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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肄业博士连“打”5位名校教授:顶刊翻车,引发连锁震荡

By: unknown
29 May 2026 at 14:57
CDT 档案卡
标题:肄业博士连“打”5位名校教授:顶刊翻车,引发连锁震荡
作者:韩谦、吕翘楚
发表日期:2026.5.27
来源:南方周末
主题归类:学术造假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一位博士肄业生,掀起了一场学术界打假风暴。

自2026年4月9日起 ,自媒体博主“耿同学讲故事”连续发声,质疑生物医学领域五位教授发表在《自然》(Nature)及其子刊上的论文存在数据造假。

被点名者都顶着“杰青”或“长江”的“帽子”,这被视为仅次于两院院士的人才计划。在科研圈里,“杰青”俗称“小院士”。

最早被“打”的,是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2026年5月6日,距离耿同学公开举报尚不足一个月,同济大学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涉事论文的实验数据存在学术不端。

作为论文的通讯作者,即课题的总负责人,王平被免去生科院院长职务,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下降两级。

如此迅速的处理,在以往高校查处学术不端事件中并不多见。

接着,耿同学又举报了四名教授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论文中疑似数据造假。其中,涉及中山大学两人,南开大学和上海大学各一人。

因涉及学者数量多、级别高,疑似数据造假的手段粗糙,再加上涉事高校对此迅速作出回应,这场打假备受社会关注。

打假的影响已传导至高校。一所涉事高校启动论文自查,要求上报可能存在的学术不端情况,并称“主动上报可酌情从轻处理”;也有学生向耿同学反馈,导师已开始要求他们提交实验原始数据。

一位生物医学领域教授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老师们眼下担忧的是,过去某篇论文里,学生提交的实验数据是否也“埋着雷”,“弄不好现在就要爆炸”。

在他看来,更重要的不是一味加压与惩罚,而是追问造假为何屡禁不止,进而推动制度性优化。

“造假还造这么简单”

2026年4月7日,耿同学建的微信群“毕业论文打卡群”里,有人转来一篇公众号文章,质疑同济大学王平团队发表在《自然》上的一篇论文数据异常。

文章附的图表里,有两列数据的差值全是0.3;还有两列数据的差值呈规律性的加减;第5列数据的末位数字则全是5。涉事论文发表于2025年1月,题为《人类HDAC6通过感知缬氨酸丰度来调节DNA损伤》(Human HDAC6 senses valine abundancy to regulate DNA damage)。

“这也太懒了吧,”群里有人吐槽,“造假还造这么简单。”有人附和,“哪怕用个随机数呢?”

即便长期关注圈内的学术造假,耿同学也被这样的“漏洞”震住了:发布在顶级期刊上的论文竟能留下如此拙劣的破绽。

“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我都不会信。”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耿同学并非外行。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时,他就开始做自媒体,网名从“耿同学想当老师”,到“耿同学想退学”,最后变成了“耿同学讲故事”。2025年,读博第五年,他办理退学,之后全职运营账号,定位是生物医学科普,全网粉丝有三百多万。

这个二百多人的“毕业论文打卡群”,最初是他几年前为互相激励毕业论文写作而建,后来就成了粉丝聊天群,不时分享科研圈的“瓜”。其中的活跃分子,多是生物医学领域的学生。

在学术打假中,生物医学占据了大量比例。耿同学解释,这和学科特点有关:生物医学不像数学物理,依赖逻辑推演,而是更多依赖实验结论,需要大量的数据和图片,这就给造假者提供了空间。

不过,对群友而言,很多人是头一回把注意力放到“原始数据”上。

一方面,只有少数学术期刊要求作者提交并公开原始数据,这些数据并不在正文呈现,而是以附件形式上传。生命科学领域三大顶尖学术期刊《自然》、《细胞》(Cell)、《科学》(Science),目前只有《自然》及其子刊在2022年后对论文作者公开原始数据提出硬性要求。

另一方面,科研人员平日很少去翻论文的原始数据。多位生物医学领域研究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通常只有在重复实验时遇到问题,才会倒回去查看原作者的实验数据比对。

更棘手的是,原始数据的体量之大,几乎没法靠“人眼巡逻”。

“毕业论文打卡群”里转发的那篇文章,出自国内生命科学领域自媒体iNature旗下的“诚信科研”团队。团队学术顾问刘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然》及其子刊一篇论文平均约6500个数据点,想在海量信息中逐一核查,几乎不可能。

早在2024年,团队成员就发现王平团队此次被打假论文中的图片问题:不同时段的实验图像出现重复;不同实验使用同一图像,仅做了明暗度调整。之后,他们将疑点匿名发布在同行评议论坛PubPeer上,学者常在这一平台对已发表论文提出质疑。

论文的第一作者金佳丽在PubPeer上回应称,图片问题是因为图版位置错误,已联系编辑勘误。事发时,金佳丽是同济大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癌症中心研究员。

本以为风波就此结束,数据问题却又浮出水面。

2025年年末,“诚信科研”团队与第三方公司合作开发AI工具,用以识别论文中存在的数据错误。也因此,王平的涉事论文又进入团队视野。

接到线索的4月7日晚,耿同学从《自然》官网下载了王平涉事论文的原始数据,发现了更多蹊跷:一张表格里,多数数据只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少数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末位几乎只在4和5之间跳动。另一张图表的280个数据中,末位为5的竟有212次。即便不懂生物医学,也能看出这背离了实验数据末位应随机分布的常识。

4月9日,耿同学发布打假视频。一周后,同济大学发布情况说明,称已成立调查组并启动调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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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9日,耿同学指出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发表的一篇论文存在数据造假,开启了一场学术界打假风暴。(图片来源|@耿同学讲故事视频截图)

“勿枉勿纵”

2026年5月6日,同济大学发布情况通报:经查验实验数据、访谈相关人员等工作,确认王平团队论文中被质疑的14张图表所涉实验和数据由金佳丽完成和提供,存在学术不端、记录方式不规范和图片误用等问题。

金佳丽因此被解除与学校高等研究院的聘用关系。

校方同时认定,王平对实验数据和论文质量“失察失管”,未尽到通讯作者在数据真实性、可重复性等方面的应尽责任。处理结果是,免去王平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下调两级,取消其岗位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

王平回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2026年5月19日,他短信回复称,“现在不是很合适”。

同济大学处理速度之快、力度之大,超出了多位受访学者意料。在此之前,对学术造假的举报往往难以获得高校回应。

耿同学没有停下打假的步伐。王平事件后,陆续有网友向他提供线索。他随后又举报了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副主任康铁邦和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苏佳灿,认为他们发表的论文同样疑似数据造假。

涉事的三所高校均已发布情况说明,称已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截至发稿,尚未公布调查结论。

2026年5月22日,《自然》系列期刊发言人回应南方周末记者称,已注意到相关论文,目前仍在调查中。

被耿同学举报的5名教授,均为涉事论文的通讯作者,也即课题组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简称PI),在学生口中常被称为“老板”。

国内高校普遍推行的PI制源自美国科研管理模式,由PI统筹资源,负责课题申报、经费使用与成果管理等。

一所“双一流”高校药学院教授王敏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国内课题组的分工有三层:研究生负责一线原始数据采集;博士后、讲师或副教授完成初步加工与分析;最终由PI在科学问题与结论层面把关,继而提出理论创新。

当数据到PI手里时,原始数据已被加工成柱状图或曲线图等统计图表。

在王敏看来,当一个团队几十名研究生同时推进多项课题时,PI没有精力核查所有数据,即便进行了核查,也难以发现所有问题。

类似困境并非中国独有。1996年,时任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发现,组内一名研究生在多项关于白血病遗传机制的研究中系统性地伪造了实验数据,最终导致柯林斯作为通讯作者的5篇论文被撤。

十年后,《细胞》杂志采访柯林斯时,他坦言,这起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管理团队的方式。“以往我只从技术层面审视实验数据,却从未怀疑数据本身的真伪。如今,这份警惕已然刻入日常。”

“PI也不是万能的。”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搞科研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研究组内要有基本信任。“把所有人都当成贼,这样的逻辑也不对。”

当然,他认为PI作为项目负责人,肯定需要承担责任。但责任轻重,具体案例还需具体分析:当前论文里的问题,究竟是少数图表错误,还是全篇大面积失真?造假发生在学生、老师,还是团队多环节?如果PI承担监管责任,又该如何衡量“失察”的程度?PI平日是否审查组员结果?是个体行为,还是多人合谋?

“要勿枉勿纵,分清责任,不要搞舆论审判。”金冬雁强调,“得让学术回归学术。”

“怪象”

“AI系统什么时候能上线?”耿同学事件后,“诚信科研”团队学术顾问刘盼收到好几位生物医学领域老师的问询。一位老师的论文即将投稿,担心数据“踩雷”,想先用AI自查一遍。

华人学术侦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小鼠神经行为中心主任杨沐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AI在识别生物医学领域的图像造假上已逐渐成熟。她2020年入场学术打假,“前两年几乎打不出来成果”,到2022年左右开始借助AI,撤稿量才有显著提升。迄今,她推动撤稿约350篇。

对一些研究者来说,投稿前让AI把数据和图像“过一遍”,正在变成新的自保动作。

类似的自查压力,也开始在一些实验室内部显现。一所高校的科研助理留意到,他所在课题组的PI在组会上更认真地核对原始数据,还比对出学生提交的数据与实验仪器上的记录有出入。

不过,受访学者和学生均认为,仅靠“加码核查”并不能一劳永逸,应当追问造假背后的制度性诱因。

“千万要杜绝的是打靶式科研。”一所“双一流”高校生命科学院教授魏国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旦导师先有了结论,再让学生往里填,做不出来被硬逼着做,就容易出问题。

前述“双一流”高校药学院教授王敏直言:“压力是导致数据注水的最大根源。”在当下的评价体系里,不少职称、人才“帽子”等评定都卡着“年龄”,“每个老师都希望数据真实,但也希望最快拿到数据”。

例如,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被认为是面向科研青年的“第一桶金”,要求‌男性未满35周岁‌,‌女性未满40周岁‌;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也即俗称的“杰青”,要求男性未满45周岁,女性未满48周岁;‌两院院士增选,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

北京一所高校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吴雨婷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过一次组会:一名研究生没完成当周任务,导师当众责问,“你就相当于这周什么都没做呗?”“我当初招你进来是对你饱含期待的,现在很失望。”

即便是旁听者,她也感到“心惊胆战”。在她看来,学生常被推向两个选择:要么继续提交没那么吻合预期的数据,被要求反复重做;要么“美化”数据,让图像更“好看”,实验才能继续。

“没有任何一个PI会明着说‘你就给我去造假’。”南方一所高校临床医学专业的博士生姚远说,有的老师会精神施压:“为什么别人行你不行?”“钱花了,时间花了,为什么我要的结果还没给到我?”

“科学研究不是投钱就一定有产出。”魏国栋说。他主持的课题周期通常在三四年,有的做到一半耗费巨大却仍推不动,“该停还得停”。

为避免学生造假,他更倾向招收“少一些功利心,不太要强,比较老实”的学生。但“对一个人的判断要看很多年”,因而他主要从长期观察过的硕士生中遴选博士生。

对学生来说,除了导师压力,还有毕业压力。

耿同学2025年退学,也和自己实验进展不顺有关。博士学制通常4年,最长可延至6年,2025年是他读博的第五年,“快要毕业了,换句话说,也快毕不了业了”。

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回忆,做动物实验动辄数周乃至数月出数据,失败更是常态。他举例说,要论证一个药物更有效,同样的实验重复20次,其中19次是阴性,1次是阳性,这算不算有效?“理智告诉我不算。但感性上,我做了这么多实验,拿到一个结果,你告诉我它用不了?我接受不了。”

多位受访学生向南方周末记者提起一个“怪象”:往往临近毕业时,同学实验的成功率突然变高。

“科研失败率本来就很高,”姚远说“但念到博士的人,作为优绩主义的胜出者,难以接受自己拿不到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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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4日,耿同学举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副主任康铁邦发表在《Nature》子刊上的论文存在数据和图像造假的嫌疑。(图片来源|@耿同学讲故事视频截图)

无奈

6年前刚做学术侦探时,推动论文撤稿,甚至有人因她的打假失去工作,都会让杨沐感到兴奋。如今,她不再盯着被她打假的个体。

在她看来,大多数人都被日益内卷的风气推着走。只处理某个造假者,“是一种很懒的解决方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耿同学也在视频里说,他想做的并非曝光更多人,而是让学术研究更真实。他建议,学院可招募组建团队,以第三方身份对校内教师已发表论文开展重复实验。

王敏介绍,大型药企的研发部门,往往设有独立的质量控制部,核实原始数据并进行第三方监督。而高校受限于人力和经费,类似机制尚未建立,也为监管留下空当。

国内一家关注科研诚信的研究团队“5GH”负责人伍广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放眼全球,如何推动重复实验,仍没有成熟方案。

他曾和一支瑞士团队交流,对方计划用4年检查100项社会学研究是否存在错误。两年多过去,到2026年年初只完成了8项。

伍广亨觉得,这类工作难以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原因之一是重复实验缺乏创新性,难以换来发表文章的机会。另外,不确定性极高,“就像买彩票一样,找出有问题的文章概率很低。即便‘中奖’,收益也不高”。

杨沐则把问题延伸到出版机构。“学术界要发文章,出版机构要赚钱,两者互相依赖。”而目前,从论文投稿到发表,出版机构并不会审核原始数据。

魏国栋多次参与《Nature》子刊审稿。他解释,审稿人并不负责检验数据真伪,而是“默认它是真实的”,主要审核逻辑上是否自洽、有没有数据闭环、哪些实验有瑕疵,以及是否需要补充对照等。

他觉得,当前对数据的校正,多发生在论文发表后。比如,一项研究引发国际学者重视后,跟进研究就能检验其数据是否可靠,“发表一篇论文并不算一个科学成果,它的评价究竟好坏,还是需要时间来检验”。

杨沐则建议,出版机构应投入更多人力用于科研诚信。

她曾与《自然》的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细胞》的出版机构爱思唯尔的工作人员接触。在她看来,相较发表论文的数量,两家的科研诚信团队人手明显不足,“爱思唯尔大概一百人出头,施普林格·自然大约三四十人”。

前不久,杨沐与爱思唯尔科研诚信团队工作人员开会,得知一个数据:她累计向爱思唯尔提交了约3300份学术打假报告,对方目前只处理了600份,不到五分之一。

“我一听就傻了。”这位每周花费30小时打假的学术侦探,打算接下来减少工作时间。这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还在处理我2024年提交的报告”。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王敏、魏国栋、吴雨婷、姚远为化名)

三联生活周刊|“6座车挤进21人”:打零工的中老年女性,踏上致命面包车

By: unknown
29 May 2026 at 14:48
CDT 档案卡
标题:“6座车挤进21人”:打零工的中老年女性,踏上致命面包车
作者:霍思伊
发表日期:2026.5.28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主题归类:低端人口
CDS收藏:人物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5月3日清晨,一辆严重超载的面包车载着21名采摘工,在东港市黄土坎镇一处急弯下坡路段失控侧翻,造成8人死亡、13人受伤。遇难者大多是55岁到70岁的农村女性。随着个体种植收益不断下降、周边集约化农业用工需求增加之后,这些被家庭责任牢牢拴住的中老年女性,频繁往返于不同乡镇之间,以日结零工补贴家用,成为几乎没有保障的“流动劳动力”。


出事

5月3日凌晨3点半,屯里一片漆黑。吴秀珍轻手轻脚地从炕上爬起来,匆忙套上两件秋衣,再穿上个红色毛衣,外面又加了件粉色的衬衣。在门口的灶台上快速热好头几天蒸好的馒头,她出门了。

这天下了点小雨。她感到身体微微发冷,除此之外,和以往没什么不同。吴秀珍住在辽宁省大连市下属的庄河市鞍子山乡。她要去隔壁丹东东港市打零工,每小时能赚16元,从早上5点一直干到下午5点多,去掉中午吃饭的10分钟,一天就能赚180元上下。她没什么好不满意的,唯一的烦恼是路上太远,两地距离有四五十公里,行驶时间接近一小时,有时甚至需要一个半小时以上,因为司机要去临近的几个屯依次接人,凑满一车后再出发。

这天,吴秀珍坐上的是一辆白色的福特全顺客车,核载6人,实际坐了21人。多位坐过该车的村民对我说,车内经过改造,驾驶、副驾驶位与第二排座位保留,后面的座位全部拆掉,左右各一排长凳,中间堆了很多小板凳,“都是一个挤一个,人抱着人坐,有时候喘气都困难。”

开车的司机姓常,39岁。当天清晨5点,吴秀珍一行在常某的带领下,来到东港某大棚开始采摘。但10多分钟后,常某与现场的监工争吵起来。“大棚的工作人员一直说我们摘得不好,司机一气之下拉着我们去下一家。”与吴秀珍同在这辆车上的王红梅对本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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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河农村(作者供图)

常某继续驾驶着车沿201国道自西向东行驶。到东港市黄土坎镇石灰窑村附近时,一个右向的急转弯后是一段下坡路。就在这里,车失控了。王红梅回忆,,她原本坐在中间的小板凳上,突然,耳边响起令人头皮发麻的急刹车声,紧接着感到身体向左边严重倾斜。后门爆开,她飞了出去,落在路边的水泥地上。王红梅晕了几秒,很快清醒过来。她抬眼看,车已经向左侧翻,后部“几乎散成了一堆零件”,原本朝东的车头变成了朝西,“整个车转了一圈。”

王红梅看到自己前方是互相堆叠的身体,一动不动,有人趴着,有人仰着,车里也隐约能看到几个身影,“腿烂了在滴血”。一个认识的人在她眼前咽了气。她看到司机常某在边上摇对方的身体。此刻是5时57分左右。据央视新闻消息,这是一起车辆与路边树木发生的单方交通事故,事故共造成13人受伤、8人死亡。王红梅说,死者主要是周边村里55-70岁的女性。

事故发生一周多以后,我来到了现场。结合多位受访者提供的事故现场视频,我找到了车辆最终翻倒的位置——石灰窑村村口道路南侧的树木旁。这段201国道的路面是双车道,与车辆发生剧烈碰撞的三棵树,下方树皮都已大面积脱落。撞车点旁边是通向石灰窑村的水泥路,树木与公路之间还有水泥砌的排水沟,边缘锋利,附近有大量碎石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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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现场(作者供图)

受访者提供的事故现场视频显示,出事时,小客车的后车门正对着那条水泥路,车内的一些女性被甩出去后,部分坠落在水泥路面上,抛掷距离最远约有七八米。60岁的吴秀珍是遇难者之一。她的儿子王力见到了母亲最后的样子:粉色的衬衣上有大片泥土,血从里面浸出来,口、鼻和耳内也有很多血,身体遍布淤青与骨折。丹东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他的尸检报告上写着:死因是钝性外力作用导致颅脑损伤、胸腔腹内脏器损伤而死亡。

母亲

辽东半岛像一个楔子突兀地插入渤海与黄河之间。庄河市鞍子山乡,就在楔子的最东端,南邻黄海,东部与丹东东港市接壤,向北,则连接着东北辽阔的内陆地区。在总面积285.84平方公里的鞍子山乡,常住人口只有2.8万人,多数集中在可以养虾与海参的沿海地带。而在北部丘陵山区,村庄里只余一片静默——此次事故的多数遇难者就来自这里。

东北的乡镇下面是村,村由一个个屯组成。吴秀珍所在的屯里几乎见不到50岁以下的人。房屋依山坡而建,家家都是低矮的平房,屋顶上压着红色瓦片,门前院子里堆着厚厚的柴垛。吴秀珍家院子一地凌乱,柴火、玉米棒子与各种杂物散落在地上,几条狗大声叫着。家里人说,吴秀珍短发,圆脸,个头很矮,从山的另一头嫁过来。在同村人眼中,她特别勤快,比男人都拼,“经常光脚干活。”家里有十来亩地,种了花生、大豆与玉米,地里的活基本都是吴秀珍在干。除了给自家种地,她几乎一年四季都在打零工,“上半年摘蓝莓,夏天摘草莓,10月去捆花生,也给别人家薅草,什么活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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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河农村家家都是低矮的房屋(作者供图)

王力说,他父亲小时候生过病,身体虚,无法外出打工,地里的活也只能给妻子“打打副手”。我见到了吴秀珍的丈夫。这个66岁的农村男人说话略有迟钝,面对妻子离去后留下的一切显得不知所措:家里的地,两头需要照料的猪,90多岁的老父母。王力的奶奶脑出血后身体不好,做不来饭,爷爷常年吃降压药,看不清东西,白天卧在炕上几乎不动。

一份由东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盖章的车辆鉴定书显示,肇事车辆制动和转向系统工作状况都正常。经分析与复原,事故发生时,车辆向东南方向发生侧滑,随后向左侧翻过程中,先后与路面外反光桩、灌木丛树木、排水沟碰撞。经测算,事故发生时的车辆行驶速度约为112公里/时。201国道动东港段的限速为60公里/小时。多位家属告诉我,常某“有开快车的习惯”,但遇难者所在的屯,只有常某一个工头。不上他的车,就意味着没活可干。

王力回忆,母亲曾表达过对坐常某的车的担心。“她回来说吓死人了,车辆拐弯时速度太快,差点翻到沟里。”但即使如此,相比于路上的风险,吴秀珍更担心“自己少干一天,活就会被别人抢走。”这份工作对她很重要。王力说,早年间,母亲通过个人账户连续缴费的方式获得了一个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资格,目前,每月的养老金有1700多元,收入“比同村人高很多”。但考虑到儿子的房贷与育儿压力,吴秀珍赚钱的愿望很迫切。王力的妻子不上班,女儿今年13岁。吴秀珍要每天给丈夫与公婆做饭,无法去城里照看孙女,她感到亏欠。“我妈打一整年零工,多的时候能赚1-2万元,她寻思说,没法帮我看孩子,就打零工,把钱给我媳妇,就当支援我们养娃。”王力说。

这次事故中的绝大多数遇难者,家里都是独生子。“因为生儿的家庭压力更大。”严峰的妻子55岁,在遇难者中属于“年轻的”。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在东北农村,结婚需要彩礼、三金、酒席,男方还要买房,“加在一起至少得80-100万元”。他和妻子拼命工作多年,又借了近20万元,才凑足这笔钱。严峰弟弟说,东北屯子“家里有儿”的父母,养老保险基本都“不敢交”。他比哥哥幸运,只有一个独生女,现在每月缴纳800多元,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提前做准备。

严峰的儿子前几年结婚,去年初生下了女儿。严峰记得妻子对他说,“(生)姑娘好,儿子就不会像我们压力这么大。不用聚少离多。”严峰寡言、内敛,在我和他持续数小时的交谈中,回忆起这个片段时,他少有地哽咽了。他和妻子1992年相亲认识,1993年结婚,1994年生下独生子。此后,他几乎全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外地做建筑工人,妻子则留在家里照顾老人与小孩,种地、养猪、做饭、洗衣。

疫情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衰退,建筑工人的收入锐减,“以前好的年头一年能赚七八万元,现在最多只有三四万元。”严峰解释,活越来越少,他离家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从大连、沈阳、本溪到山西、北京、最远到过新疆。没活的时候,他就在当地等,“有时候要等快一个月”,“也不好回家,一趟交通费就能抵一个月的活,不值当。”每年只有春节,他才会回来与家人团聚几天。妻子出事时,他正在山东修桥,已经干了一个多月。他说妻子性格开朗,对生活有热情,爱笑,他第一次见她,就觉得她顺眼。他们夫妻相处30多年,很少吵架。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5月1日视频,那天妻子正在院子的小仓房里捡花生,此时天还没黑透,有夕阳透过门缝照到她的脸上,“这天信号不好,我们聊了几分钟就挂了,她说地里的苞米种上了。”

零工

5月17日,我从大连庄河市区一路向东进入鞍子山,沿途所见,是一块块破碎的旱田,种着花生、玉米,很少见到大型机械。现在正是花生覆膜的时节,一垄垄塑料薄膜在日光下亮得刺眼。沿201国道继续从庄河驶向丹东东港,途径事故发生地后,向东进入椅圈镇,路两旁的景象立刻变得截然不同——密密麻麻的蓝莓大棚接连出现,呈倾斜的倒三角状,一排排天蓝色的塑料棚顶,向远处绵延。多位庄河的零工介绍,离庄河较近的东港椅圈镇、龙王庙镇、黄土坎镇与黑沟镇是她们最常去打零工的地方。

两三年前,这些大棚所在地,还是一片片水田。陈晨是东港最早开始种蓝莓的老板之一。她对本刊说,丹东是全国最大的草莓产地之一,最“出圈”的丹东久久草莓,原产地就在东港市马家岗,位于今天的椅圈镇辖区内。但最近几年,东港兴起了一股“草莓改蓝莓”的热潮。2023年,大约有1000亩草莓大棚改种蓝莓,2024年增加到5000亩,2025年,改种和增加的蓝莓大棚面积约7000-10000亩。“今年,狂热仍未消退。”陈晨说。据当地行业协会统计,东港8万多亩的草莓大棚,目前共有2.7万亩地种上了蓝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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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港市蓝莓采摘大棚(作者供图)

多位蓝莓大棚老板对我说,一方面,这几年草莓行情不好,价格下跌的厉害;另一方面,当地种植草莓多年,土壤受病虫害影响逐年增加,造成草莓减产。“很多草莓老板已经60多岁,干不动了,认为草莓一年四季都要用工,管理成本太高。蓝莓大棚虽然一次性投资比草莓多,但只有采摘季才需要密集用工。”

采蓝莓的工作并不轻松。蓝莓根据果实直径分为大果、中果与小果,采摘时要严格进行大小分级,不能混放到同一个筐里。果实越小,越不好摘。要优先采摘黑紫色的成熟果实,发红的果不能摘。此外,蓝莓表面带有一层类似白霜的天然果粉,采摘时须小心翼翼避开,不能碰掉。但对于吴秀珍等人来说,这已经是他们可以找到的“最轻快且性价比最高的零工”。与严峰同屯的女性村民张淑君告诉我,摘草莓每小时比蓝莓多赚1-2元,但要一直弯腰贴着地面摘,干久了“起都起不来”。而蓝莓苗没有那么矮,虽然也要经常蹲下摘低处的果,但不会那么费腰。“是个细致活。”她说。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副教授王欧,近年一直在研究农村的零工女性,尤其是中老年女性。他对本刊说,农村女性的整个生命周期,深深地嵌入到家庭里,甚至延伸到子代家庭。但50-70岁的农村女性能获得的工作机会却很有限。王欧调研发现,与农村中老年男性相比,女性在城市“能做的活更少”,建筑工人、保安等岗位普遍只招男性农民工,女性进城后只能做清洁工或家政。更关键的原因是,多数农村女性“离不开家”,要照顾高龄老人,还要种地,“后者即使只有几百元,也是保底收入”。因此,她们只能以家为原点,急切地寻找允许当日往返的日结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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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采摘蓝莓的零工女性(作者供图)

从今年大年初九一直到出事前,严峰的妻子“除了偶尔要给地里下种子”,几乎每天都在东港的大棚里摘蓝莓,连续干了两个多月,一共挣了八九千元。“严峰注意到,采摘蓝莓之后,妻子“平时那么爱笑的一个人,累了不会说太多,只是沉默不语”。“她总是睡眠不足,干一天活后全身哪哪儿都疼,从肩膀、胳膊、腰部到小腿,一疼就吃止疼药。手指头与脚经常肿着。”他还记得,妻子有时会抱怨“老板说话太难听。”严峰说。在他眼中,妻子的神经一整天都紧绷着,“拼命地干,就害怕老板说你干得太少,和工头反应,下次不让你来了。”他和儿子都劝她别这么辛苦,但本地没有太多零工机会,妻子很珍惜这份“好工作”。“我这几年赚的少了,她想要补贴家用。而且孙女刚出生,接下来吃喝、读书都要用钱。”

工头

涉事司机常某的家,位于庄河市鞍子山乡黄柏树村常家屯。常姓是当地大姓,多位村民对我说,常某只上到中学,年轻时蹲过两次监狱,有一个6岁的女儿。出狱不久后,他就买了一辆二手车,担任司机兼工头,拉着附近屯里想打零工的人去干活。“常某有个舅舅,当过村长,有点人脉。在他的牵线下,常某一点点把关系与资源网络拓展到东港,对接到当地的蓝莓大棚老板。”一位熟悉常某的村民说。

事故发生后,常某就逃跑了,警方曾出协查通告呼吁大家提供线索。“屯里来了很多特警,悬赏金额从5万一直涨到10万。”三天后,常某才被抓获。王力说,常某当司机已经有3-4年,收入来源主要是“扒皮费”。他给村民找活并负责往返交通,有时还承担午饭,每人每小时“扒皮”4-5元。采摘蓝莓的季节,平均每人一天干活11小时,一个人头就有44元的获利,如果载21个人,去掉油钱后,每日就能净赚800多元。“一次性拉得人越多,赚的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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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采摘蓝莓的零工(作者供图)

多位蓝莓大棚老板说,在当地,工头超载运送采摘工人的情况很普遍。一位蓝莓大棚老板给我出示了一张不久前乡政府发布的《交通安全倡议书》,里面写道:致种植大户、务工工头及司机师傅–绝不能为了赶工期、省成本而默许超载。私自改装面包车超员载客,易引发群伤群亡事故。

然而,大棚老板往往无法对工头形成有效约束。“我们只负责把工钱给到工头,至于他给工人多少钱,我们不管。”张江兵说。多位蓝莓大棚老板指出,近几年,随着东港蓝莓大棚的快速扩张,在2月-5月的采摘季,对外地工人的需求激增。老板们很依赖工头。部分工头是主动上门寻求合作,部分来自于老板之间的互相推荐。“这边的采摘工人小时价为20元,四五年都没有变过,因为担心下调后招不到人。”张江兵说。他还观察到,每个工头手上至少都有几十家大棚老板的联系方式。有的工头同时有好几台车,专门雇司机开。

王欧解释,工头诞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集约化农业在近些年的大范围扩张与普及,特别是经济作物,劳动密集型的特点更加突出。“农村大量的土地抛荒,旧的农业体系在解体,几乎很难赚钱。而集约化农业农业多数集中在资源禀赋好的地区,地理分布不均,形成了农村劳动力跨区就业现象。”王欧说,他在调研中明显观察到,近四五年,农村零工的就业半径在不断扩大。而这种跨区域零工中,普遍形成了以工头为核心的用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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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河农村,地里主要种上花生,玉米(作者供图)

多位遇难者家属告诉本刊,事故发生后,他们曾试图讨要工伤赔偿,却发现除了司机外,不知道该找谁。多位遇难者家属说,当地政府告诉他们,之后会发放救助金,但具体金额没有告知。目前,本次事故中的8位遇难者,很多还未火化,遗体暂存在东港市殡仪馆。

在现行的劳动法体系中,与工伤有关的赔偿主要以劳动关系为核心。“这起事故中,车上的农村女工和工头、蓝莓大棚老板都无法构成劳动关系。”一位长期接触此类零工伤亡案件的法学专家对本刊说。他解释,认定劳动关系,并非只根据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用工事实也是一个关键的客观依据。然而,这一事实成立的前提,是用工方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劳动管理–工人能长期遵守老板制定的工作要求,在规定地点、规定时间内完成指定的工作量。“这里强调的是一种持续、稳定的劳动状态。打零工的农村女人们可能今天来采摘,明天发现地里有活就不来了。因此,这类以日结为主、流动性极强的季节性农业用工,不在现行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内,更不可能获得工伤赔偿。”他说。

近年来,这类农村零工车祸悲剧已连续发生数起。2024年6月15日的河南平顶山冷藏车事故中,8名女工在车厢内窒息而亡。2025年7月27日,载有山西大同彩椒女工的中巴车在暴雨中失联,导致14人死亡。不久前发生的5月16日广西皮卡坠河事件,车上载满了刚种了一整天红薯的大龄农村女工,最终造成10人遇难。

由于不存在劳动关系,前述法学专家认为,这类案件要想追究法律责任,能找到的唯一直接责任人就是涉事司机,但多数司机是村民出身,通常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进行赔偿。要想让用工方承担连带赔偿,除非有证据表明老板曾对司机下达明确指令:用超载车辆运送工人,再进行民事起诉,“但诉讼的难度很大,成本也会非常高。”

“多起个案的发生表明,农村零工群体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对本刊说。王天玉长期研究零工经济,他建议,由于农村零工的分散性、流动性与季节性,应当建立一套适应农村劳动特点的保障制度。“关键是依托农村基层组织,将分散的劳动力整合起来。成立具有劳务中介和服务性质的平台,帮助村民集体参保,按单或按日投保,已经有地方在进行这种探索,类似于城市零工模式中的骑手平台。”王天玉解释,这一平台的本质是取代工头角色,以正规的方式对接村民与用工方,“在数字时代,建立一个线上零工平台,成本并不高,关键是从农民的需求出发,能不能真的把它用起来。”多位受访专家说。

王天玉注意到,今年7月起,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简称“新职伤”)将在全国推开。这项试点目前主要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近些年出现的新就业形态人员,由平台按单投保。工作期间一旦出现伤亡,保障赔付待遇的比例结构与工伤保险一致。王天玉认为,未来可以考虑将农村零工逐渐纳入“新职伤”体系。

杨建国见母亲的最后一面,是在5月1日。他17岁时父亲去世,初中毕业就来到大连读中专。他的母亲个性要强,一个人打零工把他养大,先是在冷库工作五年,后来去东港“打海蛎子”,和摘蓝莓一样,每天在大连与东港间往返,持续了两三年。去年,他的儿子2岁,母亲来大连照顾孩子。近一年,是母子俩少有的“每天都能见面”的时间。

杨建国对我回忆,母亲把孙子几乎要“宠上天”,出去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小车,回来就说,“也给你儿子买一个”。五一期间,杨建国的母亲嫌“城里太闷”,决定回老家待几天。“我本来以为她要回去放松一下,完全没想到她会去摘蓝莓。”杨建国推测,可能母亲看他有几十万房贷没还,心里着急,觉得“不要欠别人的”。

(应受访者要求,吴秀珍、王红梅、王力、严峰、杨建国、张淑君、陈晨、张江兵为化名)

澎湃新闻|为赚百十来块贴补家用,他们挤上超载皮卡,殒命在大环江

28 May 2026 at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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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水面的肯任屯漫水桥。除标注,本文图均为澎湃新闻记者葛明宁拍摄

那两天,广西环江县洛阳镇永权村肯任屯的后山都在下雨。

村民韦红记得,5月16日下午的雨一度很大,雨点敲打在屋顶上,把在午休的自己吵醒了。这时,正有28名从其他村屯招募来的零工在山上油茶林地里套种红薯。后来,其中15人在当晚挤上一辆皮卡下山,经过一座长约100米、宽约4米的无栏杆漫水桥时,皮卡遭遇上涨河水冲击掉入桥下的大环江,10人殒命。遇难者大都是镇马屯的村民,彼此之间多是亲属。

当农忙季节与汹涌的汛期一同到来,这些在农村有意愿打零工的人可选择的并不多。为了每天赚百十来块贴补家用,有的人挤上了超载车辆,踏上险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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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为赚百十来块贴补家用,他们挤上超载皮卡,殒命在大环江
作者:澎湃人物
发表日期:2026.5.28
来源: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
主题归类:交通事故
CDS收藏:人物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陈蕾 编辑 彭玮 实习生 易悠扬 元珂盈

遇难的亲人和未渡过的河

5月16日晚8点多,住在洛阳镇镇上的韦康明接到家人电话说,有亲戚乘坐的皮卡车坠河。

韦康明是永权村镇马屯人,在镇上做生意。听到消息后,他随即和也住在镇上的同村人一起往事发地肯任屯方向赶。肯任屯也属于永权村,距离镇马屯十多公里,离洛阳镇中心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

到距离肯任屯8公里多的玉合村时,他们停了下来。

玉合村桥上当时有不少人,桥下是大环江。韦康明听站在桥上的人讲,不到十分钟前,有一个女子被河水裹挟到这里,并在呼救。落水者紧紧抱着一只“广西公文包”,这是当地人习惯用来装家酿米酒的白色塑料桶。岸边的人向她抛去两个汽车内胎,但她没有抓住,她最后消失在水流中。

韦康明后来得知,这位落水者是他同村的一名女性亲戚,她被打捞上岸时已经遇难。

与这名女子一同坠入大环江的,还有14人。据央视报道,事发当天,28人受雇在永权村肯任屯油茶林套种红薯,收工后,13人自行返回,15人坐皮卡车返回,皮卡车经过漫水桥时坠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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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便是事发前零工们套种红薯的山头。

大环江由广西环江北面的贵州省荔波县境内几条小河汇聚而来,流经广西河池市环江县洛阳镇等乡镇,最终汇入龙江。当地人说,这条河冬季断流,夏季不断有山上雨水汇入,水流颇急。

大环江沿岸大都被植被覆盖,一些地方非常陡峭。5月16日晚,韦康明冒着雨,打着手电,和其他村的村民继续搜寻,“河两岸都走过了”,但他没有发现其他人呼救。

至17日白天,6人被找到,5人生还1人死亡,仍有9人失联。据新华社报道,事发后,当地组织700余人搜救失联人员,沿事发河段下游30公里范围内开展拉网式排查。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强降雨引发河水暴涨,水流湍急、河水浑浊,救援难度大。

直至5月19日,所有失联人员被找到,但均已遇难。目前,事件相关责任人员已被依法控制,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多位受访者对澎湃新闻证实,坠河皮卡车的司机,是这批零工的组织者蒙朝生的外甥,即蒙妻一位姐妹的儿子,司机的母亲也遇难了。

韦康明与他们熟识。据他了解,遇难者还包括蒙朝生的大儿媳妇,以及这位儿媳妇的舅舅和舅妈。

司机的妹妹也在车上,是生还者之一。韦康明称,司机的妹妹对他回忆,她想到自己的母亲在车里,下意识想留在车里。后续她发现了两个中午打饭用的饭盒,抓着饭盒向上漂浮,后又抓住一根树枝。

司机的妹妹接受封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她会游泳,被水流冲到下游两公里处的华山屯,尝试几次才上岸。她称,姨父蒙朝生组织的零工,不是每天都有,大家也不是每天都去,“我比较年轻,多去广东打工”。

韦康明还称,一对当时在皮卡车上的年轻夫妻,丈夫会游泳,妻子不会。他们向他回忆,一开始妻子惊慌失措,紧紧抱着丈夫,想起家里有孩子,就松开了手,但丈夫最终还是坚持把妻子拖上了岸。

据韦康明转述生还者的说法,遭遇水流冲击后,整个车身先侧着漂走,大概五十米后才慢慢下沉。车上一些人抱作一团,相互难以挣脱。

韦康明说,当地村屯里的年轻人大都在外工作,留守在村里的人,有的以打散工为生计。“不下雨的话,一个月有十几天去做种树的散工。这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

超载的车和漫水的桥

澎湃新闻现场走访发现,可以从一条水泥铺就的路走向肯任屯山坡上那片油茶树林地,而林地距离涉事漫水桥约三公里左右。

5月19日上午11点多,坠河皮卡车被打捞上岸。央视新闻报道称,锁定事故车辆位置后,救援人员在车内找到的1名失联者已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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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河皮卡车被打捞上岸。图截自新华社

韦康明说,他去看过被捞出后晾在路边的皮卡车,发现车的两个前轮上有明显的印子,好像曾与桥面有剧烈的摩擦。他据此推测,事发时可能车头先遇水流冲击,被横向猛地推入河中。另有生还者对他说,皮卡车开上漫水桥后,走了大半突遇水流。

这是一辆带车斗的5座皮卡,有生还者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车上15个人中,10人坐在车斗中。

5月21日,近两天的多云天气以后,事发地肯任屯漫水桥的桥面下沿露出河面。澎湃新闻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这座连接肯任屯与对岸S303省道的漫水桥,两侧未设护栏,肯任屯一侧更高一些,由这端过河是一条下坡路。

据应急部微信公号,漫水桥是一种建在河流上的简易桥梁,桥梁标高多按常年水位设计,遇洪水时允许水流从桥面漫过,当水漫过桥面时应禁止通行。此次坠河事件发生后,广西召开应急处置调度会强调,要对漫水桥、危险桥梁等开展隐患再排查,及时增设警示标识、防护设施和管控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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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肯任屯村民说,事发前,图中面包车跟在坠河皮卡后面。截至5月21日,这辆车仍停放在肯任屯,车头朝向涉事漫水桥。

涉事漫水桥也是肯任屯唯一的跨江通道,下游一公里处,是永权村过河的桥,再下游便是8.6公里以外的玉合村的桥。

在这座漫水桥上游约一两公里处,位于洛阳镇永权村的江色水电站在事发前后曾开闸泄洪。江色水电站站长黄锦桥对封面新闻表示,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5月15日起,该水电站就处于开闸泄洪的状态,泄洪的流量不稳定。水电站的工作人员当时就电话联系了肯任屯的多名家族代表,通知他们开闸泄洪至少持续两天。

广西气象台数据显示,5月15日8时至17时,环江县录得9小时累计降雨量137.2毫米,达到大暴雨量级。

由于上游泄洪叠加暴雨,5月16日的前后几日,涉事漫水桥随时都有被淹的风险。

当地多见与涉事车辆类似的皮卡车。平日在外地打工的当地人韦凯解释说,当地的林场,尤其是桉树林,有一些零工机会:“林场偏僻,泥巴路不好走。四驱的皮卡车爬山比较方便,动力强。拉肥料、接送离家远的那些工人更方便。”

韦凯此前也曾跟着蒙朝生打工。他说,广西在5月份经常有雨,“下毛毛雨去干活,回家路滑,坐皮卡车往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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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一些当地人在距事发地上游四十公里的另一漫水桥前。他们说,防护带是最近加设的。

五月的季节性零工

韦凯表示,自己家里和蒙朝生一样,是来自广西一些石漠化严重的大石山区移民。他印象里,“1995年一批,1998年又一批”,迁来环江。所谓大石山区,是广西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区域,岩石裸露,缺水缺土地。

韦凯说,移民前的老家都是石头山,地很少,只能种玉米和红薯。现在家里的地可种稻谷,还有林地。

但环江仍处于滇桂黔石漠化片区,耕地较为割裂,难以平整。同一个村,土地租赁有几种不同价格,四百元一亩,或者五百元一亩、七百元一亩,“看地况,平不平”。洛阳镇一村干部韦金说,当地少有种植大户。

韦金说,当地在坡度略大的山坡上种植经济作物,最常见的是桉树林。

但林地也不能连绵成片,总会被暴露在外的岩地隔断。当地人解释说,“山上有土的地方才能种桉树。”

当地几名种植户告诉澎湃新闻,论经济效益,将土地作为林地种植桉树更好,虽然桉树需要五至六年成材,但不怎么需要打理,也不容易因照顾不周而严重减产。

在家家户户有田、单块农田面积小、产业利润又不足以招来外来劳动力的情况下,本地的零工机会不多,雇主的选择也不多,双方的需求有时难以匹配。

5月20日,经过一夜的雨,在肯任屯事故现场的五公里开外,许多农户家自种的玉米或者甘蔗倒了大半。

澎湃新闻遇到一位与合伙人一起承包约一百亩耕地的种植户韦义,他正着急请人来田里排水。他说,出一百三十元一天的价格可能不够,要加价。等包工头把人喊齐,韦义直接把费用给包工头,让包工头去分。

韦义说,既往的经验是,包工头也不一定能立刻找到人,他曾等上一星期。要是这一次又等那么久,到时地里的杂草就长得和甘蔗一般高了。

澎湃新闻询问多位附近的种植户,都表示排水的人不好找,在雨季,家家户户都忙排水。

韦义说,地不平,原来有一些排水设施,但不好用,也难以新修,因为同村人会反对,怕别家水渠修不好,漏水泡坏自己的地。

当地果园也有一些用工需求,但存在技术门槛。韦金说,如果果园老板想找人干活,要给不同镇上的熟人挨个打电话问谁有空,都是一些零散的务工需求。

在一个耕地面积小、桉树林地面积大一些的屯里,一名农妇对澎湃新闻说,五月也是种桑养蚕的忙季,等到卖了家里的蚕丝,她会去其他屯的地里施肥、除草、收割。收割甘蔗的零工收入是论斤计价的,多的时候,收一斤给到两毛五。

有一些从临近的贵州省荔波县来的工人,骑着摩托到附近,一些村民会把林地里除草的活儿包给他们。

打零工的多是农村赋闲在家的中老年人,他们一般从相熟的农户或者小包工头那里获得消息,机会也比较零散、难得。

另一方面,每日一两百元的用工价格,种植户韦义认为不低。他感到,在这种价格下,产量不高可能亏本。

韦金也认同这种看法。他介绍,在环江,即便甘蔗收购价和白糖市场价挂钩,广西本地制糖企业也多,不愁销路,但在人工费用压力之下,甘蔗种植户赚头不大。

在一些种植业较发达的地区,季节性零工并不少见,近期发生的伤亡事故也让这些流动零工受到关注。

今年5月3日,辽宁丹东一辆核载6人实载21人的汽车撞树后失控,导致8人死亡。丹东是我国重要的蓝莓种植区之一,正值采摘季,坐在这辆车里的主要是蓝莓采摘工人。

当地一位蓝莓种植户向澎湃新闻表示,今年蓝莓市场价低,人工还贵。他没有固定合作的包工头,只能在有限的招工渠道中挑选。事故中,将21人塞入核载6人汽车的肇事司机,也是招募工人的包工头。

这位种植户曾请该包工头招揽过工人,觉得他“摘得不好”,合作就黄了。其回忆,该包工头自以为手握种植户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在当地很跋扈。此外,据这名农户观察,还有其他包工头也自己开车,也存在超载现象。

一名遇难者家属对澎湃新闻表示,自己妻子去采摘蓝莓、登上那辆超载客车的动力之一,是挣钱给自家的地买化肥和农药。

另一名遇难者的同村人则向澎湃新闻回忆,这名遇难者“一直都是干农活,没长期的工作”,她在附近农村打散工,不是摘蓝莓,就是摘西红柿、摘豆角。这名受访者称,其认识肇事司机,“多拉一个人,能多挣五六十块”,他有超载的动机。

对于此次皮卡车坠河事件,韦凯感到心情复杂。他说,自己上学时曾坐皮卡跟蒙朝生去林场干活,挣自己的学费和零花钱。蒙朝生干了二十年,有一些人很信任他,一直跟着他。在事故中遇难的,说起来也都是韦凯的亲属,大家乡里乡亲,彼此熟悉。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除蒙朝生,文中所有人物为化名;实习生冼浩新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人物周刊|失控的爱:女大学生被家人骗入戒网瘾学校的11天

28 May 2026 at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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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陈志彤

编者按:一个做公务员的父亲,一个做老师的母亲,联合戒网瘾机构的人员,将自己品学兼优的女儿骗进戒网瘾机构,度过了11天。原因是他们觉得原本乖巧的女儿不再听话,并且交了一个他们不认可的男朋友。

而这个交往不到半年、不受父母肯定的男朋友,凭借惊人的韧劲,在11天里通过各种方式,最终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的恋人,帮助她重获自由。

这是一个家庭悲剧,也是一则都市童话,但无论如何,一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本不应该变得如此惊惶和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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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失控的爱:女大学生被家人骗入戒网瘾学校的11天
作者:李屾淼
发表日期:2026.5.28
来源:微信公众号-南方人物周刊
主题归类:网瘾
CDS收藏:人物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戒网瘾机构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种在时代变革带来的教育困境中诞生并逐步异化的社会产物,如今更像是一种为“家法”服务的外包商——为那些在子女教育中陷入失控的家庭,提供虚妄的秩序假象。倚仗着家长授予的“权威”,它们不断试探规则与伦理的边界。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原本只针对未成年人展开的灰色业务,如今已悄然将手伸向成年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屾淼 发自北京通州、河南三门峡编辑 / 陈雅峰 rwzkcyf@163.com

“这些都是警察,你要听他们的话”

素伶被抓走的那天是个晴朗的星期日。2026年3月15日上午10点左右,男友虚空照常开车送她去给学生上钢琴课。作为北京一所师范学校的音乐学大三学生,素伶靠着周末教钢琴,一个月收入可达七八千元。

到了学生家的小区门口,素伶跟虚空交代,让他按原计划找地方修一下她的电脑,最好能在商场附近,这样自己下课后两人可以一块在商场吃饭,顺便逛逛。

虚空在车里看着素伶进了小区门,然后自己也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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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15日,楼道的监控画面显示,素伶(白色上衣,蓝色裙子)在准备给学生上钢琴课的时候被蹲守的二姨妈和父亲带走 图/受访者提供

素伶刚进单元楼,就被人一把抱住。还来不及被惊吓到,素伶就发现这是平时生活在山西运城老家的二姨妈。二姨妈一边连推带拉地带着素伶往消防通道走,一边跟她说:“你的表弟小耿犯事了,你到底给你表弟发了什么消息,赶快回老家运城跟他接受调查。”

一头雾水的素伶刚拐进消防通道,发现自己的父亲等在那里。素伶试图用力挣脱,并说道:“我这上课呢!”她被父亲和二姨妈左右夹住,推出了消防门,进入地下停车场。在一片慌乱中,素伶的手机和包被二姨妈拿走。

消防门门口的车位上停着一台白色的7人商务车,旁边迎上来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女的还举着手机在录像。二姨妈指着他们说:“这些都是警察,你要听他们的话。”陌生男子随即拉开门,二姨妈将素伶推上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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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15日,停车场的监控画面显示,素伶(中间白色上衣)被家人及励萱教育工作人员强行带走 图/受访者提供

二姨妈手忙脚乱地将素伶推到最后一排靠右的座位。她紧挨着素伶坐下,又神秘兮兮地跟素伶说:“你这个可危险了,你是不是涉黑了,或是参与了某种非法活动?你现在要回去配合调查,姨妈相信你是无辜的。”

素伶大惑不解。她确实听说表弟最近惹了事,但两人平素并无太多来往。上次联系还是2026年春节,她问表弟以前一起去过的摩天轮在哪儿,表弟也没回复。

见父亲和二姨妈都在车上,素伶也就没有多想。但素伶第二天还要上学,就问为什么不让北京的警察帮忙调查,这样在北京调查完了,也不耽误事。二姨妈没有多解释,回道:“你就听他们的,他们都是警察。”

素伶要求坐在她前座的两人出示警察证,两人没有搭理。素伶有点紧张,问父亲:“他们真的是警察吗?”父亲回答说:“是,他们就是警察。”

车窗外的街景从熟悉逐渐变得陌生。素伶知道虚空还在等自己,急着跟他报个信,于是问道:“警察先生,请问您能不能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告诉我的男朋友,我目前是安全的,让他来山西省运城市找我。”

“警察”拒绝了素伶的请求,但又跟素伶说,她的手机在另一台车上,只要她把锁屏密码说出来,他们可以让人解锁她的手机,跟虚空进行联系。

想到自己一直没发消息,虚空肯定会很担心,素伶急得哭了出来,还是把锁屏密码告知了“警察”。至于有没有跟虚空联系,“警察”也没说。

磨了半天后,对方忽然告诉素伶:“你男朋友告诉你说电脑已经修好了,问你下一步干嘛。”

素伶有点先天的小毛病,容易尿频尿急。她提出要上厕所,“警察”似乎有备而来,给了她一个粉色的盆,找地方停车后,所有人下车,只留素伶和二姨妈在车上。等素伶尿完,有人会把盆拿出去倒干净,然后继续上路。之后素伶还有三次小便,都是这么解决的。她心想,管这么严,说不定表弟真摊上了大事。

素伶一行人经过了山西运城、河南三门峡市区,然后周边景色看上去越来越偏,灯光越来越少,最后拐进一条窄路,似乎进了一个村子里。最后,素伶见到一个门牌,上面写着“励萱教育”四个大字。大门打开,车开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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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26日,河南三门峡,南曲沃村的励萱教育校区教学楼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屾淼

素伶下车后看到一片操场,对着一栋围着操场的三层楼房,中间一块标牌竖写着两行口号:“点亮心的强光,撒播爱的火种。”操场上有不少穿着迷彩服、看着像未成年人的少年。素伶的直觉是,表弟是不是因为犯事,被关进了这种类似青少年矫治学校的地方。于是随口问父亲:“(表弟)小耿在哪里?”

父亲没有看素伶,冷冷地回答:“就是送你来这的。”

“来,说你现在很安全”

听见父亲的话,素伶浑身开始颤抖。

一直有留意时间的素伶记得,那是晚上9点左右,一群穿着迷彩服、看上去大概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围了上来,盯着她看,跟她说:“咱们去打台球,你喜欢打台球吗?”

素伶死命抓着二姨妈,叫她带自己走:“姨妈带我走,这是什么地方?我不要打台球,我是来这里配合警察调查的!”素伶反复向二姨妈哀求,说要回北京,让二姨妈给男友虚空打电话。

素伶的二姨妈左顾右盼,没有答话。此时,励萱教育的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对那群穿迷彩服的女孩一声令下:“把她带过去。”

在素伶的尖叫声中,一群女生拉着她在地上拖行了五六米远,一直拖进校门右手边的“家长接待室”。素伶的眼镜在一番拉扯中被碰掉,似乎被其中一个女孩捡走,蓝色的百褶裙也被扯破了。

进了“家长接待室”,几个女孩对素伶说:“你歇会儿,你看那么多人来到这个学校,就你反应这么大,你不觉得丢人吗?你年龄这么大了,还哭哭啼啼的,说要找男朋友什么的,你好不好意思。”

素伶感觉自己跑不出去了,索性在黑色的沙发上坐下,冷静了一会,问几个女孩:“这里是不是那种戒网瘾学校?是不是把人给弄进来,然后每天电击他们?”

女孩们回答:“你在说什么,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打骂体罚的,我们跟教官和老师的关系都可好了。”

素伶不信:“那你拿得到手机吗?”

其中一个女孩一脸得意地回答:“我每天都能拿得到手机呀!”

这时一名男子开门进来,岔开两腿坐到了素伶对面,一边笑嘻嘻地问:“你知道你是怎么来的吗?”

素伶说不知道,并要求见父母。男子说:“你得反思一下你是怎么来的。待会给你一个机会,你跟你爸妈聊聊天,你现在得配合我们。”说完掏出手机对着素伶开始拍。

男子将素伶带到了50米外的一个“董事长室”。一进门,素伶见到了母亲,母亲上来抱住她就哭了:“宝宝,妈妈好想你,你快亲亲妈妈,妈妈可爱你了。”

素伶也哭了,抱着母亲问道:“妈,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要把我送到这儿,不是说去配合调查吗,我学校那边怎么办,我工作怎么办,不要给我放到这好不好……”

父亲也进来了,素伶跟他说:“爸,这是哪儿?你们骗我对不对?我不怪你们骗我,我只想回北京,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就想回家,回家以后天天跟你们待在一起。”

父亲说道:“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签休学申请,要么你自己签,要么我们给你签,你要在这里呆一年。”

素伶觉得父母已经疯了,坚持不签申请。带素伶过来的男子在一旁,一直举着手机全程拍摄,但素伶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对着父亲扑通一声跪下来,说道:“不要给我放在这儿,我要回家,我要回北京,不要给我放在这儿。

父亲说:“你现在晚了。”

在一片哭闹中,父亲忽然说北京的派出所来电话了,要素伶回个信,报个平安。

父亲拿着手机递到素伶嘴边,见她很激动,慌忙把电话挂了。等素伶稍微平静点,父亲再次接通派出所的电话,对她说:“来,说你现在很安全。”

素伶假装冷静下来,说:“行。”等父亲把手机拿近一点后,素伶立马大喊“救命”,连着喊了两声。

一直拍摄的男子和素伶母亲立马扑上来捂住了她的嘴,然后将她死死按在了沙发上。控制住素伶后,母亲赶紧拿着那个电话走了出去。

“宝宝”

已经是3月15日下午1点,早过了素伶本该结束教学的时间。虚空在微信上问了一下素伶情况,十多分钟后才有了回复:

“还没有呢,孩子今天状态不是很好,在加练。”

这种情况很罕见,虚空只好让素伶结束了就联系他。到下午1点50分依然没消息,虚空有点着急,又给素伶的手机发信息:“我去你那儿找你咯。”

素伶手机的回复很奇怪:“晚点儿吧,我一会儿要去趟商场。”然后跟虚空说,要给他一个“小惊喜”。但之后素伶手机又发来消息:“宝宝你先回去吧。”

这句话让虚空顿感情况很不妙。他们两人从来不叫对方“宝宝”。

虚空赶紧问素伶到底在哪里,但之后素伶的手机再也没回消息。虚空开始反复给素伶打电话,但已经没人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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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空和素伶交往至今还不到半年。在确定关系那天,两人都觉得理所当然,似乎早已把对方当作对象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交往以来,两人从未失联。此刻信息反常、电话不接,联想到素伶不久前刚在派出所被父母当众殴打,虚空觉得必须行动。下午4点28分,他报了警。

晚7点07分,在素伶实际上已经进入山西时,虚空发现她的iPad上关联的耳机位置更新,最新位置在通州火车站附近——如果离开北京的话,虚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目的地是山西运城——那是素伶老家。2026年春节,他刚陪素伶回去过,因为素伶母亲逼她去当地看一个“大仙”。

当晚,北京辖区派出所与虚空联系了两次。第一次说,没找到素伶,但联系到了她的父母,听父母说,素伶的手机在他们家律师手里,而“孩子在睡觉”,不方便回复。派出所表示无法确认素伶的人身安全,还得继续沟通。

第二次,派出所说联系上了,确认人身安全没有问题,但他们是“通过视频核实的”,未能与素伶直接联系。

虚空追问,这是否说明素伶的通讯设备依然被控制?又如何确认人身安全?派出所表示,素伶“同意她父母这么做”。

虚空又跟派出所提起了素伶之前与父母发生过冲突的事。派出所表示情况或许有变化,素伶现在既然同意父母陪着,他们也没办法,“你也不是监护人。” 

虚空对监护人的说法提出了疑问:“她现在是成年人了,成年人没有监护人。”

派出所回答:“成年人也有监护人啊,成年人也有父母啊。”随后派出所建议,如果有民事纠纷,可以寻求相关法律援助。

虽然得到警方的确认,但虚空依然不放心,他去了一趟素伶父母家,家里没人。

第二天上午,素伶的同学跟虚空确认,她没有上课。而她平时经常使用的如B站、小红书和网易云音乐均没有新的使用记录。素伶成绩优异,很少无故缺课,且基本也不大可能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不刷手机。

3月16日下午,虚空搭飞机前往运城。考虑到素伶父母之前的行为,他想到素伶很可能又被父母拉去老家看“大仙”,此外运城也有不少她的老家亲戚,说不定也能获得一些有用的消息。

虚空似乎蒙对了,当晚抵达运城后,素伶耳机的位置再次更新,就在运城本地,并且是虚空之前陪她去过的二姨妈家。

二姨妈家只有二姨父在。此前虚空陪素伶来看过他们,当时还颇为融洽。但这回见面,二姨父态度十分古怪,一见虚空到来,就把他往外推,并且告诉他,如果素伶的东西在他们家里,就让她自己来找。

无奈之下,虚空又在运城报了警。他发现,运城的警方在核实素伶人身安全的过程中,似乎收到了跟北京警方同样的视频。素伶在视频中有出现,有点头的动作,但并非实时对话,她一直未与警方直接视频沟通。

运城警方无法确定素伶的人身安全,于是不断给她的各个亲属打电话询问情况,终于在跟二姨父沟通的时候,对方无意中漏了点口风——“送去了XX学校。”等民警进一步询问,二姨父推说有事,此后就再也没接了。

虽然学校的名字没听清,但虚空猜想,国内既叫作学校,又能限制人身自由、切断外界联系的,很可能是那种戒网瘾机构。

运城警方随后表示,素伶父母提供的视频无法证实拍摄时间,也不能作为她人身安全的有效依据,需进一步核实;而且素伶是在北京不见的,虽然电子设备出现在运城,人可能还在别处。此外,运城的警方也无法查询北京的各种交通卡口、出入信息。所以,虚空还得返回北京,继续找北京的警方处理此事。

“哪天把这个男的忘了,你就能出去”

喊那两声“救命”有没有用,素伶无从得知。家人都走了,素伶被几个女孩带到了宿舍,三楼的女六班八寝。

宿舍大概50平方米,摆着五张上下床,素伶被安排在靠角落的一个下铺床位,跟旁边的一张床并在一块。床颇为老旧,在上面有一点动作都会发出声响。

那天晚上,素伶辗转难眠。室友打呼噜的声音清晰可闻,宿舍里弥漫着一股脚臭和汗臭夹杂的味道。后来她才知道,在这里洗澡需要特批,有的人快半个月都没洗过了。

那晚,素伶尝试过逃跑,但稍微一动,床就吱呀作响。睡旁边的室友张丽丽立马被惊醒,然后问素伶:“你要干嘛?”

素伶只好说自己要上厕所,张丽丽告诉她:“你不能一个人去,我陪你去。”

回宿舍后,素伶大概睡了一两个小时,艰难地熬到了第二天。张丽丽带她去了厕所,还给了她一支验孕棒让她验孕,告诉她每个女生来了都要这样。确认素伶没有怀孕后,张丽丽告诫她:任何时候都不能独立行动。

前一晚在门口问素伶要不要打台球的女孩叫梁雯雯,她是素伶的班长,这时又指示素伶去找王老师,拿一下私人物品。

王老师把素伶的行李箱拿出来,然后交代梁雯雯:“你查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不能拿的。”

行李箱里装的东西很齐备,夏天冬天的衣服都有。素伶意识到,父母确实打算让她在这呆一阵子了。

梁雯雯将素伶的东西翻了一通,确保没有任何的违禁品,然后带她回了宿舍,教她怎么叠被子和衣服,又带她领了一套迷彩服。

第二天下午,一位姓张的教官跟素伶说:“你爸妈都跟我说了,你男朋友太糟糕了。你在这里呆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呆三年。你在这呆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男的给忘了。哪天把这个男的忘了,你就能出去。”

张教官跟素伶透露的另一个消息让她大为振奋:他说素伶的男友就是个神经病,自从素伶失踪后就开始不停报警,干了好多过分的事情,影响了素伶父母的工作。

“妈只是太在意你了,我都神经质了”

虚空与素伶交往至今还不到半年。

2025年年底,两人在一个兵击俱乐部初见。那天,虚空在现场跟所有人切磋了一圈,火气正旺。这时上来一个跃跃欲试的女生,说自己是第一次玩,能不能打一场。

虚空高大壮实又是老手,对上个子中等、身体瘦削又第一次玩的素伶,这场战斗本该没什么悬念。但之前玩过一点短兵器格斗的素伶动作灵活,并且很快就懂得利用个人优势周旋。趁虚空麻痹大意之际,素伶用了一个非常规的动作,闪到虚空的侧面,照着他的腰部,猛戳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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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25日,虚空正在为素伶穿戴兵击格斗使用的铠甲。自从将素伶救回北京后,两人出门前都会穿戴防护用具,以防不测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屾淼

打完后,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都觉得对方是个不错的对手——虚空觉得素伶既有天分又锐气十足,素伶觉得虚空很尊重对手,没有因为自己是个新人就放水。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两人光是线上聊天就打了几万字。等到确定关系那天,他们都觉得理所当然,似乎早已把对方当作对象了。

母亲对素伶找对象有过明确要求:要有北京户口、有房子,“同一个阶层能托举你”,对方家里不能有离异的情况,不准跟对方上床等。素伶一口答应,但也很清楚感情这事不是用工招聘,她过去谈恋爱从来就没有按母亲的要求来,这次也不例外。

虚空也没跟素伶隐瞒任何事,他比素伶大三岁,两岁时父母离异,母亲是个事业型女强人,一手把他带大。他中学开始去了国外,在加拿大读大学时有过一段仓促的婚姻,遇见素伶几个月前,这段婚姻在法律意义上才真正结束。

两人感情升温很快,不过素伶知道这个对象父母一时半会肯定接受不了,决定先不跟他们说为妙——从小到大,这都是素伶跟父母的相处之道。

她从小就知道,父母并非那种能轻松沟通的人。他们让她学钢琴她就学,不许穿吊带裙她就不穿,禁止跟某个朋友来往她就不来往——她总觉得,让父母满意,维持一家人的和睦,比什么都重要。

但如今,这个所有人眼里的乖女儿和好学生已经21岁了,素伶觉得不能退让的选择已经越来越多。

什么都不跟父母说,暂时还能相安无事,不过素伶显然低估了父母的侦查能力。临近2026年元旦的前两天,素伶跟虚空出去玩,准备在外面住。夜里,母亲的电话突然打来,问她是不是没回学校——素伶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知道的。母亲十分震怒,大骂她不要脸,要求她立即回宿舍,否则就要让全校都知道她跟男的同居。

父母两人在电话里轮番痛骂,素伶当场便崩溃大哭。虚空很奇怪,就将电话接了过去。此时,电话里素伶母亲的声音又变得温柔和蔼:“你是她男朋友呀?我们想要她回家,跟她交流一点事情,什么时候能把她送回来?”

虚空一口答应,表示马上就送,只是素伶坚决不肯,最后只能作罢。

见素伶情绪很激动,虚空觉得自己有必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好帮着素伶跟她父母好好沟通——毕竟将来搞不好自己也得管他们叫爸妈。虚空是个想到就去做的人,他瞒着素伶,加上了素伶母亲的微信。

过两天,他直接跟素伶先斩后奏,说他已经约了她的母亲吃饭,想一块好好谈谈。素伶对这种做法半信半疑,但也没阻拦。

虚空听素伶说过,她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音乐老师,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应该都是讲道理的体面人。跟素伶母亲面谈后,虚空感觉也不错。他坦率地交代了自己的情况,素伶母亲依然和气,也并没有反对他们交往,只是提了几点要求:一是生活要正能量;二是学习成绩要好;三是身体要好;四是跟家里人要保持好关系。

虚空觉得素伶母亲说的每一点都是素伶和他想要的,可以说前三点都已经满足要求了,至于最后一点,他也愿意尽力帮忙。所以之后一段时间,哪怕每次送素伶回家前她都会哭一场,虚空都会劝她回家好好跟父母聊聊。

为了让素伶父母放心,他还主动跟他们分享了自己的很多个人信息,包括之前在国外的生活日常,还把自己母亲的电话给了对方。虚空相信,只要多沟通,家庭关系就能搞好。

直到2026年1月16日。

那天,虚空和素伶起了个大早,一块参加了素伶学校的一个活动。折腾到午饭后回家,两人都困得不行,回到住处倒头就午睡,手机都关了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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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伶和虚空在北京通州区的一处临时住所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素伶母亲连着给他们各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没人接,于是又往虚空母亲那打了十几个电话。虚空母亲当时正在开会,不堪其扰,把素伶母亲拉黑了。

等素伶终于接电话时,素伶母亲先是控诉虚空的家人不尊重她,然后要求素伶准备跟她次日一块回山西老家:一是素伶奶奶因为她跟男友同居气病了,人在ICU,赶紧去看看;二是母亲要素伶去看一个老家的“大仙”,“大仙”说素伶身上有脏东西,需要赶紧处理,并且已经预约好了时间。

素伶多问了两句这个“大仙”到底是什么来路,母亲顿时大怒,开始大骂她“翅膀硬了”,是个“失败品”,要求她当晚立刻回家,不然“从此没有你这个女儿”;并威胁素伶,如果她不回家,就会去她和虚空住的小区大闹,还要去给她办休学,办不成也让她在学校待不下去。

当晚,素伶无论如何不愿再回家。结果,警察找上了门,因为母亲报案说素伶要自杀。警察确认素伶理智清醒,人也安全,又是个成年人,就建议她到派出所跟父母做一个调解。

素伶觉得,有警察在,父母或许还能冷静沟通一下,于是就答应了。素伶一直很想有机会让父母明白,她有自己的打算,但家人一直都是其中的一环——她知道父母为培养自己投入的心力,也知道父母四十多岁得子后的压力。她愿意,也一直希望早点独立,作为女儿照顾父母,作为长姐照顾弟弟。

在派出所见到父母时,她说,她有自己的计划,她希望大家都幸福:“我很爱你们,但你们不能这么对我,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你们管得有点太多了,我已经21了,我能不能有自己的生活?”

素伶说完,向父母鞠了一躬。还没来得及反应,父亲已经冲了过来,素伶被他一脚踢倒,滚到了墙根。父亲紧接着上来又朝素伶的腹部踹了一脚,令她当场尿了出来。

母亲也冲了过来,素伶以为她是来帮忙。结果,母亲扯住素伶的头发,开始扇她耳光,她只好抱着头大叫。民警开始拉架,拉住一个人,另一个人还在打。两个民警一起上,才把场面控制住。

等虚空到派出所准备接素伶的时候,这夫妻俩的“混合双打”已经结束,母亲先回去照顾弟弟。素伶最终没有选择验伤,并且在民警的调解下,签下了谅解书。虚空这才明白,素伶家的事要比想象中复杂许多,这段日子以来父母对她多番辱骂,她都没跟自己说。

在虚空开车送素伶和她父亲回家的路上,她哭得声嘶力竭;父亲全程只说了一句话:“你控制一下情绪,有事我们回家再说。”

到家后,素伶问了一句奶奶的病情。母亲说奶奶生病是她编的,然后表示要看看素伶的伤。

素伶拽着虚空,扭头就往外走,然后开始跑,边跑边笑。

第二天,虚空还是陪着素伶去了山西。他们想,昨晚已经闹那么大了,再满足一次素伶父母的要求,或许以后他们会有所收敛。

位于运城市三家庄宇帆公寓的“大仙”,据素伶母亲的说法,是“有神通”的,能找上这位师傅帮忙,母亲“也不知道自己积了什么德”。“大仙”上来就铁口直断,说素伶是“观音菩萨的座下童子”,来人间历练,要经历风雨才能圆满,圆满之后,自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她的历练会遭遇很多坏人阻碍。

然后,“大仙”给素伶看了一张火焰的照片,指着火焰说,这里面有驴羊仙鹤等多种牲畜,都是素伶身上的脏东西,他已经做过法事,但还不够;往后素伶每年都要来找他施法,方得保全性命;五年内切莫出国,出国必死。

说到素伶的男朋友,“大仙”说他是走南闯北的命,人也很聪明,所以小心被他骗,“这个人的婚姻命格是不能被触碰的,你要谈下去,就要有所保留,不要什么都信。” 

素伶知道,“大仙”的话基本就是把父母的意思包装了一遍。考虑到父母的因素,素伶没有当场翻脸。见完“大仙”,素伶和虚空一块开车去了附近的盐湖观光。

素伶没留意自己的手机一直是静音,而虚空把手机留在了车上。玩了半个多小时回到车上,两人发现电话又被素伶母亲打爆了。

两人赶忙开始回电,这时北京警察的电话已经打了进来,说素伶母亲报案了,来确认她的人身安全。素伶接完警察的电话,拨通母亲的手机,这时运城的警察又给虚空的手机打来了电话。

素伶一手拿着一个手机,啼笑皆非地对母亲和警察喊道:“我现在左手一个手机右手一个手机,你们俩要不要说一下?”

等回复完警察,素伶几乎要在电话里跟母亲咆哮:“不要乱报警了好吗?你不要乱报警了,我真的生气了!”

母亲的声音显得有些柔弱:“妈只是太在意你了,我都神经质了。”

素伶忍住没向母亲继续发火,开始跟母亲讲述与“大仙”见面的情况。她借着“大仙”的名义,说自己的学业生活不能被影响,婚姻大事更要自己做决定,被外力阻挠反而会出问题,“所以你们俩以后就别说什么要给我办退学。”

母亲似乎听进去了,跟素伶说,办退学只是为了吓唬她。

素伶想起来就来气:“你吓着吓着真给我打一顿,当时我爸一脚给我踢在地,我当场尿了,你知道吗?”

母亲的回答,听上去仿佛在进行另一场对话:“你知道妈妈现在的脚后跟都是冻着的。”

东拉西扯地找补了一圈后,母亲还是跟素伶道了歉:“妈妈给你道歉,我打了你,我哭得跟个泪人似的,你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妈妈打你挺后悔的,爸爸在家里,早上起来像小孩一样哭。”

素伶声泪俱下地痛斥父母对自己的殴打,母亲在电话里反复说自己“神经质了”,希望素伶和虚空能给她“安全感”,她答应素伶,会让父亲向她好好道歉,“各退一步。” 

母亲最后跟素伶说:“妈妈打你的时候,没有想到你都21岁了,在我眼里你就是我的小公主,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妈妈给你道歉,妈妈给你道歉……”

母女二人勉强实现了和解,父母似乎也默认了她和虚空在一起的事实。素伶一度觉得,情况最坏也不过被打那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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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26日,河南三门峡,位于市区的励萱教育AI自习室门口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屾淼

新来的高材生

素伶两眼一睁,看到的是上床的床板,意识到自己人在励萱,然后心里一沉。她知道虚空可能在找自己,但也做好了外力无法救自己的心理准备。从进入励萱那一刻起,素伶就在琢磨怎么出去。

趁夜里跑出去基本不大可能,宿舍的每层楼入夜都会有一道门上着锁,需要密码加二维码才能打开,大门也一样。素伶还想过各种办法:躲进垃圾桶里等着被垃圾车收走、偷老师的手机求救,甚至还想过找个瘦小的女生,用尖锐的发卡挟持她,逼学校放人。素伶仔细研究过这些方法的可行性,感觉都不大行得通。

于是,她决定表现得配合一些,等学校老师教官逐渐对自己放松警惕,说不定会出现更多机会。

教官和老师们都知道素伶是在北京学音乐的大学生,十分热衷让她表演节目。一位姓吴的教官时不时就会问“新来的高材生在哪”,然后让素伶上去唱个歌。

素伶每次都会很卖力地唱,她知道他们会把学生的生活日常拍下来发给家长,或许这样一来,父母见她变乖了,可能会愿意把她接出去。

进来励萱两三天后,孟校长找到素伶问:“我们听说你是钢琴家,是音乐生,学习很厉害,明天的音乐课能不能让你来上?”

素伶满口答应。她想,这样一来她就有机会获得纸和笔,搞不好还有机会要到手机。因为要上课,素伶还拿回了自己的眼镜,眼前变得清晰,她感觉总算活了过来。

被送来没几天的学生当老师讲课,在励萱教育似乎也是破天荒的事情。素伶上课的阵仗很大,学生严阵以待,老师和教官们一块围观,还有人专门负责拍摄。

素伶决定安排学生们合唱周杰伦的《稻香》,她给一百多号人的课堂安排了不同声部,有人专门负责说唱部分,还用上了一些特别的教学游戏。她觉得一堂课教下来颇为吃力,但这里的孩子似乎从未上过这样的音乐课,大家玩得非常开心。

跟几个同学混熟一点后,素伶尝试动员同学帮忙。她知道有几个人过一阵子就要出去,便想着说服对方帮自己给虚空报信。

最接近成功的是班长梁雯雯。她经常带着素伶去图书室,跟素伶往来最多。素伶趁没人的时候跟她说,不论她出去后上不上学,自己都愿意每月给她500块钱——只要她帮忙给虚空报个信。

梁雯雯一度答应了,但过两天又反悔。她跟素伶说,她觉得这个地方对她很重要,她不愿意背叛这个地方。

虽然是北京来的大学生,还给学生上过课,但素伶并未因此获得什么区别对待。一天,素伶站队列时被反复挑错,她受不了了,朝着天大喊:“我要回北京,我要找我爸妈!”

吴教官听到喊声,从背后一脚把素伶踹倒在地,然后把她带进家长招待室,说:“我踢这一脚是为了你好,让你冷静下来。”

素伶忍着怒火说好话:“对,吴哥你说得对,我听你的。只有你对我最好,哪怕你踢我了,我也不怪你。你踢我多少下都行,我就是想看书。”

吴教官答应了素伶,然后神秘兮兮地跟她说,她的男友是个“器官贩子”,“现在警察正在调查他”;父母为了保护她才把她送进励萱,为此还有一个“绝密的协议”,协议上有个红色五角星的印章。

素伶很诧异,这才发现,这里给学生做心理辅导的方法其实也很低级。一方面是强力压迫和限制自由,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听上去显得很弱智的瞎话——不过在这个地方,似乎已经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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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三门峡,位于布张村的励萱教育校区紧挨着布张村村委会和村卫生院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屾淼

励萱教育的日子简单枯燥。

清晨6点半,被称为“生活组”的资深学生吹响起床哨,宿舍众人总会提前十几分钟醒来,匆忙整理内务:擦窗扫地、清理杂物、统一方向放水杯、叠豆腐块军被——午睡醒来还要重复一遍,不能敷衍。

如果天气好,全体学生就要围着大概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操场跑。跑完了做操,早操有好几套,包括抖音上看来的“中华孝道”、“迷彩迷彩”以及“少年强则国强”的简单舞蹈,完了再打一套军训常见的军体拳。

一日三餐,流程固定,早中晚的伙食内容大同小异,口味很重,一般都是一桌一个大盆,里面是一堆肉和菜的杂烩。素伶在那吃了十天饭,吃到过四五顿肉,有一次还吃到了鸡蛋。这锅杂烩一般会搭配馒头,有时候有浇了卤的面。

每个人的那份必须吃完,否则会招来教官的训斥。新人素伶吃不惯,剩下了一些。班长念她是个新生,让同桌的其他人帮她把剩下的分着吃完了。

上午下午各有一堂所谓的课,但课的内容与一般学校的课业毫不相干,大多是播放一些关于不要赌博、孝顺父母、游戏成瘾有多害人的宣教片,老师再做一点点评总结。在课程中间的休息时间,所有人会被带去操场上训练,站队列、踢腿、跑操,跳一些简单的舞和操。

晚上会有一段所谓的自习时间,教官一般会先带着全体学生“看新闻”——他把自己的手机投屏在投影仪上,然后全班看他刷抖音短视频。

素伶还遇到过一次“特别节目”。教官说某班某某女生“信谣传谣”,伤害了别人,损害了学校声誉,家长授权学校对她进行戒尺处罚十下。当着全班的面,女孩趴在一张矮桌上,撅起屁股,戒尺抽得清晰可闻。素伶边看边数,觉得教官应该抽了14次。

每天睡前,班长要点评表现,有人因为说话声音太大被要求反省,要对着窗外重复说“对不起,我不应该说话太大声”。一般是50遍,有时候也可能是200遍,看班长心情。

素伶在励萱教育的11天里没洗过澡,张丽丽告诉她自己快20天没正经洗过。有些人可能会趁休息时把头伸到洗手池里洗一下,或者简单擦擦身。正式的洗澡需要统一安排,教官某天会说,估计明天天气不错,明天中午我们组织洗个澡。等到了第二天可能变卦,又说“今天风很大,还是先不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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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26日,河南三门峡,南曲沃村的励萱教育校区操场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屾淼

“我们家猫丢了都查监控啊”

在找人一筹莫展之际,虚空给海军打了电话。虚空玩兵击格斗,同时在做相关的装备生意,海军是他的合作伙伴。

一听说素伶的事,海军就急了,赶紧让虚空去事发地查监控视频。

虚空觉得自己没什么理由去人家小区调监控,也不愿意为了调监控编瞎话骗人,他相信有关部门会尽责调查,该做的他们一定会做。海军听得血压都高了,跟虚空说:“我们家猫丢了都查监控啊,何况你这丢的是人!”

虚空依然钻牛角尖,海军没有逼他。连续多日报警和蹲守也没什么进展后,虚空越等越觉得不是办法。终于,在3月22日,虚空跟辖区派出所说,自己有个电脑在素伶包里,素伶不见那天也一起不见了,他希望调取那个小区的监控,查一下自己财物的去向。

警察给了虚空一张财物丢失的受案回执,拿着这张回执,小区物业十分配合地帮他找。

找到素伶的那段监控后,在场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他们清楚地看到,素伶的二姨妈、父亲以及多名陌生人员将她强行带上了一台商务车。

3月23日,虚空拿着监控视频再次到派出所,以素伶被非法拘禁为由报案。当天下午,海军给虚空介绍的律师刘泽鑫赶到,帮忙提供法律援助。警方将素伶父母叫到派出所问话,他们请的律师也随后到场。

刘泽鑫是警察子弟,之前还在检察院工作过,他很清楚,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事件,在处理上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一开始他考虑的是,素伶的事情以协商解决为优先,让她人回来最重要。

刘泽鑫在派出所待到半夜,跟警方与素伶父母磨破了嘴皮子,也没获得什么进展。但他发现素伶父母请的律师可能是个突破口,因为在素伶被带走的那段监控视频里,这名律师也出现了。

刘泽鑫提醒对方律师:“你注意一下你那边的风险。”对方一听就连忙解释,说他有对话录音能证明,他曾反复劝说素伶父亲不要送她去戒网瘾机构,但这位父亲说这是她自愿的。

当天晚上,虚空还在警方那里看到了一条视频,素伶出现在视频里,穿着迷彩服,明显处在一个封闭环境,她哭着大骂了虚空一顿,声称要跟他分手。素伶说父母为了她煞费苦心,叫虚空“不要再捏造那些不实的信息,你就是个混蛋,你如果敢把我爸妈搞得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饶不了你”。

虚空相信这个视频很可能是素伶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录的,基本可以确定她被困在了一个地方,并且多拖一天,就可能多受一天的折磨。虚空决定,不管警方如何处理,他都要想办法自己去救人了。

虚空做了两手准备。他依然相信,素伶父母如此行为,或许还是因为对自己不够信任,于是跟素伶父母的律师说好,要给他提供一些自己的个人信息,通过律师向他们证明自己不是什么骗子和坏人。

3月24日下午,虚空在素伶父母的律师处,把自己和母亲名下在北京、上海、海南等地的房产证,在加拿大读大学的成绩单和本科毕业证,自己做兵击装备生意的资金流水,自己婚史的证明等一系列个人信息和证明交给律师查验。律师查验完表示,“未发现无法解释的事宜,本人暂时消除对您的猜疑。”

律师当着虚空的面跟素伶父母通了电话,表示虚空的身份没有问题,并再次强烈建议他们尽快将素伶接出来。

但素伶母亲依然不依不饶,说相关证件上的人脸不像虚空,然后要求他把学历拿去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认证。

学历认证最快也要十个工作日,虚空不想再等了,反复哀求律师,请他告诉自己素伶到底在什么地方。

律师表示自己真的是不知道,但无意间听素伶父母说到过一个地方,“什么峡。”

虚空立刻反应过来,很可能是运城隔壁的三门峡。连日来,虚空和海军联系到了不少志愿者,一家一家地询问戒网瘾机构,打听消息。结合三门峡这个重要信息,他们立刻锁定了三门峡的两家戒网瘾机构,一家叫XX教育,另一家就是励萱。

当晚,已经三十多小时没好好睡过觉的虚空从北京开车赶往三门峡,为防不测,他还穿上了一副平时玩兵击用的铠甲。海军怕他开车时睡过去,跟他聊了一路的电话。

在三门峡当地,励萱教育称得上是颇有影响力的教育品牌。河南省和三门峡市本地媒体都对励萱教育及其创始人孟素德进行过报道。

2026年4月26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闫校长的带领下,进入励萱教育南曲沃村的校区——即素伶被困11天的地方——进行参观,在其中的校园公示栏看到,对孟素德的介绍比相关报道多了一个“陕州区政协委员”的身份。

据介绍,励萱教育的收费以半年为单位,半年26800元,一年36800元,吃住全包;原则上学生至少要待满半年,家长至少要三个月后才能来探望。

对于不肯自愿过来的学生,闫校长建议,如果是外地学生,要么家长以旅游为名先把孩子带到三门峡,到了当地学校可以派车接。对于实在不好管的孩子,学校也可以派人到当地接,只是要另外收取部分费用。

“被改造好了,学会感恩父母了”

在励萱教育住到第八天的时候,孟校长找到素伶,要她录一个视频,告诉父母,说她一切都挺好的,让父母放心。

孟校长和闫校长几次三番地劝说,说辞也很有诱惑力。他们说只要素伶录了这个视频,警察就不会找其家人的麻烦,他们就能过来接她了。

素伶本能地感觉这是一个陷阱,拒绝录这个视频。

于是孟校长换了个法子:“你要不录一个别的?你就骂你这个男朋友,说你每天骚扰我的家里人,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好了。”

素伶动摇了。她想,自己能不能出去可能就是父母一句话的事,一直不配合的话,可能更出不去了。最后,她还是答应录一条视频,表示要跟虚空分手。

录完后,闫校长又反复要求素伶录视频表示自己很安全,她却无论如何再也不肯了。闫校长只好退而求其次,让素伶给父母写一封信,让她在信中骂一下虚空,“或许事情就会有转机。”

素伶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动摇一下父母,于是写了一封八页长的家书,里面细数了从小到大父母对自己的照顾,表白自己的心迹,并且照例对虚空进行了一番批评——她说虚空偏执,没有好好跟自己的父母沟通,要他向父母道歉。她趁机也表达出她愿意跟虚空携手共度一生的想法,她提到了许多之前与虚空交流过的话题,只希望虚空看到信后能读出她的真实意思,让他知道自己没有放弃,没有被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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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伶在励萱教育手写的家书 图/受访者提供

闫校长审完稿似乎很满意,告诉素伶,她家人这两天可能会来。

3月25日上午10点不到,闫校长突然把素伶的行李箱拿给她,说她的二姨妈待会来接她,她可以走了。

素伶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但能出去就好。她换上了来时的那套衣服,把一些小零食给了老师,让他们转交给张丽丽。

眼含热泪的二姨妈来了,激动地抓着素伶的手,一边不停地给闫校长鞠躬,一边说素伶在这里“被改造好了,学会感恩父母了”。

素伶强忍着满腔怒火和恶心,决定做戏做到底。她也流着泪对闫校长说了半天感谢,然后跟二姨妈走过每天出操的操场,以及来的那天被一群人拖行的地方。素伶的表哥开着车在门口等她,闫校长带着两个教官,表情阴晴不定地跟着出来送别。素伶跟他们说了再见,然后对着踹过自己的那个吴教官多说了一声“再见”。

表哥开着车,带上素伶和二姨妈离开了励萱教育,在半路还接上了素伶母亲。母亲只说要带素伶去“一个朋友家”,那里还能让她练钢琴。

到达目的地后,素伶发现那里又是一所类似励萱教育的戒网瘾机构,连整个建筑结构都如出一辙。已经有两个女孩在门口迎接,她们笑着跟素伶说:“我们带你进去转转吧。”

素伶劫后重生的心情再次跌到了谷底,表哥抓着她的手,她根本走不了,只好哭着苦苦哀求家人,不要再把自己送进这种地方。

这家机构最终拒绝接收素伶——因为母亲向对方要求,要陪着素伶在学校里一起生活。

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又把素伶带上车,决定先去她表哥家。表哥一边开车,一边让素伶答应,以后回北京不会再找虚空。

素伶不敢有任何忤逆,顺着表哥的话不断念叨:说在励萱呆了11天彻底想通了,不会再和虚空在一起,虚空是个烂人,让她一家不得安宁,回北京一定会跟他分手。

“是的,我要自由!”

3月25日一早,开了一夜车的虚空马不停蹄地先去了一趟XX教育。对方告诉虚空,他们确实没有接收过素伶这个人,并且还带着虚空进学校转了一圈。

准备前往励萱教育的时候,虚空意外地接到了素伶父亲的电话。

虚空跟律师的沟通似乎起了作用。素伶父亲表示自己可能错怪了虚空,现在他愿意相信律师的说法,但素伶母亲依然不相信。他说,他会继续说服自己的妻子,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这期间,他希望虚空先好好休息,保持冷静,等事情解决,他会让虚空与素伶见面。

考虑到之前发生的许多事,虚空没敢完全信任素伶父亲,于是继续恳求对方告诉自己现在素伶在哪里。

素伶父亲坚持让虚空“保持一点克制”,等他慢慢做家人的思想工作,依然拒绝将素伶的位置告知虚空。他表示自己也要保护那所学校的信息,“毕竟这些日子一直在帮我们,她姨妈还跟学校有些往来,闹僵了谁也不好。” 

虚空没有等,挂了电话就赶往南曲沃村的励萱教育校区,他欣喜若狂地发现自己找对地方了——他见到了素伶的表哥。

表哥的态度看上去挺友好,说他就是来接素伶的,等她出来,大家可以一块好好聊聊。

但这时,素伶母亲又给他打来了电话,说自己刚到三门峡,让他去火车站接一下她。

因为素伶父亲的那通电话,虚空以为素伶母亲也想通了,于是十分高兴地开着车赶到了火车站。赶到火车站时,正好见到素伶母亲在便利店里买东西。

素伶母亲磨蹭了一阵后走向虚空的车,忽然扒着车窗问他,他的学历认证做好没有。

虚空只好不断解释,说已经跟律师证实过身份,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素伶接出来,恢复人身自由。

然而,素伶母亲充耳不闻,反复念叨着“中留服认证”,不上车也不让虚空走,并且叫来了附近巡逻的警察,说虚空在跟踪她。

警察随即过来了解情况。好在虚空随身携带的视频记录仪一直开着,警察当场调出视频查看,发现确实不存在什么跟踪行为。但在这一来一去的十几分钟里,素伶母亲已经不见了。

虚空知道自己又被骗了,赶紧开车赶回励萱教育,当他赶到时,表哥的车已经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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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给励萱教育送的锦旗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屾淼

几近崩溃的虚空跟海军通了个电话。海军让他赶紧吃块糖,稍微闭眼休息一下,平复心情,“你还有人要救。” 

在海军的劝导下,虚空慢慢冷静下来。盘算一番后,他决定去运城——素伶的表哥和二姨妈都家住运城,那也是素伶现在最有可能去的地方。

在虚空赶往运城的途中,素伶也被带到了表哥家。表哥忽然一反常态地开始讨好她,他说虚空已经知道素伶离开戒网瘾机构了,可能会疯狂报警找她,让素伶跟虚空好好沟通一下:“跟他说清楚你们要分手的事情,你在车上答应哥哥的对吧?你答应我的你一定要做到,对不对?”

素伶答应了表哥,拿着他的手机,说要进卫生间打电话。素伶进卫生间前偷偷把插在门上的钥匙拔掉,进去后锁上门,然后拨通了跟虚空的视频通话。

电话的另一头,正在开车的虚空大声问素伶:“你想不想要自由?!你是不是被控制了?!”

素伶回答:“是的,我要自由!”

素伶立刻把自己的定位发了过去,但虚空不知道具体的位置。素伶跟他说自己在20层,洗手间窗外能看到蓝顶和红顶的房子,且能听到附近幼儿园孩子的欢笑声。

十几分钟后,虚空找到了素伶所在的楼层,刚出电梯,就看到素伶的二姨父在门口抽烟。他进不了门,于是在电话里对素伶喊道:“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们了!”

素伶从洗手间里冲了出来,家人来不及阻拦,她冲到门口把门打开,跟门外的虚空抱在一起。

屋里的人乱成一团,一窝蜂地跑出来,母亲一把扯住素伶的脖子,虚空大喊:“她会被你勒死的!”素伶母亲又转过来对付虚空,在虚空的脖子和额头上抓了几道伤痕,她冲得有点狠,撞在了虚空穿的铠甲上。

一群人扭成一团之际,忽然有人喊了一句:“我们进去说!不要在门口闹!”

素伶一直搂着虚空,两人进屋在沙发上坐下,赶紧录了一个视频报平安,然后发到了虚空跟海军、志愿者等人沟通的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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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25日下午,素伶时隔11天后与虚空重聚 图/受访者提供

素伶母亲报警说虚空袭击她,警察赶到现场,将所有人带回了派出所。

虚空随身携带的视频记录仪录下了事件的整个过程,警方进行了查验,给虚空做了个笔录,并让他签字保证当晚不会离开运城,以便配合后续调查。

当晚素伶和虚空找了个电竞酒店住下,素伶连上厕所都不敢关门,还要让虚空在门口守着。素伶吃了几根小香肠和鸭脖,觉得很咸,酒店的花洒是坏的,没法洗澡,但他们很满足。

第二天,运城的派出所让他们补充了一些信息,就让他们走了。走前民警还劝了一下素伶,让她去看看母亲,但她没敢去。

“你们咋想的,把我送到那种地方去?”

随后素伶和虚空在保定见到了海军和刘泽鑫律师。一群人百感交集,带着素伶好好吃了一顿火锅。

海军给素伶和虚空收拾了一间房子,让他们多住几天,“就当是你们在保定买的房。” 

素伶向刘泽鑫详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表示想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刘泽鑫告诉她,一旦她报案,警方展开调查程序,事情很可能不可控。

决定是否报案前,素伶给母亲发过一个和解的条件,要求参与整件事的家人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向她道歉。

素伶收到了一份母亲发来的、明显用AI生成的道歉信,于是主动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妈,忙吗,感觉身体怎样呢?”素伶听上去很冷静,仿佛一个刚下班的女儿在跟母亲闲聊。

素伶母亲听上去很虚弱,说自己一边做笔录,一边在医院输液,伤情有待观察。

素伶继续问:“你们咋想的,把我送到那种地方去?”

母亲中气十足,说素伶被“PUA”了,要把她“临时性地保护起来”,直到她核实清楚虚空的情况。

素伶没再多说:“行吧,妈早点休息,我也累了。”

素伶和虚空一度以为,她的父亲已经想明白了。但在素伶获救后,父亲又再次恢复了之前那种无法沟通的状态,并且变本加厉。

他开始不断地发信息辱骂素伶,骂她“傻逼”“蠢货”“性饥渴”,说她“比KTV的小姐都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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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24日,素伶和虚空来到派出所询问案件调查进度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屾淼

回到北京后,素伶和虚空开始收拾旧日的工作和生活。4月5日,素伶带着所有的证据,在北京的派出所,以自己遭到非法拘禁为由报案。

在素伶去报案的路上,刘泽鑫律师尝试做了最后的和解努力。他致电素伶母亲,建议她还是好好看看素伶的和解条件,认真道个歉。

素伶母亲说自己“眼睛快哭瞎了”,看不了那么多字。她表示自己道过歉了:“她妈快死了,我AI编一下,我自己再加点话不行吗?”

刘泽鑫没再坚持,只能告诉她:“这个行为很可能构成刑事犯罪,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截至记者发稿时,素伶的父母仍拒绝接受采访。

五一假期,素伶和虚空出国旅游了一趟,两人玩得很开心,并且平安归来。素伶没有像“大仙”说的那样,出国就死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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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安局的不立案通知书 图/受访者提供

回国后,素伶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的不立案通知书。警方认为,素伶遭到非法拘禁一事,“没有犯罪事实”。

素伶不认可,她准备继续追究此事。

(应受访者要求,虚空、素伶、张丽丽、梁雯雯为化名。感谢王立对采访提供的协助。)

上观新闻|未经审批,私自赈灾,河南三支救援队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27 May 2026 at 17:30

CDT编者按:近日,河南三支民间救援队因“未经审批、私自赈灾”被通报批评,引发网友质疑。


未报备、未获批即前往湖南常德开展救援作业,并在石门收费站私自拍摄、发布视频,引发网络舆情,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损毁蓝天救援品牌形象……

5月22日,河南省蓝天救援督察部通报称,伊川、宜阳、嵩县蓝天救援队伍擅自跨区域出队,责令他们立即全员回撤,并予以全队内部书面警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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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指出,此次违规事件性质严重、问题突出,完全违背应急救援工作属地管理、分级调度、依规报备的核心原则,违反国家应急管理相关规定及蓝天救援体系跨区域救援调度、行动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

通报表示,蓝天救援所有跨区域救援行动,必须严格遵守先报备、后审批、再出队的工作流程,坚决执行应急管理部门及蓝天救援总部统一调度指令,严禁任何队伍擅自组织跨区域作业、私自开展对外救援行动、违规拍摄传播现场影像资料、制造负面舆情。

长安街知事注意到,蓝天救援队是中国民间专业、独立的纯公益紧急救援机构,成立于2007年,队训为“少说多做,默默奉献,完善自我,善待他人”。

另有信息显示,5月20日,洛阳区域蓝天救援队统筹伊川、宜阳、嵩县的20余名骨干队员连夜前往湖南石门灾区,并在河南某收费站前接受了采访。

原标题:《河南省蓝天救援队:伊川、宜阳、嵩县三支队伍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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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未经审批,私自赈灾,河南三支救援队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作者:上观新闻
发表日期:2025.5.27
来源:上观新闻
主题归类:私自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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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推特网友评论:

SUIFENGfreedom:真的很难想象,这是21世纪能看到的画面。

liangshan282596:看问题看本质,中共此举,要压制的是中国民间自发的组织能力,这个是独裁政府最害怕的东西,要给人民训成这样:所有的组织行动,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行。

Leo_202512:正常国家的政府是社会的“服务者”;而极权体制的逻辑更像一个黑帮它先掐断所有民间纽带,让社会丧失自愈能力,然后再以“唯一救世主”的姿态出现。

zeroandzeroooo:流氓就得有流氓的样如果干好事那属于不务正业。

Nolforever8964:“私自赈灾,等同谋反”没错,就是这个逻辑……

MymyBrkoos:惡意討薪,惡意救子,惡意躺平,現在惡意救援也有了🤣沒有最奇葩只有更奇葩⋯⋯

历史新发现:不懂就问,什么叫私自赈灾?

xpnikapax:终于懂了,救灾第一步不是救人,是先写申请、盖章、走流程。

HeliXitler:国家强大了,确实没人敢救你们了。

21世纪经济报道|三年“消失”1.2亿张,越来越多人不刷信用卡了

26 May 2026 at 15:31

日前,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信用卡总量持续下降。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全国共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87亿张,较2025年末再减少900万张。

值得关注的是,这已是信用卡发卡量连续第14个季度下降,与2022年第三季度8.07亿张的峰值相比,已累计缩减约1.2亿张。也就是说,三年多的时间里,平均每个季度有超过800万张信用卡从市场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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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原标题:三年“消失”1.2亿张 信用卡“瘦身”进行时
作者:冯紫彤
发表日期:2026.5.26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主题归类:消费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发卡量连降14季,不良率分化加剧

要理解这1.2亿张卡的消失,需要回顾信用卡行业过去十年的发展轨迹。

2015年前后,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和银行零售转型,信用卡成为各大银行争夺的“香饽饽”。发卡量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银行纷纷成立信用卡中心,铺设线下推广团队,与互联网平台、航空公司、连锁酒店等合作发行联名卡。

到2022年三季度,全国信用卡总量达到8.07亿张的历史高点,几乎平均每个成年人持有0.7张信用卡。

然而,高增长背后也埋下了隐患。大量“睡眠卡”占用银行系统资源,多头授信导致部分客户过度负债,信用卡不良率也在2020年后逐步攀升。监管层从2021年开始密集出台政策,要求银行清理长期未激活的“睡眠卡”,严格授信管理,禁止诱导过度负债。

与此同时,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工具的普及,使得实体信用卡的使用频率大幅下降。越来越多的用户将信用卡绑定在支付工具上,而非直接刷卡或打开银行APP。

更深层看,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向记者分析,这一轮发卡量的下降,“反映了居民消费信贷需求从超前消费转向理性负债,同时也源于银行主动压降高风险共债客群规模”。在他看来,发卡量的失速恰恰是风险出清与客群结构优化的积极信号。

但风险出清的过程并非没有代价。

从部分披露相关数据的国有大行和上市股份行看,近年来,各行信用卡贷款余额、年累计消费额两项关键指标普遍同比下降。

2025年末,中国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同比下降18%至4860.05亿元,信用卡年累计消费额和分期交易额同比均双位数下降。工商银行信用卡透支余额6975.35亿元,同比下降10.04%;消费额1.83万亿元,同比下降14.08%。邮储银行、交通银行的降幅也均在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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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各大银行信用卡不良贷款也在加速释放。

其中,2025年末,工商银行信用卡透支不良率达4.61%,与2024年末相比增加1.11个百分点。从该行2025年年报看,个人贷款中的信用卡透支不良率最高,成为拖累个贷不良率的最大“元凶”。

民生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建设银行等信用卡不良率均较上年末有所增加。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等已度过“拐点”,实现了信用卡不良率的下降。

月活普降、独立APP停服,渠道整合加速

发卡量收缩和不良率攀升的另一面,是银行对信用卡线上渠道的重新审视。

5月13日,中国银行信用卡官微发布公告,其专属APP“缤纷生活”将于2026年6月30日全面停止服务,相关功能迁移至“中国银行”主APP。中国银行成为首家关闭独立信用卡APP的国有大行。

“缤纷生活”并不年轻。该APP约在2012年前后上线,到2024年已迭代至6.0版本。2025年9月,中国银行便已对“缤纷生活”APP启动服务迁移,如今迁移完成,正式宣布停服。

这一动作在大行中尚属首次,但在中小银行中早已屡见不鲜。

仅2025年,江西银行、北京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四川农信联合社、华润银行等多家机构已宣布将信用卡APP关停或并入手机银行平台。

邮储银行也曾于2025年12月发布公告,表示将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对信用卡线上渠道服务进行调整,整合完成后,客户将不能再使用“邮储信用卡APP”。

不过截至目前,邮储银行尚未对该APP进行下架,也未披露进一步进程。但其2025年年报显示,在邮储银行手机银行11.0版本中,已拓展信用卡场景并焕新升级信用卡频道。

为什么银行纷纷放弃独立的信用卡APP?

从用户端看,答案很简单。不少信用卡用户对记者表示,平时查账单、还款、积分兑换等需求,在微信、支付宝或手机银行主APP上就能完成,没必要为一张卡单独下载一个使用频率不高的应用。

一位持有多家银行信用卡的用户直言:“我手机上光银行APP就有五六个,要是每个银行再单独装一个信用卡APP,那手机内存根本不够用。”

用户习惯的迁移,直接反映在月活数据上。

中信银行2025年年报披露,其信用卡“动卡空间”APP月活用户为1976.47万户,较2024年的2246.94万户减少超过270万户。华夏银行“华彩生活”APP注册用户虽同比增长8.19%,但月活跃用户同比下降7.55%至364.18万户。

即便是月活体量最大的招商银行“掌上生活”APP,2025年月活也仅从4044.46万户微增至4072.09万户,增幅不到1%,与几年前的快速增长态势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这一现象,武泽伟表示:“银行应放弃对独立渠道的迷信,信用卡作为独立渠道的形态确实在瓦解,但其作为账户载体和消费信贷工具的核心功能不会消失,而应被更高效地整合至综合金融生态。”

除线上渠道,信用卡的线下端和产品端也在收缩中。

据媒体统计,2025年已有合计66家信用卡分中心终止营业,其中交通银行关停数量最多,达58家。2026年,广州银行开年不足一个月即获批关停7家信用卡分中心。

与此同时,2026年前四个月,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广发银行等已宣布停发超42款信用卡产品,绝大多数为联名卡和主题卡。

武泽伟在采访中进一步指出,未来信用卡的发展重心将从卡量竞争转向账户深度经营与场景生态融合。“竞争焦点不再是开卡礼或免年费,而是基于用户全生命周期价值的利润创造能力。”

他特别强调,银行需将信用卡定位为连接零售与消费的枢纽,而非独立产品线,“方能在存量时代构建可持续的盈利模式”。

中国新闻周刊|起底煤矿“暗面”:假整改、假密闭、假数据、假图纸、假报告

25 May 2026 at 19:57

行业顽疾

5月22日,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

《中国新闻周刊》在此前对一位留神峪煤矿矿工的采访中了解到,他所在的作业区域并未标注在煤矿图纸上,属于隐蔽工作面作业,被称为“暗面”;与之相对,经正常报批、公开作业的区域则被称为“明面”。他介绍,“暗面”长期处于隐蔽状态。遇到检查时,矿上会提前用砖和水泥将“暗面”封堵,检查结束后,再将其打开。

由于在“暗面”工作,这位矿工从未被配发定位卡——这是下井工人必须随身携带的电子标签,定位卡配合井下信号接收器使用,相关信号会传输至调度室,用于确认井下人员位置和紧急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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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起底煤矿“暗面”:假整改、假密闭、假数据、假图纸、假报告
作者:李沁桦
发表日期:2026.5.25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
主题归类:山西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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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中国应急管理报》报道,此次事故所涉的下井人员中有103人未按规范佩戴人员定位卡。另外,矿方提交的井下图纸与巷道真实面貌存在偏差,无法准确指引搜救方向。救援人员升井后反馈,井下部分地点在图纸上根本没有标注。现场指挥部只能不断增派人手,在一条条巷道中反复“过筛子”式搜救。“你们这就是‘阴阳图纸’!”现场调度指挥人员说。

“暗面”问题已成为此次事故的关注焦点。秦建林(应受访者要求为化名)长期从事煤炭开采,他对《中国新闻周刊》直言,“暗面”的问题是行业顽疾,监管部门并无识别的技术难度。在他看来,留神峪煤矿的悲剧,不仅源于非法开采,更在于对矿工生命的漠视,“矿上这些管事儿的,瞒着政府检查,现场监管不到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暗面”是一套独立系统

《中国新闻周刊》:矿企开采“暗面”的动机是什么?

秦建林:煤炭多数是上亿年形成的,不管是“明面”还是“暗面”,赋存的都是同一个煤层,开采出来的煤质量没有区别。核心的区别在于,“暗面”往往超出了矿井自身的采矿范围,属于超层越界开采。

正常的采矿相当于花钱买菜,但超层越界就像跑到别人家去拿东西,除了给工人发点工资,完全没有成本,本质上就是盗采国家资源。但这种盲目开采极其危险,因为越界到了不是自己的地盘,你根本不知道前方的采空区里存不存在积水和有害气体。

《中国新闻周刊》:工人们反映遇到检查时,会临时砌墙把“暗面”封闭起来,检查结束再打开,是否属实?

秦建林:井下的喷浆技术非常成熟,就像地面的山体绿化一样快。“暗面”的轨道运输巷道断面通常只有3米乘4米或3米乘5米,十来个平方米,用喷浆进行封闭,只需要10到20分钟就能完成。可以说,“暗面”已经形成一套独立的系统。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频繁的封堵和开启,会带来怎样的安全隐患?

秦建林:非常致命。巷道一堵上,风就进不去了,形成无风或微风状态,极易造成瓦斯积聚。而且,还要临时断电,检查结束再把电打开,这在井下叫“一风吹”。墙一打开,风瞬间涌进去,提供了充足的氧气,加上里面已经积聚的高浓度瓦斯,此时如果工人有任何违规操作产生高温火源或火花,瓦斯爆炸的三个条件瞬间凑齐,就会引发爆炸。

脱离监管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矿井都要求配备监控摄像头、人员定位卡(GPS)等设备。既然有全天候的数据监控,超100人下井且不带定位卡,这些异常是如何在系统里“隐身”的?

秦建林:按制度,工人入井必须经过检身,没带定位卡绝对不能下井。但现实是,矿上领导有可能直接放话“不用带卡了,直接下去”。如果是全覆盖的视频监控,100多人不带定位卡,一眼就能看出来异样。

为什么监管没发现?因为隐蔽工作面根本就没有铺设电话线,也没有安装视频探头。矿方只把正规大巷等“有证照的地方”的数据上传给监管部门,没视频覆盖的地方就彻底脱离了监管。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视频探头脱离监控,多开一个工作面,通风量这些硬性指标怎么办?

秦建林:全靠造假图纸来掩盖“五假五超”(即假整改、假密闭、假数据、假图纸、假报告,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超层越界、证件超期)问题。

一个矿井的设计风量上限是相对固定的,比如120万吨产能的矿井核定用9000立方米/分钟的风量上限。如果私开工作面,原本一条巷道需要的风量就会被严重分摊,导致风量不足。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相关部门对煤矿的检查频率是怎样的?通常采取什么样的检查方式?

秦建林:相关部门现在基本每周都有检查,且不限时间,采取的是“四不两直”(即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他们的车牌号录入了矿上的门禁系统,可以直接开车进矿。矿上是三班倒,早上8点半、下午4点半、夜间12点半换班,他们不会固定在哪个班次来。有时半夜也会突击检查,工作人员换了衣服就直接下井。

《中国新闻周刊》:既然检查频率高,且不打招呼、无规律地直接下井检查,专业人员难道看不出隐蔽工作面的破绽吗?

秦建林:来检查的人如果只看图纸,“明面”一切都对得上。但是,破绽其实非常明显。井下是轨道运输,地下的基本框架如何、是否有真的投入生产、巷道投入使用了多长时间,专业人员下井,一眼就能看出破绽。为了隐藏“暗面”刚铺的砖,和用了好几年的砖,你说你看不出来新旧程度的区别吗?

至于一些煤矿在临检时是否提前接到通知,我认为可能存在上下通气的现象。我觉得,有的主管部门看不看得出来,在于主观意愿。


记者:李沁桦
编辑:徐天
运营编辑:肖冉

凤凰网|“暗面”之下:山西沁源矿难调查

By: unknown
25 May 2026 at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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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暗面”之下:山西沁源矿难调查
作者:李秋涵
发表日期:2026.5.24
来源:凤凰网
主题归类:山西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山西省沁源县,留神峪煤矿。5月23日傍晚,作业现场已被拦住,你只能在矿区门口看到一道栅栏,背后封锁着中国近15年来死伤人数最多的矿难。

栅栏旁边是矿区的停车场。平日,这里停满了车。在这个方圆十里等不来一辆网约车的荒凉地界,一辆车就是工人通往外面世界的“脚”。很多人是开着车,领着老乡来矿上务工挣钱的。

此刻,空出的车位格外扎眼。5月23日,一些幸存的外地工人零零星星来到这里,取车回家。他们是幸运的,由于诸多巧合——因为没有排到事发时的“中班”(三班倒中间的那一班),因为距离事发的3号井较远,因为还没有下井——捡回了一条命。惊魂未定后,这些人和家人报了平安,开着车平平安安回家了。

而现在,剩下约1/2没被开走的车,还静静待在自己的车位上。有的车,可能再也等不到它们的车主。一天前,2026年5月22日19时29分,这个停车场所在的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截至发稿时已造成82人死亡,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

光夏的父亲,或许也是这些车再也等不来的主人之一。

他是两个月前来到留神峪煤矿工作的。爆炸发生后,光夏始终联系不上他。“我爸爸的朋友和他是一起下井的,那边(煤矿)当时有人在现场找人问了问,说是(爸爸的)定位器显示到了地面,可能获救了,但不知去向。”

在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前,担忧、恐惧、焦躁、希望交织在一起。

光夏一边打父亲电话,一边根据放出来的消息到处打听父亲的踪迹。沁源县人民医院、煤矿现场……“问了都没有他的名字,他可能被转到其他医院了,据说有的人是没有登记直接转走的。”

为了缓解焦虑,光夏反复地刷新社交平台,只要央媒的微博一弹出新的消息,她立马点进去,只要有人私信提供消息,她立刻回复……她希望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找到关于爸爸的消息。“普通人面对这些,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但这份微弱的期待没能迎来她想要的结果,23日晚上10点,村干部的一通电话,宣判了这个一家四口的破裂。

“爸爸去世了,村干部说让去沁县认领(遗体)。”

5月23日下午1点,凤凰网联系上刘玥时,她也在焦急等待父亲的回信。父亲的消息全无,这让她心急如焚。2点,她在一则疑似矿难家属寻找家人的帖子下留言,“理解你,我爸现在还没消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5点,她再次发帖,“我找不到我爸爸了”。

又过了两小时,7点,她说:“我再也没有爸爸了。”

据央视新闻消息,5月23日山西省长治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介绍,截至目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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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从多方了解到,此次爆炸位于留神峪煤矿3号井。

老徐(化名)是事发3号矿井通风科的一名工人。事故当天他上夜班,到达现场后,他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满满的全是救援人员、救护车。他一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感觉“出大事了”。工友通知他不必下井,他心中恐惧,转身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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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现场。图源:CCTV+

他所在的通风科可以说是矿井的“呼吸命脉”,负责瓦斯稀释、风量调控和灾变风流控制,直接决定井下能否安全作业。

重庆大学资源与安全学院教授、“预防煤矿瓦斯动力灾害基础研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胡千庭向凤凰网肯定了这一点,由于矿井下存在有毒有害气体,通风是必需,通风科的矿工责任重大。“正常情况下只要通风到位,是完全能够稀释有毒有害气体,让浓度降到爆炸临界值以下的,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

但提起现实中的工作,老徐叹了口气。

理论上,他需要带着便携式四合一(包含甲烷、一氧化碳、氧气浓度等)的检测仪,在井下工作,一个人管一个工作面(指井下同时进行采煤或掘进作业的独立区域)。按照《煤矿安全规程》,瓦斯浓度达到1.5%就必须停工,不能作业,断电撤人。

但规矩是规矩,现实是现实。

老徐说,掘进作业里,要接风筒,这是为了稀释瓦斯、保证通风的必要操作——在掘进过程中,巷道每向前推进一段距离,就需要在末端接上一节新风筒,以保证新鲜空气能流通。

按照安全要求,安装风筒需要掘进机停下来,花10分钟到半个小时装好再继续,但采矿工人总是打断他的安全工作,跟他说“等一等”,“他们也是害怕,(采煤的)主要工作完成不了”。遇到这种情况,他只能往上汇报,让地面上的调度负责人来协调,但即便这样,工人还是一再扭头跟他说,“等一等”。

配合稀释瓦斯浓度的作业,大家并不上心,只是到瓦斯超出1.5%,才会配合断电撤离。风筒吊挂在巷道顶部,正常情况工人可以站在掘进机机身的防护平台或履带上方临时踏板上操作,但掘进机处于“可移动”状态时,是不能站上去的,掘进机通电情况下,安装也存在风险。

这时他只能“自己想办法”,比如踩梯子去装,但如果掘进机在通电情况下,这是存在高风险的。为了跟随掘进进度同步装上接风筒,他能做的就是见缝插针找机会,“一般下班前必须得接完”。“我只能保证自己,别人的履职情况,这个东西说不准的”,老徐说,他原本不想卷入是非中,但为了下一次的防患未然,他不得不说出来。

同为3号井的员工张东也清楚,掘进作业里接风筒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为此,他和室友王强强都带着便携式瓦斯检测仪。

王强强说,年后刚来这里时,瓦斯含量很少,但在5月份,瓦斯含量越来越高,有的地方一度高出1%,这时便携式检测仪会报警,采煤机会自动断电。他们所在暗面的通风条件相对可靠。但即便如此,几个月来瓦斯含量的升高仍让他们感到不安,一开始工友介绍来干活时,“没说是高瓦斯矿”,王强强语气有些不忿。

相比于老员工老徐,他们遇到的情况更复杂。

3月刚来时,他们以为自己和其他矿工一样,在正常的采煤面工作。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入职后矿上一直没有给他们发“定位卡”。

直到4月份,队里突然通知“上面有检查,先停一下”,随后用砖墙将通向工作面的巷道临时封堵起来,从外观上完全看不出背后有作业面。“有检查的时候,我们面就封了。我们那个时候才知道,这是暗面。”张东说着笑了。

所谓“暗面”,即未在矿井图纸上标注、未向监管部门备案、不纳入产量统计的非法采煤点。检查人员到来前,会用砖块把洞口封死,不过,里面还是可以照常作业,“他们听不到的,离得远”,张东说;检查人员一走,张东们才能拆砖开门。不过,除了自己所在的这层,张东表示,并不知道3号井有多少暗面。而他和王强强都听说,二号井在事发后,被查出有两个暗面。

官方在新闻发布会上直接给出了“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初步判断。事故刚发生时,矿方连井下到底有多少人都统计不清,直到救援人员盘问才对上账:实际下井的247人中,有103人根本没有携带井下人员定位卡。

新华社记者在救援现场证实,留神峪煤矿给出的图纸与实际井下情况根本不符。井下出现残垣断壁,救援人员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一个个巷道中盲目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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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巷道。图源:C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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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现场。图源:CCTV+

暗面最大的风险之一,是工人没有配备人员定位卡。按照煤矿安全规定,每位下井人员必须携带定位卡,以便调度中心实时掌握人员位置,发生事故时精准施救。

“说句不好听的,人如果在里面出了事,人都找不到,谁也不知道。”张东直言。他们曾向领导索要定位卡,得到的答复是“还没下来,新来的工人多,等一等”。直到事故发生,他们始终没有拿到定位卡。

在暗面的工作,还有些“打游击”的感觉,5月初,他所在的“暗面”,一台采煤机的核心部件油缸损坏,需要更换,但当时因为检查来了,通往暗面的主要通道被砖墙封住,大型备件无法运入。“材料运不进来,机器用不了,我们等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张东苦笑。这期间,他们还能进入干杂活,绕行其他巷道,他在纸上向凤凰网画了一个曲折的路线图,多走10多分钟,穿过皮带巷等狭窄通道,这是笨重的设备无法通过的。

在暗面,设备老化也是一个问题。张东负责维修设备,他提到,采煤机的行走轮、电机、油泵等部件“动不动就坏”。“在其他矿,我们都有备用材料,可以调来,这个矿没有。你需要一样东西,报上去。”张东说,由于缺乏备用零件,一旦损坏便陷入漫长等待。上个月,他被动休息了8天,不是因为放假,“是因为零件进不来,机器坏了,没活干。”

最让老徐无奈的是,矿上并非没有安全培训和技术培训,但“说白了只是走形式。”

老徐之前在酒店、商场干过。他说那时的消防演练是“实打实的”,“面罩怎么戴,门怎么堵,疏散通道怎么走,都得熟悉掌握。”但在风险系数更高的煤矿公司,却没想到“执行很难”。

关于安全培训的内容,他印象中包括“三维培训”、“黑色三分钟”、“生死一瞬间”这些视频学习。他说,其实培训的时候主讲人说的也挺详细,但是问题在于,培训往往安排在下班后。

对于工人来说,高强度工作以后再去培训,精神已经松散,人都听不进去。“我们上夜班,从晚上11点上到早上八九点,下班的时候都很累,有时候培训的时候趴桌子上睡着了。”更重要的是,很多年龄大的工人文化程度不高,“你让他学,他不认识字,也很难”。

还有一点是在实际演练上,他觉得不够受重视。“虽然也有应急演练,但像我们这种三班倒的,假如说三个班里有一个班参加了,剩下两个班可能就不会遇到应急演练。”

关于瓦斯超限后如何撤离的演练,他想了想说:“没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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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没听到爆炸声,就感觉到轰的一下,有气体冲过来。”躺在病床上的李国强坐起身,用带有沁源乡音的普通话向凤凰网回忆道。5月23日夜,他正在沁源县人民医院住院部接受治疗。这一层楼,都是他的同事们。

李国强是山西长治沁源本地人。他在这个矿上干了四五年,加上以前辗转其他地方的日子,在煤矿这一行已经摸爬滚打了快二十年。

爆炸发生在3号矿,当时李国强在1号矿,离爆炸点有一定距离。他没有听见巨响,只是身体先感觉到了异样,“轰的一下”,一股气体冲过来,鼻子里涌进一阵刺鼻的、发咸的怪味。

据相关媒体报道,事发时有正在井下作业的工人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炸晕,醒来后井下能见度极低,他们班组4人顺着巷道一路摸着逃生。

李国强并不是当场被送医的。出井以后,他先是回了家,但身体一直不舒服,尤其到了晚上,鼻子难受,头也晕。实在扛不住,第二天,他自己来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是轻微一氧化碳中毒。

现在,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输液、休息。至于要休多久,“还不清楚”。

像李国强这样的情况,不是个例。他旁边病床的工友也提到,回家后出现头晕,第二天吃过饭后来到医院。直到23日下午,还有工友陆陆续续来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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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员将全部转运至三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图源:CCTV+

煤矿厂的员工宿舍就在煤矿事故地外附近,距离停车场步行不到1公里。这里,大多房门已从外面紧锁,不少人已经回家。

张东所在的宿舍,是为数不多还开着门的,五人间里,三人正在床上躺着,有的玩游戏,有的刷着最新的新闻。他们刚来了三个月,桌上还放着他们自费180元的入职体检报告。床上的被褥有些凌乱,都是入职时临时买的,被褥、雨鞋、工作服,一共花了100多块钱。

事故发生时,张东和王强强都在宿舍,原本是要上第二天的早班。正常情况下,当天的中班要到晚上11点才会回宿舍。但那天晚上9点多,中班的工友提前上来了,他俩就问啥情况,对方说:“下面瓦斯爆炸了”。

他们此刻的感觉是:侥幸,害怕。事后越想越后怕。

现在煤矿停了。张东们被困在宿舍,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三个月以来,他们还一分工资没拿到,平均每个人被欠薪两三万。

张东和王强强都表示,这是他们从业六七年以来,见过“最抠”的煤矿公司。以前在其他矿,被褥、工作服、雨鞋都是矿上配发,张东说,“到这个地方,啥也没有,全部自己买”。

现在,回山东老家,单程六七个小时车程。“你现在走也不行,不能走。你走了以后,矿上处理这个事情,你还得再来,路费又搭进去了。”张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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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宿舍|图源:李秋涵摄

郭天是3号井运输队的晚班成员,队里约30多人,年龄大都在40岁左右,年轻人比较少。他平时负责将井外的挖掘器材和井内的煤通过传送带进行输送。

由于他是晚班工人,凌晨12点上班,爆炸发生时他并不在现场。他还记得,5月22日晚上9点左右,他来到留神峪煤矿待命,“我们平日的流程是,下井前会去各自的队部开班前会,听当天的工作安排。然后回到澡堂里换上下井的工服,带上定位卡,领取自救物品比如气囊。所有这些东西都准备好,再去井口前待命。”郭天也提到,下井时每个人都会进行人脸识别,“扫一个进去一个。”

然而22日晚,他们刚到煤矿没多久就收到了班组长的通知,称今晚都不用下井,让他们都回去。直到回家,他们才知道井上出事了。

5月23日中午13时30分,距离山西沁源300公里外的家属小雪,终于拨通了在留神峪矿场爸爸的电话。在电话那头传来熟悉而疲惫的声音之前,小雪的手都是抖的。

起初她没有意识到这场灾难的残酷程度,在惨痛的死亡人数让全网沸腾的第一时间,她立刻给爸爸打去电话。他正在赶回老家的路上。他当天是晚班,事发时尚未下井,躲过一劫。

这是矿上为数不多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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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心情怎么样?说不好。

什么时候出院?也不知道。

但有一点,李国强已经做好了打算,活肯定还是要接着做的。这也是不少工人给出的答案。在沁源,干煤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也是当地难得的“高薪”工作——就公开的招聘资料显示,当地的矿工通常收入在每月8000-12000元左右。

根据天眼查,这个矿的幕后老板叫任铁柱。

李国强说,任铁柱是沁源本地的小聪峪村人,离他所在的村子不远。老板最早做焦化厂,后来兼并了这座煤矿,还涉足其他化学品生意。事故发生后,李国强也是从手机上看到消息,说涉事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煤矿的“暗面”、隐匿的非法生产线、矿井里预警已久的高瓦斯风险,很可能是老板出事的原因。

2010年,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成立,成为了沁源县煤炭产业的重要参与者,为区域能源供应提供基础原料。

在高速发展为当地提供GDP的同时,它的一些隐患也逐步显现。就长治市能源局官网显示,今年1月9日,市局已经按照规定完成了对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各生产要素信息的变更登记和建档,变更后该煤矿的生产能力为120万吨/年,井筒数量6个,瓦斯等级为高瓦——这意味着,该矿井瓦斯浓度过高,易发生爆炸。

这并不是留神峪煤矿第一次出现“高瓦斯预警”。2024年4月15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公布的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显示,该煤矿就曾因主要灾害为“高瓦斯”被纳入其中。

另据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2026年度煤矿分类名单显示,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属于B类煤矿即安全保障程度一般。

就是这样一家安全未卜、让自己命悬一线的企业,却让老徐和张东们五味杂陈。

老徐是正式工,入职就拿到了定位器。谈到这这家矿场的老板,老徐说年底会发面、发米,他觉得以自己的学历水平能有这个待遇甚至感觉老板板挺不错的”。

思来想去,老徐决定离开这行,原因是眼见伤亡人数一再攀升:从8人升到50人,再到82人……“害怕,后怕”,“一个活生生的人就那么没了,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他说,“我还很年轻,惜命”。

而入职不久的张东和王强强还在彷徨。作为没有拿到过定位卡的外包工,他们承担着最大的生命风险,但他们看得很开:“都是出来打工挣钱的,只要是钱给到就行了。”

他们的困惑在于,这几个月钱也没给到,也不知道该找谁。

除了事发第二天早上4点被通知不用上6点那个早班了,关于公司的情况,他们也只能靠刷新闻,和同事间的口口相传。

那些没有走出矿井的人,永远失去了犹豫的机会;而更多的人,已经离不开矿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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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宿舍过道|图源:李秋涵摄

小雪一家不是山西沁源本地人,在她出生的那个北方村子里,从爷爷辈开始,到父亲、伯伯这一代,几乎家家户户都靠煤矿吃饭。“村里外出务工的人,大都干这行。”小雪说。曾经,当地有一个大型煤矿集团,工资虽不高,但总算稳定。2017年,情况急转直下,工资发不下来,一拖就是一年。那年小雪正要高中毕业,大学学费成了横在一家人面前的大山。爸爸决定去外省务工。

他跑过新疆,不适应;去过贵州,被骗了,干完活拿不到钱。最后,他落脚在山西省长治县,虽然工作辛苦,但收入还不错。从此,这个北方汉子开始在异乡的矿井里,当起外包工讨生活近10年。

“这个矿工作量一直很大,”小雪说,“我爸说过,矿上不想让人休息,这是他干过的活儿里最累的一个。”小雪记得,以前在别的矿上干时,干两个月,能回家歇一两周,但在这里回来歇一周,就有人催着回去。

爸爸跟她念叨过好几次,想带家人去北京,去首都看看。“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快80了,他一直想带他们去,但为了赚钱,一直没安排上。”

“这是他们能找到最能赚钱的活了。”小雪说。一线工人,一天收入300到500元,但井下工作时长都在10小时以上,而且是干一天算一天。一个月下来,的确能拿到1万以上,但前提是放弃休息时间。

但凡在井下待过的,几乎没有不受伤的。这些年,爸爸经历过好几次事故,主要是骨折。最近一次是三年前,被评定为十级伤残。

“绝对不要再从事这个行业。”这一次后,小雪语气坚定地对爸爸说,但他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

王强强也无法下定决心离开,“活了半辈子,谁有办法还愿意干这个”。他是80后,初中没念完就出来打工。干过建筑,做过电焊,最后下了井。他上有80多岁的老父亲,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在工作了,他自己挣的钱不够花,还得他给钱,”王强强心里有些愧疚,“(自己)文凭不行,口才也不行,(对孩子)教育不到位。”

如今,在事故后的煤矿宿舍,留下的人也私下讨论着这次事故未来的死亡赔偿金。

听到这可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众人流露出释然的表情,似乎一切并不算太糟糕。但当被问及这是否也给了他们做这行的底气?张东笑了:我还是惜命。

他说完这句话,对着王强强耸了耸肩。宿舍里突然安静下来。

应对方要求,文中张东、王强强、光夏、小雪、老徐、李国强、刘玥、郭天为化名

财新|迷奸“失忆者”的罪恶产业链

By: unknown
22 May 2026 at 03:00
CDT 档案卡
标题:迷奸“失忆者”的罪恶产业链
作者:唐爱琳,陈诗雨
发表日期:2026.5.15
来源:财新
主题归类:德国版N号房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直到警察打来电话,她才意识到自己被强奸了。”德国柏林律师玛格达莱娜·格布哈德(Magdalena Gebhard)回忆道,当一名女警把照片递给自己的委托人,这名委托人才明白Tong Z.(周同)对自己做了什么。

  柏林第一地方法院的判决书记录,这名“孩子般天真且容易轻信他人”的女性,与周同通过社交网络相识,二人在自愿发生性行为后,周同让她喝下了掺有镇静催眠药物“海乐神”的葡萄酒,“像摆布人体模型一样”,对她实施迷奸并拍摄录像。在被害人的零星记忆里,只有无助和无力反抗的感觉。

  “她在社工陪同下找到我时,已经严重受惊,几乎无法正常交流。她从未想过他会做出这样的事,那只是他们最初的一两次约会。”律师格布哈德介绍,住院治疗后,这名被害人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仍有睡眠问题,对男性产生信任危机,无法接受男性医护人员的治疗,偶尔还会有惊恐发作。

  格布哈德向财新坦言,在最初代理这名被害人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背后是一系列迷奸案。“我从没处理过这样的案件。”她表示,“在法庭上出示的聊天记录和视频证据展现出对女性的轻蔑和恨意,让在场的法官、检察官、警察都感到极度震惊。”德国媒体报道称,庭审过程中有多名翻译因过于震惊而中途退出。

  2024年11月,中德警方合作破获了发生在德国针对中国女性的一系列迷奸案,43岁的主犯Dapeng Z.(张大鹏)落网。执法部门发现,张大鹏活跃于一个8人的Telegram群组,群组名为“德国高级驾校”,周同亦是群成员。他们中多数为旅居德国的华人,有留学背景,年龄多在二三十岁上下。在群组交流中,“车”用于指代女性,“油”指代迷奸药,被麻醉的女性被称为“死猪”,强奸行为则是“开车”。

  被害人大部分为华人女性,分布于德国、中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直至庭审,仍有被害人未被识别出来。

  进入2026年,这一系列案件陆续有了司法结果。张大鹏被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判处14年有期徒刑后上诉,周同被柏林第一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9个月,Zhongyi J.(蒋中懿,音)在慕尼黑地方法院被判处11年3个月,群组中唯一一名医生Zhiting S.(邵之霆)将在5月下旬于柏林法院宣判。在迷奸过程中,被告人使用了多种、大剂量的麻醉药物,审理法官认为,“被害人没有死亡,都是极其侥幸的结果。”

  该案令人联想到法国女性吉赛尔·佩利科特案。2011年至2020年间,她被当时的丈夫反复下药、迷奸,并被提供给数十名陌生人实施强奸。她的前夫被判处20年监禁,另有约50名共同被告人被判处3年至15年不等的刑期。也因此,法语中发展出一个专门术语来描述此类犯罪,即“化学控制”(soumission chimique)。

  “这并非个案。”负责审理蒋中懿案的慕尼黑法官对德国媒体表示,此次案件不过是冰山一角。财新注意到,全球各地均有类似的迷奸案件发生,在德国,仅《时代周报》就统计了5起;2025年一名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对多名女性迷奸,被判处终身监禁;中国境内也有诸多迷奸案相关判决,被告人与此次德国系列案有着类似的群聊用语、作案手法,甚至部分迷奸药物通过跨境寄递的方式,从德国发往中国境内。

  “这既不是中国现象,也不是德国或法国现象,而是全球范围内的现象。”这名法官说。

“白天的上帝,夜晚的恶魔”

  2025年夏,律师格布哈德参加了法院对周同为期数月的审理。她回忆,这名被告人始终没有强烈的情绪表达。

  财新从柏林第一地方法院获得的判决书显示,26岁的周同生于四川成都。2015年,15岁的周同被母亲送往德国参加交换生项目,学习语言并准备之后的大学学业,案发前在柏林攻读机械工程专业。

  而在周同一位高中同学眼里,周同温和友善,经常与男生一起打游戏,给大家做饭,不善言辞的他会主动开拓社交关系。不过有一次,该同学偶然间发现周同收藏有女性同学的内裤,之后不久周同便转学了。他表示:“看到新闻,我很震惊。”

  判决书记录,周同对两名女性实施了性侵犯,还偷拍了多名女性。起初他使用iPhone手机拍摄,至2023年已能够预先安装微型摄像头。2024年12月落网时,警方在他的住处搜查出了女性内衣、注射器、“海乐神”等镇静药物,以及多达2TB的视频内容。他在法庭陈述中如此解释:“沉溺于数字图像、视频和幻想中,将情感亲密与控制混为一谈。”

  在现实生活中寡言内向的周同,在网络世界中上演着一场渴望被认可的“表演”。他在Telegram上自称为“白天的上帝,夜晚的恶魔”。自2023年底,周同开始经常与位于法兰克福的张大鹏互发消息,判决书记录了部分二人的聊天内容。在聊天中周同不无吹嘘,称可以弄些酒店的白床单,“她根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表示明知大部分强奸案的被害人都不会报警,“但通常我还会给她们喂药”。

  周同还提到,他总是偷拍视频,等一两年后再拿出来威胁被害人,“她们哭着求我删掉,但压根没想过要报警”;他甚至给出迷奸同时拍摄的指导意见,“可以带上GoPro运动相机,以防你腾不出手来”。他还写道,女性在被镇静状态下的反抗,会激起他的性欲,“在做爱时她哭得那么惨,她的哀号太刺激了”。格布哈德认为,周同在聊天记录中的一些说法,有很大程度的夸张,比如他曾谎称自己强奸了一名网红女子,目的是为了在群内博取其他男性的关注。

  格布哈德坦言,“德国驾校”案中,周同的行为算不上是最残暴的。周同的辩护律师原本打算争取适用青少年刑法。在德国,18岁至21岁的被告人可经过专家论证判定是否适用青少年刑法。周同第一次作案时20岁,辩方试图将其描述成“为了赢得其他男性崇拜的不成熟行为”,但未能得到法官采纳,周同最终被判处5年9个月的有期徒刑。

主犯张大鹏

  当前述法国女性佩利科特案被媒体曝光时,张大鹏在聊天群中写道:“遇到这种行动,我真想参加。”

  现年44岁的张大鹏,是“德国驾校”系列案件的主犯之一。他的迷奸痕迹留在了德国法兰克福、哥廷根、曼海姆等地。这三座城市分属三个不同州,位于中间的法兰克福是德国的金融和交通中心,在德国西部的黑森州境内,其东北方向200公里处为哥廷根,西南方向约70公里处是曼海姆,后两者均为大学城。

  在三年多时间里,张大鹏先后作案12起,犯罪手段不断升级:从熟人圈子作案到假扮女性租房,从隐秘下药到直接用麻醉剂捂住被害人口鼻,从单一药物到“三步麻醉法”的组合使用,从独自作案到在社交群组中“传授经验”、分销药物。

  在领英页面上,张大鹏光头、戴眼镜,着西装打领带。他2002年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工程系,2005年留学德国,在图宾根大学计算机专业学习,辅修工商管理,自称精通德语、英语和中文。他的领英简介显示曾在德国多家企业的信息技术部门工作,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世界著名跑车生产商路特斯(Lotus)任职。

  “他很少喝酒,很懂得克制自己,完全看不出来会做这种事。”在朋友眼中,张大鹏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年男性,温文尔雅、热心助人、随叫随到,有着不错的人缘。他爱好摄影,还曾开过一辆MINI Cooper,车身左右贴有“警察”二字的贴纸。

  这名友人旁听了几次庭审,他向财新回忆,宣判时,法官罕见地宣读了足足一个多小时的判词,而通常这一过程只需要十几分钟。“张大鹏坐在律师旁边,像往常一样衣着整洁,但面无表情,没有任何情绪流露。”

  法兰克福地方法院的判决书显示,张大鹏存在有多种性偏好障碍,伴有恋童或恋少年倾向。2020年,他决定将自青少年时期就存在的强奸幻想付诸实现。此前,他在色情网站上观看迷奸视频,通过其中一个广告横幅,加入了一个Telegram群组,那里分享有迷奸、制作视频的指南和经验。

  据判决书,张大鹏的第一次作案是在加入Telegram群组的数月后。2021年1月,在一周时间内,他先后三次对同一女性下手。张大鹏通过网络与这名女性相识,以帮忙照看猫为由,邀请她暂住在张大鹏公寓的客房中。此时,张大鹏早已准备好了用于镇静麻醉的药物三唑仑和咪达唑仑。

  三唑仑别名“海乐神”,是一种强效镇静催眠口服药物,具有催眠、镇静、抗焦虑和松肌作用,临床常用于严重失眠的短期治疗。咪达唑仑也有类似的功能,常用于治疗失眠或外科手术时作诱导睡眠用。在中国,三唑仑以及咪达唑仑原料药和注射剂,属于被严格管控的第一类精神药品。

  在喝下混有数片三唑仑的酒后,这名女性感到困倦。张大鹏一直等到她发出沉重的呼吸声才进入客房,通过一系列触碰测试,确认被害人无反抗能力,然后开始实施性侵,并用头戴GoPro和架设好的手机、相机拍照录像。随着麻醉效用减弱,被害人反抗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大,张大鹏逃离,将拍摄内容保存在名为“第一次”的文件夹中。

  据判决书记载,几个月后张大鹏又购入了七氟烷。这款吸入性麻醉剂被广泛用于临床的麻醉诱导与维持。张大鹏想测试这款药,便伪装成入室盗窃,利用一名朋友交给其的备用钥匙,戴着面具进入朋友家中,但因朋友的妻子呼喊救命而未遂。

  2022年初,由于工作调整,张大鹏短暂到德国纽伦堡居住,他通过Airbnb寻找短期租房,也是在此时他第一次通过租房来实施迷奸。据判决书,纽伦堡房东收入微薄,独自抚养孩子,还要偿还贷款,便将三居室中的一间短租出去。张大鹏短住期间,将三唑仑与一种白色奶油混合,注射进巧克力中。这些巧克力被作为礼物送给房东。他在Telegram群组中写道:“我把它塞进了一个巧克力球里,喂给了一辆车吃,然后就毫无问题地驾驶着一匹巨大的外国马。”

  判决书记载,张大鹏曾与他人交流时表示,“最完美的情况是,她在迷醉中途醒来,这样就变成了强奸,而第二天她什么都不记得,这样你一次就能获得多种体验。”

  2023年12月,在妻子外出度假期间,张大鹏为了实现其强奸幻想,决定在个人和职业圈子之外寻找更多潜在“猎物”。为此他开始特别留意社交媒体上的租房信息。他在网络上假扮女性租客,预约看房,见面时谎称替女性朋友看房,趁房东不备时实施迷奸。判决书记录,以租房的名义,张大鹏共迷奸了4人。

  最后一次作案,张大鹏挑选了一名女性网红,事后他留下一盒紧急避孕药、两张私密部位的照片,以及一段文字:“如果您担心,可以服用紧急避孕药。我受人之托拍摄了照片和视频,如果你乖乖配合、不吵不闹,你大可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就当是一场梦。否则,你的朋友圈和整个互联网都能欣赏到这些漂亮的照片。”

  这也是张大鹏历次作案中唯一一次主动留下线索。法兰克福法院认为,张大鹏表现出自恋型人格特征,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他从未产生过自己可能被警方逮捕的担忧,“他经常感到自己优越于他人,尤其是警察”。

  多名被害人报案后,警方根据类似的作案手法,判定是一起连环强奸案。2024年9月,德国黑森州警局罕见地用中、英、德三种语言发布警情通告,提醒公众谨防一名连环强奸案犯,其有目的地寻猎年轻的中国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假扮女性身份,以寻访住房或过夜机会为由,预约见面看房,见面后实施性侵。

  判决书显示,之后中德警方协作,通过对QQ号核查,查明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曾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德方与总领馆合作的重点是预防犯罪。德国警方希望利用总领馆影响力,发动在德华人华侨提供目击或破案线索,防范此类恶性案件再次发生;总领馆认为,尽早缉拿作案凶手是消除针对在德中国女性人身威胁的关键。总领馆在进一步了解案情时发现,嫌疑人和被害人都是中国人,作案使用了微信小红书中文平台,总领馆认为,对于这一案情特点,中国警方在语言、文化、平台管理以及办案经验等方面都具有优势,能为德国警方破案提供重要协助,主动约见案件主办方推动合作。

  2024年11月,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发文称,在中德双方通力配合下,德国黑森州刑侦局会同联邦刑事警察局、法兰克福市警察局等机构联合侦破针对中国女性的强奸案。

  据判决书,警方在张大鹏工作地附近的超市停车场将其抓获,还在其住处和办公地点发现了迷奸药物和假扮女性时用的假发,以及7块硬盘,其中存储了超过17万个图像或视频文件,几乎全都是儿童色情内容,甚至包括对女童的性虐待。

  判决书显示,张大鹏案中的女性被害人,事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心理创伤。尽管表面上被害人的生活还在继续,但她们难以向身边朋友讲述这些经历,经常哭泣,有睡眠障碍,即便寻求专业治疗有时也见效甚微;有的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心理,与陌生人打交道时变得更加谨慎,会担心晚上有人闯入房间;有的持续遭受心理折磨,产生了自杀念头。她们共同的担忧是:张大鹏是否在互联网上分享了这些私密照片和视频。

  2026年2月,张大鹏案一审宣判,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判定,张大鹏犯有12起危险身体伤害罪,其中有4起与特别严重强奸罪、谋杀未遂罪并罚,3起与特别严重强奸罪并罚,另外1起与特别严重性胁迫罪并罚,另外还构成严重性胁迫罪、持有儿童色情内容罪,判处14年有期徒刑,刑满后采取保安监禁措施。目前,张大鹏已表示提起上诉。

危险的“三件套”

  2024年12月,张大鹏落网三周后,“德国驾校”群组的另一名成员,28岁的蒋中懿被捕。当警方破门而入时,一名女邻居正昏睡在他身旁。就在几个小时前,蒋中懿迷奸了她。

  28岁的蒋中懿圆脸、戴眼镜,自2026年2月起他在慕尼黑第一法院受审。根据德国《日报》描述的庭审场景,法官马库斯·科彭莱特纳让人取来案卷并宣读:“欧洲合格的全职司机,寻找一辆车”,法官略作停顿,接着提高了声音:“你在7月22日、7月26日、7月27日、7月28日,甚至在7月31日都写了同样的信息。”蒋中懿沉默不语。数月间,他在四个不同的Telegram群组中都发送了类似用暗语写就的信息“欧洲到处都是汽油”或是“寻找一辆车”。

  蒋中懿所寻找的,是可供他迷奸的女性对象,就像数月来他对自己邻居所做的一样。被害人是一名不到30岁的年轻女性,二人是上下楼邻居。截至案发,他对这名女性共实施了7次迷奸,其中一次持续时间超过3个小时。科彭莱特纳法官认为,蒋中懿的犯罪行为极其冷酷无情,并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升级。

  2026年4月,蒋中懿因构成谋杀未遂、特别严重强奸罪、危险身体伤害罪及其他罪行,被判处11年3个月的有期徒刑。

  同前两起案件类似,蒋中懿作案也始于加入Telegram相关群组。慕尼黑法院的新闻稿披露,早在2020年,蒋中懿就加入了迷奸聊天群,这距离他第一次作案有将近4年时间。财新注意到,张大鹏首次作案前,陆续加入了25个相关群组,与多达2000余名拥有类似性癖好的男性联系,交流图片视频或是经验心得。而周同的首次作案,发生在他加入群组,与张大鹏频繁交流的几个月后。

  事实上,“德国驾校”的8人群组,只是众多迷奸群组中很小的一个。德国媒体报道称,有的群组成员多达万人。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也难以说清仅德语区的迷奸群组数量,对女性被害人数量更加缺乏可靠的数据。在这些群组中,迷奸者们交流用药、作案经验,分享各自拍摄的视频图片。

  “这些犯罪者在交流中形成了一种群体动力。”谈及社交群组交流对犯罪者的犯意启发时,法兰克福的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这种动力肯定了被告人的幻想,他们在那里与其他犯罪者接触并获得赞同,进一步削弱了不法意识。”

  南方防务智库特约研究员孔艺桥撰文分析称,社交群组内的共享机制可能创造一种叠加的犯罪动机,即获得群体的认可和赞赏,这一心理与原本扭曲的欲望相互强化,使施害行为更难停止,也使施害者更难从外部看到自己行为的边界;在群组中,作案经验被迅速分享,犯罪能力被系统性提升,施害门槛被系统性降低;而当一种行为被群体定义为“正常”,当实施这种行为能够获得群体的鼓励与奖励,个体越轨的心理成本就会大幅降低。

  在实施迷奸过程中,Telegram群组还起着药物买卖渠道的作用。有时,药物买卖也通过微信完成。张大鹏曾是一个名为“客服”群组的管理员,向32名成员分销迷奸药物。据德国《日报》,蒋中懿第一次所订购的药物便由张大鹏从法兰克福寄出,伪装成小瓶化妆品。

  判决书显示,张大鹏已形成了迷奸药物“三件套”的固定组合,其中“三”或“基础”代表三唑仑,“能量(水)”指咪达唑仑,“七”指七氟烷。在分销药物之外,Telegram群组内还会交流药物使用指南,张大鹏会根据被害人的体重、酒量给出建议的药物用量。

  被指控提供用药指导的,还有一名被告人邵之霆。32岁的邵之霆是一名医学生,2021年前后赴德读博士。公开资料检索到,2025年秋,邵之霆完成在柏林夏里特医学院学业,毕业论文研究原发灶不明癌症中的细胞衰老与衰老后问题。

  柏林法院提供的案件简介显示,2019年至2021年在北京期间,邵之霆多次对一名女性实施性侵并拍摄影像。指控称,由于其具有医学专业背景,2024年居住柏林期间,邵之霆通过Telegram聊天群组,多次向群成员提供迷奸药物的用药指导,其中一名成员听从其建议后在法兰克福实施了一次迷奸。判决书显示的此次作案日期与张大鹏被控的一起迷奸案日期完全重合,当时张大鹏在群组中询问一种镇静药物的药效和作用机制。

  “这些药物仅限麻醉医生使用。”据德国《日报》,一位麻醉医学专家出庭解释了医院实施麻醉所需的条件:患者会被连接到麻醉剂吸入氧气,同时监测其呼出的二氧化碳量、心率、血氧量水平,甚至还会配备一根引流管,以防患者呕吐。这名麻醉医师反复强调,现场会有多名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确保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及时响应。他还表示,蒋中懿曾将一种混在饮料中的药物剂量超额5—10倍使用,并且混合了奶制品,这将增加麻醉期间的窒息风险。

  “被害人没有死亡,实属侥幸。”判决书写道,被害人胃中的食物或呕吐物有可能返流进入呼吸道,麻醉期间缺乏如咳嗽等保护性反射,极大可能会导致呼吸道阻塞或肺衰竭,威胁到生命。庭审现场播放的视频也显示,有被害人昏迷时能够听到一阵阵的呼哧声,经专家鉴定为舌头后坠并阻塞气道的迹象。

  “明知被害人服用药物后可能的死亡风险,被告人对这种后果持放任态度,唯一的目的就是满足自己的性欲。”这样的指控在张大鹏和蒋中懿的判决书中都反复出现,二人也因而被认定构成谋杀未遂。

  “三件套”的使用也帮助张大鹏等人数次“涉险逃脱”,不少涉案女性都是在接到警方联系后才意识到自己是被害人。判决书记录,某次迷奸中,被害人中途醒来,询问张大鹏为何赤裸着出现在自己的公寓。“我当时以为这下全完了。”张大鹏谎称丢了东西,二人甚至还聊了半小时,但被害人第二天醒来把一切都忘了。

药从何来?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环食药知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汤建彬代理过多起麻精药物滥用的案例,据他观察,近年形成的圈子中,大部分迷奸者通过境外视频网站下面的广告被引流到相关群组的交流中,圈内还会有分工,“车主”负责提供女性被害人,“代驾”指带药参与迷奸,产业链上还有负责卖药、卖视频、提供迷奸方法指导的。

  2025年初,秦皇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级警长杨骅公开撰文,对近年来多发的“网约迷奸”犯罪进行分析。他提出,“网约迷奸”是指迷奸行为人在正常活动的掩盖下,采取网络引诱或欺骗方式使被害人在不知情下服用药物,进而实施强奸。这类犯罪近年呈现出犯罪主体的多样化,涉及各地区、各职业以及各年龄段的人员,犯罪动机也出现了寻求刺激、猎奇、报复女性、变态等多种心理需求。

  杨骅将“网约迷奸”划分为多个阶段:“引流”阶段,指有迷奸犯罪需求的人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评论区或暗网链接,开始“拼车”或“打车”(分别指寻求同类人员合作、寻找受害女性),出于安全考虑,发起人会逐一审核并建立私群,或要求入群成员将“工作成绩”(迷奸犯罪过程)发布;“网约”阶段,指小型私群提供合作的空间,随着提供药品、“车主”以及提供上下游黑灰产人员的入群,发展成为迷奸犯罪的产业链生态圈,各色成员在其中交流经验、资源配置和犯罪意向;频繁作案的行为人自身积累足够资源后,会“裂变”组建起以自己为中心的新群,犯罪心理的多样化导致犯罪客体也“裂变”为相对复杂的群体。这一过程中,犯罪结伙去中心化、犯罪人员匿名化都使得案件更加复杂、隐蔽。

  这条隐秘的犯罪产业链中,最核心的环节是药物供应。在中国,根据《药用类精神药品目录》,三唑仑、GHB、咪达唑仑原料药及注射剂均被列入第一类精神药品,受到严格管制,仅在医学临床上可作为药物合法使用,一旦滥用则被视为毒品。财新梳理既有案例发现,这些被管控中的麻精药品,通过境内外多条渠道流入迷奸者的手中,其中境内渠道主要通过自制或自医院流出。

  2020年,江苏南京浦口区法院审理了一桩迷奸药制作、分销案件,9名作案人员自制迷奸药水,并以金字塔式的代理网络层层分销。判决书显示,张大伟是这条分销链条起点,他通过网络自学配方,制作含有GHB成分的原液,并以“催情水”名义对外销售,宣传其具有“催情、失忆、昏迷”效果。2018年3月至2019年8月间,他向下家共出售52次,收取毒资6.39万元。

  中游代理卢松奎从上游处购入原液,在家中兑水稀释、重新分装成每瓶10—20毫升的小瓶,再冠以“夜艳”“午夜”等十余个不同名称对外销售。同期,他还从另一上家处外购含甲基苯丙胺(即冰毒)成分的“眼药水”补充货源。

  由卢松奎为中心,又发展出两级下线,金字塔的最下层是直接接触购买者。不同层级间层层转卖,赚取差价。截至案发,中游卢松奎从中收取毒资9.45万元,他的两级下线各自获利五六万元差价。浦口区法院认定,张大伟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其余多名代理分别以贩卖毒品罪获刑,获刑3年至6年6个月不等。被告人上诉后,该案二审维持原判。

  2024年6月25日,最高检察院举办“高质效办理毒品犯罪案件 推进毒品问题综合治理”新闻发布会,会上披露,某单位职工王某于2018年至2021年,明知咪达唑仑等系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仍通过“翻墙”利用境外网络聊天工具多次购买入境,并从别处购买麻醉药品七氟烷。此后,王某伙同他人使用购买的麻精药品迷晕多名女性后实施强奸、强制猥亵,被法院以走私、贩卖毒品罪、强奸罪、强制猥亵罪判处无期徒刑。

  检察机关进一步调查发现,涉案的七氟烷来自山西某医院内部。因医院疏于管理,没有麻醉师资格证的助理医师张某多年来监守自盗,多次使用科主任的系统开具处方,通过窃取手术节余等方式夹带229瓶七氟烷。此后,张某通过网络贩卖麻精药品,使用他人身份证寄送快递,谎称无标签的药品是“洗脚药水”,骗过快递员的检视。据统计,张某共卖出七氟烷144瓶、咪达唑仑15支,非法获利12万元,被抓获时,在他家中查获的七氟烷数量甚至比医院的库存还多。张某以走私、贩卖毒品罪,职务侵占罪被判处3年1个月有期徒刑。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七氟烷尚不属于国家列管的麻精药品。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理事、内蒙古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曹春风表示,应尽快开展风险评估、推动列管。

  在汤建彬看来,近年来通过境内医院渠道获取迷奸类药物的情况有所减少,多数药品是通过跨境寄递的方式,由境外流入中国境内。他办理的最新一起涉及“三件套”案件中,药物恰来源于德国,收款人也在德国,国内仅有负责获客和统计需求的人员,销售网络遍布北京、山东、江苏等多地;药品被包装成日用品跨境寄递,每套售价约1500—2500元。相较于低廉的药品成本价而言,售卖者所得利润丰厚。

  财新梳理近三年多起涉麻精药品案件发现,买家多通过Telegram或黄色网站广告与境外卖家取得联系,有些通过加密货币USDT支付,药品从境外发货,发货地包括日本、马来西亚、德国、比利时、塞浦路斯等,部分药品被伪装成护发素、保健品等,还有的夹藏在装有画纸的信封,或隐藏在废旧遥控器内。类似的药物供应链也存在于德国,此前德国媒体曾卧底迷奸群组,发现迷奸药品被标注为“睫毛卸妆油”“头发护理液”等,从马来西亚通过快递进入德国汉堡。

  财新在一个明确宣称销售迷药和偷拍设备的Telegram群组中看到,该群组有超过1.5万人订阅。置顶消息中,管理员注明销售多款“迷药”,均为苯二氮䓬类药品(三唑仑、咪达唑仑均属此类),每粒报价在78—98人民币不等。发布者声称,这些药物自泰国发货,9—15天即可到货,“没有善后能力别买”。

  该群组多条晒单记录显示,部分买家以虚拟货币支付货款,另一部分则通过微信小程序下单,微信支付,订单信息显示为槟榔产品。在一则与买家的对话中,卖家称“小程序就是把不合规的东西通过合规的商品来收款”。作为售后,卖家会例行发布收取包裹和应对调查电话的技巧,提醒购买者每购买一单,删除一次交易和聊天记录,并提供药物用法、用量等指导。言谈中可看出卖家设有专人在国外进货,对药品进行换瓶分装,亦有背包客负责转运。此外,卖家还鼓励买家反馈药效。一则迷奸药晒单记录中,来自上海的买家自述,“因为她牙痛,我跟她说这是治牙痛的药,就直接给她吃了”,随后发出了迷奸视频。

  “互联网交易+物流寄递+电子支付”贩卖迷奸药物的案件,多次被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选为典型案例。司法机关表示,这些案例凸显了物流行业的管理漏洞。

  “市场有需求,就会有动力。”汤建彬解释,不少迷奸行为人抱侥幸心理,一方面认为药物产生的失忆作用使得被害人难以发现,即便发现也羞于报案;另一方面走私、贩卖相关麻精药物,虽然属于毒品犯罪,但因一般涉案数量较少,量刑通常为一年以下,即使有多次走私、贩卖情节的,对应的刑期也只是3—7年。更令他担忧的是,目前已出现一些GHB的前体物,尚未被作为毒品列管,但进入人体后能够自动合成GHB并发挥麻醉作用,“已经有这样的案件出现了”。

极昼工作室|一个电话号码,举报了成都四百家茶楼

20 May 2026 at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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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成都茶楼界陷入了一场“举报风暴”。数百家茶楼接连收到监管部门的告知,因泡茶服务属于“自制饮品”,他们被举报没有办理食品安全许可证,涉嫌违法经营。

举报涉及成都多个区。商户们认为,这并非来自普通消费者,而是一场针对全行业的“狩猎”——举报者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手机号。

此次风波恰逢监管新政落地的期间:4月15日,《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于全国正式施行,明确对“非生活消费目的”的索赔可不予受理。

一位茶楼老板认为,这次他们的集体维权,“也是对新政的一次大考”。

CDT 档案卡
标题:一个电话号码,举报了成都四百家茶楼
作者:周航
发表日期:2026.5.20
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主题归类:举报文化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文丨周航
编辑丨王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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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场没有预警的冰雹,涉嫌违法的消息在今年4月,密集地砸向了成都的数百位茶楼老板。

4月9日下午三点许,两位街道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出现在成华区一家茶楼,询问老板曾帅,“你们是不是有泡茶?”得到肯定回复后,他们让曾帅出示《营业执照》和《食品安全许可证》。

曾帅赶忙出示营业执照,上面经营范围写着“茶楼服务”。但他没有办《食品安全许可证》,也现场解释说,“之前也没有说过要办”。

“泡茶属于自制饮品,需要办《食品安全许可证》。”监管人员现场普法。

曾帅觉得“很懵”。开茶楼五年来,他头一次知道这回事。五年前,他去街道办窗口办营业执照,还专门咨询过,但窗口说不卖餐食就不需要办。两年前他去变更法人换证,也没人提醒。“我觉得这个事违反了我们所有人的常识,我开个茶楼肯定是要泡茶的对不对?”

这不是曾帅一个人的想法。在成都,茶馆比咖啡馆还多,官方数据里全市约有一万家。协会执行会长张涛说,老板们的普遍认识是,不提供餐食,就不需要办《食品安全许可证》。该协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在办公室看到“无证泡茶”的新闻,起初还以为是没有茶艺师一类的资格证。

曾帅回忆,监管人员语气也很无奈,说是遇上了职业打假人,透露成华区就有100多家茶楼被举报,而全市有400多家。但监管人员说,最好跟对方(投诉举报者)沟通撤销投诉,否则可能会面临5到10万的罚款。

成华区是这次风暴中的重灾区。和曾帅差不多同时,4月9日下午,另一个街道的茶楼老板王晓月,也接到了属地市场监管所的电话,说被职业打假人给举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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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月茶楼被举报的内容。讲述者供图

王晓月自认平日小心翼翼,过去公安、消防上门检查,都没出过问题。她也记得,三年前去街道窗口办营业执照,顺便问过要不要办《食品安全许可证》,得到回复是“没有餐食就不需要”,而办证要去区里的服务窗口,她也没再琢磨。

(注:2015年施行的《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将“自制饮品制售”列为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2023年修订的新办法则明确,“拍黄瓜”“泡茶”等低风险简单制售可简化审查。)

王晓月觉得挺委屈,“我们茶馆就泡个茶,能给大家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伤害?不外乎就是有些老板用的是自来水,好的老板会用纯净水和过滤水。”

电话里,工作人员让王晓月自己去所里看材料,也建议尽快和投诉人协调撤诉,“罚款会轻一些”。

王晓月慌了,这天下午,她就拨通了投诉人的电话。对方说普通话,语气平静、老练,“语言技巧都把握得很好”。电话里,他索赔4000元,她砍到两千,再返还100元的消费金额。转账后,她加上微信,对方发来了一份按好手印的撤销投诉文档。

几天后,王晓月才去市场监管所了解具体举报内容。结果她越看越生气。除了无证泡茶,还有四条投诉举报,分别对应四件商品:一包奥利奥、一包烟、一杯夏桑菊、一罐红牛。

王晓月觉得,这些商品都来自正规渠道,对方只是在故意找法律“漏洞”敛财。她解释,茶楼没法办烟证,客人需要就会跑腿去楼下超市买,只赚个跑腿费。又比如红牛,她头一次知道红牛还有那么多种,而保健品红牛需要专门资质。

王晓月后面查到了这份消费清单,惊讶地发现,那发生在一年前,2025年4月27日。

直到几天后,王晓月加入到一个维权群,才知道自己不是唯一倒霉的人,已有上百个同行正联合起来维权。其中还有去年12月就遭受“袭击”的。让茶楼老板们尤为愤怒的是,他们发现,所有投诉都来自同一个叫王某的人,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陕西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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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商家向王某转账后,对方发来撤销投诉文件。讲述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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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王某的样子。他举报所附的消费记录,都在几个月乃至一年前,店里的监控早被自动覆盖。他目标明确,选中的都是几百平米乃至上千平米的中大规模茶楼,举报轨迹遍布多个区。在不同的茶楼,他标准化作业,买几乎一样的东西,烟、红牛,以及点一杯叫金丝皇菊的茶。有的商家还被举报WIFI没有实名认证。

对于这个勤奋的举报人,老板们掌握的信息差不多也只限于此了。他们甚至没法确定是否本人消费。

每当接到老板们的和解电话,王某会先确认店铺名字、地址,停顿片刻,像在查阅记录,再接着报出一个索赔金额。通常,他会就每一次消费索赔一千元,并要求返还消费金额,总计从2000多到4000多元不等。有老板提出过见面,被一口回绝,“几千块钱的事,我也没时间见面”。

作为谈判一部分,王某也会说,“金额可以适当让一点,但是你得说一个有诚意的金额”。

一位老板被索赔4200元。她在电话里求饶,说自己店铺小、位置偏,刚开没多久,没怎么挣钱,最多赔偿两千,但王某觉得不够,拒绝了。

另一位老板按着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教的沟通话术,想要把价格谈到最低:“老师,我们现在生意也不好做,你挣几百块钱是几百块钱,如果按政策程序走的话,你也得不到,只有上交国家了。”对方也拒绝了。她的合伙人打了市长热线,讲了来龙去脉,寄希望于不被处罚。结果属地市场监管所说,因为上级部门已经知晓情况,必须走正常的处罚流程。最终,她收到了一张5000元的罚单。

即使监管人员出面,也很难谈到更低条件。曾帅所在的片区,市场监管所给十多位老板拉了群,找大家一起开协调会。会上,有商家提出集体赔偿两三千元。后来市场监管所的人员回复,“这个人不干,要求每家可能至少1500元左右。”

有商家询问过索赔依据,王某说是食安法,至于具体条款,“现在也没空给你普法”。

曾帅参加的沟通会上,市场监管所人员也解答了商户们的疑问。比如对金丝皇菊,他们打印了《中国药典》中的菊花目录,上面只有五种,而金丝皇菊不在此列。

这意味着,这一成都茶楼普遍售卖的茶叶,不被视作国家卫健委药食同源名单里的“菊花”,不能被当食物轻易入口。曾帅记得,负责人现场还举了例子,某个东西在广东能吃,但是在内陆就会被判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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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茶楼老板被投诉举报的内容。讲述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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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商家就“金丝皇菊茶”提出合规来源。

王某也从不主动给商家打电话,只是隐身在举报材料背后。金牛区的茶楼老板勇哥在4月初和对方谈崩金额后,没再联系王某,对方也没打来电话。只有属地市场监管所多次打来电话询问和解进展。

开茶楼是勇哥第一次做生意,在这之前,他都不知道“职业打假人”的存在。但他本能地觉得,对方是在敲诈勒索。当着监管人员面,他说宁愿把这个钱交给国家,但听到如果立案罚款可能得要几万块,他也沉默了。

对勇哥来说,两三千块“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数字”。如果早三四年,他可能也懒得纠缠,直接给钱了事,“就当打麻将输掉了”。但这几年生意艰难,他内心很难接受给这笔钱,想着能拖就拖,说不定就能糊弄过去。

在成都,茶楼生意的变化如此明显。勇哥说,五年前他的茶楼开业,40多个包间,周末总能坐满打麻将的人。但疫情过后的几年,客人一年比一年少。如今他已经砍掉一半包间,分租了三四平米店面出去。即使如此,上座率也不如以前,“疫情第二年,三楼包间一大半都用不上了”。连人们打麻将的金额也变小了,“之前有打50、100块的,现在基本看不到了,最多打10块5块的。”

“贷款了一百多万,搞到现在还有50万没还。”他语气低沉地说。

在成都,茶楼是典型的经济的毛细血管。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执行会长张涛说,行业一直有四六开的说法,有一半的商家其实并不挣钱,“说白一点解决了就业问题,但对国家的税收贡献率并不高。”

当“无证泡茶”的舆论发酵后,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也积极参与了进来。他们在公众号发文提醒商家注重合规,也倡议同行,“拒绝私了妥协,依法维护合法权益”。

憋屈、愤怒,这是茶楼老板们的普遍情绪。曾帅加入的一个维权群现在有160多人,其中不乏没被举报的商家。出于义愤,他们也表态,如果打官司,愿意分摊律师费。

过去一段时间,曾帅在维权上投入了不少时间。他在网上私信评论区里的老板入群,也不停学习各种法律条款,多次找监管部门沟通。

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说,自己不是为了两三千块钱,而是咽不下这口气。

疫情期间,曾帅待了十多年的房地产公司解散了,他拿到赔偿金,从朋友手中盘下茶楼,原本指着下半辈子靠它养家糊口。

“这两年没赚到钱,现在还要被敲几千块钱,谁心里过得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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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整理的这次被举报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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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看,这场波及数百家茶楼的举报集中在4月前后爆发,或许不是偶然。如果再晚一点,这些举报投诉很可能直接被官方“拒之门外”。

4月15日,《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在全国开始实施。新规的一大核心,便是明确“非生活消费目的”的索赔,监管部门可不予受理。

这也是商家们最初想要援引保护自己的条款。4月13日,街道市场监管所组织的协调会上,曾帅当面提起这条规则,但得到的回复是,“这些投诉举报发生在4月15日之前”。

值得一提的是,新规的背后,是过去几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接到的投诉举报数量的激增。这或许也可以解答成都茶楼商家的困惑,为什么一些基层监管部门会积极促进和解?

东部某县市场监管局的法规科负责人陈寞说,如果对处理结果不满、利益诉求未得到满足,这些职业打假人还会发起行政复议。有的还会用上各种手段,信访、找纪委举报、找司法局申请执法监督等等。

在陈寞所在的县,疫情过后,每年接到的行政复议件,从以前的每年数十件,猛增到现在的两三百件。平均每一件,需要两三个工作人员处理两三天。最近三四年,陈寞几乎天天和同事加班,还经常忙不过来,需要一线的同事配合。

“如果是实质性的打假,我们是支持的,还会发放奖励金。”陈寞说,“但现在我们碰到九成以上,都是抓到一个小问题无限维权,而法律条款有时确实与基层的实践有脱节”。

陈寞所在的县属于东部相对发达地区,多年来已经形成一套和职业打假群体打交道的标准流程。据她介绍,现在当地一般是这样做的:接到投诉举报,该核查核查,如果确实违法,该定性定性,“再看看能不能符合轻罚免罚的条件”。对商家,他们不会劝说私了,但也会提醒后续可能被纠缠的代价。

经验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具体的案子。陈寞曾过手一个案子,有人外卖下单了两个荷包蛋,商家少送了一个,作了退款处理。考虑到违规行为很轻,监管部门作了不予处理的决定。但投诉者后来起诉监管部门,一审、二审,期间也把商家追加为被告,商家忙于此事,关了三天门,反过来埋怨他们当初不建议私了,“还不如当时赔一千块钱算了。”

事实上,陈寞说,如果涉及违法事实,即使撤销投诉,监管部门也需要做出处理。不过相对来说,那样会好处理得多,“不一定要走立案程序,符合免罚条件的直接可以不予立案”。

陈寞也关注到了成都茶楼事件,在她看来,王某在茶楼高频率的购买行为,属于典型的“非生活消费需求”,按照新规可以不予受理。事实上,在新规正式施行前,陈寞所在的市场监管局近年已经参照规定,开始拒绝受理此类投诉。

在成都,新旧法规交替的缝隙中,成都茶楼老板们,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基层监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希望争取到“首违不罚”。

在舆论发酵下,转机也出现了。四川省级媒体报道了该事件后,4月28日晚,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回应媒体称,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条件的商家将予以“首违不罚”。

但事情也一波三折。五一假期后,还有茶楼老板接到属地市场监管所的电话,询问为何还没有和解。或许是因为处理期限的到来,这通电话里,基层干部的语气比之前更急促。

在一段时间里,曾帅都觉得提心吊胆,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免于处罚。直到他去市局,听一位负责人当面说,“只要积极配合整改的都没问题”,才算彻底安心。这位负责人还说,相关文件其实早就下发,但可能一些基层干部没有领会到文件精神。

对另一些茶馆老板而言,事情则还没有结束。5月15日,王晓月联合另外九位给王某转账的茶楼老板,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而此前收到5000元罚单的老板,也在考虑提起行政复议,希望能要回这笔钱。毕竟,5000元也不是小数字,够她付一个员工的月工资了。

和很多同行一样,曾帅早就已经申请办理《食品安全许可证》,目前还在等待审核。这并不是一个太复杂的过程。相比之下,他真正担心的还是生意,“关键是现在不能养家糊口”。

(文中茶楼老板等均作化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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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D –

大象新闻|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取、出售公民公积金信息500多万条,四川警方通报

19 May 2026 at 19:47

近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破获一起利用工作便利条件,非法买卖公民公积金信息案件,犯罪嫌疑人王某等10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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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犯罪嫌疑人王某曾任职于某信息技术公司,利用维护公积金相关系统的便利条件,非法获取了一批公民的公积金缴存信息,并通过社交网络向贷款中介、理财公司兜售,宣称 “信息真实、可核验、可精准定位客户资质”。

经进一步查证,王某等人累计向他人出售公民公积金信息500余万条。

经审讯,王某对其非法获取并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王某等人因非法获取和买卖公民个人信息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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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关于连续两篇文章被删除的说明
作者:大象新闻
发表日期:2026.5.19
来源:微信公众号-大象新闻
主题归类:个人隐私
CDS收藏:公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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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公积金信息一旦泄露或被非法买卖,极易被不法分子用于精准电信诈骗、套路贷、虚假征信包装等违法犯罪活动,对公民的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造成严重威胁。

网警普法

0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提供公民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即属于“情节严重”;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果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公民公积金账户信息,属于受法律严格保护的公民财产信息和敏感个人信息,非法获取、买卖、提供此类信息的行为,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请妥善保管个人公积金账户信息,切勿随意泄露或交由他人使用,发现非法买卖公民信息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三联生活周刊|顶刊翻车、杰青院长接连被查:一个退学博士掀起的学术打假风暴

18 May 2026 at 20:46

从4月中旬“打响第一枪”开始,截至目前,自媒体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已经接连举报5名高校教授团队的学术论文涉嫌造假,涉及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等诸多高校。

被网友戏称为“学术圈最严厉的父亲”的耿同学,本硕毕业于吉林大学,博士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专业,去年5月,读到博士5年级的他选择了退学,全职做科普博主。

这场打假风暴因何而起?这些造假,是如何被发现的?

以下是耿同学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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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顶刊翻车、杰青院长接连被查:一个退学博士掀起的学术打假风暴
作者:王怡然
发表日期:2026.5.18
来源: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
主题归类:造假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一场意外

发现第一篇造假论文,其实算得上是一场意外。

我从2019年开始做科普自媒体博主,做内容的时候,有些领域我也没那么了解,就会联系咨询一些研究相关专业的同学,时间久了,其中有些人就成了朋友,经常会聊聊学术上的问题。有一天,有个朋友发来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在《自然》(Nature)发表的一篇论文,说里面有些数据像等差数列一样,很怪异,又聊到其实半年前就有人质疑过这篇论文了,不过只有学术圈小范围的讨论,没什么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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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耿同学讲故事)

我看了一遍论文,觉得确实不太对,自己也好奇,就深挖了一下,结果发现了更多的问题。比如8列数据中,第4列加0.3可以完全得到第3列数据,第4列和第8列也有清晰的加减关系;大部分数据都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少数突然变成小数点后两位,而且末位数字都是一样的,要么全是4要么全是5;甚至有两列数据,末位数字全是5。这明显不符合实验室自然数据生成的规律。

所以我当时很肯定这个论文有问题,当即做了视频发出来,没想到火了。我的质疑没有错,5月6日,同济大学就通报了,论文存在数据没有客观计数、图片误用等问题。

我之前也做过打假的视频,依据都是一些公开现象,比如本科生一年发了40多篇sci、论文结论是“益生菌产品可以解酒”这种。在今年之前,我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还能从论文原始数据下手。

一方面,以我正常人的思维去理解,根本想不到有人能假成这样;另一方面,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隐蔽性。原始数据不是放在论文正文里的,而是单独的Excel表格,需要单独下载。

我是学生物专业的,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科研,读到了博五,都极少会去下载原始数据。只有一种情况,老师说这个论文很好,要求你不止要看论文的主要内容,还要把整个论文里的实验方法都给学了。那我就得把原始数据下下来,按照论文的方法去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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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耿同学讲故事)

而且,一般只有好的期刊,一区二区那种,才会强制要求上传原始数据。所以,看起来现在我打假打的都是知名学者,但这不是我有意为之,是因为只有他们的造假能被发现。这些“特别优秀”的论文,老师会让学生去当榜样论文学习。看这些论文的人群足够大,问题被发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我本来以为,打假这一篇就到此为止了,但因为这个视频火了,有很多网友给我投稿各种各样的论文,说觉得它们原始数据有问题,让我帮着看看。所以后面发的几个打假视频,其实都是网友的投稿,我再筛选分析一遍。

这些论文都是生物医学领域的,一是我对这个领域比较了解,另一个原因是,这个领域的造假相对好分辨一些。生物医学做实验比较多,很多零散的数据需要动手去记录,数据量相对有限,而且数据通常是一个系列的,你通过纸面看出数据不对,可以反推实验室操作有问题。但像计算机这种领域,数据量庞大,数据大部分是机器自动生成的,如果你不去实验室看源代码,光看论文和原始数据,无论如何也判断不出是不是有人在造假。

不过,“打假”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一篇论文的原始数据有很多,它肯定不会从头到尾都有很明显的问题,那种假也轮不到我来打。

有些人看了我的打假视频,觉得这些论文“一眼假”。其实,那是因为我用大众能理解的语言拆解分析了论文,单把原始数据放在你面前,你几乎是不可能看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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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同学用大众能理解的语言拆解分析了论文(图源:@耿同学讲故事)

我分析一个论文的数据,也得花三四个小时过一遍。觉得它不对劲的话,我就把这些数据拿出来,去找我的一个朋友,用他公司开发的软件“跑”一遍,这样才能确认问题到底是什么。有的数据,软件告诉我它们是等差数列,我还得看半天才明白,因为它不是“完美”的等差数列。有的数据,是写论文的人把某个数乘个1.05、1.06的得出来的。尽管我算是“专业人士”,我也没法用肉眼就看出来问题在哪,需要借助计算机软件等算力。也正是基于这些时间和资源成本,我是不可能看到一篇论文就深究的。

薛定谔的数据

做学术这些年,我看过不少觉得有假的论文。我接的打假投稿也很多,其中有疑点的不少。真被我拎出来的论文不能说是是冰山一角,只能说是九牛一毛。说实话,在我们这个领域,如果数据编得像一点,根本发现不了。但凡一篇论文不能被“锤死”造假,只要作者还有空间反驳我,我都不会发视频举报。他们可能用来反驳我的理由我都知道,他们能不知道吗?

比如最常见的理由:图片误用。在一个大图里面有好几个小图是重复的,而且不是那种全篇重复,是部分重复。如果真的不小心用错图,通常是复制粘贴,图的大小和位置都不会发生改变,不会有自己操作的痕迹。但是当这些都发生改变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作者是故意把那张图挪一个位置,做一个旋转或者拉伸放大,让它看起来和之前的不一样,假装是不同实验做出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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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耿同学讲故事)

这事儿严不严重,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专业是通过做大量操作性实验来获取数据,记录每次实验数据,最后得出结论。文章中需要附上实验的图片和数据表格,来展示结论得出的过程。但生物学研究和数学、物理这些学科不一样的是,它变量很多,比如实验小鼠的体重、状态,实验室的温度等等,不可控因素也很多,一点改变就可能直接影响结果。所以,图片是怎么来的、数据是否真实客观,这些都很难去核查。

反正现实情况是,如果你因为论文中图片重复被别人质疑了,你说是图片误用,就没人能把你怎么地。补上一张“正确”的图片一点也不难,提出问题,当天就能补上,小鼠、细胞的照片都长一个样,你也不知道这是几年前的照片,还是这个论文实验时的照片,修补成本相当低。

在生物医学圈,真实性充满争议的研究其实不少见。举个例子,由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耿美玉团队宣称他们研发的药物“GV-971”能治疗阿尔兹海默病,论文还发在一个权威学术期刊《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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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美玉论文截图

这个药的上市就引发了一场学术纷争。前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曾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多篇文章,质疑这篇论文和药效,说“耿美玉的971是真药的可能性,小于她是中国爱因斯坦的可能性”。学术界有相当多的质疑,比如GV-971Ⅲ期临床有效药物组与安慰剂组在前34周的差值一直维持在0.6分左右,但从第34周开始,安慰剂组突然出现断崖式下滑,从1.5分跌至0.16分。在34-36周仅仅两周内,有效药物组与安慰剂组差值从0.69分扩大至2.54分。

饶毅就公开表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研究人员告知安慰剂组病人,他们吃的是安慰剂,涉及实验期间造假。但问题是,饶毅的这个怀疑没有办法得到验证。像这样的质疑最后都只能变成一场“争议”。

就算你做了一遍他的实验,得不出他的数据,你也无法确认,这是因为对方的实验数据有问题,还是因为温度湿度、实验室环境、小鼠健康情况影响实验结果。

我读研的时候有一个师兄,他当时需要做一个实验叫流式细胞术,他都没做过,怎么做都是我教他的,做流式那些管子还是我给他的。最开始,他做实验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实验结果很差。结果一个月之后,他就发了一篇很不错的论文,里面的结果很漂亮,这不符合常理。但我没法说他造假了,我没有证据。

而且,数据不造假,也可以挑选、编辑。

比如说你现在想证明山东人高还是山西人高。你想要证明的结论是山西更高,那我就从山西那边挑50个高的,山东那边挑50个低的,你想要得出什么结论都可以。我管这叫科研“秦桧法”,对我不利的,我编造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去掉它,只留下对我有利的结果,说这个结果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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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智的住院医生生活》剧照

据我所知,这么做的人有很多。我是去年5月份,读到博士5年级退学的。如果深究起来,我当年的退学,和这种风气也有关系。

那时候,我一周只有周二和周四两天可以买小鼠。送到实验室之后,小鼠需要静置一周,来适应实验室环境防止应激,然后我才能开始实验。我的药物一般都是慢药物,每天给小鼠注射药物,小鼠要培养几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才能出数据。这一遍流程,走下来最快就一个月了。

实验很苦,战线拉得很长,这种滋味外人很难理解。能考上博士的人,在求学路上,都是天之骄子。我初中的时候,三年里只有2次没考到全班第一。但生物实验失败,是家常便饭,我做20次实验最快要几个月,里面能有1次结果是我想要的,就已经不错了。不断地失败,没有任何正反馈,这种感觉太压抑了。

但要论证一个药物更有效,同样的实验我重复20次,结果其中19次是阴性,1次是阳性,这一次的结果算不算证明了它有效?理智上告诉我不算。但感性上,我做了这么多实验,拿到一个结果,你告诉我它用不了?我接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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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人生》剧照

这个时候,我可以找理由:环境不好、操作失误,说我前面19次实验失败都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就成功这一次是因为只有这次所有条件都做对了。其他几次没做成,我把数据“优化”一下不就行了吗?多少人都是这么干的。我也能拿去投期刊,看起来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件事,过不了自己心里那关。那段时间我很迷茫,心理上的压力也很大。那时,我自媒体也有一定收入了,比我毕业找份教职工作的收入还高,所以最后,我选择了退学。

失灵的监管

造假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被发现,它本来有一套监管系统,但是很多时候没有好好运行。

外部的监管不太现实。就像我前面说的,没人知道你实验数据怎么来的。收录文章的学术期刊是无法一一核验数据的,它会默认你的数据是真的,只看你的研究是否具有极强的创新性。确保数据真实,是文章作者和指导老师的事情。

在研究组织的内部其实有一个办法来规避造假,那就是重复实验。根据科学实验的规定,生物学实验要求至少重复三次,都做出同样结果,才能证明结果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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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蒙上眼》剧照

但现实操作中往往存在问题。用蒸馒头来类比:我现在发明了一种新的蒸馒头的方法,蒸出的馒头更白更软。那我怎么对外宣布这个方法好呢?我需要今天蒸一套馒头,明天蒸一套,后天再蒸一套,分三天蒸三次,每一次结果都很好。但现在的流程要求并不严格,有可能是一个人一次蒸三套馒头,对外就说我这是分三次蒸出来的。更过激的,他去外面买三套好馒头,也没人知道。

你可以看出这个流程里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个人参与,没有人负责监督他,他说什么就是什么,造假的空间就无限大。我认为,应该强制由三个不同的人来做同一个实验。造假是有风险的,同一个课题组,三个人一起商量好来造假的可能性不大。

再者,如果导师对学生的结果定期进行跟踪,哪怕是“抽查”,一个月只重复一次,都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我知道有一些课题组,是有这样重复实验的习惯的。但有很多课题组,老师懒得管这么多,都是把一个活儿派下去,一个学生全权负责,到时候交上来一个东西就了事。这样,就算有造假,导师可能也很难一眼看出什么问题。

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我上学时更极端的老师——一学期每周只有一节课,他会集中到一两天内全部上完,把课时强行凑够。“懒”到这种程度的老师,不愿意在教学和研究上多花功夫,自然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去把关学生的实验。我“打假”的这些论文,如果说这些老师“冤枉”,他们不参与造假,其实我是认可的。因为太多老师,自己根本不直接进实验室。他可能也没想到,学生里边会有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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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医者》剧照

但他们是完全无辜的吗?我想并不是。作为一个老师,他们应该要对经费负责,对学生负责。你适当的结合自己课题组的情况重复实验,也是保护你自己。这段时间,确实已经有很多同学跟我反映,他们的导师开始跟他们要原始数据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两天,开始有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谈的空间,看您这边有什么需求”,我也跟对方直说了,我不需要钱,我也不是为了什么利益来做这些视频的。我也有压力,家里人担心我会被打击报复,都让我不要再发了,还好,暂时我还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但这一轮打假之后,我应该不会再继续了。第一条打假视频发出来之后,我收到了超过100条打假举报,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向我举报假论文了。这么大规模的筛过一遍论文,目前能打的假,可能基本都打完了。

凤凰网|8名网贷设计者,揭秘大厂如何“吃”掉一个普通人

17 May 2026 at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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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李明,是老同学眼中“别人家的孩子”。他在重点大学读着自己梦想的心理学专业,还计划念博士。每次和父母去亲戚家吃饭,亲戚们都会夸他优秀,妈妈嘴上客气地说“哪里哪里”,但他能感受到,妈妈一直为他骄傲。

然而,没人知道,他正背着16万的网贷——债主分别是度小满、美团借钱、某打车平台的滴水贷。

这样的故事在互联网上并不罕见。但我们要说的,并不是一个年轻人沉沦网贷的故事。

李明的手机里,“诱饵”无处不在。从“先用后付”到“默认白条或月付”,再到“优惠券引流”,各大App将网贷入口藏进日常场景里。背后巨头们早已瓜分好领地:据艾瑞咨询,蚂蚁、字节、京东、度小满、美团五家平台,在2024年垄断了近八成的互联网借贷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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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8名网贷设计者,揭秘大厂如何“吃”掉一个普通人
作者:李秋涵
发表日期:2026.5.8
来源:微信公众号“凤凰网”
主题归类:时代的一粒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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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大网里,站满了负债前行的年轻人。尼尔森曾调研,中国年轻人信贷渗透率达86.6%。其中,互联网分期产品以60.9%的使用率,远超信用卡的45.5%,成为年轻人首选。许多中国年轻人第一次接触到信用消费,就是在购物、外卖、打车、短视频这些日常App的支付页面里。

即便深谙心理学,李明也低估了这套系统的威力。它历经严密的法务审核,披着合规的外衣,贷款利率不超过年化24%的红线、协议看似透明,连广告都显得“温情脉脉”,海报上写着“伴您幸福出发”。它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生活各处,精准捕捉每一次消费冲动,让人难以挣脱。

这一切究竟如何做到的?凤凰网接触了8名网贷产品设计者,6名来自大厂,2名来自网贷头部公司,他们细致解码了一个合法“围猎”人性、为欲望“量身定制”的互联网贷款世界。

当借钱已经“成瘾”,李明们早已分不清哪些原始欲望源于自己,哪些只是被精心喂养出来的条件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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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就试一下?”李明的好奇心和需要钱的紧迫感,终于压倒了理智。

贷款流程比他想象中更顺滑:填姓名、上传身份证正反面、人脸识别、同意调取征信报告。只是在填收入时,他顿了顿,按生活费选了“2000-3000元”一项。

不到一分钟,屏幕闪烁,贷款额度发放,给到他的是43500元。

他紧绷的神经瞬间松弛了下来,这个巨额数字让他感到惊喜。他以前只从父母或电视剧里听说过“贷款”这个词,总觉得那是一件“大事”,要有抵押物,金额也大,一贷就是十万。现在,几乎不需要任何条件,只要点一个按钮进去,它就会告诉你:能给你这么多钱。

每当还款日逼近,焦虑总会将李明拽回到那个下午。

那是2023年5月,大四毕业季的一个午后,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躁动。聚餐、告别旅行,不到半个月,李明就花光了两千元生活费。他已经红着脸向家里要了一千块,勉强苟到月底。就在这时,同学发来邀约:去看音乐节吗?门票400块。“我没钱”,这三个字卡在他年轻又自尊的喉咙里,没说出口。

宿舍安静极了,只有他一个人,他的视线落在手机屏幕上那行字:“查看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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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个月前,他随手打开百度App,开屏“度小满”的借贷广告一闪而过。如今,他再次百无聊赖地点开百度,在App右下角“我的”一栏,看到“度小满”,一个念头醒来。“给我的额度会是多少钱?”在李明想要借钱的时候,这种好奇心变得更加强烈。

这已经是他和网贷的第三次“对阵”。

2019年,读大一的李明第一次接触花呗,成为当年支付宝号称的5亿信贷用户之一,一个月透支了1000多元。紧接着疫情封控,他被困在家,外卖和网购都停了,没了向父母要钱的借口,人生第一次“逾期”。解封返校后,他拿到生活费立刻还清钱,决绝地关掉花呗,再没用过。

2022年,他大三。一次寻常的外卖消费里,美团将“月付”设为默认支付方式,他没留意就完成了付款,弹窗随即出现,告知他开通了这项信贷产品。这是他最常遇到的网贷入口,抖音月付、京东白条莫不如此,把信贷产品设为默认支付方式,他每次都得留神别点错。

他点外卖不多,每个月只是两三百元的额度,但怕养成超前消费习惯,两三个月后便关闭了美团月付。

但李明不知道的是,为了让他这样的用户心甘情愿地交出那一记点击——按下“查看额度”这个登录按钮,2000公里外的张洋,曾在互联网大厂的格子间里,死磕半年。

张洋比李明年长10多岁。这位大厂网贷业务的产品经理,爱琢磨文学和心理学,还顺手考下了心理咨询师证。他的日常工作,就是通过调整网贷产品的页面,在毫秒之间和用户的犹豫心理做博弈。

较量,从李明进入产品页面的那一刻开始。

“登录”是流失率最高的一环,张洋说80%的用户会在这里放弃。而他们获得的这些新人,每一个都是花了约500元广告费才拉来的。为了留住他们,团队得想尽办法。

“登录”“立即登录”“试试看”“快速查额”,“能想到的词全整上去了。”张洋笑着摇头,他电脑里全是测试文档。用户打开App看到的第一屏,他半个月试了上百种样式,二三十个版本同时比拼——这些只有一两处细微差别的页面,同步推给两三千个像李明一样的小白用户:有人看到“试试看”,有人看到“查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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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张洋坐在电脑前,像盯着股票大盘一样,盯着那条用户点击率曲线。最终,“查看额度”四个字,在所有版本中胜出。改动刚上线时,用户点击该按钮登录的比例,涨了7%。

这藏着心理学的门道。他语气里带着几分得意,解释说,用“查看额度”替代“登录”二字,悄悄干了两件事:第一,让用户清楚下一步要干什么,消除未知;第二,降低决策成本,勾起一个人对自己身价有多少的好奇心。

为了让这个“诱惑”更有吸引力,张洋们连文字背景色都测试了红、白、蓝三版,最终蓝色胜出。颜色微调带来的用户转化率提升,最多0.1%,但在百万级用户面前,那就意味着多出1000个李明。每人贷1万,按3%的利润率,轻松多赚30万。张洋笑称,“这足够老板请全团队喝奶茶了”。

而这仅仅是一环。以前登录App,又输手机号,又等验证码,这三秒钟的空白,足以让一个犹豫的人退出。现在,部分网贷平台直接和三大通信运营商合作,实现一键免密登录,让用户跳过了那段纠结的时间。

这一套思路的核心很简单,优化信息展示,简化流程,让人更顺手地完成动作。如此“妙招”很快成了行业默契,类似的按钮在各大平台流行。

于是,当李明在那个闷热的下午,随手点下那个蓝色按钮时,他觉得自己只是在“看个数字”,至于数字背后还跟着什么,他还来不及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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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手机一震,1000元入账银行卡,前后不到五分钟。银行通知短信弹出的那一刻,李明心头掠过一丝意外的惊喜:太快了。

他完全不懂什么是年化利率,即便这数字超过了20%。他只会算最简单的账:43500块的额度,他只取了1000,分12期还,每个月还一百来块。在他每月2000块的生活费面前,这不过是少吃几顿外卖。

但换来的是即时的、巨大的快感。他立即有钱买音乐节门票了,音浪让他酣畅淋漓,散场后吃夜宵,买单时也不需要迟疑。

但该来的总会来的。从2023年5月的那个下午开始,他的手机变得躁动不安。网贷短信和电话几乎每天涌入,度小满的弹窗也隔一两周跳出来提醒他:还有42500元的额度未使用。

彼时,他正窝在家附近的图书馆里备考研究生,手机每声震动都格外刺耳。眼见身边同学的工作陆续有了着落,考研的日子愈发难熬。一个月后,李明在度小满上借了第二笔钱,还是1000元。

至于买了什么,他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心里生出一种莫名的底气,既然有“梦想备用金”,为什么不花呢?

实际上,为了让李明多回平台转转,张洋们没少花心思。

在屏幕连接的另一端,网贷产品设计后台,李明们被算法拆成了各种标签,平台据此推送不同的内容。张洋举例,中年人刷到的是“孩子报课”“新房装修”这类刚需广告,像李明这样的年轻人,看到的则是“该给你女朋友换台iPhone了”“申请一笔梦想备用金”之类的句子,字字扎在“兜里没钱却想撑面子”的用钱软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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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戳痛处还不够,张洋们还会递上一把“优惠券”,尝试撬动那些开始对贷款感兴趣的人的心理防线。

“只要能从这个人身上赚回来,多少金额(的优惠券)都可以发。”多位在京东白条、抖音月付、度小满等大厂工作过的人告诉凤凰网,要打动用户,就得发券——5块没打动,就换成10块、15块的,一张张往上加,反复试探,直到用户心动为止,最高能发到上百元。

优惠券的花样也很多:前30天免息券、利率券、息费打折券,“来回试探,总有一个能中标的”,说这些话时,他们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聊天气。

优惠券的魔力似乎比想象中更隐蔽。

李明说,第一次看到优惠券,不会马上想用,但会在脑子里扎下根。等到哪天想花钱了,这种印象就变成了借钱的念头。尤其是后期当借贷成了生活习惯,“免息三个月”这几个字就像白捡的便宜,让他产生幻觉:借钱就是在省钱。

李明的这种心理波动,张洋并不意外,他说为了在这个阶段吸引用户,“人性七宗罪,都在用”。

发优惠券,为的是勾起“贪婪”,让人觉得不领就是吃亏。为了挑起“虚荣”,广告语告诉你“该给女朋友换台iPhone了”,是在把借贷包装成“男友力”。

还有“限时贴息”、“8000元临时额度,30天后失效”,这是在利用“损失厌恶”心理,钱本不属于你,可眼看要到手的东西又没了,人就会急着想抓住。再加上“1000人已借”、“仅剩三单”的提示,激发从众心理,打消“借网贷不好”的顾虑。

以上这些都还算是温和的方式。

张洋介绍,平台认为最理想的,是让用户在这里借钱,又在这里把钱花了。即便平台在明面上提示用户,消费贷是不能用于投资理财的。他说,曾有小网贷公司用过一套野路子:一边用3%的低息吸引你借钱,一边鼓动你买一旁年化收益10%的高风险基金,利息和收益相抵,看起来能轻松赚七八个点。好多人不懂,真就买了。结果基金跌了,借的钱也还不上,两头被坑。

他还说,互联网大厂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它们只在借钱页面塞理财广告、发消费优惠券。比如度小满在可借额度下,一度推荐着“精选理财”产品;美团借钱在可用额度下,则是推荐酒店提前订优惠券,“更隐蔽的做法是,等用户借完钱,再通过电话、短信的方式推荐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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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团和度小满的借贷页面上,一度分别有酒店提前订优惠券、理财产品推荐

李明不懂理财,只想痛快消费。有一次,他打开淘宝,一口气买了三张CD和三张黑胶唱片,花了2000块。喜欢的乐队来到他的城市演出,他毫不犹豫买了票。这些精致的生活全晒在朋友圈里,喂养着虚荣心。借贷的频率越来越高,从两个月一次变成半个月一次,再到两三天一次。

偶尔,他会心虚:是不是花得太凶了?手机上的每条广告都像是在暗示,那是触手可及的自由,他停不下来。

4个月后,李明累计借下了2万元的网贷,分12期还。在度小满上,月还款从起初的100元涨到2000多元。对于一个闭门备考、毫无经济来源的人来说,这笔钱成了每个月的“催命符”,每当临近还款日,他就焦虑得睡不着觉,满脑子都是“还不上怎么办?”找朋友借?太难开口,欠人情不说,关键是他不愿跟任何人提起自己借了网贷。

“出路”早已主动找上了门。他的手机早已成为各路贷款App的广告聚集地,“借另一个平台的来还?”这个念头冒出来时,他觉得自己还挺聪明的。其中“安逸花”的轰炸最为密集。他翻了一圈小红书,看到号称“平台大、放款快”,顺手下载了。第一笔借出2000元,转手填进了度小满的负债里。接着是美团借钱、百姓银行等四个平台,拆东墙补西墙。

到这里,消费贷的用途已经超出了消费,即便平台在一些广告和条款中提到“不可用于还款”,李明还是彻底陷进了“以贷养贷”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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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金融行业人士曾描述过这种普遍现象:很多存量网贷并非用于扩大消费,而是在为借款人的现金流“续命”,维持债务链条不断裂,特别是灵活就业者、失业人群以及小生意经营失败者。

艾瑞咨询的一篇报告也显示,基于对5285人的调研,借新还旧和大额消费用户是网贷产品的深度用户。

李明也成了这样的深度用户。他用精神分析里的“三重人格结构”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模式:现实中,他被超我(道德约束)约束着,进入网贷世界,他感受到一种主宰自己的自由。可很快,欲望反客为主,本我(原始欲望)控制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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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借网贷一年后,那是李明人生中最黑暗的夏天。

考研落榜,负债滚雪球到9万,他翻遍短信里所有的网贷广告链接,等来的全是拒绝。他晚上睡不着觉,翻到临近还款的短信提醒,想到了轻生。

他想给爸妈和最好的朋友写遗书,坦白自己欠了网贷,“其实我并不是你们心中那个很棒的人”。

眼看第二天就要逾期,辗转再三,李明还是告诉了父母。没有预想中的暴风骤雨,他们只是让他一五一十地讲清楚欠债情况。接着,他白天做兼职赚钱,晚上二战考研,全家人每月一起还债6000元。2025年3月,李明考研上岸,还清了最后一笔欠款,卸载了所有网贷App。

他曾以为,到这里,前方就是锦绣前程了。

然而,6个月后,他的负债总额滚成了16万。

对于一个靠“借来的钱”轻易获得过快感的人来说,欲望没那么容易消失。他生活的网络世界没有发生变化——网贷广告包围着他。

学习累了,刷刷小红书,一眼瞥到贷款广告的帖子。做完兼职的下班路上,玩会儿微信小程序游戏,角色复活需要看广告,也是网贷广告。他甚至有一种感觉,会不会是因为按时还完了钱,反倒被系统识别成了优质用户,网贷广告来得更凶了。

2025年4月,朋友提议去旅游,他想起一个月前打车,平台跳出一个弹窗:“您有最高20万额度待提取”,当时没怎么在意。现在,一个念头复苏:就这一次,应个急吧。于是,他在滴滴上借了5000块钱,分12期,每月还500多块,正好是他当时工资的十分之一。

对于李明们来说,再次破戒并非孤例。

另一名25岁的年轻人有着相似的轨迹。家人刚帮他还完8万债务,第二年他又重新开始了网贷,欠下10万。他对凤凰网说,自己都感到困惑,“到底是怪我们控制不住,还是网贷太容易了?”

一位欠了100万网贷的人向凤凰网回忆,2024年一个多月里,他每天截图微信朋友圈推送的借贷广告,微粒贷、360借条、携程金融……平均每天三条,拼成一张上百张截图的长图。盯着那张图,他只觉“恨得慌”。他认为如果不是那么轻松就能借到钱,自己不会走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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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贷负债100万,1个多月时间记录下的朋友圈的贷款广告截图

网贷广告就像互联网“牛皮癣”一样,包围所有触网的普通人,而这,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首先是算法层面的“硬攻”。

冯勇强在网贷公司做广告投放,公司多数的广告费都砸进了腾讯和字节的信息流里。他把李明这类“用过网贷又不用了”的人,叫做“离线人群包”。将他们的行为特点拆解成数据标签,传给腾讯、字节一方,它们会据此“建模”——平台筛选人群的技术,用于在人海里精准地捞取相似特征的网贷潜在用户。

这个阶段,冯勇强们最核心的资源是潜在用户的手机“设备号”。之所以不是用户的手机号,是因为容易触碰保护隐私的政策红线。只要下载了任何App,前端就有机会采集到对方的手机设备号,网贷公司可以找第三方,通过手机设备号获取每一个用户在App上的行为数据,摸清楚消费和还款能力。

锁定目标后,接着是信息“轰炸”。为了让广告“饱和式渗透”,冯勇强的策略是,投放集中在早、午、晚三个高峰时段,对同一个用户,广告默认曝光达10多次。与此同时,广告语素材,“一周能迭代几十到上百个”。

其次,是社交媒体上各类帖子的“软磨硬泡”。

王清越曾是一家借贷平台的营销负责人,他通过北京一所211高校的社团,招募大学生当写手,在小红书上发图文笔记,每条15到20块钱,要求只有一条,“不要硬广,要讲故事”。

这些笔记精准锚定年轻人的物欲。比如,“买手机钱不够,先写个欠条拿走”,内容专门瞄准缺钱人的痛点。除了用学生号铺量,公司还有合作的律师,利用律师号里的专业形象,为产品赋予法律层面的可信度。王清越做过一份用户问卷,这种自媒体导流的方式,贡献了公司30%的新增借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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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清越更羡慕大厂,无需绞尽脑汁找人发帖宣传,网贷产品就能嵌入大部分消费场景中引流,而且用户天然信任:在微信充话费,微粒贷优惠券就躺在那;美团点外卖、抖音刷直播、京东购物,系统都默认勾选“白条”或“月付”。

“用户的默认支付就选京东白条,我来了后印象中就几乎没有变过”,一位曾在京东白条工作过的人士说,即便这影响用户体验,内部也没人提过要调整。

曾在先消费后付款业务线(平台月付功能)工作过的吴超东则提到,“20%的交易用户平台会默认勾选月付,下次支付方式也会默认勾选月付”。

这是因为,“一不小心”用了白条和月付的用户,正是网贷产品最馋的群体,“他们的逾期率,只有主动来借钱的用户的十分之一”,吴超东说。

他介绍,这里面藏着的门道,是平台将用户“左手倒右手”,把普通用户转为网贷用户的惯用手法。“你在抖音正刷着短视频,随手买个小东西,默认抖音月付,用了一次,总得回来还一次钱吧”。一旦进入还款页面,抖音的现金贷产品“放心借”的广告便扑面而来——金色背景,字体鲜明:“恭喜获得权益,30天借款免息”。

直到近期监管出手,花呗、白条的默认勾选和前置推荐,才将在2026年10月面临调整。

李明就是在这样的网络环境里,打个车的功夫,重新用回了网贷产品。他说,轰炸他的网贷广告很多,选择在那家打车平台借钱的原因很简单,“平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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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兽”已经放出来了。过去在度小满,李明只是一千一千地借;而此刻在打车平台上,他一万一万地借。他说自己感到害怕,可手指还是控制不住点了下去。

钱去了哪里?吃喝、旅游、买CD,还有还贷。他数了数,六七十张CD,加起来三万多块。难以解释的是,除了和晒旅游一样可以满足虚荣心,这些东西都不是他真正需要的。

但吸引他的筹码还在增加。

在打车平台上借了一个多月后,一天他在宿舍休息,突然弹出一条短信,打车平台给他的额度从8万临时提升到14万,29天后失效。他点进去一看,还真涨了,而且确实能借出来。这种“意外之喜”,还增加了几分“被平台信任的感觉”。一个多月后,临时提升额度的戏码又重演一次。这时的李明“三四天就想去借一下”。

这在大厂网贷风控经理冯月凯眼里,再正常不过。用户一旦点下征信授权,在后台系统眼中便近乎赤裸。他做风控,只要稍微“放点水”,就能把来申请贷款的人资质审核通过率从30%提升到35%,对公司来说“就是实打实的放款规模增长和利润”,这比张洋那套靠打磨用户登录页面来拉新的做法效率高多了。

在冯月凯眼中,用户的征信报告,是网贷平台有针对性调整借贷策略的“参考图”。同样是10万的额度,“你在我这儿只借3万,那家却借了10万,说明那边的利率更香。”冯月凯说,针对这种客户,平台会主动提额度、降利息,把他们吸引过来。

这也是为什么,李明经历了打车平台的两次提升额度。这个阶段,过往借过钱的度小满、美团借钱也都在向他抛来橄榄枝。

只是,提额两个月后,李明又很快变成了“弃子”。2025年9月,李明重返校园读研,断了收入,之前打车平台上的钱借不出来了。已经有过一次网贷经历,他马上意识到其他平台也借不了钱了。

冯月凯说,算法能清晰捕捉他在各大平台的借贷轨迹:半年内反复在多家平台借钱,哪怕还没逾期,这本身就是危险信号。李明已经被系统视为“不再值得放款的人”。

然而,如何测算彻底收回用户贷款额度的时间点,对此类风控的核心问题,冯月凯并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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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超东以抖音、京东为例,向凤凰网解释了互联网大厂判断贷款人资质的“漏斗游戏”。

平台会优先将用使用月付功能的用户引向自家的消费信贷产品,从这个端口来的用户,贷款资质的审核通过率能高到70%,比直接主动来借钱的人高出20%。而未通过借贷资质审核的“低质用户”,按地域、资质分类,导流给第三方贷款机构——平台可以收取卖流量的费用,也可以抽取分红。更关键的是,一旦发现这些用户在第三方平台“表现良好”,按时还款,还会把他们重新“捞”回自己的网贷产品。

当一个人被压缩成“标签”后,算法如何拆解、转化乃至弃置他?凤凰网询问多位曾在京东白条、抖音月付、度小满工作过的业内人士,他们都摇头表示“说不清”。按年龄、职业、城市贴标签已经是老黄历了。如今,一切交给算法。

“我们现在用模型。”接近金融线的某大厂前中高层文青松说,真要一条条去琢磨用户行为的因果关系,效率太低,等分析完,用户的习惯早变了,而模型像个黑匣子,塞了几千个变量,至于它到底怎么算的,“很难知道”。

经过“漏斗游戏”,最初使用小额消费贷的普通人,可能在几年时间内背负巨额贷款。李明是其中之一,另一名最终欠下60万债务的90后程序员告诉凤凰网,他最初只是在2022年时用京东白条买了台2万元的电脑,分12期,每月还近2000。他月入到手2.5万,本没什么压力,可钱全攥在媳妇手里,自己只能靠玩《梦幻西游》卖点装备凑钱还款。

起初他勉强撑得住,但到了第7期,还不上了。这时,他收到推广短信,推荐他下载京东金融App,还有客服用企业微信加他,推荐使用京东金条(类似支付宝的借呗),他意识到可以用京东金条借钱来还京东白条。于是借了还,还了借,循环往复。直到有一天,点进京东金融熟悉的链接里,他被告知资质不符合,页面自动跳转到一个第三方贷款平台,那里加上担保费等利率逼近36%。

2026年1月1日,他向媳妇坦白了一切。在他深陷债务漩涡时,京东金条的客服还用企业微信向他发送着信息:“借款也可以抽奖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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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音月付下“放心借”;京东金条客服用企业微信发送借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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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有人把人生搞砸两次?”当债务再次压身,李明对自己彻底失望。

这次是16万,他不想再让父母知道。他找兼职,做水军发广告贴,一个月能赚3000,但自己每月贷款要还六七千,可他找不到更赚钱的路了。

此时他只好怪自己虚荣心太重。回想起自己大学毕业那会儿,赶上了疫情解封,工作难找,但与此同时在网上,到处是光鲜生活的“炫耀帖”,他也想过那样的生活。包围他的网贷告诉他:借吧,这是最容易的路。

隔着一层屏幕,网贷设计者们并不会逐一实际接触像李明这样的人。一个普通人的逾期率、获客成本、复借率、生命周期价值,都被量化成数字。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设计者们对一个人的债务承受能力有很清晰的认知:文青松说,一个人在平台反复使用四年,财务肯定出了问题;王清越说,一个人网贷的金额超过他年收入的二十五倍,很难翻身了。

他们在一个运转良好的系统里,完成自己被分配的任务。

为大厂工作,他们构建自己的体面生活。在明亮的地方工作,所有人都很年轻,衣着得体,步履匆匆。

为大厂工作,设计者们也感到疲惫。张洋最烦网贷产品更新上线,总得熬夜,心脏一度隐隐作痛。压力也大,把更多用户转化为网贷客户的KPI,一年就要翻一倍。他说自己腻了,也熬不动了。至于做这个职业的道德压力,是没有的,“我又不是做的色情网站”。

这些付出,最终化作了光鲜的大公司的财务数字。蚂蚁消费金融在2025年净利润31亿元,日赚约852万元。2024年,度小满一年净赚8.59亿元,一天净赚235万元,它的消费贷不良率仅为1.09%,远低于同期行业1.97%的平均水平。

“有钱不赚王八蛋。”王清越脱口而出,简而言之,这是最容易赚的生意,为什么不赚。互联网大厂天生具备做借贷产品的基因,是共识。

文青松说,但凡一家公司做大了,就要做自己的支付通道,能省下要交给微信、支付宝的通道费,构建用户从兴趣-购买-到交易的闭环,防止用户在交易环节流失。而一旦做了支付,信贷业务就顺理成章衍生——用户在这些App场景里花钱,会产生“钱不够了怎么办”的需求,让用户有更多选择,还能提升平台的交易额。

这套赚钱的逻辑在无限膨胀。黑猫投诉平台上,涉及蚂蚁金服、度小满、京东白条、美团借钱的投诉词条分别为3.2万、4.5万、8.3万和32.8万,其中大量投诉涉及催收与高利息问题。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波接着一波的最强监管,行业里原本在24%-36%利率之间的借贷空间被要求收缩,同时,互联网大厂让用户在支付时默认勾选“月付”的乱象,也被划上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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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猫投诉上,蚂蚁金服、度小满、京东白条、美团借钱的投诉

只是,包围李明的那套互联网算法系统,还在照常运转。这里,一切都是合规的,他还是掉入了深渊。

王清越看到的网贷世界是分层的。第一层是银行的用户,第二层是互联网巨头的用户,第三层是小贷公司的用户,而第四层,则是陷入深渊的高利贷用户。用户像残渣一样,在一层层的滤网中向下渗透。越往底层,“质量”越差。他曾服务的公司,做的就是第四层人的生意。

有一次工作需要,他调阅了一批用户上传的借条附件。让他意外的是,里面竟然有女孩的裸贷。坐在办公室里,他下意识地关掉了那个窗口,但画面已经烙进了脑海里:廉价出租屋的浴室背景,二十出头的女孩,长发披肩,举着身份证,眼神空洞,她借的金额,只有一千块。

“是什么让她需要这样?”这个念头一度在王清越脑子里挥之不去,他困惑着,一个本该有未来的年轻人,竟这么早就从第一层漏到了第四层。

这样的下坠故事,在人们不知道的角落里不断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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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冯勇强会对数字背后的人好奇,他看到有人为了几百块钱,宁愿承受高利率,“他们为什么还要借”。

在朋友眼中,李明还是那个博学、淡定、爱收藏唱片的“优质青年”。可只有他清楚,在精密的算法下,他透支了最后的额度,已经从“优质客户”沦为“数据尘埃”。

很长一段日子里,他把自己关进房间,随手播个视频当背景音,便开始在小红书上机械地滑动手指。屏幕上挤满了各种“歪门邪道”的解决方案,他一边告诉自己“这肯定是诈骗”,一边又忍不住点进去,万一有用呢?

他研究过成瘾机制,人一旦沉浸进去,满足感强烈时,会盖过理性,就像坐在赌场里的人,他们开始去赌场只是想玩玩。

轻生的念头曾经再次浮现在李明的脑海里。他害怕的不止是这16万还不完。他更恐惧的是,如果活着,未来还会不会再犯一样的错误。

一切都是从“查看额度”开始的。但到底是从哪一天起,他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没有人能回答他。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明、张洋、冯月凯、冯勇强、王清越、文青松、吴超东均为化名

【404视频】三联生活实验室|2026中国外卖员生存报告

By: unknown
11 May 2026 at 11:51
CDT 档案卡
标题:填入标题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发表日期:2026.4.17
来源:三联生活实验室
主题归类:外卖员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去年,我们写了一篇《北漂最新约会方式,一起送外卖》。后来想想,随着外卖行业的迅速发展,送外卖似乎成了高薪白领们的消遣,成了一份带着娱乐色彩的兼职。

但现实中的外卖行业,却并没有那么简单。

晚饭时间,位于北京北六环附近的于辛庄村,外卖员小陈终于等来了晚高峰的第一波订单。他在这一带跑了将近8年。

于辛庄村被称作北漂来京后的第一落脚点。这里有上百栋公寓,道路错综复杂,但小陈说哪条巷子通哪栋楼,他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一来单接它十个八个,我根本不用看导航。”

但这份轻车熟路,已经换不来从前的收入了。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困惑。据行业统计,全国外卖骑手数量已超过1300万。与此同时,平台配送单价却在持续走低——从早期的平均10元以上,跌至如今的3-5元。单价掉了一半,骑手数量却翻了几倍。另一个于辛庄村的外卖员说:“几十号人、上百人在抢一单,就看系统爱不爱你。”

外卖员们不明白:算法越来越聪明,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时间反而越来越长,赚钱越来越难?

由三联生活实验室自制出品的纪录片《2026中国外卖员生存报告》正逐渐揭开这些问题的答案。北京昌平于辛庄村是我们片子的第一站。我们还去了CBD,还有著名的万柳。

我们发现,留在北京的外卖员,有超过五成来自环京农村的青年,其中河北农村青年占多数。通过拍摄我们发现,对大多数外卖员来说,送外卖不是他们的选择之一,而是没有选择之后的结果。

他们都提到了相似的一句话:“我们农村年轻人,出路是很少的”。类似的句子还有:“送外卖之后我的语言能力都退化了”“钱都挣不到,还担心命呢?”

这些话给我们带来了震撼,尤其在科技发展正深刻改变人们生活的今天。今天,农村的00后们,在大城市送外卖的人,这些看似被“高科技”吸引,事实上又边缘化的人群,到底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本该解放人力的科技,正将外卖员困在更长的工时里,同时未使他们的收入有太多起色,这只是千万个急需探索的问题当中的一个。

他们有何种期待?如何看待自己和别人?怎么面对明天?我同事问:怎么连外卖员进入互联网之后,都变焦虑了?因为有许多外卖员每天不停盯着手机刷单,有人说自己“焦虑,晚上做梦都是在送外卖。”

有一位被访者对此做出了不一样的、辛辣的评价:“外卖员不是困在系统里,而是困在自己的欲望里。”

以下这支纪录片的内容我不保证全面,但绝对保证精彩。

即便媒体给出了太多高薪白领送外卖的奇观故事,但这份靠体力、低门槛、还带点危险色彩的工作,大部分时候还是属于那些“不得不干”的年轻人。

一位从河北农村来北京送外卖的年轻人说,“种地去养家已经不现实了。”

同样一位来自河北的年轻人,他中专毕业,2月份来北京,一开始做厨师,结果老板卷钱跑路,工资都没发。“后来实在没钱了,就跑外卖了。”

刚干三个多月,上个月挣了八千多,这个月眼看月底了,才刚过四千。“躺平?那不混吃等死了吗?不能啃老啊。”他父亲腰椎有问题,刚做完手术,家里没有其他收入。

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从周边省份的农村涌入城市,送外卖是他们能做的为数不多的工作之一。

曾写了《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的作者王晚说:“很多人他可能进入这个行业,也只是试试水,看赚不赚钱,不赚钱我就去别的行业里面。底层的流动性还是比较强的,但他们一直在底层流动。”

提到收入,她说:“送外卖(收入)还可以,只要你愿意付出你的健康跟你的体力。”

送外卖似乎还是一个危险的工作。片中的市民不乏对外卖员超速、闯红灯、危险驾驶的批评,你在通勤路上,也一定见到过逆行和发生交通事故的骑手。

可是外卖员们告诉我们,几乎没有不逆行的骑手,他们中甚至有人表示,当吃饭都成了问题,命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订单那个时间就摆在那呢,你不逆行怎么能按时送达?”一位年轻骑手说,“光担心安全没用,钱挣不着啊。”

一位去年骨折过的骑手回忆,自己正常骑行时,一辆汽车急刹,来了个开门杀,他直接飞了出去,肋骨断了五根,手指也断了。手里还挂着两单,站长帮忙调走了,然后自己被送进医院。

骑手们都心照不宣,“你今天出去跑了一天,回来了就是回来了。明天出去能不能回来,也不知道。”

有骑手说自己每次闯红灯都会吓一身汗,“其实内心非常恐惧”,“但送得快更重要。”更有很多骑手说,跑外卖之后情绪没法抒发,语言功能退化了,但却学会了骂人……

我们拍到了一名大学生,他被外卖员撞到,滚下了半截天桥。他说:“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被异化的阶级,他已经只剩腿了。”

即便如此,外卖这个行业依然在接纳那些被其他大门拒绝的人。

一位985毕业、做了七年全职妈妈的女性,35岁后重返职场,却发现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经验,学历用不上了,还过了35岁。”她开始送外卖。“外卖这个事,就是不论你男女老少,它都能接纳你。”

“从一个985毕业生到现在送外卖,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我觉得我能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去送外卖,很多人做不到。”

在于辛庄村的骑手租车店,老板告诉我们,来租车干外卖的,大多是刚来的、没钱的。“今年各行各业都有压力,以前上班弄电脑的,很多人都下来了。下来以后干啥?跑外卖。”

四五年以前男的多,现在女的也不少。“总结来说,还是文化低一点的,找别的工作不好找的,甚至是岁数大点的。这个门槛相对来说还要低一点。”

在更繁华的地段——北京SKP商圈,这里的单价高一些,骑手们的日子也过得好一些。他们上班前先来一杯咖啡提提神,头盔也戴着五颜六色的装饰。他们代表的,是外卖员中的少数派。

一位在SKP跑了一年的骑手说,今年过年,他舍得给自己买一件1300多的羽绒服。“干一年了,怎么着也得穿一穿吧?农村没有来钱那么多的,只能在城里拼。”

但即便在这样高档的商圈,外卖员进商场也只能走“小员工通道”。你以为骑手们会觉得难堪?事实恰恰相反。

一位骑手说:“你不让我进更好,恨不得所有的商场都不让进,你就没必要上楼了。”

还有一位骑手说得直白,“我们不在意豪宅不豪宅,我们在意的就是好送。”

以前,我们听外卖员说的最多的话可能是:“你好,你的外卖到了。”或“外卖给你放门口了。”

这次拍摄让我们听到了太多外卖员的“金句”和语言。

在他们的表述里,我们知道有外卖员发现了一家会给骑手免费加鸡蛋的面馆,于是领着认识的外卖员都来吃饭;

有人在配送蛋糕的时候,找老板多要一盒蜡烛,因为不久之后就是他的生日,“一会儿回去我就把蜡烛插在我的面条上”;

每年和家人团圆是骑手们最期待的日子,“回去一开门,爸爸回来了,(孩子说)想死你了,直接扑过来让我抱,我觉得心里可幸福了。”

我们问外卖员小陈,他现在还向往大城市吗?他说,“不向往了,单价低了,比以前累多了。明年打死我都不干了。”

但更多的外卖员,还是会年复一年,继续在系统的算法里抢单,在逆行和超时之间做选择,在三块钱一单的薄利里熬时间,继续做一个“没文化、不干不行”的人。

十八年前,我国的第一笔外卖订单在线上诞生,十几年中,很多中国人的命运齿轮都随之转动。人们对外卖褒贬不一,又爱又恨。无论如何,外卖员也同他们的车轮一起,义无反顾地塑造着一个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华人高管、名校留学生涉下药性侵:加密群聊里的“犯罪竞赛”

By: unknown
11 May 2026 at 09:40
CDT 档案卡
标题:华人高管、名校留学生涉下药性侵:加密群聊里的“犯罪竞赛”
作者:景诚
发表日期:2026.5.10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主题归类:德国版N号房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2024年,德国和中国警方联合破获了一起涉及在德中国公民的下药性侵案件,被逮捕的是43岁的中国籍男子张大鹏。后续调查中,两国执法部门进一步发现,张大鹏背后是一个作案团伙,成员分布在德国法兰克福、慕尼黑、柏林,荷兰、美国洛杉矶等地。除张大鹏外,还有蒋中懿(Zhongyi J.)、周同(Tong Z.)等5人。此外,S.之亭(音,ZhitingS.)与翁某(音,SizheWeng)等人也被指参与下药、性侵女性,两人分别被柏林和美国洛杉矶检方提起刑事诉讼。

根据德国司法部门提供的文件和简报、德媒报道以及洛杉矶警方通报,上述5人均涉嫌通过麻醉剂、镇静剂等药品使受害人失去意识,随后实施性侵。他们还通过加密社交软件“电报”(Telegram)交流作案手法,分享药物使用剂量和经验,还分享偷拍受害人失去意识、或被性侵时的影像。

“应该不是他”

2025年春天,读到在伦敦就读的中国博士生邹振豪下药强奸女性案的报道时,陈怡并没有想太多。一年后,朋友又给她转发了另一起涉嫌下药、性侵的系列案件。她看到其中一名涉案的“柏林男子”,名字很眼熟,身份信息显示他“出生于1999年,15岁时来到德国”。

陈怡立刻与朋友核对信息。两人很快通过新闻报道确认,这名“柏林男子”,是她们共同在德国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周同(Tong Zh.),“难以置信,和共友通话时,我们都语无伦次,不知道说什么”。

这是一起调查和审判已持续数年的连环强奸案——2024年底,中国籍男子张大鹏被德国警方逮捕,后被指控下药性侵多名女性。中德警方在后续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基于加密社交软件的群聊,群组成员接连出庭、被宣判,而周同是其中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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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蒋中懿(Zhongyi J.)接受庭审现场

柏林第一地方法院向本刊提供的判决书显示,周同于1999年出生于四川,出生仅几个月后父母分开,他最初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但从约两岁起被送到亲戚家居住。周同在判决书中自述,他曾受过亲人殴打、在学校期间受教师虐待。2015年,周同被母亲送往德国一所寄宿学校,因为学业表现不佳而一度辍学回国,后来又回到德国,此后多次在德国北部、东北部和南部几座城市之间搬迁,2022年9月搬到柏林。

陈怡回忆,确认自己认识的“周同”是案犯后,她几乎一晚上没有睡着。陈怡告诉本刊,她与周同相识于2022年2月,当时她在柏林留学,曾和朋友、周同一起吃过饭。

陈怡说,周同常自称“老柏林人”,对柏林很熟,主动要带她“出去放松放松”。她表示拒绝后,周同会攻击她的文科生身份,“你们文科哪那么难,论文随便写写都能过。我学理工的都没你们这么忙”。

后来,陈怡离开德国去其他国家交换,出发前,她有两箱衣服需要找寄存处,在朋友圈求助时,“周同跳了出来,表示愿意帮忙。我想只是衣服,应该问题不大”。交换期间,尽管她明确表示过自己有男友,但周同一直发消息问候、示好。

“有一次我放假回德国,他说要来接机,我拒绝了,他就自己查了航班信息,来机场蹲我,还带了一枝玫瑰花,”陈怡记得,当时周同在机场推着手推车,一直追着她,要送她回家,“好在我没带什么行李,自己跑掉了”。

交换结束回到德国后,陈怡联系周同取行李,后者表示,可以带上行李去机场接她,再将她连人带行李一起送到住处。在机场碰面后,两人商量流程,“他说他要去他老板那里一趟,让我在他车上等,如果困了的话可以睡一会儿。我拒绝了,和他说我住的是多人宿舍,周同就提出让我自己坐公共交通回去,之后会把行李箱送到我住处。我表示不便,因为洗漱用品都在箱子里。他就让我把洗漱用品拿出来,坚持要之后把箱子送到我住处。当时我很疑惑,接机不应该接的是人吗?”

两人争执不下,陈怡最后自己带着行李回家了。她说,周同的一些行为让她感觉“尴尬”,后来专门将其屏蔽。

陈怡记得,周同对自己的求学经历、所学专业含糊其辞,而且学业不忙,有时会向周围人宣传自己提供接机服务。她当时认为,在德留学生多多少少会打工补贴生活,并没有多想。加上周同相貌普通,身高大约1米7出头,种种气质都“没有攻击性”,也没有让她感到威胁。

2022年,华人李真因为合租而认识了周同。李真告诉本刊,在决定合租前,周同还在另一座城市上学,她和周同视频“面试”时对他印象还不错,“感觉他是个有点羞涩的学生,特别爱做饭,喜欢猫,是个小暖男,比较单纯善良,也很有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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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周同庭审现场

判决书显示,周同大部分空闲时间用于电脑,他的现实社交关系不多,尤其不与德国人建立友谊。他认为德语是障碍,并因语言问题经常感到被排斥。他的私人交往仅限于中国籍人士。判决书还提到,周同喜欢旅行,曾参加过团体旅行或通过网络有针对性地寻找女性旅伴。

慢慢地,李真和友人发现,周同在线上线下是“两副面孔”,线下行为举止有些局促、不自信,甚至“不敢看她”,“在公共场合碰到你,不会直接打招呼,但是事后会给你发微信,告诉你‘刚刚碰到你了’,而线上聊天就比较’亲密、暧昧’”。

后来因租房需求不同,李真没有和周同一起租房。但在此后两年里,周同比较频繁地,同时向她和她的一位女性友人张琳示好,邀约一起活动和旅行,但她们从未应约。张琳告诉本刊,当时她感觉周同“边界感有问题”,但由于周同比她们年纪小几岁,也没有多想,“在德国的华人之间一般是选择信任。在网上认识,见面后决定一起合租的情况很常见”。

团伙作案

根据柏林第一地方法院的判决书,周同最早从2019年10月起,在对方明确反对、反抗的情况下,对女性1号(受害人,以下编号仅为区分,不代表真实受害人数量)实施了性侵,并用手机拍摄了视频。同年12月,周同在旅行期间,用手机偷拍了旅伴、女性2号洗澡时的私密视频。2023年,周同利用安装在自己住所浴室里的隐藏摄像机,拍摄了女性3号洗澡时的视频。同年,他以“紧急情况”为由获取了邻居、女性4号家的备用钥匙,在其浴室里安装了秘密摄像头并拍摄视频。此外,他还在自己、其他女性或旅行期间的住所里,偷拍了多位女性的视频。

2024年,周同与一名通过网络相识的女性5号共进晚餐。判决书显示,女性5号有轻度精神障碍,心理发育未达实际年龄水平,认知和社会判断能力较弱,肢体也有轻度障碍。期间,周同通过给女性5号倒酒、投放高剂量处方安眠药,导致其昏睡、几乎失去意识,随后在女性5号无法反抗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强制性行为,并拍摄视频。

如果没有外部因素,周同的行为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被人察觉。判决书显示,多名女性直到接受警方问讯,看到警方出示的影像后,才意识到自己被性侵或被偷拍,遑论向警方报案。

2024年,德国和中国警方联合破获了一起涉及在德中国公民的下药性侵案件,被逮捕的是43岁的中国籍男子张大鹏。这年12月,德国黑森州刑事警察局提供一条线索:在对张大鹏住所进行搜查时,警方查获并分析了大量数字证据,随后发现多个和犯罪相关的“电报”(加密社交软件Telegram)群。群成员会交流自己的强奸行为、如何实施麻醉和获取麻醉药物的方法,以及对被麻醉女性实施性犯罪的经验。为展示行为,他们还会互相分享女性受害者的视频和照片。

根据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向本刊提供的一审判决书,张大鹏最初是2020年看到了迷奸女性犯罪相关视频,随后通过一个色情网站的链接加入相关群组,里面的成员在讨论迷药和性侵。2020年秋天,他第一次在网上购买迷药。到2021年1月,他开始把群里学到的“技术”付诸实践。

与此同时,张大鹏也自己建立和管理群。这些群组规模不同,有的人数众多但松散,有的人数少但联系紧密。根据判决书,张大鹏参与了25个聊天群,其中一个群人数最多时有2316名成员。他同时还是一个32人的群组管理员,该群主要用于出售麻醉药品并和“买家”交流。此外他还活跃于一个8人的小群,名叫“德国高级驾校”。正是从这个群里,警方发现了周同等人。群里8人中,5人住在德国,1人住在荷兰,还有2人在该判决书发布时未查明身份。

成员们用一些彼此听得懂的隐语来交流,其中用“3”指代安眠药三唑仑,“油/燃料”指药物,“加油”指使用药物,“车”指女性,“开车”指性行为,“司机”指实施者,“死猪/半死猪”指失去或部分失去意识的女性。

被查获的群聊里,张大鹏已将自己形容为“熟悉麻醉药使用的专家”了:他曾给群成员非常详细地解答有关使用麻醉药的建议,包括用量、投放方法、工具、场景等。他还向其他群成员出售这类药物。

群成员们也有私下交流。周同的判决书显示,在2023年11月到2024年9月期间,他和张大鹏私聊超过2000条,其中周同对张大鹏声称自己至少强奸过18名女性,还分享了自己在强奸麻醉后女性时的感受和情绪。周同告诉对方,自己将每一位受害人的影像资料都建立了单独的文件夹,这一点后来被德国警方的鉴定专家所证实。影像中的所有受害人的外貌特征均为亚洲女性。

慕尼黑地方法院向本刊提供的起诉书显示,群成员、中国留学生蒋中懿也是张大鹏的“学员”之一。他被指在2024年对同一名女性A,至少7次投予镇静性药物。其中一次,他被指先给予投放了安眠药的饮料,再施用两支咪达唑仑注射液,随后又使用了数量不明的吸入式麻醉剂,最后他被指对女性A实施性侵,并将拍摄的视频通过“电报”发给张大鹏。

这些行为事实上还对受害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起诉书提到,这些镇静药物“会作用于中枢及其他维持生命的重要生理过程,足以导致受害人死亡,在受害人没有保持适当空腹的情况下,可能由于呕吐物或胃内容物反流进入肺部而导致窒息。

起诉书强调,蒋中懿了解这一风险,但为了实施强制性行为而执意如此。慕尼黑检察官多次在起诉书里写道——“受害人最终未出现致命结果,仅仅出于偶然”。张大鹏的一审判决书里,检察官也多次采用类似描述。

除了如何使用麻醉药剂,群成员还会交流如何物色侵害对象,如何实施犯罪。张大鹏曾和一名群成员(具体身份在一审判决书中被隐去)频繁交流自己对强奸的幻想和自己的计划。一审判决书记录到,张大鹏不仅通过在网上浏览租房信息贴,或搜罗中文社交媒体上的“网红”来约女性见面,还瞄准了现实生活中的熟人。

有一次,张大鹏带了含有迷药的饮料前往女性乙家,为了不让对方怀疑,他为自己准备了一杯不含药物的饮料,并当着女性乙的面当场喝完。但由于迷药没有起效,他离开时坚持把两杯饮料都带走。

隐蔽的罪恶

张大鹏曾在一次聊天里写到,警察永远不会发现他们。但在2024年,张大鹏伪装成女性沙发客,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寻求留宿,他找到一位愿意接待他的女性,编造了一个“男性友人会先到家准备物品”的谎言。他自称是那位“男性友人”,设法进入这位女性家中,用麻醉药迷晕了女性,随后对其实施强制性行为。为了消除痕迹,张大鹏离开时带走了她的手机并将之丢弃。这名女性醒来后发现手机丢失、自己疑似被侵犯。正是她首次向警方报案。

2024年秋季,德国三个城市警方均发现类似手法的报案,遂合并调查。期间张大鹏被警方问讯,否认了自己的行为。随后,德国警方向中国政府请求了调取张大鹏的社交媒体账号,以调查此事。2024年11月14日,张大鹏被逮捕。

法兰克福地方法院认为张大鹏犯有12项危险身体伤害罪,包括多项危险身体伤害罪和谋杀未遂罪,以及藏匿儿童色情物品罪等,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对每一位原告支付2.8万元到7万欧元不等的赔偿,并附加利息,未来还将对其实施预防性羁押(Sicherungsverwahrung)。蒋中懿被判处近12年有期徒刑。周同因首次犯罪时年龄较小,在少年法庭受审,被判处五年零九个月有期徒刑。法兰克福和柏林司法部门告诉本刊,由于张大鹏和周同均已提出上诉,因此两人的一审判决目前不具备法律效力。

关于群组中的其他成员,2026年5月,S.之亭的案件开始柏林地方法院进行审理。柏林刑事法院发言人莫里茨·雷曼(Moritz Lehmann)向本刊提供的简报,生活在柏林的S.之亭是一名医生,他被指在2019年到2026年间多次实施性侵,其中一次性侵发生在北京。他也被指通过“电报”向群成员提供麻醉药物的使用建议。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德国联邦刑警调查一起性犯罪案时,发现该案中有一名居住在美国的嫌疑人翁某(Sizhe Weng)。他从德国汉堡的供应商处购买大量麻醉药物,收货地址是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附近。2025年10月,洛杉矶检方以强奸罪、使用管制药物实施强奸等多项罪名,向翁某提出提起刑事指控。

德国媒体报道这一系列案件时,通常会提到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它的普遍性在于,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此类下药性侵案发生。它的特殊性则在于,疑犯在网上创造了一个高度“隐蔽”的群组:张大鹏等人通过海外加密群聊来交流,受害者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女性。他们的行为既不为群组外的人所知,又因使用中国社交媒体和中文交流,不易被德国社会所发现。

曾在德国留学的小轩告诉本刊,法兰克福等德国大城市房源紧张,又因为德国法律规定,在德租房必须有工作收入证明,对留学生而言租房“难上加难”,许多人会通过留学生或华人群体私下看房、租房,有时连租房交易都通过现金或中国支付软件来完成,在德国社会的监督系统之外,客观上便于张大鹏等人通过租房等“陷阱”来诱骗女性见面。

使用网络通讯软件交流犯罪手段和事实,是本案的另外一个特征。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咨询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杨发辉向本刊分析,认知行为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操作性条件反射”,在本案中,加密通讯技术让这些群组成员的犯罪行为难以被发现和惩罚,会加强他们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人在群体中容易有责任推脱的心理,认为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涉案人员最初犯案时,可能会感到紧张、害怕,但实行过程中,可能会得到一些平日里体验不到的亢奋和快感,这些情绪又会成为他的“奖赏系统”,“责任少,(情绪)’获益’多,种种因素相互作用”,杨发辉说。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这一系列性侵案的标签从张大鹏带来的“高知”、“中产”等等,逐渐扩大了范围:涉案人既有体面的大企业管理层,又有名校留学生,也有学业普通的人。性教育专家方刚告诉本刊,性犯罪者通常没有具体画像,“各种年龄、阶层、种族,甚至性别,都有可能性侵害者”。

德国法医心理学家吉尔达·吉贝尔(Gilda Giebel)常年从事性犯罪者的预防性拘留工作,她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分析,性犯罪者有很多不同类型,一方面,有些人社会融入度低、自尊心低,常遭拒绝;另一方面,有些人以权力为驱动,追求控制和优越感;还有一些人存在“性欲倒错”,例如对毫无防备或熟睡的人产生性兴奋,这些类型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相互交织。而他们的共同点是缺乏同理心,将他们的施暴对象看成一个“躯体”,而不是一个人。

吉贝尔认为,此类涉及性犯罪的加密群聊中,成员们彼此之间产生了归属感,互相支持,甚至会展开“竞争”——去比较谁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谁发的影像更加令人不安?

(应受访者要求,陈怡、李真、张琳、小轩均为化名;由于司法程序进展不同,本文对涉案人员的姓名予以不同程度的呈现)

南方周末|德国版“N号房”:加密群组中的性侵暗网

By: unknown
8 May 2026 at 12:06
CDT 档案卡
标题:德国版“N号房”:加密群组中的性侵暗网
作者:程海琴
发表日期:2026.5.2
来源:南方周末
主题归类:德国版N号房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这个系统最核心的部分,不是某一个恶魔般的个体,而是一种被常态化、匿名化,甚至娱乐化的“结构性共谋”。比如说:加害者不是少数“变态”,而是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他们可能是同学、同事、公务员。

受害者选择沉默并非单纯的个体选择。“除个体性格差异,还与社会文化结构有关,比如羞耻感,以及环境的压迫。如果求助,也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选择不求助。”


“他不是陌生人。”在慕尼黑地方法院的判决书中,这一点反复被提及。

2026年4月14日,28岁的中国籍男子Zhongyi J(以下简称钟某)因两项谋杀未遂、七项严重强奸以及侵犯个人隐私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零3个月。受害者,是与他相识、同为邻居的女性。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钟某利用高剂量麻醉剂对女友实施了至少8次强奸,甚至在受害者数次呼吸骤停、濒临死亡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停止暴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犯罪并非孤立个案。调查发现,钟某活跃于一个名为“德国驾校”的加密群组,群内成员以隐晦暗语交流,对女性实施侵害的过程被记录、传播,甚至被总结为可模仿的“经验”。

这不禁让人想起几年前韩国一场26万人参与的集体“性侵”——聊天室放未成年人淫秽视频,26万人看直播。震动韩国社会的N号房事件也展示出类似的犯罪结构:借助加密聊天工具,施害者通过诱骗、威胁等方式控制受害者,并将性侵过程转化为可传播、可交易的影像内容。

公开资料显示,该事件涉及超过26万名付费或围观用户,受害者中包括多名未成年人,最小年龄受害者为年仅11岁的小学生。主犯赵主彬曾拥有良好的学业背景,曾任学报编辑部编辑局长,却在匿名平台中构建出一套以性剥削为核心的地下秩序。

精英身份下的信任陷阱

在德国“N号房”案件中,施害者并未以典型的“危险”面目出现。

被告钟某自2022年起与受害者居住在同一栋住宅内。2023年,两人发展为恋人关系,并长期往来密切,也为其后续行为提供了进入更私密空间的可能。

钟某以中国留学生身份于2023年抵达德国慕尼黑,进入一所全球知名的顶级学府攻读机器人学硕士学位,拥有清晰的学业路径和体面的社会形象。

在案发前,钟某在旁人眼里几乎是完美的代名词。他有着专业的学术背景,甚至邻里间也维持着一个温和、体面的形象,几乎没有任何异常迹象。

类似的路径,也出现在另一位受访者周雨(化名)的经历中。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论是小学、初高中还是大学,周雨都曾遭到熟人猥亵。“到目前为止,对我做出过猥亵行为的有三人:表叔、亲哥,还有一个是聊得来的老师的朋友。”

“外人对他的评价还不错。”周雨回忆,那名施害者同时也是一名机构的招生老师,稳定的职业身份与他人评价,让她最初放下了警惕。

在这些看似彼此独立的个案中,一个相似的前提反复出现:施害者往往拥有某种“被社会认可”的身份——学生、教师、亲人,或是被视为前途可期的“精英”。

这种身份不仅降低了他人对风险的预判,也为其进入更私密的关系提供了正当性。

当信任成为进入关系的通行证,暴力往往不再以突发的形式出现,而是在日常互动中被一点点嵌入。

在心理学视角中,这种反差并不罕见。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咨询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杨发辉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像钟某这种高教育水平和稳定社会身份的人群犯罪,更像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僵化。一个人在社会中越是依赖稳定、体面、可被认可的身份形象,这种‘外在自我’就越可能被固化。人格面具背后会压抑一些阴影,包括压抑的部分甚至人性的恶。”

杨发辉进一步解释,在关系层面,当信任被建立之后,个体的边界感往往会随之降低,对异常信号的警惕也会被削弱,从而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或合理化对现实的偏离。

熟人作案

“既感到羞耻,也缺乏证据。”周雨说。

在德国“N号房”案件中,这种由模糊与不确定构成的经验,使得熟人猥亵案件难以被确认,也难以被讲述。不同于以对抗力为特征的暴力形式,施害行为往往嵌入在既有关系之中,使其难以被及时识破。

在2024年数月时间里,钟某多次在受害者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实施性侵行为,并将三种强效镇静及麻醉类药物混入饮品中,使对方长期处于昏迷或接近昏迷状态。

综合媒体报道,慕尼黑重罪法庭认定,28岁的被告钟某至少七次在其伴侣失去意识时实施强奸。主审法官马库斯·科彭莱特纳(Markus Koppenleitner)表示,其行为“极其蔑视人类和女性,令人发指”。法院同时认定,被告在多次造成受害者呼吸停止的情况下持续施暴,已构成杀人意图。

在这一案件中,受害者在反复失去意识与记忆断裂中,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确认能力。

根据公开资料,德国警方调查显示,一个以“德国驾校”为名的加密网络中,多名成员分享下药、拍摄与规避风险的经验,使性侵行为在群体中被模仿与复制。居住在法兰克福的团伙头目张“大鹏”(代号)是最早被警方逮捕的成员之一。2021年,张大鹏在一位女性朋友的晚餐中掺入镇静剂后实施性侵,并使用手机及运动相机记录过程。此后,张大鹏又对多名女同事下药并实施强奸。 

另一名成员,来自柏林的学生童某,于2025年8月被判强奸罪。他曾在一次约会中给一名女子下药并强奸了她,还拍摄了犯罪过程。此外,他还利用安装在浴室的隐藏摄像设备长期偷拍多名女性,其在聊天群的昵称是“白天是上帝,晚上是魔鬼”。

案件曝光后,相关犯罪手段甚至进一步演化。嫌疑人张大鹏开始以寻找转租公寓的女性为目标,在看房过程中直接实施药物控制和侵害。四名受害女性均保留记忆,并向警方报案。2024年11月,他最终被捕。

从钟某的亲密关系,到同一网络中以社交、工作乃至陌生接触为掩护的行为路径,可以看到一条逐渐外扩的路径:利用关系降低警惕,在缺乏对抗的情境中完成控制。这也使熟人作案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亲缘或熟识关系。

暴力也出现在更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日常经验中。

许宁(化名)回忆,从幼儿园时起就非常抗拒穿裙子。“因为那时幼儿园就有男生开始会掀女生的裙子。”遭遇过熟人性骚扰的她,儿时的噩梦回忆一直纠缠着她的记忆。

“小学时被我表哥按在床上亲吻,当时我很抗拒,一直挣扎,他一直按着我。之后尤其是青春期,我对亲密边界特别敏感,和爸爸、弟弟单独待在家时会不适,甚至做梦梦到被侵犯。”

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当严重,从幼儿园开始每个人生阶段,从亲人到路边的陌生人,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言语和身体冒犯。一个人走在街上都会紧绷,如果路边有陌生男性对我说话或者在背后有什么大动作,我都会吓得尖叫”。

许宁看到家里的小外甥女和她小舅舅单独待在房间时,“我会非常在意甚至反胃,敲门把他们喊出来”。

杨发辉指出,受害者选择沉默并非单纯的个体选择。“除个体性格差异,还与社会文化结构有关,比如羞耻感,以及环境的压迫。如果求助,也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选择不求助。”

“煤气灯效应”

在德国“N号房”案件中,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在关系已经建立、异常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受害者为何难以及时识别正在发生的伤害?

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佩奇·L.斯威特(Paige L. Sweet)曾提出,亲密关系中的“煤气灯”是一种通过持续操控现实感知,使受害者逐渐怀疑自身判断的心理控制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施害者往往借助既有的性别权力结构与不平等关系,将对现实的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44年的电影《煤气灯下》(Gaslighting):主人公宝拉(Paula)在婚后不断察觉生活中的异常,格雷高利(Gregory)将煤气灯调得忽明忽暗,但其丈夫始终否认这些变化的存在,然后坚持告诉宝拉那是她的幻觉,并反复暗示“问题出在她自己”。在持续的否认与暗示中,宝拉逐渐失去对现实的信任,开始相信自己“出了问题”。

在钟某和受害者的关系里,伤害伴随着药物控制、意识丧失、记忆断裂与日常互动交织。

受访者金晴白(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曾在一位已婚朋友家中目睹类似过程——一个本应最私密、最安全的空间,却成为操控发生的场域。作为在场者,她看到对方在日常细节中悄然制造偏差,又迅速将其否认。

在一次她在场的情况下,对方甚至当面移动了桌上的水果摆放位置,却依然坚持否认这一改变。

她强调,这些行为并非偶然。“他们通常不会一开始就做很明显的事情,而是从这些最不起眼、最不容易被外人察觉的细节入手。”

“比如钥匙、门禁卡这些小东西,本来是固定放在进门的托盘里的,但他会时不时把位置挪开,然后反过来说,是你没有放好。”她说。起初,这些变化看似无关紧要,但当类似的情境反复出现,对方又始终否认时,受害者会逐渐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会觉得是不是自己记性真的不好”。

金晴白进一步回忆,这类操控往往并不集中在某一件事上,而是散落在日常生活的多个细节中。最典型的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否认。她举例说,有一次早上,她的朋友清楚记得自己已经吃过蒸鸡蛋,但回到家后却发现锅里仍然放着一个鸡蛋。对方随即否认她的记忆,暗示“你并没有吃过”。

类似的情境还出现在家务细节中。她的朋友出门前曾将早餐用过的碗碟清洗干净,但回家后却发现这些餐具重新出现在水槽里,而对方坚持称“你根本没有洗,也没有吃”。甚至在生活秩序层面,已经收纳好的夏季鞋子,会在某一天突然出现在鞋柜显眼的位置,使人产生“是不是自己忘了整理”的怀疑。

在这些反复出现的细节中,被改变的不只是物品的位置,更是对“事情是否真实发生过”的判断。金晴白说:“当类似的情况一再出现,而对方又始终否认时,人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哪一部分记错了。”

在钟某的案件中,受害者长期处于意识受损与记忆断裂状态,本就缺乏稳定的现实参照,而一旦与关系中的信任结构叠加,个体更容易陷入对自身经验的怀疑。

数字犯罪

在德国版“N号房”案件中,对现实的不断修正与否认,并不只出现在一对一的关系之中。随着影像被反复传播、讨论与再加工,受害者的经验在数字空间中被不断重写,甚至逐渐脱离其原初语境,转化为可被消费的内容。

在对该案的解读中,韩国《N号房追踪记》译者叶蕾蕾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分析路径。在她看来,这类案件的关键从来不只是个体的恶。

“这个系统最核心的部分,不是某一个恶魔般的个体,而是一种被常态化、匿名化,甚至娱乐化的‘结构性共谋’。比如说:加害者不是少数‘变态’,而是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他们可能是同学、同事、公务员。平台提供了技术庇护,使犯罪变得低风险、高收益。司法系统长期以‘抓不到’‘处罚轻’‘受害者也有责任’为借口,事实上纵容了这种犯罪。媒体与公众在猎奇与冷漠之间摇摆,有时无意中成为二次加害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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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日,韩国大邱地方法院安东分院当天对文亨旭进行公审。文亨旭是“N号房”的创始人,涉嫌以多数未成年人为对象,制作并传播性剥削视频。(视觉中国 / 图)

这一判断,在德国“N号房”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参与者并非局限于某一极端群体,而是分布在日常社会关系之中。

这种共谋,首先体现在技术条件上。

技术平台的匿名性与弱监管。Telegram的强加密、自毁消息、海外服务器等特点,使加害者几乎零风险运作。书中多次出现加害者嘲笑“警察抓不到Telegram”的对话,这说明技术庇护是他们敢于为所欲为的核心信心来源。

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文化。书中“火”和“丹”的个人成长经历反复表明:从初中到大学,女性身体被评价、被侵犯、被调侃是“日常”。

与之相伴的,是根深蒂固的“受害者有罪论”。穿短裙、晚上出门、上传过自拍,都被视为“给了加害者可乘之机”。司法、媒体、家庭中都存在这种将责任悄悄转嫁给受害者的叙事,使加害者的行为获得某种隐性的豁免。

数字性犯罪认识的代际断层。国会议员分不清N号房和Deepfake,甚至问“难道自己偷偷看也要处罚吗”。老一辈对数字空间的性犯罪严重性缺乏认知,导致立法和执法长期滞后。

“观看者经济”的驱动。博士房(即N号房)的收费会员制度说明:不是几个加害者在作恶,而是成千上万的人在付费观看。这种需求本身就在不断在生产新的受害者。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国“N号房”再次出现,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可预测、可解释的社会机制。

“2026年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只要一个社会具备匿名平台、性商品化文化、法律监管不足、厌女结构这几个要素,‘N号房式犯罪’就一定会出现。就算发生的国家不同,其掠夺逻辑也完全一致。所以跨国的‘N号房再现’是一种必然,而绝非意外。因此,当类似案件在德国、日本、美国等地出现时,不是‘N号房模式’被复制了,而是同样的结构性条件在另一个语境中被激活。区别只在于:司法反应的速度、媒体伦理的程度、公众意识的觉醒水平不同。”

对于叶蕾蕾而言,《N号房追踪记》的警示意义正在于此:所谓的“N号房”事件,并不能简单看成是“韩国的丑闻”,它只是数字时代性别暴力的一个典型样本。

“我清楚地记得,翻译这本书时,我就想过——这绝不只是韩国的故事,而是每个数字化社会都可能发生的故事。2026年的今天,我更加确信——它离我们从来都不远。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有技术平台提供匿名庇护、有性别不平等提供思维土壤、有轻判提供侥幸心理,同样的事情就会发生。这本书是韩国的故事,但它不是‘只有韩国才会发生’的故事。它是一个数字时代性别暴力的预警报告。”

【CDT关注】美联社|硅谷科技巨头如何助力中国的大规模监控?

By: unknown
8 May 2026 at 06:42
CDT 档案卡
标题:Silicon Valley enabled brutal mass detention and surveillance in China, internal documents show
作者:美联社
发表日期:2025.9.8
来源:美联社
主题归类:监控
CDS收藏:老大哥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美国当地时间5月4日,2026年普利策新闻奖获奖名单公布。其中美联社关于硅谷科技巨头如何助力中国大规模监控与拘禁的系列报道获得了国际报道奖。

美联社通过获取数万页机密及内部文件、泄露的邮件数据库、政府采购记录,并采访逾百名中美工程师、高管、官员和警察,揭示出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美国科技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设计并建造了中国的监控国家机器。这些公司向中国警方、政府及监控企业销售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技术产品,其在助长人权侵害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远超此前外界所知,尽管美国国会和媒体早已多次警告这些工具被用于压制异见、迫害宗教团体和针对少数民族。

美国企业将“预测性警务”技术引入中国——通过抓取并分析短信、通话、支付、航班、视频、DNA样本、邮件、上网记录乃至水电使用等海量数据,在犯罪、抗议或恐袭发生前加以“预防”。这套系统让中国警方得以威胁当事人的亲友,并对尚未犯罪的人进行预防性拘押。全国数以万计被列为“麻烦制造者”者被困于数字牢笼之中,无法离开本省甚至自己的家门。分析人士估计,中国安装的监控摄像头数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总和,平均每两人就有一台。

调查点名了一长串美国科技巨头:IBM 与中国国防承包商华迪公司合作设计了核心警务系统“金盾工程”;思科(Cisco)将“金盾”视为销售机会,其技术可识别逾90%的法轮功网络内容;戴尔在微信官方账号上推广“军用级”、具备“全人种识别”功能的AI笔记本电脑;赛默飞世尔(Thermo Fisher)向中国警方营销专为中国人群(包括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设计的DNA检测试剂盒;甲骨文、微软、英特尔、英伟达、希捷、西部数据、惠普、亚马逊云、摩托罗拉、Esri 等公司也均向中国警方或监控企业知情销售产品或服务。

报道指,2009年乌鲁木齐骚乱后,新疆当局启动了将银行、铁路、电信等数据汇入中央数据库的雄心计划。原 IBM 合作伙伴蓝灯软件公司(Landasoft)将复制自 IBM i2 软件的产品卖给新疆警方,驱动了“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系统按“上访”、“出国留学”等标签为民众建档,按百分制打分(蓄须、年龄15-55岁、维吾尔族身份均会被扣分),将数十万人标记为“不可信”。仅2017年的一周内,IJOP就标记了24412人为“可疑”,其中不少人随即被拘押。

报道还以江苏常州农民杨国梁一家为例:他们因反对当地政府非法征地,16年来持续上访,遭到全方位监控——火车票、酒店预订、购物记录、短信通话均被上报政府,住宅周围安装了十几个摄像头。其妻子和小女儿去年被拘留,面临“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的指控。

面对调查,涉事企业大多以"遵守出口管制规定"作为回应。但制裁专家指出,现行法律存在显著漏洞——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实施的对华军警装备禁令,并未涵盖新兴技术或可军民两用的通用产品。

你可以点击此处阅读相关报道。

凤凰网财经|“不靠烟花,还能去做什么?” 花炮之都30万人的生计之困

6 May 2026 at 11:06
CDT 档案卡
标题:“不靠烟花,还能去做什么?” 花炮之都30万人的生计之困
作者:风暴眼
发表日期:2026.5.5
来源: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财经”
主题归类: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
CDS收藏:公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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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风暴眼》出品

文 | 吕银玲 刘畅

爆料投诉邮箱:all_cj@ifeng.com

5月4日下午5点左右,身在外地的小莎忽然接到爷爷从老家浏阳官渡打来的电话:一公里外的烟花厂爆炸了。

爷爷在电话里说,当时他在厨房做饭,突然听到接连两声巨响,震得树和地板都晃动起来,他冲出门,从自家房前望去,一团巨大的、翻滚的白色蘑菇云正从树丛后狰狞地蹿起,迅速蔓延至空中。

村里的人都跑了出来,惊恐地张望,“这么大的爆炸不是好玩的”,有人嘀咕。不少邻居慌忙开车逃离,爷爷和几个没走的人,一起躲到了大树下。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爆炸声像年三十凌晨最密集的鞭炮,断断续续,不肯停歇,一片片灰烬从天上簌簌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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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供图

腾起蘑菇云的,是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下称“华盛烟花厂”),这座“世界花炮之都”里的一家老牌企业。截至发稿,这场灾难已夺走26条生命,另有61人受伤。

浏阳烟花,支撑着全球市场的半边天,更是当地近三十万人的生计所系。凤凰网《风暴眼》从多位当地人处了解到,这里的年轻人靠着父辈在车间里填药、插引线,走出大山。如今,他们四散在各地,远远地为家乡的产业发展捏了把汗。

01 “玻璃碎裂,邻居失联了”

5月4日下午4点40分左右,一声巨响撕裂了浏阳市官渡镇兵和村惯常的宁静。华盛烟花厂的车间发生了爆炸,强烈的冲击波瞬间将周边的建筑推倒、震碎。

央视的航拍镜头下,厂房与民房交织的区域一片狼藉,多处屋顶被掀开,墙体歪斜倒塌。浓烟尚未完全散去,专业的救援队伍深入核心区域,在复杂的废墟间持续搜寻生命的迹象。

爆炸发生后的两个多小时里,兵和村被持续的巨响笼罩。直到晚上7点左右,小莎的爷爷才从躲藏的大树下慢慢走出来,回到家中。

眼前的景象让他怔住了:家里所有的窗户都被气浪冲开,去年才新铺上的厚重瓦片,从屋顶上“哗”地落下,碎了一地。屋子里到处是灰尘,墙上的镜子也碎了。

身在长沙的李芸,5日早上看到手机里跳出的伤亡数字时,手控制不住地发抖。她的母亲、亲戚和朋友们都住在官渡。4日下午,他们都听到了那几声“非常大的爆炸声”,所有人吓得从屋里跑了出来。一位朋友的家离爆炸点只有几百米,家里的玻璃被震得粉碎。

“昨天一共炸了五下。”李芸说,现在,她的家人们都暂时躲到了浏阳市区,因为害怕家里的房子会倒塌。

小莎和李芸一直与家人们保持着联系。邻居们一遍遍拨打在厂里工作的亲人的电话,但大多时候无人接听。

李芸只是从家人处听到一些零碎的消息:“朋友家那边有个老奶奶腿被砸伤了,已经送去浏阳医院。还有一个是被倒下来的桂花树压住,树着了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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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新华社

据此前报道,61名伤员被送至两家医院进行紧急救治,年龄较大为68岁,年龄较小的有20多岁,多为骨伤伤员。当地已配备精干力量进行救治,长沙相关专家已赶赴医院指导伤员救治工作。

根据5月5日下午长沙市政府新闻发布会的最新通报,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的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完成,救援人员共救出7名被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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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图片来源:央视

目前,现场工作重点已转向伤员救治、现场风险管控、事故原因调查和善后处理。官方通报显示,送医的61名伤员正在接受治疗,其中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同时,为防止次生灾害,现场仍在进行风险研判和危险区域保护工作。

02 花炮出口重镇,5月初赶工

自唐代起,浏阳便有烟花产业开始萌芽。这份缘分,在清康熙年间已成规模,到了光绪朝,浏阳花炮已沿着湘江、出洞庭,远渡至香港、澳门乃至南洋,成了海外华人节庆时夜空里最熟悉的一抹绚烂。

产业的根,最初深植于千家万户的作坊里。90年代末的“花炮革命”,推动家庭作坊上山集中、合伙建厂,完成了向工厂化生产的关键一跃。如今,产业已形成研发、生产、物流、文旅的完整链条。

32岁的宋枫,就出生在这样的传统烟花重镇。从他的爷爷那辈起,家族便与烟花打交道。家里曾有个小厂,在2008年左右关停,后来父母去了更大的花炮厂做管理。

在他的记忆里,这个行业总是在“整改”的循环中往复:附近的小厂、中厂陆续关闭,只剩下几个大厂;而最近几年,连不少大厂也时常无事可做,陷入漫长的停工。

更深的阴影来自安全。他告诉凤凰网《风暴眼》,从小到大,每隔几年,附近总会有邻居被炸伤,甚至炸死,“前前后后已经10来人了”。他的父亲在厂里负责安全管理,每天巡查,严防死守。宋枫说,即便如此,在以前,工人为了图省事,有时还是会多领药物,违反“少量多次”的规定。“以前的管理比较粗放,现在严格多了。”

多位当地人的印象中,近年来,浏阳烟花行业的事故相比于过去,已经有明显减少。

即便如此,在这日日与火药打交道的行当里,仍难以彻底杜绝安全事件。

这场爆炸,就发生在宋枫最熟悉的生态里。事故发生后,他和在烟花厂工作的母亲讨论:出事的华盛烟花厂,爆炸点离居民区很近。“按道理,药物仓库肯定得放在山上,远离居民区。这个地方应该只是个成品仓库,放点成品,不该发生这么大规模的爆炸。”他顿了顿,推测道,“它是不是违规堆放了药物或者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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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央视

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不过,宋枫的困惑,指向了这个庞大产业的另一面。作为“世界花炮之都”,浏阳的烟花产业集群2025年总产值超过505亿元,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它占据国内约六成的市场,贡献了全国七成的出口份额。

这样一个毛细血管深入社会肌理的支柱产业,其生产节奏与全球订单紧密挂钩。宋枫提到,尽管在“五一假期”期间,但该厂员工并没有放假。可能是因为,5月正是赶工的时候,“可能要赶美国国庆(独立日)的那波大订单”。他分析,“到了6月中下旬,浏阳就开始放高温假,就不能再继续生产了。”

涉事的华盛烟花厂,正是出口导向的企业,美国是其核心市场之一。这家成立于2000年的公司,是行业里的老牌企业,其国际客户中有约50%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为了巩固并扩大在北美市场的知名度和销售,其关联公司湖南浏阳花炮有限公司(前身为湖南华盛烟花有限公司)于2009年6月29日以“浏阳花炮”为名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花炮行业首家海外上市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其客户网络已覆盖欧洲、美洲、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然而,光鲜的另一面是,就在今年2月,该公司因作业人员将氧化剂与还原剂在称料间违规混存,被应急管理局罚款1.5万元。

事实上,当地为安全生产投入了巨大努力:推行“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关键工序机械化率超80%;构建覆盖全域的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接入数万个摄像头,实现“人防+技防”。一些龙头企业还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可实现5秒内异常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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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7日,湖南省浏阳市一家花炮生产企业,机械臂在烟花产品流水线上作业。图片来源:新华社

但隐患似乎从未根除:2025年11月,颐和隆烟花厂发生爆燃;更早的2019年12月,碧溪烟花厂的重大爆炸事故曾造成严重伤亡。

如今,当地从业者将再一次面对新一轮的安全挑战。

03 “烟花养大的孩子”,为生计着急

烟花美丽而又爆裂。在当地人眼中,这个行业同样如此——它危险,却是数十万家庭赖以生存的根基。

爆炸发生后,当地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沉痛的教训正在行业里蔓延。

不少人想起曾与浏阳齐名的花炮主产区——江苏建湖。2009年,那里发生一起3死4伤的重大事故后,当地政府最终在2011年“壮士断腕”,将全县花炮企业全部关停并转。如今,浏阳人心中升起同样的焦虑。

“没有人能真正理解,烟花对于浏阳人的意义。”不止一位当地人对凤凰网《风暴眼》这样说道。

或许可以通过一系列数字去理解:浏阳烟花产业直接带动约30万人就业,覆盖从生产到燃放的整条产业链。它每年发放的劳务报酬约200亿元,从业人员人均年收入超过6万元,有效支撑了数十万家庭的生计。

但生活是更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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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是被烟花养大的孩子。”李芸记得,小时候附近也有烟花厂爆炸,听到一声巨响后,妈妈抱着她,爸爸抱着弟弟,往厂外跑。她直到现在心里还是有点阴影。但家里的长辈90%都是一直在花炮厂做事,烟花产业是养活一家人的生计来源。

她对凤凰网《风暴眼》说,家里父母辈都是靠着烟花供孩子读书。父亲很多次都和她说,“压力太大了不想做烟花了”,但是没有办法,“不靠烟花,还能去做什么?”

对于浏阳农村的许多人来说,这的确是个现实难题。当地农民可选择的方向有限:除了在本地烟花厂做工,可能只能从事烤烟或花木等农业零工、或在乡镇做保洁、保安、搬运等低门槛服务。

烟花行业,是其中收入最高、时间最灵活的选项。

小莎的家乡官渡镇,一个村里可能就有两个烟花大厂。“我们那边无法出来务工的基本都在花炮厂工作,有二十多岁的也有六十多岁的。”她有个叔叔是炒火药的,月薪9000元,“这相当于在用命炒,家里劝他不要干,但为了养家里老小,他还是干了下去。”

宋枫算了一笔更直观的账:“浏阳一家人在花炮厂做事,两夫妻可以收入20多万,这个水平可以比得上一线城市很多打工人了。”他提到,从事高危险装药环节的男工,月收入能达到五六万,但工作只能在凌晨两点到早上七点之间进行,“非常辛苦”。

从小在浏阳农村长大的西雨,身边绝大多数亲戚、邻里,祖祖辈辈都是靠烟花产业讨生活。“烟花产业是一条完整的民生产业链:从最基础的扯筒子、做引信,到加工、生产、仓储、运输,上下游连着几十万人的饭碗。”她说,“过去,村里家家户户有扯筒子的机器,老人、妇女在家就能做零活,不用背井离乡,还能照顾老小。这是最实在的谋生出路。”

如今,她陷入深深的担忧:现在正是《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新国标落地第一年,行业压力很大,马上又是高温假期,“现在出现爆炸事件,接下来长时间全面停产,厂里的工人没有收入,做原材料加工的散户没了活计,全家的生计就断了。”

“安全问题绝对是重中之重”,西雨对凤凰网《风暴眼》说,“但也希望从业者能吸取教训,给那些靠力气、靠手艺养家的普通人留下一条安全的谋生路。”

根据浏阳市官方规划,当地正着力构建多元化的现代产业体系,试图拓宽就业渠道。然而,对于许多当地农民和老人而言,产业转型依然任重道远。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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