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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瓶纪元|海棠作者被捕,耽美创作频繁涉刑出路何在?

20 December 2024 at 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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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海棠文学城上多位耽美作者的停更和失联是悄无声息的。各种小道消息在微博隐秘地流传,直到当事作者和家属出面证实,事件才终于搬上台面。自今年6月以来,安徽警方以涉嫌淫秽物品牟利罪,跨省抓捕了50多位作者。她们不得不奔波于派出所和法院,四处借钱筹款,以应对可能面临的高额罚款,并积极争取缓刑。

12月17日,笔者获悉头部作者“云间”由于积极退赃,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另一位作者“一蟹”,因为涉案金额在25万元以下,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五个月,缓刑两年;部分未能筹集到资金退赃的作者,被判处了更长的刑期,如“辞奺”被判刑五年零六个月。所有涉事作者都留下了案底。

CDT 档案卡
标题:海棠作者被捕,耽美创作频繁涉刑出路何在?
作者:紫雨林
发表日期:2024.12.19
来源:微信公众号“水瓶纪元”
主题归类:LGBTQ
CDS收藏:话语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此前数月,坊间恶意的猜测和时刻悬置在头顶的审判之剑,让作者与家属们不约而同地保持缄默,有意回避各家媒体的关心和追问。

过去几年间,国内各网络文学平台逐步收紧审查制度,使耽美作者们被迫翻越墙外赛博流浪,而如今,服务器在台湾的海棠文学城作为国内耽美作者的创作飞地已不再安全。色情淫秽和言论自由的界限,究竟该如何划分?女性情欲的书写又该往何处安放?

销号、删文、闭站,海棠作者失联风波

海棠文学城出事了。

6月20号,作者小竹正在网站连载耽美小说。她看到读者反馈说无法正常充值,也联系不上经销商。所谓“经销商”,其实就是淘宝店铺的客服,读者充值一般是在淘宝店铺,少数是微信直充。头部作者“云间”也迟迟没有更新,耽美圈内人都知道,“云间”在写作上十分勤奋,一年365天都不会断更。接连的异常事件,让小竹心生警觉。已经写作近3年的她,深知自己身处灰色地带,不可掉以轻心。

根据网络资料,海棠文学城_(下文简称“海棠”)成立于2015年,是隶属于台湾龙马文化出版社的网络文学平台,内容以女性向的耽美和R18(指“18禁”,表示出版物的成人取向,年龄未满18岁者不适宜观看)_内容为主。由于近些年来,耽美文学在国内平台频繁遭遇审查,更有“脖子以下不能写”的规定,网站服务器架设于台湾的海棠文学城便成为了规避内容审查的飞地,吸引了大量耽美作者转向该平台创作。写文在圈内俗称“产粮”,而“太太”则是读者们对“产粮”作者的敬称。

小竹开始找其她作者交流,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晚12点多,小竹辗转得知,有作者已经被警察抓捕。据说安徽警方成立了专案组,跨省抓捕了很多人,并且抓捕还在继续。

“我当时听得冷汗都下来了”,小竹连夜给海棠编辑发邮件,要求注销账号、删除所有文章。她焦虑到睡不着觉,每隔一小时,就会突然醒过来,害怕听到敲门声和电话铃声。“我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被‘选中’,特别害怕。为了这么一件事,留下案底,心里挺不能接受的。”

起初,编辑以损害读者权益为由,拒绝删除小说,“读者会闹的”。按照常规程序,作者注销账号后,小说还会继续保留三年,提供给已经付费的读者阅读。编辑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后来的确有读者在网上抱怨作者跑路一事,“退钱退钱退钱,生气了”、“感觉我像小丑”。

但在特殊时期,所有小说都会变成作者们的“罪证”,有带来牢狱之灾的隐患。小竹顾不上别的了,只能以利益交换。“我的账号里还有几万块钱,全都归你们了,快点放我走!”编辑才终于松口。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小竹和朋友们私下奔走相告,提醒身边的作者抓紧“跑路”。部分作者相信了她们,纷纷发邮件申请销号、删文。6月21号,海棠闭站锁文,但对外只说是进行为期5天的升级维护。作者们被捕的消息被紧紧捂住,外界依旧风平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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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闭站公告(图_网络)

多数读者都以为是常规维护,没有细究原因。直到6月26号,海棠闭站延期了,才有读者察觉到些许异常。豆瓣小组里有人提到:“云间太太可能是海棠出事被抓了”。

读者晨晨是耽美小说迷,已经入坑近十年,自称“杂食党”,什么类型的故事都爱看。当晚,她上微博广场搜索海棠,看到有爆料者称,海棠的经销商失联很可能是因为“进局子了”,作者们的流水情况也会随之暴露,“稿费过万的作者最好都快点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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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酵早期关于海棠闭站的网络传言。(图_网络)

由于信息闭塞,谣言也不胫而走。有人相信长期正常运营的海棠,不可能出事,一定是作者“私印”才被抓(私印指在中国内地印刷耽美实体出版物并售卖盈利);还有人猜测作者们存在偷税漏税、洗钱等行为,或者怀疑海棠存在政治立场问题。

6月20号,安徽警方以涉嫌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上门抓捕了十几个作者,其中包含“云间”、“辞奺”、“一蟹”和“Momo”等人。

与此同时,海棠在国内最大的两个经销商王某某、温某也遭到抓捕。笔者在安徽省绩溪县人民法院官网,检索到了相关开庭公告,两人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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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绩溪县人民法院开庭公告(图_官网截图)

“她们是同一天被抓的,而且警察掌握了作者们的所有信息,明显是提前盯上作者们了”,晨晨推测。6月29号,海棠重新开站,但所有文章都被锁住,无法查看。出事的消息传出后,曾有作者发邮件向海棠确认抓捕事件的真实性,但编辑没有透露任何情况。因此,部分作者基于对编辑的信任,或者尚存侥幸心理,解锁了小说,继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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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重新开站后的页面,【】为锁文状态。(图_网站截图)

“筏喻”便是其中的作者之一。开站后,她积极“产粮”,很快冲到了网站榜单前列。因为作者减少了很多,在这个时期写作,能获得翻倍的流量和收入,小竹补充道。

7月底,第二批抓捕开始了。警方很快注意到“顶风作案”的“筏喻”,上门找到了她。而同期涉案金额较低的作者,都是被电话传唤。

从派出所保释出来后,“筏喻”悔恨不已。她在微博公开提醒,“当初信心满满的我,换来的是手铐与负债累累”、“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请尽快注销!” 海棠事件才开始引起大范围关注。在此之前,作者们担心公开提醒,会被警察认定为通风报信,遭到追责,只敢私下传递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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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喻”在微博的公开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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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确定消息后,更多作者发邮件申请彻底删除文章、注销账号。(图_网络)

发表《直播也能挽救用品店吗?》、《想离婚却被疯批老公欺负了》的作者“啊若”曾向海棠发送邮件,申请注销账号,但编辑在注销账号的同时,也将文章解锁上榜了。“不好说是无意的,还是故意的”,晨晨评价道。

“我真的好痛苦……原来我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免于传唤抓捕)”,“啊若”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原本考上了公务员岗位,“似乎一条崭新的、光明的大道就这么衔接到我摇摇欲坠、陈腐的人生道路”,她在微博倾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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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若”在微博自述

对于海棠的种种做法,许多读者忿忿不平,指责海棠“不做人”、“害人精”。小竹猜测,海棠不希望作者都跑了,影响网站盈利。对此,笔者曾发邮件联系海棠询问相关事项,但并未获得回复。

关于耽美作者的处境,有网友打了个比方:“这种灰色地带的作者,注定像被城管追逐的小贩一样,抱着作品一路跑一路丢。这种追逐我已经经历了六年,有时觉得世界好像就这样吧,有时觉得万一哪天一阵风就把纸吹到脸上了呢。”

自证与筹款,涉案作者或面临高额罚金

截至目前,大约有50多位作者遭到抓捕。12月中旬,部分作者的判决结果陆续确定。据小竹透露,由于作者们未直接贩卖小说,也没有定价权,“属于给网站打工的”,在案件中被认定为从犯,在量刑中得以降档处理。涉案金额在25万元以下的作者,基本都能缓刑。如“一蟹”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五个月,缓刑两年。

而头部作者“云间”由于积极退赃,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部分未能筹集到资金退赃的作者,被判处了更长的刑期,如“辞奺”被判刑五年零六个月。所有涉事作者都留下了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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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头部作者“云间”的判决书摘录。(图_网络)

此前,为了争取减刑和缓刑,涉事作者们大多在积极退还“赃款”,也就是多年来赚取的稿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0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对于以牟利为目的,实施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违法所得、社会危害性等情节,依法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一个13万流水的作者,罚金按一倍算,就是26万,再加上律师费、(前往安徽应诉的)往返路费……真的是天文数字了。这还是流水小的”。读者晨晨忍不住感叹,“她们只是一群二十多岁的、生存艰难的女性,她们又不是印钞机……”

因此,部分作者在取保候审后,仍为筹款不得不继续投入写作。她们跟以晋江为代表的大陆网站签约,写“清水文”(指没有R18情节的内容)、开放约稿,但稿费仍是杯水车薪。自8月以来,已有十几位作者在微博公开筹款。为了避免诈骗嫌疑,她们还附上了逮捕或取保告知书、医院检查报告和居住环境等照片。

据“云间”的妹妹在微博讲述,“云间”在海棠写文近十年,共计千万字,被读者戏称为“无情的码字机”。她一心扑在写作上,没有养育孩子,只有4条宠物狗。为了退赃和缴纳罚金,4个月以来,家人都在借钱、筹钱,但依旧弥补不了资金缺口,才不得不上网向读者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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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间”妹妹在微博筹款。

公开资料显示,“云间”著有《兄友弟恭》、《离婚申请》等多部耽美小说。《离婚申请》讲述一对同性伴侣历经变故破镜重圆的故事,主角“双重人格攻”和“没落少年受”的设定收获了许多读者的喜爱。2021年,《离婚申请》被授权改编为漫画作品。

晨晨补充,由于“云间”是海棠的头部作者,面临的处罚也更为严重,但好在读者数量众多,大家积极打赏,终于解决了资金难题。微博发文第二天,“云间”的妹妹关闭了打赏通道。

只是,并非所有作者都能顺利筹到所需资金。作为“幸存者”的小竹,将手头的活期存款都借给了出事的作者,“(稿费)都是‘不义之财’,不如拿去帮帮她们,(被处罚)不是她们应得的”,但她也坦言,“应该还是凑不齐的”。

而“Momo”的家庭也无法提供助力。“Momo”在微博自白,父母在未成年的时候,生下她后便撒手不管,她一直跟奶奶相依为命。被警察带走的时候,“Momo”还在便血,后来检查发现是肿瘤,好在是良性。预感到可能会面临罚款,她曾打算趁父亲心情好的时候,商量借钱的事,但得到的回复是,“(你)不如死在里面算了”。“每每提及都会忍不住哭出声来”,“Momo”在微博倾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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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o”住院做手术(图_微博)

同样身处窘境的,还有作者“张嘴吃肉”,涉案情况与“Momo”相近。她是“单机作者”,没有与其她作者建立联系,此前也没有听到任何风声,因而未能及时做出应对措施。小竹解释,大多作者都明白海棠处于灰色地带,因此平时会尽量避免留下痕迹:不出版实体书、不开通微博、也不建立作者或读者群,以免被追踪、举报。

“张嘴吃肉”在微博自述,她曾做过胃全切手术,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同时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因此只能写文谋生。她的母亲在工厂里做保洁,父亲则是夜班保安。家里一直有养鸡,有很大的鸡粪味。因为家境,她感到自卑,从小就不敢邀请朋友来家里玩。

“我确实文笔不好,只能依靠勤奋来获得读者青睐。但这几年的勤奋换来的却是如今的滔天悔恨。”她在帖文中坦言,在预料到灰暗的命运后,自己曾一度尝试自杀,但被母亲拦了下来。“越贫穷越努力,越努力越不幸,负向反馈,恶性循环”,读者在微博评论区,点出了不少耽美作者面临的经济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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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作者“张嘴吃肉”在微博筹款

安徽省绩溪县人民法院官网显示,自11月以来,陆续有10位作者进入庭审程序,每周都有1-2个案件开庭。笔录、开庭,让作者们不得不多次在两地往返,从重庆、浙江、福建、云南等地,前往安徽。

为何安徽警方能突破属地属人原则,跨境逮捕全国各地的涉案作者?对此,律师黄思敏解释:“互联网时代,和传统社会的传播形态并不一样,这使得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地,所以有时候会有跨区域的执法和抓捕。当然,目前也有各地“趋利执法”的情况,趋利执法的情况在经济类刑事案件里更多一些。”

笔者从知情人处获取到涉事作者的判决书内容,其中部分细节在耽美圈内引起了热议。判决书显示,证人汪毅骏无意间通过广告链接跳转到海棠文学城,发现网站里均为色情小说,于是向警方举报。巧合的是,该名证人与隶属于绩溪县公安局一位职员重名。一份绩溪县交警执勤岗亭升级改造采购项目成交结果公告显示,采购人代表为汪毅骏。不过,笔者暂未能验证,两人存在何种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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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涉事作者判决书的“证人证言”部分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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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溪县交警执勤岗亭升级改造采购项目成交结果公告(图_官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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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宣城市乒乓球协会的资料显示,职员汪毅骏隶属于绩溪县公安局。(图_网站截图)

对此,黄思敏律师同样认为,目前的身份信息不足以做出推断。不过她也指出,警察假装成读者、消费者来固定证据,是司法案件中常见的手段,也就是钓鱼执法。

在入坑十几年的读者陈桐看来,作者们并没有做错什么,她希望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帮她们一把。目前为止,她已经打赏了约三千元,还借给一位经济困难的作者三万元。

有些网友嘲笑打赏的读者轻信她人,“以后老了会被忽悠去买保健品”。作为回应,核心读者们建立了一个“保健品爱好者”小组,专门用来更新、讨论海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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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保健品爱好者”小组页面

“买保健品也挺好的”,陈桐表示无所谓。“用我的钱,为我想要的世界投票”,这是她一直以来的观点。她还曾资助过一位女高中生,每个月给100元,资助了2年。那是一次网络联合资助,还有另外5位网友参与其中。她们都希望那名女生能顺利读完高中,考上大学。

面对内部纷争和网络质疑,涉案作者大多主动噤声

与同温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络上汹涌而来的质疑声。

分歧先是在海棠耽美作者圈内部产生了。“一蟹”是第一批被抓捕的作者,著有《合法共妻》、《逢星》等小说,微博粉丝数约九千。事发后,她曾私下提醒一些作者,后来聊天记录被截图发到网上,反倒引来同行的质疑和谩骂。据她在微博讲述:“那一段时间骂我的人不计其数,说我自印获利牵连平台,牵连其他作者,贪心不足,说我活该”。她遭到一些反对者的抵制,对方疑似使用了多个账号来辱骂她,称她诈骗。

在小竹看来,当危机发生但信息却不透明的情况下,作者圈内难免会滋生互相怀疑的氛围。“海棠是2015年就有的,到现在快十年了都没出事,大家都不敢相信一点预告也没有,(警方)突然就开始抓人了。这时候只有‘一蟹’站出来了,很多人确实觉得可信度不够。而且这是赚钱的途径,(作者们)本能地不愿相信海棠出事了”,小竹说出自己的猜测,尝试分析内部纷争的起因。

那段时间,“一蟹”因身体不适住院,后来仍要面对无休止的网络谩骂,一气之下,她向警方举报,称攻击她的同行作者“屠厌”也用“黄文”获利不少。小竹认为,“一蟹”此举只是为了警告屠厌,彼此不要再继续内讧消耗。后续警方也并没有抓捕“屠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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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海棠作者的“一蟹”曾举报“屠厌”(图_微博)

舆论风暴进一步酝酿在“番茄小作文”事件中。8月4号,作者“番茄”发布微博长文,讲述自己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生活贫困,高三一度处于抑郁状态。“家里没有卫生间,在房子的左边搭了一个木棉瓦顶的棚子洗澡用,风大点就能塌,有一道黑漆漆的防水门帘子,里面铺着横七竖八的砖头和木板,这边踩,那头翘,我怀疑大人们洗澡还得学跳舞”。

靠写文赚钱后,她觉得一度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可能,贷款买房,她和妈妈终于有了家。没想到却因海棠事件被捕,“(看守所)里面没有窗户,我分不清白天黑夜……整个人能活动的范围小得可怜,肩膀腰背全身上下都痛。我不怎么更换姿势,因为无论怎么样都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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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的微博长文摘录

该帖文一经发布,就获得广泛关注,转发近2万次。“我当时哭得稀里哗啦的”,小竹和许多人在感动之下,给“番茄”的微博账号进行打赏。打赏增加的同时,质疑声也随之而来,部分网友质疑“番茄”编造故事,要求她拿出相关证据。对此,“番茄”没有给出合理的回应,而是直接清空微博,希望以此平息争议。结果适得其反,有些读者称她为“删博跑路”,气得发帖辱骂。

小竹一度也不理解,为什么“番茄”不愿拿出取保候审决定书来自证。直到后来,她跟“番茄”交谈,才意识到她的精神状态很差,对方甚至说,“大不了就跟妈妈一起跳楼”。“在那个状态下,谁也不可能去做什么公关,有什么完美的回应”,小竹说。

质疑后续演变为,感到受骗的打赏者们专门建立了维权群,收集证据向警察报案称“番茄”非法集资和诈骗。维权群一度有两百多人,部分人后面收到了“番茄”的退款,有群员则反映维权群主从未有过打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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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群内的讨论

警方最终没有立案,反劝他们不要再刺激“番茄”。小竹认为,在那篇帖文里,“番茄”只是讲述了自己的处境,并未直接诱导打赏,“就像给主播打赏(都是自愿的)”。无论如何,耽美海棠圈内不信任的种子就此种下了。此后出面筹款的涉事作者也不时遭到质疑,还有人坚持认为“番茄吃了其她作者的‘断头饭’”。

海棠头部作者“云间”的妹妹在筹款一周后,也因疑似被举报,其微博主页目前显示为禁言状态。诸多争议下,其她作者纷纷将微博昵称改为“XX已老实”、“XX不会倒”、“XX想努力活着”,表达知错悔过的态度,以避免被牵连进舆论争议的风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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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作者“云间”妹妹的微博遭到禁言

10月下旬,笔者陆续向12位涉事作者发出私信联系,均无得到回应。竹子在跟涉事作者们进一步沟通后,转告笔者称,其实大家都收到了联系私信,出于安全顾虑,才选择保持沉默。“因为害怕交流的话题会涉及到女权或者其它敏感议题,公开后又会引来很多人骂她们,或者对判刑有影响……海棠出事后,蹭流量的太多了……”

未知的风险,让圈子内部弥漫着不安。相比对外发声,展现自己的困境,她们更愿意保持缄默。“出来筹钱,就是她们敢冒的最大风险了。之前的媒体记者,她们也都没有回复。她们真的很害怕……”晨晨解释道。

筹款微博的评论区里,也不时有读者提醒大家不要“上升讨论”,以免给作者们带来麻烦。“讨论变得奢侈、遥远,好像已经没有必要了。人们开始自觉挤压自己的生存空间,再听话一点,再沉默一点……跟18年比,一切都更糟了”,晨晨忍不住感叹。

耽美创作频繁涉黄判刑,“写小黄书比强奸判得还重”

2018年,耽美小说作者“天一”因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安徽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判决结果出来后,在网络引发了不少争议。网友直言,“写小黄书比强奸判得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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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规定,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而按照最高法在2004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刊物两百件以上,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一万次以上,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即可认定为淫秽物品牟利罪。数量或数额达到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达到规定标准二十五倍以上的,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对照“天一案”中,制作7000册、获利15万元来看,的确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判决符合法律依据。但争议点在于:20年前的法律,是否还适用于现在?

2019年,新京报曾发表《耽美小说“天一案”中的罪与罚》,彼时已有不少法学界人士呼吁量刑数额标准需要与时俱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冀莹在采访中表示,当法律出现滞后性,不能满足现实生活需要的时候,应在司法解释中对数额规定进行及时更新,提高认定标准,以在将来的审判中获得实质公正,并赢得民众认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也表示,案件整体量刑过重,与公众的朴素情感相抵触。他建议,在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破格减轻”。

而在海棠案中,所涉“淫秽物品”的“社会危害性”标准模糊,实质上无法准确估量影响。因为涉案作者们的“违法所得”直接来源于读者,可是读者并不认为自己“受害”了。晨晨表示:“(她们)不是‘罪不至此’,而是‘我始终都不认为她们有一丁点罪’”。“法条可以代言我们吗?警察和法官可以代替,作为读者的我们‘受害’吗?一场除了被告,无人受害的犯罪,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罪行?”晨晨不解地反问。

罗翔在《论淫秽物品犯罪的惩罚根据与认定标准》中指出,刑事立法综合了道德主义、家长主义、自由主义等多种理论,而道德主义是最古老的理由,不容忽视。“淫秽物品会导致个体堕落,败坏社会道德,进而导致社会瓦解。”其中的冒犯原则,就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主要考虑因素,即淫秽物品无端挑动他人性欲,引发性兴奋或性羞耻感,这是对他人的深度冒犯。

黄思敏律师向笔者补充道:“按照现有的刑法规定来看,淫秽物品的危害性,体现在侵害了国家对文化出版物品的管理秩序和社会的善良风俗。”

但社会学家、性学家李银河,曾于2012年在其博客《声援耽美网站作者》一文中提出反对意见:“淫秽品法在当今世界已经是一条活着的恐龙”,“这是一个仅仅属于欧洲中世纪和中国文化革命时期道德标准的过时的法律”;“因为淫秽品是言论,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它不是行动。它有受到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条款保护的权利,不可以被违宪的判刑。”

黄思敏同样认为,如何定义“淫秽”,并不单单是一个法律问题,还涉及道德、文化、社会、心理等因素。色情淫秽和言论自由之间存在张力,其中的界限值得探究。

不过,黄思敏提醒,淫秽物品牟利罪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尤其是涉及性犯罪的影像。“关于这些性暴力影像,台湾和香港都有专门的立法,日本也是,和《跟踪骚扰法》之类的法律是结合起来的。但是大陆没有这个,所以关于网络以及影像的性暴力犯罪,目前仍放在‘淫秽物品牟利’的框架下来处理。”

而这也是小竹感到不公的原因,“(性犯罪影像)是有真人露面的,因为的确有女性被偷拍了,但我们这里没有一个真实的人受到伤害,只是女性写给女性的性幻想,却用同一条法律来判……”

另外,也有不少网友强调国内实行读物分级的重要性。公众号@NJU核真录 曾查找相关法律规定,相比内地,港澳台地区对色情刊物采用了成年人和少年儿童不同的标准。从文书内容来看,成年人保留部分使用此类物品的权利,而对儿童和少年实行额外的严格保护措施以防止其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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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NJU核真录 整理的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有关淫秽物品的量刑条款。

【网络民议】“怎么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让女人生孩子,直白的说就是怎么给女人脖子套铁链”

18 December 2024 at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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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网络民议】“怎么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让女人生孩子,直白的说就是怎么给女人脖子套铁链”
作者:中国数字时代
发表日期:2024.12.18
主题归类:生育率
CDS收藏:话语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CDT编辑注: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王宪举在公开场合询问哈萨克斯坦官员“如何让女大学生多生孩子”,引发网民怒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11月22日到访人民大学,以“哈萨克斯坦的改革和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主题发表演讲,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人大重阳”发布的一篇文章详细记录了演讲互动部分,其中包括王宪举的提问和卡林的回答。目前人大重阳已经将这篇文章删除。CDT已将文章保存至404文库。以下帖子来自微博和小红书。

@边雀投江:公众号原文已经悄无声息地删除了,从现场提问,到审稿,到发布,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些话有问题,全场“会心一笑”。甚至被声讨之后,直到现在闷头装死毫无回应。王宪举教授能怎么样,自罚三杯都算不上吧。助力留存一份,人大和王宪举都应该服服帖帖被钉上耻辱柱。

“我们国家现在女同志是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所以,我就奇怪,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你们在政策上、措施上、优惠待遇等等方面,甚至我听说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的,服服帖帖的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谢谢你!”

——王宪举,中国人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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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雀投江:看到了哈方回应,也在这条下存个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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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由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小红书:

陈生大王:哈方的回复太打脸了:1,不要强迫妇女生育,不要替她选择。2,保护妇女权益,3,国家的石油天然气收入会给每一个小孩分红,该账户只能用来解决住房或者教育问题。

麦卡PU10P:这个问题最糟的还不是它本身的内容和措辞,而是它得到的哈萨克斯坦那边的文明回答,进一步把这个问题反衬得落后了十倍不止。两位王教授你们真的是,be careful what you ask for

梦露_202308:人问这个问题就是想说,怎么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让女人生孩子,直白的说就是怎么给女人脖子套铁链。

总是在放空看窗外:妥妥纳粹配种言论

史海勾陈2:人是有尊严的,怎么能强迫人的自由意志,强迫人去做不愿意的事儿呢,那样人与牲口何异

江湖边远:建国后的诸多运动已经把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都消灭掉了。

神气飞天猪:只能用沐猴而冠来形容这种提问……

丁叁胖凉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现在可谓是学术界的卧龙凤雏了

BlackHandsnake-:试试这条微博多久会无

网络暴民_发疯版:我寻思这也不是封建社会啊,咋能从一个教授嘴里讲出这种话

墨墨-心中的星星:已经恶心到台面上毫不避讳了

米粒娇糖:我将如国家爱女一样爱国

哥特指纹:这种人研究了一辈子,死活不明白为啥女人不愿意伺候他了

AAA洋芋批发商刘姐:真贻笑大方了

我是超级鸢尾猫猫:老登尸位素餐坐在位置上不挪屁股[微笑]我怕我生的孩子长到22岁没岗位在家啃老啊[微笑]他们这种人赶紧滚蛋我就敢生了。

甜诚兔兔茶:以前强制带环流产不也是这这样吗,他说的已经很直接了

FIowind:王:你们用的什么铁链啊?你们的妇女怎么不跑啊? 哈方:我们解决孩子教育问题和住房问题。

是蝌蚪酱_:卸载微博之后很久没看,总觉得这里是非太多,没想到外面的世界如此离谱

ianlinglaw:不得不说,提问者比回答者的文明程度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穷则独善其身67:保存 完全不拿我们当一个完整的人看待 女性一定要多读书 健身多看看这个世界 能远离就远离 这样子的 不要心有任何幻想 会有人救你 真真一女三吃 大家加油

工作真的好烦人:真的气笑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授啊,这就是所谓的男女平等?

海拉鲁香蕉批发:我很震惊,一阵恶寒

农场主对黑人奴隶的诉求是,要他们老老实实使劲干活。

牧民对自己圈养的牛羊的愿望是,多怀多生,壮大族群。

而当代我国顶尖大学的高知,在国际大会上对我国女性尤其是女大学生的“倡导”是,服服帖帖早生多生,一毕业就生 有时候真的很佩服韩女。

更让我恶心绝望的是,外国女性的鄙夷,和国人男女的笑容。你们究竟想让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变成什么样??????? #女性 #国际形象 #女性生育权 #生育率 #生育率下降

二编,新增了哈萨克斯坦代表的回答

三编,哔我帖子,我修改再发!!!!

四编,这是有多怕啊

五编,给我们的发言人打了码,所以本文不涉及任何暴露隐私,嘲讽谩骂人身攻击他人的行为,我写的初衷就是希望女孩子们能够更有自我意识,对当前社会的生育态度能有更清晰的认识,无论生与不生,我都希望这是女生自己深思熟虑后做出的不后悔的决定,女性永远是生育话题的第一性。

盛开的白兰树下:还不如研究怎么让男性产子呢

plokij:为什么不生啊,这简单,第一因为有你这样的人,第二怕生出你这样的人

【翻车现场】“生产升、需求增、就业稳、市场暖、质量优”

17 December 2024 at 19:48

12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11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1月份经济运行呈现“生产升、需求增、就业稳、市场暖、质量优”等几个特点。

以下是人民日报原报道摘录: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与上月持平,处于今年以来较低水平。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4%,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青年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也在下降。

“四季度以来,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回升,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积极变化显著增多。从全年情况看,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有望顺利实现。”

央视新闻在微博上转发了这一消息,评论区有不少网民留言批评官方美化糟糕的经济形势,总评论数量突破了一千条。面对大量批评声音,央视新闻选择开启了评论精选,以应对舆论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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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翻车现场】“生产升、需求增、就业稳、市场暖、质量优”
作者:中国数字时代
发表日期:2024.12.17
来源:央视新闻
主题归类: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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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推特网友评论:

星云_StarC1oud:以下为博主精选评论。

我是穿越来的吗:你告诉我15个字哪一个是真的?别吹太过好吧!

boboo2k16 :一片大好,不是小好。

Mr·MAJ:麻中麻。

leryex:工资降,绩效无。

两三片雪山前:一千多条评论只显示个位数,真稳!

Harumi四号机:开开评论让我们也夸一下吧。

一谦四益Shawn:经济这么好应该加息了吧。

傻乎乎真好玩:如此这般,盛世华章。

芋雨鱼玉的郁了: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杏杳杏 :我信了,答应我明年别降薪行吗?

山色树影斑驳:生产劣,需求降,就业差,市场萎,质量低。

SILLIN:谨防经济过热,赶紧加息吧。

好想吃碗仔翅:这么好的地方那一定很多人结婚然后生至少两个小孩吧。

笨狗社会生存指南:求不要脸教程。

Stunninged:毕业即失业的我想点踩却找不到按钮。

wuyu_666666:崩盘大吉。

【网络民议】“缯帛缠树”不是亡国之兆么?

17 December 2024 at 18:39

近期,中国多地出现“给树木穿毛衣”的现象,一些城市街道旁的树木披上了颜色丰富的毛衣,引来不少市民和游客打卡留念。据悉,一开始是北京某园区为胡同里的树木穿上彩色毛衣,其目的是给树木和灌木做冬季保护,以保暖材料加以覆盖。而给树木批彩色毛衣能够提升氛围、丰富街景。之后,此举引来其他城市效仿,官方称“这大大提升了社会人情味和温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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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树木穿毛衣”迅速引发了批评声音,例如有网友指出,12月8日河南驻马店有一名男子用塑料袋包裹全身御寒,这与“给大树穿毛衣”形成鲜明对比。有网友回应”人活得不如一颗树”、 ”去树上脱几件衣服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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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网友在评论文章中指出:

给树穿衣服,上一次,出现在一千多年前的隋炀帝时期。据《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大业六年,隋炀帝在洛阳大宴诸蕃,“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日:“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中其黠者见以缯帛缠树,日:“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

相关阅读:常识流通处|从北到南给树穿毛衣,总觉得有点诡异

12月15日,央视新闻在节目《“多巴胺”树衣“火出圈” 冬天大树需要穿毛衣保暖吗?》中请教了林业专家一个问题“给大树穿毛衣,会不会对树木的生长有影响?”,专家表示“和环境美观的角度来看,冬季给大树穿毛衣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但“春天记得给大树脱掉哦”。

相关阅读:央视新闻|“多巴胺”树衣“火出圈” 冬天大树需要穿毛衣保暖吗?

不少网友对于“给树穿毛衣”的举动大为不满,认为在民生凋敝、经济下行,全社会被迫过紧日子的当下,这种有些奢侈的做法显得尤为不合时宜,“有这点钱不能用到人身上?”况且,这些树毛衣具体花费是多少,以及由谁承担费用,也相当值得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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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网络民议】“缯帛缠树”不是亡国之兆么?
作者:中国数字时代
发表日期:2024.12.17
主题归类:魔幻中国
CDS收藏:话语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推特平台的网友评论

大勇3000:奢靡之风,亡国之举。

LindaSu1287591:卧槽,隋炀帝杨广给树穿绸缎的历史重现了,亡国之兆啊。

Tonyliu395995:这就是党宣传中的旧社会的形象。

青山更被暮云遮 :不赞同这种行为艺术。第一浪费资源,第二干扰植物自然生长,第三污染环境。

尼克的心事:有钱任性,中国有的地区的人连毛衣都不敢多买一件,居然给树穿毛衣了。

甜亦alone:以前不是喷漆么,现在变毛衣了。

匿名网友:还好意思把这当“好事”发布出来,是疯魔了吗?河北上海等地也给树穿毛衣,被网友骂的一塌糊涂,历史上也有给树裹衣服,知道后世史书是怎么评价的吗?有这点钱不能用到人身上?

yetoone:你们不花钱,国家提你们花。歌舞升平。

itongtou:隋炀帝+明崇祯。

Nonecareman:樹的價值當然比韭菜高。

Tonyliu395995:朱门酒肉臭。

fanzei_net:整个国家都弥漫着诡异恐怖的气氛。

甘草颗粒 :说起来是为了美化环境,其实就是找由头花钱。花钱装扮城市,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但是,人心,没了~

吃瓜看戏不劝人:小时候读卖火柴的小女孩,想着那是遥远的那个世界才会发生的事情,今天,就是眼前……

【CDT周报】第199期:“给吃给喝十几年,怎么就是拐了”

15 December 2024 at 16:14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198期: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过去两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3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件,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12月7日—14日 这一周。

广州地铁站于周一突然升级了安检的严格程度,以“人过门、物过机”的统一要求进行安检,不但对乘客的随身物品进行检查,还要求乘客需依次通过安检门并接受搜身。有网友分享亲身经历表示,“当天是逢包必检,过机过门如有报警,也需要再次开包复查复核。”这种机场级安检措施使得民众进站时间大大增加,上下班高峰时间安检口前大排长龙,有人进站甚至花了几十分钟才进站,导致上班严重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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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安检加码来得相当突然,从发布通知到正式实行,仅半天时间,没有任何征求意见。据悉,官方执行新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了更好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然而网民猜测,此次安检升级可能受到上月珠海汽车撞人案影响。但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况是,低效率的安检反而制造了人为拥堵,这恰恰给那些意图报复社会、制造“献忠事件”的人创造了良机。有网友调侃“恐怖分子都不用进站了,简直是做梦都要笑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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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的唾沫之下,广州地铁安检新政施行时长约10小时,即从早上“突然加码”,到傍晚“突然取消”。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低效率安检完全无法应对广州这种巨型城市的密集人流。例如,有网友实地探查后发现,广州天河区某个地铁站的液体检测仪因使用次数过多,“已经被干坏了”。根据广州轨交的数据,2024年广州3号线的日均客运量高达180万人次,相当于一座大城市的常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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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反问,这种自以为是的“短命政策”,开始很高调,结局很窝囊,来去如儿戏,让人高度怀疑它来自某位领导的“一拍脑袋”,它是如何从提出到执行的?谁又该为来回折腾打工人负责?此外,在这种不容丝毫闪失的安全观念指导下,它总是为了某个绝对安全的目标,让所有人付出巨额的代价。但事实却证明,任何加码式的维稳都是有极限的,在其维系成本超出全社会的承受极限时,便有可能在层层加码中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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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少网友提到,中国可能是全球唯一一个需要进行地铁安检的国家。欧洲日本为何没有地铁安检?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地铁安检的成本过高,为了防范“偶发事件”而投入如此巨额的资源,并不是成熟民主社会的明智选择。当然,在珠海汽车撞人案之后,当局可能会有更多的理由加大维稳层面的投入。近期就有不少网友发现珠海全市开始出现各种“石墩阵”,尤其在各种学校门口,以防范可能的车辆袭击。对此有网友评论“以前亡羊补牢,现在亡人堵路”、“如此最安全国家的治理经验,他国的确难以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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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曝出了一起“精神障碍女硕士被收留十几年”事件,继“丰县铁链女”近三年后,再度引爆舆论。近一个月前,抖音博主“小核桃”向寻亲志愿者朱玉堂求助,希望帮“二婶”找回家人。朱玉堂在山西省和顺县石叠村见到了“二婶”卜女士(花花),但发现这位曾硕士毕业于燕山大学的女子患有精神疾病,已无法正常交流。在寻亲志愿者与当地民警的协作下,卜女士的家人终于被找到,这则寻亲故事也貌似迎来了“圆满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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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和顺县公安局将之当作正能量宣传典型,大肆宣扬他们在实地走访、人口比对、DNA采样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但该报道意外透露了一个细节,即卜女士在2011年失踪时已经患有精神疾病,她后来与石叠村张某育有一儿一女。那么,卜女士为何会一直在张某家?并与其生儿育女?在过去的十几年内,张某为何没有帮助卜女士寻找家人?对此,警方在报道中的用词是——收留。有网友感叹“这世间的很多悲苦,时不时以正能量的面目呈现”。官方所谓的“收留”,真正合理的描述,难道不是“拐卖、非法囚禁、强奸、强制分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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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网友注意到,2022年的丰县铁链女事件中,“收留”一词就曾多次出现,这似乎成为了官方口中精障女子受到保护的一个暖心词汇,然而其本质就是拐卖。因为稍懂得法律常识的人就不难发现,“遇见一个走失的精障女子,唯一正确的方式,难道不就是报警吗?”随着媒体与网民的深扒,人们发现了更多震惊细节:卜女士的走失地点与被找到地点,仅仅相距100余公里。并且在十几年内,卜女士“躲过”了人口普查、核酸检测,至今仍然是“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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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何卜女士所在的石叠村人人皆知她身世不明,却没有人帮她寻亲?当有记者来村采访时,村民们也都持回避态度,拒绝谈论此事。而口口声声要为卜女士寻亲的张某侄女(抖音博主“小核桃”)也显得相当可疑,她声称完全不知卜女士的身家背景,但寻亲志愿者上门仅两小时,便找到了重大线索。此外,张某侄女还在直播间为自己的叔叔辩护,她说“给吃给喝15年(该数字也与警方通报有出入),怎么就是拐了”、“是给她一口吃的,她不想走,刚好我二叔缺个媳妇,两个人就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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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亲志愿者首次见到卜女士时,ta用一个笔记本写下了面谈时得知的关键信息,其中包括“燕山大学、大学老师白象忠、卜天贵”等,志愿者便是用这些词随便一搜,就查到了卜女士的真实身份,包括她曾经发表的论文。而笔记本页的第一个字是“跑”,让人不寒而栗,也画龙点睛般勾勒出了这个完整版本的中式恐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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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荐读:

2024年即将过去,我们搜集整理了最受网民欢迎的“每日一语”,按照发布时间进行升序排列。其中既有对社会现象的辛辣嘲讽,也有对新闻事件的精妙点评。三年清零之后,中国的经济恢复未如预期,反而进入到一种通货紧缩的状态,伴随着的是大量青年失业、楼市崩盘和股市长期低迷,普通百姓不敢消费,而电动汽车等“新三样”也在出口方面面临重税……

当今网络上报道中共的监控体系时都说它是奥威尔的《1984》式的,完全是靠技术。但是裴教授认为:中共最拿手的并不是它的技术,而是组织。中国引进高精尖技 术是在过去大概20年的时间内,但苏俄列宁主义式的严密的监控体系早就存在了。

社会进化论的适者生存说,为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正当性理论根据。这种思想对加藤弘之、德富苏峰等自由主义者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们纷纷转向,抛弃社会契约论立场而转向社会进化论、转向国家主义。

11月20日至23日,网传的街景影像中,潮州商家“集体关门”:多家工厂停工,沿街相连的商铺大门紧闭,路上连车辆和行人也少见。网上流传各种卷帘门上的闭店告示:老板心情不好,今日店休;猪脚被偷,休息一天;夫妻吵架,休息一天;怕鬼,今天休息。那时,潮州正在经历一场全国性的安全生产和消防检查。今年11月,22个国务院巡查组陆续进驻全国各省份,坊间称之为“国考”。

今天美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庆祝《世界人权宣言》76周年纪念,其宣告“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 . .]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当我们思考这一天的意义时,美国重申其深切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履行其国际承诺来保护《世界人权宣言》所述之人权以及根本自由。

一周关注:

广州地铁安检之所以要这么发癫,原因你们不说我也知道,就是受珠海事件的影响,上面要求加强安全防范。人员密集的地铁自然就成了重点督办单位,必须做点什么来落实领导要求。问题在于,地铁安检加码是人为添堵和增加安全隐患的,而不是疏导和排除安全隐患的啊。

一个精神疾病患者,被 “收留” 多年,生育子女,这究竟是何种“自愿”?面对明显的失踪与可能的拐卖,相关责任人为何没有采取报警或联络家属的应有举措?我们决不能容忍媒体与权威机构在用词上淡化罪恶,甚至将剥削行为包装成道德行为。能够将“拐卖”一词美化成““收留”,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对恶的纵容和对女性的严重剥削。当我们看到这些悲剧不断上演,我们必须质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会让女性的苦难被如此轻易消费与遗忘?

最近,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5年的经济工作,提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时隔14年之后,我国货币政策首次从稳健转向适度宽松。对普通人而言,货币政策大转向,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我国上次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是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2008年11月底,政治局会议提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周惊奇:

近日,一份盖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护理学院公章的公示在网上流传。据潇湘晨报报道,该公示称,护理学院一名学生向学院提交了个人基本身份信息变更申请,因进行性别重置手术缘由,申请其性别信息由男变更为女。公示中详细写明了该学生姓名、所在专业和班级和身份证号码等信息。

国债收益率不断下降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从好的方面看,它有利于降低全社会融资成本,增加未来国家举债的空间并用于反哺民生……从不好的方面看,利率的下降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正是因为没有其他可靠的投资物,导致资金涌入无风险的国债,这说明无论是实业经营还是其他大类投资,赚钱真的变得越来越难了。

当一种教育方式或管理理念表现出明显的反人性特点时,我很难相信所谓的“都是为了孩子好”。恕我直言,我只相信这类教育的动机,是最大可能地提升成绩,进而提升自己的教学业绩,从而达到功利性的利己目的。在这样的教育中,学生从来都是工具,是产品,而非完整的、鲜活的、独一无二的人。

有的校长以权谋私,伙同他人虚列名目侵吞公共财物;有的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工程款结算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有的利用职务便利挪用资金、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性活动;有的为他人在征订教辅材料、试卷等方面谋利,同时非法收受财物。

一周讽刺:

2023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杭州灵隐寺虔诚祈祷,表达了对叙利亚人民的美好祝愿。而仅一年后,他的政权轰然倒塌,甚至连人都跑到了俄罗斯。如此戏剧化的转折,让人不禁怀疑:当时阿萨德到底祈祷的内容是什么?难道他说的是:“佛祖保佑,给我个体面的台阶下”?

年轻人本以为,自己在职场上装的富二代、大小姐已经是顶配人设了。结果没想到互联网上人外有人——最懂立人设的网红博主们,最近已经把自己爆改成了“联合国精英”。位于美国曼哈顿的联合国总部,曾是只会出现在新闻里的政治腹地,如今却正在成为网红们的室内大影棚。它就如一个黑洞般,吸引着那些一生爱出片的博主们。

一般人说话,不能太满,比如说在某种判断前面加个「努力」或「争取」二字。但对一退再退的林毅夫老师来说,现在已在墙角,加不加的,留给他的时间都不多了。因为他用了一个广告法禁用的字「最晚」。现在是2024年12月12日,距离林毅夫老师预测的「最晚」成为高收入国家还剩19天时间。想想都令人激动。

一周声音:

12月8日,韩江在瑞典学院现场作了题为《光与线》(Light and Thread)的获奖演讲。在演讲中,她从童年写下的诗句开始,讲述了每一部作品背后的创作心路,而始终困扰她的问题是,“为什么世界如此暴力和痛苦?然而,世界为何又如此美丽?”如今她意识到,只因为她文字背后对人类怀有的爱,促使她一次次重返历史现场,让情感沿着文字之线,传递给一个个读者。

多重压力叠加下,今年下半年,许多企业只能利用降低工人工时的方法来倒逼他们主动离职,最终达到降低产能的结果。一些企业用“共享零工”实现降本,一些企业则将目光投向了大专生。于是,工价越来越低,低到难以想象。

大规模的高层住宅存在,意味着高昂的维护成本,和更艰难的安全管理,因此就更需要高标准的维护水平,才能保障其安全。消防管理,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更规范化的制度和严格执行。然而现实却是,官僚主义作风、消防与物业的踢皮球、对消防检查的流于形式等等,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

要说区分粉红的方式,其实是一个人是否走出爱国主义教育强行制造的那种创伤。 走出来的人,是因为承受了真实的来自政权的强暴,并试图改写幼年时期错乱的创伤记忆。 没走出来的人,是一边承受着强暴,一边用错误的创伤叙事错乱地攻击不存在的敌人。

一周故事:

数十万家快递驿站,和几百万快递员一道,构建起庞大物流系统的末端,也成了很多人生活中难以离开的存在。但在很多人眼里,它现在也成了麻烦制造者,“不送货上门”、“服务态度差”乃至“威胁”“辱骂”,社交媒体上,投诉驿站的帖子常常盖起高楼。另一边,驿站从业者的怨气更大,他们说,自己才是“底层”,夹在“各路神仙”和消费者间的缝隙里艰难生存。

他死了,如一片秋叶飘回了养育他的中原大地。从眷恋到决绝,并不是突然转变的。离去的念头应在他心里一直挥之不去,决绝是最后挣扎的结果。他人生的悲剧,早在四十年前就埋下了伏笔。他的死是决绝的。死前,2024年12月2日凌晨5时53分,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向亲友作最后的告别。他发朋友圈时,有意把妻子、儿子和女儿的微信都屏蔽了。

12月5日凌晨,深圳市宝安区应急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12月4日23时许,位于宝安区航程接到洲石路的深江铁路5标段施工现场突发地面坍塌,接施工单位报告,13名现场作业人员失联。根据央视新闻发布的现场图片,坍塌位置的坑洞宽度横跨洲石路的7个车道,一直延伸到宝州工业区内的楼房下,坑深数十米,裸露出砖红色土,坑内积有水土混合的泥浆。

seven说|女硕士被“收留”事件,现实版的田螺姑娘

15 December 2024 at 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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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为的脱口秀里看到这样几句话:

田螺姑娘在路边被人捡走,是绑架;

单身汉把田螺姑娘的壳锁起来,田螺姑娘回不了家只能嫁给他,这是非法拘禁加强迫婚姻罪;

被锁起来的壳,是田螺姑娘的婚前财产,是她爸妈辛辛苦苦一辈子攒的首付,现在被人给抢了。

有网友锐评:外国童话都是灰姑娘嫁王子,中国童话都是仙女嫁穷鬼。

这个童话故事的好笑程度,和山西女硕士卜小花被大龄“好心”单身男青年“收留”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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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女硕士被“收留”事件,现实版的田螺姑娘
作者:是荔十一
发表日期:2024.12.12
来源:微信公众号“seven说”
主题归类:山西女硕士被“收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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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1.

她本来是优秀的工学女硕士,师从白象忠。

哪怕后来因未及时更换二代身份证错失考博机会,患上精神分裂症,也在家里备受宠爱,上面有哥哥和父亲疼爱,家庭条件虽然一般,家人也支持她读了硕士。

可以预想的是,就算卜小花精神分裂恢复不好,但有父亲和哥嫂的疼爱和关心,她至少可以安稳度日。

可从她离家走失的那天起,一切都变了。

2012年的一天,身患精神疾病的卜小花离家出走,没多久,她在大街上偶遇了单身汉张姓男子。

可疑的是,张某遇到一个精神病人,没有像普通人那样避而远之,或者好心报警,而是费劲千辛万苦,将女硕士“收留”在了自己家。

据知情人士爆料,卜小花在张家生活了13年,一共生下6个孩子,2个夭折,2个送人,身边留有一子一女。

住了13年,孩子12岁,精神失常的卜女士被“收留”当天就被张某占了便宜,张某有很大的强奸嫌疑。

生下6个孩子,2个夭折,2个送人,也是细思极恐。

张某不仅把卜女士当作生育工具,不爱惜卜女士身体不说,如果夭折孩子没有法律证明,是否中间有虐s?有苛待?送人的孩子是不是涉嫌遗弃罪?

数罪并罚,“收留”二字究竟何意?

张家人家境贫寒尚且如此,如若只手遮天,妇女活路何存?

2.

被好心“收留”13年的卜小花,有严重精神障碍,严重营养不良,40多岁老得像60多岁。

哥哥嫂嫂称,卜小花因为营养不良,站都站不起来,头发打结脏乱,连基础的治疗都无法做。

甚至直到见到父亲,重度近视的她才得以重见光明。

在张某侄女嘴里,卜小花还大小便失禁,可面对嫂子的卜小花,明显松快很多,大小便也可以很好解决。

精神分裂症患者有诸多障碍,但她们不是完全傻,能分得明白谁对自己好。

就这样,张某侄女还敢公然开直播,为自己二叔伸冤,发生怒指卜小花无用,自己叔叔收留她是为了她好。

一家人的恶臭嘴脸,简直人神共愤。

他们为什么有恃无恐,敢私藏精神病人十几年,一方面农村人认知低,不觉得这是多大的问题,毕竟伤痛不在自己身上。

一方面妇女被拐卖后一旦生娃,逃出生天的少之又少,很多妇女为了孩子忍辱负重,就这样留下生活一辈子。

妄图用娃和母爱来拴住一个女人,可耻可恨。

另一方面,犯罪成本太低,如果这次不是张家人主动寻找卜女士亲人,这件事极有可能被隐瞒一辈子,而就算被发现,因为种种原因,张某也有极大可能逃脱处罚,看这次两次公告就知道了。

说一个冷笑话,拐卖妇女,量刑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而买卖6只鹦鹉,要被判5年;买卖20只癞蛤蟆,判处三年及以下;买卖野生动物价值二十万元以上的,会被判处五至十年。

这个事情里,最让我生气的是,女性的价值太过低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女性并非不如男性,就像卜小花,她也有自己的骄傲,作为工程力学硕士,她已经掌握了很多普通人一辈子都看不懂的专业知识,如果不是生病,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还有一个点是,哪怕卜女士不是女硕士,也是个人,是人就该有人权,违背一个人的主观意识,潜意识,哪怕是不完全意识去做事,那也是强迫!

我们不该过度强调高学历,因为还有太多普通妇女,在遭受着长达一辈子的迫害。

与其说大山里之所以能飞出很多牛娃,那是因为他们的母亲本来就是凤凰。

不如说,一些贫困潦倒,一身毛病,却还妄想通过不法手段传宗接代的男人,不该为人。

他们不光害了这个女人,也害了自己的孩子,不敢想如果出生这样的家庭,我会感到多恶心。

3.

如果不是张家人自求帮助,女硕士也许要在张家待上一辈子,一生得不到沉冤。

这件事,表面上是张家人作恶,但在往深了瞅,恐怕很多人都不无辜。

他们可以是邻居,是旁观者。

是当事者的家人、亲戚,可以是村委会,也可以是你和我。

如果共犯越来越多,受害者只会更加孤立无援,最终默默忍受,忍下一个世界的恶。

如果这件事不好好查,好好判那就是告诉大众一个信息:

想让一个女人给一个男人生孩子,只要让这个女人精神失常就可以了。

只要精神失常不就医,这个人就可以任由你捏扁搓圆,真相就可以永远掩埋,任由“好心人”信口雌黄。

对于某些男人来说,找不到对象拐来一个,那可太容易了。

反正最多也就做个几年牢,换来两个孩子,也值得了。

恶就是恶,不应该被纵容。

哪怕张某对卜小花尽心尽责,无微不至,他也是犯罪,也该被判处,因为法律维护的,就是公平公正。

13年受尽凌辱,归来仍是那个为了知识不知疲倦的女青年。

希望好了之后的卜女士,不记得这些肮脏。

– END –

天使望故乡|在德国,打开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14 December 2024 at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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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2日清晨,从北京出发的飞机降落在柏林的泰格尔机场。我左手推着行李箱,右手推着婴儿车,里面躺着2岁多的儿子;7岁的女儿挽着我的手臂,拉着儿童行李箱。想着只是访学一年,行李箱里只有每个季度的3套衣服。

下飞机后,第一时间就要带孩子们上厕所。出来后,排队过海关的乘客已经排成了长队。儿子又困又渴,迷蒙着眼睛哭,不管我横着抱,还是竖着抱,都不安静。那个时刻,好像所有人都把视线投向我。其实,过海关之前,所有人都紧张得只顾得上自己。我一边安慰哭泣的儿子,一边担心过海关不顺利,焦灼不安地向前挪动,虚汗浸透了衣服。等到三个护照都盖了大印,才长舒一口气。

在计划里,这只是短期访学,并非移民“润出去”。无论投资移民还是读书移民,都需要太多钱,而且牵扯到复杂的家庭安排,是我不敢想象的。所以,以为这次也像以往那样,学习期满就回国。无论去哪里,我都带着孩子,像朋友们说的那样,是袋鼠妈妈。似乎一旦受孕,母性的忧虑就植入我的血液和神经。我舍不得,也不放心离开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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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在德国,打开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作者:罗洁琪
发表日期:2024.11.13
来源:微信公众号“天使望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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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获得哈佛大学的尼曼新闻奖学金,为期一年,2岁半的女儿同行。

2018年,获得日本国际交流中心的奖学金后,我也带着1岁半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到京都大学访学四个月,研究主题是“亲密关系里的日本妻子”。日本的项目负责人问,就四个月而已,能否不带孩子,既能简化出国手续,也能专心研究? 我说,如果不能带孩子,我就不去了。那一年我39岁,陷于中年来临前的慌张,觉得人生似乎就要开始倒计时。这样的想法带来莫名的紧迫感,不是关于人生是否成功,而是日益紧迫地追问自己,目前的人生,真的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吗?

关于那次访学我写了一系列文章。2018年9月25日发表的那篇,开头是这样的:“我在‘正午故事’做记者,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生活像列车,沿着约定俗成的轨道奔跑。前方应该是目标,可是我心存疑问。某一天,我决定中途跳下来,向另一个方向跑去,思考人生另外的可能性。我不习惯远虑,只能想到第一步,就是离开现在。”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对日本女性心存刻板印象,即“温柔顺从的妻子”。我明白刻板印象的误区,于是很想了解她们真实的生活。特别是在亲密关系里,她们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在角色的面具下,她们的灵魂如何自我言说?

在安静又自律的日本社会很难找到愿意讨论私人生活的采访对象,只有几位女性打开了心门的一条缝。借着一丝亮光,我看到了她们生活的幽谧和复杂。一位全职妻子说,她很痛苦,不是丈夫不爱她了,而是她不再爱丈夫了。她和丈夫是高中同学,青梅竹马的一对儿。丈夫早出晚归地工作,她辞职在家照顾儿女。为了方便育儿,夫妻分床睡,见面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她觉得丈夫像陌生人一样了。伦理上,她应该爱丈夫,一个兢兢业业养家的男人。可是,她再也爱不起来,又难以说出口。她觉得被困在妻子的角色里了。

另一位80多岁的日本女性,她和妹妹都患了阿尔兹海默症,退休后一起住进了养老院。我问她,“你在这里过得开心吗?” 她回答,“与其说开心,不如说我别无选择”。她的回答让我至今难忘,并且在心里反复问自己,“在别无选择之前,我要怎么活?为人妻为人母,我的自己在哪里?”

9岁的时候,妈妈就开始训练我做饭洗衣服。我还太小,需要踩着小板凳才够得到灶台,挥动得起锅铲。在妈妈的思想里,女人会做家务,贤惠勤劳,就是好女人。好女人就能当个好妻子,好妻子就必然有个好丈夫,好妻子和好丈夫就等于好的人生。我成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那副牌顺利地打了下去,我的父母很宽慰。我和丈夫都是中国社会平稳发展时期的获益者,受过良好的教育,安居乐业,有儿有女,我顺应着社会时钟履行着世俗的角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像一辆绿皮火车,到站就停,到点就走,路线是固定的,终点是确定的,我却觉得缺氧,是混沌,是麻木。常常渴望着大风吹来,把橡树叶吹得“哗啦啦”地响,就像舒婷的诗里所写的那样,有风中的“互相致意”。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等着风来。有时候会胡思乱想:既然我自己无力改变,会不会有辆车冲过来,让一场意外成为改变人生的外力?

没想到,外力来自一个朋友。

2018年秋天,我回到哈佛大学参加尼曼基金会80周年庆典暨同班聚会 。一位前财新同事过来会面,在校园里散步聊天时问起我未来的打算。我说,还是想继续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在国内做媒体的挑战越来越大,选题比较单一,工作简单重复。另外,我希望孩子们以后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英美的教育太贵,法国和德国的公立大学是免费的,我想先去体验德国或者法国的社会制度。他说,那就去德国吧,德国是欧洲的中心,经济最强盛。

于是,我开始把视线投向德国。我梦想过移民吗?谈不上,投资移民需要很多钱,而且出国后能干什么工作呢?想着都觉得累,所以,就没去做那样的梦。我相信水到渠成和运气。如果有好时机,就顺势而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那次散步,我了解到罗伯特.博世基金会( Robert Bosch Stiftung )的跨国境研究奖学金项目(Crossingborders Fellowship),回北京后就提交了研究申请,题目是“德国老人的爱和欲望”。德国社会的老龄化严重,其老龄人口比例仅次于日本,但是养老制度却比较先进。我希望采访老人,是因为很想知道,站在人生终点的临界往回看,在一生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被当今社会不屑讨论,甚至忽略的爱和欲望,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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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2日,我和两个孩子来到柏林,搬进了提前租好的公寓。楼下的信箱里躺着一封信,是附近小学给我女儿寄来的入学通知书。她在义务教育的年龄,所以无论父母是买房还是租房,她都能就近入学。后来,我的儿子也进入幼儿园,就在姐姐学校的马路对面。

我花了一个多月才把两个孩子都安顿好,生活慢慢地有了新的节奏。我们的公寓在一栋百年老房的一层,四层高的单元楼加起来有30多户人家,窗户就对着社区的花园。花园中心的沙池里摆放着儿童玩泥沙的玩具,旁边挂着秋千,沙池左侧是一块足球草坪,右侧是一块更大的草坪。花园的四周则围绕着灌木丛,穿插着苹果树,紫丁香,西梅树,榛子树和栗子树,以及更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木。一个5岁多的小女孩常常躺在大树上面,没有玩伴,百无聊赖。我们搬进来没几天,她就和我的两个孩子一起玩了。她不会说英语,我的孩子们不会说德语,虽然是“鸡和鸭讲”,可是玩得很欢乐。后来,更多的邻居孩子加了进来,放学后一起踢球和抓迷藏,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景象。

8 月是盛夏,才30度的气温就让德国邻居们叫苦连连。他们在花园里摆上了充气的大浴盆,用浇花的水管灌满水,孩子们脱得精光,纷纷跳进去;大人们则围着花园中央的石桌聊天喝啤酒。我担心大人中会有猥琐的眼光,给丈夫打电话。他说,我们的孩子还是要穿上裤子,我们中国的文化不一样。于是,场景变得滑稽,只有两个中国孩子穿着内裤在玩水。再过了几天,我发现所有玩水的孩子都穿上了内裤。傍晚7点,金色的夕阳仍然贪恋着红尘。妈妈们开始从窗户喊各自孩子的名字,要他们回家吃饭。而我是用中文大声喊,“桐桐,辰辰,吃饭啦”。两个孩子玩得满头大汗,饥肠辘辘。一冲进家门就问,“妈妈,好香啊,好饿啊,今晚吃什么?” 我喜欢孩子自由地奔跑,也喜欢那一刻当妈妈的感觉。

花园的生活,像我儿时的样子,有玩伴,有邻居。2019年底,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领略柏林的风情,国内就爆发了新冠疫情;没多久,德国也有了病例。德国的疫情政策是优先保护老人,所以我中断了对老人的采访。没料到的是,疫情发生后两个月,“正午故事”就被界面新闻公司整体裁员。在40岁的时候,我突然失业了,而且身在国外。疫情和失业像一场暴风雨,把我和两个孩子冲上了一个新的岛屿,与我的昨日世界骤然分离。

疫情发生后半年,德国的社交限制放松很多。2020年5月的一天,和另外的一家约好,我骑车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和他们的孩子玩耍。结束后,我们去他们家用洗手间。那对夫妇正在闹离婚,俩人恶言相向,房子很大,却乱糟糟的。回家后,我坐在餐桌旁边,沉默了很久,心情很低落。那对夫妇在柏林已经5年了,妻子是亚洲人,丈夫是欧洲人,生活仍然过成那个样子。我——一个失业的中国人,有什么能力过得更好?

女儿关心我,过来询问。我说,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船长,船上有她和弟弟,行驶在迷雾笼罩的大海里。我很迷茫,无法回中国,那里正发生疫情,我有幽闭空间恐惧症,害怕被隔离。21天的隔离,对于她和弟弟来说,也是折磨。而且,她和弟弟的中文已经跟不上国内学校的进度。如果往前,我又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怎么合法留下来?怎么谋生?

女儿说,妈妈,我们不需要往前,也不需要往后,想一下,我们还有第三个选择,就是在柏林,就在这里,这里盛开着鲜花,充满阳光。

我不敢相信,女儿竟然有那么明确的想法。接着,我说了另一个顾虑。如果留在柏林,就意味着她和弟弟的成长缺乏爸爸的陪伴。我不想他们长大后抱怨我,因为妈妈决定留在柏林,造成他们人生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她说,是的,她很爱爸爸。如果回北京,我们只有爸爸,没有了柏林的生活;如果在柏林,爸爸永远是爸爸,我们仍然有柏林的生活。

于是,我打开了手机,请女儿对着摄像头重新说了一遍。我要留下证据,给长大后的孩子们看。

对于这样的选择,我的丈夫很难过。他说,每次在院子里看到别的父母遛娃,家庭团圆,就难过得哭起来。后来几年的疫情,更是加重了他的孤独和艰难。我远在国外,鞭长莫及;而我在柏林的困境,他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对于这样的境况,我很自责。另外,也被我妈妈和哥哥责备,好像是我一意孤行,导致夫妻分隔两地,以及孩子们和父亲的分离,也逃避了赡养母亲的义务。但是,更难以启齿的是我的慌张和自卑,人生第一次失去了独立的经济来源,要依靠丈夫来保障生活。而我曾经是拿了一次又一次奖学金的新闻工作者,是拥有独立银行账户,自由支配生活的人。

思绪千条万缕,可是,身在孤岛,只能背水一战。但又并非真的勇士,而是一边搏斗,一边疑虑,“我可以吗?万一不可以,耽误了孩子们,怎么办?我可以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吗?万一我有什么意外,孩子怎么办?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没有父亲,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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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倾向于留下来,马上就面临身份的焦虑。访学签证只有一年,就算以疫情为由延签,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在签证到期之前,我必须找到工作或者申请到大学读书。

在国内工作的15年,从来不觉得雇佣合同很重要,当心情不爽时,就会想”大不了跳槽”。而且,有着工作经验,哪怕暂时失业也不至于慌张。可是在国外,雇佣合同成了几乎是唯一重要的法律文件,而且有时间紧迫性,涉及到能否再及时延签以及在德国合法居留。它成了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对自己说,只要有一份雇佣合同,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做。我急于摆脱在异国他乡的不确定性,太渴望稳定下来了,因为它意味着安全,能让我瞬间冲破那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像很多新移民一样,我是那么焦虑,而那种焦虑是那么容易被人识别。2020年夏天,在花园吃晚饭时一个邻居坐过来闲聊,我问起他如何在德国找工作。他显得很体恤地说,他会帮助我,一步步地在德国安顿下来。首先是解决住房问题,毕竟在柏林很难找到长租合同。他买了新房,我可以随后搬进他现在所租的公寓;然后,如果我通过了德语Telc B2的考试,就可以去他所在的公司上班,而且是无期限的工作合同。他的一番话,听上去像仙人指路一样,轻易地“渡我过河”,到达“安居乐业”的彼岸。

从那以后,我开始上德语课,疫情期间只能线上听课,每天起码有8个小时的上课和复习。很多个夜晚,孩子们入睡后我就在餐桌上写作业,写到深夜就坐着睡着了。6个月以后,我撑着僵硬酸疼的腰背,一次性过了Telc B2的考试,而通常这最起码需要一年。那一份无期限的雇佣合同,像诱人的鱼饵抛给了慌不择食的鱼,只要咬上去,就能永久地解决身份的焦虑,我只能竭尽全力。几个月后,我上岸了,而且办公室就在我家附近,一切都像天公作美,我感慨自己的幸运。可是,有一天,那个男邻居——也是我的上司之一说,他要带我去做有happy ending 的按摩。作为女性,我感觉到职场上的性骚扰,而那个职场是我很费劲才爬上去的码头。可是,我不想失去自由,就是挺直腰板,无欲则刚的自由。2008年向《财经》杂志求职时,我经历了一整天的笔试和面试。很多年后,我问当年面试我的副主编张进,我既不学新闻,也完全没有新闻的工作经验,为什么录用了我?他思考了片刻,眯起眼睛,未言先笑,“面试的时候,你不卑不亢,我觉得这是一个新闻人的重要特质”。我不知道自己身上是否真的有那样的特质, 既然张进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而我的后半生无论如何也都要不卑不亢,才对得起他。

入职两个月后,还没过试用期,我收到了柏林工业大学的offer,是为期一年的欧盟能源法和国际能源法专业的MBL项目。气候保护是德国社会的重要议题,已经融入了大众的生活方式。我当时想,也许学完欧盟能源法就能找到工作。尽管仍然是未知数,我仍然决定辞职,再次把自己扔进巨大的不确定性里。

拿到大学通知书后,我和幼儿园的园长及老师谈了读书及育儿的冲突,请求得到帮助。两位女士当即表示会全力支持,并且鼓励说,“你做得到的,女性也可以很强大。” 我填了一张表格,向政府申请将两个孩子的托管从下午4点半延长到6点,以及将上学的时间从8点提前到7点。我把政府福利券交给了幼儿园和学校,它们将据此得到政府额外的财政支付。在柏林,幼儿园和1到3年级的课后托管是免费的;从4年级以后,根据家庭收入,家长需要支付小部分的费用。这意味着,从早晨7点到下午6点,整个白天是政府育儿,无论学费还是午餐都是免费。另外,无论移民还是德国公民,每个孩子在18岁前每个月都可以得到250欧元的儿童津贴,可以覆盖基本的生活需求。

托管班(Hort)是德国政府提供的托管服务,包括照护和免费的兴趣班。政府网站上解释了政策的初衷:“学生按需得到不同的照料。目标是让学校成为学习和生活的地方”。孩子的生活权利,被德国立法者开门见山地明确下来,它保障了我在柏林兼顾照料儿女和读研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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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骑着自行车在火车站和孩子们的学校之间疾驰。那是一辆很老旧的二手自行车,暗红色的油漆都掉得有点斑驳了,相对于我的身高,它显得太高太笨重。坐上车之后,哪怕把座椅调到最低,我的腿都不能着地。我不会开车,打出租车又太贵,坐公交车也很贵。最初的三年中,在这个异国他乡,那辆有儿童座椅的老车是我忠诚的“战马”。

读书那年,早晨7点多就要把儿子放进后座送往幼儿园,8岁多的女儿骑车跟在身旁。把孩子们送好,我急急忙忙地骑车赶到火车站,把自行车锁在附近,再乘火车到柏林工业大学上课。全天的硕士课程从早上9点持续到下午5点,我总是在放学时第一个冲出教室,小跑着去赶火车,再骑车去接孩子们放学。儿子很多次哭着责备我,因为妈妈总是让他成为幼儿园里最后回家的孩子。我承诺他,如果妈妈不用上课,不用写作业,他一定会是第一个被接走的孩子。可是,那样的情景确实很少发生,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写一篇论文或者参加考试,每次的成绩又会影响到是否有资格写毕业论文。我很想在孩子不在家的时候专注学习,但事实上也很难实现。毕竟还要买菜,做饭,洗衣服,拖地,搞卫生,回复孩子学校的邮件,带孩子们去各种医生的预约,参加他们朋友的生日party, 生活被撕得七零八碎。到了冬天,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从10月到来年5月,柏林的下午四点天就黑了,大部分都是昏暗寒冷的阴雨天,日复一日,漫长得挑战人类的耐心。雨天路滑骑车,每年冬天,我都会马仰人翻几次。幸好,儿童座椅上有安全带,儿子戴了头盔,就算倒挂金钩,也不至于受伤。在我的自行车后座,儿子从两岁半长到了五岁。

读书——毕业后找工作——申请工作签证,这是我的三部曲计划。2021年底,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完成硕士论文,却恰逢德国新一波新冠疫情来袭。我和儿子都再次感染,在全身疼痛、咳嗽发烧一个多星期后,我申请了论文延期。等到重新启笔时,又感染了流感;流感病愈后,就到了学校的秋季假期。孩子们无学可上,我需要一天三顿地做饭和陪伴。毫无意外,我的论文没通过,需要重写。没有拿到德国学位,找工作就更难了。我只好延签学生的签证。延签的时候,外国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随意说了一句,“这是最后一次了”。尽管我知道,按照法律,那是吓人的废话。那个人可能只是心情不好,说了一句无心的话,却足以让我惶恐。

身份焦虑就像悬在头顶上的一把利剑,时刻担心它会掉下来。我很着急地去解决它,无法忍受生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里。于是,焦虑成疾导致了身体的虚弱,而我却不自知。早上,总是急急忙忙地给孩子做早餐然后赶去学校,而我自己却来不及吃东西,甚至没喝上一杯水。2022年5月的某一天,送完孩子们去上学,我在学校门口感到天旋地转。身边的朋友帮我叫了救护车,我平躺在人行道上,看着蓝天上漂浮的白云,像被撕开的稀薄的棉球。救护车来了,两个强壮的工作人员把我扶进轮椅,升上救护车。那一刻,我的情绪无比放松,笑呵呵地对他们说,如果我的丈夫是个医生多好啊。他们很疑惑地问为什么? 我回答,“我会觉得很安全。”

叫救护车的经历让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失去了对身体的自信。害怕一个人做任何事情,害怕陌生的环境,不敢独自去拥挤的火车站,不敢独自坐地铁,甚至去超市买菜的时候,也怕一个人在超市晕倒,因为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帮助我的成年的熟人。可是,以前在国内做记者时,我习惯独自采访,无论多么偏远;在过去十年,我也是一个人带着孩子横渡地球。没想到,来德国后,变成一个畏惧出门的病人。后来,我去看心理医生。我问他,在咨询期间我可以从书包里拿一片面包吃吗? ? 叫救护车的经历使我害怕饥饿,担心血糖太低,所以书包里随时放着面包和巧克力。我变成了婴儿,每两个小时就问自己,“我饿了吗?” 心理医生告诉我,世界上有很多人对事物有依赖,相比于酒瘾和毒瘾,我对面包的依赖简直不值一提。只要能让自己放松和觉得安全,就随便吃面包,想吃就吃。但是,如果所担心的事情没发生,就要记得给自己买一个冰淇淋,这是鼓励和提醒自己,担心只是担心,不是事实。最后,当我们谈到对陌生的恐惧,心理医生问我,万一我又在大街上晕倒,难道只有熟人才会施予援手吗?我想了想,回答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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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ys are long but the years are short. 日子琐碎且漫长,而流年飞逝。美国的好朋友转述这句谚语时,我有着切肤般的共鸣。2023年夏天,来德国五年后我们第一次回国。柏林朋友让我问候家人,行李箱里装着他们的回乡礼物。在柏林这个城市里,我再也不是孤魂野鬼。回国前,有其他邻居帮忙在花园里替我找到了另外一个公寓,无期限租约且价格低廉,这意味着我可以像很多德国人一样,不用担心涨房租,不用担心突然被房东无理由地赶走,而孩子们可以在这个房子里有完整的童年,我可以在这个房子住到生命的尽头。那是我们在这个花园里的第四个公寓。四年里搬了3次家,每次都是因为短期租约到期。搬家时,德国朋友汉尼斯、伊朗同学阿里、瑞士的朋友山姆,中国朋友星月、睿和达海等很多朋友都来帮忙:开车运家具,安装二手的高低床,给地下室搭建货架等等。邻居孩子们也来帮忙了,和我的两个孩子用黑色的垃圾袋,像蚂蚁搬家一样运输杂物。房子里没有家具,真正的家徒四壁,只有四个昏黄的20瓦的灯泡,厨房则连橱柜都没有,空空荡荡的。众人一起,用爱和友情帮我们建起了温馨的新家,终于可以安居。

至于乐业,又是一个偶然。2023年的秋天,汉诺威的朋友莉娜来借宿。夜里,我们坐在厨房餐桌的小沙发聊天。我向她请教找工作的方法,因为我始终没学会使用领英linkedin,不习惯在网络上推销自己。我们讨论了很久,最后的结论是,我最爱的还是写作,没必要为了摆脱身份焦虑而把自己的时间和生命卖给不喜欢的工作。她说,做自由职业者挺好的,在家里写作时间相对灵活,还能照顾孩子。我说,一直没考虑做自由职业者,害怕没收入保障,没合同保障;在大街上看到流浪汉时,就害怕那是自己的未来。她说,事实上没有一份工作会有永久的保障。德国市场上有很多项目制合同,都是一年或者两年,期满就重新找工作。很多中年人都是这样活着,是很正常的职场状态。德国也有灵活工作制,很多人会选择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为公司打工或者只工作一半的时间,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同,可以很多元化地谋生。我被她说服了。于是,找了中介公司,帮忙申请了自由职业者的身份。

去拿新的居留证那天,是清晨七点多。我忐忑不安地在柏林外国人管理局的办公室门口等待。最后,顺利地当场获得批准。我如释重负,精疲力尽地走出办公室。经过走廊,中介请我们停下来,想拍照为她的网站做宣传,让我举起护照,展示胜利和喜悦。她拿出手机的照片,给我看以往客户的笑脸,他们都不是白人。那一刻,我心里升起一股悲凉,原来在她的眼里,我和来自阿富汗和叙利亚的客户是一样。可是又一转念,为什么我以为自己和他们不一样呢?我凭什么自恃是中国人,就会多了一些骄傲呢?离开故土,在陌生的土地上,开荒播种,放下前半生的荣辱,在身心上重构自己——我和他们是一样的。

有一天,我和孩子们在家里吃饭,各自分享着当天的生活。儿子说,班上有个同学很让人讨厌,问他“你的妈妈是干什么工作的?”儿子没有搭理他。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的焦虑传递给了孩子们。关于失业的困境,关于努力想在国外留下来的身份焦虑,我从来都没敞亮地和孩子们沟通过。而这一切,都不应该让我们蒙羞。我放下筷子,认真地对儿子说,可以告诉他,你的妈妈是记者,是自由撰稿人,同时还是在继续学习法律的学生。没有几个人像你的妈妈一样勇敢,在40岁的时候重新回学校读书。你完全可以为妈妈感到骄傲。

儿子怯怯地,尽量不伤害我自尊地问,“自由撰稿人,那是不是说,我们会很穷?”

2023年9月,为了撰稿我去哈勒(Halle)的马普所采访人类学家项飚。在做准备时,我读了他的书和一些论文。“把自己作为方法”是他提出的方法。那天夜里,这个学术概念突然让我有了思想解放的感觉,像在黑暗里看到了烛光。“自己”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人生这个巨大的实验室,人生的悲欢离合,在里面进行不停歇的化学反应。这个过程就是永不停歇的不确定性——我接受了,终于在这块新土地里冒出了一片小小的新芽,它挺直腰板的姿态,是我没有放弃的自由和尊严。

Lola|历史的唯一出口

12 December 2024 at 02:20

要说区分粉红的方式,其实是一个人是否走出爱国主义教育强行制造的那种创伤。 走出来的人,是因为承受了真实的来自政权的强暴,并试图改写幼年时期错乱的创伤记忆。 没走出来的人,是一边承受着强暴,一边用错误的创伤叙事错乱地攻击不存在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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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树被关押 by lola

最近街上的树都亮灯了,尤其是商场的建筑物,一改平日的风采,完全变成圣诞灯光缀满的城堡。就连去看演出的时候,舞台上的歌手也频频祝 Merry Christmas,到处都是圣诞活动,各种各样的感谢祭,大家热情高涨。

我回想在中国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这样过过圣诞节,没有这么洋气——说到这个词,到底是怎么变成“崇洋媚外”的“洋”,也很神奇。小时候还互送苹果,然后就被学校勒令禁止了。中国的很多事,等察觉的时候已经是扎得很深的一根根刺,再挑出来很麻烦。有时候太深了,几乎长进了肉里。

有一天晚上去看演出,经过街上一些诸如“黑船屋”之类的招牌,伴侣突然说道:之于中国人,可能就像是“八国联军屋”一样的名字。我失笑,继而沉默——想都不敢想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们聊,日本人是怎么看待“黑船”、拥有怎样的历史观,他们并不恨美国。我想起之前去看资生堂的一个跨越百年的品牌展览,有一段时期的产品受美国文化影响很深,人们也乐于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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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历史的唯一出口
作者:Lola
发表日期:2024.12.10
来源:Matters
主题归类:小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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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时期,我记得香港中学文凭试历史科考试中,其中有一道题这样问考生:“ ‘1900-45 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当时被中国网友愤而围攻,吵上了热门搜索,至于中国媒体肯定也有固定立场,最后是以香港教育局批评该试题收场,称“严重伤害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的感情和尊严”。

我对这个考试题没什么特别的意见,我觉得你当然也可以回答它是错的,但至少也应当允许有人谈论它可能不是错的、允许历史有其他的出口。

这场舆论伴随着对“反送中”抗议的镇压结束,算是一个时代无奈落幕的注脚:不管你什么历史研究都必须先“尊重国民的感情和尊严”——然而这个庞大的不可消化的“创伤”是怎么被赋予给国民的,也没有人敢继续追问和回答,因为只是追问就会“伤害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的感情和尊严”。同时也宣告了,历史的其他出口是不允许存在的。

即便到了今年,多起“无差别”杀人事件密集发生,造成了非常惨痛的代价,也没有人觉得它是有根源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即便不说那些经济下行、社会压力导致之类的话,有好几起触目惊心的案件是对准了“日本人”这个关键词,我不知道这样还怎么能被称作“无差别”。

前段时间观察到台湾的网路空间在讨论宗教和心灵团体,因为有一个很著名的心灵团体因涉嫌犯罪正在被调查,而有一个 YouTube 网红被指发布的新视频很怪,于是被网友说像是加入了该团体,一时间沸沸扬扬。

但我就想到,在中国,我们根本谈不了“身心灵”,一般称“传销”、“洗脑”,但都是涉及到经济诈骗、一定份额的经济纠纷才能被这样定义,平时就是灰色的,不可谈论的部分。像杨永信“戒网瘾中心”事件,就至今没有一种定义,所以它可以继续换汤不换药地存续着。

如果非要说“邪教”,这种伤天害理的怪东西,那么短视频平台抖音就有很多,而且几乎不需要到“创设教义”这种程度,有的骗子甚至拍视频说自己正在被日本人追杀,就会有很多中国网友信以为真、给他打钱。

历史的唯一出口就是这滔天的恨意,什么罪恶都可以往上叠加,轻松抵消。

只是这恨意还不是普通的恨意,如果重新审视“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什么鬼东西,可能就不会轻描淡写地说“国庆”只是一个假期了。它是对年幼无知的儿童采取了“性侵犯”、“肢解”等叙事强暴,使人受到残酷的心理创伤而选择“和祖国站在一边”,因为该“教育”恐吓它,若非如此,前者就是下场。

要走出这种创伤,说实话非常困难。有的人完全就是一边正在遭受政权强暴,然而采取的创伤叙事却是幼年被灌输的这种错位的叙事。使得他“分不清敌人”,于是反复错乱攻击——不攻击他人的话,自我内部就会在顷刻间崩溃,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起、每个人都能顺利重建价值的。

这种情况老实说我不知道如何解决。强大的心理咨询师可能也感到震撼。而且它并非出现在若干人身上,而是整个国家的国民,整整好几代人。

2024 年 12 月 2 日

【朋友圈】山西和顺县“收留”女硕士事件时间线整理

12 December 2024 at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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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朋友圈】山西和顺县“收留”女硕士事件时间线整理
作者:佚名
发表日期:2024.12.11
来源:朋友圈
主题归类:人口拐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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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消息均来源于新闻媒体、政府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官方账号、寻亲志愿者朱玉堂个人微博号,等有可信度的来源。

1979年 卜某出生。
2008年 卜某研究生毕业,获得工学硕士学位。但她因为未及时更换二代身份证,无法考博士。后来,卜女士患上精神分裂症,家人到学校将其接回,在送医治疗一段时间后,出院在家休养。此后,卜女士离家失踪,从此杳无音讯。家人曾四处寻找卜女士并报了警,但一直没有她的任何消息。这一晃,就是十余年过去。
2024年
据寻亲志愿者朱玉堂陈述:

11月20日,有一个名叫“小核桃”的女士(即张某侄女)找到朱玉堂,说她二婶找不到家了,希望朱玉堂可以提供帮助。
11月25日,上午,朱玉堂和一束光马小马老师从山西新洲驱车赶到和顺县青城镇石叠村,发现花花的健康状况很不好,立刻把花花接到了县城去住。经过晚上长达两个小时的沟通,花花写出了一些文字,其中包括她的亲人、导师与闺蜜的名字,被朱玉堂等人迅速拿去核实。她写下的还有地名、学校、专业等信息;还有一个“跑”字,写在这页纸的最上面。
11月26日,早上,和顺县青城镇派出所的民警驱车赶往榆次区,寻找花花的爸爸和哥哥。顺利找到后,进行了DNA采样和比对。晚上,哥哥和妹妹进行了视频通话,并相约第二天来和顺县看望妹妹。朱玉堂提到,花花守着哥哥写出了爷爷的名字,而爷爷在她6岁,哥哥8岁时就去世了。
11月27日,花花及她的两个孩子与哥哥相见。双方商定好礼拜六(11月30日)回榆次区与亲人重聚。
11月30日,花花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榆次区。据朱玉堂说,当时回家时的场面非常隆重,一大家子人全部都来了,长辈们也给了两个小孩见面礼。回家后,哥哥在和爸爸商量以后,非常迅速地把花花送到了山西省精神卫生中心进行治疗。
目前花花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入院后,她的闺蜜周小利还有燕山大学校友会等也陆续联系上了朱玉堂,表示愿意鼎力相助。

朱玉堂同时提到了户口问题:户口因为15年过去在学校注销,没有迁回榆次区,哥哥现在在办手续,目前因为准备的资料不全,户口还办不下来。

官方通报:

12月3日,23时许,和顺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
“近期,我局青城派出所民警在社区警务工作中发现,和顺县青城镇土岭村居民卜某(女)不能准确表述自己的身份信息,派出所民警在山西及周边省市开展了大量核查比对工作,成功于11月26日与该女子父亲卜某贵(晋中市榆次区居民)取得联系。经警方确认,卜某(女)系卜某贵直系亲属。
经初步调查,卜某(女)于2011年5月从家中走失,后被山西省和顺县青城镇居民张某收留,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调查中。”

12月9日,大河报《看见》记者联系到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委宣传部,对方称,针对网友提出的此事的相关疑问,他们正在调查中,要等一下官方通报。随后,《看见》记者联系到和顺县民政局,该局工作人员称,他们之前也不了解当事人的情况,“刚给予了救助”,至于县民政局是否正在调查此事,对方称“我们没有收到什么指示”。
当天上午,和顺县青城镇政府有关部门回应记者称,目前是警方在调查此事,他们也是以警方的调查结果为准。随后,记者多次拨打和顺县警方的多个公开电话,均未接通。

大皖新闻也在9日发布文章:
“根据寻亲志愿者朱玉堂通过网络透露的消息,被收留女硕士花花已经被家人送往太原医院接受治疗,检查结果称花花严重营养不良,医生建议多补充蛋白质。收留者张某也已接受当地警方的询问和调查。
近日,大皖新闻记者驱车赶到和顺县青城镇土岭村,以暗访的方式对花花生活多年的村庄进行了走访。在村民的指引下记者看到,花花居住的房屋位于村子后方,一层的砖瓦房看起来有些破旧,在房檐下疑似安装有监控摄像头,整个村庄四周是连绵不绝的大山,玉米是当地种植的主要农作物之一。
(此处省略采访段。关键信息:
1.张某对“收留”过程含糊其辞;2.没有拘禁和施暴行为;3.和花花没有结婚证但办过酒席;4.家里很穷,一年就挣两万块左右;4.两个孩子大的6年级,小的2年级,同时否认生过6个孩子的说法;5. “(花花)发病的时候她就是骂人、摔东西,不发病的时候她就安静地坐着,她会看电视、有时也找报纸看看。她不跟人聊天,啥也弄不了,饭也做不了,家务也做不了。”)

中午时分,记者在村中走访时发现,村民家中大都房门紧锁,几乎看不到村民走动,记者见到的村民对于花花在村中被收留13年一事大都持回避态度,以不知道为由,拒绝谈论此事。目前,关于这一事件仍有诸多疑问待解。大皖新闻记者将持续关注。(大皖新闻记者 殷志强 余康生)”

12月10日,13点24分,新华社发布通报:
“和顺县联合调查组通报如下。
卜某,女,汉族,现年45岁。200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至2011年期间,因精神异常多次在多家医院接受治疗。2011年5月26日,从晋中市榆次区家中走失。2011年8月,和顺县青城镇土岭村石叠村组村民郭某(女,现年78岁)在本村附近发现卜某,且有精神异常表现,数日后由本村村民张某(男,汉族,现年46岁)带回家中,并育有子女。
关于是否涉嫌强奸问题。经查,张某明知卜某患有精神疾病,仍与其发生关系并生育子女,涉嫌犯罪,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关于是否涉嫌拐卖妇女问题。经走访青城镇土岭村石叠村组及周边村村民,2011年7至8月间,卜某曾独自在青城镇土岭村石叠村组及周边多个村停留10余天,有精神异常表现。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卜某被拐卖的线索和证据,公安机关仍在深入调查。
关于是否涉嫌非法拘禁等问题。经走访石叠村组多位村民,卜某在村生活期间,精神疾病症状明显,但也常独自外出购买零食,未发现其离村出走的情况。是否涉嫌非法拘禁及其它违法犯罪,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调查。
对其它涉嫌违法犯罪、失职失责等问题,和顺县将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后续调查情况及时通报。
目前,卜某已住院治疗。对卜某及其子女,和顺县将积极开展帮扶救助。后期根据案件处理情况,依法确定其子女的监护责任。(记者:孙亮全 王劲玉)”

其他:
微博时间线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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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件:

张某的的抖音账号(账号曾用名:花花,抖音号697058535)分别在11月28日和12月2日发布了两则花花相关的视频,其中一则标题为“我爱我的老婆”,疑似在打造好心人人设,为直播带货造势。根据直播历史回顾,他从11月28日到12月3日每日都开了直播,橱窗里也上架了190余件商品。是否有带货行为暂时还未得到确切证据。现在该账号已改名,并删掉了之前的视频。
张某侄女的抖音账号(现用账号名:正义感,曾用名:小核桃寻亲记、小核桃妈妈,抖音号xiaohetao18196)现已设为私密,目前可靠的信息是,她在12月3-5号开了3场直播。此前她也一直在高强度做直播。12月9日出现词条“#收留者侄女直播带货#”,推测她最后一次在12月8日下午直播(因为最广为流传也几乎是唯一的一段直播切片上显示的时间是下午1:40,而带该词条的微博我找到的最早的是13:29)。她在直播中多次提供了很多信息,但很多已经搜不到了。现在已知的有:
隔壁的光棍经常翻墙去找花花。
花花一共生育了三个孩子,有一个送人了。
“十五年前,我二婶来和顺县讨吃要饭,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别人见了我二婶又打又骂,也不给一口饭吃,我家是好心人,给了我二婶一口饭吃,二婶就不想走了,也报了派出所,没找着(花花的亲人),刚好我二叔缺个老婆,两个人就走到了一块。之后也去和顺县广播站播过,政府和派出所都挺积极配合的,也采过DNA,还是没有找到。”

导筒directube|奉俊昊、文素利等2500多名韩国电影人联合声明:罢免并逮捕总统尹锡悦

7 December 2024 at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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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奉俊昊、演员文素利等2500多名电影人敦促罢免和逮捕尹锡悦总统

7日,电影人全体发表了内容为"罢免内乱罪现行犯,尹锡悦,请拘留"的紧急声明和联名结果。

电影人在声明中说:"用人文学常识根本无法理解的事情,再怎么动员电影想象力也只能是妄想的事情在现实中发生了。如果是有常识的国民,一定要在法律判断之前先得出以下结论","’尹锡悦是大韩民国存亡中最危险的存在,让其辞去总统职务只能是守护民主共和国的最紧急课题’"。

他接着说:"在过去的 尹锡悦 总统执政期间,我们电影人一直指出单行式政府的电影预算案的不便和不当。法律明示的权限–电影振兴委员会和文化体育观光部的预算编制案因"尹锡悦"的单行式暴行而搁浅。如果在野党试图弹劾国务委员和处理预算案等是紧急戒严令的根据,那么反国家势力就是尹锡悦本人。"

电影人还表示:"克服最近的混乱状况,克服大韩民国地位下降的第一前提条件是停止尹锡悦的总统职务。如果弹劾是最快的途径,就应该选择弹劾,除此之外,如果有可以罢免的方法,就应该找到最快的途径。通过现场直播向全世界公开内乱罪现行犯的尹锡悦和国防部长官等戒严势力的拘留和定罪,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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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奉俊昊、文素利等2500多名韩国电影人联合声明:罢免并逮捕总统尹锡悦
作者:导筒directube
发表日期:2024.12.7
来源:微信公众号“导筒directube”
主题归类:韩国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对于执政党,他表示:"我警告那些为重新创建政权而埋头于政治工程的国民力量国会议员。现在立即停止违背常识、无法控制的、大韩民国第一危险因素、内乱首领 尹锡悦 的总统职务才是大韩民国的生存之道。国民决定把政权交给谁。是作为内乱的同谋者载入史册,还是把国民的生命和安全放在首位的政治家,请自己做出选择。"

电影界人士纷纷表示:"现在对于韩国的电影人来说,尹锡悦不再是总统。这只是内乱罪的现行犯。迅速停止 尹锡悦 的总统职务,罢免、拘留。"

本月5日下午5时至6日午夜,约30个小时的联名活动共有77个团体和2518人参加。电影导演奉俊昊、边英珠、梁益俊、郑智英,演员文素利、赵贤哲、姜东元、全智贤、孙艺珍等榜上有名。

以下为要求"尹锡悦"下台的全体电影人紧急声明全文

12月3日晚10时22分,现任总统宣布实行紧急戒严,时隔2小时30分,国会通过解除紧急戒严决议,至今已经过了两天。宣布违法违宪的紧急戒严、让人联想起军部独裁的紧急戒严布告、在国会表决3个小时后才以国务会议议决法定人数没有成功为前提发表的紧急戒严解除、甚至怀疑行政部系统是否正常运转的一系列过程,再加上12月4日"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的理由是为了向在野党传达警告信息等荒唐的报道接连不断。

目睹宣布非常戒严的大多数国民的第一反应就是"疯了吧?"

电影人也大同小异。用人文学常识根本无法理解的事情,无论动用多少电影想象力,都只不过是妄想的事情在现实中发生了。如果是有常识的国民,一定要在法律判断之前,做出以下结论是很自然的。他说:"大韩民国存在的最危险的存在是尹锡悦,让其辞去总统职务只能是守护民主共和国最紧迫的课题。"

已经与韩国建交的大多数大使馆都向滞留或以滞留为目的访问的本国国民发出"危险"警告,即使解除紧急戒严,也维持着危险警告。因为尹锡悦这一危险因素还没有消除。

就像政权的政绩一样,忙于宣传的韩流地位已经跌入深渊。海外媒体曾指出,大韩民国民主主义的成长和言论自由是文化艺术领域成长的最大基础,但连日来预测大韩民国的形象下降和访客减少,并进行了报道。担心自己喜欢的大韩民国"艺人"安危的声音接连不断,大韩民国国民也纷纷举报称被拒绝兑换外汇。

蹂躏国会这一宪法机关,向独立的宪法机关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和一系列媒体紧急派遣戒严军,戒严司令部要"处决未复职前公义"的措施,再加上令电影人愤怒的是"所有媒体和出版都受到戒严司的控制"的戒严司令部布告令第3项等国民基本权利的限制。

大韩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使用"言论自由"的明确表述,但统称为在宪法中保障良心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学问和艺术自由等的"言论自由" 换句话说,尹锡悦是在深夜"全面实行违宪的黑名单"。只听到现任法务部监察官表示"不能接受戒严"并立即提出辞呈的报道,除了现任国务委员任何人表明辞意的报道外,没有迹象表明是为了对抗违法的戒严,维护国民的生命权而行动的。明明白白地证明了黑名单的工作原理和根据指示和命令进行没有灵魂的事情的辩解是多么虚假。

在过去"尹锡悦"总统执政期间,韩国电影人一直指出单行式政府电影预算案的不便和不当。法律明示的权限–电影振兴委员会和文化体育观光部的预算编制案因"尹锡悦"的单行式暴行而搁浅。如果说在野党试图弹劾国务委员和处理预算案等是紧急戒严令的根据,那么反国家势力就是尹锡悦本人。有良心的公职人员就反问吧!自从民主主义稳定以来,没有人像 尹锡悦 那样凌驾于企划财政部和所有政府机关委,随意编制预算?

克服最近的混乱状况,克服大韩民国地位下降的首要前提条件是停止"尹锡悦"的总统职务。

如果弹劾是最快的途径,就应该选择弹劾,除此之外,如果有可以罢免的方法,就应该找到最快的途径。通过直播向全世界公开内乱罪现行犯的"尹锡悦"和国防部长官等戒严势力的拘留及定罪是不可妥协的。

在此警告为重新创建政权而埋头于政治工学的"国民的力量"国会议员。现在立即停止违背常识、无法控制的、大韩民国第一危险因素、内乱首领 尹锡悦 的总统职务才是大韩民国的生存之道。国民决定把政权交给谁。是作为内乱的同谋者载入史册,还是把国民的生命和安全放在首位的政治家,请自己做出选择。

现在对于大韩民国的电影人来说,"尹锡悦"不再是总统。这只是内乱罪的现行犯。迅速停止 尹锡悦 的总统职务, 罢免、拘留!

部分内容来源:每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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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余名韩国电影人完整联署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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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人民日报|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

5 December 2024 at 22:37

CDT编者按:1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评论文章《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文章提到“该改的没有改,不该改的又改了,这样的改革必然会失败甚至犯下颠覆性错误”。该文在微博、推特平台上均引发了网民热议,有网民讽刺“涉及权力坚决不改”,也有网民批评“说了一大堆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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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全宝《人民日报》(2024年12月05日 第 09 版)

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改革,首先要明确改什么、不改什么,否则就可能南辕北辙,产生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强调“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体现了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综观历史,有的改革能够有效解决社会重大矛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的改革反而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国家分裂,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能否准确把握改什么、不改什么。该改的没有改,不该改的又改了,这样的改革必然会失败甚至犯下颠覆性错误。我们的改革历来都是有方向、有原则的。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澄清了思想谬误,校正了改革开放的方向。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阐述这一问题,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强调“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该改的坚定不移改,不该改的不改”,足见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新时代,正是因为坚决做到“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中国式现代化才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向前推进、展现广阔前景。

什么是不该改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改革中守正的内在要求,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再过多长时间也不能改。为什么这些都是不该改的?因为这些都是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如果在这些方面动摇了,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而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那改革就会严重脱离中国国情,就会有“改旗易帜”“改变颜色”的危险,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我们不能为改而改,不能稀里糊涂地改,在“不该改的不改”这一点上必须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

什么是该改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这就明确了什么是该改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该改的坚决改、改到位。要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只要是符合这个总目标的,是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的,都要下定决心、铆足干劲,一心一意去改、一项一项去抓,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通过不断创新,有效解决阻碍发展的堵点难点问题,推动改革向纵深推进。

守正就不会迷失方向,创新就不会停滞不前。坚持守正创新,把该改的、能改的改好、改到位,把不能改的坚决守住,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必能激发改革的强大活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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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
作者:人民日报
发表日期:2024.12.5
来源:人民日报
主题归类:政治改革
CDS收藏:老大哥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推特网友评论:

568854cvh1:中文的重点在后面。

dddd咚咚咚咚:病情严重了,药量要加大。

Momoinsky:说明有压力了,无路可走了。

沉M滴羔羊:几千年的精髓都在这里了。

如水青云:涉及权力的坚决不改…

树20220420:无缘无故的,怎么突然发这个评论。

仇彦英:知道改什么,不改什么,这关乎智商甚至智慧,有点短缺。

李靖之:中文表达的极致:慷慨激昂的说了一堆废话。

twiiiiteruser:总之就是政权第一。

LawYue老岳的Round3:绕口令素材。

Mrpeanut1983: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

良心小散:那就是不改呗。

lam246807g69532:該退下來的不退。

shao1829:和坚决动态清零一样撑不了几天。

MakeIsNotWhite:不该改的一定是包子的地位。

Joelyan4:改和不改,原则只有一个,怎么保护红色江山不变颜色,请参考大清。

ziyouzainali: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毛病不改,积恶成习。

【CDT关注】莽莽|中国人的下沉年代:破产的城市精英与失败的人生重启

5 December 2024 at 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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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国人的下沉年代:破产的城市精英与失败的人生重启
作者:Xiaochuan
发表日期:2024.11.22
来源:微信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
主题归类:中产阶级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CDT编者按:11月22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发布了题为《中国人的下沉年代:破产的城市精英与失败的人生重启》的报道,作者为Xiaochuan。文章记录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经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后,如何面对裁员潮、内卷和不确定的未来。几位受访者中,有人背上沉重的房贷后被公司裁员,有人卖掉房子却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求职环境中屡受打击,有人历尽辛苦拿到新的offer却收到HR发来的“霸王条款”。在经济紧缩和外资撤离中国的背景下,劳动者面对企业的议价权日益缩小。信息的不透明更让普通人难以对经济走势做出准确判断,成了被“时代的灰尘”击中的人。以下为文章的节选内容:

毫无预兆的失业彻底打乱了李嘉明的规划。在原本的人生畅想中,作为毕业于某知名985高校的工科学霸,拥有一份在互联网大企业的光鲜工作, 在一线城市买房、买车,将来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自己和太太每年有一到两次的国外旅行,是李嘉明规划中的完美人生轨迹。

但遗憾的是,现实捆绑着他坠向了完全相反的轨道。

2020年9月,李嘉明所在的南方某一线城市房价罕见地出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松动,彼时的他,以为自己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毫不犹豫地掏空了夫妻二人以及父母、岳父母的钱包,以单价每平米1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上车”(注:中国互联网术语,买到房统称为‘上车’)了一套87平米的三居室。这套房子位于李嘉明公司附近,为了拥有它,他们首付了425万元人民币,接下来每月需偿还2.2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还贷时间30年。

出生于1991年的李嘉明,2016年硕士毕业后,便搭乘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东风,进入一家总部位于某东部沿海省份的互联网公司当程序员,初入职场的他,年到手工资便有30万元人民币。当时,中国政府尚未出台层层管控措施去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因此两年后,李嘉明成功跳槽到发展如日中天的另一家互联网巨头公司,并和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太太一块搬到了这家企业总部所在的一座南方城市,工资相较最初毕业时,也涨了一倍,达到了近60万元人民币。

李嘉明一直以为这种节节高升会是人生的常态,直到裁员到来。

[…]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并没有迎来市场期待的强力复苏,反而一路下滑。虽然官方一直强调中国经济“稳中向好”,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持续处于收缩区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增速疲软,经济陷入通缩。房地产熄火,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引爆了存在多年的地方债危机。为了缓解财务困境,有些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税务倒查,甚至出现了“远洋捕捞”式的异地执法。营商环境持续恶化,给民营企业生存造成了威胁,经济进入恶性循环。这更是直接导致了大量民营企业缩减规模、降本增效, 甚至在政策和市场双重挤压下直接破产,随之而来的裁员、失业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当今社会的常态。 […] 对于裁员,相较李嘉明的彷徨,陈晨显得格外坦然,“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的到来”,她说。

在陈晨被正式下达裁员通知前,外企撤出中国的趋势已愈发明显。据媒体报道,仅在2023年11月,便有多家外企撤出中国,例如思杰系统宣布退出中国市场的所有商业交易,并裁撤南京研发中心的所有员工,趋势科技因地缘政治撤出中国并裁撤大部分员工,德州仪器裁撤中国微控制器(MCU)团队并将原微控制器产品线全部迁往印度。

2024年6月至7月,包括美国互联网巨头微软、日本本田汽车以及日本制铁在内的多家全球知名企业均采取了裁撤在华员工、调整在华业务甚至直接关闭中国办公室的举措。8月,IBM一夜之间关闭了中国的研发中心,据经历此事件的员工表述,3秒钟内,便有超过1000名员工被裁。而叠加上下游产业链的裁员规模,IBM此番的裁员举措导致了数千名中国员工陷入了失业境地。

“世界正在通过这种方式来与中国划清界限”,陈晨说。

[…] “最近几个月的房贷我都是用公司给的赔偿金还的,但是快要坐吃山空了,下个月的房贷能从哪里出我现在都不知道”,陈晨说。

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困境,程亚男在2023年11月,即她失业的第一个月, 便和丈夫下定决心将他们位于上海郊区的唯一住房给卖掉了。

“房价降得太快了,我先生原本不同意卖房,想着等以后房价回升的时候再卖,但是我非常清楚自己在就业市场的位置,这种清醒的认知不允许我卖房的行为哪怕再多等一天”,她说。

最终程亚男以比购入价低70万的价格卖掉了房子。对于她而言,70万人民币是她和丈夫两人的工资在扣除家庭必要开支和孩子的教育经费后,需积攒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拥有的财富。

程亚男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院,作为某偏远省份县城中学第一个被复旦大学录取的学生,她当年的高考成绩在家乡引发了轰动。在村子里的人看来,程亚男已经鱼跃龙门,成功实现了阶层的跃迁。

如今再回想高考中榜时的欢欣雀跃,程亚男不仅感慨:“十年犹如黄粱一梦,到头来我什么都没能留住。我又重新回到了出租房,同时还失去了工作”。

而失业后的状况也确实如她所料,求职之路充满了坎坷。失业半年,程亚男在多个求职APP上投了不少于1000个职位,工资期待一降再降,但收到的回馈却寥寥无几。

“很多HR会问我孩子几岁了,在得知我女儿才两岁还没读幼儿园后,很多人就再也没理过我,我猜测他们是担心我会在孩子身上耗费太多精力,导致无法将自己全部的身心奉献给公司和工作。还有的HR会直接询问我是否会要二胎,即使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也不会再理我。中国女性在职业市场受到的歧视和遇到的困难是外界根本无法想象的”。

[…] 王旭明是微软撤出中国的第一批“受害者”,他原本期待微软在这轮外企撤出潮中能够多挺几年,如果过几年再撤出,他就可以直接退休,但事与愿违。2024年7月15号,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风声,他收到了微软中国办公室的裁员通知。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实现再就业基本不可能了,我今年已经45岁了,没有哪家(中国)企业会再要我,不管我的能力有多强,都无济于事,大家只要35岁以内的”,王旭明说。 而35岁门槛,即辞退年龄超过35岁的程序员的做法,恰恰同样源起于华为。

“所以这倒是个什么世道?处处作恶的公司居然可以在中国活得这么好,更糟糕的是它还引发了其他企业的效仿,然后直接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当牛做马,真是当下中国的时代精神”,李嘉明感慨道。

[…] 事实上,自2021年开始,阿里巴巴上的房屋拍卖数量曾暴增, 但很快,具体的法拍房数量和法拍情况就被平台下架。内部人士表示,下架相关信息是国家相关部门强制要求的,政府担心真实的法拍情况会引发社会恐慌,进而可能会损害国家的统治权威。

但据路透社报道,2023年中国的法拍房数量同比增长了43%。但对于具体的增加数量,因为中国政府信息不透明,不同的研究机构出具的数据也不尽相同。其中,中指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包含住宅、工业、商业等法拍房挂拍数量为79.6万套,而纬房研究院、国信达数据的统计结果是53万套。甚至有消息称,曾担任重庆市市长的技术官僚黄奇帆曾在内部会议中指出,中国当前的法拍房规模已经达到了400万套。

对于这些数据,某知名房企研究院的一位资深研究员表示:“很多人对这一数据不以为然,但如果我们结合中国人口规模和家庭成员模式,不难发现,仅2023年中国便有上百万人陷入了失房困境”。

房子是精英们最后的堡垒,失去房子,意味着他们被挤出了原本的人生轨迹。

[…] 茫然是他们共同的感受。在中国当下宏观政治经济环境中,重启人生更是天方夜谭。“所以我们还能怎么办?难道只能成为新时代的奴隶吗?”他们问。

(节选。请访问《莽莽》的网站阅读全文。)

【重温】看理想|韩国电影中的民主革命

5 December 2024 at 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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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韩国电影中的民主革命
作者:刘瑜
发表日期:2020.9
来源:微信公众号“看理想”
主题归类:电影审查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在政治学中,有一个经久不息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因素引起制度变迁?前面讲民主转型的时候,我提到过,过去两三百年,全球的制度变迁进入一个加速度变化的进程。在古代,尽管王朝不断更替,但是制度却很少发生根本性的变迁,无非是这个朝代姓刘,那个朝代姓李,但是无论姓刘姓李,王朝的权力结构是类似的,制度本身并没有根本性变化。但是,到了近现代,变迁的就不仅仅是王朝,而是制度本身了。这也是为什么当清王朝遭遇西方枪炮时,李鸿章说,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种制度变迁在世界各国逐渐显现出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展成“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彻底改写了世界政治图景。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空前的制度变迁?

原因当然很多。我们前面提到过国际格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简单来说,这个世界的“老大”是谁,深深影响历史的前进方向,因为“老大”会试图在全世界复制自己的形象。经济发展也是常常被提及的一个因素——政治学中有一个理论叫作“现代化”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经济现代化会带来政治民主化,因为经济发展了,资源丰富起来,权力不必高度垄断,民主也就有了物质基础。此外,政治精英的改革魄力也是一个常见的解释—一根据这个理论,为什么会发生转型?因为开明君主高屋建瓴,看清了历史的方向,决定顺势而为。

这些因素当然都非常重要。不过,这次课,我想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观念。在近现代社会,常常是观念的变迁引发制度的变迁——事实上,观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经济利益的考虑、暴力机器的压制、国际格局的约束,撬动制度的变化。可以说,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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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人》剧照

韩国转型:观念驱动的变革

为什么观念变迁对于制度变迁很重要?观念变迁如何推动制度变迁?观念的变迁又是如何发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从一个国家讲起——韩国。确切地说,我想从几部韩国电影说起。

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可能知道过去十几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本国民主转型的电影。我看过的就有四部:《华丽的假期》《辩护人》《出租车司机》以及《1987》。其中,《华丽的假期》和《出租车司机》是讲1980年的光州事件;《辩护人》讲一个本来及时行乐的律师,如何转变为民权辩护人的故事;《1987》则是讲一个大学生朴钟哲的死,如何点燃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决心。

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哪个新兴民主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自己的转型故事。而且,虽然是沉重的政治片,并非什么娱乐片,但是据说,这些片子在韩国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每出一部,就往往是万人空巷。可见,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纪念碑,需要不断重返、朝拜,以此来理解自身并寻找未来的方向。

为什么说这几部电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制度转型的观念根源?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几部电影中的“革命者”是谁。尽管这四部电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司机,有的是公诉人,但是,他们保护的对象,其实都是同一群人——学生。在这几部电影里,学生运动都是电影的背景,但却是汪洋大海一样的背景,他们时刻在窗外、在街头、在电视报纸上涌动,让所有的人无法扭过头去。

事实上,大学生是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其他人,包括电影里的这些主角,都是被动卷入革命的旋涡的。不过,大家想想,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韩国,还是比较贫穷的,而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能上大学的都是什么人?一般来说,或者来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将成为社会精英。所以,如果这些人纯粹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必要去闹革命吗?没必要。他们已经是天之骄子了,像《1987》里面被打死的朴钟哲、《华丽的假期》里的那个学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锦的青年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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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剧照

不但他们个人前程似锦,当时韩国的经济也是蒸蒸日上。我们往往认为,民众为什么会革命?因为民不聊生,对不对?的确,这是很多国家的转型导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印尼的民主转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现。但是,韩国并非如此,很多转型国家都并非如此。韩国在转型前,经济发展态势应该说很好。朴正熙当政时,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是10%。所谓的“汉江奇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时代完成的。

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观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我们诠释世界的“翻译软件”系统。要理解这个“翻译软件”的重要性,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叫“市场交换”,但是在极左观念下叫什么?“投机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两个观念体系里,听上去会成为道义上截然相反的事情。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作“剥削剩余价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诠释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它是我们吸收信息的“意义加工软件”。

具体到韩国当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去与威权政府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根据这种价值体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你观察电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号,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至少主要不是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工资、养老金、物价、就业、住房,等等,而是什么?民主权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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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去观察韩国转型史,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爆发,都是与民主选举有关。1960年的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选举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为全斗焕政变夺权,使得朴正熙之死创造的转型机会被浪费;1987年最终推翻威权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斗焕6月10日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再次幻灭。

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变革。在有些历史情势下,革命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

事实上,这不是简单的韩国现象,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史上很多转型都是如此。当初的美国革命,真的是因为英国王室对北美民众压迫有多深重吗?其实未必。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税比英国本土还要低。那为什么北美要闹革命?“无代表,不纳税”,关键是“代表”二字。当代世界里,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中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而是民众要推翻官僚统治。为什么?正如东德电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为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

从学生到全民:观念的扩散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关于这一点,这几部电影都有清晰的呈现。我们看到,在电影里,运动有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最开始只是学生,但是慢慢地,随着政府暴力的变本加厉,普通的中产阶级、白领、劳工阶层乃至街头的大妈大婶都开始加入。

《辩护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本来唯利是图的税务律师,因为一个朋友的儿子被刑讯逼供,最终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车司机》里的那个司机,《1987》里那个清纯的女学生,《华丽的假期》里面的女护士……也都是本来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不堪忍受国家暴力而加入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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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的假期》剧照

所以到运动的最后阶段,无论是1980年的光州,还是1987年的首尔,都是倾城出动了。大妈大婶给陌生人做饭送饭,司机们免费给伤员当志愿者,加油站让所有出租车免费加油,护士们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救死扶伤……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非常令人动容。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司机们、厨师们、清洁工们、教师们、白领们……都成为“异议分子”,这个国家还怎么运转?所以,全民抗争会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转的成本。

但是,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在《1987》里,公诉人拒绝给火化尸体签字,因为这个学生的死因过于可疑;在《辩护人》里,一个士兵成为扭转案情的最关键证人;在《华丽的假期》里,退伍前军官成为反抗武装的领袖。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很多体制内人物艰难的挣扎和变化过程,所以,鸡蛋怎么可能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中学的子女,在当律师或者记者的同学,在工厂参与劳工运动的亲友……当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迁,这个观念会发生一个“上渗”的效应,软化坚硬的高墙。

这种软化之所以会发生,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韩国人的执着。要知道,韩国的民主运动不是1987年才开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后才开始的。可以说,它断断续续进行了30年。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无数大学生被开除、被殴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仅1980-1987年,就有12万多名大学生被开除学籍,到1986年还在押的3000多个政治犯中,85%是学生。为了进行劳工维权,数千名大学生假扮工人进入工厂,组织工会,一旦被发现被抓,新一波的大学生又跟上,这叫“排队入狱”。在电影中我们看到,有大量民众被殴打、被射杀的镜头,学生被刑讯逼供的情节。所以,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

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我记得1997年,我当时还在国内读研究生,给一个韩国留学生当家教,教他中文,不过,这个留学生年龄比较大了,大概有40岁左右。有一天我给他上课,那天正好是韩国大选的日子,课上到一半,消息传来,金大中获胜,我那个学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动得把我给抱了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三圈。我当时非常尴尬,觉得学生对老师这样不大合适吧。但是今天回想起这个细节,我才意识到,根据他的年龄,他应该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韩国大学生,当年就是在街头被殴打、被喷催泪弹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当时是韩国最著名的反对派,几代韩国人的精神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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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前总统金大中和夫人李姬镐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韩国会有那么多反映转型故事的电影出来,而这些电影在韩国会如此受欢迎,因为这个抗争过程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韩国精神”的一部分。这种几代人添砖加瓦构建出来的民主,和那种短平快的转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门、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韩国不同,共同浇灌出来的民主大树,每个人都很珍惜。说实话,在看这几部电影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电影对历史过于简化了,黑白过于分明了。比如,其实韩国学生运动后期有不少暴力行为,但是电影对此几乎完全没有反映,而电影里的坏人也非常脸谱化,似乎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不过,这些电影可能本来就不仅仅是要讲历史,而是要塑造一个民族的图腾。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话,韩国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们的民族神话。

观念从何而来?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说观念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观念又是从何而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观念状态,更自然的观念状态可能是“过好小日子就行了,谈什么政治”,或者“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观念成了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对此,当然存在很多的解释。比如,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就论证说,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用一句朴素的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了。英格尔哈特也的确用大量的数据展示,大体而言,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民主观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韦尔策尔甚至写过一篇论文,驳斥所谓的“亚洲例外论”,因为根据他的发现,在经济发展带来观念变化这一点上,亚洲并不是什么例外。

但是,就韩国这个个案而言,经济发展的解释说服力有限。的确,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相当的发展,这可能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到80年代,民主观念逐渐从学生向全民扩散。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远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经常会有一些角色表示:韩国经济不够发达,现在还不能民主化。像《辩护人》中的一个海归商人,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诫男主角宋律师:韩国的国民收入至少还要翻三倍,才能启动民主化。宋律师的回答则是: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不这么认为。

相比“经济发展”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是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政治机会理论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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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前总统朴正熙

放在韩国的背景下,尽管自李承晚时代开始,韩国就是威权制度,但这是一个充满缝隙的威权制度。朴正熙的前两次当选,都是通过具有相当竞争性的选举上台的——他在这两次选举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这说明其竞争者有相当的政治空间。1971年议会大选,反对党赢得了44%的选票,同年的总统大选,反对派金大中赢得了45%的选票,这些都显示,韩国当时的政体其实更像是一种混合政体,而不完全是威权政体。

韩国实施完全意义上的威权统治,其实只有几年,就是1972年朴正熙实施“维新宪法”之后。那之后,总统选举从直选改成间接选举,朴正熙的得票率就几乎是百分之百了。也是在这个阶段,政府开始了对公民社会残酷的镇压,包括绑架金大中、给他判死刑,都是这个阶段的事。但是,这样的铁腕统治也就维持了7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后,就大致结束了。1980年光州事件后,政府又做了很多让步,释放一批政治犯,让大批被开除的大学生重返校园,1985年还放开了国会选举。

所以,韩国的民主运动就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在校园里,除了维新宪法那几年,学生会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选出来的学生会成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各种以“学习小组”“兴趣小组”面目出现的学生组织也很多。此外,当时的韩国有宗教自由,教会的成长很快,教会后来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都能看到牧师的身影。工会、农民协会,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是一点点挤出来的,一厘米的缝隙被挤成十厘米,一米变十米……直到新制度从旧制度中破茧而出。当然,韩国民主运动也有低潮期,什么时候?恰恰是政治压制最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没有政治机会,就没有政治运动。

可能有人会问,就算是制度缝隙为民权观念的扩散提供了杠杆,那韩国人的民权观念,最初源头又是哪里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韩国、中国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欧美国家本身,答案都是类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开始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大家都知道,它所缔造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主权在民”。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统治者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后,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民众,所以被统治者驾驭统治者,才是自然秩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史上只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这场“主权在民”的观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这场革命的支流而已。

可能有人会困惑,几百年前的几个白人男子,什么洛克、卢梭,他们怎么就这么能蛊惑人心?这些韩国的学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众,就这么容易被几个西方思想家给洗脑了?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思想者很多,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没有几个。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

或许电影里的学生和教授读过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里面的律师、司机、加油站老板、护土、狱警……哪读过什么卢梭、洛克,他们只是知道,刑讯逼供是不对的,文字狱是不对的,拿着警棍四处打人是不对的,死人不让报道是不对的……这些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让他们慢慢意识到,除非权力结构改变,这些不对是不能被系统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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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剧照

《1987》里面有一段对话,一个女孩劝她所暗恋的男大学生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白日梦了,醒醒吧。那个大学生说:“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可以说,一语道破了启蒙观念的真正起源。那个小女孩当然说不过他,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会想到1000个理由去反驳他:你没想到民主运行的经济条件吗?你没想过转型后的裂痕动员吗?你没想过革命的时机和策略吗?你没想过国家能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吗?……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本文为看理想音频节目《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30讲》第22集的文字稿,作者刘瑜,于2020年9月首发于看理想App。

【CDT关注】中国媒体人董郁玉因“间谍罪”判刑七年,家属声明中文翻译

1 December 2024 at 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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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CDT关注】中国媒体人董郁玉因“间谍罪”判刑七年,家属声明中文翻译
作者:董郁玉家属
发表日期:2024.11.29
来源:董郁玉家属发布
主题归类:间谍罪
CDS收藏:人物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CDT编辑注:北京一法院11月29日以间谍罪判处媒体人董郁玉七年监禁。现年62岁的董郁玉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曾任官媒《光明日报》资深编辑,在一些文章中对当局提出批评,曾获得多项新闻奖。他还曾为外媒撰稿,并在美国和日本的高校访学。2022年,董在北京与一位日本外交官会面时被捕,而后者被短暂拘留后获释。董郁玉家属在声明中说,法庭在判决中将董与日本前驻华大使垂秀夫以及另一名日本外交官的接触作为他与间谍组织特工会面的证据;判决书仅在法庭上宣读,未交给董的律师和家人。董郁玉的家人在英文声明中表示,这份判决是对董多年来撰文批评政府的惩罚,也是对“每一位致力于与世界友好交流的普通中国公民的沉重打击”。CDT将家属声明翻译为中文,文末附英文原文。

关于董郁玉案判决与量刑的家属声明

2024年11月29日

(由董郁玉家属发布)

今天的判决不仅是对董郁玉及其家人的重大不公,也是对每一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中国记者以及每一位致力于与世界友好交流的普通中国公民的沉重打击。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处董郁玉七年徒刑,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司法体系的彻底破产。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对董郁玉定罪,而这一罪名要求检方必须证明被告在明知的情况下为“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行事。

根据庭审中宣读的判决书内容(此判决书未提供给董郁玉的律师或家人),董郁玉会见的日本外交官,包括时任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及现任驻上海首席外交官冈田胜,都被明确指认为“间谍组织”——即日本驻华使馆的代理人。

我们对中国当局公然将外国大使馆认定为“间谍组织”,并指控前日本大使及其同事为间谍感到震惊。

基于法院的这一推论,我们代表全体中国公民想要问一个问题:当局批准垂秀夫担任大使时难道不清楚他的身份吗?为什么在2022年没有以间谍罪驱逐垂秀夫及判决中提到的其他所有日本外交官?

随着董郁玉被定罪,每一位中国公民在与日本大使馆或可能任何其他外国大使馆及其外交官接触时,是否都需要意识到中国政府可能会将这些使馆视为“间谍组织”?中国公民也应清楚,外国外交官在中国法律的定义下有可能被认定为“间谍组织”的代理人。

每一个理智的中国公民都应该对这种推理感到愤怒。所有希望与中国及其人民进行有意义交流的外国人也应感到不安。

董郁玉二十多年来认识了许多日本及美国的记者、学者和外交官。他始终对与外国人士的交流保持透明,并长期充当中外沟通的桥梁,增进了中国与驻华日本、美国外交和新闻界的理解与交流。

董郁玉正因其在新闻工作中展现的独立性而遭受迫害。在被拘押之前,董郁玉就因发表文章而多次承受巨大压力,我们认为此次针对他的指控只是进一步加深迫害的借口。

董郁玉还因为其与外界保持原则性接触而成为攻击目标。他曾获得日本和美国多所大学的奖学金,其中包括享有盛誉的哈佛大学尼曼奖学金,但这些经历却受到中国当局的高度关注。这些当局暗示,这些奖学金是外国政府对董郁玉“服务”的回报。中国互联网上的水军甚至把尼曼奖学金当作“美国间谍”的证据,还列出历届中国籍尼曼学者的名单,呼吁当局逮捕他们。

这些指控完全荒谬。然而,这些指控连同今天的判决,为成千上万曾在海外参与学术或职业交流的中国学者和专业人士敲响了警钟。任何这样的奖学金现在都可能被中国法院认定为外国势力的“报酬”,并作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证据。

董郁玉被拘留多年的事实已经对中日关系产生了寒蝉效应,而今天的判决可能会不可挽回地破坏两国高层关系。

董郁玉的定罪实际上宣告了“民间外交”的终结,而这种交往方式是中国当局一向标榜的。

正如去年多位知名学者和记者在呼吁释放董郁玉的公开信中提到:“如果中国记者、学者或外交官与外国同行的会面可能被用作证据证明中方从事间谍活动,那么谁还愿意来中国与他们交流?”

答案是:“没有人。”而中国当局今天给出了明确的回应。

对于过去几年里关心和支持董郁玉的人们,我们深表感谢。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时期,你们的帮助和支持是无价的。和你们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也未能亲自见到董郁玉,只能通过他的律师——莫少平先生和尚宝军先生——了解他的情况。在此我们也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通过每月一次的律师会见,我们得知董郁玉一直坚持每天做200个俯卧撑和200个腿部抬举,他的精神状态依然高昂。他知道自己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广泛支持,并对此深表感激。

尽管今天的判决丝毫无损于董郁玉在国际社会中知晓他工作价值的人的声誉,但中国国内的宣传无疑会误导他的同胞,而董郁玉为他们奋斗了一生。他现在将在国内被污名化为“叛国者”,而不是被视为一名始终为建设更美好中国社会而奋斗的人。对董郁玉爱国之情的无端攻击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将全力支持董郁玉对判决的上诉。

Family Statement on Dong Yuyu’s Verdict and Sentencing

29 November 2024

(Issued by the Dong Family)

Today’s verdict is a grave injustice not only to Yuyu and his family but also to every freethinking Chinese journalist and every ordinary Chinese committed to friendly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Sentencing Yuyu to seven years in prison on no evidence declares to the world the bankruptcy of the justice system in China. The Beijing No. 2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convicted Yuyu of espionage, a crime that requires that the prosecution prove that the defendant knowingly acted on behalf of “espionage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agents.

According to the judgment, which was read in court but not shared with Yuyu’s lawyers or family, the Japanese diplomats he met with, including then-ambassador Hideo Tarumi and current Shanghai-based chief diplomat Masaru Okada, were specifically named as agents of an “espionage organization,” which is the Japanese embassy in Beijing.

We are shocked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ould blatantly deem a foreign embassy as an “espionage organization” and accuse the former Japanese ambassador and his fellow diplomats of being spies.
Given this reasoning by the court, we simply want to ask on behalf of all Chinese people: Didn’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to approve of the ambassadorship of Mr. Tarumi? Why did China not expel all Japanese diplomats, including Mr. Tarumi and everyone else named in the judgment, in 2022 for spying on our country?

With Yuyu’s conviction, every Chinese citizen, when dealing with the Japanese embassy—or perhaps any other foreign embassy and diplomat—will be expected to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y consider those embassies to be “espionage organizations.” Chinese citizens should also know that foreign diplomats are potentially agents of “espionage organizations” under the meaning of Chinese law.

Every sensible Chinese citizen should be appalled by this reasoning. So should every foreigner who wishes to meaningfully engage with China and its people.

Yuyu has known numerous Japanese and American journalists, scholars, and diplomats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He is always transparent about his exchanges with foreign contacts and has long served as a bridge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China-based diplomatic and journalistic communities from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Yuyu is being persecuted for the independence he has demonstrated during a lifetime spent as a journalist. Even before his detention, Yuyu had faced tremendous pressure numerous times for the words he published, and we believe the charges against him were an excuse for inflicting more pain and punishment.

Yuyu is also being targeted for his principled engagemen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His fellowships at Japanese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he prestigious Nieman Fellowship at Harvard, were under intense scrutiny by Chinese authorities. These authorities suggested that foreign governments were paying Yuyu for his service by awarding him these fellowships. Chinese Internet trolls pointed to the Nieman fellowship as evidence that Yuyu was an American spy. Some even provided a list of all previous Nieman Fellows from China and called on the authorities to arrest them all.

These charges are patently absurd. But the accusations, along with today’s outrageous verdict, put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scholars and professionals who have been on exchanges abroad in danger. Any such fellowship could now be considered by Chinese courts to be a pay-off by a foreign actor. It could be used as evidence of a serious national security crime.

Yuyu’s yearslong detention has already had a chilling effect on Sino-Japanese ties, and his verdict today could irrevocably damage relations at the highest level.

Yuyu’s conviction effectively marks the end of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a method of engagemen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always claimed to champion.

As last year’s open letter by dozens of prominent academics and journalists calling for Yuyu’s release asked: “Who would want to come to China to meet Chinese journalists, academics, or diplomats if these meetings could be used as evidence that the Chinese side is committing espionage?”

“No one” is the answe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provided definitively today.

To those who have asked and cared about Yuyu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we are eternally grateful. Your help and support has been of immeasurable value in this extremely difficult time. Like most of you,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see Yuyu in person and have only been able to get updates from his lawyers, Mr. Mo Shaoping and Mr. Shang Baojun, to whom we also owe a debt of gratitude.

Through these lawyers, who’ve visited him once a month, Yuyu has reported that he has been consistently doing 200 pushups and 200 leg raises a day and has maintained his high spirits. He is aware of the tremendous support he has received from throughout the world. He is extremely grateful.

Even though today’s verdict does nothing to tarnish Yuyu’s reputation internationally among those who know the value of his work, the propaganda within China will undoubtedly mislead his own fellow citizens, for whom Yuyu has advocated his entire career. Yuyu will now be known as a traitor in his own country, instead of being recognized as someone who always fought for a better Chinese society. This baseless assault on Yuyu’s love for his country is unacceptable, and we will support Yuyu’s upcoming appeal of his conviction.

先生制造|老师,你要走了吗?

1 December 2024 at 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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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校长气呼呼地冲上二楼,首先看到的是三个坐在走廊上的孩子。其中黝黑瘦高的叫沈欣,见着她,詹校长就知道他们准没干什么好事。她比班里不少同学大上一岁,性格也是全班最叛逆的。詹校长经过时,她大概是将脑后长长的马尾辫一甩,别过头去,眼神凶狠、不屑,又藏着一丝害怕。

那会儿我正扯着嗓子讲题,前排还有些学生在听讲,后排已经乱作一团。张浩辰百无聊赖地躺在讲台附近,见了詹校长,赶紧爬起来回到座位。他是入校时就被重点关注的学生,成绩差,脾气暴躁,升二年级时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生起气来,指着老师骂“傻X”。

詹校长瞪了他一眼,转头用方言向全班厉声问:“刚才是哪个在敲桌子?”

短暂的沉默过后,有几个声音冒出来:“王文涛。”

“不是我……”这个瘦小的男生还没来得及为自己辩护,就被詹校长拎向门外。“真是怪咯,在那敲、敲、敲,我在楼下上课都能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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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老师,你要走了吗?
作者:熊韧凯
发表日期:2024.11.28
来源: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
主题归类:城乡教育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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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这学期后半段的大多二年级数学课,这堂课的秩序也涣散得很快。沈欣上课伊始就坐在桌子上,双手抱胸,每当我让她坐下,她就扭过头去大声地“切”,偶尔还会低声骂句脏话。我无可忍耐,撂下“不想上课就出去”的狠话,她便大步迈出门外,身后还跟了两个学生。

后排,几个男生或趴在桌上,或把玩着手里的烟卡;张浩辰直接往地上一睡,我试图把他拉回座位,他则一副发狂要打我的样子。说来可笑,但面对这二十个区区八九岁的孩子,无力和崩溃已是我的常态。

王文涛就是在这个时候敲起桌子的。他厚实的头发压住前额,平时乐呵呵的,笑起来一双大眼睛弯成弓形,是个挺可爱的男孩。我中午留他到办公室单独补作业,他也从不抱怨或抵触,遇到不会的题就笑着抬起头问我:“老师,这道题要不要列竖式?”他的嗓音还是小男孩的尖利,“师”和“式”都发成“si”的音,每句话的结尾声调上扬。熟了之后,他还会主动问:“老师,我今天好好上课、写作业,你明天能不能给我一颗糖?”尽管很少做到这些承诺,数学也只能考二三十分,他也很难使我生起气来。

但他偶尔也有一种着魔般的倔犟。在我的课堂上,他经常和别的学生突然开始对骂、打架。我曾用双臂去抱住限制他,也多次蹲下腰看着他的眼睛,教他深呼吸、冷静地和我说说前因后果。这些行动往往收效甚微:那些时刻他就像杀红了眼一样,试图用力挣脱我,或者眼睛对着虚焦、喘着粗气,仿佛还在思索着怎么复仇。

了解王文涛的家庭情况之后,我试图建立一些关联。他家领取着六份低保——他、他的父母和他的三个姐姐。这些钱理应足够改善生活,可他母亲智力有些缺陷,几个孩子的衣服和脸蛋常脏兮兮的;父亲在村里又不负责任出了名,在外打工时,常让妻子把低保钱打去供他吃喝。我跟着詹校长去过他家一次,房子修得不算小,水泥地也平整,只是空空荡荡,那是扶贫队出钱建的。房子落成后,扶贫队曾建议让王文涛父亲修平门前一小片地,王文涛父亲却说既不想自己干活,也不会掏一分钱,硬是拖着扶贫队雇人做了。

詹校长也教过王文涛的三个姐姐,他说王文涛的大姐眼睛不敢看人、说话也小声,去乡里读初中后偶有逃课,有时还会带着两个妹妹一起。逃课也无路可去。一次村委会和学校老师去找她们,最终发现,她们不过是躲在家附近的树林里。如今大姐从初中毕业,就在家里干活、放羊。

王文涛的倔犟可能就与这些相关。他那些发火的时刻,多是源于同学对他,或者他家人的攻击。二年级男生已经熟练于用家庭成员和生殖器的名称相互辱骂,在这里的环境中,他们大多时候只当是玩闹。但有的男生会骂得更有针对性——风言风语灌入孩子的耳朵,他们就学会也用嘲弄的语调说起王文涛,或者另一个女生被公认无能的父亲。老师目睹了才能阻止,且效力短暂,王文涛大概就是在自己面对这些时,掌握了一种偏执和反击。

我不是专业的社区工作者、心理咨询师,而作为老师,和低年级孩子谈心往往得不到有效反馈。我的多虑和“仁慈”会让他们说我“好”,而在这里,“好”也常是“软弱”的同义词。因此,当王文涛在数学课上不知为何用力砸了好几下桌子、把头埋起来时,我对他的提问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关上门,我轻叹了一口气,又开始讲题。教室变得安静,但我知道学生大多不是在听课,而是在听走廊上詹校长对王文涛的训斥。一股酸楚和不安涌上心头。不安的并非是詹校长对我课堂管理能力的质疑——在教学上,他从不批评我这个经验不足的支教老师,更常说的反而是山里娃就是没教养、不如城市孩子听话,生怕我被气走。

不安在于,学生们经历这样的严厉教育之后,再面对缺乏权威感的我,往往会变本加厉。几天前,一向不把我当回事的沈欣,课间对我竖着中指喊“二百五”。我叫住她问:“你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傻逼啊。前几天你生病请假了,詹老师给我们上课,看我们写不出来数学题就骂我们二百五。”

“那你为什么要骂我呢?是因为觉得我最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还是对你们不好?”

沈欣斜着脑袋,下巴一扬:“詹老师骂我们,我又不能骂别的老师,那我当然就骂你了。”没等我反应,她就扭头走开,边走边低声说:“天天上学,上上上,真没意思。”

那一刻我应该是流了泪的。或许是因为被一个孩子无端地攻击,而我自认也向她尽力投放过耐心和善意。或许是因为想到自己如此不擅长这份工作,没有赢得学生的尊重,也没有成功引导他们“向善”。或许,我不是在责怪她,也没有责怪我自己,更没有觉得詹校长的教育方式有问题。我只是感到一股强大的负能量横亘在这些孩子的生活里,它会扩张,会传染,会由他们释放给世界再由世界反弹给他们,而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应对和转化它。

快下课的时候,王文涛低着头回来了。他趴在桌子上无声地哭着,我没再点他。到了中午排队吃饭,我看他还是哭丧着脸。我想问他两句话,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又怕进一步丧失老师的专业和威严。和每次发怒被制止住时一样,他的双瞳凝视着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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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来到这所西南山区的村小支教,主要带一二年级的数学。从一开始,比我们早来一两年的支教老师就告诫我,要在教学前期“凶”一点。那时我并不全然相信这些,更不觉得自己来支教,是为了像成长过程中我厌恶的那些老师一样,利用恐惧的力量进行打压教育。

二年级是被之前老师公认难管的班级。十年前这里发生过一次强震,震后人们忙于重建,第二年出生的孩子就少了。村小一届本就十几个学生,等这批孩子六岁,干脆停招了一年,让他们和下一届的一起入学。因此,开学时这个二年级的20个学生里,小的只有七岁,大的已经接近九岁。从体格和言语上你很容易区分出他们:大孩子们的音色、语调已褪去了童稚,对话中夹杂着逞凶斗狠的俚语和脏话。他们对成人世界如何运行也更为清晰,像青春期早期的孩子一样,一边模仿一边质疑和不满,而不是更小时候的好奇和迎合。

报到那天我就记住了沈欣。她穿着扶贫队捐助的短袖校服,领子立起,一副痞痞的样子,看着比同班学生成熟许多。报到处是食堂外临时拼起的几张课桌,她的母亲四十多岁,不识字,我们正为她讲着哪些安全通知书要盖手印。就在这时,一个男孩哭了起来。

“怎么了?”一位同事问。

“沈欣操(骂)我。”男孩抽泣着说。沈欣在一旁,炯炯的双眼恶狠狠地盯着男孩。

“你过来。快点,磨蹭什么。”同事立刻换上严肃的语气。“你叫沈欣是吧?你刚才操他了没?”沈欣不说话。

“来,给你张纸和笔,你给我默写下一年级学过的古诗。”沈欣用力一把夺过笔,趴在桌子上,但好一会儿也没写出一个字。她母亲在旁边,一边对她说:“老师让你写古诗,你就好好写。”一边对我们笑笑:“我家就这个娃跳(调皮)得很,以后要是在学校不听话,还希望你们老师管严点。别人家孩子我不管,我家这个,你们拿条子抽,我也没得意见的。”

同事见她写不出:“就你这个样子,一首古诗都默不出来,你觉得自己很厉害吗?还去操别人。今天回去,把一年级的书找出来,所有古诗都抄一遍,明天交给我。我现在就盯上你了,你看我是不是说到做到。”沈欣嘴一撇,把笔一甩,迈着大步转身走了。

“这个孩子,你以后可要注意着点啊。”同事扭头对我说。我当时却觉得她挺有个性,也不想戴着有色眼镜看学生。

开学第一个月,一节下午的二年级数学课,我见学生昏昏欲睡,便让他们写计算题。在黑板上抄完题目,我走到台下查看他们的做题情况。到了沈欣身边,发现她的本子摊开在桌上,一片空白。

“嗯,你怎么不写呢?”我问。

“不想写。”她的回答短促。

“是有什么不会的吗?我来带你先写一下第一题?”

“都说了,我就是不想写!”她突然大叫起来,双臂猛地向空中一挥,又带着怒气,开始用力地撕本子。接着,她将撕下的那页握成一团,迅速塞到嘴里咽了下去。当她撕下第二张纸时,我赶紧拉住她的手。尽管如此,她还是把那一页放到了嘴里。

“怎么了,你在干什么?快,快吐出来。”我知道自己的语气不是在发火,而是紧张和害怕。

沈欣还是把那张纸吃了下去,然后往椅背上一靠。她仍像在生气,但也带着一丝威胁和得意。我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从隔壁找来了在四年级上课的同事。他把沈欣叫了出去,大概是骂了一通。放学后同事跟我说,这就是学生在试探新老师的边界,如果你不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他们就会给你一个。

果不其然。发现我属于“好欺负”的那类老师之后,二年级的不少学生在我面前“放纵”起来。这不仅体现在上课时对秩序和指令的违背。好斗的男生在我的课上会更容易控制不住情绪,面红耳赤地打起架来。沈欣在校园里看到我,会突然竖出一只中指或低声说句“傻逼”,我去问她,她只说不是在指我。我在场的时候,学生也不太收敛脏话,或者表达对事物的直观看法。一次课间,班里一位女生摔了跤,疼得流出了眼泪。我蹲下来查看,问话的语气放轻柔了些:“怎么样,摔到哪里了,还好吗?”

这时邓心慧经过。她是个小个子女生,学习总是跟不上进度,别的老师常用“木讷”形容她。“老师,你说话好像女生啊。”听了我的安慰,邓心慧“怎么样,摔到哪里了,还好吗?”她又捏着嗓子,用造作的语调重复了一遍我的话,笑了起来。

我问她:“为什么你觉得老师说话像女生?”

她也讲不明白,只含糊地回答:“女生说话就是这样的啊。”

“那你觉得,男生说话是什么样的?”

“男生说话会凶一点。”

我想着这是个做性别角色教育的好机会:“那也不一定啊。男生也可以温柔,女生也可以强硬。像老师这么说话,是因为关心你们,如果你受伤了,难道不希望别人关心你、好好地和你说话吗?”

突然听了这么一段,邓心慧有些局促的样子,但很快又笑了:“反正女生说话就是这样的。”之后几周,她仍会用同样的方式模仿我说话。

她对待我的方式也慢慢有了改变:她会学着沈欣,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对我比中指、说脏话,有时还会在我身后偷偷踢我一脚,再在我转过头时予以否认。更令我惊讶的是,虽然年龄小、成绩差,性格也不活跃,但她“捉弄”我的方式并不低级。有天放学,她突然对我说:“老师,我不想活了,回家路上我要去跳塘子(村委会门前的蓄水池)。”我赶忙问为什么,她却哈哈大笑起来,跑开去和别的学生讲:“我说我要跳塘子,熊老师还真信了。”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一个周三的最后一节体育课后。下课铃响了,我让学生把各自取出的体育用具放回,自己在器材室里做检查和整理。赵志华突然冲进来,把羽毛球拍纷纷摔到地上,又一脚踢开装着积木的箱子。他是二年级男生中我最头疼的,高高壮壮,有些抑制不住的好动,经常无缘由地打别的学生一拳。在校一年,他始终拒绝用普通话和我交流,而一说方言就夹杂着“你妈烂鸡巴”这样的字眼。我还没来得及喝止他,他就一下窜了出去。

邓心慧就在这时冲了进来。她大概刚才在门口看到了赵志华的行为,也开始乱扔起各种体育器材。我想着她只是一时冲动的模仿,或者刚上完体育课还在兴奋状态,对她的语气不是太凶:“干什么呢,把东西放回去,放学赶紧回家了。”

她却突然拿起一把沙包,一个个地砸向我。“倒霉熊!倒霉熊!”她兴奋地大喊着。那些沙包重量不轻,她也砸得用力,落在我身上、脸上,痛感明显。我忙着用手去挡,等她扔完,正准备上前找她,她转身“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跑了。像个被霸凌完的孩子一样,我坐在器材室的地上,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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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温和、缺乏边界感,导致被学生“欺负”——这样的过程可能发生在每个新手老师身上,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然而我也发现,学生在我面前的“放纵”程度,与他们的家庭完整程度、个人在家庭里的受重视程度息息相关。这时常被简化为“家教”问题:村支书、村妇女主任家的孩子“家教好”,所以即使身处资源有限的村小、面对缺乏课堂管控力的老师,也能遵守纪律、跟上学业;要是父母没有文化,或者离异、外出打工,子女“家教差”,在学校就容易脱轨,只有更传统的教育方式才能管住他们。

但真实的链条更为复杂。“缺乏家教”不止是果,也是因。这样的孩子成绩不佳、行为难以和规则适配,因此在学校里成为“失败者”。训斥和体罚或许能暂时规范他们的行为、阻止他们对整体秩序的干扰,但却时常强化了他们“失败者”的集体角色和自我认知。一种循环就此产生,而在这套循环中,学校和社会体系发挥的作用,可能远大于初始“家教”的差距。

我曾以为,看到了这一点的我,会成为打破循环的人。

在一年级的班级里,我对孩子们的细腻和宽松,常常更能换来他们对我的善意。他们之间也偶尔会用粗硬的方言语气说起脏话,可每次与我交流,就自然换回更平和的普通话。有段时间他们习惯擅自借用别人东西,经常因此争执起来,带出肢体冲突和“傻逼”的相互辱骂。某次上课我又听见有学生互骂“傻逼”,下意识地制止:“别说这个词了,都是从哪里学来的。”

“我跟我爸爸学的。”一个男生大声地回答我。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忽视。于是,我专门找时间,从互惠互利、减少冲突的角度,跟学生探讨了为什么要说“请”“谢谢”。他们听得似懂非懂,但确实从此用起了这些词。

一年级孩子吸引成年人关注的方式也更正面。他们会不时为各科老师送上一幅午休时画的涂鸦,画上是树木、白云和歪歪扭扭的“老师好”。对比之下,二年级孩子更爱用的手段,是当着我的面撕烂试卷,在看见我对其他学生亲近时大声指责我“偏心”。

沈欣和邓心慧便是最常用“偏心”指责我的孩子,在我看来,这和她们的家庭也都不无关系。沈欣有一个在读五年级的哥哥和一个在读一年级的妹妹,都像她一样强势、有主见,但与沈欣不同的是,他们的学业在村小里都是佼佼者,都担任班长。他们的母亲虽然不识字,可也对孩子重视,经常用微信语音问我沈欣的作业完成情况。而沈欣的天赋大抵不在学习上,因此成了姊妹中的异类,连小卖部老板都对我评价“怪咯,都是一个妈生的,他们家怎么就这个沈欣最跳”。沈欣或许也因此早早安于做叛逆者。有一次,我看见她脸上烂了一块,问她是不是又和同学打架了,她只愤愤地说:“还不是我妈打的!”仿佛习以为常。

至于邓心慧,我在她母亲的朋友圈经常看到她小弟弟的视频,甚至为他买来过这里罕见的奶油蛋糕庆祝生日,却从未看到拍邓心慧的。邓心慧母亲也并非不关心这个女儿。有段时间我发现她的作业总是全对,怀疑是用家里老人的手机搜了答案,微信和她母亲说了情况。邓心慧母亲也不识字,当时正在县城打工,急得给我发了几个长长的语音条,但内容跳不出我常从各个家长处收到的“我们也没文化,现在在外打工也没办法,还得麻烦你们老师管严点”。

邓心慧家的条件在村里也不算好。她家的房子紧挨着李老师家的,李老师做过我们小学的代课教师,现在在村委会工作。她的女儿和儿子分别在读二年级和一年级,成绩名列前茅。一次李老师请学校老师、村委会成员和扶贫干部去她家吃饭,门前摆着热腾腾的羊肉火锅,宴席的喧闹传遍山谷。邓心慧母亲那时回了村里,我望见她弓着腰,背着采花椒的竹背篓,从远处沉默地看了我们好一会儿。两位女老师离席去上厕所,她这才把她们拦下来,问她们能不能去她家辅导下邓心慧的作业。

一年级和二年级孩子的差异,当然部分是因为前者。但我想,后者的表现,可能也是经验带来的行为模式固化——如果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环境里,长期缺乏耐心和善的榜样,也不存在真正的无私、理解和共情,他们又要从何学会去做这样的人?如果他们袒露情感需求、吸引他人关注的尝试常以失败告终,那他们再有类似的渴望时,表达方式又怎么会不带着怨气和扭曲?

我也发现,虽然二年级学习差、不遵守纪律的大多是男生,但他们呈现的多是无拘无束的顽劣和冲动,更容易被一句训斥制服、被几句夸奖的小恩小惠收买。而女生即使粗野,也是敏感早慧的。她们的“逆反”包含了更多自我意识,所以更为坚定,但也因此,通过沟通改变她们的可能更大。

张天梅也属于二年级的“大孩子”,长得壮实,虎头虎脑,几缕头发凌乱地披散在两鬓和额前。她有两个弟弟,一个在学前班,另一个就是同在二年级的张浩辰。三个孩子都不常洗澡,衣服、脸上、胳膊时常布满泥巴印子,天热时还会有些气味。

刚开学时,张天梅总是歪歪扭扭地靠在椅背上。她与弟弟张浩辰说起话来都常像在用力吼叫,嗓门会大到破音,肢体动作也多且幅度大,最初让人觉得难以交流。但我很快意识到,她的学习基础和理解能力并不差,也对课堂抱有热情。讲到“米和厘米”一课时,我说一米长约等于同学双臂张开的长度,并请学生上台估量教室的长和宽。其他孩子还有些畏缩,张天梅直接喊了声“我来”,没经过我允许就站起来开始比量。等她准确地估完长和宽,我请她回到座位,又让学生猜测教室的高度。

“三米!”张天梅坐在座位上,没举手,直接喊出了答案。

几次类似的经历后,我开始频繁让张天梅回答问题,并在每次回答前强调课堂规范:坐端正、先举手、不插话。一开始她并不适应,还是习惯于靠在椅子上吼出答案,得到夸奖,也露出不屑的表情。但在这样的正反馈下,她的表现最终突飞猛进,成了全班数学最好的学生之一。

她和我的关系也变得亲近。体育课上我偶尔会和学生踢足球,她是为数不多愿意加入的女生,顶着一头乱发,在狭小的水泥操场上狂奔。午休时段,有时她想来问数学题,而我在宿舍里屋休息。这时她就会“咚咚咚”地用力砸门,除非我出来,或者别的老师看到阻止她,才会罢休。

期中考试后我们去过张天梅家家访,即使在这个贫困山村,她家的两间平房也称得上破败。那时刚过饭点,天色将暗,张天梅的父亲在外打工,奶奶和母亲在主屋接待我们。张浩辰正和弟弟在门前玩,见老师来了,从书包里翻出作业假装写起来。张天梅则在侧屋里刷着碗。侧屋的泥瓦墙未经糊平,地面的砖块不少已碎开,柴火上烧着一锅白菜和苞谷混成的猪食。张天梅蹲在灯光几乎照不到的深处,将碗放进水盆里,再拿出来一个个地用力擦拭。

看着这一幕,我好像明白了这个家里的大姐,为什么即使能回答出问题,也表现得粗野和不自然,又为什么会在拥有证明自己、获取关注的机会后,如此鲁莽地去把握它们。

后来,我也将同样的策略应用在沈欣、邓心慧、王文涛,和另外几个成绩不佳、行为不时失序,但又可以交流的学生上——

夏子洁是个安静温和的女孩,上课也认真,唯独从不完成作业,甚至会偷偷将布置的那页习题撕掉。她的父亲在村里以不干活、爱喝酒闻名,母亲前几年离开了家再也没回来。和王文涛一样,她的家庭也会成为部分男生恶意攻击的对象;

活泼健壮的吕晓光起初常不写作业,冲动起来就与人打架,可他的智力、性格本是二年级男生中都发展得不错的。一次去家访,他母亲认真地对我们说,吕晓光小时候从屋顶上摔下来过,所以“憨”(傻)了,还是弟弟更懂事、乖巧。

我在体育课上会陪一起玩,即使叛逆如沈欣,也总是抢着要和我对打羽毛球。数学课上我将学生分成几组,只要认真思考回答,无论对错都夸奖、加分,调动起了不少学生的表现和竞争欲。

他们要是没做作业,我便在午休时将他们叫来补写和纠错,这几个孩子也几乎从不排斥,甚至乐在其中。这并不意味他们会做得认真——他们更享受的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我站在一旁,耐心地给他们单独讲题的感觉。

有时即使完成了作业,或并没有什么要问的题,他们也会来办公室和宿舍找我。沈欣常把习题往我桌上狠狠一甩,没好气地对我说:“教我写这个!”

我心里却是高兴的,以为看到了改变和帮助她的可能。

到了第一学期的后半段,我常在周五放学后陪学生一起走山路回家。沈欣、邓心慧、吕晓光家在山下。随着行人向低处走,两侧的山峦也愈发高耸起来,将我们环抱其中。但它们并不给人以压迫感,因为这里地势更为平缓,也更接近江水和通向城市的公路。道路两侧长着松树、粗大的竹子和作为经济作物的花椒树,有时学生捡到一片脱落的干笋衣,就站上去当成滑板来玩。他们一路上跟我们说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家养的动物,也问我们的家乡是什么样的。在一处开阔地的小广场,我们会带他们放风筝、玩桌游,再偶尔到小卖部为他们买些零食。

张天梅、王文涛、夏子洁家则在山上,那里更陡峭、植被更茂密,聚居点也离学校更远。为了节省时间,孩子们经常带我们从小路手脚并用地往上爬,即使如此也要花上一个小时。一次到了中间一片空地,学生说要在这里挖凉薯。我向远处眺望,天空晴蓝,望不到边的群山之上飘着稀疏的云朵。张天梅带着她的两个弟弟在土里刨了好一会儿,然后拿了一个凉薯到我面前。

“给我的吗?”

“嗯。”她丢到我手里,转头跑了。

这些往往是我一周中最轻松的时刻。那时我相信,但事情并不如我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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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间,我想着为学生购买一些礼品,却想起支教机构一位工作人员的话。培训时他教诲我们,无缘由的赠予可能会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弱势地位,

我最终买了和班级学生数量相等的礼物——有童书、笔记本、彩色铅笔——决定让学生按期末考试的成绩次序挑选。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二年级数学平均分不到50,在全乡十所学校里排倒数第一。相比于小学低年级90以下就算低分的城区学校,这是个难以置信的数字,但在这里也不算稀奇。全乡二年级数学平均分也没到及格线,而我带的一年级数学,平均分65,已经是乡里中上等的水平。所以,我并不因此灰心,更何况我本就相信,对于这些升学概率渺茫的学生,“爱与陪伴”比提升分数更为重要。

发放礼物当天的情形,却和我的初衷相差甚远。那时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当我抱着一大摞书和文具来到二年级教室,学生立刻欢呼雀跃起来。李老师的女儿已经自夸起成绩,向周围同学炫耀自己会是最先挑选的;不少男生半坐半站着,身子趴在桌上前倾,伸头想看奖品有哪些。但也有学生脸色变了。沈欣母亲寒假时就在微信上问过我她的成绩,她在全班后半段,我看见她已经换上了那副不屑又恼怒的表情。

先上台的几个学生自然是高兴的。张天梅这次发挥不好,差几分及格,在班里属于中等偏上。她沉默地挑了本书。等我念到沈欣的名字,她气冲冲地走上讲台,随意拿了一件,便转身下去了。成绩最末的几个孩子倒也挺开心——比如王文涛,他选了一支印着史努比的黑色水笔,眼睛笑成了两道缝,回到座位上,还握在手里反复地看和把玩。

课堂继续。没一会儿,沈欣却哭了起来。不是她与男生打架落败时的大哭,而是把脸埋在胳膊里,不想引人注意的低声抽泣。我这才留意到,除了她,还有几个孩子神情失落。他们都是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的:吕晓光喘着粗气,脸变得通红;张天梅回到了不愿听课时的姿态,向后靠在椅子上,木然地盯着自己的桌子。

我又讲了会儿课,沈欣的哭声越来越响亮。明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还是心软了,主动问她:“沈欣,你怎么了?”

“要你管。”她抬起头,带着哭腔和怒气回答我。

我想了下,选择直白说开:“我知道有的同学因为没有先挑选奖品而不开心。其实,这一次的考试分数也不代表你们未来的成绩。老师这样发奖品,是希望鼓励你们继续努力学习,今后还会给你们再买的……”

沈欣突然从椅子上坐起,胡乱撕了几页自己桌上的数学书,又把头埋起来大哭。张天梅和吕晓光也开始流眼泪。其余大部分学生则只像是被吓到了,看着他们,没有出声。我继续做了些无谓的解释——挫折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和自己比较不要和他人比较、下次会设置进步奖——然后尽量无视这几个孩子,硬着头皮上完了课。

那天我心情沉重,觉得自己做了件错事,但又不确定自己错在哪:是发放奖品的规则设计得不对,我也成了应试教育中的加害者?还是我追问沈欣、进行解释和弥补的行为,反而更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又或者,孩子们本来就应该学会知耻而后勇,我错就错在之前对他们太“好”,在这种场合没法以权威身份控制住局面,更坚定地把竞争意识教导给他们?

如今回看,我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当作一种前兆。它包含了我和学生共同面对的困境:匮乏的资源、难以在教育中给予实际帮助和情感价值观支撑(或绑架)的家庭、不得不参与应试体系却又缺乏竞争力的成绩;包含了看到这些困境后,我试图同时扮演却又难免冲突的角色:教师、朋友、捐助者,甚至一部分的父母;也包含了不同类型学生对这些角色的不同需求,以及对我的扮演的不同反应。

它说明的是这样一件事:像个半途上任的三流舵手,我知道甲板漏了水,开始忙乱调整航向、摁下按钮,反而加速了轮船的沉没。

最先崩溃的是数学课的分组积分制度。第一学期后半段,我将二年级学生每临近四人分成一组,每节课按各组回答次数记分,有学生违背纪律则给所在小组扣分。一周下来,积分高的组可以得到糖果或小印章的奖励,但更大的刺激来自击败其他组的胜利感。这个制度起初显著改善了两类学生的表现:一是像沈欣、张天梅这样,表现欲强、渴望得到同学和老师的关注,但又常以不当形式展示自己的;二是像夏子洁这样,成绩中等、上课认真,但内向拘谨的。

那段时间,我和其他老师还会让沈欣做“纪律委员”。暴脾气的她发起火来,会拿羽毛球拍打人,大部分学生都怕她,我便允许她记违纪学生的名字并读出来。在享受权力的同时,她也会刻意坐得板正,面对提问高高地举手,努力成为制度的一部分。

但到了第二学期中段,几个最顽皮好动的男生一开始就对此不感兴趣,所在小组因为他们扣分,他们也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随之而来的,是沈欣、张天梅这样的学生与他们的争吵,后来她们也退出了竞争——她们总是嚷着不公平,若是因为自己或其他组员扣了分、没有成为优胜者,就时常一整节课都拒绝回答问题。最后,整个制度形同虚设,甚至成为学生上课时争执、发脾气的导火索,我只得停止了它。

失去了这套激励和反馈体系,我“诱使”学生学习的手段只剩下我们的关系了。可正如学生表现的那样,因为我日常过于温和、总是试图照顾孩子们的需求,当我用这层关系去规范他们、扮演回“老师”角色时,时常引出的是更激烈的负面情绪。

午休时的单独辅导仍在继续,但我的时间精力有限,第二学期又生了几次病,无法每天进行、照顾到不同学生的进度。有的孩子一周没有轮到一次,下周再请他/她来,就生出抵触情绪,开始拒绝。数学课的纪律越来越差,缺乏权威感和控场手段的我无从治理,而偶尔请来詹校长或其他老师代为管教也变得无效。沈欣会在下课骂我“告状精”,张浩辰则有次直接指着我鼻子,用带着嘲笑的凶狠语气说:“你真笨,管不住我们就让别的老师来。”

后来,我学着采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在课堂秩序涣散,或者学生做出不当行为时,平静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例如“你们是我很重视的学生,我希望与你们一起建立一个更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这样的行为会让我难受,觉得没有被你们喜欢和尊重”。二年级学生并非不能理解这样的表达,但大多无动于衷。

我也会单独问他们对我什么感受,想要什么样的课堂。有些平时调皮的男生在这时会想一下,认真地跟我说:“熊老师你对我们太好了,不够凶,不打我们。你要是也凶,我们就会听话了。”沈欣则只会甩下“你别来管我”“上学烦死了,X老师前几天还骂我”,就拒绝进一步交流。

有几次,面对失控的课堂,我实在控制不住流了眼泪。那种流泪不指向失望、生气,也不包含任何逻辑和思考。它只是疲惫和无力的产物。这时往往会有几个男生大声喊道:“别闹了,你们把熊老师都惹哭了。”我也知道这样的行为并不专业,会尽快收拾下情绪,再用平和语气向他们表述我刚才的心情和对他们的期待。课堂会安静一会儿,但通常也维持不了太久。

一天,这样的事发生后,邓心慧在晚上用她母亲的手机给我发了条微信:

“熊老师,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的我以后会好好听课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回道:“好,希望你能够做到。”其实我已经不记得她那天的表现了。

过了半小时,她又发来消息:

“熊老师,求求你给我潘老师电话号码”

潘老师是在我之前来到这里的支教老师,带过他们学前班和一年级。有时数学题涉及到不同地名,我想着给学生拓展些知识,会在电子白板上搜出中国地图,二年级学生就会问潘老师的家乡黑龙江在哪。我不知道在对我的愧疚和对潘老师的想念之间,邓心慧建立起的是怎样一种情感关联,也不知道我给了她电话号码之后,她有没有打去电话、聊了些什么。但邓心慧的表现确实有所改变。她逐渐不再用攻击性的方式对待我,上课也积极许多,即使遇到不会的问题,也常要举手回答。

某个周五放学我陪他们回家,路上邓心慧问我的生日,我只模糊说了五月。五一假期结束的第一天,她在数学课后给我送来一张画。我打开一看,上面画着蛋糕和飞舞的蝴蝶。

我当然会因此高兴,但已不像之前,从中汲取到不切实际的乐观。邓心慧的数学基础太薄弱,自主完成作业也依然吃力。学习热情的短暂提升,还没法反映到她的成绩上,更没法让她产生成就感的正反馈。至于她理解和表达感情的方式,真的会因为我而改变吗?我想到她与潘老师的关系,想到我与她相处最多也不过两三年时间,再想到高年级后她要转去乡里的中心校,那里一个教室挤满五六十个学生,像她这样成绩、性格、家庭都不突出的孩子很难得到老师单独关注,就不能再想下去了。

况且,更多孩子呈现的是相反的趋势。五一后,作为一年级的班主任,我准备了些种子,让学生分组培养两株向日葵。这本是个简单的班级管理活动,用以丰富教室环境、提升他们的集体感和责任心,二年级班主任也开展过类似的。结果沈欣和几个二年级女生看到,再次拿“偏心”指责我。第一株向日葵发芽后,一年级的常跑来和我说,二年级学生会站在他们班门口,威胁要把它掐断。

一天晨读,一群一年级孩子委屈地抱着花盆来宿舍找我。花盆里的绿芽残留无几,露出更青翠柔嫩的截面。我看着它,想着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是让这些心灵变得更加柔软了,还是更加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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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同事这么评价我和学生的关系:“当一个孩子在不安全、不稳定的环境里成长久了,你突然给他/她一个特别安全自由的空间,他/她释放肯定不只是善,也有恶。”

这是个残酷的事实。更残酷的事实是,我为他们创建一个安全空间的尝试,于我、于他们,可能最终都是一场幻觉。

到了六月,我不得不承认我在二年级的教学失败了。课堂纪律不受控制,学生成绩依然在全乡倒数。在一次试图把张浩辰拉回座位的尝试中,他先是咬我,又把我的胳膊掐出了血;沈欣则学会了不停质问我“为什么要上学”,我用大道理解释,她就用手指堵上耳朵。临近期末考试,我只得与另外几位老师换课,让他们代我进行教学。

“为什么要上学”的提问并非出于纯然无知。恰恰相反,它体现的是孩子们对于自身境遇的敏感。小卖部老板问及我的学历和现在这份志愿工作的收入,下意识问的是“哟,那你家供你读书要花多少钱啊”。沈欣的哥哥在村小名列前茅,但到了乡里的中心校读五年级,成绩只能排到中等。我听其他孩子说,他已经染了头发,开始和校园里有名的小混混玩在一起。而从乡里考到县城读高中,又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初中毕业后就去打工,是不少学生哥哥姐姐的命运。

一次我和一个叫吕维斌的四年级男生聊天,说到他在县城读高三的哥哥。我问他哥哥的成绩,吕维斌笑了:“他模考只能考三、四百分,应该也上不了什么大学吧。”

“那他准备去做什么?”

“前几天我哥回家,我爸还问他这个。他说考不上大学就去当兵。”

“那你呢,你想做什么?”

“嗯……”他想了一会儿,没说出个答案。

“那你有什么崇拜的人?”

“你知道飞姐吗?”他兴奋起来。“我在快手上经常看到她,她特别厉害,在贵阳做电商卖东西,挣了好多钱,还有好多徒弟。”

我想起自己老师的身份,抓住机会教育他。“我老家也有一个类似的,叫小杨哥,你是不是也刷到过。”吕维斌点点头。“他们虽然学历不高,没上过什么好大学,但肯定也是很努力、动脑子的,对吧?设计那些短视频的创意、锻炼直播时的口才,都是不容易的。所以你们也是,不能只看人家成功后的结果。不论想做什么,本质都是和在学校学习一样,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花时间钻研。不然浑浑噩噩的,做什么都不会有好结果。”

“不然就要去广东打螺丝了。”他用双手做出在短视频上学到的“打螺丝”手势,又笑了。

我又问他,身边的人里,有什么他崇拜的榜样。

他说他觉得他的表姐很厉害。她中考的分数过了普高线,家里人想送她去县城读高中,还说只要她去读,电脑、智能手机都可以给她买。可她觉得读高中压力大,也不一定有什么好结果,还要花家里的一笔钱。后来她去昆明打工,在餐厅当服务员,又认识了个男朋友。过年前,两个人打视频回家,背后是一排漂亮的运动鞋,一个个问家里的小辈亲戚喜欢哪双。

吕维斌指着脚上印着NKIE的金色篮球鞋:“这就是我表姐、表姐夫给我买的,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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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后,我常想起同在西南山区的张桂梅,想到的不是“情怀”“坚守”,而是报道中她拿着喇叭训斥学生、要求女生一律剪短发的严厉形象。在她的“成功”面前,我最初怀揣的支教想象似乎过于幼稚了。后现代的人们希冀从现代秩序中获得自我解放,但前现代的社会是否要先经过规训,才能进入现代?是不是只有这样一种方式,才能将一种秩序、一种评判标准灌入到这些孩子体内?但难道不正是这种秩序,从根本上将他们置于弱势地位,先加剧了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又以“野”“愚昧”“不上进”之名对他们进行道德谴责?

后来,我听几个四年级男生说他们喜欢科比,常在快手看他的集锦视频,便从家带了本科比的画册。高中时,我和一位同学都热衷于与狭隘势利的班主任作对,被发配到看不见黑板的角落做同桌,经常一同幻想着推翻世间所有旧秩序。高二结束,我选择退出这个所谓的理科实验班,他送了我这本画册,扉页写了句科比的话作为寄语:“Everything negative is an opportunity for me to rise.(一切消极的事物都是我崛起的机会。)”

把画册放到四年级图书角时,我把这句话解释给凑过来的男生听。他们翻了翻画册,兴趣寥寥,静态的图像显然没有短视频生动。这些孩子对秩序的无感来自于他们向来都在秩序的边缘,对比之下,我当年试图超越和重塑秩序的“叛逆”,简直如同一种特权。让人崛起的,从来都不可能是消极的事物本身。

七月初的一天早上,天空飘着细雨,薄雾笼罩着江峡和半山腰上的学校。这是我支教第一年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了——一二年级即将开始第二天的期末考试,不用监考的我便可以提前离开。我站在大门口,拉着箱子,等待着来接我的车。

前一天,来监考的乡中心校老师带来了不确定的消息:我们村小总共只有五六十个学生,按照现行政策,下一学期有可能整体合并到乡里或其他村点大校,也可能先并新的一年级,等到现有年级全部毕业,便自然消亡。有的家长已经听说了风声,提前做了在乡里租房子陪读,或者让孩子跟着在外打工的爸爸妈妈,去省会、东部读书的准备。但更多家庭只是被动等待着决定正式通知的那一天。在教育这件事上,他们拥有的能动性向来有限。

我正担心着下学年还能不能回到这所学校、见到这些孩子,几个二年级学生看见了我。最后两周我没有给他们上过课,他们和我的关系倒也没有因此疏远。沈欣、邓心慧则采用了另一种方式威胁我,说我要是再不给他们上课,她们以后就天天在课上捣乱。

“熊老师,你要走了吗?”他们跑到我身旁问。

“嗯。”

“那你下个学期还回不回来?”一个男生瞪着大眼睛问我。

我犹豫了下,笃定地回答了他:“我会回来的。”

车子来了。一幕幕熟悉的景色和雨滴一同,沿着窗户飞快地向后逝去:漫山遍野的花椒树、我们和孩子们一起玩耍过的小广场、浑浊的江水、如同睡兽般沉默雄壮的群山。我想着我和他们的相处,想着记忆中那些欢乐、亲密、无奈与挫败,几滴不同于过去一年其他时刻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夏天,我回到了城市。在香港西九龙,M+博物馆门外的草坪上,我看见几个十几岁的男生穿着白色衬衫、黑色长袍,颈上系着绶带,手捧鲜花在拍小学或初中的毕业照。他们身后是碧海蓝天和维港两岸的华丽天际线,旁边几个更小的孩子在追逐打闹,用英文骂着彼此“cheater”。在家乡,一座二线省会,听我说乡村学校还有体罚,一位在省示范中学当英语老师的亲戚惊讶地问:“他们的家长没有意见?他们不会拿自杀、抑郁症威胁你们?”她坐在饭桌另一侧的儿子,一路考上了顶尖985的本科、硕士,如今研二却吵着要退学,说再也受不了实验室的沉闷枯燥。我问他想做什么,他说,别的他都没做过,所以他也不知道。

他们比我的学生更幸福吗?他们生活的世界,和我的学生的,究竟是相互割裂,还是不过是同一座金字塔的不同切面?而在城市的教育、工作、生活里也时常找不到位置的我,又凭什么相信,到了乡村,自己能成为扔出救生圈的那个人。

暑假期间,吕维斌从快手上给我发过几次私信。他说他遇到蛇了,又说他哥哥高考考得不好,已经去了广东打工,他盼着哥哥回来,这样就可以有人陪他玩。他让我给他拍我家的照片,普通的城市小区,他回我“好漂亮的城市啊”“你家太有实力了”。我问他暑假作业写了多少,他说:“一字没写,除了扯花椒还是扯花椒,没有时间写。”比起数学题目,他更熟悉的是往年最高卖到五十块一斤的花椒,前两年还能卖二三十,今年只卖到十多块。

低年级的孩子没联系过我,我却常常梦见他们。有次我梦见在放学的山路上,我们几个老师和孩子们走着走着,突然被一片大雾笼罩。等穿过云雾走到山下,我们都老了,学生们都长大了,学前班的都不再要我们背着或牵着了。其中一个最可爱的孩子变成最成熟的大人,带我们坐上一班火车,去找她不存在的爸爸妈妈。火车穿过大山腹部的隧道,车厢一片漆黑。我们就坐在黑暗中,听着自己虚弱又响亮的呼吸。

(文中人名经模糊处理)

【CDT周报】第197期:中国恢复对日免签,到底还恨不恨?在线等

30 November 2024 at 23:31

过去两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5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件,刊登读者投稿2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11月22日—29日,这一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决定扩大免签国家的范围,自2024年11月30日至2025年12月31日,对日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马耳他、克罗地亚、黑山等9国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与此同时,发言人还宣布,中国会同步将免签停留期限自现行的15日延长至30日。在过去一年来,中国已陆续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实施了单方面免签政策,至今已有38个国家被纳入了这一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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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2020年初之前,中国就长期对日本实行免签,以吸引来自日本的投资和游客,后因新冠疫情的到来而中断至今。在此期间,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愈演愈烈,极端主义声音占据主流,陆续发生了反福岛核废水排放、苏州女孩穿和服被拘留、农夫山泉产品包装风波、南宁地铁宣传画遭恶意举报、苏州深圳两地日本公民遇刺等重大事件。就在前不久,云南腾冲一家温泉酒店,因为不够资质无法接待外宾。但酒店工作人员顺势打着“爱国”旗号宣布,“我们腾冲不接待任何日本人”。待此事件火上热搜后,有大量中国网民通过外卖向酒店送去鲜花、食物以表支持,其中一张纸条上写着“壮我中华,扬我国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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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在珠海发生35人死亡的恶性驾车撞人事件之后,日本驻华大使馆周向在华日本公民发出了一则安全警示,提醒他们不要“用日语大声交谈”,“避免可能引发注意的行为”。在厦门举行的一场中日男足世界杯预选赛后,一名日本球迷在场馆外遭到大量中国球迷的围攻与谩骂,还被公安要求脱掉身上的日本球衣。从以上类似的事件可以看出,尽管中方在签证政策上明确表达了希望与日本实现“相向而行”的愿望,但目前看来在民间交流层面还很难实现。诚如网友所言,中国官方对于民间非理性的反日情绪从没有给出一种明确的态度,导致如今要彻底隔绝线上舆论与线下行动,几乎变得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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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容忽视的是,日趋偏狭的极端民族主义一旦形成,往往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扭转。例如,对日免签消息发布后,有大量粉红网民为之破防,一位抖音博主在视频中大哭,直言“鬼子要进村了”。有人还明确表达了对该政策的不满,改编战狼话语回应道“若有战,我定削发为僧,归隐山林,为国家祈福,给国家加油。”还有人被迫以“国家在下很大一盘棋,很多人没看明白”来自我安慰,以寻求逻辑自洽。在过去数个月,中文视频网站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外国up主分享自己在中国旅行的见闻,许多内容都是猛夸“中国和我想象中不一样”,一些官方媒体将这种争相来、齐夸赞归因于入境政策变化带来的国家吸引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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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这类视频往往带有典型的“流量密码”特征,几乎从不涉及到在中国游玩遇到的不便利、不完美之处(如上网、换汇、英语指引等)如果有大概也在发布过程中被剥离了。而当有多名台湾博主出现在新疆并一致宣称“当地很安全,自己没看到集中营”后,他们是否是真实的自费旅行者开始变得令人怀疑。当然,这些外国博主中也不乏实诚者,例如一位韩国博主就坦言自己是应中国国家旅游局的邀请而前来上海旅行,是实打实的带薪休假。因此,很难断言中国不断扩大免签后必然会带来入境游的持续火爆,并会促进整体经济的恢复。毕竟整个国家从上至下,仍然处在一种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矛盾状态之中,免签政策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引以为傲的“安全国家”形象也开始因多起“偶发事件”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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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前中国女子体操队队员吴柳芳因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性感热舞视频,而被另一位前中国女子体操队运动员管晨辰留言批评其“擦边”,这起争论引发了全网关注。吴柳芳曾两次入选国家队,但在2012年的奥运会选拔赛中不幸负伤,年仅19岁便宣布提前退役。今年3月,吴柳芳注册抖音账号,以“56学姐”的ID开始直播、发视频,转型成为了性感网红。但近期,身为师妹的奥运冠军管晨辰却指责吴柳芳“以前国家队的身份擦边,给体操事业抹黑”。未料此举反而导致吴柳芳因祸得福粉丝量大涨,短时间内从不足10万暴增至252万。(但截至目前,其账号已被平台设置为“禁止关注”,后续是否会遭封号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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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说,吴柳芳某种程度来讲是举国体制之下的失败者,因为她自始至终都没有去过奥运会,却因为伤病在这个残酷体系中被提前淘汰了。而获得过奥运金牌的管晨辰显然是这套游戏规则的胜利者,因此即便她也拍过所谓的“擦边”视频,但在指责师姐行为不当时,她有着和权力极其相似的傲慢姿态。有网友认为,无论吴柳芳是否受益于这种前体操队员的反差身份,但退役国家队运动员选择做跳舞主播完全是她本人的一种合法权利,“没偷没抢没骗,为何有人不喜?”还有网友评论道“中国体操队脏事一大堆,最该被辱骂的绝不可能是吴柳芳”,那么吴柳芳之过,大概有其二:一是如“张尚武卖艺”般的行为揭露了个人悲剧与制度之殇。二是消解了“国家荣誉”这块牌子的神圣性,而这又何尝不是要求吴柳芳以“前体操运动员”的身份来给举国体制守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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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荐读:

中国数字时代的创始人萧强向记者介绍了这份文件的由来。文件是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的一份通知,该机构组织了全国40多名工作人员在北京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侦查专项会战”。而该行动的主要内容是“派员参加与境外‘网军’的舆论争夺战,切实维护网上政治安全”。

11月22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和非盈利独立媒体“低音”联合发布了一篇探讨中国中产阶层在经济下行和就业市场恶化背景下所面临困境的报道,标题是《破产的城市精英与失败的人生重启》。报道以李嘉明、陈晨和程亚男等人为例,讲述了他们在突如其来的裁员、沉重的房贷压力以及求职受挫等方面的经历,显示出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这一切都给中国的中产阶层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生活挑战。

颜纯钩引用网友统计,指出5月20日至11月16日中国发生了约20宗无差别杀人案件。然而,这样的现象仍在持续,11月21日广东佛山再次发生大巴司机无差别撞人事件。对于这一频发的悲剧,作者总结了四点深层次的原因“国家失义、政府失能、社会失序、百姓失魂”并指出“中国民间的怨气正在快速上升,满地干柴只等一粒火星”。

一周关注:

11月22日,有网友称,广东潮州、汕头许多商铺闭门停业、工厂放假,就连“摆摊卖烧烤的也在微信群发通知这几天休息。” 例如,汕头的“龙眼南夜市摆摊群”就有消息称,本月22日至28日,“应街道上级部门要求,有使用明火经营的摊位全部休息,谢谢配合”。有媒体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实地探访,发现大量店铺闭门歇业的情况属实,两地萧条的街景如同回到疫情时代。

两年前的今天,北京天通苑南街道第二居委会沈辉、尹丽、徐博、张丽娟讲话视频流出,会议中四位领导做出重要指示:“这XX是惯得”、“哪天他妈的找一个黑地儿”、“不是黑地儿的事儿,警察局,拘他三天”、“咱来想法关键是一致了。”、“你就得唱那个红脸儿,关他几天,然后中间有的人他就不敢造次”、“看看哪个帽子扣他合适”、“就是影响你儿子,你要不要你儿子的未来”、“他的软肋其实是他儿子”。

一周前,卫生巾集体“塌房”引起全体女性的关注和愤怒——而这甚至不是第一次了。在写这篇文章之初,我们想了解那些非常基础的问题:卫生巾作为日常使用频率高的女性用品,为什么仍然这么难用、不耐用、不卫生?到底怎么才能解决卫生巾的问题?女性需要什么样的卫生巾?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年,仍然没有研发出一片好用的卫生巾?

一周惊奇:

前不久,云南腾冲一温泉酒店,因为不够星级标准,不具资质,无法接待日本游客。酒店工作人员顺势强烈表达对日本人的负面态度,拒绝日本游客入住。后又将视频发到社交平台后,获得了大量的支持。该事件背后,有两点值得关注,该事件背后,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酒店接待外国游客上,还存在诸多限制,比如涉外酒店资质问题。由此延伸开,针对外国游客在华的支付、交通、网络等服务都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第二点则是民众对日本人的态度问题。

近日,有重庆万州区居民在社交平台表示,近期接连收到当地卫健委发送的群发短信,内容主要宣传生育政策。根据网民上传的短信截图显示,短信内容分为两类,其一写到“新婚夫妻享受婚假15天。女职工享受产假:顺产178天,难产193天,多胞胎每多生育1个婴儿+15天。”短信其二内容写到“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再婚夫妻再婚后可以生3个孩子,再婚前生育的子女数不合并计算。”

前中国女子体操队队员吴柳芳因发布多条性感热舞视频,被另一位前中国女子体操队运动员管晨辰留言批评其“擦边”,引起广泛关注。11月23日晚,吴柳芳公开鞠躬致歉,目前她的大量短视频作品被删除,其账号也被禁止关注。11月25日,管晨辰向媒体表示,她接受不了吴柳芳用体操“擦边”,具体包括:社交平台置顶视频里穿着巴黎奥运会的运动员服装,直播时扯上体操冠军的头衔;穿着内衣在大街上跳舞……

一周讽刺:

用人单位限定只招985、211、“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是对非985、非211高校(也称“双非”高校)毕业生的歧视,但对于用人单位“按学历选人”的做法,我国社会却有很高的“宽容度”,甚至还有人把这视为“真正的就业公平”,是“重视人才”。必须明确,用人单位按学历选人,不会带来“就业公平”,而会破坏“就业公平”。按学历选人,不是重视人才,而会加剧社会存在的学历内卷,并因“重学历,轻能力”而影响到人才的整体质量。

网上看到了一则新闻;济南市平阴县以9.24亿元招出让该县低空经济30年特许经营权。‍‍‍‍‍‍该经营权的出让,也代表着全国首宗“卖天”的交易正式生效。‍‍‍‍‍‍‍‍曾经的土地财政,水源财政,山丘财政,到今日,终于轮到了天空。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无论是土地也好,湖水也罢,包括现今的天空,那滚滚而来的金钱,发达了一个县城,但最终一座县城的民众生计,其实并没有多么大的变化。‍‍‍‍‍‍‍‍

一周声音:

最近,几起突发公共事件,让人心有余悸,“幸福者退让原则”这个概念也重新流传开来。据说,这个概念是法律学者罗翔提出来的,原话是:

如果你家庭幸福,在外遇到别人刺激你、挑衅甚至谩骂你,不要跟他纠缠不清,要懂得避开忍让,因为你家里有人在等你平安归来,这就是“幸福者退让原则”。

我没找到原视频,不过这段话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就是说,出门在外,该认怂的时候就要认怂,不要为了争口气,让自己置身于险境。

今天,是“杨佳袭警案”的主人公伏法的16周年日。对于这个案件,对于这个人,我们都很难以单一的情绪去看待。但必须承认,这是中国司法上不可回避的一桩争议事件。我想,这个名字总归让人心情复杂,不管是恨也好,还是怜也罢,都很难以单一的情绪去对他,最后,也只能轻轻叹口气。我想,又气又恨又恼又怜,应该是大多数过来人对他的所有心情了吧?

我们既然明白,未成年人犯罪得不到相应惩罚是因为约束机制失效导致的,那我们也应该明白,对于警察使用暴力的约束机制一旦失效会带来什么后果。意识到了约束机制的重要性,却还对违法使用暴力的警察拍手叫好,本质是从民意基础上给原本就不够牢固的枷锁松绑。长此以往,很可能会导致私刑泛滥,一朝回到1983年,一只野兽还未入笼,另一只野兽又被放了出来。

一周故事:

张凯有一个“全国至少一半人都知道的事”:2023年4月15日,他与妻子孙艳艳在安徽宿州蒿沟镇的高空杂技表演中发生意外。那天晚上风很大,身穿蓝色演出服的两人,被快速上升的机器带至十几米高的半空。女演员孙艳艳边双手钩着丈夫张凯的脖子,一边双脚翘起,准备做下一个杂技动作。突然,孙艳艳没来得及调整,登时从张凯脖子上脱手,从空中直直坠落。

【图说天朝】美食博主王刚:作为厨师,以后再也不做蛋炒饭

28 November 2023 at 00:40

更新:11月27日晚,王刚发布道歉声明,称“作为厨师,以后再也不做蛋炒饭,也不拍蛋炒饭视频”。(视频已在墙内遭删除)

11月27日,中国知名的美食博主王刚在个人平台(含微博、B站等)发布了一则“蛋炒饭”视频,而该视频被一些网民集体指责临近毛岸英忌日“用蛋炒饭侮辱英烈”,随后王刚将视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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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王刚的微博、B站等平台最新视频评论区已出现大量攻击内容。但令人疑惑的是,11月27日其实已是毛岸英忌日(11月25日)的两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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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人,中国厨师、博客作者、UP主、YouTuber、网络名人,网名“美食作家王刚”,又称“厨师长王刚”,因拍摄视频到网络上教导烹饪,大获网友好评,现已经有千万追随者。(维基百科)

(延伸阅读)知名YouTuber罗杰叔叔(@mrnigelng)曾在一支视频中吐槽BBC饮食频道主持赫尔沙·帕特尔煮饭方法,之后他又在另一视频中盛赞王刚的蛋炒饭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值得英国厨师学习。

这已不是王刚首次因发蛋炒饭视频引争议。2018年10月22日王刚发布了一则“蛋炒饭家常做法”的视频,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于24日进行了转发。但10月24日这天恰巧为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的冥诞日,不少小粉红认为人民日报系“别有用心”,是刻意转发王刚视频暗讽毛岸英的“蛋炒饭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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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9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又在微博分享了“蒸水蛋”菜谱视频,而这一天又刚好是毛岸英的忌日。【立此存照】巧合?人民日报蛋炒饭节发蒸蛋,爱国网友怒了

2020年10月24日,王刚在毛岸英冥诞日这天上传了一段扬州炒饭视频,评论区有人被指控他“故意在今天发蛋炒饭”,对此王刚本人表示相当无辜,并做出了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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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年王刚再度发布蛋炒饭视频,而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被指控“侮辱英烈”,但从这三起案例的时间点来看,难以得出王刚是“有意为之”的结论。

中国数字时代在《【CDT百科】“蛋炒饭节”是什么梗?为什么一年可以过多次?》一文中解释了为何中国已经有至少两个“蛋炒饭节”,这是因为毛岸英(毛泽东之子)曾被传出是死于生火烹饪蛋炒饭暴露目标(遭空袭死于朝鲜战场)。之后,有网民在毛岸英忌日吃蛋炒饭以示庆祝,并称这一天为“蛋炒饭节”、“中国感恩节”,认为“毛岸英之死避免了中国成为毛氏世袭王朝的可能”,感谢历史的偶然让中国没有彻底沦为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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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政治行为艺术很快引起了当局的警觉,官方多次发文辟谣毛岸英并非死于蛋炒饭,并严厉批评这类网络梗的传播。2018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施行,该法律开始为打击这类“辱毛”言论保驾护航。2021年10月,一位微博网友 @左右的佑佑的网民 点评影片《长津湖》时评论道“寒战最大成果就是蛋炒饭,感谢蛋炒饭,没有蛋炒饭,我们就跟曹县一样没区别。当然,可悲的是现在也区别不大”,最终ta被行政拘留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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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的强势打压和粉红网民的推波助澜之下,毛岸英与蛋炒饭的任何关联都成为了一种绝对禁忌。以王刚的个人经历为例,无论是在毛岸英生日(10月24日)还是毛岸英忌日(11月25日),发布蛋炒饭相关内容都有可能触及敏感红线(PS.毛泽东生日、忌日有待观察),导致被认定为恶意影射而遭网络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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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一位网民对王刚炒饭内容的时间戳分析,证明其并非“年年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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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图说天朝】美食博主王刚三次用蛋炒饭视频“侮辱英烈”?
作者:中国数字时代
发表日期:2023.11.27
主题归类:蛋炒饭节
CDS收藏:话语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推特、Youtube网友的评论:

Mark548130494:我寻思27号也不是感恩节,这是11月不准吃炒饭?

accadexia:建议十一月定为毛岸英纪念月,禁止玩网络游戏,炒饭等行为。

ExcitingMike:为什么这些人都理所当然认为十一月底展示蛋炒饭就是乳呢?建议查一下成分。

DonVanderbilt:蛋炒饭悖论:一边辟谣蛋炒饭,一边下架蛋炒饭,反而加强了蛋炒饭传闻的真实性。

Mise_ad2301:共產韭菜必須清楚知道一年365天,戰狼粉紅各有哪些高潮日,卻又沒人敢明確整理寫出哪些日子會讓人高潮。韭菜一生活的好累啊!

wangzhian8848:微博开始集体讨伐王刚,王刚其实也就是每年发一次蛋炒饭的视频,全都没有在11月25号。但这也不行。

5tevewanG:禁止吃蛋炒饭早晚被写入中国宪法。

wdnmd8638:黨都闢謠不是蛋炒飯害死毛岸英了,然後有人還是死咬不放。

user-tn8mm1pr4r:干脆立法吧,中国10月11月不准吃蛋炒饭。 本来你觉得这是谣言,那就大大方方的辟谣,加入历史爱国教育咯,整的这俩月看到蛋炒饭就高潮,敏感成这样真的会让人觉得是被戳到痛处才会这么发反应。

BigBrothersAreWatchingYou:加臘肉更美味!

Histone11:官方的严打下为大家普及了很多知识。

jacobyu5050:11月25日是正宗的感恩节,中国人民的风俗是腊肉蛋炒饭。

cuntou_R:墙上的照片只要在就是乳。

———— 更新道歉视频后 ————

伯罗奔尼飒:我要笑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种事情大概只有中国才会发生。

大闸蟹:逼的一个厨子说以后再也不做蛋炒饭了,全网以后都屏蔽蛋炒饭最好,上纲上线最拿手。

DictatorOfPRC:2023禁片《王刚厨师蛋炒饭教学视频》。

zzzzz_369:过于抽象,一个厨师再也不做蛋炒饭……泛政治化过于严重了。

靜默無說話:直接规定十月十一月全国禁止炒饭得了。

Kagaribito:又到了***的季节。

MrD凉冬冬:这两个月避讳蛋炒饭?这个避讳制度感觉比大清还严格啊。

Burgerislove1:做得好,每年這天出來道歉一次,提提大家今天不能做蛋炒飯。

fred328397:天朝典型的逻辑悖论,为了让一件事成为敏感,而广而告之。

超級小陳cjxc:这种不让人炒饭的行为可以叫做猎巫。

MrMensao:一个厨师,因为做了蛋炒饭而向全国道歉,并发誓再也不做蛋炒饭……我不知道如何去向我的下一代解释当下的盛世,但相信未来能让下一代更加明白父母今日移民美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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