了另一份工作。

新工作还是在北京，月薪一万多块，重要的是提供宿舍。居住不再是难题，他把折叠床送给了别人，从此结束了办公室的寄居生涯。对于人生，这称得上一次巨大飞跃，但偶尔他也会怀念在办公室里居住的经历。他感恩同事的包容，也庆幸正是那些拮据的日子，让自己没有办法蹉跎岁月，“在那种条件下，不敢停下脚步”。

在办公室住了四个月后，因为父亲生病，小六不得不辞职去照顾家人。等2024年再次回归工作时，城中的家早已装修完毕，她也像许多本地人一样，开始了家与单位两点一线的日子。回首住在办公室里的那些天，她的心态十分矛盾，一方面感叹当时自己真能吃苦，“天天睡眠不足，感觉人都变傻了”；另一方面，她又觉得在这座昂贵的城市里，自己的做法很理智，那点儿苦也没什么，“就像走夜路，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幽暗得让人害怕。可当你一直向前走，走到灯下，就发现幽暗的地方也很寻常”。

她至今无法理解，当时一个同事在单位附近与人同租，“一个月里半个月在出差，却要花一半的工资来租房。工作是为了赚钱，却为了工作花钱，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么？”

结束办公室居住的人，都打开了新的生活篇章。而还在住办公室的人，还要继续为了下一步的生活而奋斗。老刘还不知道要住到什么时候，总之，“先做着”。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依旧是还清债务，每个月一万二的工资一到手，便被他悉数转走，去填充创业留下的黑洞，手上只剩下一些周转资金，用来应付出差和日常开支。

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他十分“知足”。在北京安家或许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但享受当下，有时候并不需要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家”。他喜欢逛博物馆，也喜欢看演出，就算拮据，也会省出一两百块钱来，去看一场不知名的话剧表演。

但当人们有更多选择时，谁又愿意住在办公室？宋晨是陕西人，因为工作关系，被借调到北京四个月。他原本打算住在远郊区的亲戚家，“可北京实在太大了”，每天五个小时的路途“堪比成吉思汗西征”。在坚持两个多月后，他无奈地搬进了办公室。

这也改变了他原本希望可以留在北京的初衷，“没有房子，幸福感太低，就算收入高，这么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在办公室断断续续住了两个月后，他已经决定回老家了。北漂，已经不是他的选项了。

（讲述者均为化名）

原标题：获释不久的著名人权捍卫者张展女士因赴甘肃争取张盼成家委托书后在其老家咸阳失联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24年8月30日，本网获悉：获释不久的的著名人权捍卫者张展女士因营救最近被抓捕的甘肃青年活动人士张盼成，从上海只身赴甘肃，突破干扰，终于说服张母签署了委托书。随后其回到老家陕西咸阳，后在当地被上海警方带回，至今已超过36小时，仍音信全无。

张展简历：女，1983年9月2日出生，陕西省咸阳市人，上海市浦东新区居民，曾任职于上海市某证券公司高管，原执业律师，公民记者，人权捍卫者，中国在押政治犯。

早期，曾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并获取硕士学位；自2010年起，离开家乡到上海谋职；曾为追求自由理想而甘愿放弃在一家证券公司的高薪职位；曾任职律师，但后因在网上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而遭报复，被迫离开律师岗位；因不满中共当局的政治现状，曾长期在网络平台发表批评“一党专政”、腐败滥权等言论，且因内容尖锐，颇具针对性，而被上海警方多次约谈、传唤及威胁；

2019年以来，因在微信等社交软件上大量转发香港“反送中”抗议视频及文图资料，尤其是在上海街头举伞要求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下台等，随于2019年9月9日被上海市黄浦区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期间曾被两次做强制性“精神病鉴定”，至11月26日才准予取保候审释放；

自2020年初以来，曾因武汉冠状病毒疫情蔓延，其为了获取一手数据，不惧风险，亲赴武汉做实地疫情考察与报导；此举很快遭到中共当局的极端不满和迅速打压；

2020年5月14日，被武汉警方从一家暂住旅店抓走，次日被上海市浦东新区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6月19日，被浦东新区检察院予以批捕；9月18日，其案被移送至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2020年12月28日，被该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刑期至2024年5月13日；据悉，其家属要求探监曾长期遭拒；其因狱中长期绝食抗议，被强行灌食，致其身体情况十分虚弱。此前张展一直在上海市女子监狱服刑。

对张展的境况，本网将持续关注。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进 郑淯心 2023年下半年，张益文发现北京餐饮市场突然出现变化。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他经营的一家日式烤肉店月营业额从150万元以上滑落至100万元左右。而进入今年后，这一趋势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加剧，月营业收入已逐步缩减至70万元左右。目前餐厅每月的净利润相比去年上半年下跌了近80%。

这家烧肉店开业于2018年，客单价曾超过1000元，商务宴请的客源超过50%，熟客包括企业高管与娱乐明星。但张益文发现，去年下半年至今，客单价在逐渐下跌，熟客来的频次在减少，也开始出现客户“自带酒水”的情况。

张益文是餐饮业老兵。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投入餐饮业，曾经在北京成功经营过数个餐饮品牌。现在，他必须作出调整，以应对市场变化。一个半月前，张益文在平台推出了面向白领人群的588元的双人套餐。近期，他又准备在午餐时推出68元—88元/份的牛肉汉堡套餐。

现在，他的理念是：“苍蝇腿也是肉。”

今年以来，低价竞争萦绕在餐饮业，各大餐饮店如接力般推出系列低价套餐或主动降低餐食价格。如今，竞争导致的结果已逐渐显现。北京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北京规模以上（即年营收1000万元以上）餐饮业利润总额1.8亿元，同比下降88.8%，利润率低至0.37%。

小吊梨汤市场营销总监刘正说，为了维持日常运营，餐饮企业的净利润率最低需要保持在5%—10%，如果餐企持续低于这样的利润率，任何一个微小的错误决策都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即使是连锁餐饮企业，在这样低利润率下也必须关闭亏损较大的门店。

汉堡王中国首席营销官汤俊章表示，疫情期间，餐饮业也曾面临现金流难题。那时餐企曾出现过一些担忧，但都认为是一个短期现象。去年9月、10月，消费需求出现波动。一开始，从业者都认为，一个季度后生意就会慢慢回到强势增长轨道，但经过大半年的等待，大家现在考虑的不再是“救急”，而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如何对经营方式进行“质”的转变。

一年半以前，经历了疫情洗礼的北京餐饮业尚处于快速复苏的道路，2023年规模以上餐饮业营收相比2022年增长27.7%，这样的诱惑吸引了许多行业人士加入进来。但转眼间，低利润率已经让他们处在“危机”边缘。

留下来继续“内卷”还是断臂求生，成为北京十余万餐饮企业主的选择题。

高档餐厅消费频次在缩水

张益文很怀念2019年餐厅蒸蒸日上的时光。那时，餐厅的每个包厢座无虚席，不少客人会选择单价超过600元的菜品，一个包厢的单次消费经常在5000元以上。仅依靠晚餐时包厢的消费，餐厅一天的营业额就能达到5万元至10万元。

他说：“人均消费超过500元的高端餐厅也被视为一个微妙标志，高级白领很少能承受这个价位的消费。”

自2023年下半年起，这样的日子一去不返。张益文的餐厅营收与净利润均呈现下滑趋势，直至今年7月，餐厅的盈利状况已缩减至微利边缘，而步入8月，预计将面临亏损运营。

消费者光顾频次的减少与平均消费金额的下滑，成为了张益文餐厅营收下降的关键因素。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他也看到了高端餐饮消费群体结构的变迁。曾经，传统产业的企业主们是餐厅的常客，他们频繁地在此宴请宾客，出手阔绰。尤其在年末，政企人士间的商务洽谈更是让餐厅门庭若市。而现在，前来消费的传统行业的企业主在减少，科技型企业虽然更赚钱，但这类企业的掌舵者却鲜少选择在高档餐厅进行宴请。

刘正表示，在宏观经济出现波动时，个人的消费能力就会下降。消费力下降并不意味着个人会选择均价更低的餐厅，反而是会降低去同档次餐厅的频次。比如从一个月去三次高端餐厅降低到一个月去一两次。

为了吸引更多新客户并提升餐厅的营业额，张益文的做法是推出了售价为588元的双人套餐，套餐集中了餐厅最受欢迎的经典菜品，在分量上则进行了相应地缩减。此外，餐厅还将推出单价为几十元的牛肉汉堡套餐。现在，餐厅的人均消费已经降低到了五百多元。牛肉汉堡套餐预计只在中午发售，主要当作白领人群的员工餐。“以往，餐厅中午的营业额都很低，现在我们就想着苍蝇腿也是肉，低价套餐既能提升营业额，也不会影响晚上的正常营业。”

今年上半年，不少高档餐厅推出了“穷鬼套餐”。其中，人均消费超过1000元的餐厅新荣记，推出了398元的套餐，而上海另一家人均近2000元的餐厅莱美露滋，则在降价促销的同时，还附赠了价值接近200元的饮品。

目前，张益文的想法是顺应市场趋势。他说，当初开店的投资已经收回，如果接下来餐厅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就会立刻止损，而不是持续给餐厅“输血”。过去几年，他目睹了许多朋友为了维持高端餐饮店的运营，不惜卖房卖车，最终把身家都亏了进去。

2024年上半年，以北京为代表的一线城市消费普遍承压，餐饮业尤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今年以来，全国消费累计增速在持续下跌。这表明受就业和收入预期下滑影响，居民在花钱方面变得越来越谨慎。在一线城市中，改善型与时尚型消费通常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一线城市的消费增速弹性更大。当前，一线城市消费增速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表明市场引导的需求收缩趋势越来越明显。

追求极致性价比的消费者

过去6年，在经营一家客单价约100元的餐厅过程中，张军对个人消费习惯的变化感受颇深。

2019—2020年，在张军经营的餐厅中，相当一部分消费者会选择定价为200元的精品手抓羊肉，这也是他餐厅利润最大的一道菜。但从2021年开始，这道菜的点单量开始进入下滑通道，并且消费者在消费时变得越来越谨慎。

张军发现，越来越多消费者在消费白酒或价格较高的啤酒时，选择自带或点外卖再送至餐厅。同时，一些客户也会通过团购套餐来消费，而不是直接在线下点单。这两种消费变化都让餐厅损失了相当一部分利润。

张军说：“如果在平台推出优惠套餐，或者在餐厅附近发传单宣传优惠活动，餐厅的客流量就会瞬间上涨，但一结束优惠，餐厅的客流量就会立刻恢复到日常状态。”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从2023年第四季度开始，消费者对性价比的极致追求已经成为一种趋势。2024年之后，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意愿和能力进一步下探，促使消费者对性价比的刚性需求有了进一步提升。

消费心理的变化也快速传导至消费习惯的变化。刘正表示，经历疫情三年，大量消费者已经能够十分熟练地对比各个平台推出的团购活动，也习惯了购买折扣套餐的消费场景，在选择同价位餐厅时，更倾向选择折扣力度最大的餐厅。

除此之外，消费者构成也在变化。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表示，“Z时代”已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这一代人更倾向外出就餐、选择预制菜和外卖服务，这些领域的市场规模因此有所增加。然而，他们非常重视性价比，因为频繁地外出就餐使得他们对价格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会通过团购等渠道来比较和选择价格更优的餐饮服务。

对于餐饮企业而言，消费者对极致性价比的追求往往直接转化为企业低利润的挑战，甚至出现“赔本赚吆喝”的现象。刘正介绍，因餐饮业本身就有房租和人员等固定成本，通常情况下餐饮业只有10%—15%的纯利润，同时餐饮企业会有利润下跌的临界值，一旦折扣力度达到一定程度，餐饮企业利润率将迅速崩溃，甚至步入亏损经营的境地。

面对持续的亏损压力，张军在今年上半年关闭了旗下的餐厅，并彻底告别了餐饮行业。2019高峰时期，他一度运营着三家餐厅，平均每家餐厅单日营业额能够达到2万元左右。

张军说：“为了提升竞争力，餐厅只能被迫加入价格战。作为单打独斗的个体餐厅，又无法通过这一手段将众多同行淘汰出局，反而更可能在这场价格战中成为炮灰。”

平台与餐饮企业推动低价混战

除了经营高端日式烧烤店，张益文还在北京经营着一家人均120元的日式火锅店。但在8月初，他经历了一件让他哭笑不得的事情。

因日式火锅店生意不太景气，那天，一家平台的工作人员主动找到他并建议餐厅推出一份58元的双人套餐，他反问对方：“我从事餐饮20余年了，你说58元能给顾客上什么菜”。最终，他拒绝了这项提议。

相比于张益文的坚守，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变化，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大量餐饮从业者的低价模式层出不穷地出现。

赖阳介绍，今年一些餐饮企业仍存在降价的可能性。整体看下来，企业降价幅度大约在15%。胡大饭店下调价格、全聚德取消包间费以及和府捞面降价都是市场上较为典型的案例。

汤俊章表示，在宏观经济波动的当下，用户的消费信心在下降。此时，大部分品牌会希望在客流上维持一定的稳定和增长。因此，汉堡王也主动作出了短时间调价的行为，即推出更大力度的促销活动。这在餐饮界是很普遍的现象，同行也都采用不同的调价形式。

北京统计局数据也显示，2024年上半年，北京规模以上（即年营收1000万以上）餐饮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88.8%的同时，营收为492.1亿元，仅同比下降2.9%。

以茶饮为例，益禾堂方面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近期益禾堂对部分产品价格进行了下调。价格“内卷”战确实在新茶饮行业的表现较为显著，可以看到，以前某些品牌的客单价可能在20元—30元，但现在价格在不断下探，甚至打出9.9元的招牌。

普华永道和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中国连锁餐饮企业资本之路系列报告2024》也显示，咖啡、茶饮赛道价格战不断升级，平均一杯饮品的活动单价从“9块9”“8块8”降至“6块6”“5块5”“4块9”。

各大平台企业也在为餐饮业的低价竞争推波助澜。

资深连锁产业专家、和弘咨询总经理文志宏表示，平台间的价格竞争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就已经非常明显。平台价格战一开打，餐饮企业就被迫卷入。尽管平台会提供给餐饮企业一定的补贴，但餐厅自身也需要进行降价，以迎合市场趋势。

刘正表示，除了服务周边社区居民的街边小店，其他餐饮企业基本无法拒绝与平台的合作。餐饮企业只有通过在平台上投放流量或推出低折扣套餐引流，才能换来更多的线上和线下客流量，平台正在越来越大地影响餐饮企业的运营逻辑。

刘正表示，现在餐饮企业的营业额越来越多来自外卖平台，这是支撑餐企营业额的重要原因。但外卖的利润空间相比于堂食下降得非常厉害，外卖折扣价和外卖平台抽成会进一步蚕食餐企的利润。

价格战仍将持续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餐饮从业者和行业专家都给出了一致的判断：短期内价格战无法停止。

6月，中国烹饪协会就提出价格战、同质化竞争和成本压力的不断加剧是造成目前餐饮行业“增收不增利”现象的几大因素。并呼吁停止价格战，转向良性竞争。

益禾堂方面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新茶饮行业非常“热闹”，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总体上还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向头部品牌聚集。可能各品牌都会认为自己是笑到最后的人，所以都铆着劲想要比其他友商更突出一点。

益禾堂方面认为需要呼吁餐饮企业停止价格下降，尽管这样的呼吁不一定会在短期内收到成效。“餐饮行业出现的增收不增利现象，无疑是一种粗暴的价格竞争，而非质效竞争。”

刘正表示，价格战本质是一种商业行为，无法使用任何外力去干预。目前看，至少几年内仍然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消费者也会逐渐变得更理智，分析产品的折扣力度以及餐食的性价比。

但正如北京统计局公布的规模以上餐饮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88.8%，北京餐饮业价格战风险已经显现。

7月8日，南城香创始人汪国玉对外透露：“2024年上半年报表出来了，数字很难看。价格在降，利润在降，旺季不旺、冬季难熬正在成为一个危险的信号，你前半年挣的钱到了冬天会亏个精光”。目前，南城香在北京拥有100余家直营门店。

上半年，多家上市头部餐企公布的业绩预告也显示企业处于亏损区间。如呷哺呷哺预计净亏损约2.6亿元至2.8亿元，奈雪的茶预计净亏损约4.2亿—4.9亿元，味千（中国）预计上半年亏损不超2000万元。同时麦当劳、茶百道、九毛九、海伦司等净利润也出现同比下滑。

赖阳预警，除了价格，餐饮企业竞争的本质还是品质。如果餐饮企业为了降低价格吸引客流量而牺牲品质，将对企业产生更多负面影响。当下，消费者追求的是在保证良好品质的前提下，获得合理的价格。

告别小店？

即使竞争加剧，更多新店还在涌入。企查查数据显示，上半年北京新注册餐饮企业数4841家，相比2022、2023年同期分别上涨33.2%、-15.7%。但此前多项研究报告显示，餐饮业是一项“九死一生”的生意，餐厅平均生命周期通常被认为只有18个月。

文志宏表示，未来餐饮业态连锁化率的提高以及高性价比的追求将是一线城市餐饮企业的主要发展方向。小型零散餐饮在一线城市的立足空间将越来越小，餐饮企业需要苦练内功。

在朱丹蓬看来，现在餐饮业已经进入“大鱼吃小鱼的时代”。即使保持低毛利，许多连锁餐饮品牌依旧能通过规模效益实现持续经营，而单品牌和规模较小的餐企很难具备这样的抗风险能力和规模效应，因此即使味道良好，大量单品牌店也无法度过这个餐饮寒冬。

采访中，多家连锁餐饮企业也不约而同提到目前企业利润点来自供应链。

夸父炸串方面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公司的利润主要来自供应链，夸父的供应链相比于行业其实一直处于低毛利状态，收入一直比较稳定。益禾堂方面表示，近段时间发生在益禾堂的产品价格下调，多是因为我们供应链的完善和产品成本的优化，这使得我们的成本相对于此前不增反降，留出了让利消费者的空间。

除了主动加入价格“内卷”战，从单店到连锁餐厅，许多餐饮企业也在主动求变。

朱丹蓬在调研中发现，一家餐厅为提升附近客户黏性，推出了“客户消费满200元，5公里以内的代驾费由餐厅承担”的方案。他说，单店为了实现持续经营，除了需要主动降低毛利，还需要在完善服务体系上不断下功夫。

在北京大量餐饮企业竞相加入价格战的当下，李博的饺子馆却坚持逆市场潮流的做法——餐厅只提供饺子、粥和凉菜，一盘饺子平均价格为24元—30元，这一价格区间与菜品种类在过去近三年里，未曾有过任何变动。餐厅仅入驻了一个平台，且未曾推出折扣活动。

在他容纳了100余张椅子的饺子馆，平均每天接待一千多位消费者，午餐就餐高峰期，前来排队的消费者经常需要等待半小时以上。

他说，餐厅运营近20年来，一直主打好吃不贵、薄利多销，在周边的大学生群体和居民间形成了口碑。当初这样的价格区间是误打误撞定下来的，完全没想到会在近几年越来越火爆，这样的价格刚好与同类型餐厅降价后的价格区间持平。

现在，他还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自己的第二家餐厅，并预计在新店复制同样的运营模式。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益文、张军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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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进经济观察报记者

大国资新闻部记者\
关注宏观经济以及人社部相关产业政策。擅长细节深度写作。

壹  || “砸锅卖铁”式盘活国有“三资”，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地方财力、弥补经费紧张，本质上是贯彻中央提出过紧日子的精神；另一方面则是积极推动地方财政管理改革提质增效的手段。

8月28日，一份题为《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重庆市璧山区“砸锅卖铁”工作专班》的通知受到市场关注，该通知的抬头为“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璧山府办﹝2024﹞26号）”。当日，有媒体从璧山区财政局工作人员处求证得知，“砸锅卖铁”工作专班已经开始运行。

该通知显示，专班是按照《重庆市璧山区推动国有资产盘活工作方案》相关要求，经区政府研究成立的。专班组长为璧山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田中，副组长为区财政局局长侯咏梅、区国资中心主任韩艳。

通知提及的璧山区在2023年重庆各区县中财政质量和债务情况均表现较优。据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在研报中的统计，璧山区2023年财政自给率达到70%，仅次于江北区；2023年璧山区的城投债务率、政府债务率在重庆各区县中也处于较低位置。2023年，璧山区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完成53.19亿元，增长22.1%。

另一份由青海省德令哈市印发的《严格落实“砸锅卖铁”要求的方案》也受到了市场广泛关注。8月28日上午，经济观察网在青海省德令哈市的政府官网查询到该文件。官网信息显示，该文件印发于8月1日。但8月28日下午，此文件已无法查询。

经济观察网查询发现，从2023年中开始，“砸锅卖铁”一词开始在多个地方政府的会议及文件中频繁出现。在地方实践中，该词指要用种种办法盘活国有“三资”（资金、资产、资源）、降低债务率和提质增效财政支出。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院长袁海霞对经济观察网表示，地方“砸锅卖铁”专班的出现，是当前经济修复承压、控增化存化债工作推进过程中，部分地方面临压力的生动体现。一方面，今年以来，受经济修复动能减弱、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以及土地市场低迷等多重因素影响，财政收入持续承压。今年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同比下降2.6%、降幅较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降幅进一步扩大至-18.5%，广义财政收入完成预算进度仅为53.9%，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今年上半年，有14个省份的财政平衡率进一步下滑。

另一方面，在财政收入增长受限的同时，地方政府面临着较大的支出压力与债务化解压力。社保、民生等领域的刚性支出不减，地方政府的债务化解压力持续存在。

袁海霞认为，“砸锅卖铁”虽体现了地方谋求债务化解的主动作为，但同时也透露出一种无奈。化债并不等于债务清零，是为了保持财政和经济与债务之间的可持续性，最重要的是保持债务的接续和滚动。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砸锅卖铁”并非解决债务的最优解，地方政府应该在摸清家底和梳理好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分类处置债务，盘活存量资产，做好增量管理。

“砸锅卖铁”

自2023年中以来，多地地方政府在会议和文件中都提到了“砸锅卖铁”一词。

2023年8月25日，乌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崔景英主持召开乌海市政府2023年第20次常务会议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指出，要坚决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砸锅卖铁”化债，扎实推进开源节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贵州省麻江县在2024年县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及“要用好‘一揽子’化债措施，‘砸锅卖铁’筹集化债资金，有序推进政府债务化解工作”。

重庆市沙坪坝区在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中都提到，深入开展“砸锅卖铁”“壮士断腕”资产处置专项行动，深挖存量资产资源，有效盘活国有房屋资产、股权债权、土地资源等。积极对接专业资产管理公司及市属国有企业，拓宽资产盘活路径，落实资产处置102宗，变现9.4亿元，完成股权转让及质押6个，金额7.9亿元。合理调整闲置低效土地规划用途和开发强度，丰富土地功能，提升土地效益。加密土地出让调度频次，打通各环节难点、堵点、卡点，稳妥推进土地资源盘活变现，实现土地出让收入10.1亿元。

2024年5月11日，泉州市泉港区政府区长杨凤翔主持召开区政府第37次常务会议。会议研究了泉港区“砸锅卖铁”处置资产化解债务风险方案，并提出要强化预算管理坚持过紧日子等举措。

上述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严格落实“砸锅卖铁”要求的方案》提出，切实把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投到紧要处、花出效益来，提高认识，砸锅卖铁，挺过难关；摸清家底，认真清查比对；找准方式方法，加快处置。通过自用、共享、调剂、出租、处置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挖掘现有资产资源潜力，提升“三资”使用效益，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财力支撑。

一位地方财政人士对经济观察网称，“砸锅卖铁”式盘活国有“三资”，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地方财力、弥补经费紧张，本质上是贯彻中央提出过紧日子的精神；另一方面则是积极推动地方财政管理改革提质增效的手段。但“砸锅卖铁”用于一级政府的具体举措中，尤其是在对外发布的文件上，难免有噱头嫌疑，特别是作为公共服务部门，对公众发布，难免会造成群众和地方投资商的恐慌，从舆情把控上存在一定风险。

该人士认为，当前各地财政都比较紧张，各地也在采取不同的办法盘活“三资”，这也是财政部门财政管理改革的重要工作。上升至政府层面，无非是调动各部门参与和落实的积极性，出台文件则是为了更好地分工、明确和落实工作。

谁是锅谁是铁

璧山区的通知提及，“砸锅卖铁”专班的成立是根据《重庆市璧山区推动国有资产盘活工作方案》。

盘活国有资产是2024年重庆各区县的重要任务。2024年初，重庆各区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市属国企主要负责人分别与市政府签订《2024年度“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目标责任书》和《2024年度打赢国企改革攻坚战目标责任书》，立下了志在改革攻坚的“军令状”。其中，“三攻坚”即国企改革、园区开发区改革、政企分离改革。“一盘活”，即指盘活国有资产。2024年上半年，重庆市完成资产盘活848.2亿元。

璧山区人大常委会官网的一篇文章显示：在区人大常委会的推动下，目前璧山区已建立了“3+6+N”制度体系“一张网”：“3”即“止损治亏”“瘦身健体”“提效增能”三大工作重点；“6”即6户区属重点国有企业“一企一策”；“N”指42户亏损企业减亏扭亏“一企一策”方案，以及46个企业国有资产盘活“一产一策”方案、化债工作3个专项方案等。

8月21日召开的2024年上半年璧山区经济运行调度会暨镇街和部门“一把手”例会中，璧山区委书记秦文敏也提到，“要有效盘活‘三资’，激活存量资源经济效益，加大闲置资产处置变现力度，千方百计提高资金支付率。”

根据上述通知，璧山区的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在区财政局，统筹负责工作专班日常工作。同时从区财政局、区国资中心、区税务局、区审计局等单位分别抽调1人到工作专班办公室集中办公，抽调人员在抽调期间原则上与原工作脱钩，专职负责“砸锅卖铁”工作。工作专班统筹负责全区“砸锅卖铁”工作，包括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实施范围，确定资产包，建立价格决定机制，完善奖惩措施，推动项目落地，开展政策宣传，以及与“砸锅卖铁”相关的其他工作。

在地方的实践中，“砸锅卖铁”一方面指向了财政支出的提质增效，但更重要的内涵是国有“三资”的盘活。

德令哈市上述通知中详细列出了多项具体举措：一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三是硬化预算执行约束，四是严格一般性支出管理，五是从严管控“三公”经费，六是严控楼堂馆所建设，七是严格政府采购管理，八是严格津贴补贴发放，九是加强临聘人员管控，十是强化单位财务管理，十一是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2024年3月，重庆市南岸区审计局在九龙坡区财政运行质效暨园区改革攻坚情况专项审计审前调研中提出，围绕“砸锅卖铁”盘活资产工作开展情况，重点关注新建（存量）停车位、垃圾消纳场等资产盘活情况，深入现场核实资产数量、资产状况、资产运营等情况，确保财政收入真实、质量高效运行。

盘活国有收益属于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各地努力“砸锅卖铁”的成果也反映在上半年的财政数据中。

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1—7月全国税收收入111240亿元，同比下降5.4%；非税收入24423亿元，同比增长12%。

江苏省财政厅表示，上半年非税收入实现33.1%的增长，主要是各地多渠道盘活资源资产、挖潜增收，努力弥补税收收入减收缺口，实现了财政收入增幅稳中略升。

吉林省财政厅表示，上半年非税收入实现较高增长，一方面在于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实现101.7亿元，增长50%，主要是各地全面开展资产大起底行动，科学制定盘活计划，加大资源资产处置拉动力度；另一方面，罚没收入实现31.5亿元，增长54.1%，增长来源于公安大案要案以及纪检监察等罚没收入集中缴库。

（文中数据统计来自经济观察报《多地非税收入上涨背后》一文）

一位地方财政部门负责人对经济观察网表示，2024年上半年，其所在地区的大部分县市非税收入完成同比均有不同程度增幅，主要增长点集中表现在：一是“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矿业权占用费收入、矿业权出让收益”增收；二是“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其他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收；三是落实“大财政”政策精神，加大“三资”的盘活力度，确保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及时入库。

文丨董慧

编辑丨赵磊

2023年年初的一场小范围会议中，小红书的中高管坐在一起讨论可能影响新一年电商业绩的风险，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时尚潮流商家负责人彩麟（薯名）离职，那会是电商业务的最大风险——从2022年开始，时尚行业在小红书电商GMV贡献越来越高，到去年年初占比已接近50%，超过美护行业，成为内部第一。

但兼任交易部负责人的小红书COO柯南（薯名）并不满意时尚行业的成果。多位前电商业务及中台员工说，柯南曾在多场会议中点评彩麟“不懂小红书”，认为她没有策略。

这样的评价很不合常理。在其他互联网公司，数据是最重要、最直接的通用标准：带来增长的方向就是正确的方向，员工也习惯用数据证明自己，谁的数据越好，就越值得晋升。但在小红书，这套标准在某些场合失效了。

之后的一场组织架构调整中，在小红书待了9年的家居行业运营负责人麦昆（薯名）被提拔为电商行业的商家总负责人，数据表现突出的彩鳞与其他行业负责人从直接汇报给柯南，变为汇报给麦昆。被大家视为影响电商业绩的最大风险因子——彩鳞离职——一下成为了悬在电商部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最后，CEO毛文超出面了。双月复盘会上，毛文超开始让时尚负责人彩鳞和柯南分别坐在自己两侧，并夸赞前者的表现——这代表着一种新信号。于是，电商部达成了微妙的新平衡：麦昆仍然是名义上的行业总负责人，但彩鳞在决策上的地位得以提升，几乎不受麦昆干预。

在更多员工眼里，这场一波三折的管理层调动只不过是小红书众多管理问题的一个切片，他们还能列举出很多自己难以理解的调动、晋升和裁员案例。他们时常弄不懂小红书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并因此陷入长久的不安全感，工作中如履薄冰。

连毛文超自己也意识到，小红书遇到了“大公司病”——在11周年发布的内部信里，他与联合创始人瞿芳提到，许多一线员工已经感知到业务复杂和组织长大所带来的臃肿和熵增，“有劲儿用不出”，“难的不是挑战而是缺乏意义的消耗”。

往回看，或许2022年是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用户规模快速增长的小红书开始发力商业变现，电商、广告以及国际化业务变动剧烈：1月，电商负责人杰斯（薯名）离职，原为一级部门的电商部被划归至社区部之下，开始由柯南管理；3月，战略负责人二丫（薯名）被调去做国际化业务负责人，小红书开始试水东南亚出海业务；9月，CMO之恒（薯名）带领商业部进行行业划分，开启数次组织架构的拆分、合并。

伴随业务增长而来的，是人员的扩充。小红书开出更高的薪酬和更大的职权范围，以吸引有3至5年一线经验的执行层，和在其他大厂做过管理的中高层，希望他们能带来可复用的成功经验。在去年年初内部还能查看到员工总人数时，系统显示，含实习生等人员在内的小红书员工数已经达到一万二。

这些源源不断的新员工，有着被小红书肯定的丰富经验，也深谙大厂的生存规则，他们抱着期望加入小红书，想在这家为数不多的还处在上升趋势的互联网公司大施拳脚，结果发现自己待的时间远比预期的短，甚至难以landing，连试用期都挺不过。一位中台前员工说，他观察到试用期没满就主动或被动走人的，“比例不小”。

一位商业部员工说，过去一年，光商业部就有超过10位R6级别及以上的人员离职——在小红书的职级体系里，如果是公司创始人兼 CEO 是第一层，R6相当于CEO的减3，通常是业务线的小组长。他曾参加一场由HR组织的培训会议，HR询问在场员工有谁入职超过半年、谁超过一年，并让大家举手，“超过半年的人其实就很少了，基本上都是新来的”。

高频的人员流动和频繁的业务转向中，小红书的组织沟通机制时常失效，决策不及时，落地很艰难，但这不仅是大厂共有的“大公司病”，一些小红书独有的“小红书病”，藏在更深的地方，时刻影响着成千上万员工和这家当红互联网公司的命运。

不以数据为导向

中层管理者高宁还记得入职小红书后，第一次参加双月总结会时的震惊。

整场汇报，没有一个数据。运营负责人的总结像是一篇作文，90%的内容是在讲述自己做业务的心路历程，毛文超还在文档里圈圈点点，评论一句“笑死我了”。另一位产品负责人，也没有提到关于产品的数据。

这和她在另一家大厂的工作经历完全不同。她曾需要通过各种事实、数据来证明自己的方向是对的，“而小红书好像对事实、数据以及真实信息无视了”。

这是像高宁这样的大厂人来到小红书必须学习的第一节课——接受不以数据为导向。

小红书春晚项目负责人来克（薯名）曾在内部播客节目《有人种薯》中提到，自己会在面试或者新人landing时，非常警惕新人到底相不相信一件事情，“如果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和真洞察，他会扔掉所有那些刻板的执行方式，而不是唯数据论、唯 ROI 论，或者是唯所谓的benchmark来比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是两种脑子，并不是说另外一种脑子不对。小红书发展到今天，可能也需要一些更科学的管理方式来做评估、管理，但是现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创造是放在第一位的。”

前电商业务员工陈思曾经完全看不上这套说辞。她习惯了用数据作为评价标准。她参与过一场电商活动的策划，尽管成交不错，但柯南只肯定了整场活动中的一个产品设计——用户点开笔记，会看到两只蝴蝶飞出来。“我那个时候其实不太理解，这是什么评价标准？它好在哪？这个东西和电商到底有什么关系？”

直到离开小红书，加入另一家大厂之后，陈思才慢慢理解这一逻辑的合理性——做内容时，其他大厂是解一道数学题，有固定公式，比如用红包换来新的创作者，自然能创造出更多的内容，内容能够换来的新用户数和留存率就是答案。而小红书孵化社区的过程，是做一道语文题，什么样的内容能让用户喜欢，没有公式，也没有标准答案，只能靠员工们的感觉。但她仍然觉得，这一逻辑也只在做社区时合理，“电商是一道数学题”。

交易部每月一次的经营月会，往往是感觉与数据两种逻辑碰撞最明显、剧烈的时候。

各行业负责人汇报时，柯南更看重他们提到的“有心智”的个例，比如小众设计师品牌分支Red Label——在主做服饰电商的时尚潮流行业里，Red Label只占据GMV不到20%。

柯南只会问Red label的策略，对剩下80%GMV占比的其他服饰领域毫不过问。渐渐地，行业负责人也学会在汇报时突出重点，在文档里贴的图都是漂亮、独特的商品，把不怎么高的成交额数字缩得非常小，放在下端，不提80%的GMV是如何完成的。尽管在实际运营中，小红书的服饰运营团队架构和抖音、天猫并没有太大区别，依旧是按照男装、女装、童装、鞋子等分类做运营，但在需要资源支持的时候，都是20%的个例优先，80%的工作“只能闷头自己干”。

一些数据表现优秀的案例甚至还会被打压。某行业负责人扶持了一位外部主播入驻小红书开直播间，一场直播的GMV能到2000万——虽然比不上董洁与章小蕙巅峰时期的单场5000万，但已经算得上目前小红书内部主播的头部。但柯南不允许将这个主播作为案例在内部和外部宣传。

“柯南说这不够小红书，不是正确的路径。”一位接近电商的内部人士说。柯南给出的理由包括两点，一是该主播不是小红书培育和成长起来的，二是该直播间卖的货品不具备小红书特色。

有员工觉得，小红书对于这套方法论的坚持，有时到了反行业规律的地步。

2022年年初，高层曾拒绝模仿字节早期做内容电商的方式，以发券或红包等现金激励的形式来做国内电商的增长，认为这样的方式会破坏用户体验，并且会吸引来一部分灰产用户，没法产生长期价值。但负责电商增长业务的一位小组长，花了半年时间，也没有让电商用户带来太多增长，最后被开除。后来提拔的新组长，还是用回了补贴利益点的方式。

同年在做东南亚国际化业务上，高层明确拒绝要买量，原因是毛文超相信买来的用户都不是真正喜欢这个社区的用户。一位中台前员工回忆说，其实众人出发新加坡之前，毛文超说这是“没有预算、没有上限”的项目，但当国际化业务真正开始后，高层又改口，不给投放预算。

最后，运营组的员工“像拉保险一样”线下拉新，或是在instagram上给用户去发私信链接，邀请他们下载并使用小红书，一位知情人士说，2022年下半年的时间，产品在某国家的DAU非常低。

这些别扭的、与过往做事逻辑截然相反的事，让很多新来的员工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当数据目标失去引领作用，他们急需找到一个被认可的方向。

Say no和小红书味

2022年8月，小红书本地生活业务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

产品、运营员工开始了一场长达4个月的共创会。他们来办公室打卡，但什么都不做，只探讨小红书本地生活业务未来该怎么做。每当讨论出一个方案后，柯南会前来点评十几二十分钟，但不给出明确的方向。而本地生活部门员工接下来的工作，则是琢磨柯南的点评到底是什么意思，她想要什么，再花三天到一周的时间给出一版新方案——4个月时间就在周而复始的汇报、点评循环中过去了。

“柯南就是say no的逻辑。”一位电商业务前中层管理说，“她不会给出具体的方向，但她内心会有一个标准——什么是她不想要的。”

从一线到高层都感觉到，站在业务决策层的毛文超和柯南身上有股焦虑、恐惧感——小红书是从电商回到社区后取得成功的，他们害怕外来者们来到小红书，除了带来市场经验，也会再次改变小红书，让它失去区别于抖音等其他产品的独特之处。如果小红书不再是小红书，建立在社区之上的电商、广告销售，甚至是未来的上市计划，也无从谈起。

某种程度上，不以数据为导向的确让小红书保持着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带动用户规模快速增长。疫情期间，从小红书兴起一波又一波的新潮流，比如露营，“他给了你这样的空间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但没有要求必须在短期内有多少DAU或笔记数量，放在字节或阿里，如果你需要三个月、一年才能验证这件事情能不能成，那压根儿就成不了，直接被毙掉了”。

正是因为社区的经验过于成功，做出了小红书特色，成了小红书的护城河，这种恐惧感才愈加强烈。于是管理层要求，必须建设小红书式的电商、广告销售之路。而一旦有人让他们心中的警铃响起，say no就会生效。

多位电商业务的员工认为，电商负责人杰斯在2022年年初离职，就是决策层恐惧感发作的例证。

杰斯加入小红书是在2019年。那年夏天，小红书开启直播内测，5个月后，小红书开始内测电商直播，杰斯也成为电商直播业务的负责人。几个月后的一场创作者开放日，杰斯说，GMV不是小红书直播业务的核心目标，因为“社区的核心是人，我们最在意的是人的感受”。

当时社区还没把流量开放给电商，但小红书直播带货进展已经不错，并捧出以“爱臭美的狗甜儿”为代表的第一批主播，她曾创下过小红书带货纪录。

“但柯南认为杰斯做的直播带货，不是小红书想要的。”一位电商前员工说，在杰斯带领下电商业务全年GMV快速增长，柯南依旧认为杰斯卖的货不符合小红书定位，并认为小红书基本盘还是双列图文，不是直播。而杰斯所制定的一系列直播策略，比如打通社区和电商流量，通过笔记的形式引导用户跳转进直播间，也没有得到认可。在后期脑暴会等大型会议上，这位负责人频繁受到高层的挑战。

2022年1月，杰斯离职，官方声明称是因家庭原因。同一时间，小红书宣布将电商部和社区部合并成为新的社区部，由柯南带队——直播业务开始不受重视，“根本没人管”。月会上，负责主播运营的团队往往被分到最后再汇报，也从未主动提到要再孵化谁。

员工们意识到，在小红书，是否能得到认可，不在于数据好不好，而要看自己“懂不懂小红书”，做的事情有没有小红书味——不管是宣传物料，还是活动设计，员工都被要求做出小红书味。它是阿里味、字节味的反面，但具体是什么，没人能说出来一个定义，也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供大家学习。

小红书春晚项目负责人来克曾这样解释小红书味：“第一眼就觉得非常简单、纯粹，是让人觉得心里咯噔一下的东西，劲儿往一处使的那种感觉”“有很小很小的连接和能量，让看到的人能够会心一笑”。

沿着这种玄妙的感觉，更多具有小红书特色的词被创造出来。比如“个人体感”在小红书使用率格外高。高层讨论上，有人说要通过去景德镇去深入地跟商家调研，来增加个人体感；一名高层在月报中反思，个人体感率还不够高。

体感好的时候，生产出的东西是“有灵魂的”。在内部，“有灵魂”可以被用来夸赞一个文档，也可以夸赞一个人。小红书春节营销传播负责人托托（薯名）说，自己最初听到这个词很懵，待了两年后对“有灵魂”的理解是：“回到常识，回到你自己，你观察到的、考虑到的，然后你有顾虑的，又打消顾虑的，你又如何打消自己顾虑的，最终你做了一个决定，老老实实地，不要去粉饰，把这个过程给它落下。”

这不是一种方法论。一场共创会上，多位中高层曾讨论起小红书做到现在有没有核心方法论，毛文超说，小红书不需要方法论。

没有方法论或许就是小红书维持创造力的方法。只是对于新人来说，理解语文题会比学习数学公式更难。他们也难有抓手来学习，究竟什么是小红书味，什么是有灵魂。

生死门

当员工们一起来解答语文题，而评卷人是拥有最高决策权的毛文超与柯南时，老板的喜好就成了做事的依据。

相比数据是客观、不分等级的，感觉与人相绑定，揣度高层的意思来做事，而不是盲目追求数据成果，成为度过试用期乃至一直待下去的最安全、有效的方式。“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中台，或是老板身边人，问问老板的想法是什么，然后顺着他的想法去干。”前中台员工许泽说。

在小红书中台团队工作，许泽最大的感受是，相比字节跳动是业务团队领着打仗，小红书的业务团队“非常怂，非常不敢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张”。

他曾遇到过业务团队连写策略报告中的OKR，都要来问中台员工该怎么写。做任何决策时，业务团队往往不会直接去找柯南讨论，而是会提前问中台，柯南最近到底在关心GMV、DAB（日均下单用户数），又或是其他指标，让中台提前“透题”。他们也会将策略报告拿给中台一一确认，以增加柯南同意的成功概率，“这是懂这个小世界的生存规则”。

很难苛责业务团队的谨慎，因为在小红书，如果猜不到老板的想法，得不到认可，后果往往会很严重。

中层管理者程浩很怕开会。决策层批评人时的高压，所有人都有目共睹——一场国际化业务的共创会上，核心高管直接被毛文超骂哭；另一场电商部门的经营月会上，某高层被柯南骂到线上会议直接关停，线下的人自己悄悄走掉，只为给高层留面子。甚至连商业部广告销售负责人CMO之恒，也会被毛文超质疑得厉害。

在商业部，中层将每月一度的经营月会称为生死门。一位接近商业部的人士说，业务负责人们担心自己会在经营月会上回答不好毛文超、柯南提出的问题，或是与他们发生意见冲突，这可能影响到他们的职权范围。

他们目睹过类似的案例。生活服务行业群的前负责人曾在去年夏天的一场月会上，和柯南讨论了10分钟，是否可以在搜索流量倾斜来给商业化广告业务增量。柯南不同意该负责人的观点，认为他在走捷径。“但这只是观点的讨论，并没有对和错。”上述人士说。

一个月之后，该负责人被加了个领导，再过一个月，他就离职了——没能挺过试用期。然而据上述内部人士说，从每周周会的表现来看，上述负责人业务表现，以及对产品需求、商家、行业和竞争对手的洞察，“其实都是ok的”。

当业务并不好做，而大家又观察到与老板意见不一致可能会被调动之后，他们害怕说出真实的想法，害怕与上层会不一样。

一位知情人士说，在2022年一场共创会上，中层与高管们曾在一起讨论小红书的海外版本应该做什么方向。毛文超就其中一个方向简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后，在微信群内发起一项投票，让大家从四个选项中选出小红书该发展的方向。

在场的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毛文超事先发布过看法的方向。毛文超点名了选择不同选项的员工，要求他们说出原因，其中一位高管马上转变想法，称本来认为两个方向都可以，现在觉得还是多数人的选择更好。“其实并没有人说选择其他方向不可以，但是通过点名、非常严肃地问你，就已经说明很多了。”

高压、沟通不畅的会议造成了另一个问题——低效。

入职接近两年，程浩参加过数十场月度会议。这些月会足够长，从早上九点开始，下午五六点结束，中间只休息30分钟。光是这一点，就让程浩觉得难以忍受——在其他大厂工作时，只有汇报重要进度或是需要整个公司来做重大决策，才和CEO开会。PPT有明确页数要求，不超过10页，且至少有一页需要CEO给决策，会议不可能开7个小时。

而在小红书，尽管每场会议前都会有流程安排，比如财务数据分析、经营汇报，大家也会将实际业务遇到的困难、需要的支持提前写进共享文档里，但真正开会时，会议变得非常发散，“因为（毛文超）经常会跑题。”程浩说，“他的思维很跳跃，经常从一个话题延伸、抽象到价值观、路线问题，最终又不做决策。”他甚至很难想起毛文超究竟说过哪些话。

不做决策，七个小时以上、让人难以记住内容的会议到底会聊什么？

答案是什么都聊。一场电商部门的经营月会，中高层甚至花了一两个小时聊MBTI。COO柯南让自己的下属在会前测了自己的MBTI，开会时，大家分析了许久不同属性的特点，交流每个人的属性是什么。一位业务负责人由于是T人，被告知以后在招聘时可以再招一些F人。

在多位员工看来，小红书的业务不像字节跳动和拼多多那样是基于老板的顶层设计创造出来的，而是在社区基础上自发生长出来的。用户做了什么有价值的内容，或提出了什么样的需求，管理层就去跟进或满足，很少主动预判和决策。这种思路也被沿用在电商、广告等商业化举措上，市场上没有一份可被小红书直接复制的经验，管理层只能等下面的人去试，再去判断这件事OK不OK。

只是在反复的尝试中，员工很难得到正反馈，反而会因为没有目标与共识，感到困惑、消耗，做大量无用功，最后或忍耐到极限主动离职，或因为频繁变更方向难以得到明确结果，没有产出，而被裁员。

在摇摆反复中前进

小红书电商的美食行业负责人曾在短时间内换过3任。

第一任负责人是天猫生鲜出身，柯南觉得对方“不够高端”，只知道做规模，将其调去做另一行业的项目。第二任负责人是盒马出身，按照柯南想法将目标设定在高端用户，主打有机食品、短保质期的高品质产品等。但等到他做述职报告时，柯南的想法又变了——她觉得还是得做大众化食品。于是第二任负责人没通过试用期，第三任负责人再次上台了。

在互联网大厂，大大小小的摇摆本身很正常，这甚至不是一个问题。对增长的追求，对竞争对手的恐惧，都会加重一家公司的焦虑。他们必须不断尝试新的东西，再根据结果来调整自己的策略。

只是在员工看来，小红书的很多调整往往没有经过充足的方案测算与探讨，只根据决策层的直觉和主张而变化，“并且他们想不清哪些东西适合小红书，哪些东西不适合，只希望通过招聘换人来解决问题，但其实招聘不解万物”。

除了通过换人来调整业务方向，小到一项数据指标的设定，比如电商增长的目标到底是GMV、利润、订单，还是用户数量，大到某个产品是否要继续，都在以员工难以适应的速度更换着。

在2022年柯南接管小红书商业化产品之后，多个商业化产品关停再重启，包括商业化广告外链淘宝及小程序（2023年2月关停，同年10月重启），小红书与天猫合作的底层数据互通互传工具小红星（2023年9月关停，今年1月重启）。后者曾是CMO之恒管理商业化产品时，曾大力建设并推广的项目。“关停时，都是说为了发展小红书站内电商，或是维护社区生态健康，需要商业化收入的时候，又放开了。”

一位商业部前员工说，小红星在2023年中断时，自己一度很难和客户去解释。尽管商业部紧接着就推出了一款与京东合作的数据工具“小红盟”，但商家很难买账——过去推广时一直是“小红书种草、天猫收割”，前后不一致的话术与商家的认知、市场的判断都是相悖的。这也让业务很难做下去。

业务的摇摆背后，是小红书管理层认知的缓慢迭代。

2022年初，前电商负责人杰斯离职后，小红书将电商部和社区部合并成为新的社区部，由柯南带队。

在6月的一场会议中，柯南定下了一个年底要实现的DAB目标。“毛文超直接说，很开心业务一号位今天敢于说年底要达成什么目标，但按照我对小红书执行力的理解，我知道我们年底一定做不到，如果达到了，我毛文超就从小红书楼上跳下去。”一位在场的前电商部员工回忆。

紧接着，在一个月后的复盘会上，柯南又马上否定自己的目标，称小红书做电商的人，谁要是以数字结果为导向，就离开小红书，“从此DAB目标再也没有人提过”。然而到了2023年年初，对过去一整年进行全年复盘时，柯南再一次自我否定，称自己以前规模视角不够，之后需要迭代。

业务就在反复中，缓慢往前推进。直到2023年董洁在没有官方孵化的情况下出现，柯南终于肯定直播与电商的作用。2023年3月，小红书正式将直播业务提升为独立部门。8月，直播业务部门、电商业务部门整合成为全新的交易部，成为与社区部、商业部平行的一级部门。

尽管如此，柯南与毛文超并没有真的放下那份恐惧，社区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动摇的。

他们只给到中层管理与执行层一个固定的指标——非社区内容占据总流量的8%，但并没有建立更多的协调机制，让这几方达成平衡产生共赢。于是不同部门建立起了一堵互相隔绝的墙，将完成自己的KPI放在首位，而拒绝横向的协调、合作。

常常有电商部门业务负责人带着流量策略找到算法技术团队，算法团队会要求电商部门先去找社区达成共识，而社区会以影响用户为由直接拒绝合作，最后策略执行不了，业绩也会因此受影响——一位一线员工就是因此无法实施自己制定的流量策略，而被认为“没有取得亮眼成绩”被裁掉。

那些承诺以破坏部分社区体验来换取特定收益的“冒险家们”，也因为不同部门配合度不高，成功率不高，最后落入“做也是死，不做也是死”的境地。

高流动率下的人

离开小红书一年多，中层管理者高宁还在做心理咨询。

她没能挺过6个月的试用期，尽管她之前已经待过两家大厂，自认为抗压能力、工作能力、稳定性都不错。而现在，一讲到那半年时间的经历，她仍然控制不住落泪，“身体有了创伤记忆”——走在路上，她的脑子里仍然会闪回前领导批评、人身攻击自己的画面。有天，她刷到前领导的视频，“看了几秒，身体就开始不舒服”。

高宁是被猎头推荐入职的。入职第3个月，她所在部门组织架构调整，领导降级，替代她成为业务负责人，高宁也被迫降级，从中层管理变为一线员工，工作内容和部门实习生一样。她形容那是一个“根本不匹配自己能力”的岗位。

接下来的日子，业务方向开始以周为单位频繁改变。每周一领导与高层开完会后，就会告诉高宁方向又变了。领导经常性的攻击也让她喘不过气，有位同事已经在吃抗抑郁和抗焦虑的药物。

入职第5个月时，高宁迎来第一次内部评估和绩效评价，结果是3.25。但她不理解这个结果：自己所负责的产品在上线1个月时，已经和上线3个月的同事产品数据齐平。

她想申请休假。频繁变化的业务以及高压的领导，让她觉得自己到了极限，想喘口气，再思考转岗的事。但休假申请提交后的第二天，领导和HR告诉高宁，她被辞退了。没有沟通，也没有交接，迅速被踢出所有工作群，高宁在小红书的日子就这么结束了。

她甚至没在小红书拥有一个工号——员工入职满一年才有工号。这并不是随机的，是司龄1年以上的小红书员工顺序序号，今年4月，这个数字刚破6000。这意味着小红书成立至今11年，包括离职员工在内，在这家公司待满一年的人刚过6000人。

前商业部中层郑维待的时间更长，但也没超过2年——2年被视为入职小红书之后的第二道门槛，按照0-50%-25%-25%的归属原则，入职满两年的员工才能拿到第一笔期权。

郑维在2022年进入小红书成为商业部某行业负责人。紧接着组织架构调整，部门被合并。部门来的新领导，将郑维和同级的多位同事都调去做一线销售。郑维难以接受，“团队都是我带起来的，业务也都达标了，我进来的时候是（业务负责人）这样一个title，你让我去做一线，这怎么可能呢？”

他没能申诉成功，只好辗转转岗到了另一个部门，做一线销售——新部门的领导也是刚来的，他向郑维承诺，做销售只是暂时的，后续或许有调整空间。然而该领导也在一个月后迅速转岗。

转岗后，郑维的绩效目标完成率有多个双月超额完成，只有1个双月较低——他解释是因为领导将目标翻了很多倍，并告诉他要“帮其他几个兄弟扛任务”。而这期间，将他降职的原部门领导并没能landing成功，在试用期离职。“但我一直觉得风险非常大。”郑维说，成为一线销售后，自己拿的还是远高于销售的业务负责人薪酬，担心一到人才盘点，公司就会因人效比而为难他。他更担心的是，职位降级会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有影响。

果然年终时，郑维被领导和HR告知绩效不达标要被裁员。他拿出自己双月完成率情况以及全年收入找到HR理论，无果。在最后一通与HR的通话几分钟之后，他的办公系统用不了，紧接着邮箱就收到一份解约通知书，解约原因是不符合岗位要求。他决定申请劳动仲裁，并拒绝和解，只为自己讨个说法。

最后，这些低于预期时间离职的员工们，都构成了小红书高流动率的一个数字。

在那封11周年内部信的结尾，毛文超和瞿芳写道，需要重新出发，保持敏捷和专注的创业团队状态。

所谓敏捷，是指团队自驱、扁平、灵动，而不在臃肿复杂的环境中消耗。于是，最先采用的治病办法是向组织动刀——8月16日，小红书宣布不再设置r职级；简化管理层级，不再设置L0；各级leader采取任命制。

但小红书的病，是没法通过只撤销职级、简化管理，而彻底根治的。这是在组织文化、业务发展规划、内部管理等一系列因素作用下的系统之病。

而对于中层管理者程浩来说，相比公司治病，他更在意自己还能在小红书待多久。

他说自己很幸运，入职快两年，还没经历过特别大的调整，但他也感觉到，自己所负责的业务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入职时，HR曾对他说，小红书很可能会在2024年上市，他不知道自己离开，和期权归属成功、小红书上市，哪一个会更早到来。

但他已经计划好，离开小红书，他再也不会待在互联网大厂。工作这么多年，他已经攒下了可以FIRE（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的资本，他想要彻底休息了。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涂姝云对本文亦有贡献）

今年6月，我们发布了一篇稿件，《一个外卖员59次丢失了他的尊严》。稿件的主人公冯文学与保安的冲突在近期上映的电影《逆行人生》中也被简笔勾勒：保安队长要求把所有外卖员都拦下，外卖员站长要求见到保安就冲过去，而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

电影的前半段，几乎还原出了外卖员可能面临的所有困境：系统冰冷的催促、顾客以及其他人对尊严的折辱、算法的压榨、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人情世故与情绪劳动的不断消耗。

很可惜的是，这些取材于生活的真实的困境，最终在影片中被消解成一种正能量的呼唤。在很多不易察觉的地方，电影对我们本应被唤起的情感进行了置换。电影的结局，高志垒最终依靠他跑外卖时开发的小程序，“回归了精英层”。

我们不禁想问，外卖员的故事只能由一个跌落的社会精英来讲吗？我们请来冯文学，和我们聊聊《逆行人生》，聊聊外卖员的生活。在这期播客里，冯文学连发妙语：“为什么不让王兴来演呢？”“（电影）应该叫王者回归。”

他有很多朴素的洞见，比如他知道，顾客对外卖员的霸凌，与平台的系统设计不无关系。他也知道，外卖员与保安之间不必互相为难，应该去找高一层的物业经理（但是物业经理的上面又是谁呢？）

他发明了一些话术去应对难缠的客户：不能说我下一个订单要超时了，要说我下一个客户要超时了，“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上帝，得罪两个上帝，是不是？”这套话术简单有效，这背后的逻辑是，另一个上帝需要被尊重，而外卖员却不需要。

与冯文学聊天是一次很不一样的体验，他未必知道“结构性矛盾”、“系统”、“算法”等词，却有他独有的智慧。他不是一个刻板印象中的外卖员，而外卖员也不该有所谓的“刻板印象”。在播客的结尾，两位主播纷纷忏悔，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会更努力地提醒自己，不要轻易地丢失同理心。

以下是播客内容的节选：

正面连接：其实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意外，我们本来策划这个节目，是希望冯先生也能看一看这个电影，然后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对他的看法。但是冯先生因为最近就是眼睛要有点不舒服，要做手术，所以看不了电影了。

我问冯先生的时候，冯先生也有跟我聊，说最近这部电影在外卖员中也特别火。

 冯文学：目前以我的了解，可能好坏参半吧。苦难都是真实的，但是苦难是怎么来的，谁给的，没有怎么说。

其实他（高志垒）本身就是精英层，最后也回归精英层。实质就是电影版的体验生活。

正面连接：电影里有一个角色是贾冰演的，是一个外卖站的站长，他以前也当过保安，他当保安的时候，就会培训他下面的保安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外卖员，你就咔，拦下来。他当外卖站站长的时候，就会培训他下面的外卖员，说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保安，你就唰，冲过去。我就立刻想到你们那个稿子了。

我不知道冯先生现在对这个问题会不会有新的想法，我觉得电影里挺妙的一点是它让这个外卖员和保安其实是一个人。我们一直知道这两者可能是存在矛盾的，但可能很多人在此之前不会意识到他有一个更高的结构性的矛盾。你可能就会试图去区分这里面谁强谁弱，谁拥有权力，谁手无寸铁。但电影告诉你的是他们是一个人，他们在两套体系里面就是分别被这两套系统要求他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冯文学 **：**我向来都说，我从来不骂保安，我都骂什么呀？物业经理。因为物业经理是直管保安的。这个电影里面说是保安队长，保安队长也只是算是中层，他的上面还有物业经理管着。

正面连接：其实我采访冯先生的时候我也知道，我跟他去的时候，他对所有的保安都非常友好，他不会认为这是他跟那个不让他进的保安之间的矛盾。冯先生认为是这是他跟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跟小区所属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

 冯文学 **：**你不能说老找那些挡箭牌，是不是？谁引发的矛盾就找谁，你得找根源，是吧？是谁让他去引发这个矛盾呢？这你得知道啊。

正面连接：我采访冯先生的时候，我们总是在众包骑手在的一个美食城那个据点那里见面。那次想解决他跟物业之间矛盾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党群办。

里面特别好，那会儿6月就是非常热，里面就有空调、矿泉水、很干净的沙发，有图书。那个地方离美食城只有不到200米，特别特别近。但就是两个世界。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天然的阻隔，即使你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它虽然是为外卖员服务的，它每天都能看到这么多外卖员，但是外卖员们却都不知道。

 冯文学 **：**他那个地儿不叫党群办，跟党群办是分开的，他那叫服务中心。外卖员、打扫卫生的可以去那休息，算是一个公共的休息点、服务点。

我们为什么对那有看法、有隔阂，因为那一块地几乎每个月都有几次党员去那开会，感觉那就不是一个底层人待的地方。

正面连接：所以我当时会觉得电影里面呈现出来的那种非常欣欣向荣、团结一致（的气氛），在现实中好像是一个挺奢侈的事儿。哪怕有这么一个地儿，它并不真正对外卖员开放。

还有一些其他人也会阻挡外卖员进去，比如学校里面的宿管阿姨。顾客说，你怎么不上来呀？外卖员说是宿管阿姨没让我上来，这时候顾客会说一句话，非常典型，几乎就完全跟冯安生跟我说的一模一样。

 冯文学 **：**别人能上来，你怎么上不来？

正面连接：别的外卖员能上来，怎么你就不行？

 冯文学 **：**（这是）很多刁难的客户的一种，第一标配语。学校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学生（之间）男女宿舍它也是不让你随便进的，像这种公平合理的制度按说外卖员就应该遵守。无非也就是个别的这种客户，他可能跟学校制度可能也有点气儿，他就非常给你送上去。

正面连接：大家都对制度生气，最后变成大家互相刁难。

 冯文学 **：**像这种心态可能跟平台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并不宣传，说你客户有权力做什么，应该怎么对骑手。今年这种事特别多，有些小产业就跟骗婚似的，你把餐给我送到的时候，我也吃了，但是我又点退了餐，退餐钱又回来了，然后再举报你，又罚一回钱。一吃三口。

正面连接：平台只能约束外卖员，但并不能约束其他人。

 冯文学 **：**我给美团我打过这个（电话），我说怎么就不出拉黑客户的系统，是不是？

正面连接：拉黑了以后就没有外卖员给这个客户送餐了！

 冯文学 **：**我就给大家说过，客户特别刁钻的那些、刁难人的，老说你超时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些外卖员几乎全都说：送那个影响我别的单，超时了。后来我就说，因为我也这么干。我在抖音上发布过，我就跟大伙说，这叫话术，千万不要说我后边的订单要超时，你要说什么呀？说我后边的客户要超时了。不能说因为你一个客户影响我其他的客户。

千万不要强调自己怎么着，要说别的客户怎么着，别的上帝怎么着。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上帝，得罪两个上帝。你要是这么说，可能那些苛刻的客户有 90% 的还能弹回去。

就等于往咱们前面弄了一个挡箭牌，你知道吗？我不是以我的名义说，我是以跟你平等的客户在跟你说，你影响的是其他的上帝，单多的时候，可能你一个影响好几个客户，好几个上帝。

正面连接：高志垒的妻子说了一句话，我印象还挺深的：以前我一直觉得这个房子是我们的底线，现在我知道了这个家才是我们的底线。我当时就胸口特别堵，我想问我们的底线是什么？我们生活的底线如果只是有个房子，跟自己家人生活在一起，就这么难吗？我们的底线必须不断地下降，你身为一个人，哪怕我的生活如此之艰难了，我还可能守住生活中的小小幸运，我还有个家庭可以守护，可以温存，这种感觉。

 冯文学 **：**其实这种观念我觉得就是一种，只能说是，小幸福。

正面连接：对，您说的这个很准确，就是小确幸。因为我们无力改变那些大的问题、大的困境、大的矛盾，或者说被要求的也只是个体，你就只能守住自己生活中的小确幸。

 冯文学 **：**但是停留在小幸福的话，我觉得有点像在已经到了道德的最底线了。你们不觉得吗？说白了可能就是自私的底线了。别人的好赖跟我无关，为了我自己的幸福，可以损害、伤害、抛弃其他人的幸福，哪怕是所有人、很多人的幸福。

正面连接：是的，就像冯先生一直在提到良心这个词，到最后好像你能不能愉快地、正常地度过这一天，都取决于你有没有遇见过那个有良心的人。我们的底线好像就变成了对每一个个体的约束，你要有良心。那没有良心的人有错吗？其实他也是被裹挟在其中的。不能指望良心救世界，你还是要指望更合理的规则和制度来救世界。

正面连接：我刚跟冯先生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冯先生教给了我很多知识。并不是我说出什么系统、算法、结构性矛盾，这是一种知识，我跟他一块出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这条路怎么走更快，他告诉我怎么样去在迷宫里面迅速的找到你要送的那一户人家，我会觉得这些也是一种知识。

我听冯先生自己的故事，我会觉得他讲出的故事就是外卖员的故事，但是外卖员的故事不应该由我来讲，所以我们今天请了冯先生。但是在电影里面展现的外卖员的故事，是由高志垒讲的。你不可否认他就是精英，他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有很好的工作经历，他的女儿在上国际学校，为什么外卖员的故事要由一个精英来讲？

 冯文学 **：**就好像一个智者说，傻子，你努力也能成为智者！

正面连接：我跟冯先生聊的时候，冯先生就说，那为什么不让马云来演呢？

 冯文学 **：**我跟你说完这句话我当时就后悔了，应该说是王兴，王兴就是美团的老大。那才叫王者归来嘛，是不是？

    冯文学              

  本期嘉宾

 《一个外卖员59次丢失了他的尊严》主人公

SHOW NOTES

      02:37

外卖员们对电影的评价：“苦难是真实的，苦难怎么来的没有说”

      05:00

保安不让外卖员进小区，只是外卖员和保安的矛盾吗？

      08:27

从专送，到乐跑，畅跑，锐跑，外卖员被要求跑得越来越快，单价却越来越低

09**:10**

政府设立外卖小哥驿站，外卖员认为“那不是底层人该去的地方”

      11:43

顾客语录一：别的外卖员能上来，你怎么上不来？

      15:31

有顾客借着打“差评”的权力，借由系统去满足私人的权力欲

19**:15**

顾客语录二：你超时关我什么事？

      19**:45**

外卖员回应话术：不要说后面订单超时了，要说后面客户超时了。不能因为你一个“上帝”，耽误其他“上帝”

      24:02

电影弱化了外卖员的交通安全风险，真实世界中，外卖员的保险保障只有交强险

27**:55**

电影未展示的外卖员生活：错过饭点吃煎饼、没有水喝、没地方上厕所

      34:01

电影回避的问题：算法和系统对人的压榨，算法和系统导致了人的内卷

37**:36**

高志垒设计的算法没有反抗性，他只是让外卖员极限发挥能动性，逼近平台设置的目标

      41:15

电影有真实的东西，也有虚假的价值观和廉价的感动。它用前者去为后者背书，潜移默化地给观众植入后者

      46**:23**

电影的后半段，把阶级、地域的差异，充满剥削关系的权力结构，都巧妙消解成正能量的呼唤

      51:04

冯文学：电影不如叫《逆袭人生》，高志垒是王者回归，不是王者降临！

      52:15

外卖员的故事到底应该谁来讲？冯文学：这电影不如让王兴演

      53:59

两位主播的忏悔：我把我等餐的时间看得很重，但这个时间对外卖员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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