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中国数字时代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的审查与抗争，但是我们也留意到墙内墙外也并非泾渭分明。一方面，中共大外宣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包括华人在内的全球民众也在戮力捍卫自由。为此，我们设立“CDT关注”栏目，旨在发掘并助推中国境外网络中反抗中共专制的努力，尤其是华人世界勇敢的声音和行动。

一、维权网｜近日 锡安教会在全国各地的近 30 名牧者同工相继被拘留或失联

10月9日起，中国当局在深圳、广西、北京、山东等多地抓捕了北京锡安教会近30名牧者同工。是中共强力推进“宗教中国化”后，对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再一次严重压制。

北京锡安教会曾是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之一，2018年9月，中共当局以“非正规宗教活动场所内非法组织宗教活动”为由，查封北京锡安教会聚会场所，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还发布“取缔公告”。

疫情期间，北京锡安教会通过线上敬拜聚会的模式继续发展。

对于此次大规模抓捕，维权网发布报道，呼吁海外社会关注。

报道写道：

自 2025 年 10 月 9 日，锡安教会在全国各地的近 30 名牧者同工相继被拘留或失联：

9 日下午，锡安教会负责长三角牧区的王林牧师在深圳宝安机场被警察带走，与家人失联，警察拒绝告知家属看守所的具体信息。

10 日傍晚，锡安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和尹会彬牧师在广西省北海市的处所被多名警察拘禁，目前处于失联状态。另外还有十余名在北京的教牧同工及其家人处于失联状态。

10 日晚 9 点至凌晨 2 点左右，锡安教会在北京市的多位牧师、传道被北海市警方跨区域抓捕，包括高颖佳牧师、王鹏牧师、孙聪牧师、米沙传道、小雨姐妹。多人住处被搜查，电脑和手机被没收。

10 日晚，战歌传道在浙江嘉兴被北海警方逮捕，并被强行连夜带回北海拘留。杯子弟兄在上海虹桥机场被带走失联。

11 日早晨 7 点，刘桢彬牧师在山东黄岛被警察带走，家里被搜查。当日上午，慕成林牧师在成都被拘捕失联。

据当事人家属声称，执法人员系广西省北海市银海区派出所的警察。警方手上有一个抓捕名单。有警员出具了今年 9 月 26 日签发的拘捕令和搜查令。目前锡安教会多名同工被拘押在北海第二看守所，可能面临“非法互联网信息宗教传播罪”的刑事指控。

2025 年，新一波的宗教逼迫正在中国各地兴起。今年 5 月，西安市广受尊重的高全福牧师被拘留，对他的刑事指控是“利用宗教迷信活动破坏法律实施”。6 月，临汾市金灯台教会的多名教会同工以“诈骗罪”被判处多年徒刑，其中杨荣丽传道被判刑 15 年。此外，全国各地不同的教会正在经历日益加剧的打压和逼迫，尤其是针对锡安教会。

锡安教会是秉承正统基督信仰的中国家庭教会（非注册），于 2007 年由金明日牧师在北京创建。在十年内，锡安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新兴城市教会之一，拥有约 1500 名会友。2018 年，锡安经历了残酷的逼迫，数百名会友被宗教官员和当地警察威胁施压，阻止他们参与教会。2018 年 9 月 9 日，锡安被政府强行取缔，教产被全部没收。自 2018 年以来，金明日牧师一直被政府限制出国，长达 7 年不能与在美国的妻子和儿女团聚。

在过去六七年中，虽然经历了逼迫和疫情的双重挑战，锡安教会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在中国约 40 个城市开拓了 100 多个小规模的植堂。这些年来，锡安教会一直遭受政府的打压，不少教牧同工和信徒受到警察的骚扰、威胁、审问，甚至被短期拘留。2025 年，政府对锡安教会各地堂点的逼迫明显加剧。几十个城市的聚会点被频繁干扰，被带到派出所的弟兄姐妹达到 150 人次以上。被行政拘留（通常为期 14 天）的教牧人员达到 11 人。

相关阅读：

• 【立此存照】北京锡安教会取缔公告
• 【CDT关注】WOMEN我们｜信仰抗命：中国家庭教会浮沉录

二、低音｜张雅笛友人：她是个真诚、温和的人

独立媒体“低音”和“新新闻”近日联合发表文章《张雅笛友人：她是个真诚、温和的人》，讲述了近期因参与“华语青年挺藏会”工作，而在回国时被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刑事拘留的22岁青年张雅笛的故事。

张雅笛刚从巴黎高等商学院毕业、并获得伦敦大学硕士奖学金，她一直致力于和平地促进汉藏交流与民族理解，如今却被单独关押在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与外界失联，面临最高15年的刑期。她的家人委托律师会见也遭到拒绝。

《张雅笛友人：她是个真诚、温和的人》这篇文章讲述了张雅笛从一个孤独的思考者到坚定行动者的转变。受“白纸运动”激励，她将对藏区文化与人权的长期关注，转化为搭建沟通桥梁的实践，希望通过温和、耐心的努力消弭民族偏见。在 朋友眼中，她虔诚、勇敢且充满理想主义，她的被捕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凸显了中国当局对于任何偏离官方叙事的民间跨民族交流的恐惧与严厉打压，也给她的同伴们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与考验。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张雅笛加入后，成了挺藏会平台里最高效的志愿者编辑之一。她能用中英文双语写作，还曾用两天读完嘉乐顿珠（达赖喇嘛的二哥）的传记，并迅速写出一篇8000字长文，引述了大量藏、中、英三语信源，文章后来在海外藏人社群内获得诸多褒奖。

她的朋友、人权行动者夏巢川接受《新新闻》采访说，张雅笛从不以外来者的猎奇目光去审视藏地文化，而是谦虚地倾听、学习，而她对待所有知识都异常严谨。

有一次，夏巢川想要确认四川甘孜某县的准确英文翻译，便向她请教，而张雅笛竟然查到了几十年前外国人在藏地旅游写的文献，再去询问藏人朋友，最后交叉印证，方才告诉夏巢川她考证的答案。

夏巢川也去过张雅笛的家，看到书架和桌子上摆满了藏地和藏传佛教相关书籍。她随手翻开一本，里面全是张雅笛勾划的笔记。

虽然怀揣理想主义与虔诚信仰，但张雅笛不寻求一蹴而就的宏大变革。三个月前，她在播客《西郊密林》的访谈中坦言，即使是中国异议人士，也可能对藏族等少数民族带有偏见，而挺藏会的使命，需要极大的耐心去漫长地实践。

“我们不追求一瞬间改变所有人，而是一个一个地改变，”她说，“我们的一篇文章，哪怕只能改变一个人对藏区问题的看法，那也可以。”

新冠疫情和“动态清零”的三年，她的政治性抑郁变得严重起来。她的朋友在微信吐槽核酸检测，就被警察上门带走，令她感到真切的恐惧。那时候她想，“我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同样冲击她的，是藏族歌手才旺罗布（Tsewang Norbu）自焚的消息。2022年2月，才旺罗布来到拉萨布达拉宫广场马路中间的白塔处，高喊口号后自焚而亡。张雅笛翻墙看到这个消息，震惊又痛心，处于政治抑郁的她意识到，即使被中国主流社会认可、表面光鲜亮丽的藏人，内心也可能带着隐秘的伤痛。

2022年8月，张雅笛来到法国留学，但她发现自己的政治性抑郁并未因此消失。她仍然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可以倾诉内心世界、一起实践公共生活的朋友。她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友情，仍仅限于一起聚餐、逛街、看展；而当她和法国同学们提起中国的政治和宗教，对方只是若有所思地回应“不可思议”、“难以想象”，并没有真正的交流和共情。

张雅笛只能继续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托付于网络。她重新注册了一个推特账号，500多条帖子里，有雪饼案、张展、六四等中国民主运动和公民抗争事件，也有俄罗斯普京的政敌纳瓦尔尼在狱中离奇去世、伊朗女性逃难者等国际人权议题。但她最关注的仍然是藏地：过半帖子皆关于海外藏人活动、国内藏语教育被取缔、藏民就业被歧视、藏区生态被大型工程破坏等。

三、WOMEN我们｜监室之内：中国在押女子生态

独立媒体“WOMEN我们”近日发表文章《监室之内：中国在押女子生态》，回顾中国女性囚犯日常且真实的监禁经历，揭示制度运行中的细节缺失与性别盲区，也为评判现有条文能否真正回应她们的现实困境，提供更具体的参照。

文章中七位曾被羁押的女性，在访谈中回忆了狭小的监室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在那里，吵架源于最琐碎的争夺：吃什么、喝什么、什么时候洗、谁先用水。时间被严格量化——洗澡大概三五分钟，不能多；洗衣服必须排队，上厕所也不平等，卫生纸、卫生巾都不够用，还要忍受全方位摄像头对身体隐私的男性窥视等，但尽管身处绝境，她们仍以绝食、庭审抗议等方式抗争，并在压抑中形成互助网络。

这些真实的叙述揭示了中国现行的法律与监管体系严重缺乏性别视角，其修订未能回应女性在押者的特殊需求，她们的遭遇是对制度“性别盲区”的有力诘问。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对女性而言，冬天尤为难熬：水温低至刺骨，长时间冷水洗浴，造成不少人月经紊乱，甚至停经。洗头更是难题，无法彻底清洁头皮导致湿疹频发，严重者头皮溃烂。虽然监所并不强制剪发，但在反复发作的头皮病与卫生困境面前，许多女性不得不“自愿配合”。

赵威回忆，“洗脸、洗屁股，洗脚，我们都称之为洗三节，是每日的清洁流程，但供水量都受严格限制。”真正意义上的“洗澡”，只有每周末能多给一点时间——五分钟。如果是工作日，全身洗完只能用三分钟。洗澡用的热水有限，前面的人稍微多用一点，后面就没水了。一个监室只有一个蹲坑，平时上厕所和洗澡都在这上面，所以排队如厕和洗澡之间时常冲突。

2018年7月，河南维权人士贾灵敏寄出一封信，成为少数公开发声者之一。

2010年6月，因家中遭遇非法暴力拆迁，她开始投身于拆迁现场的维权行动，穿梭于郑州各个拆迁工地，向群众普及相关法规，因此被媒体称为“拆迁普法者”。2014年5月7日，贾灵敏在协助被拆迁人报警时被郑州警方抓捕，次日刑拘，5月29日被正式逮捕，罪名为“寻衅滋事”，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先后关押在郑州、巩义和新乡及女子监狱。

重获自由后，贾灵敏把在看守所的亲身感受写成建议书，寄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安部和司法部。信中，她点出女性在押者最迫切的诉求之一，是能有一处正常使用的热水洗浴设备。

受访者普遍反映，日常管理她们的是女性管教，负责维护秩序和监舍事务；但监控室却多由男性工作人员值守。她们经常能从摄像头里听见“呲啦呲啦”的电子声，夹杂着男警的谈话，令人难以忽视这些男性正注视着监控画面。而这些画面，往往涵盖了她们日常生活中最私密的片段——洗漱、如厕，甚至脱衣接受检查，全都暴露在镜头之下。

这种隐私的剥夺，从入所那一刻就开始了。刚被带进看守所时，她们被要求脱光衣服接受检查。进入监管生活后，面前是一整面巨大的监视墙，实时显示着监室内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从如厕到洗澡，无一遗漏。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与控制，让许多女性在押人员产生了强烈的羞辱感。

在看守所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唐雪兰意识到，羞耻感不会自动消失，它只会慢慢麻木。

她记得最开始在公安局，厕所是透明的玻璃房，四面都是摄像头。她戴着手铐进去，站在里面，不知道该先脱裤子，还是先背过身去。几次试图用身体遮挡，都失败了。镜头太多，没有死角。那种“透明”的感觉，让她直到今天也难以忘记。

到了看守所，情况并没有好转。每个角落都装有摄像头，墙上是一整面监控屏，显示着所有监室的画面：如厕、洗澡、走动、吃饭，全都被放大成一格格实时画面。冬天一个月才洗一次澡，每次不到五分钟。洗澡间没有帘子，也没有任何遮挡。除了摄像头，巡逻干警有时会从监室外的高处俯视进来。“我们没办法，看也得洗。”她说，“身上都脏得黏着了。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CHINA Books Review（中国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国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 (The Wire China) 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 (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民主能做什么，又不能做什么”：牛津学者的新研究为时代疑问提供答案

中国数字时代曾报道过全球的民主制度正陷入信任危机。对此，牛津大学教授玛雅·都铎 (Maya Tudor) 10月在《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 上撰文，用实证数据说话，指出民主制度依然是人类目前为止最好的政治制度。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一开篇即点出当代焦虑：“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民主是世界的理想，如今，它正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侵蚀。”都铎指出，民众不再关注“民主是什么”，而在追问“民主能做什么”。因此，她用大篇幅综述了过去二十年中数百篇同行评审研究，指出结论非常清晰：民主在总体上比威权体制更能带来健康、教育、和平与长期繁荣。

在健康方面，她写道：“民主国家在防止婴儿早亡方面显著优于威权国家。”统计数据显示，若一个国家从专制转为民主，每 1000 名新生儿中平均会少夭折 17 人。虽然古巴等极少数专制国家报告的婴儿死亡率低于美国，但作者提醒，这些数字“可能受到政治压力影响，被人为压低”。

在教育上，“民主平均能增加 1.3 年的受教育年限”。当一个国家向民主制度转型后，在接下来的 15 到 20 年内，中学入学率可以提高近七成。她指出，民选政治家倾向投资“可见且可量化的政绩”，例如免除学费或扩建小学，这种竞争机制反而促成教育普及。

不过，她也提醒民主并非无条件良药。在缺乏全民医保或社会凝聚力弱的国家，民主对儿童死亡率的改善有限；在拥有强大地主精英的拉美社会，教育支出反而被压低。

此外，玛雅·都铎教授引用多项研究称：“民主更能带来和平。”她指出，民主国家彼此之间“从未宣战”，而且研究显示这种关系“比吸烟与肺癌的关联还要强五倍”。但她同时提醒，过快引入选举可能引发暴力，特别是在战后或族群分裂的社会中。

在最受关注的经济增长领域，玛雅·都铎教授用数据驳斥了所谓“威权增长神话”。她指出，十五项全球研究中有十三项发现“民主显著促进了人均 GDP 增长 10% 至 20%”。另外两项研究也并未否定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其中一项研究表明，民主仅在拥有强大既有制度的国家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另一项研究表明，民主的影响通过间接渠道发挥作用，但都未否定民主的作用。

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是论文中最具锋芒也最重要的一节。她写道：“赞颂中国过去半个世纪无可争议的发展成就时，必须认识到：该国增长的引擎——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为实现‘团结’所付出的代价。推动中国取得无与伦比发展成就的‘团结’，同样直接催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时期在没有外部战争的情况下，造成了人类有记载史上最惨重的人口损失。”

在她看来，这些“威权成功故事”之所以常被高估，是因为研究者和公众忽视了“民主国家虽进展缓慢，却更能避免极端崩溃与灾难”。而且，作者也表示，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所谓“威权主义的经济成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并非威权主义本身。

作者还特别以新冠疫情为例，指出疫情初期中国展现出典型的“威权式高效”：迅速封城、全民追踪、建医院、开发疫苗；但到了 2022 年，“中国仍坚持极端封控，最终导致大规模抗议与推迟放开后的死亡潮”。

她引述独立研究估算，中国的疫情死亡率可能被官方“低估了 17 倍”，实际死亡约每十万人 185 人，与台湾、韩国相当，而日本的数字仅为 60。

该教授总结道：“若政策制定者遵循不伤害原则，那么应当押注民主。因为在提供长寿、教育、和平与繁荣的概率上，民主始终是更安全的赌注。”不过，她也提醒世界民主社会：若要赢回民心，不在口号，而在能力。

二、联合国点名批评中国打击联合国人权合作者，跨国镇压升级成新焦点

为了了解各国人权发展，联合国经常会与人权活动人士和团体进行合作，这也是联合国人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些个人和团体往往却成了独裁政权恐吓与报复的对象。

近日，在联合国第六十届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António Guterres) 针对此问题专门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最新的年度报告。报告披露了过去一年发生的多个恐吓及报复行为，涉及至少 32 个会员国，并指出针对人权活动人士的跨境镇压正变得愈发频繁且手段更趋复杂。

报告截图

其中，该报告还特别提及中国，指出中国当局利用“国安”“反恐”及“境外执法”等名义，对在海外与联合国互动的公民进行打压。

报告提到了维吾尔语言学者及人权活动者阿不都外力·阿尤甫 (Abduweli Ayup)，他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与欧洲语言资源协会联合举办的会议时，遭受来自不明人士的恐吓与干扰。秘书长办公室指出，该事件“与国家层面的监控行为存在关联”，并反映出中国针对维吾尔流亡者的跨国压制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现象仍在蔓延。

此外，报告还提到了香港当局的跨国镇压。郭凤仪 (Anna Kwok) 与刘康 (Carmen Lau) 是总部位于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HKDC) 的工作人员，她们因“与联合国持续合作”遭到香港当局通缉。她们的护照被吊销，并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联合国认为此举构成对人权机制参与者的报复，意在阻止民间社会继续通过国际渠道发声。

这已非首次有中国以及香港地区人士因与联合国互动而遭追责。报告附件还继续追踪多起此前已列入的案例，包括多名中国大陆维权律师，如李翘楚、许艳、余文生、王宇、王全璋、陈建芳、江天勇等。这些人权活动人士被指因与联合国特别机制沟通、提交人权报告或参与相关会议，而遭到拘押、骚扰或行动限制。

在总结部分，秘书长指出，本年度“跨国性报复”出现显著增长趋势，有六个国家被发现对境外人士实施威胁与监控，其中就包括中国。报告强调，有关行为涉及吊销护照、冻结财产、拒绝入境及威胁家属等手段，目的在于“阻止个人在流亡状态下与联合国继续合作”。

报告指出，这类手段使海外异议者与维权人士陷入“无国可依”的境地。打击报复使得这些人权活动者“对与联合国合作的恐惧已成为新的常态”，也对仍在国内的人权倡议者形成寒蝉效应。秘书长警告，报复案例的数量“并不反映问题的全貌”，因多起案件出于安全考虑被匿名或删除。

最后，联合国呼吁结束报复文化。古特雷斯呼吁所有会员国都不应进行恐吓与报复，确保人权维护者能“自由且安全地与联合国接触”。他强调：“没有安全的合作环境，联合国的人权体系将无法履行其使命。”

三、程扬扬书评：方方笔下被埋葬的女性与未完成的“妇女解放”

方方是中国知名女作家，并因武汉封城期间所写的《方方日记》而为人所知。在此之前，方方曾因两部女性主义题材作品而受到关注，分别是《软埋》与《奔跑的火光》。

近日，华人学者程扬扬就以这两部长篇小说为题材撰写了一篇书评，探讨中国女性在革命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在“被解放”的叙事中依旧受困。文章指出，尽管中国共产党自 1949 年以来高举“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但现实中，“父权制并未被推翻，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反而加深了性别化的压迫。”这篇评论既是对方方文学的细读，也是一份对中国现代史与性别政治的社会诊断。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首先回顾了方方的作品《软埋》，并引用书中核心隐喻——“被软埋”——象征的不只是历史的遗忘，更是主动的掩盖。“小说的标题（软埋）本意指的是无棺下葬，但软埋的另一种解释是生者执意掩盖过去，抛弃历史，拒绝记忆。”

作者指出，《软埋》的主人公丁子涛承载着土地改革后的记忆创伤。她的个人史与国家叙事交织，揭示了一个冷峻的现实：女性在革命的口号中获得了解放，却在制度的沉默中失去了话语权。方方通过女性视角重新发掘那些被遮蔽的声音——那些被命令诉苦、被动表演“翻身”的女性在“解放”之后依旧没有自由。

与《软埋》的历史性凝视不同，《奔跑的火光》讲述的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另一种囚禁。小说的女主英芝因长期遭受丈夫暴力而纵火反抗，最终被判死刑。“她的悲剧源于两种力量的交汇：中国悠久的性别政治历史，以及改革时代释放的经济社会趋势”。

作者指出，这个故事并非孤例，而是结构性悲剧的缩影：当市场化改革重塑农村社会秩序，女性被重新困在家务与低薪劳动的边缘。

“她的悲剧源于两种力量的交汇：中国悠久的性别政治历史，以及改革时代释放的经济社会趋势。”

程扬扬表示，方方笔下的女性在历史与现代之间挣扎——既是受害者，也是抗争者。“这两个角色……都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且各自在自身毁灭中都难辞其咎。”“她们的愤怒、痛苦与沉默构成了‘另一种中国叙事’。”这种复杂性使她们摆脱了“完美受害者”的定式。

文章还指出，《软埋》因触及土地改革的敏感记忆而在出版后被下架——这本身正印证了“被软埋”的隐喻继续发生。评论认为，方方的小说并非政治宣言，而是一种“文学见证”(fictional witnessing)。她用细腻的叙事捕捉女性在国家机器与家族结构中的微弱抵抗。

最后，作者以当代女性的现实呼应了方方笔下的历史创伤。虽然中国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等政策，但“实践仍受限，多数女性仍在婚姻、土地与劳动分工中被制度性忽视。”她表示：“1949 年共产党接管中国并未消灭父权制……诸如土地改革之类的运动往往加剧了性别压迫。”

书评最后以一句温柔却沉重的句子结尾：“如果像她这样的人足够多，也许她的女儿和孙女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YouTube频道三个水枪手：E87 三套理论，一个怨恨的中国人：苹果安卓×性压抑×力工梭哈 | B站 | 户晨风 | 峰哥 | 三体

一、民主期刊：中国正在变成人工智能驱动的超级监控国家

在全球为人工智能的无限潜力而欢呼之际，一堵由高科技筑成的“AI高墙”正在中国拔地而起。10 月 4 日，《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 发布了一篇名为《中国：人工智能驱动的监视国家》(China’s AI-Powered Surveillance State) 的论文，指出中国当局正在利用最顶尖的 AI 技术，实现“对人民的全景式控制”，将中国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利维坦”时代。

报告封面截图

这篇论文并非只是对现有监控现象的简单记录，它更揭示了一种全新的、由技术赋能的治理模式。作者指出，中国对 AI 的投入，其最终目标只有一个：“提升控制力，以维护政权安全。”他还认为，这种控制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物理监视，进入了对社会行为、个人思想甚至潜在不稳定因素的“预测性”干预阶段。

文章首先指出，AI 技术帮助中国当局构建了无孔不入的“数字警网”。目前，中国已经部署数以亿计的摄像头，并将其升级为具备深度学习能力的“智能探头”。“这些 AI 摄像头集成人脸识别、步态识别、车辆识别和目标跟踪等功能，使得一个公民从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处于‘全息’追踪之下。”

文章引用了最令人震惊的新疆模式来佐证 AI 监控的强度。“在新疆，AI 系统与生物识别技术（包括虹膜扫描、DNA 样本采集）相结合，其强度已远超一般意义上的监控，构成了对整个维吾尔族群体的系统性压制。”这里的 AI 不仅是捕捉犯罪的工具，更成为了一道筛选和标记特定族群的“电子种族隔离墙”。

作者表示，更具奥威尔式 (Orwellian) 色彩的是，AI 技术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注入灵魂”。这套系统通过整合公民在金融、交通、网络言论、甚至人际交往等各个领域的海量数据，为每个人生成一个“社会信用分”。

“低社会信用分的惩罚是显而易见的——限制购买高铁票和机票，阻止某些就业机会。但其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它制造了一种‘自我审查’的氛围，促使人们按照算法预设的‘符合规范’的脚本去生活。”

此外，作者也特别提到中国的“预测性警务系统”(Predictive Policing)，他表示这是中国 AI 监控中最可怕的未来趋势。这种系统可以通过对海量数据（如社交媒体讨论、集体投诉记录、实时人流模式）的分析，在不稳定事件爆发前，甚至在异议思想成形之初，就向中国当局提前发出预警。

“系统能够识别出在敏感事件发生前的‘异常聚集’或‘突增的负面评论’，并向安全部门发出指令。这实质上是让国家安全机构能够‘在犯罪发生前进行干预’，而这里所谓的‘犯罪’，往往是政治异议。”作者评价道，这种能力使中共能够高效、低成本地“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极大地提升了政权的“抗风险”能力。

最后，这篇论文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严峻的警报。作者指出，中国正在积极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威权或半威权国家出口其 AI 监视技术和一整套“技术威权主义”(Techno-Authoritarianism) 的治理蓝图。

作者称：“这种技术输出并非仅仅是摄像机和软件的交易，它是一种治理模式的‘捆绑销售’——即‘用效率换自由’。它让其他独裁者看到了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永久性、精细化控制的可能性。”

因此，作者呼吁，面对这种以 AI 为载体的“威权主义全球化”，民主国家必须联手建立有效的国际规范，以确保 AI 技术的未来，不至于成为压制人类自由的工具。

二、被连坐的童年：国家暴力下的人权捍卫者子女心理创伤研究报告

在人权研究与公共讨论中，国家暴力常被视为针对异议个体的直接打击。然而，中国情况特殊，国家暴力经常会连累受害者的家人。

10 月 10 日，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HRIC) 发布了一份深度报告，揭示了一个在中国的残酷事实：“暴力的效应并不会止步于被针对的个体。它像涟漪一样向外扩散，渗入家庭结构，并以隐蔽却持久的方式波及到最脆弱的群体——儿童。”

报告封面截图

中国人权通过多个家庭的惨痛个案，集中呈现了国家权力如何通过“连坐”机制，系统性地剥夺了这些孩子受教育、健康成长和免于恐惧的权利，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复杂性心理创伤。

具体来说，中国人权捍卫者子女主要面临五个方面的问题：家庭结构频繁破碎；教育权受严重剥夺，被作为打压工具；心理健康危机普遍存在；跨代创伤延续并沉默化；海外流亡并非终点，而是新困境。

报告首先指出，中国人权捍卫者子女的童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的。父母因维权、信仰或社会行动而遭遇监控、拘押或流亡，孩子们被迫卷入无休止的政治博弈。国家暴力以司法打压和隐蔽的日常侵扰两种形式显现，“深深嵌入儿童的生命经验之中，成为他们成长的底色。”

作者表示，家庭结构的破碎与亲子分离构成了这些孩子遭遇的共同脉络。报告指出，“大多数孩子在关键时期经历了依恋对象的缺失或动摇”。例如，人权律师余文生之子余镇洋的案例：他“在十八岁青春期时同时失去父母的陪伴，出现多次自杀行为”，在报告收录的案例中被标注为“两次自杀未遂，抑郁严重”，面临“高危自杀风险”。

另一典型案例是人权律师唐吉田之女唐正琪。她因父亲长期遭软禁而被迫赴日，孤身一人在异国。“唐正琪则长期陷入抑郁，多次尝试自杀，在身体上留下明显的自伤痕迹。”据悉，2024 年 2 月，唐正琪因罹患肺炎在日本东京去世。然而，中国当局却不允许唐吉田离境，导致他未能如愿出席女儿的遗体告别式。

此外，教育的中断与受限是所有案例的共同模式。报告总结道，对于他们而言，教育“不再是向上流动的通道，而成为国家施加惩罚的工具”。比如，人权律师王全璋之子泉泉长期与母亲遭到逼迁、监控，“多次中断学业”；谢燕益的孩子在课堂上被公开贴上“反革命子女”的标签，遭到师生霸凌。

更为惨烈的是何方美的四个孩子。母亲被捕入狱后，“他们被强制分散寄养，甚至被送入精神病院，失去了与家庭的基本连接”。报告直指这种命运：“这样的命运不仅剥夺了儿童的教育和康复权，更构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忽视。”

报告从心理学视角分析，这些孩子所承受的是“复杂性创伤”。他们“被迫生活在对未知风险的持续警觉之中”，这种生活形态是“复杂性创伤的社会化再生产，它在代际之间延续”。

最后，报告提出，应当以儿童为中心，承认他们独立的权利和需求，并从社会、法律和国际层面推动保护，具体总结为“三大原则与六项行动呼吁”：

原则一：承认儿童独立权利。 未成年人不应因父母的维权行动而被连坐。所有涉及政治打压的行动都必须排除未成年群体。

原则二：建立有效社会支持网络。 在国内，应推动公益机构、教育工作者和民间社群为这些孩子提供补偿性支持，包括心理辅导、学业帮助、社会融入等。在海外，应由跨国公益组织和侨民社区共同承担接纳与帮助的责任。

原则三：强化国际监督机制。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儿童权利委员会等国际机制应将这些案例纳入议程，敦促中国履行《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义务。

在具体行动层面，报告提出六项呼吁：

教育保障： 立即停止基于父母身份剥夺儿童入学机会的做法，提供补偿性的教育资源。

心理健康支持： 为受创伤儿童提供专业心理辅导和长期干预，避免危机恶化。

家庭团聚权利： 停止强制性的亲子分离，保障儿童与父母团聚的权利。

反歧视保护： 学校和社区应建立反歧视机制，防止“政治犯子女”在日常生活中被污名化。

流亡援助： 为流亡中的儿童提供奖学金、临时住所和语言培训，减轻他们的生存压力。

国际倡议： 鼓励国际 NGO、学术机构与媒体持续记录和发声，防止这一群体的处境被掩盖。

三、北京的人口焦虑与女性的退步空间

“婚育不仅是关系个人幸福的家事，更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大事。”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 2023 年的一份倡议书中如是写道。在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MERICS) 看来，这句话精准体现了今日中国当局对人口问题的重新定义：从家庭选择转为国家安全。

10 月 8 日，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生育问题的报告。结果指出，中国正经历“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危机，然而当局想要扭转这一趋势却困难重重。

报告封面

2022 年中国全国总和生育率降至 1.09，远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5%，劳动人口比例持续下滑。“中国的人口自 2023 年开始负增长，警告早在二十年前已发出，如今的政策转向，只是太迟的觉醒。”报告写道。

报告表示，过去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留下了沉重的阴影：被迫绝育与堕胎的记忆尚未消散，性别失衡与小家庭观念根深蒂固。报告形容，北京如今“必须逆转自己制造的社会结构”，而年轻一代“早已习惯于小家庭、不婚或丁克的生活方式”。

自 2015 年起，中国陆续放开二孩、三孩政策，但该报告指出，国家并未真正退出家庭领域。“计划生育体系依然健在，只是换上鼓励生育的外衣。”

2021 年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强调“家庭是社会细胞，女性在生育与养育中具有天然角色”，并规定“国家支持适龄婚育”。报告认为，这种“以生物学为依据的道德号召”使女性再次被固定为母职角色。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生育”已写入《国家安全白皮书》。在官方话语中，“人口安全”被视为维系经济、科技与军事竞争力的关键——一种“将生育纳入国家战略的安全化转向”。

在政策层面，中国推出了首个全国性育儿补贴：每名 0 至 3 岁儿童每年 3,600 元人民币。报告称这一金额“杯水车薪”，仅为平均养育成本的八分之一。地方政府动作更快：四川攀枝花与湖北天门率先实施现金补助、延长产假、购房优惠，被中央媒体誉为“可复制的成功样本”。然而，这些地区也显示出一个事实——鼓励政策往往带来短期反弹，难以改变长期趋势。

与此同时，宣传攻势不断升级。自习近平提出“积极培育婚育新风”以来，各地陆续举办集体婚礼、婚俗改革活动，并要求高校开设“婚恋教育课程”。一名地方官员被引述称，年轻人“结得少、生得更少”，必须“用新文化唤醒责任感”。但现实却讽刺地相反：2024 年全国结婚登记跌至历史最低，仅 610 万对。

此外，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特别指出，“人口安全”正在压倒女性权利。报告援引多项地方政策，显示对单身女性冻卵、非医疗性堕胎及男性绝育的限制愈发严格。2023 年成都法院甚至裁定“未经丈夫同意堕胎侵犯男性生育权”，引发舆论震动。“过去被迫堕胎，如今被逼怀孕。”一位网友在微博上的评论被报告引用，成为社会反感的象征。

在网络空间，年轻女性不断发问：谁能负担得起孩子？谁来承担职场歧视与育儿成本？《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一位母亲说：“我从小镇考上名校，却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企业界同样怨声载道——全国妇联代表李承霞指出，“企业为产假埋单，直接导致不招 25 至 35 岁的女性，这是一种制度性歧视。”

最后，报告总结性评价中国的生育政策为“太晚、太少、太像命令”。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在结论中指出，北京在旧有社会工程与现代福利思维之间左右为难：“若将生育完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强制与宣传的结合将侵蚀社会信任，并可能引发反弹。”

作者认为，这一轮“鼓励生育运动”行动过晚、投入过少、方式过于行政化，难以扭转人口下滑。随着中国筹备纪念《北京宣言》三十周年的全球性会议，政府或将高调宣扬妇女进步——但现实中的女性，仍被卷入一场以“国家未来”为名的身体政治。

CDT编者按：独立媒体“WOMEN我们”近日发表文章《监室之内：中国在押女子生态》，回顾中国女性囚犯日常且真实的监禁经历，揭示制度运行中的细节缺失与性别盲区，也为评判现有条文能否真正回应她们的现实困境，提供更具体的参照。

文章中七位曾被羁押的女性，在访谈中回忆了狭小的监室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在那里，吵架源于最琐碎的争夺：吃什么、喝什么、什么时候洗、谁先用水。时间被严格量化——洗澡大概三五分钟，不能多；洗衣服必须排队，上厕所也不平等，卫生纸、卫生巾都不够用，还要忍受全方位摄像头对身体隐私的男性窥视等，但尽管身处绝境，她们仍以绝食、庭审抗议等方式抗争，并在压抑中形成互助网络。

这些真实的叙述揭示了中国现行的法律与监管体系严重缺乏性别视角，其修订未能回应女性在押者的特殊需求，她们的遭遇是对制度“性别盲区”的有力诘问。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抓捕，还只是漫长羁押的开始。她们发现，进入看守所、监狱接下来的日子，真正的考验才开始——在封闭的审讯室里，每一次对话都不仅仅是单纯的提问，而是一遍又一遍重复相同的问题，慢慢消磨人的意志，迫使人交出自我、重写立场。

受访女性都经历了几乎相同的流程：每天，审讯成为固定仪式。问题重复、时间拉长、细节被一再咀嚼。

陈敏回忆说：“他们每天拿一个问题审我，一两个小时，就围着一个问题不停地问。”她被问及是否与境外组织有联系，是谁组织她去了亮马桥，“翻墙”注册Telegram和Instagram等软件的目的又是什么。提问者不断更换，却始终不说明来自哪个部门。直到一名警察得知她有过精神病史和自杀倾向，态度骤然转变——语言由温和变为粗暴，辱骂她“卖国贼”，还拿她的大专学历羞辱她，质疑她的性取向。她想认真阅读审讯笔录再签字，对方却将纸甩在她面前，反复催促她签字。

王春艳记得，冬天的审讯室窗户总是敞开的。“警察说我们这些人一进屋就臭，要开窗通风。”她坐在“老虎凳”上，四个多小时一动不动。有一次，一个警察猛踹她膝盖上方的关节，留下大片淤青。他们还威胁她：“不配合，就送你去‘死人床’。”她听说过——一个刚好套住人的铁环，身体无法动弹，大小便都只能在里面解决。警察拿出一张纸，要她写明到底想要多少赔款。她表示不服：“我家原本有509平方米的宅基地，警方说只有66平方米有房产证，其他都是违建，多一分都不给。”

唐雪兰被戴上背铐、套上黑头套送到县公安局，再一次坐上了曾经无数次坐过的约束椅接受审讯。坐在约束椅上被审讯了近10小时，颈椎、腰椎还有头疼得无法忍受，“当时真想一头撞死”。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律师王宇经历了另一种节奏的高压审讯：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一次，从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下午从一点持续到四五点，连续五天五夜不让她睡觉。稍微一闭眼，审讯人员就会用各种方式把她拍醒——有时拍椅子，有时直接拍她本人，让她根本无法合眼。

90后赵威与王宇曾被关押在同一个指定监视居所，经历相似的审讯与酷刑，随后又一同被转入天津第一看守所。赵威也清楚，警察的策略是用高强度的心理压力确保口供“稳定”。因此，他们不断重复提问，反复核对她的每一句话，确保每次笔录都“固定”下来，在案件提交检察院前不留翻供的可能。她形容这种审讯导致心理上形成的条件反射——就像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铃声一响就流口水；在她身上，则是见到警察就本能地感到恐惧，从而动摇翻供的幻想。

每次审讯后，赵威都在“要不要翻供”的念头间挣扎。她想，未来可能会见到检察官，并且心中萌生反供的念头，但酷刑的后遗症像无形的锁链，将她牢牢束缚在高度戒备与焦虑之中。

她清楚，相比于之前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看守所虽然是合法可查的地方，家人知道她在哪里，但她的生活完全掌握在他人手中：食物、水、关押环境。于是，她在“想反供”与“害怕再次受刑”之间反复挣扎，长期处于心理拉扯之中。然而事实是，直到她被取保候审，检察官始终未曾出现。

警察要求她在录像中认罪。她担心这些内容被公开播放，但更惧怕酷刑再次发生，还是照做了。她刻意让自己语无伦次、前后矛盾，试图让录像无效。但没多久，警方通知她：“领导说录得不清楚，要重新录。”

警察决定对她取保候审，还继续追问：“你打算出狱后做什么？”她给出一个“安全”的回答：“不见媒体，不找律师，只想回家陪父母，好好恢复身体。”

王丽被关押三个月后，才首次与律师通话，那次会见只是一次简短的隔空电话交流。她最牵挂的，是自己年幼的儿子。“他们把我小儿子带走了，我连他被送去哪里都不知道。”这种对家人的焦虑和不安，是她最难以承受的痛苦。为了获知家人的消息，她多次请求会见律师，但回应总是：“律师要来，自然会来。”

开庭前她已被羁押了一年半。此时，看守所管理人员声称，她家属聘请的律师已解除代理，退出案件，并表示将为她指派一位律师。但王丽没有收到任何相关律师文件。她认为这只是形式主义的法律援助，根本无法信任，便直接拒绝了这项安排。她终于被允许律师第二次会见时，已是开庭前夕。“每次见律师，手、脚、腰都被锁在约束椅上，几乎不能移动，根本没有尊严。”她补充。

黄芳终于得以会见家人，也是熬到了判决下来。但这次见面隔着厚厚的玻璃，用电话通话，旁边还有警察监视。作为母亲，却在最关键的时候被带走，不能照顾、不能陪伴，夜里总在想：’他们现在还好吗？’她惦念孩子青春期的变化、学业、生活安全，忧虑萦绕不去。会见时间不过四五分钟，一肚子问题都来不及一一问到，让她更添失落与无力。

赵威在被抓捕前，已准备好三份委托书，交由不同地区的律师，确保哪怕有人出事，也还有律师可来会见。然而被捕后，警方却宣称没有律师来找她，家属也没有为她聘请律师，最终由政府指派律师接手。初次会见中，这位律师仅寒暄几句，并未涉及案情，十分钟后便匆匆结束，此后未明确表达过退出代理，也再未出现。

后来她才得知，监室里还有一名经济犯罪嫌疑人也由同一位律师代理。这位嫌疑人向律师反映监室内生活问题，被律师批评其“不讲理”，并称天津市第一看守所是“文明看守所”。这名嫌疑人会见后极为失望，于是申请解除了这位律师的代理关系。

王宇出狱后才从丈夫口中得知，警方曾出示一份“同意指派律师”的文件，上面甚至有她的签字。但她明明只写过一份“不需要律师”的声明。她想请熟识的律师，却被告知“他们都被抓了”。实际上，有些人根本没被抓，只是她提到的名字，警方一律称“已被抓捕”。最终，她无奈放弃聘请律师。那份“指派律师”的授权书上，警方伪造了她的签名。

还有一次，在她情绪稍稍平复时，办案人员忽然告诉她：“你儿子因为偷越国境罪被缅甸带回来。”语气轻描淡写，但对她来说，比任何威胁都要沉重。那之后，她开始幻听，常听到儿子的声音在耳边呼唤“妈妈”，却什么都做不了。

在七位受访女性中，只有黄芳曾顺利会见律师，并因此获得关键保护。

对女性而言，冬天尤为难熬：水温低至刺骨，长时间冷水洗浴，造成不少人月经紊乱，甚至停经。洗头更是难题，无法彻底清洁头皮导致湿疹频发，严重者头皮溃烂。虽然监所并不强制剪发，但在反复发作的头皮病与卫生困境面前，许多女性不得不“自愿配合”。

赵威回忆，“洗脸、洗屁股，洗脚，我们都称之为洗三节，是每日的清洁流程，但供水量都受严格限制。”真正意义上的“洗澡”，只有每周末能多给一点时间——五分钟。如果是工作日，全身洗完只能用三分钟。洗澡用的热水有限，前面的人稍微多用一点，后面就没水了。一个监室只有一个蹲坑，平时上厕所和洗澡都在这上面，所以排队如厕和洗澡之间时常冲突。

2018年7月，河南维权人士贾灵敏寄出一封信，成为少数公开发声者之一。

2010年6月，因家中遭遇非法暴力拆迁，她开始投身于拆迁现场的维权行动，穿梭于郑州各个拆迁工地，向群众普及相关法规，因此被媒体称为“拆迁普法者”。2014年5月7日，贾灵敏在协助被拆迁人报警时被郑州警方抓捕，次日刑拘，5月29日被正式逮捕，罪名为“寻衅滋事”，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先后关押在郑州、巩义和新乡及女子监狱。

重获自由后，贾灵敏把在看守所的亲身感受写成建议书，寄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安部和司法部。信中，她点出女性在押者最迫切的诉求之一，是能有一处正常使用的热水洗浴设备。

受访者普遍反映，日常管理她们的是女性管教，负责维护秩序和监舍事务；但监控室却多由男性工作人员值守。她们经常能从摄像头里听见“呲啦呲啦”的电子声，夹杂着男警的谈话，令人难以忽视这些男性正注视着监控画面。而这些画面，往往涵盖了她们日常生活中最私密的片段——洗漱、如厕，甚至脱衣接受检查，全都暴露在镜头之下。

这种隐私的剥夺，从入所那一刻就开始了。刚被带进看守所时，她们被要求脱光衣服接受检查。进入监管生活后，面前是一整面巨大的监视墙，实时显示着监室内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从如厕到洗澡，无一遗漏。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与控制，让许多女性在押人员产生了强烈的羞辱感。

在看守所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唐雪兰意识到，羞耻感不会自动消失，它只会慢慢麻木。

她记得最开始在公安局，厕所是透明的玻璃房，四面都是摄像头。她戴着手铐进去，站在里面，不知道该先脱裤子，还是先背过身去。几次试图用身体遮挡，都失败了。镜头太多，没有死角。那种“透明”的感觉，让她直到今天也难以忘记。

到了看守所，情况并没有好转。每个角落都装有摄像头，墙上是一整面监控屏，显示着所有监室的画面：如厕、洗澡、走动、吃饭，全都被放大成一格格实时画面。冬天一个月才洗一次澡，每次不到五分钟。洗澡间没有帘子，也没有任何遮挡。除了摄像头，巡逻干警有时会从监室外的高处俯视进来。“我们没办法，看也得洗。”她说，“身上都脏得黏着了。”

CDT 编者按：独立媒体“低音”和“新新闻”近日联合发表文章《张雅笛友人：她是个真诚、温和的人》，讲述了近期因参与“华语青年挺藏会”工作，而在回国时被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刑事拘留的22岁青年张雅笛的故事。

张雅笛刚从巴黎高等商学院毕业、并获得伦敦大学硕士奖学金，她一直致力于和平地促进汉藏交流与民族理解，如今却被单独关押在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与外界失联，面临最高15年的刑期。她的家人委托律师会见也遭到拒绝。这篇文章讲述了张雅笛从一个孤独的思考者到坚定行动者的转变。受“白纸运动”激励，她将对藏区文化与人权的长期关注，转化为搭建沟通桥梁的实践，希望通过温和、耐心的努力消弭民族偏见。在朋友眼中，她虔诚、勇敢且充满理想主义，她的被捕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凸显了中国当局对于任何偏离官方叙事的民间跨民族交流的恐惧与严厉打压，也给她的同伴们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与考验。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张雅笛加入后，成了挺藏会平台里最高效的志愿者编辑之一。她能用中英文双语写作，还曾用两天读完嘉乐顿珠（达赖喇嘛的二哥）的传记，并迅速写出一篇8000字长文，引述了大量藏、中、英三语信源，文章后来在海外藏人社群内获得诸多褒奖。

她的朋友、人权行动者夏巢川接受《新新闻》采访说，张雅笛从不以外来者的猎奇目光去审视藏地文化，而是谦虚地倾听、学习，而她对待所有知识都异常严谨。

有一次，夏巢川想要确认四川甘孜某县的准确英文翻译，便向她请教，而张雅笛竟然查到了几十年前外国人在藏地旅游写的文献，再去询问藏人朋友，最后交叉印证，方才告诉夏巢川她考证的答案。

夏巢川也去过张雅笛的家，看到书架和桌子上摆满了藏地和藏传佛教相关书籍。她随手翻开一本，里面全是张雅笛勾划的笔记。

虽然怀揣理想主义与虔诚信仰，但张雅笛不寻求一蹴而就的宏大变革。三个月前，她在播客《西郊密林》的访谈中坦言，即使是中国异议人士，也可能对藏族等少数民族带有偏见，而挺藏会的使命，需要极大的耐心去漫长地实践。

“我们不追求一瞬间改变所有人，而是一个一个地改变，”她说，“我们的一篇文章，哪怕只能改变一个人对藏区问题的看法，那也可以。”

新冠疫情和“动态清零”的三年，她的政治性抑郁变得严重起来。她的朋友在微信吐槽核酸检测，就被警察上门带走，令她感到真切的恐惧。那时候她想，“我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同样冲击她的，是藏族歌手才旺罗布（Tsewang Norbu）自焚的消息。2022年2月，才旺罗布来到拉萨布达拉宫广场马路中间的白塔处，高喊口号后自焚而亡。张雅笛翻墙看到这个消息，震惊又痛心，处于政治抑郁的她意识到，即使被中国主流社会认可、表面光鲜亮丽的藏人，内心也可能带着隐秘的伤痛。

2022年8月，张雅笛来到法国留学，但她发现自己的政治性抑郁并未因此消失。她仍然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可以倾诉内心世界、一起实践公共生活的朋友。她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友情，仍仅限于一起聚餐、逛街、看展；而当她和法国同学们提起中国的政治和宗教，对方只是若有所思地回应“不可思议”、“难以想象”，并没有真正的交流和共情。

张雅笛只能继续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托付于网络。她重新注册了一个推特账号，500多条帖子里，有雪饼案、张展、六四等中国民主运动和公民抗争事件，也有俄罗斯普京的政敌纳瓦尔尼在狱中离奇去世、伊朗女性逃难者等国际人权议题。但她最关注的仍然是藏地：过半帖子皆关于海外藏人活动、国内藏语教育被取缔、藏民就业被歧视、藏区生态被大型工程破坏等。

张雅笛加入挺藏会后，仍然常常回国、前往藏地，许多批评人士认为这样的行为不够成熟。然而，在段荆棘看来，这种“天真”并非是对风险的无知，而是战胜了恐惧感，并带有超越世俗利弊权衡的精神。

“她是有虔诚信仰、有强烈的献身精神、有极大热情投身于藏区问题研究、凭自身行动推动藏人自由进步事业的一个人。“段荆棘说。

段荆棘补充道，藏区问题并非所谓“敏感”、“红线”、“不能碰”的问题，而是基本的民族、宗教、人权问题。“真正把藏区问题敏感化、特殊化的是中共”。她说。

她呼吁华人行动者们，不要重复“一旦碰西藏问题，你就死定了”的叙述。“将藏区议题妖魔化、将藏人非人化，是大汉族中心主义的狭隘，也是耻辱的妥协”，她说，“这种退让（compromise）本身就是共谋（complicit）。”

张雅笛刚刚失踪的那段时间，段荆棘起床后常常发愣，今日和昨日变得不同，是因为张雅笛消失了。“这是一种很痛苦的感觉”，她说，“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再一次意识到张雅笛不见了。”

她们二人其实从未谋面，也不会每天聊天分享日常生活。但段荆棘失去的，是一个可以共同推进议题的伙伴，也是一位在精神上高度契合、在个人生活上相互安慰和鼓励的朋友。

除了交流挺藏话题，段荆棘和张雅笛私下也会聊些同温层社群里的八卦。2024年，她们曾开玩笑说起白纸运动两周年的纪念活动，双方所在城市到场参加者都寥寥无几。

她们也会聊一些关于恋爱、升学、搬家、旅行等日常生活话题。张雅笛本科毕业后，对研究生选择哪个专业、走出校园后从事什么工作感到迷茫，于是非常正式地和段荆棘约了电话，详细地聊了很久。

段荆棘回忆，张雅笛曾对她说，自己想一辈子做这个工作，未来把挺藏会当成本职工作也行。“她的献身精神是比我还要更强烈的。”段荆棘说。

段荆棘坦言，自己也正面临多重风险：当局已经掌握了她的所有信息，她的家人也被警察上门骚扰，而她在美国还尚未取得永久居留身份。但她随即强调，自己的处境无论如何都比身陷囹圄的张雅笛好太多。