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4年5月23日。CDT近期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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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23日，我坐在东京湾海岸一个咖啡厅里，窗外蓝色海面上几艘白色货轮缓缓驶过。几个小孩在海边溜滑板，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下午。但此时手机新闻却在提醒我，重庆温度已经43度，市民在山火的烟雾中排队做核酸检测。

我心里略微有一点庆幸。我想起一位深圳的朋友，自新冠疫情肆虐以来，已经做过300多次核酸检测。深圳——这个紧邻香港的中国南方城市——被戏谑地称为“核酸之都”。而我，在10个月之前，刚刚离开那个城市。离开深圳时做过一次核酸检测，到东京落地时又做过一次，仅仅两次。想到那些每24小时就需要被别人拿棉签伸进嘴里的朋友，我确实会觉得庆幸。

2022年深圳市，居民排队接受核酸检测 （ AFP / STR ）

那时东京的情况当然也不容乐观，当时每天感染人数都在两万人以上，但生活一切如常。我在7月31日开始发烧，过了10天已经毫无任何症状。假如我依然住在深圳，那么不仅我会被强行拉去商旅酒店隔离，我的几百位邻居也会，我所在的社区及周边会被标记为“高风险地区”，我所居住的南山区——被称为全球GDP最高的市级行政区——全体市民均因为我要做一次例外的核酸检测。这一区域住着135万人。

2021年11月15日，我从深圳来到东京。从深圳宝安机场启程的飞机升空后，会在深圳湾上空飞一个巨大的弧形转向，从右侧舷窗看下去，是香港的流浮山和湿地公园，在南方的冬天里郁郁葱葱。天气极好，可以隐隐约约望见香港岛的摩天大楼。我靠在窗户上，就这样一直呆呆地看着，直到飞机冲入云层。虽然我心里已经无数次跟香港道别，但这次却是最伤心的一次。

我在31岁那年到香港工作，时间虽然短暂，但因为香港这座神奇的城市，我觉得自己才真正长大了，变得有勇气、有自信、有爱。香港是我的人生中的座标原点，时不时提醒我，自由是一种什么状态。然而经过2019年，我心中的那个香港也不复存在。

我的随身背包里，有几块拇指大的碎玻璃。那是2019年8月31日晚，香港示威年轻人和警方在旺角地铁站发生剧烈肢体冲突时，地铁站被打碎的玻璃。我那天晚上路过旺角，随手捡了几块，有的上面还有血，作为对那个晚上的纪念。

飞机一路向东北，掠过高山大河，从杭州和温州之间的海岸线飞出中国大陆。我就这样呆呆地看着。从中国到日本，我已经飞过很多次，但这一次，心情很不一样。在新冠疫情中居家自肃的日子里，我已经考虑过无数次，我要离开这个国家——中国。

在这几年里，昨日构筑的世界不断崩塌，我在少年时代确立的那些价值和观念，遭受到非常严重的挑战和诘难。如果是20年前的2002年，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如今，我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这完全不是我的原因，是我背后的那个中国，完全变了。正是因为中国这几年的巨大变化，使得我，以及我的很多同龄人，变成了祖国的敌人。

一、米老鼠和可口可乐的80年代

一名男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戴着墨镜，手拿可口可乐，在中国国庆庆典的装饰品前拍照留念 （ AFP / Robyn BECK ）

我出生在华山脚下的一座小城。华山是被中国人称为“五岳”的“西岳”，距离古都西安仅120公里。因为所谓的“汉唐盛世”，故而西安是一个足令中国人骄傲的城市。相对于上海和北京，西安是一个极为封闭的城市，很多人把汉唐盛世像一根名牌雪茄那样挂在嘴上炫耀，沉溺于对辉煌历史的迷恋，在心态上普遍缺乏一种现代的开放性。

即便如此，回想起我的童年时代，我依然觉得那是一个值得记录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拥有电视的家庭不多，每个周末和小朋友一起看动画片，虽然是黑白电视，米老鼠和唐老鸭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但还是津津有味的看完十五分钟。这是学习六天之后，一周唯一的期待。那时候，中国还是每周六天工作制。

《血疑》（ 网络图片 ）

八十年代也是中日两国的蜜月期。1984年，一部非常有名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赤い疑惑》）在中国大陆播出，主演为女演员山口百惠，她所穿的衣服被称为“幸子衫”，当时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山口百惠是我父亲心中唯一的女性偶像。我小时候他还跟我开玩笑说，“长大以后娶个日本太太”之类的。

可能大部分中国人第一次因为这部剧，知道有血型这回事。该剧播出时，还曾经有人因为剧情过于悲痛而自杀。最令中国观众震惊的是，在他们心目中的战败国日本，居然在1970年代，平民家庭就有抽水马桶、燃气灶、电视机这些很高级的东西，城市车水马龙、高楼鳞次栉比。

当时邻居谁家要是有一台日立或者东芝的电视，那是了不得的大事。对我们这代人而言，美国和日本，就是代表着美好、舒适、发达的生活水平，以及有趣、好玩的文化产品。“进口的”即意味着高级、耐用、有品质等等，进而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

再比如可口可乐。这种常见饮料在我小时候是作为一种奖赏出现的。我考试拿到好成绩，父亲会买一瓶可乐给我，喝完的玻璃瓶子还要给商店送回去。那种甜甜酸酸的口感，似乎可以在舌尖上停留好几天，以至于我刚刚毕业自己赚钱的头几年，天天把可乐像水一样喝——都是童年的病根子。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一位叫薛枭的男孩，在废墟中被困了80个小时。当救援人员把他挖出来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喝可乐，冰冻的。”

1988年，一部名为《河殇》的纪录片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探讨了诸多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认为中国有太多传统文化包袱，黄土文明应该向西方海洋文明学习，拥抱“蓝色文明”。我那时候年龄小看不懂，但大人很喜欢这部片子。2008年3月，我在台北见到了这部纪录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先生，我非常激动地向他说，我这一代也是“河殇的一代”。

纪录片《河殇》片头截图 （ 维基百科 ）

1990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亚运会，为此，父亲为家里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我仍记得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曲，那时候几乎人人会唱，其中有一句“四海会宾客，五洲交朋友”。北京还专门在亚运村兴建了“五洲宾馆”。可是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中国是不是“五洲交朋友”呢？

1990年北京亚运会《亚洲雄风》（ YouTube / @pal2011 ）

借此国门打开的机会，兰州大学的学生李阳，发明了一套快速学习英语口语的方法，他称之为“疯狂英语”，短短几年内在中国大为流行。李阳1993年为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位议员担任口译，成为国民瞩目的明星级人物，“全民学英语”已是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我的中学英语老师经历过六四，天天都在劝我们，一定学好英语，以后出国。

在我的童年时代及少年时代，我们这些人就是在一种“否定中国、肯定西方”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只是当时惘然而已。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对中国的现状都是不满意的。我中学的政治课本里，几乎引用了邓小平关于向西方学习的全部言论。中国需要学习西方，需要对外开放，这是朝野的共识。

没有共识的部分大概就是六四这一部分。由于官方长期的讳莫如深，关于六四的过程及评价，我是在南京上大学之时，第一次听亲历者讲述过。我1997年开始上网，98年即发现了很多海外新闻及学术网站，其中有一个叫做“64memo”的网站，上面有大量关于六四的图片资料。当时那种震惊，真是难以言表。

那时候中国的大防火墙尚未建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自由地访问海外网站。除了六四之外，还有台湾官方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网站，在这些网站上，我知道了很多我过去从不知道的事，使得我不得不重新探寻，我所成长的八十年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多道理是我上大学之后才明白的。我很感谢当年那些在课堂上回忆往昔的老师们。有些老学者经历过中日战争、国共战争，有些老师经历过反右、大饥荒、文革，有的老师经历过六四。那时候，大学的课堂上还没有安装摄像头和录音设备，学生里也没有党团安排的信息员，老师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讲历史故事。

1998年，西安为克林顿访华建造的欢迎广告牌 （ REUTERS / PTB ）

我去大学的前两个月即1998年7月，克林顿总统访华的第一站就是西安，他是六四之后访华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代表中国的西安官员郑重地递给克林顿一把钥匙，然古城西安的南大门缓缓打开。那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性的镜头，这个古老的中国，再次向以美国为首的外部世界打开了大门。

我这代人，人生的前二十年，中国的关键词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邓小平说，坚持总路线100年不动摇。让我们这代人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样的日子会伴随我们终生。在入世之前的二十年，虽然有各种跌宕起伏，但整体在路径上，中国还是向着更加开放的方向。这就是我青少年时代对中国的大体认知。这些都让我们彼时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二、如金子般发光的日子

2001年，中国年轻人在上海的一个电子展上上网 （ REUTERS / Claro Cortes IV ）

2002年大学毕业之时，很多同学选择考公务员进国家体制，我也未能免俗，但当时进入体制内工作大概率是会被同学鄙视的。那时候互联网经济刚刚崛起，到处流传着做网站创业的传奇故事。丁磊（网易创始人）、张朝阳（搜狐创始人）、马化腾（腾讯创始人）就是那个时代的神话。很多人放弃了进入体制的机会，去大型企业工作。

我当时考上了中国广电总局的公务员，我父亲是广电系统的，怂恿我考这个部门。我当时已经决意从事新闻，最终还是放弃了做公务员。2002年的7月13日，我从南京飞到了北京，住在南城半步桥的一个小公寓里。为了拿到北京户口，我去了一家隶属于中共的日报工作。

随后就遇到很多大事。首先是那年夏天，中国的大防火墙建成并开始试验运作，从此，很多港台及美国、欧洲的新闻网站就不能继续访问。我认为GFW的效果，终于在二十年后初见成效。200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访问过外面世界的网站，同我们这代人相比，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简单而可怜。如今中国大陆网络上“小粉红”现象与此密切相关。

自由是这样一种东西：一旦曾经获得，就无法失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上网需要借助很多软件，才能不受阻碍地去看中国以外的网站，这个动作后来被称为“翻墙”。当时我们没有人觉得是多大的事情，如今，很多地方都传出因为翻墙访问X（Twitter）或者YouTube被拘捕的案例。

那年秋天，中共十六大召开，北京城戒备森严。江泽民和胡锦涛之间的权力交接，是中外瞩目的大事。这是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后第一次和平的权力交接。邓小平在1992年确立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体制，并隔代指定接班人胡锦涛，且每一代领导人仅能连任一次，执政时间为十年。这就给外界呈现了一种“制度化”的假象，人们对制度稳定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2002年，江泽民（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国庆53周年宴会上向胡锦涛（左二）和李南清（右）敬酒 （ REUTERS / Andrew Wong ）

江胡交接之后，人们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政治焦虑，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与此同时，广州的一种怪病在蔓延，但早期的新闻被压制，直至春节后才开始大范围非正式的流传，这就是非典型肺炎（SARS）。

虽然被压制，但还是有媒体冲破禁令，报道了SARS。一位名叫蒋彦永的军队医生，在4月向外媒公开透露了中国非典型肺炎的真实情况，刚刚上任的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停职，同时被停职的还有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类似的情况发生在2020年1月，一位叫李文亮的医生在私下的信息渠道非公开地提及了新冠肺炎，被武汉政府严重警告，后来他被誉为“吹哨人”和“英雄”。

中国政府在2003年4月下旬，开始公布真实的非典型肺炎患者病例及数字，并允许WHO专家到北京调查。虽然有些迫不得已，但这些开放的姿态还是让外界认为胡温的上任，为中国带来了颇不一样的改变。人们对3月刚刚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寄予厚望。

公民社会中的媒体人

2003年，一名男子在北京街头的报纸杂志摊上看书 （ AFP / FREDERIC BROWN ）

新闻人当时都很乐观，觉得依靠自己手中的笔可以改变中国。2003年3月，一位叫孙志刚的企业职员在收容所中以不明原因死亡，以滕彪为首的三位法学博士给官方上书，要求废除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6月20日，《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3月的人大会议后，在新闻界开始流传一个新的词汇：胡温新政。但当时我是失业状态。我在3月初刚刚和一家新近崛起的时政报纸《21世纪环球报道》谈妥，去做该报驻北京记者。这家报纸隶属于广州的南方报业集团，在业内被认为是具备改革气质的自由派媒体大本营。可是当我在3月17日入职那一天，被告知报纸被停刊了。那一天，温家宝刚刚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21世纪环球报道》头版 （ 维基百科 ）

报纸被停的原因很简单，一位记者采访了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请他对邓小平时代做简单评价。李锐说，“邓小平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这是不对的。”本来这句话在终审时已经被主编删去，但印刷时（未知是否有意）使用了先前的版本。3月17日出版的这期报纸被收回，报纸被停刊。

刘晓波后来评价这份报纸被封的原因，他说，“他们过于关心国内外政治。”对我来说就很讽刺，因为我在胡温新政的第一天就失业了。那时候，我对所谓的“胡温新政”发生了一丝怀疑。毕竟关闭一家报纸，显得意识形态的管理部门非常小气，而且那句话并没有讲错，何况还是党内高级干部讲的。

但也是这一年，中国的新闻管制似乎有所松动。当年秋天，南方报业集团在北京创立《新京报》、新华社在上海创立《瞭望东方周刊》，均被认为是具备自由派倾向的媒体。次年，《时代人物周刊》于北京成立、《南方人物周刊》于广州成立。

记者因为薪水的多寡在各个媒体间频繁跳槽，大家都似乎觉得迎来了一个媒体的黄金时代。后来成为腾讯公司副总裁的陈菊红，当时是《南方周末》的头版编辑，她在回忆南方报业的时候，有一句话被别人频繁引用：“那是一个如金子般发光的日子。”

2003年年底，《中国新闻周刊》刊发了一组封面故事：《2003，新民权运动》，并为此组稿件配发了一篇题为《2003年，公民权利年》的社论。这篇文章执笔者为成都大学青年教师王怡。文章末尾如此写道：

“经过漫长的27年，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已经站满了市民。有一种值得期待的前景，就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在议会和政府之间，同样的站满持有恒心的公民，和各种公民的结盟。”

就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后，2004年1月27日，胡锦涛在法国巴黎的国民议会大厅发表演讲。他说，“中国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消息传回中国国内，引起媒体相当热烈的讨论。中国官方在六四之后已经很久没有提及“政治体制改革”这几个字了。

2004年9月，新近成立的《南方人物周刊》在第7期杂志推出一组报道，《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王怡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入选。这个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可以视作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个政治光谱，有茅于轼、徐友渔、贺卫方等人，甚至还向台湾的殷海光致敬。

从那个时候开始，乐观的情绪开始逐年蔓延。当时大家身在此山之中，何曾想到几年后的境况居然每况愈下。这个名单中的高耀洁，2009年8月流亡美国，直到去世也未能再回故土。而王怡则在2019年12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9年。

这种乐观情绪之下，一种对政治改良的期待应运而生。首先是媒体人这个群体，积极报道各类维权事件。当时这类事件在新闻审查上比较容易规避，通常在报道之后，涉及的政府部门或者企业，出于对社会舆论的在意，也会作出相应的改善或纠正，于是记者们就有一种盲目的对报道效果的确认。

比如前文提及的孙志刚事件，在南方都市报报道之后以及三博士上书之后，很快废除了《收容遣送办法》，让当时的媒体人士气大振。不过，一年之后的2004年3月，《南方都市报》的主编程益中即因为所谓的经济问题被立案侦查。民间普遍认为这是对南方都市报的报复。

以南方系为主的一些媒体人群体，把不断扩大中国的新闻自由视作是自身的使命——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知灼见，就无法讨论中国的前途命运，就不会知道“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终极问题的答案。这是我在2008年时反思“为什么我要做新闻”这一问题时所想到的答案。

很多媒体人凭借互联网的便利，互相交换本地的信息，比如广东省内的新闻，广东本地媒体如果被控制的话，就请上海的媒体朋友来报道。这就形成了那几年在媒体生态中一个很流行的现象：异地监督。2004年，中宣部即下令禁止异地监督，这之后，对异地负面新闻，只能采用“异地评论”的方式。

2005年，矿工的亲属在听到承德煤矿瓦斯爆炸的消息后痛哭不已 （ REUTERS / China Newsphoto ）

由于我当时所供职的新闻杂志隶属于官方的新华社，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跑新闻。2005年2月14日辽宁阜新发生矿难，有214人死亡。次日我即冒着大雪赶到600公里之外的事发地。一位遇难者的遗孀在接受采访时问我：为什么有户口的赔21万，没有户口的只赔7万？都是一样的人命啊。

我当时写了一篇揭示生产事故赔偿中“同命不同价”的稿子，谁料被主管机关毙稿，不止是我，赶去辽宁的全国各地的记者，都没能发出来稿子。我们被告知只能转载新华社的通稿。我在冰天雪地里忙碌了三天，甚至偷偷摸摸半夜去看尸体，居然连稿费都拿不到。那是第一次对“媒体推动变革”这个命题发生了怀疑。

也有乐观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家提出“围观改变中国”的口号，并辅之以“公民社会”、“官民良性互动”、“中产阶级”、“新兴阶层”等一系列的周边概念，试图以言论自由为突破口，改变中国的现状。当时许多报纸都特设了评论版面，《南方都市报》甚至成立了一个《评论周刊》。

当时大家的共识就是，必须在媒体上促成对新闻事件更自由和广泛的言说。我作为《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家，此时也开始撰写时事评论专栏。

记者、律师、教会和程序员

2009年，一辆武警装甲车停在临汾一座教堂外（后面），十名当地宗教领袖因无证礼拜被判入狱 （ AFP / PETER PARKS ）

律师和法学家则在另一条道路上。北京大学宪法研究中心的教授贺卫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领袖，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或者自己撰稿，主张中共应该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应该将宪法司法化，比如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言论权利、集会权利等，即可以得到保证，其核心是要求细化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尤其是记者和律师两个群体密切接触之后，互相帮助和配合，形成一种看似非常有力的变革力量。当时律师界的领袖是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浦志强律师，他曾经代理了《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夫妇被起诉的案子，涉及言论自由。2014年他则因六四研讨会而入狱。

而互联网公司的一些程序员则抱有“技术改变中国”的理想。一位毕业自上海交通大学的知名网友，曾经建立过一个互联网数据模型，根据他采样的中国互联网管制的数据和自己的算法，他曾信誓旦旦地说，在2017年10月的某一个时间点，中国官方将失去对互联网信息的管制能力，中国的言论自由可望实现。许多程序员认为，互联网的崛起，将极大的推动中国的言论自由。

可是很多年后，我们知道，中国互联网的崛起，即便在早期曾经有过言论范围的扩大以及令个体更容易发出声音，但整体来看，极大地增强了官方的宣传力量以及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效果。流量是党产，影响力亦是党产。技术的成长不过是增加了统治手段的高效与便捷。

2005年前后，北京和上海崛起一批为数众多的地下教会，甚至进行半公开的查经或者祈祷活动。根据香港作家陈冠中在河南的调查，他估计，截止2010年，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的基督教及天主教教众有1.5亿人之多。当时一些知名知识分子比如范亚锋及李柏光，均为基督徒。

2005年连战访问中国大陆，成为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国民党领导人 （ REUTERS / Jason Lee ）

2005年4月，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大陆，开启了此后数年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蜜月期。这是继1945年之后，国共领导人首次会谈，虽说国民党已是在野党，但连战仍在南京获得30万民众的自发欢迎。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被允许直播，这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事情。

中共在此后，也有限度地开放讨论台湾问题，以及民国历史的研究。胡锦涛为此特意在一些场合，肯定了当年国民政府在中日战争中的贡献，所谓“正视历史”。这亦成为一些改良派对胡温政府抱持期待的理由之一。我从2005年开始，陆续给《南方都市报》及《南方周末》撰写关于台湾问题的评论，此后的几年，我个人的兴趣基本是研究港台问题。

2008年3月16日，我从北京经香港到达台北，采访当年的台湾大选，但郁闷的是，我刚刚从北京起飞，拉萨就发生了314事件，我懊悔为什么要来台湾。没多久，汶川发生地震，许多媒体人冲破新闻封锁，纷纷前往四川，打破了一次“禁止异地监督”的禁令，且事后也没有被追究，在稿件上也最大程度做到符合官方的要求。

2010年，Google退出中国，谷歌中国总部外，中国谷歌用户送上鲜花 （ REUTERS / Jason Lee ）

那时候，各地网友频繁举行线下聚会，称为“饭醉”（“犯罪”的谐音），也发明很多暗语和“黑话”，最著名的莫过于“草泥马”这个词，并延伸为一系列反对政治的符号。“草泥马”打败“河蟹”，即意味着反对胡锦涛的“和谐”。2010年1月13日，因无法忍受中国繁琐的内容审查，Google搜索引擎决定退出中国，一批北京网友来到Google中国总部楼下献花。那天晚上我也在场，亲眼目睹了“非法献花”这个词的诞生。

烟花散去，留下的是改革者的“单相思”

2008年，一名士兵在为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站岗 （ Action Images / Jason O'Brien Livepic ）

2008年8月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我在北京家里的阳台上看到漫天的烟花在空中飞舞，心里不禁在担心中国未来的可能。我有点不太确信当时这些进步主义人士的乐观情绪能够持续多久。万邦来朝举国同庆的那个夜晚，我竟然有点怅然若失。我只是隐隐约约觉得，我们的乐观是大概是没有根底的。因为这些年来，不论什么事情，最后都会遇到一堵冰冷而坚实的墙。

奥运会之后，温家宝即将进行政治改革的传言甚嚣尘上，但与此同时，“普世价值”这个词汇在媒体上封杀及围剿。2008年当年出版的《公民社会评论》，是模仿当年匈牙利转型期的《公民评论》杂志，出版一期即被封禁。三年之后，连“公民社会”四个字都不能提了。

奥运会后的三鹿奶粉事件，把奥运会带来的辉煌与荣耀在短短几天之内撕得粉碎。但对我来说，真正令我死心塌地的则是发生于2008年年底的零八宪章事件。当时，我认为那份文件上的主张已经足够温和，即便如此，仍然不能被当局容忍，那么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将永远不会到来。

2009年北京，一名便衣警察（右）在刘晓波受审的法院外拉下刘晓波支持者举着的横幅 （ REUTERS / David Gray ）

易言之，中国的民间和官方各自拥有不同的思考逻辑和行为逻辑。以渐进主义改良为目标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努力，在表面上看卓有成效，但并未获得官方的任何回应，也没有在立法领域取得任何进展。与此相反，反倒是官方利用立法权，不断在禁锢律师、记者以及宗教人士的活动空间。所以改良主张更显得像是一种自虐以及自我怜悯的单相思。

比较有说服力的案例是2010年7月，波兰《选举报》的主编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在学者崔卫平的邀请下，在北京的一家书店公开做了演讲，讨论波兰以及中国的转型问题。米奇尼克说：“中国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成就，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民主的演进。那么所有逆转或者违背这个过程的行为都是违背自然的。”

与其说是自由派学者和行动者们对这个结论深信不疑，毋宁说是米奇尼克的这一说法验证了长久以来自由派学者对这个庞大国家的路径期待。中国有一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经过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中国一定能和平实现民主转型，这是很多人当时的想法。那天在晚宴上，我向米奇尼克讲述了我的担忧，我已经忘记了他是如何回应的。

三、香港，香港

1999年6月4日，数万人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烛光守夜活动 （ REUTERS / RM ）

2009年春天，因为对新闻的倦怠以及对所谓新闻理想的怀疑，几乎是带着满身伤痕，离开了新闻杂志，去GQ杂志中文版做编辑，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当时的媒体政策大体是严管新闻，但是对娱乐、时尚、体育等领域放开，所以像《Vogue》、《GQ》、《Sports Illustrated》这些杂志均有中文版本。当然，这也被视作是中国“开放”的一个特征。

离开新闻领域当然是因为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就是对任何改变都不再抱有期待，但这只是我的看法，我的很多同行当时还认为此时是中国媒体的上升期，尤其是当时许多网络媒体在崛起，开出相当于传统媒体3-5倍的薪水在招兵买马，网络媒体当时的尺度比传统媒体略微大一些。

2010年3月30日，因为三鹿奶粉引发的结石宝宝案件，结石宝宝的父亲赵连海在北京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我当时用新浪微博评论此事，微博账户立刻被永久封禁。而当时，新浪微博这个产品才刚刚在中国上线。此后，我就很少有动力在中国国内发表时事评论了。

2010年香港，一名抗议者在敦促释放赵连海的集会上吹起呜呜祖拉 （ REUTERS / Stringer ）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许多自由派人士争相庆祝。官方则完全禁止这类消息的传播，最后实在无法掩盖，由代表民族主义立场的《环球时报》发出评论，指出这是西方的一个阴谋。无论如何，六四那一批知识分子在政治变革上的努力，至少在此是告一段落了。

正是因为这种失落，我在2011年春天，去了香港工作，也是在一家新闻杂志。在那里，我试着用不被审查的中文撰写文章。过去在中国大陆，因为审查的缘故，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中宣部。如今可以自由的写作，于我而言是非常难得的。

谁料没过多久，就被广州的相关部门找我谈话了，而且就在香港。我们坐在香港北角的一家颇具维多利亚风格的咖啡厅里，他们质问我为何要报道陈光诚和艾未未的新闻，质问我为何不热爱这个国家。虽然在北京我也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但是他们在香港依然如此毫无顾忌，却让我有点震惊。

当时的香港其实已经在巨变的前夜。北京一再否决了香港的立法会选举方案，并在中学辅助教材中推行“国民教育”，敏锐的香港年轻人有一种对未来深深的隐忧：即在“温水里青蛙”，香港会一再丧失拥有过的自由。这种担心在七年后的2019年成为现实。这是后话了。

我从北京到香港工作，更加验证了过去我隐隐约约的看法。香港与大陆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大陆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香港正在发生什么。香港本土派的一些网络媒体把大陆人骂作“蝗虫”，而当时在大陆网络颇有影响力的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也公开在节目中骂香港人是狗，即当年所谓的“蝗狗之争”。

此后，香港年轻人的言论和主张逐渐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关于香港前途的讨论，是这个城市惴惴不安的暗流。香港与大陆的那些在制度上的不同之处，正是香港得以成为亚洲世界城市的理由，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地无三尺平的小岛成为东方最自由和迷人的城市？香港的世界性和开放性，注定会成为渐趋保守的北京政权打压的理由。

2014年2月，时任《明报》总编辑刘进图被不明人士在街头砍了六刀，情况危殆，再次引发港人对新闻自由的担忧。2015年2月，总编辑钟天祥撤换《明报》头版头条关于六四的“加拿大密件”文章，更让港人怀疑，一直以来的新闻自由已经在北京的强大压力之下无法守护。

2014年，刘进图被袭击后，《明报》的记者和编辑在香港抗议暴力活动中举起报纸头版 （ REUTERS / Bobby Yip ）

此后的雨伞运动等大型冲突，都在既定的逻辑之内。当年10月，又发生了著名的“铜锣湾书店事件”，这是一家被认为专门售卖中国大陆政治书籍的书店，五位书店人士相继在香港失踪，后来被证明是不明身份的人士将他们挟持到中国大陆，并“配合有关调查”。香港人的言论自由被戕害之后，人身自由也面临重大威胁。

“不！你还有理想！”

2014年，一名艺术家正在香港第一座永久性博物馆创作民主女神雕像，该博物馆致力于残酷镇压中国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 （ REUTERS / Tyrone Siu ）

三个月后的2016年3月15日，在我身上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当天下午我按计划乘飞机离开北京去香港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在首都机场被四名不明身份的人士带上一台轿车，关押在至今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一个小房间，一共19天。被塞进车里的那一刹那，我只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我不在中国就好了。

一位负责审讯的相关人士问我：你为什么要给《苹果日报》写稿？我只好实话实说：因为房价很贵，而这家报纸给的稿费很高。他又问：你仅仅只是为了钱吗？我回答说：“我就是为了钱。”他突然间被激怒了，粗暴的打断我，严厉地说：“不！你还有理想！”我当场愕然，无以为对。

此后的半年内，我不能离开中国大陆，直到当年8月底，才被允许去澳门旅行。我还被警告不能撰写时事及政治评论，亦不能接受任何外国媒体采访。与此同时，我在香港的有限居留签证也被迫中止，我不得不搬到深圳居住。但出入境并未受到严格限制，所以也经常去香港买书会友。

有一点很重要。言论及出版自由的香港，一直在为红色中国保存着那些不能遗忘的记忆。比如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的研究书籍，一直可以在香港出版和发行，香港就是中国的“真相博物馆”。但，真相就是谎言的敌人，就会被谎言的制造者无情打压，这也是当时我们判断香港处境会更加糟糕的理由之一。

更何况，在北京眼里，香港其实是一个反对派言论聚集的基地。这也是北京一再强调“港人治港”必须是“爱国的港人”才能“治港”的原因。他们对“自由”这种东西抱有出乎本能的警惕以及不信任。

四、四十而不惑

2017年的大事件是刘晓波在狱中去世。作为六四符号的溘然陨灭，这无异是一个巨大的象征。从六四之后开始的中国政治转型运动，在民间大体有两条路线，一是以体制内开明的退休官员、体制内知识分子、媒体人和律师主张的渐进改良路线，一是以刘晓波为代表的自由派独立知识分子主张的政治反对路线。二者的核心分歧是是否接受中共的领导。

而刘晓波的去世以及伴随而来的对政治反对派的驱逐和打压，使得政治反对路线趋于消失。而主张改良路线的人们，在2018年春天也遭到了现实无情的嘲弄。那一年春天的全国两会上，宪法被修改，删除了国家主席的连任规定，使得国家主席的第三届任期成为可能。这引起国内外的激烈讨论，并引发了一波移民热潮。

回顾过去四十年中国的道路，“改革开放”是一个颇能迷惑人的词汇。官方不断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六四后遭遇重挫，然后被无限期搁置。不仅如此，党务系统对政府侧的限制以“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为由层层加码。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他们总结了相当多的经验，有资金、有技术、有高超的能力继续维持高压管制，并且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以民族主义及狭隘的爱国主义为圭臬。

持自由派倾向的人群，以进步主义的思维去看待中国过去这四十年，以一个虚假的期待作为奋斗的目标，认为中国的发展进路是线性的、不断往上的，中国会不断保持开放姿态。如今看来，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我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并且在人生的前半部分积极投入去实现这样一种期待，犹如飞蛾扑火一般。

历史不会一直是进步的。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反反复复的事情太多。当年义和团领袖朱红灯也是带着农民在山东推倒圣诞树及火烧教堂的。就像如今，在和服的起源地苏州，穿和服竟然会被警方问话并且被强制脱掉，安倍晋三去世的时候，中国国内互联网上一片欢腾之词，这在八九十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有句古话说，四十不惑。也就是说，人到四十岁的时候，才能够明辨是非，才有了自己的价值尺度与判断标准。我的前半生，基本和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时期相重合。我这些人生颠簸，几乎也都受到中国政治演进的影响。台湾作家龙应台曾说：一滴水，如何知道大江大海的方向？

看着昨天的世界不断崩塌，也离我渐渐远去，我并没有觉得更迷茫更彷徨，只不过对中国更悲观而已，然后将自己限缩于个体建构的小世界之中，对当下的中国，想说的话越来越少，可能以后什么都不会说，这大概就是佛家讲的“大悲无泪、大悟无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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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本升专”成了一种愈演愈烈的现象。如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两年招收的本科生超过150人；青岛技师学院从2009年开始创办“大学生技师班”，招收已获本科学历的学生。而到了2025年7月底，更明显的转向出现——越来越多的高考生从“专升本”，转变为“弃本读专”。在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下文简称郑铁）新生微信群里出现了多位分数在560分以上、纷纷报考机车维修、运营专业的年轻人。

“560分还来大专？”群里不少人半是调侃半是惊讶。2025年河南高考物理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一本线）为535分。560分超出一本线26分，可报考郑州大学（2025年物理类最低录取分548分）、河南大学（535分）等省内重点本科院校。

这些放弃本科选专科的年轻人的心态，从2024年麦可思研究院报告中可窥见一二：一方面，高职高专毕业生毕业半年内就业率达92.3%，普通本科毕业生为84.7%，其中双非院校本科因专业不同而就业率有所差异，最低可至76%，而985高校毕业生约超70%选择了“继续深造”。另一方面2023届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起薪4682元，较2021届增长11.13%；部分专科专业如护理、软件技术等起薪已接近或超过普通本科。

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通了一件事：为什么还要在本科熬上四年，回过头来再争专科对应的就业机会？？十年前本科还是阶层跳板，如今对接明确岗位的专科，成为抵御就业风险的安全绳。

年轻人开始站到“稳定溢价”这一边，“学历溢价”的潮头正在退去。

文｜oscar

编辑｜oi

为什么他们不等四年？

“你为啥要报郑铁？”17岁的杨鹏从以561分报了郑铁的“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后，这是他被问到得最多的问题。“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是郑铁录取分数线较高的专业之一，也是该校毕业生进入铁路局工作的核心专业。

杨鹏甚至比其他同学都要早确定自己的录取结果——一方面是源自自己在同专业中遥遥领先的分数，另一方面则与他报志愿时的规划紧密相关。

“你读了这个专业，两年后就开始实习。从实习开始，基本上就敲定了工作单位：铁路局。”这件事在郑铁校内，并不是秘密。一位学习软件专业的学长这样告诉杨鹏。杨鹏有些惊讶，“你怎么和我爸说的一样。”

读郑铁是杨鹏一家、姑姑一家，以及父亲的战友一家，三家人共同商量后的决定。——对他而言，这相当于用超出一本线的高考成绩，换取 “稳定溢价” 的便捷路径。

在铁路系统工作的父亲作为“内部人”，告诉杨鹏，在郑铁将来工作不愁！经历了金融危机、下岗的父母举了几个同一个家属区里那些不肯进入铁路系统、如今失业在家的年轻人，“他们后悔都来不及！”

从郑铁2025年就业质量报告来看，就业的确是该校的一大优势。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因与郑州局、武汉局联合成立定向班、订单班，就业覆盖率超 60%，实习转正率达93.2%。而且在2025年7月的《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中，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应届生平均月薪 5926 元，三年后年薪普遍突破10万元。杨鹏的父母告诉儿子，“这样的工作比公务员都不差！”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考试通知

可即便有学长的羡慕、家人的劝导，当周围人的关注渐渐淡去，失落感仍像火一样烤着杨鹏的内心 ——他其实想读郑州大学。“除了说出去好听，还有啥用！”他的母亲这样说。“我可以读研！”杨鹏不愿轻易放弃。“你真有那个本事，当初就考好一些，选一个好就业的本科专业。”杨鹏心里清楚，以自己的分数，即便能进郑大，也选不到有就业优势的专业。

杨鹏陪父母去小区门口超市买东西时，碰到了父亲的同事刘伯 —— 刘伯的孩子正是郑大毕业。“老哥，你家儿子找到工作了吗？” 父亲随口问起，刘伯却摆了摆手：“还在家考公呢，你看我这头发，都愁白了。” 听说杨鹏选了郑铁，刘伯连连夸赞：“这孩子真懂事。”

真正让杨鹏放弃郑大的，是母亲在深夜忽然冲到杨鹏的卧室，“我跟你爸担心的都睡不着觉！”一边是父母的压力，一边是对未来的现实考量，杨鹏最终妥协了。

事实上，像铁路系统这样 “就业明确” 的领域，还有电力、邮政等。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2025 年就业报告明确显示，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专业 93% 毕业生进入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央企，且订单班覆盖率达 85%。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邮政集团签订的订单班，采用“2+1”培养模式，学生前两年在校学习理论，第三年到邮政企业顶岗实习，实习考核合格后直接签订劳动合同。2025年数据显示，订单班毕业生100%进入邮政系统。

“这叫平稳落地。”杨鹏的父母这样对他说。杨鹏终于低下了头。还有谁在乎为了就业，年轻人到底放弃了什么？

谁能进、怎么进？

王铮的高考分数同样在560分、同样选择了郑铁、同样放弃了本科。同专业的学长告诉他，在铁路系统内的技术工人岗位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舒坦，在这些岗位上每隔几年就要进行一次晋级考试。

通常技术工人岗位分为8个等级，等级越高要求越严，既要求工作经验，也要求能力水平。如果无法成功晋级，哪怕五十岁，也可能和三十岁的人领着一样的工资。

听到这样的情况，王铮多了一个计划，打算大专毕业后先去当兵，再回来就业。

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也是他听父母平时聊天时提到的、铁路系统内一些领导的例子。这些领导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当兵了。回来后，再进入铁路系统。

同时王铮自己做了功课：退役军人在铁路系统招录中可享受笔试加分5-10分、优先录用等政策。以郑州铁路局为例，2025年招聘中退役军人占比18%，且部分岗位晋升至管理岗的平均年限比普通员工缩短1.2年。

年轻人看似放弃了本科，却没打算放弃未来。尽管杨鹏与王铮都说，自己的家庭很普通，不过是沾了 “系统内” 的光，但这并非个例。《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2025 年）显示，铁路系统技术岗职工子女的入职率，比非职工子女高 17%-25%。如济南铁路局 2024 年录用名单中，职工子女占比 48%，非职工子女为 31%。

可反过来想：就算没有放弃本科，拿着本科学历，就能和专科生竞争同一个岗位吗？

沈阳一家事业编制的科研单位，在2023年、2024年招聘中，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的数位毕业生，为了能够进入这家事业编制单位，主动选择到装配车间成为技术工人。小许便是其中之一，他自嘲道，“谁让我没考上研究生呢！”

小许的苦恼，主要是觉得 “一线工人” 的岗位听起来不好听，但单说单位名字，不少人都会觉得这是份好工作。2024年年底，小许拿到了约3万元的一次性年终奖。他说如果当时坚持自己是本科毕业，不肯找这份工人岗位工作，怕是和很多本科同学一样，要么成为了三天两头失业的销售，要么去挤考公考编的独木桥。

可就算如此，小许在面试时，竞聘这个岗位的除了自己这样的本科生，仍是以专科生为主。但招聘单位考虑到这一岗位的性质，虽然是工人岗位，但依旧需要对于装配工装的设计和研究能力，于是对“本科生从事专科生工作”有了倾斜，在面试题目中增加了对于机械加工图纸的识别和绘图的能力，这才有了小许今天的工作。“如果单纯比动手能力，我是比不过专科生的。”小许有些后怕，也有些庆幸。

小许的同事里，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也有不少。这也是一个本科学校。这让小许的心理平衡了不少。而除了这些本科生成为技术工人外，单位里的科研人员，最低学历已是硕士，据说还要求本科和硕士都是985院校的学历才行。

成为工人后，小许也放弃了读在职硕士研究生的想法：一来单位不承认第二学历，二来工作压力不小，他也明白 “在职刷学历” 不太现实。但刚入学的杨鹏，还带着一股初生牛犊的冲劲，依旧想试着突破未来的职业天花板。

确定性之上的天花板

杨鹏始终对放弃本科、选择专科有些在意。又无法说服自己的父母，于是他萌生了 “先稳住工作，再谋更高学历” 的想法。而且，看到高中同学有一半选择了本科，杨鹏还是羡慕的。父母的语气里带着一股满不在乎的笃定，“以后他们会羡慕你。”

杨鹏特意问了郑铁的学长。学长说，学校机车维修专业每年会单独列出约 50 个本科毕业生招聘名额，但他从没听说过杨鹏所选的专业，有毕业生毕业后再去考本科的。“说不定等你到了单位，要是干得好，单位会愿意让你继续进修呢！” 学长也只能这样安慰他。

杨鹏半自嘲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尤其听说工作后常要加班，就算想考本科都难，更别说冲刺研究生了！

在杨鹏的不快乐中，他看到郑铁的新生微信群里，大家纷纷说自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讨论的话题也变了，全围绕在郑铁有哪些社团、是不是可以染发、能不能带吹风筒、一个宿舍几个人、食堂的伙食怎么样……

杨鹏忍不住在群里问：“要是工作几年后，本科学历又吃香了，咋办？” 那群已经开始关心校园生活的年轻人回得很随意：“到时候听家长的呗！” 至少眼下不用慌，总比一进社会就扛着动荡强 —— 这是他们默认的共识。

可只要多留意铁路、电力、邮政这些系统的招聘就会发现：全日制本科学历仍是岗位主力。这么一来，“未来晋升难”，就成了这些 “弃本读专” 的年轻人，必然要面对的另一个难题。

可父辈对于“职业天花板”并没有那么在意。王铮的父母是一线普通工人，他们自身学历不高，但感觉生活压力不大，因此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太辛苦。并以此劝说王铮。

不过，职场里的某些倾斜，或许能悄悄打破这种 “看似安稳的局限”。比如小许，之前报名单位的岗位晋级时，单位通知 “可按岗位最高学历计分”—— 也就是说，哪怕岗位门槛是专科，只要职工是本科学历，就能拿到更高的计分。这算是对人才提升的一种激励。原来有些时候，学历还是有用的 —— 比如拿到工作后。那一年评优，小许就凭本科学历，竞争过了同岗位的专科同事，也总算看到了一丝希望。

稳定之外

毋须讳言，在就业层面，特定领域的专科专业确实比本科更具竞争力——这些专业通常与国家战略产业、基层公共服务或技术密集型行业深度绑定，形成 “学历门槛适配岗位需求” 的结构性优势。除了铁路系统、电力系统外，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控中心需要的护理专业；邮政局、顺丰等物流需要的邮政通信管理、物流工程技术专业，也同样呈现出 “专业对口即就业” 的特点。这种 “专业与岗位精准对接” 的优势，也直观反映在录取分数上：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2025 年高职专科批投档线》显示，该省 198 个高职专业组的投档线已超过本科线，足见年轻人对这类专业的认可。

但无论年轻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妥协，“稳定溢价”也许已然成为如今的潮流之选。只是，潮流并非永远不变。教育也终究不该一直被工作焦虑、生存焦虑所绑架 —— 它本该承载更多关于成长、热爱与可能性的期待。

弃本读专的背后，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份触手可及的工作，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对未来的稳妥规划；但就像仍在纠结学历与职业天花板的杨鹏，或是为突破局限规划 “专科 + 当兵” 的王铮，仍有不少年轻人没停下思考：在 “稳定” 之外，是否还能找到兼顾生存与理想的路。而这份思考，或许比 “选本科还是选专科” 的单一答案，更值得被看见。

参考资料

• 云南网《读懂 “本升专” 的需求信号》（2025 年 7 月 3 日）
• 齐鲁壹点《山东在全国首开大学生技师班》（2024 年 7 月 12 日）
• 新华社《瞭望 | 培育 “紫领” 预备队》（2025 年 6 月 24 日）
• 河南省教育考试院《2025 年高考分数线》
• 郑铁官网《2025 年单独考试招生章程》
• 郑铁《2025 年就业质量报告》
• 麦可思研究院《2025 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2024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 教育部官网
•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2025 年高职专科批投档线》
• 辽宁省人社厅《高校毕业生免费专业转换及技能提升培训》

我到底是真的为大家做了好事，还是已经在助纣为虐而不自知？

2023年，我研究生毕业，进入一所国企在家乡的省公司，任职于一个不用背负经营业绩指标的管理部门。这是一份在人们眼中“稳定、体面、不受累”的工作，是个铁饭碗。但我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一份承诺一切的理想工作。两年之后，2025年，我裸辞了。

我初入国企工作的故事《一个国企文秘的职场修养》于8月25日发表，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2024年9月，我在这家国企综合部新闻宣传岗已经工作超过一年。我认为自己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狗屁工作”，不产生什么实际价值。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我手里握有权力，而我还可以使用手中的权力，影响其他同事的处境。

“ysxt工作”与我的权力

事情要从“线上阵地意识形态管理工作”说起。所谓“线上阵地”，其实就是社交媒体账号。意识形态管理，就是要监控这些账号的内容。

简单来说，在社交媒体上，任何包含我司名称+我省地名的账号（比如，“N省A公司佳佳”、“C市A公司一枝花”、“N省A公司F市分公司908”、“xx市场北门A公司营业厅”、“西花园A公司营业厅”），无论是员工主动开设的，还是不知名人员以我司名义注册的，都要管理。

具体来说，对于公司部门注册运营的账号，我需要管理它们：1.是否存在内容上不符合规范之处，比如是否存在危害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内容；2.是否存在党旗、党徽、天安门等符号的误用。而对于不知名人员以我司名义开设的账号，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意识形态风险。

有趣的是，意识形态这四个字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风险，需要避讳。在各类文字表述中，除非是正式的制度文件，党建工作部永远称之为“ysxt工作”。

我至今记得这项工作如何落在我的头上。2023年11月的某天下午，党建工作部突然要求一众部门出席“各个阵地ysxt风险把控”会议。会议室里，党建工作部领导坐在会议桌首席，不等我的领导开口说话，就严肃发言：不管内外部，你们一定得严肃处理“不合规”的新媒体运营动作，定你们的制度！明确你们的管理举措！你们先把大棒挥起来！边说着，边在空中有力地把手一挥，做出一个抓握的手势。

这是党建工作部一贯的工作方式，作为牵头单位，他们有权力将本部门工作任务拆分至公司其他相关部门，再作为总负责人定期向各部门索要资料。

管理分三个步骤。首先是发现：去各大社交媒体人肉检索，有多少账号名字、头像、认证中带着我司名字，但却不属于我司官方账号。

其次是整改：对这些野生“风险”账号逐个私信沟通，告知对方不得随意使用我司名号，要求其限时更名或注销账号。倘若对方无回应，则向平台举报要求注销账号。

假如以上手段对某一账号均不奏效，那就要执行第三步，将该账号纳入台账（excel表格的体制内说法），然后“动态监管”起来。动态监管，既指多长时间内必须再去检查一次该账号是否发布内容。

我内心觉得这项工作荒谬至极，我们有什么权力管理毫无关系的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但这项工作来自党建工作部，而党建考核和巡视巡察会影响全公司评分、荣誉，进而层层责任到人，影响员工绩效。我不得不按要求完成。

向上，我要对党建工作部及其他检查单位汇报，向下，我要带领各部门及地市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落实工作。我的决策将直接决定各单位开展这项工作的高度和工作量。每次要求各单位向我上报材料时，我总是连连向对方表示歉意和感谢。

2024年一季度，D市分公司同事李姐打来电话向我请教，无法确定账号主身份，也无法与运营人员取得联系的账号，是否还需要动态监管？

我明白，她这不是请教，而是一种抱怨，毕竟我们已经按照这样的方式工作半年了，规则早已明确。因为愧疚，我对这样的情绪照单全收，同时安抚她：我理解大家的想法，但工作要求就是如此，我也被党建死死薅着。这不是假话，私下里，我的自嘲更加露骨，戏称自己为党建工作部的编外人员、下属部门，是“党建部的丫鬟”。

至于省公司各部门，态度则明显不耐。要不来材料是家常便饭，多问几次，相关负责人冷哼着反问，那人家就是不改名不注销咋办呢？第一次被问到时，我自觉心虚，不知如何回答。钉子碰多了，我也烦了，直接搬出党建：发现问题直接扣党建考核分，部门总经理带你去找党建部总经理，你自己看怎么处理吧。

每次统计各部门及分公司上报的表格时，最大的考验在于对上数目。理论上来说，当期账号总数=新增账号数+上一季度存量账号数，但实际统计中，上期账号总数+本期新增账号数与本期表格上账号总数对不上是常有的事，有时多一两个，有时又少一两个。我料定没有人会逐个对每期台账上的账号细节，便自己编上一两个账号，让账号数目看起来没有端倪。

但随着巡视巡察工作的开展，我糊弄这项工作的日子到了尽头——当初请教我的李姐，被巡察组检查出了意识形态风险问题：一个带着该公司名字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不在监测台账当中。我们部门收到了一份党建工作部发出的“风险提示单”。

邮件发到我的邮箱，也抄送给了我的领导玉珍姐。风险提示单最后说：“对于屡次发现同类问题，党建工作部将提请对综合部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对于自查督查问题整改不彻底、问题屡查屡犯等情况，党建工作部将对党组织书记提出问责建议。”

这句威胁激怒了玉珍姐，她迅速给党建工作部打去电话，厉声质问对方：你说要约谈我的领导，依据是什么？说什么‘屡次发现问题’，你自己想想这项工作每年有多少材料都是从我们这里出来的？你们这项工作做的也太形式主义了！她此前在那里任职，接电话的人是她原来的同事。

也不知对面同事如何回复，挂断这通电话后，玉珍姐紧接着将电话拨给任总——他现在是党建工作部副总经理，正分管关于意识形态相关工作，两人几乎等同于职务对调。玉珍姐的态度更加强硬，责怪任总办事太不讲究：去年你在综合部的时候，我什么时候给你们发过风险提示单？现在你连一句话没有，上来就说要约谈我领导？你们这项工作这么做合适吗！

我一贯知道玉珍姐在涉及自己工作责任划分时非常强硬，“厘清责任田”是她在工作中常向我强调的点，但我从未见过她如此愤怒。

但她的怒火没有效果，党建工作部最后的说辞是，为什么巡察能发现，综合部却发现不了？事情最终只能向内，回到我头上。

玉珍姐帮我翻译巡察组的意思——他们认为我们没有真正下力气做这项工作。她指导我开展整改：

小赵你记着，这次整改，包括今后每季度开展这项工作，都必须以邮件发送工作要求，一定做到工作痕迹充分。另外，三季度的新闻信息通报里，对涉及到这类账号的地市点名批评，要他们狠狠重视！

玉珍姐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伸出食指在虚空中用力往前一戳，“狠狠重视”四字，仿佛是从牙缝里咬出来一般。

我从一些职场博主那里学习着，尽量把领导当合作伙伴，尤其是共同面对其他部门时。我抱怨道，那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算好好做了这项工作？平台的搜索机制我们怎么能说得清啊，迪士尼都还允许人在网上带这三个字注册，咱们怎么管得住人家要注册个什么名字的账号啊……巡察组这不就是让人自证吗，这种工作哪里有尽头？

玉珍姐摆摆手，一如我答复地市分公司一般：现在工作形式如此，没办法。

我苦笑一声不再多说，打开办公软件，准备写整改举措计划。玉珍姐对此的指导是：给别人的东西，最要紧的是不要给自己挖坑，一定要写能落实的。我想让kimi帮忙生成，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和大模型讲清我的需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大模型能明白什么是“严谨而不给自己挖坑”的举措吗？

接下来的一周，我都在整改中度过。条线整改自然需要所有相关人员配合，不想李姐竟在此时又和我“探讨”起来：非公司开设的账号是不是可以不纳管？

我实在没有想到对方竟会再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因她工作不力已经触了霉头背上整改要求的当下。怒火涌上心头，我反问：这是哪里的依据？

她找出一段毫无关系的规章条文。我终于抛掉了在自己空间富有余裕时对基层执行者的体谅，语气冷硬地训斥道，为什么还向我提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不是早就说过了吗？就算找不到是公司谁开的账号，只要带上你们公司的名字、能被搜出来就要纳管啊？做了这项工作这么久，这种基本的标准你不应该不知道吧。

对方一时也嗫嚅，我懒得多说一句，硬梆梆丢下一句“行了就这样吧”挂断电话。手机才往桌上一扔，我又感到后悔：因为自己被要求了，就用更严苛的标准给下位者加码，这不是平庸之恶又是什么？过去很多个时刻，我作为nobody，在这种逻辑下被要求遵守莫名其妙、毫无意义的规则，甚至遭受无妄之灾。而今，我自己也成了一个小生态中平庸之恶的一环。

不断增殖的脏活

不久后，全公司的各项表格数据终于反馈到我手里，我马不停蹄在电脑上建起三个新文件夹，“零报告部门”、“官方账号排查”、“存在问题部门”，文件夹中分别建起台账，每个台账分为三个sheet：sheet1命名为“督查、自查及整改情况台账”，意在体现整改中的过程性动作；sheet2名叫“需动态监测的账号”；sheet3则是各部门的动态监测台账，按日期在每个账号下打对钩，表示该账号在监测中。

统计好总表后，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最新一期表格显示共有89个账号，然而上季度账号总数加上本期新增，竟然比本期账号总数少了十个。我不愿意相信，重新打开各单位上报的表格，复制、粘贴、下拉排序。重复两次，缺失的账号依然没有出现。我认命了，开始跟着kimi现学EXECL数据核对，再逐个和数据对不上的部门打去电话。

一个账号，三个账号，五个账号……到第九个账号时，我再次卡住了。此时已经下班一小时，我有些崩溃，摘下眼镜往桌上一扔，哀嚎着在椅子上靠下来。电话那头B分公司的同事约莫三十出头，平时沟通工作总是干脆地回复“我去办” “我去问”，此刻，她少有地犹豫：实在凑不上的话，我手头还有两个账号……

是什么样的账号？我稍微挺起后背。

头像带着我们的logo，但是名字上看不出来。B公司同事回答。

我几乎是从靠椅上一跃而起：发过来，我加到上季度的存量账号上去。终于够了！

眼见两张表格的数终于配平，我喜气洋洋地挂断电话，忍不住将两手紧紧握成拳在空中有力划过后向怀里一收，仿佛交响乐团指挥家的最后一舞。

事实证明，我高兴的太早了。第二天，玉珍姐想到了另一种办法体现我们的认真程度：在表格中补充每一个账号的开设时间、最近一次发布内容时间，以向领导证明，这些账号都是长期不更新的“无害”死号。

如果她的这项要求不是针对这项工作提出，不是在周五下班前提出，不是在我已经做完汇总整理之后才提出，我或许不会崩溃。但在当时，在我满怀期待以为可以送走这项脏活时，我的领导又教会我一个道理：脏活之脏，一部分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生命力顽强，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增殖。

我的情绪管理只够自己发出“嗯”的音节。才一坐回椅子上，我就觉得喉头已经梗住，眼泪滑出眼眶。我不想发出声音，一边用卫生纸胡乱吸自己的眼泪，一边在群里通知全省各位负责整改的同事再补充两列信息。

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变成常态化工作，纳入考核、巡察，再转化成风险提示单、督办单，最后落成自查排查、台账。只要我还在这个体系里，我就必须去面对和解决对方提出的问题。即便我不想解决，为了充分证明“责任不在我”，我也要花费极大的功夫。

而由于省公司各职能部门并不直接承担生产经营任务，因此他们不需要开设各类新媒体账号宣传业务，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排查整改工作几乎都落在地市分公司头上。我的一切动作都会切切实实变成基层单位的工作量，让原本已经身兼数职的分公司秘书也为这种狗屁工作反复奔波，夹缠不清。

做有必要做的工作，不要额外加码，让大家过得舒服，这件事有这么困难吗？我被愧疚、烦躁和无力感一起碾过。眼看办公室已经空无一人，我干脆放声大哭起来。

我要改变制度

十月，整改终于结束。十一月，党建工作部要对公司《阵地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小利主任提醒我，这是重新划定责任的有利时机。

直到此时，我才真正感受到“管理部门”权力何在。如果全公司涉及到这项工作的人都要按照我的指令来做事，那么我能为大家创造什么样的工作空间就至关重要。

现在，我必须为自己的条线站出来争夺边界。我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就是论证“综合部不对过往已产生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负责”，但这也很难，因为按照我司的做事原则，仅靠常识来论证是不够的，这是不担责、畏难情绪重的表现，我既需要援引本条线已经发布的制度，也需要研究出党建工作部的漏洞以及对我们不利的地方。

我调出所有相关文件，既看党建部发文，也向集团办公室请教这项工作在总部的划归与开展情况，并和其他省公司沟通。我把所有论据都用笔划好，贴上便签。随后开始为玉珍姐撰写上会材料。

这恐怕是我进公司之后对制度研究最认真的一次。而在撰写资料的过程里，我终于意识到这项工作最根本的荒谬之处：权力超过了自己的边界。一个公司的管理权力仅能对自己所属员工生效，把手伸到别人的田间地头，这种工作怎么可能做得下去？于是我在初版资料中形成如下结论：

“根据集团公司相关责任划分，综合部对由公司各部门根据业务发展及品牌文化建设宣传需求开设的官方账号负有管理责任。对开设主体不明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审批谁监管”的权责明确原则，综合部对该类账号及账号所有人无审批、管理权限，不负管理责任，建议党建工作部与集团公司整体沟通。”

玉珍姐对我的材料大致满意，但要求我将集团条线的分工挺在最前，既然集团办公室不负责非官方新媒体账号的排查整改，那么各省公司也不该承接党建工作部相关要求，于是汇报材料最终调整成两点：

1.请公司党建工作部与集团公司党建工作部沟通，根据条线管理职责划分本省意识形态管理责任，落实意识形态管理职责，沟通管理工具，确保条线管理职责的一致性。

2.根据集团公司相关责任划分，综合部对本省公司官方账号负有备案监管责任。开设主体不明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综合部对该类账号及账号所有人无审批、管理权限，不负管理责任，建议党建工作部与集团公司党建工作部沟通相关工作。

作为员工，我能做的工作已经到此为止。我像家长送孩子进考场一般把我的领导送进会场。几个小时后，玉珍姐一踏进办公室门口便扬声喊我：小赵，和党建部说好了。”

我赶忙站起身来，只见她扬手将一叠上会材料往桌上一丢，宣告战果：以后该项工作按属地责任来划分，哪个地市出问题自己担责，省公司不再受连带责任一同整改。

玉珍姐进会场前，我已经想象到或许结果不会尽如我意，但没想到她带来的消息竟然和我的意图南辕北辙。我本想为整个条线撇清责任，让地市分公司减轻工作量，但从结果上却成了我撇清自己。那些向我汇报这项工作的人看到这条新规定会是什么表情？

我无法接受这项工作呈现出“我给下级单位甩锅”样子。向上的空间已经消失，如今要挽回这种局面，我只能从自己能够把握的部分入手——无论如何，我对本条线的工作执行方式仍有决定权。我决定自己修订条线内相关管理制度，将不利于我们管理的那一部分撇出去。

一开始，我想通过那些五花八门的账号特点入手。除了都带有我司名称，它们的另一个特点是粉丝量几乎都保持在个位数，即便发布内容，能够大范围传播的可能性也极低。我的提法相当保守：“粉丝数少于50，超一年未更新，视为无风险僵尸账号，不做专门监督。”

但这一点在小利主任环节就被否决了：不纳管对党建工作部来说就意味着工作有缺口，一定会遭到质疑。

我接受了主任的意见，决定回到问题的根本，让权力回到自己的边界：如果某账号经核实后不属于公司内部人员开设，则综合部无管理权限，不负管理责任。这个想法最终落到书面，形成如下表达：

第十七条 规范新媒体账号排查机制。综合部牵头组织开展新媒体账号的排查清理，排查范围主要为公司官方新媒体账号、公司员工开设的与本公司相关的新媒体账号。对于排查发现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如确系公司员工开设，按照属地原则，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对相关账号进行整改。

第十八条 加强条线新媒体账号管理。市场经营部作为渠道运营的归口管理部门，要建立对渠道人员在新媒体账号开设方面的管理机制，做到末梢穿透，闭环管理。

主任通过了这一版本，我得以向玉珍姐汇报这项修改工作，莹莹姐也被叫到旁边。玉珍姐盯着我，真诚地问：“小赵，我就是特别纳闷，为啥整治这么长时间了，老有要带咱们公司字样的账号，老是（需）要干掉？”

我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个问题了，每一次发现新增账号，玉珍姐都会愤愤地问，说了不让注册不让注册怎么还有人注册？！每逢此时，我的脑子里总是冒出考研知识点：新媒体的涌现性、节点化……走出考场时我没有想到有一天还要再用它解释问题。但学术化的解释毫无意义，通常，我会直接回答：现在想注册账号有个手机号码就行啊，咱这名字也没申请专利……

现在，我已经理解了领导想要的是更具体的答案，于是语气笃定地回答：“主要是渠道商。”莹莹姐加强我的回答的可信度：“确实，那人家开的就是公司的代销店，也没有毛病啊。”

“对，所以上个季度和市场部沟通了，他们已经把这个要求写到了渠道的考评里面。发现渠道商擅自用公司名义开设渠道，一次扣一分。”

扣分是我和市场部渠道管理同事沟通后的结果。协商管理手段时，我给出的是“严肃处理”的模糊说法，市场部同事具体成两点，一是做好渠道的相关培训，二是用扣分管理渠道。评分将决定每家厅店能拿到的渠道费用，相当于他们只要开设了账号，就会少拿到钱。

我当然知道这种强力的管制和基层业务发展的需求是相悖的，但我已经没有力气愧疚，这件事要怪也只能怪到党建工作部的这项工作本身。我只欣喜于终于找到一种真正有效的方式来防止无穷无尽的新增账号，让我带领的同事和这些脏活少一些纠缠。

玉珍姐说，“现在我们有关键一点要弄清，就是保证新增账号没有公司员工开设的，如果有，就要对他们点名通报。”

问题又回到了一开始，真正的困难是我不可能干涉、管理任意一个人如何使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我懒得再委婉表达：“这个不能保证，领导。”

玉珍姐不满意：“那不行。”三个字极快地从嘴里跳出来。“为什么？渠道账号扔给市场，各地市账号也按属地原则处理，只有省公司的员工了，我们明确要求不许以职务身份注册账号，ta们明知故犯，岂不是我们管理失职？”

现在，我开始向领导解释，理论上来说，含我司名称的新媒体账号可能来自生活在这个地区、国家的任意一人。而“我们的权限只能到公司员工，不能到社会人员，如果一个账号不是我们公司员工注册的，那它就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管？”

“我现在明白你的想法了，因为党建工作部把责任撇到了我们头上，所以你想用这句话把地市的责任撇清，对不对？”玉珍姐依然不关注常识，而是回到她更熟悉的责任分配，点出我的心思。

“对。”我知道自己的汇报成功了。果然，对方接着回答：“行呢，咱们就这么和领导汇报，到时候你和我一起去小赵。”

“啊？”我从没上过领导的专题会，一听之下反倒吃惊，顺势和玉珍姐开起玩笑说害怕。玉珍姐笑了：“不用害怕，你觉得该这样做，那咱们就去和他们汇报。现在公司领导对这个东西的观念还特别紧张，只要我们是对的，哪怕被骂出来也不要紧，一遍遍地和他们说，慢慢的总会改变的。”

我第一次对周玉珍肃然起敬。

从制度的拟定到最终上会通过领导决策，又过了十余天。这中间，玉珍姐一度让我去掉“如确系本公司员工开设”这句话，我照做了，我猜想她觉得这句话甩锅意味太重，担心领导不满意。

但到递交上会资料的前一刻，我还是犹豫着又向她提出：“玉珍姐，那句话能不能不去掉？”我还是希望明确工作边界，让条线同事少做无用功。彼时办公室已经没有其他人，玉珍姐看着我，斟酌片刻后叹一口气，最终答应。她猜想领导也注意不到那句话。

我顿觉轻松，欢欢喜喜把那句话重新加回去。点击发送上会材料，然后关机，把充电器、眼镜等物件塞进背包，脚步轻快地离开了办公楼。我的内心充盈一种满足感：我已经凭良心认真对待了自己的权力，已经做了所有自己能做的事来为下级执行单位尽量创造了空间。

第二天上会，尽管我只是坐在最后一排听玉珍姐汇报，但还是板正地穿上了聚酯纤维面料的工装。然而几天后，玉珍姐与巡察办一名同事的争吵又让我陷入自我怀疑。

事情倒也不复杂。巡察办同事为把自己某项工作任务做的“好看”，要求我们科室制作相关台账。玉珍姐大怒，这件事最终以双方各退一步收场。事后，玉珍姐火气消退，也不知是自我安慰还是安慰相关同事，喃喃地说，小周（巡察办同事）也是个认真的人，这也是为了工作。

我原本是看热闹，却猝不及防被“为了工作”这句话击中，回想到自己出台的制度。

我也是一个认真的人，我也是被某些人、某种制度、某种权力推搡着，下了决心要把这件事解决掉。可是到底是一坨混沌的屎更好，还是一坨条分缕析的屎更好？我到底是真的为大家做了好事，还是已经在助纣为虐还不自知而沾沾自喜？这到底是我的留下的遗产，还是我留下的遗害？

又一个视频

十二月是一年的收官时刻，重要的工作是年终总结，而其中更重要的部分，则是要让领导有感知地总结。对于综合部来说，在全公司年终会上播放的总结视频，就是一年一度的露脸时刻。年底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宣传片上。

到十二月中旬，这片子已经反复修改了两个月，玉珍姐依旧能发现不满的地方。又一版视频出炉，我们在会议室内逐帧拉片，玉珍姐举着手机，扶着眼镜，脖子前倾，看得专注。而我早已丧失看这个视频的欲望，大多数时间我都在观察玉珍姐的表情。虽然观看过程中她一直皱着眉头，但假如她皱眉更深，往回缩一缩脖子，或者很快速、轻微地向一旁侧一下脸，都意味着她对正在看到的内容有所不满。此时我就要迅速回归视频内容，讲解这一段为何如此处理。

但我能够解说的只是我自己认知中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是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的。比如此刻，玉珍姐突然敲击着屏幕按下暂停：这里！

我迅速排查雷点：画面呈现的是一名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在机房，上镜人员穿着簇新的工装——露出了硕大的我司logo；表情专注、自然，体态舒展——规避了形象邋遢、精神气不足的问题。哪里出了问题？我不明就里，保持安静等她说话。

玉珍姐在工作中一向需求明确，从不让下属猜测她的意图，这次也一样，她几乎没让我等待：low死了！怎么这么多戴安全帽的人？！公司领导都说了，我们是一个科技型公司，不是走街串巷的卖货郎！把这放上这么多，人还以为我们公司都是些工人呢！

我震惊了一瞬，愤怒的情绪很快变得分明：为什么她能说出这样的话？没有这些low的人把公司业务抬起来，她一个月过万的薪水从哪里来？难道真的以为自己平时坐在办公室里敲敲键盘写下的狗屁材料在创造价值？

但我还是强忍愤怒解释：现在安全生产不是查的严吗？这些作业都要戴头盔的，工程师去现场也一样。

这也太多了！周玉珍的不满未减少分毫。我一心只想让她闭嘴，果断回复道：那去掉吧，不放了，我换镜头。

从会议室出来，周玉珍向左走回办公室，我则直直向右走向卫生间。尽管上班已经一年有余，我仍不敢太长时间离开工位去散心，只好在烦躁时一趟趟跑厕所。

拉开厕所门，随后直接松手，几秒钟后，“砰”的一声巨响在我身后传来，这是厕所门自己摔阖上的声音。我拉开厕所隔间门的手突然滞住了，想起自己从前总会扶住门把手无声地关上厕所门。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和其他同事一样，任由这扇门在我身后摔在一起？哪怕中午大厅里办公的同事都已午休也不在意？

两周后，年终会宣传片终于进行到了新分管领导审议环节。玉珍姐、严总、严总的直属领导王总，都来到会场。因为公司年会将近，有部门正在会场排练节目。玉珍姐清退众人，并叮嘱我关上会议室门防止“泄密”。

王总在中间的位置坐下，严总、玉珍姐分立他两侧，我挨着玉珍姐站。片子播放完，奇迹般的，王总几乎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说黑底白字是他们那里死人用的颜色，换一个。玉珍姐笑着一口应下。随后，王总起身，我和玉珍姐交错间对视，几乎是本能地漾出一个松一口气的笑容，并悄悄一竖大拇指。这种表演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学会的，但总之我已经能熟练运用。可是这种表演最终有什么意思？我心底里有些嘲讽自己地想着。

两天后，年终工作会开始。我照例提前一小时就到会场测试视频和PPT。测试结束，我站在当场，看着会场直播屏幕里自己的背影——抱着双臂，直直站着，仰起头看那块大屏，别人穿深色皮鞋高跟鞋，我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的耐克空军一号，在屏幕上亮的扎眼。一个想法清晰地浮上心头：“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会场了。”

收获的季节

十二月的忙碌伴随着一些令人振奋的回馈，冬天比秋天更像是收获的季节。比如单位发放的劳保用品积分到了将要清零的时候。

2023年，我第一次拿到这个积分时还不明白什么是劳保用品，但已经能够无师自通把它直译成“员工福利”（查过之后才知道“劳保用品是指保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与健康所必备的一种防御性装备”）。换算人民币，男职工每年劳保金2260元，女职工除了劳保用品积分外还多一项妇女卫生用品费，劳保金也比男职工多一千元。这项积分通过公司自主开发的平台发放，无法兑换现金，只能在平台内完成购买。平台通过接入京东为员工提供货源，商品类目从日用百货到衣服鞋帽。我对比过这些商品的价格，发现相比起京东，同一家店铺的同件商品，在劳保平台存在几十到几百不等的溢价。

在这种“不够市场”的交易场所中，溢价也是市场规律的一种表现。没有人因为会因为溢价放弃这个平台，怎么花积分最有性价比也是一门学问。拿到劳保积分的第一年，我将几千块都用于购买日用品。第二年，我意识到用不流通的货币置办“大件”才是最划算的，这也是办公室大多数人的策略：物业姐为自己和女儿一人选购一件波司登羽绒服，玉珍姐的外套、内搭和高跟鞋都齐齐换新，小利姐则和玉珍姐买了同款高跟鞋。我用三分之二的积分为自己和妈妈一人买了一件羽绒服，给自己买了双鞋子，用剩下的三分之一购置短缺的日用品。上班近两年，我再也没有用流通货币买过卫生巾、洗发水。整个十二月，公司楼下的快递柜一直爆满，快递员频频打电话要求科室同事下楼拿快递：“快递柜满了，你们公司前台不让放。”

更令人振奋的，则是按照财务做账的要求，年终奖必须在次年1月之前下发。一进十二月，大家都进入了一种等待年终奖的状态。每当我像个疯狂旋转的滚筒洗衣机一样被工作摆布时，也会想象自己的年终奖：不管是专题报道，还是二十五周年宣传视频，部门今年颇受领导褒扬的工作，我都极大参与并做出了看得见的成果，收入应该还可以吧。

十二月二十四号，临近下班，小利主任与我谈年终绩效评定时的说法，我的绩效等级评定为C，贡献度评为良好——据小利主任说这是“领导认可我的贡献”。

年终绩效奖金由岗级、绩效等级和贡献系数共同决定。而我对应的具体数值分别是：6、1、0.8。这三个数字到底如何使用后得出我的年终奖数额，我并不清楚，但我有非常朴素的认知：数字越大，奖金越多。我的岗级是6——公司最低岗级，这是短期不可更改的；绩效等级是1（等级为C）——每个科室能给到的A级（1.2）和B级（1.1）是有限的，作为入职一年的新人，绝不可能在涉及大额奖金分配时得到C以上等级；由此看来，贡献度系数是我唯一有望提升整体系数水平的机会。于是我问：“其他人的贡献度等级是什么呢？”

领导没有回答：“都有这么一个过程，也希望你客观看待，尽快成长。贡献系数上，领导还是给你评了一个良的。明年你要适应这种组织的方式，不光是工作质量，待人接物、给大家的感知，都很重要。也希望你在工作职责中提升自己的适应度。”

贡献系数则分三档，优秀为0.9，良好为0.8，一般则是0.75。领导如此认可我，我也不过多挣了0.05分，而我也未必是这0.05分的唯一获得者。小利主任让我有什么问题和意见都可以说，但我已然明白这是通知而非征询意见，心灰意冷之下，我只能阿Q地自我安慰：毕竟是三季度奖金加年终奖，应该不至于太惨。

十二月底的一个中午，我的幻想被彻底击碎了。这天，我匆匆加完班赶到食堂，一同吃饭的小伙伴问我奖金情况，我这才知道奖金已经发放。打开手机报出数目，三季度奖金加年终奖，总计3.8万。桌上五人都安静了片刻，半晌，市场部的同事率先打破了沉默：你们部门真不是人啊……你这一年忙成这样给你这点儿，你不如来市场部算了。

闻言，我已经知道自己的奖金在桌上六人中最低。我感到一种耻辱，这种耻辱在一季度被周玉珍戳着绩效条质问“难道你不想多要一点钱吗？”时也出现过。但我不能将这种痛苦和心碎表现出来，否则我将看起来更加可怜，也让我的朋友们为难。我只能装作懵懂地反问：啊？很低吗？你们呢你们呢？

追问之下，我才知道，我的奖金收入只有市场部同期入职同事的一半，就算在管理部门中，也比法务的同事少了近三分之一。而我后来得知，哪怕在部门内部，我的奖金和老员工也相差近两倍。

从这天起，唯一支撑我的精神支柱也被抽走了，我勉强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一月十号，我手头的两项工作都快到了最后期限，我向玉珍姐提出诉求，是否可以暂时调整一下我手头的工作量，好让工作都能按时完成。

玉珍姐拒绝了：科室每个人的工作都很饱和。你给集团填的那个宣传年终总结，那个工作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吧。综合部的工作我全都做过，那些都用不了多少时间，你顺手就把它做完了。

“综合部所有工作我都做过”，是她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假设在她调离的六年间，所有工作要求都保持静态，这句话确实可能成立。而那项她认为“用不了多少时间”的工作，是集团公司在2023年对各省宣传工作提出的新考核项目——总计近三十细项，每一项都需列出全年明细并统计分数。

我知道她不可能响应我的诉求了。于是沉默坐下，拿起杯子灌一口水，上嘴唇和口腔内部迅速肿痛——我忘记了，这是一杯刚接的开水。疼痛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击溃了我，我抽出一张纸巾压在双眼上，失声痛哭起来。好不容易稍微平复了情绪，不巧玉珍姐站起身想向我安排工作，见我这副模样，她喊上我和文件姐，让我们一起到小会议室开会。

玉珍姐边拉开椅子边说：“小赵你现在说一下你这两天有啥着急的事。”见我两手空空，玉珍姐从自己本子上撕下一张纸，又从会议桌笔筒里抽出一支笔：“来，给你纸，你写。”

我始料未及，第一反应是惊慌：这看起来岂不是像我在给同事甩活？但我已经骑虎难下。大脑一片混乱中，我拿过纸笔，边写，边计算自己每项工作的工作量及提交时间——七项主要工作，四项要在当周完成，而年会将近，我毫不意外被推出去表演节目，还要分出时间参与排练和演出。为了压抑情绪，说话间隙，我不断深深吸气。

“行，我知道了。我想着综合部这些工作我都干过，不会花很多时间。”玉珍姐迎接我的依然是这句话，“但既然你也提了，刚刚也确实列了，那就让别人配合你一下。配合你做完之后你再审核一下，然后再给我审核。总体上大家工作确实也都很忙，你自己有时候要是有委屈……”

“没有，我刚是不小心烫到自己了。”我感到羞耻，好像是自己的不成熟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只好快速打断她。

玉珍姐置若罔闻：“有时候也不能说坚强吧，就是自己克服一下。大家都很忙。按理说这次集团总经理来我们公司调研，跟拍我都该派你去，但我想了一下还是没有，一是你手头事多，二是这个工作确实麻烦，要给各地市统一模板，材料一整理就是二十来页。你们大家的工作我以前都干过，我特别知道哪项工作要用多少时间。现在的工作现状就是这样的，现在也不是以前。你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和相关人员直接说，我相信大家肯定也会帮助你。”

我试图把事情掰到起点，让自己不要显得过于弱势和被动：“我本来只是说因为这几项工作的时间咬得紧，看能否有所调整，办公室大家不用说也帮我很多，我实在没想到你能整这么一个动静，领导。”

玉珍姐笑着，并不接我的话茬：“你嘛，在我们看来就像小妹妹一样，大家都会考虑你的整体情况的。”

我别过头去不再看玉珍姐，只是重复地在纸面上描画一个方块。玉珍姐见状先打发走了文件姐，开始单独和我谈心谈话：“你现在还是觉得压力大？”

我的笔画更加急促，笔尖透过纸张和桌面互相作用，发出“噌噌”的声音。对方显然不需要我回应，她做出一副知心大姐姐的样子，坐到我身边来，继续诉说自己当年的不易、科室其他同事的辛劳，教我如何和同事进行协调，仿佛我才是这场闹剧的始作俑者。我不再回应，直到严总突然推开会议室的门，这场可笑的会议终于结束了。

我从昏暗的会议室出来，觉得办公室的灯光更加刺眼。文件姐和物业姐关系一直亲厚，她们会怎么对我？如我所想，文件姐虽面上无事发生，但物业姐个性直、脾气急，那段日子在走廊见到我也如同没看见。但我已然无心在意同事关系。

未完待续

文中人物为化名

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发布，针对竞业限制、混同用工、社会保险纠纷等问题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这一解释条例将于9月1日起实施。

消息发出后，迅速在各个社交平台成为热议话题。对于本就面临困境的小微企业老板来说，焦虑的情绪蔓延。有人打算降薪，试图提前规避风险。一家义乌箱包厂的老板反复衡量，最终决定关停他开了15年的工厂。

《人民日报》针对所谓“全民强制社保”话题发表评论文章，称对政策的误读、对公众的误导，有必要澄清辨明。

文丨殷盛琳

编辑丨王珊瑚

立秋以来，浙江的高温并没有减退的意思，天气仍然闷热、潮湿。义乌一家日用品厂的空调、电风扇却和缝纫机、干燥剂自动包装机一起停止了运作。

几天前，51岁的工厂老板陈平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清退工人，关停工厂。8月初的“社保新规”是促成他作出选择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说，疫情以来这几年，厂子生意受到冲击，基本无法盈利，但总体还能持平。从去年下半年起，生意开始极速下行，到关停前算下来大概亏损60万元左右。

往年这个时候，工厂里的缝纫机从早到晚发出声响。花色繁复、种类各异的收纳箱日产量能达到15000个。他们承接全球客商订单，箱包经由工人之手生产、压平、包装，销往世界各地。现在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原本陈平打算再“熬一熬”，但看到“新规”的消息，“感觉风险太大，没有熬的必要了。”

所谓新规，是指最高人民法院于8月1日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其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保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约定或承诺无效。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劳动者请求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该规定将于9月1日起正式生效。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项从无到有的新规定。本次的司法解释只是对一些争议问题进行明确，统一司法裁量标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将《解释二》理解为要实施“全民社保”是片面的。政策多年前就已经对企业强制缴纳职工社保作出规定，但因近些年小微企业的经营比较困难，实际并没有严格执行、深究。

即使如此，关于社保的规定就像投石入湖，一种复杂的情绪在社交平台蔓延。对于陈平这样的小微企业、工厂老板来说，每个人都得在心里算下经济账。

陈平打算关停工厂，把剩余的货物挪到小仓库。 讲述者供图

陈平这家义乌小工厂，之前的工人几乎都是“零工”，主要来自云贵川地区。“他们的流动性很强，可能这里做几个月就换，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几个月。”陈平说，在此之前，大家维持一种用工默契：工厂包住宿，按件计费，不想做了可以随时结账走人，社保之类的不做缴纳。

这种做法也是当地小工厂的惯例。陈平说，像浙江的一些服装厂，三四百人很正常，能解决很多普通人的就业问题，但如果被工人集体举报或者强制补缴社保，对本就面临经营困难的小工厂而言是致命的打击。“像缝纫工、包装工，一般工资在6000左右，缴社保肯定要给他降薪，你让工厂老板承担，是一分钱不愿意承担的，因为现在微小工厂赚钱很难。”

他也不愿意承担被举报的风险。“现在员工也是说不要社保呀，宁愿工资到手多一点，可以写保证书，但是谁敢去赌人性呢？”陈平说，他的一个朋友就是前车之鉴。朋友是开影楼的，一位摄影师当时和朋友谈好的工资是1万块一个月，不缴社保。做了两年，摄影师辞职了，工资结算很清楚。但过了没多久，朋友收到了律师函，对方告他没给缴纳社保，没给加班费。

作为老板，能在大小工厂林立的义乌维持15年生意，陈平倚仗的能力之一是风险管理。他担心，“现在政策一出，这种（维权的）事情以后会越来越多。”

江苏一家无纺布工厂的老板李可选择了更谨慎的做法。他把生意“分”给了工人，尽量缩减亏损，静待复苏时机。

他的工厂主要和医院合作，生产无纺布相关耗材。比如给灭菌器械进行包裹的无纺布制品，确保无菌，供手术室使用。

李可说，在整个行业里，他们所做的产品相对有技术壁垒，一般电商没人做这些东西，所以相对幸运地避开了行业恶性内卷。但疫情后，医院也在控制成本，不断在找更低价的产品，导致他们的订单被迫减少了近三分之二。

目前，为了减少支出，他只留了3个工人。一位是江苏本地人，另外两名是安徽来打工的。他们之前签了传统的劳务合同，计时收费，工资构成是：计时费+饭补+加班费+1000元社保补贴。

了解社保规定的消息后，他找几位工人商量，大家都想维持现状。两个安徽工人是农村户口，在老家缴纳了城乡居民医保，江苏本地工人以灵活就业身份参保。“后续社保（企业）必须要缴的话，对于我来说，每个月最多增加1500元的成本，一年也就是接近2万，但作为员工来说，他们少拿了1000补贴，肯定不太愿意。”

李可说，这几个老工人都是跟着他在厂子里工作了十来年的，大家都了解厂子的经营情况。两个安徽工人都50多岁了，马上都要抱孙子，“就是想在江苏多赚几年钱，攒一攒给孩子们，年纪大了就回农村，拿农村社保养老就行了。”

现在，他以尽量低亏损的形式维系厂子运转。成本除了人工费，还有1000平厂区房租、水电，全部加起来一年50万左右。由于订单少，他跟员工之间达成了一致，“作为企业负责人，我外面想办法找订单、报价，基本上以材料成本加上人工成本和5%利润的形式报价，房租成本不计算到产品（价格）里去了”，相当于工人赚人工钱，“我只提供场所和订单，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之后他打算缩小厂房面积，租一个500平左右的厂房，这样算下来，一年的亏损金额可以维持在10万。

他给自己的底线是亏损30万。在那之前，无论如何，实体厂子都不能关停，李可说。工厂象征着一种稳定感：只要有设备、有场地，就可以随时接单，就有止亏为盈的机会。“工厂一旦关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万一后面有新客户或者经济形势好转，产品做不出来也麻烦。”

李可说，社保“新规”的消息出来后，“每个工商户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对于他这种和工人比较熟悉的厂子来说，只要不是强制执行，都有余地。但有些小微企业的老板，选择将风险前置，提前规避。他听说有同行重新和员工签署合同，也将工资做了拆分，其中一部分改为社保补贴。因为按照《解释二》第十九条的规定，虽然约定无需缴纳社保无效，但用人单位依法为员工补缴社会保险费后，可以要求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补贴。就算最后被工人起诉了，“社保补贴”这笔钱还可以要回来。

在县城景区开奶茶加盟店的一位老板说，知道社保“新规”的消息后，她仔细算了下7月的账单：

4位全职员工月工资：16500元

2名兼职员工月工资：6000元

水电费用：4000元

缴纳社保前盈余：32000元-用人成本-水电费=5500元

缴纳社保后盈余：2000左右

她说自己目前能想到的应对之策是不再请兼职，再削减一名正式员工，为剩下的3位员工足额缴纳社保，但需要降薪300～500元。为了避免后续扯皮，她打算“快刀斩乱麻”。

不止小微企业老板，低收入劳动者们也有自己的账本。一位在广西做宠物洗护的打工者担心，如果老板真的按“新规”执行，她的月工资2600元，足额缴纳社保自己大概要缴400元，每个月要给上大学的儿子一个月1500元的生活费，自己就只有700块生活了，捉襟见肘。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在2024年调研发现，城镇就业人口有8%处于“应保未保”状态，集中于灵活就业群体，以农村户口为主。他曾向《财新》分析，5000元（月薪）是他们参与社保的“经济门槛值”。

浙江义乌，工人将原材料加工成圣诞用品，准备发往欧美、东南亚等地区。 CFP

据不同的小微企业老板提到，大家对社保“新规”的顾虑，除了用人成本增加无法负担之外，还在于担忧相关部门是否会追缴社保并处罚金。

福建一家财务公司的会计小梅自8月以来接到了许多客户的咨询电话。大多是当地小企业、小工厂的老板，大家在网上刷短视频看到相关解读后，都很焦虑，问她该怎么办。一位工厂的中年老板在电话里哭泣，“一直说做不下去了，如果一旦按这个规定去实行的话，那就要注销了，不做了。”

她只能告诉对方，放平心态，该怎么做怎么做。“我只能把这个东西（规则）跟他讲明白，确实有这些规定，你们自己该怎么去协调，就是老板自己的事情了。”不过，按照经验，小梅说，这类政策在执行上会考量当地企业经营状况。

当地一些中小规模的鞋厂，几乎都是流动零工，没有为员工缴纳社保，大部分企业也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不是规定的实际月薪作为社保缴纳基数。“按照我们这边当地的民情，没办法一板一眼地按照那个东西实行，（不然）企业做不下去。”

小梅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当地一些客户企业记账、报税，服务的公司覆盖多个行业，餐饮、制造业、贸易类，很清楚当地企业的经营现状。她说，十几年前，生意好做的时候，社保、医保这一块，当地税务局会根据公司规模强制要求缴纳员工社保。但最近这几年，也没有真的执行下来，因为疫情以来，当地倒闭了很多小企业、小工厂。她们公司的业务量也因此下滑，“很多都不（继续）做了，因为他（客户）公司要注销了。”

针对网络上对政策的一些误读和情绪，《人民日报》近日刊发了评论文章，解释了政策出台的背景，并重申社保的重要性：不能只算眼前的和投入产出的经济账，不算长远的和一失万无的风险账。文章提到，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增强社保缴纳刚性约束，确实会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压力，但这不是“规避社保”的理由。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合规风险，跳出靠不缴社保降成本的灰色地带，在其他方面锻长板、练绝活，才能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同时，也必须正视中小企业的现实经营压力，实打实帮企业解决问题、克服困难。

8月13日，义乌这家曾经辉煌的箱包厂正式清场了。老板陈平拍了照片留念，心绪复杂。之前热闹的车间变得空空荡荡，70多台缝纫机设备已经全部卖给了二手回收，买来时4000块左右的机器，到了清仓时被狠狠“宰”了一刀，最后一台机器被压到200块钱。现在设备都不好转卖，收二手设备的人说。

去年他给车间装了新的冷风机管道，花了3万多块，现在只能扔掉了，“没人要”。

厂房顶上的冷风机是新装没多久的，陈平暂未找到回收二手商。讲述者供图

2010年，陈平36岁，考察了一番后，决定将工厂开在具有完整产业链，且营商环境和支持力度都很可观的义乌。从一开始只招了4个工人，到发展到100号人，只用了两年时间。“那个时代外贸生意好得很，国内各大批发市场也生意火爆”，他记得，那会儿工厂开发出好多新产品，卖给一批批发商，一批再卖给二批，再卖给各地经销商，大家都有钱赚。

但自从一些电商平台发展起来，中间商没有了，都走电商。行业陷入内卷，“只想着怎么把价格做得更低，怎么偷工减料。”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的结果是没有赢家，陈平说，无论是工厂、电商都没多少利润，客户买到的很多也是垃圾货。当然，外部环境也不好，“即使有些国家进货量巨大，但是价格也压得很低。”

他想念那个线下市场还茂盛生长的年代。长沙高桥大市场、上海光彩大市场，到处都是顾客和生意人，人身处其中，很自然会相信生意以后越做越红火。

但近些年行业内卷，低价博弈，外部环境也频频冲击，关税、国际关系都在影响订单量。今年5月，由于印巴冲突，陈平厂里一批原本该运往印度的箱包无法出货，外贸公司只说让他们等消息，最后陈平只能低价转卖。社保的消息，让他有机会平静下来，仔细衡量得失，最终选择了关停工厂。

目前，他和剩下的几位工人打算将剩下的产品搬到租的小仓库去，等这批货慢慢清掉，这家做了15年的工厂就算彻底告别了。

陈平说，自己虽然有点感慨，但并不遗憾。十几年来，他勤奋努力，也赚到了一些钱，在义乌和老家各买了房子，安顿下来。现在关停后，整个人倒是轻松多了。

至于未来的计划，他还没有太清晰。陈平目前的想法是，做个一人公司。“找两个年龄50多岁已经退休的人员做工”，这样即使“新规”落地执行，也可以避开缴纳社保的成本。

（为保护讲述者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

CDT编者按：“传媒茶话会”是由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主管的传媒研究领域新媒体平台。

8月1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通知，为进一步夯实网络传播秩序管理基础，国家网信办顺应各地各单位需求，组织对《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进行了更新，公开发布《2025版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以下简称“名单”）。

名单涵盖稿源单位1459家，包括：

中央新闻网站和重点理论网站31家，

中央新闻单位（19家）及其主管主办的报刊网站（67家），

中央和国家机关、群团组织等主管主办的报刊网站117家，

其他单位主管主办的报刊网站18家，

中央和国家机关、群团组织等政务发布平台90家，

地方新闻网站513家，

地方新闻单位573家，

省级政务发布平台31家。

对比7月2日公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截至2025年6月），最新版稿源单位名单有四大变化：

一是，稿源单位由1451家增加到1459家，新增8家。

二是，中央和国家机关、群团组织等主管主办的报刊网站由122家，变更为117家，减少5家。

三是，其他单位主管主办的报刊网站由8家变更为18家，增加10家。

四是，中央和国家机关、群团组织等政务发布平台由87家，变更为90家，增加3家。

具体名单如下⬇️

来源：中国网信网

2025年2月，一场女性起诉被性骚扰的案件在中国成都与马来西亚分别开庭，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判决。

起诉者叫刘娅岚，出生于1996年，曾是一名高校教师，2024年停薪留职到马来西亚读博。她指控与她一起读博的同学肖淋在读博期间给她发送具有性骚扰意味的微信。她向两地法庭分别提供了相应的事实材料。

2月20日，在一审开庭后的当天，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驳回了刘娅岚的诉讼请求。判决书中提到，本案中，肖淋在微信中提及“希望刘娅岚住过来、包生活、一起旅游”等，虽然带有一定的亲密性，但结合社会一般认识判断，并未直接涉及性行为或性本质的露骨描述，也未明确表达性胁迫或性威胁的意思。法院认为，肖淋不存在除聊天以外的其他骚扰行为，难以认定构成了持续性的性侵害。故刘娅岚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肖淋行为构成性骚扰。

4月10日，马来西亚反性骚扰审裁处宣布了判决结果，认为“被诉人在2024年3月30日至2024年4月11日期间向申诉人发送短信和视频的行为未经申诉人同意，对申诉人构成冒犯，因此构成性骚扰。”

北京市中业江川（重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小庆是刘娅岚在国内的一审代理律师。她告诉本刊，在国内，法律对性骚扰的界定通常有三个构成要件，一是涉及的行为具有性本质内容，二是违背相对人主观意愿，三是造成人格侵害。法院的判决是从这几点出发。杨小庆说，本案确实是她处理过的涉及性骚扰内容最为隐晦的案例。杨小庆告诉本刊，马来西亚是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判例法，在判决书中也提到了类似案情的案子，几个案子都被判为性骚扰，因此，本案原告的主张也得到支持。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律师吕孝权告诉本刊，两个不同的结果，实际上与国内对“性骚扰”事件的认识程度有关。在国内，“性骚扰”事件在社会上一直广受关注，但真正走入司法程序的数量并不是太多，我国司法体系对于性骚扰的审理和认定也起步较晚。

吕孝权说，2005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立法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但并未对性骚扰的含义进行界定。同时，在2019年1月1日之前，民事诉讼中并无独立的“性骚扰”案由，因此，遭受性骚扰的当事人通常以“一般人格权”“特殊人格权”或“劳动争议纠纷”为由起诉，案件的论述逻辑重点往往不在性骚扰上。例如，职场女性遭遇性骚扰后因维权被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在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焦点可能主要聚焦于用人单位单方解雇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解雇，性骚扰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事实争议，而不是全案的焦点。

“以2019年1月1日作为分界线”，吕孝权说，在这之后“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成为独立案由，司法实践才取得突破。吕孝权发现，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编 人格权编）》自2021年施行，才首次从国家立法层面对性骚扰做出界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明确责任”。

但在吕孝权看来，这一法条对性骚扰的界定依然不够详细与清楚，导致不同的办案机关存在不同的理解和适用，没有接受过系统性别平等观念和实操审理技能强化培训的法官就可能对法条做狭义解读。吕孝权认为，“性骚扰”中的“性”应该做相对广义理解，如性含义、性内容、性要求、性暗示等。吕孝权告诉本刊，2023年3月，人社部、国家卫健委、最高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制度（参考文本）》第二条在民法典的基础上对性骚扰行为的界定做了进一步细化——“违反他人意愿，以语言、表情、动作、文字、图像、视频、语音、链接或其他任何方式使他人产生与性有关联想的不适感的行为，无论行为实施者是否具有骚扰或其他任何不当目的或意图。”但这一参考文本，仅有参考意义，“没有法律强制力”，吕孝权说，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都会优先引用《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来界定性骚扰行为。

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从感受到同学的冒犯、到决定起诉对方性骚扰自己，再到经历两场不同的判决，刘娅岚对于女性维权、性骚扰的司法实践也有了新的认识。以下是她的讲述：

越矩的同学

2025年4月10日，在法庭上，当我听到马来西亚法官明确地说肖淋存在性骚扰行为，要向我道歉，我长久压抑的心情才终于舒缓。

肖淋是我的同学。我在2024年9月19日和12月10日分别在成都和马来西亚布城起诉了他，递交了同样的证据材料。马来西亚开庭是在2月底。在此之前，我已经收到了国内法庭败诉的结果。在马来西亚开庭后，我一直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一个结果。

我曾是重庆一所民办高校的老师，2024年2月办理停薪留职，3月前往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学校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万宜新镇，小镇有些偏僻，许多道路两侧都是丛林，我所在的工程与建筑环境学院的教学楼很漂亮，有红、紫、绿等多种颜色组成。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校园（受访者供图）

我和肖淋是在校医院体检认识的，我当时想多认识一些来读博的中国人。他来陪与他合租的一位女性体检。我俩加了微信好友。肖淋跟我在同一学院，出国前在成都的高校任教。他告诉我他32岁，后来开始打官司我才知道他当时其实是38岁。认识后几天我和肖淋有过友好的往来：一块去行政楼交费、分享科研工具。我们还在同班上必修的马来西亚语课。

3月26日，他约我周六去吉隆坡玩，我想着同行的应该还有那位和他合租的女性，就答应了他的邀约。第二天情况开始有些不对劲。我到他家找他，发现与他同住的女士已经回国了。就我们两人一起乘坐地铁到了吉隆坡，随后去吃火锅。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吃饭时我们对话的细节，只记得他当时总把话题往暧昧的角度引，夸我皮肤好，说他听说女人和男人多接吻就会皮肤变好。我一时感觉他有些猥琐，问他是否已婚、离异。他很坦然地告诉我他没有离婚，还有一个七岁的儿子。

这让我感到有些惊讶。真正让我确定肖淋有问题是在我们当晚打车各自回家后，他给我发消息说“满脑子都是你，咋办”“梦里再想你”。我意识到他是想和我发展婚外情，决定之后与他保持距离。但在之后的十来天里，我陆陆续续收到他的骚扰消息。我感觉一阵恶心。4月1日，他给我发消息说“娅岚若住我这里，就好了!大房带内卫不仅给你免房租，包生活，陪你去图书馆看书，打球，逛街，还免费为你找文献”。他告诉我，如果把房子分租给男房客就收900马币，分给女房客则视对方长相定价，租给我则免费甚至倒贴。

肖淋和刘娅岚的聊天记录截图（受访者提供）

我只想躲着他，但有时我感觉无处可躲——我们一起上马来西亚语的网课。后来，他开始给我发一些更加赤裸的信息，比如给我发了一个上半身只穿背心的男子给女子按摩大腿的视频，说“娅岚在的话，这个服务我是免费提供的，质量比他这个好”。还会在我交作业的时间点跟着提交作业，跟我说“感觉好有缘分”。我尽量不回复他的消息，想着冷暴力能让他理解我对他的排斥。但他还是频频给我发消息，叫我“宝宝”，给我发红包。忍耐达到临界值，我给他发消息说“你再这样我拉黑你”。他当即表示了道歉，但之后几天一直到4月11日，他仍陆续给我发类似的消息。

肖淋和刘娅岚的聊天记录截图（受访者提供）

4月14日，我想到这些天他对我的骚扰，给丈夫打电话倾诉。丈夫看了一些我们的聊天记录后，说觉得他“神叨叨的”，他建议我先把他拉黑几天，之后再拉回来。因为他是学院里同届唯一的中国人，在学校里我确实也不想和他撕破脸。我从小成长于和谐的家庭，研究生毕业后在互联网公司干了一段时间后就进入高校任教，一直以来周围的环境都相对单纯。我不算是有攻击性的人，不想和肖淋产生冲突。一些日子后把他从黑名单里移出后，我发现他把我删除了，想来是放弃了我这个“目标”，我感到安全，就没再继续拉黑他。

两场官司

我是去年8月决定起诉肖淋的。学校6月底结课、7月中下旬答辩完，我8月回到国内。我感觉自己一直在憋着一股被冒犯的怒火，觉得还是得维权。

原本我没打算在马来西亚打官司，但自从我在去年9月开始在成都提交立案申请，就一直不太顺利。律师告诉我，法官给她打了电话，问她是否可以进行庭前调解。律师一边鼓励我说案子的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同时也告诉我在国内性骚扰不好认定。

来回折腾了快3个月，我感觉在国内开庭无望，才决定走马来西亚的法律程序。律师也是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毕业。她表述很乐观，告诉我马来西亚刚建成一个反性骚扰仲裁庭，就是专门来解决像我的遭遇这类事的。这个仲裁庭的形式有些像国内的劳动仲裁，虽然是独立于民事法庭之外，但同样具有法律效益。

在马来西亚启动司法程序后，国内也立案了。两场官司的开庭时间很近。成都开庭是今年2月20日，马来西亚则是2月24日至2月26日三天。我本来对国内的开庭一直抱着乐观的态度。但我们败诉了。判决书很短很简单，除了判定肖淋对我的言语不具有性本质，还提到我“在聊天中曾表示‘再骚扰就拉黑’，但后续仍与肖淋存在微信互动，并未实际拉黑或明确终止联系”，“本院难以认定构成了持续性的性侵害”。

这之后，我一直沉浸在打击与焦虑中。吃饭没有胃口，就啃几块面包，喝甜饮料维持营养，入睡需要依靠药物，醒来后总是头晕和尿频。每天白天醒来，我就坐在桌前对一对准备法庭上的陈词，在纸张上做笔记、查单词做标注。 我为马来西亚的开庭做了充足的准备，还特意买了一套符合当地人保守审美的西服套装。三天开庭，每天9点开始，我7点就起床准备打车，8点半就和律师到达等候。

马来西亚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反性骚扰审裁处审理了刘娅岚起诉的案件（受访者供图）

开庭的地点位于马来西亚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反性骚扰审裁处，这个部门位于马来西亚的布城。审判庭内部布置得很温馨。进门正对面坐着三位陪审团成员，都是女性。中间是主法官，把控整个流程，另外两位是专家学者，负责记录、讨论，偶尔也向我们提问。右边的桌子后坐着一个既是安保又是助手的男性，还有一位翻译。我和被告的位置被安排在左边，离得比较远。

肖淋第一天没有出现。我告诉陪审团在国内败诉的情况，说如果在马来西亚不能开庭，那就没有人能证明我的清白了。说到激动处，我还在她们面前哭了出来。第二天上午肖淋依然没来，我听到工作人员给他打电话提示说就算他不来法院也可以照常判决。到了中午，他终于到了。

就是这时，我好像才第一次认真打量肖淋。他整个人看起来偏圆钝，脸、嘴和鼻子都是圆钝的，还有大肚腩。他穿着一件休闲衬衫和短裤，在场其他人都穿着正装，这让我感觉他很不尊重这个场合。在肖淋开始陈述时，我才意识到这个人如此恶劣。他说我经常翘课、穿超短裙，说我们在吉隆坡吃饭那天，是我说自己因为接吻多所以皮肤好，说我还跟他聊天时说起我愿意做有钱人的情妇。他还拿出拍我打高尔夫时的照片，跟法官说我摆出魅惑的姿势叫他帮忙拍照。

我气得手抖。我记得法官问他，为什么在我表示过拒绝后还发那些微信。肖淋回答说因为他对我有好感。他的语气听起来很自信和“正当”。开庭到等待判决的两个月里，我经常回想庭审时的细节，想是不是哪里没有表达清楚，漏了什么。比如在我和肖淋交恶后，有其他的中国朋友曾提到他，我当时跟朋友说我认识这个人，觉得他很烦，不想和他接触。如果我举这个例子，是不是也能证明我一直在躲避、抵触肖淋。

刘娅岚开始维权后，肖淋曾联系她道歉（受访者提供）

胜诉以后，我的心情才逐渐平缓。宣判当天，法官递给肖淋一张道歉书，叫他在纸上签字。他说自己不会为性骚扰道歉。从审判庭回到家后我细细阅读判决书，内容比在国内的详细，对于事件、说理都陈述得很清楚，除了记载了我们在庭上举证、辩论的过程，还列出了关于性骚扰的法律框架，根据2022年《反性骚扰法》(第840 号法案)第2 条的定义，性骚扰是指以任何形式(无论是口头、非口头、视觉、手势还是身体接触)对某人实施的任何不受欢迎的性行为，该行为具有合理的冒犯性或侮辱性，或对其福祉构成威胁。

判决书中也举了3个过往性骚扰的判例。比如有一个也是以短信的形式，一方给另一方发：“ 不打算再娶别人，但你永远不知道……你知道男人的欲望是什么吗” 。我注意到也有一个案例是女性骚扰男性，这让我觉得马来西亚反性骚扰法庭的设置还是很全面的。

在法庭之外，这件事引发的与肖淋的纠纷同样消耗着我的心力。自从我2024年4月遇到了肖淋的骚扰，我跟身边许多朋友都倾诉过这件事，一些年长的朋友劝我不要追究，以免遭到报复。我也曾跟母亲抱怨说我遇到一个骚扰我的烂人，想告他。母亲立刻变得紧张，劝我不要这样做，免得引来种种麻烦，让我忍忍就过去了。

有时我也会思考肖淋编排我愿意给有钱人做情妇的事情。我在想，可能他看到我的日常穿着、我背的名牌包，猜测我是一个很追求物质的女人。实际上我的家境比较优渥，父亲给我的零花钱很充足。这一年多我一回想起这些伤害就感觉恶心和愤怒。我在网上看到过不少关于女性权益受侵害的事件，也注意到一些对当事人审视的声音。比如看到女性在深夜被尾随后，有网友评论她衣着暴露，或是指责她很晚还出门。以前只是觉得愤慨。这次事件后，我才有了切实的感受。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3年5月1日。CDT近期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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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中国汉人来说，“润出去”可能意味着留学、移民、工作、结婚等等多重可能性，但对于长期困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人或藏人来说，要获得护照、办理出国需经历重重的关卡与审查，“润”对他们来说就几乎等于是出逃和流亡。哪怕人在海外也难说得上高枕无忧，很多人同样备受恐惧和煎熬，那些压力既来自官方对流亡者的骚扰，同样来自对仍身处中国亲人的担忧。

“七五事件”让他决定脱离体制、离开中国

坐在记者面前的维吾尔青年 Sawut Muhammad 样貌老成，年仅30岁出头便成为了日本维吾尔协会理事，他跟其他族人一样，出走之后，一去便没有回头路。 Sawut于2016年4月来日本留学，他形容自己是最后一批能“逃出来”的维吾尔人。

Sawut从小便进入新疆的汉人学校读书，校内九成是汉族，他自小便觉得：“只要掌握好汉语，维人是可以成功的。”因此他努力读书，在家乡参加铁路设计比赛，得了第一名，故能先后在四川、北京留学，研修铁路，并加入共产党，更被提拔到干部的级别。20岁出头，他便在铁路公司担任副科长一职，与科长、书记管理100人的部门。

曾几何时，Sawut也认为，在中国这片土地里，既可以学中文、交中国朋友，又可以保持维吾尔族的身份，觉得党始终是为中国人好，也为维吾尔人好。

然而，2009年还在念中学的他经历了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后，首次萌生了想要离开中国的念头。

2009年6月因广州韶关工厂维吾尔工人被打死事件，酿成7月5日新疆维吾尔族千人上街游行，爆发骚动。其后在遭到警察镇压后更演变成大规模的流血暴力事件。“七五事件”之后两星期，官方首次公布死伤数字，只有197人死，超过1,600人受伤，当中大部分死亡的人为汉族，维吾尔族为10人，回族11人。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有海外维吾尔人团体指7月5日及后来被杀的维吾尔人数量，比起官方称只有十名维吾尔人死亡要高得多。事件的真实状况在当局的封锁之下，至今仍然难以令外界有相对完整的认知，更多都只能从海外流亡者的口述中窥见。

Sawut Muhammad称，官方与维吾尔人估计的数字有出入，“具体数字实在不好说，”但Sawut 指出在7月5日已有武警开枪，“我听到枪声，谁会有枪，只有警察才有枪。”骚动发生两天之后，Sawut于7月7日看到坦克车在大街上巡逻，而他的汉人朋友也开始上街反对维吾尔人，“汉人无差别打维吾尔人，朋友拍视频给我看，警察没有阻止他们⋯⋯”这让他感到“所有事情都崩塌”。“七五事件之后两天，有我完全不认识的汉人在街头上望着我的眼睛，是非常仇恨的。从那天开始，我便决心离开这里⋯⋯”

过去，“基于党所讲的‘民族大团结’，汉人公开讲维吾尔人坏话，是会被骂的。七五事件改变了一切。”Sawut说。纵使后来Sawut加入了共产党，在铁路公司任科长，他亦受尽歧视。他举例说，2014年10月1日，他作为铁路公司职员，可以免费乘搭火车，汉人职员全上车了，只有他被公安拦住了，并安排他到一个只有维吾尔人的车厢，他愤然问公安理由，公安只向他说：“一切只是为你好。”Sawut 明白到，“我跟他们（汉人）不一样，中国仍然是以汉族为主。”

他认为在当今治下，维汉两族人的仇恨已回不了头。因此，他与其他维吾尔年轻人一样，一心想离开中国。

然而，母亲不赞成 Sawut 离开故土，因为母亲知道Sawut一旦出去，一定会参加维吾尔人的民族运动，况且Sawut在新疆的工作岗位上已有一定的地位，但Sawut 仍然想出外闯闯。

少数能“润出去”的藏族青年

手上戴上佛珠的藏人小塔，头总是垂垂向下，她鼻上的钻石鼻环闪闪发亮。今年23岁的小塔出身于西藏一座高原，三年前来到日本留学。在人前只说英语和日语，她说离开中国之后已告别国语，甚少用中文跟别人交谈。

五岁的时候，小塔便被父母送到汉人的传统小学，一班45人的课堂，只有她一个人是藏人。小塔自小学会抑制自己，在外不说藏语，要字正腔圆的说国语中文，从小她早已习惯做一个默默发奋的少数民族。

向外表示信奉共产主义的父母，在家里却经常以“藏人”身份向小塔施压，跟她说：“你是代表藏人的，一定要比汉人强。”五岁的小塔不懂半个汉字，但要硬背唐诗三百首，再考取优异的成绩。可是，这位“优异生”却经常受到汉人的谩骂，她说以前汉人会破口骂她是脏人（藏人同音）、是笨蛋、是发臭的小孩。她每每向汉人老师投诉，有老师选择沉默，也有老师会回敬她：“滚回到你的牧区！”

小塔自小对“主流”教育保持警惕，愈被打压愈是勤奋向学，加上从前在中国因藏人身份而受到的对待，故长大后她便一心想找方法“润出去”。

藏人很难“润出国”，而小塔是藏人里面少数能够“润出国”的青年。

2012年，西藏政府下令全面收回自治区居民持有的普通护照，该区居民九成以上是藏族，当时就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正是后来调任到新疆去主政的陈全国。过去藏人要取得护照已非易事，在陈主政期间，西藏地区更实施限制出国旅行的新规定。

据“人权观察”于2014年发布的一份名为《一照两制》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2002年开始在签发护照方式上逐步实行“双轨制”，一轨快速而简便，而另一轨则极其缓慢。前者适用于汉人为主的地区，而后者则为藏族及宗教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包括维吾尔族和部分回族地区，生活在那些地区的汉人同样受到影响。当时的报告指出，“在这些地区，上述政策无论在内容上或效果上都带有歧视性，且因施加限制跨国迁徙自由的繁琐要求而违反国际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里面写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签发普通护照；对不符合规定不予签发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只是这一套并不适用在藏人身上，知名的藏人作家唯色于2015年曾经写过：“普通藏人要办护照比登天还难。层层部门的关卡，繁琐的手续，没完没了的盘查，甚至还要请客送礼。一年半载才给护照已经很走运，更有可能是不给护照。”

人权观察的报告中，列出了在西藏自治区申领护照共分成十个阶段，申请人需要从最基层的居委会或村委会开始提交资料、直到顶层的自治区公安厅，每一件申请都必须经过各级权力机关或官员审批才能做出最终决定。

对年轻藏人来说，“润出去”的方法就是考取好成绩。小塔告诉记者，如果想要申请出国留学，必需先考入其他省份的一流大学作为跳板，比如上海、北京、广州的著名大学，得到海外留学证明，才能够取得护照。

西藏在1959年、1989年、2008年发生骚乱，北京在过去半个世纪一直管制藏人出境，防止藏人逃到印度。2009年之前，藏人申请中国护照比维吾尔人都难，小塔说，就算在国内穿州过省旅行，藏人也须向派出所提交“旅行计划书”。小塔目前每次回国，也要将护照“上缴”公安，她说就算藏人父母是党员干部、老师或公务员，也没有例外，亲属参与过上述几次骚乱的更是一辈子不能取得护照。

2008年遭逮捕藏族僧侣与平民。挂在他们身上的标志列出姓名和如“分裂国家”的罪行。( 维基百科转载至 SFT HQ 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由于小塔在国内的成绩优异，考上了广州的著名大学、再透过那里的大学申请海外留学，在她的经历来说，过程不算特别困难，但她是少数的例外。据《纽约时报》一篇2013年的报导中便曾指出，藏族或维族的学生更须要有大学行政部门的批准，才能申请出外。

花了一万人民币“行贿”才申请到护照

2016年4月，Sawut终于找到机会离开中国。

在陈全国于2016年8月上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之前，Sawut说，身为维吾尔人要办理护照、出国留学不算一件难度太高的事。

据Sawut说，那时新疆汉人想出国很容易，申请护照之后，大约两星期便可以获取。维吾尔人离开中国虽然一般比汉人较为困难，但只要是没有犯罪纪录，累积一点积蓄，找个“借口”如留学签证，还是可顺利出国。 

Sawut第一次申请到美国的语言学校，多次被拒，中国政府要求Sawut向美国学校拿取学校的课程表，清楚列明上课的地点。等Sawut好不容易在学校拿到来年详尽的教学时间表，新疆政府又称课程只有半年、时间太短而拒发护照，“当我完成一个要求，官方又会制造另一个要求，不断不断有新的理由拒绝。”

Sawut 最后向汉人朋友探问，朋友跟他说维吾尔人在出入境部门取得护照，看来免不了贿赂。最后Sawut 花了一万人民币收买相关官员，先取得护照，又两次报团去土耳其及日本旅行，之后再申请到日本读书。“只要是（逃到）民主国家便好了，我不想待在极权国家。” Sawut 放弃了铁路公司的厚职，坚决离开新疆。

然而，在Sawut离开中国之后，新疆的政策完全改变了。

新疆居民们被拍到在阿图什市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内排队，该中心此前被泄露为“再教育营”。(AP / Ng Han Guan)

自陈全国上任之后，新疆兴建了大量“再教育营”，估计有多达100万穆斯林被关在营中，也设立大型的监控网络。不少报导指出，自2016年10月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局开始没收维吾尔人的护照，随后2017年新疆地区居民的护照都要交给公安部门“保管”，新疆地区居民、尤其是维人的出境自由被限制，也不签发新护照，当时有人权组织批评，这措施是为了限制区内少数民族的行动自由。

Sawut指，目前日本大约2至3千名维吾尔人，由于日本政府以“中国国籍”整体去统计人口，故并没有确实的维吾尔人口数据。他指，其他民主国家如美国也不到1万人，土耳其约有5万，最多的在哈萨克斯坦，有超过30万维吾尔人。

自2017年政府在新疆建“再教育营”，中央切断了维吾尔人与哈萨克斯坦的家人联络，一旦发现有人向哈萨克的家人发出求救讯息，均会作出拘捕，前新疆省裕民县县长谢尔扎提（Dalesh Sheritzat）纵使是共产党党员也不例外，他在2018年被捕。以Sawut所知，2017年之后维吾尔人可以逃出中国的机会不是零，大多是把户口签到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等地，透过彻底改变户口，再申请护照远赴海外，当中可能也须付一些贿赂的费用，他也知道一些成功的例子。

据《美国之音》在2023年的一个维吾尔人专访中，被问及政府对新疆汉人的护照政策情况时，受访的维吾尔人声称新疆的汉人有更多取回护照的自由，但与其他中国地区的汉人相比，申请护照的难度却又更高。

记者接触到另一名在日本留学、来自新疆地区的汉人小高（化名），印证当地汉人申办护照的状况。作为新疆的汉人，小高的要申请护照的难度不算太高。然而，即使能够较易申请到护照，但小高表示，他并不能直接在新疆境内申请到外国留学，而是要先考进中国国内其他省份升学，再从其他省份申请到海外留学。

找回藏人的记忆与身份的旅程

来到日本之后，小塔没想过还会遭到汉人的异样目光。

她回忆起有一天，她在日本的唐餐馆脱下口罩，露出脸独个儿进餐，对面餐桌的汉人指向她，与身边的朋友交头接耳说：“多亏少数民族，令我们不能生太多。”来到日本之后，小塔基本上已甚少说中文。

记者在街道上跟小塔谈话的时候，也只是以日语沟通，在餐厅里面遇到汉人，她会感到害怕。对中国，小塔没有任何想法，亦无感情。她说无论在哪里，目标清晰不过：“我不想做中国人，只想做一个人而已。”

在留学的期间，除了藏人社群，小塔也会跟日本人、印度人交流联络，但却不会跟任何汉人有所接触及交流，也因为感到害怕的缘故，她不常表露自己作为藏人的身份。当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去年成为英国首相的时候，小塔双眼发光地看新闻，跟记者说：“你看，今天印度裔也可以做首相了。”英国是她希望能够尽快移民去到的地方，她认为那里能容纳到多元的种族。

在海外生活数载，小塔感到承传宗教、身分认同及历史等使命，都落了在海外的藏人身上。小塔是1989年拉萨骚乱之后出世的新一代，在“主流”教育下，小塔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所知不多。小塔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出国后，她独自浏览YouTube，看到了1958年甘南武装冲突、达赖喇嘛逃离西藏、八九六四、2008年拉萨骚乱等事件，“第一次在YouTube看，都哭了，我有想过中共说的历史总有谎言，没想过全是假的。”

为了保留自己民族的主体性和历史记忆，藏人的动力亦十分强大。小塔说，藏人一般在家中进行“另类教育”。小塔记得，2017年跟母亲在国内旅游，晚上二人共处一房，妈妈悄然走到她枕边细声说：“其实班禅喇嘛是假的……”小塔睛天霹雳：“妈，那真的在哪里？”那天晚上，小塔的母亲将藏人近代史由头到尾说一次，小塔才知道达赖喇嘛在印度，而这些“秘密”在保证没有外人时才敢说。

2022年9月西藏拉萨因新冠疫情而封城，当局凌晨将熟睡的藏人送到集中隔离营，小塔收到西藏朋友传来的相片，藏人被安排住在简陋的石屋，卫生情况堪忧。小塔收到第一手的资料，不知向谁提供，最后外媒还是报道了，只是报道刊出日期是她知道真相之后的数天。小塔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封锁讯息的程度远比几年前严厉，“很多事情，三天之后才有外媒报道。”疫情期间，很多留学生想在网上向外传递国内资讯，又惧怕国安在网络上的监视，去到海外自由的天地，仍然为“说真话还是默不作声”而纠结着。

后来，小塔从当干部的亲戚口中得悉，那时连西藏的公务员也迟发薪水，被克扣福利。小塔说，连“被洗脑”的藏人也开始怀疑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只要经济再撑不起“功利主义”为首的社会，中国可能会陷入危机。她的母亲也开始劝她“不要回来了”。

小塔左顾右盼，确定周边没有一个汉人，才摸着手上的佛珠向记者说：“其实⋯⋯我很想去印度。去了印度，在护照会留下印度出入境的盖印，这盖印表示‘你曾经去过印度’，而所有人都知道，你（藏人）为何去印度。”小塔订下了今年的目标，希望能够学好英文，首先向西方国家出发，最后的目的地希望是印度。

失去亲人与朋友后，他决定要在海外发声

2017年7月，来到日本一年多后，Sawut突然发现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联络清单上的姊姊与朋友，均显示着“对方不是你的好友”，不能收发任何讯息，从此Sawut无法再向墙内传递任何讯息，也与家人失联。

在此之前，即使Sawut身在日本，但仍然可以透过微信跟亲人联系。

在过往仍能与亲人联系的经历里，曾有不明人士透过他的姐姐，要求Sawut提供学校的地址，又警告他不要跟海外的维吾尔群体交流，并强迫姐姐在电话中，要求他将疑似公安的联络人加入微信的朋友圈，Sawut断然拒绝，但姐姐却严正地跟他说：“不能，你要加（这个人入朋友圈）。”言语间，他感受到姐姐的背后似乎被强大的力量要胁着。

跟亲人失联之后，Sawut放弃使用微信。现时在日本亦不时会收到很奇怪的来电，讹称“你有邮件在领事馆要你来领收⋯⋯”Sawut认为当中有诈，拒绝这些古怪的要求，“一旦进去，领事馆就是中国的领土。”现时Sawut跟海外维吾尔人一样，护照已经过期，没有办法续领新的护照，故此不能出境，但因为签证而能够留在日本居留。

Sawut目前在日本居留已经超过五年，合符资格申请“归化”入籍日本。可是，这些在日本的维吾尔人已有心理准备，即使将来获发日本护照，也不会再踏足中国这片土地。“我们不敢回去，不想像Mihriay Erkin这样被关了。”

Mihriay Erkin

Mihriay Erkin是曾与Sawut一起在当地餐馆打工的族人，2019年，当时29岁的Mihriay Erkin因为担忧在新疆父母的安全，辞去了她在日本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的工作，回到了中国，其后便音讯杳然。海外传媒努力核实她的情况，并在2020年证实其死亡，外界将她的死归咎于新疆当局，中国官方则对此予以否认。

Mihriay Erkin临行前曾经发出短信表示，她自幼就被教导孩子应当在父母身边尽孝。请放心，倘若她死了，倘若还有坟墓，请为她在墓前摆放一束红牡丹。

朋友Mihriay不幸离世的消息，让Sawut感到十分难过，这亦团结了在海外的维吾尔人。

与家人失联四年，Sawut在2021年大学毕业之后，便加入日本维吾尔协会，希望能代表同族人发声。他坦言，之前内心充满恐惧，但自从身边的族人陆续与家人失联、朋友Mihriay回国后不幸离世，目前已感到 “再没有必要害怕了。怕也会抓你，你不怕，也会抓你的”，Sawut说，那倒不如在海外发声，为维吾尔人出一分力。

母亲与Sawut 道别时，送了他一块狼碧石，是狼脚的小骨头所制造，以保佑爱儿一路顺风。 “当时我没有想过回去，但还是骗母亲：‘两年之后会回来的’，没想到已不能回去了。”跟亲人失联之后，Sawut更想念亲人，有时他会摸一摸狼碧石，回想母亲的话；有时则与维吾尔人一起唱歌，以排解思念之苦。

（为保护受访人隐私，文中小塔为化名。）

数起发生于中学生群体的杀人事件，震恸社会。

2025年7月6日，云南曲靖一名14岁男同学以送回家为名，放学路上试图性侵同班15岁女生，未遂后杀人。而在两个多月前的深圳，14岁的初中生潘某优也在自家单元楼门口遭同班同学钟某川连捅26刀，不幸身亡。

事后钟某川坦言，杀害潘某优是由于嫉妒她成绩优异。

杀害

2025年4月8日，14岁女孩潘某优在自家小区遇害的当晚，居民们得知的第一个故事，是由凶手讲述的。

晚上19点25分，一位母亲在小区业主群中发问：“刚我儿子救的那个小孩怎么样了？他手筋被割断，那人跑了。”在追问下，她讲出儿子的叙述：有人在小区持刀杀人。男孩听见“救命”，上前救人，因此负伤。凶手穿黑衣，行凶后离开。

“真是英雄少年，好人有好报。”群聊中，震惊与夸奖的消息一齐弹出。居民们质疑着保安、监控、有缺口的围墙，称赞男孩为“小英雄”。

在消息引爆群聊前的半小时，潘某优的母亲曾华（化名）在四楼的家中，的确听到楼下有人呼喊。“有人晕倒了！”声音来自一楼的一位邻居。她心里一紧：“不会是优优吧？”

曾华立即叫丈夫下楼，自己急忙去翻巧克力。她知道女儿潘某优有低血糖，担心是孩子饿了，晕倒在楼下。

夫妻俩一同赶到现场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血泊。

借着邻居手机的照射灯，曾华看到，穿校服的女儿倒在楼外车道的斜坡上，距离单元楼不到5米，头朝下，血从头顶逆流，覆盖上身，眼睛翻白，瞳孔放大。

血泊盖住了沥青路上的白色转向箭头。尝试用邻居给的毛巾为女儿止血时，曾华发现，女儿的血已经流干了。

第二天下午，曾华从有关部门得知，凶手正是案发当晚被称为“小英雄”的那个男孩。

男孩名叫钟某川，15 岁，住在同一小区，和女儿就读于当地的同一所中学，是同班同学。女儿是被钟某川连用26刀刺杀而死。其中一刀扎进脖子的动脉，造成大量失血。

图｜潘某优回家的路

在行凶后的第一时间，15岁男孩手上带血，回到家中。而后，人们听到了这个救人的故事。故事很快被调查拆穿。钟某川在当晚被捕。

曾华还得知，男孩在被捕后陈述了自己的杀人动机：他妒忌潘某优成绩好。

曾华无法接受这个答案。

女儿潘某优的确优秀。2010年，曾华和丈夫人到中年，经历过种种磨人的检查和治疗，才如愿生下一个女儿。他们视女儿为天赐的礼物。

女儿出生后，这份感激的心情与日俱增。在母亲眼中，潘某优“从小都不需要操心”，朴素、乖巧、秀气。小时候，潘某优每个月上六门课外班，弹钢琴，一共一万多元，花掉了王慧敏的所有工资。

14岁时的潘某优，已经长到1米65，人瘦，体重只有76斤，但五官大方，眼神灵动，脖子细长。母亲时常拍摄记录女儿日常的视频，画面中，潘某优缠着爸爸的手撒娇，活泼可爱。

在学校，初中老师对潘某优的印象和母亲一样，“安静乖巧，学习刻苦，是有上进心的好学生”。曾华还知道她与同学们关系融洽，课余时喜欢和伙伴以“兄弟”相称，俏皮又亲近。

曾华了解世情复杂。她预想过潘某优在学校会被男孩喜欢，所以故意不教女儿打扮，不希望女儿太突出。

图｜穿校服的潘某优，摘自微信视频号“潘予优妈妈”

“她从来没有怨言。”曾华反复说。无论是穿着打扮、补习班，还是父母安排的额外学习任务，女儿都接受。她的懂事，让曾华既心疼，又更加想给她更好的。

这样的女儿，曾华无法想象她有什么遭致巨大恶意的由头。

她反复思考男孩动机陈述中的那两字。妒忌就会杀人吗？妒忌能使一个未成年男孩向同班同学砍下26刀吗？

凶手

案发当晚，小区物业人员发现，钟某川一家连夜搬走，不知所踪。

曾华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钟某川，是在三年前，初中开学时。男孩一米七多的个子，身形瘦高，看上去内向。接触过钟某川的人，印象和母亲类似：他在人群中显得沉默寡言，有点平平无奇，“ 一般人不会特意注意到他。”

在班级集体照上，钟某川独自坐在班级的最左边，和一旁同学有道明显界限。所有人的身体和脸朝向一侧时，他朝向另一侧。眼睛眯着，有点吊梢眼。

据小区物业介绍，钟某川一家在2019年搬入这座小区，并在这购置了两套房。在曾华记忆中，钟某川一家的家境也不算差。男孩父亲在上海做IT相关工作，母亲在深圳本地从事财务，两人常年忙碌。

在学校老师的印象里，钟某川与周围人鲜少来往。男孩在学校成绩平平，全年级九百余名学生中，常排在七百名开外，升入高中难度较大。老师经常单独辅导他的功课。辅导时，他的反应显得有点木讷，除了轻声说“谢谢”，就是点点头。

一位老师看过钟某川的语文作文，“干巴巴，缺乏情感，能看懂。”满分 120 分，他的分数常年维持在 80 分上下，在校里属于B档。

相比之下，同班的潘某优成绩常在90分以上，属于A档。

老师很少看到两人交流。钟某川个子高，总坐在后排；潘某优则在前排。在曾华的印象中，女儿回家后，也从未提起过钟某川。

但一位老师曾在同学们的口中，听到过一个不一样的钟某川。这个平素看起来安静孤僻的男同学，在进入初二后，性格好似发生了变化，开始越发频繁地展现出恶意。

恶意从交往的细节中显露。一次课间，同学A不小心把水洒到钟某川桌上。A 看见他的脸立刻阴沉下来。随即，钟某川把A的书包摔在地上，猛踩一脚。

同学A到老师处告状。钟某川得知后，在课间再次找到A。他死死掐住了A的脖子。班级同学见状，上前阻拦。直到数位同学一起拉开他，钟某川才停了手。受到惊吓的同学A，后来的一整天都不敢吃饭。同学们在转述时提及对钟某川行为的后怕，“再晚几分钟，那个同学可能就要窒息了。”

升入初二的钟某川，在同学眼中变得冷僻而充满敌意。对视时，有人常能捕捉到他恶狠狠的眼神。一次，有同学只是无意间冲他笑了笑，他便威胁说：“毕业时，我一定会杀了你。”

学校曾组织过心理调研，没有发现钟某川有明显问题。在老师的回忆中，钟某川的父母也极少参加家长会。

后来，曾华从另一个女同学B的父亲那，得知钟某川行凶前，和女儿最后一次相处的细节。

4月8日星期二晚上，学校放学后，潘某优和钟某川，以及女孩B一起，坐上这位父亲的车。

从初一开始，由于住址相近，潘某优与钟某川、钟某川姐姐和女孩B，四个小孩一起，由潘某优父亲、同学B父亲轮流接送。

那是一辆四座 SUV。通常，钟某川坐副驾驶，三个女孩挤在后排。初二时，钟某川姐姐升入市重点高中，车里只剩三个孩子。

出事的那天晚上，钟某川上车前，对女孩B的父亲喊了一声“叔叔好”，随即坐上副驾驶，再没有说话。从学校到小区，车程12分钟。

期间，在后排，潘某优小声对女孩 B 说：“物理没怎么考好，怕回去要被爸妈说。”女孩 B 安慰了她几句。男孩坐在副驾驶，全程沉默。

几分钟后，车从主干道右转上坡，驶入小区，入门后左转，停在上坡路的第一个分叉口处，女孩父亲放下三个孩子。

女孩B的家就在岔路前；潘某优和钟某川则需再走几米，从第二个岔口分开。

上坡路的尽头，潘某优从左侧绕去单元楼的正面。

短短的一段窄路，隐蔽无人，一边是一楼住户的窗户，一边是开粉花的灌木丛和小区外墙。

路上，二楼的一个男性住户在潘某优身前几步远，先于她推门进了楼。这时本该回到家的钟某川，突然从另一侧绕路出现，追上了快到家的潘某优。

4月8日晚上7点左右，小区1楼的住户王晓娟（化名）站在厨房，突然听见窗外传来几声闷响，像皮球落地。

王晓娟的窗户正对潘某优的单元楼前。她看向窗外，夜色中，好像一个男孩用手在“拍打”女孩。接着，她听见女孩喊：“救命！救命！”

她立刻朝窗外大喊：“你为什么打人？你不准打人！”声音震住男孩。他猛地又狠打两下，转身跑走。事后王晓娟才知道，天色灰暗，她没看清男孩手里的刀。

王晓娟急忙出家门追赶，绕过单元楼前的小路，看见他沿着下坡路跑远，身影很快消失。王晓娟追不上，叫人报了警。她重新跑回楼下，才看清血泊里的女孩——是邻居曾华的女儿。

她仰头向楼上大喊：“4楼的快下来，你女儿被打了！”

恶意

女儿死后，曾华想过很多个“如果”。

潘某优遇害那天，曾华比往常早回家了十分钟。前一天，她在网上买了一个空气炸锅。那晚下班回家，她拆了快递，满怀期待，计划晚上给女儿做炸排骨。邻居的那句呼喊，她误听为“有人晕倒了”。

“如果那天我晚十分钟回家。如果当时我守在阳台上眺望你回家。如果我就在楼下。”曾华想象，自己怎么做可以避开女儿如今的命运。这些“如果”一直追溯到三年前，和钟某川一家初识的那天。

女儿刚升初中时，学校在家长群中收集学生们的家庭住址。曾华发现，有个男孩和自家住在同一小区。

曾华主动联系上对方，在交谈中才得知，钟某川和潘某优早在小学，就做过三年的同班同学。但此前她从未听女儿提起过他。

正式开学前，钟某川的母亲提出，两家人住得近，自己有驾照，但不敢开车，想请潘某优的父亲顺路一并接送孩子。

曾华同意了。她想，只是多一个座位，没什么大不了。后来，为表示感谢，钟某川父母偶尔送来水果和腊肠，通常只是把东西放在门口，按响门铃便离开了。

三年来，钟某川一直和潘某优乘同一辆车上下学。在得知凶手身份那天，曾华的第一反应是自责。如果自己三年前没有搭讪男孩母亲，如果自己没有顺势答应接送男孩，是不是就不会有女儿的如今？

与人方便的善因，招致最大的恶果。曾华始终不解：自己好心帮忙接送钟某川，为什么他却要向女儿下手？

对曾华来说，来之不易的潘某优曾是一家人生活的中心。女儿出生后，她的全部生活围绕女儿。丈夫放弃打工，自己开了一家小模具工厂。收入虽然不多，但时间更自由，可以随时接送、陪伴女儿。

得知同小区的男孩和女儿同班时，曾华作为一个满怀爱意的母亲，向女儿的同学释放善意。也许，她还希望能成为女儿的模范，躬身行善。

曾华走不出哀恸。女儿好像仍停留在她的生活里，她不放手。仍有许多种女儿的联系方式供她使用，例如做梦、烧纸、遗物，还有她的旧手机、微信、同学录、抖音点赞。

登录女儿的微信，曾华看见同学们的消息，从出事后一两天的不可置信，到随后的缅怀。有一个同学在朋友圈玩游戏，点赞后得到发起人的一句印象评价。曾华忍不住用女儿的微信点了赞。

同学回复了她，“一个很好很好的女孩。”

女儿去世的第3个月，曾华连笑都不敢。忘记悲伤，于她像是背叛。最近她第一次微笑，是看着面前的年轻女律师，失神在幻想里：优优长大后也会这么美丽，在自己的工作中出色。

当面聊天的间隙，曾华突然说，“我女儿的手跟你一样，也是细细长长的。”她找出女儿的照片，“你看，是吧？又细又长，她真的很会长。”

她每天睡在女儿的房间，钻进她的蚊帐，抱着她的被子。那块薄被是女儿在幼儿园时就盖的，到中学，变成了每晚抱着入睡的情感寄托。王慧敏记得，有天女儿跟她炫耀说，“我有小被被，妈妈你没有。”现在，它变成妈妈的了。

图｜潘某优和母亲的搞怪照

从4月开始，曾华关注社会上的伤人案件。最近一条新闻格外令她难过：7月6日，云南曲靖，15岁的女孩被同村14岁男同学在放学回家途中杀害。她想，自己长大的80年代，孩子们很单纯，是不是今天的未成年，摄入信息多，心智早早就成熟了。

事发之后，曾华没再见过钟某川一家。有人传播，潘某优遇害，是因为与钟某川曾有恋爱关系。王慧敏坚决否认这种可能。在家中，她感觉女儿有任何事情都会和父母交代。即便有三年的接送往来，他们也从未听女儿提起过钟某川。她认为女儿优优和钟某川是两种人，在学校，两人坐得也远，更不会有什么交集。

曾华心中始终有一则善恶的衡量：初三的女孩、男孩，成绩的好坏，早夭和漫长人生…… 尽管只用“恶魔”和“恶魔家属”代指凶手，曾华不愿讲男孩的坏话，只说，“女儿在我心里，我真的想不到她哪里不好。”

曾华选择用传统的方式处理优优的身后事，放焰口、超度。

超度是为了消灭苦业。曾华希望，女儿去到另一个世界，不再疼痛。26刀之后，女儿毁了容，眼睛一直睁开着。女儿身受的痛苦，是曾华忘不掉的。对老家93岁的爷爷，曾华夫妇始终没敢开口女儿的近况。

女儿走后，曾华已不吃肉。小时候农村家里杀鸡，父母叫她抓着腿，然后把鸡脖子的毛拔掉，一刀割脖子放血。女儿身上的26刀中，也有一刀深深扎进脖子的动脉，造成大量失血。从此，每一块被杀生的肉，都好像是自己女儿的肉一样。

曾华和丈夫每天回家，都会经过女儿遇害处。8月的一晚，曾华出门，经过死亡现场，想起在4月春天，道旁草丛里有小鲜花开放。

此时，草地和车道都干净了。钟某川杀人后，他家从小区搬走。曾华不想搬家。她说，优优虽然在这里去世，但是她的记忆也都在这里。

有一晚，曾华又梦见优优。女儿说：“妈妈，你骗了我。”她很看重女儿托梦，女儿说冷，她就买新衣服烧过去。女儿说被骗了，骗什么了呢？

曾华想起来，她对女儿说过，“好好读书，现在辛苦十几年，以后有五六十年的生活享受。”生活并非简单的付出与回报。有时善有恶报，她和女儿都被骗了。

8月上旬，北京突然宣布五环外购房不再受套数限制。这对很多来自北京购房者而言，意味着环京地带的吸引力进一步减弱。

隶属河北廊坊三河市的燕郊镇，是这种变化的直接承受者。距离北京中心地带（东三环CBD）仅35公里的小镇，在2010年前后迎来外来人口涌入，如今人口已逾百万。

燕郊曾被视为环京最有潜力的区域。2010年，北京房价上涨，燕郊的楼市也随之膨胀，住宅单价突破万元。201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确定通州，大批投资客涌入，房价从年初的8000飙到3万多。2016到2017年，是燕郊楼市的最高点，临近2017年“317限购”出台前，个别楼盘已接近4万。那是一个人人都觉得“买了就会涨”的年代。

十年里，有人坚信“燕郊早晚要并入北京”，有人押宝“地铁很快就建成”的好消息，还有人笃定“房价还会继续翻倍”。这些传闻从售楼处流向朋友圈，真假难辨，却被买房人当作心理支撑。

对这里的很多人而言，燕郊有种“留在北京”的幻觉。也正是这种幻觉，把他们一步步推到进退两难的境地。

卖不掉的房子，赔钱的北京人

从燕郊望向北京东三环中央商务区

Evan是燕郊最急切想迅速抛掉房产的一批人。

他是70后北京人，十年前拥有多套房子，几乎是那个时候“成功人士”的标配：“社会氛围不断提醒你，如果没多挣几套房，这辈子就算失败。”

2017年，他和哥哥抱着炒房的心态到燕郊考察，正好赶上楼市火热时期。

当时销售大厅里人山人海，北京的50后、60后甚至组团来三河、永清、张家口、唐山看盘。有一次Evan从燕郊小区门口坐814路公交上高速，半小时就到国贸的体验，让他开始坚信燕郊的未来。很快，他买下了福成四期的一套两居，66平米，总价180万。

同一年，他在珠海接着买下了一套总价235万的房子，“珠海气候舒服，以后没准可以养老用”。包括在北京五环外的自住房，他身上背着三套房子的贷款。

现在珠海的房子缩水70万元，唯一的安慰是出租后每月有3600元租金。相比之下，燕郊的房租只能拿到1000元。

房子没人买，焦虑也在累积，压力之下，他的投资判断开始出现失误。今年3月，他冒险加杠杆买了多支期权股票，结果一个月就赔了260万Evan不得不承认，时代确实变了。从去年开始，他所从事的钢琴教培行业开始崩盘，今年已经濒临清盘。钢琴代表高雅品味，象征社会地位，但是钢琴“不仅费钱，还费妈，还有多少人有钱、有心力去培养孩子弹钢琴？” 

Evan现在靠爬山和健身来缓解焦虑。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年轻人抱怨“买房亏了八十万、一百万”，就会自嘲一样回复：“我赔两百万起步，股票还赔了两百多万。我说什么了。”

房价下跌，但北漂不想折腾了

河北燕郊的一处小区

80后东北女孩倩倩，2018年来到燕郊落户安家，很快无法适应去北京通勤的锉磨。刚开始，她的工作单位在东直门，每天从小区乘公交到国贸，再转地铁。后来单位搬到北京房山，她干脆每周一带着行李住在公司宿舍，直到周五才回燕郊。

不过倩倩选择继续留在燕郊。她当年八十万买的房子，挂牌价只剩二十多万，即便卖掉，也未必能收回当年的首付款。

她觉得损失几十万以后，小区里很多90后北漂已经没有多余的钱和精力“去倒腾别的房子”。

倩倩的处境，正好折射出燕郊的变化：留在这里的人被困的更深了。

最近两年，燕郊的处境更显微妙，本就低迷的二手房市场更加冷清。以往，房东还能指望北漂租客填满小区，如今因为“逃离一线”和通勤成本过高，空置率显著上升。

对很多留在燕郊的人而言，房子既卖不掉，也租不出去，不如留在这里。

2021年6月，北京市轨道交通22号线河北段在三河燕郊正式开工，将在燕郊设置的5座地铁站，这成了倩倩唯一的希望，但开通日期又延期到了2026年。

困在飘渺的安家梦里

燕郊买房，曾经成就了很多北漂夫妻的安家梦。

2016年，因为买不起北京的房子，文子和当时的未婚夫在河北香河买下一套170万的期房。考虑后续升值的可能性，她又在2017年入手了燕郊最有名的楼盘“首尔甜城”。

这是一套小产权公寓，51平米一居室毛坯房。她花80万全款拿下这套房子，那年，燕郊房价冲上高点，她坚信“离北京更近，总会有升值机会”。

到了2025年，这套房子的挂牌价是25万。在房市挂了三年，也无人接盘。而他们在河北香河买了那套总价170万元的房子，也在今年降价120万，以49万卖出。

同样是2016年，硕士毕业的蘑菇正和男友谈婚论嫁。她是北京人，男友来自山东，两人手头积蓄不多。结婚前夕，男友看中燕郊一套90平米的两居室，作为婚房，两人花120万元买下。

几年后，两人离婚。跟婚姻破碎一起来的，还有房价。蘑菇急着把这套房子卖掉变现，好不容易等到买主，约定以105万元成交。最后关头，买家觉得房子价格还没跌到底，选择了放弃。

北京放开五环外限购政策后几天，蘑菇下定决定再次降价卖房，“能卖就卖，差个几万不重要”。最终，她以93万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一对年轻夫妻。

成交那天，北京下着暴雨，通过了进京检查站后，蘑菇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离开了。

“还有没有别的人生？”

燕郊一房产销售大厅里的地图

在燕郊生活通勤北京的这十几年里，文子慢慢发现地图上的三十多公里，现实中却是没完没了的奔波。

早高峰，检查站就能让人堵几个小时。特殊时期最长要排队三五个小时才能进城。2019年，北京对外地车实施进京证制度，每年最多84天，她和邻居们精心设计的拼车方案彻底泡汤。

朋友圈里充满“进京攻略”，有人买电动车骑到地铁口，再换乘地铁，可最后连电动车的路也堵得走不动。

2021年，频繁的封控彻底击垮了她。为了准时上班，她和丈夫不得不搬到东四环临时租房。房子在燕郊，人却被迫离开。可即便如此，燕郊的房子依然在那里，像一道锁，让他们无法抽身。

今年32岁的文子开始自问：曾经认同的那种生活，是否值得过？

燕郊生活的种种细节，也在不断侵蚀她的信心。每年夏天，暴雨几乎必然淹没街道。有一年水漫到胸口，她花十块钱坐铲车的车斗才过街。

她在燕郊医院看过一次牙，不满意，又特意跑到北京就诊。她担心父母老了，自己老了，是不是还得往北京跑？

在经历了这一切后，文子把手里的现金流攥得更紧了：“很想去云南旅居，或者去南方不同的小城感受一下， 还有没有别的人生。”

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是文子想再拼一把的动力，她不想让他像自己一样，因为户口问题只能在河北参加高考。

文子甚至想过去天津买学区房，但那里房价已经炒到5-10万/平米。她摇了摇头低声说道：“十年后再说吧。”

在刚刚过去的7月末，或许你看到了这则新闻——在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暴雨后的清晨，一辆中巴车被洪水冲走，车上14人，都是在附近大棚采摘辣椒的零工，多为中老年女性。

过去几年里，女性农民工在务工途中或工作中的意外屡有发生。它们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映照出一个庞大群体在城乡迁徙中的脆弱与辛劳。

而在今年春天的浙江采茶季，短视频平台也出现了大批来自中原地区的农村女工，她们几十人共居一间宿舍、喝冷水、吃馒头，随着农事的节律，如候鸟般在全国巡回打零工。

这些新闻，让我们一次次看见女性农民工群体。她们数量巨大，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作，清晨出门，夜里归家。用极其艰苦的劳动，哺育儿女，贴补家用。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她们？妈妈为什么要打工？为什么如此急迫地挣钱？她们在焦虑什么？

王欧，或许是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他是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副教授，研究农民工及其家庭，已经超过十年，尤其关注女性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处境。在江苏和广东的工业区、在广西和江西的乡村，他看到了农民工如何劳作，也看到了他们的孩子如何留守。他的另一个身份也很重要——他来自江西，出生于1985年，是曾经的留守儿童，一位女工的儿子。

平顶山叶县的冷藏车事故发生后，王欧心中郁结，写下了一篇题为《女性农民工的母职困境》的文章，他想要解释：为什么对这些农村女工来说，挣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这篇文章发表于今年7月，《人物》也因此找到王欧，想和他谈谈。

王欧观察到，最近十余年，在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农民工的比例在上升。在照料工作之外，农村女性，也越来越成为家庭不可或缺的主要劳动力。为了挣钱，她们会在孩子出生几个月后就出门打工；做陪读妈妈时，她们也在打零工；中年时她们会进厂，做高强度的工作；到了老年，她们会做清洁工……她们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在随着家庭的需求而变化、换挡。

女性农民工对挣钱的强烈渴望，有大的背景。过去十多年，农民工家庭越来越深地嵌入了城乡结构的变化之中。土地城镇化的模式，从教育、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给农民工家庭带来了压力，而这种压力，女工是最直接的承受者。

她们陷入个体自由与家庭责任、家庭照护与家庭生计的拉扯之中，有着急，有取舍，有纠结，还有不忍和眼泪。

以下是王欧的讲述：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女工的眼泪

我对女性农民工的关注，开始于十多年前的田野调查。让我从两个小故事说起。

2013年，我进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读博，第一年我们都在学校上课，要把学分修完。接下来就要找一个题目，开题、写论文。

说来也巧，2014年，我的导师参与了一个关于留守儿童的课题，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项目。他知道我对劳工、农民工、城乡发展等等议题感兴趣，就让我做学生层面的负责人。那年暑假，我们去了研究的第一站，江苏昆山——留守儿童的父母打工的地方。昆山是苏州下面的一个县级市，但经济很发达，经常排在全国县级市的首位。

在昆山，我们去了好多工业区，我们当时提出来，要调研那些把孩子留在老家的年轻工人，工业区管委会也很配合，帮我们找人。当然，工人都很忙，白班、晚班两班倒，我们的访问时间，要么是上午八九点，晚班工人刚下班，要么是傍晚，白班工人刚下班。当时也很奇怪，来参加我们调研的，大多数都是女工，是年轻的妈妈们。

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一家电子厂，那天早上，我也是发问卷，我们的问卷都是A3纸对折，正反各两页，问题很简短，有很多空白。我是填问卷的督导，哎，我突然发现，有个女工，填完问卷没走，还在写，密密麻麻写了很多，边写边掉眼泪。我也不敢打扰她。

后来她写完了，我就问她，是不是我们的问卷设计得不好，有好多问题没问到，以至于她还要自己写？她说不是，我们的问卷设计得很好，问题都是她关心的。我们当时的问题大概是：你为什么出来打工？打工之后怎么跟小孩联系？联系的频率是多少？打电话主要讲什么？就问得很细。

她说，正因为填了这么多题目，把她压抑在心里的很多话激发出来了，她特别想说。但是小孩太小了，这些话无法跟孩子说，只能把它写下来。我们聊了一会儿，她整个过程都很激动。

等她一走，我就看她写的什么。哎呀，我心里特别难受，她一直在解释一个问题——妈妈为什么要打工？她说，妈妈不是很狠心，不是不爱你，不是对你不好，我出去打工是不得已。我必须要出去，希望可以给你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让你将来不必像我们一样。

我现在还记得她的样子，她说这些话的场景。她是安徽庐江人，胖胖的，扎个辫子，眼睛大大的，边写边掉泪。包括那批问卷，这么多年了，一直跟着我，现在放在老家的小书房里。

当时我刚开始学社会学，很多事情都不懂。但是这个场景对我的冲击非常大。

为什么呢？在那之前，在清华的课堂上，我接触到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当然很多研究就是我的老师、师兄、师姐做的，他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判断是——短工化，新生代农民工会频繁换工作，一份工作干不满一年、半年甚至一个月。他们在劳动伦理方面退化了，不像上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忍受长时间的枯燥劳动。

在昆山接触一线工人之前，我脑子里都是这些研究和判断。但见到她们，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好多年轻女工，孩子刚出生就出去打工，没有见证孩子学说话、学走路，牺牲了非常珍贵的、陪伴孩子长大的时光。她们那么辛苦地加班、倒班，为了她们的小孩去劳作，一点时间都不愿意浪费，我受到了很大的触动。那时候，我就开始模模糊糊地思考，她们为什么要这样？

我再提供第二个例子。昆山的调研之后，我又跑到农民工的老家，看到了另外那批留在家带孩子的女工。

在广西，我认识了一位女工。她是贵州人，嫁到广西，第一胎生了个儿子，第二胎又生了双胞胎儿子。公婆都70多岁了，带不了孩子，丈夫是建筑工，哪里有工程就去哪。所以她只能自己带孩子。我们做了好几次访谈，我就发现，她特别着急挣钱。

这种着急的表现是什么？双胞胎孩子才一岁多，她就想跟着同村的女工去打工。她老公当然不愿意，一直摁着她，说她出去了，孩子没人管。那年过完春节，她趁老公喝完酒心情比较好，就做他的工作。他就同意了，说你去吧，跟着同村人，去哪个城市、去哪个厂，反正也知道。

年过完了，大家要出门了，她也收拾了行李，到河对面的公交车站等公交，准备坐大巴去广东。等车的时候，她老公就知道了，骑摩托过来，把她扣住，不让走。他一个人拦可能还拦不住，后来公婆也来了，一边牵着大儿子，一边背着小儿子，孩子哭着说，「妈妈你别走，舍不得你」。她心一软，瘫坐在地上，「工也打不了了，又出去不了了」，这是她的原话。

当时他们夫妻吵架，她就说，自己在家也没事干，「你做点建筑工，一个人做，我们七个人吃，你做多少就吃多少，都吃完了」。当地很直接，就是这样去算账。

我在跟她接触的过程中，非常强烈地感受到：留守女工，不是安心在农村留守，她们有非常急迫的挣钱打工的愿望。我也感受到她的纠结，她知道没人带孩子，一直在等孩子长大，一直在纠结，到底孩子多大，她能出门挣钱。

我还可以补充一句，这个村子的盖房标准是盖三层，她家还只盖了两层，你想她的经济压力有多大，自己结婚的房子还没盖完，还有三个孩子要读书、结婚，她能安心在老家留守吗？她的经济化取向，能不强烈吗？

我觉得，正是这些在田野中碰到的案例，促成我的思考，让我考虑女性农民工的经济面向，后面我写了一篇文章《家庭化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型》，就讨论这些问题。

二代女工，相似与不同

我研究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80后、90后甚至00后，而我们一般谈到的第一代农民工，是60后、70后。研究中我就发现，这两代女工其实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以结婚作为转折点，结婚前，两代女工的区别就很明显。

第一代女工，出门打工之后、结婚成家之前，比较「懂事」，挣点钱就寄回去给父母，支持哥哥结婚，支持兄弟姐妹读书，她打工还是出于「家庭取向」，是为了她的父系家庭；新生代女工，尤其是90后、00后，家庭目的变得很弱，挣到钱就自己花，买衣服、化妆品、逛街……当然也会给家里一点钱，尤其是逢年过节，但是是以礼物的形式给的，意义不一样。

我访谈新生代女工，真的，她们都说，从刚工作到结婚之前那段时间，是她们一辈子最开心的时候，谈到这一段，她们眼睛都是发亮的。她们会认识姐妹，发了工资之后，放了假，她们会先饱饱睡一觉，然后小姐妹就一起逛街，试衣服，试鞋子，买化妆品，做美甲，做发型……逛到脚都走不动了，还要走。真的是一段非常明亮的时间。

到了要谈恋爱、找对象，两代女工也很不一样。

第一代女工，也有自由恋爱的，但不多。我有个姨，就是在广东打工时谈了朋友，嫁到了湖南，但前提是我外公同意，他不同意，她是嫁不过去的。更多女工还是回家相亲结婚。我的另一个姨，打工的时候，有个浙江男孩对她特别好，但我外公不同意，他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女儿，坚决不允许她嫁到外面。她后来就相亲，嫁到了隔壁村，后面也不是很幸福。

她们出门打工，当然会碰到单身男工，也可能会有浪漫关系。但她的父母、弟妹、老家的习俗和观念……对她的影响更大。她们也更容易听父亲的话，「弟弟妹妹要读书，家里还这么困难，你要懂事」，等等说辞，都是对未婚女孩的要求。

但新生代女工，家庭的约束就弱多了。现在的家庭不会让她们拿多少钱回家。她们之于家庭的独立性，也大大提高了。她在外面谈恋爱，要跟一个远距离、跨地域的人结婚，父母一般不会反对，反对也不会成功，我都看到过很多抗拒父母的案例。

这种差异背后，偏学理一点的解释就是，她们和乡土社会、和父权制家庭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

等她们结了婚，有了宝宝，尤其是宝宝上小学之前，两代女工的区别也非常大。

第一代女工，生孩子之后，很多就会留在农村带孩子。当时隔代抚养没有这么盛行，农民工家庭对农业的依赖也更强，女工在留守期间普遍务农，学界对此有很多研究，叫「农业的女性化」。她们对小孩教育也没那么重视，不会专门陪读。小孩上了小学，她们又会出门打工。

但是新生代女工非常不一样。往往小孩出生没多久，她们就出门打工，孩子上小学了，她们再回来陪读。我在广西、江西看到的情况都是这样，孩子刚几个月，妈妈就出门挣钱了，孩子上了小学，就回来陪读，她们很重视学校教育。

当然，这个群体也会分层——那些经济条件相对好、能买房或租房陪读的人，才会回来。也有大量80后、90后女工，尽管重视教育，但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她们的小孩依然读村小、镇中心小学、乡镇中学。她们不需要陪读，就一直在外面挣钱。

所以特别不同的是，你读过去关于女工的研究，无论是潘毅老师的《中国女工》（出版于2007年），还是李静君老师的《性别与南中国的奇迹》（出版于1998年），她们写的都是单身女工。女工结婚成家之后，就回老家留守、育儿、搞农业，成为「38、61、99」部队（指农村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特殊群体）的一员。但今天的年轻女工，生子之后，反而是要出去打工。

所以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学教育学、博士论文做儿童发展研究的同学聊起这个现象，她大为震惊——各种学术研究都表明，从怀孕到上学这段时间，对儿童发展至关重要，所谓「三岁看老」，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要理解，女工的一生，都是随着家庭的需求而变。根据她们的经验，学校教育非常重要，可以帮助孩子向上流动。所以她们必须把握窗口期，在孩子出生后、上学前的几年，努力挣钱，争取在县城买房，孩子上小学之后，就回去陪读。

虽然不舍，虽然心碎，但她们必须舍弃陪孩子长大的时间。这是她们的理性选择。

妈妈，只有生产，没有生活

这些母亲背井离乡，远离孩子，她们是怎么生活的？我在文章里写过一段话，「她们力图通过更长时间、更加辛苦的劳作以及更加节俭、更加抑制的消费，最大程度地扩展母职的『经济』之维，以弥补经济母职的扩张对照料母职的侵蚀。」

怎么理解呢，我在那些工业区调研，我看到那些女工几乎都是，只有生产，没有生活。

你想，如果她是在富士康，每天早晚倒班，几乎没有休闲娱乐，都是在上班挣钱。遇到淡季，工厂单子不多，每月有一两天，她们会有点闲暇。怎么过呢，可能会先睡个好觉，睡到中午，弥补身体的消耗，醒来就刷刷手机。工友、老乡之间也会聚餐，但不再会像年轻时那样下馆子，而是在出租房里做饭，他们觉得这样更热闹，也更实惠。

当时我在深圳沙井工业区做调研，在城中村租房，我的邻居就是工人。我就看到他们在休息的时候，男性工人会喝很多啤酒，女性工人就一起做饭，她们会干很多活儿。

跟上一代女工相比，她们还是会为自己保留小小的空间，也会化妆，染头发，穿着也会在她们的审美领域，有一些追求。但是显然，会被压抑到一个很小的空间，不能在自己身上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和金钱。她大量的时间都被劳作占据了，大量的钱，都被家庭拿走了。

当时我们做访谈，在那些出租房里，只要一聊到孩子，那些工人，尤其是女工，没有不掉眼泪的。我现在还记得，在昆山，我遇到一对河南夫妻，在富士康下游的代工厂工作，跟我聊完，那个妈妈就拿着毛巾，情不自禁地掉眼泪。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很傻，我老问她们——每次跟小孩团聚之后又要离开，离开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会怎么跟小孩告别？她们说，都是等孩子出门玩的时候走，睡着的时候走，或者让爷爷奶奶把孩子抱走，小孩子发现妈妈不在了，就哇哇大哭。

我就发现，这些女工，她们无法面对这些创伤性的场面，会把情感隐藏起来，不能碰。她看起来很冷漠，跟孩子的关系没那么密切，跟孩子打电话，老问孩子学习怎么样，有没有听爷爷奶奶话，感觉她好像一个工具人，就是想着挣钱，就是用经济来弥补孩子其他层面的缺失。

但实际上，她们一直在压抑自己，她不能表达对孩子的爱。因为表达了，她又做不到，她所处的环境和结构，也没有机会让她表达。所以她呈现出的状态，就是压抑和冷漠。

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写一篇文章，主题就是留守儿童父母的精神世界——他们其实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没有时间和机会去表达，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情感。

上面我们谈的是出门在外的女工，还有一批在县里陪读的女工。她们的生存状态，我觉得可以用两个词概括，一个是「在家不在位」，一个是「在位难工作」。

「在位难工作」，就是当孩子还比较小，或是处于教育的关键期，那妈妈的重心就是陪孩子。但她们又有很大的经济压力，怎么办，只能去做那种时间弹性的工作，通常是计件工，时薪甚至不到10块钱。

我在江西南部，就看到很多妈妈在做计件工。那边离广东近，承接了一部分内迁的服装产业，县城里有很多小作坊。一个小作坊，三五台缝纫机，就把陪读妈妈召集起来，让她们分包某一个环节，计件拿工资。

她们怎么做事情呢？早上，她把孩子送到学校，就去小作坊车衣；到了中午，如果孩子的学校不提供午餐，她就要回去做饭，学校提供午餐的，她中午就吃自己带的饭，稍微午休一下；工作到下午三四点，接孩子放学、做晚饭、辅导作业，等孩子睡了，她们继续工作到八九点。

还有一点，服装行业有淡旺季，淡季还好，相对从容，旺季就很麻烦。老板要赶在出货期之前，把产品往广东运，这时候女工会非常忙，她们的应对方式就是——三五个女工，统一找个亲戚来帮忙，看一周甚至一个月小孩，以集体育儿的方式来应对。

另外一种就是「在家不在位」，孩子稍微大了点，女工想多挣点钱，就会进到本地的工厂。我调研过中年工厂妈妈，都是每天在流水线上劳作十几个小时。旺季时，每个月只休息一天甚至半天。她们想多挣点钱，就必然要牺牲陪伴孩子的时间，「陪」的环节，会打折扣。

由此您就能感觉到，她们的生活节奏之快，时间挤压之深，又要工作，又要顾孩子，其实她们不容易的。经济压力很大，没有所谓「从容不迫的陪读」。

我之前读过一些文章，有的说县城陪读女工爱打麻将、婚姻关系不稳定，有的仅仅关心这些妈妈怎么和学校互动，怎么报班，怎么教养孩子。前者让我很生气，后者我觉得视野太狭窄。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女工，她的家庭要进城，她背后的经济压力、家庭分工，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女工到底承受了什么。

城镇化如何形塑女工命运

女工承受的压力背后，有大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

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大概起源于2016年，当时我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工人是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我要研究他们，不能只在他们的打工地，还要去农村，去他们的老家。

我去了江西和广西的两个县，要去农村，通常要在县城中转。当时在江西遂川，我受到的冲击就很大——县里建了非常多的商品房，马路很宽，酒店很新，跟城市差别不大嘛。当时我就很好奇，到底谁在买这些房子？我模糊地觉得，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等我进了村，又看到了一些现象：村小基本没有了，小孩子读书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很小（甚至还没有课桌高）就去寄宿，要么就只能到县里或者教育发达的乡镇去读书。

在广西调研时我发现，镇上都已经有了房地产楼盘。当时为了省钱，我还借住在那些买房的农民工家里。他们都是老家在村里，为了孩子读书，在外面买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聊到：房子什么时候买的，怎么买的，为什么买，谁出的钱，还欠多少钱……

包括我自己的经历，我老家在江西永丰县，是一个南北狭长的县，有山。那几年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老家村子的资源禀赋越差，人出去打工越早、越多，空得越快，出去买房的也越多。我家附近，那几年突然出现了很多说不同方言的人，都是从山里搬出来的。

大概是这些零零散散的调研、阅读与返乡经历，让我看到，中西部县城里建了很多房，而买房的主体就是农民工。我开始更自觉地了解这个现象，了解土地城镇化，了解这对农民工的家庭、小孩与女工来说，到底有什么影响。

首先，农民工买房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结婚，在县里有房，那在婚姻市场的议价能力就会高一大截，尤其在偏远村庄更是如此；二是孩子读书。而且结婚和买房，这两件事是结合在一起的，买房结婚，那么很自然，孩子就可以读书。

这种城镇化生活，首先我们要承认，农民工在追求更好的生活。虽然他们不能在打工的地方实现城镇化，但可以离开村庄，在县城买房、定居，让小孩接受城镇的教育，对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但这种跨越，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代价——买房要花很多钱，江西县城现在的房价，从六千到九千元不等，广西低一点，均价四五千。买个100多平米的房子，光毛坯房就是五十万，通常装修还要十几二十万。普遍情况是，买房会花光他们的积蓄，还会剩一半房贷，他们也可能不好找银行贷款，就会找亲戚借钱。因此，他们固然可以住进新房，但买房也会留下很多债务。

而且当他们到了县城，生活花费就会变得很高。吃的、用的都要买，县里的孩子，很多也会报培训班，会学才艺。我们就发现，县城孩子的抚养，也有中产化的趋势。县里无处不在的消费场所和消费机会，游乐场和商场，也会让花费变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陪读妈妈，她们的经济压力更大、生活支出更多、经济紧迫性更强。我认识的女工，有的在超市里卖东西，一个月1800块钱工资，都舍不得请一天假，背后就是这样的经济压力。

当然，更大的背景在于，在调研中我发现，在很多农村，建新房已经很困难，农民工被鼓励离开农村，到县里去买房。

在很多县城，好的教育资源都被转移到了新城区，老城区的实验小学、中学，资源越来越少，乡镇学校的老师和骨干，也不断被抽调到新城。

而这样的城镇化，最终加剧了女工的经济取向，加剧了她们在母职的不同方面的冲突。

女性的一生，如何嵌入家庭

我最近在关注所谓「女工的整个生命周期」，我们不能以切片的方式，去审视她们的生命，无论在什么年龄，她们都是嵌在家庭和地方社会里的。每个阶段，她的生命意义都在不断转换。

在我看来，她们的生命周期，有这么几个主要的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就是结婚成家、生养子女。结婚成家之前，她们是非常自由的，甚至完全可以像城市的女性一样，去安放自己的亲密关系和生活方式。但结婚生子之后，她们人生的意义和任务都变了，职业生涯也会有巨大的断裂。

第二个转折点，就是孩子上小学。孩子开始接受义务教育，随着县域城镇化以及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女工群体会出现分化。家庭条件尚可的女工，会去县城陪读；但大量家庭条件弱一点的女工，顾不了孩子读书，就会一直打工。

第三个转折点，是孩子上高中或大学之后，教育基本定型了。这个阶段，女工的生活重心和家庭角色会发生很大变化——短短十来年，孩子会经历上大学、结婚、买房、给彩礼。尤其孩子如果考上大学，在城市定居，她们压力就更大了，要给孩子在城里买房，至少要付首付。

在这个窗口期，她们会重新成为一个「经济人」、「打工人」，要么出门打工，要么进县里加班很厉害的工厂。有男孩的家庭，女工的「经济化」取向会更强。就像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女工们，明明有更轻松的工作可选，她们为什么选工时更长、待遇更高的工作？这是在这个阶段会发生的普遍现象。

接下来的转折点，是孩子结婚成家，有了孙辈。她们可能会去带小孩。但现在很多年轻妈妈会自己带孩子，那女工就要持续地打工、给钱，以金钱的方式来帮助孙辈。但在这个阶段，她们不会那么紧迫和焦虑了，因为她们会觉得，孙辈出生，「自己的人生任务完成了」。

这些阶段结束，女工就到了大龄，开始考虑养老问题。这个问题也非常紧迫，这一代女工，普遍没有社保，他们的孩子要么在城市背着房贷，要么是自顾不暇的农民工。而且她们普遍有个想法，叫「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想自己搞定。

我这些年也在做大龄农民工研究。他们到了60岁甚至70岁，还在外面做工。我在江西回访时就发现，有个62岁的女工，因为她的公公卧床生病，她回了老家，照顾他直到离世。等后事一办完，她又跑到广东做清洁工。当时她给了我很大冲击，60多岁了，你都不能安度晚年，还要出去打工。她们是觉得，能够在外头干活挣钱的时间不多了，要抓住最后的尾巴。

那她们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呢？就是做不动了，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淘汰了，她们就停下来，回到自己的村子，度过最后的时间。

纵观女工的整个生命周期，我会觉得，她们的生命，是嵌在家庭里面的，而且因为城镇化的趋势，这些转折变得更加锋利，她们承担的压力也更沉重——城镇化在普及，民办大学与职业学校在扩张，孩子要进入城市。所有这些都会传导到农民工家庭，传导到女工身上，让她调整自己生命周期的转折。

我们说了这么多女工，那男工呢，这个家庭里的父亲呢？我个人认为，父亲的角色比较单一，就是挣钱。如果我们把分析女工的框架，用来分析男工，那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就是结婚。结完婚，他就变成了一个「当家人」，一个挣钱的人。社会对他的期待，就是你把钱拿回来，这就行了，你就是一个好男人。

从单身工人到丈夫、父亲、爷爷，他们的角色，相对来讲都比较简单。他们很少承担照料义务，一般什么时候会参与呢，过年返乡的时候，或者建筑工在两个工期之间返乡，会参与一些所谓的「家庭照料」，但这种管理也很粗暴，我经常听到的就是「打一顿」，只有父亲能暴打孩子一顿。

至于这些家庭里的权力关系，总的来说，家里的户主还是男性，他常年在外挣钱，回到老家，还是家里的代表，权威还在。但家里日常小事的决策，包括钱怎么花，其实已经是女性做主。但这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女性承担的责任也更大。

如果她在陪读，最后孩子不听话，没考上高中，那么丈夫会责怪她，她也会觉得自己没做好。在日常的照料和劳作之外，这会给她们带来额外的焦虑。但我们必须要知道，在那样的环境里，一个母亲又能怎样帮助到孩子？或许更多要依赖的，是社会和学校教育。

我的母亲，也是女工

最后谈谈我作为研究者的感受吧。我做研究，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大多数人是出于职业或智性方面的兴趣，但这么多年来，我都是从自身经历出发。尤其是我们今天谈的母职和女工问题，跟我的经历直接相关。

我也曾经是留守儿童，生活在一个不那么幸福的家庭里。从很小开始，我就看到了所谓「母职的经济化」，看到了我妈妈在经济层面，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我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呢？首先说我父亲，他是我爷爷奶奶最小的孩子，从小就备受疼爱，他在村子里是开手扶拖拉机的，是个技术工，在村里也受欢迎。但他不是很着家，爱喝酒，喝完酒也爱打牌，挣的那点钱，自己胡乱就花光了。

而我妈妈，一辈子都是挣钱的人。在务农时期，她就是主力，我六七岁就跟着她下田，一直看到她很辛苦。农业是季节性的，不忙的时候，她也要干别的活。她去水泥厂扛过水泥，去石灰厂打过工，在工地上干过活。一般女性在工地上都是做小工，但她是做杂工，这是中老年男工干的活。所以你就知道，她一直都是重劳力。

我上初中之后，他们到广东打工，我爸爸不愿意进厂，就在那边开三轮，后来跟着我表哥，承包了一些工厂的废料处理工作。我妈妈更辛苦，她进过厂，做了好多年拾荒的工作。因为我爸爸的性格是那样，我妈妈总得跟着他、管住他，让他不把钱花光。

他们打工打了很多年，直到我和我弟弟大学毕业，中间他们还回家盖房子，也是我妈妈在总负责。

后来我父亲身体不好，因为爱喝酒，他变得很胖，50岁不到，血管就出了问题，偏瘫在家，我妈妈照顾他。但就算这样，她还是会出门做活，找那种凌晨、深夜干的活，这个点我父亲睡着了，不需要照顾，干完了，她就匆匆忙忙回家。那几年，是她最最不容易的时间。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我妈妈的经济角色非常非常突出。她要挣钱，也要管我爸爸的钱，既要忙外面，也要忙里面。这一辈子，她都是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来凸显她「经济人」的角色。

这对我妈妈有什么影响呢？后来我弟弟有了孩子，她去帮忙带孩子，你就会发现，她很不适应，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带小孩——她是典型的「干活的人」，这种照护工作，是她不熟悉的。所以她经常以那种命令的方式去带孩子，会骂小孩，恐吓小孩。她没有那种细心和耐心，也没有那么精致和讲究。所以直到现在，我妈妈生活在弟弟家里，矛盾一直都很多。

所以对我来说，因为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我母亲强烈的经济角色，她挣钱的辛苦，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她很难兼顾别的层面，母亲、妻子的层面，我都看在眼里。

这种经历也永远影响了我们的母子关系。我小时候也不是她带大的，是爷爷奶奶带的。她常年干重活，后来又在外面打工，我们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情感方面的交流，其实没那么多。

但在做女工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我逐渐理解了我妈妈——她具备很多我们认为的「男性气质」，如果她不这样，那些活儿她干不下来。如果我不是做这个研究，不去访谈那些女工，可能我一辈子都不能理解她，没有机会去理解，我或许就成为社会上一个普通的养家的男人。

但正是这段经历，让我慢慢靠近她。在心底里，我也希望我自己的母亲读到我的这些研究。她为了家庭劳作一辈子，却没有与她的两个儿子建立起良好的情感关系。但是我其实非常想跟她讲，她的一个儿子，在以自己的调研、思考和写作，间接地理解她。

或许再过一些年，等我们都从容一些，我会给她写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口述史。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4年12月18日。CDT近期将回顾歪脑的报道。

“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Leonard Norman Cohen，《Anthem》

旅行，并不总以欢愉的样貌出现。当下的世界，战争、冲突、死亡、灾难仍在恣意横行，人类历史中重复的悲剧，似乎也要从过去的遗址上探寻。人类留下的“黑暗遗产”（Dark Heritage）建筑和地点，也逐渐成为“黑暗旅游”（dark tourism）的景点，成为各国记录自身历史、反思不公、推动转型的重要空间。

《歪脑》将逐步推出“黑暗遗址巡礼”的特别企划，邀请各地记者探访世界多个“黑暗遗产”，让空间与建筑成为叙述者，代替受难者讲述发生过的历史悲剧。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那些黑暗遗址静默无声，被遮蔽的总要透进光，在石墙上生花。

曾经的斯塔西总部，今天的斯塔西博物馆

那是一张相片。相片里一个男人的后背纹上：Nur wenn ich traume, bin ich frei，也就是标题中“只有在梦中，我才是自由的”。他可能是东德年代中某个异议人士，但更可能只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看不到他的正面，却看到东德时代整整几代人的阴暗面——现实的不自由。

男人的后背纹上：Nur wenn ich traume, bin ich frei （只有在梦中，我才是自由的”）。

斯塔西（Stasi），是Staatssicherheit的简写，意即“国家安全”。从1961年起，斯塔西就如影随形渗透到每一个东德人的生活里，监控思想，防止境外势力颠覆。同样斯塔西也会刺探西方国家情报，当中最有名的是他们安排间谍纪尧姆在时任西德总理布兰特（Willy Brandt）身边，纪尧姆最终成为总理左右手，窃取西德不少最高机密。德国的朋友跟我说，以前斯塔西潜入异议人士家中，会刻意留下痕迹，如轻轻调整沙发的位置，让回到家的人体验到赤裸又深入脊髓的恶寒。这在德语中名为“Zersetzung”（心理侵蚀）。

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后，大批东德民众闯入斯塔西总部，不为别的，就是想取回自己的档案。1990年1月，大批市民来到斯塔西大楼，堆积如山的碎纸映入眼帘，他们多年来秘密纪录下来他人的人生，变成足足16000袋麻袋。碎纸机早早严重超负荷而故障。统一后的德国成立档案管理委员会，整理卷宗，并制定民众申请阅读自己档案的流程。

斯塔西总部留存多年他人人生的秘密纪录，足足有16000袋麻袋。

 每一份档案犹如东德人纸上的人生，详细记载出生到成长到嫁娶成家，见过什么人，说过什么话，发生过什么事；东德人知道斯塔西都有他们的档案，但斯塔西最高明的一点是，东德人并不知道他们档案的资料由谁提供。被刺探的人，可能同时刺探另一个人的隐私。来到曾经的斯塔西总部，今天的斯塔西博物馆，大楼看上去平平无奇，低调、色泽暗沉，即使阳光很大，角落里总有阳光无法企及的阴影。如果将当年东德人的生命经验用线连系，那么所有线的终点便是斯塔西总部。

走到博物馆门口，正门有一系列的展板，呈现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前后，东德的民主化诉求和示威。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随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减弱。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分别解除边境控制，东德一方面涌现新一轮人口逃亡潮，另一方面莱比锡发起“星期一示威”（Montagsdemonstrationen），高呼“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由莱比锡开始，示威浪潮席卷全国。

斯塔西博物馆门口的一系列展板。

记得曾看过柏林围墙倒下当晚的新闻片段，记者访问东、西柏林的市民，他们有的狂喜，有人拆掉砖墙，扔下去，又有人随即将砖头捡走。有的流泪诉说数十年后又可以重见彼端的亲友；有人疑惑看着围墙倒下，对未知的将来一脸茫然。街上人潮大肆狂欢，涌到地下铁搭免费列车。而斯塔西呢，应该就在那些晚上命人发疯似地烧毁东德人民的档案。

看到东德的结局，我走入博物馆，走入东德的开始，也走入斯塔西的起源。

社会主义——你的世界

购票后走到一楼，一系列斯塔西人员监控的相片映入眼帘。我见到一本书，标题是《社会主义：你的世界》；我也知道，斯塔西的口号是“我们无处不在”（Wir Sind Überall）。他们在你的世界无处不在，包括你已知的和不曾知道的地方。

《社会主义：你的世界》

相片中的斯塔西人员，在示威的角落，在楼下，举起摄录机或就这样站着。试想像，他们若隐若现，提示你他们的存在。你不知所措，害怕随时会被他们闯进屋内带走，更害怕他们与你若即若离，尾随着，伫立着，就是不让你脑海中那个终极想像成真，却带来了更大的恐惧。

每166名东德人之中，就有一名斯塔西秘密警察，加上另外雇用的线人、狗仔队、私家侦探的话，一场10至12人的派对中，起码有一个线人。如果你是学生，起码有一个老师是线人，如果你是妻子，丈夫可能是线人；如果你单纯在街上走，起码会和好几个线人擦身而过——你尽管不认识他们，他们却可对你熟悉得很。

斯塔西主要有两大任务，第一是渗透到西方国家阵营刺探情报，一如纪尧姆潜伏西德总理身边，第二是严防西方阵营的意识型态入侵，以免颠覆政权，让你的世界只能有社会主义规范。我看到一幅斯塔西列出的欧美意识型态清单，一只骷髅枯手刻着“CIA”名字，然后被“正义”的铁手牢牢捉住，刚好“意识型态入侵”（Ideologische Beeinflussung）附有一张邪魔骷髅的图片，心想斯塔西把这也描绘得太准确了吧，活脱是一张重金属乐队专辑封面，随后一查，还真的是斯塔西直接借用某知名死亡重金属乐队的专辑。其实不止重金属乐队，后来我在某间审讯室看到当年一个青年，因为打扮得相当庞克，发型像个染色鸡冠那种，就被抓去讯问，那是八十年代的事情。

当年某间审讯室的一个青年，因为打扮庞克，被抓去讯问。

严防这个，严防那个，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最让我感叹的还是其中一些前斯塔西线人的证词，他们有相片，却在眼睛上打码，可能有人已经死去，可能仍活到现在，对于围墙倒下三十五周年的今天，会作何感想？

她是一个主妇，生于1927年，84年老公去世后被斯塔西招募成为线人。她老公在60年代中就是线人了，夫唱妇随，她让斯塔西人员用她的房子作为侦查和秘密会议室。有趣的是她虽然一片忠心，在报各邻居动向时，不忘长舌妇本色上身，向情报人员大发牢骚，物价贵了多少，社区规划怎样不好等等。后来她发现经常有陌生男人出入自己单位终究不体面，招人闲言闲语，就拒绝让出房子了。

斯塔西招募主妇成为线人。

走到二楼便是斯塔西局长的起居室和会议室，三十五年前许多个晚上，那里仍有很多紧急会议要开吧？一大堆东德每个平凡人的档案，由他们决定生杀大权多年，却猝不及防，轮到他们的命运被人民的意志所定夺。斯塔西有个精神叫“who is who”，简单来说他们存在意义就是要分清敌我，知道你是谁，却又不能让人民知道他们是谁。除了有头有脸的要员可能在两德统一后接受过审讯，那些一般的探员、线人，庞大的情报体系里每一部份，真要除恶务尽只怕是没可能的了，斯塔西不是超然于东德社会的机构，而是所有线索的起点和终点，是每个人只能仰其鼻息的利维坦。要是我活在那个社会，清白很难，每天无时无刻面对心理挣扎，因为那个社会形塑出来的一种现实，并不欢迎我，坦白很难，清白很难，生活里所有的踪迹是灰色的线，延展出来的轨迹，抛接两端都是斯塔西。

斯塔西局长的起居室和会议室。

我明白那个男子背上纹身，如果现实只有那么一种，那么在梦中我方可自由。为什么我明白？斯塔西毕竟死去了，可是往事并不如烟，今天“国家安全”仍像一把利剑，悬在世上各地不少人民的心灵之上。走出博物馆，阳光变得猛烈，愈是猛烈，就愈提醒我阴影必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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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日的暴雨后，14位零工消失在上工路上。

这是不久前的山西大同，2025年7月27日，一辆载有14人的中巴车在谷前堡镇附近因强降雨失联。救援队事后打捞出的10具遗体显示，遇难者均为前往摘辣椒的当地村民，大多是中老年女性零工。她们冒雨出发，只为挣一两百元贴补家用。

看到新闻后，王欧心情复杂。他想起一年前的河南平顶山叶县，一辆轻型厢式冷藏货车违规载人，导致因加班太晚而搭乘该车的8名女工遇难——连续两年，相似的悲剧背后，折射出太多农民工的脆弱与无奈。

王欧是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在过去十多年里，他持续在全国各地进行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调研，尤其关注农村女工在城乡之间的处境。王欧也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他经历过留守儿童的困境，很多农民工问题正是他身边亲友的日常。

近日，冷杉RECORD与王欧进行了一场长谈，我们聊到为什么类似事故会重复发生，为什么农村大龄女工成了最脆弱的劳动者——她们为何如此迫切地工作，退而不休？而她们所代表的超龄农民工群体，在社会保障、劳动权益与风险抵御上的系统性困境，又该如何被看见和破解？

以下是王欧的讲述：

她们为何迫切上工？

新闻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这些天我脑海里反复浮现调研遇到的女工，她们的焦虑和纠结，我也在想两次案件里的各种细节，它们为何重复发生？

要分析这两起事故，首先有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两次事件的伤亡者，大部分都是大龄女工？

因为农村的男性以及没有结婚的年轻女性，绝大多数都到沿海打工去了，尤其年轻女工，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更受欢迎。现在很多工厂招聘，基本都规定要三四十岁以下，大龄女工能在城市找到的工作有限，最多就是保洁和家政。

现在所谓的大龄女工，大部分都是“60后”“70后”，她们有的从来没出去打过工，有的早年短暂在外打工，生育后就得长期留守农村照顾老小，所以没办法去很远的地方打工，只能在附近做日结工。

我发现如今的农民工，挣钱的心态更加迫切，大龄女工尤其如此。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子女教育、租买房、结婚等家庭再生产的所有环节，成本都在快速提高，他们的经济压力比我父母那一代更大。

比如现在撤点并校后，很多孩子就要去乡镇上学，寄宿、托管、家长租房陪读，都要花钱，还有家庭为了上学在县城买房。义务教育如此，更不用说高中和大学，私立高中、民办本科的生源主体都是农家子弟，这些学校的学费比普通一本贵很多。

还有彩礼钱。在中西部的很多农村地区，可以不用给女孩子买房，但如果是男孩，家庭通常要出几十万的彩礼钱，分担后续结婚买房、教育等成本。

按照年龄算，大龄女工的小孩大多已读到高中、大学，或面临结婚买房。这个家庭的男性可能早出去挣钱了，提高家庭收入的压力都传导到这些女性身上。

大龄女工在城市能找到的工作有限，多为保洁或家政

我在中西部调研时，遇到的农村大龄女性，只要还有力气干活的，就没有几个能安心在家里做留守妇女。农业的收益非常低，如果双季种水稻或小麦玉米，一亩地年收入大概只有1000多块钱，她得挣。

不过很多人还是会觉得农村女性不挣钱，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是被遮蔽的。

我看到好多家庭的情况是，男性的收入都存起来，女性挣的钱用于家庭日常支出。有个采访对象和我说，一个人挣钱，3-4个人吃，那不会剩下什么。所以大龄女工的收入对于整个农民家庭来说不可或缺。

从这个角度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连下几天暴雨，那些女工还那么迫切地甚至抱着一些侥幸心理出去工作。事实上，加工牛肉和摘辣椒可能已经算不错的工作，因为可以长时间持续工作，挣到更多的钱。

我接触到的大龄女工，她们都过的是一种极致节俭的生活。前年我和学生在江西的一个工业园调研，好多女工贴身穿的内衣内裤都是一两块钱买的，你可以想象那个质量肯定是最次的，甚至可能对身体有害。

这些女工花在自己身上的钱是非常少的，最多就是买点廉价衣服，简单做个头发，偶尔和一起上班的姐妹们聚个餐，通常也是发工资或逢年过节时，剩下大部分都寄回家。

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工作机会对她们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中西部农村地区女性挣钱的机会非常少，一个家庭的话语权就是那个挣钱的男性。但现在，女性可以挣钱了，也就有了说话的底气。哪怕挣得有限，哪怕很多是花在子女和家庭上，但这也是她们自己挣的，独立挣的，她们可以和姐妹们去逛街、聚餐，而不需要征询丈夫的意见，她们在家庭、村庄的地位和话语权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只不过，光提供经济机会还不够，各方面的劳动保护也要跟上。

村镇零工，规范程度不如外卖骑手

这两起事件分别发生在河南平顶山和山西大同，均属于中西部的农村地区。而所涉及的牛肉加工、辣椒采摘等产业，也可归为近十年来中西部新兴的现代农业。

它们的用工方式大多属于非正规雇佣，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保，没有法定节假日的概念，基本游离于劳动法的监管之外，其规范程度远不如沿海地区的工厂，甚至不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这样的模式在中西部农村广泛存在。

招聘主要靠人传人：每个村子找一个中间人，通过其亲属网络和熟人关系进行招工。所以招到工人都是一串串的，他们上下班也是同村一起出发，同坐一辆车，或结伴骑电动车，与沿海地区截然不同。

我在昆山调研，看到当地工业园的企业会统一安排正规大巴接送工人上下班，很少听说出现交通事故。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已经搞了三四十年的工业化，在用工正规化方面已摸索了许多年。

1993年，沿海地区的致丽玩具厂曾发生一场大火。资方觉得工人会偷窃原材料，因此把窗户和安全通道全部用铁条封死，三四层的厂房只留一个出口。火灾发生后，导致八十多名女工活活烧死在里面。这场大火间接推动了1995年劳动法的出台。

此后十多年里，法律人士、劳工研究的学者的关注，媒体的广泛报道，工人本身的意识觉醒和积极行动，以及跨国产业链上的国际压力等等，这些力量共同推动了沿海地区劳动条件的改善。但对现在的中西部地区，这样的因素很难凑齐了。

一位清扫作业的环卫工人

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家蔡昉曾提出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人口红利会在2010年前后逐渐消失，这也无形督促了当时沿海地区工厂对劳动者的保障。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相比沿海晚了至少十几年。2008年是一个节点，当时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中西部地方政府拿到部分投资后，修建了铁路、高速公路，升级了水电网等基础设施，这才有了招商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产业，以及城市中剩余的工商业资本，也陆续向中西部转移。

在我看来，无论是资方还是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还停留在如何更多地招商引资、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上，用工规范尚未进入他们的治理视野。但是，如果对这类零工经济的劳动安全再不加以规制，那么下半年或明年再次出现类似问题，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

几乎不存在的劳动纠纷

在中西部农村，农民工发生工伤后，往往不是按照法律法规来解决，而是依照当地的习俗来处理，其中还牵扯着各方势力的博弈和较量。

比如动用家族势力——家中在村里有多少兄弟？家族影响力如何？有没有亲戚或熟人是当官的？如果家中恰巧有身居官职的亲戚能说上话，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向企业老板施压，赔偿相对会利索一些。但这毕竟是少数，多数普通百姓并没有什么当官的亲戚，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非常有限，因此更常见的做法是家里人到工厂门口静坐、围堵老板等。

他们很少会走正式途径，比如起诉或者劳动仲裁，因为要花钱，而且这意味着他们和企业、中间人之间的人情关系彻底破灭。一般不是非常严重的工伤，大家都不会走到这一步。

在我接触到的案例里，村干部、工业园管委会、乡政府的劳动或司法部门等，往往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大多偏向资方或老板。因为企业的税收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地方官员的政绩主要考核的又是经济增长和招商引资的成效，一些政府部门或个人甚至可能与企业存在利益联系。所以一旦发生事故，工人往往处于极弱势的地位，能获得的赔偿微乎其微。

不过，像近年这两起极端事件则属于“重大安全事故”，当它们引发上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就会被地方政府以另一种方式处理——有人承担责任，花一大笔钱赔偿。

除了显性的工伤，过去的讨论中，隐性工伤常被忽视。

比如我在江西某县调研时，见过一位在大米加工厂扛包的男工人，每天从早扛到晚，忽然有一天他的腰无法动弹了，一动就剧痛。他认为这是在米厂长期劳作积累的，但厂方老板和村里一些人却觉得是他自己身体不好导致的。最终这位工人没有得到工伤鉴定，只获得了一点点象征性的赔偿。

另一个案例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前些年，她在老家的印染厂工作，厂里招了不少本地的大龄女工，其中有一道工序是在沸水中加入染料和化学试剂，再在池子里清洗布料。事实上，这些染料和试剂都有慢性毒害，企业为了规避工伤责任，采取“老员工工作满5年就辞退，再换一批新员工”的做法。

我认为在工伤问题上，中西部农村地区最需要的是制度化的建设，这在大城市已经较为普及。我在北京接触过许多建筑行业的工伤案例，不少公益律师机构会帮助工人提起诉讼，政府的司法部门也建立了完善的司法流程体系，能够迅速响应。然而，县里面几乎不存在普通的劳动纠纷。

晚年困局

大龄农民工之所以持续从事强度大、风险高的零工，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微薄的养老金无法维持生活，只能“退而不休”。各种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参保率普遍非常低，即使参保，他们的医保相较于城镇职工，无论在报销比例还是覆盖范围上都存在较大差距。养老和医疗，已成为当前大龄农民工普遍面临的问题。

当然，大龄女工可能更加脆弱。因为她们的职业生涯更断裂，为了兼顾家庭，总是来来回回进出劳动力市场，结果是，绝大部分的大龄女工都没有累计到15年的社保，甚至因为长期打零工，从未有过社保。

在我调研的几个中西部地区，老一代女工通常生2-3个小孩，我接触的好几位女工生育完没有好好休息就去干农活，结果落下病根。此外，她们长期从事底层甚至重体力劳动，也容易积累疾病。

随着年龄增长，她们的医疗支出往往比城市女性更多，但能获得的医疗资源却相当有限。通常处理态度是，小病不怎么管，一旦去看病，往往已是大病。

河南中牟县的一个村卫生所

我们村里就有好几例这样的情况。有位老太太不到60岁就去世了。她丈夫早逝，她早年在家种地，把两个儿子辛苦拉扯大，又帮忙照顾孙子。后来小儿子在县里开餐馆，她又去帮忙买菜、切菜、洗碗，什么活儿都做，以至于餐馆都不用雇人。其间老太太多次肚子痛，但总是忍着，直到两年前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是肠癌晚期，从确诊到去世，仅一个多月。

这位女人的一生几乎都在为家人劳作，却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这些零工的晚年照护问题，特别是大龄女工。女性寿命通常比男性更长，她们大多居住在丈夫所在的村庄里。随着年轻一代跨省务工和婚姻的增加，村里的年轻人逐渐离开，在外地打工、陪读，而她的丈夫可能已经过世，谁来照顾她呢？

对于农村人来说，家庭作为照顾的机构已经解体了，有一部分人会进养老院，通常是很低端的服务，用我们当地的话说，如果一个老人进了养老院，会加速生命的终结。

而对于留守家中的老人，很多只有基本的物质照顾，没有任何情感交流，老人也难谈有什么尊严。我还听说一位农村独居的老太太，家人好几天都联系不上，最后只能找村干部上门，结果发现老太太走了好几天。常言道“人走三天，要入土为安”，这不知道走了多少天才被发现。

一位晚年独居的农村女性

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一辈子都在照顾别人的人，但到了晚年，身边却没有人照顾自己。

这些大龄女工，在她们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挣的钱全都贡献给家庭和子女了，积蓄十分有限。有的虽有意识为自己养老存钱，但很少能落实到行动上，因为她们还是深深嵌在家庭结构中，即使六十多岁了，还在带孙子，儿子家庭有大额支出，仍然需要资助。这是一种惯性使然，越落后的地方，越根深蒂固。

还有些大龄女工，选择去县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做个清洁工挣钱，目的就是为自己积累一点养老的资金，可能都不到十几二十万。而这样的数额，在她们晚年如果生一场病，或者需要长期用药时，根本不够应对。

医疗资源的下沉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现在农村推行的一些医疗体检，常常流于形式化，乡村医生大多只是填表、量血压，几乎没有实质性效果。

这些老年人如何有尊严地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我认为也应该纳入乡村振兴的内容之一。

新生代 新问题

现在学术界研究农民工群体的人很少。像我这样出身于农民工家庭的人，在精英高校里更是越来越少。我在清华的师弟师妹，大多来自大城市，家庭条件也都不一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日常接触的人群往往会影响他的研究方向，但随着学术阶层的逐渐固化，许多学者已经很难接触到农民工群体，自然也难以真正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我和弟弟都曾是留守儿童，我初中开始父母就外出打工，我弟弟更是从小学就与父母分离，他们关系疏远，冲突很多。很多农民工家庭都是这样，父母长期在外，无法了解孩子成长，也缺少日常沟通陪伴，最终亲子之间逐渐无话可说，每次打电话聊两句就挂断。

我早年间和我妈妈没什么话可讲，我一路读书、工作、结婚、买房，家里也没提供什么支持。我是开始做农民工研究后，才和妈妈交流多了，也更能理解她。我们聊她的工友和亲戚，聊村里的事情，我前面提到的很多案例，都是她告诉我的。

但她至今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研究，她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也听不懂今天这样的讨论，她更在意我能挣多少钱，读完博为什么没去当个官。我不知道如何告诉她自己在做的事情，这是我最纠结的问题。我在想，明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上，一定要写上“献给我的妈妈”。

我觉得情感问题在新一代女工身上更加严重。比起上代人，她们更追逐自由恋爱，视孩子为爱的结晶。但孩子出生后，她们又不得不和孩子分离，甚至因为经济压力，分离得更早，我见过很多生完孩子三四个月就又出去打工的，很多女工都有很大的情感创伤。事实上，新生代女工投入的情感更多，受到的冲击也更大。

这也是我一直担心的事情，我怕新生代农民工还是会重复上一代的老路子，甚至面临更多的问题。

第一代农民工是去工厂里拧螺丝，建筑工地搬砖。现在随着产业更新换代，新生代农民工涌向一些低端服务业，以及外卖、快递、网约车行业。可是据我2021年在武汉针对外卖员和骑手的研究数据，无论是社保缴纳比例，还是工作和家庭的稳定性，他们甚至不如制造业的工人。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职业阶梯更局限了。在建筑业、制造业做久了，可以成为熟练工、低级管理员，甚至包工头、小老板，但在平台经济之下，平台把它能掌控的东西都长在模型里，长在管理层里，把发现的新的可能性都收编进去了。

略有改善的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开放了异地中考，一些农民工子女可以在一个地方持续接受完整的教育。以前农民工工作了一辈子也无法在城市买房，现在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也不能，但至少能为了子女教育在县城买房。因此，新生代面临的经济压力更大，对孩子的投入更多。

我在武汉和麻城交界地调研，跟踪的28个行政村里，如今只剩下3所小学了。这导致新一代的留守儿童从小学甚至幼儿园起，就要去乡镇读书。

我当时看到那些寄宿学校的小孩子特别心酸，那么小的一个人，就要自己打饭，自己洗碗，提一个桶去洗澡、洗衣服。澡堂是露天的，只有一堵墙，用木板建个小隔间，房顶都没有，冬天也那样洗。

现在农民工子女的留守形式发生很大变化，在没有家庭和村庄的保护下，这些年幼的孩子如何能拥有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我们的基层政府和教育机构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和农业的关系越来越远，这里不仅潜藏着上一代农民工养老照护的危机，更多年后，这一代农民工自己的养老怎么办？如果他们的养老资源、社保这些问题仍不改变，就算他们在县城买了房子，可能老年还得回到农村，依赖农村那个熟人社会的互相支撑。

你看东亚的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他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用一代人就完成了。可是我们大陆第二代农民工，现在又卡在城乡之间，面临重复的问题，依然在代际循环。

如果他们未来又回到农村，和他们父辈那样，那就太悲哀了。

将结婚登记作为育儿补贴发放条件，实质上是对非婚生子女平等权利的剥夺，这种差别待遇既无法律依据，也违背社会公平正义。‍

作者｜康有华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近日，有网友反映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被深圳卫健委告知无法领取育儿补贴，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该网友质疑称，根据广东省现行规定，非婚生育已可正常办理生育登记并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为何在育儿补贴申领环节却遭遇限制？

这一情况，与国家卫健委此前明确的“育儿补贴申领只需提供婴幼儿身份及抚养关系证明”的政策导向存在明显差异。虽然最终实施细则仍需等待全国及各地的统一部署，但该事件所折射出的婚姻与生育权分离、非婚生子女权益保障等深层次社会问题，已引发公众的热烈讨论。

该事件中热议的育儿补贴政策，正是近期国务院发布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育儿补贴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

这一政策，也是我国在人口压力下出台的最新生育支持措施。其预期通过普惠性、直接性的现金发放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并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发挥鼓励生育、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

育儿补贴等一系列新政策，体现了我国的计划生育从抑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转向，进一步落实了国家对生育、家庭和儿童权益等所应承担的保护义务，是促进人民福祉、保障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要之举。

然而，政策的好意若要成为人民权利的真正实现，仍需要防止执行实施过程中的扭曲和误解。当前育儿补贴发放可能存在的差别对待乃至歧视，必须通过法律专业的分析加以消除。

就此而言，该事件中核心的问题在于婚姻能否作为对生育以及儿童权利的限制。

婚姻并非生育权保护的前提

生育作为妇女的自然禀赋，毫无疑问应受到法律保护。而国家对妇女生育权的保护，并非以婚姻为前提条件，这尤其体现在我国宪法第48条：“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婚姻保护，则另行规定于宪法第49条。

即便不能完全将男性对生育的参与排除在外，生育过程的进行及其负担也主要由妇女作为个体承受，国家因而必须最大程度地尊重妇女对于生育的自主决定权，并为妇女的生育选择提供充分的保护。

如果我们聚集于生育本身，更会意识到生育的过程和结果与婚姻并无实质关联。婚姻与否，既无法减轻妇女生育期间的痛苦，也不会改变子女诞生的结果。将婚姻作为生育的前提，会压制妇女对生育的自主选择，有悖于宪法对妇女生育权的保护要求。

在如今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引导下，婚姻与生育的解绑也更鲜明地体现在最近几年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中。如四川省2023年新发布的《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就不再以结婚作为办理生育登记的前提，保障未婚妇女平等享有生育保险等社会福利，其自公布以来即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

深圳卫健委所在地广东省2022年新发布的《生育登记管理办法》，同样也取消了生育登记与婚姻的捆绑；向深圳卫健委提出质疑的网友，更是指出其本人此前已经完成生育登记并享受了生育保险和津贴。

在此情况下，若将结婚登记作为育儿补贴申领的必要条件，不仅构成对妇女生育权的不当限制，也与当前生育政策发展方向相悖，存在违法增设社会保障获取条件的嫌疑。

社会观念中对未婚生育可能冲击既有婚姻关系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这种忧虑源于对传统家庭伦理的维护和对社会稳定的考量。

然而，我们也不应将这种担忧情绪化地夸大，甚至将其作为限制妇女生育权的理由。未婚生育不能与出轨、背叛家庭等反面事例简单划上等号，现实中的许多伴侣即便相互忠诚也可能选择不进入婚姻关系。

非婚生育现象的增加，更多反映了个人选择权的扩展和社会包容度的提升，而非对婚姻制度的否定。维系婚姻关系内伴侣之间的彼此忠诚，已远远超出育儿补贴和生育政策的射程范围，更是生育权所不能承受之重。

非婚生子女的平等保护

结婚登记不应作为育儿补贴申领的前置条件，其根本依据在于宪法和法律对非婚生子女的平等保护。我国宪法确立了儿童保护原则和平等原则，明确禁止基于家庭出身的歧视；民法典第1071条更明文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这一消除对非婚生子女歧视的立法范例，甚至可追溯至1950年的婚姻法第15条。

上述规定，从根本上否定了以父母婚姻状况作为儿童权益保障标准的合法性。

育儿补贴作为普惠性政策，其核心在于保障儿童发展权益，确保每一位儿童都切实受益，发放标准应当严格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非评判父母婚姻状况或变相审查父母的婚姻关系。

既然政策发布时已经明确无论是否一孩家庭都能平等享受育儿补贴，更无其他理由剥夺非婚生子女家庭的育儿补贴。况且无论是否婚生，子女都无法选择其出身的家庭和环境，社会也不可能因为歧视而取得进步和发展。

儿童作为权利主体，其合法权益的实现，不应受父母婚姻状况的影响。将结婚登记作为育儿补贴发放条件，实质上是对非婚生子女平等权利的剥夺，这种差别待遇既无法律依据，也违背社会公平正义。

对生育的担忧在于其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正是国家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政策提供兜底性支持的根本原因。婚姻制度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育带来的各种压力，但绝不能异化为限制公民行使生育权利的门槛，更不应导致对未婚生子女的歧视对待。

国家唯有保障生育自主、坚持平等原则，才能真正形成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

“法治理想国”由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共同发起，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栏目。

对于他来说，最务实的生存法则是，“可以病，不能病态，也不能太病。”他反复把这句话解释给新来的年轻人：“我们是有病，但不能病恹恹躺平，肾坏了脑子没坏；也得照顾好身体，身体是本钱，本钱没了，都是白玩。”

文丨新京报记者 吴瑜 实习生 罗丽娟

编辑 丨陈晓舒

校对 丨赵琳

老裁缝终于坐回缝纫机前，生计和尊严都回来了。

两年前，听说广州有服装厂专收尿毒症病人，待业多年的43岁尿毒症病人张顺，从江西老家赶来。没带什么行李，除了三支缝纫用的旧锥子。

厂里都知道来了个“狠人”——早七点多到，晚十点多才走。揽最多的货，布料把缝纫机桌面铺满，剩下的堆在腿上。踏板“踩到飞起”，“下一件永远要比上一件快。”再后来，他要和“普工组”的健康工人争货单，比试工作量。

“风吹不着，雨打不着，让咱们病人过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张顺一直记着员工大会上，主管说过的话。

这家“收留”尿毒症患者的工厂，其实是广州城郊的一家民营透析中心开的。二三层是透析室，四层就是服装厂。尿毒症工人——最大的60岁、最小的18岁，每日上上下下，把服装厂里挣到的钱用来交透析费，透析完的身体再继续投入工作。

在广州这不是个例。3年来，边打工边透析的外地尿毒症病人，占据数十家民营透析中心近半数床位。他们在这座城市，开辟出以工养医的生存路径，也过上抱团取暖的集体生活。

但这不仅仅是尿毒症病人希望以更“体面”的方式生存的故事。

根据中国肾脏疾病数据系统统计，截至2024年底，我国有超200万尿毒症病人，其中大陆地区透析患者总数达118.3万例，年新增患者约2万人。大量乡镇县城尿毒症病人，仍面临着就业、就医和经济上的困境。

在广州这个生态圈里，民营透析中心和病人彼此依存。一方面，民营透析中心提供的食宿、就业、补贴等福利，为病人提供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靠福利吸引来的病人，又为透析中心带来医疗营收。

与此同时，这个生态圈也处在规则的灰色地带。

夜里十点半，张顺在加班。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病人与工人 

距离广州市中心20公里，一家五层民营透析中心临街坐落，日晒雨淋后，招牌褪成灰蓝色，在往来的车流中并不打眼。每个清晨，一群尿毒症工人簇拥着钻进这栋楼，天黑，又四散消失在背后的握手楼群中。

楼内运转着一个精密的医疗工业系统——四层是服装厂，58名尿毒症工人在此工作，日产能最高可达两千件；二三层是透析室，50台透析机并列排开，可供200人轮班透析；一楼是理疗室，为病人提供推拿按摩服务。电梯入口，挂着街道办事处颁发的“爱心工厂”证书，上面写着“帮助病人回归社会”。

餐饮、手工、医疗耗材组装，广州几家民营透析中心提供的就业类型各异。张顺所在的服装厂，开办得早，规模较大，在圈里小有名气。

每早八点半，四楼工厂里，随着缝纫机的声音吱吱呀呀响起，58双黑瘦的手忙碌起来。技术好的车裤子，细心的剪线头，眼力好的查货，年纪大的打扫地面的废布条，最后熨烫、打包。这天，共产出1000多条裤子。工人们比画着过大的裤腰，猜测，这批货最终要发往海外。

除了速度慢，外行人也能一眼看出工厂的特殊。

每一双劳作的手臂上，用于透析的血管丘陵一般凸起；零星的水杯里混着蛋白粉，防止手脚抽筋耽误干活；头部车间里，十几名健康的熟练工人带动产量，近九成肾友工人堆积在尾部，干技术门槛低的碎活，他们围坐在一张方形大桌子边，穿腰带，钉扣子，挂吊牌，货不够分时，“把活儿让点儿给家里有小孩的”，大多只拿底薪维生。

尿毒症病人透析中，枕边备着速效救心丸、防止低血糖的彩虹糖。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中午十二点，张顺乘电梯下到三楼透析室，从工人变成病人。为了确保每个工种都不缺人，工人们分早中晚三个批次离岗透析。

透析室里，透析机通过两根针连接他的身体，血液经过一个针眼流入小拇指粗的透析管，透析机代替衰竭的肾脏，把体内淤积的水分混带毒素甩出，最后干净的血液再从另一个针眼输回身体。除了换肾，这是尿毒症病人维持生命的主要方式，血液透析。通常一周三次，一次四小时，直到生命终结。

“存不到钱，但能养活自己”，工厂包吃住的情况下，叠加每月400元的“控水奖金”，工人们的工资能基本覆盖医疗和生活支出。

作为“劳模”，张顺收入最高，月平均工资在4500元左右。近三个月，除去透析费、药费和生活费，结余下的1000多元，他都用来打营养针，238元一针，相当于缝600条裤脚的工钱，一星期一针，“打完有力气继续挣钱。”

得病前，张顺在沿海各地的制衣厂打工，用几十年劳作，换来县城的一套房；得病后，他又在各地辗转求医，积蓄、工作、婚姻，连同残存的排尿能力一起流失。最后，需要终身透析的他，困在老家，坐吃山空。

与张顺一样，工友们的面目是相似的。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乡镇或县城郊区，年龄大多在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持换肾，需要终身透析。时间拉长一些，他们曾经从事各行各业，用当外卖员、长途车司机、装修工人、流水线工人的收入，支撑起一个家庭的运转，得病后，被劳动市场淘汰，面临经济压力。他们希望自力更生，不做家人的负累。

具体来说，钱是一点一点流走的。

透析前的漫长时间里，“死马当活马医”的钱，已经让一些家庭掏光家底。慢性肾脏病分为五期，不可逆地向前发展，周期慢的长达20年。

2012年，血液透析被纳入大病医保，大部分地区报销比例提升至九成左右，极大减轻了尿毒症患者的负担。但是，透析自付部分、并发症、用药、交通、在透析中心附近租房等费用叠加，对于失去收入来源的病人，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光是血液透析的自付部分，不同省市县、不同医保类型，报销程度都不同，患者的医疗负担也因此相差较大。一些地区的透析费仅能报销七成左右，患者每年需自付3万-4万元。部分地区设有报销上限，超出部分需患者自行承担。一位湖南籍工人透露，老家每月报销限额在4000元左右，额度经常不够用，“后来，我不得已把每周3次透析改为2周5次，每月仍要自付2000多元。”这笔支出，几乎相当于这个农村家庭整月的收入。

工厂考勤表，标注着工人离岗透析的时间点。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生计和尊严

来广州之前，工人们怀揣着一堆求职不得的经历。

偏见、比常人差的体力、被透析耽误的工时、雇主怕出意外担责等，使他们的就业之路困难重重。于是他们隐藏身份，带袖套、穿长袖，“小偷一样”工作，最后纸还是没包住火；许多基层公立医院，只在白天开放透析，工作和透析时间冲突，病人们选择上夜班，连续几个月通宵，“身体遭不住了”；有人干脆做日结搬运工，用工时段灵活，但手臂上透析用的血管，因用力过猛堵塞了。

最后，他们退回到一方床位上。

关于老家的生活，工人们多多少少描述过这样的画面——日子长在两张床上，一张床在家，床边窗户紧闭，白天黑夜，风晴雪雨，生活没什么分别；另一张床在医院，“黑麻麻的病人钉在越来越挤的透析室”，直到病人一波波被更替。

连接两张床的，是一辆风雨无阻，每周三次往返“续命”的电动车。由于基层医疗资源覆盖不足，在偏远地区，有的电动车需要跋涉到市级医院。根据国家卫健委2025年发布的数据，目前，全国仍有72个常住人口超过10万的县，公立综合县医院不具备血液透析服务能力。

于是，经年累月，与钱一起丧失的，还有尊严和体面。

他们或许还能活很久，但因疾病，很多生的权利提前丧失了，不仅是婚姻、社会关系，还有工作机会，这些和病痛一样难以承受。

张顺就曾面临这种处境。离异、无业，儿子尚未迈入社会。邻居眼里，当年意气风发的老裁缝，变成了总穿长袖衬衫的无业游民，没人知道，长袖下面是越来越密集的针眼，像给往后人生打出的一串省略号。

他想去大城市打工挣钱，但医保报销是个问题。“异地就医”手续繁杂，高额垫付费用难以承担。另一种思路，放弃老家医保，购买大城市的医保，也难办——“五险一金成套下来得一千多元”，更重要的是，得在当地有正经工作，打零工不算。

2021年，生活像是开了一道口。

那年9月，国家医保局在全国启动5种门诊慢特病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尿毒症透析是其中一种，相关费用的实时报销在各地逐渐普及。

不久后的2022年1月，广东省率先开放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医保的户籍限制，这意味着，在广东打零工的尿毒症病人，如果来自医保报销程度低的地区，可选择在广东就地参加职工医保，且不与其他险种挂钩。3年后的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文提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医保的户籍限制，以推动参保公平，目前部分地区仍有居住证等条件限制。

两项医保政策的开放，让作为“试验田”的广州，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参保就医的地域和身份限制，透析病人得以前来谋生。

“黑麻麻的，浑身中药味，甚至没有去考察透析室，直接杀到车间试缝纫机。”老员工都记得当年张顺冲进工厂，着急挣钱的样子。“我只想努力挣钱，比之前过得好。”

隔天在宿舍醒来，“熟悉的感觉回来了。”握手楼群，窗户挨着窗户，天没亮，稀稀拉拉的声响就钻进耳朵，接着晚归人的脚步声的，是清洁工、外卖员、工厂工人电动车滴滴的启动声。他起床上班，走在这群人中——得病前他是其中一员，现在，他“回归正常人的世界了”。

张顺在工作。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张顺对桌的邱秀兰，比他晚一拨儿到。

邱秀兰今年35岁，因病被雇主辞退后，她在云南家中“躺了”5年，靠在电子厂工作的丈夫供养自己和两个小孩。“大部分尿毒症家庭，婚姻都不会持久的”，丈夫有了新的感情，她不反抗，“我什么价值都提供不了”，何况，每月总归是要管他伸手要钱。

丈夫不同意邱秀兰外出打工，“别累死在外面。”“我宁愿累死，也不要病死”，临行前，她给院里安上监控，想孩子时能看上一眼。然后，在一个清晨的狗吠声中悄悄出了门。

在工厂里，她一步步学技术，一年内成为车间主力，第一个月赚的3600元，除去医疗和日常开支，她把剩下的寄给老家的孩子，另一笔攒下的钱用来张罗公公的葬礼。丈夫照常不联系她，不过现在无所谓了，她能养活自己。

当生活趋向平稳后，她把更多的年轻女性同乡带出来。

18岁的叶晓敏是其中之一，她是县城医院里年龄最小的尿毒症病人，辍学后，没机会迈入社会。父母都是务工人员，收入并不高，她还有两个正上学的兄妹。因为家住得偏远，母亲不得不在县城医院附近租房照顾她。透析费和租房费，给家里带来很大压力。

压力还来自对未来的迷茫。“我年纪小，每次进透析室，其他病人都用可怜的眼神看我，好像能看穿我的一生。”县城小社会里，她避着人走路，大部分时间沤在出租屋里，就这样过了三年。“我不甘心一辈子这样。”当地医院的透析群里，她加上邱秀兰的微信。

叶晓敏爱学习，能吃苦，一进厂就要求去头部车间学技术活。邱秀兰教她用缝纫机，从走直线、打圈，再到打边。她还用剩余的布料给叶晓敏缝了坐垫，“坐着不累”，厂里发的1000元介绍费，邱秀兰也“分享”给叶晓敏一半。很快叶晓敏学会了车整条裤子。

她们彼此陪伴，挨着床位透析，又一起上班，自食其力付医药费。

10平方米的宿舍里，她们和另一位云南老乡合住，两张上下铺的床，多出的床位码满药，窗台上晾着粉格子样式的枕巾，那是用厂里的废弃布料缝制的。下班后的夜晚，微风顺着楼群间的缝隙吹进来，满屋都是洗衣粉的味道。

像窗台上被拼接晾起的布料，三个被疾病磨损的身体，在这个能够到的“最宽广”的地方，重建起“体面”的生活。

邱秀兰和叶晓敏在工作。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老板的生意

“我开厂的目的很简单，通过帮助他们，增加病人数量。”五楼办公室里，兼任透析中心老板和服装厂厂长的贺军坐在监视器前。他按动遥控器，屏幕里十三个画面依次切换，工厂和透析室尽收眼底。

2017年，为缓解公立医院床位压力，推进分级诊疗，原国家卫计委正式允许社会资本进入透析领域，也是那一年，贺军从公立医院提前退休，创办了这家民营血液透析中心。据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共有独立透析中心611家，约占全国透析服务机构总量的十分之一。其中，广东是全国独立透析中心数量最多的省份，占96家。

但分级诊疗效果仍难以实现。“本地人更信赖公立医院，公立医院依然一床难求，民营透析中心大量机器闲置。”于是，多家民营透析中心通过发放福利吸引客源。所谓的福利包括，包吃住、安排就业、发补贴等，补贴金额从几百到小几千元不等，“不提供住宿和就业的，补贴高一些。”

激烈竞争下，一些民营透析中心还会通过中介触达外地客源，这些“透析头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对接外地尿毒症病人，有时还负责去车站接人、安顿食宿和介绍工作。当病人透满三个月，他们从透析中心处按人头拿介绍费，金额在百元到千元不等。

凭借商人的敏锐和冒险精神，2022年，看准尿毒症病人就业难的痛点，贺军在透析室楼上办起制衣厂，帮助病人以工养医。此后，靠安排就业吸引来的透析患者，占据了客源总数的大半，一度萧条的透析中心得以起死回生。

其实，工厂本身难以盈利。工人们戏称，下楼透析才是“体现价值”的时候。

“价值”可以量化为数字。据2025年7月15日实施的《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泌尿系统透析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血液透析费”项目的全省最高限价为每次390元，各地市据此合理制定具体价格。不考虑用药和其他治疗项目，如果按每周血液透析3次计算，月人均血液透析费用约为4000元到5000元。医保报销的九成左右费用，通过医保经办机构拨付给透析中心。

“单人月毛利润在2000元左右。”贺军说。“毛利润”指从医疗上赚到的钱，减服装厂“贴出去的钱”。

“终究不是慈善，我能提供的很有限”，晚上十点，五楼办公室里，监视器的蓝光打在贺军脸上，屏幕一角，张顺佝着身子加班，夹在缝纫机上的小夜灯，把他的脸映得黑亮。贺军坦率地说，“只能是给他一个好身体，再给一个工作机会，让他能回归社会，自食其力。”因为担心出意外，他通常等到张顺下班才离开。

这样的生态圈里，民营透析中心和病人是彼此依存的。一方面，民营透析中心提供的食宿、就业、补贴等福利，为病人提供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靠福利吸引来的病人，又为透析中心带来医疗营收。

也正因为这样的福利，使这个生态圈始终处在规则的灰色地带。这背后，是一个争议已久的话题——发放福利是否合规？一些外省案例中，已有类似行为被有关部门叫停整改。

有律师认为，发福利不仅涉及不正当竞争，也可能属于医保基金的不合理使用。有业内人士抱怨，个别透析中心每月补贴高达两千元，类似“花钱买病人”。但也有律师称，民营透析中心“让利”患者，属于市场行为，不该被过多干涉。总之，“不能在明面上说”的福利，给圈里人带来隐隐的不安全感。

“什么规则，没有规则，规则就是活下去”，缝纫机边，张顺快速输出，语速和针脚一样密。他听说过类似传言，比起老板，他更担心工厂的存续。厂里缺货源，发不出工资的那个月，他借给贺军数万元维持运转。他想在这里干一辈子。

而贺军则更希望得到一些政策扶持，比如，有关部门能提供一栋廉租房，作为病人的宿舍。有律师表示，目前法律上没有专门针对尿毒症病人的用工规范，如果给企业以雇佣残疾人一样的政策优惠，或许能提高雇佣积极性。

“如果这样的就业模式，能从广州推广出去，我们找工作就没这么难了。”一位工人病友说。

尾部车间里，尿毒症工人在剪线头。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扳命”

“在这里没有失落感，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从第一批尿毒症病人来到广州，已经过去近五年。他们早就把自己连根拔起，一些人离家前，把户口本从父母处分割出来，怕出事后连累家人。

在这片开辟出的领地上，尿毒症病人建立起自己的语言体系，健康人叫“正常人”，健康的工人叫“普工”，而病人间互称“肾友”，一些病友继而发展成情侣，圈里叫“透析搭子”。分散在不同透析中心的老乡会彼此惦记，“隔段时间就打个电话，就怕人消失了。”

日子是共同过的。下班路上，小瓶冰镇矿泉水一个传一个，轮着喝一瓶；宿舍里，一人生病，其他人帮着送医院；钱被借来借去，肾友来来往往，有的去了别的透析中心，有的后来去世，这些钱不一定都还得上。张顺赚到的钱，请肾友吃过饭，帮回家探亲的肾友报销过飞机票。赚得最多的那个月，他捐出去1000元，街道颁发的爱心证书至今放在每日通勤的公文包里，把包的四个角撑得周正。

与老家相比，唯一没变的是眼前的死亡风险。毕竟，透龄、肤色和手臂上针孔的密度，年轮一样呈现着剩余生命的刻度。

从医学上来说，年轻尿毒症病人的生存期，通常为5年到20年，受年龄、病情等因素影响，部分可达20年以上。根据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我国透析患者平均年龄为56.9岁。

风险的形式是具体的。透析过程中出现的低血压、肌肉痉挛、低血糖等情况，如果得不到及时抢救，重则危及生命。张顺透析时不睡觉，“怕出意外醒不来”；一位透龄长的病人手里攥着速效救心丸，四小时透析过程中，他不断地睡过去，醒来后又在枕头缝里翻找药瓶，“这药跟钱似的，可以不用，但得有心里才踏实”；“扳命”，病床上一位贵州患者用方言形容透析，这个词原意指离开水的鱼拼命摆动尾巴。

这里的确出现过死亡的案例：高龄病人透析后晕倒死亡了；清晨宿舍里，工人被发现时已经不幸离世。作为“高危”群体，他们的死因难定。家属来闹，工厂赔钱，遗体被领走，之后的事大家不愿多讨论。直到一切恢复如常，传言湮灭在工厂机器的运作声中。

即便是这样的风险，大家也都选择用集体主义的方式应对。

两年前，病人们自发成立互助基金，每月一发工资，就往里面存十块钱。起初只有厂里员工参与，后来逐渐扩展到外面的透析中心，甚至是线上的肾友微信群。发起人张永宏记过一笔账，先后有上百位病友参与互助，最多的时候，基金里有过8000元。它让贫血的女孩输上了血，也救过返工路上出车祸的肾友，“没这笔钱，人就没了。”

每逢生日，病友一起庆祝又活过一年。“老东北”“桂林仔”“云南妹”……围坐一圈，用厂里发的两百元生日奖金吃饭喝酒。祝酒词里，大家心照不宣，不谈因疾病而雷同的过去，更不兴聊未来，活在当下的日子里，日常琐碎才是下酒料。酒桌上，脸色乌黑，五官的界限都因此模糊起来的，是透龄长的，他们放得开、喝得多，给年轻人斟酒时，手里的酒瓶被慎重地掂来掂去，倒倒停停，“他们路还长，得控制。”

结束完一天的工作，晚上八点，透析床位上叶晓敏打着哈欠，邻床邱秀兰已熟睡。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对于年轻的工友，人生的确有更多可能性。

“从透析的第一天，我就没有打算透析一辈子。”叶晓敏非常肯定地说。18岁的她，大概率会活过厂里年老的工人；或者，按照她的预设，活到医学进步，治愈疾病，“换不起人肾，换个猪肾也行”，但这是一项遥远的技术，称为“异体猪肾移植”，目前全球仅实验三例，均未完全成功；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活到攒够钱换肾，那才是透析圈里所谓的“终极上岸”。目前，受制于数十万元的费用和受限的肾源，我国超200万名尿毒症患者中，每年能完成肾移植手术的仅5000例。

透析室里，年轻的工人隔床平躺，聊起对未来的规划，关于遥远的医疗技术，关于换肾的价格，关于如何挣更多的钱，关于病好后和“正常人”一样恋爱、结婚。有时有人聊到血压升高，透析机发出滴滴的警报声。

目前的工作，是支撑这些“可能性”的支点。

厂里35岁以下的肾友占了三分之一，初中、技校、大学辍学的都有，许多人在这里才第一次迈入社会。他们大多进入头部车间学技术活儿，干得上心，总拿全勤奖，在各个车间里当上小组长。

透龄长的，没这些念想，工作只为维生。日复一日，他们围在尾部的大方桌边干碎活儿，平均工资不超过2000元，基本抵消开支。午休时间，大桌子变成床，他们直直躺着，睡得踏实，像一排搁浅的鱼。即便底薪连降三次，直到没有，也有人继续待着。他们或许做过其他尝试，发现活路不多，于是不再折腾。

命运无力逆转，不妨舒坦活一日算一日，“不当家里负累就成。”

在这样的尾部车间，工人流动率极高，据贺军统计，来来往往有过百来人，大部分不超3个月就离开，通常，他们在提供不同福利的透析中心间试探、流转。

张顺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

透析室门口的储物间，工人离岗透析时，把物品存放在里面。柜门上的人名换了一波又一波。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对于他来说，最务实的生存法则是，“可以病，不能病态，也不能太病。”他反复把这句话解释给新来的年轻人：“我们是有病，但不能病恹恹躺平，肾坏了脑子没坏；也得照顾好身体，身体是本钱，本钱没了，都是白玩。”

靠着这样的法则，他过上自足的生活。去年挣了四万多元，攒下两万，打营养针和住院，都没愁过钱；旧宿舍又黑又暗，他自费800元住进大单间，有两扇大窗户，握手楼间距近，阳光照不进屋里，但“有窗户才像人住的地方”。总有外面的透析中心打来电话挖人，他不为所动，“不想像商品一样被换来换去”，稳定才是安全感。

顺利的话，人生将这样有序地运转下去。就像床边桌上，永远码着药片、枸杞、眼药水、矿泉水、创可贴，生活就围绕这些物件展开。

早起，来一片药“抗病毒”；一把枸杞明目，再滴上眼药水，尿毒症影响视力，可他“靠眼力挣钱”；塞进包里的矿泉水，是两天的饮水量，一口都多不得；最后，用创可贴把胳膊上的针孔盖严实，“房东看到不敢租给你的。”

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他出门上班，新的一天，周而复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顺、邱秀兰、叶晓敏、贺军为化名）

作者 | 永舟

编辑 | 吴擎

8月，山东航空推出了新制服“青未了”，新制服供女性空乘自选裤装或过膝裙，高跟鞋也被更轻便的平底鞋代替。

改换制服的本质，是将安全、实用与效率前置，而非审美。相较于裙装与高跟鞋，平底鞋和裤装可以降低颠簸摔伤风险、方便乘务员处理紧急情况，提高服务效率。接受采访的女性空乘人员告诉南风窗，这种职业精神，正是她们进入这一行业时的期待与自我要求。

在这之前，大众印象中的女性乘务人员，大多穿着高跟鞋、齐膝裙和丝袜。7月，做过空姐的脱口秀演员嘻哈曾在一档节目里表达困惑：“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空姐）在那么复杂的高空环境下工作，还要穿短裙、丝袜、高跟鞋，就不能穿裤子吗？”

脱口秀演员嘻哈在节目中表示对丝袜作用的疑惑

当飞机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撤离时，空乘所穿着的丝袜因为材质问题很容易起火。嘻哈的一名乘务长朋友，因为在撤离时腿部没有衣物保护，从滑梯上下来后，膝盖和腿都受伤。嘻哈在脱口秀上说：“如果那时候她有一条裤子，她就不会这样子。”

这段脱口秀讲完后，嘻哈以几乎满分的票数，战胜了上一年脱口秀冠军付航，夺得冠军。观众对这段脱口秀的认可，折射的是公众长期以来对女性空乘人员因着装问题而影响机舱工作效率甚至是人身安全的担忧。

在长久的呼吁下，2024年12月7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客舱运行管理》中首次明确规定：“在飞机滑行开始至飞机到达目的地旅客下机结束，客舱乘务员不应穿高跟鞋。”

如今，“空姐可以不穿裙子”的相关改制，在近几年内被不少航空公司推行。今年7月，春秋航空规定，女性乘务员在整个值勤期都可以穿着符合标准的自购黑色平底鞋。2024年8月，湖南航空公司全面开始推行乘务员穿平底鞋执行航班。相关负责人曾回应媒体，这一举措是为员工“减负”，新举措下，乘务员航班全程不用再穿高跟鞋，包括进退场、上下客梯、走廊桥等。

2024年8月，湖南航空公司发文始推行乘务员穿平底鞋执行航班 / 图源：湖南航空之家

空乘人员是一项兼顾安全与礼仪的职业，自20世纪三十年代诞生以来，该职业随着各国航空业的发展与定位，不断在服务功能、安全技能与礼仪等多方面进行平衡调整。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对实用性的考量，在各行各业也许都会被愈加重视，空乘人员亦不例外。

1 岔开腿和走稳路的需求

2017年，刚成为一名空乘人员时，郭凡收到了航司发的制服：一套大红色的西装式套裙，一片式的高开叉制短裙，长度在膝盖以上，裙子下面只能穿统一发的丝袜。高跟鞋则是6～7厘米的坡跟，上班的时候，空姐需要从进入航站楼就需要穿着它，包括前往机舱、接待、送客等一系列流程。

上了飞机后，郭凡可以换下平底鞋。于是，她每天出门工作带的行李箱里，时刻备着除了一双平底鞋，以及一双多余的丝袜，后者是为了身上那双被划破后有得更换。

其实当时公司也发了裤装，但完全用不着。工作期间，无论冬夏，空姐们都只能穿裙装。“着装规定是统一的”。

在做空姐的日子里，郭凡还是逐渐养成了这套服装在自己身上留下的习惯，比如坐下前捋一下裙摆以防走光，在工作时下意识不会做太大的动作。她平时其实不爱穿高跟鞋，郭凡的身高有170厘米以上，踩在超过5厘米的鞋上就会感觉重心太高，相较于其他个子稍矮的女生更容易摔倒。

登机并不一定都走廊桥，有时需要乘客从航站楼搭摆渡车到飞机旁边，空乘人员要走有别于乘客的另一座舷梯，梯面并不是平整的，而是布满了不锈钢的锯齿状凸起和空隙，这一设计可以加大摩擦力，防止人踩上去时滑倒。但身为空姐，夏允需要穿高跟鞋上下，“很容易重心不稳，人容易摇晃，鞋子也会卡住。”

空乘人员登机的梯面更不平整 / 图源：pexels

航司发给夏允的高跟鞋本来是5厘米，约莫在前两年，夏允忽然发现，选择制服的系统上多了一款3厘米的粗跟，目前，空姐可以选择5厘米和3厘米两种，“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平底，”夏允说。

每次执行飞行任务前，空姐需要在机场附近的办公基地开准备会。从这个会开始，夏允就得穿上高跟鞋，直到飞机起飞，才能换上平底鞋。穿久了，脚底会出汗发滑，夏允需要自己准备吸汗的鞋垫。

有一次下暴雨，按照惯例，空姐可以在雨天换成平底鞋，但那天登机前，没有任何明确告知，乘务长忽然要求大家换回了高跟鞋。夏允和同行的空姐只好集体穿着高跟鞋，在大雨中坐中巴车从航站楼出发登机，“好几个（空姐）同事都在下车时滑倒了”。

夏允当空姐九年，她所在航司发的制服裙长度在膝盖以上，背后微微开衩。“虽然（制服的）设计不会很暴露，但我们平时的工作不像那些办公室的文职只需要坐着”，频繁的走动、弯腰等动作，都会带来走光的风险。

空姐的日常工作需要频繁的走动、弯腰等动作 /《欢迎光临》剧照

乘务员的座椅与乘客座椅面对面，夏允必须全程保持挺直腰背，并拢双腿，“如果走光会很尴尬”。起飞20分钟、下降30分钟，加起来近一个小时，这期间她的整个身体都得紧绷着。

夏允拿到手的制服分为“夏、秋、冬”三套服装，冬装是有裤子的，在冬天，穿什么是乘务长来决定的，“只要乘务长说，今天可以穿裤子，我们就可以穿裤子”。

但在春秋两季，全国各地温差较大，比如从上海飞到东北，在上海还算合适的服装，到了东北就会变得寒冷难耐。迎客的时候，夏允需要打开舱门，站在门口，“前舱的那两个人会一直发抖”。冬天的时候，几乎每次飞东北航线，夏允都会感冒。

但为了保证空乘在飞行中的服务质量，空姐不能随便吃感冒药，如果身体不舒服，需要先报备航医，接受身体检查，然后再吃药。哪怕身体不适，也不能停止飞行，请假需要去三甲医院开有效证明，拿到医生给出的专业证明，再去给航医、直管领导依次审批。

除了着装，空姐的发型、指甲颜色甚至是眼影颜色都有统一规定，在郭凡她们公司，“穿红色制服就要画暖色调化妆，蓝色制服就要画冷色调的妆”。如果被查到妆容不合适，乘务长可能会要求空姐这次不起飞。在入职培训的时候，郭凡就受到了专门的化妆式样培训，而同样是空乘人员，空少的仪容要求，就只是“干净清爽”。

空姐的指甲、眼影颜色和发型都有统一规定 /《向风而行》剧照

每天出门上班前，发型、妆容加在一起需要花掉郭凡至少半小时时间。

入行这些年来，夏允脸上的妆容经历了几番变动。有一段时间，公司对女性空乘人员的腮红色泽程度提出了相当具体且“严苛”的要求，“必须要看得出来，但又不能太明显”。她们不理解花时间在这些细节上的意义，却不得不照做。

2 “安全培训时穿的是连体服”

在空乘行业待了2年后，郭凡离职了。当网络上开始热议空姐的制服问题时，她想起八年前入职时接受的安全培训，“无论是跳滑梯还是逃生模拟，我们穿的都是那身紧紧护住全身的连体服，而不是裙子。”

飞机需要迫降时，空姐需要组织乘客紧急撤离，从准备物资到与地面联络，从开舱门到引导旅客疏散、跳滑机。每一个过程都可能需要大动作，甚至需要跑、跳。“管理秩序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混乱、拥挤，对空乘的脑力和体力都是考验”。

如果飞机在水上降落会更麻烦，虽然有救生衣，入职时也会培训游泳，但短裙的束缚，会让游泳撤离变得更困难。

撤离前，空姐还需要做的一项工作，即提醒机上的女性乘客去掉身上的丝袜、发夹，防止着火或受伤。当然，她们自己也需要在最终撤离前脱下丝袜和高跟鞋。

消防实验中点燃的丝袜 / 图源：杭州日报

演员嘻哈在脱口秀里提到了自己一位空姐朋友的经历，一次在国外遇到发动机着火，那名空姐在90秒内成功撤离了所有乘客，自己却在脱掉丝袜后，由于没有裤子的保护，从滑梯上下来后，“整个膝盖全部烂掉”。

这套服饰是符合国际礼仪标准的，“但它只考虑到礼仪的部分，没有考虑到空乘这个行业的特殊性，除了礼仪作用，还有一部分安全需要。”郭凡说。

夏允也记得，自己在9年前接受入职培训时，“训练服就是一套运动服，但实际到了工作中，是需要穿着制服处理紧急情况的。”

自入行那一天起，夏允就从公司与培训那里得知，空姐这份工作包含“服务”与“安全”两大部分的功能要求。但真正入行后，她发现，服务的成分几乎占据全部。

安全领域可能涉及无数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在地面就可能有旅客的充电宝起火，“空姐需要迅速跑去拿灭火器、转移疏散旅客、维持秩序等等”。飞机滑行和加速离地阶段，还可能遇到引擎故障、撞击等意外情况，空姐需要第一时间做出判断，如果需要组织旅客疏散，空姐要从机上放出滑梯，这个过程伴随着飞机起火、冒烟的可能性。而在疏散前，空姐第一时间需要做的，是“脱掉高跟鞋和丝袜，光脚撤离”，高跟鞋容易把滑梯刮破，丝袜则容易导致着火。

海南航空的机上撤离风险提示 / 图源：海南航空

夏允亲身经历过一起机上紧急医疗事件。飞行途中，一位旅客忽然失去意识，刚起飞就在机上晕厥了。夏允和乘务长在一位医护乘客的辅助下，全程跪地对旅客进行抢救，包括使用氧气瓶、揉搓手心等等。

虽然拉上了帘子，没有太多人观看，但操作时还是会感到动作上的掣肘，直到飞机落地后把旅客送去医院，夏允和乘务长整整跪了两个小时，两个膝盖都淤青了。

真正遇到紧急情况的概率其实并不大，从业9年，夏允遇到过最紧急的也不过类似起飞前的充电宝发热，“发热就有潜在的起火风险”。作为一名乘务人员，她必须时刻保持预警，自己随时可能在某一天需要穿着短裙、高跟鞋参与处理意外和救援。

除了正常飞行任务，航空公司会定期组织空乘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演练，以检验他们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对能力。

航空公司会组织空乘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演练 /《活在当下》剧照

夏允她们公司就要求每两年去一次总部复训，演练项目通常包括模拟火灾、紧急疏散、气象异常等紧急情况，空姐需要穿连体运动服，进行跳滑梯、跳泳池、水上撤离、拿灭火瓶灭火等动作。

此外，每个季度公司还会组织模拟演练，“就是在自己公司模拟舱，穿制服，演练内容差不多也是那些安全课题。”不过，相较于在总部模拟舱里演练，在公司内部的练习是“以学为主”，“模拟舱很小，就那么几排，主要是一些无实物的口述流程，”夏允说，“主要是让我们对安全流程始终是熟悉的，不那么需要真的跑跳。”因此，穿制服的影响倒也不大。

在成为空乘人员那一刻起，对安全技能的强调，是这份职业带给他们的一份自我定位。而无论是服务还是急救技能，建立在学习和训练之上的专业性，一定超过穿着、妆容带来的观赏性。

3 被舍弃的非必要性

在民航史上，对空姐穿着女性化特征明显服装的早期规定有一定时代原因。20世纪30年代，美国波音航空公司首次招聘空中乘务员，当时，大部分飞机乘客都是高端消费人群，因此，空姐的女性化穿着，成为吸引这部分消费者再次乘坐飞机的商业元素之一。到了50-60年代，美国航司甚至会对空姐的应聘要求对年龄、体重，非婚等作出限制。

1930年5月，25岁的艾伦·丘奇在从奥克兰飞往芝加哥的航班上担任世界上第一位空姐。她和另外七名单身女性组成了“最初的八名”空姐

如今，飞机更多作为一种便民的交通工具，而非用于享受或彰显服务的奢侈消费。乘客对空乘人员的服务要求，也在乘坐飞机平民化、日常化的趋势下，倾向于更实用的功能。就像高铁上的乘务员，不论男女，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列车秩序与乘客安全。

但在主导礼仪功能的裙装，不仅会给正常工作带来一些不便，还容易给不怀好意之人可乘之机。郭凡在工作时遇到过乘客偷拍，“（乘客）将手机放地上，打开摄像头”，空姐走过的时候，就可以拍到她们的裙底。所幸偷拍行为被另一名乘客发现，及时阻止。

类似的场景夏允也遇到过。更常见的情况，是直接对她动手动脚，“比如我送一杯水，（乘客）会连带着摸一把我的手，发餐的时候会直接触碰我的腰”。然而，由于机舱工作环境特殊，以及航司相关制度的缺失，她们大多只能忍气吞声。

回想起来，初进入空姐行业的时候，郭凡对这份职业的成就感来源，是自己在处理安全事故的专业。平时遇到大事的概率不大，但飞行全程的安全问题无小事，比如在飞机上发现乘客在使用充电宝、发现旅客在厕所里偷偷抽烟，“有时候烟雾报警器不敏感”，这些郭凡都经历过。阻止隐患的细微改变，都能给她带来成就感。

飞行过程中有许多需要处理的安全事故 /《快乐飞行》剧照

但她发现外界对空姐这一职业群体的印象似乎并非如此。有男性乘客想问她要电话号码，“大部分乘务员都遇到过”。辞职后，郭凡在自己的社交平台透露过曾经做空姐的经历，后台会涌入网友目的不纯的询问。时间久了，由于空乘人员权益保护相关机制的匮乏，以及来自外界的刻板印象，她逐渐心生失望，于是离开了这一行。

前段时间，“建议换裤装”的话题开始发酵后，郭凡在与以前的同事吃饭时提到了这事，但郭凡发现她们其实不太在乎，“因为不太相信一张意见卡能推动制度改变”，无力感扑面而来。

夏允曾以为空姐是一项专业度很强的职业，但入职多年来，她逐渐发现，这是一份对外“服务业”，对内高度军事化管理的职业。她感受到，真正的掣肘或许还不在于服装，而是在于基层空乘人员话语权的微弱。

乘务长随时随地的一句话，都可以更改和决定她们穿什么。即便在具体工作过程中遇到不便的情况，也很难向上反映，“所有权限都在乘务长那里，我们感受到冷了、不方便了，却无权决定自己穿什么、化什么妆。”

哪怕穿了裤装，但陈苹曾经工作过的航空公司还是要求女性空乘人员需要穿修身的白衬衫和戴丝巾，白衬衫的衣襟容易沾到刚化好的妆，丝巾缠在脖子上，天热的时候很容易出汗，但陈苹必须保证丝巾的角在一个固定的形状里，这使得整个人从头到脖子必须保持平直和持稳。

要保持丝巾的角在一个固定的形状里，整个人必须从头到脖子保持平直和持稳 /《活在当下》剧照

陈苹也很不喜欢公司要求的盘发，为了让发型在十几个小时内保持稳定，她会往头发里固定很多小发夹，有时候戴久了，头皮被扎得生痛，由于每次都要喷发胶，于是不得不每天洗头。这种固定发型也导致她无法烫发、染发，卷发可能会让她在盘发上花费更久的时间，变相拉长工作时间。

相比每天上班前为了化妆、盘发花费时间，她们更愿意将时间用在提高机舱工作的效率与安全性上。如果真的有一天，用得上她们培训所学的安全与急救技能，她们希望，“至少在那种时候能有选择的权利。”

（本文采访对象皆为化名）

-END-

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 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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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阴县居民肖某良因网上发表有关评论被行政拘留一案，近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记者从岳阳市委政法委了解到，目前，湘阴县公安局已履行再审判决，并按要求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针对该案涉及的执法司法行为，岳阳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启动调查程序，并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6月份，湖南湘阴人肖新良拿到了一份判决，撤销了他曾接受的行政拘留处罚。

两年来，他经历2次上诉，3次判决。而这份他求改判的行政处罚，最初只是因为在一段30秒视频的下方，发布了一条12字评论。

2023年7月5日，在湘阴县经营着一家家具店的肖新良，刷短视频时，发现了一条30秒消防车救援画面，上写“三井头步行街在四楼上做事的一个人，滴到二楼的一个做事的人身上两人一起受了”。

视频中的事故中，有人从4层坠到2层脚手架上，消防员正在组织救援。当时，湘阴县部分街区正在进行集中整治改造。

肖新良在评论区留言“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招牌？”

这条12字的评论，收到了6个点赞和1条留言，一个湖北的网友“蒋建良”在评论下留言“那你就不晓得吧！他好多姨妹子、舅子都是做广告公司的”。

“这个‘他’，我觉得说的就是当时的湘阴县县委书记李镇江，统一招牌的事就是他上任后才开始的。”肖新良说，这个县委书记2024年7月被“双开”。

他没想到，这条12字的评论，给他带来了麻烦。7月7日，肖新良接到了公安局的传唤，在询问取证后，湘阴县公安局以其发表的评论为“不实言论”“在网络上起哄闹事”为由，认为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对其处行政拘留五日。

对处罚决定不服的肖新良，被释放后向汨罗市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2023年12月27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做出了“驳回肖新良的诉讼请求”的判决。

肖新良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4年4月1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5年6月2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原一、二审判决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至此，肖新良曾接受的行政处罚被撤销，并获赔人身自由赔偿金。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指出：“肖新良发表该评论虽不当，但该评论并没有具体的指向对象，其评论下有六人点赞、一人评论，社会不良影响轻微，可以予以批评教育，但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或者寻衅滋事的证据不足。被申请人湘阴县公安局以肖新良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对其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过罚明显不当。应予撤销。”

综合自岳阳日报、新湖南、岳阳政法、大象新闻、中国新闻网

原标题：《“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招牌？”男子发12字评论被拘，当地启动调查》

法院认为，本案中未存在

侵犯当事人财产权的情形

7月10日，民企老板范海生收到了沈阳高新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法院决定赔偿范海生人身自由赔偿金100810.2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以作为其被错误羁押212天的补偿。

范海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一赔偿金额与其申请的数额相差甚远，“这几年打官司的律师费就花了30多万元，赔偿款不到律师费一半”。

据范海生介绍，8月7日，其代理律师向沈阳中院提交了国家赔偿复议申请书，请求法院支持其提出的1000万元财产损失赔偿及2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申请诉求。

2021年3月25日，时任北京中科普金特种材料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的范海生，在其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家中被沈阳市公安局干警带走。随后他因涉嫌假冒专利罪于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1日被批准逮捕。

报警方为沈阳融荣公司的负责人，双方因一款由中科院金属所授权的不锈钢产品专利发生异地纠纷。该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向沈阳市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当日立案。

2021年10月22日，范海生被沈阳高新区法院采取取保候审措施。一年后，措施变更为监视居住。

2022年12月28日，沈阳高新区法院一审判决范海生犯假冒专利罪，单处罚金35万元。判决书中提到，案件审理中，法院建议公诉机关对北京中科普金公司追加起诉，公诉机关《复函》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北京中科普金公司涉嫌单位犯罪。

范海生上诉后，2023年7月24日，沈阳中院以原审判决部分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2024年6月27日，沈阳高新区检察院作出《撤回起诉决定书》，理由是“案情变化”。同日，沈阳高新区法院准予撤回起诉。

2024年7月24日，沈阳高新区检察院作出《不予起诉决定书》。至此，本案暂告段落，范海生也重获自由。从刑拘之日起至被取保候审，范海生被羁押212天。

2025年4月28日，范海生向沈阳高新区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包括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财产损失共计1029.8万余元。

两个多月后，沈阳高新区法院作出赔偿决定。法院认为，本案中，范海生因涉嫌假冒专利罪被提起公诉，高新区法院以其犯假冒专利罪，单处罚金35万元。该案重审期间，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并作出不起诉决定书，范海生有权获得国家赔偿。

法院称，在刑事诉讼中，从侦查、逮捕到审判，是证据要求的由低到高的过程，也是赔偿归责原则由宽到严即违法归责到结果归责的过程，虽然高新区法院未对范海生作出逮捕，一审也未判处限制范海生人身自由的实刑，但根据上述规定，适用后置吸收原则，应由高新区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对范海生被羁押期间遭受的损害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关于人身自由赔偿金，沈阳高新区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的计算标准，按每日475.52元核算，合计100810.24元。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赔偿决定书中提到，根据相关规定，无罪或者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六个月以上，属于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应当在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下（包括本数）酌定。

法院称，综合考虑范海生的羁押时间、纠错过程、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确定为5万元，此外应当在范海生住所地所在社区为范海生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法院认为，关于范海生提出的财产损失1000万元，因未对范海生实施侵犯财产权的行为，范海生的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决定不予支持。

记者：陈威敬

编辑：胡克非

运营编辑：肖冉

7月22日，四川江油的三个小太妹，把一个14岁女孩拖至某废弃的楼房内，持续进行了4个小时的殴打，诸位可以找来视频看一下，极其残忍。

被打的女孩说爸爸会报警，施暴的小太妹边打边叫嚣出一句名言：你以为我们怕？又不是没进去（指警局）过？！没有20分钟就出来了。

8月4日，警情通报出来了。对于三个违法行为人：

刘某甲处行政拘留十三日，罚款一千元；

彭某某处行政拘留十日，罚款八百元；

刘某乙因未满十四周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对刘某乙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

这期间网络上有传言说施暴者的父母为高官，很快当地警方出面辟谣：三名施暴者的父母有的无业，有的是售货员、外卖员。

关于这事，我看到网友们的意见都是觉得判得太轻了，呼吁《未成年人保护法》真正保护“该被保护的未成年人”。

法律修订需要审慎，咱说了不算，我想说点别的。

一、受害人7月22日报警，警方的通报8月4日才出来。关于为什么间隔这么久，也有记者采访了警方，警方给出的回应是：1.牵涉多人，经多方查找，待涉案人员8月2日全部到案后进行询问。2.伤情鉴定在8月3日才出。

相当数量的单位一方面人员和机构庞大冗杂，另一方面真正干活时人手短缺。当然没人干活的根本原因还是不够重视。施暴的三个小太妹和被打的女孩一看就都是底层家庭的孩子，公事公办，无需特事特办。

虽然经历了半个月，但也没耽误最后给这三个小太妹该给的判决，据江油警方，对于这三个的处罚决定，已经“属于“从重”。这点大家还是可以相信，对于这种家庭的孩子，没有包庇的必要。

但半个月的时间，能发生什么呢？

那则关于施暴者父母是高官的谣言都跑遍半个地球了，真相还在家穿鞋。

谣言就是一堆鸡毛，吹口气就能漫天飞舞，而有关部门只会在后面跟着小跑，边跑边气喘吁吁地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

话说正义它怎么总是迟到？就不能给自己的桌子上刻个“早”字？

二、青少年霸凌现象非常普遍，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列举了常见的霸凌形式，以及什么样的青少年易成为被霸凌的对象。但那篇文章被莫名嘎掉了，懒得再写。一句话概括下就是：只要你“特殊”，就可能被霸凌。

而青少年们界定“特殊”的标准，是与成人不同的：胖、丑、慢、穷……都是理由，但还远不够：长得好看、出手阔绰、来自外乡、是个网红……也是被霸凌的原因。

我认识一个小姑娘，家里做生意的，条件中等偏上，长得还挺好。有个特点就是：习惯道歉。比如两人在公共场合发生碰撞，她一定是主动低头道歉的那个，无论是非。就这么一个“有礼貌”的孩子，读了初中后，被班里女生言语攻击、组团孤立……初二时因抑郁休学。

有学者说，我们很多中国人的灵魂里，住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还有一个土匪。这个土匪就是游民文化。

游民文化包括：强烈的反社会性、在社会斗争中，最具主动攻击性、注重拉帮结派、鄙视道德伦理。

比如一些我们经常听到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些“金句”从来都不在主流文化中，但一直扎根在游民文化里。许多的乱象，或许可以从这里找到解释。

江油不只有李白的诗，还有14岁少女的泪。

2025年7月22日，14岁女生赖某某在江油市一废弃楼房内，遭刘某甲(15岁)、彭某某(14岁)、刘某乙(13岁)等多人围殴约4小时。对方的施暴手段包括轮番掌掴、踢踹头部及膝盖，并使用废弃水管殴打，还强迫她脱衣服(未完全得逞)。赖某某在被打过程中求饶，称“爸爸会报警”，反遭施暴者嘲讽：“又不是没进去过！20分钟就出来了”。毫无忌惮的施暴者将打人过程拍下来，上传到网络上，引发全网愤怒。

8月4日，四川@江油公安 通报：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甲、彭某某作出治安处罚的决定；对刘某乙及其余围观人员批评教育，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规定，对刘某甲、彭某某正按程序开展送往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的相关工作。

网友对此处罚似乎并不满意，认为施暴者利用法律保护未成年人的漏洞，肆意欺凌他人，性质恶劣，应该受到严惩。不少网友认为，现在未成年人犯罪越来越低龄化，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划定的年龄偏高，应该降低年龄，加大打击范围和打击力度。（相关阅读：14岁女生被殴打，霸凌者是“官二代”？警方通报）

有律师说，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明确，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违反治安管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在一年以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可以拘留。期待新法施行后，能灭一灭施暴者的嚣张气焰、让他们长点敬畏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被霸凌的赖某某，母亲为聋哑人，家庭弱势。赖某某长期在校受歧视，曾多次被同一团伙霸凌，包括堵厕所欺凌、勒索钱财。施暴方家属至今未道歉，被霸凌的赖某某母亲在现场激动一度晕倒，父亲跪求公道，众家长一起讨说法，高呼“抗议”！“你做错事了先有个认错的态度”“我们只想保护该保护的未成年”！

这不是个例，而是弱势家庭的孩子被霸凌的一个缩影。

2025年2月，广东湛江吴川市第三中学，一名15岁男生被多名同学围殴。施暴者用拖把击打其头部，将脏布条塞入其口中，并不断辱骂嘲笑。受害者智力缺陷，父母离异，由年迈的祖父母抚养。

2022年12月，湖南初一女生肖某连续一周遭两名同校女生欺凌。公开视频显示，她在路边被扇33记耳光、踹踢16次，全程未反抗。肖某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家里就只有年迈的爷爷和奶奶，施暴者选择目标时明确针对“背后无人撑腰”的留守学生。

2024年3月，河北邯郸一名初中生小光(化名)因长期遭三名同学霸凌，最终被杀害掩埋。小光父母离异，父亲在外地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课题组在2020年至2022年针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的调研显示，53.5%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被霸凌的学生中，单亲、留守、离异或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受害比例最高。施暴者专咬“病鸭子”，专捏“软柿子”。

为何弱势家庭的孩子容易被霸凌？主要原因是弱势家庭的孩子常因资源匮乏被迫养成内向、胆小的性格，遭遇暴力时不敢反抗或求助。他们往往缺乏背景支持，容易被孤立。特别是离异家庭或留守儿童，缺乏家长的有效支援。在受到霸凌时，家长很难第一时间给他们保护，或者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学校对霸凌管理不到位，法律对霸凌者惩罚有限，更是让霸凌者肆无忌惮。

赖某某的泪，是弱势家庭的呐喊，也是社会的警钟。别让孤立无援的孩子继续成为被霸凌的对象，别让类似的事件一再发生。学校要教会孩子互相尊重，法律要更加严厉，社会要共同关注。关注霸凌事件，声援被霸凌的孩子，就是保护每一个孩子，就是避免下一次霸凌事件发生。

社保“强制缴纳令”来了？

最近，最高法发布了一则司法解释，引发了轰动：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

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不管是用人单位故意不缴社保，还是有些劳动者为了多拿工资和用工单位达成不交“五险一金”约定，9月1日之后，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

这一招，堪称釜底抽薪，让“弃保”的机会成本大大提升。任何用人企业想逃避“缴社保”的责任，都可能“喜提被告”，甚至可能被追责、罚款。

最高法的表态，也道明了一个被我们忽略多年的事实：社会保险，是和纳税一样的法定义务，它对于企业、对打工人，无处不在。

国家突然强调“社保红线”，背后的信号非同寻常。《晚点LatePost》此期有一篇文章分析，2024年中国就业人员总数约7.34亿，但根据统计公报中参保人数最低的失业险推算，中国拥有完整社保（即“五险”）的人数最多为2.46亿，仅占就业人员总数的33.5%。

“全民强制社保”的时代到来，将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

其实，“五险一金”从诞生起就带有强制性。

简单回顾一下社保制度的历史：

1993年，我国首次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并明确“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

1999年1月22日，《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生效，在职员工具备了向企业提出追索养老金、医疗保障及失业保险的权利；

_此后2008年修订的《劳动法》，以及2011年施行的《社会保险法》都再次明确_用人单位必须对所有员工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我国的“五险一金”构成

社保的“强制约束力”，从一个细节就能看出来：2019年开始，社保中“五险”的征收主体从社保局转移到了税务局。因此有人说社保是一种特殊的税，不无道理。

总体而言，“五险一金”制度的建立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进步，对于劳动者，是关系到终生福利的大事。

为何现实中，还有人不愿意交社保，或者希望尽量少交？

原因，很复杂。

从“五险一金”的构成上看，养老保险是绝对的大头，但这是一笔长期的投资，按照现行规定需要交满15年才能退休后领取。而在2030年之后，这一年限将逐步提升到20年。

回报周期**如此漫长**，但个人的支出成本却不是一笔小数目。

以北京为例，按最低缴费基准算，个人部分的社保缴纳费用为716元/月，如果是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养老保险，没有雇佣单位分摊，费用几乎翻倍。一个月薪7000-8000的人，就需要拿出10-20%的收入来交社保，低收入者需要负担的成本比例还要更高。

今年许多人呼吁的“为骑手交社保”，实际上存在很多不同的声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在针对外卖骑手的一项问卷调查中显示：

_23.5%_的骑手明确表示“不愿参保”；

_38.9%_的骑手仅愿拿出月收入的5%用于社保；

_不足10%_的骑手能接受现行个人缴费比例；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有超过2.4亿灵活就业者，骑手们对于社保的疑虑有着相当庞大的群众基础。

很多游离在“社保真空地带”的都是年轻人，他们自认身强力壮、可以养活自己，至于老了有没有后人种树让自己乘凉，还想不到这么长远。

尤其是，经济遇冷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拿到到手现金，而非几十年后的“预期收入”。活在当下，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因此有很多网友评论说：不是我需要社保，而是社保需要我。

过去，用人单位不为员工缴纳社保也是违法的，但对于一些规模不大、利润不高的作坊企业，小餐饮店、小零售店，社保征缴执行并没那么严格。

国家为什么现在突然收紧红线，强调“不缴纳社保的约定无效”？

这可能和当前社保收支紧平衡有关。根据2024年的预算报告：

_202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18944.7亿元，增长5.2%；预算支出106061.28亿元；_当年收支结余12883.42亿元。

看起来，去年的社保基金还有很大的富余。但考虑到2024年我国各级财政对社保基金的财政补贴高达2.6万亿，近年来还在快速上涨。真实的社保基金**压力，可想而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中国的社保一直以来都是“现收现付制”，当前工作的人所缴纳的社保，其实是付给了现在享受养老金的退休人员。

本质上，社保就是一个关于分配的数学题。有人曾经作出测算，如果以中国的平均寿命78岁，男女平均退休年龄56.25岁来算，那么达成“现收现付”的条件至少是：

1个人领社保的同时，1.67个人在工作。

而当前，中国正迎来一波史上最大的“退休潮”。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1950-1958年、1962-1975年和1981-1997年三次“婴儿潮”。其中最大的一次，就是1962年开始的这个波峰。

随着更多的“60后”步入老年，接下来每年都有超过2000万人退休；但与此同时，我国每年新增的潜在劳动力供给大概为1700万-1800万。

换句话说，我国每年都会减少300-500万劳动年龄人口。

退休人口与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倒挂，将是社保体系未来几十年面临的严峻问题。

从目前来看，国家已经着手从几个方面去填补社保扩容后的资金缺口：

1.加大财政补贴。2025年财政赤字规模达5.6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6万亿元。但随着各级财政“过紧日子”，用财政补贴社保缺口，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2.社保转移支付。简单来说，就是从广东、江苏等东部发达省份调配资金，去补贴其它地区。2024年，我国的社保调剂资金总额达2840亿元。其中，广东的统筹调剂资金历年来都是最多，民间流传着：

广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的老人。

3.各种方式“开源节流”。最近有一些动向值得关注，6月24日，《国务院关于 2024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公布。其中指出：

13省将406.26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等，挪用于“三保”支出、偿还政府债务等。

通过加强审计防止资金浪费挪用，还不足以填补未来的收支缺口。

接下来严查企业欠缴社保行为、尽可能扩大社保缴纳人群的基本面，或许是重要方向。

“强制社保”时代到来，会给我们的社会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从短期来看，很多企业将面临一波合规成本的上涨。这不仅会影响到餐饮等中小微企业的利润，也会对劳动者们的收入产生波动。

许多人没意识到：社保，本就是自己收入的组成部分。老板雇佣一名打工人时，心理上是有一个整体的成本预算的，它包括：

工资+“五险一金”支出+其它成本

这个用工成本，是由市场决定的，并不会因为政策的变化而凭空增加或减少。如果必须缴纳社保，那么企业必然将这一部分的成本，转嫁到劳动者的工资上。

当前许多利润极为微薄的行业（外卖行业利润率仅为3%），吸纳了相当多的就业人口。“强制社保”导致的用人成本上升，会不会导致用人单位重新权衡效益，转而去推动“机器换人”？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外卖可以无人机配送、机器人配送。

而从长远而来，当前的社保制度也需要更完善，以增加吸引力。

比如医保的跨省报销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工作流动性很高，换城市早成了常态。但换个城市看病的时候，医保卡不能用，账户也不能转，相当于“交的是全国的钱，却只能报销本地的账”；

再比如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目前两种体系的差距仍然很明显，也存在缴纳和领取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4年度：

_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每人每月3825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每人每月_246元。

考虑到不少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出身农村，很多人交社保意愿不高，就是担心自己的父母难以受益。

总体来说，中国的社保体系在往普惠化的方向发展。想要拉动内需，以更大的力度刺激消费，就必须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度。这也是今年以来高层“投资于人”的政策取向体现。

而对于个人来说，交社保不只是“法定义务”，更是一笔对未来的投资。即使你只想“活在当下”，每年只有几百块钱的医疗保险还是要交，关键时刻可以救急、救命。

有网友说：“买社保相当于多养一个儿子。只需要养15年，不用辅导作业、不用买房买车，等你老了每个月准点给你钱花，没有抱怨也没有牢骚。”

这也许是普通人只要付出就肯定有回报的项目了。

第一次见到张梦凡时，央视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眼睛周围的皮肤，看上去特别薄。后来才知道，那是擦眼泪擦出来的。镜头前的张梦凡从不落泪，实在控制不住，就低着头一言不发。透过反光玻璃，可以看到那张憋得通红，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和红了的眼眶。可再一抬眼，他又变回那个平静的讲述者。

那次采访，距离2015年8月12日的爆炸，过去不足20天。

当晚，天津港发生了一场由危化品引发的爆炸，张梦凡所在的八大街中队是距现场最近的消防队。中队26名消防员接了任务，开着4辆车冲去现场，张梦凡因为胯骨骨折在养伤，由战斗员转去做通讯员，留在中队。那天出任务的战友，8人牺牲，18人不同程度烧伤。

21岁的张梦凡成了最幸运的那个。

爆炸在现场留下了比半个足球场还大的深坑，和波及周围百余米的焦土，也在张梦凡心里留下一片废墟。在湖北孝感老家，他特地留出一个衣柜，存放当时的消防服、军装、走访战友家属的100多张车票，以及两张纸——那晚的派警单，和一张写有8位战友名字与电话的A4纸。这些年每到休假，他除了回老家，就是去天津、河南等地“探亲”——这是8位已故战友的家乡。探望和照顾他们的家人，是张梦凡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救赎方式。

十年后再面对媒体，张梦凡语气平静，没有了那张因痛苦而憋到扭曲的脸。两三年前，他突然发现，自己不再因为听到伤感音乐而崩溃，也不会在午睡醒来发现天已经黑透时，感觉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他似乎好了起来，“过上自己的生活了”，这是他从未期待过的。

而这也是我们想讲述这个故事的原因。我们无意塑造一个悲情英雄，或是挖掘一场灾难的余烬。我们更关心的是，一个幸存者，如何在漫长的十年里，处理幸存带来的愧疚、责任，与自我拉扯。张梦凡说，自己内心深处最大的牵绊，依然与那场爆炸紧紧相连。

因为他不想遗忘，也害怕他们被遗忘。

那朵蘑菇云

最近几年，张梦凡一直“漂”在路上——名义上在成都工作，实际上一大半时间都在酒店度过。作为一家传媒公司的外联制片，他习惯了拎包就走的生活。即便回到成都，也是住酒店。他的全部家当只有两身换洗衣物、一双拖鞋、一个洗漱包、一支温度计、几份工作文件，可以轻松塞进一个双肩背包，和一个登机箱。

这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曾以为自己会在部队待一辈子，生活在集体中，受严格管理。直到十年前的那个晚上，看到那朵十几米高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提起爆炸，这是最先闪到回张梦凡大脑里的画面。

除了这朵仿若灾难片画面的蘑菇云，那晚还有些不同寻常的迹象：接近夜里11点，张梦凡在睡梦中被天边火红的亮光照醒，他还以为天亮了；派警单上的火情信息很模糊，既不知道确切的着火点，也不知道什么物质着了火——入伍5年，他第一次见到信息这么模糊的任务单。

张梦凡将派警单交给火场文书訾青海，一分钟后，大家整装集合，乘着4辆消防车冲了出去。8月初，张梦凡在一次跑步训练中摔倒，造成大腿错位、胯骨骨折，于是当天晚上，他的工作是留在值班室，打开通讯设备，将前方情况上报给支队。

但那一晚，手台里异常安静，无人应答。

第一次爆炸发生时，玻璃被震得直晃，张梦凡本能地往外跑，想起手台和手机没带，就又返回了值班室。再次出门时，第二次爆炸来了，他躲在二楼楼道里，天花板和玻璃全部被震碎，在他身后飞溅起来，玻璃直直扎进墙里。

跑出营区，张梦凡看到天空正升起一朵蘑菇云。

他心里凉了半截，意识到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火灾。他想冲进现场，去找战友。这时，中队门口的马路边聚起了匆忙逃生出来的居民，有人只穿着内衣内裤，有人崩溃大喊，有人拉着他哭着不放手。

安抚好居民，已经是凌晨三点。张梦凡回到中队，不停地给每个现场人员打电话，但直到接近天亮，始终无人应答。

据“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调查报告显示，发生爆炸的瑞海公司仓库，系违规获得经营资质，不具备储存危险品、爆炸品的资格。张梦凡曾对媒体回忆，爆炸前一个多月，中队每星期都会去辖区内的储存危化品的单位进行实战演习，也绘制过这些厂区的图纸，精确到消防栓的位置，但瑞海公司并不属于他们的辖区范围。

这场爆炸中，共有99名消防员牺牲，超过了2005—2014年我国消防员死亡数量总和。而距离现场最近，最早到达现场的八大街中队，当晚无一人归队，最终8人牺牲，18人受伤。

天津烈士陵园

不顾领导反对，张梦凡坚持留在了严重损毁的中队。他想守着这座孤岛，等着战友们的消息，也怕家属过来找不到人。

楼道里突然传来脚步声，张梦凡以为是战友回来了，冲出去一看，是战友梁仕磊的家属。梁仕磊是代理中队长，爆炸前已经跟队里请好了假，说是8月份要去领结婚证。

家在天津的家属陆续赶来，不时有哭声传出。一位父亲长久地坐在椅子上，沉默地抽着烟；一位母亲外表看起来极其镇静，但从内到外透露出极致的悲伤——这是战友刘程的母亲。张梦凡清晰地感受到，她的心已经死了。

訾青海是河南周口人。家人开了六七个小时车赶到天津。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前，张梦凡只能说战友去执勤了，得等消息。訾青海的父母坐不住，就跟着志愿者，去收治伤员的医院挨个找人。最终，他们等来了儿子遇难的消息。

新兵头两年不能回家，而訾青海还有20天就两年期满，到时候他可以选择退伍或者转士官继续留队。

辨认战友的遗体，比劝慰家属更揪心。经历了爆炸的尸体多有残缺，需要一起生活多年的战友反复辨认。那段时间，张梦凡白天协助搜救人员辨认，晚上守在电话前，等着接家属电话。为了发动更多力量找人，他建了一个收集“8·12”事故线索的QQ群，每天有上百人申请入群，大家分享着搜罗自线上线下的救援信息。

第一个确认牺牲的是杨钢。按照要求，所有战士的物品都要封存起来，不能乱动。张梦凡违背了命令，拿着扫帚进了杨钢的宿舍，帮他清理了床上的玻璃碴子。杨钢曾将家乡的咖啡豆带来天津，种在中队的院子里。

张梦凡每天都去给咖啡豆浇水，幼嫩的小苗在爆炸不到半个月后开出了第一朵花。

那段时间，张梦凡变得比以往都勇敢。他从小内向，和人说话时都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他形容自己永远是班里的最差生，胆小、懦弱、老实。在中队，他也总是待在不起眼的角落，等着队友主动发起活动。而爆炸后，他独自留守中队，接待家属和志愿者，应对各路媒体，收集信息寻找失联者，整理队友遗物，彷佛一下挣脱了从前的躯壳，强大起来。

张梦凡记得，当时有一位上海小学生给中队汇来50元钱，附言“向您们亲切慰问，敬礼”。他随即开通了微博，将此前和战友相处的点滴，牺牲战友的照片和社交媒体信息，以及自己絮絮叨叨的随想和梦境，都分享在网上。

他希望更多人知道并记住八大街中队的兄弟们。

“苟且偷生的滋味爽吗？”没过多久，就有网友在评论区这样说——这加重了张梦凡作为幸存者的隐秘愧疚。甚至还有人认为他在利用战友炒作。2019年接受采访时，张梦凡曾透露，那些质疑的声音，让当时刚满20岁的他一时想不开。

幸存者

活着让张梦凡感到愧疚。

他后悔没能一起去现场，即使这对结果并不会有多大改变；他至今都会设想，如果当初能够预料到事故，哪怕承担再大责任，他都不会把派警单递给战友，“还是想让他们活着”。

但他几乎不在人前袒露自己的情绪，十年前面对媒体时就是这样。一开始他会强忍着，然后偷偷背过身去抹泪；反复讲述多了，也便逐渐麻木，像台机器一样作答。只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会尽情释放。

大爆炸后，张梦凡得过抑郁症。最近几年他才开始跟人吐露这件事，此前除了心理医生，他没告诉过任何人，包括父母。治疗是偷偷进行的，钱是在支付宝借的。

事故发生后，有专业的心理医生被到派到他所在的中队，定期为大家做疏导。临走时，医生留了联系方式，但张梦凡从没主动寻求过帮助。他怕麻烦别人，也怕家人担心，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我消化。

张梦凡的退伍军人优待证

8位战友的追悼会，张梦凡一场也没落。有一次，同一天在同一个殡仪馆参加了三场。他觉得讽刺，“好像上班一样”。

一次参加完追悼会回程的车上，他没忍住，哭了出来——这是他极其少有的在外人面前崩溃的时刻。2015年“十一”期间，已经出院的战友们回中队聚过一次，大伙儿给已故战友摆了餐具和酒。有人聊起爆炸当晚，张梦凡低着头，突然冒出一句，“兄弟们走得太冤了”，随后不受控地大哭起来。

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他总会想起和战友们训练、玩闹的日子。他命令自己不要再想，但根本控制不住。爆炸后的第三天，他梦见了杨钢——那是第一个被确认牺牲的战友。他想跟杨钢说话，但对方只是在旁边看着，并不理他。20多天后的一次午睡，他梦到了刘程、杨钢、訾青海等几个已经牺牲的战友。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想醒来，但全身动弹不得。终于费了很大劲醒来后，他又后悔了——他想多梦一会儿，再看他们几眼。

之后一两年，战友们总会出现在梦里。张梦凡挣扎着醒来，恍神儿间回到现实，才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在了。他想着，不如也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吧。这个念头一出现，他又会强迫自己赶紧想想父母，克制这种冲动。

救赎

关于幸存的愧疚，很多人劝张梦凡没必要，但他就是走不出这个状态。

他决定把生活重心放在战友身上。他在2015年年底退伍，离开了原本打算待一辈子的部队，最大的动因是想去探望8位已故战友的家人。

“有人牺牲了，有人受了伤，一辈子带着残缺，只有我一点儿事没有。”尽管很多人宽慰他，但他总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儿。他必须要去探望那些家属，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需要什么帮助。他觉得，只有这一页真正翻过去，自己才能开始新生活。

这是他最想做也最害怕做的事。此前接受《冷暖人生》采访时，他说自己心里其实特别紧张，“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我担心战友的家属见到我，会情绪很激动地问我：为什么你活下来了，我的儿子却牺牲了？”他在手机里存好了要带给每个战友亲属的照片，拿着他们的花名册，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他没告诉过任何人，这一趟旅程的花费是他从支付宝借的。

张梦凡在高铁站

最先去的是杨钢家。他家在重庆忠县的大山里，火车转大巴再换摩托车，张梦凡走了12个小时才到。杨钢父母见到他，没有一句质问，甚至没有陌生感。他们接他回家，给他做杨钢最爱吃的菜。父母将杨钢的墓立在每天上下班必经的山坡上，每次骑摩托车路过，都会按按喇叭，跟儿子打招呼。

在天津，他陪中队长梁仕磊的父亲喝酒，陪刘程的单亲母亲一起处理儿子的后事；在湖南永州，他收获了第一条好消息——战友蔡家远43岁的母亲通过做试管，怀上了新生命。

张梦凡最后去的是訾青海家。訾青海是他在队里最亲近的小弟，住同一个宿舍，值同一个班。訾青海的父母当时状态很差——母亲郭献珍几乎闭门不出，周围人都知道她家孩子不在了，她怕被人关心，任何关心都会让她难过。她每天躲在家里哭，哭到眼睛疼。

张梦凡来了，看着眼前这个跟儿子性格同样温顺的男孩，她总觉得儿子回来了。夫妻俩心疼他，带他出去吃好吃的，去新乡郊区的凤凰山逛，也劝他看开点。平时老两口难过的时候，也会去凤凰山看看风景。

花了近一年时间，张梦凡走遍了8位战友的家，多了8对父母。父母们都把他当自家孩子，知道他退伍了没收入，非要塞给他钱，他坚持不要。这种彼此间的羁绊，在爆炸第二天就有迹可循——当时，一张微信截图在网上流传，昵称为“刘世嵻”的消防员告诉朋友，“我回不来，我爸就是你爸”，还说战友刚子“走了，牺牲了”。“刚子”指的就是杨钢。

重建

张梦凡的父母起初并不支持他探望家属的计划。他们担心他会不断被拉回痛苦中，陷入崩溃。但张梦凡执拗，只要自己认定的事，谁劝也没用。

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当他走到家属身边，聊起已故的战友，彼此都能得到些安慰。他见证了破碎家庭里长出的新希望，这反过来也治愈了他。

2016年，到訾青海家“探亲”时，张梦凡告诉郭献珍，说蔡家远的母亲通过试管，成功怀孕。郭献珍萌生了同样的想法。訾青海虽然有个姐姐，但“养到20岁的孩子，突然不见了”的痛苦还是无法承受。为了让自己能往前走，她决定再生一个。

求医之路很艰难——她当时47岁，做过结扎。新乡一家医院为她手术打通了输卵管，治疗了几个月依然无法怀孕，再去郑州检查，医生说她只有5%的怀孕概率。

在北京，公立大医院一听她的年龄，直接拒绝。

站在医院外的天桥上，郭献珍想跳下去。恰巧一位相识的记者打来电话，说是帮他们找到了当年“六旬失独母亲郭敏生龙凤胎”新闻的当事人，对方推荐了北京的一家私立医院。夫妻俩多次往返北京，吃药、检查、住院，花光了家里几十万积蓄，郭献珍终于在2017年7月怀上了双胞胎。他们觉得人生有了新的希望。

2018年3月，郭献珍剖腹产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分别取名“圣恩”和“浩恩”，平时唤作“大宝”和“小宝”。张梦凡特地赶去医院，透过监视器看到了这对新生儿。

但很快，网上有人质疑他们大龄产子，言语恶毒。张梦凡罕见地在微博上发了火，怼了回去。战友已经不在了，他容不得对他们家属的任何侮辱。这触到了他的底线。

张梦凡一直和家属们保持着联系，尤其和訾青海家。郭献珍性格开朗，有事会给他打电话商量，有好消息了也第一时间通知他。今年7月，手里的项目一结束，张梦凡就赶到新乡。郭献珍见到他，小跑着过来拥抱，两个孩子也立刻缠住了他。

张梦凡去訾青海家“探亲”，陪两个孩子玩

郭献珍告诉张梦凡，养育孩子的过程比想象中艰难得多。她和丈夫訾付长年纪都大了，平时只能找朋友帮忙。老两口的时间表也全围着孩子转：做早饭，送上学，辅导作业，一人负责一个。老师要求孩子们在学校说普通话，也鼓励家长在家说普通话。郭献珍就跟着短视频学发音。

为了陪孩子更久一点，夫妻俩每天坚持锻炼。訾付长定期会将头发染黑，郭献珍则格外注意拾掇自己。碰到有人问她是不是孩子奶奶时，她就当没听到。要是问起，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要孩子，她就只说，“俺结婚晚”。

这七年，他们几乎将全部注意力都倾注在两个孩子身上，一天都没有和孩子分开过。孩子们不知道有个哥哥，郭献珍计划着，等孩子长大几岁，再告诉他们。他们把訾青海的烈士证，和他儿时常看的几本书，装在他在部队用的绿色布包中，收在家里最高的柜子里。

大家坐在一起，难免提起訾青海。郭献珍感性，总忍不住掉眼泪；訾付长则把头别过去，长久地沉默，眼里满是血丝。但这种沉默又总会被孩子们的欢笑声和打闹声迅速打破。

曾经的伤口正在长出新的血肉。郭献珍告诉我们，也不断提醒自己，“孩子已经不在了，但活着的人还得要活，是不是？”

最近几年，郭献珍夫妇和张梦凡都发现，对方笑容越来越多了。张梦凡其实不喜欢小孩，过年回老家都尽量躲着家族里的小辈，但每次到了訾青海家，总是不自觉地笑起来——咧着嘴的那种，然后坐在地上陪孩子们玩整整一个下午。

对抗遗忘

张梦凡似乎好了起来。

爆炸发生后的头两年，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对未来最大的期待，总说“希望家属们能生活下去”。他说当时满脑子只想着战友和家属们，完全没考虑过自己。眼看战友家属们都在走出阴霾，他也尝试着重建自己的生活。

他在网上找过心理医生。给医生打电话时，他不是倾诉痛苦，而是直接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遏制自己想要轻生的念头。医生给了一些建议——吃药和去广阔的地方，张梦凡吃了一两个月的药就不想再吃，之后他选择了去全国各地旅行。

在丽江古城，客栈院子里有个天井，他就躺在天井下的躺椅上，看天上的云。什么也不想，一躺就是一下午。放空的感觉让他舒服，他为此又续住了一天，继续发呆。就这么在各种安静又开阔的环境里走走停停了差不多一年，张梦凡没那么想死了。

网上的言论对他来说也没那么重要了，他说自己更在乎留下来的人——战友的家属们。跟家属们接触的这些年，他意识到幸存也是一种幸运，这种幸运意味着他要承担更多责任。

2024年，他恋爱了，有了从未期待过的“自己的生活”。女朋友是个在武汉工作的山东姑娘。今年7月，在新乡一见面，他就告诉訾青海的父母，说自己谈对象了，下次会带着女朋友来看他们，还说打算明年结婚。

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遗忘。

十年后，张梦凡过上了“自己的生活”

“遗忘可能是中国的国情，只要热度过去，大众很快便会遗忘”。他发现，爆炸刚发生时每天上百人活跃的QQ群，第二年就没什么人说话了，几乎成了“死群”；2019年，有网友在他的微博下留言，惊讶于4年前竟然发生过这么大的事故；日常生活里，偶尔提到那场爆炸，他意识到，很多人并不知道。

为了对抗这种集体性遗忘，每次国内出现重大火灾事故的新闻，他都要转发。有拍火警的电影上映时，他会不遗余力宣传。每年8月12日，他也一定要发微博：一周年时他连发三条微博纪念，两周年则在留言区回复大家想问的问题……评论区的互动越来越少，他微博的字数也越来越少。2024年，只留下了“九周年”三个字。

他也还保留着一些部队里的习惯——他喜欢逛超市，因为在中队时，一休假放风，大家第一要紧的事就是去超市扫荡泡面和零食。他从来守时，总会在约定时间提前出现。那是作为消防员的肌肉记忆：接到命令后，无论在做什么，都要在一分钟之内穿上战斗服上车。

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也留在了从前。那时候手机上交，大家就在最有限的条件下找最简单的快乐：在地上画方格，捡石子下棋；或是扫落叶时，随手捡起几片叶子，玩“拔根儿”。

每年8月12日，张梦凡都尽量回天津一趟。原本的大坑早已被填平，建成了广场，杨钢的咖啡豆在那年秋天枯萎了，原本的位置被立了块纪念牌。即便不能在那天赶回天津，他也会找一个路口，给战友们烧烧纸——别墅、消防车、手机、平板、金元宝，每人来一套。

家属们也在用各种方式对抗遗忘。

訾青海的骨灰送回周口时，父母选择将他葬在周口市商水县的烈士陵园。他们想着，如果葬在老家的祖坟，几代人过去，就没人记得了。而进了陵园，总会有人去祭奠他。

他们还把孩子的遗物寄去了天津，存放在纪念馆。

訾青海留下的照片很少。新兵入伍的头两年不能回家，但第一年过完年，夫妇俩实在太想儿子了，就带着女儿一起开车去了天津。一家人在天津逛了两天，拍下一张合影。他们特地将照片带回老家，打算冲印放大，但却在冲印店意外丢失了。

那是他们见到訾青海的最后一面。

失去儿子后，郭献珍就梦到过他两回。一次是在部队，訾青海练出了一身肌肉，手撑着地，脚倒立着挂在单杠上。她拍了拍他，说我儿子太棒了，他对她笑了一下。梦醒了。

还有一次，她梦到了儿子的照片，也是笑了一下，突然不见了。

郭献珍看儿子以前照片

有时想儿子了，她会偷偷打开电脑看他的照片，或者偷偷打他的电话——尽管知道无人应答。她说自己只想问他一句，“青海你咋不让我梦见你？我还想看看你。”

张梦凡也越来越少梦到战友了，有些记忆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模糊。他知道遗忘是人类的本能，但至少目前，他还能一口气说出刻在骨子里的那8个名字，他们是“指导员李洪喜，中队长梁仕磊，排长唐子懿，刘程、蔡家远、杨刚、成圆、訾青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