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是大企业家，做生意有赢有赔，赢了要高兴，赔了要认可。”
园长，老赖
幼儿园园长、教育集团董事长敬雅珍现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接待来讨债的人。债主有很多，大到银行、社保局、担保公司，小到水电煤气公司、蔬菜牛奶公司、房东、员工、家长。她欠这些人或机构的钱从几千块钱，到几百万不等。她无法一一记清，一般只列举大额的欠款：三笔银行欠款总共一千二百万，缓缴的社保费用六百万，欠发的员工工资二百万。再加上信用卡欠款和朋友的借款，敬雅珍现在背债共约两千万，每个月要还十几万的本金和利息。
2024年10月15日上午，敬雅珍在她担任园长的正元之星幼儿园接待一对来讨薪的母女。年轻女孩二十几岁的样子，声音低低地诉苦：她正在住院的父亲交不上医药费，身旁的母亲一直打不通敬雅珍的电话，今天早上着急晕倒了。女孩的母亲是敬雅珍的前员工，她们这次来讨要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
敬雅珍在这家幼儿园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朋友有一个不要的集装箱，她花600块钱运了过来，当成办公室。她就在这个集装箱里接待来讨债的人们。几个月前，一家担保公司来催债，那是一笔大得多的欠款，有500万。担保公司的人诉说自己的难处，一位同事因为一直没有完成催收任务，半年多来每个月只能领一千多块钱的基本工资。
敬雅珍在一所已经关闭的幼儿园里
这家正元之星幼儿园是敬雅珍开的第11所幼儿园，2019年开园时，敬雅珍相信教育会是自己毕生的事业，而她的教育集团会成为一家百年企业。2018年，她的教育集团被估值1.5亿，准备打包上市。最多的时候，她总共拥有12所幼儿园和12家教培机构，员工近500人，2019年的营业额超过四千万。
五年多后的现在，12家教培机构全关闭了，幼儿园只剩下4所，也都或多或少存在拖欠房租、欠薪、欠缴社保的情况。
来讨薪的女孩不停说着话，越说声音越小。她的母亲站在她身后一言不发。女孩说她最近到处找不到工作，花呗、美团、信用卡都刷爆了，哪里都借不到钱，又拿出父亲的病历和医院缴费记录给敬雅珍看。
敬雅珍拿出手机来，向这对母女展示自己与公司财务的微信对话，她问了财务有没有钱可以补发，哪怕先发3000块钱，财务说要等等看。敬雅珍又打开自己的微信钱包，展示已经被冻结的账户和一百多块钱的余额。她说，“如果我有钱，我是不是要先保我自己？我是不是应该把我自己的征信保起来？但是我连去还这几千块钱征信的钱都没有”。
此前，因为还不上信用卡，敬雅珍上了征信黑名单；因为欠幼儿园房东的房租，她被“限高”，不能坐飞机高铁，也不能住酒店。不久前，一家牛奶公司起诉了她，催还两万多元的货款，法院执行司法保全，冻结了她的微信账户。我来见她的第一天，她想请我在公司楼下饭馆吃饭，刷手机时发现自己的账户余额不足以支付140元餐费。几天后，我们去一所幼儿园拍摄，离开停车场时，她又扫码失败，付不出3元停车费。
敬雅珍从个人到公司都没有钱了。她的房产已经抵押，车也卖了，现在的公司用车是几个员工刷信用卡集资买的。她本来租住在一间人才公寓，到期后决定不续了，搬到办公室住，省下一千多元的房租。她现在唯一的收入是担任园长的5000元工资。
在讨薪的母女来之前，敬雅珍接到法院的电话，事关另外一笔一万元的欠款。法院的人说，“我们查下来你们公司名下没有任何财产”，又说，“就一万块钱，标的不大”。敬雅珍很为难，问能不能商量着把这一万块钱分期还。她应对其他欠款时也都提出分期还，她没有别的办法。
除了还债，敬雅珍还要支付现在仍运营的幼儿园的成本，主要是员工工资。这天15号，是幼儿园的发薪日，挂了电话，敬雅珍和财务商量，能发多少工资，先发哪些人的工资，用什么钱发工资。麦德龙超市的买菜款也是15号截止付清。财务还告诉她，有几个家长要退费，又是不小的一笔钱。讨薪的母女就在这时来到了集装箱办公室。
白色的集装箱突兀地放在幼儿园活动场地尽头，旁边停放着孩子们的平衡车。办公室的地板上散落着敬雅珍的头发，她蹲下用纸巾擦一遍，捡起来。她45岁，头发染成黑色，几天后发缝处就长出一条白。她答应女孩再去催问财务，还提出可以帮女孩联系一家公立托育中心的工作，“他们不会欠工资”。女孩和母亲道了谢，离开了。
加上这对母女，共有20多个前员工起诉了她。敬雅珍对每一个人都保证，我赚到了钱一定补上拖欠的工资，但他们还是更相信法律。她刚开始感到难过，后来起诉的人多了，她就麻木了，心想，既然你们起诉了，就等着法院判，来执行我的财产吧。而她自己和公司都已经没有可被执行的财产了。
幼儿园里的儿童家具尚未搬走
她现在唯一能做的是为这些幼儿园申请破产清算。法律规定民办学校可以申请破产，但法院的工作人员对她说不知道这个情况。实际上，即便破产清算，也无法改善敬雅珍本人的负债情况。她的几笔数百万的银行贷款，都是抵押个人财产，以个人名义申请的，必须她自己来还。
敬雅珍经常说自己“不是在打官司就是打官司的路上”，她还不时被教育局、税务局、劳动局约谈，甚至有一次因为还不起拖欠的房租，被法院判定拒绝执行，拘留了三天。她听过一句玩笑话：中国的老板的终极结局就是老赖。她不想当老赖，必须抓紧时间赚钱还债。她算过，如果要在三年内把所有债连本带利都还上，每个月至少要净赚55万。
文件的重量
敬雅珍的事业滑坡源于两份文件和一件大事。
大事自然是新冠疫情。2020年，敬雅珍的幼儿园和教培机构有8个月的时间几乎没有任何收入。按照2019年的收入计算，收入损失约两千六百万。而支出依然巨大，24个场地每个月房租一百多万，近500名员工的基本工资和医保（社保申请了缓缴）每月一百多万，一共8个月，支出总额近两千万。
敬雅珍当时并不紧张，每天在家做饭，蒸馒头，包包子，等着解封。她在网上看到一位企业家的讲话，大意是企业要有风险意识，至少要保证有充足运营资金，在什么收入都没有的情况下能支撑三个月。她心想，我们做教育的企业可不是支撑三个月，是要从年初支撑到9月1号开学。到五六月份，虽然大部分地方解封了，但家长不会冒着风险送孩子上学。
9月，幼儿园和机构陆续恢复运营，公司账上也没钱了。敬雅珍抵押了2016年购入的写字楼房产，贷款500万，用来交水电费，补发工资，补缴社保，支撑了7个月运营。2021年4月，她又把自己的住宅抵押了，贷款260万，支付各项成本。
贷款这两笔钱时，敬雅珍并不担心，她相信按照此前的经营情况，只要开园开学，很快就能还上钱。
敬雅珍还发现了新商机。孩子们上了半年多网课，基础学科跟不上了，她的素质类教培机构里，大部分学生都请假去补语数外。她意识到学科培训变成了刚需，赶快装修了两家学科培训机构，又改造了另外两家非学科类的机构，6月，四家机构完成装修。
2021年7月24日，敬雅珍在一家机构里，看着员工安装黑板，做最后的开业准备。突然她看到新闻，一份关于“双减”的文件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她仔细看完文件，越看越担忧，在看到最后的落款时，彻底心凉了。落款的章上写着：国务院办公厅，而不是此前她经常看到的教育部。她后来经常对同行讲起这个时刻，“（国务院办公厅）代表的是什么？国策。我们作为民办企业也好，或者老百姓也好，是不可以和国策去相违背的。”
她对装黑板的员工说，不用装了。然后又把两家机构的员工都叫到一起，告诉大家，机构要关了，不做了。
敬雅珍亲自设计装修了这家幼儿园，园所现已关闭
后来敬雅珍得知，有很多同行仍在暗地里做学科培训，还赚到不少钱。比如，有的机构表面上是课后托班，孩子来自习一段时间后，老师会与家长沟通孩子的成绩问题，提议私下辅导。同行开玩笑说，双减后的教培机构就像以前的按摩店，进来先捏个脚，然后再悄悄提议“加个钟”。
敬雅珍不喜欢偷偷摸摸，她说她从来没有为了生意而找过关系。她知道这是在中国做企业的必备能力，但总想坚持一下，“我其实挺想做那10%，就不想做90%，因为我觉得那样很累”。
“双减”是她遭受的第二次打击。上一次是2018年11月7日，她看到了一份关于学前教育改革的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要达到80%。
文件里提到的普惠性幼儿园，简单理解就是价格低廉的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由各地管理部门制定，北京的普惠幼儿园定价在每月1200元至3700元，敬雅珍所在的贵阳，规定的收费标准最高是800元。
2018年，敬雅珍新开的一所幼儿园正准备开始招生，计划每个孩子收费3500元。这是她开办的第11所幼儿园，也是配置最高档的一所，总面积3000平米，玩具教具全部买进口的，校服也按贵族私立学校的款式定做。她为此投资一千多万元，2004年开第一所幼儿园时，她的投资是50万。按照计划，幼儿园最多招收500个孩子，5年即可收回投资。
从2004年开第一家幼儿园起，到2018年的15年间，敬雅珍开了10家幼儿园，每一家都自主定价（只需在发改局备案），不愁生源。根据提供的课程、教学设施等的不同，幼儿园的收费从一千多到三千多不等，足以覆盖成本，还有盈余。她对这个行业充满信心，立志做一家百年教育企业，还打算建一座正元教育历史博物馆。
敬雅珍为这家幼儿园申请办园许可证时，普惠性幼儿园占比达到80%的工作要求已经下达地方。在另外一些城市，地方政府提出的指标甚至高于国家的要求，例如，浙江省杭州市某区要求公办幼儿园比例达到75%，而宁夏某县则要求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100%。
敬雅珍在和管理部门沟通多次后意识到，新办的幼儿园无论投资多少，建得多高档，只能“普惠”，否则就拿不到办园许可证。但政策也留有口子，文件中提到“一园一议”，敬雅珍抱着被特殊对待的希望等了半年，浪费了半年房租和员工工资，依然没有拿到证。为了能合法开园，她最终不得不“被普惠”了，收入减少到原计划的四分之一。这所幼儿园就是她后来任园长，在集装箱办公，接待讨债者们的正元之星幼儿园。
2021年，她新开的另一家幼儿园经历了几乎同样的遭遇，并成为了她开的最后一家幼儿园。早先已在运营的10家幼儿园，在办园许可证三年到期，需要续办时，也先后全部“被普惠”了。
收入大幅减少，加上疫情影响，公司逐渐入不敷出。2021年7月，敬雅珍关了第一所幼儿园，此后三年，她陆续关闭了8所。2022年，敬雅珍的所有园所和机构因疫情关闭了9个月。公司的员工减少到200多人。2023年，她又借了第三笔银行贷款，金额是500万。
这一次，敬雅珍已经没有可供抵押贷款的财产。她联系到一位在光大银行工作的孩子家长，对方和她熟识，相信她能翻身，请行长出面签字，发放了贷款500万。收到钱后，她和财务赶在过年前两天，给员工补发了部分工资。
2018年普惠文件发布时，敬雅珍没有意识到政策变化的影响，仍然投资两千多万新开了两所幼儿园，接下来的几年里她的事业持续被影响，才逐渐明白了文件的重量。2021年双减文件一出，她立即做出反应，先关了四家学科培训机构，又陆续关闭了其他所有培训机构。她不再相信自己是幸运的那一个了。
存在即亏本
敬雅珍一直说，如果不欠债，做教育是很让人幸福的。我真正理解她的意思，是在我和她一起来到幼儿园的那天。吃完午饭，孩子们正在玩闹，敬雅珍从楼梯口走出来，刚转过弯，就被发现了。一个活泼的小男孩喊她，“园长妈妈！” 更多孩子看了过来，两个女孩子跑过来，一左一右抱住她，楼道里高高低低的稚嫩声音都在叫她，园长妈妈。他们问她，怎么好几天没来了，有人大声告诉她，我把饭都吃完了！有人说，我上大班了！敬雅珍摸摸这个的头，拉拉那个的手。几分钟前，她刚接待完来讨薪的母女，面色沉重地离开集装箱办公室。
这所正元之星幼儿园，可以说寄托了她对教育事业最后的希望，只要不赔钱，她都想开下去。但账算来算去，总归还是希望渺茫。
在最后四所幼儿园里，这所算是财务状况较好的，勉强能收支持平。但因为收上来的学费总要去支付另一些更紧急的费用，比如贷款利息、欠的房租，老师们的工资依然会被拖欠。
敬雅珍从不避讳公开幼儿园的收支情况，因为一切都有规定，每年教委的年检都会审查所有账务。
一家民办幼儿园开始运营后，收入一般只有三种，保教费（也就是常说的学费）、伙食费、供暖费。按规定，伙食费和供暖费要专款专用，不能用来支付其他费用。所以，幼儿园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保教费这一种。因此，要判断一家幼儿园的现金流情况，只需要看两个因素：孩子数量，保教费数额。
2023-2024学年，正元之星幼儿园每月的可支配收入是34.4万——16个班，共430多个孩子，每人每月交800元保教费，共34.4万元。
这些钱首先要用来付66个员工的工资，总额33万。按规定，幼儿园每班必须配备两个幼教和一个保育员，16个班，老师至少48人，再加上保安、保洁、厨师、保教主任、园长等人，共66人。每人的工资和社保成本平均约5000元，总额约33万。
另外还有房租5万多元。这两项之和已经超过每月的全部可支配收入。除此之外，幼儿园还需支付的钱有办公经费、活动经费、水电费、煤气费、物业费，向管理部门上交的室内外监控联网费、一键报警服务费、燃气监控费，按规定必须订阅的各类报纸的费用，等等。
幸运的是，这所幼儿园所在的观山湖区财政较为富裕，能支付每个班每年一万元的普惠补贴，共16万。敬雅珍又开了放学后的延时服务，有几十个孩子报名参加，这才让幼儿园勉强运营下去。
每年一万元的补贴是贵阳市的通行规定，但敬雅珍的全部12所幼儿园里只有两所收到了补贴款，其他的或是迟迟收不到，或是管理部门干脆推说不知道这回事。
普惠补贴的力度在不同城市间差异很大，在北京，普惠民办园每个学生每年的市级补贴为12000元，另有区级补贴，如海淀区每生每年6000元；天津的示范性民办园每生每年的补贴为4400元。贵阳的补贴款以班级为单位发放，如果按每班20人计算，平均每个学生每年的补贴款仅为500元。
2023年，省里来检查幼儿园的财务，对敬雅珍说，你这个收入维持成本有点艰难，但也还是赚的。敬雅珍说是的，大概20年能收回一千多万的投资。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华在公开发言中提到，民办幼儿园的收费一般要达到同等级公办园的4倍才能保证园所良性运行。贵阳市级公立幼儿园的收费在350-450元之间，按照4倍的标准，民办收费应在1400-1800元之间。而实际情况是最高800元。
2024年7月，4个大班共一百多个孩子毕业了。准备招新生时，敬雅珍接到通知，正元之星幼儿园新学年只能招收两个班，但同时，位于同一个小区的公立幼儿园可以招收四个班。
2024年9月开学，正元之星幼儿园招到了两个班，56个孩子。学生总数和收入下降，经营更加困难。她名下还在运营的另外三家幼儿园同期招到的新生人数分别是：30多人、22人、17人。
疫情期间敬雅珍也经历过类似的“不公平竞争”，小区解封了，同在一处的公办园先被允许开园，而民办园被要求再等等，于是新一批孩子们大多进了公办园。贵阳另一家民办幼儿园的园长提到，2023年开学前，同小区公办园的老师们搬来桌椅，坐在民办园门口招生。北京市海淀区一家幼儿园的园长则发现，区教委的网站上删去了民办社区办园点的信息，家长打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说不确定这些社区办园点以后还在不在，不建议报，你们要报就报公立园。
幼儿园的植物角
为什么不能把所有幼儿园办成公办？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华通过调研发现，公办幼儿园虽然收费低，但获得了远超民办的财政经费，以2023年为例，公办幼儿园提供的“普惠性学前教育”的生均财政经费约16000元，而民办园提供的“普惠性学前教育”的生均财政经费不到1000元。财政经费主要来自税收，是由所有纳税人共同负担的。
吴华测算过，一所民办幼儿园如果由政府来运营，并提供同样品质的学前教育服务，由此产生的公共财政支出是民办园占用公共财政资金的20倍。如果把全国所有民办园替换为公办园，以2018年为例，公共财政资金的支出将多出2600亿元。
不好，情况对大家都不利
2019年，中国幼教年会在杭州举办。敬雅珍的同行，贵阳另一所幼儿园的园长白焕丽就在现场，她记得在一场关于民办教育的会议上，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吴华提着包匆匆赶来，一开口就说：
不好，情况对大家都不利。
那时正是推动普惠改革的《学前教育意见》发布后一年。几个月前，2019年2月，另一份国家级的文件发布（《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其中提出，要“合理控制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规模”。
吴华对满场从业者说，现在国家的政策导向对民办教育很不利，他代表学术界向国家提了一些建议，要再看看。整个年会的几十个分会场中，这个会场人最多，座位间的地上都坐满了，大家都想知道民办教育未来怎么办。
吴华并没有危言耸听。2019年，全国民办幼儿园总数达到顶峰，此前的17年，民办幼儿园从5.55万所（2003年），增加到17.32万所（2019年）。2020年，这个数字将第一次下降，并在接下来几年持续加速下降。2020至2023年，民办幼儿园减少的数量分别是5280所、1254所、6213所、11013所。2024年的数据还未公布，有专家估计，这个数字至少是15000所。
已关闭的幼儿园无人打理，摔碎的盆栽散落在室外活动区
2002年，中国第一部关于民办教育的法律《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这部法律鼓励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兴办教育事业，规定民办教育举办者可以取得合理回报，并提出政府可以给予相应扶持和优惠政策。
这一年，全国学前教育普及率仅为36.8%，这意味着每100个3-5岁的儿童，只有不到37个进入幼儿园接受教育。此后17年，全国民办幼儿园数量快速增长，从2003年的55500所，增加到2006年的75426所，进而到2019年最高峰时的17.32万所。2019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3.4%，在园儿童4714万人，其中56%就读于民办幼儿园。
这17年间，敬雅珍的事业也迎来腾飞。她在2004年开了第一所幼儿园，2006年又开了第二所，此后几乎每一两年就新开一所。幼儿园每个学年招生都爆满，家长隔着数十公里也要把孩子送来。在贵阳的一些地方，民办园比公办园还要多，敬雅珍记得，2006年云岩区有110所民办幼儿园，公办园只有19所，乌当区更是只有1所公办园。
当时开办和运营一所幼儿园并不是难事，只要在消防、食品安全等重要领域达标，即便许可证还在审批流程中，管理部门也默许幼儿园开始运营，对于日常的教学安排几乎不会干预。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8年，敬雅珍从几所幼儿园的园长，变成一家教育集团的董事长。她感到教育行业的未来十分光明。
宽松的管理也催生了许多“家庭园”，也就是在普通居民楼里开办的没有资质的幼儿园。北京一家蒙氏幼儿园曾经就是家庭园，2016年开办时，管理部门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孩子多学位少，家庭园也可以解决入园难的问题。2019年，海淀区共有几十所家庭园。但随着政策转向，加上疫情影响，现在仍具备办园资质、还在运营的只剩两所。
董圣足是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在访谈中他告诉我们，2018年之前，政策对民办教育比例、结构、规模方面，没有太多宏观层面的指标要求，而2018年以后的政策方向“很明确了，首先教育不能市场化，教育就是社会主义公益性事业。” 他认为近年的政策带有一种纠偏的性质，过去某些区域和学段存在过度资本化、市场化、产业化运作的情况，给教育事业的公益性造成了一定损害。
敬雅珍对这种转向的理解更为直接，以前规定从业者可以取得合理回报，但2018年之后不允许取得合理回报了，“你必须做非营利性企业，这是义务，明白吧？”
分子和分母的问题
白焕丽与敬雅珍不同，她不是老板，而是职业经理人，负责管理幼儿园。她参加完教育年会，着手准备应对政策的变化。她管理的幼儿园是小区配套幼儿园，而按照规定，小区配套幼儿园必须办成普惠园。白焕丽又仔细研读文件，发现还有一条规定：幼儿园所在的地产，如果是商业用地，可以办营利性幼儿园，也就是可以自主定价。这所幼儿园所在地产正好是商业用地，她把房东提供的房产证找出来，扫描留存。
2021年11月，办园许可证到期，她到区教育局换证，办事人员果然说，小区配套幼儿园不能办成营利性，白焕丽拿出房产证，指着上面写的“商业用地”，对方认可了。现在这所幼儿园仍然是自主定价。
敬雅珍也有一所幼儿园是商业用地，但她没有白焕丽幸运，她的那所幼儿园迟迟收不到营利性幼儿园的许可证，她只能转成托管中心，最近也要关了。
白焕丽的幼儿园艰难度过了疫情几年，疫情后，教育局一位副局长找她谈话，要求这个园转成普惠。白焕丽愿意支持国家政策，只是希望政府能把此前的装修投入补上。第二天，同一位副局长又找她谈话，却改了口径，要求她将这所幼儿园移交给国家，办成公办园。转普惠意味着幼儿园的所有权仍属于白焕丽供职的教育集团，而转成公办则涉及权属变更，需要官方出资收购。
白焕丽记得，这位副局长在谈话中完全不提钱，也没给她任何书面文件，说话语气紧迫，就像这次移交明天必须完成一样。她对副局长说，幼儿园的房子是租的，有租赁协议，你们应该找地产公司谈，如果地产公司同意合法解除合同，赔偿违约金，就没问题。
过了一段时间，教育局叫白焕丽和地产公司一起谈话。地产公司两边不得罪，表态说，我们尊重租赁事实，也遵守国家的相关要求。教育局的领导语重心长：你们都是大企业家，做生意有赢有赔，赢了要高兴，赔了要认可。白焕丽说，领导，不是我赔了不认可，我们前几年亏成那个样子，也没有找你们，现在不是我们认不认的事情，是你们要抢的事情。领导面色不豫，几次把手机重重放在桌上。谈判没有结果。
事情拖着拖着，分管的领导调走了，又换了一位领导来找白焕丽谈。谈话总是类似的，没什么新方案。白焕丽感到很伤神，“不停地，就像我们被拷打一样”。
白焕丽还担任另外一所幼儿园的园长。这个园在贵阳另一个区，领导谈话又是另一种风格。她记得自己一共被叫去了四次，每次对方都会出动十几个各级领导，坐满一屋子，她一人坐在对面的凳子上。教育局长坐中间，先介绍一圈，然后说，你们幼儿园政府要收回来，改成公办，你同意不同意？后来有一次又变成，你们幼儿园要改成普惠，你同意不同意？白焕丽问，局长，究竟是普惠还是公办？局长说，以这次谈的为准。
每次白焕丽都会提出，能不能给我一个书面的东西，我拿回去也好传达。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她只好说我要回去向我的投资人请示。局长同意了，要求她出一份书面的答复，时间限定在第二天中午12点半之前。
幼儿园关闭后，办公室的墙皮裂开，掉在地上
敬雅珍在同一个区也有幼儿园，经历了和白焕丽一样的多次谈判。有一次她带着公司法务一起去，她问领导，如果我同意，那是什么方案？不同意，又是什么方案？领导说没有方案。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终于有了一个方案。地产公司在会上口头表态，幼儿园所在的房屋已经移交给了政府，幼儿园不用再交房租了。白焕丽和敬雅珍都与政府签订了协议，幼儿园以“政府委托普惠”的形式运营，免交房租。白焕丽还多了一个心眼，在协议里加了一句，一旦产生房屋租金的法律纠纷，一律由政府解决。
但还是出问题了。两年之后，地产公司起诉了白焕丽，理由是拖欠房租。敬雅珍和教育局、地产公司也产生纠纷，至今没有解决。这两所幼儿园后来都因为亏损关闭了。她们至今不知道，当时政府和地产公司到底有没有达成协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地产公司这两年没有收到房租，幼儿园这两年普惠后没有任何利润，而政府的两个普惠指标确实完成了。
董圣足在访谈中也提到，他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盲目追求普惠率，以很低的价格收购民办园，甚至因为财政困难无法支付费用，加剧了从业者的困境。他和团队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呼吁纠正这种行为。
关于追求普惠率，北京的一位园长说得很直接，“普惠率它是一个分子和分母的问题，分母（民办园+公办园）变大就会影响他们的政绩。所以要想办法把分子变大（公办园增加）的同时把分母缩小（民办园减少），这样就会显得工作做得面子上过得去。”
现在都流行教国学了
怎么还有英语？
2024年秋季开学，正元之星幼儿园的大二班来了一个插班生。孩子从附近一所公办幼儿园转来，到10月份就满六岁，是班里年纪比较大的。大二班的王老师发现，这个孩子完全不会写数字，只能歪歪扭扭画个1，从2开始都不会。她和家长交流，家长也很着急，担心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会跟不上。
2018年，比普惠文件更早发布的，还有一份《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此后关于普惠教育的文件里再次提到要“防止和纠正幼儿园‘小学化’倾向”。从那之后，幼儿园接受检查时，就多了禁止出现识字、数字表，书籍要以图画为主，文字不能太多等要求。敬雅珍回忆，有一次检查，专家指着教室门牌上的“welcome”说，现在都流行教国学了，怎么还有英语。幼儿园楼道里挂着一幅孩子的画作，红色蓝色色块上用英语写着颜色的对应单词，为了怕被查出违规，敬雅珍把英语单词涂上颜色盖住了。
与此同时，王老师观察到，每年8月份，附近的幼小衔接班总会爆满，很多家长还会专门找老师上门给孩子补课。根据亚洲幼教年会发布的白皮书，2019年中国幼小衔接市场规模已接近500亿元，预计到2022年，市场规模将达到800亿元。
王老师认为家长仍有需求，希望孩子在上小学之前掌握有一些基础知识，认识几个字，会一点数学。那位插班生的家长就很支持王老师为孩子单独提供一些辅导。但老师们不敢大张旗鼓地教。她们把每个孩子的名字写下来，贴在桌子上，让大家认，通过认人名来识字。有时她们使用一些教材，但在检查之前，一定要收起来。
本来幼儿园里有更丰富的活动，体育老师教轮滑、游泳，天气好时会组织孩子和家长一起郊游露营。幼儿园转普惠后，为了节省支出，幼儿园不再聘请体育老师，也不再组织成本和风险都很大的活动了。本来每个园都有的舞蹈老师和外教，也变成了几个园共用。敬雅珍怀疑这样能否达成普惠教育的目标，“到底你是减质量还是减负担？”
幼儿园走廊一角
事实上，家长的负担也未必真的减轻了。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吴华教授在收集教育部门的统计数据后发现，最近几年，在“普惠性民办园”中，每年生均学费支出从4915元（2018年）增加到6495元（2022年），增幅超过30%，家庭学前教育负担不减反增。
吴华教授对此感到疑惑，他在文章中写到，“根据我对各地民办‘普惠园’举办者的电话访谈，2018-2022年期间，学校收取的保育费基本没有增长，但为什么国家统计数据却显示学费增长超过30%呢？”
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学前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章露红博士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当前各地普惠性民办园的收费实行政府限价，一般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园收费或上浮一定倍数，近年来一些地区公办园收费增长，民办园也随之提价；二是数据统计时可能包含家长支付的除保教费外的其他费用，比如课后延时服务费等。
如果在理想情况下，家长的教育负担没有增加，能够以较低价格让孩子进入幼儿园，就是完美结局了吗？也未必。普惠政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推进教育公平，但入学机会均等，只是教育公平的起点。瑞典教育学家胡森（Torsten Husen）提出，教育公平包括教育起点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受教育过程的机会平等）和教育结果公平（学业成就机会均等）。章露红博士认为，与起点公平相比，过程和结果公平才是更难实现的。
正元之星幼儿园里，老师在教孩子下棋
正元之星幼儿园的王老师最近发现，年轻老师们都没什么热情，工作干不长，有时还会直接消失，突然不再来上班。工资拖欠是很重要的原因。她在敬雅珍的教育集团干了近二十年，对老板和公司都有感情，但是新来的员工没有，她也能理解年轻人的难处。她只是心疼幼儿园里的孩子，一位家长告诉她，自己孩子的哥哥已经换了七八个老师，没学到什么东西，感觉孩子的性格也受了影响。家长感到自己很幸运，家里的老二在王老师班里，一直都没有换过带班老师。
北京一所蒙氏幼儿园的园长认为，好的教育首先来自好的老师，而机械地降低价格可能会导致教育质量的降低，“好的老师凭什么就应该有那么低的薪资待遇？所以这个问题就会无解，人才不愿意往这个方向过来。” 在贵阳，敬雅珍给幼教老师的工资为2000-3000元每月，其中基本工资为1100-1800元；在北京，据上述蒙氏园的园长介绍，民办园幼教的工资为6000-8000元，普惠园则更低，一位刚毕业的幼教在北京市丰台区一家民办普惠幼儿园工作，她的月薪为税后4100元。
王老师此前有好几次想辞职，这份工作责任重，压力大，还要永远保持耐心。她每天回到家，忍不住对丈夫和孩子发脾气，然后又感到愧疚。最近几年，王老师也和其他老师一样，无法按时领到工资。但每次想走，看着一班的孩子，又决定把他们带到毕业，就这样从小班到大班，三年又三年。今年她就50岁了，她想把这个大班带完就退休。
你们做民办教育要讲良心
敬雅珍和白焕丽都是在管理部门留下“强势”名声的园长。敬雅珍讲述了一次接受检查的经历：一位市级专家（某公办幼儿园园长）来正元之星幼儿园检查，边看边说，你们做民办教育要讲良心。过了一会儿又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幼儿园是小区业主的，给你们经营，你们就要对得起这些业主。敬雅珍忍不住了，说，你觉得我哪里对不起这些业主了？是缺孩子吃还是缺孩子穿？专家说，你什么态度？敬雅珍说，你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你是专家，你来检查，你告诉我，我改，但是你不要上纲上线说什么良心什么小区业主。专家威胁说，我要是分管局长，我就约谈你。敬雅珍冷笑，可惜你不是副局长。专家更进一步，你信不信我把你关了？敬雅珍不服气，有本事你来。身边的人赶紧把她们两个人拉到了不同的屋子里。
敬雅珍听说，教育局开会时，局长说，这次检查有些幼儿园极其不配合。副局长说，也不用这么委婉，就是正元之星。后来的一次检查，还是这位专家，却改了态度，主动与敬雅珍攀谈，聊起家庭生活。敬雅珍道歉说，不好意思，我这人性格比较直，说话有点得罪。专家说，没有没有，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工作。
白焕丽认为做教育首先要有尊严，而现在这一点几乎成了奢望。在为了普惠遭受轮番“拷打”的过程中，她还在持续被各个管理部门“骚扰”，“一会你这不合格，一会你那不合格”。
一次有人来查食品安全，说幼儿园食堂里的豆芽不合格，要罚款。白焕丽不明白，“卖的蔬菜，你应该是市场监管检查合格了，你再放到市场上去卖，对不对？” 她提供了在有资质的供货商处的购买记录，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消防部门也经常来检查，白焕丽记得，有一年幼儿园归一位李参谋管，他来了说，安全通道的标识牌要挂在墙的上面，你为什么挂下面？幼儿园被罚款。第二年换成一位张参谋来检查，说，这个标识牌为什么挂上面？要挂下面。幼儿园又被罚了款。
还有一次，派出所打来电话，让白焕丽把幼儿园的所有室外监控接入一个系统，每个摄像头月收费100多元。幼儿园室外有几十个摄像头，每月要几千块钱。白焕丽说，我没有钱。此前她的两所幼儿园已经装了一键报警设备，每年费用4800元。
她负责的另一家幼儿园情况稍有不同，是被消防部门要求接入一个系统，价格更贵，一年6万。白焕丽向丈夫抱怨，丈夫给她出主意，让她去向对方要文件，如果是消防系统下的文件，就拿着文件去省厅纪委坐着；如果是第三方的平台下的文件，就不用管了，没有什么效力。
后来白焕丽再接到电话，她质问，你是消防还是第三方？对方回答，我们都是一起的。她反问，怎么会是一起的？消防是政府，第三方是私人公司，你给我一个红头文件，我要去投诉的。他们没再找她了。
幼儿园环创装饰品
敬雅珍在抖音发关于幼儿园的视频，评论区也经常收到类似的抱怨：
用户“肥城中少手拉手幼儿园园长妈妈”说，“明厨亮灶，消防维保，一键报警，水质检测，审计报告……天呐，我们是怎么活下去的”；
“爱孩子的园长妈妈”说，“我们这刚出新要求，监控视频存储必须达到三个月，我咨询了一下，安一套大容量的储存设备需要30万”；
“鲁岗镇阳光宝贝幼儿园”说“我们还有雪亮工程”，敬雅珍问雪亮工程是什么，另一个人帮忙回答，“就是园所的监控并网到教育局，一年5000”。
在一次和同事开会时，白焕丽一一列举那些有权管理幼儿园的部门：教育部门是自然的，还有卫健、疾控、公安、消防、交通、发改，更近的还有社区医院和社区办事处。她总结说，“只有一个部门不用管我们”，大家问她是哪个，她说，“畜牧局”。
每当检查来临（检查的名目很多，包括“双普”“双减”“园园达标”等等），幼儿园的老师们都要熬夜准备，既要布置教室：黑板白板不能留有空白，图书角要有孩子看过的痕迹，教室环创主题每个季度要按规定更换；也要做文件：年度工作计划、园务会简报、教案、个案观察笔记、督导报告……因为纸张太多，办公室的桌子放不下，大家总是要把文件分门别类，铺在地上，跪着、趴着整理。访谈中，有三位幼儿园园长分别向我讲述过这个场景。
在做资料这件事上，民办幼儿园还有一重劣势。据受访园长和老师介绍，公立幼儿园老师几乎是同体量民办园的两倍，分早班和晚班，早班老师大约下午两三点下班，剩余时间就可以用来做资料。而且公立幼儿园配有专门负责党建的工作人员，更懂得审核要求。
还有一条最重要的，公立幼儿园一般还是中心园，负责管理民办园，用白焕丽的话说，“他既是裁判员，他又是运动员”。
敬雅珍的幼儿园经常因为文件做得不合规而通不过检查。每一种报告都有格式，文件里既要写指导思想，也要写反思和不足。敬雅珍的公司提倡节俭，电子化办公，但所有文件都必须打印，他们有时就只做一份文件，等检查来临，再按照检查名目，分别塞到不同的文件夹里，因此经常出差错。
教育的时代红利,政策红利,人口红利
已经没有了
那我们就面对现实
压力除了来自管理部门，还来自家长。敬雅珍和白焕丽都因为家长热爱投诉而倍感烦恼，她们感到幼儿园似乎正在变成一个服务行业。
从正元之星幼儿园开园招生起，敬雅珍就不断接到教育局的电话，经常是晚上9、10点，告知她被投诉了，要写回复函。一位家长认为招生应该摇号，不能幼儿园自主招生，于是投诉；另一位家长在周六打来电话，老师没有接到，幼儿园也没人接待，于是投诉，还找到了贵阳的电视节目《百姓关注》；还有一位家长认为幼儿园的门应该开在另外一边，于是投诉。在敬雅珍之前，正元之星幼儿园有过三任园长，都没干超过半年，就受不了了，最后只好她自己来。
这是从业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情况，敬雅珍认为原因在于这家幼儿园的特殊性，它一开园就是普惠园，而不像其他幼儿园，最初是自主定价的民办园。此前的招生，幼儿园和家长双向选择，有的园还会面试，家长认可价格和教育理念，园方认可家长的配合度。但一家普惠幼儿园在家长们看来更像是平民化的公办园，既像官方机构一样为人民服务，又没有官方的权威感，可以提出各种需求，随时投诉。
白焕丽也有相同的感触。今年她的幼儿园招生困难，她把此前的面试环节取消了，果然开始接连遇到问题。有的家长认为教室里应该开空调，有的认为不该开，每天放学，家长们来接孩子，第一件事就是冲到空调边摸一下，来确认老师是否开或不开空调。老师左右为难，只能按照自己认为最有利于孩子的标准执行，但经常双方不讨好。还有家长发现幼儿园给孩子喝烧开了的自来水，很生气，坚持让换成桶装水，并在家长会上号召所有家长举手表决。白焕丽只好单独找他谈，向他解释，桶装水的源头无法把控，饮水机里的水烧不到100度，还会生细菌，不如自来水烧开了最卫生，幼儿园开园8年来都是这样做的，没有出过问题。这位家长不接受，每天都给孩子单独带一个大水瓶。
一位家长告诉白焕丽，小区群里在说她是个强势的园长。她回家与丈夫讨论，丈夫说，如果不强势，这个家长要求教这样，那个家长要求学那样，究竟哪样才是正确的？
白焕丽现在只管一家幼儿园了，今年开始，为了减少账面成本，她的工资不再从幼儿园的账上支出，改由雇佣她的教育集团直接支付。2020年，这个园有240个孩子，2024年秋季开学，只剩120个。她正在和房东谈降房租，如果谈不成，很快幼儿园就会亏损。她还记得2015、2016年，每到七八月份，她会收到很多猎头发来的邀请，但最近几年几乎没有了。据她观察，从2019年开始，身边的民办幼儿园就不再有大的投入和改善了，大家都只是勉强活着。
最近，有家长因为对退费不满而投诉到教育局，分管领导也知道幼儿园的做法是合理的，但还是受理了投诉，打来电话调解。白焕丽半开玩笑地说，我是不会退的，反正都是死，只是早死和晚死的区别。
她最近感到自己没有原来的心气儿了。80年代末，19岁的白焕丽为了当幼教，工作后又参加成人高考，跑去北京读学前教育专业。当了10年幼教后，下岗潮来临，她接下一所濒临倒闭的国企幼儿园，从3个员工，20几个孩子，半年后招到100多个孩子，很快他们迎来更多老师，装修了舞蹈教室，铺上了木地板，又有了自己的校车。这所幼儿园所属的企业逐渐式微，幼儿园却越来越红火，最多的时候有300多个孩子。
2011年，她辞职离开，在不同城市的几所大型幼儿园工作，见证了民办幼儿园飞速发展的时期。那时教育品牌很多，七色光、红黄蓝、北大青鸟、北大学园、金色摇篮……地产公司也与教育品牌合作，开发新建小区的配套幼儿园。2015年，恒大集团想摆脱对教育品牌的依赖，自己成立了教育公司，办幼儿园，白焕丽成为这个公司的第一位幼儿园园长。再后来她又跳槽到了现在的这家教育集团。
孩子在幼儿园的室外活动区玩耍
最近几年，白焕丽觉得自己变了，失去了原来那种投入一切的冲动，有人说让她的女儿也学这个专业，她说坚决不要。她劝员工放平心态，实在不行就让政府把幼儿园收走吧，“评估个价，（我们）拿钱走人吧。你看不到尽头，对不对？”
她也替公办幼儿园犯愁，现在出生率下降，附近的公办园也招不满了，一些乡镇的公办园开始发不出老师工资，她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要怎么办？“感觉也是忙忙碌碌一场空，你忙了那么几年，为了这个指标要转普惠，要转公办，什么结果？最后孩子都不够了。其实大家没有想到。”
2023年9月，敬雅珍参加一场贵阳市的会议，得到了几个数据：贵阳市2021年的新生人口是5.4万人， 2022年4.9万人，而全市有1226所幼儿园。假设园所不减少，到2025年，平均每个幼儿园能新招到的3岁孩子还不到40个。
这些年的接连打击让敬雅珍感到委屈，2024年8月，《财新》杂志来采访她，拍视频记录她关闭幼儿园、被催债的过程，她在送走债主之后对着镜头掉了眼泪。她说，“如果是因为我经营能力不好，导致的这些债务，其实我可以承受。但是，不是的。没办法，很无奈。”
敬雅珍2004年开第一家幼儿园，到疫情前的十几年，她一直认为自己做得挺好。她被选为省级教育专家库的成员，入选女企业家协会，当过区级政协委员，还上过央视。这些都不是她托关系求来的，她认为自己的教育企业经营得好，理念也得到认可，才能获得荣誉。
2024年10月，我在贵阳见到敬雅珍。她记得每一所幼儿园从开园到闭园的历程，记得20年前开第一所幼儿园时大清早到报刊亭把招生传单一份份夹到报纸里的场景，十多年前离职的员工的名字，全家出动带着孩子来报名的家长们的样子。她随口就能回答每一所幼儿园的房租、员工数量、孩子数量、欠着多少蔬菜钱、牛奶钱，但她经常忘记前一天做了什么，几小时前微信发了什么。关闭第一所幼儿园时，她和员工们抱在一起哭，后来她渐渐习惯了，每一次房东催租乃至起诉的时候，她都会提出，我把幼儿园免费送给你，来抵欠款。但没有人同意。
她有一些经常重复讲述的故事，比如前面提过的关闭教培机构，不被允许和公办园公平竞争。她在讲述这些经历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愤怒，然后又笑起来，说，没办法。2024年8月，在关停一家幼儿园时她对仅剩的三个老师说，或许也是对自己说，“教育的时代红利，政策红利，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那我们就面对现实。”
幼儿园墙上留下的贴纸
酒干倘卖无
2023年底，敬雅珍终于决定彻底转行了。她要去卖酒，酱香白酒。
此前三年多，敬雅珍努力还债——她转型做托育中心（招收0-3岁孩子），并把转型经验做成抖音课程售卖。她把抵押出去的房子改成民宿，还号召员工直播，卖当地农产品。她算过，如果要在三年内清债，每个月要净赚55万。
欠债的三年里，提起劳动仲裁的员工越来越多，起诉她的房东、供应商也增加了，她感到紧迫，“你原来欠债大家都理解你，但是他现在觉得，你看你2021年已经过了一年了，2022年你又过了一年了，你现在还没有钱来还债吗？”。
2023年底，敬雅珍联系了一位在茅台镇开酒厂的亲戚，决定和他合作卖酒。两年前，她曾拒绝这位亲戚的邀请，现在她终于对教育行业死心了。她自嘲自己从一个教育工作者变成了“卖酒女郎”。
敬雅珍打算招募100个开幼儿园的同行，成为她的合伙人。计划是大家一起直播带货，零成本，只需要花时间。她知道现在同行们都没钱了。
她每天晚上直播三小时，粉丝很快涨到4万，抖音群建了7个。同行们来到评论区讲述自己的难处，很多人欠债。有人抵押自己的房子，以幼儿园的流水作为还款来源贷款五百万，现在经营不下去，打算关闭幼儿园。他问敬雅珍，这样算不算犯法，会不会被抓？
这些园长、前园长们大都不了解白酒，敬雅珍也明白白酒生意不再好做。她咨询过做白酒多年的朋友，对方说，现在白酒行业挺卷的，然后又说，但现在什么行业不卷，都卷。
2024年10月，敬雅珍的十几位粉丝来到贵阳，参加她举办的云股东交流会。大家尝了酒，又到茅台镇参观酒厂。来自武汉的张娜说，我喝不出白酒的区别，都是辣辣的。第二天，她尝过茅台之后，悄悄对我说，好像还是茅台好喝一些。
张娜和敬雅珍一样，也做了20年教育，开过五家幼儿园，最赚钱的时候她一口气在武汉买了四套房。2019年，她卖掉全部幼儿园，用收回的钱开了10家培训机构。经过疫情和双减，培训机构仅剩一家，她卖掉了三套房，仍负债200万。
现在，张娜与丈夫开了一家火锅店和一家烤全羊店，都不太顺利。有一段时间，她每天开直播13小时，卖火锅底料，连续播了一个月，但观看人数从没突破过5个。
初次见面，张娜举着酒杯高声介绍自己，像一个殉道者。她说她把一切都献给了教育行业，为了办幼儿园的六一活动，在怀孕7个月时流产，失去了生育能力，然后离婚，“我今天来，就希望看能不能有一个机会，能再创辉煌。”
敬雅珍和同行们在酒厂品尝酱香白酒
第二天出发去茅台镇之前，敬雅珍带着大家去参观正元之星幼儿园。午饭吃的是幼儿园食堂做的盒饭。大家聊起如何应对管理部门，敬雅珍的方法是“怼”，“到什么程度呢，那个书记给我弟弟打电话，能不能让你姐不要这么刚啊？” 张娜说她刚不赢，但是眼泪很快，就靠哭，后来有一次领导批评她：你不要在那里哭了，你哭了搞得所有幼儿园跑来哭，以为哭有用吗？大家笑起来。
午饭后，园长们坐大巴前往茅台镇。开往酒厂的路很窄，运酒糟的大卡车接连经过，路被彻底堵死了。大家等了一会儿，决定下车步行最后一公里。茅台镇的空气中充满酒糟的气味，闻起来像发酸的酱油，这就是“酱香型”的来由。两辆装满酒糟的卡车停住不动，酒糟里的液体流到地上，呈现酱油般的深褐色。人们沿着路边的排水沟走成一排，张娜说，我闻不了这个味道，在这儿生活的人怎么办。另一位跟在她身后的女园长说，就像别人问你，你每天听小孩那么吵，怎么受得了？习惯就好了。说完，大家继续沉默地向酒厂走去。
实习生蒋一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于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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