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我研究生毕业，进入一所国企在家乡的省公司，任职于一个不用背负经营业绩指标的管理部门。2024年，智联招聘大学生就业力报告显示，48%的应届毕业生将国企作为就业首选。这意味着，在1179万应届毕业生中，有565.92万人期待进入国企工作。单看数据，我只需要保持呼吸，就已经赢得了几百万同龄人的羡慕。

2023年7月，我入职，开始享受国企无微不至的便利，每天跟着同事们挑选食堂制作的麻辣虾尾、砂锅、米线等半成品，在办公室的冰箱里存水果、熟食，在微波炉里热早餐，几乎把公司当成了家。但很快，工作从最初的简单重复，变得繁琐、荒诞，甚至让我感到耻辱。我开始思考，难道真的要在这里这样工作一辈子？

两年之后，2025年，我放弃了这份在人们眼中“稳定、体面、不受累”的工作，选择裸辞。

工作的两年里，我越来越意识到“国企”究竟意味着什么。显然这不是一份承诺一切的理想工作。在这里，存在着生产经营、发展壮大之外的另一种目的。这种目的是如此抽象，谁也无法给它一个精准的阐释，但同时又是如此具体，你能从长期处在这套系统的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中，看到它的痕迹。系统要求了具体的人，而具体的人又反过来形成了“国企”的动作。

我尝试记录下这套系统的痕迹在我眼前浮现的过程。根据编辑部的建议，我在国企的故事会分三篇发表，这是第一部分（CDT编注：第二部分点击此处）。在进入这家国企的第一年里，我从一个旁观荒诞剧的看客，逐渐成了荒诞剧的演员本身。演员会有自己的想法吗？

国企员工的一天

2023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进入一所垄断性国企在家乡的省公司上班。我被分配到综合部新闻文秘室，算上我，科室共有五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内网系统里发布内宣新闻稿。

我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早上八点一刻到九点之前，是我缩在自己工位上悄悄化妆的时间。我会一边化妆一边装模作样看看电脑，时不时撩起眼珠子观察一下周围工位的同事们有没有站起来的动向。（入职一个月后我不再化妆了。）

九点之后，我开始工作，主要内容是审核发布各部门和地市分公司的内宣新闻。每天需要处理的新闻稿件基本稳定在10篇以内，处理这些工作显然用不上一天时间。只有赶上节假日，稿件数会浮动到十几二十多篇。

我谨记着已经工作的朋友传授的上班技巧，无论手里活多活少，都不能太快交付。为了防止表现出自己处理那些稿子太快，我会刻意把编辑好的新闻稿存在草稿箱里，每隔几小时点击一次发布。其余时间，我煞有介事盯着电脑，其实只是在看自己下载好的电子书、公众号文章，摸鱼突然回神时，就猛地乱点鼠标一通假装自己好像很忙碌。如果有时露出傻笑，则可能是在和朋友发消息。

中午通常是十二点下班，但十一点四十五的时候，大家就会自动从工位上起身。这时，莹莹姐会招呼我一声：“走小赵，吃饭走。”莹莹姐三十出头，皮肤白皙，额头光洁，说话总是不紧不慢。第一次见面时，她便对我格外热情，向别人介绍我为“新来的大宝贝。”所有人的分工中我也只对她的职责有认知：新闻宣传。我们同岗位。

饭后，我拉开工位上的床，宛如昏迷一般迅速睡去。下午两点半，我醒来，有十几分钟的时间里，我恍惚地把下巴搁在桌面上醒神，直到同事突然响起的键盘敲击声将我唤醒，于是重复上午的动作。

下午五点多钟，我会再消失个二十分钟左右，参加一项 “捡外卖” 活动。单位食堂每天会准备可以外带的餐品，通常包含馒头花卷一类的主食，鸡排春卷一类的小吃，以及麻辣虾尾、砂锅、米线一类的半成品，供员工选购。每天早上，在外卖系统里抢外卖也是一项颇具竞争性的活动，紧俏的外卖如莲花菜包子、虾尾总是很快一扫而空。五点后，系统停止选购，没有抢上或者忘记抢外卖的同事就会下楼去捡漏，看看有哪些是未被订购或被取消预定的。第一次向我发出捡外卖邀请的人仍是莹莹姐。无论是否有捡外卖的需求，能站起来上下楼活动活动、打发下班前最后一小时的时光显然都是美事一桩，所以我总会跟着下到二楼食堂一趟。

有时捡外卖也可替换成“买水果”。国企的周边衍生物之一是小商贩。不需要什么特别高深的关系，顺着大楼外围的保安、保洁、会议服务人员，沾亲带故，再由这些人衔接上一两个大楼里的工作接口人，消息就有了进入楼里的通道。

品质和方便是这里最重要的两道敲门砖，好的东西，价格可以比市场价低，也可以比市场价高，楼里的人不大在乎，更用不着比价，总是能负担得起。除此以外，触手可得是最好的。2023年秋天的某一天起，一位出现在楼下的小贩满足了这两个需求。小贩是个门牙黑洞洞的老爷爷，他主要卖两种水果：小番茄和草莓。前者一年四季供应，草莓则春天上新。他常带着壮年的儿子送水果，父子俩总是开上一辆破旧的银色小三轮车直接到公司楼下。

为了买小贩的水果，公司有个专门的微信群，群主已经不可考，最开始建起来是因为买小番茄，因此群名就叫【xx公司总部小番茄】。群里有人反反复复催问“小番茄来了吗？”或者“草莓今天来吗？”小贩在群里的备注简单粗暴：菜农。有时群里催急了，菜农就扔一条语音：“正给你们摘呢。”再问什么时候来，回答又前言不搭后语：“最迟四点多，最早四点多”。

菜农一来，莹莹姐也问我要不要去买。我想起朋友说过小小的草莓更好吃，太大的草莓是打了膨大剂，凭自己很难找到这样便利可靠的货源，便欣然答应。才出了货梯，就闻到芬芳草莓香气。转出走廊，一撮撮中年同事，每人手里拎着几篮草莓，脸上挂着一种无差别的、喜气洋洋的表情。那种表情我后来见过很多次，中秋节发米面油的时候，春节前到公司超市成箱成箱拿年货的时候。那是一种没有理由不满意、不开心，进而无意识的、生理性的笑容。

我也那样高兴着，小跑步到小贩的车前。围着一辆旧旧的银色三轮，和办公室的姐姐一起嗅草莓，挑选草莓，享受14块一盒的内部价。再拎着草莓回到楼上。

终于，时间来到下午五点五十八分，手机充电器从插座拔出的声音渐次响起——办公室的同事们已经收拾完毕准备下班。我雀跃起来，跟着拔下充电器，插销离开插孔的钝响听在耳中充满快感。谁最先收好东西，便说“我去按电梯。”其实不过是出门前礼貌的一声招呼。随后，大家放轻脚步，观察四下无领导后迅速闪身到电梯间。一天的工作宣告结束。

同事们自有如此行事的理由——出于服务领导之便，综合部位于整栋大楼的顶层15楼，与公司一、二把手共享一层办公空间。我们所在的小办公室与公司一把手办公室正对着，一把手常会直接走进来下达工作指令，或者索要某项工作的材料。

小办公室里一共有8个人，我所在的新闻文秘室4人，部门其他科室4人。 在这个员工平均年龄超42岁的部门，我们这8人属于中坚力量。

偶尔，我会去到其他楼层的工区，气味在此时变得有存在感。以5楼或11楼为例，踏入工区首先闻到的是臭味。臭味与臭味则又有分别，11楼烟臭味重，5楼则更像夏天男生宿舍的汗臭脚臭味。我无从分析气味产生的客观原因，只从楼层同事的特征揣测。11楼聚集着跑工程的同事，多为中年男性，而5楼以数智业务为主，同事年龄大多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之间。

另一个气味存在感显著的地方是厕所。11楼的厕所散发着真正的厕所味，蹲坑的边沿也会残留秽物。这些信号明确提醒到访者：这并不是一个很干净的地方。

而这些我都鲜少在15楼体验到。我所在的办公室，有时散发着水果的清香，更多时候没有气味。15楼的女厕所则总是散发着一股芳香，无论何时进入，总能保证有干净的坑位可上。

入职几个月后，我逐渐发现15楼小办公室的更多好处。办公室有一位经理负责物资管理，某天，她突然搞来一台全新的微波炉放在我们办公室里，就在我身后的位置。不久后，负责物业和保安管理的同事清理仓库时又发现一台小冰箱。从此，我过上了每天在冰箱里存水果、熟食，在微波炉里热早餐的生活，如同在家一般。

办公室里年龄最大的同事马姐，女儿只比我小三岁。上班时间，马姐常常会突然发问：“小赵在不？”

“哎，在呢马姐。”我应上一声。

“哎呦这个娃娃咋一点点声音都没有的。我还当你不在呢！”

“哪有哇马姐！我有声音，你没听见！”每逢此时，我都仿佛在家里和大姨撒娇一般回应一句。

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现在，来谈谈我的主要工作：发布内宣新闻稿。

那些稿子本身很简单，是最不新奇的企业内部新闻。无非关于今天哪位领导开了会，哪个部门开展了工会活动，哪个部门又进行了员工培训，或者哪个部门的某项工作又取得了进展。比如，工会活动的内容大致遵循“开展依据-活动现场-表忠心”的套路展开，领导调研则按照“行程概述-现场走访-领导讲话-表忠心”的结构组织。

我的工作也很简单：点开工单、下载附件、打开word文档、检查是否有错字语病，随后复制粘贴进新闻发布后台，加上图片，整理排版，点击发布。

新闻刊发在公司内部系统最显著的位置，公司级领导也常常浏览，甚至会评论新闻稿件，内宣新闻因此成为各部门展示自己的重要窗口。

头几个月，我常遇到不满我对稿件审核标准的人打来电话。第一通来自地市分公司的某位同事：我们那篇员工关爱的稿子为什么不能发？

我点开对方说的那篇稿子，一共两段。第一段讲的是分公司某位领导带着几箱饮料去县区慰问员工，提出鼓励。第二段是员工们很受鼓舞，表示一定再接再厉。一张图片插在文字中间。领导站中间，几个员工排在两边，面前摆着几箱冰红茶、娃哈哈。八月的大太阳底下，每个人都觑着眼、皱着眉，呲出笑来。

我告知对方，原因是新闻性不足，内容也比较单薄。对方声音尖利：可是之前都是这么发的啊，怎么现在又不能发了？

我感到对方难缠，皱起眉头向对方提建议：如果特别想发，可以再修改一下，挖掘一些好的故事。

对方妥协了。那是她第一次和我打电话，尽管不熟悉我，但这位同事明白现在规则掌握在我手里。第二次她再和我对接，说话风格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语气亲热喊我“北鼻”。我表面上则若无其事地接受了对方这种调整，心下实实在在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和对方对抗式交流了。

当然，也有人不愿妥协。有一次，财务部一位主任提来一篇工会活动稿件，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把活动中的游戏规则罗列一遍。我耐心写上修改建议后退回，这位主任照旧打来电话，我把修改建议重复一遍，对方应是。半小时后，我的直属领导——综合部副总经理任总打电话给莹莹姐，询问财务部的稿子是怎么回事。

我很谨慎，退稿前总会先问莹莹姐的意见。接到电话的莹莹姐向任总表示：确实发不了，小赵也和他们说了怎么修改了，他们没修改。并向任总展示稿件原稿。

对方“告领导”的做法让我意外，这和哭喊着告老师的小学生有什么区别？莹莹姐挂断电话，我忍不住这样向她吐槽，她软语说：就是的，让他们改也不改，我们新闻发布有自己的规定，我们就按规定执行。

莹莹姐还传授给我几种对方无法反驳的拒稿说辞，比如领导出席的一般性会议不发布是出于“八规”管理要求，党建类的稿子不发布是应党建部意识形态把控的要求，工会活动的稿子严加审核是因为内容新闻性不足，防止过度同质化影响领导观感。

几个月后，这种电话终于变少。我开始领略发布内宣新闻这项工作真正的技术含量：1.把握每一层级领导的名讳以及合适的位置；2.展示领导的良好形象。

一份新闻稿，若每位领导都在场，首先要严格按照其位置高低排列名字，一二把手是最好确认的，随后几位分管领导的位次却并无书面明文规定，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从大会通知或印发的文件中寻找参照。不同领导拥有不同的头衔，党内职务排在最前面，到底是党组、党委还是党支部，需要格外注意。

除了头衔，领导拥有的动词也不相同，如果是公司内部领导班子集体出席的会议，往往是二把手“主持”、总经理“出席并讲话”，其余副总经理及纪委书记“列席”（这里还需特别注意，只能说领导“发表讲话”，而绝不能说领导“发表重要讲话”）。

其次，领导的位置高低也是相对的。倘若是省政府或集团公司来了领导，自然是政府、集团领导名字在前，负责主接待的公司领导在后（通常是公司一把手），其他陪同的分管领导一律甩到文章末尾，用“xx副总经理陪同接待”一带而过。

我不是党员，甚至连团员都不是，上学时没做过学生干部，对我而言，这是一套完全陌生的规则体系。我没有明确的操作指南，全靠从过去的新闻稿里找参照，如果有些问题新闻稿不能覆盖，便向公司发布的文件中找答案。通常，党建工作部与综合部（新闻文秘室）发布的文件最可靠，作为“专门干这个”的部门，这些细节不允许出错。

第二类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是展示领导良好形象，主要指领导图片的拍摄和把控。

每当公司领导在办公楼内有接待活动，我就要负责拍照，为此，我总结过做好这项工作必备的几点要素。脑子要快，走位要活，同时还要具备信念感——“出图高于一切”，唯有如此，才能支撑摄影师站在所有领导与来访嘉宾正侧面。但同时，外形气质上，摄影师最好低调、没有存在感，站在那里也如同不存在一般。

莹莹姐很擅长这项工作，一次我和她一同拍摄，只见她脚步轻快地穿梭在人群中，一个跨步就能精准站在合适的位置，拍照时她总是微微收敛下巴专注盯着相机，一旦确定有可用的图片立马放低相机稍微躬身退步出场。我全力地模仿莹莹姐，把工装和相机当我的隐身斗篷，几番后心态也逐渐平稳下来。

内宣稿件里照片的把控也很重要。领导笑的太亲切、幅度太大不能放，领导表情太严肃、太疲惫也不能放，领导弯腰、驼背、头前伸、跷二郎腿或视觉上手垂落裆部的照片当然更不能放。

有一次，公司一把手到地市调研，被某些情况触怒，现场训了人。我对研讨现场的情况并不知情，处理稿件时只觉得领导表情有些严肃。不想这张图片竟然招来公司二把手关注，二把手的意见经过了几道曲折才传达到我的耳朵里：“领导明明都那么不高兴了，这种照片你们也放？”闻讯，我一边阿Q地安慰自己“反正没骂到我头上”，一边赶紧撤下那条新闻。

新难题：如何让自己显得忙碌

上班几个月后，我发现“显得自己十分忙碌”是比做工作更有难度的事情。而这件高难度的事情，我最终没能完成。

2023年12月20日，下午三点多钟，我突然接到任总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挂断电话，我赶忙从厕所出来，奔回办公室抄上笔记本往领导办公室赶去。任总笑着招呼我坐——这位80后副总经理总是如此谦和地微笑着，眼角绽开几道鱼尾纹。随后，他眼神落在桌面上，似乎在思考：“是这样的，刚刚刘总来找我，说她分管的几个科室里头，马姐工作任务太重，想把咱们部报账的工作交给你干，她认为你也是新人，需要在各项工作内容中锻炼。”

刘总与任总平级，是综合部另一位副总经理，分管部门另外两个科室。我意识到谈话的内容似乎并不简单，语气飘忽地“嗯”一声作为回应，开始无意识地按动圆珠笔屁股上的按钮。

任总显然早已想好对策：两个科室各自报账。顿了顿，他继续说：“但是这个事情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想法，因为刘总就觉得新员工嘛，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也是啥都干。”

我皱起眉头，挺了挺自己勾着的背，眼睛却只盯着笔记本上的白页看。我应该说什么？大拇指继续碾着圆珠笔屁股发出细碎响声，我语速缓慢地开口了：“嗯……我觉得报账这件事上，我和您的想法是一致的，还是干自己职责内的事情。然后……意思就是马姐那块搞不过来了吗？”

任总对我的问题一带而过，很快将讨论拉回到我们科室。他好像是担心我：“之后刘总可能也会单独找你，到时你可以告诉她你手头的工作，新闻信息的审核，舆情，或者文件……怎么说呢……”领导声音越说越小。我从鼻子里叹一口气。领导沉默了三五秒：“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在他们眼里你工作量不够。”

我尴尬地笑了，领导也跟着笑了：“就是你不能给人这种感觉。或者你干活怎么能让人知道。你毕业后直接来的省公司，他们当时进公司都是先到分公司，什么都干，就比较苦，承担的确实比较大吧。”

这不是任总第一次表达我“承担不够”的想法，第一次谈话时，我甚至没有理解领导的意图，第二次谈话后，我开始思考自己面临的情况，在笔记本上罗列了一页我能观察到的、新闻宣传岗位的工作量：且不论怎样才算“承担够多”，我目前手头所有的工作都由莹莹姐分配，即便我想要主动承担，看起来也毫无通路。

但这无疑是领导表达最强烈的一次，我意识到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只会点头，要抓住机会表明自己的问题。这场谈话进行了四十分钟左右。从任总办公室离开，我意识到必须行动起来给自己找活儿了。没费很大力气，我想到了一个点子：趁着年底办工作会的时候策划一期工作会幕后筹备vlog。这既符合任总一直以来想要提升部门在公司口碑的需求，又能赚取部门同事一些好感。

拍保洁为大会现场做清洁时，负责物业管理的同事站在一旁，突然凑近我用一种自己人的语气悄声说：俺们这些人一直干的都是些脏活，谁逑管你做啥了？现在这个机会正好让大家都看看，要我说，把什么保洁大姐扫厕所的都拍上才更好呢！ 

就是的！这都是我们的工作！我笑着应和。

年底工作会之后没多久，我的直属领导换了，任总被调走，新来的领导叫周玉珍，来自党建工作部。她四十出头，每天全妆上班，长发松松从脑后结成一条辫子搭在肩膀一侧，发尾总是缀着与衣服色彩相呼应的绑带。

办公室同事称新领导为玉珍姐——因为她总经理助理的职位还不够资格成为“玉珍总”，自然也无法享受独立办公室，只好与我们在同一办公室办公。玉珍姐上任第一天，就找我单独谈话。她与我沟通职责分工问题，“沉淀 ”“担当” “积累”是那场谈话的高频词。我不做他想，只当是新领导上任的例行动作。但之后三到五月，玉珍姐保持着一月同我谈话两到三次的频率。

谈话随时可能触发。新员工考评打分结果出来，她与我谈心：“我们新闻文秘室每个人都要像一根柱子一样顶起来，科室每个人都很辛苦了，你是新人，更应该给自己多加压。”安排我出差的间隙，她也要抓住机会谈一场：“工作不仅要赶着往前做，还应该主动做。你要靠前谋划你的工作。你是新人，现在正是你沉淀的时候，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我们当年进公司的时候真是啥都得干，我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我真的特别希望有人能像这样和我说这些话。”

小会议室成了我和她除办公室外最容易同时出现的场景。每次她说出那句“小赵，走咱俩出去一下”，我就知道要发生什么，夹起笔记本自觉地尾随她走进那间会议室。进了会议室，她一手拍开灯，一手拉开一把椅子坐下，我则掩上门，转身，在昏暗的光线里，拉开和她隔一个位置的椅子。

几番谈话后，我对玉珍姐要说的话已经完全有预期，坐在她对面，垂着眼睛，在她需要回应的时候 “嗯” 上一声。直到四月下旬的某一天，一季度员工绩效考评结果出来了，按照规定，领导需要请员工确认。手掌宽的绩效工资条摊在桌上，玉珍姐用手指戳着我的C等级，问我：“难道你不想拿B吗？你好好干，多多承担，绩效上去了，到手的钱多了，自己也高兴是不是？”

这好像是一个我不得不回答的问句，我只好含混着回答：“是，我也觉得拿B好。”对方因为这句话更加燃起激情，声音又拔高几分：“对啊！成绩干上去了，大家都高兴对不对？还是要多承担！你看像莹莹那样，她现在任务真的很重，我们科室现在情况真的非常紧张，我来综合部也是带着自己的工作来的，我实在没办法再帮大家分担，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一根柱子一样，能挑起大梁，独当一面。”

我忘记了自己什么时候抬起的头，眉头紧紧拧在一起，盯着她涂了大红色口红的嘴巴一张一合。终于，在她安静的间隙，我由衷困惑地发问道：“到底怎么样才算承担够多呢？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一件是不干的，现在外宣新闻权限还没有向我开放，我没有合作的记者资源，但我看到好的线索也会编辑好交给莹莹姐，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才叫承担够多？”

玉珍姐大概没想到我会反问，愣了一下，手指重重往桌上一点发出啪嗒声响：“好！你要这么说，那我今天就把外宣的权限给你打开，你来负责这一部分，可不可以？”

我不想全盘接手外宣工作，对于没有投放渠道的我来说这项工作是完不成的kpi，但“没有渠道资源”又成为了对方论点的支持，玉珍姐大声地下了结论：“所以说要你跟着莹莹多干多学！”

这之后大约一周左右，我突然接到莹莹姐打来的电话，让我第二天接待一位电视台记者到地市分公司采访。我一边殷勤接下别人递来的工作，一边唯恐领导觉得我做得还不够。四月底到五月中旬，我密集出差，期间白天参加培训，晚上处理各项工作，发内宣新闻、改外宣稿子，做节日策划。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我们部门每年都会和一些央级媒体以及行业垂直媒体签合同，稿件由这些平台负责发布即可。除了一两个本地官媒报社记者需要从我们这里拿一些素材以外，更多的外宣工作人脉资源积累，实际与公司拨付的宣传费直接挂钩。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的心态轻松许多。编辑外宣稿件也算是相对令我感到舒适的工作。但处理了约十篇稿子后，我发现自己被一套陈旧的语言系统支配了。

比如某部门给某政府单位打造一个监控平台，安装摄像头并加上AI分析功能，业务部门就会将事件描述成“数智赋能某某领域精准监管”，对项目具体内容则一带而过。我不得不为此打电话反复确认这项工作的原理及亮点，但就算明白了项目的原理（及水份），竟然也找不到 “数智赋能”之外的其他语言。不仅如此，对接几次后，我发现当地官媒记者也钟爱这种表述，带着“数智赋能” 这类字眼的稿子总是会更快被采纳，我猜想这也与报社内部编委的偏好有关。

除了“数智赋能”，“打通链路”“构建生态”，也是常见词汇。所谓“构建生态”是指有两个及以上的相关项目，“打通链路”则指两个项目之间在工作过程中相互衔接。我尽量通过回归事实来拒绝这些高深莫测又笼统含糊的词语，在标题里写明公司做了一件怎样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总结出，偏向基础设施建设、实体项目建设的部门提交的素材往往更容易达到这个标准，因为工作内容必须落到实处，不含水分且容易量化。

直到某一天我重看人物杂志2021年发布的《互联网大厂的黑话困局》，才意识到，原来这些让我难以超脱的语言，早在2015年就已经在大厂中流行。而如今，它们充斥在我的四周。新闻稿甚至称得上黑话含量低的领域，在向领导得到汇报中，“以XXX赋能某某某场景”“以XXX为抓手深化某某某工作”“打通某某链路，加强某某感知”“构建某某生态，打造某某体验”这类句式更加泛滥。平日同事交流工作，也爱说“颗粒度还不够细”“拉齐一下进度”。

新领导也改变了办公室氛围。从她搬来小办公室的那天起，家长里短的闲谈和捡外卖活动都消失了，更不会有人在五点五十八分拿起包走向电梯。每一个人都默契地延后了自己离开办公室的时间。

莹莹姐恐怕是唯一的例外，她依旧在六点后准点拔下手机充电器，只是走得更加悄无声息。我后来观察到，衣服的放置地点是她“无痕”下班的关键。冬天厚重的外套，莹莹姐总是挂在办公室进门的衣架上，因此每次下班她都像“暂时离开工位”一样走到门口，再拿下衣服飘然离去。我想效仿，但挂架上还盛着马姐、物业姐、文件姐的大衣，已经没有新加入一支衣架的空间。

线下阵地的意识形态检查

我的直属领导周玉珍之前任职的党建工作部，在我司一直属于强势部门。这除了与大环境相关，也与集团公司整体考核办法挂钩。按照集团规定，生产经营相关的各项考核，不盈利的省公司没有参加评优的资格，而党建考核是个例外。由于我司仍处在亏损阶段，党建考核就成了将领导送上集团公司表彰大会领奖台唯一可能。（2023年我司确实在集团党建考核中取得优秀成绩，这块奖牌也成了2024年我工作中常常涉及的热点。）

在考核的指挥棒下，其他省份在集团党建考核中的目标是“不出错”，而我司的目标却是“要出彩”。为做好管理，就涉及到党建工作部每年很重要的一项工作：省公司党建考核。

省公司党建考核工作采取部门互查的方式。刚入职不久时，我、莹莹姐以及一位巡察工作办公室的男同事陈哥，就曾被党建工作部抽调，到各地市检查“线下阵地”是否符合“意识形态”规范。

所谓“线下阵地”，通俗来说就是地市分公司的企业文化宣传栏、宣传墙及各种海报，下属营业厅也在检查范围之内。而至于规范具体有哪些要求，很遗憾，出发前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具体的检查标准。

每到一地，我们双脚才踏下车就有人急急忙忙来迎接我们，虽然接待的人口中亲热地寒暄 “来了”“路上辛苦了”这些话，但面上却是掩不住的不安，因不安又更生出几分谄媚，笑容仿佛是扯在脸皮上。我看到比自己年长许多的同事如此客气又敬畏地伴在我身侧，又始终落后我半个身位，只觉得手足无措，谁对我笑，我便也对谁抿着嘴笑，边笑边微微点头，试图通过表达友善让对方对我的态度自然一点。但对方显然无法因此放松下来，毕竟他们怕的是我所代行的、由党建考核赋予的权力，而非我本人。地市分公司平均每月都要迎接至少一次来自省公司的检查，他们比当时的我更清楚检查的实际情况。而一旦检查没有标准，会发现什么问题也就无从想象了。

我的年轻和友善没让迎检同事放松，倒是让她们意识到了我并不是主导这场检查的人。不再有人环绕我周围，我乐得清闲，一个人缀在检查队伍的后面。这家分公司有一间位于办公楼院外街面上的营业厅，我们的检查就从这里开始。

每到一面墙或者通告栏边，我就学着莹莹姐和陈哥的样子仰头看。由于事前没得到任何检查标准，因此实际检查中，陈哥和莹莹姐也只能凭自己理解来查找问题，比如对领袖的称呼、中央各项会议、文件中涉及的专有名词表述是否正确，重要时间节点是否有误等等。

没有哪个地市分公司会在经历了数场检查后还犯下这类“政治性错误”。但陈哥坚信一个道理：对于检查问题的人来说，“无问题”也是一种大问题。没有问题，就要扩大检查问题的范围。我们检查完营业厅后，步入院内办公楼。玄关处右手边便设有一个公告栏，一行人驻足沉默地打量着，陈哥盯着其中一张寡白的打印纸半晌，突然说：你们这个xxx他的党费交这个数？

地市同事显然没想到对方会问这个，愣了一下后回答：嗯，是啊。

陈哥露出一种质疑的笑容：不可能！他都什么职级了？怎么是这个数啊？这肯定交少了！

地市同事将信将疑地回答：没有吧，他的职级就是这个呀。

陈哥见地市同事还坚持自己的主张，断然地把手一挥：咋可能呢？你们这肯定有问题！

迎检单位是不能直接与检查组理论或争执的，因为一旦把握不好分寸就会沦为“态度不端正”，某种程度上，态度问题将直接影响检查结果的走向，于是这位同事最终决定息事宁人，承诺之后让相关人员再核对。

陈哥大体满意了。我们离开这个公告栏，爬上二楼。二楼大厅处，有一张企业文化立牌海报，陈哥又走向这张海报，这次他的话说的倒是更快：这都是多少年前的海报了呀？这公司广告语都换了，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摆着？

我看着那张海报，印的是集团公司统一的slogan。海报或许是几年前的，但slogan并没有变化。然而地市同事大概是因为海报落款时间的原因自觉被捏住了把柄，也不敢争辩，直接喊人把海报收下去。

陈哥点点头，我们继续向里走，走廊里有一面墙用作企业文化宣传，贴着很多照片，我看到这类墙面就自觉停下，装模作样开始“检查”。但陈哥又发现了问题：这个照片墙，怎么老总的照片一张没有，副总的照片这么多？

陪同的同事又赶紧点头应是：对对，主要是去年X总来我们这儿多……

陈哥不依不饶：那也不行啊，还有这宣传手册，这都是前任一把手在的时候的，现在老大都换了你们还看这个？

就算是我，也能分辨出 “没有现任大领导的照片”和意识形态规范并没有什么冲突。我盯着陈哥的背影，他年届四十，身材宽短，油腻的头发盖在头皮上，行动间双手背在身后，更挺出大肚腩来。迎检同事说话或打招呼，他一概不怎么搭理，只把眼光往说话人的方向一转，从鼻腔里哼上一声作为回应。但他自己说话又毫无征兆，往往盯着一面墙看着看着，突然语气轻飘飘地丢出一句话，随行迎检同事常常听不清，便只得急急忙忙凑近他身边。

我们一路检查了员工休息室的宣传墙、各办公室墙面上的内容。最终没能在这家分公司再发现任何问题。走吧。陈哥说出这句话时，我从陪同接待的同事脸上看到了今天自见面起第一个发自真心的笑容。一行人返身上车，我照例走在最后，这时迎检的同事突然快走两步，和我挨着肩，悄声问道，我们那个旧海报，算问题吗？

在我看来，这当然不是问题，但我无法保证其他人的想法，于是向这位同事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说，这个我们之后讨论一下。

关上车门，陈哥从副驾驶上扭过脸来问我，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我手里捏着用来记问题的文件夹，摇头回答。

那就把那个旧海报记上。总不能一个问题都没有吧？陈哥边说边回过头，将身体向后一送，舒适地靠下休息了。

欢送会

2024年4月，莹莹姐陷入了神秘的忙碌，她与我们的直属领导周玉珍一会儿谈到找照片，一会儿又商讨什么音乐，我听出一个大概，好像是在做一个电子相册。音乐反复几次没能通过，莹莹姐嗔怪地向周玉珍抱怨：哎呀，他到底想要个什么音乐呀！

她们指的是严总——新来的部门领导，周玉珍的直属上司。严总因为对音乐的不满光临我们办公室，表达意见：内容没啥问题，背景音乐“催情”一点！

那一瞬间，为了抑制自己的爆笑，我不得不用右手紧紧按着嘴巴。周玉珍不可置信的声音在我右后方莹莹姐工位上响起：催情一点？

严总肯定地回答，对，催情一点！

但我没想到这场活动里还有需要我参与的部分。四月底的一天，莹莹姐突然叫我，小赵，下午四点半欢送领导，我们两一起到1401拍照。

1401会议室常用来举办合作签约仪式、召开公司级领导决策会。我们要欢送的是一位资深的公司级二把手。为了安置公司各部门领导，会议室里的小桌全被替换成椅子，每边挤挤挨挨地各摆两排，算上公司领导，平时容纳二十几人的会议室生生装下将近五十人。

作为合格的摄像或者文秘，比领导提前到达会场是基本要求。我端着相机，先是坐着，随后听到外面有动静又赶紧站起来。不久，各部门领导到场，按名签坐好，没有人高声说话。我在会议室的一角站好，紧盯着门口，从公司领导一只脚跨进这间会议室的门起，我的快门就要动起来。

十几分钟后，公司一把手缓缓步入会议室，他边朝里走，边回身让人，紧接着退休领导露面了。短短三十秒里，会议室先由低语嗡鸣声转为鸦雀无声，紧接着又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一直持续到所有领导都入座方才结束。

严总负责主持会议，他拿着话筒站起身来，还没说两句话，已经哽咽了三次，勉强说完“综合部特意为齐总（退休领导）制作了一个纪念相册，并邀请在座领导过目”后，他坐下来，摘下眼镜擦眼睛。

周玉珍按下播放键，那首“催情”的旋律在拥挤的会议室内响起。我一会儿看看视频，一会儿看看众人反应。不多时，会议桌上有位我不认识的女领导开始抹眼泪，再过一会儿，两排座椅间也传来啜泣声。我一边举起相机按快门，一边怀疑：这眼泪到底是不是真的？领导只是退休又不是死了。

片子播完，严总情绪也整理好了，欢送会进入领导发言环节。现任一把手第一个发言，随后退休领导回应，紧接着，其他公司级副总也一一发言。直到此时我才理解这种在我看来用力过猛、粗糙滥制的煽情电子相册到底有什么意义——在座诸位公司级领导，发言时无一不提到一句“感谢综合部”。

那场欢送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在场所有领导都逐个发言，会议结束时已近六点。这是退休领导此生最后一次下班，公司派出的车辆将准时送领导回家，一群人浩浩荡荡下楼。我和莹莹姐自然比大部队更快到达一楼，为大合照提前做好准备。

六点一到，早已准备好的司机师傅将车缓缓驶到大楼正面，退休领导一只胳膊抱着大捧鲜花，另一只胳膊频频向大家挥手，直到退步至车边，他才转身钻进车里。在那里，严总早就为他打开了车门。

一个急难险重的任务

四五月份在反复的谈心谈话和我急迫地出活自证中流过去，六月，玉珍姐对我经手的外宣工作提出表扬。谈话开始变少，我们度过一段相安无事的时光。

七月中旬，一个周五的下午，时间马上到六点，玉珍姐快步走进办公室，语气焦躁地叫我们开会。下班开急会，准没好事情。果不其然，她告诉我们，七月底开半年工作会的那天，恰好是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严总让我们科室做一个纪念视频，在大会一开头播放。这时距离开会只有10天了。

啊？会议室里没有人贸然搭腔，只发出一些表达惊讶的语气词，好让玉珍姐的话能够继续往下。

玉珍姐不看大家，皱着眉头盯着桌面，继续说，严总这个人真是的！我都和他说了，还有十天了，我们就这几个人，这怎么来得及？

而后，她举起左手在脸颊旁边挥了两下，仿佛那里有只苍蝇：唉说不通！反正现在就是我们得做这么一个片子。

“说不通”是意料之中的结局，尽管玉珍姐表现得怒气冲冲，但我猜想实际沟通中她也不过抱怨了一两句领导要求来得太急而已。领导的命令不能违抗，只能温和、微弱质疑，最主要的是，质疑几乎都是无效的，必须落实。无论那些要求多么紧急，多么繁琐，多么不讲科学，最终会归结成“急难险重”四个字，而克服“急难险重”是一个员工必须要做的。

大家眼观鼻鼻观心，都不说话。玉珍姐继续发言，我觉得我们这个片子的目的肯定是要感动大家，可以体现一下公司二十五年发展的历程，形式可以新一些，大家有什么想法？

有片刻时间，我真的以为“新的形式”是指真正像制作一支广告片一样，拍摄、剪辑，但接下来的往来讨论很快让我回归现实。大家挨个发言，但基本无人超出玉珍姐的思路框架：既然是二十五周年，可以选取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图片和时间节点，做成宣传片。和往常一样，所谓宣传片，不过是图片套上AE模板，再配上旁白和音乐，形成一种视频感。我坐在会议室下首位置，在笔记本上记了几个关键词，接着被玉珍姐点名——小赵，这次的工作就交给你来做，可以吗？

我环顾四周，其他在座同事都低着头，玉珍姐则直直盯着我。我觉得自己没有拒绝的权利，但同时也明白，这次纪念片对领导来说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政治任务”，这就意味着我不必独自承担一切。于是我清清嗓子，答应下来。

玉珍姐欣慰地笑了，说，好！这次真的是急难险重的任务，你放心，我们都会支撑你的。

当天下午，我的电脑里拷进十几G的图片资料，桌面上垒起高高一摞过去的纪念册，并嘱咐一直合作的广告公司为这部纪念片的剪辑留出时间。整个周末，我都在做图片整理和资料梳理工作。

第二周，玉珍姐对我的资料梳理成果表示了肯定，但不满意我的视频文案思路，让莹莹姐重写一版，同时，她提出图片的修改要求：

已经落马的官员领导首先剔除，场景重复的图片也不要，人不好看没有“精气神”的也不能要。内容增补方面，25年来历任领导班子都必须有合照一张，现任领导班子年轻时的照片则最好人人有份；素材不能全是过去的照片，必须体现公司的发展和定位的变化；成果当然来之不易，但还要表明这得益于公司全员的共同奋斗……

我按照她的要求，向各部门四处征集询问补足素材。要体现是全员奋斗的成果，就要多放普通员工，但普通员工太多则淹没领导。几次沟通后我揣摩出办法：多放过去的员工和现在的领导。实在需要一些近年来工作场景的图片，就联系一线人员现场摆拍。

历史资料基本梳理完毕后，体现 “现在的发展水平”是要补充的关键信息。歌功颂德的事情无论如何夸张都不为过，而由谁歌颂显著影响最终效果。玉珍姐让我拎出当年内获得重要奖项的团队拍庆祝视频。于是，相关同事们接到我的通知，从不同工区赶到我所在的办公楼，在平日休闲会客的中厅里站成一排，一边大喊“齐心协力、斗志昂扬，二十五周年快乐！”一边手握成拳胳膊有力地向下一划。

准备好旁白台词，按照台词内容逐字逐句对照好要照片顺序之后，制作环节就交给了三方公司，一个大约有十来个员工的广告工作室。素材交付的第二天，玉珍姐带着我和莹莹姐专门驱车前往广告公司，专程给剪辑师讲片子的站位及重要性。

第一版片子周六发来，我微信发给领导，玉珍姐很快回复：太丑了！太土了！边框太粗、模板不大气、没有科技感是她主要不满的地方。

我和她一起去广告公司现场沟通。边框太粗、颜色太俗是最好解决的问题。丑的颜色可一律替换成我司logo主色，边框太粗也可缩窄。至于所谓科技感，就是在实拍的画面上加上蓝色网状、光子、粒子特效，营造出一种万物互联的炫酷感觉。但“不大气”就是一个需要结合段落语境来解决的问题了。比如在第一段，当台词内容是高举党的旗帜、感谢集团公司指导以及回忆历任领导班子的坚强带领时，把模板做出“没有模板感”（即没有明确边框）就是大气；但到了第二段，回忆公司业务发展历程时，带有明显边框的模板又无伤大雅。

就这样，片子改到第三版，玉珍姐大体满意，将内容呈给部门领导严总看。由于时间紧张，再加之担心严总无限制地提要求影响进度，玉珍姐向严总建议，请公司级分管副总一同审阅，严总接受了。

审片现场果然不出玉珍姐所料，提建议以公司副总经理——严总的直属领导为主。但等公司副总经理离场后，严总终于还是提出自己的要求。那些要求堪称朴素，但又最为麻烦。他要求我们做片子的目的非常纯粹，就是让领导高兴。如何让领导高兴？严总的理解更加简单：多放领导照片。

“把领导单人的照片放上几张”指的是多放公司一把手、二把手及我们部门分管领导的照片。有些公司领导照片的处理则微妙几分。比如分管市场部的副总，据亲身为这两位领导写过某项工作汇报材料的市场部同事说，这位领导与一把手的工作思路常有出入，他的照片既不能放的多，也不能不放。

反复多看两遍片子，严总突然又出声：“书记的照片怎么才一张？也再多放几张！”书记是从外省调来的领导，她的照片再多一些，也不影响其他领导的看法。

一句旁白能对应的照片数量是有限度的，如果增加太多张照片，画面就会因图片闪现过快令人眩晕。而领导的照片要出现，也需要符合语境，否则谄媚的意图就体现的太露骨。玉珍姐是文秘出身的领导，对叙事的整体性有追求，她似嗔怪似玩笑地说道：“哎呀严总！不能那么放！我们这个片子是为了公司整体25周年，又不是领导宣传片，放多了我就怕不合适！”

严总与玉珍姐二人早就共事过，他们自有一套相处模式，听到这番反对，严总也不恼，只是把脸转到一边：“哼。啥不合适，你就是政治站位不够。”

玉珍姐哈哈大笑，“哎呦严总，你又批评我！我们早就知道您的要求，你看这每个领导年轻的、现在的照片都放了！结果还说我站位不够呢！”说着她含笑看向我，似乎要寻求某种认同，我便也赶紧赔笑。

然而玉珍姐的劝阻终究没起什么作用，“加照片”成了严总贯穿始终的修改要求，直到大会召开头一天晚上九点，大家都在紧锣密鼓布置会场，我在试片子调适设备，他独自一人双手抱胸，赌气似的坐在一边，要求我“再加两张一把手照片”。

在一轮轮追加的、逢迎力度再大一点的修改要求中，审美是最先需要被抛弃的东西，它不会让我获得认可，反而成了让领导觉得“你不够聪明”的累赘。

大会前一天下午，严总突然说片尾“不够大气”，我不得不到广告公司和剪辑师一起挑选模板。模板库翻过近十页，有一款模板吸引了我：深蓝的天空、巍峨的雪山、急促铿锵仿佛下一秒我军就要开拔前线的BGM，以及伴着“轰隆”音效如同炸弹一般向画面正中心袭来的字幕，我一拍大腿，就用这个！

剪辑师蹙起眉头，嘴角向下撇着，眼睛不看我：啊？这行吗？这风格完全搭不上啊，这肯定过不了。而且人家这个效果好看是因为字少，你们这么多字，折行了也不好看啊……

我读书时做过广告实习，那一瞬间我仿佛从剪辑师脸上看到了从前的自己。诚如他所言，片子上一段讲的还是公司如何关爱员工，大家如何一同携手向未来，下一段就进入激昂战斗的音乐画面，两种氛围完全无法融洽衔接。但在原脚本中，片子本来在员工关爱与“携手向未来”之后就该结束。无论是战斗风格的特效，还是这个特效所要承载的喊口号表决心台词内容，都诞生自领导意愿。既然如此，领导的标准就是这一段的标准，字幕一定要大，出字幕一定要加上哐哐的特效凸显力度，至于折不折行、有没有排版根本不重要。

我笃定地告诉他：就选这个，肯定能过。

果不其然，不到十分钟，玉珍姐发来消息：“严总觉得这个效果很好。”紧接着她又追加一句：“一定要把这个音乐也用上。”

我长舒一口气，同时意识到，揣摩领导意图、迎合领导心意，这些我以为自己永远学不会也不愿意学的东西，自己还没意识到，就已经全部执行了起来。片子终于定稿已经是当天晚上十一点左右，我给朋友发去消息：“我的片子终于做完了。”

朋友：“哇怎么样，给我看看！”

“不可能给你看的，这东西不能给我任何一个朋友看，这是我一辈子的污点。”

“像专业的记者那样”

第二天，我负责会场拍摄，这项工作考验一个人如何能把自己存在感降到最低但又不至于偷感太重。但我没想到还有意料之外的任务。拍摄到一半，本来负责给公司一把手翻PPT的小利姐，突然站起来走到主席台旁侧，不伦不类地举起手机。

现在称呼小利主任或许更加合适，不久前，她刚刚从我的同事升级成了科室三级副经理——公司最低级别的领导。对应公务员体系，类似办公室主任。

我莫名其妙，但没当回事，继续自己的拍摄。等我拍摄到主席台旁边，小利主任招呼住我，向我传达严总意思：去拍显示各分会场实时画面的电视屏，会后要抽查他们的会场纪律。

我觉得搞笑，但还是听令行事。分会场几乎每个人都没有听会，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果每天都开会，当然什么会对大家都不再重要，但在高层看来这就是不严肃会风会纪。

地市分会场都是通过视频接入大会现场，要看分会场，只能拍电子屏幕。屏幕设在领导主席台对面，我便在主席台旁找了个角落。拍了一分钟，一回头小利主任又招呼我，再次向我传达：去拍我们现在的会场。

她边说边划拉手机，我瞥到严总发给她的几条消息：

笨。

像专业的记者那样，弓着身子拍。

别被人注意。

“像专业记者那样” ，耻辱感瞬间涌上我心头，我想到这些满脑子只知道向上负责、只有形式主义的国企领导对“专业记者”的定义，想着自己如今做着不伦不类的工作，在写企业软文里找一种“从事文字工作”的欺骗感，把一些注水项目说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当地群众需求。我笨拙又疲惫地被这些毫无意义的、相互监视的、形式主义的工作驱赶着，一边想，人耐受度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的精神好像一张被反复揉皱的白纸，越来越软烂、越来越毛边，只靠纸浆的纤维维持着大概整体。

我不想做了。最终所有的情绪都化成这一个想法。我站直身体，目不斜视，大步流星经过大大小小的领导，从会场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莹莹姐正坐在那里。我对她说，严总让拍会场纪律，我也不知道他是个啥意思，要不你去拍一下吧莹莹姐。

莹莹姐没有提问也没有拒绝，她笑眯眯地接过我手里的相机，语气温和地回应：他又搞啥呢嘛，行呢我去看看。

我在最后一排坐下，看着科室同事们围绕着这个会场忙碌，仿佛在看一出舞台剧，思绪飘到很远。小利主任仍在主席台左侧的小桌子边为领导翻PPT。她几乎和谁都能以一种“自己人”的姿态聊起天来。那种“自己人”的表现方式是很统一的：对方或许因为等领导、或者工作需要而来到她的工位旁，两人先是语调正常地寒暄抱怨两句最近的工作，随后，声音猛地低下去，像小鱼潜入了水面之下，潜行一段之后又若无其事地露出水面，回归正常音量，话题已经是新的一个了。 

平日里在走廊或者门口与她迎面碰上时，她的笑几乎像龇牙咧嘴。嘴巴平平拉开，嘴唇吊起来，苹果肌跟着上移，将两只眼睛挤成眯缝状态。我想起某个早上，严总来到我们办公室布置工作，提到她时说道，小利，马上你身份就变了，说话做事更要注意知道不知道？

我坐在小利主任身后，听到这话恍惚间还以为是后宫里哪位妃子新晋了位份，抬头去看，只见她探着颈，微微低着头，下巴往里收着，好像是有无形的重物压在她的颈背上，嘴角抿出一个笑。

大概是因为“身份变了”，那段时间她也格外热衷教我一些职场生存之道，比如如果有人要突破我的工作原则，我一定要通过正当的手段给对方制造难度，让对方知道想要从我这里突破没那么顺畅。再比如和玉珍姐沟通做半年工作会PPT时，我不应该说“今年做的简单一点”，因为玉珍姐并不知道我去年做片子的“颗粒度”，在玉珍姐听起来这话就仿佛我在怠慢工作，当然也是怠慢新到综合部的领导本人。

一开始我充满感激地接受了，直到昨天晚上，我才识别出她“调教”我的意图。十一点，我从街边影印店打印完明天要用的会议资料，看到严总在群里发通知要求大家第二天提前一小时到单位。这条消息对我、甚至是我的科室没有意义，我们只可能比领导要求的时间到的更早。我因此没有回复“收到”。然而第二天醒来，我看到小利主任消息，她截图了那条通知，说“这种时候，还得整整齐齐到位哈”。她也是当晚我们科室内唯一回复的同事。

我想起她对我说“让领导欠你东西是件好事”，想到她生病后宁愿午休时在工位睡觉到三点也不肯请假回家休息。在我看来，这些行为除了作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姿态以外，达不成任何实际性目的，是完全没必要的苦情。而她竟然还想把那些我觉得不屑的做事方法灌输给我。我心中顿时警铃大作：必须让她知道我不是对一切照单全收的傻白甜。我没回复这条消息。

而就像这场大会中给领导翻PPT一样，综合部的秘书好像永远伴在领导旁侧某个边角位置上，低眉敛目，随时接应，或者准备随时消失，像古代侍立皇帝身侧的太监。无论是否属于综合部的职责范围，公司领导只要有需要，就会推门进来要东西。当然，他们也会对科室有所表示。比如小长假前，公司二把手曾突然走进办公室让我们提前几小时放假；公司举办美食节活动时，领导们为了体现“关爱员工”要挨桌向员工敬酒（员工喝的都是饮料），到我们科室这一桌，二把手总会说，哎呦这几位可是要好好敬一敬。

然而实际上，无论领导如何口头肯定，人员的配置和奖金的分配才真正体现出一个部门的重要性。部门奖金等级评定，综合部永远是最低一级，文秘室也无法在绩效考评中多拥有几个评A的名额。没有人会在表面表达对综合部的蔑视，但私下里，某位市场条线下属单位的三级经理，在得知我以校招生身份进入综合部后，不屑地向他的下属说：年纪轻轻就去综合部这种养老部门，没出息。与此同时，作为不直接产出经营效益的部门，综合部长期人手紧缺，最严重时，一位领导带着两个同事完成三个岗位的日常工作、检查考核和办会要求。

所有新的、旧的事情一齐涌上心头，看着莹莹姐得体地逡巡拍摄会场纪律，看着小利主任继续端坐在主席台一侧翻片子，看着玉珍姐站在会场中段的侧边位置，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锁定主席台，仿佛机警的犬类一样一边凝神谛听一边准备随时响应领导需求，我的精神逐渐飘离了会场，漫无目的地思索着：

难道真的要在这里这样工作一辈子？用尽手段在领导面前表现，实际上是像个胀气的河豚吞下所有的不合理要求，日复一日做着没有任何价值的片子、写着注水的企业软广、永远“稳中向好、一片大好”的材料，在春来秋去里到了三十、四十、五十岁。浪费了仅有一次的人生？深谙职场智慧的小利主任又得到了什么呢？如今终于在一个总共五人的科室里做副经理吗？更别提其中玉珍姐明明与她同期入职，但级别还高出她一级。

我看着她们的样子，想着，如果我努力的终点也不过是这些东西，那这种努力真的毫无必要。

和我萧条的心境相比，公司25周年纪念活动可谓鲜花着锦。公司食堂、物业、后勤都在综合部管辖范围之内，为了庆祝25周年，新闻文秘室负责做片子，这是会场内的工作，而服务支撑室则要在公司食堂切蛋糕、大摆火锅宴，这是会场外的排面。食堂设在二楼，员工先到，随后公司领导班子露面，在二楼正厅入口处为大家切二十五周年纪念蛋糕。

我仍要为领导拍照，这是我见过公司领导笑得最开怀的一次，也是我在公司两年最出片的一次。返图之后，严总看到照片，竟然满意到在支部拍纪念照时专门逡巡到我身边来。

他清一清嗓子，偏过头来低声问我，照片是你拍的？我点头应是。严总点点头，皱着眉放着脸，眼神不看我，说，拍得好，继续努力。说完这句话后便快步走进部门其他员工中间去。

这是严总第一次主动和我说话。如果我是一个有野心在这家公司继续往上爬的人，那也可以将25周年庆的胜利理解成自己的大获全胜。公司领导对我牵头做的片子非常满意，当天下午便叮嘱要将片子给全省每个公司都传达到，玉珍姐在我身旁挨个给各地市领导打电话传达一把手的意思。而当时我正赶着剪辑25周年庆现场纪念视频。还没剪完，人力资源部为公司员工发放的1000元25周年感谢金又到账了，小利主任说是因为我的片子。虽然我从来没有看得起那纪念片，但那一刻我还是选择相信这种说法：我司共计在职员工2700名，无论如何，我是为广大员工累计创造了270万收益的女人。

当天晚上九点多，我终于结束了视频剪辑工作，与玉珍姐同乘一部电梯下楼。电梯里，她对我大加夸赞：小赵这次真的辛苦了！主要是这次的片子不仅是领导满意，主要是好多公司的老员工看了都特别感动，都给我发消息，你看，咱们就是要做这样的工作！只要工作做到位，大家都能感觉到用心！你还这么年轻，你好好干，这在以后都是沉淀。

我心不在焉地附和她，实际上脑子里想的全是另一回事。尽管我们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工单里有一项是“加班申请”，但大概从没有人提过这个工单。法务部与我同期入职的同事曾提过一次，结果是被他的部门总经理单独叫进办公室训斥：可以调休，但别让加班申请“这个东西”再出现在她眼前。

我自然没有勇气给领导提加班申请，但为了制作这支宣传片，我已经连续两个周末没有休息，也很少按时下班。要提调休，就要趁现在。眼看着电梯已经到了七楼附近，我终于顾不得再拖拖拉拉，在接完玉珍姐的话茬之后赶紧跟上一句：对了玉珍姐，我下周能不能调休一下。

玉珍姐的溢美之词刚刚结束，听闻这句话之后，笑容仿佛踩了急刹车却依然撞上前车屁股一般，来不及收回，和错愕的情绪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嘴角还在上扬，但眼中笑意已经退去、眉头皱起的复杂表情：啊？呃，可以啊，你想调几天？

三天吧。我看着她的表情，最终说出这个数字。

未完待续

文中人物为化名

CDT编辑按：

8月29日，也就是中国情人节七夕的晚上10点，重庆大学城的一栋大楼外墙，忽然出现投影的巨幅标语。标语内容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打倒红色法西斯 推翻共产党暴政 不要谎言要真相 不要奴役要自由 暴政共产党下台”等，投影持续了约50分钟，最终被警方锁定位置关闭设备。。

8月30日，《不明白播客》主持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莉请到此次标语投影事件的行动者戚洪在 YouTube 直播对话，戚洪因为安全考量并未露面，但表示已于8月20日离开中国，与家人一同前往英国，29日当天是远端操作投影。原本有点担心计划失败，而且面对“庞大的暴力机构”还是有所担忧，但没有预料到事情发生后会有如此大的反响。

戚洪在直播中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出身重庆山村，16岁辍学后南方打工，早年在北京因流动人口身份多次遭遇警方粗暴对待，甚至被收容所关押和凌辱。2006年后他靠电商创业改善了生活，在北京买房买车，表面过上中产阶级生活；但2019年后，他因疫情、教育、食品安全、思想控制以及仇恨教育等问题，对中国社会彻底失望。

戚洪分享，他是受到“四通桥事件”的彭立发、白纸运动青年及今年4月成都天桥标语事件的启发，想用自己的方式把心声吐露出来。他同时强调自己并非追求暴力革命，而是希望以较为“行为艺术”的方式表达心声，点燃一些大学生心中的“火种”。

两年前，我跳槽去了一家财经媒体，全职做农业报道。我以为这是份更靠近土地、靠近食物的工作，能把新闻报道和具体的生活重新建立联系。和那些书写风味的美食作家不同，我写饲料行情、生猪出栏、粮价波动，采访种地的人、做养殖的人、推广农业技术的人……总而言之，就是报道食物供应系统，试图梳理它的生产链条、流通结构和价格逻辑。

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们的选题多源于上市公司公告和财报。绩效要求我每个月要出十几篇稿子，导致我绝大多数稿子都是电话或者微信采访，当天就必须把稿子写完。只是偶尔才会出差去实地采访。

因此，毫不意外，哪怕我每天都在写“吃”的问题，我依然看不见食物——大公司的财报只会描述宏观的状况。这种描述相当笼统，只靠着财报里的三张表（注：即财务体系的三大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无法解释得清食物是怎么被生产、被处理、被消费，又是怎么在中途被丢弃的。我常常困惑，我真的是在做记者吗？

一、看不见的猪脓包肉

我第一次深刻意识到自己“看不见”食物，是在研究一家著名养猪企业的猪到底卖到了哪里。这家企业号称每年能给1亿人提供猪肉。但真到了生活中，我没看到任何猪肉在以这家公司的名义售卖。我把问题抛给一位分析师。他说，这家公司只需要把猪卖给屠宰场就够了，他们不需要面对消费者做品牌。

我还是想找到他们的猪肉到底去了哪里，我继续查资料，居然意外撞见了一条线索。

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有人吐槽：“他家的猪前腿脓包修不完。”——说的正是那家企业。评论后面有人回他，“打针太多了。”还有人说，“收脓包肉回去喂狗。”

他们的身份不难猜，基本都是屠宰场的人。在生猪屠宰的工序中，有一步叫白条修整。生猪身上那些不适宜食用的部分就在这一步被切除，成为废肉。有的超市和猪肉贩还会对猪肉进一步精修再售卖。

“打针”，指的是打疫苗。如果疫苗还没有完全吸收，那头猪就被宰杀了，它的身上就会有脓包。这必然是养殖企业过于追求养殖效率的结果，增效本就是现在养殖行业在周期下行时保住自身利润的办法。

◉农业展会上，各类猪企热衷于展示自己的智能化水平，以期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图片｜谢小丹

我找了张图片，看了看所谓的脓包，长得就像是猪肉上面又生出的疙瘩。长着脓包的肉是不能吃的，正常情况下也不会出售给消费者的，可剩下的猪肉也不清楚是否还有健康隐患。但当天手头的稿子不需要补充上述信息——那是一条很常规且普通的稿子，涉及的信息只有那家企业最近几年的业务发展、生猪周期走势和它的业绩波动等等。哪怕在众多对该公司的报道里面，它都极其普通。

一时间我没有精力去追踪。于是，我选择了暂时放下，先交掉这篇稿子。

在那两年里，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写这样的宏观农业稿件。写大公司，确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职业训练，每天追踪业务变动和市场挑战，很快就能摸清行业走向，商业又是弄清楚社会运转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然而写多了大公司稿件，我对农业却是门外汉，最终很多报道都突破不了宏观数据分析和供求关系讨论的框架。

所以发现“脓包”的那一刻，我其实是兴奋的。这个线索没有人写过，哪怕从功利的角度讲，如果能把问题弄清楚，也许还能换来那家公司公关对我另眼相看——过去，我跟这家公司一直沟通艰难，他们就像是躺在我通讯录里的“活死人”，无论怎么打电话、发微信，他们都不理。后来有同事写了一篇“触动”到了他们的稿子后，我们才跟那家企业勉强建立了沟通关系。

但最后，我还是没把自己的线索追下去，大概率是因为畏难。无论如何，手头的资源都无法支持我找到屠宰链条上的人去采访，或者真的进入一家屠宰场寻找答案。而下一篇稿子的截稿时间马上又要到了。

二、当记者自己遇到了下行周期

做了农业记者之后，第一个选题就是写牛羊肉价格下跌。采访一位内蒙古养殖户后，我们变成了朋友。之后牛肉价格下跌了很久，我第二次再去找他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好问的了。反倒是他问我，各地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我说，没有。是真的没有，过去的两年半，我大部分选题多多少少都会涉及行业下行、价格下跌。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羽毛球涨价，很多羽毛球爱好者因此哀嚎，打不起球了。可是，羽毛球涨价是因为羽毛的成本上涨，羽毛成本上涨却是因为贩子们收不到毛了——养鸭亏损，很多养殖户已经退场。这个线索让我偶尔还能在数据和研报之间，找到一点点食物和人的联系。

另一个例子是，肉鸭这条产业链里，鸭肉就不如副产品值钱。因为不值钱、又需要销路，就会有人用它冒充牛羊肉售卖。一份报告里还说，很多鸭肉最终流向了建筑工地的团餐。在这个肉蛋奶不稀缺的年代，我第一次意识到，肉蛋奶消费，也能划分人群。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不是做了农业记者，我可能也不会留意菜市场里的价格涨跌，更不会在网上买菜、点外卖的时候去想，这些食材从哪来，卖给了谁。然而，去追问人们为什么不再买奶了，为什么有人吃不值钱的鸭肉，未尝不是何不食肉糜。

我们有一套常用的报道框架，其中一项是观察价格波动。价格是个很直接的抓手，既和宏观市场有关，又能映照每一个人的日常消费。价格波动，往往是因为供需失衡。不凑巧的是，我进入农业领域的时机刚好是价格下滑的周期，特点是供给过剩和消费下滑。过剩来源于在上行周期里的乐观预期，人们好像以为市场会无限大，几乎所有人都在加大投入，憧憬未来的高收益。但是冰冷的现实是，上行周期会结束，人们会消费降级。

◉水稻试验田。图片｜谢小丹

写农业的这几年，我能看到行业的下行，现实常常让我心情低落。更糟糕的是，学会了这套商业分析逻辑，我总忍不住要想想自己的行业和公司。做记者还是什么好职业吗？大家几乎都会想这个问题，也会尝试着去找出路。如果自己的条线形势一片向好，日子可能还好过一点，像是科技媒体的老师们大概率日子还好过。媒体要自保，势必要多找投放和合作，也必须要更关注那些欣欣向荣的行业和企业。甚至，这些年很多主流媒体公号上的重磅长篇农业文章，常常来自几家互联网公司的软文：某家电商如何参与乡村振兴；某短视频平台如何推动农产品直播带货；某大厂如何用新技术让农业看起来更像一个高科技产业。

但真正种地养猪的农业显然不在此列。每年财报季，那些农业公司的营收，甚至还赶不上科技、工业公司的利润。农业公司多数又不直接面向消费者，没什么打造品牌的需求，不需跟媒体合作。加上我那些拾人牙慧的稿子确实没什么人看，流量总是垫底，我最终没保住自己的工作。

三、标准化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其实，在农业报道里面，也有很多让人振奋的叙事。有蓝莓企业跟我介绍过，如何将蓝莓做得标准化。标准化，简单来说就是用传感器不断监测数据，再用上设备辅助调节，最后保证果树能得到统一一致的光热水肥条件。

这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看天吃饭和产品非标品的难题，降低了他们的运营难度。而对消费者来说，标准化意味着买水果不再仿佛开盲盒，不会这次觉得口感好，下次味道就不一样了。

我在云南昭通、北京平谷也看过类似理念的果园，果树与果树之间不光行距、株距统一，就连果树的形状都修剪得一样，像部队的方阵，让每一颗果子都能获得同样的光照。果实也有标准的分级，有特定的机器对水果做分拣，能确保大小、形状甚至甜度的统一。

甚至我还体验过上百万的智能拖拉机。当我们还在争议城市里智驾是否安全的时候，这一技术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好落地的场景——大规模农田。如果克拉克森不是买辆兰博基尼拖拉机，而是买辆带有智能驾驶辅助的拖拉机，也就不会一开始把地耕得歪七扭八了。

◉工作人员为参访者介绍东北黑土地上的百万拖拉机。图片｜谢小丹

养殖行业也一样，今天的养殖企业甚至可以通过传感器精确地知道每头猪吃了多少饲料，再计算出这些饲料能让他们长多少肉，这种精细化运营可以有效地降低喂养成本。

刚进入农业报道那会儿，我也曾对这些故事充满兴奋，以为凭借技术手段，农业可以克服看天吃饭，克服一切不确定性，最终消灭饥饿、让所有人吃得更好。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消费者已经享受到了这种便利：生活在北京，一年四季都有稳定的新鲜水果蔬菜，买菜可以选择送菜上门，不想做饭可以选择外卖，或者就近找一家餐厅解决……

生存需求看似被轻而易举地满足了，但真正的“吃饭”变得越来越轻飘飘，既看不见食物，也看不见食物的生产过程，浪费也不再是一件需要羞耻的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成了一种极容易被突破的道德约束，需要被政府发起的“光盘行动”来教育。

作为消费者，或许可以靠更透明的信息缓解焦虑。但作为记者，作为信息传递的一环，我却更无力。企业会讲规模化、讲产地直采、讲订单农业、讲二维码溯源……大部分时候，我只能相信他们的商业判断和解决方案，做了他们市场教育的工具。

但我又无法全心全意拥抱那个商业世界。哪怕从逻辑上讲，规模化生产也不真的意味着安全，只意味着有问题的食物会更大规模地出现。再加上庞大的农产品流通体系，波及的范围就会更广。

◉每个城市都有几个这样的农贸市场才能满足市民生活需要，但它仅仅只是农产品流通体系当中的一个枢纽。图片｜谢小丹

农产品流通体系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连接零散小农户与庞大的消费市场。于是，从一块土地上的农作物出发，要经过产地经纪人、集贸市场、产地批发商，再穿越销地的一级批发市场、二级批发市场，最终抵达商超、农贸市场或餐饮企业，才走到消费者的餐桌上。每个环节之间，都有着无法填补的信息差。如果今天消费者要受到食品安全的困扰，可能这里面的每个环节都尽了自己一份力。况且，这套体系又太长，层层加价让农户和消费者都难以获益。

我还有种不安。过去，那个养牛的朋友告诉我，在他的老家，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很多人把回家养牛作为避风港。今天，“返乡种地”也是媒体们喜欢做的选题。可他们返乡后，假如以这种方式经营农业，成本将会巨高无比，又要经历农产品价格的周期性波动，返乡务农真的是出路吗？如果小农户都退出了农业，在城市里真的会有更好的生活吗？

四、我的实验田

写农业稿的时候，我遇到了许许多多何不食肉糜和外行的时刻。于是我换了一种方式学习：去年，我在住处附近的一个共享农场租了10平方米的土地。解决了种什么、怎么种的问题，终于把种子撒到土地里，我又焦虑了起来，开始担心收不回租地的成本。

成本当然是收不回来的，只不过能身体力行地对自己的报道领域又加深了一点点认识。

在农作物长势最好的7月底，我出了趟差，加起来9天。临出发前，我还拜托朋友去帮忙浇水。后来一看天气预报， 北京那段时期要连着下雨，索性就跟朋友说，不要去了。

回来后，又遇上北京连日降雨，地里变得格外泥泞，没法下脚，所以前后大概半个月没法去查看那一小块地的情况。我以为，老天爷会帮我照料好那些蔬菜的。

结果面对的却是一片狼籍：所有的叶菜都死了，辣椒泡烂了，番茄幸存了几棵，只能说是勉强活着。只有没有经过人类长期驯化和培育的薄荷和紫苏，在暴雨过后依然生机勃勃。

之后的八月，高温多雨，即便补种也没有一棵蔬菜存活。不只是我，因为天气原因，蔬菜种植户们跟我一样损失惨重，去年夏天，蔬菜价格飞涨，在气候变化面前，小白和老手几乎是同样脆弱。

◉2024年北京夏季高温暴雨后，辣椒、茼蒿、生菜全军覆没，没有救活。图片｜谢小丹

我不仅遭遇了天气的挑战，身体也因为种地饱受摧残。

种地最初，我决定不除草，因为听说保留杂草可以给土壤提供更多覆盖，保留根系还可以减少对土壤里微生物生长环境的破坏。

但几乎每个路过的人都会问一句，你怎么不除草？有一天，一位邻居大爷同样停下来问我，我便兴致勃勃地分享学到的知识。

结果他反问，是不是抖音上看的？他的言下之意很清楚，我被抖音骗了。于是我继续辩解，却惹恼了他。我没能修复邻里关系，之后再在农场碰面，他再也没有理过我。

后来我没能抗住压力，跟杂草斗争了很久。因为蹲在地里除草，膝盖落下了病痛，直到今年夏天，才彻底痊愈。

种地其实除了心理疗愈外，对做农业记者没什么帮助，最终还是要回到业务层面上去思考自己的答案。

农业领域里也有一些新选题：返乡的新农人，消费企业介入种植上游，甚至火锅、茶饮里又出现了新的农产品……这种选题有很多。然而，这些选题真的载得动农业吗？

在写阳光玫瑰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位阿姨，费劲让她相信我是记者之后，她立刻情绪激动了，大骂媒体无良。她说，家里做建筑生意被骗了很多钱，想着做阳光玫瑰保住生计，却又遇到了烂市，采访就是在往她的伤口上撒盐。

那天，我惹了烂摊子，努力给她发微信和短信补救，又费了一些口舌才把她安抚好。她还把自己丈夫的号码发给了我，让我去找他聊一聊。

我没有再去联系他们，把我们的对话全删除了。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种植户素材，选题也很简单，就是要写一写阳光玫瑰这个品种是如何失败的，已经没必要再去打扰他们。况且一个轻飘飘的选题，也承载不了这样的家庭伤痛。

过去的两年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时刻迫使我反思，究竟想做什么样的农业报道，要怎么去做？

偶尔我会想起自己的前领导。他说，我们的优势是每天跟行业里的人泡在一起，所以能更及时了解行业里的变化。我被这句话戳中了，把它奉为了金科玉律。

来做了农业后，写了两年半稿子，农业呈现给我的面貌越来越复杂。它不光是商业模式，也事关生计，不光有智慧农业，也有它传统的那一面，我也越来越不甘心待在商业的框架里去报道农业。

究竟怎么做，我还没有答案。只是我不能再用门外汉的方式来写农业了，唯一能想到的方法就是前领导的那句话，每天跟行业里的人泡在一起。我得离得再近一点了。

食通社作者：谢小丹，前农业记者，梦想有一小块地自己种

CDT编辑注：读者可前往工劳小报官网订阅新闻信，或加入Telegram群。工劳小报简介：“工劳”这个名字是工人和劳动的简称，同时也是“功劳”的谐音。我们想透过“工劳”这个词来强调基层劳动者在维持中国社会运转中的贡献。但同时，工人也是社会不公的最大受剥削者，长期处于失语、不可见的无力处境。我们反对此种现状，希望提升劳动者的能见度，让我们彼此能看见、理解社会不同劳动者的处境，並期盼不同职业的、不同性别的、不同民族的劳动者能达成真正的团结。

导语

今夏的高温与极端天气，再次将基层劳动者的处境推到公众视野。7月，青岛大学的宿管员疑因持续高温突发疾病离世，山西载有14名采椒零工的中巴车在洪水中销声匿迹，令人想起2023年7月涿州水灾中被困在厂房的工人。此类事件并非偶发个例。随着极端高温与暴雨天气日益频繁，基层劳动者面临的生存与工作压力进一步加剧。

根据《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1961年至2024年，我国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根据中国天气网（1、2）的数据和澎湃新闻的信息汇总，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的高温日变得更多、更热、更早，暴雨和大暴雨天气过程的持续时间也有增加的趋势。今年的异常天气在6月已初露迹象。6月，全国平均气温21.1℃，较常年同期偏高0.9℃，与2022年并列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一。全国平均降水量85.8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3.4%，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5成至2倍。7月，北京出现特大暴雨，24日-28日间，全市最大降水量543.4毫米，相当于四天下了近一年的雨。

图源：澎湃美数课

极端天气对劳动环境暴露度高、劳动强度大、休息条件差的劳动者有更大的威胁。比如，厂房、工地、矿井容易积水、坍塌，户外劳动者（外卖员、长途运输司机、清洁工等）中暑或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显著增加。同时，这类劳动者还往往缺乏相应社会保障：高温津贴、防暑降温措施难以落实；极端天气带来的伤害很多时候被视为“自然灾害”而非“职业伤害”，劳动者及其家属维权难。长期处于高暴露、高强度、低保障的工作环境中的劳动者既缺乏应对气候风险的条件，也缺乏制度性的保护，ta们是受极端天气影响更甚的群体。

气候极端化与劳动风险叠加，基层劳动者正以身体和生命承担着这场气候危机最沉重的代价。工劳小报第一期主题刊关注气候危机下的劳动者，梳理今年以来，高温和暴雨天气下基层劳动者面临的多重风险，以及相应制度保护的状况。

高温之下：未落实的补助与保障的不均

相比过往公众认知里，建筑业户外工作者最常面临高温天气的风险，今年，室内劳动者的脆弱性也格外凸显。7月6日，青岛大学宿管疑因高温去世的消息，引发了关注高温下劳动者处境的小高潮。无独有偶，7月15日，西安一保安也因高温天气在保安亭猝死。在一年比一年严峻的夏天，保护劳动者的政策是否到位，又是否真的能在实践中落在实处？

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但更重要的并不仅是发一笔钱，而是为工人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温度，采取必要的防暑降温措施，如减轻劳动强度，调整工作时间，定期为劳动者提供健康检查，并采取新科技、新设备控制高温，进行日常监测和健康检查等。

越来越多工人的工作环境已达到应发放高温津贴并采取其它措施确保用工安全的条件，因为大部分中小型工厂的流水线都没有空调，车间温度动辄达到33度以上。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哪怕工作场所突破高温，高温津贴的发放和执行往往混乱且不规范。中国劳动趋势的分析指出，高温津贴实际落实上各省各行其是，缺乏统一标准，多个省市区别对待室内外工作者，且津贴标准多年未更改。在过往法律判例中，企业可能声称温度达标，拒绝发放高温津贴，劳动者起诉后需自己提供对工作场所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和证人证词，否则法院可能驳回劳动者的申诉请求；而及时发放了津贴的用人单位可能也以此来免除改善劳动条件的责任：今年6月，有上海企业被曝光，老板以‘高温费已发放’为由，拒绝在车间开启空调，导致员工在高于37度的环境中工作。

图源：国际劳工组织

高温劳动导致的工伤和工亡常因发生时间和地点的模糊，而被用工单位推诿责任和拒绝赔偿。7月，西安猝死的保安周某就因在上班前一小时出事，且长期居住的条件恶劣的职工宿舍严格意义上不算作工作环境，遭遇相关责任方的推诿，小区物业称周某属于外包员工，劳务中介则认为周某是在正式用工前一小时猝死，不符合工伤，公司仅愿意进行有限的人道主义赔偿。现实中热射病发病以及因高温造成的伤病实际发作的时间地点可能有延迟或模糊性，由于缺乏更明确的政策细则执行落实的规定，企业得以规避工伤责任。

另一暴露在特殊脆弱性的高温劳动群体是大量就业不稳定、处于非正式劳动关系的工人，包括建筑业、农业、家务劳动者、拾荒者和街头小贩等。例如，平台接单的家庭服务业劳动者大多为灵活就业的网约工，尽管其工作环境符合高温津贴的标准，但由于ta们大多没有和平台或外包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平台便规避了提供权益保障的责任。非正式劳动者的高温劳动保障非常不足，这类工作又因其灵活的工作时间可能更多吸纳了需要承担双重劳动的女性。这再次提醒我们，高温天气的风险哪怕在劳动者当中也并非均等，原本就落在社会保障网络之外的工人没有退出高温工作的选择，也更缺乏制度保障。

暴雨洪水多发，劳动者面临的多重风险

今年的汛期相较于往年有所提前，从6月下旬开始便呈“南方久涝、北方急涝”的态势：6月27日后，华中西南一带（河南、贵州等）连续强降雨引发城乡内涝与山洪，公路中断、工地与小作坊被迫停摆，外来务工者与临时工首当其冲，很多人既无带薪停工也无灾后补偿的预期。7月下旬的雨带北抬，北京在7月28日启动防汛一级响应，公共交通与文旅场所大面积停运，对零工、骑手、环卫与文旅服务业的即时收入形成断崖式影响。截至7月末，北京近郊多地受灾，受灾居民与小微企业、保洁与民宿服务人员等在保险与社会救助覆盖上的薄弱处境，延长了ta们重启生计的时间成本。8月初，南方暴雨再度“倒水式”倾泻：深圳多次触发分区暴雨红色预警，深汕特别合作区鲘门街道在66小时内录得累计891.6毫米极端雨量，地方层面一度采取“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综合措施。节律交替的降水过程，把基层劳动者置于两难境地：停工无薪，出勤又高危。      

无人机视角显示，2025年7月29日，中国北京密云区因强降雨发生洪水，村庄民房及其它建筑物部分被淹没。图源：路透社

今年发生多起暴雨失联案，劳动者在通勤、返乡或临时工地转换途中陷入联络中断与生命危险。把今年的情境与既往经验对照，则更能看清结构性问题：汛期红色预警即代表停工停运，但平台与外包体系的层层转包，使得用工调度与气象预警存在严重脱节。今年南方多地的暴雨里，清晨出工的通勤包车最易陷入“预警已发，车仍在路上”的风险之中，农忙季或采摘季的短期招工队伍尤为脆弱，一旦遇山洪就可能失联。在这些情况中，谁来下停运指令、何时通知、出了事谁负责等问题，至今依然模糊不清。

暴雨和洪水的多发也暴露出交通与物流业的脆弱：运输能力骤降，站点关停，从业者的生计因此受到严重冲击。洪水冲毁道路桥梁后，货车司机、快递与仓配从业者既担“车损自担、货损自赔”的合同风险，又面临平台考核延迟与罚款的压力；此前小报总结过洪灾对运输与出版等行业的连锁伤害，道路虽能很快抢通，但劳动者的保障却无法跟上：谁付停工的钱、谁赔损坏的工具、谁负责理赔，往往没有明确责任人。

而对于劳动者而言最大的困难是灾后的漫长恢复。对于涿州而言，灾后重建的迟滞首先体现在产业链节点的受损：作为北京出版业的库房腹地，涿州的图书物流园区“整园受淹”，有企业自述8000平米库房、约360万册存书几近全损；而图书库存常被保险拒保或保额有限，巨额亏损只能在企业与一线从业者之间层层消化，影响从编辑、仓配到营销的整条产业链条。对交通与即时配送来说，洪水后的“重启”同样艰难：城郊的快递集配站往往最早失守、最晚恢复，北京房山区一处站点曾一度困住80人；水退之后，即便车辆还在，但电瓶报废更换动辄上千元，自担成本直线上升。

此外，暴雨天气对外卖骑手的影响也十分显著。这不仅是因为骑手在暴雨中工作有更高的风险，容易遭遇交通事故，更是因为，在暴雨天气，城市居民对外卖的需求量会剧增。在暴雨天气，外卖骑手面临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长时间淋雨而生病，脚长时间浸泡在不干净的水中带来的健康风险，在雨天发生滑倒、翻车、撞车等意外。上述风险会因缺少高质量的防雨装备（比如能够抵挡暴雨的雨鞋、雨衣）而加剧。同时，暴雨天气也会带来手机进水、电瓶车电瓶泡水等问题，带来进一步的财物损失。

暴雨中的外卖员，图源：食通社

关于暴雨或洪涝，相关的制度性保护很少。洪水突发往往被认定为“不可抗力”，由此造成的工厂被淹、工人没能及时撤离而遇难，在部分地方人社部门可能不算作工伤。而对于农民工、临时工、非正式就业人员，因为工伤保险覆盖不足，更可能面临“无人负责”的情况。对于农户而言，农作物在洪水中受损可以通过相关农业保险获得相应理赔款，但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十分有限。

与洪涝相关的另一项制度性保护是蓄滞洪区补偿。依照《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2025年）》，国家会针对住房、农田、专业养殖、经济林等区域在蓄滞洪区运用期间的水毁损失予以补偿，补偿力度在损失的40%到70%之间。不过，该项补偿只限于被划定到蓄滞洪区范围的情况，覆盖范围十分有限；且该补偿只针对洪涝中一般性的财产损失，也非为劳动者提供的针对性保护举措。

结语

长期在高暴露、高强度、低保障工作环境中的基层劳动者，往往缺乏必要的物质与技术条件去应对气候风险。面对高温，建筑业、环卫、制造业等户外劳动者缺乏遮阴、降温、防护设备等基本设施；外卖骑手在极端高温、暴雨、台风等气候事件中仍需作业，缺乏有效的防御手段。由于收入有限，ta们往往也难以通过购买空调、防护服、高质量雨具、保险等方式来提升防护能力。而信息获取渠道的匮乏，则使ta们无法及时获得气象预警和健康指导等关键信息。这些条件上的不足，使得劳动者在面对气候风险时更加被动。而制度性保障的缺位，则将ta们推向更加危险和脆弱的境地。

2025年8月21日晚至22日清晨，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一位25岁的女孩去世了。

警方通报显示，犯罪嫌疑人是她的丈夫。经法医检验，她的死亡原因是“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这个案件还有一名犯罪嫌疑人，是被害人的婆婆，因“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被警方控制，两名嫌疑人目前均被刑事拘留。

从8月22日至今，“孟村伤妻致死案”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一方面，因为暴力和犯罪发生在家庭内部，再次引发了人们关于“家暴”一词对“暴力”行为遮蔽性的讨论。另一方面，这位逝去的25岁女孩，几乎符合人们对“完美受害者”的所有想象，她人品端正，家世清白，相夫教子，隐忍克制，她曾在社交网络上写下，“只是想平平淡淡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却依然免除不了遭逢厄运，被丈夫暴力致死。

她的过往人生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到底是因为什么，让她难以离开屡有暴力行径的伴侣？一个女孩永远地消逝了，但那些关于暴力的讨论、法律边界的探讨，以及纪念的声音远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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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已死亡

死讯是8月22日清晨传来的。

那天，孟村回族自治县下着雷阵雨，这场初秋的雨已经断断续续下了一周多，7时36分，受害者父亲刘君接到电话，电话内容为，“你女儿在县医院急诊，你赶快过去，”电话内并未提及女儿已死亡。

等他赶到现场，女儿刘铭瑶脸部呈青紫色，有伤，经CT检测，脑部有出血，肿块，肺部受伤，腰部骨折，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刘铭瑶的弟弟刘恒随后也赶到了现场，他在医院见到了姐姐，头发散乱，额头、眼眶、脸颊都有青紫色的淤痕，嘴唇乌黑，嘴角破了，有血迹，完全不是平时的样子，“都不敢相信这是姐姐”。

一份来自急救中心的院前急诊病案记录显示，孟村县急救中心于8月22日7时8分接令，7点20分到达现场，患者刘铭瑶“呼吸心跳停止，时间不详，车到已死亡”。这份报告还显示，她头颅为畸形，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双眼眶、面部、四肢可见淤青，心电图示直线。

另一份医院于8月22日13时出具的报告显示，患者“蛛网膜下腔血液沉积、右颞、左顶头皮下血肿，肺淤血表现”。此外，患者“腰1—3右侧横突骨折愈合期”，这可以说明，受害人身上已有旧伤。

从见到女儿到打出报警电话，刘君花了13分钟。关于那天的记忆，因为过于痛苦也过于突然，刘家一家人都有些处于应激状态，晚上回到家里，至亲们坐在一起，他们花了几个小时，每一个人都慢慢说，一句一句说清楚，交叉印证，把当天所有时间节点一一记录。

他们自制了一张情况说明，时间精确到分钟：8：50左右刑警队人员到达县医院。9：04到达事发地楼底。9：30开锁人员到来，此时警方也获取到开锁密码。9：35左右，全体人员到达案发现场，进入现场取证。10：14警方取证完成。

受害者家属后来也进入了案发现场，拍摄留存证据：东南卧室床单留有血渍，床头墙面有数道新鲜利器划痕，地面有未被清理干净的血渍，在光线反射下，大面积清理血痕清晰可见。卫生间地面留有未理清干净血迹，东北卧室地面留有残存血渍。楼下垃圾桶，警方也进行了搜查，发现垃圾袋中有含有血迹的纸巾类物品。

一则电梯监控视频显示，8月21日晚，刘铭瑶与丈夫金昊还有儿子一家三口进入电梯回家，金昊光着上身，疑似醉酒，他一进电梯里就蹦了几下，并掏出手机查看，随后，刘铭瑶笑着和金昊说了句话，金昊又跳起来，抬起右手拍打刘铭瑶头部，前后两次。电梯到达所在楼层后，金昊走出电梯时脚步踉跄，因为站不稳，扶了电梯门对面的墙壁几秒后才站定。

另一则电梯监控则显示，8月22日清晨7点多，刘铭瑶躺在急救担架上，身上盖着白布。

关于那天发生的一切，弟弟刘恒很自责，在电话那头说，“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姐姐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只知道我姐当晚非常的痛苦，她还是没能熬过那个晚上。”

刘恒记得一个细节，姐姐的手指甲里全是白灰，他猜想，是她在挨打的时候往墙边躲避，拼命地想站起来逃生，墙壁上硬是被抠出一个长长的洞。

余生为你而来

刘铭瑶和金昊相识于学生时代，他们是高中同学，自由恋爱，高考后报志愿，刘铭瑶分数比金昊高，但为了能和他在一个学校念书，她降分录取去了对方所在的学校。

这段恋情最初就没有受到女方家庭的认可，刘家人不太喜欢金昊，因为他的情绪不稳定。三年前，金昊就曾在县城广场与一位老者发生口角，随后和同伴一起殴打了那位丁姓老人。

据“我们视频”采访当事老人，金昊打人后，家人前往医院赔偿对方医药费，事后他的爷爷、爸爸带着他三人登门道歉，金吴骑着小车匆忙赶来，长辈怎么叫道歉也不张口，丁大爷的妻子评价，“他这个狂劲儿让人接受不了”。

但刘铭瑶依然选择和金昊结婚了。恋爱六年，从高中到大学毕业，21岁，他们就决定结婚，女方家人一开始并不同意，但因为女儿喜欢，他们拗不过，还是决定尊重女儿。

刘铭瑶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父母都有稳定工作，在县城也是体面的小康家庭，关于网传的金昊家经济情况很优越，家境远超刘家，弟弟刘恒否认了这一点，他说两家人之间“算是门当户对的那种”。金昊是当地检察院的劳务派遣人员，其父母都在当地医院工作。

正因为金昊在检察院工作，此案经沧州市公安局指定管辖，移交肃宁县公安局进一步侦办。

不难看出刘铭瑶对这段婚姻的憧憬——婚后第一天，这位新娘就在一张稿纸上写下：亲爱的金先生，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相识的第六年，也是我们携手走进小家的第一天。这一路兜兜转转，我们还是我们。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共同守护我们的小家，我可以为你分担烦恼，你可以成为我的依靠，有幸与你相爱，余生为你而来。初为人妻，请多多关照。

据刘家人了解，婚后金昊第一次暴力行为发生在2021年10月29日，而他们结婚的日期是2021年10月16日。也就是说，婚后不到两周，暴力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当时这桩暴力事件的处理办法是，在刘家人的见证下，金昊的母亲打了他，并承认自己“管教无方，儿子不是人”。事后回看，刘家人会觉得，女儿错过了拯救自己最好的时机。

婚后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宝宝。刘铭瑶非常爱孩子，弟弟刘恒说，“孩子是我姐姐的命根子”。

结婚4年不到，暴力在刘铭瑶的生活中反复发生。弟弟记得，姐姐很多次回来身上都带着伤，有时是眼角，有时是手臂，家里人问她，她会掩饰，“是自己撞的，是骑车摔伤的”。

有些真相只是身边人不忍戳穿而已。刘铭瑶去世后，她的一位朋友在社交平台上回忆：我恨我自己，早就发了端倪为什么不捅破这层窗户纸，你以为的掩饰，其实我早已看穿，我为什么不再多问问你。我恨我自己！大夏天你穿着长袖来我家玩，身上的伤痕你跟我说是摔的，你那么爱面子，用尽力气想保持婚姻的体面，最终却是以这么不堪的结局人尽皆知……

另一位朋友也指出，金吴在婚姻中并非良配。一次，她和这对夫妻一起去旅行，早上起来，刘铭瑶给孩子洗脸刷牙穿衣服冲奶粉洗奶瓶，还要给金吴洗脏内裤，“让他去看热水好了吗，他说他很累不想动，他在沙发上刷一早上抖音他说他很累不想动”，而刘铭瑶没有一点怨言。

作为娘家人，刘家人很想劝刘铭瑶离婚，但她会说，舍不得孩子，他们也想直接找对方父母沟通，被刘铭瑶拦下，因为如果被金昊知道了这些，又会遭来新的暴力。

事实上，刘铭瑶一家都是非常温和的人。8月22日当天，在金昊母亲尚未被警方控制之前，刘铭瑶的至亲们曾与她有过一段长谈对峙，一段长达15分钟的视频记录显示，刘铭瑶母亲虽然悲痛万分，从头到尾没有对金吴母亲有过任何言语和肢体过激行为。

那天的对峙弟弟也在场，他甚至对金吴母亲还保留了对长辈的礼貌。在我与刘恒的通话中，他一直努力保持冷静克制的措辞，他不想称呼金昊为“姐夫”，也没有用更情绪化的用词，他称呼金昊为“犯罪嫌疑人”。

“念别人的好·修自己的心”

为什么不离开一个常有暴力行径的伴侣？这是很多人对于刘铭瑶的疑惑。

我看过几乎所有她的互联网痕迹，和她弟弟通了40多分钟电话，看到她朋友们的讲述，其实也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她不再能够亲口解答这些疑惑。所有的现有信息，都只是有限的呈现，而不是确凿的判断。我们只能试图拼凑她的过往，去理解她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

刘铭瑶是一个很爱家的女孩，有一个小五岁的弟弟，但父母对他们从来没有重男轻女，女儿出嫁后，爸妈和弟弟依旧保留好她的房间，不堆放任何杂物，弟弟说，“我们基本每天都会墩姐姐房间的地，保持得很干净，我房间养了宠物有一些掉毛，姐姐房间一般比我的干净”。

每次许新年愿望，刘铭瑶几乎都是“希望家人健康”。她曾发动态说，“我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家人，很想珍惜每一刻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她会拍下爸爸妈妈走在前面的背影，配文：家人幸福健康就好。

或许是因为原生家庭很幸福，她有着一种不谙世事的单纯。大学毕业后，她进入婚姻，对方希望她相夫教子，她就没有去找工作。很快，她就怀孕了，成了全职妈妈。

她很爱孩子。新生命确实带给了她幸福感，孩子刚出生时，她写道，“我从不知道自己的心可以溢满如此多的爱，直到我成为母亲的那一天。”孩子长大一点，会和她互动了，她会记得那些很美好的瞬间，“我那聪明又有点调皮的儿子，今天的风很大，早晨和儿子出去的时候，我的头发刮乱了，他一直不停地帮我整理头发”。

她不止一次在社交网络上对自己喊话，“不能老和孩子发脾气！记住！”，“少玩会手机，多陪会孩子”。她也从不吝啬对孩子表达爱意，“与其说我陪伴你，不如说你治愈我”，“我也因为有你而感觉到幸福”……

在她的叙述里，她几乎从不提及自己遭受的暴力与压力。从校服到婚纱，刘铭瑶很珍惜婚姻里微小的甜蜜日常。结婚后四个月，她拍摄了丈夫从市场出来两手都提着几袋子菜的背影，以及一桌做好的菜。再比如，一年冬天，她记录丈夫，昨天晚上喝多了但给她买了一大盒草莓回来。

如果说新婚时她不想离婚可能是因为爱情，有了孩子之后，她变得愈发难以离开。

她婚后一直没有收入。手心朝上的日子不好过，虽然妈妈会给她贴补，但她内心一直否定自己的价值，与丈夫的交流也显得不够有底气。朋友记得，有次一起吃饭，她很喜欢一条裤子，但是因为不想问丈夫要钱，不想看他脸色，就先不买有了孩子之后，找工作变得更难，因为想要多花时间陪在孩子身边，她曾找过一个馒头铺的工作，工作时间灵活，一小时10块钱，她觉得很不错，但丈夫不让她去，在微信里她这样对朋友解释，“我对象不让我去呢，他说我不嫌丢人”，并附上了一个流泪的表情。

她感觉自己很难改变外部环境，于是开始向内自我说服。这几年，她的社交网络常常像是一个女孩在自我安慰——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要有感恩的心；念别人的好，修自己的心；人啊，健康幸福就足够了；做了一个很好的梦，所以会顺利的对吧；今日感慨：自从生完孩子两边妈妈有的出钱有的出力，感觉真的挺满足的，生活更应该多一些知足少一些责怪，我好幸福也很知足。

2023年7月5日，她发布微博，“他也为我们改变挺多的，不是吗？”

弟弟刘恒说，姐姐心里应该也是想过离婚的，但是她没有工作，害怕在孩子的抚养权上争不过男方，于是一次一次放弃。

更糟糕的情况发生在今年7月，刘铭瑶发现丈夫出轨，并将此事告诉了双方父母。离婚的事情明确地提上议程，男方表示，绝不会放弃抚养权，刘铭瑶很挣扎，7月24日，她在微博上写：思绪很乱。这也是她最后一条微博。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刘恒发现姐姐回娘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也不怎么给家人发消息，家里人担心她，又不敢说太多，怕给她压力，“这个也是敏感话题，一聊的话她可能就不再说话了，因为她也很乱。她只是想要孩子，并不是想要那男的。”

亲人不放心，怕那个小家再爆发战争，怕刘铭瑶再受到伤害，到了晚上9点多钟，刘恒和妈妈经常去姐姐家楼下转转，看她家亮灯没，想知道姐姐在不在家。8月20日，他还去商场游乐区帮姐姐带了一下孩子，没想到过了两天，等来的竟然是姐姐的死讯。

“像开着上帝视角一样看着她的一生”

和刘恒通话的过程中，他一次都没有哭。他说，“我现在脑子是受惊的状态，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只能用自己最坚强的那一面去面对，我非常希望我姐姐能够回来，但我没有办法让我姐姐回来了。”

他点开和姐姐的微信聊天框，发现最近几条姐姐都没有说她自己，“都是她在问我工作怎么样，工作得好不好”。

姐弟之间的感情很好，去年寒假，金昊开了一个火锅鸡餐厅，刘恒怕姐姐太辛苦，也跑去店里帮忙，点菜上菜，他虽然不喜欢金昊，但是为了姐姐，他愿意无偿劳动。

姐姐去世后的深夜，刘恒写了一长段和姐姐的回忆，那是一封写给姐姐的信。他说——

姐姐，我今天回咱家楼上，你的房间我一直都给你留着呢，你嫁出去的时候，我和咱爸妈每天都给你留着，每天把你屋子打扫得很干净，看你柜子的时候有好多大学的荣誉证书，我想你。

你还记得不？我那时候老胖了，我和你在家闹玩，你老爱记录我，还有咱妈咱爸。每次你回家我都可开心了，你肯定给我带好吃的了，我想你了姐姐。

你每次都是在我不开心的时候骑三轮带我出去玩，一开什么店铺，你都带我去吃，有时候自己都没吃过，都给我买。我穿睡衣，你说穿这么破干嘛，我说在家爱嘛紧（不要紧）的，你第二天就带我去盐百买了一身新衣服。还记得有一次我过生日，我一直都舍不得买一件衣服，你给我买了，你还瞒着我，我当时可开心。

你放心，家里人都在呢，我和咱妈每天晚上9点还去你楼下转一圈，看你家里开灯了没，你回家了吗？你总是不舍得给自己花钱，弟弟今天把衣服给你买回家了。你为啥丢下我们，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我们肯定给你讨回公道。

你在天堂找到奶奶了吗，安顿好了吗，缺什么给我托梦，不要担心家里，家里有我呢。

你回来陪陪我吧，姐姐。

仁义、善良，这是很多人对刘铭瑶的评价。许多朋友都在网络上写下对她的缅怀和回忆——

“你疼爱孩子超过你自己，你总是把别人放在前面，自己排在最后，你也答应过我，以后把自己看得最重要，你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两天不断地翻看手机相册里咱们的照片，咱们的聊天内容，还是无法接受你不在的事实”。

“瑶瑶，你知道吗？每当我想起你和我说你的愿望就是和孩子在一起，好好陪着孩子长大，除此没有任何愿望，我这几晚想起这句话我都会落泪，一个不成愿望的愿望，你从不要求，几乎没有过要求。”

就连当时她结婚时的婚庆工作人员都发帖，“她是我的新娘啊！真真切切的接触，相识相知，现在这么好的女孩真的很少，只能说有教养，善良又真诚。记得婚礼前一天，我们婚礼化妆师，跟拍录像都提前到达宾馆，她会给我们亲自送饭，时刻让朋友照顾我们，试问有多少新娘能把我们当成朋友去对待？因为你要结婚我认识了你，我很幸运，但是如果知道是这样，我宁可不要认识你，不要你结婚。”

许多人看完了她的社交网络，“像开着上帝视角一样看着她的一生”。

记得2021年的时候，她21岁，还对自己说，“你不一定非要长成玫瑰，你乐意的话，做茉莉，做雏菊，做向日葵，做无名小花，做千千万万”。

她还说，“我是市井小民，梦想是家人平安，嫁个普通人，平平淡淡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

（文中刘君、刘恒为化名）

2025年9月1日起，新社保规定将正式实施，明确企业必须为所有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包括超龄返聘人员，但已领取养老金的返聘人员可免缴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与此同时，政府还推出了针对50岁以上员工的补贴政策，以缓解企业用人成本。

表面上，这只是一次政策调整，但其潜在影响远不止于此。从企业角度看，社保刚性提高了人力成本，对利润空间本就有限的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冲击最大；从行业分布来看，大企业、国企和自然垄断行业受影响较小，而低线城市、青年就业密集的餐饮、零售、物业和服务岗位，则承受更大压力。

不仅如此，招聘模式、外包趋势乃至自动化与AI的投入，都可能因社保政策而加速重塑。年轻人的职场环境变得更加碎片化、不稳定，“高就业、低确定性”的张力正在形成，焦虑和不安全感随之上升。

本文将带你梳理：社保费用如何撬动企业成本结构？不同类型企业和城市会遭遇怎样的不平衡冲击？政策是否会引发产业升级，或带来就业结构的重排？年轻职场人又将如何切身感受到这些变化？

政策背后的经济逻辑、行业分化与社会信号，正在悄然重塑一代人的职业环境与心理状态。

文｜中李

编辑｜阳少

社保增加刚性，企业还能承担多少成本？

在讨论企业成本压力前，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社保是否“强制”。对此，最高法在7月31日发布了司法解释：

●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劳动者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该约定或承诺无效

●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劳动者可依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企业支付经济补偿

●如果企业依法补缴社保后，可请求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保折现补偿

简单来说，这意味着“未缴社保”可以成为劳动者主动离职并获得补偿的合法理由。

然而，现实操作中，这种补偿并不总是“划算”。举例来说：某员工在岗5年，月均工资12,000元，企业历年以折现形式每月多发2,000元，共60个月。如果其离职按“N+1”补偿计算，可得72,000元，但需返还已领取的社保折现120,000元，最终反而亏损48,000元。企业方面，需补缴的社保金额则更高。

从账面来看，以“社保未缴”为由的劳动仲裁并非总是有利。若人人都是理性人，可能未必会有大量仲裁行为发生。但真实社会不完全理性，更多是基于信号：这次政策被广泛解读为“强制社保”，虽有简化，但并非完全错误的理解。对许多企业而言，这无疑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抉择，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推动了各类企业开始重新盘算人力成本和合规策略。

而这次社保新规之所以引发“风声鹤唳”， 其实用几组数字就能解释清楚：社保费率、企业净利率、员工成本占比，以及社保合规度（已缴/应缴）。逻辑并不复杂——社保费用会推高企业的用工成本。在社保费率一定的情况下，净利率越低、员工成本占比越高、合规度越低，企业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假设社保费率为25%。如果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净利率3%，员工成本占比40%，合规度30%，一旦完全合规，成本将增加6.5%，企业直接由盈利转为亏损。相反，高端服务业净利率8%，员工成本占比35%，合规度30%，虽然利润被压缩，但仍有盈余。由此可见，能相对安全的，其实是那些净利率在5%以上、员工成本占比在35%以下的行业。然而，这样的行业并不多见。

小微企业就是典型。根据北大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的数据，2025年一季度，小微企业平均净利率只有4.7%。而且这个“均值”并不代表常态：样本中有约40%的企业处于不盈利或盈亏相抵的状态（其中约20%为负净利，约20%微利趋零），真正能跑赢均值的只是少数“幸运儿”。

即便是上市公司，情况也并不乐观。2023年，全部上市公司平均净利率为7.86%，剔除金融业后，实体经济只有5.06%。再看快递行业，虽然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直营模式的净利率仅3.9%，加盟模式也只有3.8%。竞争激烈，让很多行业只能在极低的利润空间中生存。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看员工成本占比，就能发现不少行业更显脆弱。以陕西省2023年数据为例：软件信息服务业为45.1%，商务服务业41.1%，卫生养护业39.8%，文化娱乐体育39.1%，民办教育35.4%，物业行业更是高达52%。住宿与餐饮虽有差异，但大多也在20%—30%之间。可以说，员工成本占比高的行业，几乎没有缓冲余地。

最后要看的就是合规度。假设某企业净利率为4%，员工成本占比35%，那么它过去的社保合规度至少要达到48.7%，才能在新规下维持盈利。对于很多习惯于以最低工资缴纳社保的企业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数值。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规一出，会让许多企业主感到“捉襟见肘”。

“三小”最吃亏：小企业、小城市、年轻人

在如此严苛的背景下，中国有哪些行业可以受到较小冲击呢？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电信运营商，净利率可超过10%，以联通为例，员工成本仅占16%；大型互联网公司净利率普遍在20%以上，腾讯员工成本占17%；收费公路和基建行业净利率也在10%以上，员工成本占比仅10%；油气勘探、煤炭开采和城市燃气分销行业同样表现相对稳健。

以上行业除了大型互联网公司外，很多都是国企或自然资源垄断行业。 这也显示了在中国保持高利润率的一种现实。 且国企央企过去的社保合规度较高，从这个例子中，可见本次社保政策是存在不平衡分配的。

除了企业所有制外，企业规模之间的差异也会拉大，大企业有更厚的利润率缓冲、更成熟的合规度与更长的传导链条，甚至可以把成本向产业链下端转移; 但中小企业微利经营、人力比重高、合规成本也不足。 就以我们上面提到的“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补偿”来说，大企业更可能“先补后清”，即在补缴后凭合同、工资条与内部邮件等证据，主张要求员工返还过往“社保折现”，避免双重支付; 而小企业往往无法建立完整的证据链。

这种规模差异沿供应链进一步放大：大企业会把合规要求“外溢”给供应商，通过购销合同嵌入社保条款，最终把订单集中到能够承受成本的厂商。这并非恶意，而是风险控制的自然结果，但对于资金链脆弱的小供应商来说，却相当于另一重淘汰。

城市间也存在明显差异。大城市企业规模普遍较大，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多，正式用工比重高，整体合规度较高；低线城市就业更多集中在餐饮、零售、物业、民办教育、养老及建筑关联服务，社保新规将整体冲击这些行业，从而给已经陷入地产困境的地方经济增加压力。

在年龄维度上，分配同样不均。最直观的分化是：年轻人遭受冲击，中老年相对稳定。社保成本上升后，用人单位会优先雇佣能立刻转化为产出的稳定劳动力，而不是需要培训磨合、成本更高的年轻人。青年就业主战场的餐饮、零售、物业、平台服务等岗位毛利薄、人工权重高，一旦补齐社保，很可能先冻招、减班或转外包。这种效应在低线城市尤为明显。

近期已经出现了“退休返聘”的现象：北京环球影城在「中国老年人才网」释出仅面向已退休者的零售服务岗，麦当劳中国亦确认存在退休人员的劳务用工安排。 计入社保成本后，部分岗位的退休人口成本低于新入职的全项社保劳动者。再结合“延迟退休”的渐进推进，中老年在岗时间延长，对青年就业形成长期挤压。

综上，这次社保冲击的是“三小”，小企业，小城市，小（低）年龄者。 正是这样的不平衡，让这次的社保新政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讨论与反响。

能倒逼“产业升级”吗？

面对社保新规，有人评价：一个无法给员工交社保的企业，就不应该存在。表面上看，这次社保新规，能淘汰一批质量不佳的小型企业， 让更有盈利能力、合规度更高的企业占据更多空间，从而让中国的企业生态更健康，实现另类产业升级。

但从前文分析来看，这并不容易。此次新规最容易冲击的，正是街巷里的微型服务、餐饮和小零售。它们退出后，会立即被大型连锁企业接手吗？在人口密集、物流便利、物业集中管理的区域，品牌和平台确实能快速填补空缺；但在低密度、客单价低、需求波动大的广阔区域，连锁模式的成本计算往往不成立，大企业无法覆盖全部市场。

大型企业接盘的条件很明确：标准化程度要高、服务半径要可控、单店盈亏线要清晰。 快餐、咖啡、标品零售属于这个范畴，尤其在县城主街或商场里，不过这类场景一般已经有连锁商业覆盖。 相比之下，清晨的早餐档、社区小菜馆、修配与家政这些依赖熟客与便利半径的微型服务，需求细碎、峰谷分明、人工占比高，就很难被大企业填补。

服务业也是一样，一线城市的服务业同样具有一个“成本底限”，不可能向下覆盖所有区域。 对居民和地方商业的未来影响，往往不是“买不到”，而可能是“买得到但更远、更贵、更慢”，选择面也会收敛，地方商业生态的多样性和活跃程度会快速下降。

全行业供应链也将重排。商业集中度增高是全面的，订单与话语权向拥有合规能力的少数大企业聚集，本地小供应商被迫退出或降维成为外包单元。 短期看，质量会上升、成本更可预测; 长期看，集中度上升带来韧性风险，一旦单点出现经营和其他问题，替代难度更大，价格与供应更容易出现剧烈摆动。

即便部分产业出现“升级”，大企业进入带来的并店整合、标准化和自动化会用更少的人实现同等销售额。大量小店关停短期带来失业，而连锁和平台替代的节奏滞后，岗位结构也发生变化——更多配送与标准化岗位，学徒型经营岗位减少。在就业市场压力已高的情况下，这对充分就业并非好消息。

社保压力下的职场新常态

对年轻人而言，职业环境可能会被加速改变。

首先是企业招聘习惯的变化。企业用人策略可能转向“核心人员+临时支持”，以最少的人完成既定交付。新人名额缩水，实习和试用被切得更细，凡是无法在短期内产生成效的岗位，都可能被合并、外包或直接取消。

其次是地理套利的“云端外包”。同样一份工作，如果可以远程完成，就可能被拆包，转到社保缴费基数较低的城市或外包服务商。总部保留账务，工单流向异地，从而降低固定成本。

第三是劳务派遣和第三方用工的加速。波动大的任务可打包给供应商承接，企业将更多依赖第三方派遣来隔离风险：固定成本更低、流程更可审计。结果是，固定员工数下降，临时与外部人力占比上升，内部只保留对交付和合规负最终责任的“核心人员”。

最后，最具方向性的力量是自动化与AI的投入加速。 当人均合规成本抬升，原本算不过账的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呼叫中心自助化、智能客服、财务质检agent等突然变得“划算”。餐饮前台向自助点单迁移，零售走向扫码与自助收银，物业巡检引入视觉与物联网，这些原本分年推进的方案被压缩到季度完成。更重要的是，流程随技术重写——以标准作业取代自由发挥，即便身处其中，个人的灵活性也会下降。

当然，以上趋势在“后疫情”与AI的广泛应用背景下早已存在，但社保增加刚性会让变化大幅加速。对年轻人的心理冲击尤其明显：稳定的直接招聘岗位减少，临时性外包岗位增加。一方面仍能找到“可做的事”，另一方面却难以获得稳定身份和职业积累。这种“高就业、低确定性”的张力，容易转化为焦虑、内耗和对未来规划的迷茫，也会明显侵蚀自我效能感。

培训和职业人际关系变得碎片化、容错降低、交付节奏加快，个人更难从完整技能学习中获得正反馈；取而代之的是零散任务、拼凑履历和重复考核。这推动了一种急躁的职涯心态：在更短周期寻找“拿得出手的证据”，在更早年龄承受“输不起一次”的压力。长期来看，甚至可能影响一代人的心理状态。

在这样的环境下，维持自我和耐心可能成为最稀缺的资产。分析到此，我衷心希望，这一司法解释不必严格执行，能给予市场更多确定性和空间。至少应允许企业以最低工资水平缴纳社保，而非全额缴纳，同时抑制一些城市社保基数的过快增长。

前不久，Nature Cities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中国城市居民如何通过点外卖将高温天气下的热暴露风险转移到外卖员身上。这道理其实朴素易懂，可真正遭遇滂沱大雨或热浪滚滚的恶劣天气，外卖员又不过变成了一个在我们手机地图上移动的坐标而已。

就以今年夏天频繁遭遇反常降雨的北京为例。7月24号开始的那一轮特大暴雨，据说用了四天就下了北京一年的雨。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向窗外望去，总是白茫茫一片。马路、街道、红绿灯、车流、广告牌、店铺、购物中心、小区居民楼，所有这一切被淹没在大雨里，仿佛这座城市都停摆了，安静得只有哗哗的雨声。待在房间里的人们，甚至等待外卖上门的顾客，无法了解那些仍坚持冒雨在马路上疾驰的外卖员经历着什么。

已经四年没跑外卖的我，也想知道，接连极端天气下，我这些曾经的同行们，在如何工作。

1 被雨水泡烂的脚掌

第一次见到老蔡，距离那场特大暴雨已经过去了两周，在半夜11点多的北京街头，夜空中依然飘着雨丝。他紧盯着美团配送的app界面，脸上映着黄色的光，迈着急匆匆的步子往灯牌早已熄灭了的美食城里赶去，不时发出“呱唧呱唧”的声音。

那声音是从他脚底下发出的。当天北京又下了一整天的雨，他的鞋子在白天11点配送午高峰第一波单子的时候，就已经湿透了。

和我聊天的时候，他一直在原地活动自己的脚。他说，整个脚已经没有知觉了，但前脚掌那里又隐隐作痛，猜测脚底的皮肤可能是被水泡烂了，或者磨出了水泡。

◉老蔡晚上回家检查，发现被泡的发白的那部分皮肉周边已经渗出了血丝，但第二天他仍要坚持靠这双脚跑单14个小时。摄影：老蔡

老蔡今年37岁，从甘肃农村老家来到北京，已经跑了四年外卖。作为美团乐跑的外卖员，没有电梯的高层、不允许电动车进的小区，类似的“破单子”都得由他踩着湿哒哒的鞋袜配送。雨天视线受阻、手机操作不方便、路面湿滑，这些都加大了配送难度，为了避免超时，他需要更集中注意力，至于鞋里面到底什么情况，也顾不得检查，就这样跑下来一整天。

“所以你就这样忍着跑了12个小时？”第二天见面时，我开口问道。

老蔡语气略带苦楚又骄傲地回答道：“是14个小时半，我每天10点钟上线跑单，昨天跟你说完之后，我跑到了1点半才收。”

我有些震惊地问，是什么人下雨天这么晚还点外卖？老蔡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吐了一口烟答道：“这有什么，多了去了，我前阵子最晚送到凌晨2点，还有人点奶茶喝呢。”

同样认为我大惊小怪的还有饿了么的专送外卖员小谭。小谭是00后，去年才从老家河南来北京打工。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相比于老蔡，他的生活压力较小，整个人显得更轻松，但也不得不坚持在每个下雨天出勤跑单。

他觉得，下雨天外卖员从头湿到脚这种事根本就是家常便饭，即使不下雨，在北京炎热的夏天，每天东奔西跑，出的汗都足够把全身的衣服浸湿了。

8月12号那天，北京天降骤雨，当时小谭正在返回商圈的路上。他花20块钱买的劣质雨衣在配送时划了个口子，再加上狂风肆虐，雨没下多大会儿，全身就湿透了。他索性把雨衣脱了，接着跑。

◉下雨天正在路口焦急等待的外卖员。摄影：玉阳

“对于这些情况，我都能忍受。”让小谭不能忍受的是，那天早餐他只喝了一碗粥，本以为几个小时后就能吃上午饭，可没想到，这一跑就到了晚上8点。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成百上千的顾客在同一时间拿起手机点外卖，小谭的系统则不断传来“您有新的订单”。爆单让他没有任何机会停下来，就这样一直在风雨里穿梭。等下线的时候，充电宝电量已经耗尽，手机电量还剩4%，他买了份饭想要回家吃，但实在太饿，只好在路边的一个公交车站停了下来。

摘下蓝色头盔，放在一旁，脸上的雨水还不时滴到饭里，但似乎没影响到他什么。小谭坐在广告牌旁平淡地吃着饭，不一会儿又戴上蓝色头盔，整个动作一气呵成，骑上朝夕相伴的电动车，消失在北京漫长的黑夜里，就好像他从来没在这里停留过一样。

我把这些新听到的故事转述给了老魏，他表现得很淡然。老魏是山东人，今年43岁，现在在京东送外卖，不过他从2018年就已经开始在配送行业工作了。一路走过来，他觉得干外卖这行遭点罪、受点伤太正常了，这些天让他真正感到不舒服的是，明明自己已经努力加快速度，确保下雨天餐品也能及时送到顾客手里，但还是会遭到意想不到的投诉。

◉对老魏这样准时、负责的骑手来说，在紧张的配送过程中，还要分心处理顾客的投诉，可能是他最不想遇到的问题。图源：老魏

2 天气越恶劣越得跑单

“前阵子不是北京下大暴雨嘛，那几天你在外面跑单了吗？”

老蔡对着我比了个“1”，我盯着他的食指问：“是跑了一天？还是休了一天？”

“是一天都没休。”他笑着说，“你别说这两天了，我跑4年外卖了，除了春节或者处理必要的事儿，都不休息。”

上有老、下有小的老蔡是家中的顶梁柱。两娃中的老大今年刚中考完，由于成绩不太理想，9月份只能上私立高中，一年学费就得交四五万。

“孩子大了，在教育上就得花钱，你说我压力能不大吗？每天就这样干十四五个小时，一个月能挣个一万三四，最后也剩不下啥。”

不过，家庭从来不只是让他疲于奔命，也让他在马路上飞驰的时候绷紧了保护自己的那根弦。他说，底线肯定是保护自己不出事，出了事耽误送单不说，毕竟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

对于外卖员而言，生命安全和金钱之于家庭同等重要，可又相互矛盾，不过老蔡言语中透露着一股自信，他认为自己能凭借高超的技巧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有一次，平台一股脑派了十几个单子，他就一边琢磨着最快的配送路线，一边在高速移动中观察过往车辆的速度和司机的行驶状态，以判断自己逆行、闯红灯的时候是否足够“安全”。

◉我自己在送外卖时爆单后的系统界面。在超时的压力下，一边规划取餐和配送路线，一边在高速行驶时观察车流和人流，骑手的注意力很难一直保持高度集中。图源：玉阳

当他因为送了一单不允许电动车进入只能徒步配送的小区，导致后续的订单快要超时时，大汗淋漓地跑回车上，反而要先给自己点上一根烟。他说：“越是着急的时候，我越要让自己保持清醒，送外卖可不只是个体力活，脑子里时刻都得计算着。”

这完全是在刀尖上跳舞。乍一听，让老蔡风雨无阻出勤跑单的压力似乎全部来自家庭，但这可能只是真相的一半。

在美团、饿了么这些平台的管理制度下，留给骑手“在刀尖上舞蹈”的空间其实相当狭小。那刀尖看上去是骑手自愿站上去的，但有时候也不是出于自愿，而且也不是你想停就能停下来的。

首先，老蔡提到，美团设置乐跑骑手的一个意义就是为了应对在高温、暴雨、大风、下雪这些恶劣天气下骑手数量不够的问题。“别人不送的单子，我们来送。像有些小年轻没我们这么大压力，一到下雨天不想出来跑，那也会被队长强制要求上线。”

与美团乐跑互为镜像的饿了么优选也有着同样的规则。饿了么优选外卖员小王介绍说：“现在美团和饿了么的众包，不是都像从前那样自由，像我们这种跑优选的，单量比一般的众包有保证。但几次下雨天不出来跑，就被队长踢出小队了。”

◉即使在规定的休息日，也会被强制要求出勤，一位美团外卖员抱怨道：“真不知道骑手恳谈会恳谈了啥！”图源：抖音@美团（雇佣兵）

相比之下，饿了么专送则是依靠罚款来进行恶劣天气下的出勤管理。小谭吐槽道：“专送的单价比众包要高一些，但是天气越恶劣就越得出来跑单，你像现在风和日丽的，我们反而能请假。”

有一次，他出门的时候，雨水已经漫过了他电动车的车轮，等骑到马路上，积水已经到交警的膝盖了。但他没有选择。他也曾试图找过借口请假：“无非就是电动车坏了、手机坏了这两个理由嘛，那站长能不知道？我们跑的单量关乎站长的工资，而且从外卖大战开始，骑手就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出勤的骑手少了肯定耽误给顾客配送的效率。”小谭透露，把站长逼急了是真会对骑手罚款的，金额在300-500元不等，还会直接把罚单发到群里杀鸡儆猴。

其次，考勤要求也逼着外卖员不得不在恶劣天气跑单。无论是美团还是饿了么，平台允许外卖员每周有一天的休息，超过规定的休息天数，则会取消“考勤奖”。但老蔡、小谭和小王他们都明白，说是取消“奖励”，其实就是变相“罚款”。“那就是我们挣的，取消奖励，相当于每单少一块，一个月就是几百上千块钱，我肯定不敢轻易请假啊，下雨天没事就跑呗，要不然等你真有点啥事又没法请假了。”

除了取消“考勤奖”，还有一点让美团乐跑或饿了么优选的外卖员感到很难受的是，下雨天的单子往往是一单压着一单，连绵不断。如果外卖员想拒绝手里的单子休息一阵，竟反过来还要向平台支付费用。“4单以内，每单转出去是2块，4单往上是3块，然后是5块、7块，它这个收费标准也是阶梯式的。”小王介绍道。

◉“太难了，不想送还得给它钱”。图源：抖音@海兴曲先生

据老魏透露，对于以上两个操作，新入场的京东“还没学坏”。例如，京东允许外卖员每日免费拒绝40次订单，并且不会因为考勤不达标而克扣单价。

但京东也给了老魏其他烦恼。下雨天，三家平台的算法都会相应延长配送时长，但就同样的路程，京东算法给出的时间，相比于美团和饿了么可能会少10分钟，甚至更多，而就是这10分钟让老魏送餐的压力骤然增加。

相应地，京东对于超时的单子的处罚力度也大一些，美团和饿了么对于超时订单的处罚标准一般是扣除50%的单价，京东则是75%。上个月老魏因为超时被扣了700多块钱，虽然他对京东给外卖员的整体待遇是认可的，但面对这700多块钱，说不心疼那也是假的。

3 谁为外卖员付出的代价买单？

如果我们接受外卖员不得不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坚持工作的现状，那么他们就此付出的代价又由谁来买单呢？

距离那个下雨的夜晚过去了一周，当我再次联系上老蔡的时候，他正在医院做检查。原来是前一天下大雨，路面湿滑，再加上头盔面罩上的雾气阻挡视线，他在送餐过程中追尾了一辆汽车，自己则从车把上边翻了出去。

◉在湿滑的道路上仍高速行驶的外卖员。摄影：玉阳

我听到这个消息一时没反应过来，不敢相信事故来得如此之快，毕竟老蔡当时谈起自己如何“在刀尖上跳舞”的轻松语气还在耳边回响。可现实是残酷和危险的，并不如他嘴上说的那般轻描淡写。

当我问老蔡和小谭，既然下雨天或高温天气这么危险，外卖员是否有相应补贴时，得到的答案是“有跟没有没什么区别”。下雨天，由于出勤的骑手数量少，根据单量与骑手数量的供需变化，单价会有相应的浮动，但不会有特意针对下雨天的补贴。此外，小到购买雨衣、头盔、工服，大到手机、电动车损坏，这些成本或损失，均由骑手自行承担。

老蔡和小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曾经因为长时间在雨中送餐，导致手机进水的情况。一向省吃俭用的老蔡，也只能自己花钱换个新手机。而小谭则吐槽道，那天自己挣了400块，但是换个手机屏又花了450块，在雨里忙了一天还倒赔了50块钱。

◉下雨天，外卖员的手机仍不离手，一天下来，手机进水无法避免。摄影：玉阳

而提起高温补贴，老蔡则是觉得非常可笑。北京市今年给室外工作者发放高温补贴的标准是，每人每月不得少于180元。美团在这个夏天也推出了“2025年夏季清凉行动”，宣称通过“单单补贴和长线活动等形式，通过更精准、多元的方式增加骑手在高温下的劳动收入。”

而在老蔡实际的体验中，所谓的“单单补贴”“精准”翻译过来则是，美团不是按月一次性发放高温补贴，而是要求骑手每天在13点半到17点之间完成一定的配送量：0-4单没有奖励；4-12单之间的单子，每单奖励1元；12单以上的单子，每单奖励3元。

送过外卖的都知道，13点半到17点，是介于午高峰和晚高峰之间单量最少的时段，想要完成这样的kpi并不容易。而且，这个时间段也是天气最热的时候，气温往往能达到35度以上。如此一来，在“精准”的名义下，本应是体恤外卖员辛苦劳动的高温补贴，反倒成了平台催着外卖员在高温天气下跑单的抓手了。

◉美团的“高温关怀”阶梯奖励活动，有骑手反映：“高温活动太坑了，压根拿不到。”图源：微信视频号@文冉旭

小谭也从来没听过什么“高温补贴”。当我问他希望平台能在哪方面改进时，他笑着说道：“至少提供一些藿香正气水什么的吧。”

去年夏天，他第一次跑单中暑，只觉得头晕耳鸣、心里面特别难过，吐出了好多苦水，还是坚持把单送完了。后来去药店买了藿香正气水，才好了一些。“从那以后，我才长了记性，夏天一定要备着藿香正气水。”

对于这些问题，身为京东骑手的老魏谈论起来倒是显得轻松。因为根据他的介绍，京东会给全职外卖员每个月发放300元的高温补贴，这是真正落实了的。同时，像冰袖、藿香正气水这些福利也是骑手可以免费领取的。

老魏坦言，希望京东越来越好，能够保持住这样的福利标准。但他的语气中却也夹杂着些许担忧，因为他知道有些福利并非取决于骑手，而是平台在商业层面的考量。就在几个月前，京东外卖一开始为了吸引外卖骑手，给出的单价是10元一单，但如今已经降到了4块钱左右。

◉京东外卖连续降价，有骑手说：“两个月前我叫你东哥，现在我该叫你什么？”图源：抖音@送外卖的小姐姐

最近这轮“三国大战”，平台之间虽然也有竞争，但补贴更多流向了用户，而不是外卖员。在外卖业劳动市场已经饱和的情况下，平台已经不需要通过笼络骑手来圈占市场和流量，它们宁愿把这些钱用来承担大量奶茶的浪费成本，也不会用于增加骑手福利。

其实，从一小瓶藿香正气水、一副冰袖，到一笔实实在在的降雨或高温补贴，再到恶劣天气下更合理的配送时间，这些落实到细节上的改变，无论大小，总是能让外卖员更有尊严、更健康、更舒心地劳动和生活。是的，他们甚至都没有提到社保。总之，今年的夏天已经结束了，他们的声音依然被淹没在大雨或热浪中。那么明年夏天，以后的每一个夏天，改变会发生吗？答案似乎不完全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作者：郑玉阳

一个生长于黑龙江省巴彦县畜牧二分场，漂泊在北京的intp青年，曾在北京跑过4个月外卖。目前主要关注数字科技、农业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

周诚发现自己认识林雨。视频里，那个低着头，在学校里被三名同龄人殴打的瘦小女孩，与他住在同个村里，他们或许在山上打过招呼。这个40岁上下的中年男子也有一个上学的女儿，他愤怒，感觉视频里的巴掌也打在自己脸上。第二天，周诚又看到，派出所也没能给林雨的家人一个公道。他决定出门，去给林雨的聋哑人母亲和农民工父亲撑腰。

8月4日这天，涌到派出所、市政府和教育局的江油市民，许多有着和周诚类似的情绪：弱势者被霸凌，警察惩处不力——人们为之不忿，也有映射自身的恐惧。刘芳是个母亲，也住在农村，她搭着邻居的摩托车赶到市政府。她决定要发声，用农村的说法就是“闹”，“如果我不闹，以后我的小孩遇到同样的事情怎么办？”

市政府大厅里，林雨母亲跪着，嘴巴焦急地张得很大，但发不出声音，她与丈夫不停地把头磕在大理石地板上，举起双手跪拜，抓着一名政府官员装扮的人的脚腕，希望“求一个公道”。前来声援的市民围在他们身后，把市政府大院和附近的道路占满，人群举起密密麻麻的手机屏幕，传播现场视频，为无声者发声。

当晚，聚集群众被警方采用暴力手段驱散。第二天，随着线下清场和网络删帖机器的高效运行，这场普通市民走上街头的抗议被迅速地抹平。

事发一周后，水瓶纪元在江油市内感受到一股诡异的平静。路边的餐馆有人吃夜宵，警车安静地闪着红蓝色的光经过。林雨居住的小镇，街头不再有人讨论这件事，闹市区超市的老板和顾客闲聊，被问及霸凌事件时，只摆摆手说：“我们在店里，那天没去。”过一会又指着一个方向示意，“她（林雨）就住那个山头”。

有当地人称，高速路口仍在排查外地牌照的车辆，林雨事件的一些重点区域，也仍有专人在上报“可疑人员”。江油市政府门前的道路早已畅通，街上的小店开门做生意迎来送往，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在往返巡逻，无人侧目，一切如常。

恢复平静的江油市政府前（图_水瓶纪元）

弱势者

7月22日，14岁的江油中学生林雨在市区一处废弃楼房内，被三名年龄相仿的女生殴打、辱骂、强迫脱衣。现场视频显示，打人者逼迫其下跪，并反复脚踢其头部、脸部、用PVC管击打其身体。施暴期间还有人用手机拍摄。

事发10天后，8月2日，林雨被霸凌的视频片段在社交平台发酵，有人披露林雨的母亲为聋哑人、父亲为不识字的农民，与此同时，有人编造了霸凌者“家庭背景深厚”的消息。弱势群体被“上位者”霸凌的情节令许多普通人共情，这些视频获得广泛传播。

8月3日，周诚看到了同事在微信上发给他的霸凌视频。周诚年近40岁，有一个还在上学的女儿，和林雨家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刚打开视频时，他就觉得画面中被打的女孩面熟，或许在村里上山下山的路上和她有过照面。“这娃好像是我们这儿的”，他告诉同事。“就是你们村的”，同事回复。

周诚认识林雨的父母。他回忆起，林雨的父亲常年不在村里，也没有稳定的工作，母亲为聋哑人，交流不便。

林雨家位于江油市大康镇某村，距离江油市区十余公里。村落依山而建，林雨家所在村组位于更深的山腰，距村口五六公里。村组不大，不足十户，几栋自建房沿着蜿蜒山路零散分布。这里常发生滑坡、泥石流，家家户户门口都贴着防震避险的通知。

林雨家所在村（图_水瓶纪元）

林雨家是一幢两层的自建房，屋顶覆铁皮棚以防漏雨，自8月初事件发酵以来，家中没再住人。邻居告诉水瓶纪元，林雨的祖父数年前到河南的矿井采矿时遇难，平日她与父母、奶奶同住。为便于就学，一家人在林雨上学的镇上租房，假期再回村。全家靠种地维生，林雨的父亲偶尔随施工队接零活。

周诚说，林雨家经济条件一般，几年前，本地的矿山占用了他们原本的住处，给他们迁址建了新房。若非因为矿山占地获得了一些赔偿，他们难以搬入现在这幢居住条件较好的房子。

看完林雨被霸凌的视频后，周诚感到愤怒。他说，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校园霸凌距离自己这么近，而被霸凌者就在自己身边。最让他愤怒的是，事件中几个人“围攻”一个人，还将霸凌过程拍了视频。“如果单独找（林雨）谈清楚，甚至扇两耳光，我也不至于这么在意。但拍下视频，再传播出去，性质就变了。”在他看来，未成年人之间的争执、肢体冲突不罕见，几个人因为口头纠纷打起来，也算正常。他担心的是，一旦录制视频并公开，这样的公开记录会伴随被霸凌者很长时间，影响她未来的人生。

除了周诚，8月3日这天，为林雨的遭遇感到愤怒的还有许多网民。尽管事发一周后，简体中文互联网上有关此事的视频和评论几乎已被删除干净，但从视频被披露到发酵的过程中，林雨被霸凌的视频获得了大量转发，传播力度至少足以覆盖江油这个常住人口70多万人的西南小城。林雨的遭遇让每一个观看短视频的普通人关联到自己的命运——作为弱势群体，被“权贵”欺压。

“霸凌者背景深厚”的说法因此深受欢迎。有人“爆料”，施暴者之一刘某甲的父亲是公安局副局长；也有传言说，她的父亲是律师，母亲是一级警督。尽管在两天后，也就是8月5日，江油官方发布公告辟谣称，霸凌者父母均为普通务工人员，但是，可靠信息渠道的减少和蓝底白字通报的不容置疑，并没有说服事件的关注者们，他们仍然倾向于与官方不同的解释。

恐惧

事发一周后，谈及此事，林雨同村的村民孙飞仍旧愤慨不已，“别人（霸凌者家长）是当官的，（林雨父亲）报了案10天（警方）没有作为，如果不牵涉当官的，派出所早就处理了。”他觉得，无权无势的受害者一家，更需要大家一起声援。

随着林雨被霸凌的视频在网上引起热议，8月4日上午，江油警方通报处理结果：霸凌林雨的三名女生中，两名满14周岁的女生被送往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另一人未满14周岁则受到批评教育。受害者伤情被警方鉴定为轻微伤。

但这份迟来的处理通报，没有平息争议，反而激发了人们更多的猜测。有人认为霸凌林雨的三名女生受到的惩罚过轻，觉得背后“有猫腻”；还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说，曾看到本该接受“矫治教育”的打人者之一出现在台球厅，暗示霸凌者已经逃脱了法律制裁。

8月4日上午，因不满事件处理进展，一些市民开始自发聚集在江油市城郊派出所门口，想为被霸凌女孩林雨一家“讨个说法”。周诚在朋友圈传播的视频里看到，人们聚集在派出所门口，林雨父亲一度躺在派出所门口，而派出所方面始终无人出面回应。

看到这段视频后，周诚决定去现场看看。

周诚对霸凌者在视频里的“嚣张”态度尤其印象深刻。在那段霸凌视频里，林雨哀求不要打脸，称父亲看到了会报警时，霸凌者之一表示：“（我们）又不是没去过，以为我们怕你（报警）吗？没得（有）20分钟就出来了”。

村民刘芳也对霸凌者称不怕报警的言语感到震惊。“出了（霸凌）这个事，那个女孩（霸凌者）说进派出所20分钟就出来了，都不怕别人报警，（好像）法院都是她们家开的，想咋样就咋样，她说这种话，每个人都觉得愤怒。”

刘芳和丈夫都是农民，比林雨父母年龄稍大。刘芳的丈夫曾常年在外务工，多是干装修、建筑等零工。她和丈夫住在一幢二层自建房里，室内简陋得像毛坯房，墙壁和地板都是水泥，屋内陈设着旧沙发、矮桌和置物柜，没有空调，也没有多余的家具。

家中拮据，令刘芳对贫富差距更加敏感。“现在小孩上学，你骑自行车或三轮车去接送，而别人开小轿车，小孩们心中就会对比。即使五六岁的小孩，也认识各种牌子的车。“她告诉水瓶纪元，自己的孩子上学时也曾受过同学的嘲笑和老师的轻视，但那时没有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霸凌不曾张扬于更大的范围。

尽管刘芳的孩子已经长大，不会再面对校园霸凌的情况，但“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想法这段时间一直萦绕着她，“如果我不敢闹，万一以后自己小孩遇到这种事怎么办？”

8月4日下午，刘芳在微信上流传的视频里看到，因与派出所交流无果，人群转而前往教育局和市政府，她决定搭村民的车一同去声援。城郊派出所距市政府3公里左右，在市政府门口，人群和保安发生冲突，从门口涌入市政府院内。

下跪

水瓶纪元走访了解到，与林雨一家同一个山头生活，甚至打过照面的村民们，都没有从林雨的父母口中了解过事情的近况。“他们不会自己到处说”，一位邻居说，霸凌事件及其之后的事情进展，本地人也都是从短视频里看到的。

短视频中，8月4日下午，在市政府大院里，一名自称是林雨舅舅的男子，和市民讲述自己对警方处理的不满。这位“舅舅”提到，早在7月22日家属就已经报警，直到8月3日，才有警察向家属保证“能处理好事件”。”他称，他们在派出所等了一天，4号早上，警方才发布通报，且通报中，霸凌者抢劫手机、故意殴打等行为都没有立案。室外烈日当头，围观者都用衣帽遮挡太阳，该男子顾不上这些，他情绪激动，嗓音嘶哑，一边说一边在头顶比划，“已经过去10多天了，（女孩）脑壳上面还有包。”

另一段被广泛传播的视频也发生在8月4日这天。在市政府，林雨的父母以近乎匍匐的姿态跪在市政府大厅。这对夫妇年龄不大，穿着黑色无袖上衣的林雨母亲身材瘦小，嘴巴焦急地张得很大，但发不出声音。林雨父母在政府大厅不停地磕头，举起双手跪拜，爬行几步后跪倒在一名政府官员装扮的人脚边，抓着他的脚腕希望“求一个公道”。

在视频中，林雨父母下跪的对象自称江油市政法委员会_（下称“政法委”）_副书记。这是一个穿着深蓝色Polo衫的中年男人，被跪着的林雨父母双手抓住时，他仍站得笔直，手持扩音器对围观群众讲话，似在劝导，目光并未落在脚边跪地哀求者的身上。或许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位领导回应，林雨父亲一度仰头嚎啕，身边的妻子也因情绪激动瘫倒在地，周围人将她扶起。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市民中，许多人举起手机拍摄记录现场状况。视频画面捕捉到，有围观市民将拍摄的现场视频发到微信的聊天框内。

周诚当时就在现场，他后来也看到了这段视频，与对霸凌者的反感类似，周诚对该名官员在调解现场的做法也非常不解。他认为，无论事件责任如何、诉求是否充分，面对这种情形，身为领导，最基本的做法应当先将对方扶起来，“人家平民百姓两个人跪在地上把你腿抱住了，就是祈求你，让你’可怜可怜我‘，结果你就一直在那站着。（他们）跪在你面前那一刻，你应该给人家扶起来。”周诚皱着眉说，“这是最基本的，不管官大官小，人人都是平等的。”

周诚记得，起初，在8月4日上午，市民还可以自由出入市政府会议大厅，随着下午到现场的人数逐渐增加，为了维持秩序，政府大门被关闭，围观者不能再进入。当天天气很热，周诚觉得自己快要中暑了，人们密密麻麻地挤在市政府门口等，“希望政府给个说法，要求严查”。

后来，自称是江油市政法委副书记的男人告诉市民，可以到指定的会议室坐下来表达诉求。

周诚回忆，他随人群进入了会议室，市民代表们在台前讲话。这些代表来自市区或周边乡镇，多数为自愿报名，与受害女孩家属并无直接关系。周诚表示，市民代表们的主要意见是，“保护该保护的未成年（人），而不是（只要是）未成年（人）就可以逍遥法外。”

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内的会议室（图_网络投稿）

多段会议室视频显示，有市民代表手持带底座的话筒，轮流以四川方言质问一名黑衣男子：“受害者父母不识字、母亲是聋哑人，你们的处理意见如何让他们签字？”“14到16岁的未成年人违法，应当如何处罚？”“家属与官方说法相互矛盾，你们称受害者父亲已同意处理方案，他说你们可能对他进行了诱导。”每段发言落下，室内人群便起立鼓掌、欢呼。

“（市民代表提出的）意见到最后都没有结果，随后大家又去了教育局。”周诚说，他到场的初衷很简单：施暴一方的监护人应在现场向受害者一家公开致歉。“未成年人可以不出面，但作为监护人，是不是应该给大家郑重道歉？”

同样赶到市政府门口声援的还有24岁的陆强，他住在绵阳市区，女儿今年三岁。8月4日，他本来和朋友约好来江油钓鱼，可刷到霸凌视频后，“心情都没有了”。看到有市民聚在市政府门口，陆强和朋友也打算过去看看。

到了人群聚集处，陆强听到了受害者一家的更多情况，他对事态的发展有了无力感，“这么久了，为什么（霸凌者）监护人连一个道歉都没有？”

在市政府门口，陆强听到围观群众的讨论，希望政府对霸凌者予以严惩，可陆强觉得“政府也没办法，刑法在那儿放着，不可能让小孩进监狱。”他说，8月4日下午，当他刚站在市政府门口时，他仍然乐观地相信政府会对事件有一个交代，而在此之前，大家给政府足够的时间调查也是必须的。

清场那一夜

江油市民将8月4日在市政府门口拍摄的视频发布在网上，大量视频显示，警察和群众产生冲突，市民们被警察拖走。

多名警察围殴市民（图_网络视频截图）

刘芳说，当天她在市政府门口看到很多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她不敢拍视频，也不敢和身边人讨论。她很怕，那天之后，再聊起这件事，她在自己家都下意识地压低声音。但直到现在，她仍然觉得“非如此不可”，除了走上街头让政府“给个公道”，她没有其他办法。

当回忆起市政府门口的聚集人数之多，刘芳似乎也获得了克服恐惧的勇气。面对水瓶纪元，她的语速逐渐变得飞快，声音也大了许多，”农村人没文化没背景，官当得再大，但是我们老百姓人多嘛。我不相信他把几万人一次性给全部搞‘死’嘛。”

实际上，在8月4日下午，当市民代表们在会议室里讨论如何惩治未成年霸凌者时，在市政府门口外，由于聚集的人数不断增加，警方的布防开始升级。数辆黑色有“特警”标识的面包车和大巴车来到现场，人群被拦在道路两边，分散在市政府所在的诗仙路东段的整个路段，警察站成一排面向市民，阻止更多人向市政府聚集。根据现场视频，一个市民被多名警察拖行带走，路边被警察拦住的人们喊着“暴力执法”，却未能出力阻止。后又有多人被抬走，包括一名穿着裙子的女士，也被三四个警察抓住，四肢离地地被拖走，有人高喊“抓老百姓干嘛？”

这天傍晚，周诚因工作提前离开市政府的会议室。他指出，随后广为流传的一段视频里，在市政府外指挥警察拖走一位中老年妇女的黑衣男子，就是此前在会议室里被市民代表质问警方不作为的政府官员。

多名警察在市政府门口拖行一市民（图_网络视频截图）

那段视频让他印象深刻：画面拍摄于市政府对面的江油市第一中学门口，人群被挤到路边，两个身着蓝色制服的警察与一名黑衣寸头的中年男子围住一位瘦小的中老年妇女，两名警察似在说服，而前述据信为政府官员的黑衣中年男子，手持扩音器，手指着该女士反复吼问：“你走不走？”

一名戴眼镜的青年挡在这位妇女面前，质问黑衣男子：“你要爪子（干什么）？你要把人家老婆婆拖走是不是？”也许是被质问的语气激怒，黑衣男子情绪激动，用手指着青年示意身旁警察，喊道“拖起走”。几名警察冲出，抓住青年的胳膊将其拖走。

在江油市民看来，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当权者欺压弱势者的画面。周诚气愤地说：“（黑衣男子）当的啥子官？我们都是围观者，你不能随便想拖哪个就拖哪个。”

警方的暴力让直面冲突的人群又多了一重愤怒，许多视频中人们喊道：“凭啥子抓人？”“警察打人了！”“就这么对人民群众？”

现场视频显示，到了深夜人群仍未散去，有人带头唱起国歌：“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警民对峙加剧：有人摔倒在地，被四五名警员围住并有踢打动作；有人对镜头控诉称，自己被喷射了辣椒水。

凌晨一点后，人群被驱离至诗仙路尽头的中坝广场。警方在广场抓捕尚未离开的市民，有人骑电瓶车逃跑，坐在后座的拍摄者哭叫着喊“他们来抓我们了”，画面中一名穿黑色制服的警察紧追黄色上衣男子，飞奔穿过广场。网传画面显示，警方至凌晨三点仍在清场，现场传出惊呼声，随后直播中断。另有网友发布抖音直播间截图，页面提示“服务器升级调整中，暂不支持本地区开播”。

8月4日傍晚时分，刘芳在更大规模的冲突爆发前离开了现场。其后，她在社交媒体平台刷到多段冲突视频，看到有警察殴打现场抗议的群众，有人被拉牲口的货车拉走。她被强烈的惊吓淹没，“太恐怖了，一个国家政府都这样干了，你说这些人怎么（办）？”

当地被用货车拉走的被捕市民（图_网络投稿）

陆强也没有在市政府门口待到晚上。傍晚，他也刷到警民对峙冲突升级，警察暴力清场的视频。尽管曾对政府维持秩序、不公开案件抱有理解态度，但他觉得，用这样暴力的手段对待江油市民是不公平的。“一个老百姓，你说他暴乱了，人家手上又没拿东西，在没有威胁到（警方）人身安全情况下，政府有点太过激了。”他的语气里透着沉重和无奈，“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不公平，太可怜了。”

新的一天

8月5日早上，市民再次聚集在诗仙路东段，通往市政府大楼的路口已经设有黑色围栏，道路也以交通管制的名义进行了封锁。市民拍摄的视频中，一个黑色上衣青年隔着栏杆对警方喊话：“你们也有娃，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想政府高高在上，我们在维护江油的形象……人民警察为的是人民，我相信他们是有良心的……我们要的是政府给说法，不是要冲击政府。”

江油市政府所在的诗仙路被管制（图_网络视频截图）

站在他身边的几位妇女说，“我们都是做父母的，我们娃都是在念书，马上开学了，还老百姓一个公道。”但随后，一队穿黑色制服的警察扯开围栏冲向这位青年，把他推到在地上后抬走。一个穿蓝色制服的警察紧跟其后，喊着“往后退”，并从自己的装备中拿出一瓶雾状液体向市民喷洒，从视频中市民的反应看，这种液体有刺激效果，阻止了其他市民靠近。

许多参与声援的市民将现场的图片、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江油”一度成为微博热搜词条。网友郑月告诉水瓶纪元，自己在8月5日9时许，转发了多条含“江油市民被警方殴打拖行图片”的微博，不久后均被删除。

微博相关话题词被封禁（图_微博）

8月5日，四川绵阳网警回应施暴者父母身份问题，称网上出现“江油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打的人”“施暴者父亲为律师”“施暴者亲妈是江油市一级警督”等信息均为谣言。3名违法人员（霸凌者）的父母分别有2人无业、2人在省外务工、1人为本地售货员、1人为本地外卖员，编造谣言者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辟谣信息被网友总结称：施暴者家长“没有背景”，处置迟缓是因为派出所积案过多。但清场事件发生后，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加重，比如刘芳就对官方的说法半信半疑——“你怎么晓得是咋个事情？不晓得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删帖和官方通报双管齐下，8月4日晚，江油警方暴力镇压事件很快就在社交媒体上成为“禁忌”。但网民对霸凌事件的“私力追查”仍在继续。施暴者刘某甲的个人信息被违法“开盒”，家庭住址曝光，甚至有人找上门，在其家门前撒尿、扔纸钱、倒垃圾。施暴者刘某甲家的邻居告诉水瓶纪元，几天过去，施暴者家门口的走廊里仍有异味。

“人不在家，一家人都没在。”这位邻居称，目前小区已经几乎恢复了平静，“（家长）同意赔偿并道歉”。此前，有陌生人到其门口焚烧纸张、撕毁门框对联，但邻居“不清楚是谁”。

刘某甲住址门口有人烧纸（图_网络投稿）

上述邻居告诉水瓶纪元，施暴者刘某甲住的小区是2019年交付的安置房，当时房价每平米四千余元，大多数居民都是从农村回迁来的，经济条件一般，“没有钱，我们也都是种地的农民。”这位邻居也确认，刘某甲父母并非权贵，“一个送快递，一个帮人卖货，都是普通人。”

为了回应人们对官方通报的质疑，8月6日，江油当地官媒“涪江观察”继续发布文章称，刘某甲曾有过一次因纠纷在派出所接受调解的记录，而网传视频中彭某某、刘某甲自称“进去派出所十多次，不到二十分钟就出来了”的言论系担心受害人报警，故意夸张吓唬受害人。这篇有官方独家信源的文章还披露，打人者及家长已向受害人赔礼道歉。而林雨家人也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希望网友们不要再转发视频。”

事件仿佛戛然而止，但在江油市民眼里，霸凌者的监护人没有公开道歉，政府的解释也没能回答大家的质疑。

周诚对这样不了了之的结局感到憋气，“感觉事情就被压下来了，很糙很潦草。”他说，他从前相信公权力所代表的公平正义，觉得有问题可以找警察，但现在他“切身地觉得世道不公平。”

随之而来的还有担忧。周诚的女儿也在上学，身为家长，自己不能24小时贴身跟着女儿，如果女儿也遇到校园霸凌怎么办？他开玩笑地说，“或许应该让孩子学一下散打拳击等搏斗类项目？”他说，无论如何他都会反复告诫孩子，在学校不要惹是生非、欺负别人，但如果受到欺负，要及时告诉爸爸妈妈。

多位和被霸凌女孩同村的村民表示，当地政府官员曾和村干部一起挨家挨户”走访“，要求村民不要讨论，也不要传播相关视频。微博搜索栏中，江油仍关联着“警察打群众”的词条，但已搜索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在微博AI总结的搜索结果中，事件定性一栏显示“无证据表明警察参与殴打群众。”

这些愤怒、担忧和害怕被迅速抹平了。到了8月5日下午，通往市政府的诗仙路口的街面上已经几乎空无一人。两天后，第十二届世界运动会在距江油车程2个多小时的成都开幕，多家媒体宣传，开幕式向世界递交了一张“和合共生”的文化名片。

（林雨、周诚、孙飞、刘芳、陆强、郑月均为化名)

荔枝的侧写

在大小年与气候异常的双重作用下，今年荔枝大幅增产111.26%，价格却暴跌70%，部分产区每斤仅售1至2元。荔枝虽然甘甜诱人，却因极难保鲜、采摘成本高，往年很少作为茶饮新品出现。而在今年，借着热播剧《长安的荔枝》的文化加持和丰产的推波助澜，它成为了各大茶饮品牌争相追逐的新贵。但这场热潮背后，是市场机制对自然节律的扰动——荔枝的“大小年”本是荔枝和许多农产品固有的周期现象，但在市场化的运作下被放大为歉收、高价时种树，丰产、价低时又砍树的循环陷阱，生产与分配早已脱离合理调节的轨道。

茶百道在荔枝新品的宣传文案中，煞有介事地强调“一杯奶茶里含有19颗荔枝”，试图说明产品的新鲜与诚意。可在这一切光鲜的背后，传来的却是基层员工的吐槽：

“又是剥、又是洗、又是煮，手套带了差不多十个小时——手都泡浮囊了。”

“周末快乐，除了茶百道研发部。能干干，不能干换人，整天搞各种水果汁子。要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每天剥八、九十斤荔枝，手都磨烂了，真把员工当日本人整呢，顾客催完骑手催……”

“……明天是我入职的第七天。听说明天还要开始商战零元购。我已经不想去上班了。这几天剥荔枝、剥青提、剥葡萄。才七天，我的大拇指就开始要长茧子了。我每天都想哭。”

“在茶百道上班，你们剥水果剥得手不疼吗？一天要剥好多葡萄和提子，手指甲都要废了。”

“茶百道你为什么净出些折磨员工的品？”

在社交媒体上，茶百道官方并未正视员工因剥荔枝带来的劳损与困境，反而以骄傲的口吻公布新品上线后消耗荔枝的惊人数字。广告链上的营销号更是乐此不疲地渲染“辛劳叙事”，将劳动者的痛苦包装成产品“新鲜”“高品质”的故事素材。在当下的生产与营销逻辑中，劳动的苦痛原本就是商品得以诞生和流通的隐性代价，如今更被商业话术巧妙包装，变成吸引眼球的“情绪资本”。这种痛苦既未被看见，更无从改善，却在消费市场上被肆意消费、反复利用。

员工在社媒上谈起茶百道的关键词：制度 强制 命令 压迫 计算 试探 饥饿 命令 流汗 爆发 焦虑 斗争 铲冰 打个效期 卫生 稽查来了......

饮品企业在新品研发过程中对一线店员的系统性忽视，早已是行业内广受诟病的问题。去年，就有员工曾无奈反映，其工作强度之大已超出人类承受范围：“九点上班，十点营业，一小时准备20+的料……我是人不是狗”——这种将员工视为机器而非个体的态度，正是资方忽视劳动权益，对劳动者深层次剥削问题的一个侧写。

订单滚滚来，工人无退路

新品爆卖，店家爆单，员工却成为背后无人看见的牺牲品；这种情境随着“外卖大战”的打响，被更加前所未有地普遍化了。近期，京东、美团和淘宝闪购（饿了么）的外卖大战引发“0元购”的浪潮。到周五、周末，大量奶茶店、快餐店爆单，部分店铺订单飙升至平时五倍多。益禾堂披露门店营业时间从原本的早上9时30分至晚上11时，拉长为早上8时30分开门，营业至凌晨3时，足足增加了5小时。同时，几乎全国门店都大量聘请零时工、增加员工加班时长。有媒体就报道：员工一天做一千多杯奶茶，甚至没空喝水。夜班员工本来八点下，却加班到下午一点；一名瑞幸员工就讽刺地说道：“减肥我只服瑞幸”，该员工在近一个半月的工作中暴瘦38斤；某连锁奶茶店的前员工就透露，由于“外卖大战”带来工作量和压力剧增，其所在门店的店长和三名店员共四人全部离职。

做不完的奶茶。

员工在社交媒体上也满是怨言：

“每天大都800多杯，一共四个店员交替上班，感觉每天都好累，连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我感觉我要累死了，一天天的全是单子，感觉看不到头。每天上班都跟机器人一样不停的做奶茶，下班后浑身腰酸背痛，问题是工资也不怎么高。这下三大外卖平台的战争只有奶茶店员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外卖大战，人家根本喝不完，我根本做不完。最辛苦的就是外卖这些员工啦，不停干。做不完的杯，贴不完的单，打不完的包，备不完的料，还有催不停的单。还有时候因为客人脾气不好，叫顾客出示取餐号会被客人骂……打工人，每天当牛马很累。

——是的啊！有些人没拿到直接给差评了。老板全怪我们店员，每人扣200。又累又没绩效，白白干还要扣钱……”

“我直接辞职了，太累了 ，一天下来外卖五六百单。还只有五个人 ，五个人两早两晚一中，忙得很不得长八只手……”

某奶茶店中的标语。

工作量激增只是员工面临的挑战之一。品牌方督导要求新老员工都必须手剥荔枝、青提，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此外，顾客和骑手的频繁催单也让他们压力倍增，有时甚至会激化店员与顾客、骑手之间的矛盾，导致激烈的肢体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为快速缓解压力，店主新雇佣的员工未经培训，可能进一步增加操作不当和意外事件的安全风险。

“店员累哭了……几百杯量，只有3个人，而且有两个早应该下班了，亲眼看到累哭了，唉。”

“我直接哭了。本来就是刚入门还不会做奶茶，打包也手忙脚乱的。骑手和顾客还很凶，有一个阿姨自取五杯，因为杯量太多一直没找到，直接骂我。为什么平台搞商战要员工和店家承担啊？”

“外卖大战谁赢谁输？反正奶茶小妹先死一步，麻烦宽容一下…毕竟一天做4000多杯奶茶不是人干的事，品牌不让下架、关店…我们只能硬抗……”

外卖员和店员爆发冲突。

骑手作为外卖配送链条上的关键一环，在“外卖大战”的背景下同样面临严峻挑战。许多骑手每天的订单量超过120甚至200单。按照经验估计，这意味着他们需要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每天至少12小时，并且每单配送时间必须控制在5分钟以内，所有的生理需求都不得不让位。超时配送和送错餐成了家常便饭，而辛苦赚来的钱却又常常被平台扣除。面对全国大部分城市持续的高温热浪，骑手们的精神和生理都已濒临极限。此外，一些店铺人手不足，在平台“超时扣款”的压力下，骑手们甚至被迫充当免费劳动力，帮助店铺完成订单的“生产”环节。

“你的外卖可能是外卖员做的”——某些店铺人手短缺，外卖员成为“临时工”。

爆单的背后，是对劳动力和资源的无情消耗，带来生产过剩和对生产秩序的破坏。消费者在大量补贴的刺激下，可能下单远超实际所需的产品；同时，由于订单积压导致长时间等待，大量“0元购”订单最终无人领取，店员辛苦加班的成果因此被白白浪费。

“……最近经常听之前的小伙伴们吐槽现在商战越来越离谱，而且好多做好了不来拿的，真的超级浪费……

——今天晚上我们都下班了还有四十杯没有人来拿的，全部倒掉了，真的很浪费，我不懂这些人是为什么”。

大量的奶茶无人认领。

资本结构中的劳动陷阱

从手剥荔枝到奶茶爆单，这不仅仅是孤立的个例，而是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在经济疲软的大背景下，消费者对价格愈发敏感，大量转向性价比更高的线上消费；与此同时，更多商家被迫融入平台经济，希望借此拓宽销路。美团外卖去年的亮眼盈利数据向资本市场证明了即时零售的巨大潜力，这里似乎正是资本亟需的“下一片蓝海”，更准确的说是被包装过的红海——已然开发、竞争激烈且充满工人血汗的红海。

这片“蓝海”的诱惑迅速点燃了互联网巨头的新一轮争夺战。对于传统电商如京东、淘宝，外卖平台打造的即时零售模式正在蚕食它们的销售份额。京东高调宣布进军即时零售，淘宝闪购联合饿了么制定“战斗计划”，抖音也加码“随心团”，巨头们纷纷入局，战火骤然升温。

阿里巴巴制定雄心勃勃的计划。

2020年以来，饮品市场迅速膨胀，一、二线城市核心商圈内茶饮店密度惊人，高达50家店铺聚集于1公里范围，市场已然饱和。这种白热化竞争迫使品牌们不断抢夺客源、拉高销量。在同质化产品竞争中，茶饮企业并非“无可奈何”，而是主动加码人力物力，打造“足料、复杂工序、高性价比”的爆款噱头，对“新品”与“手工鲜剥”的痴迷，不过是资本攫取流量和利润的工具。

手工、鲜剥作为机器和预制工艺的对立面，满足了消费者对“新鲜”“纯手工”的期待，也反映了行业对成本的极致控制。企业用看似“匠心”的人工操作取代更合理的备料方式，本质上是将原本应由资方承担的生产成本和员工健康保障，无情地转嫁给了一线劳动者。品牌方在定价时只关注市场竞争力和消费者心理预期，而加盟门店员工的劳动付出、工序耗时则被视作“隐形变量”，默默转嫁给加盟商和工人。研发与生产之间的割裂，使“创新”成为劳动密集的隐形代价，鲜活的工人成了机器般运转的齿轮。

茶饮店员工看着订单绝望的背影。

随着“外卖大战”的全面打响，流量红利与扩张机会推高了茶饮企业的市值，而另一端，一线员工的劳动强度和身体代价也在同步飙升。在上市茶饮企业中，除奈雪的茶外，几乎所有品牌都依赖加盟门店支撑扩张版图，品牌方由此构建了低风险、快增长的“轻资产”商业体系。

这种结构性脱节在外卖大战中被进一步放大。加盟商缺乏品牌方支持，在与外卖平台谈判佣金、活动费用分摊时处于弱势。为了消化补贴成本，他们只能拼命追求订单量，同时压缩人力开支。最终，一线员工在极度精简的人手配置下，以近乎流水线的节奏高负荷运转，过劳、伤病、乃至离职成为常态。品牌方则稳坐收割者的高位：从加盟费、供应链差价到品牌授权，持续吸纳收益。它们无需面对劳动者的疲惫与抗议，只需在销量暴涨与股价飙升中享受资本市场的掌声。

大战之后茶饮股大涨。

从剥荔枝的门店工人，到爆单应接不暇的骑手，整条生产链已被资本逻辑裹挟得无法喘息。甚至连种植、采摘荔枝的农业工人，也无法逃脱这场节奏失控的疯狂——他们的劳动成果在丰产之年沦为廉价原料，被拿来包装成流量故事，而他们自身却从未进入这场盛宴的分配体系。所有劳动者，尽管所处环节不同，命运却早已紧密相连。这正是资本逻辑下“爆卖”的剥削真相。

秩序的幻觉

大战也暴露出一个惊人的悖论：这些互联网巨头几乎渗透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掌握着庞大的数据、流量和资金资源，却并未带来更有序的生产与分配。相反，在资本主义的逻辑驱动下，它们自身强大的调配与组织能力被转化为扩大混乱的工具。即时零售看似是一场“效率革命”，实则加剧了供应链、物流、人力的高压运作，留下过剩与短缺、对生产秩序和生产力的破坏，以及工人和骑手的超负荷劳动。

桌子堆满了奶茶，可能很多都不会有人认领。

这一切背后，是资本主义运行逻辑的必然结果。在资本的指挥棒下，企业扩张的速度往往超过市场的承载力；生产与流通缺乏整体协调，只能依赖市场“无形之手”。最终形成的不是秩序，而是外表光鲜、内里崩塌的增长假象。手剥荔枝与即时零售大战，正是这种逻辑的镜像映射——看似高效的系统背后，是混乱的扩张、透支的劳动，以及被裹挟其中的消费者，这场资本狂欢的代价，终将由所有人共同承担。

门店在补贴大战中过度消耗资金，很容易陷入资金短缺泥沼。为了填补亏空，商家们只得进一步削减人力、延长工时，剥荔枝、青提的苦役注定难以逃脱。有员工无奈反映，面对店主和平台“不能停止接单”的指令，他们曾在一个小时内处理超过500份订单，即便如此透支，也未获得任何额外奖励。更有网友发问奶茶店员工的薪资与绩效状况，得到的回复是“管理者有绩效”、“1800元基础工资+400元全勤奖+店营业额千分之四”。更普遍的是奶茶店习惯雇佣大量兼职，每小时仅10元，大战中员工除了因剥荔枝而破烂的手什么也得不到——这与他们日均成百上千杯的劳动强度形成鲜明对比。

“青春没有售价，但85能买我一天。”

对骑手而言，平台规则的高压与商家出餐口的拥堵，让他们在混乱中超负荷运转。这种拥堵并非偶发，而是门店在高压生产节奏下的必然产物。订单洪流、设备超负荷、人手紧缺，压力层层叠加至配送端，使整个链条濒临断裂。

对消费者而言，外卖大战催生的垄断正在悄然抬高生活成本。补贴带来的短期便利早已暗藏“秋后算账”的伏笔——价格上涨、佣金提高、食品质量下降的剧本，已在餐饮行业隐隐上演。同时，消费者和劳动者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人。今天享受外卖便利的人们，大多数也在自己的行业中以“另一种身份”承受着同样的规律：被不断加速的生产、被利润至上的管理逻辑裹挟、被流量与数据算法异化。只要这套资本逻辑不变，任何行业都难以幸免，任何劳动者都无法置身事外。

“我要罢工了！！！”

或许我们都享受过便利的送货上门、甘甜的鲜美果茶、每周都更新的时尚衣物、电商迅速的次日达，却往往忽略了这背后是无数工人辛勤的双手。而这些被过度压榨的手，很可能就属于另一个身份的我们自己。

面对日复一日的高压劳动，一些员工选择了离职，以沉默的方式表达无法承受的痛苦。他们没有等来改善，只能先离开；也或许正在思考：我们究竟该如何劳动，如何生活。而更多人仍在岗位上挣扎，在每一杯爆单奶茶、每一笔补贴订单中被透支着身体。

“京东、饿了么、美团三位爷，请记住你们每次大战，都是我们这些奶茶店员工替你们扛下了所有。”

劳动者在社媒上表达自己心声。

这不仅是茶饮与外卖的问题，也不仅是哪家平台更压榨、更冷血，而是整套资本主义逻辑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集中体现。在“市场效率”名义下，劳动被压缩，成本被转嫁，人被当作随时可替代的零部件。这不是系统失控，而是它本就如此设计。

改变已不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一种迫近的需要。从茶饮店员到仓储拣货工，从骑手到客服后台，从工厂流水线到算法背后，在这场压榨机制中的每一个劳动者，都应拥有重新定义劳动与生活的权力。劳动者应该要主导生产、参与决策重塑规则。只有当被压榨的齿轮变成握有钥匙的主人，整个生产逻辑才能从利润至上转向为人服务。

座上荔枝甘，座下指犹酸。我们若不握紧自己的双手，这场甜美的盛宴终将成为所有人的苦果。

202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下称“司法解释（二）”，针对社会保险纠纷等问题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将于9月1日起施行。

其中第十九条明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约定或承诺无效。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规定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这一规定被许多人理解为“强制社保”的信号。据《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4》，2024年，在社保缴纳基数上完全合规的企业只占到了28.4%。约七成企业都存在不缴或少缴的情况，其中又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它们在我国市场主体中的占比达到了90%以上。

另一个背景是，据人社部统计公报，2024年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5.34亿人中，在职参保职工3.87亿人，离退休人员1.47亿人，抚养比为2.63:1，而这个数据在2010年还是3.16:1。伴随老龄化和少子化，社保的给付压力正在逐年递增。

社保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兜底，也是对劳动者的切实保障。以长远来看，企业和个人合规缴纳社保一定是好事。但短期内，在经济承压的背景下，“应缴尽缴”也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减少劳动者到手收入，甚至加剧降薪、裁员，进一步抑制有效需求，影响市场活力。

面对这个新规，我们与劳动法律师，以及人力资源密集、或受影响最大的行业，如餐饮、快递、小工厂的老板聊了聊，看新规到底“新在哪”，以及对他们有何影响，未来他们打算怎么办。

一位劳动法律师：

从字面上看，这一次规定的不是“必须缴社保”，而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签订协议免除社保缴纳义务的协议不生效”。过去我遇到的很多客户咨询，我跟员工签个协议、双方都同意不交社保，行不行？我们经常给对方举这个例子，租客跟房东协议约定不交物业费是否有效？社保不是劳动者交给用人单位的，而是双方缴纳到社保基金的。你俩说好不交了，那社保基金还没表态呢？

大多数人对这一点有误解，认为好像是“突然不能不交了”，为什么我不能自主决定这件事了。因为这从来都不是你能自主决定的事。在法律层面，社保一直都是强制缴纳的，从来没有允许过不缴社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最迟从这时候起，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就已经是法定义务了。至少在立法层面，从有法可依的角度，2008 年就要求强制缴纳了，只不过可能没有做到执法必严。

在这之后，2010年我国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从2011 年7月开始实施，在劳动合同法之外，又一部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并且对用人单位和职工的缴费比例、缴费基数，以及职工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的标准都做了明确规定，对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的行为也明确了法律责任，如限期缴纳、加收滞纳金甚至罚款等，增强了法律的强制性。

这是立法的角度。从执法的角度，近年来体感上的变化主要是从2020年开始，各地比较密集地出台文件，推行社会保险“三统一”，也就是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主体、工资和个税扣缴主体、社保缴纳主体保持一致。2022年，人社部正式发布《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到这一次“司法解释（二）”的发布，能够感觉到社保稽查执法逐渐趋严。

因此，“司法解释（二）”没有创设此前大家不具有的义务，也没有减少此前大家此前享有的权利，它没有改变客观上已经存在的司法实践。有个词叫“宣示性立法”，它只是对于既有司法实践现状的一个字面上的确认和重申。

就这点来说，9月1号之后会不会出现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我的理解是不会，约定不交社保的协议一直都没有法律效力。

我们目前的社保缴费稽查执法情况整体上还是不告不理。目前我了解到的社保征缴机构主动发起稽查的案例还非常少见。企业主如果之前不交社保的，那9月1号之后还是可以继续不交，就等着员工去投诉。那员工会不会投诉？说不好。但是如果员工去投诉了，在这个问题上，法律是必站在劳动者一方的。以前是这样，今天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

一位义乌的电商老板：

我们的工厂在义乌，有二十多位工人，客服、运营等办公室团队在上海，也有二十多人，总共约50人，目前只有三个人上了社保，我自己都没给自己上。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义乌可能 95% 以上的人是没有社保这个概念的，甚至连合同都不会签，基本都是口头协议，按月发工资。像我们工厂在义乌已经算是正规的，除了打包的工人流动性太大，其他人都会签合同。工人不知道社保，也不会问，他们更想要的是实在的工资，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在流水线上做十几二十年交够社保。

据我的观察，义乌这些做电商的小工厂，利润率大概在 5% 左右，非常低，根本不足以支撑给工人交社保。

我身边有一个例子，一个工厂2024年卖了一个多亿，但到今年三月份统计的时候，扣掉人工、租金、原料等成本，账上只有100万出头。这100万还不是现金，可能还有烂账没收回来。他们总共有30个左右的员工，如果要交社保，按每人每月公司支出1500元算，就要额外再支出50多万。

制造业是薄利多销，现金流压力又很大的行业，做一个亿这么大的盘子，一年回报就这么一点，再多出50万的社保支出，崩盘的风险非常大。这还是体量大的，义乌最多的是那种两三个人的小工厂，一个月就赚一万多。

我自己公司的人都是跟了我五六年的，很熟悉了，关系也比较好。想要的话我就会给交，像前两天有个同事说小孩子要上学，要缴社保，就会帮他缴。如果是新招的人肯定不愿意去承担这个成本，能省一点是一点。

虽然大家都在说强制社保，但我觉得这是需要时间的。可能从大企业到中小企业，从一线城市到小城市，这样慢慢覆盖、下沉。我觉得义乌还到不了全民社保的程度，如果真到这种程度的话，义乌就崩掉了。

如果假定一个最极端的情况，真的必须要交了，那我就只能做小规模，或者只找家里人一起做。

一位快递驿站老板：

我现在在深圳，自己有一个快递驿站，这个驿站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干，偶尔我老婆会来帮下忙，早上跟下午我会招临时工，早上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按一小时20块算，属于灵活用工，这种兼职是没办法给他们交社保的。

同时我还在帮一个三通快递共配站网点的老板管理片区其中的一个驿站，手底下有 7 个快递员，快递员的薪资是按计件算，比如说一票7毛钱，一天如果送个七八百票，就是300多块钱，一个月就一万块钱，公司提供住宿，但也是没有社保。甚至连合同都没签，就是过来上班，谈一下多少钱。

快递行业赚不了多少钱，有时候都是在赔钱，像我管理的这个驿站，一个月可能就创造四五万的利润，但扣掉人力、租金，根本不挣钱。我之前帮忙算过一次帐，算下来一个月就赚三千，所以都是想办法去省钱。

之前我在厦门，是圆通和中通的一级代理商，做的还挺大的，结果碰上疫情，亏了200多万。当时手下有20个驿站，包括客服和快递员有50多个人员。只有小一部分快递员想要社保，我们会给交，但一票就相应的会少点钱。客服人员大部分都有交社保，因为客服也比较稳定。

如果要交社保，那我们一般是员工和公司四六分，员工四公司六。有时候是员工自己不想交，假如我公司要承担的社保是每月600左右，如果不交的话，我就补贴600给你，反正总的成本是固定的。

因为很多快递员他一个月赚个七八千，万把块钱的，扣掉生活花销，如果还有孩子，生活的开支是很大的，存不下来钱。所以他们更多是想多拿一些现金，而不是考虑以后会怎么样。

虽然说以前这种约定也不合法，但我做这个行业十多年，大部分人还是有契约精神的，我们谈好了，不交社保把该补的钱给你了，也不至于说离职之后去告我，我基本上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等于是最高法给全国人民普了一次法。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有人要是之前说好不交，之后又去告，告成之后往网上一发，那有些人想，我重新告，是不是还可以拿好几万？很可能会有人这样干。

对于公司来说，本来就不赚钱，一旦有人去告了，赔几万块钱，那这个公司不用开了。大家都是出于这种恐惧，会想之后怎么做合规或者怎么规避风险。

这个行业基本没有给快递员交社保的，只有顺丰、德邦和京东这种直营的公司是有的，其他通达系下面的加盟商和网点都没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会和快递员签承包合同，把这几个小区承包给你，你自己去经营。意味着你是独立的个体，这样可以规避很多东西。我把业务承包给你了，那你在承包的过程发生什么事情，跟公司没关系，公司不用为你负责。

9月1号之后，我管理的那个驿站也要全部改成和快递员签承包合同了。

一位生鲜超市老板：

我最近每天都会在抖音刷到六七条关于社保的视频，我想问，真的一定要交吗？看到有人说不告就没事，一告就有事，我头疼得半死。

我妹妹叫我不要大惊小怪，如果真的强制交社保，社保局会来找我的。我早上买菜的时候也问了其他开超市的人，有的说他想和员工签一个合作协议，做好了发我一份。但问题是，我要怎么跟工人说呀？

我今年51岁了，这家生鲜超市是我弟弟2021年开始做的，我2022年回老家接手。当时有6个员工，我来了之后辞了一个，我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老员工没签合同，新招的也没签，发工资是我妹妹用微信发，她也常来店里帮忙，我每个月给她一千多。

之前招的员工我们有做工资拆分，包括基本工资、岗位补贴、社保补贴等等，加起来平均3000元左右。但去年我问了别的超市，他们工人工资比我还低，只有2800元，上班时间比我还长，九个小时，招人却比我好招。工人们不懂其他的补贴也是工资。我今年就只给工人说基本工资，不拆分了，也直接说了不交社保。

员工7个人，如果交社保的话，每个人还要多花一千多元，那我就要亏钱。我们7月总营收34万左右，房租每月一万，还有水电费、进货、运货等的支出，光我微信里7月就支出了29万。算下来，我自己累得半死，只能赚到五六千的工资钱。

我们生鲜利润本来就低，就是几毛钱、几分钱地赚。有的特价菜进价1元/斤，卖0.99元/斤；损耗也高，菜、水果、肉类每天都得扔掉，还有一些小偷小摸的人，虽然装了监控，但哪有时间查？粮油也不赚钱，大米进价50元，卖51.91元，油进价85元，卖87元；调味料算是能赚钱的，鸡精、味精进价5元，卖6.5元，利润虽然也低，但保质期长、损耗低。

线下都是老人家来买菜，年轻人都是在网上买。上个月美团、京东、饿了么都来找我们，我上了美团闪购，就跟其他的说不要了。因为网购订单要拣菜、称重、打包，很花时间，还不能超时，根本忙不过来，单太少又不能专门招一个人配线上单。这一个月下来，基本不赚不亏，但员工们累得很。

下个月更赚不到钱。最近有家新的大超市一个月后就要开门，就在一百米开外，之后的生意肯定不会好，至少得亏一个月，因为开业的时候要打价格战，不然顾客一下子全跑了。去年新开了两家，我们就跟着降价，他们后来不到半年就关了。有顾客跟我说，我都“杀死”几家了。

听说大超市都有交社保，我也纠结，是不是我哪方面做的不好，才交不起社保？

一位融合烧烤店老板：

我做这行，认识很多同样在开店的朋友，都没有交社保，现在都很焦虑、痛苦。如果要交，不可能让员工全部出这些钱吧？

我店里已经极力精简人员了，雇了四个人，每月人工成本一共21000元：一个厨师，一个烧烤师傅，工资都是7000元/月，他们之前开过烧烤店，懂烧烤，相当于我们一起创业；一个服务员，是厨师的老婆，4000元/月，之前是5000/元，因为店里生意不好，还主动说只给4000元就好了；还有一个洗碗工，是我爸爸，本来也应该4000元/月，但就给了3000元/月，已经62岁了，之前一直是农民，现在还是得干活。因为都是熟悉的人，才能撑起来这个店，我们也没签什么合同。

店里出也不现实，都很艰难地在运营，如果成本高了店开不下去，这些员工不也没有地方去上班了吗？我们厨师一家子有孩子要上学，有老人要养，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才11000元。他们可能跟我的想法一样，不关心未来几十年的事情，更关心眼前自己能拿到多少，他们从来没提过社保，可能都不了解这个东西，觉得自己不需要，之前在其他店也没有交社保，这次新闻出来，也没有问我。

去年我创业开了这家融合烧烤店，投入了十几万。我现在32岁，一天打两份工，除了烧烤店还有摄影的副业。中午到傍晚骑着电瓶车出去接单拍照，八点回店里帮忙打扫、上菜，忙到凌晨1点钟，有时候拍夜景到11点，也要去店里看一看。回到家再选片、修图，两点半睡觉还算早的了。一个月休四五天，但休假时单子来了也要出去拍照。

烧烤只有40%毛利，为了房租低一点，我选的是比较偏的地方，人流量少，六七十平米的店铺租金7000元/月，还有水电费等等，固定成本每个月3万左右，每天得有2500元的营业额才能保本，而且我都没给我自己发工资。不夸张地说，今年只有五月份因为天气舒服，生意好些，赚了一万；其他时候，冬天太冷、夏天太热，都是亏本运营，7月份微微持平，可能有300元的利润。

我对交社保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以前我也上过六七年班，做销售，有交过社保、公积金，自然知道这是有好处的。但后来做自由职业和自主创业后就没有交过社保了，因为没钱。

去年几乎每个人都在赚钱，今年每个人都在亏钱。现在大家没有人出来消费，没有人吃饭，我们就赚不到钱。有的店重新装修了店铺，做了很多升级，想吸引客户，还是一样不赚钱。前段时间我们斜对面一家做低价活动，小龙虾99元十斤，当时人非常多，现在看着也没什么人了。

我也想过不做了，但房租还有四五个月才到期，现在也不好转让。关于社保，我只想等到9月1日再看看情况。

几乎每个人被问到“有没有试着偷偷出去吃饭喝酒”时，都展示出了令人惊讶的恐惧：“微信定位都能查到的”“他们能用卫星拍到人”“酒店窗户都有无人机出来检查”“纪检委的人有种眼镜，戴着拍照就能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在许多公职人员心里，仿佛天网恢恢，稍有不慎就会被“抓”。而这些缺少现实依据的理由有的来自私下口耳相传，有的在短视频中被广泛转发。对“上面无所不能”的想象，实实在在地震慑了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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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烧烤旺季，榆林闹市区的网红烧烤店却空荡荡的，只有外摆位置稀稀拉拉坐着几桌人，几摞塑料椅收在角落，没机会摆出来。一年靠几个月旺季赚钱的小饭店老板们没想到，春节后几名河南干部“违规吃喝”引发的“禁酒令”，会在陕北小城榆林如此严格地落地执行，波及到他们的生计。

日常吃饭喝点小酒的客人本就少了许多，“禁酒令”的执行，让榆林的公务宴请“全军覆没”，高档大酒店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挤进街头市场，开设平价大排档，进一步挤占了小餐馆的生存空间。

水瓶纪元观察到，出于整风反腐本意的“禁酒令”，在各地具体实施时，出现执法标准含糊不清，层层加码，甚至“一刀切”和形式主义的乱象，这些乱象加重了体制内普通公职人员的焦虑，对当地餐饮业、服务业造成了巨大冲击。

榆林靠开采煤矿起家，依赖国有能源工业发展，“体制内”缴存公积金人数占比超过九成，是典型的体制强度高，经济结构单一的城市，“禁酒令”带来的冲击，在这里尤为明显。

含糊不清的指令

这场榆林餐饮业的萧条由5月13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称“中纪委”）的公开通报引发。

通报中举例，今年3月21日，河南省罗山县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李献林召集10名干部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学习教育期间违规吃喝，五人共饮四瓶白酒，当天下午其中一人死亡。

“违规吃喝”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一种情形，中纪委通报中将此事定性为“顶风作案”，并要求各级党组织“以案为鉴”。此后，在中纪委的“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一把手’以身作则”的倡导下，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掀起了一场体制内的禁酒运动，被媒体报道为“史上最严”的“全天候禁酒令”。

几位与水瓶纪元交流的体制内人士，都无法准确回忆榆林是从哪一天开始“禁酒”的，只大约记得是在5月下旬。所谓的“令”并没有一纸红头文件，甚至没有一条微信群里的文字通知。

“这种不会直说的，不可能留下痕迹”，榆林市下辖县政府单位的一名公务员梁迪说。

不能喝酒、不能外出就餐的要求，是从密集的会议、要求严格的学习和上级领导拐弯抹角的敲打中“领会”到的。

莫桥是榆林市一事业单位的无编制工作人员，在禁酒风波前，单位开会学习都是党员干部的事，只有年末年中才要求全体职工参与会议。

现在，她也要每周参与学习，从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多，一学就是一上午。莫桥觉得自己像是回到了高中，早晨来到单位，领到一份十几页的材料，往往是《八项规定》相关文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会议精神等。同事们需要一个接一个地诵读文件，读完后再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主要内容是贪官们如何犯错和忏悔。

中央《八项规定》的具体内容（图_网络）

学习后需要研讨，每个人都必须发言，谈自己的想法。发言要严肃深刻，要有内容，留下记录材料给纪律检查委员会_（下称“纪检委”）_检查。“有时真不知道说啥，我翻手机，领导还不许，说‘要用自己的话谈’”，莫桥无奈地说，“就这样纪检委还批评我们研讨不够深刻。”

学习会议上，莫桥的领导给职工讲了河南信阳干部被通报的典型案例，然后告诉大家：工作的8小时之外，也不属于你们，都在监管范围内，不要因为喝酒闹出什么事来。“他都这么说了，没人会去撞那个枪口。”

为了证明开会学习到位，梁迪每周要抄写大量笔记，遇上频繁的时候，隔一两天就要开一次会。“我们开会效率也高，墙上PPT换一下，领导换个外套，大家换换位置，又拍一张，那就相当于又开一次会，半个小时能开四五个会。”梁迪笑了笑，“学习的还是《八项规定》里的‘不能搞形式主义’，说学习得非常深刻。其实领导念几句，剩下的让我们自己去抄（笔记）。”

尽管指令含糊不清，但频繁学习、检查带来的紧张氛围，让端着铁饭碗的人们自觉管住了嘴。

作为医院的中层干部，佘晓书过去很少有机会在家吃晚饭，新一轮《八项规定》学习开始后，她再也没有在外就餐过。

佘晓书在单位人缘好，爱热闹，哪个科室吃饭都爱叫上她，“光是和单位的人吃，一周就有个两三次。各科室之间业务往来多，经常麻烦人家，（我们）饭桌上聊聊天、联络感情，工作的时候沟通更顺利。”工作之外，作为家族里的姐姐，唯一有稳定收入，生活水平够得上中产的人，她也经常请家人朋友出去吃饭，“外地的亲戚来了、家人过生日、工作读书的小辈回家了，（我）都会请他们吃个饭，尝尝新开的餐厅。”

今年情况不同，年迈的父亲过寿本来是大事，但对待工作一向谨慎的她不愿冒险，一大家人最后决定在佘晓书妹妹家里聚餐。“在家吃也很温馨，就是妹妹忙前忙后的，很辛苦。”

最近，佘晓书的外甥搬了新家，原本也要一家人庆祝。佘晓书不想再让家人迁就自己，这次聚餐，她把在火锅店充值了千余元的会员卡交给妹妹，让她带着一家人去吃饭。“她们都没单位，不怕出去吃。”她回忆，把卡交给妹妹时，她告诉妹妹，“赶快把里面的钱都用掉，现在这个情况，说不定（火锅店）哪天就倒闭了”。

整个6月，佘晓书已经推辞了四五场婚丧嫁娶、满月乔迁的邀请。宴席上难免要喝酒，为了避免违规，没有公职人员敢答应。对于请客的人来说，不邀请这些人似乎显得人情淡了，如果发邀请又会让别人为难，干脆就不请客了。

突袭检查

不是所有人都像佘晓书一样自觉。

蒋豪对“禁酒令”很不满，他只是一个县级单位的无编制工作人员。他想不通，自己没钱没权，只是赚点工资，违规吃喝和他这样的人有什么关系。“我能去吃谁的啊？”

于是在最初，他没当回事，还是如常在外就餐。

直到6月上旬，他在单位附近的餐厅一个人吃午饭，遇上了纪检委的随机检查。蒋豪回忆，当时饭馆突然进来了两个人，上来就管他要身份证，还拿着手机在录像。“我当时就问‘让你（拍）摄我了吗？’他们就说自己是纪检委的，要检查。”

两名自称纪检委的人盘问蒋豪：“有没有单位？”“是什么单位什么岗？”“为什么在这里吃饭？”蒋豪回答，家里没人做饭所以在外面吃。“他们还问隔壁桌的两个人，结果人家说就是附近打工的，把他们（纪检委人员）凶走了。”

那天之后，蒋豪忿忿不平地和妻子抱怨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不再外出吃饭，免得让自己撞枪口上。

县公务员梁迪警醒得更早。他的朋友是当地某政府部门的协理员，在“禁酒令”还没有广为人知的时候，这位朋友去和一个高中同学吃饭，两人喝了啤酒，被来随机检查的工作人员拍下了照片。梁迪说，这位协理员朋友是外聘人员，没有编制，如果挨处分工作就没了，或许考虑到这一点，纪检委给了他部门有编制的领导一个“管理不到位”的警告。

对梁迪来说，身边的朋友被处理，起到了些杀鸡儆猴的效果。对体制内的工作人员来说，挨了处分，晋升和涨工资就更难了，即使那位朋友没有受到严重的处罚，他给领导添了麻烦，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还是听话一点。”

2023年，云南红河县纪委县监委向全县126名纪检监察干部发放了“禁酒令”提醒卡。（图_网络）

原本就很少有饭局的梁迪，现在连和朋友家人的聚餐都取消了。“禁酒令”实行以来，他们单位食堂格外热闹，中午吃饭都要早点去。“你别说，之前没有感觉，这段时间天天吃灶上（食堂）的饭，路过馆子闻到都有点馋。”

纪检委巡查不仅会去小餐厅，榆林市内较为高端的酒店才是他们检查的重点。

一家高端酒店的经理杨斌告诉水瓶纪元，他所供职的酒店已经开了六七年，生意一直很好，直到“禁酒令”实行后迎来断崖式下跌。整整一个月，纪检委的人都频繁地在酒店巡查，“天天在大厅转啊，谁还敢来。”

纪检委人员和执法机关不同，不会穿制服、开执法记录仪，而是着便装在酒店大厅、前台、走廊等地转悠，也会查问几句。“有的客人看打扮就知道是公职人员，（纪检委）再看了身份证，（对方）在哪个单位一下就查出来了。”

上述酒店的实际控制人伍嘉透露，据他了解，榆林市其他酒店的情况“都差不多”。他听说，在别的酒店有进包间查住（查实）的，还有调监控的，“（调监控）这种一般是有人举报，和公安局抓小偷一样的，目标很明确，我们这里还没有遇到过。”伍嘉回忆，在他的酒店，纪检委的人曾多次来查看酒店的流水，当天消费较高的单子，会核查付款人是谁，金额较低的则不会深究，一般不会进包间。

为整治“违规吃喝”，多地出台了最严禁酒令，禁止三人以上的公职人员聚餐。（图_网络）

伍嘉、佘晓书、梁迪等多名人士都提及，市里有某些单位会在傍晚和早晨突击检查，让职工吹酒精检测仪。

烟酒超市的老板辛云燕也从客人口中听到了这个说法。有夫妻俩来她店里买东西时，顺便拿起酒瓶在看，她顺势推销：“家里喝二两还不让吗？买回去喝。”男顾客回答她：“谁敢喝啊，明天早上去了单位还要吹酒精（检测仪）呢！搞得和查酒驾一样，比酒驾都严格了。”

恐惧的力量

没有人知道，纪检委查人的标准是什么。

开会时，莫桥的领导告诉他们，某某局处理了二十多个违纪人员，另一个单位处理了六十多个违纪人员。“但也没说（他们）具体做了啥被处理，处理结果是什么。”

当标准不明时，“层层压实责任”的指导不断催生出更严格的要求，市县两级出现明显的差异。

莫桥所在的市级单位，学习之余还要求整改。她拿出一份个人问题整改表格，表格列的内容包括“问题及表现”“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和“整改情况”。她透露，单位要求每位职工都必须检讨自己的问题，“不可能没问题，写一条问题还不行，非要两条。”

梁迪所在的县政府部门单位更加严格，要求写学习心得时检讨自身不足。其中，单位给列出三十多条“毛病”，要求他们在其中必须挑出自己的“毛病”，“毛病”指标按职级分配，一般干部四条，科级以上七条。让梁迪为难的是，这三十余条“毛病”中，许多是“我收了别人的东西”这种程度严重、足以把自己“送进去”的错误。据称，上级列出这些构成犯罪的毛病，用以证明干部的“自我认识非常深刻，自我革命非常彻底”。“可是我没犯这种错误，哪能承认啊。”梁迪说，他只能尽量选轻的。

任青就职的县中学，6月上旬突然通知了新规定，今后三个人以上一起吃饭，就属于违规聚餐。但她在县政府上班的丈夫并没有收到这样的通知。任青猜想“这不知道是领导自己想的，还是和哪个单位学的。”很快她发现，虽然只有个别单位出了这个规定，但其他单位，甚至她在市里工作的朋友、亲戚，听说“三人吃饭属于聚餐”的说法后，都开始自觉执行，并互相知会。

“三人吃饭属于聚餐”的规定也在其他省市出现，引起不少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图_微博）

市级医院工作的佘晓书就说，医院从来没有规定过三人吃饭就违规，但她已经借这条规定拒绝了许多人。“大家都知道，好像也就默认了。”

约束每个人的不止模糊的规则，还有“传言”带来的恐惧。

水瓶纪元采访多名公职人员后，发现许多人普遍认为“上面”这么重视，一定不能被“抓典型”，不能有侥幸心理。而且“防人之心不可无”，人们担心下级举报上级，担心同事朋友出于嫉妒心，互相举报的情节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谁知道会怎么处理，没犯错也说不清楚”，只能管好自己。

几乎每个人被问到“有没有试着偷偷出去吃饭喝酒”时，都展示出了令人惊讶的恐惧：“微信定位都能查到的”“他们能用卫星拍到人”“酒店窗户都有无人机出来检查”“纪检委的人有种眼镜，戴着拍照就能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在许多公职人员心里，仿佛天网恢恢，稍有不慎就会被“抓”。而这些缺少现实依据的理由有的来自私下口耳相传，有的在短视频中被广泛转发。对“上面无所不能”的想象，实实在在地震慑了许多人。

有餐饮从业者发布短视频调侃称要为顾客砸掉监控，避免“违规吃喝”被拍摄到。（图_抖音）

酒楼阶级滑落

在榆林市，酒店大多是住宿和餐饮一体的业态，酒店的餐饮形式以包间和宴会厅为主，很少有普通的堂食座位，因此不是市民日常“下馆子”的选择，只有请客和庆祝时才会在酒店吃饭。

酒店实际控制人伍嘉清楚自己的客户群体是谁。“说实话，酒店的一桌饭平均价格一千多，普通家庭一年能吃几顿？指望一个月挣三五千的（普通）老百姓消费不现实。”他听说，中纪委在指示中强调要“（作）风腐（败）同查”，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被抓到吃喝方面的作风有问题，就会被进一步调查是否存在贪腐情况。“他们（公职人员）是怕由于（吃喝）引出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些人谁能经得起查吗？”

高度集中在体制内的财富资源分配，或许是“禁酒令”在榆林市带来大范围连锁反应的现实基础。

榆林市位于陕西北部，人口300余万，煤炭资源丰富，能源产业是其支柱产业，2022年GDP总量超过六千五百亿元，在中西部地区的非省会城市中GDP排名前列。中国的能源产业高度国有化，榆林的能源收益是地方财政的一个主要来源，用以供养大量公职岗位。

2022年，财经博主刘晓博发布一项统计结果，榆林市“体制内”缴存公积金的人数占总缴存人数的90.24%，在全国GDP前50的城市中位居第一。这意味着，榆林所有的在职人员里有九成就职于体制内。

“禁酒令”之后，体制内人士撤离。市里的高端酒店纷纷开始服务体制外群众、走进百姓家，做起了“便民外卖”“卤肉档口”。伍嘉经营的酒店也开了大排档。一荤一素加上主食不超过30元。

榆林某酒店开设的大排档（图_毛栗子/摄）

一位中年女性带着孙子在树荫下，等着排队买饭的家人。她就住在附近，“天太热了，这里买几个菜，都不用在家开火，蒸点米饭一家人就都吃了。”伍嘉笑着接话，“我们这儿米饭也有，一块买回去，别做了。”

正值饭时，许多市民在酒店支起的大排档前排起了队。来购买的市民中，有人叹息“酒店的生意差成这样，日子不好过了”，也有人觉得“贪官不能吃了，正好让老百姓吃”。

伍嘉看着人头攒动的大排档，眉头一直没松开。

“这都是暂时的”，他告诉水瓶纪元，餐饮包间“零点业务”_（即包间单桌预定业务）_营收下降了95%，酒店每天都在赔钱，做外卖和大排档是为了让员工有事做，后厨的食材保持流通。“餐饮这个板块一百多号人，连辞带退的已经走了三四十个。”

酒店厨师在大排档做饭（图_毛栗子/摄）

这家酒店的经理杨斌用“断崖式下跌”来形容这个月的经营状况。他说，以前周一到周三生意不好，下午只能订出去二十来个包间，现在工作日内是“光板”，一点生意都没有，只有周六日才能坐四五桌。如今为了降低人力成本，这家酒店只能让服务员和厨师轮休，一个月上10至15天班，工资也只能按天数发。

杨斌透露，为了发工资，酒店还挪用了给供货商的钱，而有的员工因为领不到工资，已经在起诉酒店维权了。而给酒店供菜、供肉的大棚和屠宰场，突然没了售卖渠道，都在寻找新的客户。

伍嘉的酒店占据了一栋高楼，如今只有大排档所在的一小片区域有些喧闹。酒店内部安静无声，为了节省成本，挂满水晶吊灯的走廊和宴会厅一片昏暗，以往吹到让人发冷的空调也没开。六月是高考结束的季节，本来是酒店承接“谢师宴”的小高峰，“现在哪有老师敢出来喝酒？”伍嘉苦笑，“禁酒令”一朝实行，他一天之内就接到三个宴会取消的电话。“我们一个客人给孩子办百天宴，去单位报备，领导不说不能办，也不说能办，那最后就是没法办。”

市民在酒店大排档排队购餐（图_毛栗子/摄）

挤压底层

公务员们是小城最大的消费群体，他们从酒席上离开，受害的不止酒楼。亏损的压力在餐饮供应链条上传递，对越底层的供应商来说，是愈发不可承受之重。

辛云燕的烟酒超市就开在一家大酒店对面，店铺一年租金就要二十多万。过去仰仗着酒店生意好，店里零售都能卖七八箱酒，日流水在五万以上，一到下午，两个店员都忙不过来。“现在一天连一箱都卖不了，加上烟和饮料，一天的流水勉强一万左右。”

茶叶店店长景蕊的每日流水只有之前的一半，“生意比疫情的时候还差。”她告诉水瓶纪元，她店里售出的茶叶礼盒，过去大多用于赠送，“烟酒茶不分家，这个事（“禁酒令”）以后，谁还敢收东西呀？我们店里回款明显慢了。”

辛云燕卖烟酒已经十多年，有许多熟客逢年过节都按箱买，少的两三箱，多的十来箱也有。平日里，客人请客带的酒不够了就随时给她打电话，让她送到酒店去。“熟客都是上班的（体制内），现在怕得啥也不买了，不上班的少，买酒也是请上班的喝，又不会单独喝，现在是没人喝了。”

过去，晚上十点店员下班，辛云燕还要自己守到十二点以后。“吃完饭那会也会有一个小高峰，人喝多了出来买烟买水，坐我们这喝喝茶、聊天醒酒，又能卖不少。”现在，她还是会守到十二点，但却是因为白天没生意，人流大幅下降，只能尽量拉长营业时间，哪怕多卖一瓶水。“今天坐了一下午，就卖出五六瓶，这生意咋做。”

辛云燕说，她在“禁酒令”前高价进的十几箱酒如今货都还闲置在库房里，其中不乏一瓶两千多元的茅台。她在考虑辞退一两个店员，“没有生意，我自己也守得过来，实在雇不起人了。”

7月1日凌晨十二点快要关门时，空荡荡的烟酒店里进来一位收废品的老太，辛云燕翻找出两个空酒盒给她，抱歉地说“今天只有这些”。“以前大纸箱、酒盒子要给她打包一堆，现在破烂都捡不着了”，她说。

围在烟酒超市对面酒店门口的代驾也消失了。辛云燕说，对面酒店生意好的时候，代驾司机们就守在门口，三三两两的凑在一起抽烟聊天，有人出来就凑过去揽客。“来来回回总有十多个人在那，他们都带着头盔穿着马甲，很好辨认。”现在，酒店生意冷清，代驾也不知道都去哪了。

7月1日晚11时许，水瓶纪元在上述酒店门口徘徊许久，才遇到一个骑折叠电动车经过的代驾司机，试图拦住他询问生意如何时，他没有停下，挥挥手说“没生意”，便骑车离开了。

酒店生意难做在意料之内，而当家门口卖烙饼稀饭的小餐馆也难以支撑时，刘海洋意识到，“禁酒令”波及的范围比自己想象中大。

榆林某餐厅的夜市空无一人（图_毛栗子/摄）

刘海洋是一名国企中层干部，性格外向喜欢美食，和不少餐厅的老板是朋友。他告诉水瓶纪元，卖烙饼稀饭的老板做的是夫妻档小生意，但利润主要来自酒水，“卖啤酒二锅头赚的钱能管（覆盖）房租水电成本，剩下的才是卖饭菜赚的。”“禁酒令”后，小餐馆的酒水收入微薄，在酒店低价大排档的挤压下，就连去吃烙饼稀饭的人也变少了。

餐饮业的最末端是靠打零工谋生的人，在经济结构单一的工业城市榆林，很多在帮厨、洗碗、服务员岗位上工作的年轻人失业了。榆林某县城一家窗帘店老板透露，“禁酒令”前他许久都招不到年轻店员，“禁酒令”后，上午贴了招聘广告出去，下午就接到几个电话，都是可以随时上班的年轻女孩。

在阶级的另一端，公务宴几乎消失后， “正风反腐”的目是否达成了呢？

公职人员莫桥不知道答案。此前她因父亲过生日，给单位报备后和家人外出就餐，饭店里只有他们一桌，没人敢出来吃饭。老板告诉她，虽然店里没人，但他们很忙，因为最近都是买好食材带着餐具，领着厨师和服务员上门去别人家里服务。“这都叫去家里了，还怎么管？规定管的都是我们这些普通小职员，领导想吃喝还是有办法。”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4年4月26日。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编者按：关于中国问题的舆论场上，宣传与批判的严重两极化，反而令很多当事人只剩下沉默以对。尤其是像香香这样的少数民族个人经验，更少被外界所了解。

她不知道为何民族从那一刻开始成为了“问题”，自己的身份也会成为国家的“麻烦”。

短短一段小漫画，并没有那些宏大的政治、身份问题，有的只是主人公琐碎的回忆和真实的思考，这些片段可能更胜千言。

我是出生在新疆的香香，爸妈都是维吾尔人。从小循规蹈矩的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国家的“麻烦份子”。

我六岁开始学汉语，维语汉语都很流利。小时候生活都只是围绕着读书和考试。

我在乌鲁木齐长大，老师都是汉人，以前班上有维吾尔人和汉人，汉人还多些。所有科目的老师都是汉人，唯一的维人老师是教维语的。

那时的我认为汉维差异像人有高矮胖瘦，虽然外表不一样，倒也没特别觉得有什么。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读喜欢的书，到处去旅行，过个平凡的人生就好啦！

2009年“七五事件”时，我刚读小学，原本的和平游行演变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相互仇杀。

那是我脑海中第一次有“民族关系”的概念。

械斗结束后，军警开始镇压，从我家大楼的窗户望出去，街上一名男子躺在地上，被白布盖着，当时在想…

“这个人是所谓的暴民吗？还是他只是参与了抗议活动？会不会…他根本是个与事件无关的寻常路人？”

奇怪的是，没几天后乌鲁木齐恢复正常上班上课，不论汉人或维人，都当作整件事没发生一样。

唯一有印象的变化是餐厅。

通常因为宗教信仰和口味不同，汉人当时多去中式餐厅，维吾尔人多去维吾尔的餐厅，回族餐厅是最受到所有族群欢迎的。

在七五事件过后，回族餐厅的客人剧减。

少数汉维两个民族和平相处的地方，大家当时也不愿意去了。

过了几年，我也不是很常想起这件事。身为女性主义者，我其实不是特别对伊斯兰教有归属感。

高中毕业前我就决定直接申请美国的大学。

从小我就满擅长念书和考试，高中毕业后我很幸运地顺利申请上了某美国名校。

当课堂上中国与美国同学激辩政治时，我常选择沉默。

美国同学说：“新疆维吾尔的再教育营明显是违反人权。”

同班的中国同学非常生气：“你有去过新疆吗？有真的看到他们在干嘛吗？凭什么胡说八道！”

在美国时，我常假装不会说中文。想起家乡的汉维冲突，我一直觉得双方是不可能互相理解的。

再说网络上那些偏激的言论也不少…

虽说是自己的国家，但好像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

然而，在七五事件的十年后，在我陌生的香港爆发了反送中运动。

看到政府动用警察镇压抗议民众的新闻画面，我想起了当年在乌鲁木齐街上被白布盖着的男子。

2020年到2021年间，中国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更让我觉得这并不是哪一个族群的问题。

这两年间，武汉、上海等城市接连对疫情进行严厉封控。

在不合理的权力管制下，被惩罚的人是不是就像十年前在乌鲁木齐被打死的那个男子？或许只是政府面对无法轻易解决问题时的代罪羔羊。

在威权的统治下，被针对的群体从来不会是固定的。

不论是新冠肺炎，反送中运动或是更久以前发生的七五事件，或许风波过去后会有一时的风平浪静，但威权的阴影一直都在，随时会回来。

今天的我们，可能就是明天的你们。

尾声：这样的未来，哪里是她在过去没有想过？族群政治之外，香香似乎仍在寻找归属和容身之处。那是个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她、那是个思考极权主义的她、那是个忧虑这个国家受压迫者的她。那也是当下年轻人共通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