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冬，《照护》中译本出版，我买来看了，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凯博文的名字。此前，他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书已有《道德的重量》《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疾痛的故事》《重新想象全球健康：导论》，在他出版的四十多本英文著作和编著中，占比不到十分之一，有的署名是中文名凯博文，有的是英文名直译阿瑟·克莱曼。后来他告诉我，八十年代初期，他在上海的旧书摊看见自己那本研究台湾的书被译成了简体中文，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是别人。

凯博文是国际医学人类学界和精神卫生领域的代表人物，作为精神病学与医学人类学教授，他在哈佛大学任教逾四十年，近十多年来，他更多地以一名家庭照护者的身份出现在公共视野，讲述他照护阿尔茨海默病妻子十年所遭遇的私人痛苦，以及一种普遍的越来越严峻的制度性困境。

2025年春天，在义乌，我无意中听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张乐天教授说起，他和人类学系的潘天舒教授主编了一套人类学丛书，其中有一本是凯博文的《道德的重量》。2007年，凯博文携病情较重的妻子琼来上海，在同道们的帮助下，不可思议地完成了十几场讲演和授课。张乐天教授的夫人沈老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琼已经失明，也不能与人交流互动了，但凯博文会低声地给她解释来到面前的很多东西。沈老师见过一些轻视农村妻子的名教授，她问凯博文，你为什么要这样照顾她？凯博文说，妻子这样照顾了他36年，她生病了，他才有机会照顾她。

我还没有见过凯博文，但已经听人说起他的不少事情。那种赞许或敬重的语气，自然有智识上的成就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力，但更多的，只能是出自人格层面的魅力。有两个星期，那本《道德的重量》（What Really Matters）作为睡前读物，我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我知道这里的“道德”不是离我们的脑子更近的鲁迅讲的“仁义道德”，而是更接近康德讲的“道德律”，是那种人必须严肃对待的东西，是决定一个人本质性存在的东西。读这本书的过程，是凝视不同的人的道德深海的过程。

两个月后，我有了随访凯博文的机会，他在深圳出席第九届亚洲医学人文菁英训练营，给医学人文领域的青年人才做培训。在深圳的一个星期，我基本上跟着他的车跑完每个疯狂的行程。他对任何问题有问必答，即使问题犀利，或者不吉利，他也是心平静气地给出从不敷衍的答案。

回看对谈录音、视频、讲演材料，以及能找到的他的书，这个过程持续了挺长时间。我听见自己那些天已经像他身边的学生们一样，习惯了称呼他为阿瑟，而不是凯博文教授。为了维护这种心理上的亲近感，等到写稿时，我也采用了阿瑟·克莱曼。

在琢磨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产生了这种感受：阿瑟·克莱曼是硬汉海明威所赞许的“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那种人。至爱突然患上不治之症，这当然是人生的无常本质给予他的一记重拳。他一开始就知道，这场投入整个后半生的较量，没有任何胜利可言。这蕴含着人性光辉的照护精神，就是他十年反抗的拳法。越是深入了解这个人，我越是相信，不管无常的生存本质在他那儿幻化出何种残酷的外在表现，他都会调动自己的一切人性特质，积极而有为。他没有被打败，还走到了公共空间，勇敢地讲述私人痛苦，他每年自费来中国，通过言说和行动活跃在一个个公共空间，以此为契机，寻求制度性的改善，为身处同样困境的人群提供理性的认知和心灵的抚慰。我甚至想象过，如果他无常的危机不是阿尔兹海默病，而是失业，失独，是抚养自闭症子女，是在非洲工作时感染了艾滋病，是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家……那么，他研究和写作的这本书就不会是《照护》，而是关于那些困境的。他面向讲演和对答的人群，大量访谈和联结的人群，也不会是目前这些人，而是在那些困境中挣扎的人。

阿瑟·克莱曼八十多年的生命是一片浩瀚的深海。我尝试舀出一瓢，从可能的逻辑的层面，回答他何以成为他。同时，我也希望提供些许改善人的境况的智慧闪光。

文|胡卉

无常的威胁

关于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阿瑟·克莱曼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法定假日，美国独立日，2010年7月4号。他当时69岁，职业虽是哈佛教授，但每天花费最多心力的身份，是病妻琼·克莱曼的照护者。琼是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居家照护坚持到第11年，这对夫妇进入了异常痛苦的病程的最后阶段。十八个月以来，镇静剂之类的精神药物完全失效了，病人一刻不歇地处在激越状态，极度兴奋，大喊大叫，拳打脚踢。高频次的暴力行为让照护她的人，几乎绝望。正如很多讲述照护极限的故事一样，阿瑟总会一次又一次地强撑着疲惫的身子，从绝望的谷底爬上来，重新投入到照护工作中。但这一天，他觉得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了。

晚上，他带着琼开车从缅因州回马萨诸塞州。一上车，病人就来回拨弄副驾驶的门把手，想要开门跳车。阿瑟只好用左手小心控制着方向盘，用右手安抚着随时可能失控的乘客。他握住妻子的双手，搁在她的大腿上，就这样高度紧张地开了三个半小时的车。深夜回到剑桥的家中，他精疲力竭，不剩一点体力去应付局面了。然而，一回家，病人就陷入了疯狂，先是把结婚46年的丈夫妄想成陌生的歹徒，高声呼救，然后在“逃命”的过程中，砸烂了墙上的装饰画和好几只古董碟子。直到发泄完所有的精力，她躺倒在地板上，睡着了。阿瑟重重地坐在地上，大脑一片空白。他想不到该如何平息妻子大脑深处的暴乱。他看见面前耸立着一堵无法翻越的高墙，感到自己已无路可走。

琼患病的时候，还不到六十岁。那时，这对夫妇正处在人生的好时刻，一双儿女已长大成人，刚离家独立。时间终于带走了束缚，把属于两个人的生活还了回来。他俩打算重振青年时期的生活艺术，一起旅行，去世界各地拜访朋友。琼还精打细算地攒够了钱。这时候，神秘可怕的阿尔茨海默病找上门来，接着，一切急转直下。无常的威胁，不确定的生存危机，从来没有真正解除，而是又一次出现在阿瑟的生命中。

年轻的凯博文和妻子琼

阿瑟的命运第一次与无常交手时，他刚满一岁。那时，他的名字还是阿瑟·施皮尔。施皮尔是生父的姓氏。生父是个德国犹太人，纽约房地产开发巨头。阿瑟出生不久，生父卷进了一宗行业丑闻，丑闻迅速发酵并成为一起报纸持续关注的公共事件。一名同伙，一位有名的大法官，顶不住压力自杀了，经济丑闻演变成一桩犯罪案件。母亲后来向阿瑟解释说，当时她情急绝望，急需从困境中逃脱，于是离婚。阿瑟从此再未见过生父。成长过程中，有关父亲的一切都是禁忌，蒙着一层阴霾与耻辱。

在布鲁克林的家中，外祖父是肩负着财务责任的一家之主。他是个俄罗斯犹太人，创办了一家成功的肥皂公司，给纽约市的公共厕所提供支持。为了保护财产，外祖父在曼哈顿中城买下了一片街区。

然而，历史的偶然摆弄着个人的生活。战后，纽约的公共厕所用洗手液取代了固体肥皂，造成肥皂公司的生意下滑。同时，城市转向郊区发展的行政规划，也让外祖父侧重市中心的投资大幅缩水。至于那块街区，被政客以欺骗手段征用了。倒霉事儿一件接一件，家庭笼罩在危机和焦虑之中。十二岁，阿瑟改了名字，克莱曼是继父的姓氏。祖父过世后，继父停止工作，与母亲一道花光了她继承的遗产。阿瑟体会到了失去经济支柱的苦痛，也为两个大人的不作为感到非常羞耻。他长成了一个冷漠暴戾的少年，在布鲁克林的街头打群架，被黑手党看中，眼看就要误入危险的歧途。

也许是为了换换风水，家庭迁移到长岛郊区。随之而来的，这位少年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一次迁移。一位好老师影响了阿瑟，帮助他变成了一个喜欢看书的少年。他花很多时间沉浸在传记、回忆录和私人日记中。他追寻着影响人生轨迹的线索，试图理解历史的偶然如何塑造了个体的命运。他想到不明的身世，中落的家道，以及读到的数不清的人类生活中的荒谬和失败，不免怨愤：难不成自己这一生也要成为荒谬存在的佐证？

在孜孜不倦的求索中，阿瑟树立了追求生命意义的信念。他认同精神病学家、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尔的观点：“我们无法撤销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但可以选择看待它的方式，正是这种选择，为我们的生命赋予意义。”

 “天生的医生，渴望为人们排忧解难”

光从专业来看，阿瑟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干什么。他先是去了塔夫茨大学，然后转去斯坦福大学，拿到历史系本科文凭。接着他在斯坦福医学院读完硕士。服完兵役后，他前往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之后，在麻省总医院完成精神科住院医师的培训。

他与生俱来的个性逐渐显露——如卡夫卡所说，“天生的医生，渴望为人们排忧解难。”他对病人保持着极浓的兴趣，不仅关心他们身体上的痛苦，而且在乎他们的心理感受和社会境遇。他不仅像中学老师那样上门家访，倾听人们怎样面对复杂的境况和混乱的自我，还像记者一样提着录音机，做口述的速记。最后，他变成作家，用写书来整理病人们的生命经验，同时提供他个人的理解和见地。

”《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美

他接触的第一位病人，是七岁的小女孩安妮。安妮全身大面积严重烫伤。那还是阿瑟做实习医生时的事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安妮每天重复的残酷境遇。当被问及一切开始于哪里，他会一遍一遍地讲述这个小女孩的故事：

每天她必须忍受极端痛苦的漩涡水疗法，把坏死的肉从绽开的伤口处清除。她尖叫着反抗医护人员，哀求我们不要伤害她。作为一个初次临床实践的学生，我的工作是握住她那只没受伤的手掌，使她安静下来，以便医生能在漩涡的水池中尽快将死组织扯下，完成清创。我笨拙地试图将她的注意力从每天面对的惨痛中转移开，尝试谈论她的家人和学校。我简直无法忍受这种天天上演的恐怖：尖叫、血水、挣扎和皮开肉绽的伤口。因为无法减轻她的痛苦，我也对自己的无知无能感到绝望。终于有一天，我好像开窍了。我请她告诉我，她是怎样忍受这种痛苦的，烧伤这么严重，日复一日经历这么可怕的外科疗程，她有什么感受。这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她停止挣扎，握紧我的手，用直接、简单的词汇讲述她的感受。从这天起，她对我有了信任，每天尽力向我传达她所经历的生活。当我离开这个康复病房到其他部门去接受训练时，这个幼小的烧伤患者，显然已经比较能够忍耐这种清创术了。然而，不管我对她有多少影响，她对我的影响更大。在对病人的治疗和照护上，她给我的教益匪浅：她让我懂得，与人交谈现实的疾痛经验是可能的，即使是与那些经历最惨痛的病人。见证并整理这些经验会有实用的价值。

安妮以她的苦痛，赠予阿瑟深远的启示，锚定了他医学人类学思想的方法论起点：保持在场，凝神倾听，积极回应。等到阿瑟晚年成为妻子的24小时照护者，这依然是他每天实践的方法，也是照护精神的体现。

同一时期，医学生阿瑟遇见了未来的妻子。琼比他大两岁，是一个睿智优雅的女性。她当时在斯坦福工作，是中国经济学家吴元黎的研究助理。她有一个中文名凯博艺，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阿瑟的中文名是凯博文。琼出生于美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她前往瑞士日内瓦大学读书。这一年原本是她的过渡年——她计划先回美国挣点钱，再重返欧洲深造。一天，在那条很多人匆匆忙忙去学校电影院的路上，两个年轻人相遇了。一年后，他们结婚了。此后，如果不能说他的人生大计全部取代了她的，至少她也都是以他为轴心来运转自己的。

凯博文和妻子琼结婚照

新婚不久，阿瑟因为服兵役，被派到台湾，在美国海军医学研究中心二部担任公共卫生服务临床研究员。他在城市和农村走访那些被严重污名化的传染病患者及其家庭，比如，麻风病人和结核病人。琼辞掉斯坦福的工作，陪同阿瑟到台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学习中国艺术史。她也帮阿瑟做访谈，做翻译，做研究助手。台湾研究花费三年，阿瑟以此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文化语境中的患病者与疗愈者》，这本书后来成为医学人类学的奠基性著作。四十年后的一个春天，在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举办的阿瑟·克莱曼学术庆生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同事评价这本书是将他们引入医学人类学大门的“绿皮书”。

1980年，阿瑟访谈了100多个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病人。据此，他写出了《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琼和阿瑟一起待在长沙做访谈，也是他书稿的编辑。“琼绝对是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但她不愿意署名，因为她觉得这不是她的研究领域。”这本书让阿瑟在中国精神病学界出了名，因为他把抑郁症及其治疗的现代观念引入了中国。同时，因为这一研究建立起了政治创伤、地域文化与精神病学之间的联系，他在美国也出了名。

日常生活中，这对夫妻也形成了他们的婚姻模式：一如阿瑟把自己的衣食、薪水、房子、孩子、母亲和狗通通交付给妻子照护，在某些关键的职业选择上，他同样完全信服妻子，由她说了算。在《照护》一书中，他把那段有妻子照护的时光称为人生的“黄金时代”：

35岁那年，我拿到两份工作邀请。一份工作是留在哈佛大学，非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另一份是华盛顿大学，终身教职的副教授。琼只花了两分钟时间，就为我们家做出了那个重大决定。我们决定举家迁往无亲无故的西雅图，去拿终身教职。这样我们的生活能更稳定，对于未来也更有掌控权。

疾病除了制造显而易见的毁坏，还能带来什么意义吗？

在西雅图，阿瑟开启了他狂飙突进的职业生涯，日程爆满，名声大噪。六年之后，哈佛授予他终身教职。他马不停蹄地撰文、出书，还在世界各地的董事会、委员会等机构任职。他仍旧每年去中国做研究。只要他人在剑桥市，他都会带着学生，在医院进行临床教学查房。到了晚上和周末，他会在大学的办公室和家里的书房，与私人患者见面。他的工作量极大，日常节奏快得出奇，但他仍然永不满足地追求着职业上的成就，想将顶峰状态维持得足够长久，渴望看见顶峰之上还有顶峰。

这是他的黄金时代，也是他看得见的白天。到了夜晚，他经常做一个噩梦。他梦见自己被挽具套着脖子，奋力拖着一辆双轮战车，在空中飞驰。战车的驾驶员死劲地鞭打他，让他跑得快点，再快点。直到最后，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停了下来，怒吼道：“我没法儿更快了！”他怀着极大的怒火，转过身去面对那个无情的驾驶员。可令他感到震惊的是，那个手握着缰绳和鞭子的驾驶员，竟然是他自己。

这个梦让他感到情绪崩溃，呼吸不畅，由此引发严重的哮喘发作。一次，他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忍不住在妻子的怀里痛哭起来。事实就是，无节制地追求职业成功，毁坏了他的身体。可即使如此，每当一个新的白天来临，他还是不停地朝自己挥鞭子，迫切做完一件事，马上投入下一件。

如此疯狂工作十年，阿瑟遭遇了职业危机。行业竞争激烈，长期睡眠不足，健康和耐心都遭受了许多的打击，他开始怀疑工作的价值，产生虚无主义情绪，内心萌生出那种只求在现实中生存下来的精神状态。当时他在医院康复部照顾一群严重伤残的青少年。有的人双腿瘫痪，有的人颈部以下失去知觉，有的人不能自己完成呼吸。他们在每周阿瑟主持的团体治疗聚会上，阴郁而严肃地讨论自杀，完全无视医生让处境相似的病人抱团取暖、相互打气的意愿。一次，阿瑟出于担心，想用鼓励的话语，在正面的气氛中到点结束这次聚会。结果，他遭到一位因车祸折断脊椎的年轻人的一顿臭骂。他不屑地嘲讽阿瑟的治疗，说如果他沦落到他们一般的境况，也会想自杀。也许那些极其消沉的言语、表情和精神状态感染了阿瑟。有几个月时间，他深感彷徨，脑海中不断回放聚会的场景。他迫切地想明白一个问题：疾病除了制造显而易见的毁坏，还能带来什么意义吗？

在深圳一个阳光如瀑的房间里，他眯着眼睛俯瞰着落地窗外奇迹般崛起的城市，山脉如同绿色潮水滚滚而来，山边的公路上，蚂蚁般大小的人们沉默地奔忙着。他用手指轻敲玻璃窗，说我们关心宏大的事物，这是自然。然而，是那些普通的个人给予我们最多的启示。一直都是如此。当初，帮助他走出退避的职业倦怠和危险的虚无主义的，是一个叫帕迪的年轻人。

相识时，帕迪30岁，高个子，极瘦，气质沉静，善于言辞。他在医院做临终顾问，开导临终的病人及其家属。帕迪有严重的心肌炎，这最终导致他33岁去世。生病前，帕迪过度地关注着他的自我，他的野心，他的个人感受。一次，他患有癫痫的姐姐疾病发作，很多路人围着她看，而帕迪以她为耻，当作没看见，丢下在地上抽搐的姐姐，默默走开了。等到这一生时日无多，帕迪经常想起当时的情景，可见这件事一直是他道德上的困扰。他的行为看似是维护他自己，实则是对人性本身包含的悲悯心、责任感和勇气的一次破坏和打压。这实际上伤害了他自身，也在无形中损害了他的自我认同感。

二十岁确诊重疾后，帕迪被迫中断了学业，去印度待了三年。他不确定还能活多久，但确定了生活的目标是为他人操劳，给恐惧绝望中的人分享他找到的安宁和智慧。尽管他的身体持续恶化，但他说：“我变得更好了。”这话对阿瑟来说，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妙语，给了他苦苦寻觅的东西一个恰如其分的回应。说到青少年团体治疗会的事，阿瑟请问帕迪，一方面，这些人遭受无常，落入毁灭性的困境，这就是他们身上的事实；另一方面，他该怎样面对他们的咆哮、诘问和人生的意义问题，帕迪听了，发出朗朗的笑声，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有时恰恰是面临绝望和大限的境遇，才是创造真实意义的关键。然而，这就是美国的文化——人们拒绝面对人生的无常和死亡。那些孩子还太年轻，不谙世事。如果能教给他们一些人性的知识就好了。这样，即使他们摆脱不了身体的痛苦，也能避免一败涂地。人性本身携带着上行的力量，人如果不幸落到下沉的境遇，依然可以信任人性中美好上行的一面，力图过上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正是在作为之中，人会变成一个比过去更好的人，而这，会有效地改善人的境况、人的感受。

帕迪临终时，阿瑟和他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没有录音，阿瑟只能转述帕迪留下的话。也许承载着思想救赎的意味，阿瑟把这番话分享给了很多的人：

你知道，康拉德写的《吉姆老爷》和《胜利》是关于普通人身陷困境，个人勇气面临考验的故事。两个主人公都和我一样，一开始就败下阵来。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不能看透对能力的肤浅恐惧，以及对自我认同的不足。这些问题总是困扰着年轻人。他们过分专注于自己，只看重自己对事物的反应。他们在重大考验中不及格，结果逃跑了，从此，他们为自己的懦弱深感羞耻。他们逃跑，是为了躲避那些将他们与别人绑在一起的责任。但这无法躲避，即使逃到南海。在他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一旦不可避免地与别人建立某种人际纽带时，考验就会重复出现。这些纽带，这些新关系会受到威胁，于是他们起来面对挑战。这就是对每个人的重大考验：为别人操劳，由此使自己变得更好。这，也就是我所经历的。我因自我中心而可耻地惨败过。但我也得到了第二次接受挑战的机会，一次把我的人生转向胜利的机会。也许这不是美国式的伟大胜利，称之为小小的胜利吧。嗯，不管你信不信，就是这该死的疾痛给了我第二次机会。

度过精神危机的阿瑟，重新拥抱了有目标、有热情的生活。从他接触第一个病人七岁的安妮算起，六十多年来，他照护、操劳、研究过的人难计其数。与此同时，也因为人类学家做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他深入理解过的人们，跨越了极大的社会阶层。譬如，学生保罗·法默，是全球公共健康领域的先驱，因为拯救了无数感染艾滋病、肺结核等传染病的穷人，有“圣徒保罗”的美誉和感召力。另一学生金墉，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世界银行行长。阿瑟一共指导过60多位博士生和200位博士后，教授过数百名医学院学生和本科生。另一方面，他也深刻地关怀着普通人。拿中国社会的研究来说，他为之操劳的人群和议题，包括台湾山区的麻风病人、宁夏的癫痫病人、湖南的抑郁症患者，乃至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和农村女性的自杀问题。

因为定期的门诊和私人会诊，他在美国接触了不同族裔的病人，以中产阶层居多。他极其重视医患关系的质量，总是为病人留出充足的时间，耐心倾听他们的生活史，家访了解病人蒙受的苦难郁结与生理疾病之间的关系。很多病人长久地萦绕在他的脑子里，成为他深入琢磨和理解的人。在一本讲慢性病的书中，他写了艾丽斯、豪伊、鲁道夫，等等几十个病人。他如同为普通人立传，常以万字篇幅细致叙述一个人的疾痛体验、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每个故事最后有他的“诠释”，表现出他对琢磨人的境况和人性的维度怀着难以释怀的兴趣。

一位中国教授回忆他在哈佛求学时，导师阿瑟让他多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存在主义的思想浪潮早已过去，如今，高度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在中美两国的年轻人当中变得非常流行，在阿瑟看来，这种危险的文化势力已经摧毁了原本该成为常识的生活智慧。譬如，他所认同并且一生践行的海德格尔的生命哲学：人非孤立主体，而是通过“操劳”（sorge）在与世界的互动中生成自我。

照护十年

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那天，克莱曼夫妇回到家里，流着苦涩的泪水，愤怒地哀叹命运无常。琼说，对于那美好的晚年时光，两个人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可到头来，他们要去面对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阿瑟抱紧她，向她承诺，他一定会为她倾其所有，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会照顾她，而且是在家里照顾她。

阿瑟把秩序视为改善境况的一种智慧。秩序是无形的盔甲，会阻挡混乱的侵扰，提供保护和庄严感。秩序让生活的轮子稳重地运转起来，让他觉得走好一条漫长的下坡路是可能的。他在湘雅医院访谈过的那些湖南病人告诉他，人逢厄运，首先，你要自觉地调动忍耐力。然后，你要在狗屎一样的生活上建立起井然的秩序。经过数月乃至数年的摸索，阿瑟建立起居家照护的日常秩序：

我每天早晨六点至六点半，喊琼起床，然后带她去卫生间，给她递厕纸，洗手，帮她穿上运动裤和运动文胸，带她去地下室的健身房锻炼身体。之后，我会带她泡澡或淋浴。我会帮她脱去衣服，然后扶着她进出浴缸。我用肥皂给她擦洗身子并洗头，用浴巾擦干她，吹干头发，给她梳头。然后，我带她回卧室，给她挑选衣服，连衣裙、半腰裙、裤子、衬衫、毛衣和外套，即使到了病症末期，她还是打扮得很体面，我一直尽力确保她看起来着装得体。穿好衣服后，我会带她去厨房，让她在旁边等待我为她准备健康早餐。接着，我给她喂饭，注意不让吃的喝的呛到她。清洁好她的嘴角、双手和餐盘以后，我会停下来想想这一天工作、购物和做晚饭的安排该怎么相互协调。

疾病毁坏了琼的身体健康和人格特质。她向来充满耐心，说话委婉，能准确地理解别人的处境，并慷慨地施以援手。然而，随着病情呈螺旋式恶化，她在处理简单的日常事务时处处碰壁，人变得苛刻，常常勃然大怒。要么，她干脆走向封闭，沉默不语。作为医生，阿瑟自然知道这些现象会发生在重疾缠身的人身上，也知道厄运会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可是，当儿子对他大发雷霆，指责他没有积极想办法让母亲参与家庭生活，他还是崩溃了，失声痛哭起来。

这场争吵过后，阿瑟反思自己作为一名照护者，初期表现的确称不上积极有为。他接受了无药可医的事实，也接受了妻子的消沉冷淡，试图用工作填补破碎的生活。他有着强烈的事业心，也充分认同其价值。他也需要收入来维持生计。当他增加工作的时间，而减少照护的时间，日子似乎变得容易了许多。这既是照护者会出现的典型防御机制，也是内在分裂的价值观的表现。后来，在写给哈佛本科生的教材中，他以自身为例，诚实地剖析了他分裂的自我——“对于照料他人的冲动和追求自我利益之间的冲击碰撞所产生的动态主体性过程”。

他被毕加索的《医学生头像》所吸引，认为这幅画表达了他的境况：一张嵌在非洲面具中的脸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睁眼是要看见他人的苦难疼痛，满足他人的照护需求；闭眼是要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如创建事业和经济收入等。如果把这幅画的寓意推而广之，它或许能成为指导我们怎样生活的启示。既要睁大一只眼睛，看清这世界的危机性和人类环境的无常性，却必须闭上另一只眼睛，不去看黑暗负面的本质，继续积极有为地过我们的日子。

照护进入了新的阶段，工作狂阿瑟减少工作时间，学会从做饭洗碗中获取认同感。不可思议的是，一种终于有机会回报照顾了自己36年的妻子的幸福感，偶尔浮现心头，成为照护的奖赏和补偿。琼坚持否认病情的严重程度，也让局面变得容易些。夫妻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能维持住以往的生活方式，依旧去高档餐厅聚餐，或者看看画展，不过频率低了点，看上去也并非彻头彻尾的改变。如《照护》封面照片上夫妇的相视一笑，生活依旧，似乎也说不上根本性的丧失。

年轻时的凯博文和妻子琼（摄影：托本·埃斯克洛德）

诊断过去第七年，休学术公假期间，阿瑟带着失明的、几乎失语的妻子，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同仁的帮助下，阿瑟带琼去博物馆看展览，去大剧院听歌剧，去苏州看邻居贝聿铭设计的建筑。每到一处，他会给妻子讲述眼前所见，希望这能在她的心里唤起一些对中国的记忆和美好的情感。这样的画面给同行的中国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离开上海后，阿瑟带妻子去了荷兰。每周三次，他俩坐火车从阿姆斯特丹出发去莱顿讲课。一次下车时，她差点从火车和月台之间的空隙掉下去，幸好他及时抓住了她。他已经养成了凝神看紧她的习惯。而她本人对一切都表现出无所谓，看着他惊魂未定的表情，她报以浅浅的一笑。疾病夺走了她的视力、语言，以及同情同理之心。他无法预料，在他竭力维持的、不断下滑的日常轨道上，下一刻会突然冒出何等可怕的变故。她从荷兰的酒店床上醒来，第一次没有认出自己的丈夫，尖叫着驱赶他。等回到美国，这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几次。精神科医生阿瑟眼看着熟悉的专业名词迫害妄想症、替身综合症、强迫症，真实地演绎成了他的日常生活，令他感到眩晕和孤独：

“我能站在医学的角度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可是从存在的角度看，这就好像是我们之间的纽带——那条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已经被锻造得牢不可破的纽带，一瞬间就这么崩断了。”

但这只是一时的挫败感，并非事实。他始终没有松开连接她的那根纽带，没有取消与她的关系的神圣性。他认同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观点，并选择将其作为照护期间完成的涵盖数十年临床治疗经验和数百个经手病例的《疾痛的故事》一书的扉页引文：人生的真实意义永远是同一个永恒的主题——婚姻，也就是一些不同凡响的理想。然而，不管它们如何特别，都总是与男人与女人的某种忠诚、勇气和毅力有关，也都伴随着他们的痛苦。

某种程度上说，阿瑟所开创的医学人类学，是关于“人怎么活下去”的学问。他在田野调查中看见人的种种苦难，听见人的切肤渴望，为他人的生命经验征调自己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在他情感和记忆的深处，他召唤出那些教他认识了人的种种可能的旧交，邀请他们陪伴和照护他艰难漫长的“照护之路”。

譬如，他记得抑郁症病人、湖南小镇工人小黄。小黄始终走不出“文革”的创伤，性格大变，极其自闭，根本无法相信别人。小黄认为自己唯一的希望是写一本亲身经历的小说，公开表达他和同代人经历的损失和失败。可是他既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天赋，每当他拿起笔要写的时候，他内心没法信任自己能完成愿望。他感到头晕，心灰意冷，无所作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瘫痪”。阿瑟理解这种瘫痪并非生理性的，而是一种深度的精神困顿和行动意志的丧失。这让他联想到文学作品中描绘的个体在沉闷环境中普遍性的无力感，正如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人。

不过，这位年轻工人的认识很可能是对的。如果能像卡夫卡说的那样做——如果你应付不了生活，就可以用一只手挡住笼罩着你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这的确会改善人的境况，实现一定程度的救赎。而阿瑟正是这么做的。比他的病人幸运，他既受过教育，又有天赋。在24小时照护变得独力难支时，阿瑟接纳了一名护工做帮手。从这个阶段，他开始记日记。他一直手写，笔是精神的手杖，扶持他，伴他从混沌不明的情感与思想中辟出一条清晰可见的路径。

居家照护坚持到第11年，克莱曼夫妇进入到阿尔茨海默症病程的最后阶段，这也是琼生命中的最后阶段。美国独立日那天晚上，阿瑟一边用左手开车，一边用右手握住妻子的手，就这样开了三个半小时，回到家里。紧接着是病人掀起的一场失控的狂风暴雨。阿瑟感到穷途末路，打电话给一位哈佛的同事。同事带了一位晚期痴呆症患者精神科用药方面的专家朋友，一块儿过来。他们建议琼立即入院，去哈佛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全美精神科排名第一的麦克莱恩医院。那里会有一套药物治疗方案来控制她的激越和谵妄状态，这不仅是阿瑟需要的，更是琼需要的。他们的看法和很多人一样，阿瑟把妻子留在家里的时间太久，是时候找一家护理院来安置她了。

凯博文照顾病重的妻子琼

十年来，阿瑟把居家照护看作唯一的选择，觉得就算海枯石烂，也应该在家里由他亲自担当琼的主要照护者。这是他作为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义务。这是诊断那天，他向病妻许下的承诺，而她也希望他信守诺言。在他犹豫不决，想到为了自我保全而放弃对她的承诺时，他对自己的认同感动摇了：她照顾他36年，他给她带去了沉重的负担，但是她一直不离不弃；他才照顾她10年，就要离弃她了吗？这是做人失败了吗？他想到老朋友严仲舒医生。严医生在“文革”期间遭受一位同事的毒打，险些丧命。多年以后，他终于等到一个复仇的机会，但是，他没有使用这个机会去伤害仇人。他做不出来那样的事。他与生俱来的道德信念不会以外在的环境为转移。

虽然都是身处一项极致的道德实践，然而与严医生相比，阿瑟自觉“非常失败”。他对自己在道德层面勘探到的潜力，并不满意。虽说事实已不是十年前承诺时能够想象得到的，从理性和专业上看，他也清醒地知道护理院必须取代居家照护，成为唯一的选择。但是，内疚和苛责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他这样回忆把妻子留在病房的第一个晚上：

到了晚上十一点，护士要我们离开病房，可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带上琼一块儿逃离病房。我实在不愿把她独自留下。……我吻别了琼，开车回家。半夜到家后，我给孩子们打去了电话，讲述那可怕的一天里发生的一切。当讲到要把琼留在病房，我的情绪彻底崩溃了，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我觉得自己非常失败，那么多年来，我都向琼许诺会永远在家里照顾她，可最后，我终究没能兑现这一诺言。

和临终顾问帕迪一样，一个残酷的机会毫无预兆地降临，迫使阿瑟审视自己在道德方面的潜力。疾病让他的婚姻和家庭遭受重创，且没有恢复的胜利可言，但照护的过程让他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他不仅改善了因追求个人成就而损毁的身体，也改变了火爆急躁的脾气。他愿意花时间关心亲友，加强与他们的联结。用他母亲的话说，“阿瑟变得有人情味了。”——照护另一个人的同时，他在身心和道德方面自我照护，这让他具备了更多的人性光辉。

最动人的是，他自觉变成了至爱的继承人：

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就是，我成了琼的某种镜像。我继承了许多她在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之前所具有的关键特征，我继承了她性格中最好的那些特质——关爱、宁静以及对于细节的关注。

也许，只有继承至爱身上美好的人性特质，才是珍惜和保存她最好的方式，才能在无常的无可通融的命运面前，掰回一局。妻子离世以后，阿瑟体会到一种深沉而神秘的情感力量，如爱尔兰桂冠诗人谢默斯·希尼在母亲逝世后所说：“我们环立的空间已然空寂，她进入我们体内长存。”

从私人痛苦到公共关怀

妻子去世十五年后，也就是2025年夏天，84岁的阿瑟搭乘十四个小时的飞机，从波士顿洛根机场飞往中国。他将依次前往北京、长沙、广州、深圳和上海，以《照护》作者和哈佛教授的身份，以更为中国人所知的名字“凯博文”，出现在大学、剧场、医院、书店和企业，做分享和讲演。机票酒店等所有开支均自费，面向医生、医学生和大众的演讲与交流，分文不取。

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舟车劳顿，这么疯狂地驱使自己？为什么还要像四十年前那样，把自己绑在那辆狂飙的战车上？

他会微微一笑，说因为喜欢。他喜欢讲演，喜欢传统的人类学方式，与真实的人面对面地交流。除了喜欢，更有价值观的驱动——他认为自己为之努力的这些事，是真正重要的事。表面上看，他的确还在那辆战车上，但与之前不同，他没有感到那种脖子上勒着套具的被动和恐惧，现在，他主动驾驶着缰绳，掌控着战车的节奏。

在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六月的一个傍晚，他站着完成了两个半小时的讲演。梯形教室坐满了学生和老师，提问者以本科生居多。不管问题听起来多么稚嫩，不值一谈，或者英文不佳，引发误解，阿瑟都会凝神倾听，流露出渴望实现理解的意志，给予充分地回应。不管接收了什么问题，由他给出的答案总蕴含着启迪人心的智慧闪光。他的做法，一如他所认同的历史人物里弗斯，这位活跃于1920年代的人类学家和精神病专家会把资历最浅的人视为平等的研究者。“这正是里弗斯一贯的为人之道，也是他之所以能深刻影响他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关键所在。”

阿瑟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是，人们在公共空间和社会生活中缺乏对陌生人的照护。他将其视为无法接受的“过于狭隘的道德观”。在阿瑟的学生、人类学家阎云翔看来，阿瑟的思想超越了启蒙运动对人性的理解和占据西方中心位置的个体主义范式，并借鉴了那种认为人格构建是通过终其一生在大的社会情境中与他人进行社会、道德和情感互动方能完成的思想。

即使怀着平等心，保持诚实，具备出色的表达能力，这并不意味着实现理解、传递价值观是容易的事。这里选取阿瑟在上海的最后一场分享中讲述的一个片段，关于“义务的不可选择性”：

我在十年照护中学到的一课，是我那本书的标题：对你真正重要的，是什么（What Really Matters，中译本名为《道德的重量》）。我想就此延伸一下。

有一位曾为《纽约客》撰稿的作家艾·斯·古德曼，他照顾了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妻子十年。他写下了一本畅销书，名叫《照护者》（The Caregiver），我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我和他一起去剑桥市的波特广场书店参加新书发布会，房间里挤满了人。他当时93岁，拄着助行器，身体非常虚弱，但脑子很清醒。他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最后提问环节，一位年轻女士举起了手。他说，请讲。

她说，我想请您向我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要这么做？您为什么要照顾您的妻子？

他完全不能理解这个问题。他说，我想我没有听清楚，您能再说一遍吗？

于是她又重复一遍说，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照顾您的妻子，去经历所有这些困难。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看着她说，这从来不是一个选择。事情就在那里，等着我去做。那种认为你是在做选择的想法，不，不对。这是婚姻关系的一部分，她照顾过我，我照顾她，我这么做了。

我的一个观察是，阿瑟对很多事物的认识，早在几十年前就完成了拣选，形成了清晰的判断，乃至不容怀疑的信念。经过时间的培育，这些认识在他的头脑和灵魂深处，已经像参天大树一般显而易见。但年轻一代的读者有可能还没有在众多观点中完成自己的拣选，也没有树立起阿瑟和古德曼脑子里物理常识一般的观念。隔阂让老人们听不懂年轻人的提问——被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根本无法接收这种问题，当然也不免感到苦恼和担忧。

《照护》首版发布于2019年的纽约，一年后，中文版出版（四年来印刷了七次）。这本书在中美两国都颇有反响，因为它触及了一个全球化的老龄化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照护的负担该如何承担。到2045年，老龄化最严重的日本超过65岁的人口占比40%，中国则是30%。中国社会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将只有一点五个工作者对应一个退休者。美国的情况也类似。照护工作是防止老龄化社会崩溃的“黏合剂”，但绝大多数照护是由家庭中的女性无偿提供的。在很多国家，女性被社会化为“天生的照护者”，比如，菲律宾派遣了400万女性去别处做照护工作。在美国，如果10%的家庭女性不再提供照护，这将压垮整个社会体系。而这一代女性同时在建立她的事业，无偿照护在未来是难以为继的。在阿瑟看来，中美社会都不得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照护体系，给家庭提供制度性的补偿。

阿瑟的每场讲演、交流、回答提问，一般持续两个小时以上，持续地输出数万单词量，过程一般没有媒体、直播等见证，也只有零星的声音和文字记录。阿瑟非常关心人们脑子里的图景，关心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正与之搏斗的困境。他倾囊相授，直截了当。一如他的书，相比开口表达的内容，他对表达技巧之类的形式不太在意。你能感受到他的友善、平等和充分的耐心，但不要对美式幽默抱有期待。两个小时下来，他的表情语调也几乎没有变化。这是一个深刻的美国人，只在他认为重要的事情上面花费时间，坦言到了这个年纪，他是在“与死神赛跑”。

使私人痛苦成为公共关怀的起点，通过写作、讲演和全球的行走，最终实现制度性的公共善好，改善普通人的生存境况，这既是阿瑟·克莱曼心中描绘的图景，也是他价值观和道德经验的体现。

阿瑟每年都在努力。他说，这样的努力至少要再持续五年。他预估上天留给他的时间，是五年。每一天都很珍贵。在中国奔走一个月之后，他从上海独自飞回波士顿，回到他的日常秩序。他保留了很多照护时期形成的习惯：五点起床，先健身两个小时，然后开车去哈佛的办公室（他还没有退休）。他或许是剑桥市最高龄的司机之一。他吝惜时间，一段二十分钟的步行路程，开车仅需五分钟。工作到下午五点回家，给自己做晚餐，晚餐以后，他从七点工作到十点。如今他要求自己早睡，放弃了夜读——他曾经每天十点到凌晨两点，阅读其他专业的书籍，这一习惯保持了三十多年。

他目前的头等大事，是撰写一本关于“重振”（revitalization）的书。为此，他已经投入了十八个月做研究和准备。他想回答，人是怎样从失去中重振精神的。他预想不到，妻子离开十五年了，却像风和水，无处不在，他依然每天轻易地想起她。这趟在湖南省博物馆，他想起当年，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上的一个古隶汉字难倒了在场的所有人，是妻子一眼识别出来。在深圳美术馆，他看到当代中国艺术家借用《文心雕龙》的文学意象来表达历史与当代的关联，脸上泛起幸福的微笑，说妻子曾花费五年时间，苦心翻译这本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学理论著作。

现在，他还健康地活着，继承着妻子的人性之美，继承着夫妻青年时代的热望和远见，以及对智识真知的共同追求。当初，从缅因州开车回马萨诸塞州的高速公路上，他一只眼睛盯着她的险境，一只眼睛盯着前方的归途。那段惊心动魄的黑暗，如今已沉入时间的深海。尽管另一种黑暗终将到来，但此刻，他选择闭上绝望之眼，专注地驶向心中的目标。如果说“照护”是面向关系与外部世界的坚守，那么，“重振”便是向内寻求精神的可能，是采集绝望之中生机的微光，汇聚成一座不熄的灯塔。这是他想要留给世界的最后的礼物。

（来源：腾讯新闻）◦ 头图来自哈佛大学官网。

• 一位年轻男子把胳膊伸进车内，尝试从里面开门，持续了两三秒钟，门始终没有反应。“拉不开，真的拉不开。”袁华楷听到他喊。
• 在消防员灭火时，那位年轻人的情绪彻底失控，“哭得稀里哗啦”。袁华楷猜测，可能是眼看着人在车里，却怎么也打不开门。

文｜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 吴小飞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佳彤 李佳珩 潘奕忻

责任编辑｜何海宁

2025年10月13日凌晨3时18分，成都市天府大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米SU7追尾一辆轿车后，撞上道路中央花坛后，冲进对向车道，起火燃烧。

当天，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警情通报，31岁的涉事司机邓某某已死亡，涉事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经检测，邓某某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

事故发生后，现场多名路人加入救援，手拉车门、肘击、脚踹，均无法打开车门救援。10月13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就事故中车门无法打开一事致电小米汽车客服。客服表示已如实记录问题，如有受访意向会另行回复。截至发稿，小米汽车尚未回应。

“真的拉不开”

30岁的李旭（化名）目击了全过程。那时他刚下夜班，驾车回家。这条路他每天都走，双向八车道，路面平直，没有弯道。他看到那辆车从前方驶过，速度很快。李旭后来在现场听到交警称，事故发生前，涉事车辆车速可能达到150公里/小时，而事发路段限速为80公里/小时。

数秒后，李旭听到两次撞击声：一次追尾，一次撞到花坛。同时，他看到那辆车飞过路中间的花坛，当他驶到事故地点时，涉事车辆已停在对向车道。

袁华楷正好行驶在对向车道。那时路上车辆不多，突然前方出现一个黑影，他仔细看是一辆失控的车。当时他距离事故车辆还有一两百米，尚未看到明显的火光。

袁华楷拿起手机，准备拍下这起车祸视频发给朋友，却没想到刚按下录制键，车辆就在他面前起火了。根据袁华楷拍摄的视频，火势凶猛，车辆右后方火势较大。因距离较近，袁华楷听到了他认为是“电磁起爆的声音”，“声音特别大，很吓人，我整个人都蒙了，反应不过来，很恐怖”。

向前行驶三十米左右，袁华楷把车停在路边，他的第一反应是报警。因为过于紧张，第一次拨号时只按了“11”，“0”还未按到就已拨出。根据他的手机记录，报警时间是凌晨3点20分。

报警后，袁华楷向起火车辆跑去。等他跑到跟前时，车窗边已经有人在施救。一位体型较壮的男子正用手敲玻璃，嘴里喊着“醒醒，醒醒”，另一位瘦高男子在用脚踹门。袁华楷对他们说：“这样打不开。”

他转身去喊人：“谁手上有扳手？什么工具拿过来。”几秒钟后，有人从对向车道递来一把扳手。

一位男子接过扳手，继续砸窗。两下之后，驾驶座一侧的车窗被砸开，但只碎了右半边的玻璃。随即，另一位年轻男子把胳膊伸进车内，尝试从里面开门，持续了两三秒钟，门始终没有反应。“拉不开，真的拉不开。”袁华楷听到他喊。

火势又大了，这次从驾驶座方向往外蹿。那位年轻男子连忙把胳膊抽出，动作太急，右手被碎裂的玻璃划伤了几处。袁华楷并不认识他，两人都是路过的司机。“他挺勇敢的。”袁华楷说，“那车的电池就在底下烧着。”

这时，有人从对向车道递来一罐绿色的泡沫灭火器。袁华楷上前接过，正好110和120的电话不断打来，灭火器被另一位男子接过去，对着车体喷射。“要是能把明火压一压，也许还能再试试开车门。”袁华楷说。

那罐灭火器可能来自李旭的车上。他平时随车携带，听到有人在找灭火器，便从车里取出递了过去。隔着花坛相距二三十米远，李旭看到那团从灭火器喷出的白雾融进火光，只觉得“作用不大”。

消防员切割破门

灭火器喷了数十秒，左侧车身的火势一度减弱。但很快，车底再次传出更激烈的爆炸声。爆炸瞬间，袁华楷感觉地面明显震动，一股气流冲过来。所有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后退，火势顺势向上蹿起，他们被迫撤离。

“那时候我们已经确认，司机救不了了，真的救不了了。”袁华楷感到手脚发麻，在破窗之前，他曾透过车窗看到车内浓烟翻滚，确认驾驶室里有人，但无法判断对方的状态。喊了几声，都没有回应。从开始救援，到无法靠近，袁华楷说“没到两分钟”。

两三分钟后，消防人员赶到。

消防员灭火时，袁华楷离开了。他说，现场焦糊味太重，空气里混着电池燃烧的气味，还有橡胶、塑料的味道，身上都沾满那种糊味。地面上也冲出很多碎屑，塑料的、金属的。“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说。

那一夜，他几乎没睡，脑子里反复闪回救援画面。“那个伸手去开车门的小伙子更难受。”袁华楷说，在消防员灭火时，那位年轻人的情绪彻底失控，“哭得稀里哗啦”。袁华楷猜测，年轻人痛哭的原因可能是无力感，眼看着人在车里，却怎么也打不开门。

对消防员来说，这个车门也很难打开。李旭记得，包括消防指挥车在内，当晚一共来了七辆消防车。灭火持续了二十多分钟，火灭了又燃，燃了又灭。消防员一边扑火，一边尝试破门。李旭看到他们拿着撬棍去撬车门，撬了很久，却没能打开。随后消防员用切割机才把车门打开。那时，驾驶座的司机已无生命迹象。

火势被完全扑灭后，李旭发现，事故车的前半部分还算完整，车标依然清晰，但从前挡风玻璃到后座几乎被烧空，只剩车架。

直到现场处理完毕，李旭才离开，当时已是凌晨4点40分，他在现场待了接近一个半小时。

事故车辆灭火现场。

国标已在征求意见

近两年，多起电动车事故中出现“车门打不开”的情况。

2024年4月，山西省侯平高速路段一辆电动车追尾道路养护车，随后起火，造成司乘三人死亡，事故车辆车门打不开，引发关注。2024年5月，山东省淄博市一辆电动车撞上路中央防护栏后起火，被困人员随后由路人用撬棍和小刀救出。2025年3月，安徽省铜陵市也发生类似事故，三人身亡，同样车门打不开。

电动车在发生事故时，门把手打不开有多种原因。“比如一些电动车门把手被设计成电控开关，有电的时候才能打开，一旦断电车门就无法打开；再比如车辆边框或者核心零部件在撞击后发生重大损伤、机械锁止装置损坏等情况，都会打不开车门。”一家车企的资深汽车工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一名小米SU7车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车型门把手是半隐藏式，电控开关，在车辆断电的情况下，驾驶舱可以通过内置的机械拉手打开车门，但是车外无法通过机械方式打开车门。

“一旦发生断电，在驾驶舱人员无法开锁自救的情况下，外部救援无法通过直接拉开车门施救。平时或许没啥大影响，但对于逃生救援来说会比较重要。”前述工程师分析。

这位工程师介绍，电动车的隐藏式门把手和传统门把手的区别，可以简单理解为家用门锁里的电子锁和机械锁，两者的锁芯都是机械锁，不过隐藏式门把手需要电子系统先把门把手推开才能开门，比传统门把手多了一个前序步骤。

电控门把手在救援方面的潜在隐患，已引发职能部门重视。2025年9月下旬，工业和信息化部就《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对车门内外把手均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必须配备机械释放装置，以便应急开门；即便是电控车门，也需保留机械门把手以策安全。

具体要求为，每个车门应配置具备机械释放功能的车门外把手，系统的设计应满足在锁止装置处于锁止状态时，发生不可逆约束装置展开或动力电池热事件等事故后，非碰撞侧车门应能在不借助工具的情况下，通过车门外把手开启车门。

对于车门内把手方面，也要求每个车门应配置具备机械释放功能的车门内把手，应能在不借助外部工具的情况下，通过具备机械释放功能的车门内把手释放门锁并开启车门。若装备电动式车门内把手，应同时配备具有机械释放功能的车门内把手。

结束午高峰外卖配送，骑手张天力把电动车停在一片被蓝色围挡圈起来的工地外。

这里曾经是他未来人生的全部指望。

七年前，当拆迁公告贴进村时，张天力一度以为自己就要成为传说中的“拆二代”——那些因为家中老宅或土地被征用、拆迁，从而获得巨额现金补偿或数套房产的年青一代。

但房子至今没能落成。为贴补家用，他只得暂时穿行在早高峰的车流里送外卖。

“拆迁”是城市化叙事里最诱人的章节，“拆二代”的标签和“煤老板”一样，成为特定时代造就的财富故事。但在房价下行、监管滞后的现实中，这些看似被机遇选中的“幸运儿”，又迅速被时代抛下。

我们找到了五位这样的“拆二代”——张天力和赵戈苦等了若干年，安置房依然遥遥无期；刘森手握三本房产证，却不好租也不好卖，眼睁睁看着资产缩水百万；周磊被人设局，七套安置房如今只剩四套；王强手里攥着的，只是一张名为“房票”的白条。

这个故事里，从来没有幸运儿，只有被时代列车裹挟的乘客。

用8年等一个房子

“按当时的方案，我能分300平米。当年小区均价1.2万，300平米的房子总价值360万。”张天力指着围栏内一座已经封顶但尚未建成的高楼告诉我。彼时他和城中村的其他人一样，幻想着拆迁后的生活：住进宽敞的电梯房，靠出租多余的房子安稳度日，一夜之间实现财富自由。

如今，这个“拆二代”的一天，从早上七点整手机里炸开的外卖提示音中开始。

包子铺前，老板把两笼肉包和一盒鸡蛋汤塞进塑料袋递给他。后者接过外卖，穿过早高峰的车流，将电动车开得飞快。

“不好意思，汤洒了点。” 敲开客户的门，他小心翼翼地道歉。门口的男人一言不发地接过外卖，关上门。张天力赶紧钻进电梯，冲出单元门，跨上电动车，朝着下一个地址驶去。

“你见过哪个拆迁户像我这样？”张天力有些愤懑。这的确是他未曾想见的人生。

拆迁消息抵达张天力所在的村子是在2017年。这是一个位于华北某市的城中村，有着近千户人家、千余亩土地。彼时周边村落早已拆迁，村民陆续搬进了高楼。如今轮到了他们。

村里把土地卖给了开发商。补偿方案很诱人——每户不论人口多少都能分300平米，人口多的还能以成本价再购房。

那一年，房地产业依然蓬勃。新华社消息称“2017楼市新纪录！销售额破13万亿，面积超16亿平方米”。同样是2017年，在中央强调住房居住属性背景下，各地频频出台严厉调控政策，房地产金融监管也不断加强，在投资投机性需求被抑制的同时，市场分化也更加严重：一二线城市及其周边环线热点热度下降，三四线城市则明显“逆袭”。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房地产市场相关数据称，2017年商品房销售额再次突破13万亿，达到133701亿元。相当于人均花9600元买房。

房价高涨时，很多人幻想着靠拆迁一夜暴富。

张天力因此坚信，300平米的房子，必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

拆迁后的第一年，村民们每月能按时拿到3000元过渡费，足够支付房租。可没过多久，安置房的建设就变得拖拖拉拉，有时甚至停工近一年。

眼看着周边拆迁村的房子陆续封顶、交付，张天力他们的安置房却始终停留在“在建”状态。更让人心慌的是，过渡费开始拖欠，最长一次拖了半年，直到村民集体去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才得以解决。至于安置房的情况，村里总说“开发商没钱，等等吧”。

一等就是8年。

2024年，安置房终于封顶，村民们以为看到希望，可交付依旧遥遥无期。这8年，当地房价就像坐了过山车，从1.7万元的峰值一路下跌。生活中还有更多变故在发生——拆迁前，张天力在电器厂上班，妻子在村里开小超市，家里多余的屋子对外出租，夫妻俩每月工资加房租，收入一万多。拆迁后，超市没了，妻子去了餐馆打零工；电器厂倒闭了，张天力没什么职业技能，只能到处打零工。

由于家里没什么积蓄，房子又一直没交付，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做起了外卖配送。

在另一个城郊，赵戈的等待也看不到尽头。

他所在的村子2022年因修路被列入拆迁计划，补偿方案很特殊：按儿子的数量核算，“一个儿子分300平米，有几个儿子就用那个数字乘以300；有儿有女的家庭，儿子分300平米，女儿只能买100平米平价房；只有女儿的家庭，只有一个女儿能分到300平米，其余都是100平米平价房。”赵戈透露，村里儿子最多的人家，按每套100平米算，能拿9套房。

拆迁协议写着，安置小区3年内交付（即2025年3月），每月过渡费3000元，若到期无法交付，过渡费翻倍。

签完协议，那些儿子多的人家走路都带着傲气，仿佛走上了人生巅峰。

现实无比残酷。如今协议约定的交付时间早已过去，安置区的四个地块，目前只建成两个，另外两块连地基都没打，交付时间还是未知数。2022年、2023年，当地房价还维持在1.4万元左右，2024年开始断崖式下跌。赵戈眼睁睁看着即将到手的“财富”不断缩水。

以他租住的小区为例，2022年房价还能卖一万出头，现在每平米只剩七八千。“我听说附近有个村的安置房，去年冬天交了房，一平米才能卖四五千。有户人家卖了一套80平米和一套90平米的房子，总共才几十万——要是在两年前，这两套能卖上百万。”

赵戈把我带到那片尚未完工的工地。蓝色围挡上“加快建设，早日回迁”的标语，在阳光下格外刺眼。工地里的工人正在收拾工具，准备下班，只有几台挖掘机静静地停在空地上。

“听说快交房了。”同村的村民见到赵戈，都用这句话打着招呼，像是约好了似的。

赵戈突然有些失落。他想起拆迁前的城中村，夜晚总是喧嚣热闹，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大人们坐在门口打牌聊天。如今大家早已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烫手的房本

从这个角度看，刘森是幸运的——至少他已经拿到了房本。

2021年，他所在的城郊村“迎来”拆迁。

刘森一家在城郊农村住了一辈子，村里3000多户人大多靠种玉米和打工过活。结婚后，他和妻子张岚守着村里的老房子，在镇上开了家卤肉店，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

“拆二代”这个词，刘森只在短视频里见过——他总觉得，那是属于穿着潮牌、开着豪车的年轻人的标签，和自己毫无关系，直到2021年深秋，村口的大喇叭开始循环播放拆迁通知。这片住了三十多代人的村子即将改造成产业园，要求10天内必须搬空。

实际上，在此之前半年，政府已经发了公告，但公告之后便再无动静。在漫长的等待中，不少村民以为这事已经“烂尾”。因此，当要求立即搬离的正式通知突然下达时，人们措手不及。刘森和张岚站在院子里，看着邻居们慌乱地将家当搬上电三轮、面包车和货拉拉时，突然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茫然。

刘森签署的那份拆迁补偿协议上白纸黑字写着，“无偿给予280平方米安置房”。按补偿方案，280平方米能换两套大户型，或是三套普通户型。彼时，这座城市的房价均价1.5万，280平米相当于总价420万。

北方某城中村。

“以后我们就是有钱人了。”张岚拍拍刘森的肩膀。

一家人坐在一起合计，父亲抽着烟说，“多一套是一套”，母亲则惦记着“以后孙子能有地方住”。最终他们选择了三套90多平方米的两室两厅。

那天晚上，刘森睡不着，和张岚趴在床上算账，“自己住一套，卖一套能得130多万，剩下一套租出去，每月房租够生活费了。”他恍惚觉得，命运或许真的要拐个弯。等这几套房子到手，有了钱，他要买一辆宽敞些的商务车，偶尔去旅游，让孩子读市里最好的外国语高中，然后把卤肉店做大做强，开连锁店，当大老板。

所有这些规划，都建立在房子到手的前提下。

房子盖了两年。全村人搬走后不久，刘森看着挖掘机开进村，老房子的砖墙在轰鸣声中倒塌，与此同时，大型器械还开进了另一块给安置房腾出的空地。每隔一段时间，夫妻俩都会特意绕到工地附近，看塔吊慢慢把楼建起来，从地基到封顶，每一层都像在搭他们的未来。

2024年3月，拿到三套新房钥匙时，刘森的手都在抖。小区建得比想象中好：18层的高楼，楼下有花园和健身器材，房子是简装状态，买些家具就能直接入住。更让他安心的是，安置房很快办好了《不动产权证书》——“这是大产权，能自由买卖。”他把证书锁进抽屉，觉得那是全家的定心丸。

可定心丸还没暖热，就凉透了。

夫妻俩合计着，先租出去一套，月租2000元。可在中介那儿挂了一个月，连个看房的人都没有。中介也没办法，“现在安置房不好租，位置偏，周边配套还没起来。”刘森又想着卖一套变现，并挂出每平1.3万的价格，中介带来了更糟糕的消息，“2021年均价1.5万，现在1.3万都不好卖。”

刘森算了笔账：280平方米的房子，2021年值近420万，现在只剩360多万，两年少了50多万。他跑遍周边售楼处，得到的答复全是，“现在行情不好，价格还在降”。

他想等，等周边产业园建起来，人多了，房价说不定能涨回去。可等到2024年下半年，当地房价均价跌到1.1万，三套房总价值只剩300万出头，比2021年少了110多万。

越来越多的”拆二代“，成为“负二代”。

三套房子的物业费是笔不小的开支。张岚偶尔会抱怨，“早知道当初卖一套就好了，现在砸在手里，还得倒贴钱。”刘森没话说，只能蹲在阳台上抽烟。

他想起小时候，家里住的是土坯房，下雨时会漏雨，父亲就用塑料布把屋顶盖起来。那时候日子苦，可踏实，知道只要好好种地、好好打工，就有饭吃。现在有了三套房子，反而没了底气：不知道明天房价会不会再跌，不知道房子什么时候能卖出去、租出去。

邻居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有人把房子在中介挂了半年，一直卖不出去；有人想把房子抵押给银行，银行说“安置房抵押额度低”。之前大家见面聊的都是怎么装修怎么理财，现在再碰面，只会唏嘘着，“早知道不盼着拆迁了”。

“本来想当拆二代，现在倒好，成了‘负二代’。”刘森自嘲。

上个月，他去找中介更新房源信息，将每平米价格降到11000元，中介说有客户愿意出1万每平方米，问他考不考虑。张岚也劝，“卖了吧，至少能拿回点儿钱。”刘森犹豫了，他想再等等，又怕价格跌得更狠。那些短视频和自媒体，今天一个说法，明天又一个说法，在信息茧房里，他看得越多，想得越多，发现房价下降得越狠。

在卖与不卖两个选项中，刘森摇摆至今。

“蒸发”

对周磊来说，他的房子不是变凉了，而是直接蒸发了。

他曾是这群人里，最接近“拆二代”神话的一个。他是独生子，之前的家位于城市北部，如今地图上已找不到它的确切边界——它被写字楼和商品房紧紧裹住了。当年，无数外来务工人员在这个城中村落脚，刚毕业的学生们挤在二三十平米的单间里，最多的时候，村里住着10万租客。

房子供不应求。每家每户，几乎都在原有两三层房子的基础上，把违建加盖成十几层。

周磊家的房子也从最初的三层，悄悄加盖到十五层，每层120平米。没有电梯，租客们就踩着楼梯上上下下，脚步声从早到晚不停歇。

“那时候家人都不用上班，每天就是收房租。”周磊怀念那段日子。

2016年春天，拆迁公告贴满了城中村的角落。公告上的补偿规则写得明白：3层以下拆1平米补1平米，3层以上拆6平米补1平米。周磊的父亲一算，15层的房子里，3层以下360平米，剩下12层1440平米按6∶1折算，能补240平米，加起来总共600平米。

这意味着，他家至少能分七八套房。“也不少了。”父亲说。可周磊算了笔账，比起以前每年大几十万的房租，这点补偿相当于被人切了一大块蛋糕。

但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周磊或许真能过上向往的生活——等安置房建好，分几套房租出去，靠收租金度日。可2017年的某个晚上，一场麻将局让一切都变了。

他记得那天晚上，自己在超市买完饮料，蹲在超市门口看手机。那段时间，他终日无所事事，几乎每天蹲在路边看工人挖地基。

“兄弟！” 有人喊他。是邻村的阿强。他跟周磊说，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和这片拆迁村的其他几个人，一起玩牌解闷儿。

牌局设在一间出租屋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周磊原本没打算玩儿。可阿强凑过来说，都是自己人，输赢不大。又说其他人也都是拆迁户，分到了好几套房，大家认识一下，以后可以坐在一起聊聊怎么变现。

那天晚上，周磊手气特别好，散局时，他赢了两万三千块现金。输家操着不同的口音，输了钱也不着急，笑嘻嘻地说“下次赢回来”。

走在回家的路上，周磊发现自己的手在抖——不是怕，是兴奋。回到住处，已经很晚了，他开始盼着第二天的牌局。

接下来一个月，他像着了魔。每天准时跟着阿强去那间出租屋，窗帘依旧拉得严实，筹码越堆越高，从一开始的一把五百，变成一把五千，再到后来一把一万。他赢过最多的一次，一晚上拿了十万现金，走在路上脚步都发飘。路过4S店时，甚至停下看了眼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宝马车，心里盘算着，“再赢几次就买一辆”。直到有一天，运气突然消失了。

麻将桌上，周磊起手全是散牌，要么杠上开花被别人截和，要么听牌后摸来的全是没用的字牌。他先是输了五万，不服气，从家里取了十万接着押；又输了，再取二十万。反反复复，两周时间，他输了两百多万。周磊慌了，回家跟爸妈要钱，可还是填不上窟窿。

直到有牌友建议，“你不是等着分安置房吗？那七八套房，还怕填不上这两百多万的窟窿？”那一刻，周磊意识到，自己被做局了。没等他犹豫，一个瘦高个牌友从包里掏出一沓纸——是早就准备好的协议。瘦高个用手指着协议上一行字念道，“自愿将名下一套 120 平米安置房，抵押给甲方，用于偿还欠款。等房子下来过户，欠款两清。”

“我欠了200多万，这一套够吗？”周磊问。瘦高个说，“给你打折，够了。”

周磊稀里糊涂签了字。后来他得知，那些人根本不是“拆二代”，而是专门给拆迁户设局的人。父母因此和他大吵了一架。但毕竟分的房子多，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了。之后有一天，周磊在村口遇到以前的邻居，对方说自家五百多平米的安置房，全被这样的局骗了去。

房子至今是很多人安身立命的终极梦想。

安置房下来后，周磊家分了7套——一套给了设局的人，爸妈住一套，自己住一套，剩下四套租出去，每月能有近一万块收入。

“虽说比以前差远了，但至少稳定。”周磊想着。

然而稳定也并没持续多久。2023年，周磊觉得“来钱慢”，以每平米1.2万的价格卖了一套房，加盟了连锁餐饮店。他租了门面，雇了三个员工，每天早上五点起床采购，忙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可生意始终不好，员工工资、房租、食材成本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又卖了一套房想撑下去，每平米1万元，但还是没用。2024年下半年，只得把店关了。彼时房价还在跌，他舍不得再卖了，觉得租房或许更稳妥。

七套安置房如今只剩了四套：他和爸妈各住一套，另外两套租出去，每月能收五千块房租。为了增加收入，今年春节过后，他跑起了网约车。

周磊偶尔会在社交媒体刷到一些“拆二代”的视频：有人开着跑车，有人去国外旅游。这时他会停下来看几秒，然后继续开车。

白条

有人为实体房卖不出价也租不出价发愁，也有人手上徒有一张白条。

比如王强。

房子拆迁前，王强根本不知道“房票”为何物。事实上，这一名称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计划时期的“房票”是物质短缺年代的住房配额凭证，随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而他现在面对的，是棚改和城市更新背景下的购房安置凭证。这一政策经历了几轮起伏：在2015年棚改货币化浪潮下，房票被作为去库存的补充工具；随着2018年棚改退潮，该政策一度淡出。2022年，郑州系统性地重启房票政策，通过奖励机制鼓励拆迁户购房安置。此后，政策推广至全国多个城市，尤其2024年以后，一线城市普遍将房票制度与城中村改造相结合，使其成为消化存量房产、优化财政支出的关键举措。

王强第一次与房票打交道，是在3年前。当时他所在的城中村拆迁，安置房盖到一半，开发商资金链突然断裂，工程停摆。有关部门找到村民协商，说是先给大家分一套100平米的现房，剩下的补偿面积，换成房票。

村民们没多想，在他们看来，“房票”就是能换房子的“支票”。

至于具体怎么用，王强举了个例子，“比如我们村在三环内，总共分了300平米补偿，县里先给100平米现房，按每平米5000元核算，剩下的200平米就折算成100万房票。拿着这房票去指定小区买房，直接抵房款就行。可如果选中的房子单价超过5000元，超出部分需要自己支付。如果房票一直没有用，等安置房盖好，还是可以要安置房，房票作废。”

这个听起来合理的规则，操作起来却变了味儿。

对于房子，人们逐渐回归了理性。

王强的一个朋友，手握100万房票到一个位置相对偏远的小区看房。那个小区原本每平米6000元都卖不动，一纳入房票指定范围，单价立马涨到8000元。

“开发商精明得很，知道你拿着房票只能在这儿买，不涨价等什么？”朋友给王强算过笔账，买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按8000元/平米算要80万，房票只能抵50万，自己还得贴30万。最后，这位朋友没买房，直接把房票锁进了柜子。

王强观察到，愿意接纳房票的小区大多有个共性：位置偏僻、销路惨淡。那些地段好、不愁卖的热门小区，根本不愿加入房票名单。“人家的房子抢着要，为啥要接你这‘白条’？只有那些偏远的、卖不动的楼盘，才愿意凑这个热闹。”

久而久之，他所在城市的房票流通几乎全集中在远郊地段。

开发商心里，还有另一本账。王强认识一位做房产的朋友，去年接手的项目被纳入了房票范围。“他跟我说，这项目本来卖7000元/平米，加入房票后直接涨到9000元。就算购房者用房票抵5000元，自己再掏4000元，他（开发商）也不亏。”

更关键的是，开发商可以拿着房票找政府抵账，“比如该交的土地出让金，或者政府欠他的工程款，一张房票递过去，就能抵销欠款。”

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游戏”：政府欠拆迁户的安置房，用房票抵；拆迁户买指定房源欠开发商的钱，用房票抵；开发商欠政府的款项，最后还是用房票抵。“最后谁亏了？你想想就知道。”王强欲言又止。

房票并非完全没有用于交易。王强见过一户人家，孩子急着做手术要钱，把100万的房票以30万的价格卖了。买家是专收房票的“黄牛”，按每平米3000元收，比官方评估价低40%。“那家人也是没办法。有人收，哪怕折扣大，至少能拿到现钱，总比拿着一张废纸强。”

还有荒唐的：有拆迁户赌钱输了，人家找上门说，“你这房票值50万，抵给我，账就清了”，结果房票没拿到手，先成别人的了。

比起房票，安置房才是当地拆迁户更认的“主流选择”，但因为房子没下来，大家只能先拿房票。王强所在的村子2017年拆迁时，按“三层以下1∶1，三层以上6.5∶1”的比例核算，他家总共赔了580平米。

“理论上能分五套房。现在我们住了一套140平米的，其余面积都换成了房票。”

他忍不住盘算，如果拿到的是房子，一套自己住，剩下四套租出去——80平米的能租2200元，40平米的能租1200元，一个月租金加起来快一万了。

王强也听说过有关“拆二代”暴富的传闻。

“早几年有，比如2016年那批拆迁的，分到好地段的安置房，房价涨得快，卖一套就能赚几百万。现在不行了，房价降了，就算拿了安置房也不好卖。”如今他身边的“拆二代”，大多靠租房过日子，“安稳。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总算比炒股、赌博靠谱。”

但显然，他手中的房票目前还没能让他过上这种安稳日子。

“咱们的房票还能用吗？”王强在电话里追问村支书。

后者打了个哈欠，语气含糊，“谁知道呢，我也不清楚，等上面通知吧。”

“拆二代”只是特定时代造就的财富故事。

城市化的挖掘机还在继续。

张天力送外卖之余路过那片尚未建成的楼盘时，总忍不住停下脚步，探头看看；赵戈在蓝色围挡外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发给父母，告诉他们工地还在施工，别担心。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没底，可除了等待，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

周磊的网约车在晚高峰继续穿梭。傍晚六点半，三环路堵作一团。导航里机械的女声念着“前方五百米右转”，他算了下，今天已经跑了128公里，收入刚过三百块。十年前，这样的数字只是家里一天房租的零头。

睡不着的刘森，在17楼听见远处传来产业园施工的轰鸣声。他无法预见明天会怎样，只知道那三套房子还在那里——那是他的指望，也是他的心病。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已将姓名等个人信息作了相关处理）

CDT编者按：文末附疑似姚顺宇（Shunyu Yao）本人发布在（alfredyao.github.io）上的相关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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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港《南华早报》10月8日报道，一名人工智能（AI）领域的中国学者宣布从美国AI初创公司Anthropic离职，加入其竞争对手谷歌的DeepMind实验室。他表示，Anthropic的“反华言论”是自己离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姚顺宇（Shunyu Yao）6日在个人博客发布的文章，他在大语言模型Claude的开发商Anthropic工作不到一年就离开。他说自己“强烈反对”该公司的“反华言论”。上个月，Anthropic公司宣布将停止向“中国实体控股的公司”提供人工智能服务，并在内部文件中将中国列为“敌对国家”。对此，姚顺宇在文中写道：“需要说明的是，我相信Anthropic的大多数员工并不同意这种定性，但我认为，我已没有办法继续留下来。”

报道称，公开资料显示，姚顺宇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理论与数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并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2024年10月，他加入Anthropic，参与研发Claude 3.7 Sonnet大语言模型，该模型已于今年2月发布。

姚顺宇表示，他之所以选择加入Anthropic是因为该公司被视为是“物理学背景的学者进入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理想起点之一”。他写道：“与物理学相比，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快得惊人。回顾过去一年，我对已发生的变化感到震惊。”

《南华早报》报道称，近年来，包括OpenAI在内的多家美国AI公司对中国的负面言论增加，包括直接点名来自中国的竞争者DeepSeek公司。一名要求匿名的前员工透露，OpenAI内部部分来自中国等国的技术人员对公司的相关言论感到不安。

相比之下，谷歌DeepMind首席执行官德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呼吁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安全等共同关切的领域加强合作。目前，姚顺宇已跳槽加入谷歌DeepMind的大语言模型“双子星”（Gemini）团队，负责参与开发该公司的基础模型。

针对Anthropic公司针对中国企业的相关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9月5日表示不了解具体情况，并强调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这一做法不利于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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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My infant year as an AI researcher — Moving from physics to AI

我作为人工智能研究员的幼年岁月——从物理学转向人工智能

Shortly after I left Berkeley postdoc and joined Anthropic, I was planning to write a short article, mostly as a note for myself, about my thought process behind leaving physics and join AI research.

在我离开伯克利博士后并加入 Anthropic 后不久，我本打算写一篇短文，主要作为给自己的记录，说明我离开物理学并投身人工智能研究的思考过程。

Yet, I have never got time to write those down due to the intense work at Anthropic :) Until last Friday(Sept.19), I resigned from Anthropic and got a week’s break before I joined Google DeepMind.

然而，由于在 Anthropic 的紧张工作，我一直没有时间把这些写下来 :) 直到上周五（9 月 19 日），我从 Anthropic 辞职，并在加入 Google DeepMind 之前休息了一周。

Why did I leave physics, and why did I choose AI

我为什么离开物理学、为什么选择人工智能

Mostly because I want to find a direction that have more chances for young people. Theoretical physics is an amazing field for training: it is intellectual challenging, deep and require technics from wide variety of fields including math, computer science(eg.complexity theory) and of course, physics itself. Yet, this field has running out of experiments for many years. A field without experiments can be problematic in many different ways, for example, it will be hard to judge objectively the importance of a theoretical work. It will also be hard to unblock disagreements/confusions just by systematical experiments.


主要是因为我想寻找一个对年轻人有更多机会的方向。理论物理是一个极好的训练场：它在智力上具有挑战性、深刻，并且需要来自包括数学、计算机科学（例如复杂性理论）以及当然还有物理学本身在内的多种技术。然而，多年来这个领域的实验越来越少。一个没有实验的领域在许多方面都会出现问题，例如，很难客观地判断一项理论工作的意义。仅靠系统性的实验也很难解决分歧或澄清困惑。

Then it mainly comes down to AI or QC(quantum computing). Although I believe QC will become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my impression is the bottleneck now is mainly experimental platforms. Thus I choose AI, which is interestingly similar to physics research as follows:

于是主要就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之间做选择。虽然我相信量子计算将来会变得重要，但我的印象是目前的瓶颈主要在实验平台。因此我选择了人工智能，有趣的是，它在以下方面与物理学研究相似：

How does working on AI feel as a physicist?

作为一名物理学家，从事人工智能的工作是什么感觉？

In some sense, it is similar to research on thermodynamics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Back then, people didn’t even know what was heat: in fact people still believed in Phlogiston theory. But this does not stop people from experimenting scientifically. For example, Boyle’s law tel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sure and volume when temperature is fixed. Thus by designing experiments systematically, people still learnt enough ‘laws’, which guided the invention/study of heat engine that changed the word.

在某种意义上，这与 17 世纪对热力学的研究类似。那时，人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热：事实上人们仍然相信燃素说。但这并不妨碍人们进行科学实验。例如，玻意耳定律描述了在温度固定时压力与体积的关系。因此，通过有系统地设计实验，人们仍然学到了足够多的“定律”，这些定律指导了热机的发明/研究，从而改变了世界。

From my naive point of view, it is similar in large scale AI models. On one hand, we still don’t have reliable theory or models describing the behavior of large neural networks. On the other hand, systematical research start to tell us lots of valuable lessons, eg scaling law. (And having those systematical research is becoming an essential element for making constant progress at large scale.)

从我天真的观点看，大规模人工智能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也类似。一方面，我们仍然没有可靠的理论或模型来描述大型神经网络的行为。另一方面，有系统的研究开始告诉我们许多有价值的经验，比如尺度定律。（而且拥有这些系统性研究正成为在大规模领域持续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要素。）

Why Anthropic, and why leaving?

为什么选择 Anthropic，又为什么离开？

Even though I left anthropic, I still view ant as (one of) the best place for physicists(maybe also other STEM background PhD) to start their journey in AI research. I joined anthropic on Oct.1st 2024, when we start to do research for the later called Claude 3.7 sonnet. After being a physicist for many years, it was so exciting to see your research getting impact on the frontier model capability immediately, and witnessing people’s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AI changes as new capabilities emerge.

尽管我离开了 Anthropic，我仍然认为 Anthropic 是物理学家（也可能包括其他理工科背景博士）开始 AI 研究之旅的最佳去处之一。我在 2024年10月1日加入Anthropic，当时我们开始为后来被称为Claude 3.7 Sonnet的模型做研究。作为多年的物理学者，看到自己的研究立即对前沿模型能力产生影响，并目睹随着新能力出现人们与AI互动方式的改变，令我感到非常兴奋。

Yet, I decided to leave due to two main reasons:

然而，我决定离开主要有两个原因：

1. ~40% of the reason: I strongly disagree with the anti-china statements Anthropic has made. Especially from the recent public announcement, where China has been called “adversarial nation”. Although to be clear, I believe most of the people at anthropic will disagree with such a statement, yet, I don’t think there is a way for me to stay.

2. 大约 40%的原因：我强烈反对 Anthropic 所发表的反华言论。尤其是在最近的公开声明中，将中国称为“对抗性国家”。需要说明的是，我相信 Anthropic 的大多数人会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但我认为我无法继续留在这样的环境中。

3. The remaining 60% is more complicated. Most of them contains internal anthropic informations thus I can’t tell.

4. 其余的 60%则更为复杂。其中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内部信息，因此我不能透露。

Time to move on!

是时候继续前进了！

Relative to physics, AI moves insanely fast and looking back I am surprised by how much has happened in the past one year. It was a great honor to see Claude getting better from 3.7 to 4.5, and I personally learnt a lot. Yet it is time to move on.

相对于物理学，人工智能的发展快得惊人，回顾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我也很惊讶。看到Claude 从 3.7进步到4.5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个人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然而，现在是继续前进的时候了。

From a personal perspective, Anthropic was my first, and the only, AI job, thus I don’t want my experience/knowledge being biased by a specific lab.(Especially because nowadays core-research do not write paper anymore.)

就个人而言，Anthropic是我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 AI 工作，因此我不希望我的经验/知识被某一家实验室所偏颇。（尤其是因为现在核心研究不再写论文了。）

So Ant, it was good with you, but it is better without you :)

所以Ant，和你在一起很不错，但没有你会更好 :)

I joined Google DeepMind on Sept.29th.

我于9月29日加入了Google Deep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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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四环外一家网球馆里，十岁的轩轩拖着疲惫的步伐走进球场。

刚换的成人网球拍比自己胳膊还长，100英寸的拍面与单薄身形极不协调。

每次挥拍后，他都会下意识地抬头看向场外的母亲张岚。“儿子练网球的时候，我一般不看手机，就一直盯着他。”

两年前，体测报告显示儿子50米短跑不及格、协调性偏弱，张岚顿时紧张起来。她想培养儿子的体育特长，也想让孩子强壮一点，于是把目光投向了网球。

他们为孩子的“网球路”定下启动预算——年花费10至20万元，用于上课、练习和观赛、参加训练营。

原以为这是笔可控的投入，谁知很快就远远超出预期，这个家庭的“网球梦”，似乎越来越远。

被卷进网球热的中产家庭

去年，中国网球选手接连取得历史性突破，“网球热”更是达到巅峰。

“朋友圈里都在晒孩子打球、晒夏令营合影。认识的几个妈妈都觉得，带孩子练不成下个郑钦文也没关系，选对赛道就像买对了基金，肯定值。”

网球场成了家长新的炫耀场。“让孩子练网球的都是对教育有期待的人，他在这个圈子里结交的朋友也不会差。”

丈夫是企业高管，张岚是互联网公司中层，每日与数据、KPI打交道，让她深感竞争的残酷：除了语数英，孩子还能靠什么为将来做准备？在她看来，运动似乎是一条尚未被完全“内卷”的路径。

最初设定的20万元预算看似充裕，但仅私教课（一小时700元、每周三次）、装备采购和俱乐部充值，就让这20万很快蒸发殆尽。

去年暑假，一家人远赴欧洲参加著名网校夏令营，两周花费约15万元。张岚还专门请假带孩子去墨尔本看澳网，一周行程又花了5万。各种球拍与废旧的网球包、装备一起，堆在卧室一角，几乎成了一座小山。

“三年下来，林林总总下来，估计花了80多万。”

“网球热”绝非个别现象。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相关统计与媒体报道，截至 2024 年 8 月底，中国网球人口已超过 2518 万人，比 2021 年增长约 28.03%。而网球场地数量也从 2021 年的约 49700 片增加至 53805 片，增长了 4038 片，增幅达 8.12%。此外，全国市场化网球培训机构数量达 5592 家，其中北京就有 743 家门店。

在产业规模上，2024年中国网球运动整体市场同比增长 14.4%，规模达到 367.5 亿元。其中，青少年网球培训作为行业重要细分市场，正处于“爆发期”。

高投入与未知的前途

美团去年发布的《体育运动消费报告》显示，一些网球体验课、网球培训季度课包在平台热销，网球运动相关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 172%。北京也是全国网球培训机构最密集的城市之一。

这种大环境下，可供中产家长选择的范围被放大——不加大支出，就很可能在网球青少年社群里掉队。

但是，支出的大幅增长不一定带来显著的效果。轩轩在俱乐部内比赛成绩一般，并未达到母亲的期待，“教练说如果想认真走这条路，得把时间投入、经费投入、身体投入、心理投入都翻倍”。

轩轩也开始出现放弃的念头，“练了一年多，换了三四个老师，今天正手比反手打的好，明天反手又有感觉了，一直在试错，他自己觉得太难了，打球的那种手感很难成为肌肉记忆”。

真正想按下暂停键，是去年年底。张岚因为陪孩子练球太多，积累的工作量没有完成，年终考核被上司警告，身体疲惫之余，心理上也越来越焦虑。丈夫更是火上浇油：“花了这么多钱，换来了什么？如果将来没能在体育上走得更远，这笔投入就算亏了。”

他们不是唯一一个内心动摇的家庭。我们采访到几位有相似经历的家长，都处于犹豫和摇摆阶段，这些声音在家长群体里越来越常见，从最初拼谁投入多打的好，到后来大家的心态都在发生微妙变化。

生活在大连的庞娜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庞娜的家庭和网球有着天然的缘分。“我母亲以前是个老体育人，她四五十岁的时候开始打网球，我大学里跟体育学院的老师也学过网球。所以算下来，我家三代人都接触过网球了。”

正因如此，她很自然地把网球当作一种体育启蒙运动。“刚开始学的时候，孩子也不太懂，是我们带着去打的。最初给他报的教练很凶，专业能力强，但孩子接受不了。后来换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男老师，一对一，反而更适合。”

不同于北京等一线城市的高投入高强度训练，庞娜给孩子安排的频率是一周一次。“算下来一年的费用不到两万，跟那些一年动辄七八万、十几万的比，我们真的投入很少。”

她并非没考虑过加大投入。“最开始是计划全身心押在网球上，后来发现孩子进步挺慢的。孩子在各种比赛中有一些成绩，但没有很拔尖。人家付出的多，成绩确实更好。我们年收入也就四五十万，没法每年投十几二十万砸在一个项目上。”

选择从热潮中退出

在庞娜的家庭教育理念里，运动是多样性的。“儿子现在还在练足球。我们一家三口会一起滑雪、跑步，两岁就让他用平衡车，后来带他去游泳、长跑。运动其实贯穿了他的整个童年。”

她的孩子在足球上也展现出了不俗的天赋——在当地的赛区拿过第一，即便如此，她也只是希望儿子能坚持下去，享受这个项目。“将来能跟三五好友约场球，这就够了。”

“有一次，我们一家三口在长白山雪场滑雪。那一刻，我觉得特别值得——运动不是成绩，而是我们在一起的快乐。孩子因为常年运动，学什么都快，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对张岚来说，庞娜的选择像是另一种答案。

在今年夏天的一次课后，轩轩脱下球鞋对她说：“妈妈，下次我想去打篮球。”她愣了一下，没有拒绝，同时内心也有些释然，“那种感觉像是从一场看不见终点的比赛中退出”。

她心中明白，网球不仅花钱，也花心力。它需要高频训练、持续投入，更需要强大的心理韧性。中国首位获得大满贯冠军的李娜在自传《独自上场》中也曾说过，网球场上没有同伴，唯一的对手是自己。那种孤独的对抗、对节奏和情绪的掌控能力，是极少数孩子真正能承受下来的。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这份孤独，未免太沉重了。

张岚和丈夫最终决定停掉所有课程。今年夏天，他们在网球上的花费只有一张50元的中网欢享票，她带儿子去看了辛纳的练习赛。

那天走出球场，轩轩说打网球太无趣了，也太孤单了。还不如篮球，有人一起跑。

“也许他比我们更早明白，运动的意义不是赢，而是快乐吧”，张岚说道。

新媒体内容总监：TAN HAO

采访/撰文：Joey, Jonas

编辑：Sebastian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1年6月8日。CDT近期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把自己作为人类社会公民里最重要的私人信息做成表格，以传单的方式曝光给全世界，变成一个不朽的“透明人”。歪脑出品的《墙裂推荐》栏目带你欣赏邓玉峰的隐私三部曲，和他对大数据监控时代人类社会的启示。

CDT编辑注：截至北京时间9月30日晚11时，本文在南方周末官网上已404。微信公众号页面目前仍可查看。

南方周末官网《被“指居”者死亡3年后，11名办案人员获刑》页面截图 / CDT

2025年9月28日，11名公安机关涉案人员一审获刑，最高刑期为16年，最低刑期为1年9个月。

新乐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事业职员张旭光是专案组的指挥组成员。他称，检察机关立案后，他也被“指居”，其间也遭受了刑讯逼供，讯问笔录内容不属实。

▲ 2025年2月13日至14日，8名“5·25”专案办案人员在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训练基地受审。（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 图）

被“指居”者暴钦瑞死亡事件，又有阶段性进展。2025年9月28日，11名公安机关涉案人员一审获刑，最高刑期为16年，最低刑期为1年9个月。

三年前，2022年7月20日，34岁的暴钦瑞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下简称“指居”）期间死亡。

事发13天前，他和父亲暴继业、兄弟暴韶瑞等10人分别被警察从家中带走，被指参与殴打民工、放高利贷等。案件被命名为“5·25”专案，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新乐市（石家庄代管的县级市）公安局和高邑县公安局联合办案。

暴钦瑞死亡后，同案人均被取保候审，后又被全部解除取保，原因是“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2023年9月19日，南方周末报道此案。2023年11月25日，“5·25”专案组成员涉嫌渎职犯罪一案由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异地管辖。

侦查终结后，新乐市公安局的8名涉案人员由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一审于2025年2月13日开庭；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的3名涉案人员由望都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一审于2025年9月16日开庭。

2025年9月28日，两案同日宣判。

11人中，除新乐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马林炫外，另外10人均被认定构成刑讯逼供罪。马林炫和其中的4人直接参与了对暴钦瑞的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构成故意伤害罪。

南方周末记者获悉，石家庄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胡伟也牵涉此事，被另案处理。

1 逼取口供

根据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新乐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事业职员张旭光，民警邢子超、王子谦、吴玮涛、马林炫5人参与了对暴钦瑞的刑讯逼供。

“指居”期间，暴钦瑞长期在铁质审讯椅上被限制活动。他还遭受了殴打、电击等，刑讯逼供者使用的工具有手摇电话机、PVC管和镐柄等。

邢子超的在案供述称，2022年7月19日晚上8点左右，他和同事将暴钦瑞带出房间后，暴钦瑞倒在地上大喊大叫。救护车到达后，他跟随暴钦瑞到了医院，医生说暴钦瑞抢救不过来了。

张旭光是专案组的指挥组成员。事后，他让大家删除手机里关于“5·25”专案的聊天记录，安排专案组成员搬走铁质审讯椅，并要求上交工作笔记本。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暴钦瑞受长时间限制性体位、反复机械性损伤、电击损伤等，可以造成血管内皮损伤、改变血流流速、激活血凝系统等。在多种外界因素的作用下，暴钦瑞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并脱落，进而导致肺动脉血栓栓塞引起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

除暴钦瑞外，同案人暴纪涛在指居期间也受了伤。判决认定，新乐市公安局民警李少华在审讯过程中，用脚踢踹暴纪涛胸腹部，致其左侧第六、七肋骨骨折，经鉴定属轻伤二级。

望都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裕华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耿春远与裕华分局民警任力鹏、王连达3人涉刑讯逼供的案件。

庭审时，耿春远辩称，自己只是履行工作职责，没有徇私枉法，也没有对任何人刑讯逼供，只是上传下达。

法院审理认为，在刑讯逼供过程中，耿春远起领导、安排、指挥作用。为获取暴继业等人的有罪供述，耿春远要求加大审讯力度，任力鹏、王连达使用扇耳光等手段逼取口供，同时，任力鹏使用侮辱性手段逼取口供。

2022年7月12日15时至17时许，为加大审讯力度，耿春远还安排任力鹏、王连达将暴继业带到新乐市木村乡一个家庭农场小院，继续对暴继业使用多种手段逼取口供。

2 被告人也被“指居”

不论是新乐市局的8人，还是裕华分局的3人，在受审时都有人称自己遭受了刑讯逼供，部分供述不属实，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

2025年2月13日、14日，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对新乐公安8名专案组成员涉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进行公开审理。

法庭上，张旭光称，检察机关对他们立案后，他也被“指居”，其间也遭受了刑讯逼供，其间的讯问笔录内容不属实。

其辩护律师指出，在张旭光被“指居”期间，他多次申请会见张旭光但未被许可。民警陈泽平则表示，他的讯问笔录存在诱供，是检察院侦查人员在给他看过其他人的笔录后让他记忆，再按他们说的做笔录。

庭审中，审判长宣读了调查结果：合议庭调取了审讯同步录音录像，未发现侦查机关对张旭光采用了暴力方法或变相肉刑手段。对陈泽平提出的被侦查人员诱供，合议庭经审查未发现上述问题。

2025年9月16日、17日，望都县人民法院审理裕华分局3名专案组成员涉刑讯逼供一案时，耿春远、任力鹏和王连达亦提到自己被逼供、诱供。

并且，3人还认为“指居”场所不合法。王连达的辩护人当庭提交了王连达妻子的房屋租赁合同、住房租赁申请、租金发票、费用报销单，用于证明王连达在保定市有居所，办案单位对其“指居”的做法不合法。

判决书中对此做了回应：王连达妻子的工作单位为她异地任职而租赁的房屋，不能视为王连达的固定住所，故对王连达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意见不予采纳。

此外，判决书指出，办案单位已出具相关情况说明，“指居”场所具备正常生活、休息条件，便于监视、管理，具备安全防范举措，且与审讯场所分离。

至于3名被告人提出自己在“指居”期间遭受逼供、诱供，在此期间获得的证据应予以排除，法院认为，3名被告人及辩护人都没有提出内容具体、指向明确的线索或材料，不属应予排除的情形，不予排除。

“有值得信任、可以求助的大人吗？”“没有。”五位接受采访的学员们都这么回答。

文｜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编辑｜陈晓舒

校对｜张彦军

王琳几乎没有停止过反抗。

2024年7月的一天，在郑州柯贞素质拓展营（以下简称“柯贞拓展营”）里，有学员看见王琳在食堂里扯住心理老师，问道，“凭什么不让我回家？”

那时她已在柯贞拓展营待了一个多月了。被人记住的方式是以“另类”的姿态抵抗着“规矩”。

反抗被教官认为是“不服从命令”，她为此受到惩罚——倒立、在烈日下暴晒、不让吃饭，或者是三四个女生围上来的拳打脚踢。

新京报记者访问的五位昔日学员里，没人理解王琳持久的反抗，在他们眼里，反抗不如忍受，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反抗——惩罚——继续反抗的模式在王琳身上持续了近两个月，直到一切结束——2024年9月26日晚，在医院长时间昏迷近一个月后，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似乎是特校严苛的规则“杀死”了她，可又不止于此。如果把时间再往前回溯，在特校外面的世界里，从她休学开始，或者更早以前，“成绩决定成败”的评价体系，紧紧地掐住了这个14岁休学女孩的脖子。

在给父母的信里，她留下痛苦的话语，“我恨我自己不争气。”

2025年9月11日，阴某利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案第二次一审开庭。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

没寄出的求救信

在一段近一分钟的视频里，王琳鼻孔里插着管子，大张着嘴“啊啊啊”地哭喊着。妈妈轻拍她的肩，喊着她的小名，但她没有平静，转而急切、短促地重复着，“妈妈我不想死，妈妈我不想死……”

被子下面，已结痂的紫色伤痕遍布她的胳膊、腿、背、臀和腰。母亲孙佳心痛极了。父亲王旭东拉住送女儿来医院的阴某利，不让她走。

阴某利是王琳在柯贞的班主任兼心理老师。王旭东回忆，去年女儿厌学让他一度烦恼，偶然在网上看到了这所封闭式管理的特校广告，宣传中号称专注家庭教育15年，能通过国学教育、心理咨询和体能训练，改掉孩子叛逆、厌学的习惯。

交了两个月将近3万元学费后，他把女儿送进去了。后来他才知道，学校不允许孩子和家长联系，想孩子时只能让阴某利发照片和视频。

在阴某利给王琳父母的电话录音里，她如此描述送医那天的情形：在看到王琳时，“那一刻很心疼”，孩子一个人坐在黑暗的屋里，说没有吃饭。她买了面包和营养快线，带孩子去宿舍吃。两人聊了会儿天，王琳突然倒下，躺了会儿喝了水也不见好。她解释，可能是天气突然变冷，孩子有点发烧，给领导反馈决定送医。

然而一份医院报告单显示，当天王琳出现晕厥，伴四肢无力、站立不稳等。约一周后，病情加重，狂躁咬舌、胡言乱语、双眼呆滞，进而意识水平下降、无自主呼吸。2024年9月11日深度昏迷、四肢瘫软，她被送进了神经重症监护室。9月26日，她停止了呼吸。

一份当地公安局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中记载，“王琳符合因长时间日晒及摄入不足、呕吐等多种因素引起电解质代谢紊乱……终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王琳送医后躺在病床上。受访者供图

出事后，涉事教官与学校一负责人被采取强制措施。阴某利也被当地检察院起诉。起诉书中指控，王琳因呕吐、心脏疼痛写信请求父母将自己接走治病。她把信交给了阴某利，希望帮忙转交。阴某利却擅自将信隐匿，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

王旭东说，女儿在医院苏醒时曾问过他，有没有收到三封求助信。他只收到一封，那是女儿刚去没多久写的。

今年9月11日，阴某利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案第二次一审开庭。在庭上王旭东得知了被隐匿的信件内容，有很多个“想回家”，有一串长长的清单：想吃妈妈做的红烧肉，看看宠物小狗，找朋友聊天，睡个好觉，把病看好……在信里，女儿近乎哀求父母，把这些事做完，再回柯贞拓展营也可以。

阴某利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自愿认罪认罚。

据此前红星新闻报道，阴某利承认了拦截信件，她说大约在7月中旬，王琳写过两封信说想家。但学校有规定，信中不允许出现诸如想家的内容，她没有把信寄出去，“这是我的错误。”

王旭东回忆，庭上出示的证据清单中，还包括警方在阴某利家搜到的100多封学生信件。

一位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在柯贞拓展营共写了6至8封信。其中写训练艰苦和渴望回家的信被拦截一次，退回三次。另一位学员写了挨打的事，他把信藏在裤兜，掉出来后被教官捡走。紧接着，他被惩罚趴在烈日的操场下暴晒两三个小时。

“如果家长看见求救信件肯定会来接的。”一位学员说，心理老师对待求救信，不是驳回重写就是没收。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罪不可赦。”王旭东坚信拦截信件与女儿去世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不是她把信拦下来，孩子不会出现意外。”他曾当庭质问阴某利，为什么孩子身体如此糟糕还选择隐瞒？阴某利哭着说，因为恐惧。

在多位学员的印象里，在柯贞拓展营，阴某利算是“好人”。“她找学员谈话的次数多，如果要点书，或者想吃拌饭酱会给买。”一位学员说。

“很多事情无能为力，以前我管学生，（同事）说我管了个闲事。”一段阴某利打给孙佳的电话录音里，她声音哽咽地说，送医当晚只睡了五个小时，“我心里也很疼。”

从中牟县开往柯贞拓展营旧址的路上，周围大片农田和废弃的房屋、厂房。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

“另类”的反抗

时间回溯到2024年6月至8月，14岁的王琳，在柯贞拓展营的两个月里是如何度过的？

从郑州中牟县出发，越过大片农田、参差不齐的树木和错落的废弃平房、厂房，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到达狼城岗镇南韦滩村。出租车司机说，这是最偏远的一个村。

王琳没有尝试过逃跑，在那里，这并不现实。

一位男学员说，刚来的第一个星期，他趁午休时间成功翻墙，一口气跑了三四公里。可那里太偏了，他没有遇到可以拦下来的车，最终被赶来的教官抓了回去。

“铁丝网上都是翻墙的人划的血。”另一位学员把逃跑计划告诉了在里面最信任的朋友，但对方转头告诉了教官。逃跑一位学员，教官要被罚500元，而向教官举报，可以讨根烟抽。

他说，那是他被打得最狠的一次。被踹倒在地，拽起来，再次踹地上，在教官的指示下，五个学员加一个助教参与了这次殴打。他依稀记得被扇了十几巴掌，挨了四五十脚，被打得不再动弹了。

屈辱，沉默。他屈服了，不再逃跑，也不想反抗。在给父母的信里，他写道，“儿子知道错了，我想你们了，我想回家。”

“其实都是骗人的，一点改变也没有。”他满脑子只想着父母赶快把他接回家，“在那里面只有无尽的恨。”

反抗，挨打，之后学乖。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其他学员身上，“反抗只会挨更狠的惩罚，只能服从命令。”一位学员说。

但适应似乎没有发生在王琳身上，一份录音里，阴某利告诉孙佳，王琳因为体型胖，一跑步就呼呼气喘，似乎很难受。她常常“犟得很”，不想跑。

在一位女学员的记忆里，一次，不想跑的王琳被生活老师叫了三个女学员拉着，在水泥地上拖着跑。这一幕还有另三位学员作证。

在操场上，很多人都见过被男教官体罚的王琳。据目击者称，一次，“打手”们抓着她的腿，让她倒立，然后再一松手把她摔地上。还有一次，她拒绝跑步，被踹倒在地打了一顿后，被罚在地上暴晒。

一份医院报告单显示，王琳近两个月体重下降20公斤。但阴某利在家长对接群里说，“王琳瘦了好多，越来越漂亮了。”她没提及，变瘦有一部分原因，是对不服从的惩罚——不让吃饭。

当地公安局出具的对王琳死因的鉴定意见通知书。受访者供图

王琳送医后的一份电话录音里，阴某利对孙佳解释，有一次不知道王琳做错了什么，生活老师向所有老师宣布，不允许给她东西吃，“这个孩子本身吃饭也断断续续的。”阴某利说，她常因看不下去，私下买面包和酸奶给王琳，“每一次都是哄着她吃。”

另一份录音里，孙佳也提起过，女儿在入校前存在进食障碍，有时暴饮暴食，有时不吃。“食堂的饭太难吃了。”多位男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肉几乎没有，作为配菜的炒鸡蛋还没小拇指指甲盖大，馒头上一股馊味，常有霉斑，甚至飞出过苍蝇。

可是训练容易饿，这样的饭菜孩子们也抢着吃。

一些学员分析王琳不吃饭的原因，一方面是真的吃不下，另一方面她在用这种方式抵抗着一切。“在那地方，我们都抱着能活下去的心态忍受着，但是她的心态就像‘我都不搁这儿待’。”一位学员说。

“有值得信任、可以求助的大人吗？”

“没有。”五位接受采访的学员们都这么回答。

尽管柯贞拓展营里有那么几个还算“温柔”的心理老师，但和家长对接的也是他们。一位学员说，他的家长早就想来接，却一直被心理老师劝阻，理由是孩子的表现还有待提高，建议再延期一段时间，“他们就跟你说，让你表现好点，好好改造。不会真的来救你。”

王琳却似乎渴望过心理老师阴某利能救救她。“这孩子黏我。”阴某利曾对孙佳这么说过。

王旭东注意到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显示，有一次王琳追到阴某利办公室，说要打电话给家长，未果。还有一次，在食堂里，她扯住来打饭的阴某利问，“凭什么不让我回家。”在食堂目睹这一幕的学员记得，阴某利的回答“很官方”，不是不让回，而是要看她表现。

王旭东记得，女儿在医院时睡梦中说过一句脏话，紧接着是愤怒的呐喊，“凭什么打我？”

在柯贞拓展营，王琳唯一“寄出”的信。 受访者供图

“我恨我自己不争气”

“（我）是一个悲观但是又爱世界的人。”在唯一发给父母的信里，王琳写道。

她的生活似乎被劈成了两半。

一半是闪闪发光的。她喜欢古筝和中国舞，也喜欢读书。她的涉猎很广，有罗翔的《圆圈正义》和《法治的细节》，也有一大堆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还有被塑料袋小心封起来的网络小说和追星手册。纸箱里还有许多闪闪发光的东西，荧光色的画笔、彩色卡片、很可爱的手办……

王琳喜欢的网络小说。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

另一半的她是心事重重的。朋友小月说，初一时王琳一个星期大概有一天会请假，用来调整心情。那时，她的烦恼是“上学没意思”。

初一时，她的成绩年级排名20左右，小月说可以稳上当地重点高中。可到了初二，她请假的次数多了起来，成绩也开始滑落，后来干脆办理了休学。

学校对于王琳来说，似乎不总是快乐的。一次，她和老师起了争执，因为一位成绩差的同学被罚站，王琳为此打抱不平。还有一次争执是因为同学说她坏话，最后闹到老师把双方家长叫来了。

“她和同龄人说不到一块去。”王旭东说，女儿打小聪慧，比同学早上两年学，在女儿身上他寄托了很多期望。

这种期望似乎是他过往经历的延续。王旭东出生在河南南阳一个农村，家里有七个孩子，初中毕业后，他复读了两年没有考上高中，他认为是缺乏父母指点，“他们靠体力挣钱，见识少。”

1997年王旭东去广东一家制衣工厂打工，他说那时有冲劲，学技术快。2000年，他回到河南搞服装批发，利用信息差赚了第一桶金。再后来他转去北京做工程，钱越滚越多。

这个“努力改变命运”的实践者不能接受女儿躺平。小月回忆，一次王琳约她出来，两人走到学校附近时，王琳说起被父亲在校门口打的经历。她记得王琳边哭边说，挨打是因为她不上学，她觉得自尊没了，门卫都看见了。

“她爸爸太看重成绩了。”孙佳说，“孩子不上学，急都急死了。”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休学这件事本身，也让王琳感到挫败。

“我恨我自己不争气。”在柯贞拓展营时她给父母的信里充满自责，“爸妈，这两个字偶尔对你们来说也很沉重……谢谢你们爱我，接受我的一切，只是接受了太多夸奖，如果没有做到，我很焦虑，很痛苦。”

在信里，她告诉父母，“可能你们不知道吧，我在自己刷题，看线上的一些课程，我也想上课想学习。”

“那时候我才知道误解她了。”王旭东看到信，自责涌了上来。出事后，一些王琳在网上的朋友告诉他，女儿的梦想是靠写小说赚钱，“如果知道她想走文学这条路，我会支持她的。”他说。

孙佳曾带女儿去看过精神科，量表结果显示轻度焦虑。休学期间，王琳在吃抗焦虑的药，开始发胖，暴饮暴食。药停了以后，又厌食，情绪反反复复，变得更加敏感和脆弱了。最严重的一次，王琳割腕了，父母以为她是因为不想上学才闹的脾气。“她很伤心，觉得父母不理解她。”小月说。

王旭东承认，他们的确不理解孩子。王琳为什么厌学，是人际关系、学习压力，还是家庭矛盾，这些都是事后的猜测。女儿去世后，他们才知道她在网上写小说，“迷上小说不想念（书）了。”这是他们唯一能想到的解释。

但在当时，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女儿不上学的问题。在王琳休学将近一年时，他们把她托付给了柯贞拓展营。

阴某利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案第二次一审庭审结束后，王琳父母走出法庭。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

“幸存者”

在柯贞拓展营，不少孩子和王琳有着相似的困境。新京报记者访问的五名学员，来自不同地区，家庭背景也各异，但他们被送进去的原因都一样，不想上学了。

王浩然15岁，身高1米7，走起路来瘦弱的身子在T恤衫里晃来晃去。这天出门，他给烫着小卷的头发打了一层发蜡，戴上了一颗银色小蛇的耳钉，这些打扮让他觉得自己不普通。

但是被父亲接回家的大半年里，他都戴着一顶帽子。在柯贞拓展营的第一个礼拜，“比命还重要的”发型被一下子推成了两三厘米长的寸头。

教官说他们是“社会的蛀虫”“父母不要的败类”，“那些肮脏的词汇都不能表达对我们的恶心。”更可怕的是，这些话他听进去了，“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很好的人。”

脱轨是从初一开始的。小学时，他说成绩还可以，各科没有低于90分，还顺利考进了县里最好的初中。但自从迷上了手机游戏，他无心写作业，成绩一落千丈。渐渐地，他不想去学校了。

另一个男孩王丛还没过13岁生日，刚和学校请假一周，焦虑的父母就给他报名了柯贞拓展营。

也是从初一开始，王丛总是完不成作业，上课也不想听了，趴课桌上睡觉。一天24小时，他能睡20个小时，剩下4个小时吃饭、上厕所、玩手机。后来老师跟家长说，上课睡觉会影响其他同学，让他请一段时间假。

他松了一口气，不去学校就不会有人欺负他了。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总是被打，“莫名其妙的原因。”或者是他“性格太软”。他从不反抗，“笑笑就过去了。”他说，在学校，一次没写作业，一次睡过头迟到，老师让他罚站，用棍子打。

在家，父亲也打他，“因为学习。”他的父亲和王旭东有着相似的信念，出生农村、考上了大学，在单位身兼数职，也发展了副业，通过从未停止的努力，过上了比父辈更好的生活。但他骗王丛说家里很穷，想逼他自己努力。

他常给孩子讲历史名人、革命先烈的故事，盼望着王丛可以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事与愿违。“他想看到的是我一直在奋斗，一直往好的方向走，但我走不动了。”从柯贞拓展营回来后，王丛有近一年的时间在家里“躺平”，打游戏、抽烟、看闲书，玩累了就睡，睡醒了再玩。

王丛是唯一一个新京报记者访问的学员里，认为在柯贞拓展营比外面还快乐的孩子。“在里面，我只需要想中午吃什么饭就行了。”而现在，没有人要求他该怎么过一天，他产生了一种对自由的恐惧，他称之为“虚无主义”。

他本来可以有一个被安排好的人生，念完中学，然后考大学，顺利就业。但现在，他脱轨了，和王琳类似，不上学让他严重焦虑。

“我迟早要去医院看看。”他认定自己脑子有点问题，有时候玩着玩着思绪飘远，开始胡思乱想，想未来怎么办。想离父母远远的，但是能去哪儿呢？

当下的空虚和未来的迷茫，折磨得他受不了。无数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快把他杀死了，他想过一了百了。

这些念头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他不想说。和家庭的撕裂，在王丛身上表现出一种“无所谓”。在营地里，他“被逼着”给父母写过一封半页纸不到的信，内容忘了。父亲回的那封，他也忘了，“没有任何感觉，跟废话没区别。”

在那封父亲写的信里，有鼓励，“要相信自己”，也有祝福，“祝愿你在今后的日子里，开心、快乐、健康。”

“爱字咋写？爱字下面是友，我和他们是朋友吗？”王丛认为他从未有过自己的选择，每次意见和父亲相左，总要被无止境的打骂和唠叨淹没，久而久之，他不再做选择，“他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王浩然也不是个习惯于反抗的人。父亲是干工程的，常因四处要债未果喝闷酒，喝醉了就打他和妈妈，掐脖子、拧胳膊、扇耳光。他太害怕了，不敢反抗，“把我搞懦弱了”。

从柯贞拓展营回来后，王浩然对家里的“讨厌”变成“恨死了”。去年他想去河北打工干物流，父亲说送他一程，结果目的地是柯贞拓展营。拓展营是母亲在网上找的，对儿子却说不知情、没参与。“我对他们已经没有信任了。”现在他每天睡觉都会反锁房门，害怕半夜被父母拖走。

因辍学、休学被家长“骗”进柯贞拓展营的孩子不少。一位学员是被家长骗去旅游，深夜开车进的柯贞拓展营。也有被强行拖走的，一位学员因不想参加父亲报的夏令营离家出走，被带回来的第二天就被架走了。

王丛也是被架走的。那天柯贞拓展营来了两个壮汉到家里，把他“拎起来”就带走了。王丛说他当时一路拼命反抗，心如死灰。这是他第二次去柯贞拓展营了。第一次待了两个月，回来他和家人说过那里打人，没人相信。

包括王丛、王浩然在内，至少6位男孩（或家属）向新京报记者反映，他们在柯贞拓展营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猥亵。2024年8月，一位马姓学员被父亲接出来后报警。警方的受案回执单显示，当地公安已受理该教官涉嫌强制猥亵一案。

一段孩子家长拍摄的视频里，柯贞拓展营当时的校长接受了两家本地媒体的采访，他确认了上述案情的真实性。据澎湃新闻报道，公司负责人马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出事以后，王丛母亲突然想开了，孩子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自责淹没了她，她曾抱着孩子痛哭，说着“妈妈对不起你”，但她没把握孩子能原谅她。

“你让他多听爸妈的话，做一个好少年，好孩子。”王浩然的父亲对新京报记者说。送孩子进柯贞拓展营那天是父亲节，他在网上发了一条视频“最悲伤的父亲节”，画面里眼泪流个不停。出事这一年来，他也被自责和屈辱感缠绕，三天两头为了案子奔走，“我简直是走投无路，一辈子也忘不了。”

2024年9月4日，“中牟发布”的情况通报称，涉事的河南柯贞拓展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已关停。当地村民中还有不少人对在这个常年封闭的营地里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孩子在家里管不住，送到这里就对了。”一位村民对新京报记者说。

（王琳、孙佳、王旭东、王浩然、王丛、小月均为化名）

话费套餐升级、宽带安装、积分兑换、升级5G送手机……这样的营销电话，接的人烦，打的人也烦，但又不能不拨。

张欣曾是浙江一家联通营业厅的业务员，2025年7月辞职了。在工作的两年里，她几乎每个月要打500通左右的营销电话，如果完不成，月底考核会被通报批评。

每个月，数字都在追着她：新办60张电话卡、8个携号转网、15条宽带、3个“139PRO”。没有完成，就会罚款。

她给南方周末记者发来的一张工资单显示，有一个月没完成携号转网的任务，被罚款近2000元，而她月均到手工资也不过就两三千元。

在移动、联通、电信，数十万名“张欣”织成了一张庞大的电话营销网。

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电信服务投诉量比上年增长99.1%，不正当营销是主要投诉内容之一。

运营商们也表态要改。2025年8月，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先后发文，各自确定官方唯一的外呼营销号码，分别为：10085、10016、10001。

这被很多人视为运营商整治电话营销的里程碑时刻。那么，它能根治顽疾吗？

“每天都要破0”

一位中国联通用户在8月有三次情绪爆发。4日，他在黑猫投诉上，投诉一个以“053”开头的营销号码，明确要求：别再打电话了。投诉还没处理完，电话又来了。

21日，他第三次投诉：“说的加入白名单，不会再推销，结果依旧骚扰客户。”

中国移动的一位用户也在8月9日写下500字帖文，控诉几个月来，多次明确拒绝后，每天仍会接到运营商的两三次营销电话。电话总在他工作或休息时拨入。他认为，自己作为付费用户，有权享受清净的通信环境。

电话的另一端，拨打者，也觉得困扰。

小红书的帖子里记录着一位外呼人的无奈。9月8日，她打了两百多通电话，依然没有达到每天两个半小时的时长要求。她要尽可能把每通电话撑到30秒，超过30秒，才能记入总时长。

外呼人员，通常来自承接了运营商业务的第三方外呼公司，专门帮客户打营销电话。

陈浩文是一家外呼公司的创始人，2023年之前一直做外呼业务。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公司90%的客户是运营商和金融机构。

外呼的号码从哪里来？他透露，主要看承包的运营商级别。省公司可能会直接开放外呼系统权限，若是级别更低的部门，大概率通过微信或其他联系方式。

在2021年中国电信（601728.SH）回归A股上市的招股书中，梳理过这个结构：公司的自有渠道，包括营业厅和业务外包厅；社会渠道，指公司授权，渠道商开的线下门店。2021年，电信有超过20万家门店，自有渠道2万家、社会渠道17万家。

中国移动（600941.SH）2021年招股书显示的架构与此类似，但没有写明数量，只说有近33万家实体渠道。包括客户经理、网格经理在内，有超过10万人的销售团队。

陈浩文说，运营商的外呼网络也复杂。很多营业厅网点的电话营销业务，可能是1包、2包，甚至3包、4包。最基层网点的合作，也不需要招投标。有的可能是，一些个人向网点经理自荐，小区周边人头熟，就可以做电销，从中提成。

作为外呼公司，要在约定时间内，把运营商发来的号码全打完。号码的拨打次数、接通率都是重要指标。客户意向也很重要，如果说了“是的”“好的”，相关业务就会被转给运营商的业务员。

不过，即便办理了业务，考核也没结束。未来用户可能的撤销也被考虑在内。他们会事先约定好每100个用户的撤销率，如果3个月内超过10％，结算时会进行相应扣除。

陈浩文说，各级运营商都有很多外呼供应商，运营商会根据业务完成的情况和质量给这些公司评级。达不到指标，评级就会下降。那些高质量的数据——经过多轮电话营销筛选出来的，被贴上“消费能力（高）”“好说服”标签的客户，就会流向A级供应商。

营销电话，不仅外呼公司在打，运营商营业厅里的业务员也在打。

曾在联通营业厅工作过的张欣列举，自己每个月要完成新办60张电话卡、8个携号转网、15条宽带，还有3个“139PRO”——一个月资费139元，包含宽带、机顶盒、摄像头，还送一台手机，这个指标少一个，就要被扣400元左右。

“如果用户办完手机卡，用了不满半年就不用了，后续也得扣。这张卡相当于白开了。”张欣说。

通过公司内部软件，她可以看到同一个分公司下属的附近几家营业厅办理过手机卡的客户。看到详细信息，可以针对性营销。如果显示是单卡用户，就去营销开通宽带；流量不够用，推荐加流量包；已有300兆宽带，就升级千兆。

“都是做样子，很少有要办理的。我真希望用户直接挂。反正我打了，领导也不说啥了。”

张欣说，投诉处理群里，每天都有各种投诉，领导说“安抚赔偿点就可以了”。“（业务量）每天都要破0”才最重要。“有的人试用期还没完，就被指标吓跑了。”

冯玉洁2024年来到联通工作，此前在移动营业厅。她观察到，移动更注重电话营销，能发展的业务也更多，联通基本上紧盯宽带。

在联通，她是和第三方公司签合同的外包人员，但被统一管理。如果公司要求某个月完成10条宽带，落到营业厅，数字也是如此。

“移动不一样。”她解释，移动有很多营业厅是包给第三方的，自负盈亏，员工也归第三方管。移动的要求可能是5条宽带、10个手机终端合约。但第三方觉得20条、50个才挣钱，员工收到的指令就是后者。

在第三方，业绩不达标，惩罚手段也“很羞辱人”， 冯玉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会对员工“体罚”：深蹲、跑步、跳绳、转呼啦圈。

“习惯了每天的固定节目是下班了开始找个角落自拍。”一个是自拍深蹲，一个是自拍念营销内容，一天得拍两次。每周完成不了微信添加数量的，要额外深蹲30下。“真的很好笑，有时候即便完成了，下意识还是录了视频。”

每个月完成不了任务的，拉出去跑步。店长也不好过，业务员任务没完成，意味着她没尽责督促，也会被“罚”：“转呼啦圈，不会的，跳绳也行”。

通信业专家付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通信电话营销上，第三方公司最有积极性，他们的收入和业绩直接挂钩。

有的第三方甚至会私自把用户信息卖给别的运营商。号码几经流转后，一个用户可能至少面临两三波不同的电话营销。

一位小红书用户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8月中旬，一周内接到三个携号转网的电话。她气不过，向第三个电话发火，“为什么没完没了打电话”。对方也很委屈，“我之前没打过你的电话”。

她感叹：“遍地都是电话销售。拿着相同的名单，换不同的牛马，打相同的电话。”

一位外呼人员一天打了两百多通电话，依然没有达到要求。她还得把每通电话撑到30秒。（农健 / 图）

“只是一些话不说清楚”

戴着数字指标的紧箍，营销也滋生出更多灰色手段。

陈浩文形容，为了推销，很多时候是“啥都没讲清”。

“您好，您是某某某吗？”——接通后的第一句，验证是否本人。此后通话中，只要能让对方说出“是的”“好的”，就代表完成了业务确认。对外呼公司来说，就是一单业绩。

推销的业务，包括短信、彩信，流量套餐更换、升级，携号转网，以及保证几年内不变号，就送一部手机。

网上有大量关于这类业务的“避雷帖”“维权帖”。不仅是营销打扰，送手机背后也藏着诸多套路。

比如，每月要有保底消费，合约期两年、三年的都有。一旦违约，可能要付出比手机价格更贵的违约金。有人发现，家里长辈在拿到手机后，还被开通了花呗、网贷的分期贷款。

“基本是轰炸老年人，他们都是‘好好好’‘是是是’。”陈浩文说，“不能小看这些几十元一个月的业务，数量大了，收入惊人。”

还有积分兑换。陈浩文解释，他们通常会以积分兑换来联系消费者，兑换酒、电器等商品，“其实没啥优惠”。每卖出去一笔，运营商也要从中抽成。

不过，外呼公司经常不被看作“自己人”。在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中，江苏联通某区县分管领导李静用“我们自有人员”和“他们”来区分两者。

李静介绍，运营商的外呼，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有人员”，通过统一的营销号码外呼，这些人大多是外包员工，但也归运营商管理；另一类是外呼公司。

“对‘他们’，我们深恶痛绝。”她把被投诉的风险，归因于“他们”在电话中会出现对业务介绍不完全对的问题。“用户即便在‘他们’那里办理的业务，如果宽带属地是我们片区，还是由我们后续维系，我们说的可能和‘他们’不一致，又会引发用户的不信任。”

“他们”也往往是在与客户发生纠纷时，运营商推卸责任的理由。

南方周末此前报道（详见2025年7月2日报道《起诉推销来电》），2020年，山东女律师孙千和，因频繁接到推销电话，起诉移动滨州分公司的故事。

在这起案件中，被告辩称，来电号码均非移动公司号码，否认与推销行为有关。但法院认为，营销人员自称是移动公司工作人员，推销的也是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关的套餐升级、加包月流量等内容。通话后，移动也发送了相应的验证码。最终判孙千和胜诉。

事实上，李静所谓的“不完全对”，就一线业务员的经历来看，也是有意为之。冯玉洁工作的营业厅，属于移动承包给第三方的，她说，“电话营销的口径是设计好的”。

“您用的是59元的套餐，5G流量，现在能零差价升级5G套餐，收费依然是59元，但有30G流量，给您办理好吗？”用户同意后，业务员会补一句，“优惠期一年，一年到期后恢复原价”。

“乍一听是不是以为一年后恢复原套餐？”她说，但并不是。

从同意的那一刻起，套餐已经变成了139元30G。第一年每个月确实可以减免80元，费用59元。但一年后恢复的原价，是新套餐的原价。

这还没完。推销电话可能又会在套餐到期的那个月响起。

“您保持现在的套餐，继续使用三年，可以送一台手机。”冯玉洁说，有人觉得，反正是一直用的59元套餐，还免费得一个手机，于是同意，但用户可能完全不知道，在用的套餐已经是139元。“没有欺骗，只是一些话不说清楚。”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25年5月发布了“通信暖心服务十件实事”。其中一条就是“规范营销推广行为”，要求电信业务推介做到全面准确，关键内容显著提示，保障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

“累是真的很累”

采访中，一位曾担任联通某市一运营中心负责人几次纠正南方周末记者对于“电话营销”的表述。她强调，这叫“维系”“服务”。

她承认，确实会推荐一些增值业务套餐，但出发点一定是根据用户实际需要，在增加少量费用的基础上，节省更多花费。原则是“尽可能少打扰用户”，并且通话都有录音，内部也检查话术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误导用户的现象。

但为什么人们仍感觉被打扰？它们真的如此被动吗？

在运营商官网上，可以看到各地分公司发布的招募渠道合作商的公告，需求多围绕着“销售和服务”展开。

“上面有一个大目标，落到基层不可能只是一句空话，肯定要精确到具体的动作。”作为区县公司的分管领导，李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些动作被分解成数字指标，一层层再分解下去，落地时可能变形。

对于前文张欣要完成的业绩指标，李静觉得“只能说是‘不多不少’”。她所在的区县，一些外呼数据，也是上级单位下派的，落到具体员工的头上，每天也有二三十个。

接受采访这天是周六，前一天晚上，她凌晨1点到家，早上7点又被业务电话叫醒。“累是真的很累。业绩压力非常大，基本没有自己的生活。”

为什么运营商这么爱打电话推销？

前述负责人说，就进行服务而言，电话最便捷。上门服务，拜访三个用户，可能一天就过去了，但一个业务员一天能打几十个电话。

通信行业资深分析师马继华今年6月发表文章分析，电话营销的底层逻辑在于“精准”。

用户信息库中积累的套餐偏好、流量使用等数据，能让外呼团队将“19元升级5G流量包”“宽带免费提速”等话术精准匹配用户画像，转化率是传统广告的3-5倍。

文章提到，某地2023年新增宽带用户中的35%来自电话营销转化。

在马继华看来，层层衰减的管控机制，使电话营销就像高速行驶却刹车失灵的汽车，企业知道风险所在，却难以在业绩压力下踩刹车。

抢夺0.8%

目前，全国14亿人口，移动电话的用户数已达18.19亿户。

此外，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截至2025年8月末，全国有移动互联网用户16.01亿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12.39亿个。

前8个月，全国电信业务收入1.18万亿元，同比增长0.8%。2024年的全年增速是3.2%。

具体来看三大运营商的半年度财报。中国移动（0941.HK/600941.SH）上半年家庭宽带客户净增623万户。移动客户净增56万户，相比2024年上半年926万的净增，出现了断崖式下跌。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5%。

中国联通（0762.HK/600050.SH）移动和宽带加起来的用户净增数超过1100万。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增长1.5%和5.1%，但增幅只有上年同期的一半。

中国电信（0728.HK/601728.SH）宽带用户净增116万户，移动用户净增819万户。营收同比增长1.3%，与去年同期的2.8%相比，同样腰斩。

可以看到，三家生意都不好做。在全国增量见顶的情况下，蛋糕难再做大，只好彼此争抢。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他特别提到了携号转网业务。这一业务本是为了改善服务、赋予客户选择权，却演变成了恶性竞争手段。不合规、不正当竞争也多出现在携号转网上。

携号转网，就是换运营商，手机号可以不变。它的演变可以看作是三大运营商竞争的缩影。

根据《通信产业报》2022年的报道，2019年11月，携号转网在全国推出，此后逐渐“变味”。有部分业务员甚至会“代客投诉、申请、转网”。报道认为，本质是行业的内耗。

该文提到，截至2022年一季度末，共有5700万用户携号转网，但对行业整体用户增量贡献为零，而携转业务工单量超过1.14亿次。工单背后的人力、物力、管理等支出，是一本可见但难以计算的成本账。

一位工作了14年的移动老员工周慧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每天都得有量。工资越来越少，绩效占比越来越高。”

每个月，周慧要完成19条宽带、15个全屋Wi-Fi，其中“携号转网的考核依然超级重”。

本文开头，张欣就是因为有一个月没有完成携号转网的指标，被扣罚近两千元。她甚至会提前找亲戚朋友帮忙，开好移动或电信的号码。指标不够，就去找他们办携号转网。

对外比，对内也比。冯玉洁最近就在早出晚归地参加公司的“大兵团训战”。

几个县的分公司聚集在一起，被拉到一个群里，分小队比拼。有一晚，直到21点，她还在乡村摆摊，看谁家没关门，就去推销宽带。

有专人会在群里实时更新竞赛数据，“A区10条，C区为什么只有5条，你连人家汽车尾气都吃不到……”冯玉洁形容，那种氛围，像传销。

王文志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电信某市分公司工作。年底冲业绩，他也会被派往乡镇支援。以送米、送油为优惠，打电话邀请附近客户到线下营业厅充话费。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只有来到线下交的话费，才算是营业厅的收入，才能层层汇总，成为上级分公司当年的业绩。如果用户在App上交了话费，就会被算成别的渠道收入。

“省公司对分公司的考核，不是今年赚了多少钱、净利润多少，而是收入有多少。所以就会拿米、拿油换收入，有时也会把本来要发给员工的钱，换算成企业收入。”

统一号码之后

2025年3月，新华社发文揭露通信营销电话藏了多少“坑”。

不久，三大运营商相继发文，表示对问题高度重视，开展全面自查，对发现的问题将迅速整治，全面规范电话营销行为。

5月，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下，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十件实事”发布，其中两件都是关于营销电话治理的。除了规范营销行为，还有推广“来电来信免打扰”服务，要求依据用户登记意愿提供营销电话、短信个性化防护。

8月1日，三家运营商发文，确定各自官方唯一外呼营销号码。并要求，如果用户明确拒绝电话营销的业务，就不能再继续呼叫。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运营商将营销电话剥离出来，让用户可以对来电有更明确的预期，有利于双方沟通。

但运营商治理电话营销存在天然的矛盾。盘和林说，运营商一边面临电话营销合规的要求，另一边有盈利压力，不可能自我完全切割电话营销业务。这也是过去很多年，电话营销治理并不彻底的原因所在。

陈浩文对于“统一号码”的落地并不看好。“各级公司、下属网点的合作方式太多了。想统一，我都不知道它从哪个级别开始。”

在他看来，统一营销电话、治理外呼的关键在于，运营商内部能否做到所有业务的合作都只走集团公司，而不走自营网点或合作网点。

如今，统一营销号码的举措已过去一个多月，效果如何？

冯玉洁说，公司发了通知，如果打电话，要在系统设置成官方的外呼号码。

周慧也说，最近对外呼的管理确实很严，不允许他们用私人号码打给客户。

“但这对完成业务，相当不方便。”她解释，有些业务不是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但官方规定的号码无法回拨，用户并不知道是谁给他打电话推介业务，后续办理就很难进行下去。而指标依然悬在头上。

张欣介绍，通过公司的“网格数字化”App，可以实现统一外呼，号码显示为10016。不过，作为官方号码，接通率不高，业务员们更倾向于用个人手机或营业厅的座机打。

关于治理成效，过去两周，南方周末记者给三大运营商的官方邮箱两次发送邮件，多次拨打公开的联系电话，均未收到回复。

不过，就现实来看，频繁的电话推销并没有成为过去。

9月16日，小红书有网友发帖：不是统一外呼营销号码了吗？为什么一周内还是接到好几个私人号码打来电话推销套餐？一问工号是多少，就挂断了。

这条帖子下，汇集着很多一线业务员的心声——“求求投诉吧，好讨厌打电话。”四川一个营业厅的业务员解释，“公司明着说不能外呼，但还是催指标，厅里没办法，让我们用其他号码，不要用工号卡外呼。”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欣、陈浩文、冯玉洁、李静、周慧、王文志为化名。）

两年来，崔丽丽常在噩梦中惊醒。有一次她梦见自己的右腿被连根砍断，鲜血喷涌而出。

梦是现实的投射。2023年9月22日，当时身为天津市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德科智控）销售总监的崔丽丽到杭州出差，其间参加商务宴请后醉酒，遭到公司实控人（总经理）王某性侵。经过一场艰难的诉讼，2024年4月2日，法庭判决王某犯强奸罪，服刑四年，并赔偿崔丽丽3000元。

崔丽丽赢了官司，却丢了工作。她被公司开除，丢了年薪百万的销售总监职位，被迫告别打拼了17年的汽车零部件行业，还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崔丽丽认为，她在工作中遭到上司的性侵犯，这属于工伤范畴。于是，她又开启了工伤认定的维权之路。

酒局之后

在德科智控担任销售总监，是崔丽丽的第三份工作。入职时她38岁，以为这是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份工作”，因此充满了干劲，打算在汽车销售行业干到退休。

2023年9月，崔丽丽和老板王某等人去杭州出差、拜会客户。9月22日那天晚上，他们在一家日料餐厅宴请客户。饭局开始前，王某对崔丽丽说，一定要让客户“喝美了”“把他拿下”。

他们先是点了一瓶清酒。崔丽丽的理解是，主要是让老板和客户“放开喝”，自己只需要做好倒酒、点菜、买单等后勤工作。大约一小时后，王某与客户喝完了一瓶720毫升的清酒，给崔丽丽发微信：“你陪着多喝点，我快挂了。”随后补充道，“（这酒）后劲大啊。”

崔丽丽想，可能是老板喝不惯清酒。于是，她听从了老板的指示，成为陪客户喝酒的主力。晚上十点多，崔丽丽买完单后，晕乎乎地回到包厢，发现桌上又多了两瓶清酒，王某一直劝她“敬客户一杯”。结果，她彻底醉倒趴在桌子上断片了，再后来的事就记不得了。

凌晨四点多，崔丽丽醒来，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王某房间的床上，衣服散落一地。王某躺在旁边的床上，仅穿一条内裤。

惊慌失措中，崔丽丽赶紧穿上衣服跑回隔壁自己的房间。后来，她洗了澡，并清洗了自己的内衣裤——这成为了她日后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崔丽丽在天津安定医院被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

等她回过神了，才慢慢地意识到自己经历的这件事的严重性。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去找王某对质，对方说那天晚上她喝多了，他们一起打车回酒店后，他背着崔丽丽到房间，却发现她的房门打不开，于是就把她带去了隔壁他的房间。

王某还说她吐了一床。但这都不是崔丽丽想问的，她始终没有勇气问出口：我为什么没穿着衣服？你是不是侵犯了我？

接下来的几天，崔丽丽都是在恍恍惚惚中度过的。9月26日，崔丽丽再次见到王某的时候，才逐渐想起了更多模糊的细节——在床上，王某摁着她的手，捂着她的嘴，让她不要说话。但整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记忆一直是模糊的。

第二天，她给丈夫吴东（化名）打电话说：“感觉我被欺负了。”吴东一听就来气，问道：“什么叫‘感觉’？有没有被欺负、谁欺负的，你不知道？”

崔丽丽一直在自责，自责喝醉了，自责没有保护好自己。后来她才反应过来，可以去查酒店的监控。在咨询了律师之后， 她来到酒店查监控，才第一次比较完整地看到了当晚的情况：回到酒店，王某抱着昏迷不醒的崔丽丽，在电梯里就实施了猥亵，而后径直走进了他的房间。

这与王某之前的说辞出入很大。崔丽丽一边看监控，一边哆嗦发抖。随后，她又向酒店前台、保安、保洁等员工录音取证。事发当晚，前台工作人员看到崔丽丽被王某抱着，还曾让保安帮忙一起搀扶崔丽丽上楼，但被王某拒绝了。王某把崔丽丽抱回他的房间后，前台给王某房间的座机打电话，又派保安敲门，提醒王某把崔丽丽送回她自己的房间，但都没有得到回应。保洁人员则回忆说，打扫王某和崔丽丽的房间都没有发现呕吐物，这与王某此前的说法也大相径庭。

查完监控后，崔丽丽对于是否报警还很挣扎。“报警的代价是什么，老公能承受吗？”“家中老人能承受吗？”“女儿才11岁，她知道了怎么办？”最让崔丽丽纠结的是她的事业，“汽车行业圈子就这么大，闹开了我怎么面对同行，之后找工作公司做背调怎么办？”

她苦苦思索了许久，并和好朋友商量了一番，决定先采用一个折中的方式：和王某对质，先看看他的态度。

2023年10月6日，是崔丽丽所在公司国庆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她一早就走进了王某办公室，向对方提出一个个问题。王某没有承认性侵和猥亵，还说“早知道你这样不知好歹，就不应该照顾你”。崔丽丽彻底被击碎，决定报警。

当天下午，王某给她发了条微信，称自己“无论多醉，不应该把你抱到我的房间，也不应该把你的裤子脱掉”。但其他的事，“不是你想的那样”。王某还在微信中表示，可以由崔丽丽的直属领导当中间人，商量赔偿。两天后，崔丽丽收到直属领导的信息，称“他（王某）希望你提出具体要求，他来考虑。”

“我不会再和他沟通。”崔丽丽回复。

经过好几天的思想拉扯，压制住内心的耻感，崔丽丽终于下定了决心。2023年10月10日，事发后第19天，崔丽丽在丈夫的陪同下，在杭州报警。

关键证据

在这起案件当中，检察官最初遇到的难点是，采集不到DNA。光靠原告崔丽丽模糊的记忆，指控“强奸罪”肯定是不够的。但办案的检察官非常负责任，一丝不苟地查看监控，看到崔丽丽进王某房间约半个小时之后，也就是2023年9月23日凌晨1时30分，住在涉案酒店房间隔壁的一位客人突然开了门，走到涉案王某房间门口停留了几分钟，并且有掏出手机的动作。

发现这个细节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当时还下着特别大的雨。但检察官生怕这条线索断了，立刻跑去酒店，在警方的配合下排查房客。

后来，那位房客作为证人告诉检察官，自己当时突然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了挪床和撞墙的声音，还有女性迷迷糊糊反抗的声音，觉得很奇怪，就循着声音走到王某的房间门口。在门口，他就听得更清楚了，于是就用手机录了大概2分钟时间。这段录音成为了案件中的关键证据。 

法庭上，王某拒不认罪，反口指称崔丽丽业绩不好，担心被开除主动勾引他。王某的辩护被检察官一一驳回。

2024年4月2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定王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连带民事赔偿诊断焦虑、抑郁、失眠的医疗费用3000元。

工伤认定

案件虽了，但事情没有结束。

从事情发生之日起，崔丽丽一直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她到天津市第一人民医院问诊，确诊了抑郁症，随后她向公司请了病假。2023年10月27日，她发现，自己被踢出了公司股东群、管理群、部门群等所有微信群，不再能登录办公系统，工资也停发了。

王某被批捕的时候，正值公司准备上市的关键时期，公司领导很担心王某的案件会影响公司上市。有一天晚上11点多，投资人给崔丽丽发信息，说哪家公司老板都是最难的，老板倒下，200多人的饭碗都受影响，让崔丽丽“要以大局为重”。 

天津市安定医院为崔丽丽开具的诊断证明。

“我才意识到，自己要对抗的不只是老板，还有整个公司，这是一个权力系统。”崔丽丽告诉《中国慈善家》。

王某的刑事案件判决后，崔丽丽和公司协商赔偿事宜。她向公司提出，补发从事发到判决期间半年的工资，加上合同期内解约的赔偿和工伤赔偿，总共18个月工资。但公司方面只接受半年工资加解约赔偿，共10个月工资，不认同工伤赔偿。

更让崔丽丽不能接受的是，公司还认定崔丽丽旷工110天，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要解除与崔丽丽的劳动合同。

崔丽丽直接就去了天津市津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报工伤。在她看来，性侵本身是重大伤害，而在工作时间、工作场合，因工作原因遭受了重大伤害，就是工伤。王某和公司的每一点反应，都直接影响着她的情绪和状态。从事发过后的恍惚、羞耻和恐惧，到报案后的噩梦缠身，她的精神始终处于反复波动的状态。有一段时间，她独自出门都成了一件困难的事，她不再信任任何人。和陌生男性同处一部电梯都让她感到恐惧。  

决定申请工伤认定后，崔丽丽咨询过多位律师，没人看好她这桩劳动仲裁案。一位律师告诉她，“99.9%认定不下来，费那劲干吗？”因为请不到合适的律师，崔丽丽干脆让丈夫吴东担任自己的民事诉讼代理人，夫妻俩认真研究起了法律和《工伤保险条例》。

他们通过研究了解到，遭遇性侵本身并不能被认定为工伤，她需要证明三个关键点：第一，受到性侵与履行工作职责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第二，精神损伤是否由性侵直接导致？第三，遭性侵后的精神损伤是否属于工伤？

职场性侵害造成的精神伤害，没有工伤认定的先例可循。但崔丽丽发现，《工伤保险条例》里明确提到，员工因公外出期间发生意外或者受到伤害的，应当认定工伤。她觉得这一条对自己适用。

然而，工伤认定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崔丽丽想象中要多得多。2024年4月18日下午，到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提交材料时，崔丽丽才知道，她需要提交医疗诊断证明，以证明性侵对她造成的伤害。人社局工作人员告诉她，要认定精神伤害，需要到指定的精神专科医院就诊，经过3个月或12次系统治疗，之后由几位专家会诊，才能开具正式的精神诊断书，证明她的工伤。这意味着她此前在三甲医院的诊断结果，无法用于认定工伤。

而在丈夫吴东看来，以崔丽丽当时的精神状态，不论能不能认定工伤，再不进行心理治疗，“人就废了”。于是，2024年4月23日，吴东把她带去了人社部门的协议医疗机构天津市安定医院治疗。在心理治疗室，她开始向医生说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这次的诊断结果显示，崔丽丽不光有之前在三甲医院精神科确诊的抑郁、焦虑，还查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2024年7月初，接受了12次治疗后，她拿到了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证明。随后的7月16日，她第二次走进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人社局当天就受理了她的申请。2024年12月3日，距离申报过去七八个月，崔丽丽的工伤最终得到了认定。

认定书的结尾写道：“崔丽丽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看到“崔丽丽同志”几个字，她开始控制不住掉眼泪。那一刻，她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位国家公民，一个劳动者，被认可、被保护。

接着，崔丽丽和公司协商确认停工留薪期，并要求公司补发停工留薪期工资、补缴社保。

协商未果，崔丽丽向津南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

3月24日，津南区劳动仲裁委做出裁决：德科智控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裁决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公司需支付崔丽丽停工留薪期工资、周六加班费、带薪年假工资等共计113万余元。但驳回了崔丽丽要求公司支付她来回杭州取证的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的诉求。双方都不服此次裁决结果，均向津南区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7月16日，工伤案宣判，判决驳回公司诉讼请求。8月11日，历时20多天的等待，公司未提出上诉，工伤案《行政判决书》最终生效。至此，崔丽丽正式成为中国首例获工伤认定的职场性侵案受害人。

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因公外出期间的休息场所属于工作场所的延伸”“精神伤害可纳入工伤范畴”“醉酒状态不免除企业的工伤责任”，这些认定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有制度的模糊地带。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简称千千律所）执行主任、律师吕孝权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评价说：“这在全国女职工劳动维权领域，以及工伤认定领域里，都是一个很有影响力及借鉴意义的案例。”

沉默才是帮凶

“没有一天是不做噩梦的，总是梦见他们不停往我身上泼屎泼尿扔鸡蛋，要不就把我的右腿连根砍断。惊醒后，被恐惧、愤怒和痛苦裹挟着，情绪跟蹦极一样忽高忽低，时而无比悲愤、慷慨激昂，时而抑郁消沉、毫无能量。”崔丽丽表示，她将追究王某、企业及其代理律师作伪证、诬陷诽谤的责任，并追究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捏造理由将她开除的责任。这些处理完，等停工留薪期满，再把劳动能力鉴定等事情处理好，才算给她的维权之路画上一个句号。

而崔丽丽真正想做的事，远不止给自己维权。“这件事打开了我的视野和思路，以前我只关注汽车领域小圈子里的事，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和女性权益扯上关系。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发现我能在维护女性权益方面做很多事。”崔丽丽说。

2024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内部刊物《方圆》杂志刊登的文章“女子出差被老板强奸，隔壁房客录下关键证据”被转发到社交媒体上，迅速成为微博热搜。该文有两亿多浏览量，九千多条评论，五十多万人点赞。崔丽丽一夜没睡，翻完了所有评论。有人鼓励她，“主动报案，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有人支持她后续争取赔偿；也有人心疼她，“什么都没做错，却丢了工作，丢了健康”。

为了给自己维权，崔丽丽花大量时间查找资料，以寻求法律支持。

“网友们救了我。”崔丽丽说。这么多陌生人给了她鼓励，让她更有勇气面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她决定接受更多的采访，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故事，让更多像她这样的女性面对性侵和职场性骚扰不再沉默，敢于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益。

她甚至不再化名，“我想要作为一个真实的普通人站出来，而不是一个化名，接受视频采访时脸上也不是一个马赛克。”她不再害怕熟人看到，恰恰认为应该给他们一个最直接的回应，“为什么我留在家里没有再出去工作，消失这么久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想起日本记者伊藤诗织在《裸泳》一书中写道，记者在拜访韩国慰安妇时，问她们什么时候才能忘掉自己被性侵的事实？那些婆婆拉着她的手说，“可能要到你死了才能忘记。”

崔丽丽对这句话非常感同身受，“除非我的生命结束了，或者失忆了，要不怎么可能会忘记？”她形容这种感觉像是自己身上长了一个“不死的肿瘤”，这种无法消弭的痛苦，让她更加坚定了做点儿什么的决心，“我现在是带瘤生存，既然它不死，那我就要想办法和肿瘤共存。”

如今，她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私信。其中有一位农村的15岁留守少女，被30多岁的熟人男性性侵后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老想划手自残。崔丽丽一听到小姑娘的遭遇就气爆了，指导着小姑娘取证、报警，三天就立了案，7天对方就被抓了。对方亲属想给小姑娘3万元钱撤诉“封口费”，崔丽丽又一步步指导着小姑娘，不上这个当。

她逐渐意识到，做这些，不止是为自己，也是为千千万万个“丽丽”去战斗。这些在她的心理医生看来，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暴露疗法”。心理医生也经常让崔丽丽思考：“你到底能从这场伤害中，学习什么，成长到什么程度？”

“我们这样的人（性侵受害者）是很孤单又无助的。很多姐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找谁求助，甚至，都不知道能和谁聊这个事。”崔丽丽说，她想等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之后，自己的状态再好一点，把报警流程、证据清单、心理援助电话做成“求生地图”，做成一键求助资料包，走进校园、企业，告诉姐妹们，“沉默才是帮凶”。

她还想成立一个反性骚扰的公益组织。在职场的十七年，她换过三家公司，受到过各种培训——基层岗培训、管理岗培训，但唯独没有反职场性骚扰方面的培训。她希望，如果有一天能重回职场，她要给女性做安全培训。她想告诉更多人，性别暴力是一种权力压迫，要学会保护自己。

“我想告诉职场女性，遭遇侵害不是耻辱，沉默才会让施暴者更猖狂。”崔丽丽说。

9月18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学联合发布了中国首个基于升腾千卡算力平台的DeepSeek-R1-Safe基础大模型。据悉，DeepSeek-R1-Safe基于国内外法律法规与核心价值观，构建了中英文双语的安全语料。测试结果表明，DeepSeek-R1-Safe针对“有毒有害言论、政治敏感内容、违法行为教唆等14个维度的普通有害问题”整体防御成功率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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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德国之声相关报道的节选内容：

华为在公司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称，它使用了1000块升腾AI芯片来训练大语言模型，该模型是根据DeepSeek-R1的开源模型进行调整而来的。据华为的发布，测试结果表明，DeepSeek-R1-Safe 针对“有毒有害言论、政治敏感内容、违法行为教唆等14个维度的普通有害问题”整体防御成功率近100%。（德国之声）

• 德国之声｜华为浙大开发Deep Seek安全版，百分百防御“有害问题”

另据昇腾社区的DeepSeek-R1-Safe介绍页面，其中提到：

我们基于国内外法律法规与核心价值观，构建了中英文双语的安全语料。其中语料不仅包含了带有安全思维链的标注，还提供了相应的安全回复，可用于大模型的安全训练、微调以及测试。

而在浙江大学ZJUAISafety的github页面上，“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未提及：

我们严格依据中国、美国、欧盟等多地域法律与伦理标准进行了安全规则融合，在语料结构中加入了显式安全推理链，并引入了最新越狱攻击方法，丰富了训练样本攻击策略，从而使得模型在实际场景中的安全鲁棒性得到强化。这份高质量的数据集，可用于大模型的安全训练、微调以及测试。

没开玩笑，如今我国正在面临“缺驴”危机。

驴的存栏量远低于市场需求，驴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因驴肉价格一再升高，部分诚实守信的店家甚至直接把店内商品变更为“马肉火烧”。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我国目前出现显著驴存栏缺口的问题，系多种原因导致，从短时间来看，并没有快速弥补缺口的办法。

9月22日，中国畜牧业协会驴业分会秘书长王春洪向中国新闻周刊确认了我国缺驴一事：

“目前我国牛马都不缺，就缺驴。”

全怪拖拉机

历史上，我国并不缺驴。

数据显示，早在1990年，我国驴存栏量超1100万头，约占全球四分之一。

但到2015年，驴存栏数量便减少到了不足400万头，到了2023年，全国驴存栏量就仅剩下约146万头，目前总存栏量仍在持续下降中。

在王春洪看来，总存栏量持续减少，是驴和其他畜类相比特有的现象。

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农业机械化水平逐渐替代了驴曾经的役用功能。

自从驴这种动物被驯化，它就一直充当着劳动力的角色，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伙伴。

在中东、中亚、中国西北部地区以及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土地贫瘠、气候干燥的地区，几乎就是驴的主场。

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里农夫桑丘、伊斯兰传说中的阿凡提、我国神话里的张果老，坐骑就都选择了驴。

而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牛马相比，驴才是第一生产力。相对低廉的身价、相对温顺的性格、相对皮实的身体令驴在我国广大农村，大有作为。

1955年7月经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增加驴的存栏数便被列入其中，“一五计划”显示计划在5年间增加200万头驴的存栏数，足见当年驴对我国农业生产的价值。

再之后，“生产队的驴”便出现了。

与马相比，驴速度不够快，和牛相比，驴力量不够大、绝对静态天赋不算突出，但驴胜在不挑活儿，啥活儿都能来一点儿，属于万金油。

有农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小时候自家的驴甚至可以承担看门狗的工作，家里人下地干活回家，驴摇头晃脑地来迎接，只要村支书打自家门口过，驴噘着嘴上去就要干架。

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驴发现自己在村里一下子丢掉了所有的工作，属于最先被“优化”的员工。

令驴稍感欣慰的是，因为农业机械化的进程，被优化的不仅有自己，牛马也丢了工作。毕竟孔子曾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

但很快，被裁员的牛马们，在畜牧业上找到了自己另外的出路，而驴发现，自己的出路好像没有了。

不让干活儿还生病？

王春洪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从农业机械化开始普及，并且逐渐替代牲畜劳作的方式，我国农民饲养驴的积极性便开始降低。

相比起其他家禽家畜来说，养驴可以说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件事。

首先，驴的生长周期较长，一般需要2至3年才能达到出栏标准，这个周期远远长过鸡鸭鹅甚至是猪和羊。

其次，驴的繁殖周期也很长，一年通常只能产一胎，繁殖效率和其他家禽家畜相比，可以说是极低了。

最后，我国目前存在的家驴共有24个品种，可以简单用体型分为大、中、小三类，在此前的一段时期，农户的驴种普遍以中小体型的驴为主，体重200~300斤，这样的驴产生的效益就更低一些。

这三点就造成了农户养殖欲望较低，有养驴的工夫，养点啥都看到回头钱了。

“原来农村散养的驴，人们普遍认为驴的身体皮实，不容易生病，但是集中饲养后发现，运动量降低后，驴反而没有那么皮实了，不让干活儿还容易生病。”王春洪说。

不仅如此，养驴还受到了价格波动的影响，比如我国曾在2015年至2016年大量从国外进口驴皮，这让驴皮的价格从此前的80元一斤直接降至20元一斤，这样的大幅波动，也让饲养者对养驴这件事望而却步。

9月21日，甘肃省酒泉市某养驴户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自己当地采用了一种“投驴落驹”的政策鼓励农户养驴，具体的操作办法就是，农户通过缴纳一部分押金从养殖企业领养幼驴，养殖一年后，按照约定的价格企业进行回收，这样的情况下，农户能在短周期内看到回报，才会提高积极性。

即便如此，在需求端，无论是驴皮还是驴肉的需求越来越高，仍然出现了供给和需求端的不对等。

在消费者还在为正宗驴肉火烧，到底是长的还是圆的，吵得不可开交之时，驴的数量正在锐减。

缺驴，短时间解决不了

从全球来看，驴存栏量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2015年，全世界驴存栏量4355.39万头，其中，83.88%的驴集中在亚非地区。由于中国的养驴量锐减，2008年以后，非洲超越亚洲成为最大养驴区域。

王春洪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称，如今我国的驴产品仍然大量依赖进口，以驴肉为例，市面上我们见到的所有驴肉产品，也就只有20%至30%来自我国本国的驴。

此前有消息称，去年2月举办的非洲联盟峰会上，与会成员国批准了对驴皮贸易实施的15年禁令。

王春洪表示，去年非盟的禁令，确实对我们进口驴皮等制品造成了影响，但同样也是国内驴业的一次机会。目前国内如内蒙古、辽宁、甘肃、新疆等地的驴业正在逐步完善与壮大。与此同时，中国畜牧业协会还在不断联合检疫检验协会和龙头企业，与中亚、南美等养驴大国探讨“海外牧场”的可行性。

在合理利用国外资源的同时，制定较高的进口标准，严格控制数量并提高质量。

即便如此，短期内想要快速改变驴产品短缺的情况仍然很难，王春洪坦言，自己身为驴业协会的秘书长，也很难精准地鉴定和分辨，自己放入嘴里的肉是不是真的驴肉。

简单来说，在驴肉紧缺，驴肉价格迅猛上涨的情况下，那些单价极低并被店家承诺为“真驴肉”的肉就很可疑了。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某驴业企业曾计划与某龙头火锅企业推出驴肉火锅，但后来双方坐下来仔细一算，发现即便把能搞到的驴都宰了，可能也供不上火锅用，这个计划也就被搁置了。

从目前来看，想要最终从根源上解决“缺驴”的问题，或许仅剩下从繁育技术上下手一个出路，通过科技手段提升驴的繁殖效率，从而提高农户的饲养积极性，最终扩大养殖规模。

但不知道“牛马”们能不能等到那一天，因为现在驴火就已经快吃不起了。

作者：胡克非（ chinanewsculture@126.com）

编辑：胡韵

运营编辑：王琳

相关阅读：关于锡林浩特市集中采集男性居民血样录入本地DNA数据库的通告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对外发布通告称，9月5日起，集中采集辖区内男性居民血样，录入本地DNA数据库。

通告指出，为进一步夯实公安基础工作，完善锡林浩特市居民基础信息库数据，健全居民个人信息管理，提升重大风险防范与应对能力，精准落实相关工作举措，根据上级部门统一部署，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各派出所将开展男性居民血样集中采集工作。

采集时间于2025年9月5日起，采集对象为锡林浩特市辖区内男性居民，采集地点在居民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警方表示，本次血样采集的作用是完善公民身份信息，直接关联到个人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办理。并且对于防范老人儿童走失、人员身份信息确认等方面，具有重大作用。请广大男性居民积极支持配合此项工作，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户口簿等）前往指定采集点完成信息登记与血样采集。采集过程严格遵循相关规范，居民个人信息及生物样本将依法严格保密，确保信息安全。

通告指出，此项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望全体市民理解支持，共同推动工作顺利开展。

公开资料显示，锡林浩特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是锡林郭勒盟府所在地，全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交通中心。总面积14778平方公里，辖3个苏木、1个镇、8个街道办事处、5个国有农牧场。2024年末，全市常住人口3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18.33万人。锡林浩特市曾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区首届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等称号。

9月19日，户外品牌“始祖鸟”与艺术家蔡国强合作，在青藏高原腹地举办了一场名为“升龙”的烟花表演。

据主办方介绍，表演是该品牌“向上致美”第三季的一部分，旨在通过艺术探索高山在地文化。表演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江孜县热龙乡境内的查琼岗日山脊，烟花燃放从海拔约4600米处开始，沿山脊向上延伸至5050米山顶，形成“飞龙腾空”的视觉景观。

活动视频截图

活动在互联网播出后，受到了网友的广泛质疑，相关话题冲到当日微博热搜榜第一名。质疑点包括艺术价值、文化冲突、品牌形象等方面，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表演对当地造成的环境影响。

9月20日，随着讨论升温，视频在多个平台下架；主办方发出公告：

主办方针对活动的说明

9月21日凌晨两点多，“云端珠峰”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

9月21日上午八点左右，始祖鸟和蔡国强工作室分别发布道歉信：

我长期在青藏高原从事植物学和濒危物种保护的研究工作，对当地的植被比较熟悉，也很有感情，因此也对这次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无知和傲慢深感震惊。主办方最初关于不会破坏环境的解释，完全无法说服我。因此我在这里详细分析一下，这样一场烟花表演，到底会造成哪些环境影响。

事发地点是生态脆弱区

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也是中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生态屏障之一。然而，青藏高原同时也是我国生态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或许没有之一。所谓生态脆弱地区，是指生态环境抵御干扰能力低下、恢复能力不强、在现有经济和技术条件下退化趋势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地区。青藏高原完全符合这个定义。

首先，青藏高原的自然条件极为严酷。这里海拔高、气温低，全年无霜期非常短。作为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植物的生长期相当有限，积累有机物和固定碳的速度远低于水热条件更好的地区。因此，青藏高原的地表生物量很低，一旦受到干扰，自我恢复的能力也很差。

其次，高原上充满了多种极端环境因素：低温、低氧、强风、强紫外线等，这些都对生命构成巨大挑战。为了适应这样的极端环境，本地物种演化出了独特的适应方式。比如说，塔黄需生长三十多年才能攒够开花所需的营养物质，种子成熟之后植株就死亡了。可以想象，这样慢节奏而孤注一掷的生命过程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差，一旦中途被打断，意味着多年积累血本无归，完全没有恢复的机会。

塔黄需生长三十多年才能攒够开花所需的营养物质｜Tyger / Wikimedia Commons

有人或许会说，西藏那么大，表演所在的地方也不在保护区里，区区一座山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说法不对，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座山，也是脆弱的高原生态系统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不能如此轻易地加以破坏。

高山草甸的植被破坏极难恢复

事发地的海拔高度介于4500-5050米之间，主要的植被类型是高山草甸，此外低处河边可能有少量灌丛，高处可能还有一些流石滩或冰缘带植被。高山草甸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植被类型，它们的外观并不起眼：由于草长得非常矮小，没有温带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牛羊站在草甸上甚至连蹄子都遮不住。

高山草甸的关键结构是“草毡层”。草毡层通常只有10-20厘米厚度，由薹草属等建群植物的地下茎和根系紧密交织而成，像是一张天然毯子覆盖在地表。它虽然薄，却能有效防止水土流失，还固定了大量有机碳。从生态功能看，这层草毡虽然薄，却支撑着整个高原食物网：草养活了食草动物，后者又供养食肉动物。可以说，一整张生命网络都建立在这层薄薄的草毯之上。

青藏高原典型草毡层景观｜The Innovation，Zhang G., Yang F., and Long H. (2023)

草毡层既重要，又脆弱，过度放牧、基础建设或大型活动（比如说本次烟花秀的事前搭建和事后清场）都很容易对其造成破坏。牲畜啃食和踩踏会使草毡破碎，露出底土；机械开挖则会直接撕裂草毡结构。在高山草甸中，草毡层下面就是土壤母质，也就是是由岩石风化形成的碎屑。草毡层破坏之后，土壤母质极易流失，刮风会变成扬尘飘走，下雨会变成泥汤子流走，而流失的过程还会进一步加剧草毡层的破坏。

由土壤母质开始的植被自然恢复也非常困难，因为它极度贫瘠，几乎不含有机质和微生物，无法支撑植物生长。只有经历了极其缓慢的有机质积累过程——先锋植物偶然定居、死亡后贡献有机质、以及这一小概率事件的反复发生——土壤母质上才有可能长出新的草甸，而这一自然恢复过程可能长达数十年。

这就不得不提到主办方的一个匪夷所思的操作：声称“对草甸、农田进行翻土与植被修复”。

翻土在土层深厚的地区可能是个有效的修复手段，把地表的污染物埋到地下等待自然降解，翻上来的土也是肥沃的，可以长出植物，从而不至于对植被和景观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但这一点在高山草甸上行不通，因为深埋的是表层宝贵的有机质，翻上来的是没有营养的土壤母质，就算在上面播种也是很难长出草甸的。可见，如果不理解高原植被的脆弱性和恢复规律，所谓的修复，不过是对自然的又一次伤害。

“盐砖引诱鼠兔离开烟花燃放区域”不可行

主办方声称，燃放前通过盐砖引导鼠兔等小动物离开燃放区。的确，很多食草动物有舔食盐分（岩盐、土壤渗出物或尿液）以补充矿物质的习性，但这种行为在鼠兔中并不常见。就算鼠兔喜欢吃盐，指望靠盐砖就能将鼠兔引离特定区域，也是不切实际的。

高原鼠兔｜Kunsang / Wikimedia Commons

鼠兔身形小巧，目力所及不远，多数时间在洞中活动，根本无从知晓远处放置了盐砖。主办方又不可能“挨家挨户通知鼠兔”，所谓“引诱”也就无从谈起。此外，鼠兔是非常胆小的动物，为了避免被天敌捕食，觅食时不会离开自己安全的洞穴太远。它们宁可在洞穴附近的退化草地上觅食，也不去远处比较丰美的草场，完全是为了降低长时间暴露在外所带来的被捕食风险。盐砖是有多大的吸引力，能让鼠兔忘记死亡的威胁？

一个明显的反证是：在传统草原鼠害防治中，鼠兔常常被视为防治对象之一。如果盐砖真能有效吸引鼠兔，直接投盐显然比广泛投药更经济高效；但现实中并未采用这种方法，也从侧面说明其无效性。

顺便澄清一下，鼠兔并不是所谓的“草原害兽”，而是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作为初级消费者，鼠兔将植物固定的能量和蛋白质转化为肉食动物的食物来源。人们常常误解鼠兔增多是草甸退化的原因，实则不然。真正的情况是，草甸一旦遭到破坏（如草毡层破碎），鼠兔更容易打洞栖息，因此数量显得更多——这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盲目灭鼠不仅无效，反而会加速生态失衡。

退一万步说，即使能把鼠兔引出来，它们也没理由长期待在盐砖边上。舔上几口，盐吃够了就该回家了，一直跟那儿舔是想变成燕巴虎吗？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点。盐砖对野生食肉动物和鸟类是没有吸引力的，主办方并没有提出保障这些原住民权益的措施。秋季正是动物们“贴秋膘”或储备越冬食物的关键时期，此时受到惊扰将直接影响其冬季生存概率。烟花燃放产生的巨大噪声和震动可能导致小型动物的强烈应激反应，严重时可能导致死亡。而依赖鼠兔为食的捕食者同样会受到干扰，甚至因食物减少而面临生存危机。

这样看来，盐砖的作用只不过是主办方的一厢情愿罢了。网友对此也有精彩评论：把鼠兔从家里骗出来，然后把它家炸了，却说这是在保护它们，Excuse me？

“可降解材料”不是万能药

主办方在说明中称，项目所采用的烟花彩色粉均为生物可降解材料，经过国内外多次燃放验证，符合环保标准。我并不质疑这些说法的真实性，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可降解材料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版本答案，更不是免责声明。

生物可降解材料，顾名思义，降解过程是需要生物参与的。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包括食腐动物、真菌、细菌等等）种类以及活跃程度，决定了这些材料是否能被降解、降解成什么物质、以及降解得有多快。打个比方，一块香蕉皮丢在热带森林里可能一天就没了，但丢在5000米的高山上可能第二年还在那儿，因为高山上温度低降水少，分解者不活跃，甚至都没有能分解香蕉皮的微生物——因为香蕉皮本就不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生物材料”。

同样的水果皮，在不同生态系统中降解速度不同｜lnt.org

我在艺术家之前活动的访谈中听到他说，烟花的彩粉是用玉米淀粉制造的。玉米淀粉对青藏高原来说也是外来生物材料，多久才能降解是需要实验数据来说话的。

此外，玉米淀粉是白的，要呈现五颜六色的视觉效果还得添加各种颜料，这些颜料的降解过程也需要考虑。联想到前面说的修复措施，我十分怀疑翻地的目的就是把被染色的表土和植被掩埋起来……

烟花用了各种颜料｜活动视频截图

法律风险

我国于2023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旨在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防控生态风险，保障生态安全，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以下是本次活动可能涉及的法条。

第二十三条　国家严格保护青藏高原大江大河源头等重要生态区位的天然草原，依法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障草原畜牧业健康发展发挥最基本、最重要作用的草原划为基本草原。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青藏高原草原保护，对基本草原实施更加严格的保护和管理，确保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

国家加强青藏高原高寒草甸、草原生态保护修复。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优化草原围栏建设，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草原原生植被，科学推进退化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实施黑土滩等退化草原综合治理。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青藏高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重处罚：

（三）在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区域开展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

（六）破坏自然景观或者草原植被。

一场不到一小时的“高原烟花表演”，就有可能造成多个方面的环境影响。影响程度有多严重、是否达到触犯法律的程度，从有限的现场图片和视频中还看不出来，需要详细的事后评估和监测才能判定。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完全没有必要的表演——它侵犯了属于全民的环境和自然资源，却只满足了艺术家的表现欲和品牌的传播需求（还是负面的），实在应该引以为戒。

如今品牌方和艺术家都道歉了，但对植被、动物、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已经造成，公正的评估和实质的弥补举措才是更重要的。

在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润”美之路受阻。德国之声近期发表文章《润美失败后 他们的人生何去何从》，讲述了两个“润美”失败的典型故事。

第一个主人公韩余，因在中国难以赚钱，选择通过“走线”到美国。尽管他勤劳工作并攒下积蓄，但最终在移民突击搜查中被捕，并选择“自愿离境”返回中国。回国后，他不仅在海关遭到长时间审问，还受到社区的持续监控。

第二个主人公苏珊·胡则代表了另一类试图通过合法途径留在美国的人。她因频繁入境且停留时间过长，在海关被审问后，旅游签证遭撤销。尽管韩余和苏珊的留美之路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并未放弃离开中国的念头。他们认为，与中国当前“死气沉沉”和年轻人就业困难的环境相比，在美国付出的辛劳能得到成正比的回报，因此依然渴望寻找新的机会再次“润”出去。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韩余是2023年9月进入美国，和绝大多数“走线”客一样，他申请政治庇护，也因此得到了社会安全号和能在美国合法工作的C8卡。他在纽约，加州等多个地方打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在他的自述中，他很勤劳，学东西也快，在餐馆帮厨也好，在按摩店打工也好，他很快就成为同一批“走线”人中间表现更好的那个，也攒下了一些积蓄。

他因为庇护案件已经出了一次庭，第二次出庭，即决定庇护申请的正式听证会(Individual Merits Hearing)的时间安排在2026年。但今年6月初，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加大了对洛杉矶各地居民的突击搜查力度，而他在突袭行动中与几名其他国籍但同样非法入境的同事一起被拘捕。他被送去ICE在得州的拘留所，并进入了“快速遣返”程序。

韩余的案例被认为不足以证明他害怕回到中国，他怕被遣返之后留下不良记录，便接受了“自愿离境”的选项，他自己买机票从洛杉矶飞到香港，然后从香港过关进入深圳。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规定，自愿离境允许移民在特定时间内自费离开美国，以避免被驱逐出境。自愿离境的好处是移民记录中不会出现驱逐令，驱逐令可能会阻止该移民在十年内再次入境美国，或者使其失去申请某些移民福利的资格。

美国政府对移民政策的收紧，不仅影响了如韩余这般的走线人，持有旅游签证和留学签证的人在入境海关时也会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

二十六岁的苏珊.胡(Suzan Hu)的旅游签证是在2023年获得，但她今年夏天在持有旅游签证入境时被美国海关单独审问了超过12个小时，签证最终也被撤销。

她告诉记者，自己一直有“润”美的想法，家中有不少经商的亲戚也已经凭借投资移民定居美国，亲戚一直告诉她美国更先进，也有更多赚钱的机会。但她从大四开始，屡次考托福成绩都不是很理想，找中介申请美国的大学也不太顺利，但向往美国文化的她拿到旅游签之后，几次前往美国，也在美国本地找过各种律师和中介，希望能有好的办法留下来。

“可能是因为过去两年里我已经来了三次美国，而且我上一次待得比较久，基本待满了六个月”，她认为这是自己入境时签证被撤销的原因。

虽然韩余和胡小姐想要在美国学习或者工作，并且在此长期生活的梦想破灭，但他们想要“润”的念头都依然存在。

韩余告诉记者，自己“走线”之前，并没有觉得美国多么多么好，只是因为身边有人这么做了也成功了，才亲自去试了一试。但是在美国工作了一年多之后，他越来越喜欢美国。

胡小姐则开始计划申请欧洲或者澳大利亚的学校，并咨询了中介公司。

“我是一定要离开中国的，现在年轻人找工作实在太难了，我22年大学毕业，同学里不少都没找到稳定的工作，也有一开始工作了然后被炒的，也有送外卖的。我在美国的时候发现，工作岗位还是很多的，有一次我看到加油站的员工都能赚大几万美金”，她告诉记者，“中国现在太死气沉沉了，我现在就是啃老，因为看不到什么奋斗的希望。但也没想好到底怎么润是最好的，我还有亲戚说介绍个老外给我，结婚之后润出去。反正再看看吧。”

还有人记得卢安克吗？

这可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的故事曾在十多年前被中国人热烈地讨论，如今再提及简直像上个世纪一样久远。这个出生于中产家庭的德国人，在中国广西一个贫穷的小村子里教了十年的书，当时的人们称呼他是当代白求恩，不计报酬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他曾被提名感动中国候选人，但他写信拒绝了。

在那个大家都想从乡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过个人努力和时代机遇改变命运的年代里，卢安克没有任何功绩主义的目的，做教育不是为了改变和成果。有人看到卢安克的故事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会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颠覆。”后来，在各种压力之下，这场教育实验以失败告终，他离开了那所学校，自此消失了很多年。

在消失的日子里，关于他有许多谣言，有人说他被驱逐出境，有人说他来中国目的不纯，他被谣言困扰，一个个举报那些造谣的视频，即便无效也不断重复举报，因为这些关注他不敢做事，偏头痛严重的时候他起不了床，头脑里一直重复一些幻觉。这些年他辗转多地，经常遇到签证的问题，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

今年六月，我在广西防城港见到了卢安克，还有他曾经的学生。他造了一艘帆船，每天出海。那个曾经对教育投注了巨大热忱的青年变老了，他失去了某种理想，接受了一些失败，但似乎也获得了新的自由。

“我受不了这种关注”

去见卢安克之前，他在邮件里重复了好几次，“我不希望你来记录我的生活。我想保留自己的隐私，害怕作为公众人物。”我向他承诺，在得到他的允许之前，我不会写，他答应见我一面，随即就要删除我的微信。

在更早前写他的文章里，一位记者说，一个电视台同行曾要挟卢安克，对他说，“你要不接受采访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这个节目最终没有播出，记者猜测，因为媒体的常规经验，在卢安克面前行不通，片子没法编出来。

我怀着好奇与忐忑，做好了只是见卢安克一面的打算。对于很多人来说，卢安克也许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久远的时间里听过，但已经淡忘。他是一个来中国乡村支教的德国人，但和那个年代的很多支教老师不同，他不是要送小孩走出大山，他就是喜欢乡村和小孩，他不喜欢城市有太多的要求和压力。在那个大家都想从乡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过个人努力和时代机遇改变命运的年代里，卢安克没有任何功绩主义的目的，做教育不是为了改变和成果。有人看到卢安克的故事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会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颠覆。”

卢安克个人网站

卢安克最后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是在2012年的央视采访里。那时候媒体和公众眼里的他，是一个理想化的存在，一个出生在德国中产家庭的年轻人，克服种种困难来到中国广西的贫困乡村做了十多年志愿教师，大家称呼他是当代白求恩，不计报酬将青春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他曾被提名感动中国候选人，但他写信拒绝了。

巨大的声名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不断有人给他写信，甚至坐在他床头等他醒来，很多人被他吸引去支教但又很快离开，有陌生女性崇拜他，要嫁给他。小学校长对人说，如果他再不走，我都快成精神病了。为了避开这些，他曾短暂回到德国，但后来又重回板烈。他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其实我有承受的能力，只不过现在的情况要求我学会和发挥比以前更大的承受能力。你放心，我会学会。”

但现实比他预料得更加复杂。2012年后，他几乎消失了，不再接受采访，不参加公共活动，但互联网上关于他的传言更多了——有人说他被驱逐出境，有人说他的网站被关停，还有人诋毁他与学生的关系。

这些事情持久地影响着卢安克。2018年，做理疗和研习“能量”的朋友大白为卢安克治疗身体，那段时间，卢安克每天坐在门口等大白，下雨了他也蹲在门口，“孤独、真诚同时又渴望着什么”，大白告诉我，他那时见到的卢安克，身心疲惫，腰椎受损，偏头痛，精神状态很差，正被各种不真实的、编造的、无中生有的网络内容困扰，他又无力去说明。大白感觉卢安克很需要跟他聊天，他们有时什么也不说，卢安克就在空白的A4纸上写作，这后来集结成《寻找你内在的自然》，卢安克写：“有人给我转发某些人制作的关于我的大量视频，我看到是那些转发率超级高的。我受不了这种关注，都不敢做事，怕控制不了这件事情后失去自己原本自在的生活。于是，我就去举报这些视频，即便无效也不断地重复举报。”

如今的卢安克已经不叫卢安克，10多年前他放弃了这个名字，他不想当网络报道里的神话，只想过一种没有期待的、自在的日子。他现在的名字是卢恩卡，学生和朋友们都叫他老卢。

我给他发邮件，那时他正在福建的村落里，后来他来到了广西防城港。他答应见面后仍然很忧心，我后来知道，在我们约定见面时，卢安克正住在大白家，他跟大白说有人要来找他，“大白以后你帮我把关，往后想找我的人先经过你，你安排的我才见，你不安排我不见。”

我不想再参加这场淘汰赛

我们约在广西防城港的帆船基地，见面那天，卢安克从一个小房间走出来，个子很高，驼背，因为很瘦，篮球服在他身上显得空空荡荡，他黄色的头发还和十多年前一样，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他今年58了，右眼有时会陷在层层叠叠的眼皮里，他就像一株蕨类植物，迟缓，安静，很少直视人，为了不那么显眼，他从很小就一直弓着背，他因为长太高而不好意思。

因为帆船技术好，卢安克被朋友拉来帮忙，离开板烈后，他不愿意上班，只是想有地方玩帆船。

事情比我想象的顺利，他几乎很快就答应了让我写他的故事，还让我见见他的朋友们。 他提出一些要求，不能写隐私，一旦问及他就会生气；他不想只写他自己，他想要写他的伙伴们，那是他在板烈的学生，他们在筹备成立户外活动公司。这也正是我的计划，几天后，阿辉和文道来到防城港。

阿辉和文道都很瘦，他们是壮族人，皮肤黝黑，阿辉23岁，文道22岁，他们背着户外徒步背包直接来了帆船基地，放下包就跟着老卢干活。卢安克每天带他们训练帆船，他们总是一起行动。从阿辉和文道有记忆以来，卢安克就来了板烈。他们一起游泳、捉鱼、爬山、找野果，每个周末，孩子们都要排队等卢安克的时间，邀请他来家里玩，他们大都是留守儿童，卢安克从一个山头走到另一个，陪伴完一些孩子又去陪另一些。有一次他们四个人在楼顶上睡，看到一颗流星，“它的光是黄色的，尾巴的光是绿色的，在飞行过程中爆炸了两次，我们四个人同时看到了，有你在吧？”他问阿辉。

谁抓到眼镜蛇，谁又很会捉泥鳅，老师们还经常截胡他们的泥鳅和田鸡，他们的对话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卢安克说文道一直是一个快乐的人，他记得文道小时候很喜欢爬树，板烈村口有一棵很高大的树，他们喜欢像小鸟一样在树上吹风，有一天文道爬到树上，摇啊摇，最后跟着断了的树枝一起滑下去，茂盛的树枝和叶子护住了他。

海边的下午，太阳暴烈，卢安克坐在树荫底下，背对着沙滩。我问他为什么离开板烈、不再做老师，他说有两个原因——两个都不好说。“我不想讲，讲会伤害到别人。”

卢安克和阿辉

沉默了一会后，他说，他也早就觉得做老师让他头疼，要满足上级要求，管好纪律，但他只是因为兴趣想跟小孩一起创造。

这种疏淡的回答让我有些困惑，他在2009年的央视采访里说，“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们了”，这个地方有他的命，如果离开，命就没了，“心都死去了”。他那时对教育的热忱和坚定，为学生的忧心和情感，与此时再谈及教育的平静，形成一种极大的反差，那种极为强烈的情感消失去哪了？

1998年，30岁的卢安克在德国给广西教育厅、初中学校和100个与慈善有关的部门写信，说他想去中国最穷的地方当老师，除了食宿不要钱，但是没人给他回信，直到后来朋友有一个中德翻译的工作，他才得以来到中国。

他的教育实验没有标准和规则，让教育去适应学生，他觉得每一个标准的建立，都是在剥夺学生的感受和特点。他根据生活的需要去寻找一些真实的任务，他会带着学生观察植物的生长凋谢，记录一种植物从萌芽、生长，到开花、凋谢和结果的不同阶段。他会让他们蒙着眼睛摸树，爬坡，感受石头之间的河水，再根据触摸的印象把树画下来。把墨汁滴入河流，观察河水的流动。

卢安克刚去板烈小学时，他发现这里的小孩特别喜欢打架，疯狂地比武，甚至会想伤害对方，拿石头砸对方。学生都喜欢看电视，卢安克就写了一个《和平剑》的剧本，让大家拍摄，主角容志历经冒险得到和平剑，但剑有两面，一面是保护一面是伤害，只有抵制诱惑和欲望，容志才真正成为英雄。一年的拍摄结束之后，他给孩子们谈了和平、宽容多样的生活，也谈到了放弃报仇的历史故事。“这一天，我们班里非常和平，完全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一种美好，我想假如没有我们的电视剧，学生就不会好意思说认真的话，我们的谈话也不可能这么有深度和力量。”

他还带着学生修建了一个游泳池。从水深、面积、如何省材料、山洪暴发等等情况开始讨论，他提问，学生来找解决方式，让他们画图设计、测量河段宽度和河流坡度，学生们从教室走到河边，突然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在现实里去测量宽度、坡度、高度，但有几个学生完成了任务，还有三个头脑灵活的学生爬到了树上去观察。让卢安克感到意外的是，最后学生画出来了可以用的水坝设计图。

大人们对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自愿来帮忙，他们加入以后学生又不敢做了。“因为他们觉得大人不承认他们的世界，不把它当成认真的。”大人们都在担心孩子们能不能把水坝建好，想要自己干或是请师傅做，只有卢安克担心孩子能不能经过自己参与学到东西。他不让大人干，否则孩子们不会参与到有意思的任务里。

没有了大人的加入，孩子们合作的很好。完成水坝建设后，孩子们每天中午都去里面游泳，高兴极了。他还带着学生们一起创作了建水坝的歌。

班主任对卢安克说：学生这几天写的作文比以前有活力、有趣和有特点了。他让卢安克多多发起一些活动。

卢安克发现学校的教育用考试和标准去对待学生，只会消灭他们原本的情感和思想，让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不相信自己，否认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所以他做的教育不是教学生去思考，而是教育他们的行为，思考就自然会出现。

但这样的教育没有标准和目标，常常让家长和学校感到害怕，这样怎么能管好学生成绩？他曾这样回应质疑他的家长，“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和生活带来的、自己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任务。我想给学生走这条路和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去板烈村之前，卢安克遭遇了很多失败。他有时候心情低落，“我还是失败了，失败的是我这个人，是我这种性格的人，不是我的教育。我这种性格的人不适合我们的社会。”在南宁的中学教学时，他想教有创造力的英文，如果学生能写出“Run like the kite；I can fly a bike”，这是多么有想象力的句子，但是在中国的考试里，这些句子都是错的。在考试时，他教的班级英文成绩最差，只有六个学生及格，家长不满，他停止了英文教学，去往更贫穷的山区。

2001年卢安克在东兰县隘洞中学教初二，每隔几个星期班上就会减少几个学生，无法达到学校和父母期望的“标准人”只能被淘汰，卢安克在书里中写：“我不想再参加这场淘汰赛，也不想再看到我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少。教育是不是只为了优胜者？如果我也加入到这场淘汰赛，毫无疑问会失败。”他说他尝试过写中考英语试卷，连80分都得不到，而在东兰县的中学，中考如果每门课不超过90分，就上不了高中。直到他来到更加偏远的板烈村，这里的学生家长家长对他没有任何要求，没有教学标准概念，他们常年外出务工，回来就请他吃饭，感谢他把受伤的孩子送去医院。

卢安克最初来到中国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狂飙，中国社会对外部世界抱持着一种善意、好奇和开放的态度，和其他国家的民间交往也变得更多。一批批带着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外国志愿者也在那时陆续进入中国，他们参与英语教学、扶贫援助等社会服务工作。比如1996年到1998年，作家何伟就以“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去重庆涪陵教英语，在他去之前，学校里有来自德国、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的志愿者。

但近十年，随着环境的变化，很多外国志愿者都离开了中国。卢安克不想离开中国，但对他来说，自由的教育实验空间越来越小。曾经他和学生都有着极大的自由，他们玩水、爬山、抓泥鳅，但慢慢地，学生只有周末才能出学校，教育也变得有越来越多的规范和规定，他之前能做的，后来都做不了。他的居留身份也出现了问题，他原本在广西共青团做志愿者，用志愿身份解决工作签证的问题。但后来政策收紧，他不得不“入职”某民间教育公益组织，组织希望靠他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要求他培训老师、参与媒体活动，这给他带来很多压力。

板烈村的变化也很大，通了水泥路，盖起了楼房，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县城。2013年，阿辉也离开板烈去读县城更好的小学，30多人转走后班上只剩10多个人；2021年，村小被撤。

卢安克在板烈村的教学一直都处在半合法半非法的状态，随着关注度变大，某个负责人让他远离教育活动。也总是有人对他有很多期待和要求，希望他承担更重要的角色。“我并不想指导他们该怎么做，只想自己做而已。在满足不了他们期待的时候，在心里产生的压力让我感到无法呼吸，让我生病。”

那几年他得了甲状腺肿瘤，医院问他有没有保险——有保险的直接办住院，没保险的“先回家观察”。他没有保险，他知道那是因为压力导致的。他辞掉了那份涉及媒体、培训、影响力的工作，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一年半后再去医院检查，肿瘤消失了。

现在，卢安克平静地告诉我，他觉得教育“不好玩”，“是不自然的，是人类制造的东西”，而那个持续十多年教育实验他已经记不清目标，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那时候又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热忱。

卢安克有家族遗传偏头痛，前几年被谣言困扰时，他发作得很严重，最疼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一周，起不了身，头脑里一直重复一些幻觉。后来他就不去思考那些会让他头疼的问题，他也主动避开那些可能会让他偏头痛的人和事情，他常常记不清年份，事情和因果。

唯一清晰的事情是，他仍然喜欢自然和小孩，不做老师之后，卢安克还是会找很多机会偷偷回板烈玩。一放假他就从南宁回去，跟原来的学生一起在山林里探险。“我的身体离开了板烈，但心是拿不走的。”他写，“到了城市之后，我就成了一个没有心、没有灵感的人。再也创作不出什么了，心像枯萎了一样，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失败是一种特别强的优点

身为教育者，卢安克最终做到了什么吗？这场极其理想主义的尝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那些孩子？卢安克说，他不知道，他让我去问他们。

煎蛋在晚上10点多跟我通了电话，这时他才刚刚下班回家。他现在在深圳一家证券公司做客服，他不懂股票，接受了一周的入职培训，很快他就考证上岗，一开始还是不会，公司的人教给他一些话术，他现在觉得很简单，几套话术来回用。这份工作收入五六千，要求他996，入职没几个月，他就想辞职，但他想存一点钱，坚持到年底，明年去防城港加入他们。

煎蛋不喜欢深圳这座节奏太快的城市，在路上走慢一点，后面的人会踩到他的后脚跟。每周放假的那一天他哪都不想去，像醉了酒一样地活着，工作会累到车钥匙都忘记拔，鞋也没脱，就倒在床上睡到第二天。

他过去在一所大专学校学计算机，学校安排的实习单位每天上班12小时，煎蛋待四天就走了，班上有一半多的人都坚持实习了半年，最后还有几个人转正，过着每天上班12小时，工资4000的生活。尽管不知道喜欢什么，要做什么，但是他知道自己不想过这种生活。

阿辉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大专学幼教，不喜欢，转去学汽修，一两个月他就没兴趣了，进厂实习，他待了八天就走了。他跑去福建东山岛找老卢学帆船，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大海。后来老卢带他认识了做户外的朋友，学校也不念了，阿辉穿着拖鞋短裤开始做户外，后来把煎蛋、文道、大象也带到这家户外公司，他们待在一起很快乐。

不过有时候，这家公司让他们做了很多跟户外活动不相关的事情，比如装修房子，搬东西。老卢介绍他们来，怎么也得干，不然老卢人情怎么算呢？但公司只有在暑假时收入才不错，平时钱很少，如果大家都留下来，每个人分的钱就更少了，半年前煎蛋和文道决定离开去找别的工作。

卢安克、阿辉和文道

他们也会跟老卢吐槽，老卢说这确实不应该，他跑去跟朋友说，“他们干那么多活，你们怎么给他那么少的钱呢？”但是这基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老卢这个人是比较单纯的，别人说什么他就会信。”于是后来老卢说不如做我们自己的公司，阿辉和煎蛋说干就干。

在一个以成绩决定如何对待小孩的环境里，卢安克的学生们都遭受了很多否定，老卢不这样，只是跟他们一起玩，但他们难以清晰地表述这其中的影响。但他们似乎最终都成长为了相似的人，喜欢就做，不喜欢就逃，不勉强自己，也不依赖某个体系、文凭，宁愿自己去闯荡，他们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力量。

但生活也不是完全自由的，煎蛋正在平衡一些事情，比如家人的期待、对金钱的不安全感。前段时间老卢说煎蛋，“被深圳的工作害得变得没有心了”，老卢觉得他对公司的事情不上心，他不理解他的不安，他叫煎蛋来防城港，煎蛋不去，公司刚刚起步，去了也没有工作，吃啥？“你来了不就知道有没有了？”他反过来说卢安克不吃肉，不花钱，对钱完全没有概念。

阿辉和煎蛋在板烈村小学出了名的顽劣，还在读二年级时就去找五年级的单挑。煎蛋经常和阿辉打架，他经常被打哭。打完了，老卢就会过来问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去游泳？于是他们又和好了。老卢不会制止小孩打架，只会要求不能用工具，并建议他们在水里打。煎蛋后来意识到，老卢把他没有地方释放的精力和攻击性，从对人引导去了自然，上山下水比抢人弹珠好玩多了。

大专毕业时煎蛋不知道做什么，迷茫又慌张，阿辉叫他去厦门做户外教练，他问老卢的想法，老卢问他，你是不是真的想做这件事？你真想去做才有意义。刚带团，他心里没底，不确定要不要模仿别人的风格，老卢说没必要参考，你想怎么带就怎么带。有一次活动他的手上被烫出巴掌大的水泡，脾气变得暴躁，老卢说你平时不是这样的，你试着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他翻译过一本非洲人的书，“火的试练”章节有说到类似的事情。煎蛋一边觉得他是个老神棍，一边又会试着去相信他，最后发现是有用的。卢安克从不强势地引导和干涉，说的话都很平常，但煎蛋觉得很有力量，待在他身边总是很平静。

那本非洲人的书是关于考验和疗愈的，很难总结，大概讲了一些水、火、土、矿等自然的试练，以及集体如何通过接纳、观察、支持来治愈人，让他找到自己的理想。这很触动卢安克，作者Malidoma Somee在4岁被带去西方接受教育，20岁回到传统部落，他和部落中的年轻男性一起接受迟来的成年仪式。Somee活在西方的系统思维和家乡的自然思维之间，这就像卢安克，活在西方的系统思维和壮族的自然思维之间，他说自己就像一个链接者，他的使命或许也像Somee一样帮年轻人找到使命。在板烈的时候，他曾创造出一个能给他归属感的世界，但是最终被破坏了，他又开始重新寻找新的使命，但下一个，他还没有找到。

 出版社的编辑曾出题想测试卢安克的教育成果，看看他的学生和普通学生有什么不同。他不感兴趣：“那测不出来我关心的事。我关心的是，他们有没有归属感。”

段高明，创新教育从业者，他也好奇过这个问题。段高明是阿辉的朋友，他想认识老卢，阿辉跟他说，你先跟我们玩，再跟老卢玩，这更自然。后来卢安克告诉他，板烈小学的学生，有人当老板有人进工厂，有人死了有人有孩子，很多人不愿意告诉卢安克在干嘛，卢安克知道因为他们在做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二十多岁的声音听起来像四五十岁。

因为都是教育者，段高明看央视采访卢安克的视频看得热泪盈眶，他感叹一个学生这样理解老师真值了——“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但老卢告诉他，说出这句话的孩子，长大后去做了传销。

就像抬杠一样，但是段高明知道卢安克说的是真的。他说自己能感觉到卢安克的遗憾，卢安克说完这些，便不会再继续说什么。他也感觉这是所有教育者都会面对的问题，你陪伴学生的时间始终是有限的，影响也是。卢安克之前总是跟他说，对学生不要有目的和期待，优秀积极努力这种标准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堵墙。但是放下期待很难，他又去问老卢，卢安克说可能等你经历更多事情，等你更老了，也就更容易放下了。段高明想起《心镜》里有一句台词是：“所有的意图都会带来相反的结果。”

央视记者每年底都要送节目去评奖，2009年记者提交了卢安克的专题节目。对方打电话来说，这个主人公没有做出什么成果，不容易得奖，换一个吧。很多人看卢安克的故事后的第一反应都是：他在乡村到底有什么成果？教出了什么牛人吗？面对这些问题，记者难以回答，因为非要衡量的话，卢安克更像是一个世俗标准上的失败者。卢安克刚来板烈小学时的一届学生，46个人里只有8个人坚持到初中毕业，大部分都去城里打工，一个孩子父亲指责他说，儿子就是因为学了你才变得老实吃亏。

关于失败，卢安克曾在书里这么写。“如果我的父母希望我满足社会承认的一种角色，我的做法也会让他们失望。世界上很多人看起来好像他们没有安排自己生活情况的能力。我的中国朋友经常对我说，你帮不了自己，你怎么要帮别人？他们不理解我。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发现这种失败其实是一种特别强的优点，并给予了我能够不依赖任何腐败做法的能力。我虽然在社会中安排不了自己的生活，可是能做到超过角色的一些事。德国著名哲学家、作家席勒也属于这种情况。他在学校时是他们班语文最差的一个学生。我以前在上学时也是这样一个‘失败者’。因为我的外语太差，我不能上高中。当时我也不想上。后来我从来没有赚过正常的工资，也好像永远成不了家。不过我现在在社会上做的事，别人不敢做。”

我只能做简单的事情

目前，卢安克生活在贫穷、简朴和自由中。他的工资常年都是一个月500块。老板问他一个月需要多少生活费，他说500，于是就这样定下来。有时到了月底，大白开玩笑问他，500花完没有？还剩几十块，他要请大白吃面。

在大白的调理下，卢安克的身体好了很多，但一旦坐久了，他还是不舒服，他就要站起来走一走，双手往后抻一抻，左右晃晃脑袋。大白觉得他的身体要继续调理，但是卢安克不敢接受，“他知道我收费很贵，他觉得亏欠我太多，没办法再接受我的帮助。”

防城港东方红快餐店的老板小志让卢安克免费去他店里吃饭，他跟家里人说，老卢就吃几个青菜，花不了什么钱。一起去吃饭时，我们的餐盘上都放了计价牌，“你看，我的没有，阿姨都认识我。”卢安克很开心，他和很多人分享了这件事。

有段时间卢安克住在小志家里。为此小志说服了有洁癖的、在异地的妻子，“他尽心尽力在一个村落付出自己的青春去陪伴那么多小孩，我觉得也不应该到这种地步，能帮肯定要帮。”

卢安克会在抖音橱窗上卖一些球服和户外用品，这些平均每个月给他带来两百多块的收入，好的时候有1000，他会跟朋友高兴地分享。不止一个人质问他是不是真的卢安克，他回复说：“当然，一个传说不会加橱窗的。但我是一个普通的需要吃饭的人。”

这些年他当然不缺赚钱的机会。有人建议他办学，他说他喜欢陪伴小孩，但做校长要陪伴领导。也有人建议他发挥影响力，邀请他去演讲，他说他不会讲，他们让他站在旁边，找人替他讲，半个小时8000，他不去，这不真实。

一个占据全球市场份额20%的皮划艇公司老板曾跟卢安克说，等船完善好以后，他可以批量生产。但卢安克已经有了一个船，他不想再做，他把新的设计图放在网站上，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使用，他不想通过信息、方法和资源赚钱。

设计了“归属自然”的户外活动风格后，朋友注册了品牌，但答应他会做到开放共享，后来其中有人想把这个风格变成课程体系。“别人想把归属自然品牌垄断，我只能努力表达我的态度，让别人知道这不是我想的，但是最终他们还是会干，事情要发生就允许它发生，否则自己要拼命的，活不久。”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发生。有人建议卢安克办交流活动，他不办，但对方自己偷偷发了招募通知，以卢安克的名义举办创新教育活动。他帮朋友的户外公司设计线路，疏通关系。他问过朋友，有没有设计费？对方说没有，他就不再问。营期收费单价很高，但其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分的少了，“数字那么高，欲望就大了”，卢安克听人说，因为钱朋友会变成敌人，他不想这样，就不再去要。卢安克承认他委屈，但“委屈就委屈，人生是这样。”

在帆船领域，也有一个朋友要做课程体系。朋友在电话里描述着要怎么设计，大白听到电话里的声音，沸腾，热血，做大做强，垄断，他又看了看卢安克的表情，没有任何的波动，没有兴趣。

卢安克总是在一个领域做一些年就离开，因为事情总是变的更加体系化，人的感受被标准替代。他描述这些朋友，他们都想做大事情，“但是我做不了，我能力有限，就只能做简单的事情。”

从小到现在，卢安克从来都没有依循过一种标准。卢安克用“非常不正常，也非常奇”形容他的成长过程，他和哥哥性格内向温和，对外部世界没什么表情和反应，但是其实他们的感受很深。他说，当身边有别人被骂时，即使不是骂他们，他也会非常敏感和在乎，并且被吓得不敢在别人被骂之后吃东西。他无法分清楚犯错的是自己还是别人。

因为他没有反应，别人总是欺负他，甚至后来为了让他有反应去欺负他，“可是，他们一次也没有成功地让我参与打架”。在他13岁时，他不懂反抗别人的欺负，内心甚至希望别人把他杀掉。老师想要教他们如何去反抗，但是很快放弃了，大人给他们讲许多英雄要面对问题的故事，痛苦并不是没用，他从痛苦的经历里得到面对问题的力量，他这样总结。

有人对他妈妈说，她的两个小孩总是白日做梦、没有意志、太虚弱，想让她改掉他们的弱点，妈妈不听，愿意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特点发展下去。爸爸本来是建筑设计家，受他们的影响他开始对教育产生兴趣，在45岁时改行做了一名注重孩子天性的小学老师。父母为他们选择了一所注重孩子天性的学校，上学没有课本，都是学生们自己写的。

他们一家四个兄弟姐妹，只有卢安克读了大学，其他人都不想上大学。卢安克没上过高中，不过后来他把自己的工业设计品给汉堡美术学院的教授看，教授认为卢安克已经具有了学院也无法教育的创造性，可以通过增加知识让他实现头脑里的东西，最终接受了他入学。

一个曾在西藏拉萨开办盲人学校的德国盲人对他说：“因为我小时候成了盲人而遭受欺负，因为社会不把我看成是一个完整的人，我就需要培养我自己的一种力量，帮我自己再找到社会中的生活。我长大之后，我就依靠这种因为受到欺负而培养的力量，一个人去西藏办学。”卢安克觉得自己跟她很像。在他的成长过程里，别人也一直不承认他的性格和个性，他也一直依靠受到欺负而培养的力量。

在卢安克身上有一种矛盾，受伤的、想要消失的欲望和身为教育者想影响人的、不断表达的一面，大众以为他消失的时间里，他在抖音上更新了两百多个视频。很多人把他当作人生导师，一个从农村一路读书考出来的女生，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公司工作，但她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无数次想离开，她想去拜访卢安克，想像他一样服务他人，做类似的事业。卢安克回复说，“我没有为他人服务，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来拜访我不如你听从自己的内心，直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人问他，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像你一样的强大内心？他说“我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弱。很多时候是放弃了目标和要求，才变成我现在的样子。”

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死了之后呢？

顺着风浪往大海走，有种走向无限的感觉。卢安克喜欢玩帆船，因为玩帆船不需要思考，所有的反应都从感觉中来，风浪大时，他控制着船几乎垂直于海面，在将要翻船的极限，我们都用力往后仰，不自觉地想用身体去平衡船倾斜的力，卢安克直直地坐在边上。

卢安克的帆船叫Amaran，在马来西亚文中是“注意安全”的意思，他曾在印尼碰到一群小孩，他们告诉他自己来自Amaran岛。

离开板烈后，卢安克经常去印尼，在哥哥生活的村子待几个月。卢安克来到中国乡村做支教时，他哥哥给国际组织绿色和平做志愿者，后来去了印尼的渔村，他们都过着一种没有保障的，没有要求的，自在的生活。

印尼渔村没有任何必须要做的事情，不需要上班、完成指标，只需要依照自然的节律打渔，自给自足，人和人是伙伴而不是雇佣关系。他的朋友威尔说，“如果人生建立在交易竞争效率上，追求更多更好更快，并不会带来更幸福的生活，这几年我们也都感受到了。卢安克一直都践行另一种路径。”

卢安克跟威尔分享过一个小事。渔村里的人不对生活进行任何计划，正吃着饭呢，看一眼天就决定出去打渔，路过时会问一句，“你来不来？”你不回答，渔民也不等你。如果你放下所有的恐惧和准备，站起来就跟他走，那你可能会收获一场从未遇到的冒险。这种无目的无期待无计划的生活很吸引他，他不喜欢被控制的、单一的人生，他就喜欢那种回答不了为什么、不为了结果的人生，他在这里找到了内心的某种平静，

6月中旬，在我离开防城港的前一天，卢安克和学生的公司注册遇到问题，这意味着他的签证办不下来，他可能要离开中国。那是我第一次见他露出沮丧与焦躁。他不想回德国。他在中国更自由，有朋友，偶尔做一些事情就可以。但德国有很多标准，工资标准，建房标准，买保险的标准，他要找一份工作。

他也慢慢变老了，去年卢安克受过一次伤，爬树掉下来骨折了，让煎蛋有些担心，“小时候我们爬那种树他根本不可能会摔，跟猴子一样，从那一刻我就觉得他确实真的老了，那时候也真正意识到他50多岁了。”

小时的学生，现在的伙伴，他们每天坐在海边，等着风来，风来的时候，就可以出海了。海边经常下雨，雨大的时候天空迅速染成墨黑，海面也变得灰暗，近海处一片显出波光粼粼的亮色，阿辉问卢安克，那一片是风更小吗？是的，卢安克说，他们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向他提问——有的他知道，有的他不知道。小时候，他们最常问的是：“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死了之后呢？”现在不问了。

雨大的时候，风会停。等雨停了，卢安克选了一件亮黄色的救生衣，他和阿辉坐在一旁，看着刚学船的文道练习。文道手上忙一会儿就卡住，抬头看老卢，老卢一点点教他，直到帆升起。他们三个人合力把帆船从沙滩上推入海中，用力一送，当船快飘出去时，他们跳上去，卢安克坐在船尾，握住舵，风推着船往海中央去。

八月，我收到了他的好消息，他托学生转告我，手续办下来了，他可以在中国再待两年，但等到60岁他就没法再办理工作签证，到时候要去哪里呢？他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