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从某知名媒体辞职。没有告诉任何人真实的辞职理由……”，黄雪琴说。

多年后，她参与了一场与女性赋权有关的话题分享，与她一同参与分享9位女记者当中有5位表示自己曾遭受了程度不一的性骚扰。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女记者群体里，不是只有她曾身陷囹圄，不是只有她选择了沉默。

#Me too风暴在盘踞西方主流媒体头版数月之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球。今年年初，300名好莱坞女性发起的Time’s Up行动使得性骚扰问题再次升温。而在中国，2017年10月20日《我也被性骚扰过——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一文在传媒圈内掀起一波风浪；2018年3月7日，《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正式发布。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在调查报告发布之后继续跟进采访，一起来听听这份沉重报告背后的故事。

中国媒体版#Me too：聚焦女性媒体人

2017年，中国持证记者已超过22.8万，其中女性占48.23%，在媒体行业，女性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半边天”。

然而，根据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2014年的一项调查，全球约有一半的女记者遇到过与工作有关的性骚扰，近三分之二的女记者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了威胁、恐吓、性别歧视及骚扰。而这个数字近几年有怎样的变动不得而知，原因是近几年的该主题的权威调查数量几乎为零。

8成受访者曾遭遇性骚扰，近6成保持沉默

此次调查共有1762人参与，收回有效问卷416份。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八成（83.7%）的受访女记者曾遭受性骚扰，42.4%的受访者遭遇的性骚扰不止一次，18.2%的受访者遭遇 5 次以上。

“数据结果的出来的时候，这个数据展示的结果比想象中严重。”黄雪琴表示，这只是媒体行业范围内的一个调查，并没有采取随机抽样的调查方式，所以数据是偏高的。

这些遭遇过性骚扰的女记者中，57.3%选择了沉默/忍耐/躲避；只有3.2%的人报告单位上级领导、人事管理部门；报警仅占 0.6%。“女记者是性骚扰的重灾区，并且大多数都选择了沉默”，数据结果验证了这一经验性结论。

89份被骚扰自述，5张#Me too照片

在网络上发布性骚扰调查的时候，黄雪琴曾呼吁曾遭遇过性骚扰的女记者实名或匿名留言讲述自身的经历、拍照支持#Me too。截止调查结束，89 人以留言的形式分享了曾经的遭遇，37人以邮件、私信等方式详细讲述其遭遇。然而，只有5名女记者拍下#Me Too 图片。

黄雪琴表示，在这为数不多的5张照片当中，有人特意遮住了脸，有人只拍了自己的背影，几乎没有人愿意大胆站出来。

起初，在国内推#Me too的时候，黄雪琴就发现，许多曾遭遇性骚扰的人并不太愿意用正脸、图片或者相片的方式来直接告诉大家“我被性骚扰了”。互联网为匿名发声提供了便利，这也是她决定采用调查的形式推动大家为自己发声的原因。

女记者缘何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很是讽刺，我们自认为以笔为嘴，为全民发声，为弱势群体维权，然而，却耻于为自己捍卫权利。”

—— 受访者自述

一边为弱势群体大声疾呼，一边自身遭到侵犯时却选择了沉默，为何会出现这种矛盾的情况呢？

作为拥有良好的数据搜集能力、反应能力、敏感度及话语权的高知群体，常常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女记者们理应比较大胆地维护自己权利。在和受访对象的沟通之中，黄雪琴找到了答案。

“与其他群体不同，在中国，记者是自我认同价值相对较高的职业，这使得大部分女记者的自尊心很强。”通过调查采访，黄雪琴发现，一些女记者会抱着“不想让家人失望，也不想让别人对她所代表职业失望”的心理。

由于性骚扰事件中的证据采集较为困难，加之女记者们见惯了社会上的冷暖与无奈。她们明白如果证据不足举证对方，对自己是很不利的——不仅担心隐私被泄露，影响到自己的事业跟生活，还担心性骚扰实施者对自己的打击报复。

种种原因之下， 57.3%的女记者选择保持沉默。

“其实女记者考虑的东西很多很多，所以导致最后越勇敢为别人发声的人，到了自己身上就变得更加无力、更加尴尬。”,黄雪琴说道。

345份被骚扰问卷的背后

性骚扰——权力的游戏

“怎么处理？聪明泼辣的，挡过去；胆小怕事的，躲着走；委曲求全，那就是悲剧。”

——受访者自述

性骚扰实施者当中，超过九成（91%）为男性。其中，40.9%的实施者是当事人的领导，30%的为同事，37.1%为陌生人，17.3%的性骚扰实施者为工作中的采访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40.9%的性骚扰实施者是当事人的领导。智联招聘发布的《2018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女性仍然停留在基础岗位，职业级别仍有较大的性别差距。

由于早期的行业发展缺乏专业培训，黄雪琴认为，目前记者行业内充斥着一些“江湖气”严重的中上层领导。“那些站在权利的高处的资源拥有者或者既得利益者，比较容易对相对职位低、相对能力或者权利跟资源都处于劣势的群体发起的挑衅。”

“不仅是女记者行业受到困扰，性骚扰背后的本质是权利跟资源的不对等。” 黄雪琴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平权主义者：“不管是男跟女都有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所以这不是一个男跟女的战争，而是权力高位跟低位的一个战争。”

人才流失不容忽视的原因

“这样的环境又会导致女记者的纷纷转行，媒体人才流失，媒体环境更加恶劣。”

——受访者自述

职业的特殊性是女记者成为性骚扰高发群体的一大原因，调查当中，性骚扰实施者为女记者的采访对象的比例也高达17.3%。

在遭遇过性骚扰的媒体人当中，16.3%的人有持续的精神抑郁，12.4%严重影响了事业，5.6%的当事人有自杀和自残倾向。

黄雪琴说：“如果在采访过程中受到了采访对象的性骚扰，可能会对受访者其实是存有一定的芥蒂之心的，就很难再建立起跟受访对象相互信任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她们工作的表现，也或多或少地影响正常的人际交往。”

媒体行业不景气、收入不高、做新闻的空间变小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媒体行业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在采访调查的过程中，黄雪琴发现，除了以上原因，性骚扰遭遇也是促使女性媒体人转行的重要刺激因素。

“这背后有个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倾向，性骚扰是传媒人才流失的一大原因。”黄雪琴表示，“调查虽然没有显示出职场性骚扰是媒体人离职的直接原因，但它确实是原因之一。” 

阴暗里的曙光

“或许真的像你说的，只有重新揭开伤疤，让里面的淤血流出来才能真正治愈。希望我的分享可以自我治愈，也给更多女记者们一份力量。”

——受访者自述

自揭伤疤、打破沉默、调查呼吁……"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曾是黄雪琴朋友圈的个性签名，她的这份勇气与果敢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但也面临着多种质疑——有人认为，她这样的举动会给记者行业抹黑；有人认为她这样的举动会加剧两性矛盾。

在黄雪琴看来，大家应该用平视的眼光去看待这个职业，不应该因过度美化而对女记者性骚扰问题避而不谈。目前的状况是——女记者职场性骚扰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性骚扰与调情只有一步之遥

虽然，在黄雪琴看来，之前的披露和这次的调查都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是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值得欣慰的事情。

比如，在这次采访调查中，有位男编辑想借这个调查道歉。这位男编辑说，他曾出于喜欢拥抱了一位女记者，在了解了许多性骚扰的案例之后，发现这位女记者当时可能因为他的高级编辑身份而压抑了不情愿，他认为自己在不自知的情况下骚扰了这位女记者。

有时候，性骚扰和调情只有一步之遥。黄雪琴说：“当事人到底舒不舒服，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一点很重要。”

有人揭开自己淤血的伤疤，有人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黄雪琴认为自己的举动至少引起了部分人的反思及性骚扰意识的提升。“其实很多人对性骚扰是脱敏的，我希望大家敏感起来。”

沉默到发声：让脱敏的人们敏感起来

下一步，黄雪琴打算将这份性骚扰报告邮寄给记协和工会，引起他们对行业内性骚扰问题的关注。在黄雪琴看来，媒体行业是在一个比较开放、包容、接纳的行业，应该起到带头作用。

“带头来在媒体里面做一些培训，给女记者做一些培训，告诉她什么是性骚扰，遇到性骚扰该怎么去做。”

调查显示，61%受访者在性骚扰发生后处于一种“懵”状态；48.6%不知道该如何反抗；近74.4%的受访者都希望工作单位有必要开展“防性骚扰”相关的培训讲座或者出台相关的规定，但只有3%的受访者表示他曾受到过相关的培训或讲座。

中国缺少防治性骚扰的机制是性骚扰问题的症结所在，黄雪琴和罗茜茜很早就在资料搜集中认识到这个情况。防性骚扰机制的建设包括事前的防性骚扰教育、事中的处理机制（调查协助、法律援助及心理咨询）及事后的惩罚机制三个方面。“‘反性骚扰机制’其实是一个很虚的概念，我要把实化。”

《时代》杂志2017年度风云人物——“打破沉默者”，这个词不仅指#Me too运动中勇敢发声的女性，而是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职业与身份，都选择不再沉默，将秘密公诸于世，汇集成一个声音的群体。如今，越来越多人加入到“打破沉默者”的行列。

在这个注意力只有七秒的金鱼系时代，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奢侈，而发声本身，更是一种力量。黄雪琴说:“其实尖锐的批判声当局反而不接受，人们反而愿意倾听那些有意义有建设性的声音。我希望我发出的声音是柔和但有力的。”

导语：

好日子并不长，值得珍惜。

老年人不要用青春的回忆去美化过去，年轻人不要想着用过去的办法解决现在自己的问题，一切都要向前看。

回顾中国的 GDP，不难发现，1978 年之后增长并不快。到了 1996 年后斜率还降低了，直到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才开始突飞向上猛进。

这是一个时代的真正开始。时间的起点，离现在并不远。

1

现在都说中国治安很好，但这样的情况，并不久。

广西天等县有一个叫温江的村子，村不大，却有 100 多名青壮年被抓。

他们就是著名的砍手党。

当年村民中一个 18 岁的年轻人，对警察轻飘飘地说：「我们村抢劫的人多了去了，我还算是迟的。“

砍手党 2000 年后出现广州、深圳等地，暴徒团伙多来自广西天等县，其作案手法极其残忍，在抢劫手机和财物时，若遇反抗，便直接用快刀将手臂砍断，造成了无数人的黑暗余生，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

除了砍手党，飞车党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熟悉的记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在珠三角，他们用摩托车进行抢劫偷盗，令人谈之色变。

2006 年 5 月，钟南山就被抢了电脑包。

当年不少广州市民，都亲眼见过便衣警察狂追飞车党的场面。

当时广州的治安队员，都配备了专门对付飞车党的钩镰枪。

飞车党严重影响了珠三角地区的治安，2007 年 1 月 1 日开始，广州全面禁摩，至今没有恢复。

失去生存土壤的飞车党，逐渐销声匿迹。下图：治安员用钩镰枪对付飞车党。

不管是有财力加强治安，还是年轻人有了出路，最终都是经济发展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安全。

如果从禁摩那一年，2007 年算起，「烤串安全」也才 17 年。

2

对农村出生的 70 和 80 后来说，应该“三提五统“还记忆犹新。

三提留，指村提留，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从农民收入中提取的用于村一级的费用，包括三项，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

五统筹，指乡统筹，是乡（镇）合作经济组织向所属单位和农户收取的，用于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

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当年的「三提五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有人回忆，1998 年，家里 4 亩地，「三提五统」交了整整 204 元，公粮交了 527 斤，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如果家贫或供孩子读书，则更是难上难。

到了 2002 年，这笔钱才取消。

2006 年 2 月 22 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 80 分的纪念邮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从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

在中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传统税收终结了，距今 18 年。

3

当年，催钱和计划生育，是农村的主要矛盾。

强制引产，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时间也不长。

上世纪 80 年代，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凡是计划外怀孕的，必须采取人工流产或者引产手术。“

也就是说胎儿不管几个月了，都要流产，大月份就是强制引产，先在子宫内 sha 死胎儿，因为生出来就不能 sha 了。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这样的表述已经被删除。

又过了十年，2002 年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中应当严格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才从法律意义上，禁止大月份引产。

但实际上，直到 2012 年，仍有大月份胎儿被强制引产。

4

农业税走了，低保来了。

现在，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得到基本的保障，不会饿死，这是因为有低保制度。

1999 年 9 月底，中国 668 个城市和 1638 个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镇已经全部建立了低保制度。

2002 年，对城镇下岗职工实行城市低保政策。到 2006 年，农村低保才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医保和低保，几乎同时开始。

医保开始于 1998 年 12 月，到现在才 26 年。而且，这还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也就是说，有工作的人才有。

覆盖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要推迟到 12 之后，从 2010 年才全国铺开的，到现在才 14 年。

医保和低保是民生底线的兜底网，民生的另一个大头是教育。

现在很多人争论时喜欢说，「都是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实际上，很可能，他对面的人并没有机会享受到免费教育。

九年义务教育，开始于 1986 年 7 月 1 日。但那时的义务教育，只是免除了学费，家长仍然要交学杂费，也就是书本、教学用具、班费等等。这个费用仍然导致了很多人失学。

那个时候，很多农村的学校，很早就要开始收下学期的学杂费。很多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会因为交不起学杂费被老师体罚，罚抄写。

直到 20 年后，也就是 2006 年，才实现了学费、杂费全免的义务教育，到现在，18 年。

谈到教育，现在很多人反对学英语，其实全民学英语的历史也不长。建国后，中国主要以俄语作为第一外语。

1960 年代以后，中苏交恶后，开始选择英语作为第一外语，特别是 1983 年以后，英语才在高考中同语文、数学等科目一样同等对待。

随着经济发展，民生权利得到了更好地保障，人的自由也增加了。

5

1994 年以前，中国法定的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八小时，每个星期要工作六天。

上班族只能把所有的家务活都放在周日干，那时流行这样一个说法：「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1994 年 2 月 8 日，《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发布，从当年的 3 月 1 日起，职工实行每天八小时，平均每周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也就是五天半。

所以，将每两周中的两个半天休息时间调换为一天休息，这就是所谓的「大小周」制度。第一周休息星期六和星期日，第二周则只休星期日。

1995 年 3 月 25 日，国务院进一步修改了工作时间，改为每周工作时间 40 小时，双休制开始了。到如今，其实也才 29 年。

只要比 90 后大，那么在上班、上学中，都经历过一周 6 天的辛苦。

休闲时间多了，人们就要到处走走。

在 1995 年我国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之前，百姓出行办事，住酒店，都是需要介绍信的。

介绍信是一个人的通行证，然而，到单位、派出所开介绍信，必然要说自己要去哪里，去做什么，而身份证则不需要。

所以，身份证制度，扩展了中国人的自由，到现在也才 29 年。

是的，哪怕现在一个 30 岁的年轻人，他也曾生活在需要介绍信的年代。

可仅仅有身份证，还不够…

2003 年 3 月 17 日晚，27 岁的大学生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在广州一家网吧被当作「三无」人员，送至收容待遣所。

20 日凌晨，孙志刚被同病房 8 名被收治人员殴打，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媒体报道后，引发全国关注。

2003 年 8 月 1 日起，1982 年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现在很多年轻人爱说，想走就走，带上灵魂去流浪，去当三和大神。能过这种生活，不被打扰，不被抓走挖沙，也才 21 年。

有了身份证，不必担心被收容，旅游就兴起了。

以前人们多是借着出差走一走，到了 1999 年，开始有了五一和十一两个黄金周，很大程度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热持续升温，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距今，也才 20 多年。

人们不仅游览祖国的大好山河，还想去地球上其他地方看一看。

从 1994 年开始，中国公民才可以因私出国，但需要申请护照、获得审批，还必须参加旅行团。许多人参加团队旅行，就是为了申领一本护照，方便以后出国。

2001 年，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仅仅 10 天后，中国实行了按需申领护照试点、取消港澳游名额限制、扩大口岸签证点等多项改革措施。

它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护照审批时代即将结束。

又过了 5 年，到了 2006 年，全国 200 多个大中城市实现按需申领。

王思聪曾嘲讽说，都 2020 年了，还有人没出过国？但即便如他一样有钱，想去伦敦喂鸽子，说走就走，也才 18 年光景。

6

王思聪 1988 年出生，或许还知道票证。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凭票供应，粮票、粮本、油票、肉票、自行车票、酒票等等。

年长的亲身经历过，年幼的多少听说过，所有人都觉得，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但这个记忆并不准确。

1993 年 4 月 1 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中国才正式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

提到 90 后，前几年网络创业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都喜欢捧 90 后，所谓的互联网原住民，给人的感觉就是生在物质丰裕时代，长在技术爆发之中，从不知匮乏，所以敢于创新。

这个集体记忆是不正确的，严格地说，他们仍然是票证一代。

物质逐渐从匮乏走向丰裕。

2001 年，别克赛欧正式上市，整个市场为之轰动，电视台争相报道的场景历历在目，中国仿佛一夜之间进入了全民家轿的时代。

伊兰特、凯越等合资品牌，取代了更加官方化的桑塔纳。

买一辆车成为中国人的目标，也才 23 年。

7

物质丰富了，精神生活也更丰富了。

从 1949 年到 1976 年间，中国一直有进口影片上映，但除了影片交换等非商业性发行之外，是「买断」发行，用来「买断」国外影片的通行价格是 2 万美元。

这个价格很低，买不到好的影片，或只是那些放过很久的影片。

1994 年，为改变电影市场的持续萧条，时任中影公司总经理的吴孟辰向电影局提议以国际通行的票房分账形式，进口最新的一流外国影片。

当年年底，广电部电影局就批准了这个建议，提出每年可以进口 10 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基本表现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

1994 年 11 月中旬，第一部票房分账形式发行的哈里逊福特主演的《亡命天涯》在上海、天津、北京、郑州、重庆、广州 6 个城市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首轮放映，观众人次达到了 139 万，票房达到了 2500 万，创造了进口大片的第一个票房奇迹。

当时几部比较有名的电影至今仍是很多 90 后的童年记忆，比如，施瓦辛格的《真实的谎言》，基努李维斯的《生死时速》，动画片《狮子王》。

说起来，中国人可以较多的看外国电影也才 30 年。

8

这一切改变，都是源于改革开放，以及加入 WTO 后的迅猛发展。在市场经济改革中，GDP 是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的概念了。

从 1952 到 1981 年，中国采用的是苏联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即 MPS 体系。

到了 1985 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MPS 体系已经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中国开始实行 MPS 体系与 SNA 体系并存。

到了 1993 年，中国取消 MPS 体系，正式采用 GDP。这个词才出现在社会生活中。

采用 GDP，对社会有深远的影响。

在 MPS 体系下，只有创造物质产品和增加产品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这些物质生产行业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

MPS 不能反映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非物质服务业的情况，即金融保险、房地产、科学研究、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居民服务等行业。

MPS 和 GDP，某种程度上，这就是经济虚实之辨的来源。显然，这些非物质服务，对于人们的幸福生活至关重要。张五常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源于县域竞争。

某种程度上，1993 年有了 GDP 之后，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才更全面地成为一种各地政府追求的政绩。

一切变化，都是因为改革开放，特别是 WTO 为标志的全球化。

深化改革开放、面向世界，面向全人类，才能维持这种变化。

很多事，到现在为止，时间都不长，可却恍若隔世，或许，那是因为我们太善于忘记，再或者，在回忆中把过去加上了美好的滤镜。

当一个人生下来，从他有记忆开始，他会觉得自己所过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而当一个人老了，则会在记忆中重新构建、美化他的青春时代。

于是，他们都对当下的美好，缺乏真正的感知。

知道从哪里来，才会知道应该往哪里去。

好日子并不长，值得珍惜。

老年人不要用青春的回忆去美化过去，年轻人不要想着用过去的办法解决现在自己的问题。

一切都只有向前看，我们，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

读到张爱玲的一篇文章，开篇就写：「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想起这些年我常被人说成装外宾，此时也释然了。

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那么，索性看个仔细罢！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观光一番罢。有了惊讶与眩异，才有明了，才有靠得住的爱。
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1940年代的文章，此时读来并不觉得过时。我想这和鲁迅先生「从来如此便对吗」的发问也相通。并不是遵守从来就有的规矩不做所谓外宾才是对的，「有了惊讶与眩异，才有明了，才有靠得住的爱」。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