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特朗普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文发表于2023年11月23日，记录了白纸运动如何催生海外华人公民组织。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莽莽》 这一年：直面并试着战胜恐惧

独立杂志《莽莽》的页面底色是一种深绿色，不是那种抽芽的嫩绿，是随处可见的劲草之绿。

「莽莽」的劲草颜色

2023年初春，彼时白纸运动方兴未艾之时，《莽莽》杂志的创刊号“留白留自由”在世界各地成为话题，歪脑记者曾经在德国对《莽莽》进行专访。未几便得悉其内部成员出现安全问题，网站遭受攻击下架，再见他们已经是8月。

中国官方对海外呼应国内白纸抗议的运动一直很关注，持续通过各种渠道对海外参与者施压。今年二、三月份开始，有《莽莽》参与者国内家人被警察联系、问话，投稿作者也被有关方面寻找。作为一份诞生于海外抗争热潮中的独立中文杂志，官方的警惕间接显示了《莽莽》的影响力。

《莽莽》的成员之一Frank提到了一件事：一位成员在回中国时遭到了海关盘问。“莽莽诞生于集会，所以跟集会的行动者也不无关系。 其中一位集会的行动者，回中国的时候就被找到了，他在入海关的时候被盘问了很多——这个人还是一位德国公民。”此事在德国引发媒体报道，震荡也蔓延到了团队内部。

据Frank介绍，这件事之后，大家都感到害怕，一些成员选择了退出。“当时给编辑部造成了很大的损失。”Frank说。他认为，这种退出本身未必严重影响编辑工作，但“恐惧”本身对于团队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

莽莽发布的相关贴文（Instagram/mangmang_editorial）

对于《莽莽》内部来说，编辑团队通过树立更高的安全规则、分析危险来源、确认工作流程的方式就能够逐渐化解危机。“但是在《莽莽》诞生其中的社群那里，就会产生更多的疑虑。社群不是一个工作团队。社群没有办法通过一个安全的规章。来要求大家做什么样的事情。”Frank说。而当社群出现安全系数不一致的情况时，相互猜忌便随之产生，有些公开活动也被迫取消，不少成员都变得杯弓蛇影。而另一反面，大家在当时没有一个共同疗愈的方式，恐惧很容易转化为猜忌和担心。

“因为这个（监视）系统是未知的，所以大家对于蛛丝马迹都很敏感，很多的人都在此期间就消失退出，然后就再也不说话。再加上当时的浪潮本身也走到了一个很低的状态，导致想要留下来继续做事的人就遭遇到了新的打击。”Frank回忆。

“很无力。”对于当时的状况，Frank坦言，“其实白纸运动也好，四通桥也好，就是大家相互看见，相互走到人群里面，并且能够去信任，这是一个一起去做事情从而获得力量感的过程——而恐惧带来的这种猜忌，就好像看着你亲手搭起来的这座塔，一点点塌掉了。”

Frank转述一位家人遭到骚扰的朋友所谈到的“恐惧的形状”：“当这个恐惧没有降临到身上，只是有一个大概的样貌和轮廓的时候，是最可怕的。它会让你自己去放大恐惧，会让你想象极权政府无所不能。”

另一反面，“如果这种恐惧变得有形，比方说你的父母真的被骚扰了，反而有可能你就不害怕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恐惧变得可见，它已经不再是你脑海里那个想象的无所不能了。”

Frank说，在这之后，反而有一些真的被找过的人，开始慢慢安心，从恐惧当中重拾勇气，回归生活。

他认为，克服恐惧更需要的是集体的努力，“工作团队内部，你要去向你的亲密的战友和伙伴去表达你的恐惧，你需要相互倾诉。在看见彼此都是恐惧的人之后，我们就能够相互协助缓和情绪。接下来大家就会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Frank认为，这是团队合作非常重要的步骤，它意味着从浪潮中崛起的零散的抗议者向行动者转变的过程。“因为它让你意识到自身所有的风险、面对怎样的对手，以及这个事业可能是长期的，所以你开始要学习各种工具和知识去武装自己，需要去做很多的事情把自己和一般的抗争者区分开来：你可能得接受自己永远默默无名、永远是以假名的身份活在世人面前、可能得放弃公共表达等等。”

对于《莽莽》团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的确认，也就是从创办杂志的开始，他们正式成为了中国社会语境下的国际行动者。他们要去学习如何建立亲密团队、如何进行安全工具的训练，并把大量的国际经验内化成适合中国行动者的方法。

春风吹又生的《莽莽》已经在筹备第二期的纸质杂志。“纸质杂志是我们的初衷，它一旦生产出来就不会被磨灭，它的存在就有了证明。”Frank说。网络改版同时也在进行中，《莽莽》早期的网站遭到大量网络攻击，导致不得不被撤下。其后便有义务专家来协助他们构筑更安全的网站。Frank认为，这也是一种重要的横向联结，“中国的抗争者也要向阿富汗、伊朗的运动者，俄罗斯、香港的独立媒体去学习。”

流散媒体、素人写作和行动者

再次出发的《莽莽》在自身定位上有了更明确的发展方向。首先，作为“流散媒体”。香港的《如水》给了他们颇多启发，他们如今将自己定位成“服务于流散在海外的，与主流叙事不符的社群”。这同样也是他们团队自我的身份建构。“我们远离故土，同时又关注着故乡的议题；但我们又必须关注我们身边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

他们明白流散媒体、流散社群的力量是很微小的，必须要去关注到世界上相似的人和事以及类似的模式，然后去建立International Solidarity，理解伊朗阿富汗等国际议题、也要去了解港人、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的族群议题。

《莽莽》的第二个定位是“素人写作”。除了用专业新闻主义去检视问题，《莽莽》也期望从行动者的角度出发， 以行动者的口吻去讲述新闻和事件。

“我们并不会自认为我们一定要以很客观的新闻专业主义去检视新闻，而是从行动者自身的视角去了解我们所处的社群，我们所处的同温层。了解大家在关心什么，感兴趣什么 ，成为为这些人服务的一个信息媒介。”

他们的第三个身份认同还是行动者。“我们从行动者而来，也会以行动者的视角和身份去定位自己、看待世界。我们会更加关注社会运动的流变、关注社会正义的内容。”《莽莽》团队未来也要从义务工作尝试转型为一个专业的NGO，以此推动长期运营。

“当下大家会更重视在中国没能实现的公民社会这个概念，而不是单纯去复刻老一辈的政治反对行动。并非那种组党、建军，也不是写个革命纲领再设计个运作模式。我们观察到的是，大家会把重心放在自己的附近，比如说聚集在这个地区的，其他的有类似政治抑郁情绪、有公共关怀的华人，大家会试图去建立一些平台，提供给大家一个交流讨论的空间。”Frank说。

在一篇黄台仰（香港本土派人士）的访问文章下，有读者留言，“作为自我认知无家无国，并且是最后一代的内地dissident，如何寻觅并定义自己的身份认同？”

“在离散中自由，在离散中边缘，在离散中寻找家园……如果有这样一种家园，真实不虚，公义自由，我便是这样的家园里的一民。”《莽莽》的成员川这样回应道。

纽约民主沙龙的“热风”

藏汉交流电影放映的活动（受访者提供）

纽约民主沙龙在近期将名字正式改为“热风”。“‘民主沙龙’这样一个宏大的名字并不能真实反映我们的活动内容和组织宗旨。所以，我们决定以鲁迅文集的标题为名，继续组建关心中国议题、温暖包容的多元社群，邀青年们扶持互助、一同摆脱冷气。”在改名声明中，创办者如是说。

鲁迅《热风》这一杂文集的创作时期正是“五四运动”过后的数年间，思潮蜂起、争论纷纭，在文化界满是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当时鲁迅自觉“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故而乐于自说自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在白纸运动一周年之际，各地都在面对运动热情退潮、青年回到“冷气房”的当下，《热风》的名字，不免让人联想到，它是在玩了一个“双关语”，邀请青年们继续关注中国。

秋婧和James是热风主理人中的两位。中国的疫情管控和白纸运动，让过往更关心美国本地议题的两人重新捡回了自己有关中国的身份认同，秋婧说道：“疫情一爆发，我发现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你的故乡还是会影响到你。”

“白纸抗议结束之后， 大家的想法有一点像1970年代初。就是大家对这个权威有了批判性的思考，不那么相信了。1970年代那些知青，开始搞一些读书小组，那些参与者后来也都参与到了四五运动、民主墙等很多的社会运动当中。”James如此对比历史和当下的相似状况。而他们开始做民主沙龙，就是想做代际之间的桥梁，想要不同背景、不同族群的人用中国话题串联和延续。

野餐会的活动上的周边小物（受访者提供）

“不是说疫情整个结束了，我们就可以回到所谓的正常生活，其实它一直都没有正常过。”秋婧补充说。“在中国境内，人们已经被封禁的那么厉害了，信息传递那么困难，那么多人被判刑，（言论和行动）环境是很困难的。我们在海外相对更自由，又是讲中文的，我们是在中国长大的，有背景、有知识 、有理解能力，我们不去谈中国问题的话谁去谈？”

有赖于纽约既有的华人社群氛围（民运、女权、劳工和艺术等），从第一期请胡平、王军涛等人谈1980年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到最新一期请到黄雪琴、王建兵的朋友谈中国国内的行动和实践，热风至今已经在纽约组织了十多场讲座活动，话题从劳工到女权、从香港到新疆，涉猎非常广泛。

当然热风更期望拓展的，是更加开放的群体，每次活动最重要的底线原则就是反性骚扰和反歧视。话题也就顺理成章就谈到了王丹性骚扰事件。“在王丹出事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发声明出来反对（他的行为）。”六四前夕，王丹被指控性侵和性骚扰的消息一出，作为和王丹以及六四纪念馆联系甚为紧密的民主沙龙旋即做出声明：对性暴力幸存者表示关怀和支持；并呼吁王丹积极回应事件，承担法律及道德责任——而此举令王丹和六四纪念馆方面旋即取消了民主沙龙在纪念馆的活动。

这个波折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到民主沙龙的运作，反而令团队明确了共同的底线和原则。“虽然遇到王丹和纪念馆的挫折，但实际上他们反而帮助了我们，我们整个队伍更加的凝聚了。我当时都说我们有了‘团魂’。大家真的越做发现理念越相近，越做越有感觉。”秋婧也是越说越起劲。

民主沙龙从一开始，就想要去做线下的面对面交流，他们做过野餐会、万玛才旦电影放映、齐唱《愿荣光》，期望参与者能够抛下标签分享个人经历，令听众有共鸣感。 令秋婧记忆犹新的活动，是邀请被中国官方判处无期徒刑的政治犯伊力哈木之女——菊尔伊力哈木去谈她的父亲，谈流亡维吾尔人的状况。

菊尔伊力哈木在民主沙龙（受访者提供）

菊尔伊力哈木除了介绍她父亲温和的政治主张与遭受牢狱的状况之外，也介绍了自己作为被迫流散的维吾尔人的个人故事。

秋婧忆述自己和菊尔刚开始商讨交流的时候，“还是比较有一点点疏离的”，但是她们都很认真地一起开了准备会议。“我看她在Instagram上有发过一个短视频，是教我们Uyghur维吾尔这个英文单词到底应该怎么发音，因为很多人就是发Vegar， 美国人都可能叫Yogurt，就很莫名其妙。”他们邀请菊尔在现场进行教学，从这个小细节开始，双方的合作越来越顺利。沙龙请求菊尔讲中文，她也表示理解，没有抗拒；怕她担心中文不畅，沙龙使用主持人提问的方式进行，先行和菊尔沟通好了问题清单，让她能够有充足的准备。

正是在这种相互尊重理解的氛围内，造就了民主沙龙自认为最成功的一次活动。“菊尔自己也说，白纸的时候她还是对这个运动抱有怀疑、观望的态度。因为以前很多老的民运人士，是以汉族为中心的社运，‘有点高高在上’，甚至觉得关心他们的问题是在帮他们、给他们一个人情。”当菊尔看到沙龙发给她的问题，令她感到了进步和尊重，她也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关注起了“北方广场”的账号。

菊尔个人的故事分享令秋婧感同身受：“她希望大家消费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去买可能是新疆出来的东西。因为她看到这些东西，就会想到可能是亲戚阿姨、舅妈在监狱里面做出来的。每当她想到这些，就没有办法去买。”这些小小的个人故事，就这样被热风的一个个沙龙活动串联起来。

鲁迅在《热风》里的话，他们只引用了一部分。原文是这样的：“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China Deviants：在进化中寻求延续

“10月29日，中国人在伦敦的抗议是我们的第一次活动，200人赶来呐喊的样子就像是夜空中突然绽放的烟花。”这是在英华人组织China Deviants在社交平台上发放的第一个帖子。去年十月起，英国有三场声援“白纸运动”的活动，China Deviants在抗议之后又筹备了李文亮悼念活动、六四广场戏坊。每次，成员Evelyn都会到现场拿着扩音器高呼口号。一年过去了，昔日的学生组织，有意发展为更有规模的慈善法人组织；众成员由“一张白纸”，成长为现在搞活动的熟手…

过去，海外华人一向低调，除了每年“六四”的悼念活动外，甚少看到有组织性的抗争活动。Evelyn认为，女权的思想是成为公民不可或缺的部分，“很多年轻人公民意识的觉醒，可能是在国内接触女权意识形态开始的。到了‘白纸’时，也是有很多女权主义者们在，包括我个人；所以我会想做女权工作，因为女权活动是一个很能够自我赋权的过程。”

白纸运动后，唤醒及团结了海外留学生中沉寂多年的反抗想法，如何将这股热度维持下去，则成为一些组织的策略重心。“从四通桥以及人权日活动后，大家都觉得需要做一些工作坊，来维持社群连结。”Evelyn说。最近他们举办了工作坊，让参加者讨论在中国受压迫的群体，如台湾、香港、西藏及维吾尔族，以及女权主义群体，看大家怎样在一个官方叙述的压制下，产生他们各自的叙述。

适逢白纸抗议一周年，China Deviants与欧洲其它组织及学生，包括曾在法国声援“白纸抗议”的活动组织者之一——巴黎艺术学院学生蒋不合作，向全球创作者征集与“公共议题”和“社会行动”相关的艺术创作。作品将由货车装载，由伦敦驶至巴黎、柏林至米兰等地展出。

蒋不向《歪脑》透露，目前收集到四十到五十件作品，当中七、八成来自于欧洲的留学生，其余来自中国国内本土。“有一个艺术家，采访了七个白纸的亲历者，然后把他们的经历用VR眼镜的形式，做了3D建模，让观众恍如亲历其中。”不过他坦言，有部分已投稿的中国艺术家表示受到某种压力，撤回了作品。

China Deviants运作一年，也注意开始到线上安全问题。在网上报名的人，他们都会作简单背景审查。Evelyn自己曾怀疑被跟踪，甚至被中共大使馆盯上，“我收到一个很奇怪的电话，就是中国大使馆打过来，他问我‘你身体还好吧？’ ，我说‘我挺好的呀’，然后就挂掉了。这个就好像在说‘我知道你是谁，自己小心点！’。”不过她认为，因为白纸抗议是天安门运动之后发生的第一次全国性抗议，“如果说一周年不记念，就不会有第二周年出现，所以要是那样子的话，它就会消失掉…所以我不会因为它的一点威胁，感觉到害怕，反而会更加激励我们去做这件事的一个动力，因为有压迫就代表活动是成功的。”她又透露，China Deviants希望将来成为慈善法人组织（Charitable incorporated organisation），除了收益及支出更透明，也可以从事更多政府游说工作。

China Deviants的社交平台由一年前只有数百人追随，如今已升至逾二千人，目前成员人数未见大幅增加，这可能与伦敦社群流动性强，以及与中国留学生群体为主有关。不过白纸运动后，今年出国的中国留学生，更积极充当线下活动组织者，当中包括Winsor及404这对情侣。

404毕业不久就遇上上海因新冠疫情封城多月，“当时出现了各种问题，包括没有足够的食物，食物质量又不过关…大家的愤怒就开始积攒起来，然后就到公寓门口聚集，要求政府解封，或者让我们能够自由活动。”那时候404反政府的思想开始萌生，后来发生北京四通桥事件。“它给我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震撼，但还是没有这个勇气。白纸那一天，就是人群的裹挟，让我能够第一次参与进这样的行动。”

404忆述，当天11月26日晚上10时左右，他离开了公寓，走向人群独自默哀，当时有人点上蜡烛，也有人递上白纸。他一直待到翌日清晨五、六时，那时候警察开始驱赶人群，甚至暴力对待示威者，他成为被警察拘留的一员。他说自己“反政府的心”在那一刻达至临界点，“我知道这个政权很烂，但是没有想到，会一直发展到最后，出现很多人被带走、被殴打的情况。”今年9月到英国留学，他第一件事便和同样出国念艺术的女朋友Winsor，跑去参加10月1日反中共的集会游行。他们由此认识了China Deviants的成员，并主动提出，可以筹备“四通桥一周年”活动。

他们两人都认为，国外参与公民运动更自由，亦没太多掣肘，不过参加人数仍不太理想，例如“四通桥一周年”时在伦敦桥挂横幅的“快闪示威”，就只有十多人出席。他们认为，国内的白纸运动，可能大家被压抑太久，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而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国内白纸的影响力很强，波动范围比较广，但在海外的话，主要是一个纪念活动，以引发更多国际上不同组织的关注。”

他们希望将来可以在英国继续参与公民运动，也希望可以唤醒更多人的政治觉醒，令公民运动遍地开花。

为保护受访者身份，文中的受访者皆为化名。

CDT编辑注：4月12日，两位长期报道中国的记者Kris和Alex接受《不明白播客》的采访，回顾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裁撤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的命令如何影响他们个人与团队。Kris为美国之音撰稿人，Alex是自由亚洲旗下新媒体平台“歪脑”的主编。他们探讨了两家媒体的立场，以及年轻记者如何在不安全的环境中坚持记录中国和华语社群的故事，“节目也试图回应一些更大的问题：依靠国会拨款的新闻机构，真的能保持独立性吗？对于一些仍愿意用中文写作、记录、报道的年轻记者来说，还有没有继续写下去的空间？”《不明白播客》由《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莉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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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美国之音（VOA）与自由亚洲电台（RFA）停摆、裁员，众多记者骤然失业。这是“不明白播客”系列节目《我与敌台的故事》的第三期。前两期中，许成钢教授和四位年轻人讲述了这些“敌台”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职业与人生。

这一期，我们请来《歪脑》主编Alex和为美国之音撰稿的香港记者Kris郑乐捷，回顾这场危机如何影响了他们的个人与团队。他们谈到了未完成的纪录片、被中止的专题、被迫暂停的合作，也谈到了新闻作为一种“召唤”而非“选择”的职业感。

节目也试图回应一些更大的问题：依靠国会拨款的新闻机构，真的能保持独立性吗？对于一些仍愿意用中文写作、记录、报道的年轻记者来说，还有没有继续写下去的空间？

时间轴：

01:42 这是一场“有准备、但仍然比想象快很多”的停摆
03:17 两天前编辑还在说“继续努力工作啊”，两天后所有人都行政休假
08:00 “每天都在给大家打电话，然后说对不起”
10:43 《歪脑》的记者们是谁，他们为什么愿意冒险为《歪脑》工作
12:39 从香港到英国，一个记者的迁徙路径
16:27 《歪脑》为什么成立，它回应什么样的时代问题？
20:39 《歪脑》的重要记录：抢救断代的十年女权运动史
22:36《歪脑》上线的初衷，不是与小粉红对抗
27:06 香港记者如何依靠VOA继续报道香港
31:22 朋友家的小女儿，通过美国之音的广东话节目来学广东话
36:07 在自由亚洲电台内部，《歪脑》是一个cool kid（酷小孩）！
37:58 媒体消失之后，言论空间会被谁占领？
40:19 自媒体不等于机构媒体，自媒体的评论是基于机构媒体报道的事实
41:11 喜欢的报道自己存下来，网站会被下架或删改
42:38 谈前路：Alex认为”黑暗之中还有希望“，kris可能会去找工作兼顾生计
45:16 TA们的告别

相关播客链接：
EP-144 那些偷听“敌台”的年轻人
EP-143 许成钢：美国之音对铁幕背后的人意味着什么？
EP-140 李思磐、范文欣：我们为什么需要新闻媒体？
EP-019 江雪/张洁平：中国媒体过去10年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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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者按：

本文节选自《我的皮村兄妹》，英文版见电子杂志《中国书评》（China Books Review）。中国数字时代及《中国书评》获得授权发表。

《中国书评》由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和《连线中国》（The Wire China）联合创办，推荐订阅该杂志获取更多文章。

《我的皮村兄妹》是中国知名记者、作家袁凌（Yuan Ling）最新一部作品（中信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皮村”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城中村，居住着许多外来务工人员，2014年成立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本书全景式描摹了皮村文学小组成员群像，忠实记录了时代小人物们如何“云上写诗，泥里生活”，关注了具有双重身份的打工者们“如何在劳动性生存与创造性生存之间摇摆”。

读者也可以参阅《中国书评》（China Books Review）最近发表的该书评论文章。

高楼之下

一

初次参加皮村文学小组上课，寒雪是我留下微信的另一个人。当时她和史鱼琴坐在一起，发言时声音不高，但显出几分内秀，有想法。

后来发现果真如此。她不常去文学小组，但来时听得认真，发言时总在问如何写作的问题，似乎是珍惜难得的机会，口音有一种独特的混合，让人猜不出她是哪里人。她说自己长年在雇主家里做育儿嫂，没有固定的休息日，所以不能次次都来。有一次文学小组上课结束后，我和她一同坐306路转地铁回家，车上谈起她的老公，是部队的转业军人，在有编制的国家单位工作，这更显出她和普通家政女工的不同。地铁上聊起来，寒雪说自己喜欢写作，以前主要是在博客写点诗，来到文学小组之后受到鼓励，写了一篇比较长的散文，想发给我看看。

她会写诗让我有些惊讶。过后她在手机上发了这篇文章给我，题目叫做高楼之下，写的是第一次带雇主家的宠物狗去美容店洗澡，还有自己因为风湿去做沙炙的见闻。里面有对于把宠物叫宝贝、宠物狗粮远贵于人的口粮、宠物牙具带刷牙一次要近两百元的不可思议，还有时尚女子一次花上千元做美臀的惊讶。我觉得她文笔有灵性，只是有些口水话，没有风格。我把这些意见告诉了她，她很乐意地接受了。

从这篇文章里我也知道，她上户的地方是珠江帝景，一个三环附近老资格的高档楼盘。装修都是帝王宫廷式风格，价位当时属于高档，住的大都是有钱人，寒雪的雇主是一位老板，叫林总，公司大到快上市了，她日常照顾的是个女孩，就称为林宝。她在这家一直干了十多年，在育儿嫂群体当中也不多见。

我想去珠江帝景去见见她，寒雪同意了，约我在下午林宝上学时过去，那时她有一点时间的空闲。小区物业很严格，她出来接我，我们穿过有巴洛克式拱廊与全身披挂的武士雕像的大门进去，小区里面绿化很好，有喷泉和大片曲折的草坪，修剪得很齐整，我们坐在草坪旁的长椅上聊天。聊天中我得知了她口音混合的来源，她是河南信阳人，但长期在东北生活，在那边结了婚。又在雇主的建议和帮助下，在天津买了房子，上了户，老公和孩子眼下都待在那边，她每两周可以过去一次。

我觉得寒雪的雇主真不错，她说林总确实是很好相处的人，出手大方，太太虽然有脾气，但有话直说，过了就好。只是奶奶不大好相处，林宝几个月的时候，坚持不让带尿不湿，孩子随尿随拉，五个月间走了好几任育儿嫂，她也是好不容易才忍过去，磨合下来现在好多了。再说爷爷奶奶一年有半年时间在海南，北京暖和了才回来，林总夫妻也经常不在这里，她带着林宝也自在。孩子就是城市富人家普通的女孩，会躲在被子里玩手机，一玩很久。现在有点进入叛逆期，也说过很伤人的话，有段时间她不大想做了，但因为在天津买了房，要用七年的工资来还，也就安心留了下来。

身旁有推着婴儿车的月嫂经过，跟寒雪打招呼。寒雪说，因为林宝小的时候也需要推下来遛，她和这些阿姨之间都很熟，知道一些事情。这个小区看起来高档，但户型不一定很大，所以住了不少富人的外室，生了孩子，宝爸都另有家室儿女，只是不定期来看看，平时都是姥姥姥爷照看，另外请个保姆。譬如刚才过去的那位，妈妈是位漂亮的女大学生，生产后爸爸总共就来过两次，人长得矮小黑瘦，站在一起跟女孩的爸似的，孩子姥姥姥爷也不计较名分和人材，“姑爷”过来了千周到万小心，都是看在钱的份上。当外室的女孩，聪明的会让宝爸买下房子，以后即使分手也有了资产；也有租房的，到头来孩子拴不住宝爸的心，一分手人财两空，手头纵使有个百八十万也不够花的，她认识的一个东北宝妈就是这样，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婴，宝爸在美国做钢铁生意，说是要接孩子去美国上幼儿园，却忽然失去联系，不寄信也不给钱，宝妈断了经济来源，等了一阵没办法，只好和孩子姥姥一起回东北老家了，两个孩子在镇上上幼儿园，境遇一落千丈，大家谈起来也不由替她和孩子唏嘘。

聊到天津的房子，寒雪问我在北京买房没有，我说没有，即使在老家也没有。我也没有北京户口。寒雪很有些意外，想必这和她心目中去皮村上文学课老师的形象差别很大，我们之间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到三点来钟，孩子的奶奶午睡要醒了，寒雪就上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一个记者到燕城苑我的租屋采访，聊到房子和户口，引起我一时的感想，转述了在珠江帝景草坪边聊天的场景。报道出来后，没有发我过目，里面写到“对面的育儿嫂因为自己在天津有了房，得知眼前的袁凌没有在北京买房，姿态就不由高了起来”。

寒雪不知怎么看到了这篇报道，先是发信息问我那段是不是只采了她一个育儿嫂，后来就发来这段，说是不是写的她，口气有些生气，“我自己是多么地位卑微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对你姿态高”。我很难对她解释这并非我的意思，尴尬地应付过去，以后有相当一段时间两人没有聊天。

直到一年多以后，我们再次一同参加了皮村的文学课，结束的时间晚了，赶到皮村西口，已经错过了306末班车。寒雪是跟我一块走过来的，有点不知所措。我打了一辆快车，捎上她到草房地铁站，又一起换乘地铁，一直同路坐到她下车。在地铁上我们再次开始聊天，寒雪说新写了散文，想发给我看。她发来之后，我又给提了修改意见。

过后寒雪发消息给我说，我是最愿意认真看她稿子的老师。我们恢复了偶尔的聊天，上一次的采访风波，就这样无形地过去了。

我一直觉得相比起范雨素、史鱼琴和林巧珍这样的家政女工，寒雪是个幸运者，找到了长期的好雇主，在天津有了房子和户口，女儿学习不错，老公甚至还有体制内工作。但有一次在从皮村西口到草房的双层公交上站着，寒雪接到了一个来自老公的电话，大约是为了一笔小钱，两人争执了几句，过后寒雪望着车窗外的夜景，神情黯然。我是一个世俗的女人，她轻轻地说。

为啥这么说。

我不敢离婚。这个回答让我大吃一惊。

她说，当初看上老公，因为他是军人，穿一身军装，有崇拜。现在两人婚姻名存实亡，即使是躺在一张床上，也是各睡各的，毫无关系。老公抠门，就跟巴尔扎克写的葛朗台一样。

车窗外树影掠过，一向含蓄平静的寒雪脸上，光亮和阴影交替，像是她曲折人生的幻灯片展示。

二

寒雪本名王成秀，这么一个清冷的昵称，来自童年的体会，一直没有变过。

1970年，寒雪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组合家庭，前面已有一个同胞哥哥和姐姐，此外父亲还带过来四个子女，都比寒雪大很多。家里很穷，工分永远是这年借到那年，知道后来队上不借了。口粮不够吃，妈妈只好去地里扯一种用来沤肥的草，平时猪喜欢吃的，掺上搅面糊糊吃。身为幺妹，寒雪与其说享受福利，不如说承受了全家贫穷的终端：穿的永远是姐姐穿短了的衣服，没有冬夏换季之分，过年时能吃上一顿米饭就不错。更切身的是，寒雪刚出生，父亲让母亲把她扔进尿桶憋死。母亲没有照做，父亲为此三天没回家。

但寒雪说，妈妈也“重男轻女”，主要体现在孩子上学，重视寒雪的同胞大哥，一路供他到高中考大学。当然，大哥的学习也好，数学竞赛拿过信阳市第一。

供了哥哥，就顾不上两个妹妹。寒雪上学总是交不出学杂费，被老师放学后留下来，或者罚站墙根。开始还有几个同学，后来陆续都交上了，只剩寒雪自己，大家自然知道了寒雪家最穷。这对寒雪来说，是很屈辱的事情。

寒雪从小性格比较倔，“不许别人说我可怜”，自己也在心里论证自己不可怜。

过年时隔壁一个小孩穿上新衣服就钻草丛，挨了老爹的打，寒雪心想，“我虽然没有新衣服，但也不用挨老爹打，算起来还是挺幸运。”寒雪的老爹比母亲大十多岁，在文革中孵小鸡卖挨过整，身体落下咳血的宿疾，寒雪还没学会走路他就因为脑溢血去世了，这也是全家如此贫穷的原因。

八十年代村里有了一部黑白电视，寒雪看到电视上讲云南大山里一个母亲，给孩子洗衣服掉进河里淹死了，剩下两个孩子没房子住，罩块塑料布当屋顶。“我就觉得自己有房子住，有母亲，累了还能趴在母亲背上，真是幸福。”实际上寒雪家的房子因为瓦片盖得薄，又常年没钱添检，冬天雪花透过瓦隙钻入屋里，会直接飘到床被上。

但小学五年级那年，寒雪终究因为“被人可怜”退学了。导火索是和同学吵架，同学说寒雪的母亲上她家村里讨饭了，这个同学的爸爸是队长，借给了母亲两袋米背回家。“当时心里特别痛苦，烙一样。”即使事情过去三十多年，寒雪说到这里仍旧哽咽了。因为跟同学吵架，老师又批评了寒雪，“我就受不了，不上学了。”

过了一个多月，一个要好的女同学来看寒雪，寒雪就后悔了，怀念学校的生活。这个同学以后还给寒雪写了一封信，信里描述寒雪“顶风冒雪卖葵花”，因为寒雪趁村里放露天电影，炒了葵花籽去砖瓦厂卖，被同学看见了。

卖葵花只是比较轻松的活计，更重的劳作是在地里。从十三岁辍学到十九岁出门打工，寒雪跟着姐姐干农活，姐姐赶牛犁田打坝，寒雪割稻挑禾担粪。身板并不壮实的她，脖子后面压出来一个鹌鹑蛋大小的包。一直到现在，她经常在门框上自己按摩，终究把包磨得小些了，却不会完全消失。

中间大哥想让寒雪继续上学，当时寒雪已经退学一年多，不愿再去学校。十九岁那年，哥哥去北京上军校，让两个妹妹跟着一道上了北京，家里的地都转包给同父异母的二哥耕种。事后回忆，寒雪有些后悔没去广州，那时谣言说南边进工厂要求十九——二十四岁，未婚，“觉得不是好事”。其实当时正在迈入九十年代，去深圳那边的老乡是第一批，后来都定居当地，算是发达了。

当时没有家政公司，两姐妹都去了崇文门的露天劳务市场，站在马路边等雇主叫。姐姐做了几个月保姆，回老家说要找对象结婚，不出来了。寒雪在另一个家庭做保姆，一开始不大适应，孩子很娇气，饮食众口难调，家庭矛盾错综复杂，雇主老太的女儿和儿媳闹矛盾，老太太把气撒在寒雪身上，干了一年多寒雪离开了，去一家小饭馆当服务员。离开之后才发现在家庭里更安全，小饭馆啥人都有，有些喝醉了的客人说不三不四的话，寒雪接受不了，又去在饭馆认识的一户人家，照顾一个老太太。没想这家关系仍旧复杂，老太太的女儿嫁到秘鲁，挖老妈的墙角，老是撺掇寒雪跟她到秘鲁去，照顾她自己的女孩，寒雪因为担心出国不安全没同意。

刚开始干保姆，寒雪觉得侍候人低三下四。通过这两次经历，看到外面看上去光鲜的家庭和人物，内里也不过如此，心态上倒是获得了平衡。

干了一年多，寒雪接到了身在辽宁的母亲电话，哥哥毕业分配到辽宁阜新，结婚成家，母亲去给哥哥看孩子，挂念寒雪，寒雪因此去了东北。待一块儿没多久，母亲回了河南，寒雪却就此留下来，在一个转业军人开的电容器厂做店员，活计是卷纸筒，然后搁进大盆里和电料一起泡，再加用锤子砸出电极，工资能拿到一百八九十元，比先前做保姆高一倍，代价是有污染，车间有股呛人的味儿，时间长了对人体不好。两年多之后，寒雪在当地找对象结了婚，就此不干了。

三

对象是家在阜新本地的嫂子介绍的，在铁岭当志愿兵，回老家找对象。介绍的途径，是嫂子认识的一个阿姨的战友跟寒雪老公的政委是战友。第一眼见到老公，虽然个子矮，寒雪仍旧眼前一亮，被老公的一身军服吸引，因为哥哥也是军人，寒雪就觉得找个军人好。政委说老公工作清闲，在机关负责放电影和播起床号，脑瓜灵，啥都会修。至于找一个农村姑娘的原因，是因为志愿兵不允许在工作当地找对象，加上老公家里条件差。寒雪觉得也没什么，后来才知道家境给老公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认识之后再见过两面，平时书信往来，一年后的劳动节两人结婚了。没有彩礼，也没有办婚礼，两方亲家都没有见面吃顿饭，老公说是父亲瘫痪多年，母亲岁数大了，哥姐忙于种地，来不了人。家里总共拿了五千块出来，供寒雪和老公回河南老家来回花销，和买新衣服。寒雪自己也没有钱，打工攒的5000块都交给了嫂子，请她帮忙办阜新户口。五一晚上两人坐火车上北京，回一趟河南老家，在老家也没请客，算是旅行结婚。

一路上并没有旅行的感觉。在北京不敢住贵的宾馆，找老乡介绍旅馆，一连走了三家，脚都疼了，老公都嫌贵，后来在永安里住了个不带卫浴的三人间，挨着有味道的通惠河，一人33块，晚上还可能再来人住。半夜还遇到公安局扫黄，被叫起来查结婚证。寒雪来气了，但又觉得老公家是真穷，怪可怜的。结婚照也没有一张，白天路过照相馆，寒雪多看了一眼，被老公赶紧拉走了，寒雪也觉得是他家里穷，正常。

怀上第一个孩子，老公非要打掉，说自己要提干，经济条件也养不起。寒雪自己也觉得太穷，不想要，就把孩子堕了，身体留下了怕凉的后遗症，总要吃药。之后不到一个月，老公调去了黑龙江，寒雪再次上北京打工，比在阜新能挣得多些。

初回北京，寒雪仍旧在饭馆打工，遇到一个地痞，干了一个多月不给工资。寒雪跟胡同里一个老头聊起来，老头说自己有个朋友开游戏厅，正好托他找人，寒雪就去了亚运村的游戏厅，负责给机器上分、收钱。游戏机类似于老虎机，一般是在奥体中心搞体育的任来玩，老板可以调，因此人总体是输的，有人输急眼了会把水倒进投币口里，把机器弄坏耍赖。游戏厅利润不错，寒雪的工资从300一路涨到500，还有奖励提成，有一天庄家赢了13万，给寒雪奖励了300块。游戏厅处灰色地带，后来公安让老板过完年别开了，寒雪就回老公部队过年了。后来民族大厦又开了一家游戏厅，寒雪又去那，待遇也不错，干了两个多月又被内部人通知别开了。

寒雪只好另找了一份营生，卖硬笔书法，实际是传销，需要自己出钱买字帖，一百块钱十本，根本卖不出去，只有靠拉人头，寒雪也拉不来人头。这时赶上部队裁军，老公的提干成了泡影，打算赶在1997年香港回归要孩子，催寒雪回去，第二次北京之旅就这样结束了。

寒雪回到阜新生了个女娃，以后老公离开部队，转业到当地计量局。

生养小孩的过程中，寒雪渐渐发现老公的抠超出了常情。向他要一点钱花特别艰难，他对自己也抠，宁愿留着钱慢慢贬值。志愿兵工资本来也不高，从几十块钱慢慢涨到两百来块。寒雪需要想着自己找钱。

辽宁的冬天寒冷，孩子上幼儿园连羽绒服也买不起，寒雪自己是在亚运村那年买的羽绒服，想着翻新一下给娃穿，拿到店里时发现老板是信阳老乡，感觉生意不错，就想自己也干这个，老公也支持。第一年向老乡学习裁剪，第二年冬天租了个门脸开张，招了三个店员，置办了三台机器，给羽绒服加絮、换布，第一年本钱差几千没回来。老公本来投了5、6000元本，寒雪年前结算给了他，过了年他就不肯拿出来了，寒雪没钱进物料，急哭了老公也不给，还好向家乡的姐姐借到了钱，重新开张。第二年一冬赚了一万多元，一直干了三年。

翻新羽绒服要看天气，不下雪没人要，一下雪挤爆门连夜赶，累得寒雪老犯咳嗽。因为空气里总有绒毛，加重了咳嗽，寒雪和工人都受不了。一个机台工总说在当地一个西柳服装批发市场挣钱容易，不如搬过去，寒雪动了心，第四年搬去西柳做牛仔服装，结果没活可干，跟人合伙又受骗，赔得一塌糊涂。

寒雪卖了机器关了店，打算开熟食店，老公又要她开在院子里边，不让租当街门面，嫌租金贵，自然仍旧挣不到钱。寒雪还发现了老公的另一个特性：懒，只要她在家，老公就万事不伸手。这大约也和他家境有关，小时候虽然穷，上面有四个姐姐，挺受照顾的。孩子上小学期间，寒雪关掉熟食店，想在当地找工作，到处是下岗工人，外地人根本没机会。寒雪思来想去，决定三上北京，重干保姆，行前在阜新参加母婴中心培训，做了准备。

离家之后，小孩特别舍不得妈妈，打电话总说寒雪有衣服撂在家了，要她回家去拿，似乎这是她想得出来唯一充分的理由。寒雪在听筒这边偷偷抹眼泪。失望的次数多了，“后来开始有点恨我的感觉”。孩子上到六年级，寒雪觉得母女不能长期分离，打算回去，林总夫妇因为寒雪在家里干熟了，舍不得，就给寒雪出了在天津买房的主意，把孩子接到天津读书，老公也停薪留职，到林总在天津的分公司干，寒雪每月能过去待两天，看看孩子。这样一直持续到孩子考上天津大学，老公才回了阜新。

林总家给的工资比较高，开始是六千，后来涨到了八千。因为没有钱买房，林总垫了42万，预支了寒雪六年的工资，老公出了装修款。工资预支以后，寒雪手上没有钱，虽然吃住在雇主家，仍旧要找老公拿一点，老公的抠门就表现得更明显。拿小事来说，有年大葱贵，寒雪去了天津，老公就舍不得自己掏钱，让寒雪下去买；让他买肉，正常的价是18块，她偷偷去买了13块的来，肥得没法吃。大一些的用度，寒雪过年回家，老公总共给1000块，孩子生病脚背水肿，寒雪带去医院看病花了一百，老公就追问寒雪为啥多花钱，把生活费挤掉了。孩子念完大学出国留学，生活费要一月六七千元，老公只肯给3000块。还好寒雪这头的工资扣满六年了。

不过对孩子，寒雪觉得老公还不错，“是个合格的父亲，虽然也抠”。毕竟自己长年在外，陪伴女儿的是爸爸。女儿该报的课外班都没撂下，画画、英语、舞蹈，还学了十几年钢琴，功课一直出色。到了青春期，“女儿说将来养爸不养我”，说不稀罕寒雪买的房子。上了大学以后才明白过来，母女感情恢复了。2022年的三八节，女儿给寒雪发了200块红包，附带信息说“尽管命运坎坷，但你依然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获得更好的生活，并且为了自己的理想一直在学习。你身上拥有所有女性的美好品质，不仅是我的妈妈，还是作为女性的榜样。”

大学毕业之后，女儿去了德国纽伦堡大学医疗器械专业留学，雇主林总给她发了两万块红包，过年时又给了5000块。出国之后，母女之间的感情仍旧一直很好，刚去时每晚寒雪都要女儿发来一段微信语音，听听她在那边的声音，“不然提心吊胆，睡不着”，以后才好点。女儿觉得寒雪一生太辛苦，说过二年不让寒雪干了，还让她学车，到时买个车，学人家开着去旅游，“为自己着想一把”。

在做育儿嫂期间，寒雪只有一次跟随林总一家出行，去了海南旅游。这次旅游给寒雪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写了一篇文章，着重讲了自己第一次坐飞机的情形。从刚上飞机的好奇，到插翅飞上蓝天“飘飘欲仙”的自豪，空姐服务的周到，看到窗外火焰一样云海的震撼，用了《斥鹌随鹏去海南》，比喻像只灰扑扑小雀一样的自己托有似“大鹏”的主人之福，也有了飞上蓝天，“看到浩瀚天宇”的机遇。这在她长年处于高楼之下的保姆生涯里，是一份难得的体验，也让她在心里“庆幸找到这么个人家，能跟他们坐飞机一同来海南。”

四

渐行渐远的是寒雪和老公的关系。早在结婚之前已有端倪，当时寒雪在北京打工，顾念老公那里天气冷，亲手织了毛衣寄过去，老公说不咋样，不如他妹妹织得好。结婚后两人会少离多，在一起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超过两年，感情愈加疏离。41岁那年一个下雪天，寒雪在林总家里和老太太摩擦厉害，待不下去回东北了，半夜十一点车到阜新，老公没来接站，到家他睡得呼呼的，醒过来责问寒雪干嘛要回来。第二天老公上班回来，又抱怨寒雪平时在北京，让他一个人带孩子。寒雪在家没钱用，心里的憋屈没处说，转头又回了北京，路上冒着大雪，心里觉得自己命运太苦了，心灵虽然像雪一样洁白，命运却也像雪的寒冷，落进冰窟窿就啥都没了。突然之间，寒雪脑袋里蹦出来几句诗：

残冬留下光枝条

雪花落在冰窟上

处处枯瑟与凄凉

待到红心见冷光

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的寒雪，觉得自己忽然会写诗了。她由此给自己起了寒雪的笔名，开始喜欢上看书，手头没钱，就专在小区门口书摊上买打折盗版书。2013年3月23日这天，夜深之时雇主和孩子都已进入梦乡，寒雪独自站在窗前，看着有月光的夜空与黑暗的地面相差悬隔，想到自己和雇主之间也是这样，深深感到有些不平却又无能为力，写下了一首《天地对白》，这成了寒雪自己满意的第一首诗。

我们认识之后，寒雪把这首诗发给我看，我不了解写作背景，觉得这首诗的题目太宏大，有些虚。以后寒雪又陆续写下了几首诗，其中两首后来被诗人安琪选入了她主编的《北漂诗选》，相比起来，显然更贴近自己的北漂家政生活。其中一首起因于不准林宝看手机，遭到林宝抗议“你又不是我家里人”，让寒雪的心冷了半截，又想起自己远方的尘土堆积家，和抛下的孩子：

我带着的孩子

说我不是她家里人

时光 我没有辜负你

把我的孩子变得陌生

有一次丈夫来了天津，女儿独自在辽宁，夜里家中暖气片跑水，80多岁的婆婆不顶事，满屋汪洋，女儿坐在门口哭。寒雪从北京赶回去处理，亲戚邻舍都说寒雪长年待在北京，作为母亲“狠心”。寒雪用这个字眼作了一首诗的题目，诗中回忆了母亲第一次病重，自己回家乡只待了八天，母亲还未康复自己就回京，最疼爱自己的母亲含泪说“小女儿最‘狠’”，结尾又写到“要供孩子上学，要有房，我只能背着‘狠’字，在北京穿行”。

以后寒雪开始写散文，记录家事，为此下载了一个手机笔记本软件，手机因此中了病毒，几天就花出去几十块钱，只好去刷机，写的东西全不见了，“跟自己的孩子夭折了一样”。林总给了寒雪一个苹果手机，仍旧在手机上写，还在一个叫做“江山文学网”的网站上发表了几篇。以后有人介绍寒雪加入了一个打工诗人QQ群，里面有人介绍皮村文学小组，寒雪感到吸引，联系了小付，时间是在2017年的三八妇女节。不久之后范雨素爆红，加增了皮村对寒雪的吸引，她从没想过文学可以改变一个与自己类似的家政女工的命运。

五一那天赶上雇主全家出游，给寒雪放假，她趁机前去，下了草房地铁附近正在修马路，没找到306公交站，但这没有挡住寒雪去皮村的决心，沿着公路一直走了三四站，一身大汗，才遇到了一辆公交车。到了外表破破烂烂的工友之家会议室，虽然没有见到范雨素，却“找到了组织”，第一次相信自己只要常去，就能坚持写下去。那天文学课结束后时间晚，寒雪在村里找了个五十块一夜的小旅馆住宿，房间黑黢黢的没有窗户，文字搅扰了她一整夜。对于过夜条件的艰苦，寒雪想的是“这是在雇主家里待久了，条件好，当年在农村，条件不跟这一样么？”

以后小付知道了，给她在工友之家找了个床位，有一次万华山不在，还让寒雪去他租的房住过。2022年8月，林总一家因为林宝上初中搬到了天津，冬天寒雪从宝坻坐高铁到北京南站，再换地铁公交去皮村，听完文学课后仍旧是在皮村住宿，第二天再赶回天津。住的地方没有暖气，寒雪在脏得发硬的被子下缩了一夜，大清早赶回天津。更多的时候，寒雪在雇主家里边干活边带着耳机，收听网上直播，虽然不发言，却句句听得用心。

几次去皮村后，寒雪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范雨素真人，两人交流挺多，范雨素还曾特意去珠江帝景看过寒雪，平时聊天总在鼓励她多写。这改变了寒雪的想法，从前她觉得，好像要等到六十岁以上，自己退休不干这么多活了，才有时间精力多看看书，写写东西。

《高楼之下》第一篇在新工人文学发表之后，寒雪有了写作系列的想法，后来陆续有了“二”“三”“四”。这些故事里有在家政公司遇见的女工们的过往，以及上户经历和运气好坏，有雇主的大方宽容或者抠门蛮横，还有先前我们在绿化带聊天时说到的，那些做如夫人的女大学生和她们孩子的命运沉浮。她还把原来第一篇里做沙炙目睹白领美臀的故事拆开来，单独作为第五部。这些故事仍旧保留着她的细致特点，也有自己关于高楼上下阶层、贫富和命运的想法，寒雪拿给我看过，但没有再去发表，其中第一篇后来被杨沁看中，收进了《劳动者的星辰》。

对于写作，寒雪没有范雨素和史鱼琴那样的自信。在《新工人文学》发表作品没有稿费，代替的是两本书的奖励，张慧瑜一下子寄给她七本，寒雪发信息问他，慧瑜回复说让她多看书。七本书中有寒雪自己挑的阎真《活着之上》，也有《假如给我三天光阴》《荆棘鸟》这样的名作。寒雪还在在网上听书，《红楼梦》听过两遍，《呼兰河传》则是她的最爱，因为萧红女性又是东北的，感觉也亲近的。但是看了名著，寒雪反而会受打击，“觉得自己写得没意义，水平太差。”师力斌看过了寒雪的诗，曾让她写一组拿过去尝试发表，寒雪说自己“硬是没写出来”。

2022年春天，我们再次在珠江帝景高耸的拱廊之下聊天时，寒雪已经开始了一部叫做《世俗女人》的长篇小说。小说是自传体的，取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寒雪觉得自己是个世俗女人，即使已经一年多没跟老公怎么说过话，也不用花他的钱，经济上各管各，躺一张床上背对背，也不会离婚，“没法超脱、超越”，因为思想上说到底觉得离婚不好，要在外表上完成一个女人的职责，有个孩子，“看上去有个家庭”。小说里讲到另一个女人的故事：男人手持铁锨扔她，一追二里地，非要把她的脸铲掉，就这样也不肯离，“怕丢人”，临了男人还是迫使她离了。

这部小说在四万字的长度停了下来，最近两年没有怎么动笔，“身体不咋好，没写，自己也没信心。”2022年寒雪心脏不舒服，在天津检查出来冠心病，说是“心脏分支血管堵了50%”，听上去很吓人，后来又托人到北京安贞医院检查，医生却说是长年劳累造成的椎间盘突出压迫血管，没有大碍，以后寒雪一直在吃药。

不过寒雪对未来仍旧抱有期待。小说里的主人公名叫“晚霞”，似乎终于摆脱了那个大雪之夜的的寒冷记忆，等待几年后女儿研究生毕业，雇主家的孩子也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自己就此退休不干保姆了，拿一份在阜新交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平时读读、写写，“六十岁过后是我们的春”。谈起这份未来，她语气之中充满了提前到来的轻快。

虽然到时会在天津定居，她仍旧打算来上文学小组的课，“到时候就有时间了”，从宝坻坐高铁到北京南站，转地铁公交到皮村，听完课夜班有车就连夜赶回去，不然就在皮村过上一夜，仍旧找一家小旅馆对付过去。最重要的，是在同心图书馆相聚时，大家头顶那一束温暖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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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纪录、创作和发声的权利，又是如何在转变的治理模式中逐渐流失？记忆是我们应有的权利，它值得我们为之努力。

当下正值“武汉启封”五周年。

启封只是一个时刻。在“武汉疫情”这件事上，组成纪念的并不是某个时刻、某一天，而是很多心碎时刻，很多人的忌日，伤痛绵延许多日夜……几年之后，仍然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五年前你在做什么？聊起这个话题并不容易，时间并非以数字标记，而是无序地从每个人嘴里跳出来，“钟南山讲话的那天”、“封城的那一天”、“过年那一天”、“李文亮走的那一天”，事件成为回忆的刻度。

最初，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的记者赵庆夏回武汉过年，他浏览了一些消息，又问了自己在武汉同济医院的朋友。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能像非典？再严重也就是非典那样了吧？”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打了一些电话，但没有对报道工作抱有很大的期待，那是一种“自我审查”的惯性：“（报社）日常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两条‘禁令’，有时候叫‘报道提示’，比如说什么东西不要做，什么东西要按照什么方式做，一些事情可能只能转载、不能做原创报道”。

记者王胜男同样从北京回武汉过年。那时候，她还在一家商业公司支持的特稿编辑部工作。12月初，她第一次报了题，编辑部起初的反馈是“这个事情不太重要”，过了半个多月，编辑部的回复变成了“再观望一下”。她放弃了工作，回到武汉过年，那天是1月21日，启程前，跟她同行的朋友退掉了票。列车向南开，路上没什么人戴口罩，她带了一本《鼠疫》，作家加缪在1947年展示的那个世界，鼠疫爆发，政府却不承认疫情，城市被封锁，无人自由进出。

很快，王胜男会知道，书里看到的世界，正在变成现实。

时任《人物》杂志记者龚菁琦还记得，她是2月10日进入武汉的。编辑部在群里问：“有谁能去武汉？”问了好几个人，最后名额落到她头上。“编辑发出邀约压力也很大，我做出决定压力也很大……武汉的现场不像地震或者天灾……你不知道武汉是地狱还是什么”，她顿了一下又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武汉是地狱了”。

疫情往前再十年，龚菁琦曾经在武汉上大学，身份证的地址留在了武汉，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她靠着这张即将过期的身份证在武汉下了车。她对武汉的印象是各种充满死亡气息的场景：

去往武汉的高铁上，一整列车上只有两三个人，乘务员不讲话，车厢里没有任何情绪，“这些人好像被迫地，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坐上这辆车，去一个最恐怖的地方”。同事来接她，司机穿着防护服，那身白色的、把人包裹起来的衣服还不像后来那么普遍出现，“司机看你一眼，吓得死，好像死神来了”。

五年后，经过数不清轮数的清零、隔离、核酸检验和行程控制之后，人们几乎要忘记，在最初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只是未知的病毒，它只意味着传染、发热和死亡。

艺术家阿菜一口气讲下来都是——“那个武汉二环路上奔跑的野猪”、“跳桥的人”、“无法和父母最后告别的年轻人”和“自杀的养蜂人”……

所有受访者都会提起李文亮去世的那个夜晚，准确来说，是最早听到医生正在抢救的2020年2月6日，而不是被留在记录上的2月7日。

2020年2月7日，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门诊楼门口，市民前来敬献花束。（图_中国日报网 陈亮/摄）

Miyoko（受访者要求使用的常用名）再想起疫情，首先想起来的是这一天。这个曾经在北京上海的广告公司工作的厦门姑娘，在疫情期间组织起一个民间志愿团体，名字叫“武心援”。李文亮去世的时候，她和伙伴们已经做了半个月的物资对接工作。李医生的去世令她深受打击，她说：“像撞南墙一样，你做了很多，却好像无法改变什么，也换不来一个代表正义和‘好’的那方被保留下来的结果。”

也是那个夜晚，一百多位年轻人在口罩上写下“不能、不明白”，将自己的脸庞和抗议的声音交到互联网上，希望引发一些改变。一位参与其中的年轻人说，“疫情发酵和恶化，与言论管控脱不了干系”。另一位参与的年轻人除了在口罩上写字，还举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言论自由”。

五年之后，水瓶纪元回访了一些记者、艺术家、志愿者、关心公共事务的普通人，来谈论我们的疫情记忆，以及五年来的经历。

这些故事在五年前未被充分记录，在当时满城的死亡与未解的疾病面前，也难以占据注意力。我们相信这种回忆是有意义的——民间自发、互助和信任的力量是如何帮助人们度过最绝望的时刻，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纪录、创作和发声的权利，又是如何在转变的治理模式中逐渐流失？记忆是我们应有的权利，它值得我们为之努力。

救人与自救者

“我觉得，人不应该那样死去，人不应该没有尊严的，或者不被知道的、不被记住的死去。”

春节联欢晚会是华人春节记忆的最大公约数。2025，蛇年春晚，分会场之一在武汉。七分多钟的镜头里，武汉的经典小吃、地标性建筑轮番出现，官方用力塑造家国团圆、英雄城市的形象，演员和明星们跑过武汉的大街小巷，背景音响起，“时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再难的坎，吃一碗面，也就过去了”。

2025年春晚武汉分会场片段（图_网络)

那是一种被规划好的集体回忆：封城、逆行者、胜利、重启——从苦难中涅槃的“英雄城市”。

但在这段历史里，还有另一种秩序，从未进入宏大叙述。它不靠文件、不靠号令，而是由凌晨志愿者的车队、社交群组中不断刷新的表格、接力的求助帖构建而成。

除夕夜的景象打破了很多年的惯例，灾难发生时，甚至感受不到决策层的存在。一位武汉市民说，那一年的除夕夜，她以为武汉是地图上不存在的城市。一个记者在微信群里转述采访对象的原话：“为什么现在都是民间在筹措物资，政府呢？”

非虚构作家、媒体人李海鹏在微博上批判：“武汉正在发生的事情真是太离谱 ……交通切断之后，班车没有？医护人员基本保障物资没有？抚慰性质的年夜饭没有？落实到责任制的领导慰问没有？党组织送温暖没有？拜年没有？虚情假意都没有？我真是目瞪口呆。”

“每天都有很多条求助信息发到我这里，一个比一个惨，每一个人都留下了姓名、住址、联系电话，说求求记者救命”。五年前的1月30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记者王嘉兴在朋友圈这样写道。

武汉进入混乱无序的状态，但最先动起来的，是没有资源、没有权力的普通人。

王胜男始终记得封城期间的一个夜晚，凌晨夜里两点，她在一个武汉本地的朋克乐迷群里发消息：她是记者，想出门看看，有没有人能载她一程。三点左右，一位大哥回复了她，确认了地址，然后跟她约定好，第二天早上五点可以来接她。

第二天，她在小区门口见到那位大哥，“精神很差，看起来就是一夜没睡”，甚至“车一度开偏了”，王胜男试着寒暄，她内心有很多疑问，但对方不太回应她。后来她才知道，武汉封城之后，送口罩的卡车只能停在市郊加油站，许多本地人用私家车在夜里接驳，把口罩一批批送进医院。大哥就是其中之一。

那天清晨，王胜男陪着他送了一批口罩，既有给医院的，也有给私人的。那个场景让她感到荒诞，“这么大的医院，竟然也是靠普通志愿者支撑的 ”。

那天之后，王胜男暂时放下了报道的工作。从她开始做记者起，特稿教会人“关心人”，以人为尺度丈量世界，但在2020年的武汉，她在报道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里穿梭，只感受到无力。“作为记者，你原本一定要去挖掘这个人的动机，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但当时，你什么都问不出口，你知道人在那种情况下，就是会去做这件事。”

“已经没有太多可以做的了，你也改变不了什么，不如出去当志愿者”，由此，她进入了“武心援”。

民间志愿团体“武心援”logo（图_网络）

“武心援”的工作伴随了武汉疫情从爆发、封城到解封。起初，志愿者们做了许多对接防疫物资的工作，以缓解物资的紧张，随着疫情发展，问题指向“无法被收治的病人”和“被挤压生存空间的非新冠患者”，“武心援”的工作重点转向上报病人信息，后来“武心援”又做了心理疏导的工作。

“武心援”的志愿者总是分工明确。在一个群里，一个人专门刷微博超话，记录每一条求助信息，包括名字、电话、症状、地址，填进表格。另一个人负责打电话回访，确认情况是否属实、有没有解决，再更新状态。其他人则不断匹配资源、建立联系。不同的群承担不同的功能，信息流像血液一样流动着。

王胜男印象深刻的一个群是用来对接床位信息的，医院里的工作人员会私下告诉志愿者当天的剩余床位和可能新增的床位数量。“那个时候（说）等社区安排（床位），那些人根本等不到的”，王胜男说，她去一家医院门口采访，“门口大厅堆满了人，有些人身上披着塑料袋，真的是很惨很惨的状况”。

也许因为她拿了相机，临走的时候，一个男人主动上前来搭话，倾诉欲特别强。他的父母均已感染，社区无法接收，他把父母拉来了医院，但始终等不到床位。“他问我，你是不是记者，你们能不能呼吁一下？”

“武心援”的发起人之一Miyoko是福建人，她过去的工作经历和公益行业毫不搭边，她回忆，最初一起合力将”武心援“运转起来的几位伙伴，也都不是相关行业的。她们介入疫情是在封城前半个多月，当时国内主流媒体关于“不明肺炎”的消息很少，但微博上和海外媒体上都有一些信息可寻。

从那时候开始，Miyoko和几位网友一起，从海外购买防护物资。她本科学的对外汉语专业发挥了一些作用，一位自称在广东省海关行业工作的伙伴快速厘清了物品清关需要的信息，一位在武汉的红酒商人提供了他的车队来运送物资。后来，队伍渐渐壮大。

Miyoko说："志愿者们意外深入其中，看到了比普通人在电视上看到更触目惊心的内容。我做这件事不求任何回报，我觉得，人不应该那样死去，人不应该没有尊严的，或者不被知道的、不被记住的死去。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多救一个人，无论能救到什么程度，去做就好了。”

许多“临时上场“的民间志愿者提到，自己最初只是被“卷”进漩涡里的。那是一种混乱与危机时刻的公民自救。重庆大学的新闻系学生梅浩宇曾经帮一线记者找防护物资，他简单列了一下记者们缺口罩的情况，留下了自己的电话。

后来收到口罩的记者之一王嘉兴说，他原本没有对求助信息抱有期望。但人们的热心肠在那个时刻实在过于汹涌，2个小时内，梅浩宇收到200多条好友申请，想帮上忙的人包括快递公司的员工（当时物流已经停运）、捐口罩的、愿意在武汉开车去送物资的司机……这些人很快组成一个逾400人的微信群，梅浩宇不得不继续做对接人，那一年，梅浩宇22岁，还未曾有过社会经验。

当时媒体也对“民间志愿者”群体做过普遍报道。物资缺乏的阶段，动员筹措物资的既有普通个体，也有大学校友会、明星后援会这样的组织。封城后，后续的保障措施却没有跟上，有超过4000名武汉司机自发组成了志愿车队，帮助运送物资、送医护人员上下班。考虑到医护人员担心感染家庭不方便回家的情况，数百位武汉酒店业内人士自发组成了“武汉医护酒店支援联盟”，为医护人员提供住宿。蓬勃的民间力量不仅有热情，也有高效的执行能力。封城第一周，酒店联盟就合计为6056位医护人员提供了超4万个夜间的住宿。

光的裂隙最终闭合

《发哨子的人》发出后不久就遭到删除，但愤怒的人们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几十种语言接力传播。在这样一场席卷全网，轰轰烈烈的行为艺术中，有人说，“我的母语正在我的祖国流亡”。

新闻环境在最近十几年间不断恶化已经不是秘密。但武汉疫情早期，记者们仍然捕捉到一丝光亮。赵庆夏的记忆里，“从封城开始，有那么几天，至少我没有收到任何‘禁令’”，起初领导还在观望，但很快就“感受到了其他媒体的压力”，“领导就突然开始催我们，说你们赶紧去（采访）”。

在那个时期，媒体的口径也不是天然统一的。1月19日，武汉市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研判意见：“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随着各项防控措施的实施与落实，疫情是可防可控的。”

隔日，《财新周刊》刊出了对香港病毒学家管轶的专访，管轶通过媒体表达，希望官方不要一昧强调“可防可控可治”，而是要讲清楚“如何防控与治疗”，不要“人为误导”，“现在不是比谁官大、比谁权力大，真正要具有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

1月26日，当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最紧张的防护服在武汉市得到了全面的缓解”时，王嘉兴从医院发回的报道是《武汉部分医院仍然喊“渴”》。

王胜男是武汉人，在海外念了书，又回内地媒体工作。为了寻求更大的报道空间，她联系了一家在海外的媒体，回到武汉，她做的第一个题目是“确诊名单之外的人”，官方公布了一份新冠肺炎死亡名单，社会上却普遍反应，未确诊的死亡人数也许远超统计数据。

当时，记者愿意最大程度为了公共利益去共享素材，一位的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同行甚至直接交给王胜男她自己的采访录音，“可能她有很多内容写不了，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太在乎个人（利益）”。

作为独立记者，王胜男也感受到“限制”，她表达，她很羡慕当时有编辑部支撑的记者，过了前面的时间，没有“新闻采编权”记者难以进入核心场所进行报道，“采访对象也像消失了一样”。

武汉疫情期间，《财新》、《冰点周刊》、《三联生活周刊》、《人物》以及《南方周末》等媒体都派驻了三四人的记者团队到武汉，撑开了专业报道的空间。受访的记者都会讲到，那是一种很痛苦，但仍然能感到蓬勃力量的时期。

硬核、专业的调查报道在当时仍有存在空间。王嘉兴的同事、冰点周刊记者杨海在武汉待了两个月，《白皮手册与绿皮手册：新冠肺炎诊断手册之变》和《武汉早期疫情上报为何一度中断》都回答了武汉何以至此。《财新》则在《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中还原了疫情初期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信息流动与权力博弈。

武汉疫情初期，《财新》、《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多家专业新闻媒体深入一线进行了调查报道。（图_网络)

宣传系统很快有所反应。2月4日，《新闻联播》中，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张小刚说：“中宣部已调整300多名记者，深入湖北和武汉一线进行采访报道”。2月5日，国家网信办宣布查处违法违规网站平台及账号，其中包括“虎嗅”和“谷雨实验室”，原因是“违规自采”和“传播关于疫情的不实消息”。

“腾讯·大家工作室”在发布一篇名为《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的文章后，这个集中了最庞大的专栏作家群体的平台注销了账号。在当时，针对公共媒体平台直接的封禁销号行为，还不是那么普遍。疫情之后，舆论管控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20年2月19日，读者发现腾讯言论栏目《大家》“自主注销”了账号，该账号最后发布的文章为《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图_端传媒）

龚菁琦进入武汉的时候，医院已经度过了最初极度混乱的半个月，她得以去跟医生们见面。她的医生受访名单上，其中一个是中南医院影像科副主任张笑春。

张医生曾以“一个一线影像医生的大声疾呼”为名，在朋友圈呼吁使用CT影像作为新冠肺炎/COVID-19的主要依据，而不要迷信核酸检测。张医生的双亲在武汉都感染了肺炎，但因为核酸阴性无法被收治住院，在接触的病例中，她也发现核酸假阴性的情况很多，许多病例的CT扫描却呈现毛玻璃阴影或实变影。她还呼吁政府征用酒店或学生宿舍用于隔离治疗，而非任由生病却未确诊的患者居家留观。

张笑春的呼吁是奏效的，在不久之后公布的第五版新冠诊疗方案中，首次将CT扫描的影像特征作为诊疗依据。

有官方背景的《长江日报》将张笑春作为典型报道，称她为“第一个公开质疑核酸检测可靠性”的人，那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敢言”最宝贵》。但龚菁琦告诉我，在她前去采访张医生的时候，作为一个大声疾呼的人，她的处境实际上是微妙的。

我无法查看龚菁琦关于张笑春的报道，这和龚菁琦的另一篇报道有关。

龚的另一个采访对象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艾芬。艾芬是李文亮的同事，李文亮最早发到微信群里提醒同学注意安全和防护的病例，正是艾芬拍下的照片。艾芬告诉龚菁琦，她作为传播源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

在报道里，医生说：“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

接受采访的时候，艾芬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是武汉市职工感染最严重的医院之一，有四位医生离世。艾芬的名字后来已经家喻户晓，她的那一句“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如同火苗，点燃了本来已经高压许久的社会。

《发哨子的人》这一篇报道，成为龚菁琦职业生涯中最无法绕开的部分，报道发出后不久就遭到删除，但愤怒的人们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几十种语言接力传播，后来还衍生出火星文、甲骨文、拼音、表情包文和《黑客帝国》代码瀑布等版本。在这样一场席卷全网，轰轰烈烈的行为艺术中，有人说，“我的母语正在我的祖国流亡”。

人们用各式各样的语言文体在朋友圈接力传播《发哨子的人》。（图_网络)

艾芬医生的报道，是《人物》杂志2020年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一部分，龚菁琦和她的同事们采访了五位武汉医生，杂志封面图片早已经面世——由五位医生的眼睛和口罩共同构成。《人物》首先在公众号上发布了医生关秀丽的报道，然后是第二篇，艾芬，然后，两篇报道都从网上消失了，三月刊实体杂志和剩余的三篇报道，再也没有出现过。

人物周刊2020年3月刊《武汉医生》面世的杂志封面。（图_网络)

为李医生抗议

“我们希望制造点浪花，于是号召了这样一个拍照抗议/纪念运动”，那是一种今天罕见的行动策略，公开传播，希望参与者“发送到尽量多的社交平台并号召他人参与”。

李文亮医生死亡的夜晚，或许是疫情期间网民愤怒浓度最高的一个夜晚。

愤怒的原因之一，是他早在12月30日就在微信群里提醒同学做好防护，提醒信息被当作谣言而遭到派出所训诫。愤怒的原因之二，是他去世的夜晚，网友怀疑其死亡时间不断被修改，王嘉兴和另一位记者当时在医院留到了最后，面对反复传出的不同版本的死亡时间，他感慨，“人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没有死亡的权利”。

愤怒积聚成行动。

年轻人张维和颜森林是同一个乐迷群的群友，整个晚上，群里的朋友都很愤怒，想要做一点什么，“不能让这件事悄无声息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参与者之一张维记得，最开始，他拍了个照，在纸上写下——“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他对这句话的理解是，“疫情的发酵和恶化和言论管控是有关系的”。他觉得自己应该带个头，有人带头了才会有人更多人参与。

经过讨论，这个纪念与抗议活动很快成型，那条群公告写着：“我们希望制造点浪花，于是号召了这样一个拍照抗议/纪念运动”，活动希望参与者在口罩上写下诸如“言论自由”、“不能，不明白”之类的话，举一张纸包含更多诉求或写下对李文亮的纪念。

那是一种今天罕见的行动策略，公开传播，希望参与者“发送到尽量多的社交平台并号召他人参与”。

那个活动号召出现的时候，颜森林不记得大家有没有聊过“安全”的问题，“互联网都会留下痕迹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肯定是有风险的，只是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可能没有想很多，尤其是一群人在一起，做了就做了”，颜森林说，群内倒是讨论过，用旧口罩比较好，那时候，口罩仍然是稀缺的。而且，口罩能挡住人脸。

群友和网友们的反应很热烈，投稿邮箱里，照片像雪花一样飞来。很快就拼成了一张100个人的合照。

李文亮纪念与抗议活动中发来照片的参与者们（图_受访者提供)

颜森林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教会他和世界打交道，早在疫情之前，他就时常和伙伴一起为校内外的不公维权，质询校方不合理的做法。2019年，因为喜欢的歌手李志在中国被无故封禁，他还申请了信息公开。

他始终觉得，“李文亮只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个普通人能做的事情，善意地提示了周围人，警察约谈他之后，他也没有反抗，只是像普通人一样乖乖签了那个东西，他的身上，有普通人恐慌的地方，也有普通人会担心的地方”。

抗议与纪念活动没多久，年轻人们就遭到了现实的打击。颜森林在老家的家人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警察告诉他，“不要在网上乱讲话”。张维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他们无法确切统计，但相信“群里有三分之一的伙伴都收到了当地派出所的警告”。

那之后的五年，颜森林从学校毕业，做了两三年公司法务，又回到律师行业，从实习律师做起。工作之外，他仍然关心社会，丰县“八孩女”、和顺县“收留”女硕士事件，他都在自己的微信上发出了申请信息公开的公开信。

但像那个夜晚一样，把自己的脸和反抗的声音完完全全交到互联网上的事情，他没有再做过，很多时候用申请信息公开的方式关心社会，是他认为“在法律框架内，相对能保证自己的安全”的途径。

再讲起五年前的夜晚的勇气从何而来，他说，当时更年轻，大学还没有毕业，很多群友还在上学，或者刚毕业不久，做起事情来会更加没有顾忌。疫情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高压状态，需要发泄的窗口。他继续补充道：“可能也跟群的氛围有关系，群里鼓励自由表达。”

乐迷群早在疫情之前一两年就成立了，张维告诉我，他们都是“腰乐队”的粉丝，这支乐队的音乐速来被外界解读为蕴含政治与现实的隐喻，因此聚集起来的歌迷都有同一种特性：关心现实，在乎公义。大家什么都聊，音乐，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年轻人总是很相似，有很多力气愤怒，群也总是“炸”。

群聊最活跃的时候是2019年的夏天，彼时香港正在爆发“反送中”大游行，相关的信息在防火墙内遭到屏蔽，但微信群里讨论很火热，有人直播搬运信息，有人讨论“勇武派”的行为是否值得支持。微信群组在一个月内连续“炸”了三次，但也有了快速拉起新群的经验。后来群里的管理员们商量出新规，每个成员都必须加一位管理员，管理员会专门列一个标签给群员，炸群之后，能快速重新拉一个新的群。

那也是当时的社会气候所允许的，封号是常有的事情，对言论的审查也很严苛，但人们还有力气反复讨论，而不是像后来，“舆论空间不断收窄，大家的敏感性不断提高，渐渐会觉得，这件事好像开始不能做了，那个词好像不能说了，风气逐渐形成”，张维感叹。

抢救不正确的记忆

“从每一位逝者家里取一盏灯，像路灯一样高高挂起，骨灰埋在灯柱下面，形成灯火墓园，永不熄灭，永久纪念”

艺术家阿菜和朋友们协作了一个名为《新冠肺炎互助手册》的共享文档，他认为那是人们（尤其是不重视防疫的中老年人）需要的东西，这份手册鼓励人们带好口罩，做好清洁和消毒，那是武汉疫情还未爆发之前。

和阿菜一起协作文档的有二十多个伙伴，朋友拉来朋友。在群里，大家一起分享信息，一起哭，安慰彼此，在愤怒的时候发很多表情包，由于群友们所在的时区不同，群里几乎是24小时不间断地有消息冒出来。阿菜说，“那段时间，我真的看到了一种公民社会的雏形，大家各司其职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很快地，“带好口罩”不再是一个问题，人们的注意力被呼救声、敲锣声、死亡的信息抢走，群里的伙伴们网上的碎片信息全都放在了这个文档里。起初他们并没有明确目标，也意识不到那是在留存“不正确的记忆”。

阿菜记得，微博那时还是网络求助的主战场，许多自称身处武汉的人上网求助，有的求床位，有的求药。但求助贴下总是有很多谩骂，“（那些评论）说，这是假的，武汉根本没有这么严重”。

这是文档名字的由来，人仿佛被困住了。武汉、武汉周围、整个中国，每一天都在发生新的事情，文档内容也随之延展：起初是“一床难求”、“死亡人数”、“医护困境”，后来内容越来越多，“民生百态”、“官方百态”。

很难说这样一项记忆抢救工程是否是成功的。五年后，文档已经无法打开，我只能从旧文里找文档碎片。在当年5月的一篇报道里，阿菜说，《受困的人》里收录了500多条求助信息，追踪回访的时候，有73组求助信息里的人已经不在了，他用的单位是组，因为有些家庭失去了不止一位成员，甚至有人全家丧生。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记录。我和阿菜一起看了截图保存下来的《受困的人》的目录，那些目录标题包括：1%，无症状和复阳感染者，非新冠患者的生存空间，医护困境，前线她们，拿鸡毛当令箭，不合时宜的拟人……

《受困的人》协助文档截图（图_受访者提供)

有一些词语，几乎令我们立马想到里面最可能的内容是什么。“不合时宜的拟人”一定提到了关于共青团在2020年2月推出的虚拟主播“江山娇和红旗漫”，以及建造雷神山火神山医院时，直播中被“萌化”为“呕泥酱”、“蓝忘机”的施工车辆形象。

2020年1月，央视视频直播武汉火神山医院和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网友们戏称“云监工”，并给各个施工设备取了昵称，官方还给“挖掘机天团”设置了打榜页面。此举被相关人士批评是以低幼化语境来美化灾难事件。（图_网络)

还有一章的标题是“武汉人、湖北人、中国人、人”，阿菜猜测，里面的内容，与当时对新冠患者的歧视有关。武汉疫情最初爆发的时候，海量湖北人的身份信息以表格的形式在网上疯传。4月份开始复工复产，一些用工市场传来“不招聘湖北人”的声音，连最高检都发声制止“严禁歧视湖北籍劳动者”。在海外，也有留学生诉苦，自己遭到了歧视。

阿菜一直以艺术行动关怀现实。2019年，他曾发起一个中国版“三块广告牌（出自美国电影“三块广告牌”）”的行动，抗议性取向矫正治疗，三辆红色大卡车上上喷印着标语“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仍然保留‘性指向障碍’”以及“19年了，为什么？”。车辆驶过上海，也开去过北京，在鸟巢和新浪微博总部打卡抗议，到微博总部的原因是，那一年，微博对同志话题的管控越来越严格，无故封禁了“Les”超话。

在“被歧视的武汉人”的信息流里，阿菜说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过去他不知道如何跟更多人解释“少数”这个概念，但那时候他懂了，“少数是不断被定义的，你任何时刻都有可能变成不被喜欢的少数，你是武汉来的，你就有可能变成被歧视的少数”。

回头去看，诞生于2020年的许多艺术行动，都是直指问题本身的，不需要弯绕，也不需要隐喻。艺术家李佳宝在疫情期间编排出一支“甩锅舞”，她拿着平底锅跟着节奏摇摆。在作品介绍里，她写道：“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很多社会政治问题也愈发凸显，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官员的推卸责任、甩锅现象。这反映出我们当前社会政治机制的问题，也是这次疫情蔓延的原因之一。”

艺术家李佳宝在疫情期间编排“甩锅舞”（图_李家宝个人网站)

那一年清明节前后，殡仪馆、真实的死亡数字成为禁忌话题，艺术家“坚果兄弟”向网友征集了42个“新冠公墓”的方案。有人提议，“从每一位逝者家里取一盏灯，像路灯一样高高挂起，骨灰埋在灯柱下面，形成灯火墓园，永不熄灭，永久纪念”，还有网友提议，将逝者的骨灰撒在武汉的樱花树下，由樱花树时代生长延续和纪念。

李佳宝还发起了一个《清明·逆时针行走》的项目，人们可以在这个线上网站中模拟回到2020年1月的洪山礼堂（武汉两会召开地），艺术家将1824个人在洪山礼堂前的行走轨迹制作成了虚拟雕塑，留在了各大地图网站的街道实景上。

2020年，李佳宝发起了《清明·逆时针行走》项目（图_李家宝个人网站截图)

不是要跟政府对着干

“一方面是看到体制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不能否认体制的优越性，在很短的时间里动员这么多人，以及普通老百姓真的很了不起。”

“武心援”在武汉疫情中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筹划了一个线上公益音乐会——“共饮长江水”。音乐会是为了给疫情中失去父母的小孩筹一点款，做一个告别。Miyoko说，也“为了找一个台阶下”，武汉即将启封，关于疫情的叙事，已经逐渐变成了“胜利”，办音乐会，是不是可以说，“（我们这些志愿活动）不是跟政府对着干的”。

2020年5月4日，“武心援”举办线上公益音乐会“共饮长江水”，图为宣传视频截图。（图_武心援团队）

Miyoko解释这种担心，“这不应该是我们去做的，这是官方的失责，是官方没有救急措施，所有人都像无头苍蝇一样，那么多人死于非命。其实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悄悄做的。”

五年前，关于是否要接受媒体采访，让“武心援”被公众看到，团队内部曾经有过不同的意见，另一位伙伴提议，也许媒体报道之后能让事情被更多人关注。Miyoko坚持拒绝了，她觉得未来的不确定性太多，“你不能保证未来会怎么样，如果你是个有工作的人，你大不了离开那个单位，但是很多志愿者都是在学校念书的学生。”

音乐会得到了很多支持，武汉本地的知名音乐人张玮玮、冯翔、张尕怂等人都录制了自己的歌声，武汉之外，广州的乐队“秘密后院”也发来音乐视频，背景是“江湖边”小酒馆。

许多曾经被帮助过的人也在音乐会中出镜了。包括那位在著名的“敲锣女”，为了救家人，她在阳台上敲锣了影像震撼了许多人，成为武汉疫情早期混乱现实的符号之一（后来，敲锣女在微博上公开谴责方方，围绕她的故事，又多了一层复杂性）。还有一个婴儿，是封城前几个小时出生的，出生二十天后被确诊为皮罗综合症，呼吸和喂养都困难，武汉彼时已经找不到手术资源，“武心援”的志愿者帮忙打通了离开武汉去往南京做手术的通道，却卡在了医院内部的转院手续上。

2020年2月，武汉一段求救视频曾在网络上热传。一个女子拿着锣鼓站上了家中的阳台，一边敲打着锣鼓一边哭诉着：“谁能救救我妈妈？”（图_网络）

那件事情最终解决的契机，是一位体制内的记者“悄悄”发给了Miyoko一份该医院内部的联络方式，Miyoko打通了电话，装作“北京来的记者”，解决了这件事。隔天，小孩被送出了湖北，抵达南京的医院得到了治疗。

王胜男在武汉疫情后期意外加入了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导演是一个偏体制背景的老武汉人，疫情爆发后，他联络了自己许多合作的摄影师，几乎所有人都以各种理由推辞掉了，只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只身来到了武汉，王胜男在医院门口偶遇了她，加入了她的拍摄工作。

拍摄一直持续到那一年年中，但最终没有成片。官方发现了这个未经报备的纪录片工作组，找导演谈了一下，导演没有再冒险，拍摄完成的素材成了一堆无人处理的史料。王胜男回忆，事实上导演的拍摄想法是非常“中立”的，“一方面是看到体制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不能否认体制的优越性，在很短的时间里动员这么多人，以及普通老百姓真的很了不起”。

导演靠自己的地方积累让摄制组进入了许多基层社区。“我一直对于体制内的人的想法很好奇，有一天拍摄社区，社区书记说，‘没什么，我们辛苦一点是应该的’”，但当摄像机推到那位书记的手部特写，王胜男看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手是紧紧捏着的。拍摄期间，王胜男看见社区的混乱和无力，“所有人都是把任务下压，到基层社区，其实社区没有能力，很多人来社区门口骂他们，往门口吐唾沫，那个社区书记后来跟我说，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那个人跪在这里求他，但是他只能把他赶走”。

身陷囹圄的人

“我就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不是说我们说几句话就反党了”

王胜男记得，在武汉疫情期间，“未经允许”自发来到武汉做记录的公民记者、摄影师的身影还很多。

有一天，她在一家医院门口遇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找他借口罩，那个年轻人自称以前在央视做主持人，疫情之后自发来了武汉，做一些记录。王胜男带他回酒店，给了他一副护目镜，几个多的口罩，“同行都很不容易”。作为回报，年轻人帮他开了几天车。他们在车上聊天，王胜男已经记不住具体的细节，只记得年轻人总是在谈论对社会不公的愤慨，王胜男觉得他“有点偏激”。

在一个找不到床位的阿姨家里，她还遇到一位自称是律师的女人，女人不断跟那位阿姨说：“你要去社区争取你的权力”。王胜男那天原本计划拍摄这位争床位的阿姨，她计划被打乱了。

她后来才知道，那个医院门口找他借口罩的年轻人叫李泽华，他在通过YouTube直播武汉发生的事情，直到2020年2月26日，警察来到他的住所，开门前，他架起直播，拍下自己被带走的时刻，他说：

“我无愧于我自己，无愧于我的父母和家庭，也无愧于我毕业的中国传媒大学，也无愧于我学的传媒，我也无愧于这个国家，我没做过任何对国家不利的事情，我李泽华，今年25岁，我也想向柴静一样去到一线，也想在04年的新闻环境之下，做出《北京抗击非典》那样的片子，或者在2015年放出《穹顶之下》被全网封杀，我认为那是有价值的……

我为什么要从中央电视台辞职，我就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不是说我们说几句话就反党了，我知道理想主义在那一年的春夏之交已经破灭，静坐已经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了。现在的年轻人上B站，上快手抖音，刷着各种社交媒体的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曾经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他们觉得现在所得到的历史的结果就是他们所应得的……”

两个月后，他再次通过YouTube讲述当时被公安带走的原因。他是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为由被传唤，在经过24小时的问话之后，所长告诉他，决定不对他进行处理，但需要安排隔离。

2020年4月22日，因前往武汉报道新冠疫情而失踪近两个月的中国公民记者李泽华，在YouTube上讲述当时被公安带走的原因。（图_YouTube@Zehua Kcriss Li）

而王胜男在社区遇到的那位自称律师的女人叫张展。张展本是来自上海的一名律师和基督徒，她曾经因为参加维权活动并参与修订律师管理办法的签名活动，被注销律师执业证。张展在2020年2月起以公民记者身份，前往武汉追踪报导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因此在5月遭捕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刑满出狱3个月后，她再次以“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

2024年5月13日，张展刑满获释。仅3个月后，又因前往甘肃营救被捕的社会活动人士张盼成，再次被捕，并于9月初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关押于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其或再度面临4-5年有期徒刑。（图_AP Kin Cheung/摄）

以备份被删除文章而闻名的网站“端点星”后来变成“端点星案”。2020年4月19日，武汉启封不久，在北京工作的网站志愿者蔡伟、陈玫、蔡伟女友唐红波三人失联，后经证实被警察带走。一年之后的8月13日，案子在北京市朝阳区温榆河法庭宣判，网站志愿者陈玫与蔡伟被裁定“寻衅滋事罪”罪成，判刑一年三个月，那时，两人在朝阳区看守所已被拘禁480多天。

“端点星”网站志愿者陈玫（左）与蔡伟（右）。（图_网络）

真的解封了吗？

“所有人都知道，流调，只是一个借口，但当这件事成为一个合理的理由，公权力可以借用这个理由控制任何他想要控制的人。”

我原本想从武汉解封那天聊起，但王胜男说，解封于她并不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时刻。从3月开始，憋闷了两个月的武汉人已经在捕捉解封的蛛丝马迹，在地铁站工作的远方亲戚在朋友圈表达倒计时的兴奋，微博网友说，“今天好像听见家门口地铁动的声音”。

天气变暖了，油菜花开了，报道任务没有那么重了，一些同行开始组织去踏青，另一些同行在联系单位买票离开武汉，直到解封，所有人都陆续走了。王胜男辞掉了北京那份媒体的工作，突然之间，“你不用赶着去哪里，你也走不掉，这是你的家，你走不掉，也离不开”。

武汉之后，人和媒体都有不同的命运，《南方都市报》那年的“最美逆行者”——一组援助武汉的广东医护人员的肖像照——获了当年的中国新闻奖，并在城市空间中随处可见，掀起了一场宣传工程。那一年十月，北京召开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Miyoko早就换了手机，没有导入旧手机里的相册，她不想再看到任何和武汉有关的照片。

2020年，《南方都市报》发布《最美逆行者——你们摘掉口罩的样子，很美》系列报道，或2021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融合创新一等奖。（图_南都传媒）

《武汉启封》成了王嘉兴职业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也拿到了“谷雨奖”，这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民间特稿奖项，不久之后，“谷雨奖”也再不更新。那是王嘉兴做记者的第四年，跑过一些重要的新闻现场，但武汉发生的一切让他更快速的成长了，编辑不再为他大段改稿。回到北京后，他先是隔离，确诊了抑郁症，轮岗休息了半年，又回《冰点》写了一些稿子，再后是辞职，离开这个行业。

王嘉兴说，一直到很久之后，封控的形态几经变换，他才意识到，疫情如此深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当时，你是意识不到这件事的历史意义的——你以为，顶多就是非典。”

“非典”应该被称为SARS疫情——事实上，那是应急管理中信息公开制度成为常规的起点，也是“新闻黄金时代”的起点。而新冠/COVID-19带来的社会治理，朝向了相反的方向。武汉疫情期间，“中宣部派人去武汉，所有在武汉的媒体都有一个领导，密集的时候每天开会，不密集的时候两三天一次，主要是传达一些精神”，赵庆夏说。

疫情之后，赵庆夏注意到，疫情期间的舆论管控手段成了常态。在记者的工作中，他最直接的感受是，疫情之前，热点突发事件的“窗口期”还有两三天，那是一个深度报道记者工作效率的极限，“疫情之后，我感觉这个窗口期缩短了，不到一天，甚至是八到十小时”。

武汉疫情暴露了中国长期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欠账，一些记者在此之后试图把医疗报道和公共卫生报道作为专业志向，但记者们迎来的，是为数不多的、仅剩的医疗健康领域的专业媒体接连消失：2022年10月，丁香医生旗下公众号“偶尔治愈”团队解散。2023年7月，《八点健闻》全网账号都被封禁。这些媒体因为其医疗和调查报道专长，在武汉疫情早期都有亮眼表现，是巨大恐慌中人们求知若渴的可靠消息来源。

对于创作者来讲，一些伤害是隐形的，难以清楚讲述的。

阿菜讲述了武汉疫情之后，他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2021年的春节，阿菜和朋友们驱车试图去到某一个公共事件发生的现场。但在宾馆，敲门声响起，门外的人要求对阿菜和一行朋友进行“流调”。流行病学调查原本是传染病防控中的专业词汇，却在新冠疫情之后进入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人们的行动轨迹被尽数掌握。

阿菜说：“所有人都知道，流调，只是一个借口，但当这件事成为一个合理的理由，公权力可以借用这个理由控制任何他想要控制的人。”

（应采访对象的要求，赵庆夏、王胜男、张维、阿菜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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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五年足以忘记许多事情，也可以重新谈论许多事情。

2022年，李文亮医生去世两年半之后，10月6日的《纽约时报》视觉调查团队揭示了李文亮死亡时刻的重要细节。李医生的一位同事，当晚曾到访过他的抢救室的医生，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考虑到安全问题，《纽约时报》称呼他为B先生。他说，“这件事始总会在大众的视野里消失，但我始终觉得，被忘记也好，总该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纽约时报》公布了李医生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住院文件，包含治疗方案、病程记录和医嘱。根据病历，医生对李文亮的抢救持续了七个半小时以上，但他的心脏一直没有重新跳动。病情资料中有一份2020年2月6日晚上9点10分左右的心脏彩超报告，显示他的心脏在那时已经停止跳动。B医生说：“我觉得李文亮医生在2月6号9点钟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死掉了……按照正常流程的话已经是可以宣告死亡了。”

B医生还透露，医院领导层要求医疗团队使用人工肺，因为他们想向公众表明医院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抢救，但B医生的看法是，那时候上人工肺是“对尸体的亵渎”。

这份报纸，被人贴在了纽约中央公园西侧96街入口附近的李文亮纪念长椅上。这个长椅当时刚刚设立不久，是世间唯一的李文亮纪念碑，铭牌上刻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又过了三年，2025年2月，李文亮父母的视频首度在一个微信视频号上流出，面对前去探望的人，李文亮的母亲泪流满面，讲起儿子去世的当晚，医院曾经派车来接，但始终没有见到儿子最后一眼。“我说你接我们来干什么啊？连我儿子一眼都不让看…你这太没有人性了吧…你说我咋（怎么）不遗憾呢？”

五年前，Miyoko曾经拒绝了所有的媒体采访。此刻，她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之一是女星大S去世，“（这件事）会更让我觉得生命很无常，（疫情期间）做得很辛苦，或者已经过去了，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好像那些事情变成一个伤痛都去除了，变成官方施展巨大能力的东西，可是个体的痛苦，遗留的痛苦，好像就没人关心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就像当初很多人都不应该死于非命”。

她提到娄烨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这部意外拍摄于疫情期间的片子拿到了2024年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制片人上台领奖的时候说，“这是我们作为创作者，作为电影人，对这个尚未完成的时代的一点记忆和纪念”。电影因为获奖得以在台湾的电影院上映，许多福建人依靠“小三通”特地去到金门马祖的电影院看电影。Miyoko说，“虽然这个在国内不能放，但是总归是有人在记录，总归是有人在记得这个事情。”

李文亮被葬在了九峰山烈士陵园，和他一起被安葬的还有彭银华、柳帆等因为抗击新冠肺炎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的人。多位前去悼念的市民发现，进入李医生所在的烈士二区，需要上交暂存手机、登记姓名、户籍、号码等信息、由陵园的工作人员带领才能去给李医生扫墓，工作人员有时候好声好气，“如果别人都像你们这么配合，也就不需要费力了”；有时候是冷面呵斥，“身份证写清楚，要核对的！”——五年之后，我们没有了自由扫墓的权力。

我打开了我自己五年前的石墨帐户，我当初转载过的文件都还留在列表里，和武汉疫情相关的公开文档超过20个，每一个名字都是一种困境，每一种困境背后是无数绝望的人。

这些表格的名字是——《在汉露宿求助登记表》、《受困的人》、《个人救助归类表》、《0125前线记者物资需求文案》、《新冠肺炎：内地传媒深度报道选编（持续更新）》、《湖北省滞销蔬菜信息》、《哨声 版本图鉴》、《农村防控补短板》、《关心疫情下的人类_筹款＋资源_文案框架》、《我们与救助的距离》……

五年之后，我已经无法打开其中任何一个文档。我无法确认关闭这些公开文档是不是文档拥有者的行为。成立于2015年的石墨文档定位为中国的Google Docs，在武汉疫情期间，许多求助信息和事件存档通过石墨文档得以公开传播。Miyoko还告诉我，当她们使用石墨文档来对接信息的时候，一位石墨的公关人员主动私信了她，赠送了石墨的会员，以期更方便地传播信息。

与此同时，另一则旧闻是，2020年的6月，武汉疫情趋于平缓没多久，艺术家“坚果兄弟”发现，自己因为往石墨文档里添加“李文亮”的名字，个人石墨账号遭到封禁，也无法导出存在里面的文档内容。他试图维权，客服回复的理由是：“发布鼓吹大量集体维权的文档”，“您的内容涉政治敏感”。

“疫情带来的影响，好像和病毒本身一样，看不见，摸不着，无迹可寻”，王胜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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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辑注：本文在微信公众号、知乎、腾讯新闻等平台被删除。作者“食通社”在修改部分细节后将文章刊登在其官网上（原文中的“河北滦州市糯米庄”省略为“H省”，受访者改为化名。）CDT将原文刊发如下，点击这里阅读“食通社”修改后的版本。

食通社简介：食通社是一个可持续食物与农业的知识、信息和写作社区，由一群长期从事农业和食物实践及研究的伙伴们共同发起和管理。我们相信，让消费者了解食物的来源，为生态农业从业者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和社会环境，我们的食物体系才能做到健康、美味、可持续。

眼看春耕在即，河北滦州市糯米庄村农民李技栋却翻不了地。在他70亩耕地里，遍布着农场外飘来的大小不一的破碎地膜，像残雪一般覆盖在耕地上，或缠绕在枯枝稻草间。地膜甚至还飘到老李家的牛棚里。

老李只能带着几个工人在牛棚里捡拾地膜碎片。“这膜又轻又碎，像是超薄的不合格地膜。”

如果不做处理，地膜就会在翻地过程中混杂在土壤中，不仅影响这一茬作物的生长，而且永远无法回收，也难以分解，只能在土壤中非常缓慢地破裂为塑料碎片，甚至以微塑料的形式被作物吸收。

不用地膜的老李，怎么会成为地膜污染的受害者呢？原来，从去年12月25日起，距离他家地头100米的地方建起了一个临时加工厂。这个占地不过几十平米的小工厂从周围农民处收购大量花生秧，然后粉碎，加工成粗饲料，用于喂养牲畜。由于收购花生秧时没有去除地膜，地膜缠绕着花生秧，一起被喂进了机器。经过破碎的地膜随风飞扬至周边耕地，其中就包括老李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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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加工厂是在花生收获后才临时搭建起来的，并且搭建的地方原来是本村的基本农田。由于条件简陋，加工现场并没有额外的防护措施，导致地膜四处飘散。

2025年1月1日，老李拨打12345市长热线反映污染问题。此后他向当地街道办事处、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也递交了书面说明，反映情况。

从事发开始，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马上到了播种春小麦的季节，老李还打算同时种下豌豆、大蒜、油菜、小白菜等蔬菜，成熟后会成为他一年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土地里的地膜让他迟迟无法播种，眼看就要错过播种时节，耽误一年的收入。

●破碎地膜像残雪般覆盖、渗透在老李的地里，捡拾起来十分费工，且难以清除干净。

●老李和工人在牛棚里清理地膜碎片。

老李曾经是一名农资经销商，见惯了农药、化肥、塑料膜对于人和土地的伤害。十五年前，他在家乡糯米庄村流转了耕地，用生态农业的方式，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种植粮食和蔬菜。这70亩耕地就是他多年以来努力保护的一片净土。也正因如此，他才对很多农民习以为常的地膜污染痛心疾首。

加工厂不肯采取措施，老李只能自掏腰包，出资两千块给村书记转给对方。随后对方在老李在耕地边进行了简单遮挡。加工厂还曾答应出钱，让村集体请人捡拾飘到老李农田里的地膜，但持续了几天就没有了下文，理由是“每天捡，承受不起”。企业不愿意停工，但只要继续加工，每天就会有地膜飘过来。走投无路的老李只能继续向政府投诉。

●涉事企业目前的加工现场。

2 农业、环境两部门隔空“斗法”

接到投诉后，深州市农业农村局和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先后派人到现场调查情况，但给出的回复却令老李啼笑皆非：两部门援引同样的法律法规，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反。

两者在回复中都指出，地膜造成的污染问题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范围，因此无法对涉事企业进行执法，应交由对方部门解决。

●滦州市农业农村局和唐山市生态环境局滦州市分局给老李的回复。

首先，双方都引用了《农用薄膜管理办法》第五条。生态环境局引用了第一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农用薄膜使用、回收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农用薄膜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而农业农村局只引用了第四句：“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农用薄膜回收、再利用过程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也就是说，在地膜回收不力、造成污染的链条中，他们只看到了对方失责，对于自己的职责视而不见。

其次，双方隔空激辩的一个论点在于：污染老李耕地的地膜，还是不是“地膜”？

生态环境局建议依据《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八条来处理：“农业投入品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回收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废弃物或者农用薄膜……由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但农业农村局对此回应，饲料加工企业不属于地膜的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所以“我单位没有处置的法律依据”。并且援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认为这是“固废污染”，应由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处罚。

也就是说：这个案例里，飞到老李家地里的，法律意义上不再是地膜，是固废。

“固废”即固体废弃物，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已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放弃的物品。

但生态环境局“棋高一着”，用《固废法》打败《固废法》，援引该法六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农业固体废物回收利用体系建设，鼓励和引导有关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依法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农业固体废弃物，加强监督管理，防止污染环境。”

翻译一下：虽然固废归我管，但农业固废还是农业农村局的事。

老李拿到这样两份回复，欲哭无泪。于是继续通过政府网站留言、电话热线等渠道反映问题。目前仍毫无进展。

3 农业固废到底归谁管？

回到本事件的关键问题：农业固废到底该谁管？环境律师吴安心认为，主管部门应是生态环境部门，因为缠绕地膜的花生秧是原材料，饲料加工属于工业生产范畴，加工过程中的污染生态环境部门监管。

但废弃地膜之所以出现在加工场景中，必然又是田间地膜回收不力的结果。2023年河北承德检察院就因某村大面积使用地膜、造成耕地污染，而责令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履行其监管地膜使用和回收职责。

回收和污染的道理如此简单：回收了，就没有污染；不回收，就会造成污染。但到了政府层面，回收属于农业农村部门的责任，而污染涉及环境部门，两部门的权责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污染事件发生时，两部门负责的环节必然都出现了问题，都负有一定责任，都有理由出手监管。

而现状是“都该管”变成了“两不管”。尽管国家出台了《固废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农用薄膜管理办法》等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似乎条文越多，有关部门们越能找到理由推脱责任。

一位研究固废的专家认为，《固废法》对农业固体废物的管理表述较为模糊，导致实际上农业固体废物管理制度依然是空白。

包括地膜在内的农用薄膜，是继种子、农药、化肥之后的第四大农业生产资料。由于长期重使用、轻回收，我国地膜污染问题严重——每年有近3亿亩土地覆盖地膜，用量直逼145万吨，约占全球地膜用量75%。

由于回收技术和设备等种种限制，长期以来我国农膜回收利用率不足2/3。2017年原农业部印发《农膜回收行动方案》，在西北地区启动建设100个地膜治理示范县，提出通过2至3年的时间，示范县当季地膜回收率达到80%以上。

尽管治理地膜终于有了具体行动，但这只是“当季”回收。我国多年累积地膜残留量已超百万吨。

据2016年农业部监测数据，中国所有覆膜的农田土壤均有不同程度的地膜残留，局部地区亩均残留量达4-20公斤，个别地块甚至高达30公斤以上，相当于6层地膜。残留地膜会破坏土壤结构，影响作物出苗，阻碍根系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全国范围内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地膜直接造成农业生产经济损失尚未有权威数据统计。

另据2019年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张斌等人撰文，国家项目区外地区的地膜残留问题非常突出，市场上超薄地膜依然大量存在，农民回收残膜积极性不高。

●2023年央视记者赴辽西地区调查，发现用过的地膜或被遗弃在田边，或被焚烧，产生大量烟雾。不仅农民因为人工成本而不愿回收，回收企业也入不敷出，虽然获得了政府补贴，也难以实现盈利。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严昌荣曾在一篇文章中估计，为了利用花生秧作为牲畜饲料，进行去膜处理，每亩处理成本约为30-50元。而往往没有人支付这笔成本，也就意味着地膜散逸到环境中，成为塑料污染的重要来源。
而当饲料中混入了地膜，对动物的健康也有诸多影响，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也损害养殖户的经济利益。

塑料地膜不仅危害土壤和农业本身，随风飘散的地膜也危及公共基础设施。2021年五一期间，京广线高铁行至河北定州段时，就因地膜挂上了接触网而停运，另有几十余辆高铁因此停运、晚点。

像“地膜导致高铁停运”这种新闻，仅是公众能够了解到的冰山一角。街道办事处和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都曾经告诉老李，附近类似地膜污染的事件太多，根本管不过来。

目前，老李的主要诉求是对他和周边农户耕地的污染状况进行评估，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对土壤进行修复，除了肉眼可见的地膜碎片，还包括不可见的塑料微粒。

他说：“我一直锲而不舍地反映这事情，既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周边的村民，更是后世后代福祉。我们这代人，不应给后代留下的只是满目疮痍。

对老李来说，上网求助是无法解决问题之后的无奈之举，但同时也因为这几天的新情况让他愈发着急：在他求助于政府部门之后，涉事加工企业加快了加工的节奏，飘出的地膜也越來越多。他猜测，对方想着赶紧加工完这一批原料就跑路。因为加工厂是在农田上临时搭建的，他们完全可以拍拍屁股走人。

●1月12日与3月7日，涉事企业一处花生秧堆放场地的前后对比图。照片显示，目前加工已近尾声。原料堆中可见混杂的白色地膜。

如果在地膜回收不力，企业造成污染的时候，政府部门之间还在争论谁应该负责，那么如何能够切实保护环境与农民的切身利益？在事实确凿清楚的时候放任涉事企业持续污染，难道要等到他们溜之大吉后，再以“污染主体不清晰”为借口继续不作为吗？

地膜污染治理问题不仅需要政府部门明确的权责区分，也需要合理的解决方案和详细的管理办法。

谁来管？怎么办？老李需要一个回答，受到污染的土地也需要一个回答。

CDT编辑注：据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网站“维权网”报道，参与白纸运动的维吾尔歌手亚夏尔在2024年6月被秘密判刑三年，罪名为“宣扬极端主义”和“非法持有宣扬极端主义的物品”。以下为维权网报道以及亚夏尔创作的歌词。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25年3月26日，本网获悉获刑3年的新疆维吾尔族歌手、白纸运动参与者亚夏尔·肖合拉提的案情及简历，现在通报如下：

亚夏尔·肖合拉提：1998年7月25日出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人，维吾尔族，英文名Yashar Shohret，说唱歌手和词曲写作家，艺名“Uigga”，白纸运动参与者，中国在押政治犯。

亚夏尔·肖合拉提原籍虽为新疆博乐市，但中学毕业后被新疆财经大学录取，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就读，之后又前往四川成都进行深造和发展；

2022年白纸运动期间，11月 27日，其因参加了成都市望平街众多民众对新疆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的公开哀悼，并用维语唱起挽歌，遂遭当局委派便衣警方现场打压；后其和多人一起被便衣警察野蛮抓走，并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起初成都警方误以为其是外国人，疑似境外势力在中国境内扰乱，但被关21天后，最终从成都审前拘留中心被取保获释；然而，自此其备受监控，且其在大学期间的身份证件亦被没收；

亚夏尔·肖合拉提

2023年8月9日，成都大运会（即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结束的次日，亚夏尔·肖合拉提突然被新疆博乐市警方跨省从其出租屋以不具名罪由抓捕，并将其迅速带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刑拘关押于博乐市看守所；

2023年11月13日，其案件被警方移交至博乐市检察院起诉，至此其代理律师因获取到准确的案件信息，并与其会见，方知其曾因公开发表过几首维语歌曲（如《wake up》等），且在网易云音乐上发布了附有中文翻译的其创作歌曲（Uigga），警方选择了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一些字句，故指控其犯有宣扬极端主义和非法持有宣扬极端主义的物品二罪的嫌疑；

2024年6月20日，亚夏尔·肖合拉提案在新疆博乐市法院开庭审理，并被一审以“宣扬极端主义罪”、“非法持有宣扬极端主义的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不服上诉；后经二审，依然维持原判，刑期至2026年8月8日。

目前亚夏尔·肖合拉提在新疆乌苏监狱（新疆伊犁自治州塔城地区乌苏市 (邮政编码：833006）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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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ke up / Uigga

早上 早上启程
在一个叫托何其的地方留宿
第二天日出时间
路过哄兰奇湖的时候
他们像猎豹一样冲出来
谁？ 一群猎人
当我苏醒四周的环境
让我沉入深思
被接二连三的压力挤压
失去了最后属于人类的感知
从不愿弯曲的脖子和膝盖寻求安慰
翻找着永不满足的口袋
我折叠放进去的那些情绪去了哪里
无法理解额头上撰写的命运
孤独占据了上风
不安 焦虑 担心 惶恐
正的 反的 押韵
从心里涌现
仿佛就像痴情的眷侣
对歌词的态度
就像农夫呵护着果园
名为艺术家实为无翼鸟
等待着鲜花盛开的时刻
明确袒露的声音从始至终
在宇宙彷徨失措
醉在诚实中
漂泊者的漂泊感满满的
颓废的情绪多多的
受够了够够的
……
带头狩猎的帖木儿
都到这时候了为什么还不追
啊？为什么还不追
想让这毁害殃及到宫里吗
你要允许吗？啊？
春天来了吗
感觉天地变暖和了
依然流浪居无定所
计划是冒险的
目的是明确的 总会成功的
想要得到的越来越清晰
飞走的燕子回来了吗？
心急如焚等待着转角
在角落挠心着折叠无聊
抱怨着现实的苦衷生存
在回忆的记事本页面中
我内心存在一个丑陋的怪物
我不会争抢不属于我的
也不对世人哀求回报
哎呀真的受够这无法离开的
放心吧恋人
我不求你的反馈
从不屈服自己的命运
这宇宙是场考试谁又能及格
寂静笼罩的冰冷卧室
心脏在挤压 情绪在撞向窗户
在狩猎的时候 弓箭没射准
因为愿因胸口被鹿撞破留疤
我们又在多少树枝下
放牧的牛羊都被惊吓的跑散
胸膛的火焰又涌现了多少次
山丘沉浸在红火的夕阳下
新的旅途 跟现实的比赛
又是漂泊者 定向别的城市
扔掉消极的情绪一切从新开始
腰上缠绕意志
无论结局如何
这城市我也来不及告别
就要离开了
没能让我开心
所以毫不犹豫
还是不屈服自己的命运
哎呀我无所谓了不会沮丧
如果你说时不时无法理解我
我的回答可能只有为了生活忙碌奔波
为了生活每一天都很努力
就算嗤之以鼻
受够了我的天
被怀疑的迷雾环绕
继续寻找意志力的影子
火焰没有因我而浇灭
都怪我陷入了困惑
现在才知道没有射准
代价总是要承担的
我没有射准

CDT编辑注：本文首发于独立媒体“WOMEN我们”，阅读全文请访问“WOMEN我们”的substack。

一位兼有两岸身份的出版人的失踪与被捕，在零散的声援和万马齐喑的静默中，成为繁简中文世界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命运写照。

2024年3月，台湾作家、媒体人阿泼得知，有一个和出版相关的活动要谈台湾出版品牌“八旗文化”的总编辑富察，连记者都已经联系好了。但没多久，她又收到消息，活动取消了，理由据说是考虑到家属此前一直希望保持低调的意愿。

那是富察失联一周年之际。2023年3月，富察延贺回上海时失联。一个月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据了解，李延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在接受国际安全机关的调查。”

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延贺（图片来源：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

李延贺是富察的原名，这位在东北出生长大，在上海求学和工作多年的出版人和台湾妻子结了婚，于2009迁居到台湾，随后受到台湾本土出版集团“读书共和国”的邀请，开始内部创业，成立了八旗文化。因以非主流史观谈中国历史的书籍而出名的八旗文化，是组成台湾出版界多元样貌的重要单元。

2023年，富察失联的消息起初在小圈子里流传了一个月，有人期待这是一场误会，直到居住台湾的大陆流亡作家贝岭发文，将这件事放到了公众面前。“我是很感谢他‘大嘴巴’的”，阿泼在台湾研究白色恐怖时期历史，访谈过同在中国被捕的李明哲，她坚持，“历史告诉我们，这样（沉默）是不对的”。

此后的一年多里，关于如何声援，一直有两派声音存在。有一些友人选择尊重家属的意愿，保持沉默；另一些人认为，固然要理解家属的态度，“因为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没有人替家属去承担”，但与此同时，“富察被捕这件事里面，有关于公共利益的部分，要……反复拿出来说。”

[…] 本文记录了富察的故事。这些讲述来自富察的同事、友人，有些也来自富察的公开写作。富察在台湾十四年，一直在两岸来来往往，也许他忽视了自己已经离开的这片大陆上悄然发生的巨变，也忽视了伴随而来的危险。

从2010年开始，独立导演、作家张赞波去湖南溆怀高速公路卧底拍摄了三年，他和路桥公司职工、修路民工、包工头、基层官员等人深入接触，记录下一条高速公路修建的背后，普通人的命运如何被影响。2013年，他把拍摄手记写成了书稿。在香港某个电影活动上，他见到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台湾编辑，他把书稿给了对方，对方又将书稿带回了台湾，之后，他认识了这位出版社的主编，富察。

八旗决定出版他的书，他和富察由此开始了邮件往来。几十封邮件，主要是改稿，富察提意见，叫他增添细节，强化场景，帮他梳理结构，事无巨细地跟他说出版作业的时间线，关于什时候定稿，什么时候再找一个台湾编辑从台湾读者的角度来读一遍。

期间，他们也聊到很多旅游和工作的往事。他在给张赞波的邮件里写：“那时我读了太久的书，毕业后想换口味体验下，就去做了图书发行，试着和客户喝酒，一杯酒一万码洋……我在图书批发的行业做了两年，就转行做杂志，开始也是管销售”。富察还讲到，自己当时负责“云贵川两湖”五个省份，自称“西南王”。

富察从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毕业之后，去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去台湾前，职位是该出版社管经营的副社长。他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校友说，华东师大人文社科研究生进入上海出版行业的人很多，但都是做编辑，像富察这样主动选择去做发行与销售的，是“独一份”。

2014年，张赞波的《大路：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以下简称《大路》）由八旗出版，一举拿下了2014年《中国时报》开卷年度好书奖和2015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张赞波去台湾领奖，第一次见到了富察，对富察的第一印象是“很热情、很真诚，身上有一种赤子之心”，富察带着张赞波去参加活动，见台湾文化和出版界的人士，带他去台湾基隆海边吃海鲜。

2014年9月，张赞波与富察同游阳明山时的合影。2023年9月，张赞波在matters上发表《写给富察的一封信》，谈及富察被捕后自己因恐惧而噤声的经历。（图片来源：matters@zanfilm）

2015年，《大路》的简体版《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赞波说，许多人以为，是因为《大路》在台湾拿了奖，才出的简体版。但事实上，在遇到八旗之前，张赞波就将书稿给了广西师大出版社，由于漫长的审查，简体版的面世整整晚了一年。

2020年，疫情来临，张赞波无处可去，“被迫”开始写作，他的写作主题是内蒙草原上的旅游经济和网红，和第一本书一样，他在内蒙生活拍摄了很久。2023年3月13日，张赞波和富察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他们聊起新书的出版计划。富察此前看了他的书稿，给他发来长信，赞他：“你的写作比第一本更震撼我，故事和分析的力度都更加精彩和有吸引力”。

那时的张赞波，在大陆已经是“禁书作家”，他离开北京，离群索居，将近四年没有机会参加任何公共活动，富察的称赞（或许也有对新书即将出版的期待）让他觉得“自己在草原上潜伏拍摄一年多、闭门写作两年多是值得的，一直以来的坚持和孤独也是正确的”。

4月，张赞波给富察发去了修改好的新书稿和简介，富察好几天也没有回，他当时预感到不祥，“富察这个人做事非常认真的，对朋友也非常真诚，不存在你给他写个邮件，他过一周还不回你”。

正当他犹豫是否要发邮件询问富察的同事，他看见富察失联的消息。

[…]

当回家变成冒险

自从2009年依亲来台湾定居，富察一直正常往返两岸，从未受到过任何有关方面的骚扰。

据了解，2023年回大陆，富察一方面是为了探亲，另一方面是为了处理户籍的问题。2009年，富察依亲来台湾定居，2013年取得了台湾居留卡，但一直保留了中国户籍，此次回大陆，是要去户籍地消除户籍，才能回台湾走完入籍的流程。

做出版这些年，富察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要回大陆的，也有朋友提示过他风险问题，但他总是认为，那些书籍学术意义更大，更何况，那些书既没有卖到大陆去，自己也不是作者。

事实上富察很少谈时政，他有一次被邀请上矢板明夫的节目，在节目里，富察只谈宋朝和清朝的政治，绝口不提现代政治。王家轩也有类似的印象：“（他）大部分公开言论都是批评中国文化或历史，不会涉及到现代治理，也完全不会谈论两岸关系”。

阿泼最后一次去中国是2015年。那一年，她还在给中国的南方系报社写稿，一篇和台湾政治有关“但没有那么直接”的稿子，后来稿子没发成，编辑跟她说“上头”不给发了。那一年去中国，她发现她认识的媒体人几乎都辞职了，有些去做了新媒体或者出走商业领域，有人去开民宿。她说不出来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那股风向”让她决定之后不要再进入中国。

八旗的作者、国际政治评论员汪浩告诉“women我们”：“从2019年到2023年之间发生了什么，中国的尺度发生什么变化，完全没有人知道”。

[…]

富察的被捕，在台湾知识人社区的寒蝉效应是明显的。一位研究海洋学的学者提起参与了联署，很快就收到友人提醒，“你以后不要去中国了，连在香港转机也不要去。”

王家轩说：“这件事对台湾社会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富察在台湾做的所有事情都符合台湾法律，这些书在台湾都是合法出版的，可是（做）这些事情却要在中国坐监狱，这样（遭遇）的人太多了，大家都不知道中国的红线是什么，这对很多想与中国交流或互相认识的台湾人会产生很严重的冲击……”

王家轩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关闭和平交流的渠道、伤害台湾社会。王家轩的父亲是在山东出生的，作为外省小孩，王记得，自己2004年去北京大学交换学习，对北方的印象是“吃饺子有很多口味”，上学的时候，他也常常去秀水街购物。

作为一个曾经的图书编辑，王家轩感觉到：“大部分台湾人都希望跟中国人维持和平友好的关系，至少是可以一起做生意的。我们读的书很多都是谈中国历史的，哪怕是这几年，台湾出版的书籍里面，仍然有很大一部分跟中国历史有关，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台湾本土意识有提升，讲台湾历史的书不见得比讲中国历史的书卖得好。”

然而，出版仅仅是“生意”吗？庄瑞琳在《大卫们的故事》中提出过这个问题。她还说：“人社书的工作者或许是最不甘被消音的，因为我们做的书，就是一种发声。”

01 本期重点 智能的“原子”——AI产业中的密集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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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Deepseek的爆火再次让人工智能（AI）成为热议话题。各行各业都出现了言必及AI的景况。根据智联招聘年初的报告，60%的职场人已经在工作中使用AI工具，远高于去年同期的44%。理想中，AI应该帮助人类从枯燥、重复的任务中解放出来，让人们有更多时间从事更具创造性的工作。然而，现实却是，随着AI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一个看似“高科技”但充满重复劳动的行业——数据标注。

数据标注被称为“人工智能的基石”，指的是将语音、图片、文本、视频等数据进行处理，使其能被AI识别。早期AI模型训练所需的海量数据几乎全部依赖人工标注。

基础数据标注员的工作单调且重复，鼠标在屏幕上不停敲击，点选、拉框、标注，一个数据标注员每天需要标注1000到1500个数据，几乎没有休息。长工时、低工资和高度重复的劳动，是这一行业的典型特点。

值得深究的是，为什么一个号称“解放人力”的新兴技术行业，却催生了如此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数据处理公司的老板深谙其中的成本计算：“早期AI的自动识别成本每单三毛，而人工标注的成本仅为一毛。” 数据标注不需要高端技术，在AI发展尚不成熟时，依赖低成本的人工劳动自然更具“性价比”。

而资本恰恰最擅长通过转移和分包等手段压缩人力成本。在中国，超过百万名AI数据标注员分布在二三线城市，如贵州、江西、山东和河南等地，并持续向人力成本更低的县城拓展。科技公司通常将标注任务外包给乙方，乙方再将任务层层分配给下游公司，每一层的分包都会榨取一定费用，最终基层标注员的报酬往往只有几分钱。这些低成本劳动力，包括县城妈妈、工厂工人和职校学生，承担了大量需要人工干预的工作，支撑着AI技术的发展。

随着AI技术的不断发展，其自动化能力逐步提高，自动标注的成本也越来越低。因此，科技公司纷纷转向AI自动标注，逐渐减少基础人工标注的需求。数据标注企业急于摆脱“低门槛、低技术”的标签，期望“吸引高素质劳动力，淘汰技术平庸的人”。 而这种淘汰往往又以“技能要求”为名，放大既有的地域、年龄、学历等社会不公。在关于县城数据标注女工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低学历的县城妈妈常被分配到费时费力且低效益的任务，重要任务根本不会交给她们，这使她们被排除在学习和提升的机会之外，最终也“注定”被升级后的数据标注行业淘汰。当然，在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维持技术发展的生产体系中，她们也不会轻易被放弃，等待她们的，或许是下一个新的“低端技术加工”产业。

02 工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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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工地——

宜宾“工人被吊工地”，安全教育不顾工人尊严

三月上旬，四川省宜宾市平烨建设公司某项目工地，因三名工人在高空作业时未系安全带，工地方面便将工人用安全带吊挂在工地门口的“安全带使用体验区”，实施“示众处罚”。现场“遵章守法、确保安全”的标语，与工人被吊挂的场景形成强烈反差。工地回应称此举旨在对工人进行安全教育，但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工人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系违法行为。真正的安全并不是靠羞辱与“教育”换来的，对工人人格的保障也同样重要。来源1 来源2

格力工人静坐抗议公司裁员不赔偿

3月13日，河南郑州格力电器数十名售后员工聚集在郑州高新区格力售后服务中心，发起集体静坐维权行动。员工们质疑公司未按《劳动合同法》支付N+1赔偿，且未提前30天书面通知。员工们将办公区域封锁，要求与公司管理层对话。讽刺的是，格力董事长董明珠曾在2022年5月公开承诺，无论面对何种困难，公司都不会裁员。来源

惠州德赛电池被曝“通宵工作算旷工”

3月13日，广东惠州德赛电池工厂一名员工在网络发布视频称，其于1月22日从夜间8:30工作至次日6:30（累计近10小时），按标准工时打卡下班后，却被组长以“未完成10小时在岗”为由抹除考勤记录，并倒扣3天工资。该员工还反映，工厂存在周日强制加班不计入考勤、临时工加班无报酬等问题。来源

—— 服务业 ——

齐齐哈尔50名医院护工集会讨薪，外包用工维权难

3月9日至10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约50名护工因被拖欠工资，连续两天在医院及当地劳动仲裁部门集会，要求支付总额近20万元的薪资。据护工透露，ta们并非医院正式员工，而是通过外包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导致讨薪维权面临更大困难。来源

网络热议为保洁员设“有尊严休息室”，呼吁保障基层劳动者权益

某写字楼里保洁员的休息场所

三月上旬，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呼吁为保洁员等基层劳动者设立配备24小时热水、带锁储物柜、软垫折叠床、医药箱、充电插座和微波炉的休息室，强调这“不是福利，是基本尊严”。倡议得到众多网友支持，认为许多拿着低薪的劳动者，其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呼吁改善包括保洁员在内的所有面临类似困境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如今，大部分保洁员仍在使用卫生间隔间、走廊角落或工具间作为临时休息场所，基础休息设施缺失。《2024中国城市环卫设施白皮书》显示，76%的公共场所未设置独立保洁室，而92%的保安室配备了监控设备和办公家具。来源1，来源2

—— 白领——

珠三角“反内卷”，长三角“大小周”，企业内卷何时休？

三月上旬，大疆，美的，海尔等珠三角企业推行“反内卷”措施，强制员工按时下班。这些措施背后除国家政策引导外，更有欧盟新规的推动因素。欧盟近期通过新条例，若出口欧洲商品生产过程中存在过度加班情况，货物可能被拒绝入境，这使得出口型企业不得不严格控制员工工作时长。从目前媒体报道看，这些企业确实在执行强制下班措施，但也有员工担忧“强制下班”可能成为取消加班费的变相降薪。相比之下，长三角地区，尤其于初创公司之中，仍然普遍存在大小周现象。来源1 来源2 来源3

—— 青年学生——

浙大杰青刘永锋过劳离世，家属呼吁关注科研人员健康

3月5日，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金属材料研究所所长刘永锋因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48岁。刘永锋长期从事材料和电池研究，其家属通过调取工作电脑和出行记录，发现其连续18年保持高强度工作状态。然而这种高强度工作并非个例，而是高校中青年科研人员普遍面临的问题。由于经费压力和团队运营压力，ta们不得不选择这种“燃烧式”的工作状态。来源1 来源2 来源3

03 深度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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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端传媒｜中国特色零工（上）：改造“三和”与“大神”的边缘生存

三和、龙华、沙井，00年代起由珠三角制造业“世界工厂”催生的大型临时用工集散地，是无数“挂壁老哥”“三和大神”曾聚集、生活过的“大神基地”。本文回顾了三和、龙华、沙井等临工市场集散地近年在媒体曝光、疫情冲击和行业变化下的新发展，从工友的视角叙述“非正规就业”下劳务派遣与外包用工缺乏稳定用工制度和劳动保障的现实问题，工人、工头、政府和社会间的互动关系，并探讨三和大神“进厂——跑路——进厂”背后生存困境的可能出路。我们必须看到“奋斗者”叙事或“躺平”污名化背后的“挂壁生活”真正的问题根源。阅读原文

II. 张小满｜休息与尊严：“你们自己想办法”

基层劳动者不仅需要更高的单位时间工资和劳动者合法权益，还需要作为劳动者和个体的人理应获得的尊重。作为劳务外包工作人员，保洁员群体面临着缺乏劳动合同和社会福利保障、经济上受制于人、工薪被层层克扣乃至不能按时发放的困境，作为城市文明中重要的部分，也缺乏城市管理者和市民对其生存尊严的考量。本文基于此探讨了保洁员正当的休息权利是如何被削弱和剥夺，保洁员这一工种和群体在社会中天然不平等处境的原因，过劳、监控如何挤压保洁员休息的权利、损害人身自由和劳动者尊严。阅读原文

III. 极昼工作室｜扛楼战神：「一千块男人」的幸存者游戏

来自搬运公司的包工团队和临时工，近日在短视频平台形成了备受关注的“扛楼圈”。通过短视频，部分“扛楼大神”展现了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作状况和背后的辛酸生活，以及一些劳动者如何在“没背景、没资源”的现状下，寻求透过流量获取收入、改变人生的机会。本文讲述了一位“扛楼”博主在从事体力劳动中的经验、故事与感悟，展现体力劳动的艰辛不易；而现实并不是肯吃苦就能赚到钱，抢单、获单的背后，还有工头、包工、临工组成的复杂人情社会。阅读原文

IV. 南风窗｜女孩当维修工，忍受与冲破

从事体力劳动的女性饱受来自家庭、社会、同业者、用工者和客户的多方歧视。女性从事维修工等体力劳动，不仅面临刻板印象的歧视，还因受到从业者的挤压、客户对男性劳动者的偏好，导致相较于男性员工缺乏同等水平的技能培训和收入。并且，女性时常受到因性别和权力地位造成的，包含性侵犯、胁迫在内的诸多人身安全危害。本文以一位女性维修工的视角，讲述她如何踏上维修工的职业道路，其中经历了怎样的性别歧视、骚扰，以及个体如何抗争社会对女性从事体力劳动的傲慢与偏见。阅读原文

V. 极昼story｜时薪20元，我把工作外包给在校大学生

文章主要探讨了企业白领将自身工作转包给在校大学生等“二牛马”群体的现象。部分企业白领选择将自身工作中机械性、重复性的劳动内容通过社交媒体转包给在校大学生、灵活就业者等群体，以较低的金钱支出换取更多的时间自由、更少的加班过劳。在信息时代，新的转包、“数字移民”的工作形式有着零散、自由的优点，也暗含着许多岗位工作内容中机械化、重复性强的特点，存在着较高的可替代风险，从业者也面临着AI所带来的可能的业态改变和焦虑。阅读原文

VI. 建筑精杂谈｜外卖骑手：除了时间，谁来关注他们的空间问题？

等餐、等电梯、查地图、避雨、休息，可曾想过城市中快速来往的骑手在进行上述活动时，到底应落足何处？外卖骑手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身影不可或缺，但在人力信息化、O2O（线上到线下 Online to Offline）模式背景下，外卖骑手的身影和对活动场所的需求则遭到忽视，在等餐、送餐时，只能身处公共空间中聚集和忍受，无法便捷地行动。本文以建筑学的视角，探讨人力信息化下城市中体力劳动者与城市空间规划的矛盾性，提出对设立特定的等餐区域、取餐和送餐通道的建议，并揭示此种空间的矛盾存在至今、而外卖骑手基本的劳动权益如今亦难得到保障背后的潜在关联与“信息化美梦”背后的“幽暗”。阅读原文

VII. 浪潮社初号机｜制度薄弱下的共同体：manner年终奖争议深层的员工团结

近期，Manner咖啡连锁店爆出员工合同所规定13薪未能按时发放，引起社交平台上Manner员工集体讨论、传播、抗争。这篇文章针对该事件，从Manner咖啡连锁店创始之初谈起，分析Manner企业文化在由公司总部进行统一调度、去店长扁平化管理的背景下，店长地位的弱化和门店员工所形成的群体生存策略，如何促成其触发劳资纠纷时形成的共同发声、集体抗争的维权经验。Manner创办之初所宣称“家文化”变质的背后，既有追求批量复制、KPI达标的冰冷的资本运作逻辑，更凝聚有基层劳动者共同保存下来的集体意识和抗争精神。阅读原文

VIII. 财新mini｜最近8年国内工资最高、增长最快和最慢的职业都是哪些？

一项针对2015-2022年间招聘数据和“七普”分职业人口数据的研究，解读了各行业平均薪酬、工资增长速度及招聘数量与就业数量的对比。回顾过往数年，产业结构、各行业业态的转变，带给蓝领工人和服务业从业者以哪些新的变化？工资增长速度、平均薪酬、招聘数量、城市、未来的可替代性……在行业的不确定性下，劳动者应该以哪些角度思考，考虑自身工作方向的选择？阅读原文

04 调查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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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2. 智联研究院：《2025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
3. 社会研究方法评论：《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特征及其成因研究》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调查报告》

01 茶话会 AI于劳动者：福音还是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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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这几年就像一阵旋风，吹进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既带来了便利，也掀起了一些波澜。有人觉得它是大救星，能让工作效率飞起来，甚至畅想摆脱996；有人却担心它抢饭碗、加压力，还顺便带来隐私和伦理的麻烦。

我挺好奇，你或身边人的行业有没有因为AI变得不一样了？有个朋友用AI写代码，本想提高效率可以多摸鱼，结果任务量翻倍，差点没崩溃。对有些人来说，AI是效率神器，但对另一些人，它可能是岗位“终结者”。比如，2023年，游戏原画师和翻译员因为AI工具被裁了不少；再比如，2025年，有公司直接让AI接管了95%的客服岗，人工几乎没戏。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技术进步了，有些人却更忙甚至失业了呢？

AI的确强大，但它也带来了不少糟心事，比如，AI客服挤掉人工岗不说，有时候还气得人想砸键盘；AI背后的数据标注师的重复低薪劳动，像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外卖员被AI监控，连喘口气的时间都被榨干。我认识的一个外卖员，他就曾抱怨：AI调度是方便了客户，可他每天单价被限制，还连休息的时间都没了。有人用AI赚得盆满钵满，而大量低薪岗位的劳动者却被AI取代，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监控和压力总落在打工人身上，却很少约束那些定规则的人。这些现象让人忍不住怀疑：AI到底是来帮我们的，还是在某些方面让我们更累了？你身边有这种被AI“压榨”的例子吗？

工作间隙，为自己端杯茶，放开思绪。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AI对劳动者的影响，从你自己到身边人的工作和生活，你认为AI给我们带来了什么？AI本身是中立的工具，但它咋用、帮谁忙，好像总离不开社会的大背景。从上面的新闻来看，AI成为了裁员机器、监控狂魔，而且承担着一切苦果的总是普通劳动者。劳动者的日子似乎没有因为AI的应用而变得如想象中一样美好，你觉得背后到底是什么在作怪？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些威胁，我们该怎么办？是等着被AI“统治”，还是想办法让AI或者新技术真正为劳动者服务？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你的想法和经历特别重要，欢迎你的评论。

本期茶话会收集至3月23日。参加本次茶话会，请填写问卷：https://forms.office.com/r/a1VpJWNirN

02 法律与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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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调岗被辞退，法院判决：公司违法

陈丽如入职深圳某珠宝公司，担任货品管理员。后公司因自媒体账号运营岗位空缺，要求她兼职该项工作。遭拒绝后，公司请求其“临时帮忙”一段时间。两个月后，公司再次要求她兼职，再次被拒绝。事后，公司以“不服从公司合理工作安排”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庭审中，公司辩称员工曾群里回复“收到”并履行新任务，应视为默认调岗。但法院认为，合同约定的货品管理与自媒体运营性质迥异，且新任务影响工作量和薪酬，属于未经协商的单方调岗，最终判决公司违法。‌‌

在实际工作中，企业为节约人员成本，方便灵活管理，会要求劳动者调岗、兼职或者临时帮忙，但这些要求往往超出原有合同的范围。劳动者需注意：核查合同，明确职责边界，拒绝不合理任务；协商一致，岗位调整需双方同意，单方决定无效；留存证据，通过邮件、微信或录音记录反对意见；主张权利，若遭违法调岗或解雇，可依法索赔或诉讼。阅读原文

03 资源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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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春去东回》

本书是脱胎自作者硕士论文的一本民族志，主要由凉山彝族农民工在新疆棉田与凉山故土之间的“往”和“返”两部分生活构成。作者本人也是凉山彝族，田野调查扎实且饱含情感。通过深入调查，作者提出了以下问题：彝族打工者为什么选择新疆而非沿海？为什么是新疆，而不是沿海城市容纳彝族打工者？往返于新疆与凉⼭的彝族农民工的⽣活，对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的⼈⼜流动现象有哪些启⽰？在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之外，乡村与乡村之间，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窥探中国当代市场经济运转模式的一个切口，边缘是如何支撑起中心？又如何被中心抑制？在不断的流动中，边缘如何建立、维持自己的尊严？

04 工运谈 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人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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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工运谈休刊一期。本版块自2023年9月开始，以时间为轴，以各类工人群体意识发展、组织状态、行动方式为主线，梳理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公有制解体及私有经济建立发展过程中工人身份、处境变化，及相应的重要背景环境和事件过程等等。我们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连载，能够描绘出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工人阶级的面貌和行动的大概轮廓，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又在哪些因素的影响下走到了今天。欢迎读者朋友参与进来，提供材料、提出问题、补充观点等。欢迎新加入的读者点击阅读：《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人史札记》

05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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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交通事故频发，山东东营区多名环卫工人在公厕外祭拜。环卫公司不落实安全保障，却用这样的方式要求工人“把安全放在心上”。

06 劳动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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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货运平台司机反映，他们辛苦往返数百公里、上千公里完成订单，却被货主拖欠费用，甚至拉黑联系方式。司机们说，拖欠的费用多则数千元，少则十几元，最长的拖欠了半年以上。从司机提供的信息看，主要都是一些货到付款的订单。在卸货之后，客户就以种种理由拖欠付款。而一些司机为了要账更是极尽“卑微”，只能小心谨慎地“提醒”客户，生怕被拉黑，从而导致损失不可挽回。

来自《大量被逃单，货运网约司机要账不该只靠“说好话”》

老板总会在我快要把手头上的事完成之际，派下更多的工作，永远也做不完，但也不是都急着要，就像一堆精准控制重量的鸡毛，不至于把我压死，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来自《中国人平均每天只需工作3.5小时……你被平均了吗》

对于一个女海员来说，关于女性的偏见在船上会直接变成一种打击、一种排挤。不止一次，当故障的警报响起，陈语得到的指令是原地待命，“你留在工作间”。这里倒有空调，但她无聊得只能打扫卫生，沮丧得不想说话。另一个中国00后女轮机员也发现，带教的大管轮好像不喜欢派任务。后来她从另一个实习生嘴里，听到带教在饭桌上吐露的真实想法，自己不会主动教女孩，“反正她以后应该也不干这行”。

来自《女海员日记：在脏话、偏见和性骚扰中生存》

车企门口建筑工：中国西北某地农村人，将近五十岁，施工队做电工，工资三千五到四千，10月至次年2月没有活时回家做农活（比如打柴做燃料）；租房在某地一月六百，吃饭一天五十；近期行情不好，疫情期还可以；妻子在家种药材，勉强维持生活，两孩子，一个是民办二本，学费一年两万（读了两年大专出来发现找不到工作），另一个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未来没有什么打算。

来自《北方某大城市劳务市场调研情况汇总》

背景补充：

2025年2月，杭州人工智能公司幻方量化发布的DeepSeek，在推出之后即受到了全球瞩目。其开源模型DeepSeek-R1在许多方面的表现杰出，超过了多家公司的同类产品。并且，DeepSeek所公布的大模型训练成本较低，大概只有OpenAI的三十分之一。有评论认为，DeepSeek的出现可能会给整个AI行业格局带来深度影响。并且，DeepSeek选择了开源路线，将代码、模型权重和训练日志全部公开，这也赢得了全球AI研究社区的极大好感。过去一个多月以来，还有网民将DeepSeek称作AI界的“价格屠夫”，其API调用价格即便在上涨之后，也远低于OpenAI、Anthropic、Google等公司的定价，加速了AI应用的普及速度。

• 【CDT周报】第205期：今有“州官半夜撬锁，强迫百姓点灯”

在DeepSeek爆火之后，多方的质疑声随之而来。有人指出，DeepSeek会将收集的资讯储存在位于中国的伺服器中，这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料安全风险。此外，DeepSeek还引入了非常严厉的内容审查，当对话中出现“六四”、“四通桥”、“习近平”等内置敏感词时，它会立即中断对话，并明确告知用户无法回答此问题。而在涉及内政、外交、法制、领导人等问题时，DeepSeek通常会与中国官方立场保持高度一致，俨如数字版的官方发言人。也正如官方学者张维为在《这就是中国》第274期中所说，“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话语，尤其不要总是跟随着美国的话语、华尔街的话语、资本力量的话语。”

因此不少中国网民对DeepSeek的看法存在两级对立，一些人认为身为中国企业的DeepSeek（幻方量化），必然会最终成为中国政府的一种统治工具。（而最近美国科技博客TechCrunch也披露，DeepSeek母公司已要求部分员工上交个人护照）。但另一些人却认为，DeepSeek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国运，代表着中国的科技力量足以紧跟美国。应以“技术中立”眼光更多关注DeepSeek的技术价值、实用功能，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敌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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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独立媒体“低音”在一篇报道中（联合“新新闻”发布）揭露了DeekSeek可能正主动或被迫走在加强政府专制能力的道路上，促进一种“极权人工智能”的诞生。报道提到“低音联合新新闻通过梳理官方公开资料，发现基层政府部门、公安、党媒、官方监控设备供应商等已将DeepSeek运用于网格化管理、言论审查、政治维稳等方面，使其工作更加自动化、精细化，或将带来监控和维稳模式的新一轮革新。”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节选内容：

北京昌平区政府称，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利用DeepSeek破除了“网格治理信息壁垒”，精准实现了“跨域协同”等复杂需求。此外，当地政府基于“雪亮工程”（乡村地区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联网监控摄像为重点的“群众性治安防控工程”）的“优质视频资源”，结合DeepSeek深度思考技术，构建了“全天候城市感知网络”，“破除了人工巡查的时空限制”。

内蒙古乌审旗公安局称，DeepSeek提升了大型活动安保工作的精准度，有效预防和控制潜在的安全风险。该公安局解释称，DeepSeek可以对人员信息、活动现场情况等实时分析，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预警，“确保安保工作万无一失”。

重庆荣昌区公安局称，警情分析任务原来需要三人三天完成，DeepSeek上线后，缩短为一人15分钟，“实战成果显著”。

深圳宝安区某社区宣传工作人员表示，DeepSeek让他们应对“舆情”时更加“得心应手”，在快速抓取“关键舆情点”和“量化分析舆论走向”方面，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该区街道执法队负责人也表示，DeepSeek让他们更精准地定位“舆情源头”，预判风险，为“舆情应对”提供有力支持。

内蒙古兴安盟、锡林郭勒盟网信办称，DeepSeek在复杂语境识别、潜在风险预判等方面有显著优势，将持续推动AI在内容管理、“舆情研判”、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应用。

山东省互联网传播集团（省级党媒）为DeepSeek在“舆情监测”中的应用提供了更多细节。该集团称，接入DeepSeek后，全网“舆情信息”识别效率、噪音过滤能力均大幅提升，在热点话题的监测过程中，可更快发现潜在风险。此外，DeepSeek分析海量数据后，可以自动生成“舆情应对策略”，提供更智能的“舆情处置建议”。

一家与官方深度合作的网络安全监控企业“天融信”称，公司已利用DeepSeek的深度内容识别技术，结合关键字检测、图像文字检测等方式，全面监测敏感信息并及时阻断违规行为。

多地宣传部门和地方党媒称，DeepSeek可基于实时信息自动生成新闻稿，辅助官媒记者快速撰写稿件。

河南新乡市政府发布“DeepSeek党政机关公文写作智能化应用指南”，称其内置《党政机关公文格式》语料库，并自动关联中宣部最新版《宣传禁用词和慎用词清单》，还可自动筛查“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等核心政治术语，并与中央文件对比。

新疆阿勒泰党委称，DeepSeek让党建工作“智”感十足。若想学习领会中央文件精神，只需上传政策文件，DeepSeek即可生成核心摘要，并针对专业术语或执行难点（如“基层党组织选举流程”）重点解答，避免基层干部理解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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