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清晨，一辆严重超载的面包车载着21名采摘工，在东港市黄土坎镇一处急弯下坡路段失控侧翻，造成8人死亡、13人受伤。遇难者大多是55岁到70岁的农村女性。随着个体种植收益不断下降、周边集约化农业用工需求增加之后，这些被家庭责任牢牢拴住的中老年女性，频繁往返于不同乡镇之间，以日结零工补贴家用，成为几乎没有保障的“流动劳动力”。

出事

5月3日凌晨3点半，屯里一片漆黑。吴秀珍轻手轻脚地从炕上爬起来，匆忙套上两件秋衣，再穿上个红色毛衣，外面又加了件粉色的衬衣。在门口的灶台上快速热好头几天蒸好的馒头，她出门了。

这天下了点小雨。她感到身体微微发冷，除此之外，和以往没什么不同。吴秀珍住在辽宁省大连市下属的庄河市鞍子山乡。她要去隔壁丹东东港市打零工，每小时能赚16元，从早上5点一直干到下午5点多，去掉中午吃饭的10分钟，一天就能赚180元上下。她没什么好不满意的，唯一的烦恼是路上太远，两地距离有四五十公里，行驶时间接近一小时，有时甚至需要一个半小时以上，因为司机要去临近的几个屯依次接人，凑满一车后再出发。

这天，吴秀珍坐上的是一辆白色的福特全顺客车，核载6人，实际坐了21人。多位坐过该车的村民对我说，车内经过改造，驾驶、副驾驶位与第二排座位保留，后面的座位全部拆掉，左右各一排长凳，中间堆了很多小板凳，“都是一个挤一个，人抱着人坐，有时候喘气都困难。”

开车的司机姓常，39岁。当天清晨5点，吴秀珍一行在常某的带领下，来到东港某大棚开始采摘。但10多分钟后，常某与现场的监工争吵起来。“大棚的工作人员一直说我们摘得不好，司机一气之下拉着我们去下一家。”与吴秀珍同在这辆车上的王红梅对本刊说。

庄河农村（作者供图）

常某继续驾驶着车沿201国道自西向东行驶。到东港市黄土坎镇石灰窑村附近时，一个右向的急转弯后是一段下坡路。就在这里，车失控了。王红梅回忆，，她原本坐在中间的小板凳上，突然，耳边响起令人头皮发麻的急刹车声，紧接着感到身体向左边严重倾斜。后门爆开，她飞了出去，落在路边的水泥地上。王红梅晕了几秒，很快清醒过来。她抬眼看，车已经向左侧翻，后部“几乎散成了一堆零件”，原本朝东的车头变成了朝西，“整个车转了一圈。”

王红梅看到自己前方是互相堆叠的身体，一动不动，有人趴着，有人仰着，车里也隐约能看到几个身影，“腿烂了在滴血”。一个认识的人在她眼前咽了气。她看到司机常某在边上摇对方的身体。此刻是5时57分左右。据央视新闻消息，这是一起车辆与路边树木发生的单方交通事故，事故共造成13人受伤、8人死亡。王红梅说，死者主要是周边村里55-70岁的女性。

事故发生一周多以后，我来到了现场。结合多位受访者提供的事故现场视频，我找到了车辆最终翻倒的位置——石灰窑村村口道路南侧的树木旁。这段201国道的路面是双车道，与车辆发生剧烈碰撞的三棵树，下方树皮都已大面积脱落。撞车点旁边是通向石灰窑村的水泥路，树木与公路之间还有水泥砌的排水沟，边缘锋利，附近有大量碎石块。

事故现场（作者供图）

受访者提供的事故现场视频显示，出事时，小客车的后车门正对着那条水泥路，车内的一些女性被甩出去后，部分坠落在水泥路面上，抛掷距离最远约有七八米。60岁的吴秀珍是遇难者之一。她的儿子王力见到了母亲最后的样子：粉色的衬衣上有大片泥土，血从里面浸出来，口、鼻和耳内也有很多血，身体遍布淤青与骨折。丹东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他的尸检报告上写着：死因是钝性外力作用导致颅脑损伤、胸腔腹内脏器损伤而死亡。

母亲

辽东半岛像一个楔子突兀地插入渤海与黄河之间。庄河市鞍子山乡，就在楔子的最东端，南邻黄海，东部与丹东东港市接壤，向北，则连接着东北辽阔的内陆地区。在总面积285.84平方公里的鞍子山乡，常住人口只有2.8万人，多数集中在可以养虾与海参的沿海地带。而在北部丘陵山区，村庄里只余一片静默——此次事故的多数遇难者就来自这里。

东北的乡镇下面是村，村由一个个屯组成。吴秀珍所在的屯里几乎见不到50岁以下的人。房屋依山坡而建，家家都是低矮的平房，屋顶上压着红色瓦片，门前院子里堆着厚厚的柴垛。吴秀珍家院子一地凌乱，柴火、玉米棒子与各种杂物散落在地上，几条狗大声叫着。家里人说，吴秀珍短发，圆脸，个头很矮，从山的另一头嫁过来。在同村人眼中，她特别勤快，比男人都拼，“经常光脚干活。”家里有十来亩地，种了花生、大豆与玉米，地里的活基本都是吴秀珍在干。除了给自家种地，她几乎一年四季都在打零工，“上半年摘蓝莓，夏天摘草莓，10月去捆花生，也给别人家薅草，什么活都干。”

庄河农村家家都是低矮的房屋（作者供图）

王力说，他父亲小时候生过病，身体虚，无法外出打工，地里的活也只能给妻子“打打副手”。我见到了吴秀珍的丈夫。这个66岁的农村男人说话略有迟钝，面对妻子离去后留下的一切显得不知所措：家里的地，两头需要照料的猪，90多岁的老父母。王力的奶奶脑出血后身体不好，做不来饭，爷爷常年吃降压药，看不清东西，白天卧在炕上几乎不动。

一份由东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盖章的车辆鉴定书显示，肇事车辆制动和转向系统工作状况都正常。经分析与复原，事故发生时，车辆向东南方向发生侧滑，随后向左侧翻过程中，先后与路面外反光桩、灌木丛树木、排水沟碰撞。经测算，事故发生时的车辆行驶速度约为112公里/时。201国道动东港段的限速为60公里/小时。多位家属告诉我，常某“有开快车的习惯”，但遇难者所在的屯，只有常某一个工头。不上他的车，就意味着没活可干。

王力回忆，母亲曾表达过对坐常某的车的担心。“她回来说吓死人了，车辆拐弯时速度太快，差点翻到沟里。”但即使如此，相比于路上的风险，吴秀珍更担心“自己少干一天，活就会被别人抢走。”这份工作对她很重要。王力说，早年间，母亲通过个人账户连续缴费的方式获得了一个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资格，目前，每月的养老金有1700多元，收入“比同村人高很多”。但考虑到儿子的房贷与育儿压力，吴秀珍赚钱的愿望很迫切。王力的妻子不上班，女儿今年13岁。吴秀珍要每天给丈夫与公婆做饭，无法去城里照看孙女，她感到亏欠。“我妈打一整年零工，多的时候能赚1-2万元，她寻思说，没法帮我看孩子，就打零工，把钱给我媳妇，就当支援我们养娃。”王力说。

这次事故中的绝大多数遇难者，家里都是独生子。“因为生儿的家庭压力更大。”严峰的妻子55岁，在遇难者中属于“年轻的”。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在东北农村，结婚需要彩礼、三金、酒席，男方还要买房，“加在一起至少得80-100万元”。他和妻子拼命工作多年，又借了近20万元，才凑足这笔钱。严峰弟弟说，东北屯子“家里有儿”的父母，养老保险基本都“不敢交”。他比哥哥幸运，只有一个独生女，现在每月缴纳800多元，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提前做准备。

严峰的儿子前几年结婚，去年初生下了女儿。严峰记得妻子对他说，“（生）姑娘好，儿子就不会像我们压力这么大。不用聚少离多。”严峰寡言、内敛，在我和他持续数小时的交谈中，回忆起这个片段时，他少有地哽咽了。他和妻子1992年相亲认识，1993年结婚，1994年生下独生子。此后，他几乎全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外地做建筑工人，妻子则留在家里照顾老人与小孩，种地、养猪、做饭、洗衣。

疫情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衰退，建筑工人的收入锐减，“以前好的年头一年能赚七八万元，现在最多只有三四万元。”严峰解释，活越来越少，他离家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从大连、沈阳、本溪到山西、北京、最远到过新疆。没活的时候，他就在当地等，“有时候要等快一个月”，“也不好回家，一趟交通费就能抵一个月的活，不值当。”每年只有春节，他才会回来与家人团聚几天。妻子出事时，他正在山东修桥，已经干了一个多月。他说妻子性格开朗，对生活有热情，爱笑，他第一次见她，就觉得她顺眼。他们夫妻相处30多年，很少吵架。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5月1日视频，那天妻子正在院子的小仓房里捡花生，此时天还没黑透，有夕阳透过门缝照到她的脸上，“这天信号不好，我们聊了几分钟就挂了，她说地里的苞米种上了。”

零工

5月17日，我从大连庄河市区一路向东进入鞍子山，沿途所见，是一块块破碎的旱田，种着花生、玉米，很少见到大型机械。现在正是花生覆膜的时节，一垄垄塑料薄膜在日光下亮得刺眼。沿201国道继续从庄河驶向丹东东港，途径事故发生地后，向东进入椅圈镇，路两旁的景象立刻变得截然不同——密密麻麻的蓝莓大棚接连出现，呈倾斜的倒三角状，一排排天蓝色的塑料棚顶，向远处绵延。多位庄河的零工介绍，离庄河较近的东港椅圈镇、龙王庙镇、黄土坎镇与黑沟镇是她们最常去打零工的地方。

两三年前，这些大棚所在地，还是一片片水田。陈晨是东港最早开始种蓝莓的老板之一。她对本刊说，丹东是全国最大的草莓产地之一，最“出圈”的丹东久久草莓，原产地就在东港市马家岗，位于今天的椅圈镇辖区内。但最近几年，东港兴起了一股“草莓改蓝莓”的热潮。2023年，大约有1000亩草莓大棚改种蓝莓，2024年增加到5000亩，2025年，改种和增加的蓝莓大棚面积约7000-10000亩。“今年，狂热仍未消退。”陈晨说。据当地行业协会统计，东港8万多亩的草莓大棚，目前共有2.7万亩地种上了蓝莓。

东港市蓝莓采摘大棚（作者供图）

多位蓝莓大棚老板对我说，一方面，这几年草莓行情不好，价格下跌的厉害；另一方面，当地种植草莓多年，土壤受病虫害影响逐年增加，造成草莓减产。“很多草莓老板已经60多岁，干不动了，认为草莓一年四季都要用工，管理成本太高。蓝莓大棚虽然一次性投资比草莓多，但只有采摘季才需要密集用工。”

采蓝莓的工作并不轻松。蓝莓根据果实直径分为大果、中果与小果，采摘时要严格进行大小分级，不能混放到同一个筐里。果实越小，越不好摘。要优先采摘黑紫色的成熟果实，发红的果不能摘。此外，蓝莓表面带有一层类似白霜的天然果粉，采摘时须小心翼翼避开，不能碰掉。但对于吴秀珍等人来说，这已经是他们可以找到的“最轻快且性价比最高的零工”。与严峰同屯的女性村民张淑君告诉我，摘草莓每小时比蓝莓多赚1-2元，但要一直弯腰贴着地面摘，干久了“起都起不来”。而蓝莓苗没有那么矮，虽然也要经常蹲下摘低处的果，但不会那么费腰。“是个细致活。”她说。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副教授王欧，近年一直在研究农村的零工女性，尤其是中老年女性。他对本刊说，农村女性的整个生命周期，深深地嵌入到家庭里，甚至延伸到子代家庭。但50-70岁的农村女性能获得的工作机会却很有限。王欧调研发现，与农村中老年男性相比，女性在城市“能做的活更少”，建筑工人、保安等岗位普遍只招男性农民工，女性进城后只能做清洁工或家政。更关键的原因是，多数农村女性“离不开家”，要照顾高龄老人，还要种地，“后者即使只有几百元，也是保底收入”。因此，她们只能以家为原点，急切地寻找允许当日往返的日结零工。

正在采摘蓝莓的零工女性（作者供图）

从今年大年初九一直到出事前，严峰的妻子“除了偶尔要给地里下种子”，几乎每天都在东港的大棚里摘蓝莓，连续干了两个多月，一共挣了八九千元。“严峰注意到，采摘蓝莓之后，妻子“平时那么爱笑的一个人，累了不会说太多，只是沉默不语”。“她总是睡眠不足，干一天活后全身哪哪儿都疼，从肩膀、胳膊、腰部到小腿，一疼就吃止疼药。手指头与脚经常肿着。”他还记得，妻子有时会抱怨“老板说话太难听。”严峰说。在他眼中，妻子的神经一整天都紧绷着，“拼命地干，就害怕老板说你干得太少，和工头反应，下次不让你来了。”他和儿子都劝她别这么辛苦，但本地没有太多零工机会，妻子很珍惜这份“好工作”。“我这几年赚的少了，她想要补贴家用。而且孙女刚出生，接下来吃喝、读书都要用钱。”

工头

涉事司机常某的家，位于庄河市鞍子山乡黄柏树村常家屯。常姓是当地大姓，多位村民对我说，常某只上到中学，年轻时蹲过两次监狱，有一个6岁的女儿。出狱不久后，他就买了一辆二手车，担任司机兼工头，拉着附近屯里想打零工的人去干活。“常某有个舅舅，当过村长，有点人脉。在他的牵线下，常某一点点把关系与资源网络拓展到东港，对接到当地的蓝莓大棚老板。”一位熟悉常某的村民说。

事故发生后，常某就逃跑了，警方曾出协查通告呼吁大家提供线索。“屯里来了很多特警，悬赏金额从5万一直涨到10万。”三天后，常某才被抓获。王力说，常某当司机已经有3-4年，收入来源主要是“扒皮费”。他给村民找活并负责往返交通，有时还承担午饭，每人每小时“扒皮”4-5元。采摘蓝莓的季节，平均每人一天干活11小时，一个人头就有44元的获利，如果载21个人，去掉油钱后，每日就能净赚800多元。“一次性拉得人越多，赚的就越多。”

正在采摘蓝莓的零工（作者供图）

多位蓝莓大棚老板说，在当地，工头超载运送采摘工人的情况很普遍。一位蓝莓大棚老板给我出示了一张不久前乡政府发布的《交通安全倡议书》，里面写道：致种植大户、务工工头及司机师傅–绝不能为了赶工期、省成本而默许超载。私自改装面包车超员载客，易引发群伤群亡事故。

然而，大棚老板往往无法对工头形成有效约束。“我们只负责把工钱给到工头，至于他给工人多少钱，我们不管。”张江兵说。多位蓝莓大棚老板指出，近几年，随着东港蓝莓大棚的快速扩张，在2月-5月的采摘季，对外地工人的需求激增。老板们很依赖工头。部分工头是主动上门寻求合作，部分来自于老板之间的互相推荐。“这边的采摘工人小时价为20元，四五年都没有变过，因为担心下调后招不到人。”张江兵说。他还观察到，每个工头手上至少都有几十家大棚老板的联系方式。有的工头同时有好几台车，专门雇司机开。

王欧解释，工头诞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集约化农业在近些年的大范围扩张与普及，特别是经济作物，劳动密集型的特点更加突出。“农村大量的土地抛荒，旧的农业体系在解体，几乎很难赚钱。而集约化农业农业多数集中在资源禀赋好的地区，地理分布不均，形成了农村劳动力跨区就业现象。”王欧说，他在调研中明显观察到，近四五年，农村零工的就业半径在不断扩大。而这种跨区域零工中，普遍形成了以工头为核心的用工模式。

庄河农村，地里主要种上花生，玉米（作者供图）

多位遇难者家属告诉本刊，事故发生后，他们曾试图讨要工伤赔偿，却发现除了司机外，不知道该找谁。多位遇难者家属说，当地政府告诉他们，之后会发放救助金，但具体金额没有告知。目前，本次事故中的8位遇难者，很多还未火化，遗体暂存在东港市殡仪馆。

在现行的劳动法体系中，与工伤有关的赔偿主要以劳动关系为核心。“这起事故中，车上的农村女工和工头、蓝莓大棚老板都无法构成劳动关系。”一位长期接触此类零工伤亡案件的法学专家对本刊说。他解释，认定劳动关系，并非只根据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用工事实也是一个关键的客观依据。然而，这一事实成立的前提，是用工方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劳动管理–工人能长期遵守老板制定的工作要求，在规定地点、规定时间内完成指定的工作量。“这里强调的是一种持续、稳定的劳动状态。打零工的农村女人们可能今天来采摘，明天发现地里有活就不来了。因此，这类以日结为主、流动性极强的季节性农业用工，不在现行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内，更不可能获得工伤赔偿。”他说。

近年来，这类农村零工车祸悲剧已连续发生数起。2024年6月15日的河南平顶山冷藏车事故中，8名女工在车厢内窒息而亡。2025年7月27日，载有山西大同彩椒女工的中巴车在暴雨中失联，导致14人死亡。不久前发生的5月16日广西皮卡坠河事件，车上载满了刚种了一整天红薯的大龄农村女工，最终造成10人遇难。

由于不存在劳动关系，前述法学专家认为，这类案件要想追究法律责任，能找到的唯一直接责任人就是涉事司机，但多数司机是村民出身，通常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进行赔偿。要想让用工方承担连带赔偿，除非有证据表明老板曾对司机下达明确指令：用超载车辆运送工人，再进行民事起诉，“但诉讼的难度很大，成本也会非常高。”

“多起个案的发生表明，农村零工群体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对本刊说。王天玉长期研究零工经济，他建议，由于农村零工的分散性、流动性与季节性，应当建立一套适应农村劳动特点的保障制度。“关键是依托农村基层组织，将分散的劳动力整合起来。成立具有劳务中介和服务性质的平台，帮助村民集体参保，按单或按日投保，已经有地方在进行这种探索，类似于城市零工模式中的骑手平台。”王天玉解释，这一平台的本质是取代工头角色，以正规的方式对接村民与用工方，“在数字时代，建立一个线上零工平台，成本并不高，关键是从农民的需求出发，能不能真的把它用起来。”多位受访专家说。

王天玉注意到，今年7月起，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简称“新职伤”）将在全国推开。这项试点目前主要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近些年出现的新就业形态人员，由平台按单投保。工作期间一旦出现伤亡，保障赔付待遇的比例结构与工伤保险一致。王天玉认为，未来可以考虑将农村零工逐渐纳入“新职伤”体系。

杨建国见母亲的最后一面，是在5月1日。他17岁时父亲去世，初中毕业就来到大连读中专。他的母亲个性要强，一个人打零工把他养大，先是在冷库工作五年，后来去东港“打海蛎子”，和摘蓝莓一样，每天在大连与东港间往返，持续了两三年。去年，他的儿子2岁，母亲来大连照顾孩子。近一年，是母子俩少有的“每天都能见面”的时间。

杨建国对我回忆，母亲把孙子几乎要“宠上天”，出去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小车，回来就说，“也给你儿子买一个”。五一期间，杨建国的母亲嫌“城里太闷”，决定回老家待几天。“我本来以为她要回去放松一下，完全没想到她会去摘蓝莓。”杨建国推测，可能母亲看他有几十万房贷没还，心里着急，觉得“不要欠别人的”。

（应受访者要求，吴秀珍、王红梅、王力、严峰、杨建国、张淑君、陈晨、张江兵为化名）

从4月中旬“打响第一枪”开始，截至目前，自媒体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已经接连举报5名高校教授团队的学术论文涉嫌造假，涉及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等诸多高校。

被网友戏称为“学术圈最严厉的父亲”的耿同学，本硕毕业于吉林大学，博士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专业，去年5月，读到博士5年级的他选择了退学，全职做科普博主。

这场打假风暴因何而起？这些造假，是如何被发现的？

以下是耿同学的自述：

一场意外

发现第一篇造假论文，其实算得上是一场意外。

我从2019年开始做科普自媒体博主，做内容的时候，有些领域我也没那么了解，就会联系咨询一些研究相关专业的同学，时间久了，其中有些人就成了朋友，经常会聊聊学术上的问题。有一天，有个朋友发来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在《自然》（Nature）发表的一篇论文，说里面有些数据像等差数列一样，很怪异，又聊到其实半年前就有人质疑过这篇论文了，不过只有学术圈小范围的讨论，没什么水花。

（图源：@耿同学讲故事）

我看了一遍论文，觉得确实不太对，自己也好奇，就深挖了一下，结果发现了更多的问题。比如8列数据中，第4列加0.3可以完全得到第3列数据，第4列和第8列也有清晰的加减关系；大部分数据都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少数突然变成小数点后两位，而且末位数字都是一样的，要么全是4要么全是5；甚至有两列数据，末位数字全是5。这明显不符合实验室自然数据生成的规律。

所以我当时很肯定这个论文有问题，当即做了视频发出来，没想到火了。我的质疑没有错，5月6日，同济大学就通报了，论文存在数据没有客观计数、图片误用等问题。

我之前也做过打假的视频，依据都是一些公开现象，比如本科生一年发了40多篇sci、论文结论是“益生菌产品可以解酒”这种。在今年之前，我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还能从论文原始数据下手。

一方面，以我正常人的思维去理解，根本想不到有人能假成这样；另一方面，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隐蔽性。原始数据不是放在论文正文里的，而是单独的Excel表格，需要单独下载。

我是学生物专业的，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科研，读到了博五，都极少会去下载原始数据。只有一种情况，老师说这个论文很好，要求你不止要看论文的主要内容，还要把整个论文里的实验方法都给学了。那我就得把原始数据下下来，按照论文的方法去走一遍。

（图源：@耿同学讲故事）

而且，一般只有好的期刊，一区二区那种，才会强制要求上传原始数据。所以，看起来现在我打假打的都是知名学者，但这不是我有意为之，是因为只有他们的造假能被发现。这些“特别优秀”的论文，老师会让学生去当榜样论文学习。看这些论文的人群足够大，问题被发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我本来以为，打假这一篇就到此为止了，但因为这个视频火了，有很多网友给我投稿各种各样的论文，说觉得它们原始数据有问题，让我帮着看看。所以后面发的几个打假视频，其实都是网友的投稿，我再筛选分析一遍。

这些论文都是生物医学领域的，一是我对这个领域比较了解，另一个原因是，这个领域的造假相对好分辨一些。生物医学做实验比较多，很多零散的数据需要动手去记录，数据量相对有限，而且数据通常是一个系列的，你通过纸面看出数据不对，可以反推实验室操作有问题。但像计算机这种领域，数据量庞大，数据大部分是机器自动生成的，如果你不去实验室看源代码，光看论文和原始数据，无论如何也判断不出是不是有人在造假。

不过，“打假”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一篇论文的原始数据有很多，它肯定不会从头到尾都有很明显的问题，那种假也轮不到我来打。

有些人看了我的打假视频，觉得这些论文“一眼假”。其实，那是因为我用大众能理解的语言拆解分析了论文，单把原始数据放在你面前，你几乎是不可能看出来的。

耿同学用大众能理解的语言拆解分析了论文（图源：@耿同学讲故事）

我分析一个论文的数据，也得花三四个小时过一遍。觉得它不对劲的话，我就把这些数据拿出来，去找我的一个朋友，用他公司开发的软件“跑”一遍，这样才能确认问题到底是什么。有的数据，软件告诉我它们是等差数列，我还得看半天才明白，因为它不是“完美”的等差数列。有的数据，是写论文的人把某个数乘个1.05、1.06的得出来的。尽管我算是“专业人士”，我也没法用肉眼就看出来问题在哪，需要借助计算机软件等算力。也正是基于这些时间和资源成本，我是不可能看到一篇论文就深究的。

薛定谔的数据

做学术这些年，我看过不少觉得有假的论文。我接的打假投稿也很多，其中有疑点的不少。真被我拎出来的论文不能说是是冰山一角，只能说是九牛一毛。说实话，在我们这个领域，如果数据编得像一点，根本发现不了。但凡一篇论文不能被“锤死”造假，只要作者还有空间反驳我，我都不会发视频举报。他们可能用来反驳我的理由我都知道，他们能不知道吗？

比如最常见的理由：图片误用。在一个大图里面有好几个小图是重复的，而且不是那种全篇重复，是部分重复。如果真的不小心用错图，通常是复制粘贴，图的大小和位置都不会发生改变，不会有自己操作的痕迹。但是当这些都发生改变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作者是故意把那张图挪一个位置，做一个旋转或者拉伸放大，让它看起来和之前的不一样，假装是不同实验做出来的结果。

（图源：@耿同学讲故事）

这事儿严不严重，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专业是通过做大量操作性实验来获取数据，记录每次实验数据，最后得出结论。文章中需要附上实验的图片和数据表格，来展示结论得出的过程。但生物学研究和数学、物理这些学科不一样的是，它变量很多，比如实验小鼠的体重、状态，实验室的温度等等，不可控因素也很多，一点改变就可能直接影响结果。所以，图片是怎么来的、数据是否真实客观，这些都很难去核查。

反正现实情况是，如果你因为论文中图片重复被别人质疑了，你说是图片误用，就没人能把你怎么地。补上一张“正确”的图片一点也不难，提出问题，当天就能补上，小鼠、细胞的照片都长一个样，你也不知道这是几年前的照片，还是这个论文实验时的照片，修补成本相当低。

在生物医学圈，真实性充满争议的研究其实不少见。举个例子，由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耿美玉团队宣称他们研发的药物“GV-971”能治疗阿尔兹海默病，论文还发在一个权威学术期刊《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上。

耿美玉论文截图

这个药的上市就引发了一场学术纷争。前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曾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多篇文章，质疑这篇论文和药效，说“耿美玉的971是真药的可能性，小于她是中国爱因斯坦的可能性”。学术界有相当多的质疑，比如GV-971Ⅲ期临床有效药物组与安慰剂组在前34周的差值一直维持在0.6分左右，但从第34周开始，安慰剂组突然出现断崖式下滑，从1.5分跌至0.16分。在34-36周仅仅两周内，有效药物组与安慰剂组差值从0.69分扩大至2.54分。

饶毅就公开表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研究人员告知安慰剂组病人，他们吃的是安慰剂，涉及实验期间造假。但问题是，饶毅的这个怀疑没有办法得到验证。像这样的质疑最后都只能变成一场“争议”。

就算你做了一遍他的实验，得不出他的数据，你也无法确认，这是因为对方的实验数据有问题，还是因为温度湿度、实验室环境、小鼠健康情况影响实验结果。

我读研的时候有一个师兄，他当时需要做一个实验叫流式细胞术，他都没做过，怎么做都是我教他的，做流式那些管子还是我给他的。最开始，他做实验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实验结果很差。结果一个月之后，他就发了一篇很不错的论文，里面的结果很漂亮，这不符合常理。但我没法说他造假了，我没有证据。

而且，数据不造假，也可以挑选、编辑。

比如说你现在想证明山东人高还是山西人高。你想要证明的结论是山西更高，那我就从山西那边挑50个高的，山东那边挑50个低的，你想要得出什么结论都可以。我管这叫科研“秦桧法”，对我不利的，我编造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去掉它，只留下对我有利的结果，说这个结果是真的。

《机智的住院医生生活》剧照

据我所知，这么做的人有很多。我是去年5月份，读到博士5年级退学的。如果深究起来，我当年的退学，和这种风气也有关系。

那时候，我一周只有周二和周四两天可以买小鼠。送到实验室之后，小鼠需要静置一周，来适应实验室环境防止应激，然后我才能开始实验。我的药物一般都是慢药物，每天给小鼠注射药物，小鼠要培养几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才能出数据。这一遍流程，走下来最快就一个月了。

实验很苦，战线拉得很长，这种滋味外人很难理解。能考上博士的人，在求学路上，都是天之骄子。我初中的时候，三年里只有2次没考到全班第一。但生物实验失败，是家常便饭，我做20次实验最快要几个月，里面能有1次结果是我想要的，就已经不错了。不断地失败，没有任何正反馈，这种感觉太压抑了。

但要论证一个药物更有效，同样的实验我重复20次，结果其中19次是阴性，1次是阳性，这一次的结果算不算证明了它有效？理智上告诉我不算。但感性上，我做了这么多实验，拿到一个结果，你告诉我它用不了？我接受不了。

《重启人生》剧照

这个时候，我可以找理由：环境不好、操作失误，说我前面19次实验失败都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就成功这一次是因为只有这次所有条件都做对了。其他几次没做成，我把数据“优化”一下不就行了吗？多少人都是这么干的。我也能拿去投期刊，看起来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件事，过不了自己心里那关。那段时间我很迷茫，心理上的压力也很大。那时，我自媒体也有一定收入了，比我毕业找份教职工作的收入还高，所以最后，我选择了退学。

失灵的监管

造假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被发现，它本来有一套监管系统，但是很多时候没有好好运行。

外部的监管不太现实。就像我前面说的，没人知道你实验数据怎么来的。收录文章的学术期刊是无法一一核验数据的，它会默认你的数据是真的，只看你的研究是否具有极强的创新性。确保数据真实，是文章作者和指导老师的事情。

在研究组织的内部其实有一个办法来规避造假，那就是重复实验。根据科学实验的规定，生物学实验要求至少重复三次，都做出同样结果，才能证明结果可信。

《女神蒙上眼》剧照

但现实操作中往往存在问题。用蒸馒头来类比：我现在发明了一种新的蒸馒头的方法，蒸出的馒头更白更软。那我怎么对外宣布这个方法好呢？我需要今天蒸一套馒头，明天蒸一套，后天再蒸一套，分三天蒸三次，每一次结果都很好。但现在的流程要求并不严格，有可能是一个人一次蒸三套馒头，对外就说我这是分三次蒸出来的。更过激的，他去外面买三套好馒头，也没人知道。

你可以看出这个流程里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个人参与，没有人负责监督他，他说什么就是什么，造假的空间就无限大。我认为，应该强制由三个不同的人来做同一个实验。造假是有风险的，同一个课题组，三个人一起商量好来造假的可能性不大。

再者，如果导师对学生的结果定期进行跟踪，哪怕是“抽查”，一个月只重复一次，都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我知道有一些课题组，是有这样重复实验的习惯的。但有很多课题组，老师懒得管这么多，都是把一个活儿派下去，一个学生全权负责，到时候交上来一个东西就了事。这样，就算有造假，导师可能也很难一眼看出什么问题。

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我上学时更极端的老师——一学期每周只有一节课，他会集中到一两天内全部上完，把课时强行凑够。“懒”到这种程度的老师，不愿意在教学和研究上多花功夫，自然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去把关学生的实验。我“打假”的这些论文，如果说这些老师“冤枉”，他们不参与造假，其实我是认可的。因为太多老师，自己根本不直接进实验室。他可能也没想到，学生里边会有这样的情况。

《非凡医者》剧照

但他们是完全无辜的吗？我想并不是。作为一个老师，他们应该要对经费负责，对学生负责。你适当的结合自己课题组的情况重复实验，也是保护你自己。这段时间，确实已经有很多同学跟我反映，他们的导师开始跟他们要原始数据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两天，开始有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谈的空间，看您这边有什么需求”，我也跟对方直说了，我不需要钱，我也不是为了什么利益来做这些视频的。我也有压力，家里人担心我会被打击报复，都让我不要再发了，还好，暂时我还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但这一轮打假之后，我应该不会再继续了。第一条打假视频发出来之后，我收到了超过100条打假举报，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向我举报假论文了。这么大规模的筛过一遍论文，目前能打的假，可能基本都打完了。

去年，我们写了一篇《北漂最新约会方式，一起送外卖》。后来想想，随着外卖行业的迅速发展，送外卖似乎成了高薪白领们的消遣，成了一份带着娱乐色彩的兼职。

但现实中的外卖行业，却并没有那么简单。

晚饭时间，位于北京北六环附近的于辛庄村，外卖员小陈终于等来了晚高峰的第一波订单。他在这一带跑了将近8年。

于辛庄村被称作北漂来京后的第一落脚点。这里有上百栋公寓，道路错综复杂，但小陈说哪条巷子通哪栋楼，他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一来单接它十个八个，我根本不用看导航。”

但这份轻车熟路，已经换不来从前的收入了。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困惑。据行业统计，全国外卖骑手数量已超过1300万。与此同时，平台配送单价却在持续走低——从早期的平均10元以上，跌至如今的3-5元。单价掉了一半，骑手数量却翻了几倍。另一个于辛庄村的外卖员说：“几十号人、上百人在抢一单，就看系统爱不爱你。”

外卖员们不明白：算法越来越聪明，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时间反而越来越长，赚钱越来越难？

由三联生活实验室自制出品的纪录片《2026中国外卖员生存报告》正逐渐揭开这些问题的答案。北京昌平于辛庄村是我们片子的第一站。我们还去了CBD，还有著名的万柳。

我们发现，留在北京的外卖员，有超过五成来自环京农村的青年，其中河北农村青年占多数。通过拍摄我们发现，对大多数外卖员来说，送外卖不是他们的选择之一，而是没有选择之后的结果。

他们都提到了相似的一句话：“我们农村年轻人，出路是很少的”。类似的句子还有：“送外卖之后我的语言能力都退化了”“钱都挣不到，还担心命呢？”

这些话给我们带来了震撼，尤其在科技发展正深刻改变人们生活的今天。今天，农村的00后们，在大城市送外卖的人，这些看似被“高科技”吸引，事实上又边缘化的人群，到底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本该解放人力的科技，正将外卖员困在更长的工时里，同时未使他们的收入有太多起色，这只是千万个急需探索的问题当中的一个。

他们有何种期待？如何看待自己和别人？怎么面对明天？我同事问：怎么连外卖员进入互联网之后，都变焦虑了？因为有许多外卖员每天不停盯着手机刷单，有人说自己“焦虑，晚上做梦都是在送外卖。”

有一位被访者对此做出了不一样的、辛辣的评价：“外卖员不是困在系统里，而是困在自己的欲望里。”

以下这支纪录片的内容我不保证全面，但绝对保证精彩。

即便媒体给出了太多高薪白领送外卖的奇观故事，但这份靠体力、低门槛、还带点危险色彩的工作，大部分时候还是属于那些“不得不干”的年轻人。

一位从河北农村来北京送外卖的年轻人说，“种地去养家已经不现实了。”

同样一位来自河北的年轻人，他中专毕业，2月份来北京，一开始做厨师，结果老板卷钱跑路，工资都没发。“后来实在没钱了，就跑外卖了。”

刚干三个多月，上个月挣了八千多，这个月眼看月底了，才刚过四千。“躺平？那不混吃等死了吗？不能啃老啊。”他父亲腰椎有问题，刚做完手术，家里没有其他收入。

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从周边省份的农村涌入城市，送外卖是他们能做的为数不多的工作之一。

曾写了《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的作者王晚说：“很多人他可能进入这个行业，也只是试试水，看赚不赚钱，不赚钱我就去别的行业里面。底层的流动性还是比较强的，但他们一直在底层流动。”

提到收入，她说：“送外卖（收入）还可以，只要你愿意付出你的健康跟你的体力。”

送外卖似乎还是一个危险的工作。片中的市民不乏对外卖员超速、闯红灯、危险驾驶的批评，你在通勤路上，也一定见到过逆行和发生交通事故的骑手。

可是外卖员们告诉我们，几乎没有不逆行的骑手，他们中甚至有人表示，当吃饭都成了问题，命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订单那个时间就摆在那呢，你不逆行怎么能按时送达？”一位年轻骑手说，“光担心安全没用，钱挣不着啊。”

一位去年骨折过的骑手回忆，自己正常骑行时，一辆汽车急刹，来了个开门杀，他直接飞了出去，肋骨断了五根，手指也断了。手里还挂着两单，站长帮忙调走了，然后自己被送进医院。

骑手们都心照不宣，“你今天出去跑了一天，回来了就是回来了。明天出去能不能回来，也不知道。”

有骑手说自己每次闯红灯都会吓一身汗，“其实内心非常恐惧”，“但送得快更重要。”更有很多骑手说，跑外卖之后情绪没法抒发，语言功能退化了，但却学会了骂人……

我们拍到了一名大学生，他被外卖员撞到，滚下了半截天桥。他说：“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被异化的阶级，他已经只剩腿了。”

即便如此，外卖这个行业依然在接纳那些被其他大门拒绝的人。

一位985毕业、做了七年全职妈妈的女性，35岁后重返职场，却发现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经验，学历用不上了，还过了35岁。”她开始送外卖。“外卖这个事，就是不论你男女老少，它都能接纳你。”

“从一个985毕业生到现在送外卖，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我觉得我能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去送外卖，很多人做不到。”

在于辛庄村的骑手租车店，老板告诉我们，来租车干外卖的，大多是刚来的、没钱的。“今年各行各业都有压力，以前上班弄电脑的，很多人都下来了。下来以后干啥？跑外卖。”

四五年以前男的多，现在女的也不少。“总结来说，还是文化低一点的，找别的工作不好找的，甚至是岁数大点的。这个门槛相对来说还要低一点。”

在更繁华的地段——北京SKP商圈，这里的单价高一些，骑手们的日子也过得好一些。他们上班前先来一杯咖啡提提神，头盔也戴着五颜六色的装饰。他们代表的，是外卖员中的少数派。

一位在SKP跑了一年的骑手说，今年过年，他舍得给自己买一件1300多的羽绒服。“干一年了，怎么着也得穿一穿吧？农村没有来钱那么多的，只能在城里拼。”

但即便在这样高档的商圈，外卖员进商场也只能走“小员工通道”。你以为骑手们会觉得难堪？事实恰恰相反。

一位骑手说：“你不让我进更好，恨不得所有的商场都不让进，你就没必要上楼了。”

还有一位骑手说得直白，“我们不在意豪宅不豪宅，我们在意的就是好送。”

以前，我们听外卖员说的最多的话可能是：“你好，你的外卖到了。”或“外卖给你放门口了。”

这次拍摄让我们听到了太多外卖员的“金句”和语言。

在他们的表述里，我们知道有外卖员发现了一家会给骑手免费加鸡蛋的面馆，于是领着认识的外卖员都来吃饭；

有人在配送蛋糕的时候，找老板多要一盒蜡烛，因为不久之后就是他的生日，“一会儿回去我就把蜡烛插在我的面条上”；

每年和家人团圆是骑手们最期待的日子，“回去一开门，爸爸回来了，（孩子说）想死你了，直接扑过来让我抱，我觉得心里可幸福了。”

我们问外卖员小陈，他现在还向往大城市吗？他说，“不向往了，单价低了，比以前累多了。明年打死我都不干了。”

但更多的外卖员，还是会年复一年，继续在系统的算法里抢单，在逆行和超时之间做选择，在三块钱一单的薄利里熬时间，继续做一个“没文化、不干不行”的人。

十八年前，我国的第一笔外卖订单在线上诞生，十几年中，很多中国人的命运齿轮都随之转动。人们对外卖褒贬不一，又爱又恨。无论如何，外卖员也同他们的车轮一起，义无反顾地塑造着一个世界。

2024年，德国和中国警方联合破获了一起涉及在德中国公民的下药性侵案件，被逮捕的是43岁的中国籍男子张大鹏。后续调查中，两国执法部门进一步发现，张大鹏背后是一个作案团伙，成员分布在德国法兰克福、慕尼黑、柏林，荷兰、美国洛杉矶等地。除张大鹏外，还有蒋中懿（Zhongyi J.）、周同（Tong Z.）等5人。此外，S.之亭(音，ZhitingS.)与翁某(音，SizheWeng)等人也被指参与下药、性侵女性，两人分别被柏林和美国洛杉矶检方提起刑事诉讼。

根据德国司法部门提供的文件和简报、德媒报道以及洛杉矶警方通报，上述5人均涉嫌通过麻醉剂、镇静剂等药品使受害人失去意识，随后实施性侵。他们还通过加密社交软件“电报”（Telegram）交流作案手法，分享药物使用剂量和经验，还分享偷拍受害人失去意识、或被性侵时的影像。

“应该不是他”

2025年春天，读到在伦敦就读的中国博士生邹振豪下药强奸女性案的报道时，陈怡并没有想太多。一年后，朋友又给她转发了另一起涉嫌下药、性侵的系列案件。她看到其中一名涉案的“柏林男子”，名字很眼熟，身份信息显示他“出生于1999年，15岁时来到德国”。

陈怡立刻与朋友核对信息。两人很快通过新闻报道确认，这名“柏林男子”，是她们共同在德国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周同（Tong Zh.），“难以置信，和共友通话时，我们都语无伦次，不知道说什么”。

这是一起调查和审判已持续数年的连环强奸案——2024年底，中国籍男子张大鹏被德国警方逮捕，后被指控下药性侵多名女性。中德警方在后续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基于加密社交软件的群聊，群组成员接连出庭、被宣判，而周同是其中一员。

图为蒋中懿（Zhongyi J.）接受庭审现场

柏林第一地方法院向本刊提供的判决书显示，周同于1999年出生于四川，出生仅几个月后父母分开，他最初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但从约两岁起被送到亲戚家居住。周同在判决书中自述，他曾受过亲人殴打、在学校期间受教师虐待。2015年，周同被母亲送往德国一所寄宿学校，因为学业表现不佳而一度辍学回国，后来又回到德国，此后多次在德国北部、东北部和南部几座城市之间搬迁，2022年9月搬到柏林。

陈怡回忆，确认自己认识的“周同”是案犯后，她几乎一晚上没有睡着。陈怡告诉本刊，她与周同相识于2022年2月，当时她在柏林留学，曾和朋友、周同一起吃过饭。

陈怡说，周同常自称“老柏林人”，对柏林很熟，主动要带她“出去放松放松”。她表示拒绝后，周同会攻击她的文科生身份，“你们文科哪那么难，论文随便写写都能过。我学理工的都没你们这么忙”。

后来，陈怡离开德国去其他国家交换，出发前，她有两箱衣服需要找寄存处，在朋友圈求助时，“周同跳了出来，表示愿意帮忙。我想只是衣服，应该问题不大”。交换期间，尽管她明确表示过自己有男友，但周同一直发消息问候、示好。

“有一次我放假回德国，他说要来接机，我拒绝了，他就自己查了航班信息，来机场蹲我，还带了一枝玫瑰花，”陈怡记得，当时周同在机场推着手推车，一直追着她，要送她回家，“好在我没带什么行李，自己跑掉了”。

交换结束回到德国后，陈怡联系周同取行李，后者表示，可以带上行李去机场接她，再将她连人带行李一起送到住处。在机场碰面后，两人商量流程，“他说他要去他老板那里一趟，让我在他车上等，如果困了的话可以睡一会儿。我拒绝了，和他说我住的是多人宿舍，周同就提出让我自己坐公共交通回去，之后会把行李箱送到我住处。我表示不便，因为洗漱用品都在箱子里。他就让我把洗漱用品拿出来，坚持要之后把箱子送到我住处。当时我很疑惑，接机不应该接的是人吗？”

两人争执不下，陈怡最后自己带着行李回家了。她说，周同的一些行为让她感觉“尴尬”，后来专门将其屏蔽。

陈怡记得，周同对自己的求学经历、所学专业含糊其辞，而且学业不忙，有时会向周围人宣传自己提供接机服务。她当时认为，在德留学生多多少少会打工补贴生活，并没有多想。加上周同相貌普通，身高大约1米7出头，种种气质都“没有攻击性”，也没有让她感到威胁。

2022年，华人李真因为合租而认识了周同。李真告诉本刊，在决定合租前，周同还在另一座城市上学，她和周同视频“面试”时对他印象还不错，“感觉他是个有点羞涩的学生，特别爱做饭，喜欢猫，是个小暖男，比较单纯善良，也很有礼貌”。

图为周同庭审现场

判决书显示，周同大部分空闲时间用于电脑，他的现实社交关系不多，尤其不与德国人建立友谊。他认为德语是障碍，并因语言问题经常感到被排斥。他的私人交往仅限于中国籍人士。判决书还提到，周同喜欢旅行，曾参加过团体旅行或通过网络有针对性地寻找女性旅伴。

慢慢地，李真和友人发现，周同在线上线下是“两副面孔”，线下行为举止有些局促、不自信，甚至“不敢看她”，“在公共场合碰到你，不会直接打招呼，但是事后会给你发微信，告诉你‘刚刚碰到你了’，而线上聊天就比较’亲密、暧昧’”。

后来因租房需求不同，李真没有和周同一起租房。但在此后两年里，周同比较频繁地，同时向她和她的一位女性友人张琳示好，邀约一起活动和旅行，但她们从未应约。张琳告诉本刊，当时她感觉周同“边界感有问题”，但由于周同比她们年纪小几岁，也没有多想，“在德国的华人之间一般是选择信任。在网上认识，见面后决定一起合租的情况很常见”。

团伙作案

根据柏林第一地方法院的判决书，周同最早从2019年10月起，在对方明确反对、反抗的情况下，对女性1号（受害人，以下编号仅为区分，不代表真实受害人数量）实施了性侵，并用手机拍摄了视频。同年12月，周同在旅行期间，用手机偷拍了旅伴、女性2号洗澡时的私密视频。2023年，周同利用安装在自己住所浴室里的隐藏摄像机，拍摄了女性3号洗澡时的视频。同年，他以“紧急情况”为由获取了邻居、女性4号家的备用钥匙，在其浴室里安装了秘密摄像头并拍摄视频。此外，他还在自己、其他女性或旅行期间的住所里，偷拍了多位女性的视频。

2024年，周同与一名通过网络相识的女性5号共进晚餐。判决书显示，女性5号有轻度精神障碍，心理发育未达实际年龄水平，认知和社会判断能力较弱，肢体也有轻度障碍。期间，周同通过给女性5号倒酒、投放高剂量处方安眠药，导致其昏睡、几乎失去意识，随后在女性5号无法反抗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强制性行为，并拍摄视频。

如果没有外部因素，周同的行为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被人察觉。判决书显示，多名女性直到接受警方问讯，看到警方出示的影像后，才意识到自己被性侵或被偷拍，遑论向警方报案。

2024年，德国和中国警方联合破获了一起涉及在德中国公民的下药性侵案件，被逮捕的是43岁的中国籍男子张大鹏。这年12月，德国黑森州刑事警察局提供一条线索：在对张大鹏住所进行搜查时，警方查获并分析了大量数字证据，随后发现多个和犯罪相关的“电报”（加密社交软件Telegram)群。群成员会交流自己的强奸行为、如何实施麻醉和获取麻醉药物的方法，以及对被麻醉女性实施性犯罪的经验。为展示行为，他们还会互相分享女性受害者的视频和照片。

根据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向本刊提供的一审判决书，张大鹏最初是2020年看到了迷奸女性犯罪相关视频，随后通过一个色情网站的链接加入相关群组，里面的成员在讨论迷药和性侵。2020年秋天，他第一次在网上购买迷药。到2021年1月，他开始把群里学到的“技术”付诸实践。

与此同时，张大鹏也自己建立和管理群。这些群组规模不同，有的人数众多但松散，有的人数少但联系紧密。根据判决书，张大鹏参与了25个聊天群，其中一个群人数最多时有2316名成员。他同时还是一个32人的群组管理员，该群主要用于出售麻醉药品并和“买家”交流。此外他还活跃于一个8人的小群，名叫“德国高级驾校”。正是从这个群里，警方发现了周同等人。群里8人中，5人住在德国，1人住在荷兰，还有2人在该判决书发布时未查明身份。

成员们用一些彼此听得懂的隐语来交流，其中用“3”指代安眠药三唑仑，“油/燃料”指药物，“加油”指使用药物，“车”指女性，“开车”指性行为，“司机”指实施者，“死猪/半死猪”指失去或部分失去意识的女性。

被查获的群聊里，张大鹏已将自己形容为“熟悉麻醉药使用的专家”了：他曾给群成员非常详细地解答有关使用麻醉药的建议，包括用量、投放方法、工具、场景等。他还向其他群成员出售这类药物。

群成员们也有私下交流。周同的判决书显示，在2023年11月到2024年9月期间，他和张大鹏私聊超过2000条，其中周同对张大鹏声称自己至少强奸过18名女性，还分享了自己在强奸麻醉后女性时的感受和情绪。周同告诉对方，自己将每一位受害人的影像资料都建立了单独的文件夹，这一点后来被德国警方的鉴定专家所证实。影像中的所有受害人的外貌特征均为亚洲女性。

慕尼黑地方法院向本刊提供的起诉书显示，群成员、中国留学生蒋中懿也是张大鹏的“学员”之一。他被指在2024年对同一名女性A，至少7次投予镇静性药物。其中一次，他被指先给予投放了安眠药的饮料，再施用两支咪达唑仑注射液，随后又使用了数量不明的吸入式麻醉剂，最后他被指对女性A实施性侵，并将拍摄的视频通过“电报”发给张大鹏。

这些行为事实上还对受害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起诉书提到，这些镇静药物“会作用于中枢及其他维持生命的重要生理过程，足以导致受害人死亡，在受害人没有保持适当空腹的情况下，可能由于呕吐物或胃内容物反流进入肺部而导致窒息。

起诉书强调，蒋中懿了解这一风险，但为了实施强制性行为而执意如此。慕尼黑检察官多次在起诉书里写道——“受害人最终未出现致命结果，仅仅出于偶然”。张大鹏的一审判决书里，检察官也多次采用类似描述。

除了如何使用麻醉药剂，群成员还会交流如何物色侵害对象，如何实施犯罪。张大鹏曾和一名群成员（具体身份在一审判决书中被隐去）频繁交流自己对强奸的幻想和自己的计划。一审判决书记录到，张大鹏不仅通过在网上浏览租房信息贴，或搜罗中文社交媒体上的“网红”来约女性见面，还瞄准了现实生活中的熟人。

有一次，张大鹏带了含有迷药的饮料前往女性乙家，为了不让对方怀疑，他为自己准备了一杯不含药物的饮料，并当着女性乙的面当场喝完。但由于迷药没有起效，他离开时坚持把两杯饮料都带走。

隐蔽的罪恶

张大鹏曾在一次聊天里写到，警察永远不会发现他们。但在2024年，张大鹏伪装成女性沙发客，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寻求留宿，他找到一位愿意接待他的女性，编造了一个“男性友人会先到家准备物品”的谎言。他自称是那位“男性友人”，设法进入这位女性家中，用麻醉药迷晕了女性，随后对其实施强制性行为。为了消除痕迹，张大鹏离开时带走了她的手机并将之丢弃。这名女性醒来后发现手机丢失、自己疑似被侵犯。正是她首次向警方报案。

2024年秋季，德国三个城市警方均发现类似手法的报案，遂合并调查。期间张大鹏被警方问讯，否认了自己的行为。随后，德国警方向中国政府请求了调取张大鹏的社交媒体账号，以调查此事。2024年11月14日，张大鹏被逮捕。

法兰克福地方法院认为张大鹏犯有12项危险身体伤害罪，包括多项危险身体伤害罪和谋杀未遂罪，以及藏匿儿童色情物品罪等，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对每一位原告支付2.8万元到7万欧元不等的赔偿，并附加利息，未来还将对其实施预防性羁押（Sicherungsverwahrung）。蒋中懿被判处近12年有期徒刑。周同因首次犯罪时年龄较小，在少年法庭受审，被判处五年零九个月有期徒刑。法兰克福和柏林司法部门告诉本刊，由于张大鹏和周同均已提出上诉，因此两人的一审判决目前不具备法律效力。

关于群组中的其他成员，2026年5月，S.之亭的案件开始柏林地方法院进行审理。柏林刑事法院发言人莫里茨·雷曼（Moritz Lehmann）向本刊提供的简报，生活在柏林的S.之亭是一名医生，他被指在2019年到2026年间多次实施性侵，其中一次性侵发生在北京。他也被指通过“电报”向群成员提供麻醉药物的使用建议。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德国联邦刑警调查一起性犯罪案时，发现该案中有一名居住在美国的嫌疑人翁某（Sizhe Weng）。他从德国汉堡的供应商处购买大量麻醉药物，收货地址是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附近。2025年10月，洛杉矶检方以强奸罪、使用管制药物实施强奸等多项罪名，向翁某提出提起刑事指控。

德国媒体报道这一系列案件时，通常会提到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它的普遍性在于，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此类下药性侵案发生。它的特殊性则在于，疑犯在网上创造了一个高度“隐蔽”的群组：张大鹏等人通过海外加密群聊来交流，受害者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女性。他们的行为既不为群组外的人所知，又因使用中国社交媒体和中文交流，不易被德国社会所发现。

曾在德国留学的小轩告诉本刊，法兰克福等德国大城市房源紧张，又因为德国法律规定，在德租房必须有工作收入证明，对留学生而言租房“难上加难”，许多人会通过留学生或华人群体私下看房、租房，有时连租房交易都通过现金或中国支付软件来完成，在德国社会的监督系统之外，客观上便于张大鹏等人通过租房等“陷阱”来诱骗女性见面。

使用网络通讯软件交流犯罪手段和事实，是本案的另外一个特征。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咨询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杨发辉向本刊分析，认知行为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操作性条件反射”，在本案中，加密通讯技术让这些群组成员的犯罪行为难以被发现和惩罚，会加强他们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人在群体中容易有责任推脱的心理，认为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涉案人员最初犯案时，可能会感到紧张、害怕，但实行过程中，可能会得到一些平日里体验不到的亢奋和快感，这些情绪又会成为他的“奖赏系统”，“责任少，（情绪）’获益’多，种种因素相互作用”，杨发辉说。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这一系列性侵案的标签从张大鹏带来的“高知”、“中产”等等，逐渐扩大了范围：涉案人既有体面的大企业管理层，又有名校留学生，也有学业普通的人。性教育专家方刚告诉本刊，性犯罪者通常没有具体画像，“各种年龄、阶层、种族，甚至性别，都有可能性侵害者”。

德国法医心理学家吉尔达·吉贝尔（Gilda Giebel）常年从事性犯罪者的预防性拘留工作，她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分析，性犯罪者有很多不同类型，一方面，有些人社会融入度低、自尊心低，常遭拒绝；另一方面，有些人以权力为驱动，追求控制和优越感；还有一些人存在“性欲倒错”，例如对毫无防备或熟睡的人产生性兴奋，这些类型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相互交织。而他们的共同点是缺乏同理心，将他们的施暴对象看成一个“躯体”，而不是一个人。

吉贝尔认为，此类涉及性犯罪的加密群聊中，成员们彼此之间产生了归属感，互相支持，甚至会展开“竞争”——去比较谁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谁发的影像更加令人不安？

（应受访者要求，陈怡、李真、张琳、小轩均为化名；由于司法程序进展不同，本文对涉案人员的姓名予以不同程度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